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鬥

武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常發生於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或造反派內部，也發生於不同派系的紅衛兵之間。1966年12月，上海康平路事件、重慶一二·四事件成為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毛澤東表態支援，引發各地群眾展開大規模奪權運動，並導致權力鬥爭；1967年夏，在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武鬥迅速升級並導致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狀態。1968年夏，在中共中央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干預下，全國各地的武鬥逐漸結束。武鬥形式從最開始的使用棍棒、磚頭，逐漸演變到使用自制步槍、輕重機槍、衝鋒槍、迫擊炮、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據學者估計，1967－1968年間，武鬥共造成了30－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一書記載，武鬥造成23.7萬餘人死亡、703萬餘人傷殘。截止1969年，被搶奪用於武鬥的各類武器裝備包括約187.7萬把槍支、14,828門火炮、271.9萬枚手榴彈等等。嚴重的武鬥事件包括重慶大武鬥、四川瀘州武鬥、江蘇徐州武鬥等。歷史發展.武鬥起因.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4日，重慶爆發“一二·四事件”，12月底上海爆發“康平路事件”，成為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依據戚本禹、張春橋、關鋒等人回憶，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生日家宴上，對眾人舉杯說道：版本1：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版本2： 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版本3：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一月風暴”爆發，毛澤東表態支援，大規模的群眾造反奪權開始。此後，各地造反派受影響也紛紛展開奪權運動，在此期間造反派內部因權力鬥爭而產生分裂，各派系之間開始發生武力衝突、形成武鬥。而由於毛澤東嚴格禁止官員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鎮壓造反派群眾，並要求軍隊支左，官員便暗中武裝保皇派鎮壓造反派，也引發兩派武鬥。北京市的武鬥從1967年春開始，據當時火葬場統計，武鬥死亡最多的1天達70多人。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本來要求公安系統、北京市委分別發出“要求不準打死人”的通知，但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和阻止：“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1967年夏天，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武鬥進一步升級，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狀態。武鬥形式.早期的武鬥形式主要以打群架、扔磚頭為主，並未使用重武器。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六·六通令》，試圖糾正“打、砸、搶、抄”之風。但此後，“武漢720事件”爆發，武鬥衝擊了毛澤東居住的東湖賓館，湖北省軍區下屬指戰員組織武漢“百萬雄師”進行介入。因此，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江青認為軍隊出現了支援保皇派的企圖，主張武裝左派、文攻武衛。7月22日，江青接見河南省群眾組織代表時說：“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 文攻武衛的口號是對的，你們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著槍支、長矛、大刀對著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次日，“文攻武衛”刊登於《文匯報》上。武鬥於是進入了重武器的階段，全國進入內戰狀態。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當時支援不同造反派的軍隊向造反組織發放了槍支，造反派還利用各種方式從軍火庫搶奪甚至自制槍支，總計達上百萬之多，足以武裝一支正規的百萬大軍。武鬥結束.1968年夏，部分地區武鬥逐漸失控，中共中央釋出《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進行制止，要求造反派上繳搶奪的武器軍火、解散武鬥組織，武鬥逐漸結束。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要求停止武鬥。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各級教育、文化單位，維持秩序。部分地區武鬥情況.上海.1966年12月，上海發生“康平路事件”，常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大規模武鬥的開端。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引發各地群眾展開大規模奪權運動。新疆.1967年1月，新疆爆發“石河子一·二六事件”，被認為是文革期間最早的武鬥之一。湖北.1967年5月起，湖北武漢造反派和保守派“百萬雄師”之間的武鬥、流血事件頻頻發生。7月20日，武漢爆發“七·二〇事件”，發生武鬥，是文革期間的重要事件。隨後，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全國武鬥迅速升級，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狀態。四川.1967年7月6日，四川瀘州開始發生武鬥事件，18日起爆發大規模武鬥，衝突持續近四年，造成至少二千人餘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屬全國單次武鬥中傷亡之冠。此外，四川綿陽地區的武鬥最先發生於綿陽、江油、廣元、德陽等縣。據1967年4月30日統計，全區19個縣，有11個縣發生過大、小武鬥。從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下半年之間，綿陽及省內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和“武鬥隊”數次衝擊駐綿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導致武器彈藥流散於社會，其中最典型的是“四二○事件”：1968年4月20日、5月8日，廣元國防軍備倉庫399庫武器裝備被搶，有6個專區(市)的55個縣數千人先後55次搶奪過該庫的武器裝備。1968年4月25日至5月15日，在中江縣廣福區太陽山一帶，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此次武鬥是劉結挺、張西挺支援搞的所謂圍剿“保守派”據點，激戰21天，參加武鬥的不僅是中江的兩大派，而且有來自全川20個縣3個市的武鬥隊，達數千人之多，不僅使用輕重武器，還使用了毒氣彈，圍攻對方，摧毀陣地，雙方傷亡數百人。重慶.重慶大武鬥是中國大陸發生的規模最大的武鬥，是1967年6月至1968年10月間在重慶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武鬥。出動軍艦、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據何蜀估計衝突最激烈時期武鬥死亡約1,700人，此外失蹤600餘人，共受傷3,000餘人。期間榮昌縣武鬥、重慶八八海戰、楊家坪武鬥死傷慘重。今九龍坡區的楊家坪、謝家灣地區作為楊家坪武鬥的主戰場，大受破壞。後經林彪、周恩來直接干預才停止。重慶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軍艦，涪陵地區武鬥因為當地駐軍介入炮艦轟擊城區，完全是正規戰爭的打法。幾萬毛派紅衛兵退入川東名寨栗子寨，對抗正規軍的打擊，最後全部宣佈繳械撤走。重慶市沙坪壩區現有全國已知儲存最為完好的紅衛兵墓群——重慶文革墓群。福建.文革期間，龍巖地區為福建省武鬥最激烈的地區，據初步統計，僅龍巖一縣的“紅字派”人員，並導致該廠斷水斷電近一個月時間。10月30日，“紅字派”試圖反攻奪取龍巖城，雙方在水泵廠等地激戰，“新字派”甚至動用無後座力炮，“紅字派”戰敗、死亡7人。12月14日，“紅字派”再度攻打龍巖城，雙方數千人開戰，死傷上百人，最終“新字派”撤出龍巖城。1968年1月6日，“新字派”在龍門伏擊“紅字派”車隊，打死回家過年的“紅字派”和軍分割槽護送警衛22人。2月起，大規模武鬥逐漸結束，但零星衝突依然持續，直至1968年底。廣東.1967年1月下旬，廣東省委、廣東省公安廳、廣東人民廣播電臺、廣州市公安局、廣州日報社等黨政機構被奪權，陷入癱瘓，社會大亂。1月25日，群眾組織間發生衝突，人數達上萬人。1967年3月15日，毛澤東決定在廣東實行軍事管制，黃永勝擔任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此後，廣東省的造反派群眾聯盟之間相互對立；7月23日，雙方在廣州“中山紀念堂”爆發大規模武鬥，人數逾2萬，事後雙方宣稱死傷數百人。8月16日起，廣州市“廣東省總工會武鬥”爆發，雙方使用了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手榴彈和炸藥包等武器。此後又發生了所謂“820血案”。大規模武鬥一直延續至1968年夏。1968年7月起，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當地軍隊利用《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對“紅旗派”實行鎮壓，7－10月間，廣東集體屠殺達到高峰。廣西.1967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一個陣營反對無條件支援韋國清並要求要韋作檢查後再定。1967年下半年起，在桂林地區，兩派多次搶槍武鬥：其中，“4·22”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而“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槍10挺。1968年夏，兩派持續大規模武鬥，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針對廣西地區的武鬥，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七·三佈告》，制止武鬥。撥亂反正時期，經中央調查組調查，廣西全省因兩派武鬥總共死亡3,700人，但在廣西文革死亡案例中，屠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比如在武鬥比較激烈的桂林地區，在1967、1968年兩年因文革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於武鬥。陝西.1967年，陝西西安地區的造反派首先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組織，即“東派”、290餘人受傷，並造成這一地區交通中斷，機關廠礦停工停產。9月2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達指示，武鬥逐漸平息。在此同時，類似的武鬥在陝西全省相繼發生，包括寶雞、安康縣等地的大武鬥。據寶雞官方記載，1967年8月17日，寶雞市兩派群眾組織在市機磚廠大規模武鬥，約有4,500餘人參加，呼叫汽車15輛，打傷40多人。8月25日至28日，寶雞隴縣發生了持續3天的大規模武鬥，1,500餘人參加，動用200多輛汽車、2部電臺2及各類武器，造成死亡16人，傷殘數百人，成為文革中寶雞地區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11月21日，寶雞縣虢鎮地區發生武鬥，2,000餘人參加，動用汽車9輛，土坦克、摩托車各1輛，各種槍械173支，長矛220多把，其它器械130多件，打死7人，傷殘220多人。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縣兩大造反派的連續大規模武鬥，造成了“734人死亡，燒燬大街小巷11條，炸燬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市內水塔被毀，檔案大樓被焚，53所機關、學校成為廢墟，3,80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針對陝西地區的武鬥，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七·二四佈告》，制止武鬥。江蘇.1967年4月，江蘇徐州的造反派內部分裂出“踢派”和“支派”，前者而主張踢開軍方主導的“三·一八”革委會，而後者則主張繼續支援軍方和“三·一八革委會”。5月中旬起，兩派之間不斷爆發武鬥，軍隊暗中支援“支派”；31日，“踢派”主力被打出徐州，這次武鬥造成1,200餘人受傷，6人死亡。此後，中央指派濟南軍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兼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出面處理徐州問題，軍隊內部態度出現轉向支援“踢派”，引發“支派”不滿。8月31日至9月4日，江蘇徐州的“踢派”和“支派”之間爆發大規模武鬥，其中“踢派”獲得軍方“支左指揮部”的支援，獲得1,000多把各類槍支及彈藥。山東省濟南、薛城、棗莊等地的8,000餘名與“踢派”持相同觀點的造反派亦前往徐州支援。這次武鬥造成雙方23人死亡，400餘人受傷，“支派”5,000餘人流亡上海、南京等地。北京.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兩派之間所發生“百日大武鬥”，成為北京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武鬥事件。此次武鬥造成18人死亡，上千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000餘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