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於1948年選舉產生的院士，也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在全國範圍內選舉產生的唯一一屆中研院院士。名單.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81人，按學科分為數理組、生物組、人文組三組。全體院士名單如下：源起.中央研究院於1928年成立後，即著手完備國家學術體制，考慮效仿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等外國學術機構，設定「名譽會員」，以承擔指導、聯絡、獎勵學術研究的任務。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尚在初步階段，各方面準備不足，尚不具備實行會員制度的條件，因此，中研院先於1935年設立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關。中研院評議會以院長、總幹事和各直轄研究所所長為當然評議員，同時設有聘任評議員，從全國學術機構中選舉產生。中研院先後於1935年、1940年産生第一屆、第二屆評議會，分別選出聘任評議員30名，為日後實行會員制度準備了條件。隨著全國學術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和中研院各項制度及組織的不斷完善，中研院於抗戰後期開始考慮設定正式會員。1946年10月，在南京召開的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三次年會上，評議員提案設立會員制度；對於會員的名稱，討論了「院員」、「院正」、「院侶」、「學侶」等稱呼，最後經評議員傅斯年提議，決定採取「院士」這一名稱；同時，決定著手修正中研院組織法和評議會條例，對相應制度進行規範。準備工作.1947年3月13日，國民政府公佈了由中研院草擬、經立法院透過的修正後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為院士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規定：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分為數理組、生物組、人文組三組，第一次由中研院評議會選舉，名額為80-100人，之後每年由院士選舉；院士的職責包括選舉院士和評議員，議訂國家學術方針，以及受政府委託，辦理學術設計調查審查及研究事項。同月，中研院評議員根據修正後的中研院組織法，擬定了《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規程》草案，院士選舉工作依照草案規定開始執行。4月，評議員根據《院士選舉規程》草案，互選15人，與中研院代院長、評議會秘書、總幹事一道，組成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主持選舉工作。選舉籌備會成員如下：選舉的日常事務性工作主要由薩本棟負責。5月，選舉籌備會開會，規定了各組包含的具體學科科目，初步分配了各科目的院士名額，並邀請部分評議員一起，就各學科擬出院士候選人參考名單。提名過程.根據中研院組織法和《院士選舉規程》草案，提名院士候選人可採取兩種方式：一、由各大學、各獨立學院、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或研究機關提名，二、由評議員五人提名。實際操作中，絕大多數候選人均以第一種方式提名。1947年5月12日，選舉籌備會發出通告，說明院士提名和選舉方式，邀請全國各地學術機構提名院士候選人。至8月20日截止，共收到近70個機構的提名。8月至10月，選舉籌備會對提名情況進行審查，最終審查透過57個機構的提名，包括大學29所，獨立學院13所，專門學會7個，研究機構8個。其中，中研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機構就全國範圍進行了提名，也有機構僅就本機構人員進行提名。10月12日，選舉籌備會審查確定了510人的提名名單；13日，又從中刪除108人，將402人的院士候選人初選名單提交評議會討論。10月15日，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年會在南京召開，正式透過了《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規程》，規定院士名額為：數理組27-33人，生物組27-33人，人文組27-34人。16日，評議員按三個組別召開分組審查會，由李書華、秉志、胡適分別擔任數理組、生物組、人文組召集人，對402人初選名單進行討論，審查透過152人；然後，再經評議會全體會議討論，刪去10人，補充8人，於17日確定了150人的院士候選人名單，為中研院組織法規定的院士人數上限100人的1.5倍。候選人名單如下：根據中研院組織法規定，擔任院士的資格有兩種，分別是：「一、對於所專習之學術，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者」；「二、對於所專習學術之機關，領導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績卓著者」。根據提名機構提供的提名理由，大部分候選人均具備第一項即學術成績突出的資格，或同時具備兩項資格。中研院內部規定，在抗戰時期於日偽組織機關任職、有漢奸嫌疑的，應排除在候選人之外，薩本鐵、趙承嘏等人因此被評議會刪除。在評議會討論候選人名單時，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曾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郭沫若「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而胡適主張選舉院士「應以學術立場為主」，不讚成讓政治立場影響提名和選舉，列席會議的夏鼐也主張，除學術貢獻外，當選院士的「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並論……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最後，評議會經投票決定將郭沫若列為候選人。11月15日，中研院於政府公報及全國各大報上公告150名院士候選人名單，以及每名候選人所治學科和學術成績，在四個月內接受各界人士批評建議。在此期間，傅斯年曾致信部分評議員，對劉文典的品行和潘光旦的學術水平提出意見；董作賓曾致信胡適，表示自己願放棄當選，以便梁思永、郭沫若可以當選院士。正式選舉.1948年3月25-28日，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在南京召開，主要任務即是選舉院士。評議員25人出席，16人未到，具體出席情況如下：26日，各組評議員進行分組審查和投票，投票結果供評議會參考。26-27日，評議會全體會議進行投票選舉。根據《院士選舉規程》，須有出席評議員五分之四投同意票，即得到20票，方可當選。投票共進行5輪，選出81人，具體情況如下：在第一輪選舉中，姜立夫、吳有訓、李四光、陳楨、李宗恩、林可勝、胡適、陳寅恪、趙元任9人得全票25票；後四輪為補選，其中，根據夏鼐記載，「吳敬恆之加入，以朱院長之再三懇求，始於最末一次當選」。選出人數剛剛超過中研院組織法規定的80人下限，選舉即告結束，但生物組只有25人當選，未達到《院士選舉規程》規定的27人下限。4月1日，中研院向全國正式公告當選院士名單。整體情況和統計.當選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被認為囊括了當時全中國最優秀的學術人才，代表了1949年以前中國學術發展的最高水平，很多院士在其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貢獻；時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夏鼐認為：「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根據各機構提名候選人時提交的提名理由，絕大多數院士具備中研院組織法規定的第一項資格，即學術成績突出；僅以第二項資格，即領導學術機關而被提名的，有朱家驊、翁文灝、周仁、淩鴻勛、張元濟、周鯁生6人。此外，李書華、葉企孫、侯德榜、吳敬恆、王寵惠等人也存在多年沒有發表學術論文或著作的情況。各組之下具體學科的院士數量相差較大，最多的物理學有7人，氣象學、藥理學、體質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只有1人。在提名階段，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一些評議員認為，各學科院士名額的多少，要以其在中國的發達程度而論。因此，當時在國內發展程度較高的地質學、生物學、文史學科、考古學等學科當選院士較多，相比之下較不發達的學科當選較少，天文學、地理學等學科甚至完全無人當選。年齡方面，按院士當選時的周歲計算，80歲及以上2人，60-69歲9人，50-59歲41人，40-49歲25人，40歲以下4人，平均年齡52歲，全部出生於清朝年間，沒有民國生人。最年長的吳敬恆83歲，其次是張元濟80歲，兩人均為文史學者；最年輕的陳省身36歲，許寶騄、華羅庚37歲，三人都是數學家。60歲以上的主要集中在人文組，40歲以下的主要集中在數理組。夏鼐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內的文史學科是繼承清代樸學傳統，學術積澱較為深厚，「尚有幾位老人作後輩的典型」；而中國自然科學的發軔過晚，很多中青年學者在國內已是所習學科的開山祖師，特別是數學方面的天才往往在年輕時就顯露出來。籍貫方面，浙江、江蘇兩省最多，分別為21人和16人，合計佔到全體的46%，遠多於其他省份，這與明清以來江浙經濟發達、文教興盛、較早開啟國門有密切關係。其他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省份也有一定數量，如廣東、湖北各7人，福建、江西各6人，湖南5人。北方山東、河南、陝西等省份一共8人。此外，部分院士存在籍貫與出生地不一致的情形，如胡適籍貫安徽績溪，生於上海；李方桂籍貫山西昔陽，生於廣州。性別方面，當選的81名院士均為男性。朱汝華是150名候選人中唯一的女性。學歷方面，絕大多數院士接受過現代大學。就院士工作的學術機構而言，按1948年4月1日院士名單公告時的情況統計，在中央研究院供職的院士最多，約為20人左右。院士中有5名大學校長，16名教育部於1942至1943年聘任的部聘教授。部分院士當時在美國等國家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擔任教職或做長期訪問。部分院士之間具有親屬關係。人文組院士梁思成、梁思永為同父異母兄弟；人文組院士陳寅恪為生物組院士俞大紱的姑表兄；俞大紱的胞妹俞大綵、俞大絪分別為人文組院士傅斯年、數理組院士曾昭掄的妻子。後續情況.1948年9月23-25日，「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週年紀念暨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雞鳴寺路1號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中有51人出席。中研院向出席院士頒發了院士證章和當選證書，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到會致辭，張元濟、胡適作為院士代表講話。隨後，院士會議又互選產生聘任評議員32人，與當然評議員一起組成第三屆評議會。根據新制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規程》，評議會從此成為院士會議的常設評議機關。此時，遼瀋戰役已經打響，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的各大城市物價飛漲、學潮蜂起，學術界人心惶惶。根據中研院組織法和《院士選舉規程》，第一屆院士選出後，應由院士選舉產生新的院士，每年每組至多5人。1948年10月27日，新成立的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向全國各學術機構發出了選舉1949年度院士的通告，規定提名至12月15日截止。但是，國共內戰形勢的迅速發展，讓第二次院士選舉無疾而終。隨著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節節失利、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中研院院士面臨是否留在中國大陸的抉擇。1948年底，蔣中正主持實施「搶救學人」計劃，將知名學者從平津地區撤往南方、從大陸撤往臺灣，中研院院士被列為搶救物件，但大多數院士不為所動。1949年後，在81名第一屆院士中，除薩本棟已去世外，留在中國大陸或不久後從海外返回的有59人，佔15%。中央研究院於1949年遷往臺灣後，由於來臺院士不足總數的三分之一，因此無法依照《院士會議規程》的規定每年召開院士會議。自1953年起，代院長朱家驊以組織「院士談話會」的方式恢復在臺院士活動，並於1955年委託胡適組織在美院士談話會；參加談話會的院士一致同意，以向中研院報到的院士人數為現有院士的總人數。1956年，這一辦法獲總統府核准後，中研院重新辦理院士報到，當時在臺灣和海外的19名院士均完成報到。1957年4月，第二次院士會議在臺北縣南港中研院召開，與會院士有朱家驊、吳大猷、淩鴻勛、李先聞、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王世-{傑}-、蕭公權9人。會後，中研院開始組織第二屆院士選舉。1958年4月，第三次院士會議召開，順利選出14人。此後，院士會議和院士選舉逐漸常態化。中研院遷臺後擔任院長的胡適、王世-{傑}-、吳大猷均為第一屆院士。在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成立，中研院第一屆院士中的郭沫若擔任院長，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擔任副院長。留在大陸的中研院院士大多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但物理學、生物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部分甚至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性質」而遭取消。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沒有成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的中研院院士有姜立夫、翁文灝、胡先驌、李宗恩、吳定良、張元濟、柳詒徵、顧頡剛、周鯁生、錢端升、陳達11人，其中超過一半為人文組院士。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曾昭掄、謝家榮、李宗恩、錢端升、陳達被劃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此後，中科院學部的工作也陷於停頓，直到1980年以前都未再產生新的學部委員。「文化大革命」中，留在大陸且在世的中研院院士絕大多數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和迫害，謝家榮、饒毓泰、吳定良自殺身亡。文革結束後，中科院恢復活動，並於1993年將學部委員改稱為院士，重新建立院士制度。1994年，陳省身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身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根據中研院組織法規定，院士為終身名譽職。相關法規不禁止中研院院士取得外國國籍，陳省身、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等人先後取得美國國籍。在國共對立的大背景下，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院士未再參與中研院的工作，但在臺灣的中研院亦沒有將其除名；兩岸關係緩和後，1992年，時任中研院院長吳大猷還邀請趙忠堯、黃汲清、湯佩松、馮德培4位留在大陸的第一屆院士到臺灣訪問，並向他們補發院士證章。2000年，最後一位在美國的第一屆院士陳省身返回中國大陸定居；2003年，最後一位在臺灣的第一屆院士袁貽瑾去世；2009年，高齡106歲的貝時璋在北京去世，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至此全部辭世，距離院士選舉已過去61年。評價.中央研究院於1948年選舉產生第一屆院士，開中國在學術體制上實行院士制度的先河，後來被海峽兩岸所繼承和發展。除選舉結果被認為體現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最高水平外，選舉本身也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的較高評價。提名和選舉的全過程均依照中研院主導製訂的法規進行，由學術共同體自主完成，將政治的幹預降至最低，基本遵循胡適主張的「以學術立場為主」的原則，保證了選舉的公正性和自主性，樹立了學術公正和學術自由的典範。政治立場明顯傾向中國共產黨的郭沫若、馬寅初等人均以學術貢獻當選，郭沫若的提名和當選還得到政治立場迥異的胡適、傅斯年等人自始至終的支援；具有政府官員身份的朱家驊、翁文灝、吳敬恆、王世-{傑}-、王寵惠等人，早年也曾作為學者從事研究工作，取得過一定的學術成績。因此，選舉的公正性得到時人的普遍認同，例如楊鍾健認為：「院士之當選，在國內一時被認為特殊榮譽。至少在產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為一般人之重視，當亦在此。」與此相比，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產生，首先在程式上不採用選舉，而是由官方組織少數學者進行協商，再由中共高層決定人選；其次，明確強調政治方面的標準，即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最後，很多人是作為領導意識形態的黨政官員身份當選，本身缺少學術方面的貢獻，例如陳伯達、周揚、胡喬木等。對於此次院士選舉的批評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認為中央研究院的所長、研究員當選院士的太多，如北京大學教授向達認為「令人有一種諸子出於王官之感」，選舉有偏袒中研院工作人員的嫌疑。二是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沒有當選，甚至沒有被提名而當選。此事為許多人所不滿。」由於國共內戰及兩岸分治、中研院遷臺，第一屆院士中的大部分人未及以院士身份展開工作、指導國家學術發展。此後，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及相關情況在中國大陸長期被人遺忘，直至1990年代初方才開始有大陸學者對有關檔案資料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