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貧困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貧困問題是指影響中國民眾，尤其是農村居民的，一種相對或絕對的物資匱乏狀態。概述.自70年代末鄧小平執行市場化改革，也就是改革開放起，中國就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國家之一，多年來年均GDP增長均超過10%。經濟的增長使得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升，貧困也有明顯的下降。在1981年至2005年間，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據估計從85%下降至16%，這意味著有接近六億人口脫離了貧困，中國的貧困率自1981年的85%下降到了2012年的10%。根據2009年的統計估計，日均生活費用低於2美元的人口約4.68億，佔總人口的48%。同時，快速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自然資源匱乏和環境惡化，發展速度不均也導致了地區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進一步擴大的收入差距尤其表現在城市、沿海地區和鄉村、內陸地區的生活標準差異上。同樣，健康和教育支出的不均等也有擴大。因有相關報道指出中國對貧困率的低估使得確切的統計資料仍有爭議。改革之初，一些收入不均的擴大無法避免。因為沿海城市首先受惠於改革開放政策，一小部分受過教育的群體也擁有了新的機遇。然而，中國的一些政策很有可能加劇而非減緩這一不斷擴大的差距。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向城市遷移不那麼容易，也造成了全球最大的城鄉收入差異現狀。弱勢的鄉村土地佔有制度也限制了農民從他們主要資產中獲益的能力。除了收入不平等，教育和衛生醫療開支的差距也在擴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分散式的財政體系——地方政府負責主要的基礎教育和衛生投入。貧困的地方難以負擔這一類服務。中國的巨大的貿易順差則加劇了這一不平等現象，使這一問題更為棘手。貿易順差刺激了城市中的成熟的製造業，卻制約了政府對增加鄉村衛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投入能力。現今政府正在嘗試重新平衡中國的生產從投資和出口向國內消費和服務轉變，以期改善國家長期的宏觀經濟和相對貧困的狀況。最近，政府在試圖透過放寬戶口限制，廢除農業稅，和增加中央對農村地區的教育衛生投入來縮小不平等差距。成因.中國的增長如此之快，事實上每家每戶都從中獲益，貧困率也隨之大幅降低。然而，不同的人從中獲利的程度大相徑庭，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平等現象也隨之加重。這個現象不僅僅是指家庭收入和開銷方面的不均等，也反映了社會開支方面的不均等。就家庭開支而言，基尼係數自改革之初的0.31增長至2004年的0.45。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貧富差距增大是產生巨大增長的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差距的增大也是“人為的”——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都加劇了貧富差距。一些政策的改變可以停止，甚至扭轉這種差距擴大的現狀。一些不平等現象突顯的原因被認為是中國引入了市場經濟，但是包括國家衛生醫療制度和“鐵飯碗”就業保障和福利系統的廢除，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諸多限制以及不得出售或抵押農村土地，和90年代對沿海地區過度傾斜的投資和發展在內的相關政策都可能是導致不平等現象加劇的原因。中國分散化的財政體制依靠著地方政府對衛生和教育的投入。這導致了貧窮的村莊不能負擔良好的服務，貧困的家庭難以支付高昂的基本服務開銷。近年來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同樣是一個問題。這在刺激一個不能產生更多新職位的城市工業部門的同時，也限制了政府增加支出去提升基礎服務解決不平等現象的能力。最近，政府傾向政策，鼓勵流動人口，資助貧困地區和家庭的教育和衛生服務，平衡經濟發展，使之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消費和公共服務，以此來縮小社會差距。1954年，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指出“發展一定是不平等的，因為發展不可能在經濟的每個方面同時開始”。中國顯示出劉易斯腦中的兩種經典發展特點：發展刺激教育，和鄉村向城鎮的移民。作為一個欠發達國家，中國的改革始於相對較少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和那些生活在兩倍於農村勞動生產率的城市裡的小部分人口。改革開放之初，教育的回報在工資上完全體現不出來——計程車司機和大學教授賺著差不多的錢。而經濟改革創造了一個勞動市場，其中人們可以找尋到有較高薪水的工作，這使得受教育的人的工資得以顯著的提高。1988年至2003年這段不長的時間裡，所受的教育每增加一年，相應回報的工資附加值從4%增至11%。這種發展在最初會導致整體的貧富差距增大，因為最初收到過教育的人口數量偏少，且集中於收入分佈的最右端。但是一旦有了合理的受教育的途徑，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越來越多的人會得到更好的教育，進而最終可以縮小這種差距。城鄉之間的巨大的生產力和工資差距也導致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高移民率。劉易斯指出，在一個80%人口都在農村的環境下，從低生產力的農業向高生產力的城市工作的轉變最初是會導致不平等的。然而，如果人口流動一直持續直到50%的人口都在城鎮時，進一步的移民反而會使社會更加平等。這種模式正是美國曆史的佐證——1870-1920年間不平等隨著快速的工業化急劇加速，又在之後得到緩解。因此，同樣的帶給中國快速增長的市場力量也可以預見的帶來不平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有很多政府政策加劇了這種不平等的趨勢，限制了一些最終可能會緩解貧富不均現象的機制所帶來的影響。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結束後，按慣例出席了總理記者會。在記者會上，李克強交代了中國當前有6億人口的每個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左右。2020年正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脫貧收官之年，李克強的言論引發外界廣泛爭議。城鄉分化.很大一部分的貧富差距加重的原因可以歸結為普遍的城鄉分化，尤其是城鄉收入的分化。據1995年的一次家庭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其中35%因城鄉收入的差距而導致。在2009年，國家統計局顯示，城市人均收入每年約2525美元，是農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這是自1978年以來最大的收入差距。政府出臺的向城市傾斜的經濟政策導致了收入分化，即“人為”的城鄉分化。根據國家分配的投資比重來看，城市地區明顯重於農村地區。在1986-1992年間，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佔了政府總預算的25%以上。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國家給予鄉村地區的投資預算才不到政府總預算的10%，儘管全國有73%-76%的人口生活在這裡。然而，與此同時，財政擴張帶來的約有8.5%的通貨膨脹帶來的負擔卻平攤給了包括鄉村百姓在內的所有人。這樣的偏向城鎮的政府財務分配意味著城市工人的收入也包括了政府的財政轉移。不要忘記政府同時給了城鎮的國企更高比例的信用貸款。而此時，鄉村的工人所賺的錢卻僅僅主要來自於產出這種偏向城市的政策反映了相較於大多數農村群體來說，相對比例較少的城市人口對於政府更加重要。當改革在城市鋪展開時，城鎮職工的實際工資有了大幅度增長。而農村向城市移民的限制保護了城鎮職工來自鄉村職工的競爭，因此增大了城鄉差距。根據一份2009年出版來自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如果城市中的外來務工者算在農村人口中的話那麼99%的中國貧困人口來自農村地區。除去了外來務工人員後，仍有90%的貧困人口來自於農村。中國的不平等不只是在城鄉之間才有，城市內部和鄉村內部本身也存在著不平等。在一些鄉村地區，收入與城鎮收入仍有可比性；而另一些鄉村地區收入仍因發展受到極大限制。城鄉的不平等不僅僅是指收入上的分化，也包括了地區上教育和衛生服務的差距。減少貧困.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之後保持了超過30年的快速增長，這個穩定的增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5年前，中國和其他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一樣，有著很多相似的問題：人口眾多，人均收入低，人均資源匱乏等。但自1990至2005的15年間，中國保持了人均收入8.7%的增速。中國的改革計劃通稱為改革開放。這突出了中國的改革中核心的一點便是貿易自由，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且控制本國資本收支的資金流動。中國改善人力資本，開放外資外貿，為私營部門創造了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在加入WTO以後，中國的關稅降至100%以下，製成品進口在5%左右，這大大歡迎了外國投資進入中國經濟特區，其中一些特區有超過200萬城市人口。特區的外資直接引領了更為普遍的對外資的經濟開放，使得中國成為了90年代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受援國。改革開放伴隨著一系列的投資環境的改善。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城市，私營部門佔據了超過90%的製造業資產和產品。2005年，本土私營企業的平均稅前收益率已和外資企業的相當。沿海地區的地方政府將因不可靠電力供應導致的減產降到了總額的百分之一，平均進口的透過程式時間也降至3.3天。中國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減少貧困做出了空前的歷史性貢獻。世界銀行根據家庭實際消費定義了一條貧困線，即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為每天1美元。在大多數低收入國家中，這樣的開支足夠保證每個人每天有1000卡路里的營養能量攝入，以及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在2007年，這條貧困線對應大約2836元一年。根據家庭調查，中國的貧困人口在1981年曾是總人口的63%，在2004年則降至10%，這意味著有近5億人口在這段時間中爬上了貧困線。數十年來，減少貧困的趨勢呈波浪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推動了農業產出的大幅增加，在1981至1987的短短7年間，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在1987至1993年間，貧困現象停滯不前，之後又重新恢復。在1996年至2001年間，又出現了一次相對平緩的貧困減少。然而，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貧困率飛速下降，三年間銳減了三分之一。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