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然災害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主要分為火災、洪澇、地震、颱風、瘟疫、旱災和蝗災。中國歷史上，災荒讓大量災民背井離鄉成為流民。1990年後，每年天災的死亡人數有降低趨勢，但經濟損失逐步上升；2006年後，每年經濟損失均達人民幣兩千多億元以上。水災.中國水災頻仍，商朝的五次遷都均為水患所致。歷朝水患尤以黃河為烈。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公元前602年，「黃河第一次決口」於今滑縣東北，河道向東遷移80公里，由今黃驊入渤海，史稱漢志河。漢朝.元狩三年。公元11年，「黃河第二次決口」於今濮陽西北，河道向東遷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稱東漢河。延光元年，黃河水患。魏晉南北朝.西晉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李淳風認為「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五月發生大水，在於「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梁武帝天監十四年三月，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疫災大起，“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隋朝.開皇十八年，河南諸州大水，則被認為「是時獨孤皇后幹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仁壽二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隋煬帝大業七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唐朝.貞觀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元和七年五月庚申，憲宗對宰相說：“卿被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回覆：“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雲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稱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大曆十二年秋，大雨成災，農作損失慘重。御史巡覆，回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皇帝告訴朱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宋朝.宋慶曆八年，「黃河第三次決口」於今濮陽東昌湖集，河道西遷80公里，河水分兩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金世宗大定六年，「黃河第四次決口」於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彙集淮河注入黃海。《祥符縣志》、《開封黃河志》載：大定二十年黃河在開封縣境決口。明朝.明朝時，黃河決溢143次，如1410年黃河氾濫事件。崇禎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黃河發生決口，史不絕書。清朝.順治十年大雨成災，“直隸被水諸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應蹲踞。簷前不許稍踟躕，恐有東人不我恕。上見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彼蒼者天，哀此黎庶。”康熙四十七年與四十八年，桐鄉相繼有旱澇之災，汪文桂“設粥廠，立藥局”，救濟饑民。雍正四年浙西遇水災，汪文桂首倡賑濟，“以食饑民”。嘉慶九年浙西水災，巡撫阮元實行平糶、賑濟、借種子等辦法渡荒。道光三年直隸大水，受災州縣120個，總督蔣攸銛請出帑銀180萬，修治永定河。光緒九年順天府又大水，時京中“無舍不漏，無牆不傾”，“人皆張傘為臥處”，“市中百物騰貴，且不易致，蔬菜尤艱，誠奇災也”。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民國二十年7－9月，江淮水災。高郵湖缺堤。武漢、南京、高郵、上海等地受災。官方報告死亡人數估計200萬人。1938年6月，日軍攻佔開封后，國民政府挖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進攻鄭州、武漢，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蘇三省40餘縣成為黃泛區，89.3萬人命喪黃泉，1200萬人流離失所，被迫遷移；黃河直至1946年方才迴歸故道。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遷洛陽。民國二十八年8－10月，因連續暴雨和日軍扒開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嚴重水災，天津市區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超過10萬間房屋被沖毀，八百多萬人受災，六十五萬天津及其周邊居民成為災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法幣6億元。瘟疫.瘟疫，亦稱大流行，最常見的是鼠疫，又稱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癥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死亡人數佔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國清朝後期。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遠古時期.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漢朝.元始二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王莽天奉三年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建武二十五年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建寧二年，己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建寧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光和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三國時期.建安十三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建安二十二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黃初三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汙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黃初四年。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青龍二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青龍三年“正月，京都大疫”。正始三年是年為吳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兩晉南北朝.嘉平五年晉惠帝光熙元年永嘉年間隆安元年義熙元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泰始四年六月，太白犯輿鬼，佔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建元元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天監二年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天監十四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大通三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太清三年，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鹹憤怨”，這年三月，有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裡。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天嘉六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太建六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鹹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隋朝.開皇十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大業八年唐朝.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景龍元年，“丁未，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代宗廣德元年貞元十六年廣明元年宋朝.北宋慶曆八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紹興元年南宋嘉定元年南宋度宗鹹淳七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南宋德佑元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南宋德佑二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遼、金、蒙古.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元朝.至大元年至順二年。至正四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明朝.景泰六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成化七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成化十二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嘉靖初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嘉靖三十三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萬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天啟三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佈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爆發“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滅亡。清朝.順治四年康熙九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一年康熙五十六年雍正元年乾隆五年乾隆十年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四十年鹹豐五年，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同治元年，“太平天國”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亂大流行”的疫情。同治二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餘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光緒十六年秋，北京有大疫，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1855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萬人死亡。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旱災.鄧拓其實即是缺乏水，農產品因此而枯萎，導致饑荒。乾旱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水災則多在江南地區。商朝.商朝建國不久便發生罕見旱災，旱情持續長達數年之久。《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漢書·食貨志》載：“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管子·輕重篇》亦載：“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絕”。《淮南子·俶真訓》載：“殷紂時，嶢山崩，三川涸。”《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朝.《詩經》有“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的描述。《詩經·大雅·雲漢》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集傳》：“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連續六年大旱。周幽王二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涇河、渭河、洛河。當時的哲人伯陽父認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漢朝.《鹽鐵論·水旱》：“六歲一飢，十二歲一荒。”《史記·孝景本紀》載後元二年“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王莽建平四年發生大旱災。《漢書·王莽傳》載：王莽時，“連年久旱，亡有平歲，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七八。”東漢安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桓帝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後漢書·楊終傳》載楊終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南北朝.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詔說：“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北魏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太和十二年，“是歲，兩雍及豫州旱飢。明年，州鎮十五大饉。”南朝宋大明年間有旱災。沈約在《史臣曰》說，“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並命比室，口減過半”。南朝梁天監元年“吳越，是歲大旱，鬥米五千，人多飢死。”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陽旱，谷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弊。”隋朝.大業八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徵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大業十三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唐朝.貞觀二十三年雨 ”。《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元和三年，元稹曾任監察御史，負責賑災，他寫有《旱災自咎，貽七縣宰》：“吾聞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已頻。”。宋朝.《考》卷301記載，北宋明道二年“南方大旱，種粒皆絕，人多流亡，因飢成疫，死者十二三。”南宋隆興元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饑荒，寫下一首《勘災詩》，“散吏馳驅踏旱丘，沙塵泥土掩雙眸。山中樹木減顏色，澗畔泉源絕細流。處處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無收。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紹興二十九年江浙郡國，秋旱。開禧三年夏秋，久旱，大蝗。元朝.元世祖至元七年，“諸路旱蝗，告飢者令就食他所。”明朝.洪武十二年詔曰：“廣平所屬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艱於樹藝，衣食不給。……今年夏秋稅糧悉行蠲免，以蘇民力。”洪武三十年，“鬰林州旱，莊稼失收，次年乃飢。”《明英宗實錄》載：天順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嶽州、銅鼓、五開等府衛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記。”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陝西連年大旱。《烈皇小識》：“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採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御，直入縣殺耀採。眾遂團聚山中。”《鹿樵紀聞》說：“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飢，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崇禎四年，“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崇禎十年，“是夏，兩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飢”。崇禎十二年，“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崇禎十三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鬥麥價錢六百文，鬥米價七百文，鬥豆價四百文”。崇禎十四年，“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有專家統計明朝旱災次數一共有174次。當時旱災之總數各世紀之冠。清朝.《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併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乾隆二十年，“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鬥三百錢，丐殍載道。”乾隆五十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清光緒元年至四年間發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緒三年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民國成立至抗戰前的二十六年之間，至少有十五年的時間發生水、旱等災荒。《河南省志》記載1942年：“安陽苦旱，二麥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結實；淇縣山丘顆粒未收；洛寧二麥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鞏縣縣誌》也記載：“民國三十一年，大旱，幾近絕收，加之日軍侵略釀成大災，農民多以樹皮、雁屎、觀音土充飢。”1942年河南爆發重大旱災，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這一年總共造成了360萬老百姓餓死。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頻發，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乾旱波及中國12個省份，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達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2019年，中國多地出現嚴重乾旱。蝗災.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秦漢蝗災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受災範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明末農學家徐光啟《》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兇饑人事之失也。兇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災之後更容易引起蝗災，所謂“旱極而蝗”，由於蝗蟲能飛移，有時候大量發生，形成大集團，因此災害擴大面積往往遠大於水、旱。彭邦炯《商人卜螽說——兼說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認為中國蝗災史可追溯到甲骨文。《詩經》提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間以火誘捕蝗蟲以消滅之。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記載：“蟲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災難的源頭，均出自於官衙的苛捐雜稅。漢朝.《後漢書·五行志》載：，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唐朝.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開元三年，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此法稱為“埋瘞法”。《通典》卷7：“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新唐書·五行志》載：開元二十五年，發生蝗災，“有白鳥數千萬，群飛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貞觀二年六月興元元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舊唐書·五行志》載：“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新唐書》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開成四年五代十國.《舊五代史·五行志》記載：後梁開平元年爆發蝗災，“許、汝、蔡、陳、潁五州生，有野禽群飛蔽空，食之皆盡。”後唐明宗天成三年《舊五代史·五行志》載，乾祐二年。宋朝.雍熙三年淳化三年至道二年大中祥符九年元符元年乾道元年《宋書》載景祐元年春正月，“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元朝.元大德十一年明朝.朱元璋《御製皇陵碑》：“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盡；萬曆十四年飛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寶武界，饑民相食。”萬曆十九年，“天津縣夏蝗飛蔽天，聲如雷雨，食苗殆盡”，新樂“夏五月蝗生縣東，未幾數日滋類遍野。”天啟六年，遷安“秋七月飛蝗蔽野，大傷禾稼。”崇禎三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啟上疏“屯鹽疏”，其中第三篇為“除蝗疏”，後編入《農政全書》。有專家統計明朝蝗災次數一共有94次。清朝.陳芳生著有《》，有“備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兩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條分縷析，頗為詳備，雖卷佚寥寥，然頗俾於實用”。《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併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光緒三年《海鹽縣誌》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從西北來，飛過城上。”嘉慶《松江府志》卷八十載：“康熙十一年，飛蝗蔽天，自北而南，所過但食竹葉蘆穗，無食禾者。”康熙五十六年清雍正十年清乾隆五年光緒八年《歸安縣誌》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乾隆五十二年鄖陽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災異志》鹹豐二年底：“柳、慶上年早蝗過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皆然”。鹹豐三年鹹豐五年鹹豐六年，“夏，蝗蟲又起，飛翳天日，棲樹枝折，復值歲飢，木葉草亙，人蟲爭相取食，衰鴻遍野，賣男鬻女”鹹豐六年民國十年《嵊縣誌》卷十三：“咸豐六年八月，有蝗自北來，頃刻蔽天。”鹹豐六年民國《吳縣誌》卷五五：“咸豐六年七月，蝗從西北來，如雲蔽空，傷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飛蝗自北至南，有雷聲送去。”《清史稿·災異志》載：“八月，昌平蝗，邢臺蝗，香河、順義、武邑、唐山蝗。”鹹豐七年，“秋七月至望復返，群飛蔽日，食禾太甚。”光緒三年光緒《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載“秋八月，飛蝗蔽天，城鄉俱是，中秋後熱如夏，蝗復來。”宣統《太倉州志》卷二十六載“夏，蝗自北來，既而入海，災亦不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