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瀛

于振瀛，原名方單，字海澄，號振瀛，以號行，陝西鎮平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建立者之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二、三、四屆中央常委。生平.早年生涯.1902年，于振瀛生於陝西省鎮平縣曙坪鄉聯合村。其家薄有田產，為當地殷實戶。父親於文卿早年曾加入中國同盟會，長年在外。母親獨自在家撫養于振瀛，並將每年30石租子的收入供丈夫在外地的全部支出。1910年，于振瀛入私塾，一年後改讀初級小學，1912年，赴鎮平縣城念高小。1915年，于振瀛赴安康縣上中學。1921年，于振瀛來到北京，補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課。課外閱讀了許多進步報刊及圖書。1923年，考入國立醫科大學，學習醫學。加入中國國民黨.1923年，于振瀛先後結識丁惟汾、王法勤、續西峰、王東平、路友于等中國國民黨黨員，並加入中國國民黨。于振瀛閱讀了《嚮導》、《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並加入共進社，參與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及北洋軍閥的學生運動。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的北京代表。于振瀛在李大釗領導下，參加改組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1925年，于振瀛當選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監察委員。192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開會，聯名寫信要求中國國民黨“清黨”，取消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中國國民黨黨籍，並通過了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等議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于振瀛與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同“西山會議派”鬥爭。于振瀛與郭春濤等還發起成立了“孫文主義大同盟”，參加者有王立哉、範予遂、黃少谷等兩百多人，于振瀛任該盟常委兼組織部部長。該盟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西山會議派”，支援國共合作，團結中國國民黨的左翼青年。在該盟任職期間，于振瀛與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黨員經常開展活動，曾請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孟餘演講馬列主義。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釗領導下，60餘個團體、80多所學校約5000多人，在北京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聲討日本、英國、美國等八國對中國的無理通牒。會後，李大釗、于振瀛等人舉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遊行隊伍抵達鐵獅子衚衕的執政府國務院門前，遭軍警開槍，當場槍殺群眾47人，傷兩百多人，李大釗、陳喬年均被打傷，死者中有女師大學生劉和珍、楊德群等人。史稱三一八慘案。此後，中山主義大同盟被迫轉入地下活動，1926年底被迫解散。1927年，奉系首領張作霖在北京捕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黨員及群眾。于振瀛、李大釗等兩百多人被捕。4月28日，張作霖秘密殺害李大釗等20人。于振瀛因使用化名，倖免於難，於7月獲釋。此後，于振瀛的真實身份很快被發覺，偵緝隊又開始搜捕于振瀛。于振瀛乃隱蔽起來，秘密組織暴動。1927年10月，于振瀛潛逃到天津。投奔丁惟汾.到天津後，于振瀛同丁惟汾取得聯絡。經丁惟汾幫助，于振瀛赴上海、南京，組織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各省、市聯合辦事處，反對“西山會議派”的特別委員會。但因受CC系排擠，聯合辦事處於1928年被取消。此後，于振瀛在武漢、河南秘密聯絡中國國民黨黨員。“濟南慘案”發生後，于振瀛因為反對蔣介石採取的妥協政策、反對中國國民黨“剿共”及取消民眾運動，遭到中國國民黨高層打壓。1928年夏，于振瀛在南京創辦《革命先鋒》，宣傳三民主義，第一期即遭當局查封並焚燬。此後，于振瀛、張放、魯鳴三等組織座談會，探討失敗原因，研究三民主義理論，並策劃建新黨。1928年冬，經丁惟汾推薦，于振瀛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陝西省指導委員兼黨訓練部長。起初，于振瀛拒絕就任。但經朋友們勸說，于振瀛認識到：“要想改造國民黨，就必須利用它的舊軀殼，以便暗中奪取它的現有武器，唯此才有可能達到創造新黨的目的。”當時，中國國民黨黨員多為官吏及土豪劣紳，且因宋哲元搜捕革命青年，陝西省形勢嚴峻。于振瀛抵達陝西省後，決定開辦訓練班。于振瀛邀請與其一同赴陝西省任職的陸機、鄧逸洲、張放、李尚、孟默開等30人任訓練班教師，並請來何琪元任教。于振瀛創辦的訓練班包括黨務訓練班、短期訓練班及各縣農民運動訓練班等等。1928年底，宋哲元逮捕了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經于振瀛營救，這批中國共產黨黨員獲得釋放。1929年3月18日，國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引用共產黨員”這三條罪名逮捕于振瀛，強制解散於振瀛開辦的各訓練班，同時逮捕了80餘名革命青年。于振瀛在監獄關押兩個月後，特務擬將於振瀛裝入麻袋沉入黃河。恰逢中原大戰爆發，于振瀛獲得釋放。學習與思考.出獄後，于振瀛先後到北平、浙江等地，與曾共同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工人、幹部重新取得聯絡。他發現這些工人、幹部的境遇大多十分窘迫。于振瀛陷入迷茫。1929年冬，于振瀛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系。1930年，應譚平山等人之邀，于振瀛秘密回到上海，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籌委會。于振瀛與各地知識分子聯絡，將上海作為中心，在杭州、南京、武漢、陝西、北平等地活動。同年3月，于振瀛因病回日本休養。養病期間，于振瀛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如《國家與革命》、《兩個策略》等。此為其首次系統研讀馬列主義理論。1931年秋，于振瀛赴北平與魯鳴三會面。經魯鳴三介紹，于振瀛赴上海會見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潘怡如，並請潘怡如講解了斯大林的《論反對派》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于振瀛先後在北平、上海宣傳抗戰。1932年，再赴日本繼續學習。在日本的3年內，他和秦元邦、陳建晨等組織政治經濟學會，以研究政治經濟學及唯物辯證法。北平情報工作.1935年，中共地下黨員潘裕儒電邀于振瀛歸國，希望于振瀛在中共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歸國後，于振瀛赴南京，利用舊有關係深入中國國民黨內部活動。1936年春，于振瀛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專派徐固仁與其聯絡，將其在中國國民黨方面蒐集的各類情報轉交中共黨組織。1936年1月，奉命北上勸宋哲元抗日。當時，華北日軍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威逼宋哲元及其第29軍，企圖利用宋哲元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變成日本控制下的自治區，以吞併華北。于振瀛到宋哲元的司令部後，鼓勵宋哲元頂住日本的壓力，抵制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的妥協傾向。經于振瀛努力，宋哲元拒絕執行南京國民政府方面鎮壓革命者的黑名單，並下令釋放在押的進步教授及愛國學生兩百多人。1936年5月，于振瀛成功勸阻宋哲元同日本簽署防共協定。同年7月，于振瀛再赴北平，促成宋哲元拒絕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外交權的要求，阻止張群與日本特使川越茂的談判。于振瀛還常向第29軍官兵宣傳愛國主義及抗日。1936年9月，應宋哲元之邀，出任冀察綏署宣傳處處長，中國共產黨仍然派徐固仁及其妻子沈伊娜與于振瀛聯絡，並由徐固仁任於振瀛的機要秘書，繼續蒐集情報及策動抗日。于振瀛在宣傳處內秘密設一調查組，受中共領導，秘密派員赴中國東北、熱河、冀東、綏東等地調查日本方面的動向，並派員打入日本華北特務機關，取得了日本在華北的重要情報，將調查所得的情報由徐固仁整理後交給上海的中共黨組織。另外，于振瀛還在宣傳處設一研究機構，由李澄之、廖沫沙等人主持，利用全中國反對內戰、一致對外運動之影響，促使華北形成全面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于振瀛建議宋哲元通電主張和平，從而防止了日本挑起中國內戰與入侵華北，配合了當時中共的工作。1937年春，日本根據《何梅協定》逼宋哲元簽署航空、鐵路、礦山等區域性賣國條約，于振瀛建議宋哲元一方面命令平津戒嚴，以警備平津平綏鐵路沿線，另一方面避居東陵，使日本失去區域性談判物件。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此後，漢奸陳覺生赴天津挑撥宋哲元與蔣介石的關係，于振瀛冒險赴天津將宋哲元接回北平。隨宋哲元返回北平後，于振瀛繼續在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前線從事抗日工作。西北情報工作.1937年底，于振瀛赴西安同林伯渠會面，林伯渠指示于振瀛“要團結國民黨內的進步力量，形成國民黨的左派，以擁護全國的團結，堅持抗戰到底，反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並且調陳行健與于振瀛聯絡。1938年初，于振瀛赴山西離石會見續範亭、南漢宸等人。同年春，經潘怡如介紹，于振瀛在武漢結識董必武，並奉董必武的指示籌劃陝西抗日運動，開展游擊戰的各項準備工作。但到1938年9月，胡宗南迴到陝西，暗殺革命者，破壞革命武裝，封閉了《西南》、《大團結》等刊物，對“民先”、“西青”等青年團體進行壓迫。同時，中統、軍統特務對陝西革命加大打擊，革命陷入低潮。1939年，于振瀛夫婦遭陝西當局的黨政軍聯名通電指控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于振瀛仍冒險保護革命青年，成功使這些青年免受國民黨當局迫害，並介紹這些青年赴抗日前線，支援續範亭、楊秀峰領導的抗日遊擊隊。1939年春，于振瀛調往重慶，任李濟深領導的戰地黨政委員會第二、第八戰區指導員。6月，視察陝西、山西、綏遠等地。當時，各地國共摩擦迭起，國共經常談判。華北戰區為抗日主戰場。經戰地黨政委員會努力，1940年1月，于振瀛來到晉西北同賀龍將軍、關嚮應政委會見，商談停止新舊軍間的衝突，以阻止蔣介石、閻錫山發動內戰。同年夏，于振瀛返回西安，主持戰地黨政委員會西安辦事處，直到1941年冬該辦事處結束。1941年冬，返回重慶的于振瀛經丁惟汾介紹，出任國民黨撫委會秘書。于振瀛利用中國國民黨內爭權鬥爭，造成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間分裂及摩擦。主要成就之一是形成了朱家驊同CC系的對立，又促成朱家驊系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聯合。1943年春，朱家驊派于振瀛赴新疆，任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執行委員。因盛世才在新疆實行封鎖並強力打擊革命運動，于振瀛在新疆難於進行革命活動，且生命受威脅。同年6月，于振瀛回重慶。建立民聯.1943年2月，經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援，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譚平山、王崑崙、陳銘樞、楊傑、郭春濤、朱蘊山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民主同志座談會”。同年8月，在該座談會的基礎上，于振瀛、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朱蘊山、王崑崙、郭春濤、許寶駒、何公敢、甘祠森10人組成籌備小組，將所建組織定名“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後更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5年民聯正式成立之後，于振瀛同譚平山等17人組成中央臨時幹事會，1946年5月赴南京成立民聯南京組織。1944年秋，于振瀛因吐血舊疾復發，返回陝西休養。1945年春，于振瀛返回重慶。1945年3月21日，于振瀛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屆立法委員。此後，他以立法委員身份為掩護，繼續抗戰、爭民主。同時，在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上，于振瀛當選為中央常委。民聯與小民革的活動.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請，赴重慶參加重慶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在桂園會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談判期間，于振瀛在董必武、林伯渠領導下，為推動民主運動而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些小民革人士主張公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組織，參與競選，並在該同盟內部引發爭論。在董必武支援下，“小民革”未公開活動，避免了犧牲。此後，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民聯、“小民革”的中央機關秘密遷往上海。民聯受中共間接領導，“小民革” 受中共直接領導，繼續工作。于振瀛奉潘漢年指示，在南京、上海等地透過民聯及“小民革”組織，從事分化瓦解中國國民黨方面力量，開展軍事策反及蒐集情報等活動。1948年秋，“小民革”成立國內工作委員會，于振瀛任該委員會主席。1947年底，在中共指示下，于振瀛競選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在返回陝西籌備選舉時，其父於文卿正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于振瀛勸其父不要參選，棄政務農，遭其父拒絕。于振瀛乃匆忙離家。在陝西期間，于振瀛曾營救杜斌丞、王菊人，但未能成功。1948年，于振瀛自西安來到北平，策劃發展小民革的地方組織，並創立了民聯在西安、北平的地下聯絡。經于振瀛努力，在西安組成了袁伯揚的策反組織，在北平重建了民聯領導核心，由李錫九、許寶駒、曹志麟、周範文、續式甫等負責，從事策反活動。1948年，于振瀛、劉仲容、劉仲華、譚惕吾等人成功激化了桂系李宗仁同蔣系孫科間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的矛盾，加強了蔣介石、李宗仁分裂的基礎。後來，徐蚌會戰國軍失敗，李宗仁迫使蔣介石下野，為“小民革政治運動小組”進一步創造了活動條件。在立法院，于振瀛、李任仁、譚惕吾、陳建晨等9人成立 “民聯政治運動小組”，利用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促成立法院派系鬥爭，並且聯合其他人士在立法院透過提案、質詢、發表談話、組織座談等方式，揭露國民政府的負面資訊。如1948年5月提出《制止通貨膨脹，凍結髮行，平衡預算案》，要求“為保證人民的生存權，就必須停止戡亂”，“立法院不透過打仗的預決算”，同時為反對權貴資本而提出徵收財產稅法案。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開封，國軍殘兵縱火逃走，國軍還派出飛機日夜轟炸開封，造成開封市民死傷慘重。立法委員紛起質詢，《新民報》經理鄧季惺領銜提案，于振瀛等30餘人臨時動議“今後應嚴禁轟炸城市。”1948年，民聯以組織名義號召各地成員推動雲南省、湖南省、福建省、江西省、四川省參議會開展反“三徵”運動。民聯還派出專人從事軍事策反，如派出蕭伯巖策反駐燕湖沿江第28軍，派段紹浩在江西策反，派李興中對劉汝明等部策反，這些策反活動雖多失敗，但對瓦解國軍軍心發揮了一定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民聯號召各大城市的民聯組織阻止中國國民黨方面破壞建築、武器，保護城市內各項物資及調查資料，準備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民聯還破解了特務領導人鄭介民派員打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內部的企圖，揭露美國、英國幫助蔣介石的內幕，鼓勵搶購運動以破壞金圓券，要求和平、歡迎解放。1949年4月，于振瀛逃往桂林。在桂林，于振瀛與李任仁策劃兩廣區域性和平，但未果，遂逃往香港。在香港的兩個多月內，于振瀛以香港為中心，重建華南、西南各省民聯組織，策反國軍殘部。人民共和國.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夕，于振瀛自香港回到北平。在選舉政協代表時，曾經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于振瀛、譚惕吾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不能當選。于振瀛對此非常傷心，但為使政協按期召開，決定放棄代表資格。後來，林伯渠找到于振瀛說，社會對其有誤會，中共中央是明白的，慢慢要向社會解釋。數天後，在新政協籌備會舉行政協代表提名會議時，周恩來宣佈代表名單時特別指出：“這裡有一個問題，要向大家說明一下，名單裡有兩個人，一個是譚惕吾、一個是于振瀛，他們競選立法委員是我打電報給南方局通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要留兩位同志在‘立法院’。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決定他們競選‘立法委員’，他們二人競選 ‘立法委員’是經過組織決定的。”此後，于振瀛作為民聯候補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來，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參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聯絡部副部長等職。1949年11月12日到11月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及中國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在此次會議上，于振瀛當選民革中央委員。1949年底，于振瀛隨董必武南下參與接收國民黨政權。1950年4月，于振瀛任學習座談會幹事。學習座談會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組織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高階人員學習政治理論的形式。1955年4月15日，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學習座談會幹事會更名為學習委員會。1952年，于振瀛任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12日，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及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聯合舉辦大會。于振瀛在大會上宣讀抗美援朝總會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慰問信，並將何香凝、李順達、蔡廷鍇、胡文秀、馬寅初、邵力子、曲耀離、蔣光鼐、王貴英等人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慰問信交給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人。1954年，于振瀛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于振瀛被派為中央赴西藏代表團秘書長。1957年7月6日，民革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民革中央《關於黨內整風的決定》，決定開展反右派鬥爭，並且成立了民革中央整風辦公室，熊克武任主任，于振瀛與梅龔彬、朱蘊山、王崑崙、屈武、陳此生任副主任。1960年5月22日，因患食道癌在北京逝世。5月25日，于振瀛公祭大會在嘉興寺舉行，蔡廷鍇主祭，朱蘊山致悼詞，張治中、邵力子、陳劭先等人參加祭奠，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民革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及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於振瀛的生前好友等300多人參加公祭大會。于振瀛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