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亞當斯

山繆·亞當斯，美國革命家、政治家、開國元勛之一。他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一名政治家，後來成為美國革命運動的領袖，也是塑造美國政治文化的美國共和主義原則的締造者之一。他是同為美國國父的約翰·亞當斯總統的遠房表親。亞當斯出生在波士頓，在一個宗教和政治活躍的家庭中長大。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曾是一名不成功的商人和稅收官，後來投身政治。他是馬薩諸塞眾議院和18世紀60年代波士頓市會議上的一名有影響力的官員，他還參與了一場運動，反對英國議會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向英屬殖民地徵稅。1768年，他在麻薩諸塞州發出通函，呼籲殖民地不合作，結果導致英國士兵佔領波士頓，最終導致1770年的波士頓大屠殺。亞當斯和他的同事們在1772年設計了一個通訊系統委員會，以幫助協調對英國政府試圖以損害殖民地利益為代價違反英國憲法的抵制，這將13個殖民地誌同道合的愛國者聯絡在了一起。對英國政策的持續抵制導致了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和美國革命的到來。1774年國會通過了強制法案，當時亞當斯參加了在費城召開的大陸會議，該會議是為了協調殖民地的回應。他幫助國會在1774年頒佈了大陸協會，並在1776年頒佈了獨立宣言，他還幫助起草了聯邦條例和馬薩諸塞憲法。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亞當斯回到麻薩諸塞州，擔任州參議員，並最終被選為州長。塞繆爾·亞當斯後來成為美國曆史上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19世紀的記載中，他被稱讚為遠在獨立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引導他的殖民地同胞走向獨立的人。這種觀點在20世紀上半葉讓位給了對亞當斯的負面評價，他被描繪成一個煽動群眾暴力以實現自己目標的宣傳大師。這兩種解釋都受到了一些現代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這些對亞當斯的傳統描述是與歷史記錄相矛盾的神話。早年生活.薩繆爾·亞當斯於舊曆1722年9月16日，也就是新曆9月27日出生在英國殖民地馬薩諸塞的波士頓。亞當斯是老塞繆爾·亞當斯和瑪麗(菲菲爾德)·亞當斯在嬰兒死亡率很高的年代生下的12個孩子之一，當時這些孩子中只有三個活過了三歲。亞當斯的父母是虔誠的清教徒，是舊南方公理教會的成員。這家人住在波士頓的購置街。亞當斯為自己的清教傳統感到自豪，並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強調清教價值觀，尤其是美德方面。老塞繆爾·亞當斯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和教堂執事。老亞當斯透過一個組織成為波士頓政治的領袖人物，這個組織後來被稱為波士頓黨團會議，該組織提倡支援大眾事業的候選人。波士頓黨團會議幫助制定了波士頓城鎮會議的議程。新英格蘭城鎮會議是由民選官員組成的地方政府的一種形式，而不僅僅是公民的集會。歷史學家威廉·福勒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最民主的制度”。老亞當斯在政治上步步高昇，成為了治安法官、行政委員和馬薩諸塞省眾議院的一名成員。他與小伊萊沙·庫克密切合作，後者是“人民黨”的領袖，這是一個反對皇室官員侵犯1691年《馬薩諸塞憲章》所規定的殖民地權利的派別。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人民黨”的成員被稱為輝格黨或愛國者。小塞繆爾·亞當斯進入波士頓拉丁學校，然後在1736年進入哈佛學院。他的父母希望他所受的教育能為他當牧師做準備，但亞當斯逐漸將他的興趣轉向了政治。1740年畢業後，亞當斯繼續深造，於1743年獲得碩士學位。他的論點是:“如果聯邦不能得到保護，抵抗最高長官是合法的”，這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和他父親的一樣，都傾向於殖民地的權利。亞當斯的父親捲入了一場有關銀行業的爭論，這對他的生活影響很大。1739年，馬薩諸塞省面臨嚴重的貨幣短缺，老亞當斯和波士頓黨團會議建立了一個“土地銀行”，向那些以土地作為抵押的借款人發行紙幣。土地銀行得到了公民和人民黨的普遍支援，該黨在眾議院占主導地位，眾議院是法院的下級分支。反對土地銀行的是貴族“宮廷黨”，他們是皇家總督的支持者，控制著總督會議，即院的上院。1741年，宮廷黨利用其影響力迫使英國議會解散了土地銀行。土地銀行的董事們，包括老亞當斯在內，都要對仍在流通、以金銀支付的貨幣負責。圍繞這家銀行的訴訟持續了數年，甚至在老亞當斯去世之後也是如此，年輕的塞繆爾·亞當斯常常不得不保護家族地產不被政府沒收。對亞當斯來說，這些訴訟“不斷提醒他，英國對殖民地的權力可以以任意和破壞性的方式行使”。早期職業生涯.1743年離開哈佛後，亞當斯對自己的未來不確定。他考慮過當律師，但最終決定從商。他在托馬斯·庫欣的會計事務所工作，但那份工作只持續了幾個月，因為庫欣覺得亞當斯過於專注於政治，無法成為一名優秀的商人。亞當斯的父親借給他1000英鎊讓他自己創業，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亞當斯缺乏經商的本能得到了證實：他把這筆錢的一半借給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從未還過錢，而他又把另一半揮霍掉了。用歷史學家波林·邁爾的話來說，亞當斯一直是“一個對賺錢或擁有金錢完全不感興趣的人”。亞當斯賠錢後，他父親讓他成為家族酒店的合夥人，這家酒店緊挨著他在購置街的家。亞當斯家族的幾代人都是釀酒師，他們生產釀造啤酒所需的麥芽。幾年後，一位詩人取笑亞當斯，稱他為“酒店老闆山姆”。亞當斯經常被描述為一個釀酒師，但現存的證據表明，他是一個酒店老闆，而不是一個釀酒師。1748年1月，亞當斯和一些朋友被英國的壞印象所激怒，創辦了《獨立廣告商》週刊，刊登亞當斯撰寫的許多政治文章。他的文章大量借鑑了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並強調了他後來職業生涯的許多主題。他主張人民必須抵制憲法權利受到的任何侵犯。他以羅馬帝國的衰落為例，說明如果新英格蘭放棄其清教徒價值觀，將會發生什麼。老事亞當斯於1748年去世時，亞當斯被賦予了管理家族事務的責任。1749年10月，他娶了他牧師的女兒伊麗莎白·切克利為妻。在接下來的七年裡，伊麗莎白生了六個孩子，但只有兩個孩子活到了成年:塞繆爾。1757年7月，伊莉莎白在生下一個胎死腹中的兒子後不久就死了。亞當斯在1764年與伊麗莎白·威爾斯再婚，但沒有其他孩子。和他的父親一樣，亞當斯在波士頓黨團會議的支援下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747年，他第一次當選公職，成為波士頓市場的一名職員。1756年，波士頓城鎮會議選舉他擔任收稅員一職，這一職位提供了微薄的收入。他經常不向他的同胞收稅，這增加了他在那些不交稅的人中的聲望，但上級也讓他為短缺的稅款負責。到1765年，他的賬戶拖欠了8000多英鎊。鎮議會瀕臨破產的邊緣，亞當斯被迫對拖欠稅款的納稅人提起訴訟，但許多稅款仍未收繳。1768年，他的政治對手利用了這一局面，贏得了對他1463英鎊的法庭判決。亞當斯的朋友們償清了一部分赤字，而鎮議會則登出了剩餘的部分。那時，他已經成為人民黨領袖，這種尷尬的局面並沒有減少他的影響力。與大英帝國鬥爭.在英帝國贏得英法北美戰爭後不久，塞繆爾·亞當斯在波士頓成為一個重要的公眾人物。英國議會發現自己深陷債務泥潭並在尋找新的收入他們第一次尋求直接向英屬美洲的殖民地徵稅。這場稅收糾紛是英美對英國憲法和殖民地議會權力範圍的解釋存在較大分歧的一部分。食糖法.新計劃的第一步是1764年的《食糖法》，亞當斯認為這是對殖民地長期權利的侵犯。他認為，殖民地居民在議會中沒有代表，因此他們不能被議會徵稅。殖民地的代表是殖民地議會，只有他們才能向殖民地徵稅。亞當斯在1764年5月波士頓鎮會議選舉馬薩諸塞眾議院代表時表達了這些觀點。按照慣例，鎮議會向代表們提供了一套書面指示，亞當斯被選來撰寫這些指示。亞當斯強調了他認為沒有代表而被徵稅的危險:如果我們的貿易可以被徵稅，你憑保證我們的土地不能被徵稅?那我們土地上的產品和我們的財產還有什麼保障?我們認為這就剝奪了我們管理和徵稅的憲章權利。它打擊了我們英國人的特權，因為我們從未喪失過這些特權，這是我們與英國本土臣民的共同之處。如果以任何形式向我們收稅，而我們在被收稅的地方沒有合法的代理人，我們不就從自由的臣民淪落為可憐的附屬國奴隸了嗎?歷史學家約翰·K·亞歷山大寫道:“當波士頓鎮會議在1764年5月24日批准《亞當斯指示》時，它成為美國第一個公開宣告國會不能按憲法向殖民地徵稅的政治機構。”指令中還包括第一個官方建議，要求各殖民地統一捍衛自己的權利。”亞當斯的指示被刊登在報紙和小冊子上，他很快就與小詹姆斯·奧蒂斯關係密切，後者是馬薩諸塞議會的一名議員，以捍衛殖民地權利而聞名。他大膽地挑戰了議會某些法案的合憲性，但他沒有達到亞當斯的程度，後者正在得出議會對殖民地沒有主權的結論。印花法令.1765年，國會通過了《印花法令》，要求殖民地居民對大多數印刷材料徵收新稅。這個法令透過的訊息在殖民地引起一片譁然。殖民地的回應呼應了亞當斯1764年的指示。1765年6月，奧蒂斯呼籲透過印花法令來協調和統合殖民地的抵抗。維吉尼亞議會通過了一系列反對印花法令的決議，這些決議被廣泛轉載，與亞當斯反對《食糖法》的觀點類似。亞當斯認為《印花法令》違憲，他還認為，這將損害大英帝國的經濟。他支援抵制英國商品的呼籲，向議會施壓，要求廢除這項稅收。在波士頓，一個名為“忠誠九人幫”的組織組織了對《印花法令》的抗議，該組織是“自由之子”的前身。亞當斯對忠誠的九人幫很友好，但不是他們的成員。8月14日，郵票分銷商安德魯·奧利弗的雕像被吊死在波士頓的自由樹上，當晚，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辦公室被拆毀。8月26日，副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家被憤怒的人群摧毀。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等官員認為，普通民眾只是在煽動者的指揮下行動，並將暴力歸咎於亞當斯。這種解釋在20世紀初被學者們重新提出，他們認為亞當斯是一個宣傳大師，他操縱暴徒聽從他的命令。例如，歷史學家約翰·c·米勒(John C. Miller)在1936年撰寫的亞當斯標準傳記中寫道，亞當斯用他的“訓練有素的暴徒”“控制”了波士頓。一些現代學者認為，這種解釋是虛構的，沒有證據表明亞當斯與《印花法令》所造成的騷亂有任何關係。事後，亞當斯確實批准了8月14日的行動，因為他認為沒有其他法律選擇來抵制他所認為的議會違憲行為，但他譴責對官員住宅的攻擊是“暴民行為”。根據現代學者對亞當斯的解釋，他支援用法律手段來抵制議會徵稅，例如請願、抵制和非暴力示威，但他反對暴民暴力，因為他認為暴民暴力是非法的、危險的，而且會適得其反。1765年9月，波士頓城鎮會議再次任命亞當斯為波士頓代表團向麻薩諸塞眾議院提交指示。結果，他自己寫了指令;9月27日，鎮議會選舉他代替最近去世的一個人成為波士頓議會的四名代表之一。詹姆斯·奧蒂斯當時正在紐約參加《印花法令》大會，亞當斯是眾議院一系列反對《印花法令》決議的主要作者，這些決議比《印花稅法案》大會透過的決議更激進。亞當斯是第一批主張人類擁有某些政府不能侵犯的自然權利的殖民地領導人之一。《印花法令》原定於1765年11月1日生效，但由於殖民地各地的抗議者迫使執行這件事的人辭職，該法案並未得到執行。最終，英國商人說服議會廢除了這項稅收。1766年5月16日，廢除法令的訊息傳到波士頓。全城都舉行了慶祝活動，亞當斯發表公開宣告，感謝英國商人對他們事業的幫助。馬薩諸塞人民黨在1766年5月的選舉中取得了優勢。亞當斯再次當選眾議院議員，被選為眾議院辦事員，負責眾議院的官方檔案。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亞當斯利用他作為書記員的職位，在宣傳他的政治資訊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加入亞當斯的是來自波士頓的新眾議員約翰·漢考克。漢考克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許是馬薩諸塞最富有的人——但相對而言，他是一位政治新手。他最初是亞當斯的門生，他利用自己的財富推動了輝格黨事業。湯森法案.《印花法令》廢除後，國會採取了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增加稅收，在1767年通過了《湯森法案》，對進口到殖民地的各種商品徵收新的關稅。這些關稅相對較低，因為英國政府想要建立一個先例，即議會有權在提高關稅之前對殖民地徵收關稅。這些稅收將用於支付獨立於殖民統治的總督和法官。為了加強對新法律的遵守，《湯森法案》設立了一個名為美洲海關專員委員會的海關機構，總部設在波士頓。民眾對《湯森法案》的抵制緩慢增長。1767年10月，該法案的訊息傳到波士頓時，法院尚未開庭。因此，亞當斯利用波士頓城鎮會議組織了一場經濟抵制，並號召其他城鎮也這樣做。到1768年2月，馬薩諸塞、羅德島和康涅狄格的城鎮都加入了抵制行動。反對《湯森法案》的呼聲還受到來自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的鼓勵，這是約翰·迪金森在1767年12月開始發表的一系列流行文章。迪金森認為新稅是違憲的觀點在亞當斯之前也有過，但從未有過如此廣泛的聽眾。1768年1月，馬薩諸塞議院向喬治國王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請求他的幫助。亞當斯和奧蒂斯要求眾議院把這份請願書連同後來被稱為馬薩諸塞通函一起寄給其他殖民地，這封通函成為“革命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亞當斯在信中呼籲其他殖民地和麻薩諸塞一起抵制《湯森法案》。眾議院最初投票反對向其他殖民地傳送這封信和請願書，但經過亞當斯和奧蒂斯的一些政治活動後，於2月11日批准了這封信。英國殖民大臣希爾斯伯勒勳爵希望防止重蹈《印花法令》的覆轍，指示美洲殖民地總督，如果他們對馬薩諸塞的通函作出回應，就解散大會。他還指示麻薩諸塞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讓麻薩諸塞眾議院撤銷這封信。6月30日，眾議院以92票對17票拒絕撤銷這封信，亞當斯以他們有權請願作為理由。亞當斯非但沒有遵從總督的命令，反而向國王遞交了一份新的請願書，要求伯納德總督下臺。伯納德的回應是解散議會。海關官員發現，他們無法在波士頓執行貿易規定，於是請求軍事援助。1768年5月，一艘裝有50門火炮的軍艦“羅姆尼號”抵達波士頓港，為軍隊提供了幫助。在羅姆尼號的船長開始給當地水手留下深刻印象後，緊張局勢升級。6月10日，當海關官員以涉嫌違反海關規定為由扣押了約翰·漢考克擁有的一艘單桅帆船“自由”號，這種局面爆發了。水手和海軍陸戰隊員從羅姆尼上岸拖走“自由”號，一場騷亂爆發了。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事情平靜下來了，但恐懼的海關官員們帶上他們的眷屬，逃到羅姆尼號，並最終逃到港口的一個島嶼堡壘威廉城堡。伯納德總督寫信給倫敦回應自由號事件和對通函的鬥爭，通知他的上級，波士頓需要軍隊來恢復秩序。希爾斯伯勒勳爵命令英國軍隊的四個團前往波士頓。佔領下的波士頓.得知英軍正在趕來的路上，波士頓鎮會議於1768年9月12日召開，要求伯納德總督召集法院。伯納德拒絕了，所以鎮民大會號召馬薩諸塞其他鎮派代表從9月22日開始在法尼爾廳開會。大約有100個城鎮派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這實際上是一次麻薩諸塞眾議院的非正式會議。制憲會議發表了一封信，強調波士頓並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城市，使用的語言比亞當斯所希望的更加溫和，而且即將到來的軍事佔領侵犯了波士頓人的自然、憲法和憲章權利。到會議休會時，英國軍隊的運輸船已經抵達波士頓港。1768年10月有兩個團登陸，11月又有兩個團登陸。根據一些記載，佔領波士頓對亞當斯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後，他放棄了和解的希望，並秘密地開始為美國的獨立而努力。然而，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1928年寫道:“在他同時代的著作中，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情況是這樣的。”然而，人們對亞當斯的傳統和標準看法是，他比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更渴望獨立，併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懈努力了多年。託利安·波林·邁爾在1980年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亞當斯和他的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直到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後才開始支援獨立。按照邁爾的說法，亞當斯當時是一個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他試圖讓英國外交部改變其政策，並警告英國，如果不這樣做，獨立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亞當斯寫了大量的信件和文章反對佔領，他認為這違反了1689年的《權利法案》。佔領行動在《事件雜誌》上公之於眾，這是一組沒有署名的報紙文章，可能是亞當斯與其他人合作撰寫的。該雜誌對軍事佔領期間波士頓發生的事件進行了據稱是真實的每日報道，在一個沒有專業新聞記者的時代，這是一種創新的方式。它描繪了一個被不守規矩的英國士兵包圍的波士頓，他們經常襲擊男人和強姦女人，而且不受懲罰，這借鑑了英美傳統上對駐紮在平民中間的常備軍的不信任。該雜誌在1769年8月1日停刊，這是波士頓的一個慶祝日:伯納德總督離開了馬薩諸塞，再也沒有回來。亞當斯繼續努力讓軍隊撤退，並保持抵制，直到湯森義務被廢除。1769年有兩個團從波士頓撤離，但另外兩個團留下來了。士兵和平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導致了1770年3月波士頓大屠殺中5名平民的死亡。根據歷史學家約翰·米勒對亞當斯的“宣傳者解釋”，亞當斯故意挑起這一事件，以推動他的美國獨立的秘密議程。然而，根據波林·邁爾的說法，“沒有證據表明是他引發了波士頓大屠殺騷亂”。波士頓大屠殺後，亞當斯和其他鎮領導會見了伯納德的繼任者總督托馬斯·哈欽森和陸軍指揮官威廉·達爾林普上校，要求撤軍。局勢仍然很緊張，所以達爾林普爾同意把兩個團都轉移到威廉城堡。亞當斯希望士兵們得到公正的審判，因為這將表明波士頓並不是被無法無天的暴民所控制，而是不公正佔領的受害者。他說服他的堂兄弟約翰·亞當斯和喬賽亞·昆西為士兵們辯護，因為他知道輝格黨人不會為了獲得無罪釋放而誹謗波士頓。然而，亞當斯寫文章譴責審判的結果，他認為這些士兵應該被判犯有謀殺罪。“平靜期”.波士頓大屠殺後，馬薩諸塞州的政治進入了有時被稱為“平靜期”的時期。1770年4月，國會廢除了湯森稅，茶葉稅除外。亞當斯敦促殖民地人民繼續抵制英國的商品，他認為只要繳納一小筆稅，議會就可以建立向殖民地徵稅的先例，但抵制行動卻失敗了。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支援亞當斯事業的人越來越少。1770年，紐約和費城放棄了對英國商品的非進口抵制，波士頓的商人面臨著經濟崩潰的風險，所以他們也同意結束抵制，嚴重地挫敗了亞當斯在麻薩諸塞的事業。約翰·亞當斯退出政壇，而約翰·漢考克和詹姆斯·奧蒂斯則變得更加溫和。1771年，塞繆爾·亞當斯競選地契登記處的職位，但他被以西結·戈德斯韋特以兩比一的優勢擊敗。1772年4月，他再次當選麻薩諸塞眾議院議員，但他得到的選票比以前少得多。一場爭奪錢權的鬥爭使亞當斯重新成為政治聚光燈下的焦點。傳統上，馬薩諸塞眾議院支付總督、副總督和高階法院法官的工資。從輝格黨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是對行政權力的一種重要的制約，使皇家任命的官員對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負責。1772年，麻薩諸塞得知，這些官員從此將由英國政府而不是該省支付薪水。為了抗議這一點，亞當斯和他的同事們在1772年11月設計了一套通訊委員會制度，麻薩諸塞州的城鎮會透過一個記錄英國活動和抗議帝國政策的委員會網路傳送資訊，就政治問題進行協商。不久，其他殖民地也成立了通訊委員會。總督哈欽森開始擔心通訊委員會正在發展成為一場獨立運動，所以他在1773年1月召集了法院。哈金森在向立法機關發表演說時指出，像某些委員會所做的那樣，否認議會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一種危險的反叛行為。他說:“我不知道在議會的最高權力和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之間有什麼界線。”亞當斯和眾議院的回應是，馬薩諸塞憲章並沒有確立議會在該省的至高無上地位，因此議會現在不能主張這種權力。哈欽森很快意識到，他發起了一場有關獨立和議會在殖民地權力範圍的公開辯論，這是一個重大錯誤。波士頓通訊委員會在廣泛分發的“波士頓小冊子”中發表了它的殖民權利宣告，以及哈金森與馬薩諸塞議院的交流。馬薩諸塞的平靜期結束了。亞當斯在1773年5月輕鬆地再次當選麻薩諸塞州眾議院議員，並被選為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1773年6月，他把一套哈金森幾年前寫的私人信件介紹給馬薩諸塞府。在一封信中，哈欽森向倫敦建議，馬薩諸塞州應該“刪減所謂的英國自由”。哈欽森否認這是他的本意，但他在麻薩諸塞的職業生涯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國會向國王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國王罷免他。茶黨.亞當斯在導致1773年12月16日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儘管他參與的具體性質一直存在爭議。1773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茶葉法案》，這是一項幫助英國最重要的商業機構之一、苦苦掙扎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稅法。由於英國對進口茶葉徵收重稅，英國人可以以比東印度公司更低的價格購買走私的荷蘭茶，東印度公司因此積累了大量無法銷售的過剩茶葉。英國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在殖民地出售剩餘的茶葉。《茶葉法案》第一次允許東印度公司繞過大多數以前充當中間商的商人，直接向殖民地出口茶葉。這一措施對美國殖民經濟構成了威脅，因為它賦予了東印度公司相對於當地茶商甚至當地茶走私者的顯著成本優勢，使他們破產。該法案還降低了該公司在英國繳納的茶葉稅，但保留了對從殖民地進口的茶葉徵收有爭議的湯森德稅。紐約、費城、波士頓和查爾斯頓的少數商人被選中接受該公司的茶葉轉售。1773年末，七艘船被派往殖民地運送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其中四艘開往波士頓。《茶葉法案》的訊息在殖民地引起了強烈的抗議。這不是一場關於高稅收的爭論，《茶葉法案》實際上降低了合法進口茶葉的價格。相反，抗議者關心的是其他各種問題。人們熟悉的“無代表不納稅”的論點仍然突出，同時也存在著國會在殖民地權力範圍的問題。一些殖民者擔心，購買更便宜的茶葉會讓他們承認議會有權向他們徵稅。“錢袋的權力”衝突仍在爭論之中。茶葉稅收入將用於支付某些皇家官員的薪金，使他們獨立於人民。殖民地走私者在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茶葉法案》使合法進口的茶葉變得更便宜，這可能會讓荷蘭茶走私者破產。那些沒有被東印度公司指定為收貨人的合法茶葉進口商也受到了《茶葉法案》的威脅， 其他商人也擔心政府創造壟斷的先例。亞當斯和函件委員會促進了對《茶葉法案》的反對。在每個殖民地，除了麻薩諸塞，抗議者都迫使茶葉收貨人辭職或將茶葉送回英國。然而，在波士頓，總督哈金森決心堅持自己的立場。他說服了茶葉收貨人，其中兩個是他的兒子，讓他們不要讓步。波士頓議員團和後來的鎮議會試圖強迫收貨人辭職，但他們拒絕了。隨著運茶船即將抵達，亞當斯和波士頓通訊委員會聯絡了附近的委員會，爭取支援。茶葉船達特茅斯在11月下旬抵達波士頓港，亞當斯寫了一封通函，要求11月29日在法尼爾廳舉行群眾會議。成千上萬的人來了，人數如此之多，以至於會議轉移到了更大的老南聚會所。英國法律要求“達特茅斯”號必須在20天內卸下貨物並繳納關稅，否則海關官員可能會沒收貨物。群眾大會通過了亞當斯提出的一項決議，該決議敦促達特茅斯號船長在不繳納進口稅的情況下把船送回去。與此同時，會議指定了25人看守這艘船，防止茶葉卸貨。州長哈欽森拒絕允許達特茅斯的人不交稅就離開。另外兩艘茶葉船，埃莉諾號和海狸號抵達波士頓港。第四艘船“威廉”號在科德角附近擱淺，從未抵達波士頓。12月16日是達特茅斯最後期限的最後一天，大約7000人聚集在老南聚會所周圍。亞當斯收到報告說，總督哈欽森再次拒絕讓這些船隻離開，他宣佈，“這次會議對拯救國家再也沒有任何幫助了。”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亞當斯的宣告是一個預先安排好的訊號，預示著“茶黨運動”即將開始。然而，直到事件發生近一個世紀後，這一說法才出現在亞當斯的曾孫所寫的一本傳記中，他顯然誤解了這一證據。根據目擊者的描述，人們直到亞當斯發出所謂的“訊號”10到15分鐘後才離開會場，而亞當斯實際上試圖阻止人們離開，因為會議還沒有結束。當亞當斯試圖重新控制會議時，人們從老南聚會所湧向波士頓港。那天晚上，30到130人登上三艘船，其中一些人幾乎偽裝成莫霍克印第安人，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裡把342箱茶葉全部倒入水中。亞當斯從未透露他是否去碼頭目睹了茶葉的毀滅。不知道他是否幫助策劃了這次活動，但亞當斯立即努力宣傳併為之辯護。他認為，茶黨不是一群無法無天的暴民的行為，而是一場有原則的抗議，是人民捍衛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的唯一選擇。革命.1774年，英國以《強制法案》回應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些法案中的第一個是《波士頓港口法》，該法案關閉了波士頓的商業，直到東印度公司償還了被破壞的茶葉。《麻薩諸塞政府法》重寫了《麻薩諸塞憲章》，使許多官員由王室任命，而不是選舉產生，並嚴格限制了鎮民會議的活動。《司法法》允許被指控犯罪的殖民者被運送到另一個殖民地或英國本土接受審判。新任命的皇家總督托馬斯·蓋奇將軍負責執行該法案，他也是英國駐北美軍事力量的指揮官。亞當斯努力協調對脅迫行為的抵抗。1774年5月，波士頓鎮會議(由亞當斯擔任主持人)組織了一場對英國商品的經濟抵制。6月，亞當斯在馬薩諸塞眾議院領導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提議9月在費城召開殖民地間的國會會議，委員會的門被鎖上，以防止蓋奇解散立法機構。他是被選中參加第一屆大陸會議的五名代表之一。亞當斯從來都不穿時髦的衣服，也沒有多少錢，所以朋友們給他買了新衣服，並支付了他去費城的旅費，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麻薩諸塞。第一次大陸會議.在費城，亞當斯一邊用他的政治技巧遊說其他代表，一邊促進殖民地的團結。9月16日，信使保羅·裡維爾向國會提交了《沙福克決議》，這是馬薩諸塞州透過的眾多決議之一，承諾堅決抵制強制法案。國會通過了沙福克決議，發表了一份權利宣言，否定了議會為殖民地立法的權利，並組織了一個被稱為“大陸協會”的殖民抵制活動。亞當斯於1774年11月回到麻薩諸塞，他在麻薩諸塞省議會任職，這是一個獨立於英國控制的法外立法機構。省議會成立了第一批民兵連，由一接到通知就準備行動的民兵組成。亞當斯還擔任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該會議不顧《麻薩諸塞州政府法案》而召開，並被任命為負責執行大陸協會的檢查委員會委員。他還被選中參加定於1775年5月在費城召開的第二屆大陸會議。約翰·漢考克也加入了代表團，在亞當斯參加第二次國會之前，他和亞當斯參加了馬薩諸塞康科德的省議會。這兩個人認為在前往費城之前回到波士頓並不安全，所以他們呆在了漢考克小時候在列剋星敦的家中。1775年4月14日，蓋奇將軍收到達特茅斯勳爵的一封信，建議他“逮捕省議會的主要行為者和教唆犯，因為他們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被認為是叛國和叛亂”。在4月18日的晚上，蓋奇派出了一支小分隊執行一項引發美國獨立戰爭的重大任務。英國遠征隊的目的是奪取並摧毀殖民者儲存在康科德的軍事物資。根據許多歷史記載，蓋奇還指示手下逮捕漢考克和亞當斯，但蓋奇發出的書面命令沒有提到逮捕愛國者領袖。蓋奇顯然決定不逮捕亞當斯和漢考克，但愛國者們最初的想法並非如此，可能是受到了倫敦報紙的影響，這些報紙傳到波士頓，告訴他們這位愛國者領袖如果被抓住就會被處以絞刑。約瑟·瓦倫從波士頓派保羅·裡維爾去警告他們，英國軍隊正在行動，可能會試圖逮捕他們。當漢考克和亞當斯逃跑時，戰爭的第一槍在萊剋星頓和康科德打響。戰爭結束後不久，蓋奇釋出了一份公告，對所有“放下武器，重新履行和平臣民的職責”的人給予特赦——除了漢考克和塞繆爾·亞當斯。以這種方式挑出漢考克和亞當斯，只會增加他們在愛國者中的聲望，而且，根據愛國者歷史學家默西·奧蒂斯·沃倫的說法，可能誇大了這兩個人的重要性。第二次大陸會議.大陸會議是在保密規則下進行的，因此亞當斯在國會審議中扮演的確切角色並沒有完全記錄在案。他似乎有很大的影響力，作為一種“黨鞭”在幕後工作，托馬斯·傑斐遜稱讚塞繆爾·亞當斯——不太為人所記得的亞當斯——引導國會走向獨立，他說:“如果革命中有帕林鳩魯，塞繆爾·亞當斯就是那個人。”他在許多委員會任職，經常處理軍事事務。亞當斯還提名喬治·華盛頓為大陸軍總司令。亞當斯是一個謹慎的獨立宣言的提倡者，他敦促回到麻薩諸塞的熱心記者等待更溫和的殖民者前來支援從英國分離出去。1775年，當殖民地開始用獨立的共和政府取代他們的舊政府時，他很高興。他讚揚了托馬斯·潘恩在1776年初以“Candius”的名字寫成的廣受歡迎的小冊子《常識》，並支援美國獨立的呼籲。6月7日，亞當斯的政治盟友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一項由三部分組成的決議，要求國會宣佈獨立，建立殖民地聯邦，並尋求外國援助。經過一段時間的拖延以爭取支援，國會於1776年7月4日批准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語言，亞當斯在宣言上簽字。《獨立宣言》發表後，國會繼續管理戰爭的努力。亞當斯在軍事委員會任職，包括1777年被任命為戰爭委員會成員。他主張向大陸軍士兵發放獎金，以鼓勵他們在戰爭期間重新入伍。他呼籲透過嚴厲的州立法來懲罰效忠者——那些繼續支援英國國王的美國人——亞當斯認為這些人對美國自由的危害不亞於英國士兵。在馬薩諸塞州，超過300名效忠者被驅逐，他們的財產被沒收。戰爭期間，亞當斯反對允許效忠者英國的人返回馬薩諸塞州，擔心他們會破壞共和政府。亞當斯是被委派到委員會起草《邦聯條例》的馬薩諸塞代表，這是殖民地邦聯的計劃。憲法條款強調國家主權，反映了國會對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警惕，亞當斯也有同感。和當時的其他人一樣，亞當斯認為自己是美國公民，同時繼續稱馬薩諸塞為他的“國家”。經過多次辯論，這些條款於1777年11月被送到各州批准。亞當斯在費城敦促麻薩諸塞州批准該法案，並如願以償。亞當斯於1778年與麻薩諸塞州的其他代表簽署了《邦聯條例》，但直到1781年才得到所有州的批准。1779年，亞當斯回到波士頓參加州制憲會議。馬薩諸塞州一般法院在前一年提出了一項新憲法，但被選民否決，於是召開了一次會議，再次嘗試。亞當斯與他的堂兄約翰·亞當斯和詹姆斯·鮑登一起被任命為一個三人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他們起草了馬薩諸塞憲法，並在1780年得到選民的批准。新憲法建立了一個共和政體，每年舉行一次選舉，實行三權分立。它反映了亞當斯的信念:“一個國家永遠不會自由，除非每個公民都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無論他是直接同意還是透過他的代表同意。”按照現代的標準，新憲法不是“民主的”，亞當斯和他的大多數同僚一樣，認為只有擁有財產的自由男性才應該被允許投票，參議院和州長的職責是平衡任何可能因多數決定製而產生的過分行為。1781年，亞當斯從大陸會議退休。他的健康狀況是原因之一。他當時快60歲了，身體顫抖，寫作困難。但他也想回到馬薩諸塞州，影響聯邦的政治。1781年，他回到波士頓，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馬薩諸塞。重返馬薩諸塞.亞當斯回到麻薩諸塞州後，仍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經常擔任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並當選為州參議院議員，並經常擔任該機構的主席。亞當斯把他的政治議程集中在提倡美德上，他認為美德在共和國政府中至關重要。他認為，如果共和國領導人缺乏美德，自由就會受到威脅。他在這次競選中的主要對手是他以前的門生約翰·漢考克，這兩人在大陸會議上鬧翻了。亞當斯不贊成他所認為的漢考克的虛榮心和鋪張浪費，他認為這對於一個共和國領導人來說是不合適的。當漢考克於1777年離開國會時，亞當斯和其他麻薩諸塞州的代表投票反對感謝他擔任國會主席。這場鬥爭在馬薩諸塞州繼續進行。亞當斯認為，漢考克表現得像個貴族，追求聲望，並不是在扮演一個善良的共和國領袖的角色。亞當斯支援詹姆斯·鮑登擔任州長，當漢考克每年都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時，他感到很沮喪。亞當斯對公共道德的促進採取了幾種形式。他在促使波士頓為兒童，甚至是女孩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這種說法是有爭議的。亞當斯是1780年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創始成員之一。獨立戰爭後，亞當斯和其他一些人，包括托馬斯·傑斐遜，一起譴責辛辛那提協會，這是一個由前軍官組成的組織。亞當斯擔心這個社會是“向世襲的軍事貴族邁進的一步”，從而對共和主義構成威脅。他還認為，在公共場所開設劇院會損害公民的道德，他加入了一項最終以失敗告終的努力，試圖在波士頓禁止開設劇院。亞當斯死後幾十年，演說家愛德華·埃弗裡特稱他為“最後的清教徒”。戰後麻薩諸塞州西部的經濟問題導致了一場名為謝斯叛亂的起義，始於1786年。小農場主們被高稅收和高債務激怒了，他們武裝起來，關閉了兩個縣的債務人法庭。州長詹姆斯·鮑登派了四千名民兵鎮壓起義，亞當斯也支援這一行動。他的老政治盟友詹姆斯·沃倫認為亞當斯拋棄了他的原則，但亞當斯不覺得這有什麼矛盾。他贊成像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那樣，對一個不具代表性的政府發動叛亂，但他反對拿起武器反對共和政府，因為共和政府的問題應該透過選舉來解決。他認為謝斯叛亂的領導人應該被絞死，據說他說“膽敢反抗共和國法律的人應該被處死”。謝斯的叛亂促使人們相信《邦聯條例》需要修改。1787年，費城會議的代表們沒有修改憲法條款，而是制定了一部新的美國憲法，並建立了一個更強大的國家政府。當亞當斯表達了他的不滿時，憲法被送到各州批准。“我承認，”他在1787年寫給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說，“當我走進大樓時，我在門檻上絆了一下。我會見的是國家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 亞當斯是那些被新憲法的支持者嘲笑為“反聯邦主義者”的人之一，這些人自稱為“聯邦主義者”。亞當斯被選入1788年1月召開的麻薩諸塞州批准大會。儘管亞當斯持保留意見，但他很少在大會上發言，並認真聽取辯論，而不是提出反對意見。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和解了，他們最終同意支援憲法，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以後要增加一些修正案。即使有漢考克和亞當斯的支援，馬薩諸塞州大會還是以187票對168票勉強通過了憲法。當亞當斯參加批准大會時，他唯一的兒子小塞繆爾·亞當斯去世，年僅37歲。小亞當斯曾在獨立戰爭中擔任外科醫生，但後來生病了，再也沒有完全康復。他的死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小亞當斯把他當兵時掙來的證書留給了他的父親，讓亞當斯和他的妻子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意外地獲得了經濟上的保障。到18世紀90年代中期，土地投資使他們相對富裕，但這並沒有改變他們節儉的生活方式。亞當斯很關心新憲法，並試圖重新進入國家政治。在1788年12月的選舉中，他被提名為美國眾議院的候選人，但輸給了費雪·埃姆斯，顯然是因為埃姆斯更支援憲法，更受歡迎。儘管他失敗了，亞當斯繼續為憲法修正案而努力，這項運動最終導致1791年增加了《美國權利法案》。後來，隨著這些修訂案的出臺以及更多修訂案的可能，他成為了憲法的堅定支持者。1789年，亞當斯被選為麻薩諸塞州副州長，並一直擔任這一職務，直到1793年漢考克州長去世，他才成為代理州長。第二年，亞當斯憑藉自己的權力當選為州長，這是他四屆任期中的第一屆。他被普遍認為是他所在州傑斐遜派民主共和黨的領袖，傑斐遜派反對聯邦黨。與其他一些民主共和黨人不同，亞當斯支援鎮壓1794年的威士忌暴亂，理由與他反對謝斯叛亂的理由相同。和其他民主共和黨人一樣，他在1796年公開反對《傑伊條約》，這一立場在一個日益擁護聯邦主義的州招致了批評。在那一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弗吉尼亞州的民主共和黨人投了15張選舉人票給亞當斯，試圖讓他成為傑斐遜的副總統，但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贏得了選舉，傑斐遜成為了副總統。亞當斯兄弟倆一直是朋友，但當傑斐遜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中擊敗約翰·亞當斯時，塞繆爾很高興。塞繆爾·亞當斯從1796年拒絕競選連任的華盛頓總統那裡得到了啟示，1797年，他在州長任期結束時退出政壇。亞當斯患有一種現在被認為是本質震顫的疾病，一種運動障礙使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無法寫作。1803年10月2日，他逝世，享年81歲，被安葬在波士頓的穀倉墓地。波士頓的共和黨報紙《獨立紀事報》稱讚他為“美國革命之父”。遺產.塞繆爾·亞當斯是美國曆史上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關於他的重要性和聲譽的分歧在他死前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現在。亞當斯的同時代人，包括朋友和敵人，都認為他是美國獨立戰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例如，托馬斯·傑斐遜將亞當斯形容為“真正的革命之人”。其他殖民地的領導人被拿來與他比較。科尼利厄斯·哈內特被稱為“北卡羅萊納州的塞繆爾·亞當斯”，查爾斯·湯姆森被稱為“費城的塞繆爾·亞當斯”，克里斯托弗·加茲登被稱為“南方的薩姆·亞當斯”。當約翰·亞當斯在大革命期間到法國旅行時，他不得不解釋他不是塞繆爾，“著名的亞當斯”。支援革命的人稱讚亞當斯，但效忠英國的人認為他是一個邪惡的人物。被流放的馬薩諸塞州首席大法官彼得·奧利弗將他描述為一個狡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有著“分裂的腳”。亞當斯的政敵托馬斯·哈欽森在他的《馬薩諸塞灣歷史》一書中進行了報復，他在書中譴責亞當斯是一個不誠實的人物刺客，強調他作為商人和收稅員的失敗。20世紀，歷史學家克利福德·K·希普頓在《西布里的哈佛畢業生參考》系列中重新提出了這種對亞當斯懷有敵意的“託利派解讀”。希普頓給哈欽森和奧利弗繪了正面的肖像，給亞當斯和漢考克畫了嚴厲的素描。他對亞當斯的描寫被歷史學家波林·邁爾形容為“45頁的輕蔑”。輝格黨歷史學家挑戰了對亞當斯的“託利解釋”。認識亞當斯的兩位歷史學家威廉·戈登和默西·奧蒂斯·沃倫把他描述為一個無私地獻身於美國革命的人。但在19世紀早期，亞當斯經常被視為一個老式的清教徒，因此被歷史學家所忽視。19世紀中期，人們又重新對亞當斯產生了興趣。歷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在他的不朽著作《從美洲大陸發現開始的美國曆史》(1852年)中對他進行了正面的描述。亞當斯的第一部完整傳記出版於1865年，由他的曾孫威廉·威爾斯(William Wells)撰寫，共三卷。儘管輝格黨對亞當斯的描述是不加批判的親美主義，並帶有聖徒傳記的元素，這種觀點影響了後來一些為普通讀者寫的傳記，但威爾斯傳記仍因其豐富的資訊而有價值。在19世紀末，許多美國曆史學家對當代革命感到不安，並發現要用讚許的筆法來描寫亞當斯是有問題的。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善，亞當斯在分裂美國人和英國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讓人感到遺憾。1885年，詹姆斯·霍斯默寫了一本傳記讚揚亞當斯，但也發現他的一些行為令人不安，比如1773年出版的哈金森的私人信件。後來的傳記作家對亞當斯和他所代表的普通人越來越不友好。1923年，拉爾夫·V·哈洛用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方法將亞當斯描述為一個受“自卑情結”驅使的“神經質怪人”。哈洛認為，由於大眾很容易被誤導，亞當斯“製造公眾輿論”來產生革命，這一觀點成為約翰·C·米勒1936年出版的傳記《薩姆·亞當斯：宣傳先驅》的主題。米勒把亞當斯描繪成一個具有煽動性的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精明的政治能手，他把波士頓“人民身體”的所有行為都歸功於這個人，並一直稱他的主人公為“薩姆”，儘管事實上亞當斯在他的一生中幾乎一直被稱為“塞繆爾”。用歷史學家查爾斯·阿克斯的話來說，米勒這本頗具影響力的書成為了“山姆·亞當斯是波士頓獨裁者的神話，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領導殖民地發動叛亂”的“學術盛典”。據埃克斯說，米勒和其他歷史學家用“山姆做的”來解釋人群活動和其他發展，而沒有引用任何證據證明亞當斯指揮了這些事件。1974年，埃克斯呼籲歷史學家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審視資料而不是簡單地重複這個神話。那時，學者們越來越反對亞當斯等人使用“宣傳”來煽動“無知的暴徒”的說法，相反，他們把一個革命的馬薩諸塞州描繪成一個過於複雜、不可能由一個人控制的地方。歷史學家波林·邁爾認為，亞當斯並不是一個激進的暴民領袖，基於英國革命傳統，他採取了一種溫和的立場，對反抗權威施加了嚴格的限制。這一信念證明，只有在對憲法權利的威脅如此嚴重以致“人民的身體”認識到危險的情況下，並且只有在一切和平補救手段都失敗之後，才能使用武力。在這種革命傳統中，抵抗基本上是保守的。2004年，雷·拉斐爾的《創世神話》延續了邁爾的觀點，解構了許多教科書和通俗歷史中仍在重複出現的“薩姆”·亞當斯神話。塞繆爾·亞當斯死後，他的名字被商業和非盈利機構盜用。1985年，波士頓啤酒公司借鑑亞當斯的釀酒傳統，建立了塞繆爾·亞當斯波士頓啤酒，它成為了一個受歡迎的獲獎品牌。亞當斯的名字也被兩個非營利組織使用，即山姆·亞當斯聯盟和山姆·亞當斯基金會。這些組織以亞當斯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在地方層面組織公民以實現國家目標的能力。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