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

臺北城或「城中」，是臺北三市街之一；此稱呼也沿用至今，臺北市的「城內次分割槽」與昔日的城中區即以此取名。這座使用石材紮實建造的城池於光緒5年年底時，所有城牆與西門均遭拆卸，僅剩下五大城門中的四座。這四座城門現以「臺北府城—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名稱列為中華民國國定古蹟，亦設碑標明西門的原有位置。2014年，適逢臺北建城130週年，臺北市政府於西門舊址北方、捷運西門站四號出口旁設定鋼構裝置藝術品「西門印象」，以重現昔日西門之意象。雖然現今臺北城的城廓幾已不存，但原城內之街區仍延續建城當時經濟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功能，從日治時代開始至今，臺北城內一直都是臺灣許多重要政府機關與公共設施的所在地。臺北首要交通樞紐臺北車站位於原臺北城的北側。而商場和機構林立的館前路與重慶南路大部分範圍即落於原臺北城的區域內。歷史.遠因.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並與當地人通婚。之後艋舺聚落人口日漸增加，又有延淡水河出海貿易通商之便，因而大為興盛，進而在民間產生“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其後，在清鹹豐3年所管轄。誒清同治13年批准福建巡撫沈葆楨的「臺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臺北府宣告成立，所轄區域包含今日之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及新竹市。建城經過.臺北建府之議經過滿清朝廷欽準不久之後，為因應北臺灣防務之需求，試署知府林達泉於光緒4年在臺北盆地一帶實地探勘，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臺北城，將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廟等建築設立於其中。不料林達泉未俟臺北正式開府，即因積勞成疾而在任上去世。光緒5年抵臺時尚未完工:45。在中法戰爭壓力下臺北巨賈被迫捐出資金，於年底完工。這座城池，也是歷史上最後一座依照華夏傳統風水堪輿理論而建造的傳統中國式城池。於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陸續動工的文廟等各級官署，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臺灣北部甚至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1882年至1884年初建臺北城，臺北知府陳星聚原以子午線為縱軸，規劃城內為南北、東西向垂直之棋盤格局，後經臺灣道劉璈重新規劃，使城廓向東旋轉十六度。劉璈的規劃是依據巒頭派的風水理論，將城廓東旋以後，臺北府城西邊是淡水河，東邊遠處是群山，加重了東方的份量，以求趨吉避兇。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陳星聚原本規劃的格局，北門變在西北角門位置、大南門成了東南角門、東門成了東南門，所以又再增設小南門、東便門、北便門。不僅城門位置異變，城廓與原本的街道佈局也未能構成九十度直角，打亂原本工整的棋盤佈局。 城內官廳的佈局，採用中國傳統上常見的官廳、官署集中區的規劃。西方一直要到19世紀時，才發展出這種規劃模式。積極西化的現代日本，也曾試圖在東京運用在德國學到的經驗，規劃官廳集中區，不過最後失敗。因此當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便嘗試在臺北城規劃新的官廳集中區。 1887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駐守期間，相當重視省城臺北城的發展。除了大力興建官署機關衙門外，更出現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公共設施，像是郵政、電報、衛生、飲水、照明等。以照明為例，除了政府衙門有電燈可使用外，西門街、新起街等也設有街燈，可說是當代全中國電力照明之先例。當時甚至有美國記者大衛森提到，臺北城的現代化高居全中國之冠。辜顯榮開城門迎日軍.清光緒10年發生的臺民抗日乙未戰爭之中，臺北城卻也沒發揮原本應有的防禦功能，便被侵臺日軍兵不血刃地輕易進入。侵臺日軍之所以能如此順利進入臺北城，由鹿港來臺北經商的辜顯榮是其中關鍵人物。當時辜顯榮眼見在臺北任職的原清朝官員一一先後離去，為了抵抗日軍侵入，以清朝為宗主國而臨時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又頹圮不成氣候，為避免臺北城內陷入持續騷亂局面，於是決定自行請纓前往基隆向日軍投降，並指引日軍前往臺北。這段過程在臺灣通史中有以下描述：「林維源、林朝棟、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紳士李秉鈞、陳舜臣、吳聯元等議彈壓而無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往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八日，能久親王至。二十一日，總督樺山資紀亦至，遂開府於此，以理軍民之政。」除此之外，臺灣總督府大誌也有以下記載：「臺北有如活地獄般混亂，士紳們決定派遣商人辜顯榮迎接日軍進城。七日，日軍終於兵不血刃地進入臺北城。」日本明治28年6月7日，由辜顯榮為前導的日本侵臺軍到達臺北城北門之外，城內老婦人陳法與家眷冒著城內動亂登上北城城牆，放下竹梯開啟城門，日軍於是輕易進了臺北城。6月17日，日軍舉行「始政式」，象徵日本正式統治臺灣。拆城建三線路.進入臺北城後，日本殖民政府方面對於原來設計中帶有防備日本性質的臺北城之存在價值，初始也曾有過不同議論。之後於日本明治30年等一起予以拆除。於明治33年臺灣歷史首次正式實施的都市計劃之中，臺灣總督府「臺北城內市區計畫」所進行的市區改正不但將所有護城河填平，將城垣至護城壕間的空地規劃為公園，並以增闢九個城門為由，開始小規模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西門也就是此時開始被拆除。而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拆除城牆，約在明治34年。明治42年，臺灣引進西洋風俗，開始興起自由戀愛風氣，三線路一帶成為臺北市區內約會散步的好地方。在膾炙人口的民謠《月夜愁》第一段歌詞中便有以下敘述：「月色照在三線路，風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來」，充分表達出在三線路焦急地等待戀人的心情。而 臺北小調，也對此三線路有所描述：「獨自無精打採，榕樹成排，連月兒影子，對等待的人都顯得纖細如柴。徬徨的心，也繞三線路徘徊。明知是妳不捨，我不放的情愛。」城廓特色.臺北城實際參與建築者──福建巡撫岑毓英、臺北知府陳星聚與臺灣兵備道劉璈皆頗信風水，所以立城處所及其方位乃按地輿傳統。起初規畫者岑毓英他的風水觀認為該正對北極星，所以一開始建造的街道府前街、西門街等街道即官衙設施為東西南北向，此時城牆尚未興建。而後主事的劉璈風水觀屬「巒頭派」認為岑毓英之規畫「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兇」，遂改變城牆建造的方向，使其北依大屯山與七星山峰為靠，但城內完工建設保留，這是臺北城街道與城牆方向不同之原因。對中國風水獨有見解的德國學者Alfred Schinz對此解讀為：「臺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為背，淡水河為水的風水觀而設計的；因為城廓東北有高山主兇，整座城廓乃向東旋十三度，用以避兇。東、西兩牆延伸線相交於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軸，仍不偏不倚的對準玉皇大帝、北極星君。」除了講究風水，建城處所也相當巧妙的立在泉州三邑人、安溪人為主的艋舺與同安人經營的大稻埕之間。這種考量除了可供聯絡兩地之外亦顧及到向兩方士紳籌募建城款項。也因為這種不偏倚的建城地點，讓包含兩地的當時門閥世族，包含板橋林維源、艋舺白其祥、士林潘成清、大龍峒王廷理、大稻埕陳霞林及王玉華、葉逢春、李清琳、陳鴻儀、潘慶清、王天賜、廖春魁、林夢巖、陳受益等等皆捐輸銀兩相助。雖然中間有所募款上的插曲，終究還是順利募得了建城所需的30萬兩白銀。規模大小及特色.城門.城門共五，分別為北門“承恩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東門“景福門”，西門“寶成門”。相傳臺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沒有城樓建築的拱形門洞，之後經由地方士紳捐輸經費協助，才得以興建各城樓。這其中以居住在西門方向之外艋舺地區的三邑人所捐款興建的西門最為華麗。至於小南門，則是後來因應新興崛起的枋橋聚落，而面對通往其地的路徑方向所設。臺北府城以北門為主城門，其正式名稱為「承恩門」，乃取其遙望北京方向，承受皇恩之意。該城門外之道路通往士林、北投、淡水方向，建築樣式為臺灣城郭建築中少見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備城堞與槍孔。城門前本有引自河溝口的護城河，於建城過程之中，建材經由淡水河再接護城河以水運之方式到達施工處所。承恩門雖在日治時期被拆除了甕城外郭、接官亭等建築物，但仍是臺北城門之中現存最完整者，也是中華民國的國定古蹟。為此臺北市政府還在民國84年。北門側並立有「接官亭舊址」石碑以為憑弔。西門亦稱寶成門，城外道路通往艋舺，為臺北城五個城門裡面最華麗的城門。之所以取此名稱，應是該城門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籍移民後代，想用雕樑畫棟的城樓代表「寶物成就」的好彩頭，希望藉此維持艋舺商業流通的興旺景象。然而在日本明治33年，臺灣總督府依《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儲存法》將四座城門指定為史蹟加以儲存。為紀念此門，於西門圓環處，設有「寶成門舊址」石碑，2014年更以原寶成門為藍圖，設定城門造型藝術品西門印象。另外，五城門中的大南門被當時的臺北市政府以「整頓市容以符合觀光需要」為由，改建成風貌完全不同的仿中國北方樣式綠琉璃瓦頂亭閣式建築。行政區劃.在清代，臺灣各城不屬於任何堡裡。日人於乙未戰爭佔領臺灣之後，除臺南城外，將其餘各城一律編定為街莊層級，併入鄰近堡裡。此時臺北城隸屬大加蚋堡，為其下轄的「臺北城內」街莊，與鄰近的艋舺、大稻埕等街莊合稱「臺北三市街」。於日本大正9年實施町名改正，臺北市區被劃分為64個「町」，其中文武町、書院町、乃木町、榮町、大和町、京町、本町、表町、明石町，均包含原臺北城內的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民國35年臺北市行政區劃改訂，原有之城中區與古亭區合併成中正區至今。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日本現代都市規劃的歐洲經驗.1895年，日本接收臺灣，開始推動臺灣現代化，包括城市規劃與興建西式建築。自此，臺北城慢慢由中國傳統模式，變成中西混合的現代化城市佈局與運作模式，仿照日本本土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廳集中區之現代化建設，對今日臺北城面貌影響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為在臺北城進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現代測量儀器繪製〈臺北 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精準紀錄臺北城廓與街道樣貌，相較於之前臺北只有不精確的中式地圖。1897同年開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臺北城城垣，以利於鐵路交通建設，從防禦城變成開放城市，可說是臺北城現代化的開端。 在日本本國都市的現代化，由伊藤博文內閣參照歐洲將官廳集中於一區的做法，提出建設屬於日本的官廳集中區，展現日本邁入現代強國的決心。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後，更需要藉由新行政區，展現新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同於以往的新氣象。日本政府預想中的的官廳建築群，應當在面積範圍、風格造形或品質標準，都具有當代西方先進國家的水準，甚至能夠進一步成為國際上的新典範。從1875年起，接下來的十餘年，東京的官廳集中區計畫開始執行，地址在日比谷公園附近。他們解散原先的工部省，另立直屬中央的臨時建築局，第一任局長為當時的外相井上馨負責這項計畫。日本的歐洲都市規劃經驗，相當程度上是學習自現代德國的柏林。1871年，普魯士戰勝法國、統一德意志之後，日本維新政府馬上派出 46 人的使節團考察，包含伊藤博文、及孝明天皇的侍衛之子松崎萬長。松崎萬長繼續留在德國學習建築13年，在1884年回日本後，馬上就任為臨時建築局的技術長，參與東京日比谷的官廳集中計畫，貢獻良多。在當時的工作團隊中，有許多來自德國建築師負責的規劃，可見德國經驗對日本的重要性。採用林蔭大道可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影響之一。德國建築事務所引薦德國工程師霍布利希德來東京考察、提供意見，尤其是針對林蔭大道與綠地花園的部分。他在日本停留的一個多月期間，由當時任職內務省衛生局的後藤新平陪同，此次合作經驗使後藤新平收穫不少，並在未來把合作經驗運用在臺北城的規劃上。當時負責日本官廳集中區設計的德國人伯克曼借用柏林經驗，打破東京城宮城內外的侷限，設定「日本大通」，其中前兩位又曾協助伯克曼在東京作都市規劃藍圖的素描。 以上三人再加上具有皇室背景、長年留學德國的松崎萬長，雖然相當有才華，但無法見容於日本傳統，反倒是在臺灣發揮才能。臺北受德國風氣影響.臺灣雖然在日本殖民初期，前三任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對臺灣本地的工作集中於軍隊鎮壓與軍事佔領，仍漸次著手於臺北城市規劃改造與修建工作，例如規劃官舍區以安頓總督以下各級官吏，以及從日本派遣智囊團來臺。其中包括1896年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就任，來臺考察的首相伊藤博文、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等人。 考察團中，首相伊藤博文與臺灣總督桂太郎的岳父，外務大臣井上馨，是至交好友。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皆推動效法德國的制度與體系來對抗大英帝國，其中包括模仿德國的城市規劃與城市建築法規。1886年井上馨在東京日比谷官方集中計畫區中便強烈倡導德意志風格。臺灣總督桂太郎本人也留學德國，更曾奉派為駐德公使館武官。 歐洲自19世紀以來的都市規劃，強調視覺美感與功能並重，以幾何型態和對稱空間結構為基礎，放入機能性建設，其中包括道路、水道、衛生裝置，以及各型別官廳行政機構。 對於日本而言，西方的這套都市規劃相當值得學習，歐化之後，更繼續以臺灣各城市，尤其是臺北城，實驗現代化城市建設。就此角度而言，臺北可說是當代日本統治下，最為先進的城市之一。後藤新平以後成為東京市長，可說明這種歷史趨勢。後藤新平於1890年前往德國留學兩年，極為讚賞俾斯麥的治國政策。後藤新平1889年便主張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將國家事務治理廣義定義為衛生治療，衛生問題解決後，國家機能才能運作，也才能健全國體；主政者是醫生，政府官員應以客觀科學、生物學、醫學的方式認識國家病源與問題，用客觀、理性、現代科學的方式治理國家，所以衛生制度與衛生機關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確立是健全帝國的必備條件。 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新興的強國，正像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試圖使用各類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治理，而強國的城市，例如德國柏林，正快速擴張與科學理性規劃，漸漸由地方城鎮轉變成現代國際性首都。 規劃柏林都市發展的專家霍布利希德曾在1887年受邀至東京考察，當時陪同調查的後藤新平深受影響。日後任職衛生局的後藤新平特別重視各類衛生調查工作，到臺灣的第一項工作，也是先做科學式的調查。 後藤新平隨著1896考察團來臺，馬上開始調查臺灣全島衛生設施、上下水道設計。隔年調查成員便向總督提議，將臺北市街下水道設計與道路擴建工作合併共同規劃。另外，臺北城的發展也受限於城內街道佈局與城廓上的不協調。在考察團來臺的同一年，臺灣總督府設定民政局臨時土木局，當時聘用具有土木科專業背景的長尾半平與濱野彌四郎兩人，從1889年起，接下來十年，共同推動臺北城區的現代化發展。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與臺北都市政策.當臺北在進行大規模改造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建築即為「文裝的武備」， 換言之，「把城市興建看成是一種軍事武備，是國家強盛的必要裝備，可防備抵抗運動」。 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親眼看到柏林如何從地區性城市，變成全德國、全世界等級的國際大都市。因而來到臺灣後，也想要將同樣的規劃概念運用在臺北市，使這座城市擁有相當完善、便利的現代化機能，具有抵抗各種挑戰的抗體。事實上，後藤新平之後在1920年至23年擔任東京市長期間，也提出大規模的都市改建，很多專案都和當年的臺北城市改造一樣：完善的水道系統、充足的公共設施、開闊便捷的街道、將城市傳統融合現代需求等。雖然東京的改造因為政黨競爭、缺乏中央政府支援等因素而難以順利執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臺灣經驗反而回過頭來影響東京的發展。日治政府的臺北城現代化規劃.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市規劃，相當程度上是參考歐洲大城市的經驗，特別是拆除舊有城牆，擴大城市發展區域的概念。自17世紀以來，像是倫敦、巴黎、維也納、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後拆除城牆，進而重新整頓城市。 臺北在拆除舊城牆後，決定鋪設四通八達的街道。日治總督府民政局臨時土木局主要仍依循舊規，依照城內傳統佈局規畫新道路，例如延長北門街，如今貫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鋪設許多東西向道路。使傳統上以軍事防守為出發點的城市，轉變為注重交通需求的現代化城市。至於城內街區，當時的規劃邏輯，是將整個城市依照「街廓」劃分，成內共畫出52個街廓。 受限於舊有街道、建築並不成正角對稱，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現各種不對稱矩形、不對稱多邊形。以街廓為單位，新城市也發展出與清代沿著街路兩側發展的線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樣貌。此外，在建築材料上，臺北官廳集中區也有其獨特之處：許多建築大量運用紅磚。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在1908年完成的臺北鐵道飯店，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雖然規模不比歐洲現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臺北時，該城已經是個頗具現代化的城市，而且擁有相當明確的官廳集中區，內含財政、經濟、軍事、商務、郵政、電信、電報等重要功能。從臺灣歷史來看，臺北可說是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當時許多日本人也相當想要實驗現代化的官廳集中區，在臺北這塊殖民地上，較為年輕的建築師或官員，可以更不受傳統阻礙，在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施行現代化。 從1900年公佈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可知，初期計畫僅限於城內地區，明顯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區」，大肆開發遺留房舍或空地，作為未來新政治核心區域。在不久後，繼續發展成更完整的「臺北城官廳集中區」。 日本人同時也將現代的都市規劃法引入臺灣，最早的法令之一即為，1900年11月制定的律令三十號「市區計畫における建築制限に関する規定」。 隔年，日本頒布新的都市規劃法，在前年的基礎上擴大規劃，將範圍擴及舊城區以外，讓拆除城牆顯得有其必要性。第三回市區計畫：中式棋盤結構注入西式巴洛克幾何佈局.1905年時，日本總督府公佈第三個版本的臺北市現代化計畫。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範圍不侷限在臺北城中心，而是擴及到其周圍的艋舺、大稻埕，以及東門、南門及三板橋的規劃，它與官廳集中區的關係密切，被納入整體計畫，成為重要都市新景觀的一部分。臺北城牆拆除時，位於轉角處的角樓地方，放置放射狀圓環，主要幹道由此向外延伸，成為各區塊的重要連結點。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這些圓形交叉點，塑造特殊城市景觀，配合林蔭大道，使之成為城內新地標。東北邊的圓環成為今日忠孝東路與中山南、北路的交叉點；東南角圓環處則配合三角形岔路往東南方，也就是今日愛國東路與羅斯福路一段兩馬路所形成的交會點。在更往外的地方，運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邊四邊形、錐狀道路系統，連線臺北城與城外東南地帶、新店溪旁的區域，規劃上相當靈活多元。至於今日的羅斯福路、南海路、金華街、林森南路等，也是當年為了強化交通的五線道路。北門圓環是由五條放射狀道路圍繞，原本城牆所在區域變成今日忠孝西路與中華路一段，當年就是美麗的林蔭大道。 西半部的規劃，同樣大量運用三角形、不等邊四邊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強化舊有的道路系統。此時的新道路之寬度共有兩項標標準，一為72.8公尺，另一為145.6公尺。規劃興建臺北香榭里大道：〈參道〉敕使道路.臺灣劍潭神社於1900年完工，臺灣總督府則是在1919年興建。 在當時的規劃中，刻意規劃一條世界級規格、橫亙臺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以連線兩處，其在1936年完工。 當時採用「地帶超過收用法」處理兩旁景觀。該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徵收道路兩側連帶的區塊，如此一來，可同時將周邊不完整的土地同時納入城市規劃中，或者再規劃入公共建設預定地中，作了規劃以後的區塊，以高價賣掉，收購者需依照規劃加蓋，因此，整塊區塊與建築都有了統一整齊的面貌」。整體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規畫，其道路系統更注重往東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為輔助。這種規畫概念其實也有生物學上的原理，考量到臺北城多吹東風，東西向道路可減少灰塵累積，也能有充足陽光，可說是相當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衛生概念。臺北古蹟與東京古蹟命運不相同，改造臺北城市的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比較沒有善待城內古蹟。以東京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4)的帶領下，與德國建築師恩德與伯克曼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廳集中計畫」。 計畫中盡可能保留江戶城的原貌，特別是の字形向右渦旋旋轉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 除了天災之外，必須加以完整儲存，更不可拆建，妥善儲存後成為今日「皇宮居留地」。不過在臺灣，不僅有強力公權力介入景觀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風災後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築與木造平房，實施「京町改築」都市計畫與公共衛生建設。大幅改造的結果，使臺北城與歷史、傳統有了相當大的脫離。日後日本施行的都市相關法規，依舊缺乏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的思維。 在此環境下保留的舊城門：東門，算是少數特別案例。以後藤新平為領導，以長尾半平為主管，以野村一郎為輔佐的年輕都市規劃群，將城門設計成圓環功能，並和巴洛克造形結合一起，使臺北城的樣貌加入了現代性特質。建城120週年.民國82年，臺北市還更以建城120週年為主題，興起一陣探索古城的熱潮。大略來說，以臺北四面古城牆路線興建的日治時期四條三線路，是最容易探索臺北城的最佳指標。中山南路所圍繞成的長方形，即為臺北城的舊址。而這區域現今仍為重要的政經中樞，城內包含了眾多日本統治時期的建築，如總統府、司法院、臺灣銀行總行、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國立臺灣博物館、土地銀行、臺北郵局、中山堂等等。城外附近亦有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中正紀念堂、公賣局等重要建築。城內重要建築.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