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國庫黃金運送臺灣行動

中華民國國庫黃金運送臺灣行動，簡稱“黃金運臺”或“黃金遷臺”，主要指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間，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下令將包括黃金在內的中華民國國庫資金運往臺灣與廈門的行動:250－251，先後搬到臺灣及廈門的黃金近400萬兩。遷臺後餘下黃金存放在中央銀行文園金庫。背景.1948年，隨著中華民國國軍在遼瀋戰役的戰敗和淮海戰役的失利，蔣中正總統對中華民國前景感到擔憂。蔣中正1948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提到遷移政府、軍隊、軍眷、故宮文物、國庫資產與相關檔案等到臺灣，用於振興臺灣、為日後反攻大陸做準備。此外，運臺的還包括作為金圓券準備金的上海中國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以及南京中央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等。有觀點認為，這些黃金對於日後穩定臺灣新臺幣價值發揮重要作用，使臺灣社會安定，也避免其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152；然而，根據長期擔任蔣介石侍從官的周宏濤所撰寫的回憶錄，這些運到臺灣的黃金，其消耗速度非常快，經過一年多就因為軍餉開支而消耗了80%，而各界長期以為這些黃金的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為臺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實並非如此。蔣中正為支付軍費、及為日後反攻大陸做準備，將本應作為金圓券準備金的上海中國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以及本應作為銀圓券準備金中國銀行的國庫儲藏白銀，和南京中央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等轉移至臺灣；在發行金圓券及銀圓券時，嚴令民間必須交出黃金白銀外幣兌換，私下以黃金白銀交易或私藏一旦被發現即予沒收，後改為將金圓券及銀圓券存於中央銀行者1年後可返兌黃金白銀外幣，但最終這些貨幣均在1年不到內破產，強兌來的黃金、白銀最終拒絕履行對金圓券及銀圓券的準備金職能，導致兩者嚴重通貨膨脹，波及同一體系下的地方貨幣如東北的東北券、新疆的銀圓票和臺灣的舊臺幣；日後，在中華民國政府於臺灣發行新臺幣時，運臺黃金轉而成為了新臺幣的準備金，並以1元新臺幣兌4萬元臺幣收回舊臺幣，而拒絕兌換其它所有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貨幣，避免了新臺幣如在大陸發行貨幣的惡性通貨膨脹，使臺灣社會安定，也避免其落入中共手中，反而是中共解放區人民政府華北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兌付了部分中華民國政府於大陸超發的貨幣。當年對大陸國庫的轉移不只是轉移了黃金，還轉移了銀元、美元等資產以及相關檔案。不同於運送到臺灣的黃金數量估計不同，大約是3－500萬兩，連同白銀和外幣摺合黃金超過1,000萬兩。作為比較，日本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從包括東北掠奪的金銀和外幣摺合黃金超過1億6,000萬兩。歷程.第一批黃金運送.策劃.1948年11月底，蔣中正開始秘密計畫運送第一批黃金，指派蔣經國、宋子文、俞鴻鈞為負責人，並組成策劃小組進行謀劃和執行。其中，蔣經國負責軍隊溝通，宋子文負責海關排程，俞鴻鈞負責公文協調。宋子文認為，由外國人負責的海關總署不會干預中國內政，訊息比較不容易走漏。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航標船由於其載貨量大，被宋子文選中運送首批黃金。此外，蔣還透過秘密電報要求俞鴻鈞務必在一星期內將大陸國庫中的約一半的黃金運到臺灣。行動.1948年11月30日夜，上海外灘開始戒嚴，此時只有海關航標船“海星號”轉向了中國銀行的碼頭。在中國銀行方面，中國銀行專屬的挑夫開始將一擔擔的木箱從金庫裡向外搬出。從中國銀行裡面搬出來的東西很重，是774個木箱，那是200萬4,459市兩黃金。1948年12月1日將近凌晨1時，從中國銀行裡面搬出來的東西已全部放到了“海星號”，之後船長下令開船，“海星號”則開始在海上秘密航行。隨行護航。:74“海星號”所載運的首批黃金，於1948年12月3號抵達基隆港後，在夜間十一時由火車裝運到臺北，從臺北火車站，再用憲兵卡車將其安全送往臺灣銀行總部的地下金庫。而當首批的大陸國庫黃金的運送工作全部完成時，已經是1948年12月4號上午十時了。這是據國家檔案館中央銀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檔案，同一史料，在該年12月裡，臺北鐵路局，憲兵隊，臺灣銀行， 海星號及美朋號登陸艇都得到中央銀行的現金獎勵。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典藏檔案，此首次運出上海國庫黃金約為總量之半數，共200萬兩，其中105萬兩，不到美援黃金量的六分之一。訊息洩漏.1948年11月30日夜晚，《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住在緊臨中國銀行的和平飯店5樓，透過窗戶無意中看到運金行動，他連夜趕稿發出報導：“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個充滿苦力的銀行，我甚至可以判斷出他們的帽子和制服，湛藍色的上衣和寬鬆的短褲，扁擔的兩端裝滿著包裝的金條！”英國路透社也釋出了﹕“徐州慘敗京滬震動，中央銀行偷運金鈔”的新聞，運送黃金行動的訊息因此洩漏。12月24日，中國銀行發生黃金擠兌事件，擠死擠傷多人，打擊了8月才開始發行的金圓券信用。後續運送.1949年1月1日，共有60萬兩黃金從上海分別透過海星號、運出，其中海星號裝載50萬兩黃金運抵臺灣，另有10萬兩黃金由美朋號轉至廈門鼓浪嶼。1月10日，蔣中正派蔣經國赴上海拜訪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希望其將中央銀行以庫存準備金之美金與黃金徙置臺灣，以策安全:131。1月20日至1月21日，從上海透過海平號和美朋號共同運出90萬兩黃金轉至鼓浪嶼。關於運往廈門的黃金，另據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海關巡邏艦所載均係金條﹐其價值得1,200萬美元。”:169，兩次運送正好是90萬市兩。這兩次由滬穗運廈黃金轉賬吳嵩慶為軍費，與中央銀行檔案資料符合。1949年2月6日，透過中華民國空軍運輸大隊的共9架飛機同時從上海和南京運出了總共55.4萬兩黃金遷抵臺灣，其中南京金庫的被全部運空。2月28日至3月20日，在上海將部分黃金透過中華民國海軍“重慶號巡洋艦”運出，但“重慶號”卻向北行至葫蘆島某港口外並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投誠，被蔣中正察覺後下令將其擊沉。據3月6日蔣中正日記，重慶艦上僅有銀元30萬塊，並無黃金。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號”老兵表示，1951年解放軍打撈“重慶號”遺骸，共撈起銀元三十餘萬元、黃金十餘萬兩。1949年5月19日至5月27日，從上海用輪船招商局的和共同運出19.2萬市兩黃金遷抵臺灣。但據存於中華民國臺北國史館的中央銀行史料，上海黃金是以登陸艇運送，於6月5日抵臺。10月，透過中基艦將之前從上海轉到鼓浪嶼後僅剩的12.5萬兩黃金遷抵臺灣。依照管理軍費的吳嵩慶的日記，鼓浪嶼上的軍費黃金在8月16日已奉蔣中正命令，開始空運臺灣，因此日解放軍攻陷福州，9月21日解放軍進攻廈門，近在600公尺的鼓浪嶼上應已無黃金。此外，在內戰中，從無以民營船運國庫黃金的檔案記錄，許多民船上乘客都把裝載銀元的密封箱，誤以為運金。《黃金草約》.1949年1月，官邸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氣息，主張和中共展開和平談判的時任副總統李宗仁，認為主戰派的蔣中正是和平談判的絆腳石，要求蔣中正立即下野。可是蔣中正的心裡相當清楚，在喪失總統職權後是絕不可能有掌控金庫的支配權的，故而蔣中正開始制訂一紙合法運走黃金的通行條，以及一個可以代收黃金的部門。他們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以及負責軍費調撥的聯勤總部財務署長吳嵩慶。下野倒數11天，蔣中正讓吳嵩慶負責起草國軍撤出黃金的相關法令。吳嵩慶用軍費這一個辦法，就是預支軍費，透過《黃金草約》將其予以“合法化”，併成為一種法律上的根據，那麼中央銀行就可以將廈門金庫黃金轉帳到吳嵩慶的財務署。從國史館的檔案中可以發現，蔣中正在完成黃金草約後，有了名目，則名正言順將廈門中央銀行的黃金撥到吳嵩慶個人名下，吳嵩慶就此成為蔣中正遷運國庫黃金的代理者。這個表面上是吳嵩慶的個人黃金帳戶，其實就是蔣中正的戰時金庫，而這些黃金主要是用在蔣中正不想公開的秘密軍費。不過這份可以證明蔣中正還是遵循特殊程式，搬運黃金的草約現在卻是無影無蹤了，但在吳嵩慶的日記裡卻有記錄:77。從國史館的相關檔案中還了解到，廈門金庫黃金在撥到吳嵩慶名下時是分成八批完成的，共78萬市兩。在中央銀行的檔案中列出1948年12月到1950年2月運臺黃金的收付及存餘數量，1950年1月撥付國防部約14萬市兩黃金當軍費。據吳嵩慶日記的記錄，主要用於1949年5月至8月的國軍軍費，因為此時金圓券已巨貶，採購軍糧補給只有靠黃金銀元。此報告中含有“獎卹金”9萬兩黃金為中央銀行帳上所無，也由財務署保管，是內戰中另一個未解之黃金謎。透過國家檔案局資料發現，1949年1月27號，中央銀行交付1317箱的檔案，送上了太平輪，太平輪在航向臺灣的航程中遇難。上千箱的中央銀行的檔案，都隨著太平輪沉入舟山群島外海海底，而《黃金草約》極有可能跟著上了太平輪。根據《上海地方誌》記載，1949年5月以後，整個上海地區最後只剩6,180兩黃金。運臺黃金的支出和保管.1950年6月3日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向蔣中正報告黃金收付情形，報告中表示：合計約375萬5,000多市兩；合計約321萬2,000多市兩。在臺灣支付的242萬市兩中用途有：至1950年5月31日中央銀行實存黃金54萬2,000多市兩。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美國此後一年援助中華民國政府約1億美元，政府支出不再依靠國庫黃金。國庫黃金在運臺後，俞鴻鈞和周宏濤曾向蔣中正建議，認為運臺黃金不是中國國民黨的私產，應盡快將其入庫。韓戰爆發後不久，美援來到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才不再消耗國庫黃金。後蔣中正採納了俞鴻鈞和周宏濤的建議，下令將剩餘的國庫黃金統一存放於臺灣銀行在新店文園營區的金庫。中央銀行在1961年復業後，原撥給臺灣銀行的黃金轉回中央銀行108萬英兩。1981至1989年間，中央銀行購入1,254萬兩黃金，與剩餘的遷臺黃金一併儲存於文園金庫，1990年後央行未再增購黃金。外匯資產.當時中華民國至少有等值於650萬兩黃金的外匯，主要存放在美國的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英國的倫敦，英屬香港，日本的東京，菲律賓的馬尼拉，緬甸的仰光，印度的德里等至少7個國家中的9個城市。國共爭奪.1948年11月，宋美齡到美國白宮爭取美方援助，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只是禮貌性接見，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宋美齡意外掌握了美國各銀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最新態度。1949年4月，人在溪口的蔣中正接到宋美齡從美國打回來的電報，告知蔣中正要立即處置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的外匯。可見，在上海戰役前夕，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即已經開始佈署中國銀行海內外銀行的去處。上海易手後，當時已經奪取大半江山的中共向美國方面主張先凍結中華民國的外匯，而此刻人在美國的宋美齡則發揮了關鍵作用。1949年6月，國共之間的“搶匯大戰”逐漸進入巔峰，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著領取外匯的密碼，故而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在這波搶匯大戰中逐漸佔有優勢。根據中央銀行的檔案顯示，中共最後只拿到了其中的5%，而其他95%仍由中華民國政府掌控。根據1949年6月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在辭職前夕所留下的外匯紀錄以及俞鴻鈞整理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銀行的統計顯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匯總共有3.84億美元，換算成黃金共640萬兩，遠遠超過從中國大陸遷至臺灣的黃金總數。同月，政府在廣東發行銀元券時，銀元券的準備金和主要流通的銀元也是動用了715萬美金的外匯來發行。另據大溪檔案記載，在1949年8月底有約值20萬兩黃金的兩批外匯從美國經香港運抵臺灣。但是其餘絕大多數的外匯，國府都沒有領回。蔣經國日記曾說明，早年因害怕中共以繼承中國的名義強行接收中華民國政府的海外資產，所以當時有不少財產轉入私人帳戶，以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收，但是中共接收的鋒頭過後，有人沒有歸還這些財產，國民黨方面表示：「蔣經國對於這些人的行為深感痛心，卻無法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