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是中國共產黨負責華南地區的領導機構，為中共中央地方局。歷史沿革.1946年6月初，周恩來和董必武來電指示，要求尹林平留在英屬香港，與連貫、饒彰風組成港粵工委，並擔任工委書記。杜襟南隨尹林平留在香港，擔任工委秘書，並繼續負責機要電臺工作。1946年6月，方方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到香港，領導華南黨組織。方方臨行前，劉少奇在延安接見方方、蘇惠，指出南方黨組織應作長期鬥爭；不能北撤的幹部，就撤到殖民地不應忽視，但也不應過高估計反動力量，對自己努力輕視，對前途強調長期而致失信心，所說兩三年停止活動是不妥的”。1946年9月16日，廣東區黨委做出了工作部署：堅持鬥爭，儲存幹部與武裝力量，做長期打算；凡能回到城市的幹部，都轉移到城市。指示閩粵贛邊工委：“根據形勢分析，南方將長期黑暗。閩粵贛邊將長期孤立，你們還要準備埋頭苦幹十年八年。必須把現有力量分散出去，放點放線，讓一批同志轉到地方上安家落戶。”1947年1月，組織上取消了在港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夜餐費，只發伙食費、屋租和水電費，必須自己找職業才能維持生活。《華商報》由於經費枯竭，面臨停刊的危險；香港分局決定走群眾路線，發動“救報運動”，發動廣大讀者支援，希望能捐得10萬元，來維持多一年。1946年11月6日，中央指示南方各省農村工作採取2種不同方針：一、凡是可能建立公開遊擊根據地者，應立即建立遊擊根據地；原有根據地如海南島……閩西南，應鼓勵原有公開半公開武裝，緊緊依靠群眾繼續奮鬥，不應採取消極複雜政策。二、凡條件尚未成熟之地區，採取隱蔽待機方針。1947年1月，廣東區黨委在香港灣仔舉行黨委擴大會議與南路兩支隊之領導”的指示，香港分局派張華到粵北成立中共五嶺地委，張華任地委書記；派溫焯華到南路成立中共粵桂邊地委，隸屬中共粵桂邊工委領導，溫焯華任地委書記。此後香港分局派幹部陸續到瓊崖區、閩粵贛邊區、粵湘贛邊區、粵桂邊區、粵桂湘邊區開展工作。後來香港分局又決定增加粵中、桂滇黔邊兩個戰略單位，並分別設立黨的領導機構。因劉長勝留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中共中央於1947年5月發電報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人組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中央關於在香港成立分局的指示中稱，華南黨在“推動反美反蔣統一戰線，支援解放區戰爭，促進全國革命新高潮時，必須估計到鬥爭的長期性與複雜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同時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發生必要聯絡，並受後者指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由方方、尹林平、章漢夫、梁廣、潘漢年、夏衍、連貫組成，方方任書記，尹林平任副書記。中央還決定，在香港分局下設三種平行組織：1947年5月20日，香港分局作出《關於接受中央二月一日指示的決議》，指出當前南方黨的中心任務是“一切都應為著武裝鬥爭、群眾鬥爭的發展與黨及群眾組織的鞏固。”中共黨組織在香港與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辦報、辦學，創辦了達德學院。還與民主黨派領導人定期開座談會，由中共及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分別在李濟深、連貫、沈鈞儒等人住宅舉行。這一時期，中共在香港建立並打開了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爭取了各民主黨派影響下的中間群眾，建立了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多個據點，經爭取建立了同港英政府的非正式公開關係。中共黨組織還加強了對南洋華僑的工作。夏衍在新加坡根據中共香港工委的意見開展“為香港進步文化事業籌款”運動，經胡愈之主持的《南僑日報》宣傳，南洋華僑為香港《華商報》等報刊籌集三萬多加元。後來香港分局又派饒彰風到新加坡設新華社辦事處。1947年3月前後，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轉移至香港，香港成為當時中共統一戰線活動的中心。為此，中共中央派錢之光到香港“發展海外經濟關係”、“主持海外及內地經營”。這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對外經貿作了準備。錢之光到香港後，探索開闢香港至大連的海上通道。不久他派王華生經朝鮮羅津乘蘇聯貨船到香港探航線，打通大連至香港間雙向海上貨運航線。接到中共中央任務後，錢之光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分四批將在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等送達大連、安東、天津等地，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20多次組織護送350多名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加上中共幹部，總共1000多人。1947年9月，宋子文就任廣州行轅主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省保安司令。1947年12月，宋子文發動了“分割槽掃蕩，重點進攻”的第一期清剿，要在三個月內見成效，六個月內“肅清匪患”。1948年2月，為粉碎宋子文主持廣東省政後的軍事“清剿”計劃，香港分局在香港灣仔開會，方方作了《劉鄧大軍渡黃河後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會後，香港分局向各地黨委發出《粉碎蔣宋進攻計劃，迎接南征大軍的指示信》，指出“全國性的革命大風暴即將來臨”，提出“普遍發展、大膽進攻”的方針，指示各地大搞武裝鬥爭，逐步建設主力部隊。1948年5月中旬，香港分局副書記兼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率廣東區黨委機關部分人員從香港到達東江地區，組建粵贛湘邊區黨委。1948年6月，第一期清剿宣告失敗。宋子文又集中3個補充旅、15個保安團、12個獨立保安營和地方團隊，提出“肅清平原、圍困山地”的第二期清剿。在香港分局領導下，各地區人民武裝主動出擊，反擊國民黨軍第二期“清剿”，不斷取勝。。1948年4月和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分別發出暫緩土改和停止土改的指示，開展土改糾偏工作。1948年7月，香港分局召集有關地區土改工作幹部開會，總結經驗教訓。香港分局認為，實行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勢力，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總政策，但是目前在南方只能執行削弱封建勢力的方針。據此，香港分局發出《關於半年工作總結和今後方針任務》，指出“反三徵與減租減息是南方革命鬥爭現階段採取的具體的中心政策”。1948年5月，尹林平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回到內地領導遊擊戰爭。香港分局書記方方留在香港領導各項工作。1948年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人士通電全國，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公開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積極領導新政協運動，宣傳“五一口號”。194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潘漢年，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地、召集人、代表名額、人民代表會議召集時間及如何召集等事徵詢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及社會賢達意見。1948年6月30日，方方、潘漢年、連貫等在香港邀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馬敘倫、王紹鏊、郭沫若、茅盾等人座談。香港分局擬出一份被邀請人名單。香港分局還透過何香凝動員李濟深；並託莊希泉到新加坡請陳嘉庚經香港北上。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忽遇大風，風急浪湧，船行緩慢”，脫險後，“9月18日那一天，適逢中秋節，蘇聯船主決定殺豬加菜招待”，大家還在甲板上舉行“神仙晚會”聯歡。經過16天的海上航行，“波爾塔瓦”號於9月27日早晨抵達朝鮮羅津港。中共代表李富春受周恩來委託，提前趕到碼頭迎接，登岸稍事休息後，一行人即乘火車過圖們江、經牡丹江，1949年9月29日到達哈爾濱。沈鈞儒等五人先期抵達東北解放區後，中共中央去電徵詢他們的意見並轉告香港分局。第二批從香港北上人員有丘哲、馬敘倫、郭沫若、沈志遠、陳其尤、侯外廬、翦伯贊、馮裕芳、曹孟君、許寶駒、許廣平和她兒子周海嬰，以及韓練成等，中共香港工委統委書記連貫陪同，胡繩隨行，1948年11月23日深夜乘懸掛挪威國旗的“華中”號客輪。1948年12月初“華中”號在接近安東的大東溝拋錨，改成小船上岸。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李富春、張聞天等前往迎接，一行人到安東後，轉乘專列於12月6日到達瀋陽。1948年11月，香港分局提出《關於加緊準備迎接新的戰鬥的意見》，要求認真執行《八月指示》，利用敵之空隙，用“填空格”戰術發展。隨後香港分局制定出《今後華南鬥爭方針》，提出了迎接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推翻蔣介石政權，解放全華南乃至全中國的十大綱領。至1948年底，人民武裝發展到4.6萬人。第三批離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時任農工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彭澤民、李濟深、茅盾夫婦、朱蘊山、章乃器、鄧初民、洪深、施復亮、梅龔彬、孫起孟、吳茂蓀、李民欣等，李嘉仁陪同，龔飲冰、盧緒章等隨行。1948年12月26日搭乘蘇聯貨船“阿爾丹”號，周恩來電示輪船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安排住在大連最好的旅館、舉行歡迎宴會並做好接待工作等；還說：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阿爾丹”號剛剛在香港發生碰撞事故，雖經過修理，但時速較慢，途經青島海面時，又遇上逆風，壞了一個引擎，直到1949年1月7日上午“阿爾丹”號才駛進大連港。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張聞天前來專程迎接，還邀請朱學範一同前往。1949年1月1日，香港分局向華南各地黨委發出《關於迎接大軍渡江和準備解放廣東的指示信》：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培養城市幹部和研究城市政策，準備到時可動員5000名知識分子下鄉，同時要培養行署行政幹部；率先解放粵閩贛湘數十縣及路西二三十縣，以包圍廣州奪取廣州的決定。隨後香港分局發出系列指示，要各地黨委迅速擴大主力部隊，組織民兵；透過以多勝少、速戰速決殲敵；開展政治攻勢，瓦解敵軍心；大批吸收知識青年，培養幹部；將具備戰略意義的地區連成一片，實行區與區配合對敵進攻，以建立大塊根據地。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宣告成立。粵桂邊縱隊、粵中縱隊、粵桂湘邊縱隊也於7、8月份成立。1949年2月，香港分局舉辦各地黨委代表學習班。1949年1月5日，方方致電中央，提出為避免對港英當局產生刺激，香港分局可否改名為華南分局。經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4月8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方方任書記，尹林平任副書記，方方、尹林平、梁廣、馮白駒、馮燊、林李明任委員，周楠、莊田任候補委員。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從香港遷到粵東梅縣解放區。華南分局書記方方率華南分局機關人員自香港經潮汕地區，於1949年8月28日抵達梅縣。第四批人士1949年2月28日乘掛葡萄牙旗的“華中”輪，包括葉聖陶、馬寅初、王芸生、沈體蘭、鄭振鐸、劉尊棋、傅彬然、陳叔通、包達三、張志讓、宋雲彬、徐鑄成、趙超構、吳全衡、柳亞子夫婦、曹禺夫婦共27人，3月5日到煙臺，3月18日到北平。第五批北上人士1949年3月1日乘船，有黃炎培夫婦、盛丕華及其子盛康年、姚維鈞、俞寰澄等，由劉恕護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北平，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等到車站迎接。第六批離港北上的人數最多，既有民主黨派名流，也有文化藝術精英，包括了李達、王亞南、郭大力、曾昭倫夫婦、嚴濟慈、黃鼎臣、史東山、白楊、舒秀文、姜椿芳、張瑞芳、於立群、臧克家、朱智賢、張文元、陳邇冬、傅天仇、林礪儒、薛迪暢、達德學院部分師生，農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李伯球、楊子恆以及沈其震，在馮乃超、狄超白、周而復、陽翰笙、黃藥眠、胡一聲陪同下，乘坐懸掛挪威國旗的大興船務公司“寶通”號輪船1949年3月20日起航、3月27日抵津。1949年5月底，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華南分局從香港遷回內地，方方等回到閩粵贛解放區。華南分局的主要任務是一方面繼續擴大解放區和根據地以迎接大軍南下，一方面培養幹部為廣州解放後的接管工作做準備。194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華南分局，要求從各地“按照可能抽調一千到兩三千老的和較老的工作幹部加以訓練，為準備接管廣州及其他城市之用”。7月底，中央軍委命令方方趕到江西贛州參加會議。8月24日，機要科、電臺隨方方從梅縣出發，先到福建，再轉到江西，迂迴走了一個多禮拜。為閩粵贛邊縱隊副司令員鐵堅親自帶領著一千五百多人的部隊一路護送。在會昌四野第四十八軍政治部主任迎接。9月6日方方一行抵達贛州。1949年9月6日，新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江西省贛州市成立，原由香港分局改稱的華南分局併入，隸屬中共中央華中局領導。方方與葉劍英、陳賡、鄧華、賴傳珠、曾生等會合開了碰頭會議，一起研究戰鬥有關的部署和軍事計劃。其間，陳賡請葉劍英負責指揮解放廣州的戰鬥，但葉劍英謙虛地說，你是領了兵來的，我沒有帶兵，我不是來解放廣州的，是來接管廣州的。最終解放廣州的戰鬥還是由陳賡指揮。1949年8月，廣東省農村解放區人口達到1350萬人。有地委以上幹部70餘人，地委級、縣級幹部1500人。華南分局幹部擴大會議從9月21日開始一連開了4天。第一天是方方報告廣東的情況，介紹了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的情況以及這幾年游擊戰爭的成績。第二天陳賡報告軍事情報和作戰部署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所以參加會議人員範圍縮小，僅團級以上的幹部可以參加。各兵團和兩廣縱隊負責人，粵東、粵北、贛南三個區黨委的負責人也在會上講了話。9月23日葉劍英做綜合報告，主要是講全國的形勢和廣州解放後接管的情況，談了任務與情況、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團結會師、加強領導等五大問題。10月11日，四兵團、十五兵團和兩廣縱隊按照原計劃向前推進到清遠、佛岡一帶的時候，華南分局突然接到中央軍委急電，要求四兵團從曲江、英德插入桂林、柳州，準備圍殲白崇禧主力。11日下午，中央軍委再次急電要求陳賡、鄧華兵團停止前進，暫不進攻廣州。10月12日凌晨3點，毛澤東發來關於圍殲白崇禧主力致林彪的急電。僅過了3個小時後，毛則對又發來了關於殲滅廣州一帶敵人致林彪等的急電。10月14日前方佔從化，佔花縣，抵白雲山麓，進廣州城。15日華南分局在贛州召開慶祝大會，並設宴答謝贛州地方黨政。16日華南分局機關乘坐大卡車日夜兼程趕往廣州。財經接管人員乘坐的卡車因避讓迎面開來的車而跌落山坑，包括廣州市接管委員會委員張雲天在內4人遇難，十幾人受傷。1949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進駐廣州市。1955年7月1日，華南分局改稱中共廣東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