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

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是德國政治科學和研究魏瑪共和與納粹德國的歷史學家。布拉赫生於斯圖加特，1948年獲得蒂賓根大學古典學哲學博士學位，隨後1949年到1950年間在哈佛大學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德國國防軍中服役，並於1943年在突尼西亞服役時被美軍俘獲。隨後作為戰俘被關在堪薩斯康考迪亞營。布拉赫1950年到1958年間在柏林自由大學講學，並從1959年起在波恩大學任教。1951年，布拉赫與迪特里希·潘霍華的侄女多蘿茜·施萊赫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史學觀點.研究魏瑪的崩潰.布拉赫主要關注民主制的維護和發展問題。布拉赫在他所有著作中貫穿了人權價值、多元化與憲法價值的觀點，同時號召德國與西方的民主價值觀結為同盟。他把民主制度視為易碎的制度，並提出只有對此關切的公民力量能予以擔保。這一主題始於布拉赫1948年出版的第一部書籍《Verfall und Fortschritt im Denken der frühen römischen Kaiserzeit》，此書關注羅馬共和國的垮臺及奧古斯都的崛起。他1955年的書籍《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以及把納粹專政簡單視為“命運”安排的結果的觀點。布拉赫在《魏瑪共和的瓦解》中引入的的結合政治科學和歷史學的方法論在1950年代被認為是高度革新並且有爭議的。德國曆史學家艾伯哈德·科爾布寫道《魏瑪共和的瓦解》在魏瑪共和的消亡方面“作為一部研究的著作仍是出類拔萃的”。布拉赫寫道即使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拒絕凡爾賽和約，對於1930年3月“總統制政府”的來臨或9月國會選舉開始的納粹黨的崛起這都沒有任何作用。布拉赫進一步寫道魏瑪時代的司法系統已經為審判而政治化，幾乎所有人都從他們在帝國時代的經歷起步，傾向於把用於政治犯罪的非常寬鬆的判決實施於權利的名義下。在《魏瑪共和的瓦解》中，布拉赫寫道司法系統對魏瑪共和的崩潰有一部分責任，“為其被專制與極權的運動打下臺做了貢獻。”布拉赫指出魏瑪共和消亡的開始伴隨著1930年海因裡希·布呂寧政府開始的“總統制政府”的來臨，總理不受國會支配，卻使用“25/48/53公式”，就是是合法的，但違背了憲法第54條特別規定的總理和他的內閣對國會負責的精神。布拉赫堅稱德國民主制的終結不是不可避免，卻由於德國領導人做出具有“關鍵的錯誤和失敗”的有意的選擇，尤其是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在《魏瑪共和的瓦解》中，布拉赫指出共和國的失敗經歷了幾個階段：應該注意到布拉赫所寫的“失去權力”和“權力真空”表示的是民主體制的衰敗，不是國家的軟弱。科爾布提到1930-33年間魏瑪國防軍、官僚、警察和上述的馮·興登堡總統都把他們權力的激增，以及那時德國所發生的事視為民主制度走向崩潰，伴隨著由魏瑪國防軍及興登堡總統的而非國會做出的日益增多的政治決策。布拉赫指出“總統制政府”的體制用於並且有效的削弱了民主，而且對於興登堡和他的總理是透過一個不可約束的罪行把“總統制政府”強制推行沒有辦法的。布拉赫分析出海因裡希·布呂寧特別是他的繼任者弗朗茨·馮·帕彭對德國民主制失望過，使他陷入與的爭論，此人是在1950年代的西德作為領導地位的保守派歷史學家出現第三帝國時代的著名納粹歷史學家。在1950-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文章中，孔澤提出1929-1930年德國政治變得十分無能以至於興登堡別無選擇，但是很不情願帶來的“總統制政府”只是任何型別的政體中唯一能夠提供給德國的一種，而且布呂寧透過第48條的統治只是暫時的措施以圖從大蕭條造成的犯罪中維護民主制。作為回應，布拉赫寫道一系列記載“總統制政府”計劃的文章至少可以追溯到1926年，並提出1930年議會制政府沒有不可約束的罪行造成“總統制政府”不可避免。布拉赫進一步提出1929-30年間沒有向孔澤宣稱那樣的結構性的犯罪嚴重到興登堡向“總統制政府”轉型，反而指出興登堡、他的秘密顧問和魏瑪國防軍在大蕭條之前很長時間都在尋求針對民主制的所作所為。對此布拉赫指出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將軍和海因裡希·布呂寧於1929年4月做出了“總統制政府”的計劃，而且只有興登堡的慾望使得赫爾曼·穆勒政府通過了楊格計劃，這個計劃因1929年11月的全民公決而推遲，給了穆勒幾乎一年的額外任期。布拉赫有關布呂寧政府的分析認為這是瓦解民主制的第一步而不是像孔澤所說的去維護它的努力，在1970年布呂寧身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得到很大的支援。布呂寧，一個保守主義的天主教徒，終生未婚且從未與任何女性有過關係，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自己是一個對興登堡有著不健康的情感依賴的人，對他刻板地摯愛並用同性戀般的術語定為德國男子氣概和力量的典型。布呂寧明確承認在他記憶裡“總統制政府”的目的是踢開民主制並透過流亡的威廉二世回來恢復君主制，並長時間抱怨施萊謝爾在1932年春讓興登堡反對他，致使總統將他解任並以帕彭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布呂寧記憶中不反對帕彭，但是事實上是他推出同樣的政策只是要他鐘愛的興登堡元帥給他一個機會，而不是在1932年5月將他解職。即使布拉赫在與孔澤的爭論中獲得勝利，在1971年底布拉赫對“對總統制政體的保守主義和總是太善意的觀點”趨向的作為維護民主制的嘗試感到後悔。在確認布拉赫分析的布呂寧回憶錄出版後，布拉赫寫道總統制政府的來臨是“不是去維護民主制，但是是有意的一個帶來獨立於政黨和議會的並使社會民主黨排除在權力外面計劃的一部分……布呂寧的政策在抵抗基於法律條文的官僚式版本的宣告和鋪設通向專政的道路之間搖擺不定……他不是……魏瑪共和中斷之前的最後一任總理，卻是破壞德國民主程序的第一任總理”。在對魏瑪共和國史學史的調查中，科爾布寫道1970年代以來的研究確認了布拉赫1955年第一次提出的譴責布呂寧的畫面，當時相關證據不足以證明。布拉赫尖銳批評了社會民主黨沒有抵抗弗朗茨·馮·帕彭發動的眼看魏瑪國防軍推翻奧托·布勞恩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布拉赫寫到即使魏瑪國防軍幾乎很可能阻止任何阻力，但是：“那裡保留著最後一次示威的可能性，一個民主制度的堅定願望顯示其本身堅決主張反對一次臨時的不可抗力。這或許超越了所有正當理由的切實可行的計算，使之有可能從共和國的武力的精神上和道義上的垮臺中維護民主觀念；其所作所為使得新的統治者道路更為困難；推遲了未來的發展並降低其影響”。布拉赫寫道那次起義一直到1932年7月，那些信仰民主制並充滿高度決心的德國人都在靠邊站，而且普魯士政變後，同樣一些人變得沮喪且消極，感覺他們在統治者玩弄他們的遊戲，喪失了戰鬥精神。布拉赫有關普魯士政變是帕彭發動的的觀點也因為將他帶進反對阿諾德·布萊希特的激烈爭論而聞名，此人堅持沒有人能對反對普魯士政變有所作為，因為那會意味著破壞法律。布拉赫由此提出帕彭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會合併為“聯合左翼”以在德國發動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理由是毫無疑問的荒唐，並提出帕彭的目的是結束民主制，那時有機會可以破壞法律。布拉赫提出布萊希特的分析堅持帕彭的政變是不可能的是因為那意味著破壞法律僅僅是為消極狀態找藉口。歷史學家通常同意布拉赫分析的面對那些當權者裁決非法的那些時間是有可能破壞法律的，而且普魯士政變是會被合法化的對民主制的防守變為非法化的一個時期。1960年代.布拉赫的觀點中，貫穿於人為的選擇導致魏瑪共和的崩潰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和奧匈帝國的“völkisch”意識形態，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上找到了最完全的表達方式。同樣地，布拉赫抱怨太多德國人在魏瑪-納粹時期選擇“為喝彩的協定和偽軍事性的服從準備的一個強勢的威權主義的政權”。透過對德國曆史的Sonderweg解釋的反對，布拉赫相信德國的一種特殊的思想狀況它成為政治中的力量，超脫了一個荒誕的現實。從民主到專政的路並非德國一個特定的情況，卻是國家社會主義專政的本質對應1933–1945年德國意識形態的權力成為政治和極權主義的現實。”布拉赫提到的Sonderbewusstsei是Sonderweg理論的原型，名義上普魯士-德國政權在觀念上作為中歐的大國而非西歐或東歐，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是特別且獨一無二的；這一意識形態強調對民主制的反對作為對“西方文明”的反對的一部分。另一部與布拉赫相關的著作是1960年與沃爾夫岡·掃爾和格哈德·舒爾茨合作撰寫的專著《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的大量細節。在對《國家社會主義攫取的權力》的評論中，美國曆史學家Walter Laqueur讚揚了布拉赫、掃爾和舒爾茨他們拒絕參與辯護，以及自願解答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人的行為的問題。在同樣的評論中，Laqueur表達出了對威廉·勞倫斯·夏伊勒《第三帝國興亡史》那樣的暢銷書的遺憾，同時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攫取的權力》那樣被Laqueur當作比夏伊勒絕佳的學術著作沒有翻譯成英語，使後者成為最暢銷的書。布拉赫主張納粹德國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其中布拉赫堅持卡爾·約阿西姆·弗里德里希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發展的“極權主義型別學”過於僵化，而且極權主義模型需要建立在細緻的經驗分析之上。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和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著作沒能在“革命動態”中加以斟酌其中布拉赫提出了極權主義的“核心準則”。對於布拉赫而言，極權主義的本質是與一個涵蓋一切的意識形態，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的價值觀，以及對國家和社會公共意識形態的偽造一起的對社會的所有方面的控制和再造的總體宣揚。在布拉赫的觀點中，“政治是國家權力的構造”，而且在他的觀點中，歷史學家的傳統方法須由政治科學的方法支援以正確理解政治史。在史學專業中他自己的領域的以納粹-魏瑪時期的為名的著作的談話中，布拉赫聲稱：“不是對於希姆萊、鮑曼和海德里希，也不是對於納粹黨，但是對於希特勒德國人自認為熱情。在此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德國曆史學家……去認定過去的這一關鍵錯誤的去研究它而不輕視它仍然是德國曆史學術成就的一個任務。忽視它意味著失去了對事實的承諾。”布拉赫高度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帝國觀點，這一觀點把納粹的領導者視為鉅商操控的傀儡。在布拉赫的觀點中，準確的反駁是與從屬於納粹統治的商業活動存在的“政治優先”狀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堅持的“經濟優先”。布拉赫提出納粹的行動聽命於納粹意識形態理論，商業利益只是像社會的其他任何部門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於專政，而且自從納粹的行動常常不和於純粹的經濟觀點看法的邏輯，“政治優先”佔了上風。不同於常常與左翼歷史學家有關的第三帝國的功能主義觀點，布拉赫寫道它嘗試：“對立‘舊式的開明的’極權主義理論及討論相對化的解釋，強調‘即興發揮的’權力的政治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地位。左翼的解釋像是去開罪行和責任的問題去支援更現代、現實主義的分析。但這樣做他們會滑到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本身的新的輕視和庸俗化的危險。他們的分析也帶來了這個，換句話說，含糊其辭的在討論法西斯主義與現實。”1960年代，布拉赫是由恩斯特·諾爾特代表的泛法西斯主義理論主要批評者。布拉赫批評泛法西斯主義的整體觀念為知性上站不住腳，並指出那是一部分德國人的個人選擇作為對諾爾特的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後設政治學的”的哲學觀念的反駁。布拉赫的代表作，1969年的著作《Die deutsche Diktatur》部分程度上是為反駁諾爾特的泛法西斯主義理論而寫的，反而展現了作為人為行動造就並支援的極權主義之治的納粹獨裁的畫面。在《德國的獨裁者》中，布拉赫反駁了泛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反而用極權主義的理論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去解釋納粹德國。作為把歷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倡導者，布拉赫表現出了對諾爾特泛法西斯主義的哲學理論的強烈不滿。在1971年的評論中，美國曆史學家Lucy Dawidowicz稱《德國的獨裁者》是“……一部舉世無雙的卓越作品，結合了最細緻的客觀現實和對民主精神的強烈的承諾”，1989年，英國曆史學家Richard J. Evans稱《德國的獨裁者》是“有價值”的著作。布拉赫常常批評由和等學者主張的對第三帝國機能主義-結構主義的解釋並宣稱他們對希特勒的觀點是一個“軟弱的獨裁者”。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是“第三帝國的主宰”。而透過布拉赫提出的觀點元首是在第三帝國的背後驅動武力，他是指出納粹德國是有良好組織的而不是納粹分子喜歡偽裝的第一個歷史學家。在1956年的論文中，布拉赫提到“競爭對手之間的對抗情緒元首無所不能的關鍵地位中單獨地解決了”，造成了“……權力團體和來自互不相容的個人關係的複雜的共生體和地位”。不像機能主義者，布拉赫視這一混亂為希特勒一部分有意的“劃分和治理”戰略的一部分，並指出沒有觀點可指出希特勒受自下而上的壓力的驅動或者他的權力受任何方式的限制。而一方面布拉赫同意機能主義者注重的第三帝國決策制定的高度自我組織的本性。布拉赫評論納粹的統治“仍然處於始終即興組織的狀態”。1970年代.在1971年一篇紀念德意志統一100週年的短文裡，布拉赫反駁了奧托·馮·俾斯麥是今日聯邦共和國之“祖父”的說法，並提出那些史學家所宣稱的俾斯麥的第二帝國與聯邦共和國之間的聯絡是完全錯誤的。布拉赫堅持1949年聯邦共和國的建立是與德國曆史上所發生過的任何事情有著決定性的分界。布拉赫聲稱聯邦共和國具有民主政體，尊重個性、全民平等、法治及其多元化、寬容的社會與俾斯麥視野中的為維持“容克”的權力存在軍事化的、威權主義的政權控制的嚴苛的等級社會毫無關係。布拉赫寫道現代聯邦共和國的成功與“俾斯麥時代的傳統”毫無關係，並稱“1871年政權的崩潰”是“全新的德意志國家的前提和起始點”。布拉赫堅持“其次，完全成功的民主制度在德國是不可想象的，沒有1871年帝國的最終失敗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出版的題為《The Role of Hitler: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希特勒在他所屬的時代被嚴重低估了，而且那些拒絕極權主義模型而支援法西斯主義模型的歷史學家處在犯下同樣錯誤的危險中。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是“世界歷史性”的人物，被認為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最為激進的型別以及最具破壞性的革命的化身，而且那些強加了希特勒的個性，因此國家社會主義正確稱呼是“希特勒主義”。在他論文中，布拉赫堅持希特勒本身在許多方面有某種意義上缺乏的“非人的”對於傳記作家來說的任何現實的興趣，但是指出希特勒那些平凡的氣質致使他先在魏瑪共和國，然後在1930年代的國際舞臺被競爭對手和同盟低估了。同時，布拉赫告誡了像他指出的那樣的歷史學家的希特勒“妖魔化”的辯護趨向，讓許多德國人只是在“魔鬼”希特勒頭上責怪納粹的罪行。其中布拉赫批評了不夠充分的英雄史觀，布拉赫指出宣稱社會發展比個人角色更重要的社會史學家是錯誤的。布拉赫寫道1970年代的“希特勒風波”對希特勒看起來很反常的狂熱帶來過去三十年的所有關鍵事件或者冷戰、斯大林主義興起與衰落、匈牙利起義、蘇伊士戰爭、越戰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事件的年代，希特勒即使死了，仍在所有這些時間裡留下了些許“背影”。布拉赫指出對希特勒的痴迷是由於“希特勒主義額外的特性造成的不可避免且持續的聳人聽聞的感觀，這可以當作是現代成吉思汗主義的一種或者常被認為德國人代表性的殘酷的效率與超級人物的意志力的結合的例子，用以恐嚇或者崇拜，或者兩者兼有”。布拉赫提出希特勒代表了一種有別於18和19世紀曆史學家建立的歷史偉人傳統標準領導者的新的型別：“希特勒，和以他方式的斯大林代表了一種大型運動和政黨領導人的新的型別，結合了狂熱的意識形態癖好素質和技巧超群的煽動，並取代了作為歷史人物偉大特質的傳統的政治家和勇士”。1976年的作品中，布拉赫一再警告迴歸到“偉人”的歷史學派，警示“偉人”型別的歷史學家在極權統治中是有代表性的，隨著“偉人的歷史”作為歷史的這一概念不但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得到推廣，而且“……也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雖然完全處於集體主義的教條的反面，可是在有魅力的領導人發動的群眾動員的心理特徵中保留下來。這一領袖崇拜及偽信仰的尊敬和崇拜的很好的例子有列寧和斯大林，毛主席以及朝鮮神化金日成”。然而在同時，布拉赫提出在極權統治之下，領導者的地位取決於其特殊的定義意味著塑造歷史過程中有過大的角色，由此使得對領導人的研究成了理解這些統治的前提。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1933年1月30日總理的主要職責移交給希特勒取決於保羅·馮·興登堡總統的。布拉赫寫道興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選擇不同的方式委任希特勒為總理會將德國曆史帶入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意味著隨著1934年興登堡的去世，他必然擔起1933-45年間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的超級責任，對希特勒的委任是對興登堡來說的一個不必要的完全沒有正當理由的行動。然而布拉赫提出一旦希特勒掌控權利，他用他的權威推出完全的變革在政治上摧毀希特勒的反對派，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他的盟友，如決定“服從”納粹運動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布拉赫提出因為希特勒是納粹運動的非常中心以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命運非常糾纏於希特勒的命運是正確的，如上所述，談論國家社會主義為希特勒主義，而且因此透過他們的行動明顯引發的事件反之不會發生證明希特勒作為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另外，布拉赫堅稱希特勒的重要性他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特別激進型別最有效的說明者，這允許反而會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思想以恐怖的實現來臨。透過布拉赫提出拉爾夫·達倫多夫、大衛·舍恩鮑姆和亨利·阿什比·圖納等人的作品中國家社會主義尋求反現代的目標導致一個無意中的現代化程序被讚揚，布拉赫感覺到現代化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相差太遠的問題，他指出世界上的極權的革命式的改造伴隨著殘忍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路線。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革命企圖發洩的除一種走火入魔的種族主義之外，還有道義上的革命。布拉赫提出納粹革命企圖毀壞友誼、仁愛等等的傳統價值觀，並以諸如殘忍、野蠻及破壞性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布拉赫提出由於反猶主義對於希特勒的世界觀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其以對歐洲猶太人的大滅絕為表現形式等等的後果反對任何泛法西斯主義觀念是由於布拉赫相信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不能解釋說明猶太人大屠殺。布拉赫提出一般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有著不加區別地把針對法西斯觀念的太多迥異的現象以任意的知識性的用法加以歸結的錯誤，並以法西斯術語籠統的抨擊任何人所不齒的。隨著對猶太人大屠殺起源的注重，他成為堅定的蓄意主義者。在他看來對歐洲猶太人群體滅絕的整個計劃起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猶仇恨。布拉赫提出“希特勒所贊成的一個深重、盲目和冷酷的基本準則”是反猶主義，提到屠殺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對於希特勒來說十分重要，出自純粹軍事觀點的看法的能會更加投入於戰鬥而不是傾向於大屠殺。1981年，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Timothy Mason在他的著作《The "Fuehrer State" : Myth and reality》中題為《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的論文裡創造了“蓄意主義”的術語作為回擊布拉赫與Klaus Hildebrand的一部分都被Mason指責過分集中於希特勒作為對猶太大屠殺的解釋。布拉赫相信極權主義無論來自左翼還是右翼，都是對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威脅，而且提出蘇聯和納粹德國之間的不同是某種程度上的，不是某一型別上的。布拉赫反對泛法西斯主義的反對還常常促使學者拒絕像“激進左翼”主張那樣的“極權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以支援“民主”的極權主義理論作為解釋納粹專政的方式。尤其是布拉赫指出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具有這些基礎性質的不同以致任何泛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不被歷史證據支援。他是一名親美人士，還是為數不多的完全支援冷戰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德國教授之一。而布拉赫沒有對法西斯義大利的同情傾向，寫到貝尼託·墨索里尼的崛起“透過一個保守派和進步派、反共及國家社會主義者、反對變革和革命目標的結合訴諸所有階級”並且大量運用“直接行動”，墨索里尼在1919年“走向對自由民主制的戰爭”。布拉赫是聯邦共和國的價值觀始終如一的支持者，而且他的美國朋友反對東德及其支持者蘇聯的價值觀。1960、1970和1980年代他常常抨擊左翼和新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越戰中的美國和西德的行動與納粹德國的比較。對布拉赫而言，這些抨擊有對納粹罪行荒唐的庸俗化及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險惡的嘗試。布拉赫提出1970-80年代西德的失敗和不穩定的情緒與1920-30年代不同。1969-74年，布拉赫支援維利·勃蘭特總理的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政府和他的東方政策，提出聯邦共和國早該承認奧德河-尼斯河線。1970年代中期，布拉赫反對社會民主黨，指出西德太多的人天真並無憂無慮地輕視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布拉赫始終自視為自由主義者，反對左翼和右翼的極權主義，一個立場使他同時抨擊保守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他1976年著作《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中，布拉赫批評了馬克思主義新左翼對納粹時代的解釋，理由是這類的解釋“在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方面縮小到1933-45年間野蠻行為的消失為道義上的現象的範圍”，布拉赫感到那意味著“……新一波庸俗化甚至辯護開始了”。在他1977年發表在《Historische Zeitschrift》雜誌上的題為《Zeitgeschichte im Wandel der Interpretatione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19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導致“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並伴隨“新左翼”運動日益掌控大學課程。其中布拉赫感到一些價值觀產生的成果，太多所產生的按他的觀點的出版物以“簡略的武裝”寫成，其中“以學術的背景和名義推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有著學術標準上的侵蝕性的效果。布拉赫寫道19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政治化而且常常……反對性地曲解”歷史學家的成果。在他1978年著作《Schlüsselwörter in der Geschichte》中，布拉赫警告新左翼和他與之相關聯的“極權主義的誘惑”，最重要的是紅軍派恐怖主義團體是對西德民主制度的嚴重威脅，並稱那些學者在他們分內這類傾向發生之前予以回擊為時太晚。布拉赫警告政治體系之外進行的“和平”和“綠色”運動推出了另類的烏托邦系統的一個激進版本，他警告民主制度中的潛在危機持續會導致逐漸削弱德國民主制度。西德左翼分子又攻擊布拉赫是新納粹主義並給他貼上“美國走狗”的標籤。布拉赫特別地警告“透過從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理論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異化，去顯示和實行作為主導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當代批判主題的取向”。隨著同樣的主線，布拉赫批評迴歸到他認定為粗魯的1920-1930年代共產國際理論把民主制標記為“晚期資本主義”和“晚期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以及新左翼把聯邦共和國表示為納粹政權“復活”的做法。1980年代.在他1982年著作《Zeit der Ideologien》的引言中，布拉赫寫到“當認識到高度傾向性的政治期望被發現以破除某些限制降臨的時候，出現了一種對峙的重現，在德國尤為令人痛苦，而且是通常被認為已經克服了的”。布拉赫抨擊共產主義所宣稱的以“科學規律”得出的歷史法則“是其相對論的鼎力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且是其特別偏執且強迫性的特性”的源頭。布拉赫寫到：“共產主義政治有一些神秘，有一些對個人的理效能力的超越，有一些東西完全只有集體及其領導者享有”，這些促使其本身“只由精英人士通曉”。作為他批評共產主義的一部分，布拉赫寫到：“沒有對精英的超越國家的能力的制約……其道義和智力上的極權主義偽科學的正當性和政治上的強制力，同時表現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和虛弱。它可以從現代的複雜世界的懷疑中帶來救世主，但必定會一再的加入到與複雜性的現實的衝突中來。”在1986-88年的的‘極權主義’力量束縛整個人並誘引和征服他”。布拉赫指出尤爾根·哈貝馬斯和恩斯特·諾爾特“把極權主義的概念和法西斯主義的膨脹與公式視為禁忌”。布拉赫抱怨有關“政治上的兩級分化”爭端使歷史學家忽視了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可比性”。布拉赫在信的末尾寫出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透過對比都沒有失去“……他們各自“單一的”非人性。二者都沒有建立在那一基礎上的愧疚感。”在歷史學者的爭論當中，布拉赫主要保持旁觀者的立場。在1987年3月14日的寫作中布拉赫稱他把Historikerstreit看作德國人對近期歷史的一種Doppelbödigkeit的感觀。布拉赫指出聯邦共和國是為德國人民的忠誠而競爭的兩個敵對的德意志政權之一，兩種統治的繼承國由與對過去不一樣記憶的兩代人佔據。布拉赫對德國人寫道“當前爭論的憂慮不僅僅是不能簡單賦予歷史意義的‘過去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意義，但不是簡單的結束輕視的世俗的距離”。布拉赫指出鑑於“過去的沉重負擔”，西德可能容易墮入專政。布拉赫把對西德民主制的主要威脅視為是從左翼而來的。布拉赫指出和平和綠色運動是在“民主和專制的邊界之間”搖擺不定，並警告極左綠色和平運動可能容易成為“救世主的偽宗教概念”的工具以至西德可能回到極權主義。布拉赫聲稱1980年代末的狀況“在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太過寬泛的概念的批評被來自諾爾特透過哈貝馬斯在議院權力以外的抗議的前線反對的時候”與1960年代末相同。後來在1980年代，布拉赫定義極權主義是任何不允許對手的具有絕對的意識形態特徵的政權體系；有層級分明的組織並處於政權掌控之下的一個大規模運動；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經濟的國家控制。此外，布拉赫主張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產物，卻是隨著現代技術允許社會的極權控制的很大可能性的現代的非常產物而超過了1920、30和40年代所出現的。布拉赫指出在今日世界基本的劃分界限不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間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而是在民主和專政之間。布拉赫批評了那些左翼知識分子咒罵美國那樣的民主政體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同時稱讚共產主義古巴那樣“進步”的專制政體堅持在道義上欺騙的價值觀。布拉赫在聯邦共和國的觀念最早的支持者中脫穎而出為“後民族民主主義”或者被稱為“憲政愛國主義”，一個對於德國人來說是新的定義。布拉赫指出在第三帝國造成的創傷中，以種族主義術語Deutschtum的堅持人文的價值觀對德國人來說的意義的中心。布拉赫提出用傾向於基本法及其價值觀的德國人基本的忠誠“憲政愛國主義”反對傳統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建立一個會應用到不分性別、宗教、膚色或民族的所有人的新的基於基本法的忠誠感的新德意志國家認同。許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支持者像歷史學家提出布拉赫的“憲政愛國主義”過於乏味且抽象，堅持稱德國人需要一個比忠於基本法更強烈的黏合劑 以建立合理的國家認同感，由此要求對國家的忠誠。1970-80年代，布拉赫出版了一系列呼籲“憲政愛國主義”和“後民族民主主義”的論文重新定義Deutschtum為屬於一個民主政權的共和主義者並反對民族政權的舊定義。布拉赫的努力所取得的這類成就是許多年輕人從1980年代起信奉他的“憲政愛國主義”觀點作為一種肯定成為德國人的自豪感的方式。1989-1990年，布拉赫對東德專政的倒臺和德國統一表示歡迎。布拉赫沒有感到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是在道義上等同於納粹的統治，但他指出在東德共產之治下令人難受的記憶應予以保留並阻止任何回到共產主義的嘗試。1990年代.1990年代，布拉赫提出透過展望民主在對抗極權中有了很大改進，他警告這沒有時間可以揚揚得意。1992年，布拉赫寫到民主制度作為一個政體“自我節制並洞察人的缺點，就像專政是人的意識形態上的傲慢的統治。”布拉赫主張在1989年以後的世界對於民主制有著比1914-89年更好的機會，只有在未來的世界建立並維護一個公民社會是困難的工作，而且這一任務可能從來沒有完結。在他1992年著作《Turning Points in Modern Times》中，布拉赫抨擊諾爾特宣稱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蘇聯的“映象”。布拉赫寫道諾爾特的著作把殘暴的種族主義“平凡化”，布拉赫聲稱透過表明國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僅僅是蘇聯社會主義的“複製”以及由此不是和蘇聯同等的罪惡。在2003年《明鏡》新聞雜誌的採訪中，布拉赫高度批評了總理格哈特·施羅德反對伊拉克戰爭，並告誡不要用反美贏得選舉作為德美關係的潛在破壞，這一發展令布拉赫感到痛惜。他於2016年9月19日去世，享年94歲。美國曆史學家Jeffrey Herf在訃文中寫道：“布拉赫在《德國的獨裁者》當中考察過的有關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憂慮在我們的時代裡找到了回聲。我們的制度比遠比那些在魏瑪共和時代的更穩定，但是威權主義和陰謀論的表現卻在西方政治中增長。因此布拉赫有關1930年代民主制在德國是怎樣被破壞的著作仍有令人不安的相關性。而且，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時代不會隨著歐洲共產主義的垮臺而結束。用布拉赫的標準，它仍在繼續，尤其是在最近幾十年的一些推動了恐怖主義的伊斯蘭運動中。極權主義改變了地理位置文化座標，但是它的不人道的性質和不合理性值得與20世紀的前身相比較。同樣，在此，卡爾·布拉赫的著作在很多年裡對於納粹和共產專政的歷史學家和麵臨多種狹隘的挑戰世界上自由民主制的擁護者都將仍然是重要的。”擴充套件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