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之役

麓川之役是明朝中央政府於正統年間與雲南麓川土司之間發生的戰爭。麓川平緬宣慰使思任法向鄰近土司出兵，意圖恢復麓川強盛時期的版圖，而此舉威脅到了明朝西南邊疆的安全，於是戰爭爆發。最初，明朝只是調遣雲南地方部隊進討麓川，但沐晟、沐昂等人相繼戰敗。於是明廷於正統六年，王驥第三次率軍征討，史稱三徵麓川。明軍最終平定了麓川，鞏固了明朝對雲南的統治，也使得西南邊疆與內地聯絡更加密切；另一方面，明朝為維持軍費開支而加大對中國東南地區的徵繳，南方各省又相繼爆發起義，使得大量軍隊被拖入南方戰事，北方防禦空虛，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明軍戰敗也有部分因素源自麓川之役；明朝在麓川之役中實行“以夷攻夷”的政策，激化了西南地區各土司的矛盾，為之後緬甸東籲王朝趁勢而起，萬曆年間爆發的明緬戰爭埋下了禍根，《明史》評價麓川“以一隅騷動天下”。背景.麓川，傣名孟卯，是中國元明時期雲南西部的一個傣族土司政權，在思可法治下佔領了滇西緬北廣大傣族地區，勢力範圍甚至擴充套件到瀾滄江以東。洪武十七年去世。麓川在經歷叛亂後急劇衰弱，明朝實行“析麓川地”政策，藉機拆分麓川地域，建立了包括木邦府、孟養府、大侯州、孟璉長官司在內的眾多土司政權。永樂十一年三月，麓川藉口木邦侵擾其地，要求免除欠下的2,500兩差發銀，明英宗應允。思任法生性狡獪，不按時上繳差發，明廷稍有包容，反而愈發猖獗，開始向四周擴張，以圖盡復故地。經過.1436年－1441年.思任法擴張.正統十四年二月，王驥率軍自騰衝整肅師旅，在幹崖造船，乘船順大盈江抵南牙山，棄舟陸行，在沙壩又造船航行至金沙江達嶺和哈罕渡口。思機法在江西岸設定了拒馬等工事固守。明軍順流下至管屯，恰遇緬甸與木邦各領兵十餘萬列於江岸，緬甸準備了200艘船連成浮橋供大軍通行，聯軍合力攻破麓川柵寨，繳獲稻穀40餘萬石。思機法將軍隊佈置在鬼哭山、芒崖山，於兩峰上築大寨，築二寨為兩翼，又築七小寨，連綿百餘里。明軍兵分夾攻，先破左寨，隨後乘著南風縱火，各寨俱破，思機法及其弟思卜法逃走，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戰死。明軍越過孟養，追至孟那，沿途各部落為之震動。隨後，麓川部眾擁立思任法幼子思祿為首領，據孟養為亂。明軍此時疲憊不堪，而麓川難以徹底剿滅，於是王驥與思祿約定，同意許給土目官職管理各部落土人，令其世居孟養，在金沙江邊立石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聽命，王驥班師。王驥未能擒住思機法，於是將孟養許諾給緬甸管理，要求緬甸擒捕思機法。後續事件.景泰元年，思卜法遣使入貢，求管孟養地，明廷以孟養地已許給緬甸為由拒絕，但緬族為主的緬甸在傣族為主的孟養沒有勢力，因此思卜法仍佔據孟養，緬甸未能實際控制，思卜法及其子思洪法此後均以“孟養”名號入貢明朝，儼然成為孟養之主。景泰五年，雲南總兵官沐瓚將思任法之孫思命法送至京師，明廷將其安置在登州衛，每月給米二石，《明史》將此作為麓川滅亡的標誌。孟養思氏後裔對緬甸移交思任法一事懷恨在心，嘉靖初年，思祿之子思倫聯合木邦、南下攻緬，擊殺緬甸宣慰，佔領緬地，緬甸阿瓦王朝亡國，思倫立守阿瓦，隨後返回孟養。嘉靖七年，明朝方派遣永昌知府嚴時泰、金齒衛指揮王訓前往阿瓦調查、曉以利害，諸夷不聽。由於滇東發生安鳳之亂，明朝無暇顧及緬甸，最後不了了之。思倫滅阿瓦時，莽紀歲之子莽瑞體逃至東南方的洞吾，緬軍攻入孟養，思轟戰死，麓川－孟養思氏政權滅亡。影響.從明朝整體視角來看，平定麓川維護了明朝對雲南的統治，有利於國家的統一。麓川之役後，明朝也留下了部分軍隊作為軍事移民屯戍雲南，有學者認為人數達120,000，不過實際只有10,000官軍留下，與原騰衝千戶所官軍一起組建騰衝衛，並修築了騰衝城。麓川之役前，西南邊疆地區幾乎沒有漢人，平定麓川后西南邊疆與中國內地聯絡更加密切，開始有漢人移居邊疆，也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明軍每次征討都要求雲南地方供給，王驥行軍又“全無紀律”，甚至藉助戰事橫徵暴斂，對地方經濟造成傷害。明英宗時期，明朝的軍屯崩壞，軍士大量逃亡，此時又發大軍征討，導致“府庫為竭”，國力大為削弱。為維持軍費開支，明朝加大了對東南地區的徵繳，麓川未平又有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起義。三徵麓川調動大批雲貴官軍，導致“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正統十四年王驥班師時，在貴州境內遇到，宮聚戰死。明朝花了兩年時間才將南方各省起義壓下。明朝實行以夷攻夷政策處理邊疆土司問題，利用緬甸、木邦、孟養等土司，還許以分地之事，助長了雲南各土司的矛盾，此後雲南各土司之間攻伐不已，為東籲王朝趁勢而起、萬曆年間的明緬戰爭埋下禍根。思氏後裔退至孟養，在景泰、天順年間多次朝貢，明廷一直不納，孟養也長期陷於混亂與紛爭中，明廷終在萬曆年間授予孟養官職，但為時已晚，使得這一大片土地淪為異域。麓川之役後不久，正統十四年八月，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明軍大敗，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時人將土木之敗原因歸咎於麓川之役。由於麓川之役及南方各省起義，大量軍隊被拖入南方戰事，北方的防禦力量大為削弱，土木之敗也有部分麓川之役的原因。評論.明清時期，世人對王驥三徵麓川褒貶不一，大多表示反對、控訴王振擅政，“三徵麓川”幾乎成了明代宦官專權的典型反面教材。由於宦官王振當權，王驥出征被認為是“黨振邀功”，《明史》評價麓川“以一隅騷動天下”，麓川之役則“老師費財”。此外，《明史》還記載了會川衛訓導詹英彈劾王驥的內容，稱其“師行無紀”、“彷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洛宣、翟亨等”，又“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與李宓戰敗、楊國忠聞捷無異。高岱認為，麓川之役是小題大做，本來用雲南官軍就可制衡，卻舉國之力發大軍征討，導致西北防禦空虛，稱麓川之役“窮疥癬之爬搔，耗腹心之元氣”。王賡武在《劍橋中國史》說，明朝的敵人是北方的瓦剌，安撫麓川才是正確的選擇，即使迫不得已也不應該把戰爭當做解決西南問題的手段，明朝還未從交趾藍山起義中恢復過來，就發起了勞民傷財和不必要的麓川之役。雲南大學教授陸韌認為，“《明史》對麓川問題記載失誤和歪曲達到了頂點，影響很壞”，清朝史家帶有嚴重的朝政中心論特徵，片面引用史料，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造成許多清朝、甚至現代學者對麓川之役的評論“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鬥爭的視角考量邊疆問題。也有部分學者讚許討伐麓川，如谷應泰稱王驥、蔣貴開疆拓土“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卭笮者乎？”同時指責世人評判武將不應太苛求，對史籍記載麓川之役勞民傷財、王驥加冠僭越忿不平。王世貞認為，明朝罷徵交趾才導致麓川桀驁不馴，如不討伐誅滅麓川，大土司不斷蠶食小土司，到時中國西南邊疆不保。張志淳也認為，王振雖作惡多端，但是主張征討麓川卻是正確的決定，否則西南邊疆將會烽煙四起，“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還有學者認為麓川應該征討，但不應一而再、再而三的發兵討伐。如談遷稱，第一次征討麓川很有必要；思機法逃至孟養後，用雲南官軍制衡即可，第三次征討完全是王振禍亂朝綱、王驥附和權貴，最終“憊西南之民力，褻九廟之神威”。馬來西亞史學家劉奮明認為，明朝可以選擇在1441年擊敗麓川后停手，卻為了抓獲思任法和思機法又兩次發兵征討，明朝官員只顧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在各土司中的“面子”，無視北方國防。軼事.王驥第一次征討麓川時，曾請佛道高人詛咒麓川首領，如巫師徐節仙用黑犬等物，行符術咒思任法，有見識的人都取笑這種做法。又有大理府阿吒力僧何清，設壇施法，將思任法、刀招漢父子紮成草人，書有幾人姓名，上枷鐐，並用刀箭砍射驅魂，後隨大軍過江參戰，持幡施法，呼風止雨協助火攻。據傣文史籍《麓川思氏譜牒》記載，王驥第二次征討麓川，在者藍圍攻思機法。這時瑞麗江上有人用木筏載羊群渡江，木筏被水衝翻，羊群落入水中，守城的麓川軍看到，大喊“羊在江中叫啦”，眾兵誤聽成“漢人在的多啊”，於是造成混亂，麓川軍棄城而走。王驥三徵麓川，與思祿在金沙江邊立石為界，是為《王驥誓江碑》，位置在距今密支那二十里的伊洛瓦底江邊，清朝光緒二十六年被英國人所毀。杜文秀起義前，騰越曾留有拓片，高七尺、寬四尺。麓川之役後，明軍主將王驥在今中緬邊境地區的傈僳族、景頗族中逐漸神化，到民國初年，已與諸葛亮並列神界。傈僳族相信王驥死後，陰魂上天化作“白馬將軍”，因此在每年二月初八刀杆節中舉行“下火海上刀山”的儀式祭祀王驥。大理白族自治州雲龍縣的白族將王驥奉為雲龍全境的本主，是經濟復興之神，封號“三崇建國雞足佑民皇帝”，職能是發展鹽業並消除疾病。因雲龍地區產鹽，思任法擴張使得雲龍鹽銷路受阻，王驥平定麓川后雲龍蕭條的鹽業又得到振興。雲龍白族在各鹽井建起三崇廟，馱鹽馬幫出行、歸來都要到三崇廟獻祭。每年農曆七月初十舉行三崇本主王驥的聖誕廟會，當地人前往三崇廟為王驥祝壽。註釋.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