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也牧

蕭也牧，原名吳承淦，後改名吳小武，筆名蕭也牧，男，浙江吳興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家、編輯。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位被批判的作家。生平.投身文學.小學五年級時，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雜誌上發表了描寫轎伕生活的《駝子》。1923年春，自中學畢業後，到上海一家機電製造廠當工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輾轉多地，經徐特立介紹，先考入臨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學。1938年1月，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日鬥爭。他還改名“吳小武”。先在晉察冀邊區行署辦的《救國報社》工作，後來在中共五臺地委編輯《前衛報》，並任“鐵血劇社”演員、宣傳隊幹事。194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後，擔任張家口鐵路分局工人糾察隊副政委，在張家口編《工人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編青年教材，任《中國青年》雜誌副主編。1939年起，他以“蕭也牧”為筆名，在《邊區文化》等報刊發表小說和散文。《山村紀事》、《地道里的一夜》、《難忘的歲月》、《連綿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軍民的鬥爭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區的工農生活。1951年，出版長篇小說《鍛鍊》。我們夫婦之間.1950年，蕭也牧創作了其短篇小說代表作《我們夫婦之間》，發表在《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這是他最受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喜愛的短篇小說。該小說剛一發表便獲得《光明日報》等四家報刊發表推薦文章。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篇城市小說，主人公是出身知識分子的中國共產黨幹部李克，他在解放後進城，希望生活能有些個人趣味，並想將勞動人民出身的妻子培養得能像自己一樣體驗城市生活，於是夫婦發生矛盾，最後重歸於好。1951年1月，小說被改編成連環畫，由上海五星出版社出版，次月再版。同年，上海群眾書店出版了金文田改寫的《我們夫婦之間》話劇劇本。上海崑崙影片公司不久便將該小說搬上銀幕，導演鄭君裡，演員趙丹、吳茵、蔣天流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執筆撰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同年6月毛澤東親自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化界形勢緊張。1951年6月起，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報刊批判。最先發文批評《我們夫婦之間》的是陳湧，他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批評蕭也牧進城後寫的《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是“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文藝報》感到陳湧這篇批判文章軟弱無力，於是在1951年6月25日《文藝報》上發表了“讀者李定中”的來信《反對玩弄人民的態度，反對新的低階趣味》，並在《編者按》中說：“讀者李定中的這篇來信，尖銳地指出了蕭也牧的這種創作傾向的危險性，並對陳湧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補充，我們認為很好。”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藝界座談會上講話時說：“《人民文學》把這個作品當做好作品發表，當時我雖認為不太好，但沒有吭聲，沒有寫文章。後來我離開北京到南方，陳企霞找馮雪峰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立場是好的，態度是嚴肅的，但過分了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報》編輯部開會，一位文藝領導人就在那裡說：《文藝報》的路線錯了。”馮雪峰就是“讀者李定中”，而“一位文藝領導人”可能是指周揚。繼“讀者李定中”的文章後，《文藝報》又發表了葉秀夫的《蕭也牧怎樣違反了生活的真實》、樂黛雲的《對小說〈鍛鍊〉的幾點意見》，但仍未能掀起批判熱潮。1951年8月25日，《文藝報》第四卷第八期發表了該報主編丁玲的《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當時丁玲是全國文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在該文中將蕭也牧作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丁玲的這篇文章是在頤和園雲松巢寫成。某個週日的下午，毛澤東由羅瑞卿陪同遊頤和園，順路到雲松巢看望丁玲。丁玲向毛澤東彙報自己正寫《作為一種傾向來看》，並介紹了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內容。毛澤東表示，那是作家吹捧作家自己，由此還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數十萬知識分子的問題。在發表《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的同期《文藝報》上，還發表了該報記者寫的《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說會上多數與會者嚴厲批評了趙丹主演的電影《我們夫婦之間》。丁玲在座談會總結時說：“類似傾向的影片，我以為還有不少。今天這個會，不過是個開端。”1951年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學研究所作第二學季“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單元學習總結的報告時，要求學員“從《武訓傳》、《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裡，討論無產階級的、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危害人民的東西。”在那段時間，丁玲以批判蕭也牧為代表的 “創作傾向”作為契機，公開在講話中點名批判朱定的《關連長》、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盧耀武的《界限》等等一系列 “壞作品”。在丁玲的積極推動下，對蕭也牧的批判運動展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壇第一場政治運動，蕭也牧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位被批判的作家。就連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援下發表了《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蕭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藝報》在“讀者中來”欄目中發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編的《人民文學》雜誌。而《人民文學》雜誌從頭到尾一直對這場對蕭也牧的批判保持沉默。這場批判以蕭也牧寫出《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並在《人民日報》和《文藝報》上全文發表而告結束。打成右派.1952年，蕭也牧調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從事文藝編輯工作，並任文藝編輯室副主任，分管傳記文學組。當時他使用本名“吳小武”。1954年，根據中央領導人“宣傳黨的優秀傳統，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蕭也牧、張羽、黃伊共同創辦了《紅旗飄飄》叢刊，蕭也牧為創刊號寫了《編者的話》。該刊物連續出版十多期，發表了不少老黨員、老幹部、老紅軍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當時影響很大。小說《紅巖》的雛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發表在《紅旗飄飄》第6集。1958年7月22日，蕭也牧寫了封給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的約稿信，後來蕭也牧也一直關心《紅巖》的出版工作，儘管他未能參與編輯出版《紅巖》。小說《烈火金剛》因在《紅旗飄飄》上發表獲得好評後出版。《紅旗飄飄》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講述的《狼牙山跳崖記》一文，發表後被《中國青年》等刊物轉載，經多次修改後被編入小學語文課本成為《狼牙山五壯士》。蕭也牧從事編輯工作三十多年，先後參與編輯《“偉大的祖國”小叢書》、《時事叢書》、《紅旗譜》、《太陽從東方升起》、《白洋淀紀事》等名作。當蕭也牧得知姚雪垠歷盡艱辛來到北京修改作品時，他密切注意作品的進展。1954年，20歲的王蒙將處女作《青春萬歲》送交蕭也牧。反右運動後，當蕭也牧得知《青春萬歲》難以出版，被打成右派的王蒙又將被髮配新疆時，同為右派的他從出版社要來車子，與黃伊一起將王蒙送到火車站。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蕭也牧看後寫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一文，送給正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常務副主編秦兆陽，文中蕭也牧對當年《文藝報》對自己的批判進行了反擊。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秦兆陽被打成“右派”，其為蕭也牧修改並簽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的事被揭發，這成了將蕭也牧劃為右派的證據。1958年，蕭也牧被劃為右派。隨後被下放勞動。1961年，蕭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當編輯。文革慘死.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紅巖》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被打成“叛徒、特務”，於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還聲稱《紅巖》是一個右派分子寫的，不是羅廣斌寫的。劉德彬、楊益言趕到北京，將羅廣斌慘死的訊息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時，張羽、周振甫、嚴紹瑞、陳斯庸、施竹筠等編輯趕到蕭也牧家，蕭也牧聽後與這些老編輯當場商定，編輯出版《紅巖戰報》，為羅廣斌伸冤。蕭也牧擔任《紅巖戰報》編輯工作。《紅巖戰報》第一期發表了楊益言的發言、羅廣斌妻子胡蜀興的申訴、張羽的《不許汙衊〈紅巖〉》，第二期發表了蕭也牧定稿的《羅廣斌歷史問題調查報告》。《紅巖戰報》發行了數十萬份。1968年，江青在“三·一五”四川問題會議上說：“現在有人在給羅廣斌翻案”，“我們已經查實了，從華鎣山出來的人都是叛徒、特務，沒有一個好人。”《紅巖》由此成了江青欽定的“大毒草”。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員隨即在駐該社的軍代表的支援下，成立了追查《紅巖》事件及清查羅廣斌叛徒集團專案組，非法審訊蕭也牧、張羽、陳斯庸、嚴紹端。僅有160人的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時“牛鬼蛇神”人員增至40人。蕭也牧以“沒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軍代表指定為“牛鬼蛇神”的領隊，在北京接受淘廁所、挖菜窖、掃煙囪、運煤渣等勞動改造及各種批鬥會的批鬥。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間，北京根據“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將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團中央系統的幹部及家屬全部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黃湖農場是共青團中央的五七幹校。1970年，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階級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升級，蕭也牧不斷受到批判和毆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校部召開廣播大會，動員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一年前的《紅巖》事件、《紅巖戰報》事件又被作為現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張羽、蕭也牧、黃伊等人遭到殘酷批鬥。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21週年大會上發表“抓住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綱，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進”的講話，此後共青團中央五七幹校武鬥加劇。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蕭也牧被群專小組人員集體毆打成重傷。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傷的蕭也牧在黃湖農場死亡，年僅52歲，埋葬在當地一個亂墳崗。1979年，蕭也牧被錯劃的“右派”獲得改正，被迫害致死的冤案獲得昭雪，並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和名譽。在1979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數百位作家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同仁為蕭也牧舉行追悼會時，中國青年出版社派人到黃湖農場尋找其遺骸，但亂墳崗已被拖拉機夷為平地，遺骸無存，只好從大別山下的當地帶回一團泥，放在蕭也牧的骨灰盒內。蕭也牧死後，其所在連隊統一口徑稱他是病死的。1979年3月，為核實其死因，蕭也牧的妻子李威率子女向王康、張羽、楊永青、李庚、馬振、江曉天、孟慶遠等十多人瞭解情況，寫出了《關於吳小武同志之死的調查報告》，認為他是傷重而死。1985年中國青少年出版社做出最後一次正式結論，延續了1979年及1980年兩次《調查報告》的說法稱：“吳小武本來患有重病，不能堅持勞動，但在當時的極‘左’路線下，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有時反認為他表現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勞動，使他在精神上、肉體上都受到嚴重摧殘，使他的病情惡化，以致死亡。”對這種說法，蕭也牧家屬始終未認同，寫了《對〈關於吳小武之死的問題核查結果〉的意見》繼續申訴，認為蕭也牧的死與1970年10月6日的群毆事件直接有關，要求追究時任二排排長闕道隆的責任。實際上當時蕭也牧所在的二排排長闕道隆、連長邊春光此前都曾參加小說《紅巖》的編輯工作，而並未參加過《紅巖》編輯工作的蕭也牧僅僅是在文革中編輯過《紅巖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