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事件

一二·四事件，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於1966年12月4日在發生四川省重慶市發生的事件，是文革期間最早的大規模武鬥事件之一。據統計，事件造成了數百人受傷，而是否有人在事件中死亡存在爭議。歷史背景.重慶領導層變動.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6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中央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不久，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經過任何組織手續，採用在文章的註釋裡點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市長任白戈。這期紅旗雜誌上，以當時中央文革成員穆欣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中，批判“周揚的一些追隨者”“圍剿魯迅”，在說到“周揚的另一個追隨者竟然攻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罪惡’”時，在註釋中寫明，這“周揚的追隨者”是任白戈。與彭真被公開點名批判不同的是，任白戈是還在任上並且其所在組織及上級領導毫不知情的情況被點名批判的。重慶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領導人任白戈，市委無法回答。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趕到重慶，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召開市委會議，傳達由陶鑄通報的、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隨即，任白戈以“請假檢查”名義離開工作。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就被迫在重慶市大專院校師生代表會議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佈了將任白戈“罷官”的決定。文革群眾運動.自1966年8月中下旬以來，重慶群眾便因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認識而分裂成為兩大派，一派是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造反派，與之相對立的另一派即當時所謂的“保皇派”或“保守派”。他們同廣大領導下部一樣，對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很不理解，加上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時的許多做法及輿論導向使他們誤認為這是又一場類似於反右派那樣的政治運動，便旗幟鮮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對立面。8月28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的一部分紅衛兵到江北區宣傳鼓動，遭到群眾和當地政府的對立。為了穩住重慶，李井泉帶了掛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等坐鎮重慶，協助市委工作，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都是以反右派運動時的認識和經驗來對待這場運動的；為了防止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打亂工廠生產秩序，影響生產，在9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慶市委領導提議，可以仿照革命歷史上的傳統工人組織，建立工人糾察隊，以搞好生產、搞好“文化大革命”。並要求先試點。重慶市委部署給工交、兵工、基建三個政治部，並在中梁山煤礦試點，工交政治部發了試點經驗介紹。這樣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礦企業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糾察隊。1966年9月中旬，重慶全市性的工人糾察隊總部已建立起來。由於是透過尚在正常運轉的各級中共組織和各地各單位公安保衛部門發起，工人糾察隊迅速發展成為一支無可匹敵的力量，其人數之多，組織機構之健全，乃至旗幟、袖章、宣傳品之精美，都是當時其他自發性的群眾造反組織無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糾察隊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多，老工人多，勞動模範多，生產骨幹多，在群眾中的影響大。他們的立場從一開始就與造反派尖銳對立。然而，工人糾察隊很快便發現文化大革命並非反右派運動，處境日益被動。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卻不斷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糾察隊氣餒的是，以“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基本精神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炮打司令部”，支援造反派，已是大勢所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眾紛紛獲得平反，而各級黨委則紛紛檢討自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甚至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也被紅衛兵印成了傳單，到處散發。工人糾察隊陷入了困境。11月28日，重慶城內各交通要道、車站碼頭，到處張貼出了重慶工人戰鬥軍司令部定於12月4日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海報。這一海報卻引起各方關注，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工人糾察隊總部決定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接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幟，同時更新組織名稱，重整旗鼓，以利再戰。而重慶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駐渝紅衛兵都認定這個大會是“陰謀”、是“假批判、真包庇”，決定要對大會造反。中共重慶市委對“一二四”大會可能導致群眾衝突擔憂。11月30日在潘家坪，12月1日在小溫泉召開的幹部會上，市委領導就談到一定要說服工人戰鬥軍不開這個大會，如果他們一定要開，就通知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去參加。12月2日上午，市委兩位領導人在重慶鋼鐵招待所約見工人戰鬥軍司令部負責人，勸告他們，目前少數派與多數派有對立情緒。如開大會，少數派來衝會場，則很可能發生衝突，所以12月4日的大會切不要召開。但工人戰鬥軍負責人表示大會非開不可，只是保證絕對不發生衝突。當天下午，市委即在電話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區委，一定通知所屬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不參加12月4日大會。但是市委文革辦公室負責人仍多次勸說工人戰鬥軍負責人不開大會，結果無效。而在中共重慶市委勸說工人糾察隊停開大會的同時，造反派則加緊了對大會造反的策劃。12月3日上午，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為首的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開廠八一五派聯席會議，制定了對大會造反的方案，並決定如果到主席臺發言造反不成，則將隊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開真批判大會，與工人糾察隊的假批判形成對比，爭取中間群眾。但是另一些人卻認為這一計劃太“溫良恭儉讓”。當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軍總部和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組織的少數領導又制定了另外兩套強行衝擊會場的造反方案，還特別安排了要在主席臺後邊馬路上先停放三輛救護車以運送傷員。武鬥當天.12月4日，人們便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體育場。到會者除了來自各地區各單位的工人糾察隊外，還有他們請來的同樣反對造反、同樣是由“官方”組建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文藝兵等，當時這些組織被造反派統稱為“保皇四軍”、他們都已聽說造反派要來衝會場的傳言，早已是義憤填膺，嚴陣以待，為防止造反派的破壞，工人戰鬥軍司令部還組織起了數千入的大會糾察隊伍，層層設防。大會剛剛開始，發言尚未進行，還沒有任何依據可以說明這次大會是“假批判真包庇”，造反派就藉口“主席團成員未介紹家庭出身”開始造反了。本來，無論大會發言還是街頭辯論，首先自報家庭出身，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統論”流行時的一個不成文規矩，若是“出身不好”，馬上便會被轟下臺去。先期進入會場的造反派人數雖少，但卻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他們搖旗吶喊，拼命向主席臺衝擊。被阻隔在會場外的造反派大隊人馬，聞知場內已經起事，便也奮力向場內發起衝擊。為了儘量制止衝突，中共重慶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辦公室幹部到會場瞭解情況，打聽了體育場各側門出口是否暢通。為了及時掌握情況，市委“文革”辦公室還架設了專線電話。衝突發生後，被派到會場觀察的“文革”辦公室下部——方面竭力勸說雙方停止鬥毆，一方面打電話向市委反映。市委當即派了一位書記處書記和“文革”辦公室負責人趕到現場做勸解工作，並要求把所有的門都開啟，迅速疏散群眾。由於重慶市委的干預，這場持續兩小時左右的大規模流血衝突總算平息下來。但是會場外的武鬥卻又蔓延。兩派群眾都被“慘案”所激怒，或出於報復，或為廠抓“兇手”，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狂潮。至此，局面完全失控。事後影響.當天下午，造反派就舉行了抗議集會和遊行，第二天又在體育場召開了控訴大會，重慶大學八一五代表在大會上說：“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陰謀策劃其御用工具——重慶工人糾察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赤衛軍，赤膊上陣，拳打足踢，揮戈揚矛，大打出手：他們用鋼釺、木棍、鐵錘、鐵矛、旗杆、主席語錄牌……等等，打死打傷造反派二百餘人，造成世所罕見的流血慘案。”有關“工糾打死造反派”的所謂“目擊者”的揭發、控訴也大量出現在傳單、小報和大字報上。此時造反派也力圖以“一二·四事件”為突破口一舉搞垮保守派，並進而搞垮市委。於是，造反派便——心要證實“工糾打死造反派”的說法，到處搜尋證據。有人傳出重慶市市委要毀屍滅跡”的謠言，造反派便馬上派人到市郊石橋鋪火葬場去將正待火化的14具屍體“查封”。一些造反組織還在交通要道口設下檢查站，檢查是否有人轉移屍體。造反派組織了龐大的調查團，從數十人發展到近300人，大部分是充滿革命激情的年輕人，相信了“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才來參加調查的，但是卻一無所獲。這時，一批造反派與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外地駐渝紅衛兵一起，採取了一個在造反派內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對的極端作法：於12月6日下午從火葬場強行搶走了4具屍體，連同當晚從一家醫院搶出的1具屍體一起，作為“叮疑屍體”，開始在體育場展出。但因造反派內部分歧，體育場的屍體展覽草草結束，一些造反派又將5具屍體強行抬進中共重慶市委院內，抬到市委辦公廳樓上機要室屋裡，陳放於辦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進行要挾，要市委交出所謂“黑材料”。後來透過一些紅衛兵出面工作，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將屍體抬走。一二四事件發生後，外地赴渝紅衛兵早已將輿論散到全國。參加了此次造反派運動的學生群眾，並在1966年12月17日，彙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大會去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