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鸞

張友鸞，字悠然，筆名悠悠、草廠、牛布衣等。祖籍安徽安慶。中國著名報人。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在校期間曾為邵飄萍所辦《京報》主編《文學週刊》。畢業後，於1925年受聘於《世界日報》，為總編輯。1926～1933年先後擔任《國民晚報》社長、南京《民生報》和《新民報》總編輯。1934年自辦《南京早報》。次年任上海《立報》總編輯。1936年，與張恨水合辦《南京人報》，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重慶《新民報》主筆。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南京，重新開辦《南京人報》，不遺餘力地呼籲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南京異幟後，繼任《南京人報》總經理。1953年奉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整理及編著工作，參與了註釋《水滸》、《紅樓夢》和《三國演義》的工作。80年代中後期回南京定居，直至逝世。著有小說《白門秋柳記》、《秦淮粉墨圖》等，編注有《史記選》、《不怕鬼的故事》等，與人合譯有朝鮮名著《春香傳》。在中國新聞史上享有高度聲望和評價。生平.著名報人張友鸞和張友鶴兄弟是河北獻縣人，他們的祖父曾在安徽的太平縣擔任知縣，死在任上，他家便在當時的安徽省會安慶定居下來。他們兄弟倆都是在安慶出生的。張友鸞生於1904年，其弟友鶴比他小三歲。他們的父親張孝亮是安慶法政專門學校的國文教員，很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從小就培養了他們讀書的習慣，特別是友鸞喜歡博覽群書，接受了很多新的知識。求學經歷.五四運動爆發時，15歲的友鸞就成了積極分子。第二年作為省立一中的學生代表參加了安慶學生聯合會。1921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張友鶴的性格與哥哥的開朗、熱情相反，他性格內向，寡言少語，喜好寫作。讀中學時就給上海的《申報》投稿，顯現出駕馭文字的才華。後來，友鸞與友鶴分別考進北平的平民大學和中國大學就讀。1924年張友鸞應老師邵飄萍聘用，在課餘時間為邵飄萍的《京報》編輯《文學週刊》，從此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涉足新聞業.1927年7月，兄弟倆回安慶探望父病時，因北伐戰爭，道路不通，無法回到北平，便留在南京。哥哥友鸞參與了《民生報》的創刊工作，弟弟友鶴也受聘在該報擔任副刊編輯，同時兼任上海《時事新報》的駐南京記者。這兩位兄弟很快就在南京報界打出名氣，被稱作“大先生”和“二先生”。他們兄弟倆不久就獨立門戶，各自辦報。1929年張友鸞協助弟弟張友鶴創辦《南京晚報》。接著張友鸞接受陳銘德之邀參與南京創辦《新民報》，擔任總編輯。抗戰時期，《新民報》和《南京晚報》都遷往重慶繼續出版。1945年後又都遷回南京復刊。這兩家報紙在當年都很有社會影響，因此張氏兄弟也成為報界的聞人。《世界日報》時期.1925年秋，張友鸞還是北京平民大學的學生，此時的他，已經和同學辦過一個頗具規模的文學社，還辦過一個文學同仁刊物，在編輯方面具備了相當的才能。當時，張恨水是《世界日報》的總編輯，但他因為一些矛盾決定離開《世界日報》，並向社長成舍我提請辭職。報紙沒有總編輯，那還怎麼辦？於是在一位安徽老鄉的推薦下，張友鸞被介紹給了成舍我。然而見面後，成舍我才發現，張友鸞只是個20出頭的小夥子。成舍我雖然口中答應張友鸞接替張恨水，然而心中卻不大放心，另一面仍舊大力挽留張恨水。張恨水終於答應不走了，於是僅到報社三天的張友鸞就被辭退了。年輕氣盛的張友鸞，一氣之下寫了一封信給成舍我，說他“狐埋狐搰，反覆無常”。這句話出自《國語·吳語》，意思是說，成舍我的這種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樣，剛把東西埋下，又挖出來看看，疑慮太多，不能成事。成舍我看到張友鸞的信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大喜過望，說：“此人非用不可！”此時，主編《世界日報》社會版的陳大悲正好離開報社，於是張友鸞被聘為社會版編輯。一年後，張友鸞開始擔任《世界日報》總編輯。在《世界日報》工作期間，張友鸞經人引薦，結識了李大釗，並在李大釗支援下，接手了《國民晚報》。不久後，軍閥槍殺進步人士，報紙處境艱難，報人轉而南下。晚年回憶這段往事，張友鸞曾經不無遺憾地說：“大釗先生被害，《國民晚報》被封，我覺得回北京沒有意義，便決定留在南方。我為自己立下了戒條：‘不做官，不入官報’，做一個‘超政治’的新聞記者，但這終究是個幻想。”《民生報》時期.1934年5月，張友鸞擔任《民生報》總編輯期間，刊發了一條新聞《行政院蓋大樓，建築商賄買政務處長彭學沛》，揭發汪精衛下屬彭學沛接受建築商賄賂，私蓋別墅。新聞一發表，彭學沛就向法院控告《民生報》“妨害名譽”。當時不少人從中調停，希望《民生報》登一個更正啟事，彭撤回訴訟。可是，因為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民生報》拒絕更正，於是便鬧上了法庭。社長成舍我親自出庭答辯，並把萬言答辯書登在《民生報》上。彭學沛羞惱之下，找到汪精衛哭訴，汪精衛便施加政治壓力，把《民生報》上刊登的一條海通社訊息硬說是“洩露軍機”，下令憲兵司令部派人到報社封門、抓人。見來者不善，張友鸞說：“我是總編輯，新聞有問題責任應該我負，我和你們去。”然而，憲警指名道姓要抓成舍我。結果，成舍我坐了四十天牢。成舍我出獄後，為了表示自己的立場，“只要汪精衛一天在南京，《民生報》就一天不復刊。”張友鸞刊發的那則新聞中所指的行政院大樓，就是今天位於長江路292號總統府東花園內的行政院南大樓。《南京人報》時期.1936年，張恨水出資辦《南京人報》，張友鸞擔任總編輯。《南京人報》是一張四開小型報，因為內容生動有趣，貼近百姓，和當時流行的官辦報紙完全不同，因而一經推出就很受市民喜愛，一開始就銷量很大。《南京人報》的辦報主張，堅持了張友鸞為民辦報的“超政治”主張。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再次打破了張友鸞的新聞夢。就在七七事變後，《南京人報》編髮了一條中央社的訊息，標題做得十分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這種明顯的諷刺，讓何應欽惱羞成怒，親自下令封門抓人，報社兩名記者先後被捕。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前幾天，《南京人報》被迫關閉。此後，張友鸞遷往西南，在重慶、成都等地繼續辦報。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4月8日，《南京人報》在南京復刊。張友鸞主張民營報紙必須為老百姓講話，要敢於講真話，政治上要“公平”、“中立”，這種書生氣的做法，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但是他一直堅持。《南京人報》復刊後，張友鸞曾為此和《救國日報》社長龔德柏之間有一場險惡的筆戰。為了對付《南京人報》的“超政治”和“中立”，龔德柏多次發表文章，稱張友鸞是“共產黨的尾巴”。當時有常例的新聞招待會，龔德柏照例開罵《南京人報》，然後一左一右掏出兩隻手槍往桌上一拍。面對龔德柏的囂張，《南京人報》針鋒相對，奮起自衛，他們查到龔德柏在抗戰勝利後，以“少將參議”的身份接收了兩家價值頗高的日本印刷廠，於是報社將這則醜聞捅出，龔德柏才安靜了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52年，張友鸞主辦的《南京人報》停辦，不久後，張友鸞調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擔任古典部小說組組長，實現了從新聞人到文學編輯的轉變。張先生進京後，詳盡註釋七十一回本《水滸》，對出版註釋古典名著作了開創性的嘗試。曾有過短暫的舒暢生活，和聶紺弩幾位文友招邀共飲，舉行“文酒之會”，談古論今，吟詩唱和。風暴很快到來，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聶紺弩蒙冤受審，接著社長馮雪峰也受到批判。張先生信任依靠的左聯作家、老黨員都倒下了，他雖然逃過這次劫難，但難逃1957年“反右”的厄運，因一篇《是蜜蜂不是蒼蠅》的文章被劃為右派。此即聶在詩中深表歉疚和自責的兩句：“大錯邀君朝北闕，半生無冕忽南冠”。張看詩後付之一笑說：“在劫難逃，與卿何干”。從此，張先生過著“保命任教加白眼”、“低頭進、低頭出”、“夾著尾巴做人”的日子。十年浩劫中挨批判、被管制、罰掃街，熬過漫長的苦難歲月，終於盼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已83歲高齡的張先生以衰病之身回到日夜思念的南京，在女兒家裡定居，三年後去世。張友鸞去世後，家人遵照他生前願望，將其歸葬牛首山，與其祖母、父母、妻子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