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漢考克

約翰·漢考克，美國商人、革命家、政治家，美國開國元老之一。他曾於1775年-1777年任大陸會議主席，並於1780年-1785年和1787-1793年兩度擔任馬薩諸塞州州長。由於他在《美國獨立宣言》上華麗的簽名，在美國「John Hancock」遂為親筆簽名的代名詞。在美國革命之前，漢考克從他叔叔那裡繼承了一家利潤豐厚的商業公司，是北美十三州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從波士頓知名政治家塞繆爾·亞當斯的門生起步，但後來兩人漸漸疏遠。18世紀60年代，隨著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漢考克開始利用他的財富支援殖民地獨立事業。1768年，英國官員扣押了他的單桅縱帆船並指控他參與走私之後，他在馬薩諸塞反而更受歡迎。英國對他的指控最終被撤銷。在歷史記載中，他經常被描述為一個走私者，但這種描述的準確性一直受到質疑。漢考克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波士頓的領導人之一。他在費城的大陸會議上任職兩年多，並以會議主席的身份第一個簽署《美國獨立宣言》。此後，他回到家鄉馬薩諸塞州，並被選為首任州長，在餘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這一職務。他運用他的影響力，確保馬薩諸塞州於1788年批准《美國憲法》。早年生活.1737年1月23日來自附近的，是的遺孀。孩提時代，他就結識了當時同樣年幼的約翰·亞當斯。漢考克一家過著舒適的生活，並有一名奴隸幫他們打理家務。1744年，漢考克的父親去世後，他被送到了他的叔叔和嬸嬸莉迪亞·漢考克那裡。托馬斯是漢考克家族公司的老闆，當時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從英國進口工業製成品，並出口朗姆酒、鯨油和魚。托馬斯的生意極其成功，使得他成為波士頓最富有、最著名的居民之一。托馬斯夫婦和他們的僕人和奴隸一起居住在燈塔山的，他們對約翰的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1750年，漢考克從波士頓拉丁學校畢業，進入哈佛學院學習，並於1754年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進入漢考克家族公司工作。此時正值英法北美戰爭爆發，托馬斯與馬薩諸塞灣省總督關係密切，並在戰爭期間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政府合同。在這段時間，漢考克學到了很多關於他叔叔的生意的知識，並接受了專門的培訓，為成為公司合夥人做準備。漢考克努力工作，但他也喜歡扮演富有的貴族，並養成了對昂貴的衣服的喜愛，這一愛好將伴隨他終生。1760至1761年間，漢考克住在英格蘭，與客戶和供應商建立聯絡。回到波士頓後，由於他叔叔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漢考克開始逐漸接管漢考克家族公司，並於1763年1月成為公司的正式合夥人。1762年十月，他加入聖安德魯共濟會，使他與波士頓很多具有影響力的市民建立起聯絡。1764年八月托馬斯去世後，漢考克繼承了他的公司和財產，成為北美十三州最富有的人之一。托馬斯生前擁有的奴隸繼續為漢考克和他的嬸嬸工作，但最終根據托馬斯的遺囑而獲得了自由；沒有證據表明約翰·漢考克曾買賣奴隸。日趨緊張的局勢.英國雖然在七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卻因此負債累累。為了開闢新的財源，英國議會開始首次尋求直接向殖民地徵稅。1764年的《食糖法》標誌著新稅收政策的正式實施。早在1733年，《》就規定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糖蜜徵稅，但由於走私活動的猖獗，該法案几乎沒有貢獻任何收入。在當時，走私活動被視為一種沒有受害者的犯罪行為。在殖民地，走私不但不是什麼社會汙點，而且在以貿易為主要財富港口城市，還得到了社會的大力支援，走私者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免於被逮捕。為了隱藏他們的非法貨物的運輸路線和其他具體資訊，殖民地商人發展了一套獨特的逃避方法，包括經常使用欺騙性的文書，使貨物看起來合法、經過當局授權。令英國當局非常沮喪的是，當貨物被沒收時，當地商人往往能夠利用地方法院對他們的同情，收回被沒收的貨物，並使得案件被駁回。例如，曾擔任新英格蘭海關負責人的愛德華·倫道夫從1680年到1682年底對36起沒收案件進行了審判，其中只有兩起被判定為有罪。《食糖法》在波士頓引起了公憤，當地人普遍認為它侵犯了殖民地的權利。和塞繆爾·亞當斯等人認為，由於殖民地居民在議會中沒有代表，所以議會不能對他們徵稅；只有有殖民地代表參與的議會才能向殖民地徵稅。漢考克當時並非政治活動家；然而，他批評這項稅收僅僅是出於經濟需要，而不是根據憲法。在北美十三州與英國的關係日益緊張時，漢考克逐漸崛起，成為了波士頓的主要政治人物。1765年3月，他被推選為波士頓的五名之一，此前，他的叔叔擔任此職務多年。不久之後，英國議會通過了《印花稅法》，該法案規定對殖民地的遺囑等法律檔案徵稅。這種稅在英國已經徵收多年，但在殖民地非常不受歡迎，從而引發了騷亂和有組織的抵抗。漢考克最初採取了溫和的立場：儘管他認為議會的判斷出現了失誤，但作為一個忠誠的英國臣民，他還是認為殖民地居民應該服從該法案。然而，幾個月後，漢考克改變了看法，但他仍然反對民眾對英國官員的暴力和恐嚇。漢考克參加了抵制英國商品的活動，表明了對《印花稅法》的反對態度，這使他在波士頓廣受歡迎。1766年5月，在波士頓人得知《印花稅法》即將被廢除後，漢考克當選為馬薩諸塞眾議院議員。漢考克在政治上的成功得益於塞繆爾·亞當斯的支援。亞當斯當時是眾議院的職員，也是波士頓“人民黨”的領袖。此黨派也被稱為“輝格黨”，後來又被稱為“愛國者”。這兩個人差異頗大：亞當斯比漢考克年長15歲，有著一種陰沉的清教徒式的人生觀，這與漢考克對奢侈的喜好形成了鮮明對比。後來的虛構故事稱亞當斯一手策劃了漢考克的政治崛起，這樣他的財富就可以用來推動輝格黨的進一步發展。歷史學家把漢考克描繪成淺薄而虛榮的人，易於被亞當斯操縱。為兩人寫傳記的歷史學家則認為這種描述過於誇張，兩人之間其實是導師與門生的關係。《湯森法案》引發的危機.《印花稅法》被廢除後，英國議會希望採取其他方法來增加稅收，因此於1767年通過了《湯森法案》，規定對各種進口商品徵收新的關稅，併成立了北美海關委員會，以加強海關機構的權力。英國政府認為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海關體系是必要的，因為許多北美殖民地商人一直在從事走私活動。走私者與英國以外的港口進行貿易並逃避進口稅，違反了《航海法案》。議會希望新的體系能減少走私，併為政府創收。殖民地的商人，即便沒有參與走私，也認為新規定對他們造成了壓迫。其他殖民者則進行抗議，稱新的關稅是英國議會未經殖民地同意而向他們徵稅的又一次嘗試。漢考克和其他波士頓人一起呼籲抵制從英國進口的商品，直到《湯森法案》被廢除。在執行海關條例時，海關委員會把矛頭指向了漢考克—波士頓最富有的輝格黨人。他們可能懷疑他參加走私活動，或者可能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而騷擾他。漢考克拒絕出席有海關官員在場的公共活動，冷落了時任總督，更加重了當局對他的政治立場的懷疑。1768年4月9日，兩名海關工作人員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頓灣的漢考克的雙桅帆船“莉迪亞”號。漢考克被傳喚，但他發現工作人員們沒有，因此不允許他們下甲板。後來，當其中一名工作人員設法進入船艙時，漢考克的人把他推回到甲板上。海關官員想要提出指控，但裁定漢考克沒有違反法律，於是該指控被撤銷。後來，漢考克的一些狂熱的崇拜者把這一事件稱為殖民地反抗英國當局的第一槍，並認為是漢考克引起了美國獨立戰爭。“自由”號事件.1768年5月9日晚上，漢考克的單桅帆船“自由”號載著一批馬德拉酒抵達波士頓灣。第二天早上，當海關官員檢查這艘船時，他們發現船上裝載的酒只有載重上限的四分之一。漢考克繳納了船上的酒的稅，但官員懷疑他在晚上偷偷卸下更多的酒，以避免繳納全部貨物的稅。然而，他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點，因為在船上過夜的兩名海關工作人員發誓說，船上沒有卸下任何東西。一個月之後，英國軍艦抵達波士頓時，其中一名工作人員改口稱，當“自由”號非法卸貨時，他被強行扣留在船上。6月10日，海關官員扣押了“自由”號。“羅姆尼”號的艦長，這種非法行為已經使得波士頓人滿腔怒火。而強行扣押船隻也是非法的，因此，當官員們開始把“自由”號拖往“羅姆尼”號時，現場立刻發生了暴亂。前往扣押的水手和水兵被抗議者誤認為是要強徵他們入伍，使得事態進一步升級。暴亂後，海關官員返回“羅姆尼”號，隨後又前往-{威廉城堡}-，宣稱他們在波士頓城內無法保證自身安全。輝格黨堅稱海關官員誇大了危險程度，這樣英國政府就可以派兵到波士頓。英國官員針對此事件提起了兩起訴訟：對“自由”號的物權訴訟和對漢考克的人身訴訟。這樣英國官員以及原告都將獲利，因為按照慣例，法庭評估的任何懲罰都將判給總督、控告人和國家，每方分得三分之一。第一起訴訟提起於1768年6月22日，結果是“自由”號在8月被沒收。隨後海關官員使用這艘船執法，直到第二年它被憤怒的羅德島殖民者燒燬。對第二起訴訟的審判於1768年10月開始，漢考克和其他五人被指控未繳納關稅而從“自由”號上卸下100大桶葡萄酒。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將必須繳納9,000英鎊的罰金，相當於葡萄酒價值的三倍。漢考克被起訴，審判現場高度公開，沒有陪審團，也不總是允許辯方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約翰·亞當斯擔任漢考克的律師。經過了將近五個月的拖延，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針對漢考克的訴訟最終被撤銷。雖然指控被撤銷，但後來的許多作家仍把漢考克描述成一個走私者，但這種描述的準確性備受質疑。歷史學家約翰·W·泰勒則認為，雙方的證詞在政治上都是片面的，不可能客觀地重現事件。除此之外，漢考克參與走私活動的程度也受到了質疑，在當時的北美十三州，走私活動很可能非常普遍。考慮到走私活動的秘密性，相關的記錄很少。如果漢考克確實是走私者，也沒有相關檔案證明。約翰·W·泰勒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波士頓的400多名商人進行了研究，確定了23名走私者，但並沒有發現漢考克是其中之一的書面證據。傳記作家威廉·M·福勒總結道，雖然漢考克可能參與了一些走私活動，但他的大部分生意都是合法的，他後來的“殖民地走私之王”的稱號是沒有根據的。從大屠殺到傾茶事件.“自由”號事件使得英國下定決心武力鎮壓波士頓的騷亂。塞繆爾·亞當斯的《》被寄往其他的英屬美洲殖民地，以希望各殖民地協調抵制《湯森法案》，這大大推動了英國政府做出決定。殖民地政府秘書長派遣四個團的英軍前往波士頓支援英國官員，並指示總督伯納德，要求馬薩諸塞立法機構撤銷通函。漢考克和馬薩諸塞眾議院投票反對這一要求，並起草了一封請願書，要求伯納德下臺。伯納德最終於1769年返回英國本土，波士頓人為此大加慶祝。然而，英國軍隊沒有隨之撤離，與當地平民之間的關係也仍然緊張，最終，1770年3月，波士頓大屠殺爆發，5名平民死亡。漢考克並沒有捲入這一事件，但後來他領導了一個委員會，要求英軍撤離。他在會見伯納德的繼任者托馬斯·哈欽森總督和英軍指揮官上校時宣稱，如果英軍不撤離，那麼將會有一萬名武裝殖民者準備進軍波士頓。哈欽森知道漢考克在虛張聲勢，但駐守在城內計程車兵處境確實危險，因此達爾林浦爾同意將兩個團轉移到威廉-{城}-堡。因為成功使英軍撤退，漢考克被視為英雄，並在同年5月的馬薩諸塞眾議院選舉中成功連任。1770年英國議會部分廢除《湯森法案》中規定的關稅之後，波士頓對英國商品的抵制宣告結束。馬薩諸塞的政治局勢有所緩和，但緊張依然存在。漢考克試圖改善他與哈欽森總督的關係，後者反過來試圖說服他遠離亞當斯的影響。1772年4月，哈欽森批准漢考克擔任上校，該軍團是一支民兵部隊，主要職責是為總督和常設法院提供儀式性的護送。5月，哈欽森甚至批准漢考克當選為委員。當時的總督委員會成員由眾議院選舉產生，由總督否決。在此前的委員會選舉中，漢考剋落選，但此時哈欽森允許他繼續參選。然而，漢考克拒絕了這一職位，因為他不想讓人覺得他受到了總督的拉攏。為了避開波士頓的敵對的人群，哈欽森一直在城外召集立法機關開會；此時，為了讓議員們鬆一口氣，他同意立法機關返回波士頓。哈欽森希望他能贏得漢考克的支援，並敗壞亞當斯的名聲。在一些人看來，亞當斯和漢考克確實存在分歧：當亞當斯在1772年11月成立波士頓主張殖民地權利時，漢考克拒絕加入，給外人留下了輝格黨內部分裂的印象。但是，無論他們之間原本的分歧有多大，1773年，當殖民地政治再度陷入重大混亂時，他們二人再次走到了一起。他們共同揭露了哈欽森的。在這些信件中，總督似乎建議“對所謂的英國式自由進行刪減”，以維護殖民地的秩序。馬薩諸塞議會指責哈欽森對波士頓的軍事佔領，要求解除他的總督職務。1773年英國議會透過的《》帶來了更多麻煩。這一年的11月5日，漢考克在波士頓城內主持了一場會議，該會議決定任何支援《茶葉法案》的人都是“北美的敵人”。漢考克和其他人迫使接受茶葉運輸的代理人辭職。在三艘運輸茶葉的船抵達波士頓灣後，他們試圖阻止船隻卸貨，但沒有成功。漢考克出席了12月16日的重大會議，據說，他在會議上對人群說：“讓每個人都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漢考克沒有參加當天晚上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儘管他保持謹慎態度，沒有公開讚揚破壞私人財產的行為，他還是贊成這一行動。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漢考克的健康狀況因痛風而大受影響，日後，這種疾病越來越頻繁地困擾他。到了1774年3月5日，他的身體已經恢復到可以參加第四次演講，以紀念波士頓大屠殺。在演講中，漢考克譴責了英國軍隊在波士頓的存在。他說，英軍被派到波士頓是為了“迫使人們服從議會的法案，這是上帝和人類都沒有授權他們去做的。”這篇演講得以出版並不斷重印，提高了漢考克作為愛國者領袖的地位。革命開始.傾茶事件發生後，英國議會透過《》，作為對該事件的回應。該法案是旨在加強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的所謂“不可容忍法令”之一。1774年5月，托馬斯·蓋奇將軍接替哈欽森出任總督。6月17日，馬薩諸塞眾議院選出五名代表，參加在費城舉行的第一屆大陸會議。該會議的目的是協調各殖民地對“不可容忍法令”的回應。可能出於健康原因，也可能是為了在其他愛國者領袖不在的時候繼續掌權，漢考克沒有在第一屆大陸會議上任職。蓋奇很快解除了漢考克的波士頓軍團上校職務。1774年10月，蓋奇又取消了原定要舉行的常設法院會議。作為回應，眾議院自行改組為獨立於英國控制之外的。漢考克當選為省議會主席，同時在省中擔任關鍵職務。安全委員會組建了第一支一分鐘人部隊，該部隊由隨時準備行動的民兵組成。1774年12月1日，省議會選舉漢考克作為代表參加第二屆大陸會議，以取代因病不能參加第一屆會議的詹姆斯·鮑登。1775年2月，在漢考克向費城的大陸會議作報告之前，省議會全票選舉他作為主席。漢考克的多重角色賦予了他在馬薩諸塞的巨大影響力，因此，早在1774年1月，英國官員就考慮逮捕他。1775年4月，漢考克和塞繆爾·亞當斯參加了在康科德舉行的省議會，隨後，他們認為在前往費城之前返回波士頓不安全，於是他們選擇住在漢考克小時候在列剋星敦的家裡，而沒有返回波士頓。1775年4月14日，蓋奇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建議他“逮捕省議會的主要行動者和唆使者，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省議會的議事程式都是叛國和叛亂行為”。 4月18日晚，蓋奇派出了一支小分隊，執行一項任務，從而直接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這支小分隊的行動目的是奪取並銷燬殖民者儲存在康科德的軍需品。根據許多歷史記載，蓋奇還指示手下逮捕漢考克和亞當斯；如果如此，蓋奇發出的書面命令並沒有提到要逮捕愛國者的領導人。顯然，蓋奇認為，逮捕漢考克和亞當斯對他沒有任何好處，因為其他領導人將會取代他們的位置，而英國人則會被描繪成侵略者。雖然蓋奇決定不逮捕漢考克和亞當斯，愛國者一開始卻不這麼認為。約瑟夫·沃倫從波士頓派信使保羅·裡維爾去警告漢考克和亞當斯，英國軍隊正在行動，可能試圖逮捕他們。午夜時分，裡維爾到達列剋星敦併發出了警告。當時，漢考克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名民兵上校，想和愛國者民兵一起在列剋星敦參加戰鬥，但亞當斯和其他人說服他避免戰鬥。他們認為，漢考克作為一名政治領袖比作為一名士兵更有價值。漢考克和亞當斯成功逃離後，戰爭的第一槍在列剋星敦和康科德打響。戰役結束後不久，蓋奇釋出公告，赦免所有願意“放下武器，迴歸和平國民職責”的人，但漢考克和塞繆爾·亞當斯除外。這份公告非但沒有讓他們歸順英國，反而增加了他們二人在愛國者中的聲望。大陸會議主席.戰爭進行時，漢考克和其他馬薩諸塞的代表一起前往費城參加大陸會議。1775年5月24日，在拒絕提名後，漢考克被與會代表一致推選為，以接替。以下幾個原因使得漢考克成為主席的優秀人選。首先，他經常主持馬薩諸塞的立法機構和鎮民會議，政治經驗豐富。其次，他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使得溫和派代表更有信心，而他與波士頓激進派的聯絡也讓其他激進派接受了他。由於主席的職責還沒有完全確定，也不清楚倫道夫是辭職了還是在休假，因此，此時他的立場尚不明朗。和其他的大陸會議主席一樣，漢考克的權力大多限於主持會議。他還必須處理大量的官方信件，在這一過程中，他發現有必要自費聘請書記員來幫助處理文書工作。1775年6月15日，在大陸會議上，馬薩諸塞代表約翰·亞當斯提名喬治·華盛頓為軍隊總司令，當時，該部隊正在波士頓周圍集結。戰爭結束多年後，1801年，亞當斯寫道，漢考克對自己沒有獲得指揮權感到非常失望。這段簡短的評論是能夠證明漢考克尋求成為總司令的唯一經常被引用。20世紀初，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寫道，這一事件引發了漢考克和華盛頓之間終生的隔閡，但是，後來的一些歷史學家對這一事件或隔閡是否曾發生則表示懷疑。根據歷史學家唐納德·普洛克特的說法，“當代沒有證據表明漢考克有想成為總司令的想法。恰恰相反，他毫無野心。”漢考克和華盛頓在所謂的“事件”後繼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1778年，漢考克給他唯一的兒子取名為約翰·喬治·華盛頓·漢考克。儘管華盛頓禮貌地拒絕了漢考克的請求，漢考克仍然讚賞並支援華盛頓。大陸會議於1775年8月1日宣佈暫時休會。漢考克抓住這個機會，迎娶了他的未婚妻。這對夫婦於8月28日在康涅狄格的費爾菲爾德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都沒能活到成年。他們的女兒莉迪亞·亨奇曼·漢考克出生於1776年，10個月後去世；兒子約翰出生於1778年，在1787年因滑冰時頭部受傷而去世。在擔任大陸會議主席期間，漢考克捲入了與哈佛之間的長期爭議。自1773年以來，他一直擔任學院的財務主管，負責管理學院的財務記錄以及大約1.5萬英鎊的現金和證券。在獨立戰爭爆發時，由於事態緊急，漢考克無法在前往大陸會議之前把錢和賬目還給哈佛學院。1777年，由漢考克在波士頓的主要政治和社會對手詹姆斯·鮑登領導的哈佛委員會派人到費城取回這筆錢和記錄。漢考克被激怒了，但他還是向學院上交了16,000多英鎊以及一部分記錄。當哈佛免除漢考克的財務主管職務時，他的自尊心大大受損。多年來，儘管鮑登和其他政治對手持續對他施壓，他仍拒絕結算賬戶或支付他所持有的資金的利息。直到漢考剋死後，這個問題才透過從他的遺產中撥給學院1,000多英鎊而得以解決。漢考克任職期間，經歷了獨立戰爭中最黑暗的時刻。1776年，英國人把華盛頓從紐約和新澤西趕走，迫使大陸會議逃往巴爾的摩。1777年3月，漢考克和大陸會議回到費城，但6個月後，英國，漢考克和大陸會議被迫再度逃亡。漢考克給殖民地的官員寫了無數封信，為華盛頓的軍隊籌集資金、補給和兵員。他擔任海軍委員會主席，幫助建立了一支小型護衛艦艦隊，其中包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簽署《獨立宣言》.《獨立宣言》透過並簽署時，漢考克任大陸會議主席。美國人之所以記住他，主要是因為他在《獨立宣言》上大而華麗的簽名，以至於在美國，“約翰·漢考克”成為了“簽名”的非正式的同義詞。據說，漢考克的簽名大而清晰，這樣英王喬治三世不戴眼鏡也能讀懂，但這則故事是虛構的，在《獨立宣言》簽署後很多年才出現。與流行的說法相反，1776年7月4日並沒有正式簽署《獨立宣言》。那一天，大陸會議批准了文字內容，隨後，修訂本就被送往印刷廠進行印刷。漢考克可能簽署了一份交給印刷商的檔案，但由於檔案已經丟失，因此無法判斷此事件的真實性。鄧拉普印製了《獨立宣言》的第一個發行版本。在當時的所有大陸會議代表中，只有漢考克的名字出現在了這一版上。儘管其上還有大陸會議秘書的名字，但他不是作為代表，而是以“證明人”的身份簽署的，這也暗示著漢考克已經在修訂本上署了名。漢考克給華盛頓寄去了一份《獨立宣言》，要求他以“他認為最合適的方式”讀給士兵們聽。在這份印刷版《獨立宣言》上，漢考克的名字是被印刷上去的，而非手寫；他標誌性的簽名，則出現在另一份檔案上。這份檔案於1776年7月19日手寫，並在8月2日由漢考克及全體與會代表共同簽署。今天，這份檔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展出。返回馬薩諸塞州.1777年10月，在大陸會議任職兩年多之後，漢考克請求休假。他要求華盛頓安排軍隊護送他返回波士頓。儘管華盛頓人手不足，但他還是派了15名騎兵護送漢考克回家。此時，漢考克已與塞繆爾·亞當斯疏遠，因為亞當斯認為漢考克虛榮心重、鋪張浪費，不適合作為共和派領袖。當大陸會議投票感謝漢考克為國家做出的貢獻時，亞當斯和其他馬薩諸塞州代表投票反對這項決議，其他州的一些代表也投了反對票。回到波士頓後，漢考克再次當選眾議員。和前幾年一樣，他的慈善事業使他廣受歡迎。儘管由於戰爭，他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但他仍向窮人捐款，幫助扶養寡婦和孤兒，並借錢給朋友。傳記作家威廉·福勒說：“約翰·漢考克是一個慷慨的人，人們因此愛戴他。他是人民的偶像。”1777年12月，他再次當選為大陸會議代表，並主持波士頓市會議。1778年6月，漢考克重返大陸會議，但這段短暫的經歷並不愉快。在他缺席期間，大陸會議選舉了為新主席，這令漢考克頗為不滿，希望重新獲得會議主席的職位。他和塞繆爾·亞當斯相處得很不好，同時想念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1778年7月9日，漢考克和馬薩諸塞州的其他代表與其他七個州的代表一起簽署了《邦聯條例》，但其他州還沒有準備簽署，直至1781年，條例才被批准。1778年7月，漢考克返回波士頓，以投入作戰。早在1776年，漢考克就被任命為馬薩諸塞民兵的主要將領。1778年8月，由於法國艦隊前來援助美軍，華盛頓命令約翰·沙利文將軍率領軍隊進攻羅德島紐波特的英國駐軍。在這場戰役中，漢考克名義上指揮6,000名民兵，並讓職業士兵制定計劃、釋出命令。然而，美法聯軍卻遭遇慘敗，法國海軍上將放棄了這次行動，之後漢考克的民兵也大多離開了沙利文的大陸軍。由於這次失敗，漢考克受到了一些批評，但在短暫的軍旅生涯中，他的聲譽絲毫未減。經過漫長的拖延後，《》於1780年10月生效。不出當時人所料，漢考克以超過90%的壓倒性優勢，成功當選為。由於正式的政黨政治體系尚未形成，這場選戰實際上是個人性格、人氣和愛國主義的較量。漢考克由於對獨立戰爭的巨大貢獻和領導第二屆大陸會議而深受歡迎，同時，他的愛國精神也無可指摘。而他的政治對手鮑登則被漢考克的支持者指控“不愛國”，理由包括拒絕參加第一屆大陸會議。鮑登的支持者主要是馬薩諸塞州沿海地區富裕的商業利益集團，他們把漢考克描繪成刻意迎合群眾的煽動者。同年，漢考克成為美國文理科學院的創始成員。從獨立戰爭到戰後的經濟困難時期，漢考克一直擔任馬薩諸塞州州長一職，並多次以巨大優勢連任。他採取不干涉的治理模式，儘可能避免爭議性的問題。根據威廉·福勒的說法，漢考克“從未真正領導過”，也“從未用他的力量處理馬薩諸塞面臨的關鍵問題”。1785年1月29日，漢考克突然辭去州長職務，他解釋稱是由於他自己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但他可能意識到了農村地區日益加劇的動盪，希望在騷亂髮生前下臺。漢考克的批評者有時認為，他聲稱生病，以避免面臨政治困境。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魯斯洛·亞當斯寫道，漢考克的“兩大主要資源是他的錢和痛風，前者用來贏得聲望，後者用來防止失去聲望。”漢考克所極力避免的騷亂，最終演變成謝司起義，而漢考克的繼任者鮑登則不得不應對。起義被平定後，漢考克在1787年再次當選為州長，剛上任就立即赦免了所有參加起義的人。第二年，三名自由黑人在波士頓被綁架，隨後被運往法屬馬提尼克島做奴隸，引起了一場爭議。漢考克代表這三名黑人給馬提尼克島總督寫信。最終，三人重獲自由，並返回馬薩諸塞州。漢考克繼續連任州長，直到逝世。晚年生活.1785年，漢考克辭去州長一職，同時再次當選為邦聯議會代表。獨立戰爭之後，議會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經常被各州忽視。漢考克於1785年11月23日被選為議會主席，但由於健康狀況不佳，他自己對此也不感興趣，所以從未參加議會。1786年6月，他向議會遞交了辭職信。為了彌補《邦聯條例》的缺陷，代表們先是在1786年參加安納波利斯會議，然後在1787年參加費城會議，以起草《美國憲法》，隨後憲法條文被送到各州，進行批准或否決。漢考克沒有出席費城會議，他對憲法缺乏權利法案以及將權力轉移到中央政府感到擔憂。1788年1月，漢考克被選為馬薩諸塞州憲法批准大會的主席。大會開始時，由於生病，他沒有出席。在爭議不斷的辯論中，漢考克大多保持沉默，但在大會即將結束時，他發表了支援批准憲法的講話。塞繆爾·亞當斯多年來第一次支援漢考克的立場。即使有漢考克和亞當斯的大力支援，大會還是僅以187票對168票的微弱優勢，勉強通過了憲法。漢考克的支援可能是憲法得以批准的決定性因素。在1789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漢考克被推舉為候選人。在那個政治野心被普遍懷疑的時代，漢考克沒有參加競選活動，甚至沒有公開表示對總統職位感興趣，相反，他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的願望。和其他人一樣，漢考克知道華盛頓將被選為第一任總統。儘管他的健康狀況不佳，但漢考克仍可能對擔任副總統感興趣。漢考克在選舉中只獲得了四張選舉人票，其中沒有一張來自他的家鄉州—馬薩諸塞州：當地的選舉人都把票投給了約翰·亞當斯，他獲得了第二多的選舉人票，因此成為了副總統。儘管漢考克對自己在選舉中的表現感到失望，但他在馬薩諸塞仍然很受歡迎。由於健康狀況持續惡化，漢考克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基本上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州長。1793年10月8日，漢考克逝世，享年56歲。根據代理州長塞繆爾·亞當斯的命令，漢考克的下葬日被定為州定假日；這場奢華的葬禮可能是當時為美國人舉辦的最盛大的葬禮。身後與紀念.儘管漢考克的葬禮規模宏大，在他去世之後，他很快就淡出了大眾的記憶。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獨立戰爭以後的半個世紀裡，波士頓只紀念了一位英雄：喬治·華盛頓。”早在1809年，約翰·亞當斯就曾哀嘆道，漢考克和塞繆爾·亞當斯“幾乎被遺忘”。在當時的波士頓，幾乎沒有人致力於保護與漢考克相關的歷史遺產。由於波士頓市政府和馬薩諸塞州議會一致決定不再進行維護，漢考克在燈塔山的房子在1863年被拆除。根據楊的說法，馬薩諸塞保守的“新精英”“對一個承諾把自己的財產奉獻給革命事業的富人感到不舒服”。1876年，隨著美國獨立一百週年的到來，人們重新燃起了對獨立戰爭的興趣，在波士頓，一座座紀念漢考克的牌匾被豎起。1896年，人們在穀倉墓地的漢考克墓前豎起了一座紀念碑。直到20世紀，漢考克的長篇傳記才問世。為漢考克撰寫傳記的作家面臨的一個挑戰是，與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等著名開國元勳相比，漢考克留給歷史學家用來解讀他一生的個人作品相對較少。因此，對漢考克的大多數描述都依賴於他的政治對手的大量著作，其中充斥著對他的嚴厲批評。根據歷史學家查爾斯·阿克斯所說，“馬薩諸塞州歷史編纂的主要受害者是約翰·漢考克。他是這個州悠久歷史上最具天賦、最受歡迎的政治家。然而，很不幸的是，後人對他的認識幾乎完全是透過詆譭他的託利黨和輝格黨得來的。”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漢考克批評者是歷史學家，他在20世紀30年代的《哈珀雜誌》中對漢考克進行了負面描述。亞當斯認為，漢考克是一位“公正的首席官員”，但“沒有非凡的能力”，他之所以聞名於世，只是因為他繼承了大筆財富。幾十年後，歷史學家唐納德·普洛克特認為，亞當斯沒有做任何認真的研究，不加批判地重複了漢考克政治對手的負面觀點。他認為亞當斯的著作“呈現了一系列輕蔑的事件和軼事，有時有部分記錄，有時根本沒有記錄，總之給人留下了對漢考克的惡劣印象。”根據普洛克特的說法，亞當斯顯然把自己對20世紀20年代商人的不滿投射到漢考克身上，因此歪曲了漢考克政治生涯中的幾個關鍵事件。在20世紀70年代，普洛克特和阿克斯呼籲學者們根據漢考克的功績來評價他，而不是依賴他的批評者的觀點。從那時起，歷史學家們雖然承認漢考克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家、政治理論家或軍事領袖，但對他的描述通常更為有利。美國的許多地方和事物都以漢考克的名字命名。美國海軍曾經有過“漢考克”號和“約翰·漢考克”號軍艦，一艘二戰時期的自由輪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國有十個州下轄名為漢考克縣的縣份，除此之外，馬薩諸塞、密歇根、新罕布什爾、紐約等州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1862年在波士頓成立的和已經不復存在的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約翰·漢考克金融公司又以這個名字命名波士頓的約翰·漢考克大廈和芝加哥的約翰·漢考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