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

袁永熙貴州修文人，中國共產黨官員，曾任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黨總支書記，中共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中共北平地下黨“南系”的學運主要負責人，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是陳布雷的女婿，陳璉的丈夫。生平.早年生涯.袁永熙祖籍貴州省修文縣。祖父是清朝末年負責黃河水利的官員；大姑是盛京將軍趙爾巽之子趙天賜的妻子；二姑是徐世昌的兒媳婦。 父親袁祚廙，早年在袁世凱的新軍當文書，北洋政府向日本大借款時，他是營口海關負責人，段祺瑞執政時，遷居天津，在天津意租界蓋別墅，娶了三房姨太太，經營糧油生意，投資棗莊煤礦，同時在安徽鳳陽海關任職。1928年，袁永熙全家遷居北平，住後海米糧庫4號的一棟二層樓房。當時，其父袁祚廙的官職被免，生意虧本。袁永熙1932年初中畢業於育英中學， 1935年高中畢業於師大附中。他經常到清華大學，和孫國華教授之弟孫國樑、朱自清教授之女朱彩芷等人一起閱讀進步書刊，討論時事。中共崇德中學黨支部書記力易周後來回憶說：“他是地下黨的培養物件。”高中畢業後，為考清華大學，袁永熙學習過於用功，患肺結核而吐血。一二·九運動興起時，孫國樑、朱彩芷等人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袁永熙的哥哥則在北平郊區福壽嶺一帶組織中學生進行軍事訓練，袁永熙則在臥病休養。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奉命南遷，袁永熙的兩位姐夫葉公超、孫國華隨校南遷。1937年9月，袁永熙的大哥袁永輝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介紹，赴八路軍在五臺山的隨營學校學習。1938年春，袁永熙帶病隨五姐和朱自清教授家眷一道離開北平，同年5月到達西南聯大的所在地昆明。在西南聯大.袁永熙抵達昆明時，西南聯大剛剛自湖南長沙遷到昆明，1938年5月4日開學。西南聯大文法學院當時則設在蒙自，準備考西南聯大經濟系的袁永熙借住在蒙自的朱自清家。此時，原中共北平崇德中學黨支部書記力易周也抵達蒙自，此前他曾在延安的陝北公學學習。袁永熙、朱彩芷、力易周等人一邊複習備考， 一邊同原清華大學學生中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聯絡，以蒙自縣文廟作為校舍，開辦了民眾夜校，實際負責人是袁永熙。暑假過後，西南聯大文法學院遷至昆明，袁永熙等人隨之來到昆明。在昆明，力易周和從北平撤來的中共黨員黃元鎮、郝詒純會合之後，自動組成中共臨時黨小組，並且同中共雲南省特委領導的“抗日青年先鋒隊”聯絡。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巡視員馬子卿指導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抗日青年先鋒隊”合併，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雲南地方總隊部”，力易周任總隊長，袁永熙任總部組織幹事。不久，臨時黨小組改為臨時黨支部，袁永熙被吸收為中共黨員。西南聯大發榜，袁永熙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193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共雲南省特委改為中共雲南省工委，馬子卿改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馬子卿上任後，整頓了黨的組織。和中共雲南省工委取得聯絡的西南聯大中共秘密黨員分屬於三個系統：一是力易周任書記的臨時支部；二是自重慶轉來的邢福津，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袁永熙任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邢福津任組織委員。此外，王亞文領導的組織改同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聯絡，與西南聯大黨支部平行。1939年夏，王亞文從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後回中共中央南方局，他原來領導的黨員被編入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由袁永熙領導。1938年秋，在重慶南渝中學加入中共，後經黨員訓練班學習的西南聯大新生邢福津，聯絡曾共同受訓的幾位黨員及20餘名同學，發起成立社團，以聯絡感情、交流學習心得、進行文體活動、生活互助為宗旨。袁永熙聞訊後支援，並動員幾位黨員和同學加入，年底召開成立大會，取名“群社”，並聘曾昭掄、餘冠英等教授為導師，還向西南聯大訓導處登記，成為一個以中共秘密黨員為領導、以西南聯大學生為基礎的公開合法的學生團體。“群社”成立後，西南聯大先後成立了許多社團，其中部分為中共黨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雲南地方總隊部”成員領導。1939年春，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成立，設在紅巖村，同時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機關。1939年暑假，袁永熙參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舉辦的西南地區八所大學黨支部書記訓練班，訓練班主持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馮文彬、胡喬木自延安到重慶指導。訓練班結業後，袁永熙是最後離開紅巖村的一名學員，因為他結核病復發而吐血。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工委書記錢瑛原想讓袁永熙留在南方局青委任職，中共雲南省工委的組織部長何禮則想讓袁永熙回西南聯大，最終袁永熙回西南聯大。“民主堡壘”.1939年秋，西南聯大第二屆招生，中共中央南方局轉來新生中的中共秘密黨員的組織關係，袁永熙和這些黨員分別見面，其中就包括陳布雷的女兒陳璉。陳璉是西南聯大地質學專業的新生。自此，陳璉在袁永熙的領導下負責女同學的工作。1940年，三青團組織了“青年劇團”，分化了西南聯大的話劇團，中共黨組織隨即透過“群社”組織了戲劇研究會，在紀念魯迅逝世四週年之際，排演《阿Q正傳》。同年9月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抄送雲南省政府一道密令，內附一份黑名單，要求雲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昆明行營主任龍雲“查照參考”，黑名單上有大約20名西南聯大師生，第一名為“群社”的導師曾昭掄教授，其他人還有袁永熙、池際尚、周錦鈞、繆景瑚等人。9月12日，龍雲批轉雲南省教育廳：“遵照，嚴密注意防範。”但龍雲未採取具體行動。9月25日，《阿Q正傳》在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大禮堂公開演出，隨後連演十五場。中共黨組織動員了200多人參加了此劇的工作，其中陳璉是前臺招待工作負責人。此時，西南聯大已有中共秘密黨員83人，佔雲南省247名中共黨員的三分之一，為西南聯大中共黨員最多的時期，中共雲南省工委乃決定成立中共西南聯大黨總支，袁永熙任總支書記，陳璉任宣傳委員。1940年9月，中共雲南省工委任命袁永熙為青委委員，李晨接任總支書記。在第三屆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選舉中，中共方面的郝詒純當選學生代表大會主席，邢福津任學生自治會幹事會主席，中共由此控制了此前由中國國民黨和三青團控制的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隱蔽戰線.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西南聯大的中國國民黨和三青團在壁報上攻擊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西南聯大的《群聲》壁報則率先在校內貼出《皖南事變剪報特輯》，抨擊中國國民黨方面。此時，軍統特務首腦康澤攜黑名單及辦集中營的計劃來到昆明，準備對中共黨員進行大規模逮捕。中共雲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決定將一部分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撤離學校，分散至昆明周邊的瀘西、昭通和滇南箇舊隱蔽。袁永熙被疏散到箇舊，以中共黨員主辦的《曙光報》社為據點，負責聯絡被疏散的同學，並負責在周邊數縣開展中共的工作。邢福津到蒙自高階工業職業學校任教，陳璉到石屏師範學校任教。康澤的大逮捕計劃在雲南高層人士及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的抵制下逐步落空時，被疏散的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正在新環境下開展教育工作及民眾運動。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通知袁永熙等人轉而利用可靠的社會關係或職業，準備長期隱蔽。袁永熙遂自箇舊來到四川省江津縣的白沙，居住在其五姐夫、國立編譯館孫國華教授家。臨行前，他曾赴石屏看望陳璉，知道陳璉已同家庭中斷聯絡，故給她留了生活費。寒假期間，袁永熙透過沈鈞儒的侄女沈語與鄧穎超接頭，希望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彙報工作。鄧穎超讓沈語轉告袁永熙赴紅巖村的八路軍辦事處，由鄧穎超帶其進入上清寺50號周公館。袁永熙向錢瑛彙報了工作。針對陳璉的情況，錢瑛說：“知識分子在農村，若沒有社會職業，反而容易暴露。”鄧穎超說：“還是派人把她找回來，留在她父親身邊可靠。”剛來到白沙時，袁永熙化名“李義勞”，在山區一家中學任教。自重慶彙報工作回來後，他轉至國立九中任教。學期結束之後，他又轉移了隱蔽地點。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國軍大潰退，日軍一直進至貴州獨山。9月中，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要求廢止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雙十節時，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等人主持召開五千人大會，並在《宣言》中要求“堅持抗戰，實行民主，結束黨治，還政於民。”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袁永熙回到西南聯大復學。一二·一運動.自袁永熙等人撤離西南聯大之後，留在西南聯大的中共黨員不足20人。袁永熙回到西南聯大時，中共黨員洪季凱、馬千禾正分頭準備成立“民主青年同盟”。1944年2月，洪季凱召開代表大會，宣佈成立“民主青年同盟”；1944年5月，馬千禾的“民主青年同盟”宣佈成立。中共雲南省工委隨後決定，前者稱為“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由袁永熙聯絡；後者稱“民主青年同盟”第二支部，由馬乾禾、李凌負責。兩個支部相互平行，不發生橫向關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隨後，毛澤東到重慶，和蔣介石開展重慶談判，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9月中，重慶談判進行時，蔣介石發動上黨戰役，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10月3日，蔣介石突然派出駐昆明的嫡系部隊，成功脅迫雲南省主席龍雲下臺，任命CC系要人李宗黃為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主任，代理雲南省主席，關麟徵任警備司令。此後，雲南省轉而公開鎮壓民主運動。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的學生自治會發起，在雲南大學的至公堂舉辦時事晚會。李宗黃當即命令禁止“一切集會或遊行”，不準雲南大學出借會場。晚會被迫改在西南聯大新校舍的大草坪舉辦。晚會前，袁永熙與有關人員安排了主席團及糾察隊的工作，並邀請到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發表講演。李宗黃佈置軍警、特務在會場內外騷擾。他們首先割斷電線，使整個會場一片漆黑中。費孝通教授喊道：“在黑暗中我們更要呼籲和平！”會場秩序隨即恢復，汽燈點燃之後，演講繼續。此後，一名穿長袍自稱姓王的“老百姓”跳上主席臺，說“中國目前是內亂，不是內戰，共產黨陳兵作亂，政府理當勘亂”。學生們當即傳遞紙條揭露稱，這個所謂“老百姓”是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查宗藩。糾察隊將查宗藩押送出西南聯大校門。此後，關麟徵命包圍會場的第五軍邱清泉部，以機關槍、步槍對空掃射，子彈在學生們頭上不斷飛過。袁永熙後來回憶說：“學生們本來沒有罷課的打算，這一來激怒了大家。他們連夜簽名，要求罷課抗議。”次日清晨的報紙上，中央社說昨晚西門外“發生匪警”，駐軍前去捕捉，“匪徒竟一面鳴槍，一面向黑暗中逃竄而散”，誣稱學生為“匪”。師生們由此更加群情激憤。袁永熙後來回憶說：“我們只好因勢利導，支援同學的罷課要求，把組織工作跟上去。”1945年11月28日，經過兩天準備之後，昆明市學聯組成由31所大、中學校參加的罷課聯合委員會，會上通過了袁永熙起草的《罷課宣言》，宣佈自11月26日起罷課。《宣言》呼籲當局立即停止內戰，立即撤出駐華美軍，組織民主聯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遊行自由。《宣言》還向雲南省當局提出了四項要求：追究射擊西南聯大事件之責任；取消不準集會、遊行的禁令；不準逮捕學生；責令說謊的中央社道歉。蔣介石電令李宗黃“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李宗黃遂派出軍警，毆打在街頭宣傳的學生，並強迫學生“無條件復課”。事態進一步擴大。一些教授勸學生復課。當晚，袁永熙不顧戒嚴，來到西倉坡教授宿舍找到聞一多，並在聞一多家遇到了中國民主同盟的吳晗。起初，聞一多認為應當復課，吳晗也稱中國民主同盟方面主張復課，但袁永熙對吳晗說，“這事應多聽聽其他方面的意見，希望‘民盟’支援罷委會的宣言。”由於當時和中國民主同盟聯絡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出的華崗，在蔣介石襲擊龍雲之後已奉命撤離昆明，中國民主同盟方面不瞭解中共方面的最新立場。而袁永熙起草的《罷課宣言》中的主張是經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意，故袁永熙向吳晗暗示：“和你聯絡的人已經離開了；中共方面新的意見你還不瞭解。”聞一多將吳晗叫出屋外，悄悄提示吳晗說：“他可能是地下黨員。”兩人回屋後，同袁永熙商討對策。袁永熙進行了解釋，並稱：“為了避免損失，我們可以勸說同學在校內活動，停止街頭宣傳。”此後，西南聯大教授會、中國民主同盟雲南支部向當局提出抗議，支援學生罷課。12月1日，李宗黃派員攜帶凶器，分頭闖進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西南聯大附中、南菁中學等校，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南菁中學教師於再被手榴彈炸死在西南聯大新校舍門前，西南聯大師院學生潘瑣、李魯連以及雲南省立昆華高階工業職業學校的張華昌也被手榴彈炸死，此外重傷25人，輕傷30餘人。此即一二·一慘案。慘案發生後，袁永熙和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決定抓住時機反擊。一是編印並散發《一二·一慘案實錄》、告全國同胞、告師長、告家長以及《向昆明父老沉痛呼籲》等公開書；二是公祭遇難的四烈士，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設靈堂，接待各界弔唁；三是出版《罷委會通訊》，派中共地下黨員王漢斌赴重慶進行串聯。一時之間，昆明的大、中學教師罷教，赴靈堂弔唁的昆明市民累計達到15萬人次，全中國的輿論大部分都在譴責當局、聲援學生。蔣介石希望平息事件，乃授意關麟徵向學生“道歉”，並且“緝兇慰撫”，以透過處理幾名替罪羊來敷衍學生。罷委會對此斷然拒絕，並在2月6日的第二次《告全國同胞書》中提出：嚴懲主謀兇犯關麟徵、李宗黃、邱清泉；負擔死傷者的喪葬費、撫卹費、醫療費；賠償全部公私損失。蔣介石被迫宣佈“將關停職，聽從議處”，授意新任雲南省主席盧漢及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朱經農，會同西南聯大等四校的校長，與罷聯代表進行復課談判。在談判中，盧漢同意解決喪葬費、撫卹費、醫療費、賠償費等要求，“惟懲兇須國民黨中央處理”。此時罷課已經半個月，鄭伯克、袁永熙根據形勢，決定由西南聯大自治會提出“停靈復課”，先決條件為懲辦主謀兇犯，廢除集會遊行禁令，中央社對學生道歉。1月18日晚，袁永熙再度訪問聞一多，請其將“停靈復課”方案向西南聯大教授會和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轉達。聞一多與梅貽琦商談四小時後，梅貽琦主持召開西南聯大教授會議，討論自治會的建議。其中，關於中央社道歉之事，教授會決定向新聞界發表事實真相報告，並送交《中央日報》刊登；懲辦主兇之事，教授會決定籲請國民政府對李宗黃“先行撤職”，否則教授將全體辭職；李宗黃、關麟徵等人應負擔的法律責任，由西南聯大教授組成的法律委員會具狀控訴。1月24日，梅貽琦等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事實真相，西南聯大教授會發出了對李宗黃、關麟徵的兩份《告訴狀》，同時李宗黃被“調離”昆明。三天後，昆明的44所大、中學校學生全體復課，教師復教，《罷委會通訊》在終刊社論中稱：“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五·二〇運動.1946年2月，袁永熙到紅巖村向錢瑛彙報工作。2月22日，重慶一萬多人參加反蘇遊行，遊行隊伍經過紅巖村附近的化龍橋之時，一夥人乘機搗毀了《新華日報》營業部。紅巖村內，錢瑛當即讓袁永熙藏到三層，所幸紅巖村並未受到衝擊。當時，國民政府正準備還都南京，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即將隨之遷至南京。西南聯大決定1946年5月復員，錢瑛乃讓袁永熙趕緊回昆明，率50多名黨員、150多名“民主青年聯盟”成員回北平、天津。最後，錢瑛問袁永熙：“你和陳璉的關係明確了嗎？她現在中央大學，你應該去看看她。”袁永熙遂來到沙坪壩的中央大學，與陳璉道別。此後，陳璉隨陳布雷赴南京，袁永熙赴北平。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來北平的中共黨員，轉地點但不轉組織關係，原有的兩個黨支部繼續平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聯絡。抵達北平後，袁永熙透過孫國樑與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餘滌清取得了聯絡，雙方決定指導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共黨組織獨立活動，不發生橫向關係。前者稱“南系”，由袁永熙、王漢斌領導，後者稱“北系”。從此，袁永熙以金城銀行職員的身份為掩護，領導北平的學生運動，陳璉也轉移到了北平，以貝滿女中教員的身份，在袁永熙的領導下負責職業青年的工作。1946年9月至11月內，駐華美國海軍陸戰隊殘害中國民眾事件發生了32起，中國民眾死傷40人。12月24日晚，據稱兩名美國軍人強姦了北京大學先修班學生沈崇，形成沈崇案。袁永熙、王漢斌得知後，決定發動學生罷課，北京大學學生當即召開各系級、各社團的會議，準備組織抗議活動。12月30日，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學生進入北平城，與城內的北京大學等校學生會合，遊行抗議美軍的暴行，喊出“美國兵滾出中國去！”的口號。全中國各大城市的學生50多萬人響應，成為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蔣管區學生大規模反美國、反蔣介石的首次記錄。抗暴運動逐漸平息後，袁永熙首次赴上海向錢瑛彙報工作。當時，中共在上海的代表機關已撤回延安，錢瑛化名“陳蘋”，扮為家庭婦女，隱蔽在上海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屋內。1947年“紅五月”的國統區學生鬥爭，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請示中共中央後主動進行的出擊。4月底的一天，錢瑛率袁永熙來到上海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同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接頭，此後，袁永熙、劉曉進入一座弄堂房屋的閣樓內。上海局負責學生運動的吳學謙、張本已先期抵達。劉曉佈署先在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北平、天津六個城市發動學生進行“反飢餓、反內戰”鬥爭。在“紅五月”掀起高潮。袁永熙離開上海時，錢瑛說：“你和陳璉相愛多年，該結婚了。婚後，有陳布雷的社會關係作掩護，更有利於隱蔽。”“紅五月”是從紀念五四運動開始的。5月4日當天，上海各學校的學生與市民舉行了“反內戰、反飢餓”示威遊行，遭國民政府軍警鎮壓。5月9日，學生的反飢餓鬥爭與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反對國民政府凍結工資的鬥爭匯合，當天有8000多名工人和學生包圍了上海市政府，2000多名公共汽車和電車工人、15000多名絲織廠工人舉行了遊行示威。5月10日，百貨公司職工也上街遊行。5月18日，北平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宣傳隊上街，警備司令部調青年軍208師衝擊宣傳隊，毆打學生，造成五·一八血案。當天晚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聯合了天津的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唐山交通大學召開了緊急代表會議，成立了“華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聯合委員會”，決定於5月20日在北平、天津同時舉辦示威遊行。5月20日，南京的中共地下黨發動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的6000多名學生向國民參政會請願，被國民政府的軍警及騎兵隊毆打致傷50餘人；天津的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等校的遊行隊伍也遭毆打；北平學生的遊行隊伍15000多人，自北平沙灘的北京大學紅樓廣場出發，在北平市中心遊行20多華里，共經五個半小時，最終回到紅樓廣場。“反飢餓反內戰聯合委員會”主席團在學生們的臨時動議下，將紅樓廣場命名為“民主廠場”，同時還宣佈6月2日為“全國反內戰日”，要求舉行罷課、罷教、罷工、罷市這“四罷”鬥爭，在匆忙中通過了表決。袁永熙、王漢斌等北平中共地下黨“南系”學委當即與“北系”學委的負責人召開緊急磋商，最後一致認為“四罷”的決定既不慎重也不策略。雙方決定說服學生，修正臨時動議。改於6月1日舉行“民主廣場”命名典禮，6月2日在各校校內分散舉辦集會。6月2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等校周圍佈滿軍警，鐵絲網密佈，機關槍對準各學校大門。但學生們在華北學聯組織下，在 “民主廣場”召開追悼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聞一多、李公樸和一二·一慘案殉難四烈士大會，避開了國民政府的屠殺。被捕與獲釋.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禮堂舉行了隆重的婚禮。陳布雷發請帖邀請了北平的政要出席，證婚人為北平市市長何思源。袁永熙和陳璉本不願搞得如此隆重。但代表陳布雷從上海來北平主持婚禮的陳訓悆對侄女陳璉說：“不要以為你只是一個普通教師，你是陳布雷的女兒，你姐姐在上海舉行婚禮時，孔祥熙院長還親自來道賀哩！”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錢瑛在袁永熙離開上海時，對袁永熙說：“婚禮要辦得體面些，因為這是陳布雷嫁女兒，有了這層社會關係，更有利於你們安全隱蔽。”錢瑛還陪袁永熙赴上海的四大公司購買結婚用品。此外，錢瑛還囑咐袁永熙說：“共產黨員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革命氣節，頭可斷，革命意志不能動搖。倘若被敵人逮捕，不得暴露政治身份，不能出賣同志和黨的機密。”當時，東北民主聯軍開始了秋季攻勢。蔣介石抓緊搜捕中共的地下組織。1947年9月底的一天，在北平東城棉花衚衕的一所四合院內，袁永熙正在家中與職業青年支部的邢福津、陳璉開會；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陳彰遠也來此向袁永熙彙報發展“民主青年聯盟”的工作。特務突然闖入，搜出了油印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當場逮捕了袁永熙、邢福津、陳璉、陳彰遠。當晚關入炮局監獄。第二天、第三天，留在袁永熙家的特務先後逮捕了來聯絡工作的北京大學學生吳漠、力易周，燕京大學學生龔理康等人。訊息傳出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學生當即準備罷課。袁永熙夫婦的被捕，是由於中共北平地下黨被部分破壞。袁永熙夫婦結婚時，陳璉的同事、貝滿女中教師田衝前來道賀，袁永熙曾和田衝交換名片。1947年9月底，中共北平地下黨部分組織遭破壞，城工部的餘心清等兩人被捕，秘密電臺遭破壞，隱藏在北平市政府的梁靄然局長等三人也被逮捕，王冶秋逃脫；田衝的朋友、報務員李政宣叛變，田衝因此受牽連。保密局從田衝身上搜出了袁永熙的名片，便按名片上印的住址逮捕了袁永熙夫婦。10月3日，周恩來看到北平合眾通訊社報道了餘心清以及袁永熙夫婦被捕的訊息之後，隨即電示後委的羅邁及李克農：“此案為軍統局發動，似牽涉範圍甚廣，有擴大可能。陳璉、袁永熙與學運有關，望羅邁電告錢瑛嚴防牽連上海學運。”但是，中共的情報系統和學運系統的組織關係嚴格分開，故中共方面對軍統“捕去學運小袁夫婦”的渠道十分擔心。10月6日，周恩來致電後委的楊尚昆、李克農、羅邁等人，要求“從各種可能上尋求破壞根據，杜絕一切可能牽連的漏洞，立即割斷各種橫的關係”，並請中共中央工委分告晉察冀邊區的杜理卿和中央青委的馮文彬，“利用他們關係追究此案破壞真相，並研究有無搭救可能和辦法。”電報發出後，錢瑛當即由上海撤往香港。在獄中，袁永熙同特務進行周旋，並挺過了酷刑。保密局的特務找不出袁永熙與秘密電臺的聯絡，又無證據證明袁永熙是中共黨員，袁永熙又是陳布雷的女婿，故最終特務只向上級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是送入青年集中營進行感化，二是送交軍法處審理。11月29日，袁永熙等23人被押上飛機送至南京，關進寧海路19號的保密局看守所。不久，有人告訴陳布雷，袁永熙為民主青年同盟盟員，並非中共黨員，而陳璉僅是思想左傾。陳布雷乃先將女兒陳璉保釋出獄，隨後設法保釋袁永熙。一日，特務手持印好的《悔過書》發給在押人員填寫，其上文字是：“餘受共產黨煽惑，誤入歧途，為奸工作，危害民國，願悔過自新……”並有一位自稱曾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留學生者，對袁永熙說：“我年輕時也信仰過馬列主義，後來閱歷增加，方知馬列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知識分子是個信仰問題，你只要在上面籤個字，辦個手續，保證你沒有事。”袁永熙說，“我沒有誤入歧途，也沒有受人煽惑，我無過可悔。我不籤。”獄友梁靄然對袁永熙說：“既然我們沒有誤入歧途，那就在這些字句面前一律添上‘並未’兩字，這樣就改變了《悔過書》的性質，又不激怒他們。”袁永熙便按此辦理。不久，袁永熙被轉押南京陸軍監獄。1948年5月28日，陳布雷和袁永熙的姐夫葉公超出面，將袁永熙保釋出獄。袁永熙出獄後，陳布雷為袁永熙和陳璉在南京找了工作。學過經濟的袁永熙任職中央信託局，陳璉任職國立編譯館。有一次，袁永熙和陳璉赴上海，陳璉的表妹、中共秘密黨員翁鬱文前來看望他倆，陳璉對翁鬱文說：“有沒有辦法到那邊去？” “那邊”指解放區。翁鬱文乃向中共黨組織反映了陳璉與袁永熙的願望。上海中共黨組織的領導要翁鬱文繼續保持聯絡，尋機護送他們到解放區。1948年11月，遼瀋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中國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布雷因“目睹耳聞，飽受刺激”，於1948年11月12日晚服安眠藥自殺身亡。翁鬱文趁弔唁舅父陳布雷的機會來到南京，在靈堂一角通知袁永熙、陳璉夫婦做好準備。在南京舉辦的追悼活動結束之後，袁永熙、陳璉夫婦利用送陳布雷靈樞赴杭州安葬的機會，擺脫特務監視，留在陳布雷在上海的家中。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幫助下，翁鬱文陪他們登上滬寧鐵路的列車，在鎮江站下車，渡過長江到山東兗州中共中央華東局所在地。經中共中央華東局與中共中央聯絡之後，袁永熙、陳璉夫婦來到了北平。蒙冤.1949年，袁永熙回到和平解放之後的北平，中共黨組織按照規定對其在獄中的表現進行了審查。中共中央青委審查後作出處理意見：“恢復黨籍，留黨察看一年。”但是，主管部門認為袁永熙“政治動搖，不敢堅持真理而向敵人屈服，喪失黨員氣節”，乃將袁永熙“開除黨籍，批准其重新入黨”。袁永熙回憶稱，該決定“導致黨組織在使用我時受到一定的限制。”1949年3月初，中華全國學生第14屆代表大會時，毛澤東在北平香山接見學生代表，袁永熙被認為不符合條件而被排除在接見之外。會後，他被分配到團中央學生部擔任秘書主任、副部長。1953年，調任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1956年被撤職，改任校長助理，蔣南翔繼任黨委書記。1957年，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分子”，並被扣上“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因此，他再度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陳璉被迫和他離婚，袁永熙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南苑生產隊勞動改造。其間，他放羊、餵豬、掏廁所，已多年患肺結核的袁永熙又染上了羊身上的布魯氏桿菌，整日發高燒，病了一年。1965年5月，已經摘掉“右派”帽子的袁永熙被遣送離開北京，到河北省南宮縣中學當教師。1965年10月，南宮中學32歲的化學教師張蘭芬和袁永熙結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袁永熙成為南宮縣的“黑線“人物，被稱作“劉少奇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袁世凱的孫子”等等，遭到毆打和凌辱，但妻子張蘭芬沒有拋棄他。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2月，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對袁永熙的“右派”問題進行復查，作出結論：“袁永熙同志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銷原開除黨籍的決定，在原決定中關於袁永熙同志階級異己分子的結論是錯誤的，也予以撤銷恢復黨籍，恢復政治名譽”以及原工資待遇。一年半之後，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黨委辦公室上報中共中直機關黨委的複查意見中，確認當年袁永熙在監獄中“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保護了同時被捕的同志，保守了黨的組織秘密，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品質”，出獄後“積極找黨，當即向黨作了徹底交代，沒有隱瞞，表現出他對黨的忠誠”，故1957年主管部門對袁永熙的處理意見“是不妥的”，建議撤銷。198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覆函“同意”團中央機關黨委的複查意見，“恢復袁永熙同志的黨籍”，撤銷1957年 “不妥當”的意見。1982年，袁永熙被任命為北京經濟學院院長。此後擔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帥孟奇主持編寫《憶錢瑛》一書的會議，袁永熙參加了此次會議。1999年12月13日凌晨，袁永熙病逝，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