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

「黃禍」又稱「黃禍論」，是一種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隱喻，將東亞人物述為對西方世界的威脅。它是新帝國主義時期伴隨誕生，將侵略東方作為合理化的新帝國主義思想的支流。作為來自東方世界的一種心理文化威脅，對黃禍的恐懼不是針對某一個民族或國家，而是種族性地針對整體的黃種人。作為仇外心理的一種形式，黃禍是對東方非白人的恐懼，是一種種族主義的幻想，在美國作家洛斯羅普·斯托達德的作品《反對白人世界霸權的有色人種浪潮》中呈現。19 世紀後期，俄羅斯社會學家雅克·諾維科夫在文章「Le Péril Jaune」中創造了「黃禍」這個詞。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執筆草稿，然後由畫家完成了著名版畫「歐洲各國家，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用來鼓勵歐洲帝國 入侵、征服和殖民中國。德皇利用黃禍的種族意識形態，將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描繪成亞洲種族對西歐白人的威脅，指中國和日本將結成聯盟，然後征服及奴役西方世界。漢學家梁永輝是這樣解釋這個詞的起源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黃禍認為白人對東亞人的心理恐懼是植根在中世紀時蒙古入侵歐洲所產生的恐懼。黃禍結合了對異族文化的種族主義恐懼、性焦慮，以及相信西方將被東方黑暗的神秘的力量包圍，並將不可抗拒地被壓倒的信念。因此，西方為了反對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將黃禍思想擴大到日本人民。此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作家們將黃禍思想發展成種族主義式的敘事主題，特別是在入侵文學、冒險小說和科幻小說等講述種族衝突的型別中特別常見。起源.黃禍的種族主義和文化刻板印象起源於19世紀後期，當時中國工人大量合法移民到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紐西蘭。由於當時華工同意以低於當地白人的工資工作，這激起了白人對華人社群的種族主義反彈。德意志帝國.自1870年以來，黃禍的恐懼為歐洲和北美的反東亞種族主義提供了具體的途徑。在中歐，東方學家兼外交官馬克斯·馮·巴蘭德建議德皇威廉二世殖民中國。因此，德皇使用黃禍這個詞來合理化德意志帝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在中國的殖民行為。1895年，德、法、俄三國干涉了馬關條約的簽訂，迫使勝出甲午戰爭的日本帝國交出中國殖民地給歐洲人，這行為成為其後日俄戰爭的導火線，而當時德皇正是使用種族主義來號召反對黃種人。為了證明歐洲文化霸權的正當性，德皇使用的版畫「歐洲各國家，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來向其他歐洲君主傳達他的地緣政治思想，並將德國描繪為歐洲的領導者。在政治上，德皇威廉二世相信即將會在20世紀爆發決定全球霸權的種族戰爭。俄羅斯帝國.19世紀後期，根據《伊犁條約》收復了東幹起義後俄羅斯佔領了十年的伊犁河流域東部地區。當時，西方的大眾傳播媒體藉此來歪曲中國是一個崛起的軍事強國，並利用黃禍意識形態來激起種族主義恐懼，把中國描繪成會將征服澳大利亞等西方殖民地。當時俄羅斯帝國的作家們表達了對「拔都入侵」或「蒙古浪潮」的恐懼。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將日本人和中國人結合成所謂的「泛蒙古人」，指他們會將征服俄羅斯和歐洲。俄羅斯象徵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是這樣認為。探險家弗拉基米爾·阿爾謝尼耶夫的作品也說明瞭沙皇俄國對「黃禍」的敵意。 這種恐懼一直持續到蘇聯時代，導致蘇聯集體流配國內的韓國人，當地中國人也同時遭池魚之殃，據資料顯示1938年在海參崴的中國人除遭到驅逐外，有人被控非法越境而遭判刑勞改，更有人以間諜罪被處決。阿爾謝尼耶夫在1914年的專著《烏蘇裡地區的中國人》中，把三個東亞民族描述為單一的「黃禍」，批評他們移民到俄羅斯。指他們「猛攻」烏蘇裡地區。加拿大.曾有多達17000名中國工人到達加拿大，為他們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當時工作條件極為惡劣，工資低卻從事最危險的建築工作。許多華工因此死亡。事故的受害者沒有得到適當的葬禮。大部分遺體被埋入鐵路，遇難華人家屬沒有得到任何賠償，甚至沒有收到死亡通知。許多倖存者沒有足夠的錢回到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儘管這是當初承諾的一部分。雖然華工有巨大的功勞，但由於人數漸多，加拿大議會在1885年透過1885年華人移民法案，向每個進入加拿大的中國人徵收人頭稅。1923年更透過1923年華人移民法，完全禁止所有中國移民。 直到2006年加拿大才為當年華人受到的待遇正式道歉。美國.美國主要以「東亞病夫」、「大國崛起入侵」為主要的意識形態發展各自的黃禍論基礎，由其以華人分佈最多的加州最為興盛，並因此衍生出了相關的文學敘事，用以具體描述這種對於種族的恐慌症與產物，論述野蠻與文明之間的種族對立戰爭，創造出想像化的東方社群。1878年，美國作家阿特威爾‧惠特尼，反映的是區域性化於加州的恐華症。故事裡，一對愚蠢的白人父子—宣教師的父親以為可以豐收華人的靈魂、兒子則思利用華人的廉價勞力—為一個健康的加州小鎮引進大批移民，結果帶來了毀滅，位於山丘上的唐人街藏汙納垢，病毒流向白人區，而唐人開的鴉片煙攤則毒害白人兒童。在這裡，已可看出，加州人不乏將中國廉價勞力之競爭性上綱為美國吸納不了的異文化入侵。Robert Wolter於1882年所寫的《西元1899年華人攻佔俄勒岡與加州簡史，描繪滿族為主的八旗軍率海軍艦隊, 與當地的華人移民裡應外合地攻打舊金山。本書作者藉此煽動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情緒,從而讓他們產生一種「華人移民都是間諜」的思想。不過由於1882年排華法案的出現，以至於這種文學敘事在歷史的現實效力被削弱了，美國人開始轉化成為強勢反侵略的一方，將華人和其他黃種人住民進行近乎種族隔離的政策。1898年，美國的黃禍論作家門鐸，預測至1933年滿清皇朝被革命政權推翻，新政權先侵奪了英屬法屬的東南亞、然後進軍俄國，決戰發生在東歐與地中海，正是蒙古軍西征抵達之地，隨後歐洲被併吞，最後輪到美國。在此一作品當中，作者認為如果華人耶受了外來的人種(如白人或日本人等『高階人種』領導進行侵略，華人龐大的人口基數將會使得西方毫無招架之力。1949年，科幻小說家羅伯特．漢姆廉,描述美國被中日兩國的泛亞洲集團征服，該集團在此之前已併吞了蘇聯與印度，如今將美國人淪為奴隸，把他們的活動限制於「工作、食物、宗教」三項，禁止用英語印刷，對叛亂採取血腥鎮壓，美國人有一次起義失敗，被屠殺十五萬人。黃種征服者以優越種族自居，被征服者在背後則稱他們為「扁臉」、「斜眼」、「猴童」。只有一個在洛磯山脈的秘密科研站逃避了佔領軍的偵察，其人員用磁軌砲進行反擊，而且他們能將其調整為只殺死黃種人。1854 年，作為《紐約論壇報》的編輯，霍勒斯·格里利發表了《華人移民到加州》的社論，支援禁止支援將華人工人和華人進入加州。格里利並沒有使用「黃禍」這個詞，但是把抵達的苦力與非洲奴隸進行比較。 他讚揚了抵達中國人中為數不多的基督徒，並繼續說："They are uncivilized, unclean, and filthy beyond all conception, without any of the higher domestic or social relations; lustful and sensual in their dispositions; every female is a prostitute of the basest order; the first words of English that they learn are terms of obscenity or profanity, and beyond this they care to learn no more. "「他們是超乎想像的不文明、不潔和骯髒，沒有任何更高的家庭或社會關係。他們的性情好色和淫慾，每個女人都是最卑鄙的妓女，他們學習的第一個英語單詞是淫穢或褻瀆的術語，除這些詞外，他們不會再關心學習。」——在18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亞州，儘管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許非技術工人從中國合法移民到美國，但本土白人工人階級要求美國政府停止那些「骯髒的黃色部落」的移入，因為他們認為華人正在奪取本土白人的工作，這種情緒在經濟蕭條時期間尤其常見。在洛杉磯，「黃禍」的思想引發了1871年洛杉磯華人大屠殺，其中500名白人男子在唐人街隔都對20名華人實行私刑。在整個1870年代和1880年代，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的領袖丹尼斯·吉爾尼 (Denis Kearney)都活用黃禍意識形態，來應對媒體、資本家、政治家和中國工人，並都會以「無論發生什麼，中國人都必須走！」來結束他的演講。與當時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一樣，美國的大眾媒體將亞洲人歪曲成具有文化顛覆性，指他們的生活方式縱會削弱美國的共和主義。在種族主義的政治壓力下，國政府制定了《美國排華法案》，完全禁止華人移民，直到1943年才被廢除。而這法律是目前唯一一個完全針對一個特定族群的的美國法案。此外，美國的大眾媒體仿效德皇威廉二世，大量採用「黃禍」一詞，將日本視為軍事威脅，並用來描述許多來自亞洲的移民。義和團叛亂.1900年，反殖民及留西方壓迫的義和團運動強化了白人對東亞人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 。義和團是一個反殖民的中國武術組織，他們將中國的當時的所有問題歸咎於西方對中國的殖民，義和團試圖透過殺死在中國的西方人和中國基督徒或被西化的人來拯救中國。西方看法.義和團運動的受害者大多是中國基督徒，但對西方世界對中國人被屠殺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要亞洲人的鮮血為在中國被義和團殺害的西方人報仇雪恨。對此，英國、美國、日本、法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組成了八國聯盟，並派出一支國際軍事遠徵軍，以保護駐京使館及僑民為名，佔領北京。在西方世界，義和團在中國對西方人實施暴行的訊息激起了歐洲和北美的黃禍種族主義，中國人的叛亂被視為黃種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戰爭。俄羅斯帝國的媒體以種族主義和宗教術語將義和團運動描述為，神聖的白人俄羅斯與異教黃種人中國之間的文化戰爭。新聞界引用哲學家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恐華詩進一步支援黃禍論。俄羅斯貴族要求對亞洲威脅採取行動，親王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特魯別茨科伊敦促俄羅斯帝國和其他歐洲君主國共同瓜分中國，結束基督教世界的「黃禍」。因此，作為對義和團運動的回應，在1900年7月3日俄羅斯將所有華人驅逐出海蘭泡。 7月4日至8日，沙皇警察、哥薩克騎兵和當地自衛隊在阿穆爾河殺死了數千名中國人。殖民帝國的複仇.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發表了臭名昭著的的「匈奴演說(德語︰Hunnenrede)」，號召德軍在中國展開無情的報復行動，要求像士兵要像「匈奴人」一樣行事和對中國人犯下暴行來鎮壓義和團運動。由於害怕會損害德意志帝國的公眾形象，外交部出版的版本中刪去了德皇呼籲種族主義野蠻行為的演說。德皇對外交部的審查感到惱火，自己發表了未經刪減的匈奴演說，德皇命令遠徵指揮官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在中國做出野蠻行為，因為中國人「生性懦弱，像狗一樣，但也很狡猾」。同一時候，德皇最好的朋友菲利普·楚‑奧伊倫堡‑赫特費爾德寫信給另一位朋友，說德皇要夷平北京，殺戮民眾，為德意志帝國駐華大使克林德報仇。八國聯軍洗劫了北京，當時被聯軍強姦、掠奪和焚燒的規模向西方列強表明了︰「中國人還不如人」。一位當時在中國的澳大利亞人說︰「中國人的未來是一個可怕的問題。看看北京街頭的可怕景象……看看他們裹在身上的骯髒破爛的破布。 在他們經過時聞一聞。聽到他們無名的不道德行為。目睹他們無恥的下流，並在想像如果他們出現在你倒自己的人民中...呃！這讓你不寒而慄！」"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is a fearful problem. Look at the frightful sights one sees in the streets of Peking ... See the filthy, tattered rags they wrap around them. Smell them as they pass. Hear of their nameless immorality. Witness their shameless indecency, and picture them among your own people — Ugh! It makes you shudder!"英國海軍上將羅傑‧凱爾斯回憶說︰"Every Chinaman ... was treated as a Boxer, by the Russian and French troops, and the slaughter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retaliation, was revolting"「每個中國人……都被俄羅斯和法國軍隊當成義和團對待，他們為了報復而屠殺男人、女人和兒童，這令人反感。」美國傳教士盧埃拉·邁納 (Luella Miner)說："The conduct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is atrocious, the French are not much better, and the Japanese are looting and burning without mercy. Women and girls, by the hundred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to escape a worse fate at the hands of Russian and Japanese brutes"「俄羅斯士兵的行為殘暴，法國人也好不了多少，日本人肆無忌憚地搶劫和焚燒。數百名婦女和女孩為了逃避落入俄羅斯和日本的手中而自殺。」當代西方觀察家對德國、俄羅斯和日本軍隊的批評最為嚴厲，因為他們冷酷無情，願意肆意處決不同年齡和背景的中國人，有時甚至燒殺整個村莊的人口。美國人和英國人付錢給袁世凱和他的軍隊幫助聯軍鎮壓義和團。 聯軍攻佔北京後，袁世凱的軍隊在直隸省和山東省殺死了數萬名義和團人士。英國記者喬治·林奇說：「有些東西我不能寫，也可能不會在英國印刷，因為這似乎表明我們這種西方文明只是掩飾野蠻的外表。」1900 年 9 月 27 日，德國陸軍元帥瓦爾德西遠徵中國，在八國聯盟擊敗義和團叛亂後，他向中國北方發起了 75 次懲罰性襲擊，搜尋並摧毀了剩餘的義和團。 德國士兵殺死的農民比義和團遊擊隊還多。1900年11月19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奧古斯特·倍倍爾在國會批評德皇對中國的攻擊，指這對德國來說是可恥的。文化上的恐懼.儘管西方列強在反殖民義和團運動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對「黃禍」的種族主義偏見及在西方打壓下反而越來越激烈的中國民族主義，使到白人種族政治家感到文化上的恐懼，他們呼籲白人團結起來，反對來自「遙遠亞洲威脅西方文明的非白人他者」。對他們來說，“中國種族”意味著入侵、征服和征服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1900年7月，德國知識分子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評論第二次波耳戰爭及義和團運動時，給出了種族主義的評論，並且透露出文化上的恐懼，他說︰「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件事，英國人和荷蘭人出於各種複雜的原因繼續互相殘殺是犯罪的行為，因為巨大的黃色危險一書中，張伯倫為泛日耳曼主義和 20 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極大地影響了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白人種族滅絕」理論.達爾文主義式的種族威脅.奧地利哲學家克里斯蒂安·馮·厄稜費爾是黃禍論的大力鼓吹者，他提出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正處於達爾文式爭奪地球統治的種族鬥爭中，而黃種人正在贏得這場鬥爭。他又說中國人是「劣等種族」，他們的東方文化缺乏“所有潛力，包括決心、主動性、生產力、發明和組織才能...而這些都只是西方白人文化才有的。」不過，儘管厄稜費爾把亞洲人歸納成身體上及精神上都無能的刻板印象，但他還是稱讚了當時的日本是一流的帝國軍事強國。他認為日本人與“基因優越”的中國女性進行選擇性育種會產生“健康、狡猾、苦力”的種族。厄稜費爾的種族主義要點是，如果亞洲征服了西方等於白人種族滅絕，歐洲大陸被基因優勢的中日軍隊征服。一夫多妻的父權制.他認為，要解決東西方之間的人口數量失衡問題，他提議徹底改變基督教西方的習俗，當中的重點是取消一夫一妻制，而改成一夫多妻制。他認為一夫一妻制是白人至上主義的障礙，因為這限制了「基因優越的白人男性只能與一個女性生育孩子」，而亞洲的一夫多妻制給了黃種人更大的生殖優勢。因此，國家透過一夫多妻制來控制人類的性行為，以確保持續繁殖基因和數量上優越的白種人。在這樣一個父權制社會中，只有可靠遺傳性的高地位白人男性才有合法的生育權，以及他負擔得起的生育妻子的數量，因此要確保只有“社會贏家”在他們的種族種姓內生育。儘管在他的提議中，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制，但白人女性在法律上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她們的生命致力於妻子和母親的生育功能使命。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將在公共軍營中居住和過著日常生活，她們在那裡共同撫養許多孩子。 為了履行她對國家的生育義務，每個女人都被分配了一個丈夫，只是為了生育性行為。在他的世界觀裡，白人至上主義的社會工程將從性行為中消除了浪漫的愛情，從而減少了男女性關係，變成機械生產的交易。各國的恐亞心理.義大利.在20世紀早期，白人國家主導了世界秩序，當中只有衣索比亞與日本避免了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的外交承認，日本同意不會幫助衣索比亞抵抗義大利的入侵，義大利也因此結束在義大利國家媒體上針對日本的黃禍宣傳。紐西蘭.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粹主義總理理查德·塞登堅決反對華人移民紐西蘭。他將中國人比作猴子，並且利用黃禍來推動紐西蘭的種族主義政治。1879年，塞登在他的第一次政治演講中說︰「我不希望紐西蘭被亞洲韃靼人淹沒。我更願意向白人發表講話，而不是這些中國人。你不能和他們說話，你不能和他們講道理。」在此背景下，紐西蘭的反華情緒強烈。1905年在惠靈頓市，白人至上主義者萊昂內爾·特里。1881年紐西蘭引入限制中國移民的法律，當中包括高額人頭稅。美國.19世紀.美國反中情緒自十九世紀就已經存在，爆發點是在許多中國移民首次抵達北美後不久。反華情緒和暴力首次在1860年代爆發，當時中國人受僱美國公司，以微薄的薪水去建設世界上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但由於文化衝突及種族歧視，最終引發予多單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黃禍仇外心理最終令到美國國會透過1875年的佩奇法案、1882年的排華法案和1892年的吉里法案，終止中國移民。在當時的美國西部，種族主義者經常暴力對待中國人甚至處以私刑。在亞利桑那州的墓碑鎮，警長約翰尼·貝漢和市長約翰·克倫於1880年組織了「反華同盟」，1886年改組為“科奇斯縣反華秘密會”1880年，黃禍情緒令丹佛出現一單以一名中國人被處以私刑的案件，當地的唐人街也受到破壞。在華盛頓，黃禍的恐懼引發了對在Squak Valley華工的襲擊。1885 年， 西雅圖唐人街發生受種族憎恨驅動的縱火案， 以及1885年的塔科馬騷亂，當地白人居民將華人社群驅逐出他們的城鎮。在西雅圖，勞工騎士團在1886年的西雅圖騷亂中驅逐了200名中國人。在俄勒岡州，34名中國金礦工人在地獄峽谷大屠殺中遭到伏擊、搶劫和殺害。20世紀.在本土主義的政治壓力下，1917 年的《移民法》禁止亞洲移民到美國。1922 年的已婚婦女獨立國籍法保證獨立女性的公民身份，但若果她們與不符合入籍資格的非白人外國人結婚，則沒有公民身份。亞洲男性和女性被排除在美國公民之外，無法取得公民權。21世紀.在提倡種族平等的21世界，美國國內依舊廣泛存在反華情緒，當中主要原因除了是一直而來的種族偏見外，還有對中國快速崛起的強烈焦慮感。中國崛起的焦慮.在美國2010年的選舉時，與中國的貿易成為了兩黨的重要議題。兩個主要政黨都投放大量負面廣告，指控另一方支援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出賣」美國的利益。一些負面廣告描繪了關於中國的圖片，並且通常伴隨不祥畫外音。特別是一則名為“中國教授”的廣告引起巨大的爭議，它描述了2030年中國將征服西方的黃禍恐懼，另外廣告又是使用當地亞裔美國人的臨時演員扮演中國人，但演員們卻並沒有被告知拍攝的性質。專欄作家傑夫楊說，在競選活動中，“華人和華裔美國人之間的界限很模糊”。美國的右翼份子如史蒂夫·班農和彼德·提路等人煽動反華情緒，不斷明示暗示指責中國是美國問題的存源，激起仇恨。美國學者吳華揚表示，史蒂夫·班農和彼德·提路等人是把19世紀反亞裔仇恨情緒重新轉化成的「新黃禍」，並指這種情緒在白人民粹主義政治中普遍存在，而且他們也無法區分亞裔外國人和亞裔美國公民。評論員錢德蘭奈爾指這種情緒是源自美國對中國地緣政治的崛起而生的焦慮感，因為在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為文化落後和種族劣等的民族，但這個「劣等民族」正來挑戰他們的世界主導地位。美國將中國視為「敵人」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令西方一直所自慮文化優於東方的白人至上神話破滅。沃爾夫修正案.作為沃爾夫修正案的一部分，許多美國太空研究人員被美國國會禁止與隸屬於中國國有企業或實體的中國公民合作。2011年4月，第112屆美國國會指「出於來自中國間諜活動的考慮」，禁止 NASA 使用其資金和設施接待中國人。2010年早些時候，美國代表約翰·卡爾伯森曾敦促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不要允許 NASA 與中國國家航天局稱這項禁令“完全可恥且不道德”。新冠病毒引發的亞裔仇恨.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歧視浪潮中，法國《皮卡爾信使報》以「黃色警報」及「黃禍」形容疫情，引起亞裔不滿，其後皮卡爾信使報道歉並承認是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而且在疫情期間，針對中國人甚至亞裔的仇恨犯罪激增，三藩市針對亞裔的種族仇恨暴力案增幅達567%。並且多起暴力攻擊亞裔的案例層出不窮，更有多宗案件的受害者因此而死亡。聯合國也發表了一份報告，詳細列出帶有種族動機的暴力以及其他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事件，認為已達到「令人警惕的程度」。學者尚塔爾·鐘表示，這是「深深植根於黃禍意識形態」。新紅色恐慌.美國《紐約時報》報導指，中國崛起速度、日益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令到美國感到非常焦慮，因而出現了新一波的“紅色恐慌”，美國兩大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公開場合表達反華情緒，所制定的政策也與前兩次紅色恐慌時期的越來越相似，比如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 。據《經濟學人》報導，新紅色恐慌導緻美國政府“越來越以懷疑地目光看待美國大學校園裡的中國學生”。2019年3月25日，一個名為“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的又一例證，是又一次“狂熱的十字軍東徵”，將會造成了一些代價最慘重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