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一般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於1960年創作的京劇劇本《海瑞罷官》，將劇情中“退田”、“平冤獄”的內容與1962年的“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聯絡起來，指責《海瑞罷官》是“毒草”，把學術問題、歷史問題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姚文元寫作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張春橋在上海秘密組織的，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援。在文章發表前，毛澤東曾三次審閱姚的文稿。經過.《海瑞罷官》的創作.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號召學習明朝大臣海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並建議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將毛澤東的話轉告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讓其撰寫文章。吳晗於1959年6月和9月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兩篇文章。北京京劇團團長馬連良看到文章後約請吳晗撰寫有關海瑞的京劇劇本，1960年底劇本完成，定名《海瑞罷官》。1961年1月，馬連良、裘盛戎、李多奎等在北京工人俱樂部首演該劇，受到了熱烈歡迎。毛澤東在家中約見了馬連良，並稱贊：“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也不錯。”吳晗得知後非常高興。吳晗關於海瑞的創作並非因為同情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指出大躍進中問題而遭受批判的彭德懷。廬山會議後，胡喬木將會上批判彭德懷的情況告知了吳晗，吳晗因此在會議前即寫成的《論海瑞》一文草稿末尾加上了一段影射批評彭德懷的話，該文於1959年9月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這個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裡面找黑子，十個指頭裡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儘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眾頭上潑冷水，洩人民群眾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歷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恰好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是什麼海瑞！儘管如此，吳晗對海瑞的頌揚在彭德懷事件之後已經十分顯得不合時宜，因為毛澤東對海瑞的態度已經發生了一些轉變，1959年8月16日廬山會議閉幕會上，他提到要區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現在聽說海瑞出在你們那個裡頭，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個左派，他代表富裕中農、富農、城市貧民，向著大地主大官僚作鬥爭。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嗎？有人講，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出現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變了右派我就不高興呀，我就要跟這種海瑞作鬥爭。之後大躍進的失敗及所釀成的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的殘酷現實，不得不使毛澤東作出檢討。然而毛澤東本人雖表示願意部分承擔大躍進的責任，卻依舊指責彭德懷於1962年寫下的《八萬言書》是要翻案，提出要批判“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醞釀對《海瑞罷官》的批判.1962年3月上旬，江青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看完《海瑞罷官》後，指示停演，並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部長、副部長陸定一、周揚等人談話，提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問題，借古諷今、影射現實，要對該劇進行批判。但江青的要求並未得到回應。之後毛澤東指示將《海瑞罷官》列為可供批判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批轉至縣團級，但因中央一線沒有佈置批判而作罷。1964年，江青曾找到北京青年文藝評論家李希凡，要求其批判《海瑞罷官》，但遭到拒絕，據李希凡稱他當時覺得江青將吳晗劇本和“單幹風”聯絡起來太牽強。1965年初，出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考慮，毛澤東支援江青前往上海秘密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江青也得到了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支援。上海市委書記處負責宣傳的書記張春橋接受江青的指示，於1965年3月將姚文元介紹給江青，負責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張春橋本人也深度參與了此文的撰寫:159。1965年6月第一稿寫成，但江青並不滿意，姚繼續修改，直至9月第七稿寫成。張春橋將文稿交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看，陳丕顯因為江青在上海秘密組織寫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長，卻又不準上海對北京方面打招呼而感到不安，準備找機會向周恩來或陳毅彙報。然而不久，陳丕顯得知毛澤東本人向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吳晗的訊息後，向周、陳二人彙報的打算就此作罷。在江青的指示下，姚的文章將《海瑞罷官》中海瑞“退田”、“平冤獄”的內容與1962年以來受到批判的“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聯絡起來，將該劇判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將學術問題、歷史問題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1965年11月5日和7日由《文匯報》社出面開了兩次座談會，名為邀請學術界專家討論《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會上大多數人都同情吳晗，對文章提出意見，上海社科院院長李培南、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等人發言支援吳晗，在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悲慘。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看了三遍，認為基本還可以”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文章首先登在《文匯報》上是張春橋的建議，他認為文章刊登在這張非黨報上，首先不會引起人們猜測，因為這份民間報紙過去也發表過一些學術爭論文章；其次這張上海報紙在全國特別是知識界擁有廣泛讀者，可以透過對姚文元文章的爭論，將知識界同情或同意吳晗觀點者都牽出來，便於以後進行更大規模批判。該建議得到江青同意。各方反應.11月12日，《解放日報》全文轉載，接下來華東地區的報紙相繼轉載，11月24日《浙江日報》、《大眾日報》、《福建日報》，11月25日《安徽日報》，26日《江西日報》。這些省份都在華東局的領導下，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向這些報紙打了招呼。北京市委則對姚的文章背景並不知情，且姚文元的文章公開批判北京市副市長，繞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引起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強烈不滿，原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也不同意轉載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於11月17日抵達上海，見北京不轉載，便指示上海印發單行本向全國徵訂，但北京市委依然沒有徵訂。11月25日，陳丕顯在上海將文章的背景告訴了羅瑞卿，託羅瑞卿轉告周恩來。羅瑞卿隨即讓《解放軍報》轉載，周恩來則讓《人民日報》轉載。這樣，十多天的僵局才被打破，《北京日報》也在11月29日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隨後與北京相關的華北地區的河北和天津也在12月初轉載了。11月29日，上海在《文匯報》第二版以《讀者來信要求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為通欄標題開始刊登討論文章。討論文章是事先準備好的，待北京方面開始轉載姚的文章後即發出，目的是為了引起廣泛討論，以進行大規模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和上海的學術界、文化界引起很大的震動。吳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後，一方面很緊張，但對姚文元聯絡現實政治所做的批判不服，認為《海瑞罷官》是1960年寫的，而鼓吹包產到戶的“單幹風”是1962年出現的，他無法在1960年預見1962年出現的事。吳晗的辯駁使得姚文元的文章失去說服力，但毛之後接受了康生於1964年的說法即“海瑞罷官跟廬山會議有關，讚揚海瑞為民請命，即是讚揚彭德懷為民請命，劇本的主旨是企圖為彭德懷平反”。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胡繩、田家英等談話時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以誅心之論指責吳晗寫《海瑞罷官》就是為彭德懷鳴不平。彭德懷此時出任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於11月30日初到成都，12月4日看報時在人民日報上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後非常氣憤，說到：“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懷一個耳光……當然啦，吳晗這個人我見過，可沒有交往，他寫的是戲，不一定是為我打抱不平，自古宣揚忠臣良將的戲多著呢，我怎麼能這樣疑神疑鬼？”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及鄧拓等人試圖把批《海瑞罷官》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彭真專程前往上海，試圖向毛澤東解釋吳晗和彭德懷其實沒有任何歷史關係。毛澤東認可了他的話。彭真之後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名義，草擬出了態度緩和的《二月提綱》。但毛澤東意圖透過對吳晗的批判為突破口，批判整個文藝界，進而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批判了《二月提綱》，將彭真等人打倒，之後批判浪潮席捲全國。觀點.對於毛澤東組織對《海瑞罷官》進行批判的真實目的，一些學者認為：“是要以重新高度評價“三面紅旗”和肯定對彭德懷的批判，作為清算劉少奇等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突破口。”；“為了順藤摸瓜，搞了吳晗搞鄧拓，搞了鄧拓搞彭真，彭真一搞，劉少奇就跑不了。”一些學者指出：張春橋在向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宣部長陸定一彙報批判《海瑞罷官》的情況時，隱瞞了毛澤東曾三次看過姚文元的文章的事實，使得彭真等人錯誤判斷了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