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言 (雜誌)

《庸言》雜誌創刊於1912年12月，由梁啟超等人在天津創刊。吳貫因、黃遠生先後擔任編輯人，梁德酞擔任發行人。第1卷第1號至第24號為半月刊，1914年第2捲起改為月刊，同年6月5日停刊。《庸言》雜誌是中國封建帝制結束後，梁啟超創辦的第一份報刊，以政論為主，內容分建言、譯述、譯林、僉載等四大部，其辦刊目的在於宣傳進步黨的政治見解。歷史.背景.政黨政治.民國初年在“政黨政治”觀念的影響下，各種黨派林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初年各種黨派有312個，上海、北京兩地政黨佔全國黨派數的一半以上。在這個大環境下，各種黨派紛紛創辦自己的報刊。同時也為其自身的利益作宣傳，報刊逐漸用作相互攻擊和低毀的武器。1912年3月9日，孫中山釋出具有憲法性質《中國民國臨時約法》中又規定了“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在“鹹與共和”的“大好”形勢下，昌言無忌，言論自由，新聞事業迅猛發展。梁啟超回國.1911年11月，在袁世凱被清政府起用為內閣總理大臣時，就曾寫信邀請梁啟超回國“商定大計，同扶宗邦”。因此，梁啟超明確表示“鄙人行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1912年10月8日，梁啟超從日本抵達天津，回到闊別14年的祖國。歸國後的梁啟超馬上投入到了複雜的政治活動當中。在天津，梁啟超積極奔走於各個集會與講演當中，並經常受到軍政大臣的接見。“三天之中，登門拜渴者達200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同年10月22日，梁啟超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表達了辦報的決心：“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10月29日，梁啟超在北京給他女兒梁令嫻的信中說，“本定今日出京，然各處歡迎紛紛不絕，竟至初一乃能行，實則斷斷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斷赴會耳，日日自晨九時至晚十二時，未嘗停口，鐵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後閉戶十日，將第1號報出版。”1912年12月，《庸言》雜誌在梁啟超的準備與策劃下在天津正式創刊了。創刊.1912年12月1日，《庸言》雜誌在天津創刊，主創為梁啟超，吳貫因擔任主編。該雜誌第1卷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定期出版發行，由天津庸言報館編輯出版，北京正蒙印書局印刷發行。該雜誌的撰稿人隊伍人數眾多，主要有梁啟超、吳貫因、張東蓀、嚴復、林纖、夏會佑、陳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藍公武、麥孟華、黃為基等人。《庸言》封面採用橫排板式，在最上一行印有“新會梁啟超主幹”，在《庸言》的下方還有其英文名“The Justice”，譯為“公正”，在封面上還有重要文章的目錄簡介。在其封底內頁標有編輯人吳貫因，發行人梁德酞。真正的創辦人是梁啟超，而編務則先後由吳貫因負責。究其刊名為《庸言》的原因，梁啟超在第1卷第1號刊首說道：庸之意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二訓恆，言其無易也。三訓用，言其適用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驟聳天下之觀聽，而為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閉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演為原則也。則常以適用於外界為職志，不入乎其軌者，或以為深績隱曲，而實布帛蔽果，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者也，言其龐雜至今極也，而其去治理若愈遠，毋亦於茲三義者，有所未愜焉，則庸言報之所為作也。刊物發展及主要人物.由於梁啟超在輿論界享有很大的聲望，這個刊物一創刊就銷達一萬份，七、八期後，有增加到一萬五千份，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較大的刊物之一。這一時期，梁啟超先後擔任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參政院參政和幣制局總裁等官職，同時又是民主黨、進步黨的主要頭目，他都始終沒有放棄《庸言》主筆的名義。在出版24號之後，《庸言》雜誌便停刊一段時間，這跟與主創梁啟超的政治活動有關。後期的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一職，政務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因此也就無暇《庸言》的總撰述。在《庸言》第一卷24期中，發文較多的依次為吳貫因、梁啟超、羅惇融、陳衍、張東蓀、易順鼎、何藻翔、姚華、林紓、陳三立、梁啟勳、梁鼎芬、廖旭人、王運、魏易、黃睿。1914年，梁啟超被任命為幣制總局的總裁，同時將《庸言》的所有編務交給黃遠生全權處理。2月15日，《庸言》在黃遠生的主持下續刊。該刊在形式上沿襲第1卷，同時又有所變化。自第2捲起，((庸言》由原來的半月刊改為月刊，每月中旬定期發行。且封面改為豎排版式，並去掉了“新會梁啟超主幹”的標誌。在封面內頁的底部標有編輯人黃遠庸，發行人梁德酞。在欄目板塊的設定上，《庸言》月刊保留了第一卷的原有欄目，同時增設了《時評》一欄，主要針對當時發生的事件或者某一個問題發表評論。停刊.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激起了民眾反抗，各地群眾紛紛集會抗議。後期，由於對袁世凱的一些做法和政策的極度憤懣和不滿，梁啟超也辭去了在政府中的幣制總局總裁一職。此時，梁啟超接到聘請，於是梁啟超便成為了中華書局的專任編輯，並開始全力主辦《大中華》雜誌。在《大中華》創刊的初期，梁啟超擔任了其主要撰稿人，第1卷的12號中，梁啟超共載文近三十篇，像第2號到第5號每期撰文都有四篇到六篇之多。這些文章大都以政論為主，反日反袁構成了其主要的言論傾向，“中日交涉緊張之際，於北京卡特報，盛舉反對之聲，高唱猛烈之排日論。四年秋，洪憲帝制問題發生，先生辭去參政院，主張絕對反對帝制”。至此，1914年6月，《庸言》在辦刊近兩年後正式停刊。前後兩卷共處30期。主要內容及思想.版面設定.《庸言》雜誌第1卷的欄目編排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建言”、“譯述”、“藝林”、“特載”、“雜錄”。其中，“建言”一欄是整刊最出彩、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佔整個報刊超過了一半的篇幅，這就決定了《庸言》以政論為主的刊物的性質。通關《庸言》雜誌第1卷和第2卷，文藝部分也佔有很大比例，第1卷的“藝林”欄、第2卷的“詩錄”、“文錄”欄，長袍馬褂文學的角度為其根本宗旨服務。此外，《庸言》雜誌第2卷在欄目編排方面有所變化，在保留第1卷“建言”欄目的基礎上，又增設了“時評”一欄。辦刊思想.憲政法制.《庸言》雜誌是作為宣傳憲政理念的一個平臺、一個輿論工具而誕生的，因此《庸言》雜誌評論的內容自然圍繞這一宗旨，併為其服務。為此，梁啟超在《庸言》雜誌創刊的第1號就發表政論《國性篇》一文，以強有力的姿態擺明自己的立場，為之後宣傳自己的“憲政”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性，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苟本無國性者，則自始不能以立國……”《庸言》同人提出了“中堅救國論”。“強健政黨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復以號召其朋，朋聚朋則力，硼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庸言》同人還提出了“強有力政府論”，即透過先建立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政府再以此對社會實行積極的干涉政策。經濟民生.在積極大力推行憲政的同時，《庸言》雜誌同人也發表大量有關整頓租稅、保護關稅、整頓金融幣制、興辦實業、節減政費的文章，為其實踐憲政理念積蓄經濟政策上的扶持。此外，《庸言》雜誌同人提倡興辦實業以救。在提倡興辦實業的過程中，《庸言》雜誌同人始終堅持一種立場，那就是反對利用外資興辦實業。“利用外資以開闢富源救濟財政殆以成為全國所主張之說也…振興實業乃生計政策而非財政政策也…不能就財政之急。”倫理道德.在道德建設方面，《庸言》雜誌同人提倡尊孔，提倡傳統道德，依靠傳統的道德力量鞏固國家根基。在他們看來，社會能否存在，有賴於有沒有公認的道德信條足以使人與人的關係聯鎖起來；國家的興衰，其決定性因素就在於能否保持傳統的道德根本不被動搖。在《庸言》同人看來，傳統的倫理道德是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在這個時期全部理論活動的中心，都是把維護和發揚中國的傳統道德作為立國的基礎，救世的途徑。影響.《庸言》在梁啟超與黃遠生兩位主編的作用下得到快速的發展，體現並迎合了當時報刊界發展的新趨勢，首先它的創刊正是報刊界繁榮時期，其次尤其是黃遠生為主編時期，新聞事實被突出了，這與當時新聞界由“言論本位”向“新聞本位”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庸言》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界這種發展趨勢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雖然《庸言》從創刊發行到停刊的時間比較短，但透過《庸言》的兩位代表性的主編，以及對其辦報思想的研究，透過對《庸言》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聞發展史上“言論本位”與“新聞本位”兩個時期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的追求與實踐。相關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