美軍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是美國首次嘗試與當時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建立官方關係。使團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4年7月22日開始，到1947年3月11日結束。歷史.1937年和1938年，曾任羅斯福總統的溫泉官邸侍衛官、美國駐華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中校到過晉察冀八路軍的抗日前線和游擊區，做過三個月的考察，直接給羅斯福寫了十七封信，如實反映他的耳聞目睹，作了詳盡的報告。羅斯福總統也曾讀過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同斯諾有過幾次面談。因而羅斯福對中共的抗戰情況有所瞭解，考慮過同中共合作和向延安提供類似給予南斯拉夫游擊戰爭那樣的援助。1943年3月，周恩來在同美國駐華外交官戴維斯談話時，重申中共歡迎美國派一些軍官作為常駐觀察員到華北抗日根據地蒐集日軍情報。美國駐華外交官範宣德、小約翰·佩頓·戴維斯、謝偉思向史迪威建議請美國政府派美軍觀察組去延安，並深入華北敵後，直接為美軍航空部隊利用中國基地對日作戰和美軍未來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收集第一手情報，並認為派觀察組去延安對美國在政治上十分必要。範宣德、戴維斯和謝偉思的英文名字都是「約翰」，都是主張聯共抗日的，被稱為“約翰三傑”。史迪威於1943年6月向蔣介石提出此議。立即遭到蔣介石的拒絕。之後，史迪威直接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這一建議。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再次向白宮呈送了一份建議向中共控制區派駐觀察員的報告。1944年2月4日，史迪威將國民黨在華北圍堵八路軍一事向馬歇爾作了報告，指出蔣的這一做法對中國抗戰有很大的損害。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軍觀察組去陝西、山西等地共產黨控制區的要求。羅斯福總統多次提出這一要求，但都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羅斯福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支抗日的軍隊，在開羅會議上，他告訴自己的兒子：“蔣介石想使我們相信中國的共產黨並無抗擊日本軍隊的行動，但是我們所瞭解的卻與他所說的完全不同。”3月22日，羅斯福再次要求蔣批准這個使團，為了給蔣介石施加壓力，史迪威甚至推遲了中國軍校學員到美受訓的時間。1944年4月爆發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革命軍一潰千里，引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陣營的譁然。在沉重的國際輿論壓力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鬆動。1944年5月，由二十幾名中外記者組成的訪問團獲準訪問延安：莫里斯·沃陶、和《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艾金森。福爾曼和愛潑斯坦在訪問後寫了生動的報道，使全世界進一步瞭解到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此後蔣介石再未允許外國記者訪問延安。1944年6月23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受羅斯福委派作為特使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他強調需要採取“一切措施”來結束對日戰爭和拯救美國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國空襲日本與南滿工業區的B-29超級堡壘轟炸機以及在華北地區進行空戰的飛機隨時可能被擊落，需要中共控制區的軍民營救飛行員，美軍也亟須得到華北和華中的準確軍事情報與氣象情報，而派遣美軍觀察組去延安是軍事需要，同政治問題無關。蔣介石最後同意美方要求，批准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建立，同意該觀察組直接受駐華美軍司令部領導，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組長。美國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最後確定了一份18人的名單，他們中有陸軍、航空及通訊兵和軍醫等，分屬美國陸軍、空軍、海軍、戰略情報局系統。使團的任務是：蒐集共軍獲取的日軍情報，瞭解共軍的作戰和物資裝備供應，考察中國北部地區的氣象、經濟等情況，協助延安和敵後根據地建氣象站，為美軍航空隊提供可靠的氣象情報。協調八路軍和新四軍對迫降在敵佔區的美軍飛行員進行救援。評估共產黨對戰爭所能作出的貢獻，探索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由於蔣介石認為叫代表團規格太高，經美方、重慶、延安三方協商，將代表團的名稱定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美方給觀察組起了一個別號，稱為“迪克西使團”。“迪克西”原指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諸州，源自一首歌頌南方的流行歌曲，在此比喻陝甘寧邊區。反叛的南方人受到稱讚，但終被北方人擊敗。7月4日，美國獨立日168週年，毛澤東和朱德當天宴請在延安的美國僑民和正在延安考察的中外記者團，並舉辦晚會。《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闡明：美國政府的外交主張是美英蘇中的戰時團結和戰後團結…這個外交路線是符合美國利益和全人類利益的。中國不但在戰時要求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團結，以求得民族的獨立，而且戰後也要求國際的和平合作，以推進國家建設。美軍觀察組人員來自陸軍、海軍、美國戰略情報局、駐華美軍司令部和美國駐華大使館。美軍觀察組的第一批九人：1944年7月22日觀察組乘C-47型運輸機抵達延安，周恩來、張聞天、葉劍英、彭德懷、賀龍和楊尚昆到機場迎接。下榻在延安南門外的邊區政府交際處，後搬進了延安北門外延河西岸的一批窯洞與平房內。毛澤東親自為延安《解放日報》改寫社論，把美軍觀察組熱情地稱為戰友。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以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為組長的延安中央軍委外事組，其成員有柯柏年、陳家康、凌青和黃華，馬海德同志任外事組顧問，黃華擔任翻譯科和聯絡科科長。第二批觀察組人員共九人於8月7日飛抵延安，毛澤東到機場迎接：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指出“美軍觀察組戰友們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這是中國抗日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迪克西使團”是中美關係史上特殊的一頁，是第一個與中共最高層進行外交聯絡的美國官方組織。8月20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讓他們儘快的收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臺、連雲港常泊軍艦數目及型別、每日進出船舶數目等情報給盟軍。八路軍總部還與美軍觀察組組成空軍小組，負責處理有關空軍的情報。為幫助美方搞好氣象觀測，中央從延安科學院調來4位同志配合工作。美軍在成都、昆明、桂林、柳州等地設有軍用機場，急需這些地區的氣象情報，便要求各解放區設立氣象觀測站。經雙方協商，由中共方面舉辦氣象測報訓練班，美方派員協助訓練，並提供所需的氣象觀測儀器及無線電通訊器材，培訓後的人員派往各解放區，其收集的氣象情報由中央軍委三局統一收集後交付美方。此後，美方陸續到觀察組常駐或執行臨時任務的還有約翰·戴維斯、上士以及二百多名美軍軍官。1944年10月，美軍還向共產黨領導的廣東華南東江縱隊也派去了觀察組。使團的任務，除了與中共接觸，也要從政治與軍事上分析中共，決定與中共聯絡是否有利於美國。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謝偉思負責政治分析，美國陸軍的包瑞德上校負責軍事分析。他們的報告認為，中共在戰時與戰後可能是個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氣氛比國統區更有活力，也比較不腐化。中共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陳毅、賀龍、林彪、聶榮臻在延安多次會見美軍觀察組並系統介紹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情況，各抗日根據地的局勢、軍民關係、敵後游擊戰、日偽軍情況。中共指示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蘇北等抗日根據地選擇適當位置開闢符合美軍需要的前線應急降落機場，蒐集青島、連雲港、上海的日本海軍情報。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曾勸毛澤東放棄武裝到國民政府裡做官。包瑞德上校每天早餐晚餐前都要“操練”：敞開軍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支“加拿大櫓子”，挺胸甩臂健步急走或緩步慢跑，沿公路到北門、出南門、繞回東關、過延河、經清涼山、軍委駐地王家坪、再過延河、經“韜奮書店”回觀察組，充分掌握地形。包瑞德提出把美軍發給他們每人每天6元的伙食補貼交給延安方面時，被周恩來婉言謝絕：延安的“共產黨人把為使團提供食宿當成義務。”迪克西使團團員安置在延安北門外的“邊區司令部”附近燒磚築窯，在“邊司”的操場和菜地上建築了三層樓高的氣象觀測樓、倉庫、餐廳和警衛室，大門旁搭起了汽車棚和發電機房。觀察組的庭院左側有一片稀疏的柳林，觀察組人員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辦舞會。配備四輛嶄新的草綠色小吉普、兩臺中吉普，但觀察組無專職司機，組長包瑞德上校有時也要親自駕車去東關機場接飛機。1947年3月中共中央轉戰陝北時這些吉普車也用上了。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後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把這看做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觀察組配備的中方人員有兩名英語翻譯、四名後勤管理員、八名廚師、一名女打字員、一個警衛班。從延安自然科學院調來兩男兩女配合搞氣象觀測。美軍觀察組向各抗日根據地派出了三個小組，親身觀察八路軍對日作戰實況：1945年1月，惠特塞中尉再次去太行山區觀察修建的飛機緊急著陸點的情況。1945年1月21日惠特塞中尉在太行山區榆社縣堡下村遭日軍伏擊陣亡。朱德總司令親臨觀察組慰問，親自題寫了匾額，將餐廳命名為“惠特爾西紀念堂”。中共部隊在各抗日根據地營救墜機的美國飛行員達一百二十多名。其中一些在華北獲救的美國飛行員被八路軍護送數千公里經延安轉回後方。1944年夏末,美軍觀察組延安氣象臺開始工作，五六名陸軍航空隊氣象人員每天放探空氣球(氣象員操縱一米多長的單筒望遠鏡觀測氣球飛行方向和高度)、搞航站預報、為來往延安的飛機提供氣象保證。美軍B - 29轟炸機轟炸日軍控制的華北和東北地區急需抗日根據地提供沿途氣象保障情報。觀察組與中央軍委談判達成協議，由中方舉辦氣象測報人員訓練班，美方派教員協助訓練，畢業於清華大學氣象專業的張乃召擔任翻譯兼教員。1945年4月，延安還為觀察組修建了氣象觀測專用場地，裡面可容納包括所有的氣象裝置和氣象員，還配備了一臺發電機和收音機、一個密室、一個作戰室和一個暗房。1949年後接收國民政府氣象機構、組建新中國氣象事業的骨幹。觀察組的美軍軍醫離開延安後，馬海德醫生負責美軍觀察組的醫療工作。延安由於條件困難，普遍營養不良、體質虛弱、缺醫少藥。普通的腹瀉、痢疾就能奪走青壯年的性命。觀察組給的幾粒磺胺消炎藥、一支盤尼西林，就能挽救一條生命。1944年10月日軍轟炸機飛臨延安，專門轟炸美軍觀察組。人員都躲進窯洞防空。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馬歇爾召他回國的電報。這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為完全支援蔣介石。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高斯也被迫辭職。1944年10月22日，戴維斯抵達延安當晚就與毛澤東專門商議美軍在連雲港登陸之事。戴維斯甚至和包瑞德一起把他們的“登陸作戰計劃草案”交給了中共。1944年12月，在美軍觀察組成員、海軍赫伯特·希契上尉即將回國的時候，中共請他向美國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轉交了一封以朱德的名義、表達中共願意“配合美軍在中國實施任何軍事作戰活動”的信。本已離開延安的包瑞德，奉中緬印戰區新任指揮官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B.麥克盧爾少將之命，1944年12月27日重返延安通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擊敗德國人以後，那時正在歐洲服役的一個美軍空降師可能要派到中國來，參加對日本列島的最後攻擊”。“詢問共產黨人，當該師在山東沿海共產黨控制區建立灘頭陣地之後，正常的美軍補給線開始運轉之前，他們能否照料該師的供應———這不包括彈藥武器和其它作戰軍用品”。中共領導人表示十分高興，並明確保證：如果美軍登陸，中共可以向這個師提供供應品，直到美軍的正規供應機關能夠承擔這一任務為止。蔣介石獲知包瑞德延安之行的所作所為後，提出了強烈抗議。魏德邁原本要提拔包瑞德為準將，此事的出現讓堅定支援蔣介石的赫爾利阻止了這個提名。這些低階軍官的行為不僅為國民黨所難容忍，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資訊時常讓美國的首腦們頭痛，甚至激怒了華盛頓參謀部的大多數人”。1944年12月，華盛頓再次明確“拒絕給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武器裝備”，“白宮否認利用八路軍和新四軍作為突擊力量在中國打敗日本人的設想”，毛澤東等“對觀察組漸漸不感興趣了”。歷任美軍觀察組組長：羅斯福特使赫爾利調停國共關係失敗後，中共以毛澤東、朱德名義分別給羅斯福寫信，但都沒有迴音。這時雅爾塔會議已經召開，美國對日作戰既可以依靠從天寧島起飛轟炸日本列島，也可以指望蘇軍參戰殲滅關東軍集團，因此對中共軍隊的配合已無迫切，因此不願意得罪國民政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使命宣告結束，但是還有許多未了事宜和國共之間的聯絡有待繼續，因此觀察組仍留在延安，改為美軍聯絡組，執行美國和中共之間的聯絡任務。1945年8月25日早上8點鐘，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肖勁光、滕代遠、陳賡、薄一波、江華、宋時輪、陳錫聯、楊得志、李天佑、張際春、王近山、鄧克明、鄧華、陳再道、聶鶴亭、傅秋濤等二十位高階軍政領導人在延安東門外機場搭乘美軍觀察組的C-46軍用運輸機起飛去太行區黎城縣長寧村臨時備降機場，赴前線組織對日大反攻與受降。1945年9月下旬，美軍海軍陸戰隊模擬在煙臺“登陸”，並要求當地八路軍及中共煙臺市政府撤離。葉劍英致電美軍觀察組負責人葉頓上校，請其轉告美軍“有關司令部”停止中共曾經期望的登陸的函電。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部對陝北發動總攻，美軍聯絡組也在此時撤離，所有人員飛往重慶。飛機起飛7小時後，國軍飛機轟炸了毛澤東位於延安的住所。觀察組人員的結局.1945年2月28日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和盧登寫了最後一份分析時局的報告給美國國務院，建議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以擊敗日本。這個報告得到當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喬治·艾哲遜的同意和批發。這封電報得到了美國國務院亞洲司司長約翰·文森特支援，認為美國應當利用中國一切能同美國合作的力量對日作戰。但在美國國內述職的赫爾利看到這封電報後極為憤怒，表示只可能執行援蔣政策，不想也無能促進國共和解，更不要說要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1945年6月，謝偉思被美國聯邦調查局以通共間諜嫌疑逮捕。兩個月後，美國國務院聽證會宣佈謝偉思無罪。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猖獗時，謝偉思又受到迫害，被開除出國務院。但是，謝偉思不服控告，不停地抗辯。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判謝偉思無罪，又回到國務院任職。1963年，謝偉思在五十三歲的時候決定提前退休，去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冷戰初期，包瑞德也被美國政府中親中國國民黨的人譴責，成為麥卡錫主義的犧牲品。包瑞德升準將被否決，旋即退役，到科羅拉多大學教中文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