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紹芸

概述安紹芸，河北武清人，著名會計學家、我國現代會計的創始人、被稱作中國現代會計之父，新中國主管全國會計事務首位官員，財政部會計司第一任司長。1951年11月，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任民進中央委員，被推舉為全國政協第三、四界委員。192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26年獲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復旦大學會計教授，又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商學院任教授和會計系主任。還曾在東美大學、暨南大學、三江大學、震旦女士文理學院和光華大學等兼授會計課程，培養的學生包括婁爾行等。1933年創辦大成會計統計事務所，任主任會計師。1929年著《經濟學說史綱要》一書由世界書局在上海出版。另著有英文版《會計學大綱》和《中級會計大綱》，與袁際唐、鄒枋合譯《會計師查賬之實踐》等。曾主辦《新會計》、《工業會計》兩個刊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財政部會計制度司司長，主持設計一系列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從而為今日中國會計事業打下基礎。奠基會計事業安紹芸，是新中國主管會計事務的首任官員。如果談論現代會計史，安先生是最不能遺漏的重要人物之一。安紹芸先生畢生致力於會計事業，有人將他與謝霖、潘序倫、徐永祚等並稱為“20世紀中國十大會計名家”。由於安先生的職務原因，他對新中國會計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民國時期的活動軌跡1940年6月，《公信會計月刊》第三卷第六期在《會計界人物誌》中，對安先生在民國時期的活動，有翔實的介紹：“安紹芸先生天賦獨厚，前後益受知於美儒，雖揣摹未久，而於會計經濟之學，已融會一爐。民國十五年得獲該校經濟學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受聘於復旦大學，任會計學教授。旋入大美查賬局，為查賬員，歷時凡三載有半。繼又擔任中華工業廠及章華等廠為會計主任有年。對於賬務制度之設計，會計事項之改進，盡心闢劃，貢獻尤多。惟國之經濟，乃藏於民，不圖工商業之發展，無以言國裕。先生有鑑於斯，認為欲求改進，當以提高會計教育程度為先，爰於民國廿二年，與劉大鈞博士等合組大成會計統計事務所，始執行會計師職務。頻年以來，甚得各方信仰，嘉譽交馳，近更致力教育事業，兼任國立上海商學院會計系主任。”“先生狀貌魁梧，豪爽過人，處事嚴謹，不假苟且。能辨善斷，守正好學，先生之為也。其行如此，洵可為我後學所法取之。”遺憾的是，在筆者所見的民國時期會計史料中，有關安先生的文字似乎不多。我曾見其英文論文，發表在《會計學報》，文章標題極長，內容是關於美國會計的調查報告。該刊上還有安先生作為暨南大學會計學會顧問時與他人的合影，當時顯得年少且清瘦，很難聯想到“狀貌魁梧，豪爽過人”。新中國首任會計司長新中國成立後，安先生奉調赴京，任財政部會計制度處處長。1951年，會計制度處改稱會計制度局，安先生續任司長，主持設計一系列全國統的會計制度，為開創新中國的會計事業打下基礎。根據楊紀琬先生的回憶，1949年7月，以雍文濤、譚偉、林裡夫三人為首的東北會計招聘團到上海，請時任上海市第一任財政局局長顧準推薦人選，顧想到了安紹芸。經面談，安先生一行數人於1949年10月上旬到達天津。此時，接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電報，轉道北京，受命籌組計劃局下屬的成本價格處。期間，又接到調令，一行七人趕赴財政部。當時在財政部的蘇聯專家庫圖佐夫建議這批會計專家到財政部，薄一波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向陳雲要來了這一批會計專家。1949年11月1日，財政部正式辦公。當年年底，財政部成立會計制度處，安先生任第一任處長。1950年，會計制度處改稱會計制度司。1951年4月，安先生任第一任司長，主持設計一系列全國統的會計制度。在財政部由黨外人士擔任司長職務的, 安先生是最早的兩人中的一個。當時的財政部第一副部長戎子和向部長薄一波彙報, 薄一波問：“這個人的學問怎麼樣? 戎子和說：“第一流。”薄一波又問：“ 工作態度怎麼樣？”戎子和說：“ 勤劫懇懇, 任勞任怨。”薄一波說：“那就當司長。”直到1957年8月，安先生積勞成疾, 腦血栓致使半身癱疾, 離開工作崗位。會計制度處建立伊始, 為財政部起草發出的第一個檔案，是關於書寫數字的分位規定。當時有兩種主張：一是按中國四位數的念法書寫，四位為萬，萬萬為億，萬億為兆；可國際上通用的是三分位法。安紹芸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採用國際通用的標法，經部長同意後，發出採三分位寫法的檔案。在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管理的全新背景下，最難把握的問題顯然是：如何正確處理會計工作、計劃工作和統計工作的關係。在安先生所發表《擬訂中的國營企業新資產負債表的內容與格式》中，有一段清醒的論述“新資產負債表的結構和內容，如資產、負債兩方下的大分類，和大分類下專案的規定，都是和計劃、統計的要求相配合的。不過所謂配合，是指工作上取得協調而已，而並不是做附庸，因為會計與統計、計劃，在國家管理經濟的工作中，都各有其獨立的任務，作為會計報表中最主要的資產負債表，自然也有其本身應有的作用。會計和統計、計劃，如果不很好配合，當要造成許多工作上的浪費，減低工作的效率，但如果超越限度，過於被動，也必將低估自己所負的使命，同樣對工作發生不利。”對於會計在經濟核算制中的作用，安先生是以“神經中樞組織”來比喻的：“實行經濟核算制，貫徹經濟核算制，是各國營企業所一致努力的方向。要勝利地達到這個方向，客觀的條件固然很多，但健全的會計工作，是許多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會計可說是經濟核算制中的神經中樞組織，沒有會計，經濟核算制工作就會一步也不能推動的。這個道理很明顯，大家都能知道的。“企業實行和貫徹經濟核算制，簡單言之，是要在根據計劃的原則下，保證以最少的物力、人力和財力來完成生產的任務，因之在實際工作中，就要注意物資應如何節省，勞動力應如何提高，資金週轉應如何使其迅速，各種浪費應如何將其消除，裝置能力應如何發揮利用，等等，而所有這些措施都走向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使生產的成本降低，使利潤的積累增加，從而擴大其再生產的能力。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就必須依靠各種資料來反映企業的活動情況，隨時加以檢查，隨時加以改進，而會計資料就在這一點上發生出最重要的作用。”記賬方法之變革新中國成立之初，從中央財政部會計司為統一記賬方法所採取的措施，更可見安先生高瞻遠矚的智慧和領導策略。當時的記賬方法有很多種，主要有四種：一般國營企業和地方公營企業所使用的借貸記賬方法；章乃器先生、徐永祚會計師等所提倡的收付記賬方法；中國人民銀行所使用的收付記賬方法：兩個預算會計制度所規定的收付記賬方法。安先生在《新會計》發表《介紹修訂總預算會計制度及單位預算會計制度的幾個要點》一文。他認為：“我國現行的主要記賬方法雖有四種如上述，但如分析其本質，實在只有借貸記賬方法和章乃器先生、徐永祚會計師等所提倡的收付記賬方法二種。人民銀行所使用的收付記賬方法，在本質上就是借貸記賬方法，所不同者，‘借’‘貸’二字，改為‘收’‘付’二字而已。兩種預算會計制度所規定的收付記賬方法，雖是將借貸記賬方法和收付記賬方法結合成為一個記賬方法的一個嘗試，但是因為它是從借貸記賬方法的理論出發，所以在本質上仍是偏於借貸記賬方法一面的。”繼而，安先生指出主要的這兩種記賬方法的異同點：“同樣的會計科目，同樣的會計事項，用借貸記賬方法記賬的結果和用收付記賬法記賬的結果，除左右方向對掉外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把一種記賬方法的左方右方對掉，把原記入左方者記入右方，把原記入右方者記入左方，則在事實上兩個絕對不同的記賬方法間的矛盾便可獲得解決，或者說便已結合成為一個記賬方法。”為了儘可能統一這兩種方法，安先生領導下的中央財政部會計司，在制訂預算會計制度時，經過了“原規定”和“修訂後的規定”兩個步驟。“原規定”是指在1950年內擬定，從95年月1日起施行的《各級人民政府暫行總預算會計制度》和《各級人民政府暫行單位預算會計制度》，其基本規定的行文，是以收付記賬法為主，但“把收付記賬方法的左方右方對掉，以遷就借貸記賬方法，因此特地說明‘一切記賬格式概以付方列左收方列右’。所以兩種預算會計制度原規定的記賬方法仍是偏於借貸記賬方法，表面上用的是收付二字，本質上用的是借貸記賬方法的理論和形式。”並且，另有補充規定：“但如事實需要得改用借貸記賬方法登記科目。”也就是說，一旦企業有必要根據補充規定改用借貸記賬方法時，和基本規定也不會發生衝突了。到了1951年年底，中央財政部會計司又提出了兩個預算會計制度的修訂方案。修訂後的規定，則是反過來，行文時以借貸記賬方法為主，規定有必要時方可採用收付記賬法，“本制度採用複式簿記原理，借貸記賬方法登記賬目。但各級總會計得參照事實需要，改用收付記賬方法，以付方列左，收方列右。”經過這樣的兩個步驟，就以“因勢利導緩步前進的方式”，將佔主導地位的記賬方法從收付記賬法轉向了借貸記賬法。安先生也預見到人們對於“借貸”二字在理解上的困難，極易引起不必要的甚至無休止的爭議，因此下了個巧妙的定義：“借貸記賬方法的‘借’‘貸’二字，就是‘左’‘右’二字的代名詞，借為左，貸為右。一般研究會計學術者與從事會計實際工作者對於‘惜’‘貸’二字的認識，都達到此為止，不須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我不是說不須要深入鑽研，我是感覺到現在我們有更重要的會計問題須要從速解決。”對會計理論的主要貢獻安先生的理論研究涉及到經濟與會計等方面，在會計領域則更多的從事會計基本理論、審計學與會計制度研究。出版經濟學與會計學著作3部，發表會計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著作是《經濟學說史綱要》等。會計制度研究方面的論文，從時間上看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民國時期發表的，主要有，在《國立上海商學院院務半月刊》上發表《煤礦公司會計制度》等。安先生的理論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數《經濟學說史綱要》一書，為民國時期少有的經濟學史之教材，被列入經濟學叢書。1929年面世，後來多次再版。在其會計學論著中，《總預算會計制度第8條關於記賬方法的說明》一文，頗具影響。1988年被節錄，作為新中國成立30年的“重要文章和報告”收入楊紀琬主編《中國現代會計手冊》之中。安先生的會計論著，既有作為一個學者從理論層面進行探討的成果，又有一個政府會計官員對會計實務所進行的工作指導檔案，其主要理論觀點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會計關係國家盛衰。1940年代的中華民族，國運衰弱，經濟低迷，民生慘淡。身為會計師的安先生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和高度的責任感認為這一切與會計有關，會計學者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他在上海大夏大學發表的一次學術報告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安先生從宏觀角度考察當時的中國是政府無能，工商凋敝，公私機關貪汙成風。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就不可能興旺起來。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一切工作事先沒有一個完整的確切可行的計劃，作為執行各項工作的依據；一切公私機關或工作人員之間的職權沒有明確的劃分，因而產生“推、拖、呈、轉”等現象；沒有嚴格的功過賞罰標準和一定的紀律等。所有這些歸結起來，是無會計為之提供各種資料。沒有會計資料，就不能訂出良好的計劃，也無法劃分各個職能部門的責任，也就沒有實行賞功罰過和維護紀律的標準。無疑，研究會計的學者應當擔負起這個責任來。安先生的上述觀點突出了會計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與會計學者的社會責任，並把它上升到國家盛衰的高度，可謂高屋建瓴，會計學者的赤子之心與報國之情躍然紙上。誠然，國家興衰，會計有責。但是政府無能與工商凋敝僅靠會計發揮作用恐難以奏效，政治改革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二是會計是經濟核算制的“神經中樞組織”。安先生認為，實行經濟核算，貫徹經濟核算制，是國營企業所一致努力的方向。要勝利地達到這個方向，客觀的條件固然很多，但健全的會計工作，是許多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會計可說是經濟核算制中的神經中樞組織，沒有會計，經濟核算制工作就連一步也推動不了。企業貫徹和實行經濟核算制，就是要在根據計劃的原則下，保證以最少的物力、人力和財力來完成生產的任務。在實際工作中，就要注意物資應如何節省，勞動生產率應如何提高，會計資料就在這一點上發揮最重要的作用。上述觀點雖然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市場經濟的現實證明，會計的“神經中樞組織”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顯充分，愈加證明安先生觀點的正確性。正如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所言，“會計工作作為各方面管理的基礎工作，它的作用將越來越明顯。”三是借貸與收付的異同點。對於記賬方法的討論，民國時期的借貸與收付之爭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財政部會計司為統一記賬方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師站在政府主管會計事務官員的角度，在《介紹修訂總預算會計制度及單位預算會計制度的幾個要點》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借貸”與“收付”這兩種記賬方法的異同點在於，同樣的會計科目和同樣的會計事項，用這兩種方法記賬的結果，除左右方向對掉外是完全一致的。他在主張以借貸記賬法代替收付記賬法的同時，預見到人們對於“借貸”二字在理解上的困難，作了如下解釋：借貸記賬法的“借貸”二字，就是“左右”二字的代名詞，借為左，貸為右。一般研究會計學術者與從事會計實際工作者對於“借貸”二字的認識，都到此為止，不須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上述論段既明確道出了借貸與收付的異同點，也是對借貸記賬法的一種通俗解釋，還可看成是會計後人提出“左右記賬法”的思想淵源。特別是對“借貸”就是“左右”，一般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不必深究的觀點，體現了少爭論、幹實事的思想，值得提倡。四是會計、計劃和統計工作關係。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管理的全新背景下，如何正確處理會計、計劃和統計工作的關係，是難以把握的重要問題之一。安先生在《擬訂中的國營企業新資產負債表的內容與格式》的專題報告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過去，我們不能否認，會計和計劃、統計工作，還沒有很好的配合，兩者的科目不盡一致，兩者的報表不盡協調，這種偏差是可能存在的，這是各方面工作在草創中所難避免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不能允許長此下去。會計要主動和計劃、統計的要求相配合。所謂配合，是指工作上取得協調而已，而並不是做附庸。因為會計與統計、計劃，在國家管理經濟的工作中，都各有其獨立的任務和作用。會計和統計、計劃，如果不很好配合，當要造成工作上的浪費，減低工作效率，但如果超越限度，過於被動，也必將低估自己的使命，同樣對工作不利。安先生的“關係論”揭示了處理三者關係的秘訣——主動配合，有所作為。計劃經濟條件下，處理會計、統計與計劃工作的關係如此；市場經濟條件下，也需要三者之間的相互配合與合作，更需要會計工作有所作為，才能充分發揮會計的“神經中樞組織”作用。五是會計等式“資金運用=資金的關係。安先生在《擬訂中的國營企業新資產負債表的內容與格式》一文中對“資金運用=資金進行的理論闡述，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會計學者對此進行的首次論述。他認為，資金資金運用的關係，驟然視之，似乎與過去的資產=負債+淨值的關係，沒有多大差異，但如果深入地研究，即可以知道兩者之間是有著很大的不同意義。資本主義式的資產負債表，其任務固然也在表現企業的財務變動狀況，但重點卻在察看企業的償債能力如何。新資產負債表的功用，並不在這個地方，它重點是在反映企業資金再生產的情況和在週轉中的利用強度。上述觀點，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及計劃經濟時期，為確立和推行“資金運用=資金這一會計等式，起到了較好的輿論導向作用。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會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特點，又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會計實務的需要。他作為一位受民國會計教育的新中國會計主管官員，能在較短的時間轉變觀念，宣傳和推行社會主義會計理論與思想，實在難能可貴。其他1976年7月，76歲的中國現代會計大師、新中國會計制度的奠基者，帶著滿腹遺憾與愁腸，艱難地走完了他的會計人生旅途，在北京辭世。1988年，被《中國會計史稿》收錄為民國時期著名會計學者之一。2000年，作為20世紀中國會計學界名人被收入《中國會計學界百年星河圖》，列入32位二星人物之首。2001年，被列入20世紀19位中國會計人物收錄於《中國會計的世紀決算，排第9位。2013年，被評為首屆中國會計名人，在9位中排第8名。其子安繼剛現任清華大學核研院應用核技術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於2005年12月13日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附：75年前安紹芸著《現金檢查》摘記2005年12月25日，從自己的藏書中，找到一本1930年10月出版的《經濟學季刊》，其中：安紹芸著《現金檢查》一文讀後，感覺今天的審計仍有借鑑作用，雖然已過去75年了。原文照抄其緒論部分如下：現金檢查或如何檢查現金是檢查過程的一部，極重要的一部。有人講但知如何檢查現金，應收各項及商品即已知檢查過程的十分之九。以著者的過去經驗而論，此貌似過甚之論調實非過甚，而現金檢查在三者之中尤居首要地位，所以特地提出現金檢查與海內同志討論。現金檢查的目標有二：推敲在某一定時間依據現金記錄所應有的現金數額在事實上是否果有此數；試驗經管現金者是否有會計能力及是否誠實可靠。第一目標與第二目標有連帶關係。在某一定時間依據現金記錄所應有的現金數額如不與事實上所有的現金數額相符，則經管現金者如非舞弊必定缺乏會計能力。無論何人既肯負代他人經管現金責任，便應認為願負會計責任，且願隨時將所會計者奉與他人檢查，以表示其會計的清楚及其人品的廉潔。此觀念已深入人心，凡代他人經管現金者類能道之。但是人類終不能完全脫情感的支配，於是司檢查現金者在與被檢查者或現金經管人接洽一切時，遂應特別機警圓滑，應用一切外交技術。[1] 汪一凡.安紹芸 奠基會計事業[J].2008,新理財，2008-12-01[2] 楊紀琬.疾風知勁草——紀念安紹芸誕辰九十週年[J].1990，財務與會計，1990-11-15[3] 項懷誠.在“楊紀琬獎學金”新聞釋出會上的致辭[J].2002，教育財會研究，2002-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