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辯家

詭辯士指出，詭辯式反駁(Sophistical Refutations)看起來似乎是反駁(refutations)，但實際上是謬誤（fallacies); 詭辯士的藝術式只有智慧的表象，沒有真實的智慧，詭辯者是透過看起來有智慧但不真有智慧的方式來賺錢的人。詭辯士們又被稱為，智者學派、詭辯學派，是人們對古希臘公元前5世紀至4世紀時的一批收徒取酬的教師、哲學家的統稱。他們中的許多人善於哲學和修辭學，但也有人教授音樂、體育和數學，狹義上專指從事教授修辭學者。他們自公元前450年開始興起，直到公元前380年，他們通常聲稱自己傳授Arete，學生主要是年輕的政治家或者貴族。其基本主張善良、真理、正義都與人本身需要的利益相關，所以沒有絕對的真理與正義，即“相對主義”。代表人物有普羅泰戈拉、希庇亞斯、高爾吉亞等人。智者學派是一個鬆散的哲學流派， 哲學史家時常將其視為前蘇格拉底時代的流派。他們對宗教持開明態度，他們認為神明不會在否定人類的存在的同時主宰人的命運。他們因此受到了宗教迫害，有的遭流放，有的就像蘇格拉底一般被判以死刑。他們希望幫助年輕人領會知識，在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同時履行自己的公共義務，為他們的城邦做出貢獻。他們的一大特點就是遊學，為此他們遊歷了古希臘世界的絕大多數城市，特別是伯羅奔尼撒半島，塞薩利和義大利南部。智者學派的中心地帶，位於處在黃金時代的雅典。智辯家的英文單詞Sophist也跟英文的sophisticated在詞根上有關，從詞根上看不具有負面意義。但是，長期以來，由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哲學家們普遍對智者學派持有負面印象，加之對智者學派的研究大多是透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視角進行研究的，智者學派一直遭到貶抑。在18世紀到20世紀初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看來，這是一個具有冒犯性質的詞彙,不辨是非、強詞奪理者往往被稱作“詭辯士”(sophist)。當今英文單詞Sophist這一稱呼同樣用作描述為強加自己的觀點混淆談論主題的人。按現代用法，詭辯，或詭辯術，主要是貶義的，是一種謬論式論證(fallacious argument)，尤其是故意用來欺騙的情況下。 不過當下智者學派從一些特定的角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出現背景.自梭倫與克里斯提尼改革後，雅典的民主出現。但是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左右開始，公民大會開始逐漸喪失機能。這是因為由於戰爭的恐懼，執政者只要能抓住演說技巧，便可以順利獲得廣泛支援。為了牟取權力，在上位者不惜重金禮聘演說家為顧問，以獲得政治控制權，智者們讓他們接受了包括宇宙學、語法學、神秘學、政治哲學、宗教哲學、藝術史、法律、自然科學、數學等等學科在內的通識教育。智者們也因此以其廣博的知識著稱，成為了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不過他們所教授的學科中，最為重要卻是修辭學，人們視其為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他人贊同的必要手段。修辭學在諸如生活、法律、政治諮詢建議，為富裕家庭提供家教服務，在訴訟、演講、辯論時提供協助等領域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從政治實踐、師承家學和與政治家們的來往中，智者學派以相當系統的方式整理了諸多材料。他們無疑從以辯論為主體的司法實踐中積累了許多經驗。這些服務顯然不會是免費的，雖然報價不一而足，不過根據一些報告，其價格往往不菲。雖說就理論而言，從貴族寡頭到一般民眾，所有公民都可以接受教育，但關於是否人人都能負擔得起，迄今尚無定論。和古希臘哲學三賢一樣，智者學派的多數成員並沒有恆定的學生或追隨者。代表人物.智者學派的主要人物有：觀點.對智者學派觀點的介紹的不可靠。與智者學派有關的最早的資料來自柏拉圖對話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的隻言片語。幾個世紀以來，多數哲學家和哲學史家們認為，被看作是智者學派著作的作品，其真實性與可靠性尚未蓋棺定論，學術界尚不清楚其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個學派的觀點。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諸如巴門尼德等人對世界的解釋清楚地表明瞭一點：在希臘人的腦海中，“神明是世界的創造者、能夠決定人類人生走向”這一舊有觀點已經土崩瓦解，新的觀念應運而生：色諾芬尼認為，“人們無法認知真正的神”。很多人開始運用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思考他們的人生，無神論開始流行。他們認為人應當從舊有的價值觀念解放出來，並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以成為生活的掌控者。普羅泰戈拉是第一位稱呼自己為本條目所指的“智者”的人。他以他淵博的知識和明智的建議贏得了雅典人民的尊重。不過他後來因宗教原因遭到雅典驅逐出境，其作品遭到焚燬，其人也在逃亡中喪生。他和色諾芬人一樣認為，人類不可能知曉世界是否存在神靈或是瞭解祂的特質。普羅泰戈拉還認為，每個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看待大千世界，並據此作出自己的判斷。他有名言一句：“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將“個人”看得很重，他認為人們主動做出的一舉一動，無一能夠脫離人自身的決定。法律、道德和語言，這些都是人類共同理念的產物。同理，諸如法律等普遍有效的事物是為特定的社會團體服務的。據說希庇亞曾聲稱，所謂需要遵守的社會規範，實際上是強迫人們違背其本性的。Kallikles認為，就如同自然法則規定的一般，強者理應擁有優先權。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提到，部分智者提出了非常進步的政治要求。據稱Lykophron曾要求廢除貴族特權，Alkidamas等人曾要求廢止奴隸制，Chalkedon要求過所有自由公民共享財產、平等接受教育。透過塞克斯圖斯·恩丕裡柯，高爾吉亞的一部令人感到困惑的、關於“存在和非存在”的問題的作品得以流傳。巴門尼德以教學詩的方式給該問題了一個直至今日也被用作解釋卻也多少有些曖昧不明的答案: 1.無物存在； 2.如果有物存在，這個東西也是人無法認識的； 3.即令其可被認識，它也是無法言說的。 其理論之晦澀，使得與其同時代乃至後世的哲學家們困惑不解，導致這也成為了對智者學派的批評之一。有人認為，這一觀點除了否定客觀世界的真實存在以外，別無他用。該觀點同樣還被用作解決以下矛盾：普羅泰戈拉聲稱人是萬物的尺度，堅持“一切皆真”的相對主義；而高爾吉亞則秉持懷疑主義，認為“一切皆假”。智者學派還是語法、句法的研究者，他們研究過語句構成、單詞用法、同義詞和詞源。普羅泰戈拉被認為是第一個建立了語法標準的人；Prodikos曾撰寫過有關同義詞的文章，他還舉辦過一次關於道德的演講。評價.“……辯論是一種藝術，憑藉它，可以透過錯誤的辯證法顛倒黑白，還能依靠詭辯贏得掌聲與財富。”如是觀點不勝列舉，對詭辯家們的鄙夷不僅貫穿於哲學史，自十五世紀後期以來，該稱呼在德語中更是被用作喋喋不休的騙子的同義詞，通常只會用在聲名狼藉、且往往持有異端思想的哲學家和學者之上。即便是在當今的日常用語之中，也被用來形容吹毛求疵之人。詭辯家的含義，越發充斥著老謀深算、陰險狡詐的意味。當代媒體斷言，詭辯家們賣弄學識、長袖善舞且又蠱惑青年、牟取權位。古希臘時代.長期以來，哲學史一直都在強調智者學派的詭辯、道德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立場之間質的區別。後者的觀念被廣泛認作更為高階的道德與科學觀念。在歐洲中世紀以來基督教哲學獨佔鰲頭的背景下，智者學派的價值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貶低，甚至被完全否定。部分人士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視角，將智者學派看作對雅典道德、科學、和生命的威脅，他們指責智者學派是古希臘價值觀念分崩離析的罪魁禍首，智者學派也由是在幾個世紀內被主流哲學除名。期間，智者學派的理念得到了新一輪的審視，研究者們開始思考智者學派的出現是否是其時代精神的某種表現，這一看法對公元五六世紀的雅典社會政治變革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這對智者學派的名聲於事無補。在廣義上政治家 Kallikles 和 Kritias 也被視作智者學派的一員，歐里庇得斯、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也受到了智者學派的影響。智者學派的評價受到柏拉圖對話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柏拉圖在其對話錄《普羅泰戈拉》篇對與其同時代的智者學派尚且讚賞有加，但在其後續著作中卻對智者學派進行了愈發嚴格的批評，同時也嘲諷了其教學方式。以至於在《智者篇》中對“智者”的含義也給出了一個非常負面的解釋。柏拉圖認為，首先，真正的哲學家應當像蘇格拉底一般追求真理，而非像智者學派一樣只關注於吵架的技巧；其次，柏拉圖也批評智者學派靠販賣知識牟取利益，在他看來真正的知識和美德是千金不換的。George B. Kerferd 和 Hellmut Flashar 認為柏拉圖的這些看法未必符合歷史，但這仍然深刻影響了後世對智者學派的看法。Theodor Gomperz 在其著作《古希臘思想家》中提出了其看法：人們更應該將智者看作教授與記者的結合體——知識淵博、雄辯而又好鬥，這樣一來有助於改善智者學派的形象。亞里士多德對智者學派的看法同樣受到了柏拉圖的影響。他將智者學派別具一格的理念形容為徒有其表且只為謀取財富的。亞里士多德對智者學派的看法成為後世對智者學派評價的決定性因素。智者學派的惡名同樣還來自於其高額學費。影響.辯士們以雅典為中心，周遊希臘各地，對青年進行修辭、論辯和演說等知識技能的訓練，教授參政治國、處理公共事務的本領。因為其不追求絕對真理與正義的看法，受到反彈，從而導致新的哲學思想家出現，如蘇格拉底。現代用法.在現代用法中，詭辯(sophism), 詭辯士(sophist)和詭辯術（sophistry)是貶意的。詭辯，或詭辯術，是一種謬論式論證(fallacious argument)，尤其是故意用來欺騙的情況下。詭辯士是用聰明但謬論式和具有欺騙性的論點進行推理的人。詭辯術與辯證法的區分.詭辯術(Sophistry)與辯證法(Dialectics)有相似和不同之處 ：將詭辯裝扮成辯證法的情況,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以至於有時有關社群會覺得這些詭辯是辯證法。 人們公正和正義感因此被侵蝕， 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待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