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屠殺事件

明末清初大屠殺事件是指清軍入主中原前後包括清朝軍隊、明朝軍隊、民變武裝等多方勢力混戰所造成的屠殺事件。以清軍為例，清軍為報復反抗者的激抗和推行剃髮令而製造多起衝突和屠殺事件，如曾在揚州、桂林、昆明、江陰、嘉定、廣州實行屠城，就是漢族士紳地主也不能倖免。多爾袞帶軍攻佔江南、嶺南等地區，並且聯合荷蘭，攻陷廈門。另一方面，明軍及民變軍等亦在多處實行了屠殺政策，南明軍中有人慾聯清剿匪，企圖聯合清軍打擊為反抗明朝而起義的民變軍，如揚州府在被清軍屠城之前亦曾經長時間和多次被明軍將領高傑和劉澤清屠殺洗劫，當時四川人幾乎被張獻忠民變軍、南明軍、地主武裝、土匪和清軍殺絕，後來湖廣地區的人民大舉往四川移民。同時明朝十萬皇族也慘遭清廷和民變武裝的屠殺。在軍事上，清朝以投降明軍為先導，數次大屠殺多是由李成棟等降將帶領。由於中國許多城池頗為堅固，攻城時更重用漢軍中的砲兵，康熙以前共179名八旗漢軍世襲官員的功績，其中至少有45名明確指出他們曾以督放紅衣大砲立功，此功在八旗滿洲和蒙古當中則較少見。有親歷其境的外國人記錄了部分屠殺事件，例如揚州十日、屠川的屠殺洗劫行為有西方傳教士的第三方載《聖教入川記》：“獻忠殘暴，令人駭聞，計是日所殺婦女之數，按瑪爾定歷史家記載，已有四十萬人之多”，庚寅之劫的目擊者外國人目擊者則有耶穌會士和荷蘭使臣等。明末清初發生的自然災害和疾病亦造成了人口的大量下降。中國歷史學學者曹樹基論明末人口銳減的主要因素有三，分別為自然災害、鼠疫大流行及社會動亂。歷史記載.入關戰爭前.遼東.明朝於早期實行「以夷治夷」，「分其枝，離其勢，互合爭長仇殺」政策，挑起東北少數民族之間的仇恨。根據史學家曹樹基的資料，明朝末年遼東一帶總共約有300萬人口，有約250萬人入關南遷並且剩下30萬遼東土著，有約20多萬人於數十年間在袁崇煥和毛文龍等明朝將領率領的軍隊和後金的戰爭衝突中喪生。陝西.崇禎六年，明朝將領張應昌在陝西鎮壓農民起義，但不敢與起義軍正面作戰，又怕鎮壓不力而受到朝廷的懲罰，於是大量殺害平民，取人頭報功：「朝廷勤限平城，而行間殺良民報功，生靈日塗炭」。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李自成親自攻打鳳翔，城破後屠城；又破慶陽府，屠城。十二月，闖軍破甘州，屠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湖北.崇禎十一年，明朝兵部尚書熊文燦在湖北鎮壓農民起義時濫殺無辜：「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蘄水，文燦家園也，鄉裡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排程不聞，天下有如是剿法乎！」崇禎十六年正月，張獻忠大西軍屠黃陂、蘄州、蘄水；五月，攻陷武昌府，沉殺楚王朱華奎並屠戮士民數十萬人，沿長江堆積屍體千里，倖存者多被砍斷手足或削去耳鼻。崇禎十七年兵在湘殺掠半月有餘，方下武昌。”，“在張獻忠的大西軍猛烈掃蕩後，明諸王、官兵和地方武裝，趁張獻忠大西軍撤出，又瘋狂報復，肆意掠奪，濫殺無辜。”湖南.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大西軍於嶽州殺盡搶掠所得婦女。河南.崇禎十六年，明朝督師孫傳庭所統領的官軍，在攻下寶豐城後，以「為賊固守」為藉口而殺光城中居民。。太監劉元斌統兵逗留於歸德，縱兵大肆搶掠，殺平民冒功。山西.崇禎十七年二月，大順兵四十萬攻入山西，明總兵周遇吉於代州擊退大順軍後死守寧武關，殺賊萬人，城破後農民軍屠寧武。北直隸.崇禎十六年九月，明督師孫傳庭獲知大順軍的家屬多安置在北直隸唐縣，於是大舉攻城，城破後盡殺之。入關戰爭期間.順治元年，多爾袞率合計12萬清兵入關，在一片石戰役中聯合吳三桂擊潰李自成的大順軍，開始入主中原。揚州.《明季南略》記載在明清戰爭期間揚州多次被明軍將領高傑和劉澤清屠殺和洗劫，並且有性暴行的記載：「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淮、揚人自為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屍盈野、汙淫則辱及幼女。新舊城環圍，絕糧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縱兵淫掠，揚人大哄。」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清軍攻佔揚州後，當時大雨傾盆，多鐸宣佈在揚州城內進行屠殺。當時的倖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屠殺共持續五天。《揚州十日記》記載了清軍攻破揚州城後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大肆屠殺，以及清軍封刀後“漢奸軍”在城中的搶掠殺戮：“諸婦女長索繫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後來由城內僧人收殮的屍體就超過了80萬具。近代學者根據相關資料考證指出《明史·地理志》記載的萬曆年間揚州府人口為“八十一萬七千五十六”；《揚州府志》所載人口較為複雜，在成化、嘉靖年間揚州府屬全區人口在“七八十萬左右”，到了“揚州十日”發生的1645年，揚州府的人口“不會超過一百萬”。考慮到各種因素，這一年集中在揚州城裡的人口“至多不會超過二三十萬”，認為《揚州十日記》中“八十萬”的數字有誇大失實之嫌。另外，史學家從南明兵力、揚州守軍、清軍兵力、居民人數等幾個主要方面考查得出：一、當時清軍不足三萬人；二、揚州人口不可能超過八十萬人；三、負責埋死的僧人也僅有三千人，無以應付八十萬具屍體，另外焚屍的巨量木柴亦難以取得；四、揚州新舊兩城的面積也指出明清戰爭時期的傷亡數字通常都不可靠。嘉定.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發生在清軍攻破嘉定後，原為李闖軍部將，降明、降清後又反清歸明的將領李成棟帶領其同樣曾經效忠於大順的部隊三次下令對城中平民進行屠殺。在屠城過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懸樑自殺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斷手和腳的百姓在地上掙扎著，李成棟的軍隊將一大部分逃生的百姓趕到河邊，然後將他們趕進河中紛紛淹死，河裡的水都不能流動了。佔領軍每遇到一人就強迫他們獻出自己家中的寶物，如果給很多的東西的話就可以活命，如果給的不多或者不滿意，就直接把人殺掉。江陰.順治二年清朝頒佈剃髮令後，江陰人民舉行了反清起義，進行反清鬥爭。劉良佐、李成棟、孔有德前後攻城軍隊數量各載自數萬至二十四萬不等，江陰紳民守城八十一天，清軍死傷數量各載自萬餘人至十萬不等。但終因力量懸殊，糧食罄盡，城破後，清軍屠城，被殺人數各載自萬餘人至數十萬人不等，據說後來全城只有五十三個人倖免。睢州.於1985年出版的《清史論叢》總兵許定國用計殺害高傑後逃往黃河北岸降清，高傑部下為了洩憤報仇而在睢州一帶大肆屠殺，「殺掠無虛日」，導致「睢旁近二百里殆盡」。常熟.清代小說《海角遺編》寫道，在順治二年，清軍先後佔領蘇州和南直隸常熟之後縱兵焚燒殺掠。在常熟大屠殺中被屠殺的百姓無法計算，沿河沿岸都是人頭。四川.從順治三年後，才算平復四川。清初時以「湖廣填四川」來解決四川人口的缺口。根據《明季南略》、《永曆實錄》、明朝遺民顧山貞以及外國傳教士等的記述，張獻忠是屠川的元兇之一：《客滇述》：「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老幼，逢人便殺」；「獻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異性，惟十時以下者僅留一、二」。《聖教入川記》：「殘殺之後，成都為之一空。除少數官員外，別無居民。荒涼慘象，不忍矚目。獻忠剿滅成都後，命令各鄉鎮村民移居成都」。《永曆實錄》：「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至數百里無人跡。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採草木葉食之，得生者久乃化為野人，裸處林棲，體生白毛，遇人則搏殺之而吮其血。」在張獻忠死後出現了清軍跟南明軍對峙的局面，清軍的勢力於川北保寧一帶，而南明軍隊佔據著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根據《蜀龜鑑》的記載，經過張獻忠的軍隊的屠殺，川南的人口損失約50%，而川北的人口幾乎損失殆盡。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是多股勢力混戰的最終惡果，並不是張獻忠一個人的責任，但死於張獻忠之屠戮者佔其中的三成，另有三成死於飢餓或疾病。此外有學者認為是四川當地的地主以及南明將領汙衊和嫁禍張獻忠。《皇明經世文編》中文震孟的奏疏記載了明軍在四川殺良冒功及淫汙殺劫的情況：「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荊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寔績。」同安.順治四年清軍攻克福建廈門和同安縣，然後屠城。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住持無疑和尚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湘潭.崇禎十七年正月，明軍左良玉部士兵屠戮湘潭百姓。二月，湘潭城居民從山林中躲兵歸來，“米價高昂，南北不通，百里之內，音信杳然”，縣內十分荒涼、蕭條，以至“市無貿，田無農，衙無胥吏”。清順治元年春，張獻忠率部撤出湘潭，馮典史任兩年縣令後也隨軍而撤走，義軍出湖南由荊州入四川。張獻忠在四川稱大西王。在張獻忠的大西軍猛烈掃蕩後，明諸王、官兵和地方武裝，趁張獻忠大西軍撤出，又瘋狂報復，肆意掠奪，濫殺無辜，正如《明季北略》所說：“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人民無法生活，只得逃往偏僻的深山之中。同年，在清軍入關後湖南一帶再次遭到明軍屠殺，單在湘潭有數十萬平民被明朝殘餘軍隊殺害。順治六年，南明督師何騰蛟被俘。清鄭親王濟爾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至此湘潭城中百姓幾乎全被殺光，“城中不滿百人。沅州也遭到縱兵殺掠。南雄.順治六年農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清軍抵達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軍放火焚燒鼓樓，趁明軍慌亂救火之際，攻入城內屠殺，“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廣州.順治七年，清軍攻廣州，‘死難10萬至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僱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另有意見認為當時廣州人口約40萬，而死難者約十萬人或超過十萬人。“清順治六年十月，滿清大軍抵達廣州，圍困城池長達10個月，最終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軍攻陷廣州之後，屠城十日，屍橫遍地。廣州城當時人口大約40萬，死難者約五分之一。”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悽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在冬月的六日，總督及清軍統帥下令，即日起不得再從事如此殘酷的殺戮。我得到確切的訊息，18天內，被韃靼人殘忍屠殺的，在八千人以上”。潮州.順治十年清軍佔領廣東的潮州和南雄後「縱兵屠掠」：「癸巳，郡城破，橫屍遍野……收遺骸十餘萬，作普同塔於葫蘆山」。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巖。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南雄縣民也遭到大肆屠殺，「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朱明宗室遭屠.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一方面以「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於明，且為明報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展示自信，另一方面卻對明朝皇族斬盡殺絕。清廷初年以《登極詔》宣佈「前朝宗室首倡投誠、先來投順、赴京朝見者，仍給祿養，以昭朝廷興繼之意」以及莫須有的手法先後殺死崇禎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各朱明親藩如魯王、荊王、衡王世子以及福王和早已投降的周王、晉王、德王、潞王等。根據新良、趙秉忠《清兵入關與明朝宗室》一文統計，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先後擒斬的明朝宗室、其名號可稽者，僅郡王以上就有50多人，對他們的家屬，無論少長盡誅之，以此計算，總人數當在萬人以上。在清政權相對穩固後，清廷對於普通的明朝宗室採取懷柔以至“滿化”的策略。民變領袖如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亦大肆搜捕和屠殺明朝朱姓宗室：「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韓文銓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夕殺之。李自成在一片石戰敗後，節節敗退，大順將領陳永福在太原，恐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百姓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朝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為葅，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性暴行.在屠殺平民時也有性暴行的行為，例如南明福王的部將劉澤清、高傑在揚州附近縱兵焚掠，高傑的部隊抵揚後「殺人則積屍盈野、汙淫則辱及幼女。」本土史料記載，順治二年清軍圍攻江陰，後城破，清軍大肆強姦和殘害婦女。江陰城陷時，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歲。兵淫其女，哀號不忍聞」，後兵殺其子，釋母，「抱女馬上去”。又有一兵「挾一婦人走，後隨兩小兒，大可八歲，小可六歲」，兵殺二子，抱其母走。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101人。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汙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歐洲天主教載，1656年，有大小超過3000艘的鄭成功的舢板從海口溯福安河而上，他們一著陸便立即開始洗劫，並且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殺戮。還強姦婦女，抓捕壯丁，放火燒燬許多村鎮。此次鄭氏軍隊滯留閩東長達十個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人口損失.明代中國人口，最後的全國官方統計為51655459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按照歷史地理學專家葛劍雄所著的《中國人口史》所記載：明萬曆六年中國全國有人口6069萬，但是當時的中國還需要繳納人頭稅，所以民間隱匿了大量人口。許多的專家認為明朝人口頂峰的時候在一億以上，葛劍雄認為明末人口接近兩億。根據趙文林、謝淑君的《中國人口史》，明末清初的人口數和丁數的變化如下：梁方仲的《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則推算清順治十二年實際人口為4、5千萬人，清雍正二年實際人口為8、9千萬人。評論與觀點.作家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法國學者、政治家阿蘭·佩雷菲特在其著作《停滯的帝國》寫道：「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鎮壓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奴隸的民族實行統治……。」《全球通史》：「正是這個『野蠻』民族，在17世紀中葉湧入中原，取代腐敗、垂死的明王朝而建立起了清政府。滿族人成功地鞏固政權，妥善應對西方列強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注意力，以及復興中華古代文化，是17世紀的歷史奇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