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島浩

大島浩，日本陸軍中將，日本外交官，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長期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是德意日三國同盟的重要推動者之一。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裁定為甲級戰犯。早年經歷.大島浩生於岐阜縣的一個陸軍軍人家庭。其父大島健一曾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在大隈重信內閣與寺內正毅內閣中，連續擔任陸軍大臣。大島浩的童年在東京度過，就讀於新宿區立愛日小學校時，與後來東京芝浦電氣的社長石坂泰三是同級同學。其後曾在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學習。1904年11月，從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大島在青少年時期曾寄養於在日德國人家庭，受到了良好的德語訓練。成為軍人後首次派駐德國時，還曾與德國青年一起學習德語，教材是羅莎·盧森堡的《俄國革命》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書信》。據說由於醉心於德語，大島直到晚年還保留著每天看德語書籍和雜誌的習慣。1915年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後，大島曾在炮兵部隊和參謀本部服役，後於1923年8月至1924年2月間，派往日本駐奧地利和匈牙利公使館任公使館副武官。1934年3月5日，開始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館副武官。駐德生涯.與納粹高層的交往.在斷斷續續的早期駐德生涯中，大島浩與當時迅速崛起的納粹黨高層人物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得益於流利的德語，大島很快就與希特勒在外交方面的親信顧問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成為好友。那時，這位前香檳銷售員尚未執掌外交部，但他的“裡賓特洛甫辦公室”卻已是希特勒所實際倚重的外交機構了。從這一點上說大島的地位與裡賓特洛甫頗有相似之處：雖然大島的身份僅是使館武官，卻在納粹高層和日本參謀本部的支援下掌握了德日外交的實際主導權。在1936年11月反共產國際協定達成後，當時的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就曾判斷：該協定完全是由大島一手推動，而外務省則幾乎不曾參與其中。事實上，當時外務省的政策是與納粹德國保持距離，而大島卻自作主張，極力推動德日同盟——這與時任日本駐英國特命全權大使、親近英美的吉田茂，可謂處於截然不同的兩個極端。在先後推動反共產國際協定和三國同盟條約的簽署的同時，大島本身的地位也迅速竄升，1938年三月升為中將，半年後一躍而升任日本駐德國大使。納粹德國高層對大島的重視從另一件事也可見一斑：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事先未知會，揶揄其對納粹德國的醉心和崇拜。參與謀劃太平洋戰爭.早在1941年2月13日，大島浩與裡賓特洛甫就德日聯合對英美作戰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兩人都認為在亞洲對大英帝國發起打擊的時機已經成熟。2月23日，裡賓特洛甫催促大島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日本攻擊英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到了當年11月28日，裡賓特洛甫更向大島作出承諾：如果日本對美國開戰，德國亦將隨後加入對美國的戰爭。在珍珠港襲擊之後不久，大島獲頒大十字日耳曼鷹金質勳章。裡賓特洛甫出席了頒獎儀式。根據紐倫堡審判披露的秘密檔案，希特勒在對大島的致辭中說：二戰期間，大島曾前往東線前線和大西洋壁壘訪問，並且與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領袖定期會晤。作為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軍官，他將許多納粹提供的軍事細節寫成了報告，並迅速地用“紫”外交密碼將報告透過無線電傳回東京。但日本人不知道的是，“紫”早在1940年就已被美國破譯人員成功破譯。因此大島的報告幾乎總是在發出的同時就被美國情報機構所掌握。經常發生的情形是，美國人比日本人更早讀到報告——因為德國和日本間的通訊問題常常會使報告耽擱上幾小時。日本對蘇作戰問題.雖然大島浩一向持有反蘇立場，但他的政府還是與莫斯科在1941年4月簽署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當年六月，德軍入侵蘇聯，而德國政府此時則希望日本也同時對蘇聯發起攻擊。然而在入侵蘇聯前夕，德國政府並未向大島提供最新的攻擊計劃。在1941年5月17日的談話中，負責外交的國務秘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還向大島否認德國與蘇聯間有任何緊張關係。德國入侵蘇聯的行動於1941年6月22日展開後，日本政府受到的加入侵蘇戰爭的壓力也日益增大。在當年7月9日，裡賓特洛甫試圖說服大島浩，希望後者能催促其政府加入對蘇聯的戰爭。裡賓特洛甫的主要論點是“想要在東亞一勞永逸地扳倒俄國巨人，再也不會有像現在這樣好的機會了。”遲至1943年3月6日，大島終於向裡賓特洛甫轉達了日本政府的官方回覆：日本政府完全地認識到來自俄國的危險，也完全體諒德國盟友對日本加入與蘇戰爭的迫切希望。不過，考慮到現在的戰爭狀況，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這是不可能的。日本政府更加相信，現在不加入對蘇戰爭更為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此外，日本政府也絕不會無視俄國問題。參與德國戰爭犯罪.大島對希特勒的尊敬使得他個人也捲入了德國的一些戰爭犯罪和暴行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和希特勒在1942年1月3日會晤中達成的共識，內容是關於在交戰區域擊沉正在救援逃離沉船乘員的救生艇的行動。官方檔案這樣寫道：元首指出，不論美國能造出多少新船，他們的主要問題還是缺乏人力。因此，為了殺死儘可能多的船員，即便是商船也要不加警告地予以擊沉。如果多數海員在沉船時喪生的情況傳播開來，美國人在徵召新兵時就會遇上困難了，何況訓練能出海的人員需要很長時間。我們在為生存而戰，因此我們的態度不能被什麼人類感情主宰。所以元首隻得下令，如果潛艇上不能監禁外國海員的話——在海上這本來就不太可能——潛艇應該在發射魚雷後浮出水面，射擊救生船。大島大使衷心贊同元首的意見，並且說，“日本人也將被迫效仿這樣的措施。”在1944年5月27日大島與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的會晤中，希特勒還曾建議過，日本政府應當公開地絞死所有在空襲中被捕的美國飛行員以儆效尤，以減少類似的襲擊。由大島造成的情報洩露.事實上由大島傳遞的情報幾乎都被截獲：在1941年的11個月中是75件，1942年約100件，1943年約400件，1944年約600件——即便是1945年德國即將退出戰爭前的最後四個月裡也有約300件。例如，在1942年1月19日解碼的一份情報中，裡賓特洛甫同意每日向大島提供最新情報，以便後者向東京報告。裡賓特洛甫特別警告說，“任何由於我們的失誤導致的情報洩露均會造成致命後果，所以對這些情報的處置必須極其機密”。儘管德國方面經常向大島抱怨日本密碼的不可靠，但大島還是信誓旦旦地對其安全性做出了保證。他的疏忽大意日後被證明對日本的情報活動構成了致命的損害。比如，日本在同為法西斯國家的西班牙國代號為TO的間諜網路所收集的情報，很大一部分也是透過大島傳遞的：美方根據截獲的這部分證據，在1944年暫停了對西班牙油輪的石油供應。喬治·馬歇爾曾稱大島為盟軍“對希特勒在歐洲動向情報的最主要。儘管有時候大島會作出錯誤的判斷——比如他預計英國會在1941年底向德國投降——但大島所“提供”的關於納粹政策和軍事計劃的確鑿訊息還是給予盟軍無可估量的巨大幫助。譬如說，早在1941年6月6日，他就向東京報告了德國將在當月22日巴巴羅薩計劃。另一個例子是1943年11月，當時大島剛剛對法國海岸的大西洋壁壘防禦工事進行了四天的考察。回到柏林之後，他根據這次考察撰寫了20頁的詳細報告，詳列了每個德國師的所在位置，以及兵力和武器情況。報告中還詳細描述了防坦克壕、近岸旋轉炮塔以及機動力量的情況。這為盟軍制定諾曼底登陸計劃提供了重要的資訊。與之相關的是盟軍所策劃的堅忍行動。在登陸前的一週，希特勒向大島透露，雖然盟軍在挪威，布列塔尼和諾曼底進行佯攻，但他們“還是會全力在多佛爾海峽區域開闢第二戰場”。大島將這一資訊也盡忠職守地傳回東京，從而使盟軍得知堅忍行動確實起到了效果。大島的情報對參與歐洲轟炸的人們而言也極具價值。大島在報告中詳述了空襲給德國目標造成的損失，為盟軍提供了較少偏見的空襲損失評估報告。戰爭末期與戰後歲月.隨著戰局進展，德軍不斷收縮撤退，但大島浩關於德國必將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念從未動搖。儘管如此，在1945年3月他向東京的報告中還是提到了“柏林將成為戰場”的危險並表露出了“一月之內柏林或被放棄”的憂懼。1945年4月13日，大島最後一次見到裡賓特洛甫，併發誓要與第三帝國的領袖們一起共赴時艱。他聲稱：“我不希望僅僅因為戰爭破壞的危險，就像其他外交官一樣撤離柏林。”儘管如此，他還是在晚間被德國外交部禮賓司告知：根據希特勒的直接命令，所有外交官必須離開柏林。大島把夫人送到了巴特加斯泰因，一個奧地利的山間度假地，他自己則在次日與其他日本外交人員一起離開柏林，前往與夫人會合。不足一月之後德國投降，大島等人也被監禁了一段時間。他們被從海路帶到美國，到達時間是當年7月11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處度假旅館，大島被拘留並訊問了一段時間，隨後被釋放回到日本。大島在破壞殆盡的祖國度過了短暫的自由時光，隨即又在1945年12月16日被捕並因戰爭罪而遭起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他因參與謀劃侵略戰爭而被判有罪。在法官們的投票中，大島以一票之差免於死刑，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在巢鴨監獄服刑數年後，1955年底，大島得到假釋。1958年得到赦免。此後他在神奈川縣茅崎市隱居。出於對希特勒的高度崇拜，大島在隱居處的接待室裡一直襬放著他與希特勒的合影。戰後在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曾數次勸其出山參選，均為大島所拒絕。197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