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綱吉

德川綱吉是日本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在職期間為1680年至1709年。綱吉是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第四子，母親為側妾·阿玉之方。原為館林藩藩主，1680年入繼將軍家，1709年逝世，法號“常憲院殿贈正一位大相國公”。綱吉在職二十九年間大力改革幕府行政，促成武士官僚化，將幕府政治由“武斷”引向“文治”。他賞罰分明，嚴懲尸位素餐的世襲門閥武士，不拘出身重用柳澤吉保、荻生徂徠、荻原重秀等有才有德之士。且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社會風氣及民心教化，造就了日本歷史上數一數二的輝煌時代“元祿盛世”。元祿時代經濟規模急速擴大，景氣的經濟推動了學術藝術領域百花齊放，儒學者·荻生徂徠、劇作家·井原西鶴/近松門左衛門、俳諧師·松尾芭蕉、繪師/工藝師·尾形光琳等對後世日本影響深遠的各領域奇才呈井噴式出現。在改善社會風氣及民心教化方面，綱吉基於釋家之慈、儒家之仁頒佈一系列法令，對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給予關照援助，並倡導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和睦相處。這一系列法令被稱為“生類憐憫令”，過往的歷史描述和文藝改編中對此係列法令的評價多基於虛實不明的坊間謠言，故而給人留下“奇葩且極端的動物保護法”等消極印象。因政治改革觸動武士階級利益，綱吉於《三王外記》《御當代記》《折たく柴の記》等武士出身學者的著作中被抹黑成驕奢淫逸、恣意放縱的昏君形象，後世文藝作品多取這類偏頗記錄為參考。20世紀末以來，以大石慎三郎、塚本學、山室恭子、根崎光男為首的日本近世歷史研究者給予了這位卓絕的君主以高度評價。2023年4月，德川宗家第19代家主德川家廣公開表示對綱吉的肯定與敬佩。生涯.館林時代.正保三年正月初八日誕下後即被過繼給家光長姐·天樹院撫養，綱吉由此成為第二子，誕後第七天的“七夜祝”所受待遇遠勝二哥長松。慶安四年四月，五歲的德松領十五萬石。同月，父親家光去世，得年四十八歲。八月，長兄德川家綱接受將軍宣下，成為第四代將軍，德松與二哥長松則離開江戶城。承應二年，七歲的德松元服，領兄長家綱的“綱”一字正式改名為“綱吉”，冠“松平”姓。寬文元年八月，綱吉成為上野國館林藩藩主，領二十五萬石。十二月，敘任“參議”，稱“館林宰相”。館林時代，綱吉與大哥家綱、二哥綱重關係親密，尤其與同為將軍御弟的二哥綱重來往頻繁。兩人常互相串門，相約踏青泛舟。後來綱重患病，綱吉自江戶城歸來常代大哥家綱看望。繼任風波.延寶八年，長兄家綱病危，無嗣，且二哥綱重已於兩年前病逝，綱吉由此成為家綱養子，進入江戶城二之丸。五月，家綱去世，享年四十歲。八月，綱吉接受將軍宣下，成為第五代將軍。有關第五代將軍的人選，綱吉的二哥綱重雖早逝，但留有一子綱豐。按法理綱豐亦可繼任為五代將軍，然其年歲未至二十，相比正值年富力強之際的綱吉顯落下風。且其父綱重曾過繼他人，家光病逝前夕方迴歸，綱重身為家光次子、家綱二弟的繼承法理是否能完全傳與綱豐，使其擁有與小叔綱吉相等的繼承權，目下並無定論。有關五代將軍繼任的另一說法是家綱朝的大老酒井忠清意欲效仿鎌倉幕府初期的北條義時，從京都朝廷迎入“宮將軍”。《三王外記》有如下記述：「莊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重，其二為館林公綱吉。峽公先薨，延寶八年夏，莊王有疾，弗豫丞相廄梁侯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王立嗣。廄梁侯欲請山城天皇支屬有棲幸仁立以為嗣。昔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而己專政。廄梁侯蓋效之也。時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這一記載得以成立的根據是酒井忠清確為家綱朝中後期的政事一把手，類似北條執政，那麼他效仿北條義時迎入傀儡將軍更方便自己再續權威，這一想法並不難懂。然持此主張者顯是無視了鎌倉幕府與江戶幕府成立的前提和體制的迥異處，仍當這一時代是武士政權的草創期，有供權臣隻手遮天的空間。《三王外記》早年被當作研究江戶中期政治與人物的第一手資料，然箇中記載多為坊間流言，無確鑿史料支援，近世史學者對此多有批判，參考引用時需留心分辨虛實。平戶藩主·松浦靜山批評它「最初問世時誰都知道是杜撰的，時間久了卻被大家當成真事」、「此書十句裡只有一句能信」。整頓吏治.綱吉上任前後多地農民受災，故其上任之初即重用老中·堀田正俊負責賑濟事宜，後又命正俊整備農政機構並嚴查地方代官。代官多為地方土豪世襲，重出身輕能力，多有尸位素餐、中飽私囊、貪汙受賄等惡行。綱吉向代官頒佈七條法令，開頭既為「民乃國之本」，在其統治的二十九年間，罷免或處以死刑的代官達三十四人。鐵腕整頓官僚集團以外，另一方面，以“越後騷動”的再審為契機，綱吉於大名諸侯間樹立起絕對的權威，其治世二十九年，期間改易或減封四十六家大名，處罰近一千三百名旗本及御家人。處罰原因有無嗣廢藩、治理不作為、精神失常、拔刀砍人等幾種，受罰大名一半為世代效忠德川的譜代大名。貞享元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殺於江戶城中奧的御座之間。《堀田家三代記》中記載，指派殺手稻葉正休的幕後黑手為將軍綱吉，然真相併無定論。過往的描述大體為事發地在御座之間的老中議事處，離將軍寢屋極近，故綱吉事後藉此將老中議事處牽往遠處，又寵幸側用人柳澤吉保，開啟恣意縱慾的獨裁政治。然近年對於該事件及將軍權力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留意。一：誠然與前任家綱相比，綱吉對政事更為積極熱心，然他並未在堀田正俊死後疏遠老中、獨裁專政。據深井雅海《徳川將軍の政治権力の研究》一書中的觀點，比起綱吉政權，其後的家宣家繼政權及吉宗政權下側用人的政治力量更具備將軍專制政治的特點，而綱吉政權下的側用人柳澤吉保，其主要參政形式依然是與幕閣老中合議政務，與一手遮天相去甚遠。故將堀田正俊被殺一事與側用人上臺強行聯絡到一起是草率的。二：過往歷史研究將堀田正俊在世時的綱吉之政稱為“天和之治”，承認這一時期綱吉關心民生、整頓吏治等措施的英明。另一方面又認為正俊去世後，善政不再繼續，綱吉逐漸成為荒淫無道的昏君。然20世紀末的研究中早已表明綱吉的政策具有持續性，懲罰不作為武士甚至在堀田正俊死後方得凸顯，其餘為國為民的善政亦並未因為正俊的死而中斷。正俊亡於元祿之前，若正俊之死讓綱吉不再受約束，獨攬大權，肆意妄為，那麼元祿盛世的到來將無從說起。仍需注意的是，以上兩點並非是為綱吉洗脫指使嫌疑，而僅僅是針對過往帶有偏見的不實描述予以批評。正俊遇刺一事的真相唯待日後更多優質史料的甦醒與解讀分析。拔擢人才.在整頓吏治、嚴懲不作為武士/大名的同時，對於有用之才，綱吉則不拘泥出身高低重用之，具有代表性的實幹派官僚便有綱吉的財政大臣·荻原重秀。家康去世時留下的遺產光金銀就有一百九十萬兩，秀忠去世時三百三十萬兩，然由於家光不加節制的揮霍，待其去世時只留下了五十二萬兩，再到家綱治世晚期，倒缺二十萬兩。幕府的金銀源自金山銀山的獨佔開採，家綱時期礦山瀕臨枯竭，又遇明歷大火，損失慘重，幕府困窘，民不聊生。荻原重秀比凱恩斯早200年領悟貨幣經濟的原理，他認為只要有國家擔保信用，就是磚瓦也能作金塊流通。因此面對綱吉上臺初期幕府財政虧空及金銀資源枯竭的窘況，荻原重秀的主張是改鑄金幣的金銀含量。這一財政政策大為成功，大量貨幣流入市場，再配合這一時代的輕徭薄賦，百姓手中因此有了餘錢，在滿足物質生活外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由此，綱吉治下的元祿時代，城鄉經濟繁榮，迎來學術藝術百花齊放的盛世。對此，家宣的儒學者·新井白石認為貨幣改鑄違反儒家所說的天理，指責幕府坐收五百萬兩利益，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騰飛，百姓怨聲載道。綱吉死後他多次進言要求家宣罷免荻原重秀，並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誣衊荻原重秀受賄二十六萬兩。事實上，村井淳志於《勘定奉行荻原重秀の生涯》中指出元祿貨幣改鑄後的11年裡年通脹率僅3%，是非常溫和且優良的通脹政策，大幅度的米價波動僅限於17世紀末小冰期帶來的冷夏，導致個別年頭的稻米總收成銳減。杉山伸也於《日本経済史 近世-現代》亦表示經濟規模的急速擴大會帶動貨幣不足的現象出現，荻原重秀的政策正是在認識到這一經濟規律之後提出的應對措施。相比之下家宣託孤對經濟一竅不通的迂腐儒者所施行的保守經濟政策收效甚微，隨後的八代將軍吉宗執政前中期更是延續新井白石的經濟政策，造成整個社會發展的長期停滯，這一時期被稱為“白石通縮”。綱吉上位之初即解任多名財政官員，重秀向綱吉進言世襲代官的弊害，綱吉頗為滿意。隨後他出任「勘定組頭」嶄露頭角，在國家財政這一領域步步高昇，成績斐然，不負所望。 不僅如此，家宣在上臺後依然重用重秀，新井白石要求罷免他時，家宣拒絕的理由是「除了他，沒人能負責好財政。」雖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正是倚靠在家宣朝仍然主持國家財政的重秀，家宣才得以有閒錢七十萬兩修建御座間，這一與民與國無關的巨大開銷在過往描述中卻不見提起。新井白石不肯罷休，三番兩次彈劾重秀，甚至威脅家宣道：「若不罷免荻原，臣將與他同歸於盡！」，終於，在家宣去世前一個月，新井白石如願逼走了這一經濟領域的天才。而於後世呈現出天下第一奸臣形象的柳澤吉保，在近世史學界為綱吉正名時，這位深受主君及大名信賴的側用人亦得昭雪。描繪吉保奸臣形象的論述最難站住腳的一點在於：若吉保是貪汙受賄、惡貫滿盈的奸臣，那麼他不可能在家宣上臺後全身而退，安享晚年。由上可看出綱吉賞罰分明的執政理念，對於無才無德靠祖上功勳世襲的武士，他絕不心慈手軟，而對有才能的實幹派，他論功行賞，柳澤吉保、荻原重秀、荻生徂徠皆於這一理念下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各自的能力。吉宗上臺後冷落家宣家繼兩朝的官員，轉而重用起綱吉生前所重用的人才亦能說明綱吉獨到的眼光。柳澤吉保的女婿·松平輝貞在綱吉朝時與丈人一同輔佐綱吉，家宣朝沉寂數年後再度登上政治舞臺，于吉宗朝享老中格直至吉宗去世。綱吉的學者·荻生徂徠亦在吉宗的要求下獻上政治意見書《政談》。天下第一惡法.“生類憐憫令”一詞中，“生類”“憐憫”皆為佛教用語，因此評價這一系列法令時，會不可避免地站在釋家視角，甚至牽扯進其母桂昌院及隆光和尚。該令在各種捏造和創作中成為一種以犬類為主的極端動物保護法。一些描述裡，桂昌院為祈禱綱吉早日再得世子，向寵僧隆光尋求建議，於是隆光為滿足這母子二人的願想，更是為自己能享榮華富貴而不斷進言慫恿，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生類憐憫令。這一論說完全拋開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具體的實施方針不提，只專注於惡意揣度歷史人物的主觀私念並加以放大抹黑，影響極其惡劣。早在上世紀末，冢本學已對這一“隆光進言論”的草率結論予以批判，其後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亦對此做了補充說明。籠統地用“生類憐憫令”這一權宜性稱呼來概括綱吉基於“憐憫生靈”所頒佈的一系列法令，存在兩大問題。一是解讀時不把人當生靈之一，惡意曲解原旨，刻意強調“生靈=動物”，誇大甚至捏造綱吉對動物的極端保護，卻無視綱吉的法令中對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給人動物的命大於人命的錯誤印象。二，有些法令與憐憫生靈這一原則屬交集而非並集，例如綱吉的禁槍令旨在加強社會治安，維護幕府統治，保護動物屬附帶的道德教化。有人射殺了一隻鶴而被砍頭，乍一看此人僅僅違反了生類憐憫令就被處以極刑，但他被砍頭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法持槍，威脅社會治安，濫殺動物是為其次。禁槍令最初的確強調不要傷害山林野獸，放空槍嚇唬即可，但農民和莊稼依然受威脅，於是幕府在沒收個人持有的獵槍後，會派專人前往受野獸威脅的村莊射殺之。且獵人這一職業並不受限，綱吉並未因為自己憐憫生靈就剝奪靠捕獵為生者的工具。同樣綱吉禁止釣魚娛樂，但並未禁止以漁獵為生者捕魚販賣。與憐憫生靈有關的法令中，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慄田元次率先注意到其中禁止遺棄老弱病殘等基於人文關懷釋出的法令。對社會弱勢群體，綱吉下令幕府予以保護援助，這一系列措施到家宣、吉宗朝仍在執行。綱吉禁止武士殺傷百姓，懲罰酗酒鬥毆者，這類對人的約束同樣旨在保護普通平民。“生類憐憫令”中有關動物保護的法令最為人津津樂道，然事實上，要求路上百姓對狗下跪、打死蚊子即流放等荒唐法令，不見於幕府法令集，只見於《三王外記》《御當代記》等如今飽受近世歷史研究者批判的著作中。目下的研究將頒佈有關動物保護法令的動機，主要分為兩類。一：基於釋家之慈、儒家之仁的思想教化及對野蠻風俗的移易。例如「禁止切斷馬筋」，其實施背景是由於當時對馬的審美，人們會切斷馬筋讓馬看起來更漂亮，拍賣價格更高。綱吉認為這一滿足人類私慾、使馬匹受苦的行為是為不仁。並且在當時，馬是百姓及武士生活裡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後來所頒佈的「禁止讓牛馬負荷過多」這一條例乍看是基於綱吉氾濫的同情心，解讀時須知這與現代社會禁止貨車超載、或實施八小時工作制在本質上並無不同。而「禁止遺棄牛馬」則與「禁止遺棄老弱病殘」發自同一仁心，並且幕府會給予難以贍養老牛病馬和老弱病殘的人家以金錢和食物補助。二：基於社會治安問題的解決。武家從前一直有養鷹狩獵的慣習，狗則為鷹的餌料，由此武家上下養狗成風，大名更喜飼養烈犬。不僅如此，將軍大名狩獵，獵場周圍的百姓人家皆要上繳一隻狗，太瘦的還會被課以兩到三隻的“稅”。犬類大量繁殖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成群傷人、叼走路旁孩童等悲劇頻頻發生。對此綱吉下令善待犬類，給予食物防止它們餓肚時侵害百姓財產甚至危及生命，其後又於江戶多處建立起狗屋集中管理。誠然，圈養無主野狗、病狗、烈狗每年約花費十萬兩，這筆花銷不在少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野狗橫行的根源——也就是綱吉絲毫不熱衷的“鷹狩”，卻一直以來都是剝削百姓、踐踏莊稼的上層社會的娛樂活動，熱衷該項活動的三代家光及八代吉宗所耗金錢人力從不見提起。並且綱吉上任之初即拆了巨型軍艦“安宅丸”，該艦造於家光時期，每年維護費達十萬兩，光四代家綱在職三十年間便浪費了三百萬兩，於國於民卻無任何益處。過往描述中，家宣上臺後即廢除生類憐憫令，似乎是痛改前任綱吉的惡法，但根崎光男的研究卻指出，綱吉晚年時狗屋所養野狗數量已驟減，狗屋佔用的土地也逐漸返還給百姓。既然狗的數量不再威脅社會治安，那麼就沒有必要再維護狗屋。塚本學注意到狗屋將公狗與母狗分開圈養，強調其目的在於防止進一步繁殖，這一記錄於幕府法令集中的明文規定證實了綱吉建立狗屋，其本意在於解決社會治安問題，而非出自自己屬狗愛狗、或對隆光和尚和母親桂昌院的言聽計從。另有個別於現代看未免過於嚴厲的法令，諸如“殺狗償命”，解讀時須知殺狗這一行為在整個江戶時代都會被處以流放或死罪，與綱吉個人喜惡關係不大。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深受佛教影響，不殺不食牛馬豬狗等哺乳動物是為自古以來的慣習。天和二年十月，一流浪漢殺死兩條狗，狗的主人是江戶本銀町的八右衛門和三郎兵衛。流浪漢承認自己是蓄意殺狗，幕府認為性質極為惡劣，處以流浪漢死刑。這是早於所謂“生類憐憫令”頒佈的時期，更早於隆光和尚來江戶。再之前的寬文十年到二十年，這是家綱的時代，四起殺狗案的罪犯被處以流刑。而離開江戶，全國各藩又都能見到嚴懲殺牛馬狗者的明文規定，會津藩正保三年年的條文裡嚴厲禁止殺牛殺狗，同樣也禁止買賣交易和食用。1646年，綱吉還不叫綱吉，叫“德松”，此時未滿週歲。基於新井白石的記述，綱吉頒佈的“生類憐憫令”導致數十萬人獲罪，因此家宣上臺後當即廢止惡法，大赦天下。然而全國總共加起來不過赦免8831人。1875年，日本總人口約3530萬人，刑務所受刑13186人，佔比0.037%。1945年日本戰敗時佔比0.051%，1949高達0.097%，此後大體呈減少趨勢，2016以來穩定在0.030%到0.040%之間。1709年天下大赦，當時日本總人口約2800-2900萬人，大赦8831人，佔比不到0.030%。假使說這8831人的罪行皆與“生類憐憫令”有關，那麼是否可以認為綱吉的治理是史上第一太平長安，畢竟他們只是殺狗屠馬，這個世道還沒人殺人放火。但很明確的是，其中99%的罪犯與“生類憐憫令”無關。據山室恭子統計，“生類憐憫令”推行期間因觸犯相關法令被問罪的加起來有69件，還得算上《御當代記》裡找不到明確出處的“聽說有人因此獲罪”。69件裡不僅其中43件都是武士受罰，同樣的罪，武士與百姓所受處罰還是不一樣的，醉酒砍殺馬匹的百姓文四郎無罪釋放，而同罪的幕府足輕彌一兵衛等人則被追放。綱吉以嚴刑峻法治世，其中針對武士的較多，尤其是違反“生類憐憫令”的。而對百姓，殺人、放火、私通、詐騙者會被處以死刑，涉及“生類憐憫令”時則寬大處理，故而也難怪武士憤慨，畢竟從前他們殺個人都且是小事，如今砍條狗捅個馬都要掉腦袋。柳澤吉保及傘下學者所編撰的《憲廟實錄》為綱吉朝編年體史書，在最後的部分評價道：「該系列法令的主旨在於期盼百姓育成仁心，因此並未嚴格執行。」然《憲廟實錄》在獻於八代將軍吉宗時，該書最後對綱吉功績的評價和對“生類憐憫令”的描述被吉宗要求刪改，故於幕府官方史書中難以尋找到對綱吉的正面評價。綱吉去世後，家宣上臺。過往描述裡家宣當即廢除了惡法，還政治清明，然事實並非如此。後來打出的民間告示裡一字未提廢止，反而是「不使其中斷」，甚至強調「謹懷憐憫生靈之心」。所謂的廢止也只是停收狗屋經營的稅，大體的方針則得到了保留。繼嗣問題.綱吉除早夭的長子德松外另有一女鶴姬。鶴姬九歲下嫁御三家紀州藩三代藩主德川綱教，故而身為綱吉唯一的女婿，綱教被認為是六代將軍的有力人選。然寶永元年為繼承人。過往描述及後世文藝作品的描述中，綱吉之母桂昌院與綱重之母順性院同為家光側妾，屬競爭關係，互看生厭。而綱吉與侄子家宣不和，甚至在桂昌院的執意要求下綱吉久久未立家宣。這一描述難以站住腳的原因在於綱重生下後即被過繼給大姑母天樹院，誕下綱重的順性院實際上無子無女，並不具備與桂昌院競爭的資本。且家綱繼任為四代將軍後，綱吉與綱重來往頻繁，關係甚好，若桂昌院與順性院交惡，以桂昌院在文藝作品中的妖婆形象，斷不會允許綱吉與順性院的兒子有此般交情。故而不準綱吉立順性院之孫·家宣為繼承人的桂昌院，其動機是不成立的。綱吉晚年方立繼承人，其根本原因在於他一直等待獨女鶴姬能誕下延續自己血脈的孩子，鶴姬的死讓他對紀州綱教不再抱期待任何，轉而選擇二哥綱重之子既合情亦合理，箇中緣由並非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飽含愛恨曲折。逝世與繼任者.寶永六年正月初十日，綱吉因麻疹去世，享壽六十四歲。相比三四十歲病逝且生前病痛纏身的父親家光、長兄家綱、二哥綱重，Bodart-Bailey, Beatrice M於《犬將軍》中認為綱吉遺傳了其母桂昌院的體質與壽命。家宣全盤接下綱吉自上層武士門閥處收於將軍手心的君主權威，起用能樂師出身的側用人·間部詮房及儒學者·新井白石，並繼續重用綱吉的財政大臣荻原重秀主持國家財政、任命關東郡代伊奈忠順繼續完成富士山噴發後的賑災救濟。惡評的綱吉的改革和政策觸犯了武士階級的利益，是為其被抹黑到底的原因所在。武士站在武士的立場上對為自己這一階級謀取利益的主君給予高度評價，譬如德川吉宗。反之對階級背叛者予以罔顧事實的嚴厲批評，譬如德川綱吉。綱吉從小就有過人的智慧，《德川實紀》中記載到其父家光常對侍奉綱吉的人說：“這孩子比其他人都要早慧，未來可期。但他既為人臣，言行舉動若盡隨才氣與內心，恐怕會生出意料外的禍患。”《武野燭談》中又提到家光對其母桂昌院說：“我生於戰亂時，從小隻習武不習文，年輕時就開始治理國家，也沒有讀書的時間。這孩子聰慧得遠超眾人，你要教他以學問為重。”後來家光又說：“德松應該知道的事也要說不知道，太過聰明伶俐會被竹千代嫉恨。”Bodart-Bailey, Beatrice M分析家光的內心還記得父母過於偏愛事事比自己優秀的弟弟忠長，在年幼的綱吉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過去，故而千叮萬囑要讓綱吉專注學問，遠離武家正統教育。在當時，讀書對武士而言並非正業，而是副業。在學問上苦下功夫，又有母親桂昌院的支援和鼓勵，心懷仁愛上臺的綱吉對庶民百姓投入大量的關懷，因此在百姓眼裡，綱吉的評價並不壞。或者說後世所能看到的描述，本身基於有能力著書流傳於世的武士之手，庶民百姓即使留有記錄，也多消逸流散於時間的長河與戰火紛飛中。武士階級的文章裡所謂天下第一惡法讓百姓苦不堪言，而生活於元祿時代的井原西鶴，其著作中只提到元祿的繁華使庶民百姓受益頗多，絲毫未提過這一系列法令如何叫他受苦受難。在幕府內部，綱吉是徹頭徹尾的秩序破壞者和武士階級的背叛者。武士集團的上層門閥對江戶幕府的將軍所期待的從來不是獨斷專制，而在於其以軍政府首腦的威嚴進行判斷和裁奪。家綱正好是這樣一個符合門閥期待的將軍，在他執政的三十年裡，前有保科正之，後有酒井忠清等一眾能臣輔佐，他並不需要親自做出什麼重大決定。又一酷愛批評綱吉的武門學者戶田茂睡在《御當代記》中借酒井忠清之口說道「他不具備治理天下的資質」。從前的歷史學家以這樣的記述為第一手資料，卻忘了這樣的資料出自武士之手。歷史學家們在評價綱吉時，先入為主地採信一些由武士階級所寫的評判，再基於這些從武士視角出發、有失偏頗的評判之上，去逆推綱吉的所作所為出於何種動機。武士需要的首先是能保證他們家門與土地的強有力的軍政府首腦，無仗可打的太平年代他們還需要一些參政議政的權力。而綱吉既不保證武士們的家門土地，一旦有懈怠不作為即施以懲戒。如此改革，對於武士而言自然是無情無義無理取鬧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綱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國君”，其次才是“主君”。綱吉的政治理想是聖賢君子之道，那麼他的理想就勢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綱吉不僅從門閥手裡奪權、奪走實際的利益，此外他更是擯棄了武士的傳統——鷹狩“鷹狩”看似只是狩獵活動，卻暗含一種武者的神聖性。將軍透過鷹狩確立起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大名則進獻獵物表達忠心和向其他領主展示將軍對自己的信賴。沒有戰爭的太平年代，這樣的活動對武士來說是精神上的支撐。而綱吉大幅度縮小鷹場規模、裁撤飼鷹人員，在職二十九年間不曾打過一次獵。他嚮往的是幕府上下官吏化、文明化，而非透過野蠻血腥的殺伐確立起的武家社會。深受儒學影響的綱吉強調的“仁”與武士信仰的功勳武力相違背，它要求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以民為本、教化百姓、以德行服人，這等同於剝奪武士們的特權。一直以來武士眼裡，庶民是他們可以任意處置的所有物，他們只需要奴役，而不用負任何責任。綱吉從實際利益與精神世界閹割和改造武士，而吉宗走的路線是恰恰相反的。綱吉對大名十分嚴格，而吉宗不僅完全恢復鷹狩，還減輕大名武士們的負擔。吉宗代表的是實實在在的武士階級的利益，故而在掌控了絕大部分歷史記錄的武士群體中評價頗高。而在百姓眼裡，吉宗所謂的“米將軍”一稱，遠比綱吉的“狗將軍”更具諷刺挖苦之意。個人生活及身邊人.①綱吉與正室·鷹司信子間雖無子嗣，但關係和睦，夫妻二人會一起觀賞能劇或去往幕臣家中。德國醫生·坎普爾的日記中記錄了他覲見將軍綱吉時的事，綱吉與正室·鷹司信子、側室·阿傳之方等女性一同於表殿觀賞他的歌舞表演，並且寫到御臺所信子非常美麗，綱吉則在御簾後對信子說：“那些人一直在往御臺的方向瞅著呢，他們肯定知道坐在這的就是你。”②業餘時間綱吉酷愛讀書做學問，能用唐音朗讀儒家經典。他不僅招學者講課，還經常親自開課講學，不僅給眾多大名諸侯講，去往幕臣家中時依然講。此外綱吉熱衷鑽研能樂，並親自登臺表演。綱吉所留書畫作品多達百餘件，藝術造詣亦為德川十五代將軍中的佼佼者。晚年，綱吉親筆寫下三個大字“思無邪”。③按慣例，綱吉從小應由乳母甚至是乳父教導培養，家光的逝去讓其生母桂昌院有了親自教育綱吉的機會，因此放在同時代的中國封建王朝看尚屬尋常的母慈子孝，於武士的慣例看只覺非比尋常。對武士而言，所謂生母只是為男人誕下後代的容器，不被允許參與育兒過程，和子女尤其是兒子關係不親密才正常。結果，處於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階級群體眼中的“非比尋常”經過渲染解讀，桂昌院與綱吉的關係傳遞到現代就扭曲成了一對控制慾極強的母親與對母親言聽計從的媽寶男形象。④傳聞中綱吉好色無比，甚至對臣子妻女下手，然綱吉所擁後宮不過正室一人加側室三人，在德川十五代將軍裡算少之又少的，子嗣也僅一子一女。反之，綱吉所擁男性近侍多達一百五十名，能樂師出身者不在少數，故而或許可以說其對同性更為關注。⑤綱吉並不喜歡狗，其在職期間，無論是他個人還是後宮大奧都沒有養狗的記錄。⑥綱吉對身邊人懷有深厚的感情，對女性較為體貼，Bodart-Bailey, Beatrice M認為這與他由母親撫養長大有關，同樣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亦有這個因素。但武士社會中這樣的人被當作另類，過往的解讀中也將他這一面當作他沒有男子氣概、軟弱無能、對嚴母言聽計從的證明。⑦綱吉身邊的女性在整個江戶時代都屬另類。其母桂昌院不僅對學問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那個女性不被要求會用漢文書寫的時代，桂昌院還嘗試用純漢文書寫。其側用人柳澤吉保的側室·正親町町子具有極高的文學素養，所著日記《松蔭日記》是為了解江戶中期武家上層社會禮節往來的重要資料之一。町子的日記中對綱吉的治世和為人給予高度評價。⑧綱吉生活自律，崇尚節儉，極少飲酒，對珍寶異獸無半點興趣。過往描述裡將他形容成花錢如流水的昏君，然最愛花錢的是他的父親家光，活脫脫一個散財童子。綱吉被批評信佛太深，或者被桂昌院慫恿著修太多寺院，揮霍無度，然絕大部分的錢都在修前人建起來的寺院神社，如京都二條城、駿府城、熱田神宮、伊勢神宮等。Bodart-Bailey, Beatrice M於《犬將軍》一書中憤慨地說道：“即便是如今，歷史學家為了維持綱吉鋪張浪費且不道德的形象，無不是按需引用史料。綱吉畢生前往柳澤吉保府前後不過五十八回就受批判，然其父家光一年去幕臣家的次數即多達四十二回，此事卻從無人提起！”綱吉執政初期即拆除軍艦安宅丸、大幅度削減狩獵開支，而過往記述中卻只專注批判他修廟養狗。⑨綱吉忌諱死亡源自他的釋家信仰，忌諱血液則源自神道教及儒家裡的“穢”思想。同時他對雷電地震等超出人力範圍的自然現象懷有敬畏之心。⑩綱吉對儒家、釋家、法家皆有鑽研，並將此三家之精華融入各類政策中，取各家思想的可用、實用處為我所用，自始至終並未走向任何極端。在給柳澤吉保的書信中，綱吉寫道：「釋迦孔子之道，專慈悲，要仁愛，勸善懲惡，真若車兩輪，最可篤恭敬者也。然學佛道者，泥經錄之說，離君遺親，出家遁世而欲得其道。如此則世將至悉亂五倫。是可恐之甚也。學儒道者，泥經傳之言，祭式常食禽獸，是以不厭害萬物之生。如此則世將至悉不仁而如夷狄之風俗。是可恐之甚也。學儒佛者，不可失其本矣。」⑪堀田正俊的日記中記載了臣下建議綱吉更名，在名中加入“家”字，綱吉則認為“綱”字是兄長兼主君所賜，不願更改，並以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秀”字舉例，表示不改“家”也並無不合理。其後八代將軍吉宗也未改掉“吉”字，結合吉宗治世政策上多表現出對綱吉的推崇，他基於敬愛之心不改“吉”字亦屬人之常情。一些推測裡認為綱吉與吉宗屬於臨危授命，來不及改，或者並非嫡系，不具備改“家”字的資格，這純屬謬論。家綱五月去世，綱吉八月才受將軍宣下，時間上不存在來不及一說。⑫綱吉疑似患有侏儒症。大樹寺安置了德川氏將軍的牌位，牌位長度據說即是將軍本人身高，而目前已被開棺考古的數名將軍的遺骸身高與牌位大差不差。綱吉的牌位為124公分，且綱吉的鎧甲非常小，與家宣少年時期的一般大小。鎧甲上綴有鷹司家的牡丹紋家紋，因此推測鎧甲的製作時間至少是綱吉與正室鷹司信子成婚之後，此時綱吉早已是成年人。然目前未發現任何記錄綱吉身形矮小的文字資料。坎普爾的記錄中詳細描述了綱吉正室鷹司信子的體格容貌，卻半字未提及綱吉。可以明確的是坎普爾的記錄並未被幕府發現，內容也不曾被刪改。畢竟，他偷看的是將軍之妻，此等詳盡描述無疑是大不敬，但凡被發現，就不僅僅是刪掉內容這麼簡單的事了。此外大樹寺的牌位高度尚有疑點，七代將軍德川家繼的牌位高約135公分，而家繼去世時實歲不過6歲。1901年日本6歲男童平均身高為107公分，1950年為108公分，在成年男子平均身高僅155公分的江戶時代，6歲的家繼擁有135公分的身高亦匪夷所思，且其父母祖輩皆不具備異於常人的身高。遺憾的是，家繼遺骨於開棺前已化水，已難考證其身高是否與牌位一致，綱吉的真實身高更待今後的開棺調查。官職位階履歷.※日期＝舊曆家系.①直到綱吉去世兩年前。“側室”為“側妻”，地位僅次於正室，而待遇幾乎與正室相等。成為“側室”的條件極為嚴格，例如綱吉生母桂昌院並非家光的側室，而是側妾，家光的大奧中唯一成為側室的是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的生母·寶樹院阿樂。故而綱吉大奧中三名側室或側妾真實地位的探討，還有待今後更多史料的出現和嚴謹解讀。②傳聞柳澤吉保側室·飯塚染子原為綱吉之妾，綱吉將她賜予吉保時已經懷孕，故而後誕下的柳澤吉里被懷疑是綱吉的孩子。此傳聞無史料證實，系逸話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