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店戰役

沙家店戰役是1947年8月西北野戰軍野外伏擊中華民國國軍整編第36師的戰役。中國共產黨方面認為此次戰役被是“西北戰局的轉折點”，毛澤東亦在戰役結束後，感慨自己不再需要使用“李德勝”這一化名，終於能夠直接稱呼自己的姓名。戰役背景.1947年3月開始，中華民國國軍放棄國共內戰初期的“全面進攻”戰略，轉而以“重點進攻”戰略，將進攻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兩翼，一路進攻山東解放區，另一路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其中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國軍兵力超過23萬人，由胡宗南統率。解放軍防守該地區的是由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兵團，總兵力僅為6個旅2.5萬人，實力懸殊，然而該地區地形複雜，且中共長期經營而擁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因此解放軍擁有“地利”和“人和”優勢。1947年3月13日，國軍胡宗南部發起對陝甘寧邊區的總攻，依仗實力上的優勢很快於3月18日佔領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並主動撤守的延安，並繼續深入延安以北意圖尋機與共軍主力決戰。然而在隨後兩個月內西北野戰兵團依仗良好群眾基礎及打入胡宗南身邊的中共諜報人員熊向暉所掌握的的國軍大量重要情報所獲得情報優勢均獲得勝利，“青化砭”、“羊馬河”和“盤龍鎮”三次交戰，“陝北三戰三捷”殲滅國軍約1.4萬人，逐步扭轉了被動局面，並繼續透過“蘑菇戰術”與國軍周旋，同時毛澤東率精幹作戰、情報、通訊人員組成中央支隊轉戰陝北，吸引、抑留胡宗南部主力，“中央好比一塊招引綠頭蒼蠅的肉，放到哪裡，都會引來許多蒼蠅來叮，可以把人家搞亂。陝北群眾條件好、地形好，我們熟悉，可以在這裡搞一個戰略上的作戰方向，牽制敵人的力量”，並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7月，根據中央軍委“中央突破，三軍配合，兩翼牽制，互為犄角，逐鹿中原”的戰略部署，為保障“陳謝兵團”從晉西南渡黃河南下豫西、從右翼策應“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中共中央指示西北野戰兵團8個旅主動出擊榆林，將胡宗南集團主力引向陝北最北部的沙漠邊沿，防止胡宗南主力出兵豫西。1947年7月28日，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圍攻榆林，參戰兵力為8月6日，蔣介石飛抵延安，部署救援榆林。8月7日胡宗南急令整編第一軍、整編第二十九軍率8個旅分兩路向綏德、佳縣急進；以整編第36師為援榆快速兵團，繞過解放軍的阻擊陣地進行馳援：“以迂迴為主，避開綏德、橫山正面匪之阻援，改循保安、靖邊，出長城，沿伊盟南端邊緣挺進，出敵不意，一舉進出榆林；進抵榆林周邊後，應與守城友軍切取聯絡，合力內外夾擊而捕殲之”。。8月8日，西野部隊經兩天外圍拔點戰鬥，逼近榆林城下。8月12日鍾松部整編第36師經過五天急行軍，進抵距榆林30裡外的蘇莊子、天鵝海子地區。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當即同意彭德懷圍點打援的計劃。西野主力從榆林城下突然撤圍，秘密向榆林東南、米脂東北地區運動。8月12日黃昏時分，圍攻榆林城的共軍撤圍，隱蔽集結在榆林東南的三岔灣至魚河堡一線山上待機，榆林之圍遂解。8月14日，鍾松率部進入榆林城，受到了鄧寶珊等軍政要員的熱烈歡迎，當地報紙謂其“行動神速巧妙，出其不意，榆林城不戰而解圍”。鍾松以解圍有功獲頒四等寶鼎勳章。戰役程序.部署及行軍.1947年8月15日，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依據地空偵察和電臺測向所得情報，分析判斷西北野戰軍因攻榆林不克而蒙受重大損失，正在向東敗逃，將要東渡黃河，認為是消滅解放軍的好機會，於是便命令鍾松率領國軍整編第36師從榆林南下加速前進，會同國軍整編第1軍、整編第29軍主力沿鹹榆路北上共同圍殲共軍。此時，毛澤東、中共中央機關、西北局機關、西野領帥機關、西野主力部隊都被擠在佳、米、榆三縣交界的狹小地域，處於背靠沙漠、側水側敵的險境中，情況十分危急。整編36師雖然自8月7日冒酷暑高速長途行軍已疲憊不堪，8月15日鍾松仍率整編師部、整123旅和整165旅兩個旅部共四個團的兵力南下，至歸德堡，遇到共軍土雜武裝抗擊後，拐到魚河堡附近宿營；8月16日進抵鎮川堡。此時胡宗南主力已會師綏德，董釗率整編第一軍軍部和整編第一師留守綏德、米脂；劉戡率整編第二十九軍的5個旅沿黃河直奔佳縣圪鎮店。劉戡與鍾松相距百里路程，準備會師後封鎖黃河渡口，向西控制鹹榆公路。8月17日，周恩來打電話告訴彭德懷：中央不過黃河，關鍵是必須迅速殲滅國軍之一部，粉碎其合圍企圖。8月17日，劉戡率部繼續向佳縣逼近。8月17日鍾松決定以第123旅附第165旅493團為前梯隊，由鎮川堡向沙家店以東的烏龍堡前進；整編36師師部及165旅主力為後梯隊，向沙家店以東行進。彭德懷決定趁兩路國軍未完成合並之前抓住整編36師驕狂、孤軍、連續多日長途行軍奔襲之疲憊弱點，決定在預設伏擊戰場殲滅整編36師後梯隊，達成目標後再集中兵力殲滅整編36師前梯隊，各部隊統一於8月18日7時前到達指定位置。包圍與突圍.國軍整編第36師前梯隊，經萬佛洞、高家園子向烏龍鋪前進，18日上午10時許在烏龍鋪以南與西野第三縱隊和綏德軍分割槽警備第四團、警備第六團發生交火，解放軍佯退，誘國軍於黃昏時進到烏龍鋪北山。西野第一、第二縱隊和教導旅、新編第四旅在常高山附近與鍾松的先頭部隊一接觸，由於當日大雨如注，山洪暴發，鍾松以為當面共軍僅是小股阻擊部隊並不以為意，鍾松部放棄行動退回沙家店。共軍也暫停進攻。沙家店鎮位於米脂縣城東北25公里處，東接印鬥，南臨高渠，西連鎮川，北靠李站，屬典型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渠地貌。8月19日，劉戡率主力進佔了佳縣城、神泉堡、李家莊等地。鍾松率後梯隊在沙家店，發現沙家店附近有共軍主力，急電整編123旅向沙家店師部靠攏。整編123旅派遣配屬的整編第165旅493團連夜回援師部。整編36師發現被解放軍包圍之後，鍾松不斷向胡宗南、劉戡發電告急求援。胡宗南出動大批飛機支援，並嚴令劉戡率領國軍第29軍要奮力向北進軍，解救鍾松之36師。沙家店的戰鬥.8月20日拂曉，西野第一、第二縱隊對沙家店鍾松師部及一六五旅進攻戰鬥全面打響。西野教導旅和新編第四旅把向西回援的整編第123旅包圍在常高山附近並展開攻擊。晉綏第三縱隊及綏德軍分割槽警四團、警六團在烏龍堡以南地帶抗擊劉戡整編第二十九軍的5個旅解圍主力。劉戡所部雖然努力前進，仍被解放軍阻擊部隊擋在距沙家店15公里以外地區。西野第一縱隊首先以第358旅向沙家店東地高地攻擊；以獨立第1旅主力向沙家店以南敵陣地攻擊。8月20日10時左右，回援之整編第165旅第493團沿吳家溝川道與其師主力會合。整編第123旅企圖佔領常家高山北側高地，掩護36師主力向東突圍，遭到西野新四旅的阻擊。原先計劃從左側參加攻擊的西北野戰軍教導旅進入戰場，並依據戰場形勢的變化，立刻改變原來的攻擊方向，主動向常家高山方向向敵攻擊，並與新4旅取得聯絡，完成了對整編第123旅的包圍。至此，國軍整編第36師師部及兩個整旅分在兩地被西北野戰軍包圍。戰鬥到8月20日13時，彭德懷下達了總進攻動員令：“徹底消滅三十六師，是我西北戰場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開始，收復延安解放大西北的開始，為著人民解放事業，繼續發揚你們無限英勇精神，立即消滅三十六師，活捉鍾松，號召你們本日黃昏以前勝利完成戰鬥任務！”戰鬥到8月20日17時，國軍的主要陣地均被攻佔。戰至18時，國軍防線崩潰，西北野戰軍進而發動追擊，國軍整編第36師師部及第165旅除了師長鍾松、旅長李日基等少數人員突圍外，大部被西北野戰軍殲滅。結果及影響.此役，西北野戰軍共計傷亡1839人；國軍損失整編第36師及兩個旅，共計戰死、傷和俘虜6000餘人，另有整編123旅旅長劉子奇、旅參謀長羅秋佩、團長楊逢震、謝挺歐等軍官被俘。共軍繳獲山炮7門、迫擊炮21門、六零炮34門，輕機槍168挺、重機槍30挺、司登槍48支、步馬槍2013支、短槍32支，山炮彈10發、迫擊炮彈546發、六零炮彈400發、各種子彈20萬發，騾馬577匹，無線電臺5部、報話機4部、電話機27部。。整編三十六師師長鍾松和整編一六五旅旅長李日基帶少數官兵脫離戰場。綏德全縣參戰和支援共軍前線的人員41961名，809771工日；為共軍搞軍運的牲畜有14903頭，122187工日。毛澤東高度評價沙家店戰役對陝北乃至全國國共戰局的重大意義，指出“經此一戰，局勢即可改變。”8月23日，西北野戰軍召開旅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到會向指戰員們祝賀勝利。毛澤東說：“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了。”沙家店戰役結束後的第三天，陳賡謝富治的太嶽兵團轄太嶽第四縱隊、太行第九縱隊、太嶽第八縱隊第22旅、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共8萬餘人，兵分兩路；西路於8月22日在茅津渡以東、東路於8月23日晨在垣曲、濟源強渡汛期的黃河，挺進豫西，一舉切斷隴海鐵路，攻克靈寶、陝縣，直逼潼關，威脅西安。為解救西安、潼關危局，胡宗南急令在陝北綏德、米脂地區的董釗整編第一軍、劉戡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部率整編第一、第九十、第十七、第三十八師等部共8個旅沿鹹榆公路南撤。留守延安以北的部隊有：西野主力乘勝追擊，轉入內線反攻，西北戰局出現了共軍從“戰略防守”轉向“戰略反攻”的轉折點，國軍自此喪失了西北戰場主動權，喪失了1947年3月胡宗南大舉進攻陝北後取得的戰果。1947年9月14日至17日西野發起岔口、關莊追擊戰，殲敵4000餘人。戰後，西野主力第一、第三縱隊和教導旅、新編第四旅集結在延安、延長、延川之間的文安驛地區休整10天；第二縱隊、第四縱隊轉入外線作戰發起黃龍戰役，開闢黃龍山新解放區；10月1日，第一、第三縱隊及新四旅、教導旅發起延清戰役，解放延安東北的廣大地區。沙家店戰後，胡宗南命鍾松帶著整123旅剩餘部隊開赴西安整補，朱俠出任整123旅旅長；一面將駐防榆林的整28旅調回歸建，李生潤出任旅長。整165旅留在綏德縣城就地整補，原旅長李日基升任整36師副師長，團長孫鐵英升任整165旅旅長。整編123旅旅長劉子奇是黃埔二期、日本陸士第二十三期，被俘後參加解放軍，任野戰軍司令部參謀處參謀，主編《野戰軍》雜誌。1955年2月轉業後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59年4月作為特別邀請人士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