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

唐朝文化是中國唐朝時期發展起來的文化，其在史學、哲學、宗教、藝術等領域都獨具特色。史學.唐朝史學開創了國家正式開館修史這一風潮。貞觀年間史館奉詔所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壽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計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官修史書成書較快、收錄詳盡，豐富國家的歷史檔案，但因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會根據編書時的政治需求出現刪減誇大的行為。此外，唐朝還有杜佑擴寫《政典》的政書《通典》與劉知幾的修史專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視財政經濟與典章法令制度，認為歷史多有現實政治中可以採納效仿之處。劉知幾強調史學家在修史的過程中要有獨自創新的評論見解，是為中國歷史理論學的開端。文學.唐朝文學成就以詩歌最為發達。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的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這還不是全部。唐初詩人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盛唐時期詩人可分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邊塞派。其中集大成者為「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最為出名。李白的詩，飄逸灑脫，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杜甫的詩則更多體現現實主義之情懷。中唐時期最卓越的詩人是白居易，他的詩通俗易懂。此外還有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晚唐詩人以李商隱和杜牧最為出眾，被稱為「小李杜」。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總體水準都不如唐朝詩人，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散文方面，六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這種文體形式，駢文講究聲韻、對偶、典故，辭藻華麗，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但這種文體到唐朝時顯得形式僵化，內容空洞，故到了天寶年間，古文逐漸興起。古文運動在名義上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實際上是要文章更有內容，也就是「文以載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氣勢磅礴又思想深刻，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不過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去世後就逐漸衰退，唐末駢文又再度興起。傳奇是中國的一種古典小說形式，出現在隋朝，興盛於唐朝。著名的傳奇包括《柳毅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長恨傳》等。有的傳奇在後代還被改編為戲劇和白話小說。唐朝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謂變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侶宣傳佛教講唱佛經的底本。最初變文僅限於佛教經典，後來則開始講唱其他故事，講唱的人也不限於僧侶。變文對傳奇和後世的說唱文學都有很大影響。哲學.韓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體現唯心主義思想，而柳宗元和劉禹錫更是唐代唯物主義思想的代表。韓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復古崇儒、駁斥佛道，認為僧道不顧及生產，浪費社會財富，僧尼道士應當回鄉還俗，焚燒佛經咒文，將寺廟觀宇改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論語》中道述的道德觀念，以其作為日常倫理的標準。他認為天生人性，並可劃分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復性書》發展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樂之情的干擾，使得性無法發揮，要求恢復人的善性剋制人的情慾，所謂“復性”。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學的先聲。柳宗元在他的《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與天命無關，天即自然元氣，無法對人世賞功罰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人的遭遇純屬自己創造。劉禹錫發展荀子的天論觀點認為宇宙之內竟是物質，天本身同樣是物質，雖有客觀規律存在，但不能影響人事。他認為唯心理論的產生是因為人世間是非顛倒，人無能勝天，所以宣揚天命理論。宗教.宗教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唐時可謂最高。唐朝時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淨土宗和禪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轉變，由出世轉向入世。天台宗奉《法華經》，故又稱為法華宗。華嚴宗奉《華嚴經》，參與政治較多。淨土宗則易於入門。禪宗分為南北二宗，北宗創立者是神秀，他主張漸悟說。南宗創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時對佛教採取高壓政策，史稱會昌滅法，使得除禪宗南宗等少數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別從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雖不及道教，但其傳播範圍之廣、經濟實力之大、信徒人數之多都遠在唐代道教之上。道教遵奉老子李耳為神，由於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規定居於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會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認為其為老子之後，唐高祖，特別在終南山建太和宮，來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詔令王公百官研習老子的道德經。武則天上奏請令王公百官都學《老子》，每年依《孝經》、《論語》例考試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國的地位達到頂峰。玄宗親自注解《道德經》，開元二十一年還在科舉考試中增設道舉與儒家經典，同列《明經》科舉人策試教本，明顯有將道家列為國學，頗有與儒家經學齊足並馳的意義。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開元年間全國有宮觀1687所，其中女觀550所。當時主要有清經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張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睞，主要原因是他們多煉取金丹，唐朝的許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喪生，例如唐宣宗。除了佛道二教外，當時還有伊斯蘭教、景教、拜火教與摩尼教等外來宗教。但社會影響力較小。唐代對外來宗教相對寬容，期間多有外來教士傳授教法，其中以伊斯蘭教和景教為最大。伊斯蘭教是唐的敵國大食的國教，稱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為使節兩次出使中國，得到高宗接見以及傳教的准許，在廣州築建懷聖寺。以後的兩個多世紀，伊斯蘭教隨著西域商人沿途陸海兩條絲路入唐，在中國發展壯大。景教透過同一個路線傳入中國，因被誤認是大秦國唐武宗大舉廢佛，因此景教也同時被禁，此後幾乎在中國絕跡。摩尼教為西元三世紀起源於波斯，安史亂後，回紇勢力大，摩尼教憑著回紇的庇蔭下在中國傳教，不過後來受會昌滅法影響，摩尼教勢力遭受沉重打擊不過並未斷絕，該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較弱的南方並漸與其他宗教相結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傳教據點，流傳到東南浙、閩沿海地區，從此轉為民間秘密宗教。教育與入仕制度.唐朝的學校以官辦為主。中央設國子監，下轄六學，為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這些學校主要招收貴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與助教授課，學生稱生徒。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傳授以九經為主的儒學經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級招收。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入國子學，有生徒三百餘人；五品以上官員子孫可進太學，有五百餘生徒；四門學兼收五品以下官員及庶民子孫，生徒多達千人。律學、書學、算學教授實用學問，收納八、九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名額限於十餘人。地方設立州學、縣學，每校有學生十來人。學校旨在培養官僚書吏，亦為科舉考試服務。名望好的學校保送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在唐朝進入了逐漸完備期，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辦考試，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此外還有秀才、道舉、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舉的應考舉子有兩個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鄉貢選拔出來的自學者。應考舉子主要集中在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試儒家經典，難度較低。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政論，難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晉身之階。明經科的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進士科不過百分之一二。時有諺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制舉則是臨時考試，是為了網羅非常人才，不常舉行。因為科舉制度比較公平且機會相等，平民得以晉身，所以成為士族末落、門第消融的起點。科舉制度除外，還有門蔭和流外入流兩種入仕渠道。門蔭即晚輩承接前輩職務。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員透過考驗，升職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為主流，後來唐太宗大力推廣學府，科舉制度逐漸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傳統世族的特權，加強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擴大了政權的社會基礎。盛唐時期，東亞多國遣送其貴族子弟來唐入學，又將儒家文化傳授國外。社會.唐代社會，雖然世族的勢力被削減，但仍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唐律》中也明訂，人分為「良」「賤」兩大類，賤民只能與賤民結婚；地主殺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殺害地主必處斬。雖然科舉制度實行，但由於世族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子弟的文化修養也就跟著較高，不論是否參加科舉，進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難；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數。唐代進士選拔，另有一些社會公評的含義，防弊措施並不嚴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請託，自我吹噓的情形，但當時人並不視為舞弊，所以錄取進士的，有許多是權門子弟；而才氣縱橫的杜甫，兩次考試都落榜。唐朝時，北方的山東郡姓，保持很高的社會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編氏族志，希望根據政治上的地位來評等，結果成效不彰，不過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門第地位。牛李黨爭便是為了科舉制度存廢而起的黨爭，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術的問世，書籍流通便利，私人講學普遍，門第更加無法壟斷知識。唐朝中期與五代這段時期的連年動亂，讓北方士族基業遭受空前的破壞，到北宋時便已凋零，此後的中國領袖，不再是傳承不替的門第，而是經由「富不過三代」，從科舉制度出身計程車紳。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於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並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遊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遊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如“胡樂”、“胡服”、“胡食”等在長安城是極其盛行的。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鬆羅裙。裙腰繫得較高，在胸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按領子款式分為圓領、翻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隋文帝開創穿黃龍袍的習禮，唐高祖武德年間令臣民不得僭服黃色，黃袍成為皇室專用之服。科技.唐朝科技相對於前代有明顯進步。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他還與梁令瓚合作，銅鑄製成黃道遊儀與水運渾天儀。他在《大衍曆》曆書中運用二次差內插法並創新近似三次差的內插公式，為王恂等後人奠定基礎。李淳風等人修訂《算經十書》是唐朝算學的重要成果。尊稱藥王的孫思邈撰寫的《千金要方》和補本《千金翼方》，論及藥物之本、診治之訣、針灸之法、養生之術，都是不可多得的醫書。《新修本草》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國家官修藥書，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唐初大型地理志書《括地誌》共550卷，內容豐富，對後世的地理研究影響深遠。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繪有唐近鄰的數百國家。此外還有李吉甫著的地方誌《元和郡縣圖志》，杜佑撰寫的政書《州郡典》，樊綽介紹雲南南詔國的《蠻書》等。唐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充套件修建首都長安城，與東都洛陽規劃同樣規劃嚴整，規模宏大，是中國歷史都城中規劃最為嚴謹端正的兩個。盛唐年間極盛時人口達到80—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為後世留下了城市規劃的樣板。當時周邊國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羅金城、高句麗平壤和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是仿照長安建造。大明皇宮佔地廣大，現今遺址範圍相當於明清紫禁城總面積的三倍之多。唐朝的木結構建築規模雄渾，氣魄豪邁，建築流程進一步定型化，提高了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國與印度的造型，顯得千變萬化，多種多樣。868年，中國《金剛經》的印製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發現過雕版印製的《陀羅尼經咒》。雕版印刷為五代以後書籍的大量發行和普及創造了條件。中國的造紙、紡織等技術在751年的怛羅斯戰役之中傳入大食國，之後在12世紀傳入西班牙，到13世紀傳入義大利，到14世紀初葉傳遍整個歐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從摩揭陀傳入唐朝。美術.初唐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聖」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並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於立體感，有「吳帶當風」之說。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他們的著名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和「揮扇仕女圖」等，進一步發展人物畫。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風景多為襯托人物主題的配景，而隋唐以來，山水風景成為主題，出現了山水畫這個重要分支。當時分南、北兩派。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是南派的代表，蘇軾評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北派畫家李思訓善用青綠畫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韓幹善畫馬，韓滉善畫牛，薛稷善畫鶴，邊鸞善畫孔雀等。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讚歎。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聖。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九成宮醴泉銘》為其名作。虞世南楷書字型柔圓，代表作品有《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誌》、《摹蘭亭序》等。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中後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柳公權的字型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草書大家，後者奔放揮灑，深具個人風格及藝術性。音樂與舞蹈.唐朝音樂舞蹈發達。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樂，併入原有的九部樂成為十部樂：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唐高宗以後，十部樂開始衰落，音樂家開始研究新的樂舞，各部樂間的區別逐漸消失，至玄宗朝撤銷。玄宗本人就是音樂家，愛好親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種樂器，擅長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陣樂》等百餘首樂曲；他非常重視雅樂事業，將十部樂分為坐部伎，曾經親選坐部伎三百人，號為「皇帝梨園弟子」，李龜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時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則是以健舞和軟舞最為出名。健舞因其節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遼》、《柘枝》、《拂林》、《大渭州》、《黃獐》、《阿連》、《劍器》、《胡旋》、《胡騰》、《楊柳枝》等多種。軟舞即文舞，優美柔婉，節奏舒緩，有《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借席》、《烏夜啼》、《涼州》、《綠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稱“三大舞”，流行於宮廷。舞蹈家則有公孫大娘、謝阿蠻等。晉朝永嘉之亂後西域舞樂東傳中原，與華夏舞樂融合兩個多世紀，至唐代已有很強的胡風特色。多種健舞軟舞都採用一種昂首望上，雙腳原地急轉如旋風的動作，因域，謂之“胡旋”。唐代散樂多含雜技，統稱“百戲”，包括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專案。影響.唐朝文化對周邊地區有廣泛影響。晚清以來，由中國國力衰弱。民國以來，中國文化界產生唐朝文化在日本的觀點。至21世紀，在兩岸三地，以倭代唐成為常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