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舊

破四舊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的社會運動。1966年北京的“紅八月”期間，“破四舊”運動逐漸升級，翌年才被叫停。受中國共產黨釋出的《十六條》和當時宣傳的影響，並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林彪講話等的鼓動下，破四舊運動席捲中國大陸。與“破四舊”相對應的是“立四新”，意指“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破四舊運動最初的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就發展為大範圍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甚至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驅逐回原籍等的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損毀了大量文物古蹟以及古書、古董、字畫等。「四舊」釋義.「四舊」意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合稱、統稱，含貶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此後1966年8月8日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透過的另一個綱領性檔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所肯定，而林彪於8月12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再次提道“破四舊、立四新”。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前的漫長曆史階段裡，所有先人創造、社會形態遺留下來的文化財富，尤其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思想和風俗習慣，在文革意識形態看來，都是舊的、腐朽的、反動的，必須與之徹底決裂，清除乾淨。舊思想.在這樣一套思想觀念的觀照下，舊思想，是歷史上從孔子、老莊等先秦諸子，經董仲舒、韓愈、朱熹，到王陽明、曾國藩、胡適、劉少奇等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們的著作，也指在他們影響下的其他作品。舊文化.舊文化，指舊時代的禮儀制度、文學藝術、教育思想和實踐等精神現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遺存。它包含的內容比舊思想的範圍更廣。舊風俗.舊風俗，指歷史上人們日常生活中代代傳承、相延成俗、層疊積累的時尚、禮節、習慣，即舊文化的世俗表現。屬於一種亞文化。舊習慣.舊習慣，歷史上、現實中長期生活形成的行為模式、傾向、風氣，也包括從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派生出來的心理定式。與前三者相比，更加處在表象外層。歷史.運動肇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8月8日，《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了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紅八月”期間，紅衛兵把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爆發所謂的“改名潮”。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名，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揪鬥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暴力行為成風。譬如，紅衛兵認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於是把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經不準中國人通行的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將“佟麟閣路”改為“四新路”，等等。當時的新華社對此進行了連續、正面的歌頌性報道。例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指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依據原全國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吳德回憶，“破四舊”期間，毛澤東曾讓他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毛澤東說道：“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則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破舊立新.依據研究人員整理歸類，紅衛兵的“破舊立新”主張包括：1. 對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時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學校改名，使之帶有革命的含義；3. 要求以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4. 要求在經濟領域徹底消滅資本主義或者個體經濟的殘餘，反對物質刺激，等等。其中，紅衛兵涉及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黨派解散。北京“毛澤東主義學校”於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舊立新一百例》，彙集了100條紅衛兵對“破舊立新”的要求，比如：破壞升級.破四舊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時間內，破四舊運動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自北京“紅八月”起，這股潮流迅速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衝擊寺院、古蹟。群眾反抗.紅衛兵對服裝款式和頭髮式樣的限令起初還能獲得一些群眾的響應，而紅衛兵為實行他們的禁令，上街督促、檢查，強行剪掉“奇裝異服”，挨戶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舊”，要商店停止銷售或銷燬“四舊”商品，燒燬“壞”圖書的舉動，則很快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和恐慌。這些活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與此同時，1966年8月22日，毛澤東、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了公安部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準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干涉學生文革、支援紅衛兵運動。降溫結束.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問題的嚴重性，發表社論，由領導人出面勸說紅衛兵，或者透過一部分紅衛兵釋出文告宣傳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為。林彪在8月31日群眾大會上都提道：“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 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其靈魂。只有文鬥，進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徹底暴露他們的反革命面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鬥臭，鬥垮，鬥倒。”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破四舊運動中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國範圍內的暴力行為逐漸平息。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5日發出一份內部“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記錄從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而這份“簡報”將此視為文革“累累戰果”的一部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破四舊的種種行為也逐之漸漸消失。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批判還延續、伸展著，但激烈程度無法和1966年那樣相比。影響.人道災難.依據1980年官方資料，在1966年8-9月間，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另有學者指出，根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紅八月期間的實際死亡數為10,275人 ，另有92,000戶被抄家、125,000戶被驅逐出北京。還有統計，破四舊期間北京市共有11.4萬多戶被抄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按周恩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其中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貨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正在香港為父親慶祝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趕回後卻被中學生抄了家。家中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被紅衛兵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傢俬全部獻出”，但還是遭到多次批鬥。文物破壞.破四舊成為文物古蹟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損古蹟和文物都無法確切統計，普遍是廟宇等文物。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時記載儲存下來的古蹟6843處，“破四舊”中毀壞了4922處。據統計，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燬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 “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此外，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山東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譚厚蘭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但文革結束後1978年才以“反革命罪”入獄。破壞物件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