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也失

釋迦也失。生平.早年生涯.釋迦也失於藏曆第六繞回陽木馬年，還系統學習了修辭、詞藻、醫學、韻律、歷算各科。第一次入朝.一駐五臺山.明成祖即位後，首先迎請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的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並封其為“大寶法王”，永樂十一年，明成祖派使臣赴烏思藏，禮請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入朝。宗喀巴忙於教務，乃特派弟子釋迦也失代其應召入朝。明成祖永樂十二年，也是歷史上第一位來到五臺山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清涼山志》中，有《釋迦也失傳》如下：此傳記中，正誤均有。該傳記對釋迦也失的來歷不瞭解，以為他來自天竺，因“釋迦”系梵語，由此望文生義。漢地僧人不明白藏族僧人久有起梵文名者，如釋迦室利、多羅那他等，例子極多。此外，該傳記稱，釋迦也失於宣德六年“旋西域焉”，也屬明顯錯誤，因為釋迦也失於宣德九年獲明朝封為“大慈法王”。實際上，宣德六年，釋迦也失離開五臺山，此後包括《清涼山志》的作者在內的五臺山的漢僧不知其後來的行蹤，且釋迦也失此次離開五臺山後再未回五臺山。該傳記中所載的其他內容應較可靠。根據漢文及藏文釋迦也失曾三次到五臺山。第一次在永樂十二年。可以確定釋迦也失曾三次來到五臺山，但每次的具體時間尚待進一步明確。釋迦也失三次來五臺山，駐錫於大顯通寺附近興建了名為“ha yan si”的寺院，即“花園寺”、“華嚴寺”，亦即永樂年間的大顯通寺。除了大顯通寺、大寶塔院寺之外，有記載稱，五臺山的藏傳佛教寺院大圓照寺、大文殊寺”。明朝永樂初年，敕旨改建大文殊寺，“敕賜貝葉靈文、梵文藏經，朱書橫列，御製序贊。每帙盛以錦囊，約以錦條，護以綪氈。並欽造文殊鍍金像。”萬曆年間，皇帝命太監李友重修大文殊寺。《大慈法王傳》、《蒙古佛教史》等書記載，釋迦也失三次來到五臺山，主要從事瞭如下活動：修建寺院。藏文載，釋迦也失在五臺山修建了六座寺院，這包括修葺或改建、擴建，六座寺院大概含有大顯通寺、大寶塔院寺、大圓照寺、大文殊寺等等。建寺資財主要由明朝朝廷所供，部分則由信徒供施。據說，釋迦也失在五臺山修法時，曾經親見文殊菩薩，並照見阿底峽師徒及八思巴上師。漢文《清涼山志》中的《釋迦也失傳》稱其在五臺山“每入定，七日乃起”。藏文，“他將一片堅硬的青石板像稀泥一樣搓來揉去，在石板上留下了手印，使彼方之眾生大為驚異。”等傳授灌頂，併為僧眾傳授近事戒、沙彌戒、比丘戒、禁食戒等戒律，“按照他們各自的緣分降下佛法之甘雨，引領他們走上成熟解脫之道。”五臺山的藏傳佛教獲得規模化發展，始自明朝永樂年間。釋迦也失在五臺山居住較長，影響較大。因釋迦也失獲明朝朝廷支援，蒙藏信眾紛紛朝拜五臺山。自釋迦也失之後，格魯派在五臺山發展日盛。清世宗雍正時期，五臺山規模較大的藏傳佛教寺院有26座，僧人千餘人。中華民國時，五臺山有“黃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數十，綜計僧徒約三四千人”，其中“黃衣僧”便指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南京.永樂十二年十二月，釋迦也失奉詔赴南京覲見明成祖，獲明成祖以殊禮相待，敕釋迦也失駐錫南京能仁寺。他也是第一位應詔到明朝首都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永樂十三年四月，明成祖敕封釋迦也失“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封號，該封號的地位在大法王之下。但釋迦也失在宮中乃至在南京時獲得的待遇卻並不輸於大法王。《清涼山志》載，釋迦也失到南京後，明成祖召他“入內，預賜免拜，賜座大善殿，應對稱旨，上大嘉嘆。敕安能仁寺方丈，上制書慰勞，所賜甚厚。”喻謙的《新續高僧傳》中的《五臺山顯通寺沙門釋迦也失傳》載：“明永樂十二年至顯通寺，冬十一月明帝遣太監侯顯詔至京師入大內，免拜賜坐，於大善殿奏對稱旨，敕主能仁方丈。制書慰勞，賜予甚厚”。在獲得封號的同時，釋迦也失還獲賜封誥印鑑，以及金邊黑色僧帽一頂。在南京時，釋迦也失在明朝宮廷內外舉辦了盛大的佛教法事。這些活動漢文史書無載。藏文史書記載，釋迦也失在南京期間，明成祖敕令釋迦也失在能仁寺“建四續部壇城修供”。“釋迦也失師徒廣做密集、勝樂、大輪、大威德四十九尊、藥師佛的修供法事。”法事舉行之時，“天空傳來天界鼓樂聲，為眾人所聞。天空中還一再出現有法幢、金剛輪、蓮花等金剛界標誌之彩虹，為眾生親眼共睹，又從晴空之中多次降下花雨，使眾人極為信仰。”由此可見，釋迦也失在南京所作法事，帶有明顯的格魯派特點。其中，“四續部”即格魯派密宗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密集”、“勝樂”、“時輪”、“大威德”則是格魯派密宗的四大金剛密法本尊。藏文史書記載，法會之後，明成祖夢見能仁寺“上空有十方佛陀菩薩會聚”，故心中歡喜，生大信仰，乃封釋迦也失“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大慈法王”，並賜其烏金印信，“將他奉為諸執掌教法者的頂飾”。皇帝還迎請釋迦也失到宮中，讓釋迦也失坐在自己的皇帝寶座上，按漢人風俗，為釋迦也失舉辦了盛大的宴會。藏文史書還稱，此後，明成祖請釋迦也失為其授“度母所傳的長壽灌頂和大成就者底洛巴所傳的勝樂長壽不死灌頂，當把灌頂瓶放到皇帝頭上時，瓶中甘露自瓶口溢位，長壽丸放射出光明，使皇帝極為虔信，奉獻了大量財物作為接受灌頂的供養。”二駐五臺山.永樂十三年，“上制書於五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釋迦也失”。明成祖在信中寫道：“相別遽爾數月，想徒從已達台山，宴坐高峰，神遊八極，與文殊老人翱翔於大漠之鄉，超然於萬化之始。朕豈勝眷念，薄齎瓜果，以見所懷遣書匆匆，故不多致。”回到烏思藏.《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五年秋，“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秋風澄肅，五臺早寒，遠惟佛境清虛，法體安泰。今制袈裝禪衣，遣使祗送，以表朕懷”，信的結尾“列異色衣八種”。此信寫於永樂十五年秋，釋迦也失此後隨即啟程返回烏思藏，同年秋冬之際到達拉薩甘丹寺。但是，《明實錄》中明言，永樂十四年五月，釋迦也失辭歸。這和永樂十五年秋相差一年多。學者陳楠認為，釋迦也失是於永樂十四年五月向朝廷稟告辭歸，永樂十五年深秋抵達拉薩甘丹寺。此次釋迦也失回烏思藏時，明朝朝廷對其進行了豐厚的賞賜，所賜禮物包括金汁所書之《藏文大藏經》、十六旃檀尊者像、錫禪杖、袈裟、金銀法器及供器等等。拉薩現存的2部永樂版《藏文大藏經》中，其中一部藏布達拉宮明成祖賜給釋迦也失的這部。回到烏思藏之後，釋迦也失向宗喀巴拜獻了明成祖所賜禮品。永樂十六年。色拉寺可能得名於該修行院，也可能是該修行院借色拉寺為名。色拉寺東北的山腰處有“曲頂崗熱墜”，是建色拉寺之前，宗喀巴修行之時校注佛經用的靜修室。永樂十七年，釋迦也失建立的色拉寺初步建成，宗喀巴親自參加了色拉寺僧眾的半日誦誡會。《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七年，“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自師西行，忽見新歲，使者還，乃知履況安知，適慰朕懷。茲以鍍金蓮座，用表遠貺，並系之贊。”《清涼山志》未錄贊文。《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九年夏，“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朕惟大師，覺行圓融，慈悲利濟。朕心瞻企，夙夜不忘。茲以歲序維新，特遣禪師班竹等，祝讚於朕，並以佛像等物來，鑑茲勤誠，良深嘉悅。今遣內官戴興等，齎佛像等物，並致偈贊，用表朕懷。”《清涼山志》未錄贊文。據《明實錄》記載，內官戴興於永樂二十一年“又有大皇帝所派迎請使者前來”，釋迦也失委任弟子達吉桑布為色拉寺第二任法臺，自己率弟子阿木噶等人隨明朝使者內官戴興等人赴漢地的記載。第二次入朝.三駐五臺山.釋迦也失第二次入朝時，經青海、甘肅到達五臺山，在五臺山駐錫約五年。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五臺山，抵達時間在洪熙元年。北京.此後應明宣宗之邀赴北京，受明朝朝廷的封賞。《清涼山志》載入了明宣宗於宣德二年夏季致釋迦也失的一封信，其文如下：釋迦也失應明宣宗之邀來北京。關於其到北京的時間，並無明確記載，一般現代學術稱其宣德九年中認為是北京法淵寺，此後此說幾成中國學者的通說。實際上法淵寺是清朝寺院，明朝時尚不存在。佐藤長的依據是橋本在翻譯釋妙舟《蒙古佛教史》時，將藏文“ha yan si”對譯為“法淵寺”。實際上，這是一處誤譯。這一對音應為“華嚴寺”，即五臺山的大顯通寺，此寺原名“花園寺”、“華嚴寺”。學者陳楠認為，釋迦也失來北京後，駐大慈恩寺。該寺位於什剎海西北，是金、元時期的古寺，明朝初年時為“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並更名為“大慈恩寺”，嘉靖初年毀於火災，此後未重建。該寺是明朝西藏僧人在京居住修持的重地，號稱“第一叢林”，位在明朝北京藏傳佛教寺院之首，明朝皇帝曾“臨幸”。宣德九年及封誥。《明實錄》載，明朝正統元年，朝廷議減在京諸寺番僧：根據該資料，北京的番僧共分為七個等級，即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都綱、剌麻。其中大慈法王歷史上除了釋迦也失之外，並無其他僧人獲封，故專指釋迦也失。釋迦也失奉旨到北京之後，成為在北京的藏僧中的領袖，參與主持朝廷和各大寺院所辦的法事。史料記載了其主要參與的兩件大事，一是主持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的荼毗法會，二是助緣修建法海寺。宣德十年六月，在釋迦也失獲封“大慈法王”一年後，釋迦也失主持了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的荼毗法會。智光是北京知名的藏傳佛教高僧，1402年明成祖即位初始，便派智光攜詔書“曉諭館覺、靈藏、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朵思、尼八剌等處，並以白金、彩幣頒賜灌頂國師等，凡白銀二千二百兩，彩幣百一十表裡。”智光入藏後，明成祖瞭解到五世噶瑪巴得銀協巴在館覺等地的活動，乃召請年方二十歲的噶瑪巴來北京會見，自此明朝的“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逐步推行。智光也因其貢獻而獲明朝三朝皇帝的重視：明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明仁宗加封為大國師，並命其居大能仁寺；明宣宗加“西天佛子”之號。智光於宣德十年六月示寂，享年88，僧臘73。智光的荼毗法會隨即舉行。法海寺建於明朝，位於北京西郊翠微山麓之玉河，明朝時該地區又稱“磨石口”。法海寺存有立於明朝正統八年的兩通石碑，東碑稱《敕賜法海禪寺碑記》，是明英宗時期的禮部尚書胡瀠撰寫；西碑稱《法海禪寺記》，是明英宗時禮部尚書王直撰寫。其中《法海禪寺記》石碑的碑陰還記有藏族助緣僧人題名，茲將該碑節錄如下：從該碑記中可知，為法海寺的建立助緣的僧俗官員共四百多人，該碑記中記錄姓名者18人，其中10人是當時在北京的藏族高僧，排在首位的是大慈法王釋迦也失，釋迦也失的大弟子阿木噶排在第三位。另外數位開山喇嘛領佔巴、扎失乳奴、扎失遠丹等人還參加了法海寺建寺的全過程。正統四年、藏真頌等20多種經咒，經題為漢文，經咒為梵文。圓寂.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圓寂時間及地點，正史中未載，漢藏史料中主要記有三種說法：圓寂於返回烏思藏途中：此說見於各種藏文材料，在藏地影響最大。格魯派教法史籍《大慈法王傳》、《噶丹教法史》、《黃琉璃》記有此說。後世的學者比如東噶·洛桑赤列也持此說，在藏文《東噶大辭典》的大事年表“藏曆木兔年在其地為大慈法王修建了寺院。”恰白·次旦平措等人編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記有如下文字：大慈法王的示寂日期，《大慈法王傳》中記為藏曆木兔年十月二十四日，該日期在藏文資料中並無分歧。上文《藏族通史——松石寶串》中所記的“十月二十二日”應為筆誤或翻譯、印刷時的錯誤。直至如今，整個藏區每年藏曆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忌日“五供節”的前一天晚上要舉辦“四供節”，以紀念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宣德十年在北京示寂，靈骨運到卓莫喀安葬：此說較前一說的記載少得多，主要見於《安多政教史》，該書引《黃琉璃論》稱：“法王赴內地的途中，曾預言若在這裡在此住持。”此外，《安多政教史》援引聖·噶登嘉措的話：“大慈法王享年八十二歲，木兔年、曲結森格桑波兩人將靈骨塔迎至犏牛城，建造了神聖的佛殿供養。接著修建了比丘伽藍，至今昌盛不衰。”正統四年圓寂於北京：該說記載更少，《安多政教史》未提及。此說見《循化廳志》、《河州志》、《廳卷》等地方誌。比如《循化廳志》引《廳卷》的記載如下：《循化廳志》還對以上記載加有按語：“正統元年，禮官奏汰番僧，命大慈法王如故，史不言其所終，蓋寂於京師如《廳卷》所言。”學者陳楠認為，《循化廳志》記載的正統四年大慈法王在北京圓寂說可信。其理由如下：就圓寂時間而言，上文提到，《明實錄》載，正統元年返回烏思藏途中示寂，便與《明實錄》中的該記載矛盾。此外，上文提到大慈法王在北京助緣修建法海寺，法海寺於正統四年動工興建，助緣之事是在正統初年開始，《法海寺碑記》助緣名單中列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於首位，雖然也可解釋為其大弟子阿木噶代其師助緣，但更無根據。就圓寂地點而言，藏文資料有關釋迦也失圓寂地點的記載存在分歧，總的說來，西藏方面多認為其返藏中途圓寂於卓莫喀，安多方面則認為其在北京圓寂，奉明朝皇帝之旨在卓莫喀地方建寺院安葬。《安多政教史》中另有記載稱，一位生於清朝雍正年間的安多高僧強巴格勒堅參曾在拉薩色拉寺學習並考取一等拉然巴格西，年長之後將堪布一職讓給弟子，自己作為遁世者雲遊安多各地的靜修聖蹟。當他的弟子來看他並希望他回到原寺轉世時，他說，“色拉寺的喇嘛死在內地，因沒有自由，不再轉世；如果有自由，更是不再轉世，不會再來到這個動亂的世間。”他所稱的“色拉寺的喇嘛”便指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由此可知，藏傳佛教高僧的圓寂地點關乎其轉世。在安多地區，大慈法王圓寂於北京之說並無爭議。而且，《循化廳志》、《河州志》、《廳卷》等地方誌的記載較為可信，也是因為釋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時，途經河州，自此來自河州的張星吉藏卜作為隨從便一直隨其到北京，此後一直跟隨釋迦也失。張星吉藏卜生於河州藏漢雜居區，既可能是藏人隨漢人之習俗而有漢姓“張”，也可能是藏化的漢人。張星吉藏卜的徒裔後人被封為國師、禪師，住持弘化寺及其屬寺顯慶寺。來自張星吉藏卜後人的記載應較為可信。再加上大慈法王最終的歸宿為青海弘化寺，青海的地方誌當屬直接資料。身後.釋迦也失圓寂後，其大弟子阿木噶一直駐錫大慈恩寺。明朝成化年間，大慈恩寺住持為札實巴的弘化寺大慈法王塔院“歲久損壞”，是因為大慈恩寺灌頂國師端竹也失赴河州辦理公務時曾到弘化寺，回到北京後告知大應法王。成化十年，大應法王札實巴圓寂。《明實錄》成化十年三月庚子條：“初，大應法王札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中官遂請造寺建塔。工部言，‘大慈法王惟建塔未嘗造寺，況今歲歉民貧，寺費難給，宜惟建塔’，上是其言，命撥官軍四千供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