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境內各民族所採取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早期主要使用蘇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方式來進行相關的民族政策，以居住在中國的人民和各民族形成社會主義革命群眾為主。從毛澤東於1976過世後，「中華民族」一詞漸漸回復並影響後來的民族政策。然而在「單一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相關民族政策上，關於相關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是一個學術理論熱點」；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的中央級綜合性報紙《中國民族報》及相關的民族理論與政策的學術及文化討論，在2000年以來有要求在法律及政策上確立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主要社會主義民族政策詞彙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而自從毛澤東於1976年過世後，「中華民族」一詞才漸漸地取代「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這從較中性的居住在中國的「人民」或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轉換成較具種族性的「民族」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動的文化認同政治。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出於共產主義理想，中共根據馬克思的民族平等、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反對中國傳統歷史觀民族觀，對各族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塑造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據此，中國政府制定多種政策法規對漢族權利作出限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出於反對相關部門認為的“大漢族主義”，貫徹和建立少數民族在法律等政策上有所優待，地位上超越漢族公民，但對漢族民眾有逆向歧視的制度，而這就是當局認為的“民族平等”政策。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中共當局加強了中國的民族融合政策。相關定義與發展.「中國」的多重定義.自漢代開始，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漢族王朝稱為“中國”，後來“中國”一詞於古籍中亦指不同民族入主漢地後建立的王朝：然而有一種史學觀點則是以漢族為首的王朝政治統治所及的範圍為準，以漢族或漢族建立的王朝代替中國，並稱之為是客觀歷史的必然結果。特別是當外族入侵、民族矛盾達到極端尖銳的時候，漢族的王朝就更其有了“代表中國”的意義。又有學者指出，五胡列國、北魏、西夏是滲透王朝，遼、金、元、清諸王朝或政權則是征服王朝。此外，中華民族過去與漢族是同義詞，現在包括中國各民族。另外，歷史上的柔然自稱為「漢」，更向南齊提出「光復中華」的意願。最遲到康熙時期，「中國」一詞便成為了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稱呼，中華各民族也由此開始「以一個主權國家－－中國的身份活動於世界舞臺」。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上述說法是傳統漢族封建統治階級的遺產，認為不宜以歷史上中原王朝的變更和伸縮為歷代中國領土範圍的作法，也不能將現代中國疆域當做中國歷史的範圍，而是主張從清朝最鼎盛時期版圖為準，凡在此版圖之內的政權就是歷史上的中國。以後者的中國則包括了費孝通定義的中華民族。另一種種定義為：“正因為如此，在過去的幾千年的歷史當中，雖然我國各民族之間也曾發生過無數次的戰爭甚至由少數民族掌握國家政權，但都末導致中華民族的分裂和解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家的利益始終高於民族的利益。”。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最終成為了官方意識形態，並以古史辨派的史學觀點對漢族一元史觀進行解構，打破華夏一元中心起源論，亦指出：“舊中國大漢族主義統治下，把漢語文作為國語、國文。新中國堅持民族平等，不允許任何民族語言具有特權，而改稱“漢語”“漢文”。把漢語當成“國語”、“中國話”的說法是不允許的，這樣容易造成誤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一體”，顯然應該是政治上的一體，而有的文章提出中華民族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的觀點，顯然不符合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事實；“炎黃子孫”，最初是海外同胞為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而提出來的政治性口號，炎黃子孫在史實上主要指漢民族和南方一部分少數民族。中宣部曾數次通知，指出應該用“中華民族”一詞替代炎黃子孫的用法。上述不科學的提法，不利於民族團結大業。新聞媒體應予以足夠重視。”國務院也曾經通知文宣部門不得再用“滿清”一詞。還有一些人認為頌揚岳飛、文天祥諸先烈時表現出來對少數民族的貶損意識，而有學者指出：「對於別有用心的歪曲和惡意中傷，我們要申明歷史，古代中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與在現代國際秩序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完全兩碼事」。譚其驤的版圖中國論.譚其驤在其著作《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提出 現代的中國人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而是清朝鼎盛版圖的範圍為中國歷史上的範圍，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史上的政權。對於高句麗，當其定都現中國境內時，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但是等到公元427年遷都朝鮮半島時，就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了，不管其在朝鮮半島還是中國東北的領土都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範圍。這也成為了中國大陸歷史觀和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民族觀.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出自列寧、斯大林對於民族沙文主義的描述。列寧把世界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無產者要透過讓步取得異族的信任，透過無產階級的團結一同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並主張被壓迫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列寧提出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制度，能擺脫資產階級的民族紛爭，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教唆互相殘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中國共產主義認為漢族是壓迫民族，少數民族是被壓迫民族。受共產國際的影響，早期中國共產黨也把民族自決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宣佈少數民族地位平等以鞏固紅色政權，樹立清朝版圖捍衛者的形象。因為中國真正成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始於清朝。樹立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就成為了增強民族團結的前提。中共指責在過去的中國統治者歷來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製造各民族地位的不平等，利用和挑動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作為維繫自己統治的手段。把少數民族地區的落後歸咎於國民黨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剝削、壓迫和歧視。因此，中共掌權以後相仿蘇聯逐步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設立自治州、自治縣、自治區三級。成立了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以及29個自治州、54個自治縣。相比國民黨只承認滿蒙回藏四個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允諾對少數民族的扶助政策，強調漢族在歷史上對不起少數民族，要向少數民族還債、賠不是。因此到了1953年，有超過400個不同少數民族申請被政府承認獨立出來設定自治區域。中央政府不得不動用了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的知名學者組成考察小組進行查實。於是到了1978年，政府宣佈全國有56個民族一直沿用到現在。在與鄧小平談話以後，費孝通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鄧小平的督促下，民族自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2004年，中共宣佈中國已有少數民族官員300萬人。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指導下的中國民族政策，則極力維護少數民族利益。20世紀80年代以後，政策上對少數民族進行全面的傾斜，並全面按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分配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一些民族政策走向極端，如新疆的少數民族成員在招生、招工和招兵中都要佔60%的“三個百分之六十”政策以及對少數民族罪犯實施的“兩少一寬”政策等。中共強調大民族要以對待自己的不平等來幫助小民族實現與大民族“事實上的平等”。同時反對文化上同化少數民族，因為按毛澤東理論，國家消亡後民族才會消亡，經濟和政治上的平等不妨礙少數民族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少數民族人口40年增加7000多萬成為中共的一項政績。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加強民族區域自治，並宣稱將漢族在內的各民族“中華民族化”而非“漢化”，並以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格局》為基調開始構建馬克思主義下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聯合國有關法案.聯合國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未規定因為是少數群體或種族就該享有超越其他群體或種族的更多特權或待遇，明確說明瞭人人平等，不分種族、膚色、性別等區別來規定個人應該享受權益的多或少。該宣言更多的是倡導無種族之分的人人平等，少數和多數皆為人，人人平等之：根據《世界人權宣言》：實行狀況.少數民族的特殊待遇.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了許多政策法規來限制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平衡漢族因人口、文化、語言、歷史等因素形成的巨大既有優勢。除了國家法律《民族區域自治法》外，還有行政法規《城市民族工作條例》和《民族鄉行政工作條例》。《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和《興邊富民“十一五”規劃》，從專案、資金、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支援力度。此外，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了自治條例139件，單行條例777件，根據本地實際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和補充規定75件，13個轄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都先後制定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若干規定或意見，貫徹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個自治條例、510個單行條例、75個變通和補充規定。2011年國家民委政策法規司出臺《民族法制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進一步強化民族區域自治和少數民族權利保護。例如：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檔案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對少數民族公民犯罪的“兩少一寬”政策，是《中發〔1984〕第5號文兩少一寬件》規定的，即：“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殺少捕’，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怎樣理解這項刑事政策呢？我們認為：(1)所謂少捕，是指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外附加刑時，根據具體案情如果在可處徒刑也可適用更輕刑罰時，就應當堅持不適用徒刑，因此“少捕”僅指輕罪而言——這是從《刑事訴訟法》第40條關於逮捕人犯條件的規定中引匯出來的；(2)所謂少殺，是指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罰有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堅決適用“死緩”，因此少殺僅指性質和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3)所謂從寬，是指在法定刑範圍內和法定刑基礎上處罰從寬，不是寬大無邊；(4)這項政策的要求是少殺少捕和一般從寬，不能理解為不捕不殺，也不是一律從寬。在深圳華強路曾經發生這樣一次事件：一位女青年向維族小販購買核桃仁，攤上標明的價格是25元一公斤。等過好秤付錢時，一公斤卻要收125元，維族小販堅持說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雙方發生爭執，女青年想放棄購買，小販卻拉著不讓走，最後對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過來干預，引發附近所有的維族小販前來助戰。此事的後果是第二天上百維族人到深圳市委門口靜坐請願，認為這是民族歧視。深圳市政府與市委的做法是盡力安撫並賠償了“參戰”小販們的損失，然後通知各報社，不許報道這起糾紛，並讓各單位口頭通知市民，儘量不要去購買維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語言不通發生誤會引致衝突。評論認為這種欺詐性的買賣如果發生在同民族人之間，最多隻會當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牽扯到兩個不同民族，就可能成為火藥桶的引線，並指出中國政府對漢人嚴厲、對少數民族懷柔並非無因，因在當局眼中，漢族是“家生奴”，怎麼對待都不會產生“外心”。所以新疆的漢族移民值得同情，因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承受著來自政府那種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而在衝突中，他們因為手無寸鐵與處於弱勢，往往又成為民族矛盾的犧牲品。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國政府當局一直在努力扮演著“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這一角色，並採取了一系列被漢族人稱之為“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為政治上懷柔、經濟上優惠。比如計劃生育政策只用於漢族，並不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在涉及到漢人與少數民族衝突時，漢人受到的懲罰嚴重得多，少數民族人士懲罰極輕甚至不受懲罰。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一項事例:湘西在修鐵路時，同去的漢族知青與當地苗族人發生衝突最後暴力相向，雖然事件起因責任並不在漢族知青，但最後卻有幾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嚴重的只是拘留。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少數民族的扶貧政策.1994年-2000年，湖南省共安排給民族地區的扶貧資金達24.6億元，安排給少數民族貧困人口的人均扶貧資金為1445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32元。浙江省對西藏那曲地區的對口援助資金高達8.4億。中央開展援疆工作十幾年來，各地已累計向新疆無償援助資金物資摺合人民幣43億元，與新疆實施合作專案1200多個，到位資金250多億元。2011年漢族援疆資金超過百億，為新疆少數民族提供免費住房。2011年至2015年山東省對口支援資金量約為47.2億元，其中安排援建專案資金45.61億元，預備費1.59億元。援建專案資金中，安居富民工程、教育、衛生、就業培訓等民生專案資金34.63億元，佔75.93%。1994年以來，中國政府先後安排60多箇中央國家機關、全國18個省和17箇中央企業對口支援西藏，截至2008年底，累計投入對口援藏資金達11128億元，安排6050個對口援藏專案。1994年至2001年，中央又直接投資西藏建設了62項工程，總投資達48.6億元，15個對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無償援建716個專案。過去中央財政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年增長10%的財政補助政策，幾年下來因中央財政收入年增長率只有4%-6%，無法承受，就取消了這個政策，變為定額補助。少數民族地區對此意見很大，強烈要求中央繼續給予遞增的政策補助。少數民族雙語教學政策.中共依據毛澤東斷言的民族在國家消亡之後才會消亡，提倡對少數民族進行雙語教育，培養其民族意識。不僅規定民族地區可舉辦民族小學、民族中學、民族師範學校、民族職業學校、民族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以及民族高等院校，還在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可以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教學”；但相關條文在2006年修訂之《義務教育法》已消失。2002年《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進一步強調，要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是用本民族語文接受教育的權利，加強民族文字教材建設；編譯具有當地特色的民族文字教材。要把民族文字教材建設所需要經費列入教育經費預算，資助民族文字教材的編譯、審定和出版，確保民族文字教材的足額供應。大力推進民族中小學雙語教學。2006年財政部、教育部印發《少數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中央補助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規定少數民族教育中央補助專項資金的用途為：“重點用於支援教育主管部門設定的中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骨幹師資“雙語”培訓，兼顧體現民族教育特色的教學儀器裝置購置等。”給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提供了額外的經費支援。1992年，沿海省、市與143個少數民族貧困縣結成“一對一”幫扶關係。2000年教育部等聯合印發《關於東西部地區學校對口支援工作的指導意見》，正式啟動“東部地區學校對口支援西部貧困地區學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學校對口支援本省貧困地區學校工程”對民族地區給予傾斜。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普通高校舉辦民族班，從而使少數民族學生能夠以較低分數進入高校學習。20世紀80年代，一些全國重點大學和部分省屬高等院校舉辦了民族班，一些中學、中等專業學校也舉辦了民族班。對於西藏和新疆，還設立了專門的內地學校西藏班和新疆班。202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指，有地方性法規規定，各級各類民族學校應當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還有的地方性法規規定，經本地教育行政部門同意，有條件的民族學校部分課程可以用漢語言文字授課。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審查認為，上述規定不合憲，與憲法第十九條第五款關於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機關作出修改。中共民族政策下的文藝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藝術，一直與當代社會政治保持密切的聯絡，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價值取向的歷史文化邏輯。當代政治影響文藝的主要途徑就是透過各種政策措施來調控文藝的發展。首先簡單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的論述，其次是求新、求變，充滿烏托邦幻想，再次是追求社會主義新文化新價值，頌揚主旋律、在多樣化發展中強化主旋律，處處以領導講話為基礎制定文化政策。嚴格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主旋律，社會主義價值觀，民族團結是中共文藝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說到底，中共要求文化創作必須同黨的性質和宗旨相一致。中共文藝政策要求文藝創作“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2011年《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加強了文藝控制的力度，強調黨對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試圖維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新聞媒體堅持正確導向就是看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要求所有媒體都應當非常明確、非常自覺。於是文藝作品必須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有聲音指出：從1980年代末起，中共一反民國以來政治家對「滿清」的眨斥，鼓勵史學界與文藝界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莊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音像出版成為中共民族政策以及弘揚主旋律的前沿陣地。當中有無意地「冒犯」了少數民族的影視作品也遭到投訴的例子，如2000年夏，浙江電視臺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張文祥刺馬》中，出現了在道光年間任兩江總督的山東菏澤回族馬新貽的家族祭祖和祭祀時，在供桌上供有豬頭的鏡頭，從而引起一些回族的強烈不滿。陝西省委宣傳部、省民委等部門對此事進行調查處理。當局亦下令新時期的歷史劇在選材應擺脫大漢族主義史學觀點的影響，並加強對多民族的中華民族總體觀念的認識，要求重視對有利於加強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史劇題材的發掘。第二代民族政策.出於對民族衝突的反思，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聯合其他學者發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文中提出效仿美國，培養中華民族意識，淡化區分漢族和少數民族，取消少數民族的特權，平等的推行計劃生育，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行普通話，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56個民族的觀念，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切實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促進中華民族繁榮一體發展。不過，郝時遠、黃鑄則指責第二代民族政策違憲，是撕毀和廢除國家憲法條文，把少數民族當敵對勢力。也有學者認為，第一代民族政策下只對少數民族優惠的政策，從本質上來講，這種優惠是違反人生而平等的憲法精神的，因為它造成了另一種不平等,並認為這是一種逆向歧視。非大陸報刊《太陽報》也登載文對第一代民族政策評論道：「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之中，最受歧視的不是少數民族，恰恰是人數最多的漢族。漢族與少數民族沒有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大學畢業找工作，在同等條件下，少數民族優先錄取；在職位升遷時，少數民族也有優勢，不管是哪一級政府，一定要有少數民族的代表。內地官場有「無知少女」的說法：「無」代表無黨派，「知」代表知識分子，「少」代表少數民族，「女」代表女性。如果閣下是少數民族，升官的機率比漢族高得多。即使不考大學、不做官，少數民族仍有特權，就是不受計劃生育的限制，想生多少個就多少個。到西藏或新疆去看一看，一家有三、四個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漢族就可憐了，計生標語上說：「打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其殘忍不言而喻。漢族超生變成不可饒恕的大罪，長此以往，少數民族人口上升，漢族人口減少，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當局在處理民族的問題上軟弱無能，只好一再犧牲漢族的利益，令漢族淪為二等公民，難怪有漢族人以冒充少數民族為榮。」。亦有學者指出：「』往往利用政局的不穩定向北京取得巨額撥款、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於2020年8月26日發布了小學課程改革方案。本次課程改革要求以蒙古語授課的小學授課。美國媒體洛杉磯時報和美國哈佛大學新清史學者Mark C. Elliott認為，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開始摒棄以前蘇聯式的蘇聯本土化政策，改為走類似西方的民族大熔爐政策，尤其是美國式大熔爐，稱之為“第二代民族政策”，以期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批評.逆向歧視.批評者認為，如果只照顧少數群體的同時卻忽視多數群體的正當權益，便是逆向歧視的表現，相關例子如2009年在美國發生的白人消防員因為膚色原因未被公平升職遭到逆向歧視等新聞，也引起了廣泛爭議。就中國大陸的中考對少數民族加分制度，也有聲音認為：如果過分保護，就是對其他人不公平，是一種「逆向歧視」。陝西、寧夏、甘肅等部分地方政府過於偏袒少數民族及宗教勢力，甚至協助特定宗教打擊其他或非教徒，該行為也引發了一些中國民眾的不滿，例如2016年4月，熱衷於在網上評論時事的西安道士梁興揚因批判回族軍閥馬家軍的主要人物之一馬步芳，而被西安警方以“破壞民族團結”為由帶走調查。BBC刊出一篇由中國政治學者劉軍寧所撰寫的文章，指現時中國的民族制度是根據當初列寧、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但這種民族劃分的制度非旦沒有解決預期的問題，相反國內的民族問題反而呈現出加速惡化的態勢。他認為在各族群之間實行差別待遇。不僅造成了族群之間的鴻溝，而且還區分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的差異、敵意與對立，並最終從摩擦走向衝突，兩邊不討好。認為應取消民族身份的劃分，建立國族的身分概念，實行人人平等，才是長治久安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