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

南京大屠殺的總死亡人數在中國及日本史學界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陸軍從上海開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繼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入南京後有大量中國戰俘和平民遭到屠殺，具體死亡人數不明。自20世紀60年代末第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學術著作出版以來，估算大屠殺的大致死亡人數一直是學術辯論的主要議題。歷史學家提出了範圍不等的數字，但除了對證據的不同解釋外，在界定大屠殺的範圍以及判定誰屬於“大屠殺遇難者”方面依然困難重重。認為大屠殺發生的地理範圍更大以及持續時間更長的學者往往對“大屠殺遇難者”的劃分更為廣泛，他們一般對死亡人數的估計較大。例如，歷史學家秦鬱彥估計的死亡人數為4萬，他稱南京大屠殺僅於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初發生在南京城，只有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俘應被列為“大屠殺遇難者”。相反地，歷史學家估計的死亡人數接近20萬，他論證道南京大屠殺於1937年12月4日至1938年3月底發生在南京及周邊農村地區，一些在戰場上犧牲的中國士兵應與平民戰俘一起被列為“大屠殺遇難者”。加拿大日裔學者若林正認為，目前最可靠且被廣泛認可的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是4萬至20萬之間，同時日本修正主義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分別對此提出了更低和更高的數字。最低的死亡估計數僅有1萬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約有30萬人死亡。背景.1937年7月，中日兩國於中國北部爆發戰爭，截止8月，戰火已蔓延至上海。在佔領上海後，日軍決定於12月1日繼續其軍事行動，推進至上海以西約300公里的中國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儘管日軍成功包圍了南京並於12月13日擊敗駐紮在那裡的中國守軍，但城市內只有少數的中國軍人正式投降。他們扔掉軍裝和武器，藏在平民百姓之中。在隨後對南京的佔領期間，日軍在全市範圍內追捕藏匿的中國軍人，並在很多情況下當場處決。與此同時日軍士兵犯下了殺害平民、強姦、縱火、搶劫等罪行。這些事件統稱為南京大屠殺。早期估計.南京大屠殺發生一週內，國際上出現了首次報道，對總死亡人數的第一次估計刊登於1938年1月24日的《新中國日報》。澳大利亞記者在其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聲稱有30萬平民被殺害。然而，田伯烈這一數字法國人道主義者饒家駒神父，大屠殺發生時他在上海，所以這也可能包括淞滬會戰的平民傷亡。田伯烈在同年晚些時候出版的《日軍在華暴行》一書中給出了第二次估計，他援引“一名大學外籍教員”的說法指出“近4萬名手無寸鐵的人在南京城內或城牆附近死亡”。這一資訊的定居南京的美國人邁納·舍爾·貝德士，貝德士在計算中使用了紅卍字會的埋葬記錄。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這兩個估計常常被記者和媒體引用。例如， 埃德加·斯諾在他1941年出版的著作《為亞洲而戰》中稱在南京有4萬2千人遭到屠殺，在南京與上海總共有30萬人遭到屠殺，這顯然是基於這些估計。1944年電影《》指出有4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另一個早期的估計出自中華民國國營的中央通訊社，其在1938年2月報道日本曾在南京屠殺了6-7萬戰俘。同月中國國民政府代表聲稱，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了兩萬名平民。不過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1942年的一次演講中將這一數字提升至“超過20萬”。1938年， 中國共產黨紅軍公佈總死亡人數為4萬2千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德國負責人約翰·拉貝估計有5-6萬中國人在南京遭到屠殺，不過這一估計包括軍事人員傷亡和平民屠殺。1945年中日戰事結束後，這些估計又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果所取代。後者公佈的死亡人數超過30萬，法庭也記錄了包括43萬在內的其他估計。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總結的大屠殺受害者為15.5萬，不過在對松井石根將軍的判決中這一數字被修改為“超過10萬人”。然而，這些審判中控方並未下多大功夫來驗證他們對死亡人數估計的準確性，大量可疑且現已不足信的資料被兩個法庭採納。第一位對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進行學術性估計的是日本歷史學家洞富雄，他在1967年的著作《近代戰史之謎》中主張的死亡數字為20萬。從那時起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一直是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們討論的主要議題。但是，辯論中感性的論據和政治干預往往阻礙了人們達成對死亡人數的學術共識。應用.立命館大學的歷史學家大衛·阿斯丘指出現代歷史學家可以以四種類型的基礎計算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第一種口述歷史，但他稱其是“研究這一事件最成問題的方法”，這部分歸因於中國和日本目擊者證詞之間的巨大差異。第二種中國慈善機構的埋葬記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稱，根據紅卍字會和崇善堂的統計，南京陷落後總共有155,300具屍體被埋在南京及周邊地區，不過很多歷史學家現在降低了崇善堂埋葬記錄的準確性。因此阿斯丘估計埋在南京及周邊的屍體的真實數目為17,500，而軍事歷史學家山本昌弘提出的數字為43,000。相比之下，笠原主要支援IMTFE提出的更大的埋葬估算，但他也承認並非所有崇善堂的數字都可信。笠原與山本也都注意到埋葬記錄可能會誇大或低估大屠殺的真實死亡人數。一方面，埋葬的統計資料加入了中國作戰人員的傷亡，從而誇大了死亡人數。另一方面，慈善機構未能統計被銷燬的屍體，從而低估了死亡人數。第三種日本的軍事記錄，其中記載著日本軍隊處決戰俘的數量。但阿斯丘指出日軍常常誇大這一數字。南京大屠殺的主要研究人員之一、獨立作家分析了日本軍隊的紀錄，並在最終統計結果上乘以0.6以均衡誇大的部分，得出了1.3萬至1.9萬遇難者的資料。雖然秦鬱彥也使用了日本軍事記錄來計算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但他並沒有像板倉那樣考慮誇大的部分。約克大學的歷史學家若林正認為日軍的記錄證明，至少29,240人或者更可能是46,215人在南京遭到日軍屠殺。日本軍方的記錄是估算日軍士兵屠殺中國戰俘的數目的重要但屠殺平民的數目更加難以確定。大衛·阿斯丘提出的最後一類資料取樣，雖然只開展過一次這樣的調查——的“南京地區戰爭損失”，但它是估計暴行中平民死傷的重要檔案。史邁斯的調查顯示，南京城內多達1.2萬名平民以及城外農村的26,870人被殺。不過一些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史邁斯的數字低估或誇大了真實的平民死亡人數。笠原斷言調查大大低估了死亡人數，部分原因是史邁斯只調查了有人住的房屋，因此跳過了那些房屋完全破壞或無法返回的家庭的住房。相反，北村稔覺得鑑於史邁斯與中國國民政府的關係，他可能將數字有所抬升。此外，1937年12月南京的總平民人口和防禦此城市的中國守軍規模被用作計算死亡人數的基礎，但這一問題因對這兩個數字大不相同的估計而變得複雜。例如，笠原十九司聲稱1937年南京有40-50萬平民和15萬士兵，大衛·阿斯丘則認為有20至25萬平民和73,790至81,500名士兵。在笠原最終的分析中，他考察了日軍士兵記錄的檔案與日記，並得出結論至少有8萬名中國士兵和戰俘，或者可能超過10萬被日軍屠殺，這是預計的15萬總兵力的大多數。笠原指出史邁斯的調查證明南京城內最低限度有1.2萬普通市民遭到屠殺，而同時代的其他出的數字為5-10萬，南京城外另有至少26,870人被殺。笠原的一般結論是，死亡人數一定已經遠超10萬，並有可能在20萬左右。他給出的更具體的範圍是16-17萬。對比之下，秦鬱彥還考察了日軍的檔案，總結出在10萬中國兵力中共有3萬名中國戰俘被屠殺。秦使用了史邁斯有1.2萬名平民喪生的資料，但指出也許只有8千人被證實為大屠殺遇難者。秦依據史邁斯南京平民人口只有20至25萬的說法，降低了對死亡人數的估計。根據秦認為的被埋在南京及周邊的4萬具屍體，他估計戰俘與平民的總死亡人數在3.8-4.2萬人之間。大屠殺範圍的爭論.在提到不同的學者用迥異的方式劃定大屠殺時，阿斯丘申明，如果使用兩個完全不同的定義，那麼對死亡人數的辯論是沒有意義的。他指出，不同的定義會產生截然不同的預測，如果他們使用相同的定義，那麼即使是歷史學家秦鬱彥和的顯著分歧也會消失。中國士兵和戰俘列為屠殺遇難者.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個學術認定將大屠殺遇難者定義為所有在南京及周邊地區被日本軍隊殺害的中國人，包括戰死的中國士兵。這一定義受到了洞富雄和其他早期學者的支援。1986年，秦鬱彥第一次對這一定義提出質疑，他認為在戰場上陣亡的中國軍隊屬於南京戰役的一部分而非南京大屠殺，只有平民和繳械投降的戰俘應當算作大屠殺遇難者。之後笠原提出了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定義。他同意秦關於積極參與作戰的中國軍人並不算大屠殺遇難者的意見，但他同時也把在戰場上沒有積極抵抗而陣亡的中國軍人納入其大屠殺的定義中，並指出很多中日軍隊之間的對抗與其說是戰鬥，不如說更像是一邊倒的屠殺。例如，日本士兵殺死了大批試圖橫渡長江逃離戰場的中國士兵。許多包括笠原在內的歷史學家認為像這種日軍向撤退部隊開槍的行為是暴行，而秦把它們看作戰鬥而非屠殺。相比之下板倉由明採用比秦更為嚴格的標準，主張只有被俘並被處決的身穿軍裝的中國軍人才可被列入大屠殺遇難者中。他認為扔掉軍裝的中國士兵是被依法處死的，因為戰時法律並不適用於他們，但這種推理引發了其他歷史學家激烈的爭論。大多數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承認日本軍隊殺害了大批中國戰俘，但他們認為這些是合法的處決，這種說法遭到主流歷史學家的譴責。地理範圍與持續時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出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後的部分地區，之後一直持續到1938年2月初。雖然許多人仍然支援IMTFE定義的大屠殺的地理範圍，但1984年記者本多勝一第一次發出了反對的聲音。本多認為日軍於12月13日到達南京城時暴行並非突然開始，而是連續過程的一部分，這開始於11月初日軍離開上海不久。本田相信所有這些“去往南京路途上的”暴行都是大屠殺的一部分。1997年笠原擬訂了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定義，他的理由是南京大屠殺應包括當時被稱為“南京特別行政區”的整個區域。這一區域不僅涵蓋了自12月13日起被日本佔領的南京城，還包括圍繞它的6個農村縣，即江寧、溧水、句容、江浦、六合和高淳。這一定義雖然比IMTFE的大得多，但它僅包括“南京”，不包括本多所指的蘇州和無錫等的上海郊區城市。笠原認為納入南京周邊農村地區使大屠殺遇難者增加了3萬。但是，把南京大屠殺的定義擴大到南京以外的地區並非沒有爭議。本多勝一提出的論點被一些參與辯論大屠殺的學者視為本多“部分承認失敗”。在他們看來，本多曾提出僅在南京城內就有超過10萬人遭到殺害，但他並未證實自己的說法，因此他力圖延長大屠殺的界限直到可以達到較大的死亡數字。法國曆史學家強烈批評了本多的說法，並指出“以我們目前所知，這樣大的面積是不可能得到有說服力的數字的，這樣的方法可能被視為“試圖模糊絕望的辯論”。除了地理範圍外，笠原等歷史學家否認大屠殺在2月初結束，而把結束日期定為3月28日，但這麼長的時間範圍受到了其他歷史學家的反對。另外，至少有一位歷史學家指出，南京的暴行可以等同於日本對中國發動的整場戰爭。按照這一定義，“南京大屠殺”可以象徵性地說從1931年持續至1945年，範圍延伸至全中國，遇難者數千萬。日方觀點.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歷史學家洞富雄的20萬大屠殺遇難者的估計首次遭到記者鈴木章的質疑，他提出有“數萬人”遭到殺害。不久後一些修正主義者宣稱，根本沒有大屠殺發生。在日本，根據對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估計的不同，研究最終分為三大陣營：“幻覺”派否認南京大屠殺；“大屠殺”派相信有數十萬人死亡；“中間路線”或“溫和派”認為死亡人數為數萬。然而，當《》雜誌調查每一“派別”的成員，詢問他們對大屠殺的意見時，許多所謂的“中間派”主張非常低的遇難者總數，包括獨協大學教授、記者櫻井良子以及研究員田邊敏雄，他們主張的遇難者為1萬，另軍事歷史學家提出的數字為2萬。回顧此次調查，阿斯丘的結論是，除了原剛外，所有的“中間派”對暴行的否認都是有效的。若林正將標準提高，認為秦鬱彥提出的4萬遇難者的估計是對總死亡人數最低的合理估算，並認為低於這個數字的估計是在企圖淡化暴行造成的傷害。今天，大多數所謂“大屠殺”派的日本歷史學家對他們的死亡人數估計有所降低，他們現在主張“超過10萬”的數字而不是原來20萬的共識。根據歷史學家和H.P.威爾莫特說法，日本學者普遍認為大約有4萬名大屠殺遇難者的估計是“最可靠的學術估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立場是，30萬以上的中國人在南京遭到屠殺。最初，這個數字被普遍承認為包括大屠殺遇難者和戰死的中國士兵，20世紀80年代後才開始被解釋為僅包括大屠殺遇難者。有歷史學家不認同這一估計。這一數字最初基於南京軍事法庭的裁決，155,300具屍體的埋葬記錄加上72,291具被毀的屍體總共有279,586人，但這一計算有著明顯的錯誤。而且，這一估計還包括對日軍在幕府山殺害57,418名中國戰俘的指控，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被屠殺的戰俘在4千到2萬人之間。它還包括據稱被崇善堂掩埋的112,266具屍體，不過如今許多歷史學家都同意崇善堂的記錄如果不是完全捏造，至少也是誇大了。若林正根據這一點得出結論，超過20萬的估計是不可信的。秦鬱彥認為30萬是一個“象徵性的數字”，是中國戰時苦難的代表，而不是一個字面意義的數字。中國政府則一直對30萬遇難者的估計保持強硬立場。中國學者認同官方數字，對提出不同數字的歷史學家進行質疑。研究中國的約克大學歷史學家傅佛果譴責一些中國人誇大暴行的死亡人數然後“壓制有異議的人”的行為。2006年，塔斯馬尼亞大學的歷史學家卡茲·羅絲匿名採訪了南京的一些大學研究人員，瞭解他們對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私人意見。她發現，中國歷史學家的估計偏向4-15萬之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中華民國發布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官方歷史指出大屠殺的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西方觀點.到2000年，西方學者已很少研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大多數西方資料只是重複早期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包括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10萬人以上，以及貝德士認定的大約4萬人等的說法。在《劍橋中國史》中，歷史學家勞埃德·伊士曼則主張死亡人數為數萬“可能是最可信的”。死亡人數估計.目前，最可靠且被廣泛認可的大屠殺死亡資料是：在整個南京特別行政區內，大屠殺遇難者在4萬至20萬之間。下表列出了一些學者和機構的估計。對受害人數的關注.關於大屠殺死亡人數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以致一些歷史學家開始質疑它的實用性，原因是對具體死亡人數過度的詭辯會分散對大屠殺其他更重要方面的研究。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歷史學家楊大慶認為“對數字的痴迷會使暴行抽象化，從而逃避對這些駭人聽聞的暴行的成因與責任的批判性審視”。也認為“最關鍵的歷史問題仍然是道德問題：普通的日本人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對死亡人數的數理性爭論和比較暴行的差別解決不了這一點。”不過，山本昌弘在他的著作《南京：暴行剖析》中反駁了格盧克的說法，稱“要確定日本的責任的程度與性質，格盧克所稱無關道德問題的‘對死亡人數的數理性爭論和比較暴行的差別’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牢固樹立‘歷史特殊性’後日本的責任才可以明確界定。基於明確定義的責任才可能有“道德”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