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是康有為撰寫的一部討論古文經學經典之真偽的著作。概述.《新學偽經考》初刊於光緒十七年，“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偽經而得真經”。康有為在讀《史記》的《河間獻王傳》以及《魯共王傳》時並未載發現古文經一事，故而斷定古文之偽，《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至於劉歆製造偽經的目的，則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政權。他說：“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故撰《新學偽經考》一書。書中又稱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朝六經博士所讀孔門足本，並無殘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漢時的篆書，根本無今文、古文之目。《新學偽經考》一經出版即造成轟動。光緒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誣民”為由加以毀版。1898年戊戌變法中再刻，戊戌變法失敗又遭朝廷降旨毀版。1900年朝廷再次降旨毀版。學術貢獻.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認為此書“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1929年錢穆以《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由史入經，列舉事實，駁斥《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即有二十八項不能成立的理由，說明康書中見解儘是穿鑿、扭曲與附會。錢書一出版即震驚北京學術界。錢穆還宣稱康有為此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廖平本人亦曾經致函康有為加以指責：“……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每大庭廣眾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廖平宣稱《新學偽經考》祖述《闢劉篇》，《孔子改制考》祖述《知聖篇》。康有為本人表示並未抄襲廖平，他根本沒見過《闢劉篇》。事實上，自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到廖平，許多學者都曾對古文經加以質疑。早在1887年，廖平即著有《今古學考》一書，而康、廖二人曾於1889年在廣州兩次會晤，《新學偽經考》完成於1891年。康有為可能曾受過廖平的啟發。梁啟超也說：“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井研，不可誣也。”崔適1911年寫信給錢玄同，極力稱讚此書，稱，《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錢玄同曾為該書1931年北平文化學社方國瑜校點本作序。該序後來改題為《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發表於1932年6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3卷第2號。錢玄同在該文中從歷史學的角度指出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稱，凡治歷史科學，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審查史料的真偽”，簡稱可曰“辨偽”。錢又稱，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也者。錢玄同認為，《新學偽經考》正是一部審查“經”真偽的具有開創性的著作。他還斷然駁斥了康書抄襲廖平著作的說法，稱，我以為康氏政見之好壞，今文經說之然否，那是別一問題。就《新學偽經考》這書而論，斷不能與廖平的《今古學考》等書相提並論。廖氏之書，東拉西扯，憑臆妄斷，拉雜失倫，有如夢囈，正是十足的昏亂思想的代表，和“考證”、“辨偽”這兩個詞兒斷斷聯接不上。康氏這書，全用清儒的考證方法。——這考證方法是科學的方法，吾友胡適之(適)先生曾用很精煉的兩句話來說明這方法：“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這書證據之充足，診斷之精核，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師、王國維諸人的著作相比，決無遜色，而其眼光之敏銳尚猶過之；求諸前代，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姚際恆、崔述，堪與抗衡耳。錢玄同認為，書中最重大的發明有二點：(1)秦焚六經未嘗亡缺；(2)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無得古文經之事。除了優點外，錢玄同也逐一指出了該書在考證中存在的錯誤和問題。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有言曰：康有為為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為自己的“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新代出現的偽經傳又是一件事。內容.以下揀選該書中的重要結論等，依卷目羅列：內容統而計之：其一，博士所職，六經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當有數百，則有數百本詩、書矣，此為六經監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遺，此為六經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張蒼所守，此為六經中秘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傳，六經本不缺者四；其五，齊、魯諸生，六經讀本不缺者五；其六，賈祛、吳公傳，六經讀本不缺者六；其七，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倫，天下六經讀本不缺者七；其八，經文簡約，古者專經在諷誦，不徒在竹帛，則口傳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證，六藝不缺，可以見孔子遺書復能完，千歲蔀說可以祛，鐵案如山，不能動搖矣。雖其書多為劉歆所竄改，而大體明粹，以其說與《漢書》相校，真偽具見。孔子六經之傳，賴是得存其真。史遷之功，於是大矣。儒林傳詳傳經之人，今以為主，而孔子世家、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附焉。竄附之說，並辨於後。*孔子世家史遷所述六經篇章恉義，孔氏世家傳授，齊、魯儒生講習如此，六經完全，皆無缺失，事理至明。史遷去聖不遠，受楊何之易於父談，問書故於安國，聞春秋於董生，講業齊、魯之都，親登孔子之堂，觀藏書、禮器，若少有缺失，寧能不言邪？此為孔子傳經存案，可為鐵證。*河間獻王世家*魯共王世家古文諸偽經，皆託於河間獻王、魯共王，以史遷考之，寥寥僅爾。若有搜遺經之功，立博士之典，史遷尊信六藝，豈容遺忽？若謂其未見，則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不容不見矣。此為無古文之存案，並儒林傳考之，古文經之出於偽撰，“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囘首丘山重”矣。*儒林傳按：申公為荀卿再傳弟子，高祖至魯，已能從師而見。轅固生至景帝時罷歸，年九十餘，當秦時，年已二十餘矣。韓生為文帝博士，必為當時耆儒。三家蓋皆讀秦焚前書者。齊、魯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傳，“其歸一也”，其為孔子之傳確矣。三家之外，史公無一字。此為孔子《詩》學存案，而後有舍三家而言《詩》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按：伏生當孝文時，年九十餘，計當焚書時，年已六、七十矣。從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之時上推，魯滅於楚，當莊襄王元年，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為相之時。荀卿自齊歸春申君，伏生當其時已二三十歲矣，上距孟子亦不過數十年。齊、魯諸儒生千百，而治《尚書》者唯伏生為首，藏書之禁僅數年，藏書之刑僅城旦，不能害也。然則伏生之《書》為孔子之正傳確矣。此為孔子《書》學存案。而後有舍伏生而言《書》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按：《禮》以高堂生為最本，而高堂生傳《禮》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諸儒習《鄉飲》、《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喪、祭、鄉、相見在其中，《禮運》、《昏義》所言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在其中。孔子傳十餘世不絕，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其為孔子之傳確矣。此為孔子《禮》學存案。而後有舍高堂生之《禮》而言《禮》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易》不經焚，為完書，上自商瞿為嫡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為楊何再傳弟子，其為孔子之傳尤確矣。此為孔子《易》學存案。而後有舍田何、楊何而言《易》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春秋》但有《公》、《谷》二家。胡母生，孝景時為博士，且以老歸矣，其傳《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雲“學者多錄焉”，則齊、魯諸生傳《春秋》之盛可知。其為孔子之傳確矣。此為孔子《春秋》學存案。而後有舍《公》、《谷》，而言《春秋》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或疑諸經古文不列學官，以《儒林傳》從功令、依博士敘之，其不列學官者，自不能及。釋之曰: 若古文為真，《古文逸書》亦不列學官，而《儒林傳》已言之。同為不列學官，於《古文逸書》則詳之，於《毛詩》、《逸禮》、《周官》、《左傳》則略之，豈情理乎？此可一言斷也。按：史遷述六藝之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凡西漢以前之說皆然。……聊舉數條例之，從無異說。此為孔門六經之序存案，可為鐵證。其有舍史遷《儒林傳》，而顛倒其序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太史公自序按：……《左傳》從《國語》分出，又何疑焉？史遷敘六藝之恉，兼及其所受六藝之學，著書之由，見書之故，少則講業齊、魯之都，長則續纂太史之職，天下遺文古事鹹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經，則偽經之證殆不足辨也。“古今作偽如出一軌，《儒林傳》所以獨竄《古文尚書》，而不他及，猶《封禪書》之竄《周官》，《十二諸侯年表》之竄《左氏春秋》，皆於旁見側出，以亂人耳目。作偽之訣皆如是，一經勘破，肺肝如見。今將劉歆竄亂之文條列於下”：*古文八條*詩書六條*禮二條*易三條*春秋九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