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揚 (1909年)

高揚，原名高光玉，男，漢族，遼寧遼陽縣吉洞峪鄉禮備溝村人。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生平.先後在遼陽縣上小學、明德中學和遼陽縣第一高階中學。1928年下半年，考入東北大學法學院預科。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高揚輟學回家。1934年7月恢復學籍，就讀於遷址北平的東北大學經濟管理系，1936年8月畢業。期間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加入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後轉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畢業後不久到河南省許昌縣灞陵中學當教員。1936年12月經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到西安工作並由宋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擔任東北民眾救亡會黨支部書記。又被派到張學良部隊機要秘書處工作，參加了西安事變前後的各類救亡活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7年11月高揚在山西太原參加八路軍第一遊擊縱隊。日軍攻佔太原後，他奉上級指示到河北邢臺一帶開展敵後工作。1938年1月到7月，歷任中共邢臺縣工委書記、中共邢臺縣委書記等職，領導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權及武裝，消滅了當地反動勢力，打開了邢臺地區的抗日局面。1938年8月到1945年10月，歷任中共冀豫特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冀西地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冀西地委書記兼軍分割槽政委、中共豫北地委書記兼軍分割槽政委等職務。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高揚奔赴東北。1945年11月任中共遼寧省工委委員、中共遼陽鞍山中心市委書記、中共遼寧省第一地委副書記。1946年4月4日遼寧省第一、第二地委合併為中共遼東省遼南地委，任第二書記。1946年11月任安東省分委委員、省分委民運部部長，自告奮勇率隊堅持敵後鬥爭。後任安東省委群眾工作委員會副書記、省委婦委書記、省委部長、通化地委書記。1949年6月任中共瀋陽市委第一副書記兼市委組織部長。1950年2月到1954年12月，歷任遼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中共遼東省委書記等要職。1955年1月，高揚調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任內落實國家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工業企業生產的方針，參與制定了一系列振興與發展工業與交通的政策。1959年，在“反右傾運動”中，高揚遭到批判，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貴州省，歷任清鎮鋼鐵廠副廠長、貴陽汽車製造廠副廠長。1962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高揚平反。同年，高揚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高揚受到嚴重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撤銷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職務，遭到殘酷批鬥和審查，並被下放到化學工業部河南省五七幹校勞動。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1月任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迎難而上，狠抓揭批“四人幫”工作，從處理大量的冤假錯案入手，落實幹部和知識分子政策，很快就打開了局面。1979年4月，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組織編印了《農墾工作三十一年的基本經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系統的振興和發展起了指導作用。1982年6月16日，中央向河北省發出通知，中央決定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金明、第二書記江一真、書記李爾重離任回北京向中央報到並另行分配工作，由高揚接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當時河北省形勢極為複雜，兩派鬥爭嚴重，金明、江一真、李爾重等領導本來是被中央派到河北解決問題，但一年過去後，他們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接二連三向中央送上動輒萬字的告狀信。當時他們將從前個別領導人的影響估計得很重，有的主張將所謂他那一派的人都換掉，有的主張不要動，所以彼此產生了嚴重分歧。1981年夏，中央批評河北工作“落後了一大截”。1982年5月，距離中共十二大開幕僅剩100天，中央下決心易人，乃決定派高揚去河北，並由餘秋裡告訴了他。當時高揚正在北京玉泉山隨餘秋裡牽頭的一批老同志進行著中共十二大代表資格審查等組織籌備工作。1982年6月9日，習仲勳將中央的決定正式通知了他。6月20日，他僅攜秘書韓立成到石家莊上任，次日省直機關召開幹部大會宣佈其任職。中央為幫他摸清情況，派了一個九人工作組協助他，加上秘書和他自己共11人。7月1日，高揚在會上向全省地、市委書記們發表瞭解決河北問題的“三點意見”：“一、省委領導班子只進幾位較年輕的同志，其餘基本不動。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動。二、要真正搞大團結。兩三年來，誰都說自己堅持貫徹三中全會路線，卻恰恰把三中全會要求的為工作重心轉移創造條件這個政治任務——安定團結，給忽視了。三、暫停爭論。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辯明再講團結，就會爭論不休，貽誤工作。有些是非，透過以後的實踐會逐步弄明白的。”十天後，中央批准了這個“基本不動”的方案。但留在班子裡分屬兩派的各級領導卻認為“三點意見”並沒有肯定自己這派是正確的。所以在北京開中共十二大河北省小組會上曾出現“劍拔弩張”之勢，各種寫著“高揚同志親啟”的告狀信成捆地送到省委的“書記樓”，一些幹部還圍坐在“書記樓”前請願，要求“徹底”落實政策。1982年8月21日，《河北日報》刊登了一篇短文《論誣告》，稱“誣告歷來為公正輿論所不容，而且是違法的。”文章指出河北誣告成風是“文革”公開羅織罪名的“遺風未泯”，是派性嚴重的人制造混亂的手段，作者署名“夏明”其實正是高揚。《人民日報》及五六家省報隨後轉載。接著，高揚親自處理了邢臺和保定兩起嚴重的打擊報復案件，在報上點出姓名公佈。高揚透過反誣告、反打擊報復，揭露了搞派性的人，同時號召各級黨委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和支援，他主張對大多數幹部應給以充分信任。他還先後提出搞好黨政分工、加強政府工作、消除“黨不管黨”問題、解決科教衛生事業“貧血症”等任務，用四化建設將幹部的注意力從派性利益上引開，使幹部在工作實踐中分出優劣，以改變按派別分野的局面。高揚到河北省第一年就走訪了多個縣，使高揚的政聲在全國廣為傳揚。1985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張雨生的《政聲人去後》一文，讚譽已卸任的高揚主政河北時的成績。1983年8月12日，《河北日報》發表高揚的雜文《“急躁情緒”贊》。8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標題改為《“急躁情緒”辯》。文中高揚讚揚了“急躁情緒”，因為當時中共河北省委提拔幹部時，組織部門在列舉幹部學歷、工作能力等長處後，常常會寫上“有急躁情緒”，高揚則認為河北省工作本來就落後，有點兒“急躁情緒”是想把工作儘快搞好，這是優點，不該批評。從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後，高揚回到北京，很快參加了籌備中共十三大的工作。高揚曾任中共十二大的中央安排人事七人領導小組的成員。此次中共十三大他又成了中央安排人事十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參與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選拔工作。中共十二大、中共十三大，高揚連續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高揚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及各種論著，就新時期黨的建設等問題寫出許多具有建設性意見和建議的報告，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他在《人民日報》、《黨建研究》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研究提綱》等許多文章。1986年，中國投資諮詢公司在北京成立，高揚任首任董事長，武博山任副董事長，馬洪任董事會顧問。董事會任命曹爾階為總經理。1987年3月，高揚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任內主持起草了《關於改革中央黨校工作的意見》。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了中央黨校的改革意見，並轉發全黨。高揚是中共八大、中共十二大、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共十四大、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列席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還曾任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第一、二屆理事會顧問。高揚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支援成立了河北雜文協會、創辦《雜文界》和《雜文報》，對思想解放起了推動作用。工作之餘，高揚寫了近百篇短小的雜文，後由北京雜文協會編輯出版了《高揚雜文散文集》。晚年，高揚曾任全國雜文聯誼會顧問。2009年3月29日，高揚在北京病逝，享年10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