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是中國大陸語境中由哲學概念“虛無主義”衍生出的政治、歷史術語。歷史虛無主義最早指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全盤否定，與復古主義一道被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對立面批判；其後“歷史虛無主義”逐漸意識形態化，並與“民族虛無主義”產生區分，專指對中國共產黨領袖、英雄人物、歷史地位，以及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制度等的否定。歷史虛無主義被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視為是一種反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政治思潮，在其看來，歷史虛無主義者批評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中出現的問題或犯過的錯誤，是「以支流否定主流，以個別否定整體，以問題否定成就」，例如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學術問題被泛化為政治問題的錯誤，破四舊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等來質疑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被打上此標籤的史學家則認為，這一標籤否定了對歷史進行批判性探索的基本分析過程。概念的誕生和演變.“虛無主義”中描寫俄國興起的“多餘人”時使用該詞而廣泛傳播開來。後來，虛無主義被引申為否定一切、消極頹廢的態度。1949年至1950年，《人民日報》曾刊文批判世界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此處的民族虛無主義是指對民族觀念本身的否定。1989年之前《人民日報》對虛無主義的批駁，大部分是針對不重視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也就是說實際上批判的是民族虛無主義，常常與崇洋媚外思想相聯絡。在民族文化傳承方面，民族虛無主義被認為和復古主義一樣屬於極端傾向，強調對民族文化應批判地繼承。1958年，《紅旗》雜誌社編輯關鋒提出“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堅決反對“隔斷歷史的非歷史主義和虛無主義”。1964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一次講話中稱“我們既不是歷史的虛無主義者，也不膜拜於遺產，而是對遺產採取批判地繼承的態度”。1974年，“歷史虛無主義”這一概念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最早被完整的提出，《人民日報》1974年11月29日一篇文章提到對民族文化遺產“既要反對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又要反對無批判的兼收幷蓄”，但當時並未引起重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對四人幫的批判中，以及在之後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歷史虛無主義”多次被提及，但依然是針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態度而言的。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決議透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確定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李德生、項南等人在1983年發表的有關學習《鄧小平文選》的文章中均提到鄧小平提出的評價原則是排除了教條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干擾，“歷史虛無主義”一詞開始被賦予意識形態色彩，主要特指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領袖的不公正、不客觀、不科學的態度。但該詞在當時仍主要針對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直至1986年底該詞的意識形態化傾向才凸顯出來。198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在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指出中國對外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成績和缺點要有正確估計，既不過度美化，也不妄自菲薄，並特別強調防止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至此，歷史虛無主義已經明確地和民族虛無主義區分開來。1989年，東歐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巨大挫折，六四運動也對中國大眾的思想產生嚴重衝擊，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頻繁強調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割斷歷史，藉口“改革”否定“黨的優良傳統”，“嚴重侵蝕黨的肌體”。從1989年至1999年間，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主要與全盤西化掛鉤。1992年出版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名詞術語辭典》將歷史虛無主義定義為“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否定歷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歷史觀點和思想傾向”，稱歷史虛無主義的特徵是否認人類社會過去的一切，否認人類社會歷史的存在。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中將歷史虛無主義定義為“虛無主義在歷史問題上的一種表現，認為‘歷史’是虛構的概念，蔑視民族歷史”。該書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萌芽於20世紀初，在1930-1940年代發展成熟，其主要觀點是否定中國歷史，把中國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其必然導致“全盤西化”的結果。2000年出版的《史學理論大辭典》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學典將歷史虛無主義定義為“歷史理論術語，一種對待歷史的非歷史態度”，並稱歷史虛無主義者以後世的能力和知識否定過去，認為歷史“一無是處，完全無用”，以現代的標準去要求和責備古人，將歷史視為錯誤和罪惡的堆積；王學典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1958年“史學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均有過突出的表現:179。至2000年，歷史虛無主義論爭轉移到如何評價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問題，尤其是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的一些重大決策和事件。2005年，歷史虛無主義演變成社會思潮。2013年，《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將歷史虛無主義評選為“2013值得關注的十大思潮”第二名，僅次於新自由主義，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常以學術研究面目示人，以還原歷史真相的名義解構或否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國革命性質和意義、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等。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在其要求警惕和根除的七大危險中，歷史虛無主義位列第六位。2015年，歷史虛無主義在“2015值得關注的十大思潮”中仍位列第二名，僅次於民族主義，調查報告中稱，歷史虛無主義者在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丟擲中國共產黨歧視國民黨抗戰官兵的觀點，使用揶揄、影射、戲謔誘導網民自我聯想、自我推斷。分析和評價.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鄒詩鵬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全球範圍記憶體在的，是西方文化傳統現代流變的產物，是西方19世紀以來流行的“世紀病”的癥結，其興起與啟蒙運動有一定關聯。近代以來，思辨的歷史哲學受現代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影響轉向批判的歷史哲學，而批判的歷史哲學拒絕承認歷史的總體性，接收了歷史懷疑論和不可知論後最終演化為歷史虛無主義。歷史相對主義和資本主義物化邏輯都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後者更使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中國因開始走向現代化而受到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中國現代化之初認為現代化的基本框架就是西方化，用西方性否定中國本土性，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興起，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等都與歷史虛無主義有關。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全面呈現，已廣泛地存在於中國文學藝術、學術研究乃至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領域，而全球範圍內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也助長了中國歷史虛無主義的發展。中國歷史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章立凡認為“虛無主義”並不是史學用語，而“歷史虛無主義”則是一個“中國造”的政治名詞，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均不相干，也與學術無關，是在1989年批判政論片《河殤》時誕生的新名詞，1990年1月該詞首次被寫入中共領導人的講話稿，1993年首次被作為文藝理論術語被收入武漢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後作為政治名詞被收入1999年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名詞術語辭典》，2000年作為歷史理論術語被收錄於《史學理論大辭典》。2005年，中國大陸曾出現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小高潮，2009年以後批判文章數量逐漸增多，在2013年的“反憲政”論戰中被濫用，並導致了中共黨史和共和國曆史虛無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龍閃認為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源自俄國的舶來品。歷史虛無主義於19世紀中葉出現在俄國，其誕生之初便與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摻雜在一起，三種思想雖然名稱不同，實質上水乳交融、三位一體，名稱的不同只是其強調的側面不同而已。19世紀中期以後半個多世紀，以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皮薩列夫為代表的虛無主義思潮在俄國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天義報》，留法學生在巴黎創辦《新世紀》，將俄國當時的虛無主義思潮介紹到中國。虛無主義傳入中國後，與空想社會主義交織在一起，成為四位一體，但多被稱為“無政府主義”，在辛亥革命後曾得到劉師復、江亢虎等一批中國文人的推崇。五四運動後，該思潮雖有所收斂，但演化形態後也得以繼續延續，並與1920-30年代從蘇聯傳入中國的庸俗社會學結合到了一起。庸俗社會學堅持狹隘的、教條主義的、無所不包的、絕對化的階級論，導致了對人類文明基本價值和優秀文化傳統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間，把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的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各種虛無主義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將文化大革命從集體記憶中抹去，使中國社會對文革歷史集體失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危險和表徵。衍生動因猜測.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森林認為衍生歷史虛無主義的動因包括：以理性衡量一切的啟蒙主義中蘊含在貶低和否定以往歷史的虛無主義衝動，對歷史的虛無化內生於啟蒙運動的邏輯之中，啟蒙主義史學傳入中國之初便曾帶來對中國歷史的否定與貶低。而且如何看待歷史取決於對現狀的態度，滿意現狀就會對過去保有敬意，而不滿現狀則會採取批評責難過去或者將過去的典範放棄而重新繼承、恢復和發揚。不同文化或不同理論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論述多有差異，每種歷史理論往往都排斥其他，以自己的標準解讀歷史。任何一種文化都會根據自己的標準塑造一種理論化、系統化的“歷史”，並對原有歷史中的某些內容予以否定、蔑視。一種歷史論述的堅持者會將其他理論否定自己重視的部分歷史內容的行為視為虛無化，視為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每種歷史理論在構造基於自身標準的連續性和自洽性時都會程度不一地凸顯和張揚部分內容，並貶斥和遮蔽另一部分內容。只有一種理論的重要內容被其他歷史敘述系統虛無化時，才會招致歷史虛無主義的激勵批評。西方歷史學被引入中國之時，產生了以西方標準否定中國傳統價值、知識和歷史的激烈的歷史虛無主義，從而出現了五四運動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和“不讀一本中國書”等形式。以不能促生現代化為由否定中國傳統，肯定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質疑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意義，以是否有利於現代化為標準臧否歷史人物均是源自啟蒙主義的邏輯。隨著政治立場和價值的重新界定，以原標準撰寫的某些歷史內被否定，需要被重寫；而隨著學術新視角的開闢，造成了新舊視角觀察的差異，導致部分內容需要被放棄。在對舊視角和舊認識的批判中容易形成虛無主義的效果和態度。追求歷史普遍性和個別性統一的歷史主義在實際上往往走向以特殊性和個別性排擠、否定普遍性的立場。歷史主義的極端化勢必導致與啟蒙主義極端化類似的簡單化，將啟蒙主義極力維護的一些東西虛無化。歷史主義在為個體性、特殊性和地方性辯護的過程中，孕育了對西方現代文化的虛無主義質疑，而且孕育了“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被允許”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結局。兩者結合便產生了兩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一種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針對特定歷史時代而言的，沒有絕對和永恆的東西；另一種是一切都曾出現過，一切都不過如此，沒有新意。除了價值重估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外，理論過度簡單化也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理論的簡單化和極端化會導致不符合其框架的歷史內容被無視和否定。簡單化的一個例子是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虛無主義，其是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極端派別出現的，曾與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混雜在一起傳播，其否定資本主義在工業化上的進步作用，將其視為絕對的惡，將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虛無化。歷史上，它先在與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競爭中被否定，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興起，並在文革後被中國共產黨糾正和否定。但隨著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呈現，這一思潮再次出現在中國社會文化之中。而對歷史的娛樂化和工業化處理則是因簡單化產生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常見的形式，表現為按照娛樂工業的邏輯，以營利為目的對歷史隨意戲說，使歷史失去了應有的凝重和莊嚴，將歷史中有價值的東西虛無化，因為其不具有政治性，非常容易被市場放大。重新泛起的原因猜測.《環球視野》2012年署名文章《高度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影響——近期關於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研究的綜述》中總結中國多名學者的研究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的原因包括：由於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日益增多，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想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其中，否定一切革命、鼓吹改良萬能的歷史相對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以歷史事件的單一性、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歷史事件的不可預測性否定歷史規律的存在，強調人的主體性、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該思潮的傳入直接推動了中國歷史虛無主義的泛起。後現代主義史學思潮“否認歷史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否認人類社會普遍規律的存在”，“將客觀存在的歷史視為歷史學家主觀的構建物”的理論主張也與中國歷史虛無主義契合。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意識形態攻勢的主要目標，是西方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的長期物件。1990年代以來，西方反共勢力大肆向中國兜售裹挾著歷史虛無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歷史哲學理論等。中國歷史虛無主義的重新泛起是對世界範圍的“告別革命”思潮以及西方“和平演變”企圖的一種呼應。隨著中國自身改革的推進，部分社會矛盾尖銳化，部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借大眾對現實問題的迷茫、困惑和不滿透過新型資訊傳播途徑大肆發展。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在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反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等觀點上具有高度趨同性，彼此互相呼應，擴大了社會影響力。對中共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中國歷史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章立凡曾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稱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在部落格中虛構了毛岸英二戰期間曾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坦克部隊指導員的身份隨軍攻入柏林的故事，被官方採信並廣泛報道，高調反“歷史虛無主義”的中國官媒卻都視而不見。王犖倫認為，「歷史虛無主義」不是「虛無主義」。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理論上是荒謬的，研究歷史無論採用什麼歷史觀，都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可能把全部歷史事實「虛無」。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指研究歷史得出的結論與中共官方的觀點不一致；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將不同的學術觀點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並舉例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明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數為“三千萬”時述及的「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此類。被指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鄒詩鵬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具體表現為不承認歷史及文化傳統的繼承性和連續性，把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過渡看成為徹底的斷裂，否定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漠視人文精神傳統的內在傳承和教化意義。歷史虛無主義認同物化邏輯，追逐商業利益，否定歷史傳統，否定中國的當代史及現代化傳統，否定中國革命，否定歷史唯物主義。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認為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表現為：否定和歪曲中國革命歷史，鼓吹告別革命論，否定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將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視為誤入歧途，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說成一系列錯誤的延續，甚至隨意醜化革命領袖和先賢烈士。編造和誇大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以否定其成就，如杜撰“非正常死亡人數”；主張“重寫歷史”，宣稱“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將兩者對立起來，通過歷史“解構”將中國近代的改革和革命描述成消極力量。以“還原歷史”的名義，顛倒和虛構歷史，如透過對歷史的塗抹、剪裁和虛構為已有定論的叛徒和反動統治人物評功擺好，將民國時期描述為“黃金-{}-發展期”等。透過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戲說，將歷史事實和歷史真相模糊化。在描述人民革命戰爭時，不講為正義犧牲的意義，以所謂“價值中立”和“純客觀”為由將中國人民為社會進步和自我解放而戰的正義性與崇高性虛無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認為質疑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宣傳其在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只起破壞作用”；否定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稱其是“誤入歧途”；宣稱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道路稱為“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說成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否定中共領導和執政的必然性、合法性；以中共曾經犯過的錯誤否定中共的全部歷史；拿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對其本人和毛澤東思想肆意抹黑、徹底否定；否定中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實現現代化，稱改革開放是“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分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並互相否定；否定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貶損革命前輩，詆譭中共的領袖，抹黑英雄模範等都屬於歷史虛無主義。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一次黨史工作會議上講話時稱歷史虛無主義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歷史、黨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其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一次紀念毛澤東的活動中稱因為革命領袖“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將“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對殖民的態度.宣傳清末民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善行義舉”被指試圖洗白西方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馬前卒的歷史定性；宣傳列強在華租界對中國城市現代化起到的作用被指試圖洗白租界作為“國中之國”是喪失主權恥辱的歷史事實。其他被指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還有：將近代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發動侵華戰爭的起因說成是中國統治者不願瞭解世界，不懂國際規則；憑侵略者的記載汙衊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反抗運動，稱其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恥辱”；稱西方的殖民統治是亞非拉地區實現現代化的捷徑，主張從“現代化”、“世界一體化”的角度看待殖民問題；將中國近代對殖民主義的抵抗說成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的反抗，“是以落後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將帝國主義侵略和近代文明等同起來。北京大學教授樑柱直接批評此類觀點為“侵略有功，反抗有罪”。有關“告別革命論”.否定革命的意義，稱其為單純破壞力量，主張“告別革命”；肯定清末憲政改革，而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五四運動，稱其造成了歷史斷裂，使中國偏離了“近代文明的主流”；否認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必然性，指責中國革命導致了“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稱中國近代史為“不斷的殺人，輪迴的殺人”的歷史，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否定中國近代革命的正當性和進步性，將革命與現代化完全對立，主張以現代化取代革命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將近代的革命和改革描述為製造社會動盪、破壞經濟發展、阻礙社會前進的消極力量；否定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意義，否定和掩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的本質和主流；借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為抗戰時期國民黨愛國官兵補授、追授表彰的時機，宣傳“國軍是抗戰主力，共軍在後方遊而不擊”的觀點，貶低中共在抗日戰爭的地位和功績；指責中共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對地主的鬥爭是“土匪搶劫”；汙衊中共曾經接受蘇俄3.5億金盧布援助，是拿外國錢搞亂中國。有關歷史人物重新評價.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龔書鐸認為歷史虛無主義者，以現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主張以“現代化正規化”對中國近代的歷史事件、人物、思潮等進行重新審視，洋務運動被視為中國近代的第一次現代化運動，而戊戌維新運動則被視為變法派激進主義的產物，否定義和團運動的意義，貶低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認為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導致了近代的軍閥割據，如果沒有它晚清立憲派的改革將把中國帶上現代化道路；琦善、慈禧、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等原本的負面人物被美化、拔高，而林則徐、洪秀全、孫中山等原本的正面人物則被醜化、貶低，並點名批評了電視劇《走向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認為網路上盛行的“翻案風”，實際是為了“否定當年的革命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的合理性”，並不是追求史學“公正”，而是一種政治鬥爭手段。中國共產黨主流史觀認為“英雄是民族的脊樑，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因此歷史虛無主義者往往以“重新評價”、“重寫歷史”、“還原真相”等名義，對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蓄意抹黑。例如，質疑黃繼光堵槍眼的真實性，質疑邱少雲火中捐軀的可能性，稱他們的事蹟均為虛構；稱劉胡蘭有精神問題，稱狼牙山五壯士是土匪。以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否定來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圍繞“未成年人是否應該見義勇為”的爭議，汙名化“英雄少年”賴寧，稱賴寧是官二代，其救火的事蹟是虛構的；有文章將鴉片戰爭爆發和晚清中國所受苦難都歸因於林則徐的禁菸運動，稱“論起禍國殃民，林則徐絕對位列三甲”；質疑雷鋒的宣傳照為擺拍，質疑雷鋒日記造假，炒作雷鋒與王佩玲的“姐弟情”和“工友情”為“姐弟戀”等。歷史虛無主義與蘇聯解體.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13年1月5日的一次講話中稱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張順洪認為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表現為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強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否定斯大林、列寧和十月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左翼思想研究室主任李瑞琴認為蘇聯歷史虛無主義的動機與目的包括：蘇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領導層為達到政治變革的目的，掀起了“歷史虛無主義狂潮”，並最終葬送了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否定蘇聯當時的政治體制，搞亂了蘇共、蘇聯社會的思想，其推行的改革“新思維”拿歷史開刀，親自倡導和發動了抹黑、否定蘇共、蘇聯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1987年至1989年間，列寧、斯大林等蘇共領袖，女烈士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形象被詆譭。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認為在蘇聯的實踐中，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宗教，“屈從於專制政權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林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中將蘇聯的國家意識形態視為各種惡勢力、錯誤觀念、令人生厭的領袖主觀特徵的集合。甚至在蘇聯解體後，雅科夫列夫還將俄國大眾對蘇聯的懷念汙衊為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復辟。李瑞琴認為在蘇聯各個時期產生的持不同政見者、冤假錯案牽連者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社會基礎，他們對蘇維埃制度心懷不滿，對蘇聯共產黨懷有冤氣甚至仇恨，為發洩自己的不滿和仇恨，將蘇聯歷史虛無化，讚美資本主義制度。社會輿論、課堂講課和學術話語均開始宣揚文明世界和與西方文明接軌，將蘇聯的社會制度定義為極權社會，甚至有人認為“俄羅斯應該變成西方的殖民地”，或者宣稱俄羅斯應拋去中亞地區落後國家輕裝上陣，奔向歐洲富裕文明世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