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是中共中央於中華民國3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釋出的一組政治口號，共23項，得到中國各民主黨派響應，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背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經國共重慶談判，10月10日簽定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關於憲法草案》、《關於軍隊問題的協議》，其中在《和平建國綱領》中規定全國各黨派“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1946年6月，蔣介石出動30萬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1946年7月至9月，又出兵進攻蘇皖邊區、山東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針對中國國民黨的軍事進攻，毛澤東在《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一文中指出：“全黨同志和全解放區軍民，必須團結一致，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到1947年6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12萬人。1947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葭縣神泉堡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分析了國內形勢，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暨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綱領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7年12月2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治綱領。1948年上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接連取勝，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深入開展，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不斷發展。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同志必須緊緊地掌握黨的總路線，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這個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充當領導者。”由“人民大眾所建立的國家和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提出.1948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遷往河北，領導全國第二次國共內戰。1948年4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領導率中共中央機關，經晉綏邊區抵達了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司令部。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先期抵達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5月26日，毛澤東離開城南莊赴西柏坡。毛澤東在城南莊期間，很關心土地改革及整黨工作，先後委託任弼時召開當地區村幹部參加的土改工作座談會以及中共曲陽縣、阜平縣、定縣縣委書記與部分割槽委書記參加的土改、整黨工作彙報會，毛澤東親自出席會議。194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毛澤東考慮到中國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需要全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共同奮鬥，乃決定採取釋出口號的方式表達該意圖。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五一口號”，隨後首先徵詢了在城南莊的其他領導的意見。此後又親自打電話給在西柏坡的周恩來，徵求中共中央其他領導的意見。周恩來回電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1948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新華社社長廖承志請示中共中央，詢問中央是否有重要事情在五一國際勞動節釋出。電文很快傳到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處。書記處提出了“五一口號”初稿。初稿第五條為“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毛澤東將初稿第五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修改意義重大，初稿強調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這意味著將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毛澤東修改後的內容則強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樣更有利於團結民主黨派和各方面力量。第五條的修改對中國此後的政治和歷史發展程序產生了深遠影響。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察冀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舉行，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天經陝北的新華社對外發布，同時經新華廣播電臺廣播。1948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文章上方還印有毛澤東側面頭像。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中共中央釋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1948年5月1日當天，南京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總統蔣介石、副總統李宗仁宣誓就職。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協商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五一口號”第五條作了補充說明。毛澤東在信中說：響應.中共中央上海局當時兼管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書記為方方。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潘漢年奉周恩來之命到香港後與方方配合，併成立了連貫擔任書記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潘漢年收到“五一口號”電訊後，立即在中共在香港主辦的《華商報》刊登。於是“五一口號”在海內外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五一口號”釋出後，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僑胞紛紛響應。1948年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響應“五一口號”，表示希望早日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此前，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統戰委員會向在香港設有總部或代表機構的各民主黨派倡辦“雙週座談會”，共同分析內地時局。雙週座談會由各黨派輪流主持，常常一週在天后廟道4號四樓連貫家召開，一週在羅便臣道92號李濟深家召開。各民主黨派看到“五一口號”之後，雙週座談會變為連日討論，經過連續兩天發言，與會的十二位民主黨派負責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各黨派和各界於1948年5月5日聯名發表了響應“五一口號”的通電。”全文如下：在上述聯合致毛澤東的電報中的署名依次為：同日，他們還聯名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和全國同胞，公開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宣告響應“五一號召”，稱“五一號召”：“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臺灣全體人民的願望。”宣告中號召臺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1948年5月8日，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勢和新政協》為題，接連召開座談會。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多人演說，認為“五一口號”對團結各黨派，動員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意義。當時，民主建國會總會和黃炎培等領導仍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1948年5月14日，盛康年從香港帶著沈鈞儒致張瀾、黃炎培的信抵達上海，介紹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情況。5月23日，民主建國會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一致通過了“贊同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並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絡”的決議。1948年5月，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分別釋出宣言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6月，留港婦女界的何香凝、楊美真等232人聯合發表宣告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人士柳亞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聯合發表宣告響應“五一口號”。1948年6月9日，中國致公黨發表宣告響應“五一口號”。6月14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響應“五一口號”。6月2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宣告響應“五一口號”。7月7日，中國人民救國會發表《七七宣言》。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熱烈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公開贊同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表明各民主黨派從此放棄了過去“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選擇了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立場。由此中國國內黨派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數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公開站到了中國共產黨方面，共同反對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此後，許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人物響應中共中央號召，紛紛抵達解放區。1949年在北平成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響應“五一口號”時，部分民主黨派的自行排序以及響應順序是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個民主黨派排序的重要基礎。後來經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以及各民主黨派的組織調整，最終形成了八個民主黨派的排序如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其中第一條規定：“……根據上項原則，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即由新政治協商會議原提議人中國共產黨與贊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號第五項之下列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個單位組成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成立基礎即“五一口號”第五項。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延續了“五一口號”的精神。“五一口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