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汾

高汾，女，江蘇江陰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生平.成為記者.18歲時，高汾進入《救亡日報》當記者，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救亡日報》停刊後，她來到茅盾領導的香港文通社工作，後來又到贛南的《贛州日報》工作。1944年秋，高汾離開贛南赴陪都重慶，進入《新民報》擔任記者，負責報道文化新聞。剛來到重慶的高汾缺少落腳之地，便住進文化人聚居的“碧廬”，這是回國參與抗日戰爭的華僑唐瑜建造的一座竹結構簡易房，專供自上海等地來到重慶後沒有棲身之處的人士居住。音樂家盛家倫、燈光師沈剡、劇作家吳祖光、電影演員金山、張瑞芳、呂恩、民主人士薩空了、沈求我、女畫家方菁、《大公報》記者高集等人都曾居住在此。這些人中，除高汾、高集是記者之外，其他人當時都無固定職業，生活近乎“流浪”，他們便戲稱自己像“二流子”。一次，郭沫若前來看望他們，開玩笑說：“我看你們這裡就叫做‘二流堂’吧。”於是“二流堂”之名便在重慶的文化人中叫開。當時，“二流堂”是這些文化人議論時政、交流文藝的場所。高汾抵達重慶後，她的中共組織關係轉至曾家巖的中共辦事處，所以有機會在中共辦事處見到周恩來和鄧穎超，鄧穎超叫她“小高”，並問起她的姐姐高灝在江西的情況。1945年3月18日，高汾和高集結婚。高集是報業巨頭張季鸞的內侄，高集的父親曾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鐵道部秘書、菸酒稅局局長，高集是重慶的知名記者。成婚當天，郭沫若為他們寫下一首賀詩：“宏抒康濟夜深時，各具生花筆一枝。但願普天無匱乏，何勞雙鯉系相思？域中潮浪爭民主，海上風雲漾曙曦。特取巴黎公社日，朋簪聚賀泛瓊卮。”當時周恩來恰好回延安了，返回重慶後，便特地設宴款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張瑞芳、黃苗子和鬱風這三對新婚夫婦。1945年，周恩來和鄧穎超自延安回到重慶時，帶來一批陝甘寧邊區延安人民土法生產的毛料，贈給高汾、高集一份。任職大公報.抗日戰爭勝利後，高汾進入《大公報》，和高集共同呼籲民主、和平，報道國共和談，被同人們戲稱為“夫唱婦隨”。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同年4月，高汾隨高集乘坐美國軍用飛機赴南京，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記者，高集任《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副主任，二人繼續報道國共和談。同年6月13日，在南京“下關慘案”中，高集等人被中國國民黨打手毆打受傷，周恩來連夜赴醫院慰問。當時已懷孕的高汾和鬱風等人赴現場聲援。1947年，高汾、高集被調往上海，高汾擔任上海《大公報》記者，高集則任上海《大公報》夜班編輯。1949年6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高汾奉上海《大公報》派遣，赴北平採訪。《周恩來年譜》記載，1949年7月12日，周恩來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聚餐，並且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高汾和新聞界名人朱啟平、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應邀赴中南海。在胡喬木的陪同下，周恩來到會見廳和眾人一一握手，並詢問每個人的近況。當時，正在天津任職的高集因病住院，周恩來讓高汾轉達他對高集的問候。事後，周恩來親自過問，安排高集轉到北京治療，並且親赴醫院探望。1949年9月中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各地的政協代表先後到達北平。9月13日，高汾對新政協特邀代表、出版家張元濟進行了兩小時的訪談。9月17日，新政協最後一次籌備會舉行，會間休息時，記者們圍住毛澤東，毛澤東遂與大家一一握手並交談。高汾擠到前面說道：“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時候胖了。”毛澤東仰頭大笑，隨後指著高汾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問：“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對你這種皮鞋叫什麼？”高汾一時沒答上來。毛澤東說：“上海給這種鞋子叫‘空前絕後’。”在場記者都被逗笑了。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當日下午6時半，高汾作為上海《大公報》赴北平採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記者，與《解放日報》的林淡秋、《文匯報》的唐海、《新聞日報》的陸詒等記者一同受到毛澤東接見。調往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汾任《大公報》首都記者組組長。丈夫高集則被範長江請到《人民日報》領導報道國際新聞。高汾先後寫下了《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記北京封閉妓院》、《從黑暗到黎明——記北京妓女改造工作》、《臭水坑變成了美麗的新湖——記北京陶然亭、龍潭的疏浚工程》等報道。1950年的一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和鄧穎超邀請高汾、高集夫婦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吃飯，同席的有孫維世、張瑞芳、金山等人。飯後，周恩來向高汾瞭解《大公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情況，稱讚《大公報》多年來培養了許多人才，幹部的事業心強，一些辦報經驗值得借鑑，並且勉勵高汾做好工作。1951年10月，高汾當選為中國婦女代表團成員，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婦女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她撰寫了《團結友愛的大合唱》、《和平使者在農村》等等會議側記。大會舉行之後，她先後發表了《愛倫堡和聶魯達在北京》、《訪法國作家羅阿》、《訪蘇聯芭蕾舞蹈家烏蘭諾娃和康德拉托夫》等報道。1953年11月，朝鮮戰爭停戰不久，高汾赴朝鮮訪問，寫下了《訪金日成元帥的故鄉和故居》、《每個人都是建築工人——記平壤蓋房子的熱潮》、《人比鋼鐵更強——訪朝鮮降仙鍊鋼廠》、《從廢墟上建立的平壤紡織廠》、《他們偉大的理想將加速實現——記平壤金策工業大學》等報道。1950年代初，高汾發表了大批新聞作品。但同時，高汾的姐姐高灝卻因病常年臥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幾度住進精神病院，再未重拾新聞事業。右派生涯.1957年，高汾進入中共中央高階黨校學習，恰逢反右運動爆發，她被打成“右派”，發往黑龍江北大荒勞動。1959年底，摘去右派帽子返回北京，重新回到《大公報》社，被安排在《大公報》副刊“文化園地”編輯室工作。在此期間，她發表了《在江幼農同志家裡作客》、《張瑞芳談李雙雙》、《永遠做人民電影的先鋒——記新聞電影戰線的優秀攝影師》等報道。1963年11月，《大公報》約請向來對青年教育十分關心的鄧穎超就話劇《年輕的一代》發表看法。同年11月8日，鄧穎超特地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高汾。見面後，鄧穎超拉著高汾的手，邊端詳邊說：“瞧你活得不賴嘛！”後來鄧穎超一再說“今天瞧你不錯，我很高興。”顯然鄧穎超瞭解高汾被打成“右派”後的經歷。高汾十分感動。鄧穎超還問高汾有幾個孩子，高集身體怎麼樣，高灝、朱潔夫夫婦的情況，希望高灝早日病癒出院。正在說話時，周恩來走進來，一下便認出高汾，叫她“小高”。談到話劇《年輕的一代》時，周恩來、鄧穎超都認為此劇頗有現實意義，認為對幹部子弟的教育是迫切問題。臨別時，鄧穎超對高汾說：“以後有機會再來看我。”高汾對此次會面終身難忘，晚年還在《老報人的回憶》、《記者生涯記事二則》中提及此次採訪。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高汾被列為專政物件，下放到新華書店郵購部當店員。1970年，高汾的姐姐高灝逝世，享年53歲。高汾難忘當年與姐姐高灝在《救亡日報》一起工作的情景，曾抄錄姐姐的多篇作品收藏，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丟棄。改革大潮.1978年，高汾獲得平反，重新投身新聞工作，先後在《財貿戰線》、《中國財貿報》、《經濟日報》任副刊編輯。1982年6月，在參加全國記協舉辦的老新聞工作者讀書班後，她寫下《旅順口吊萬忠墓》、《棒棰島採石》等文章。此後，她接連發表《葉淺予在杭州》、《童心未泯美好心靈 ——張瑞芳演陶奶奶》、 《在那溫馨的小院——記詩人艾青的一天》、《一個老黨員的一天——記中顧委委員夏衍同志》等人物專訪。1982年秋，高汾回到家鄉江陰，採訪全國農業先進典型華西大隊。隨後她寫出《珠耀龍騰》一文，文中寫道：“我感到華西令人神往的，不光是物質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美！文明新風吹拂著這個錦繡村莊！”“華西人用自己的雙手改造了大自然，也給自己創造了幸福的生活。”高汾對華西村的報道、採寫的《項南談福建經濟建設》、對夏衍的專訪等發表之後都獲好評。1985年5月8日，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北京會見自國外來訪的老記者陸鏗、趙浩生及多位當年在國統區工作過的老編輯、老記者。高汾也應邀來人民大會堂臺灣廳，再度見到了鄧穎超。高汾的丈夫高集此時出差在外，未克出席。二十多年沒見，鄧穎超依然能叫出高汾、高集、高灝的名字。在為時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鄧穎超和大家暢敘友情。高汾後來在《老報人的回憶》一文中寫道：“我站在大姐身邊，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大姐，您永遠是我們的大姐，永遠是我們的親人。”1986年，高汾自《經濟日報》社離休後，復刊不久的上海《新民晚報》聘請高汾擔任駐北京特派記者，為該報在北京採寫新聞並且組稿。1980年代後期，作為上海《新民晚報》駐北京記者，她在北京採訪過幾十位文藝界名人，包括劉海粟、李可染、白楊、秦怡、於是之、黃永玉、蕭乾、潘虹、劉曉慶、馬蘭、六小齡童、吳天明、張藝謀、李淑賢、陳道明、瓊瑤等。直到80多歲，她還為《新民晚報﹒夜光杯》撰稿及約稿，獲同事譽為“終身榮譽職工”。在幾十年的新聞生涯中，高汾先後採訪過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葉挺等政界領袖，愛倫堡、聶魯達、烏蘭諾娃等文化名人，寫出了報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的新聞《開幕盛典》、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震撼世界的一日》等知名新聞。1991年，高集、高汾夫婦從他們寫的新聞作品及散文中選出64篇，出版了《天涯集》一書。1992年起，高汾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6月，在北京召開“首都女新聞工作者表彰大會”，高汾等70多名從業幾十年的女性新聞工作者受到大會表彰。2013年11月20日，高汾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她是抗日戰爭時期重慶“二流堂”成員中最後一位逝世者。2013年11月28日，高汾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梅廳舉行。高汾逝世後，其好友袁鷹、曾敏之、邵燕祥、譚文瑞等人紛紛撰寫文章或輓聯輓詩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