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爾戰役

圖爾戰役又稱普瓦捷戰役。因為後來編年者把查理·馬特歌頌為基督教的戰士，20世紀前的歷史學家開始把這戰役刻畫成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爭鬥的決定性轉捩點──儲存基督教在歐洲領導地位的爭鬥。背景.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圖爾戰役是伊斯蘭勢力入侵伊比利亞半島中最重要的一次。因為此為穆斯林勢力席捲伊比利亞後吃的第一場敗仗，重挫穆斯林銳氣，使伊斯蘭教在歐洲的傳播大幅減慢；倭馬亞王朝被法蘭克人全然擊潰，為其孫查理大帝的帝國奠下堅實的基礎。在圖爾戰役前，倭馬亞王朝已持續侵略法蘭克人21年。由711年侵略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人基督教王國起，至高盧的法蘭克人領土，連羅馬帝國故有省分領土也不放過。倭馬亞王朝開展過的戰役北至阿基坦和勃艮第，包括在波爾多的連串戰役。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查理·馬特阻止穆斯林從伊比利亞半島開始的北征，在穆斯林橫掃昔日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的殘餘時保留歐洲僅存的微弱基督教勢力。經過.預備.從各方面來看，侵略軍被認為完全沒有警覺到一支強大的迎擊部隊正在靠近，他們沒有做好在圖爾受到反擊的作戰準備。查理的奇襲如他預想般進行著，他很快就會佈置好防禦性方陣開戰。阿拉伯史料記載，法蘭克人佈置了巨大的方陣，利用樹木和向上的斜坡阻擋騎兵的衝擊。接下來的七天，交戰雙方利用小規模衝突試探對方。倭馬亞軍等待著全部軍力的到來，但是，雖然大部隊來了，倭馬亞人依然很不安。儘管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位非常優秀將領，他還是給查理足夠的時間整齊人員而且選擇了戰鬥地點。進一步說，倭馬亞人並不清楚他們對面著多少敵人，查理利用森林偽裝了自己的實力，讓他的部隊顯得格外龐大。而且這也給了查理充足的時間讓經驗豐富的步兵從帝國的前哨戰趕到圖爾。這些步兵是查理勝利的希望，他們經驗豐富，而且堅守奮戰，其中大多數都隨查理征戰多年，有一些從717年就在查理身邊。此外，臨時徵召的民兵也來到了圖爾，雖然民兵部隊除了收集食物和騷擾穆斯林外沒有任何戰略價值。與他的精銳部隊不同，查理並不認為民兵在對抗穆斯林騎兵有什麼作用。查理把全部都賭在阿卜杜勒·拉赫曼最終會被迫開戰。他們雙方都不希望進攻，但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掠奪圖爾的使命在身，他不得不前往圖爾，必須穿過面前法蘭西大軍駐紮的山丘。查理的決定被證明是決定性的。倭馬亞大軍被迫衝上山坡，對抗山的高度和森林，騎兵的優勢蕩然無存。從圖盧茲起，查理為這次戰爭已經準備了十年了。他很清楚如果他失敗了，沒有任何一股基督勢力還能守衛西方基督教。法蘭克人生於北方，久歷寒冬，用狼皮或熊皮外套禦寒，同時他們也擁有地形優勢。但是阿拉伯人沒有準備好對付即將到來的北歐寒冬，儘管他們有法蘭克人所沒有的帳篷，阿拉伯人依然不敢輕舉妄動，他們相信法蘭克人在部隊數量上有絕對優勢。實際上，倭馬亞想把法蘭克人引誘到空曠地帶，然而法蘭克人組成了緊緊的防禦陣，希望阿拉伯人會攻上山，來到樹林中減少騎兵的優勢。定力遊戲的結果明顯是查理贏了。戰鬥在第七天打響，因為寒冬逼近，阿卜杜勒·拉赫曼不想再拖延下去了。交戰.阿卜杜勒·拉赫曼相信他的騎兵在戰術上的優勢，並且讓他們不停的衝擊敵軍。倭馬亞的騎兵裝備了騎矛和劍，這支部隊在過去的戰役中一直為他們帶來勝利，而這一次，倭馬亞人的自信將被粉碎。這是一次中世紀步兵抵擋騎兵的例項，訓練有素的法蘭克士兵抵擋住了騎兵的襲擊。阿拉伯載，阿拉伯騎兵多次衝入法蘭克人的長槍方陣中。“穆斯林騎士頻繁而兇猛的衝擊這法蘭克人陣中。法蘭克人頑強的承受住了進攻，但也有不少傷亡。”儘管如此，法蘭克方陣沒有被打破。查理多年的訓練起到了成效。他訓練有素計程車兵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擋住了倭馬亞重騎兵的衝擊。Paul Davis認為查理軍隊的核心即是訓練有素的步兵，他們有很強的紀律性和積極性。“伴隨查理征戰全歐洲的步兵”是查理用來瓦解敵軍的利器。公元754年的《The Mozarabic Chronicle》提到：戰爭轉折點.突破到方陣內部的倭馬亞部隊想要殺死查理，但是查理的軍隊圍護著他，倭馬亞人無法突破。關於從波爾多帶來的戰利品已經被法蘭克人找到的謠言傳開時，戰事變得非常不穩定。一些倭馬亞軍隊立刻脫離戰場，回到營地檢查戰利品。根據穆斯林關於這次戰役的記載，戰鬥的中期，第二天，查理的偵察兵突襲了營地和軍隊補給線。查理派遣偵察兵到倭馬亞的營地製造混亂，而且儘可能多得釋放奴隸，希望讓倭馬亞撤回一些士兵。戰術非常成功，很多倭馬亞騎兵回到了營地。對於剩下的穆斯林士兵來說，這變成了一次全面撤退。西方和穆斯林歷史都同意，阿卜杜勒·拉赫曼在阻止撤退的時候，被敵軍包圍，並且陣亡。剩下的倭馬亞軍隊一同頑強而艱難的回到了營地。“戰士們在敵人面前逃走了，”阿拉伯接了當的說，“很多人在戰鬥中喪生了。”查理重新調整方陣，原地休息一晚，等待第二天黎明的戰鬥。接下來幾天.後來幾天，倭馬亞人沒有再次進攻。起初，查理擔心這是阿拉伯人為了引誘他們下山，到開闊地帶交戰的陷阱。他知道一定要不惜一切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隨即命令全軍保持陣型。查理的偵察兵充分偵查過倭馬亞人營地，發現倭馬亞人放棄了帳篷，並且全軍帶著只要能帶走的戰利品返回利比亞。法蘭克人發現穆斯林從那晚以後撤軍了。雙方的部隊配比完全不同，法蘭克人大多為步兵，對抗裝備了鎧甲和鎖子甲的柏柏爾騎兵，查理打了一場漂亮的防守戰。在一個他選擇的時間，他選擇的地方，面對遠強於自己的對手，查理擊潰了對方。結果.由於阿拉伯人的撤退，這場勝利使法蘭克王國只需注意東方德意志地區的領主，心無旁鶩，往後法蘭克王國百年霸業得以鞏固；此外，查理的勝利亦令伊比利亞北部的基督勢力暫有安身立命的立錐之地，繼續收復失地運動，直到阿拉貢-卡斯提爾聯合王國於1492年攻陷格拉納達為止。學術爭議.歷史上關於這次戰爭的宏觀看法.戰後至今，對於這場歷史的看法分為三種。從公元754年的阿拉伯編年史開始，西方歷史學家強調這場戰役的宏觀影響，如《the Continuations of Fredegar》所述。著名歷史學者愛德華·吉朋認為圖爾戰爭毫無疑問是世界歷史中決定性的歷史事件，亦認為當時查理拯救了基督教。現代歷史學家關於這個話題分為兩個陣營。第一陣營同意吉朋的看法，而另一陣營的歷史學家認為，圖爾戰役的功過被誇大了，無論是侵略軍的規模，還是僅憑這場戰役就阻止了伊斯蘭的擴張。對第一陣營來說，宏觀上認為這場戰役非常關鍵的歷史學家都微妙傾向認為這場戰役本身非常重要，甚至超過吉朋華麗而戲劇性的描寫。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即是William E. Watson，他從軍事，文化及政治多方面分析了這場戰役，肯定圖爾戰役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力，而不只是一次典型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之間的戰爭。在東方，阿拉伯歷史也有類似的看法。起初，這場戰役被認為是一次災難性的失利，可是它在阿拉伯歷史中的地位又受到質疑。因為有的現代歷史學家把這次失敗當做第二次圍攻康斯坦丁堡的一次次要戰敗，有的認為它是導致第一哈里發衰落一系列重要事件中的其中一個。其實，很多穆斯林學者認為伊斯蘭聖戰國家擴張中很難保持穩定。由於拜占庭和法蘭克人都成功的阻擊了更進一步的擴張，內部的矛盾接踵而來，由公元740年偉大柏柏爾人革命開始，後倭馬亞王朝日薄西山。當今關於圖爾戰役客觀影響的爭議.一些現代學者認為，圖爾戰役並沒有對歷史造成巨大的影響，但是也有人主張，查理的勝利對歐洲甚至是世界都非常重要。為了支援圖爾戰役是一個改變世界的事件，史學家假設，假如法蘭克人兵敗圖爾戰爭，墨洛溫王朝可能一事無成，後來威震八方的查理大帝更不會出現，所以這次戰役的勝利對法蘭克人非常重要。另外，穆斯林文學和穆斯林成功的擴張政策也透過這次戰役影響著中世紀的法蘭克人。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John Henry Haaren在《Famous Men of the Middle Age》中寫道，“圖爾戰役是世界歷史上一場決定性的戰役。這場戰爭選擇了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教徒來統治歐洲。”Bernard Grun在他2004年所著的《Timetables of History》中傳達了他的評價，“公元732年，查理在圖爾戰爭對抗阿拉伯人取得勝利，並在西進的高潮阻擊了阿拉伯人。”歷史學家兼人類學家Michael Grant將圖爾戰爭劃分在了羅馬時期。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執教的，中世紀曆史學家Norman Cantor在1993年說到，“雖然阿拉伯人的確徹底擴張了他們的勢力，但是從沒征服過法國，在公元732年圖爾戰爭的失敗，阻止了他們向北方的進攻。”軍事歷史學家認為圖爾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決定性戰役之一”。歷史學家Hugh Kennedy補充“圖爾戰役對查理．馬特政權和加洛林王朝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這場戰役對穆斯林西班牙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標誌著掠奪式經濟的終結”。軍事歷史學家Paul Davis在1999年表達自己的看法，“假如穆斯林在圖爾獲勝，很難想象歐洲還有什麼人可以阻止他們。”Antonio Santosuosso關於查理、圖爾戰役和後來公元736年到737年與阿卜杜勒·拉赫曼之子的對抗給出了一個有趣現代看法。Santosuosso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後來穆斯林與西方基督教和修道院的對抗中若干次的戰敗和圖爾有著同樣意義的影響力，歐洲正是以這些修道院為中心走出了中世紀，繼續向前發展。在學習過阿拉伯中世紀曆史之後，他還指出哈里發後來派出的部隊，不只是為了復仇圖爾戰役，更是重新徵戰基督教控制的歐洲，將其納入哈里發的勢力之中。另一部分歷史學家反對將圖爾戰役當做歷史性變革。Alessandro Barbero寫道，“今天，歷史學家們傾向於將圖爾戰役降下神壇，必須指出的是，圖爾戰役的阿拉伯部隊的目標並不是征服法蘭克人，而是掠奪當地修道院的財寶。”黎巴嫩基督教歷史學家Phillip Hitti相信，“實際上，圖爾戰爭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穆斯林的進攻已經從直布羅陀跨越千里，在al-Qayrawan的基地很自然的到達了它的極限。”反方觀點在Franco Cardini的《Europe and Islam》中得到很好詮釋：在Robert Cowley和Geoffrey Parker所著《戰爭歷史》中的讀者指南中總結到，現代關於圖爾戰役的看法，一邊認為“戰爭歷史的研究在近幾年發生了激烈的變革，過時的研究方法已經再適用。經濟，後勤，情報工作以及技術的影響都應該受到關注，而不只是戰役，區域性戰鬥或傷亡。比起上一代研究，戰術和運營都被賦予新的意義。變革的意識和新的研究成果改變著一些過去顯而易見觀點。比如，Edward Shepherd Creasy在1851年的著作《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中的不少戰役都不應該被列入這本書。公元732年，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圖爾的戰鬥，曾經被戰爭的轉折點，而現在被降格到戰役中一個小小的衝突。”總結.一些現代歷史學家和其他領域的作家都同意Watson，並且繼續完善把圖爾戰役當做一場關鍵戰役的理論。宗教學教授Huston Smith在《The World's Religions: Our Great Wisdom Traditions》中提到，“要不是穆斯林732年圖爾戰爭對抗Charles Martel的失利，今天全部西方世界都屬於穆斯林。”歷史學家Robert Rayne在《伊斯蘭曆史》第142頁寫道，“穆斯林勢力越來越大，穆斯林的擴張直指歐洲的門戶。但是伊斯蘭的擴張連同他們的命運停止在圖爾和普瓦捷之間的小路上。”很受歡迎的保守軍事歷史學家Victor Davis Hanson表述了他的觀點：另一位現代歷史學家Paul Davis在兩個觀點中保持中立，他認為：“查理是否拯救了歐洲，對基督教來說存在著很多爭議。然而可以確認的是，這場勝利一定將法蘭克人對高盧的統治延長了一個多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