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金融恐慌

昭和金融危機是日本1927年3月昭和天皇在位時發生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本是指一個抽象的經濟現象，但在日本若無特別說明，金融危機通常是指代1927年發生的昭和金融危機。另外，昭和金融危機以及1930年受到大蕭條影響的是有所區別的不同事件。概要.日本經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景氣急轉直下，1920年陷入戰後蕭條，企業、銀行產生呆賬。另外，用於處理1923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的變為了龐大的呆賬。另一方面，中小銀行受此時的不景氣影響導致經營狀態惡化，金融危機在全社會廣泛產生。1927年3月14日，財務大臣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失言稱“終於還是倒閉了”，導致金融危機表面化，發生了以中小銀行為中心的擠兌。風波雖曾一度平息，但4月破產，臺灣銀行也受此波及而被迫停業，金融危機因此捲土重來。對此，財務大臣高橋是清臨時加印單面印刷的200日元紙幣以增加現金供應，銀行也將紙幣堆在店內以緩解不安情緒，金融危機最終平息。昭和金融危機也與後來1930年發生的並列昭和初年的產業危機。背景.發生昭和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尚未成熟的金融體系，政府以不成熟的政策而無法正確處理經濟危機。間接原因.一方面，金融系統不完善，導致未能妥善處理壞賬，引起了不安。這種不完善在大正時期便已得到認識，但在尚未充分改革前就發生了恐慌。另一方面，日本於1920年起陷入國際收支赤字，但是政策制定者懷有強烈的“金本位制思想”，無法實行積極擴大景氣的政策，通貨緊縮使得物價下跌，社會蕭條，企業經營越發困難。銀行.明治維新時期設立的銀行中有許多是以秩祿處分中的金融公債為資本金設立的。這些銀行的設立動機是將並非出自資金需求而發行的公債轉化為資金，也就是隨大流，因此許多銀行的經營者對金融並不熟悉。此外，據說也有許多銀行其實並沒有資本金注入。日俄戰爭後經濟發展，因此政府對設立銀行持鼓勵態度。在明治23年修訂的銀行條例中，銀行業被視為普通民營企業，不再有資本金的限制，各種限制也得到放寬。這一時期有資本家設立銀行，也有持有多餘資金的民營企業兼營銀行。此外，對特定企業貸款額度的限制也被取消，貸款資金高度集中的情況受到了容許。與特定企業關係密切的銀行俗稱機關銀行。這類銀行是資本家以豐富的資金為資本設立、由民營企業兼營的銀行，將吸收的存款用於執行特定企業的業務，透過獲得的利潤支付利息。由於此類銀行將融資資金集中提供給特定企業，因此企業業績一旦惡化就會直接給銀行經營造成不良影響。另外，受特定企業不透明的財務狀況影響而導致經營惡化的銀行也時有出現。另外，歐洲銀行業是始於貨幣兌換，隨著產業的發展對金融功能產生了更多的需求而發展起來的，但日本卻是仿照海外金融系統先行設立了銀行，因此起初金融需求不足，產生了銀行自己創辦企業製造需求的傾向。這也是偏重向特定企業提供貸款的原因。前身為第二十七國立銀行，後於1920年改名為東京渡邊銀行。是向經營家族關聯企業提供大額貸款的傾向十分突出的機關銀行，但戰後的經濟不景氣使貸款無法回收，關東大地震之後經營情況惡化。臺灣銀行是1895年臺灣日治後依循日本政府的國策設立、持有紙幣發行權的。設立之初是為了扶植在臺灣發展的產業，但後來透過樟腦交易加深了與日商的聯絡。也由於此時形勢惡化，向中國大陸的貸款規模縮小，臺灣銀行希望開拓新的融資市場，因此藉著向鈴木商店提供貸款，將業務擴充套件到了內地。同時，臺灣銀行的貸出金額迅速膨脹，其作為機關銀行的色彩變得更加濃厚。但是，由於一戰後的不景氣，鈴木商店的經營管理開始惡化，大量貸款難以收回，不得不以貸還貸。隨後，臺灣銀行曾策劃將金子直吉從鈴木商店的經營層中排除、縮小貸款規模，但以失敗告終。另外，臺灣銀行每當面臨經營危機時都依靠日銀的特別貸款和大藏省存款部的貸款。進入1920年代以後，對借款的依賴進一步增加，除特別貸款、存款部的貸款之外，也相當依靠同業拆借市場的流通資金。産業構造.在殖產興業的政策下，產業振興受到大力鼓勵，但是到了大正時期，日本經濟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由絲綢等輕工業所支援。鍊鐵、造船等重工業也漸漸興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替代了歐洲發達國家衰退的產業，但產品品質則仍有不及，當戰後歐洲各國產業復興後，在亞洲獲得的市場又遭到奪回。這是戰後大反彈的原因之一。開業於1874年的鈴木商店在1899年取得了臺灣樟腦的銷售權，並在此時加深了與後藤新平的關係，拉近了與政界的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利用海外電報預測戰爭將長期化，未雨綢繆進行投機和企業收購，獲得了巨大的收益。業務所需資金主要依靠銀行，特別是來自臺灣銀行的短期貸款。據說之所以採用此種方針是由於金子直吉不願意透過股份進行集資，認為該方式無法擺脫股東意向的影響，但這也是在遭遇經營危機時立刻陷入資金困難的原因之一。另外，據說金子直吉善於擴大經營，卻不會放棄虧損的業務。另一方面也有意見稱擴大經營是希望日本產業發展的金子有意為之。直接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參與有限，未蒙受直接損失。另一方面，當時世界的生產中心歐洲淪為戰場，生產及出口均下跌，於是全球需求便由戰區外的各國承擔。同時，戰爭所需的物資、武器的需求增加，日本提供了以船舶供應、海運業務為中心的物資及服務。所謂“憑船暴富”的現象在此背景下產生，日本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在此時期，日本從明治以來的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本位幣儲備大大增加。戰爭結束、戰時需求消失後的反彈受到了足夠的警惕。日本有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經濟反彈的經驗，因此未陷入嚴重的蕭條，在戰後半年左右就擺脫了經濟反彈。另外，歐洲產生了戰後重建的需求，日本繼續為此進行出口，而未直接遭遇戰禍的美國經濟形勢良好，由此也帶動了日本經濟進一步向好，對於創業、生產的投資也十分積極，但這些投資最終演變為了投機，由於戰時景氣而資金充裕的銀行也積極提供貸款支援投機行為。這一時期股價、地價均有提升。進入1920年後經濟出現轉折，3月15日東京股票市場大跌，4月大阪的增田證券經紀銀行資金鍊斷裂，經濟混亂致使股票、商品市場被迫暫時關閉。歐洲生產恢復後日本的出口也隨之下降，而7月美國經濟已明顯進入衰退期，因對後市樂觀而擴大了經營的企業境況突變，背上了呆賬。採取擴大經營路線的鈴木商店也是承擔了大量呆賬的企業之一。事後看來，此時的蕭條已十分嚴重，但在當時被誤認為是經濟週期中常見的經濟衰退而未及時採取處理呆賬的根本對策，可以認為是政策的失誤。關東大地震.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由於擔心東京、神奈川的受災企業開出的票據無法結算，政府立即釋出了延緩償付令，接著日本銀行對票據進行再折價。然而，在從被提交到銀行的票據中甄別需要蓋地震票據證明章的票據時，那些確實受災、一時難以支付的票據也大多是喪失了生產手段或擔保資產的企業所開具，由於風險大而被繞過。另一方面，除了受災程度低的安全票據優先受到選擇，那些因一時不景氣或投機失利而變成呆賬的票據也由於有擔保而被視為安全票據，成為了再折價的物件。此過程中混入了許多與地震並無直接關聯的票據，產生道德風險，因戰後蕭條所導致的呆賬未能得到根本解決，成為了遺留問題。此外，災後重建時海外進口增加匯兌造成日元貶值的同時也導致了庫存的積壓，擠壓了國內生產，加劇了蕭條。另外，一直有廣泛傳言稱透過地震票據救市的策略是在鈴木商店金子直吉的策動下實施的，他此舉意在將日銀特別貸款挪用於填補臺灣銀行的未結算票據，並且據稱政府知情並默認了挪用。作為地震票據再折價的票據支付期限定為2年，但正如上文所述，這些票據都是較為安全或看似安全實則因投機失敗而已無法支付的惡性票據。至1924年3月的受理期限為止，日本銀行所折價的票據已超過了1億日元的政府補償額度，達到了4億3千萬日元，不過在最初的幾個月，結算速度卻好於預期。但是這種勢頭漸漸慢了下來，到寬限期結束時尚有2億日元票據未結算，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投機失敗幾乎結算無望的不良票據，這些票據成為了金融的不穩定因素，被稱為“財界之癌”，但仍在不得以之下兩度將支付期限延長1年，一直延期到了1927年9月。金本位及匯率變動.金本位交易體制自19世界中期起逐漸確立，日本也將在甲午戰爭中獲得的賠款作為準備金，於1897年施行了貨幣法，規定0.75g黃金=1日元(100日元=49.875美元)，正式確立了金本位。此後的20年間，比價、匯率均維持不變。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歐洲各國陸續廢除了金本位，1917年美國宣佈暫停黃金兌換後，日本也緊跟其後，在實質上停止了黃金的兌換，尋求在戰後恢復金本位的機會。然而由於戰後大反彈、經濟混亂而未能找到機會，又受到關東大地震後的貿易逆差影響，原先基本維持在100日元=49.875美元的比價到1924年末已下跌至40美元。政府對財界進行整頓，希望透過改善經濟狀況的方式恢復外匯平價，但在對此早有預測的投機勢力的炒作下，匯率於1925年末急漲到了近49美元，之後又大幅波動。雖然日本成為了戰後組成的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躋身一戰後世界五大國之列，但日本的經濟規模仍較小，停止了黃金兌換、與黃金脫鉤的通貨“日元”便帶上了金融商品的色彩，成為了投機的物件。這種匯率紊亂、被投機勢力左右而大幅波動的情況不利於經濟，以貿易界、金融界為中心的經濟界為穩定外匯而要求放開黃金出口。另外，世界各國在戰後已陸續恢復金本位，1922年4月至5月熱那亞會議召開期間，各國在就戰後貨幣 經濟展開討論時也要求日本恢復金本位。另一方面，要放開黃金出口就必須先從根本上整頓自1920年以來的呆賬和地震票據，該如何處理就成為了一個無從迴避的重大課題。也有意見認為只要強行開放黃金出口，企業的經營結構就會受到考驗，不健全的企業將被自然淘汰，呆賬也就會自然解決(清算主義)。另外，在恢復金本位時，有些國家是按照戰後的經濟形勢制定匯率的，例如法國將貨幣貶值至原有的1/5，德國、義大利也更改了比價。日本在關東大地震後日元貶值時也曾有過依據經濟形勢制定新比價若在沒有足夠勢力的情況下推動修法將可能招致議程的混亂，成功的希望不大。最終政府還是意圖以原有比價恢金本位，採用了一系列經濟政策進行間接引導，例如透過調整央行貼放利率和黃金支付的方式以引導匯率，加藤高明內閣的財務大臣濱口雄幸採取緊縮的財政政策等等。然而，由於採用了緊縮性財政政策，日元又居高不下，導致出口不振、物價下跌，日本國內的經濟局面繼續惡化。政界.大正中期有兩大政黨，分別是憲政會和立憲政友會，它們與後來成立的革新俱樂部並稱護憲三派。1922年，立憲政友會內部圍繞高橋是清所計劃的內閣改組的內容產生了分裂，以獲得政權為優先目標的床次竹二郎等人支援1924年成立的清浦內閣，脫離立憲政友會成立了政友本黨。此時政友本黨佔據最多席位而成為了執政黨，但由於支援超然內閣而在1924年的總選舉中失利而減少了議席，另一方面立憲政友會也重振了勢力。清浦內閣總辭、護憲三派成立加藤高明內閣後，由於憲政會與立憲政友會的對立、立憲政友會與革新俱樂部的合併，護憲三派宣告解體，1925年8月憲政會單獨組閣後，政友會與政友本黨之間出現和解的動向，特別是1926年夏的樸烈案更加劇了這種傾向。當年末，立憲政友會與政友本黨在後藤新平的斡旋下達成了合作，立憲政友會被孤立了。憲政會中有成員出身自三菱，而立憲政友會則與三井關係密切，也有出身自三井財閥的成員。因此有一種看法認為立憲政友會抨擊地震相關法律的行為是意圖阻礙與三井存在競爭關係的鈴木商店在法律上獲得實質救濟。另外還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是，掌握了鈴木商店是地震票據幕後推手這一資訊的財界人士將此作為攻擊執政黨憲政會的材料透露給了立憲政友會。憲政會與立憲政友會同為護憲派，二者的政策、主張與其他政黨相比更為相似。在第二次護憲運動中實現普遍選舉以及打倒清浦內閣之前，兩黨是團結協作的，但當目的達成之後就失去了大的論點，而為了獲取政權又必須積極宣傳本黨的主張以爭取支援，於是微小的差異也被大作文章，反而造成了兩黨的對立。此外，當時政黨政治中的憲政慣例是，當內閣因失政倒臺時就由議席數最多的在野黨擔當內閣。因此，在野黨也有為獲得下一屆政權而趁現任執政黨失政而攻擊執政黨，以將其趕下臺的行為。就在此過程中，兩黨的政策差異也越發顯露。憲政會採取的是穩健乃至合作的外交政策，經濟上也重視對外貿易。其志在恢復外貿的基礎也即金本位，為此傾向緊縮性財政政策。而立憲政友會則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為了保衛在中國東北部的權益而主張以增加軍事預算為中心的積極性財政政策。而且由於為確保軍費需要進行借款，因此對放開黃金出口持反對態度。並且，1925年田中義一從陸軍投身政界，成為了政友會總裁，與田中關係親密的鈴木喜三郎、久原房之助等人也相繼入黨，但他們親近親軍派和日本民族主義者，對護憲派抱有反感。在總裁擁有強大權力的政友會內，當田中及其黨羽掌握了黨內實權之後，黨內要職便漸漸被親軍派取而代之了。裁軍.帝國海軍很早就在推進旨在加強和更新主力戰艦的八八艦隊計劃，一戰時期已開始在該計劃的第一階段八四艦隊案中建造以主力戰艦長門、陸奧、加賀和翔鶴號航空母艦為首的艦艇。由於戰後經濟局面繼續向好，1920年通過了《國防所需兵力第一次修訂》預算，開始為組建八八艦隊建造大批以戰列艦、巡洋艦為主的艦艇。鈴木商店也將經營重心從需求不大的民間船舶轉向造艦需求有望擴大的軍方，但之後就遭遇了大反彈。美國總統沃倫·哈定對經濟衰退中仍然增加的軍事預算和他國尤其是日本的擴軍感到擔憂，因而提出裁軍會議並邀請了正在苦於重建的歐洲各國，於1921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本次會議上籤訂了關於限制艦艇保有量、建造量的華盛頓裁軍條約，帝國海軍的作戰裝備因此受到削減，尤其是在造船方面，建造新艦艇的需求驟降。為此，政府向造船企業支付了了一定額度的補償金，但與海軍進行了最大額交易的鈴木商店還是因交易額減少蒙受了損失，鈴木商店旗下的神戶制鋼所和與鈴木商店關係密切的川崎造船也因訂單減少而致使業績惡化。危機即將爆發時的情況.1924年6月護憲 三派聯合成立了加藤高明內閣，但在1925年8月變成憲政會單獨組閣。這屆內閣的方針是放開黃金出口，因首相加藤高明突然去世而在1926年1月成立的若槻內閣也延續了該方針。此時憲政會是議席未過半數的執政黨，預計執掌議會將有困難，因此黨內出現了舉行總選舉以打破現狀的意見，有意拱若槻上位的西園寺公望也希望舉行選舉。但若槻本人對此則較為消極，結果憲政會還是隻能在席位不過半的情況下執掌議會。若槻內閣雖然在政友本黨的協助下在1926年的第51回帝國議會中全身而退，但夏秋之間就接連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樸烈案和松島遊廓疑案。樸烈案男女嫌疑人在預審中相擁的照片被公開導致輿論譁然，還發生了法務大臣江木翼遭暴徒投擲汙物的事件。據說這些都是北一輝的陰謀，目的是使大眾對司法當局的能力乃至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從而推翻若槻內閣。另一方面，松島遊廓案中則曝出不動產業者為爭奪遊廓搬遷地而向政治家獻金的疑雲，進而演變成了若槻禮次郎以現職總理大臣之身在預審中受審並被控偽證罪等前所未有的事態。凡此種種，成為了第52回帝國議會開始時在野黨攻擊政府的口實。1925年9月就任財務大臣的片岡直溫是主張儘早放開黃金出口的人物，上任後積極著手修訂積弊多時的銀行法、清理呆賬和整頓負有大量呆賬的臺灣銀行，以為放開黃金出口掃清障礙。事後他表示原本計劃在1927年夏放開黃金出口。在向帝國議會提交地震票據相關法律時，他曾慎重部署，事先與在野黨立憲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私下談判，爭取對方的支援，但田中並非立憲政友會元老，又是不久前才從陸軍轉投政界，因此未能完全團結黨內重要人物。大藏省當時正在為修訂銀行法做準備，同時還為整合經營陷入危機的銀行而向各銀行經營者聽取情況，計劃將包括東京渡邊銀行在內的4行進行合併，重新組成新的銀行。據說大藏省在此過程中把握了東京渡邊銀行內情的嚴重性，並向銀行方面暗示將在3月14日傳喚其專務。日本經濟一直無法擺脫1920年大反彈之後的慢性蕭條。民間在1920年、1922年、1923年都發生過擠兌，其中與地震票據相關的呆賬更加深了社會的不安情緒。中國大陸方面，1926年7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黨北伐，日本握有權益的滿洲日漸受到威脅。對此，執政黨憲政會的若槻內閣採取穏健政策，沒有使用強硬的應對措施。這也是招致樞密院不滿，在事後若槻內閣前來協商釋出勅令一事時將之回絕的原因之一。第52回帝國議會.第52回帝國議會於1926年12月24日發起，25日大正天皇駕崩，皇太子裕仁親王登基，改年號為昭和。議會於26日召開，新年過後即是昭和2年，但政界中樸烈案和松島遊廓疑案造成的混亂還在持續。另一方面，經濟處在日元升值、物價下跌的低迷局面下，1920年大反彈時產生的呆賬的隱患也並未除去，而是改頭換面變成了地震票據。同時，社會上認為地震票據未能實現其原本的機能，而是被用於救濟、支援特定政商，因而對此展開了批判，矛頭同樣也指向了容許此做法的政府。特別是為鈴木商店的超額經營提供了大量貸款而無法收回的臺灣銀行被懷疑持有大量地震票據而遭到非難，並威脅到了其他持有地震票據的銀行的經營。政府決定儘快處理這些地震票據，實現黃金出口的放開。然而批判政府的立憲政友會借樸烈案及松島遊廓疑案作文章，提出若槻內閣彈劾上奏案，表明了對立姿態。若槻首相與立憲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竹二郎舉行會面，表示新皇剛剛登基應避免政治鬥爭，並暗示自己將在議會閉幕後下臺，以此為條件讓二者答應協助此後的議會運營。加上片岡曾直接找田中談判得到對方承諾協助後，於1月26日向議會提交地震票據相關法律，內容為發行10年期國債以在當年9月30日前將地震票據全部處理完畢。原本計劃是立憲政友會依照商定的內容撤回內閣彈劾上奏案之後再審議法案，因此法案被認為將於3月4日在眾議院獲得透過而被送往了貴族院。然而，憲政會部分成員不滿若槻在三黨首會談中私自對政敵妥協甚至承諾讓位，於是私下結成派系謀求維持政權，與政友本黨接觸並於2月26日達成協作。此舉是意在透過合作形成事實上的新黨派接受天皇的組閣命令，即使天皇未下令組閣也可以由政友本黨取得政權，阻止政權被移交給立憲政友會。當然，這原本是秘密事項，但在憲政會幹部的疏乎之下被洩露。三月危機.3月初憲本合作曝光、得知其目的是維持政權後，立憲政友會的態度轉硬。田中令人向片岡轉達了無法繼續協助的意向，但內閣彈劾上奏案已經撤回，無法重新提出，所以此後立憲政友會將地震票據相關法律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加入了攻擊。據說此時是財界掌握著地震票據的具體內情並洩露相關情報提供了攻擊材料。雖然憲政會解釋地震票據相關法律的目的只在於確保金融安全，但立憲政友會則提出向來與地震票據相關的日銀特別貸款實際上是針對特定政商的救濟政策這一疑點，攻擊此為“官商勾結”，要求公開呆賬的具體內容和金額。接著，立憲政友會又進一步逼迫憲政會表明本法案的實際目的在於救濟因向鈴木商店提供大量貸款而陷入經營危機的臺灣銀行、進而救濟鈴木商店。為讓法案儘早透過，執政黨憲政會逐步公開了地震票據的內情，後又在貴族院召開秘密懇談會將具體內容及法案的真意傳達給在野黨以尋求協助，但卻被傳媒公開而為大眾所知。原本坊間就一直流傳著臺灣銀行持有大量地震票據，以及臺灣銀行和鈴木商店勾結的說法，此時得到證實，並且曝光的內情顯示不良地震票據共2億餘元中臺灣銀行就佔了約1億、其中7成都與鈴木商店有關，經濟危機因而更具真實感，再加上日元高匯率導致的景氣低迷，民眾的不安進一步加深。片岡財務大臣的發言爭議.3月14日，就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審議開始之前，苦於籌措當天結算資金的東京渡邊銀行的渡邊六郎專務等人在下午1點半左右向大藏次官田昌陳情，表示“如果沒有救濟補貼，將不得不在本日宣佈停業”。田昌趕往會場欲與片岡大臣商議對策，但因議會正在審議中而無法直接會見，便透過書面向片岡說明了情況。另外，雖然渡邊專務的陳情是為了尋求救濟，但大藏省已在過往的調查中得知了渡邊銀行的困境，因而誤會專務是為報告停業而來。田昌在前往預算委員會審議室時將事務次官原邦道介紹給了渡邊專務，指示他與後者商議“銀行停業的善後之策”。另一方面，東京渡邊銀行見獲取大藏省支援無望便另尋對策，成功從第百銀行取得資金，順利完成了當天的結算。東京渡邊銀行致電大藏省說明情況，原邦道收到了該訊息，但田昌已經趕赴會場，無法立即接到通知。此時，預算委員會要求向為處理地震票據而陷入困境的銀行盤問對策，以及公開持有地震票據的不良銀行和業績不良的企業名單。而片岡財務大臣擔心公開企業情況將引發信用危機，於是結合次官遞上的東京渡邊銀行停止付款的訊息，表示將負起大臣的責任，切實為倒閉銀行找到整頓接收財產的機構，辦理合並手續，其中在舉例近期倒閉銀行時說：有評論認為，由於貿然以原理原則拖長審議會導致應對推遲、惡化這種銀行被逼倒閉的狀態，因此談及具體的倒閉銀行案例是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的發生。另一方面，陪同片岡的大藏省文書科科長青木得三從會場回到大藏省收到了東京渡邊銀行已籌得資金的報告，並讓隨行人員致電確認了銀行正在正常營業的情況。由此青木得知片岡的發言有誤，為防止錯誤言論見報而致電具有報道阻止權的內務省警保局局長松村義一，但松村表示片岡既已作出此番發言，便已無法阻止。就這樣，片岡的“東京渡邊銀行倒閉”發言在翌日見報。除此之外，直接聽到了議會發言內容的儲戶也湧向即將下班的東京渡邊銀行，擠兌就此發生。據說被“宣告倒閉”的東京渡邊銀行的渡邊六郎專務在趕往財務大臣官邸確認片岡的發言後笑了不過另有說法稱此舉不符合渡邊專務的為人，片岡也並不相信。無論如何，東京渡邊銀行高層在當晚決定與姐妹行赤地儲蓄銀行共同在翌日停業。當時兩銀行都尚未擺脫經營危機，停業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外界認為他們是利用財務大臣的失言宣佈停業以推卸責任。事發不久，對於“宣佈仍在經營的銀行倒閉而造成混亂”一事，傳媒將片岡的發言視作失言大肆抨擊，在野黨也指出“打算停業的銀行不可能四處籌措資金”，攻擊片岡因失言將銀行逼至倒閉。然而片岡始終堅持“渡邊銀行14日前來報告停業”的態度，並在之後公佈了證明此說法的隨行專務親筆說明以求平息事態。外界懷疑該親筆說明是專務事後按照片岡的意思所寫的，但專務對此未予置評。影響.具有一定規模的東京渡邊銀行突然停業的訊息經傳媒報道後，恐慌情緒擴散，以關東為中心發生了擠兌風潮。起初是被認為持有大量地震票據的銀行遭到擠兌，接著漸漸蔓延到關西，中井銀行、左右田銀行、八十四銀行、中澤銀行、村井銀行都被迫停業。對此，日銀於21日實施了緊急貸款，力求平息事態。另一方面，在野黨則追究片岡的責任，國會一片混亂甚至發展成鬥毆，但地震票據相關法律則在附帶“整頓臺灣銀行”決議後於23日由貴族院透過，事態就此平息。接著帝國議會於26日閉會。四月危機.雖然3月的擠兌風波平息了，但臺灣銀行仍然持有大量地震票據，也有不少其他銀行仍面臨經營危機。臺銀早先就向鈴木商店提供了多額的貸款，這些貸款在鈴木商店由於1920年大反彈而導致經營惡化時變成了不良債權。雖然以地震票據的形式獲得了臨時資金，但卻遲遲無法結清。可是，由於臺銀是以政府責任設立的特殊銀行，一旦倒閉將會打擊日本政府的對外信用，因此事關重大。事實上，此前每當臺銀陷入危機，政府都會令大藏省撥款救濟，所以普遍看法也都認為臺銀此次不可能倒閉。據說執掌鈴木商店的金子也是預見到這一點，才與臺銀建立了深切的聯絡。此外，鈴木商店曾有一段時期的交易額甚至凌駕了三井，因此鈴木商店一旦倒閉，將牽連眾多與之有過業務關係的企業和持有其債權的中小銀行，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金子也期待政府不敢下決心整頓，只能將臺銀連帶鈴木商店一起救濟。而由於地震票據相關法律透過，意味著確定了將由政府出面透過國債填補未結清的地震票據資金窟窿，最終轉嫁給納稅人。臺銀和鈴木商店都由此獲得了喘息之機，從這方面上說，局面發展確實如金子所料。然而就在基於地震票據相關法律的補償即將實施時，國會審議過程中發現臺銀揹負著高達1億多元的債務，幾乎是未結清的2億多地震票據的一半，此外還有大量提供給鈴木商店的貸款，而且由於地震票據相關法律還特別加上了“整頓臺灣銀行”這一附帶決議，導致對臺銀經營的疑慮擴大，同業拆借市場資金撤走，資金流惡化。另一方面鈴木商店也被撤資，於是鈴木商店又向臺灣銀行尋求借款以填補，臺銀的經營狀況因而更加艱難。不得以之下，臺銀於3月26日決定與鈴木商店切割，通知其27日起不再提供新的貸款。據說臺銀之所以下定決心切割，是由於政府私下表示將提供救濟，特別是在議會討論中曾暗示過“即使讓鈴木商店破產也會維持臺銀”。然而，臺銀與鈴木商店切割的訊息在4月1日一經報道就引起了儲戶的恐慌，導致了擠兌，4月5日鈴木商店釋出通知停止新的交易，事實上陷入停業。此時臺銀提供給鈴木商店的貸款有3億5千萬日元，各銀行均認為若臺銀無法收回這些資金也將遲早破產，於是齊齊從拆借市場撤回了貸款，並開始向臺銀回收債權。極其依靠拆借資金的臺銀立刻走投無路，請求日本政府救濟。政府於是催促日本銀行向臺銀提供特別貸款。日銀在此前救濟銀行時都提供了特別貸款，但由於臺銀的規模過大，日銀稱必須有承諾提供補償的法律背書，否則無法提供貸款。此時帝國議會已經閉會，因此政府依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0條的規定，尋求釋出緊急敕令代替法律，但樞密院認定此舉違憲而在17日加以否決。雖然據說這也是由於樞密院顧問們並未認識到此時屬於經濟上的危機事態，但此舉背後的確存在對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的外交政策抱有強烈反感的伊東巳代治、平沼騏一郎等重量級樞密顧問官與立憲政友會合謀倒閣的陰謀。若槻內閣在4月20日全體引咎辭職，天皇下令由立憲政友會的田中義一組閣。另一方面，未能得到日銀特別貸款的臺銀在18日宣佈關閉內地及海外分行。臺銀身為特殊銀行，一直被認為將獲得政府救濟，最後卻仍然是停業收場，令全國各地產生恐慌情緒，擠兌風潮進一步擴大。18～19日，除了大阪的知名銀行近江銀行、泉陽銀行相繼停業，蒲生銀行、廣島產業銀行停業，到了21日，甚至連東京的大銀行十五銀行也宣佈停業。十五銀行由華族出資創辦且負責宮內省的會計業務，作為御用銀行享有極高的聲譽和信譽，坊間甚至傳言“平民能在這裡開戶存錢就已經面上有光”“要是連這裡都停業，那其他銀行早就停業了”。然而實情是，由於過去兼併的銀行所持有的松方系企業的債權未能回收而變成了不良債權，最後停業告終。在一系列的混亂中，日銀雖不斷提供非常貸款盡力維持貨幣供應，但由於貸款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紙幣庫存終告見底。後來甚至連已結束髮行的舊幣和因劣化而不堪使用的紙幣也投放了出去，但仍然無法滿足需要，最終開始拖延回應來自各銀行的現金支付要求。在此期間，受命組閣的立憲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任命高橋是清為財務大臣，於21日組閣，著手處理金融危機。高橋為在全國實施暫緩支付令，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8條的規定申請釋出緊急敕令，樞密院此次也一改之前的態度批准了申請。另外，由於暫緩支付令從公示兩天集體暫停營業，銀行方面予以了響應。同時開始全力供應現金，緊急制定了單面印刷背面空白的急制200日元紙幣票樣並印刷了500餘萬張，在銀行休息的24日送達。銀行將大量供應的現金堆在店內，展示足以順暢支付的能力。25日起，500日元限額的暫緩支付令生效，來到銀行取款的人們看到店內堆積的現金放心了下來。接著，在為期三週的暫緩支付令到期日5月12日之前又加印了750萬張200日元紙幣送到銀行，在暫緩支付令到期後也有序平息了金融危機。事後處理.停業的銀行中，有些被其他銀行兼併、有些在整頓後重新開始營業，但存款額被削減了。制定銀行法，並且指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為緊急救難銀行。評價.與一般危機相比，個人對金融的不安引起了擠兌但未造成整個產業的崩潰，從這一點上來說本次金融危機是個特例。從前文所述的金融系統的缺陷和危機應對的失誤來說，又有與泡沫經濟相似的地方。影響.這場擠兌風波使國民認為在小銀行存款不安全，轉向有財閥等方面背景的大銀行。因此，存款向大銀行集中，財閥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受經濟混亂影響，黃金出口的放開被延後。政界方面，憲政會、政友本黨由合作發展為合併，在6月正式成立了立憲民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