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 (小說)

《覺醒》，原名《孤獨的靈魂》，是凱特·肖邦所著的小說，1899年出版。小說背景設在19世紀末的新奧爾良和南路易斯安那州沿岸地帶，劇情以埃德娜·龐德烈為中心，記敘了她在19世紀末充滿傳統女性與母性價值觀的社會環境下，努力應對自身反傳統的掙扎。小說是第一部關注女性問題而不自高自傲的作品，被認為是早期女性主義的里程碑，並繼續在當代讀者與評論界中產生不同的反響。融合了現實記敘、深度時評與心理描繪，《覺醒》成為了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小說為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與歐內斯特·海明威的作品做了預表，並與當代作家伊迪絲·華頓、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交相輝映。《覺醒》可被視為現代流派的第一部南方作品，該流派在福克納、弗蘭納裡·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弗蘭納裡·奧康納等人的推動下達到了頂峰。故事梗概.小說的開篇設在墨西哥灣格蘭德艾爾的度假村裡。度假村由勒布朗夫人和她的兩個兒子羅伯特、維克多經營，龐德烈一家人前去度假。雷昂斯·龐德烈是路易斯安那克里奧商人，他和妻子艾德娜有兩個兒子，艾蒂安和拉烏爾。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艾德娜與她的好友阿黛爾·拉蒂諾爾待在一起。阿黛爾是個好熱鬧的人，整天嘻嘻哈哈的，她不斷提示艾德娜要儘自己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義務。在格蘭德艾爾，艾德娜與羅伯特·勒布朗成為朋友，後者是個充滿魅力、活力四射的青年，積極尋求艾德娜的注意與芳心。當倆人墜入愛河時，羅伯特預感到不詳之兆，藉口做生意，逃到了墨西哥。餘下的敘述著重於艾德娜的感情衝突：是否堅守婦道、還是跟羅伯特私奔。暑期度假結束後，龐德烈一家回到了新奧爾良。艾德娜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重點之所在，變得更加註重自身的享樂。她漸漸脫離了社交圈，放棄了一些傳統母性應盡的職責。雷昂斯擔心她精神異常，為她請了醫生。醫生告訴雷昂斯一切安好，讓他順其自然，問題不久就會自行解決。當雷昂斯準備啟程去紐約做生意時，他將孩子們留給艾德娜照看。艾德娜獨自待在家裡很長時間，這給了她足夠的物理與精神空間去反思自己的人生。當丈夫不在家的這段時間裡，艾德娜搬出了房子，住進了不遠的小屋。她開始與阿塞爾·阿羅賓調情，後者以誘惑婦女而著稱。艾德娜第一次在小說中顯現出性慾的一面，但是這場關係被證明是笨拙、不祥的。艾德娜前去拜訪萊茲夫人，萊茲夫人是個具有天賦的鋼琴家，在新奧爾良享譽盛名，但常常離群索居。在小說的起初，萊茲夫人的演出深深地打動了艾德娜。萊茲夫人代表了艾德娜一直想要過的生活：獨立。她專注於自身和音樂，而不是社會期望，與阿黛爾·拉蒂諾爾形成對比，後者勸導艾德娜循規蹈矩。萊茲夫人和身處墨西哥的羅伯特有聯絡，並從他那裡按時收信。艾德娜祈求閱讀信件內容，當被滿足時，內容證明了羅伯特一直在思念艾德娜。最後，羅伯特回到了新奧爾良。一開始，羅伯特裝出高高在上的樣子，但最終承認對她的摯愛。他承認自己去墨西哥出差不過是藉口迴避兩人之間不可能的關係罷了。艾德娜被叫去幫助難產的阿黛爾。阿黛爾央求艾德娜反思自己，考慮後果，回頭是岸。當艾德娜回家時，她發現羅伯特的便條，告知他的永別。絕望中，艾德娜衝到了她最初遇到羅伯特·勒布朗的地方——格蘭德艾爾。小說的結尾是艾德娜浸入墨西哥灣濤濤不絕的海水中，隨波而去。主要人物.艾德娜·龐德烈  – 肯塔基人，受尊重的新教徒，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奧社會中。她背叛了社會的普遍期望，在自己作為妻子與目前的身份之外，發現了新的角色。雷昂斯·龐德烈  – 艾德娜的丈夫，商界成功人士，他對妻子低落的情緒毫無察覺。萊茨夫人  - 他的角色象徵著從家庭中獨立生活到老的艾德娜，雖然艾德娜不同意萊茨的觀點，但仍然將她視為自己“覺醒”的啟發人。阿黛爾·拉蒂諾爾夫人  – 艾德娜的朋友，她對丈夫和孩子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代表了十九世紀完美的女性。阿爾塞·阿羅賓 - 以誘惑已婚婦女而知名，在羅伯特不在時，與艾德娜有過短暫的關係，填補了她的空白。羅伯特·勒布朗  –充滿魅力的男子，在發現艾德娜與眾不同的特點時與她相愛。羅伯特的調情助長了艾德娜的“覺醒”，艾德娜從羅伯特身上看到了自己婚姻中所缺失的成分。風格.凱特·肖邦在《覺醒》中的敘述風格可被歸為自然主義。小說襲承了莫泊桑的寫作風格：關注人類行為與複雜的社會結構。這既體現了肖邦對這位法國作家的崇敬，也體現了莫泊桑對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巨大影響。然而，可以更準確地說，肖邦的行文風格是一種混合物：它包含了當時流行的敘述方法，又借鑑了南方與歐洲的文學趨勢。肖邦文體所採用的現實主義在十九世紀佔據了重要地位，常對上流社會的虛張聲勢進行幽默的諷刺，讓人追憶起同時代的作家，如奧斯卡·王爾德、亨利·詹姆斯、伊迪絲·華頓、蕭伯納。從《覺醒》中可以看出小說開創了獨立的南方文學流派，這不單單是在環境與主題上，也是在敘述風格上獨樹一幟。肖邦對她筆下人物在情感上的改變進行了抒情描述，這種記敘方式在日後被福克納應用於自己的小說中，如《押沙龍，押沙龍！》、《喧嘩與騷動》。肖邦描述了她的克里奧經歷，克里奧婦女在生活中受到繁文縟節的約束，只有妻子、母親兩種社會角色可選。這些都使得她的小說富有”地方色彩“——克里奧文化。在此之前，肖邦在她的短篇故事與第一部小說《咎》中採用了這種寫作風格，並且也探討了一些克里奧文化與生活方式。由於肖邦的人物多為法裔，帶有異域風情，所以讀者對於艾德娜·龐德烈，這一白人新教徒的離經叛道不會表示出太大的震驚，小說也因此得以順利出版。小說的劇情影響了、弗蘭納裡·奧康納的寫作、以及的編劇，而艾德娜·龐德烈的情感危機和她最終的悲慘結局為田納西·威廉斯筆下的女性人物做了預表。肖邦自己的人生，特別是在男人與孩子們之外對自我身份的認知，為創作《覺醒》提供了靈感。肖邦在她守寡的母親、祖母以及曾祖母的照看下長大，而後三者都是獨立、聰慧的婦女，這種成長經歷塑造了她的價值觀。在她父親於萬聖節時去世，他的兄長於狂歡節因傷寒離開時，肖邦對宗教產生了懷疑，她筆下的艾德娜則感到教堂“沉悶”。肖邦成為了一名寡婦，需要照看六個孩子，她在此時提筆寫作，而這一切對她的寫作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然而，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小說發表後，肖邦在聖路易斯受到了排擠，稱在聖路易斯有許多女性褒獎她，許多男性譴責她。肖邦的寫作風格為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作家的抒情與實驗文體，以及西格麗德·溫塞特和多麗絲·萊辛對女性智力與情感增長不懂感情的描述作了預表。肖邦在文體風格上最大的貢獻是超然的敘述態度。出版及評論.小說在1899年一經出版就受到爭議。雖然從技術上講小說從來沒有被查禁，但卻一直受到審查。肖邦的小說被認為在道德上墮落敗壞，這不單單是因為小說直觀地描述了女性對性的渴望，而且書中的女主角離經叛道，破壞了傳統女性的社會角色。公眾對小說的反響與對亨利克·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1879)反響一樣，充滿了抗議與批評。兩者在主題與選材上幾乎一模一樣：都記敘了一個女主人翁為了追求自我實現，離開了丈夫，拋棄了孩子的故事。然而，對小說的外在評價從齊聲譴責逐漸轉變為認可接收。在凱特·肖邦的故鄉密蘇里聖路易斯，兩份報紙給出了不同的評價。《聖路易斯共和報》為小說貼標籤，稱它為“有毒的”，“給道德嬰兒灌烈酒”。 而《聖路易斯明鏡報》則稱“出於純粹的軟弱，人不得不向神靈求助，寧可一死了之，也不願意看到醜陋、殘忍、可惡的情慾怪獸像只老虎那樣慢慢地醒來。這就是讀者在讀到肖邦夫人的女主角時所感受到的覺醒。”在同年晚些時候，《聖路易斯郵報》讚揚小說“使得一位聖路易斯女士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由於肖邦是聖路易斯第一位女性職業作家，她受到了特別關注。一些評論則譏諷肖邦的選材，並對此表示遺憾：“一位文風優雅、富有詩意的作家沒必要去寫早已氾濫成災的色情小說。”另一些則感到掃興；《國家雜誌》稱“回想起作者那些受歡迎的短篇故事”，小說的開篇讓人充滿了期待，但結尾令人“十分失望”，暗示了公眾對選材的不滿：“沒必要因為閱讀她而煞了我們的風景。”《國家雜誌》認為肖邦是“又一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作者。還有一些評論乾脆刻薄到底，如《公眾輿論》所言，“當龐德烈夫人故意在海灣遊向死亡時，我們感到很欣慰。”肖邦並沒有收到不合格的負面評價。《戴爾》雜誌("The Dial")稱《覺醒》是“靈魂的有毒悲劇”，並附上警告稱小說“的傾向並不健康。”類似地，《會眾》稱肖邦的小說“是絕佳的習作”，但得出結論“我們無法推薦它。”薇拉·凱瑟在《匹茨堡領袖》將《覺醒》與古斯塔夫·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做了對比，兩者都是富有爭議，反應了都市生活的無聊與淫亂——雖然相對於同時代人來說，凱瑟對女主角並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凱瑟稱“希望肖邦女士能把她寫得更靈活，更別樣一些，或朝向個更好的目的。”遺產與歷史背景.肖邦在《覺醒》後沒有繼續寫小說，並在出版其它作品時出現困難。艾米麗·托特(Emily Toth)認為這是因為肖邦“走得太遠了：艾德娜的情感對於男性看守來說難以承受。”肖邦的下一部小說被迫取消，健康問題、家務矛盾攪擾著她。五年後她去世時，她已經被人遺忘。挪威學者皮爾·塞耶斯逖德(Per Seyersted)在二十世紀60年代重新發現了肖邦，使得《覺醒》成為今日的女性主義作品。在十九世紀90年代，當肖邦創作這部作品時，一系列社會變革與衝突將“婦女問題”抬到公眾面前，這些討論影響了肖邦的作品。在當時的小說背景原址路易斯安那州，婦女是她們丈夫的合法財產；作為以天主教為主的地區，離婚率是十分低的，婦女被期望對她們的丈夫忠誠順服。這也解釋了在1899年對《覺醒》的一些反應。琳達·瓦格納-馬丁(Linda Wagner-Martin)寫道：“有時被認為‘歐洲’(至少是‘法國’)而不是美國風格，這些譴責正是小說絕妙、富有先見之明的地方。肖邦的《覺醒》與其它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的一些小說因明目張膽的不道德，包括淫亂，而受到審查。這些辯詞可以在當時的新聞報紙上找到。不管怎樣，馬戈·卡利堅持凱特·肖邦不是當時唯一挑戰性別意識形態的的女性；是寫作讓她出了風頭。在十九世紀時，讀者的印象是一位婦女離棄了丈夫、拋棄了孩子。這也反應了婦女當時嚴格的責任，而一個反叛社會期望的角色讓讀者感到震驚。當時的一本《禮儀/建議》書稱：“如果她真是一位富有母性的人，與孩子們在一塊兒會是她的首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