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1蘇修特務案

4821蘇修特務案，是文革期間涉及21位1948年集體留學蘇聯的中共高階幹部子女的冤案，文革後獲得平反。背景.194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抽調一批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青年幹部，留學蘇聯接受高等教育，培養成技術專家，將來建設中國。派遣工作由中共中央東北局具體負責。經過籌劃，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將派遣人員的範圍定為烈士及高階幹部子弟，共21人。這21人是：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遺孤；有4人是女性。21人中有19人是中共黨員，根據上級要求組成了一個黨支部，直屬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大家選出謝紹明、李鵬、崔軍三人為黨支部委員，謝紹明任支部書記，中共黨組織又指定謝紹明為帶隊人。因21人中僅羅西北掌握俄語，所以讓羅西北擔任翻譯並負責與蘇聯共產黨中央的聯絡工作。1948年8月下旬，21人在赴蘇聯前夕，中共中央東北局在哈爾濱國際俱樂部召開餞行會，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高崗、林彪、陳雲、李富春等人出席。在餞行會上，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中共黨組織講話，對21人提出了希望及要求，並明確了三條紀律：“其一，必須刻苦學習，圓滿完成學業；其二，專業學習，要根據祖國建設的需要選擇；其三，留學期間，要集中精力學習，不準談戀愛。”在講到第二條紀律時，高崗、林彪要求21人學好技術，不用在蘇聯學政治、軍事，以便在即將結束的內戰之後建設國家。1948年9月2日，21人乘火車從哈爾濱啟程赴蘇聯。1948年9月21日，抵達莫斯科。不久，21人被安排到距離莫斯科300餘公里的伊萬諾沃補習俄語，直至1949年7月。“4821”黨支部在蘇聯伊萬諾沃期間，向中國國內的中共黨組織反映了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部分中國兒童的情況，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中共中央決定將這批中國兒童接回國內。此外，“4821”黨支部還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圖書館發現了一批檔案，其中有一些罕見照片，有長征幹部寫的回憶錄，有這些幹部在蘇聯學習時的筆記，還有第三國際時期檔案，“4821”黨支部將這一情況反映給中共中央東北局，建議收集整理後運回中國儲存。1949年9月前後，21人分別進入不同大學，選擇了專業，開始大學學習。受列寧“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之語的影響，為將來回國後能把一個大型水電站的勘探、設計、施工、安裝、除錯、發電全包下來，李鵬、林漢雄、羅西北、賀毅、崔軍一起進入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水電系學習。其中，李鵬、林漢雄學習水輪機、發電機專業，崔軍、賀毅學習水工築壩專業，羅西北學習水能規劃、水能利用專業。蕭永定晚一年也進入該學院電機系學習。鄒家華、劉虎生、張代俠等人進入莫斯科鮑曼工學院，這是六年制理工大學。葉正大、葉正明、朱忠洪等人進入莫斯科航空學院。葉正大、葉正明兄弟選擇航空專業，一是考慮新中國成立後將發展航空事業，二是因為1946年四八空難使他們的父母、弟妹全部喪生。謝紹明、葉楚梅報考莫斯科大學；楊廷藩、任嶽、羅鎮濤等人報考莫斯科財經學院；項蘇雲報考莫斯科紡織學院；江明報考莫斯科農學院；任湘報考地質學院。當時任弼時對前來看望他的任湘、任嶽說：“我不主張中國派到蘇聯的留學生學習政治。因為過去中國到蘇聯學習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我也不贊成中國派到蘇聯的留學生學習文科。中國派到蘇聯的留學生應該學習工科，學習工業。至於具體學習哪一門，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來選擇。”因此任湘才由報考莫斯科紡織學院改報莫斯科地質學院，任嶽後來由莫斯科財經學院轉到理工科大學。1950年2月17日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留蘇學生。毛澤東給項蘇雲、張代俠、任湘、葉正大、林漢雄、崔軍等人分別題詞：“光明”“努力向前”“開發礦業”“建設中國的強大空軍”“我們需要電氣建設，希望努力學習”“發展電業”，並給留蘇學生集體題詞：“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給每個人及留蘇學生集體的題詞均為“艱苦奮鬥，努力學習”。為集體題詞後，毛澤東在掌聲中發表講話：“我希望你們在留學期間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要努力學習，學習、掌握建設祖國的真本領；第二，要艱苦奮鬥，因為我們的國家還很窮，你們在生活上不要同蘇聯同學攀比；第三，要鍛鍊好身體，如果沒有好的身體，即使你們學了很多的知識，將來回國以後也不能為祖國的建設服務。”在21人中，有兩人因病未完成學習，他們是謝紹明、葉楚梅。其中，謝紹明抵達蘇聯後，患上肺病，到1950年被迫中途退學，歸國治療。謝紹明歸國前，召集21人開會，傳達中共上級組織的指示，並交待工作。經民主選舉，李鵬、鄒家華、任湘三人當選為支部委員，組成新的支部委員會，由李鵬任支部書記。此後，李鵬又當選為學生會主席。葉楚梅因病情惡化，吐血嚴重，康克清來蘇聯訪問回國時便將病中的葉楚梅帶回了中國。此外，高毅1951年底提前回國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1950年8月至9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出的首批留蘇學生到達莫斯科，全體留學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管理，“4821”黨支部遂解散，與新來的中共黨員結合，按照所在的各個學校重新組織了中共黨支部，“4821”黨支部與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關係也自此告終。後來，李鵬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指定擔任中國留蘇學生會總會主席，並且參加大使館的留學生黨委。在畢業考試中，21人中完成學業的19人的成績大多是5分，最差的也是4分，其中羅西北以全部課程5分的優異成績畢業。1954年前後，19人畢業回國。大家紛紛表示願意到基層、到艱苦地方工作。當時，領導安排李鵬在機關當秘書，李鵬明確表示願去基層工作，最後被分配到吉林豐滿發電廠。鄒家華、葉楚梅一起到瀋陽第二機床廠；謝紹明到哈爾濱飛機工廠；葉正大、葉正明到瀋陽飛機廠；賀毅起初被分配到水電總局北京勘測院，但他要求到基層，乃與崔軍一起去了江西上猶江圍堰工區；羅西北起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燃料工業部水電總局北京水電院工作兩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電勘測設計院工作10年；林漢雄被分配到北京，但他自願來到北京官廳水庫工作。案件.1950年代末期後，中蘇交惡，留蘇人員在中國國內變得越來越不受信任。後來中國指責蘇聯搞“修正主義”，成了蘇修，雙方關係變得極為緊張。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大批中共高階幹部受到衝擊和迫害，21人中許多是中共高階幹部子弟。同期發生了許多牽涉中共高層的政治案件。“4821”蘇修特務案成了由康生主抓、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立案的大案。當年的21人被全部指控為“4821”蘇修特務組織成員，無一漏掉。所有人不是被隔離審查，就是被逮捕監禁。康生等人親自下達了抓捕羅西北、崔軍等人的指令。水電系統是文革重災區。1966年文革爆發時，羅西北作為劉家峽水電工程局總工程師正領導黃河劉家峽水電站的建設。因為自身沒有什麼把柄，所以從1966年到1968年，羅西北沒被貼過一張大字報，成了劉家峽水電工程局唯一倖免的領導幹部。1968年6月，羅西北突然被說成“隱藏最深最深的階級敵人”，批判羅西北的大字報一夜間貼滿劉家峽水電工程局大院。此後，羅西北被勒令勞動。後來又被關押在單間“牛棚”裡，被專案組勒令交代歷史，專案組反覆折磨羅西北以逼問口供。文革爆發時，崔軍任黃河青銅峽水電工程局副總工程師兼質量處理辦公室主任。文革爆發後，1967年崔軍被說成“殺人犯”、“蘇修特務”，被抄家，關進牛棚失去自由。此後被接連遊街、批鬥，遭受折磨。“4821”其他人也都受到審查和折磨。謝紹明在瀋陽遭到隔離審查，每天干重體力活並接受批鬥。鄒家華被關押在“牛棚”，1968年和妻子葉楚梅被捕入獄，直到1970年後才出獄。朱忠洪在長春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精神受創，“文革”結束前後來北京後失蹤。平反.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約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工業部的李錫銘、李鵬談話時，李鵬反映了“4821”的情況。胡耀邦要李鵬寫出21人名單，李鵬當場寫出19人。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給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送來了胡耀邦批轉的該名單，胡耀邦在批示中讓中共中央組織部考察瞭解名單上人員的情況。宋任窮於6月25日批轉中共中央組織部幾位副部長傳閱，指示要進一步瞭解21人的情況。198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將21人的工作及表現彙總成冊，報給胡耀邦審閱。胡耀邦看後，對其中13人的使用作出批示，要求“中組部同他們的上級聯合起來考察一下”，“對他們適當安排”。其中，胡耀邦對李鵬的批示是：“我主張堅決提起來當部長。不提一些，不能轉變風氣。”謝紹明所在的第八機械工業部生產局對其評價很好，胡耀邦批示：“既然評價這麼高，為什麼不可當副部長？”胡耀邦在批示中還表示：“我感到其中的不少同志可能沒有發揮他們的作用。要同他們的上級聯合起來考察一下，才能看出對他們安排是否適當。”1981年2月，中央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力工業部領導班子，李鵬任部長、黨組書記。在胡耀邦過問下，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2年1月向胡耀邦及中共中央書記處寫出報告，認為“所謂‘4821蘇修特務案’ 純屬冤假錯案”，並宣佈“平反”，全部推翻加在21位同志頭上的不實之辭。經胡耀邦過問，除已經失蹤的朱忠洪外，其他20人都得到了適當安排。截至1981年底，“4821”中被提拔為部長的有1人；擔任處級職務的有3人；工程師2人；一般幹部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