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瘟疫史

本條目記錄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稱傳染病大流行。對於古代，傳染病及病原體往往由於年代久遠、史料簡略、病原體變異和滅絕，從而難以考證，僅能大致推測。近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多種已知的最著名傳染病，包括鼠疫、痘疹等等。遠古時期.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漢朝.元始二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王莽天奉三年王莽地皇三年建武二十五年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建寧二年建寧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光和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三國時期.建安十三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建安二十二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黃初三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汙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黃初四年。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青龍二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青龍三年“正月，京都大疫”。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兩晉南北朝.嘉平五年晉惠帝光熙元年永嘉年間隆安元年義熙元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泰始四年六月，太白犯輿鬼，佔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建元元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天監二年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天監十四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大通三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太清三年，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鹹憤怨”，這年三月，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裡。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天嘉六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太建六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鹹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隋朝.開皇十年，首都長安發生小規模瘟疫。大業八年唐朝.垂拱三年景龍元年代宗廣德元年貞元十六年廣明元年宋朝.北宋慶曆八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元祐四年，杭州因乾旱，引發大疫。紹興元年南宋嘉定元年南宋度宗鹹淳七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南宋德佑元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旋即於閏三月大疫。遼、金、蒙古.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元朝.至大元年至順二年。至正四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明朝.鼠疫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癥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鼠疫大流行。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記載的大頭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死亡總人數佔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有研究認為黑死病是由蒙古軍隊和商隊沿著絲綢之路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55年的雲南地區，正值中國清朝後期。景泰六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成化七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成化十二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嘉靖初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嘉靖三十三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萬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天啟三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佈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爆發“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滅亡。清朝.順治四年康熙九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一年康熙五十六年雍正元年乾隆五年乾隆十年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四十年鹹豐五年，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同治元年，“太平天國”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亂大流行”的疫情。同治二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餘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光緒十六年秋，北京有大疫，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1855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萬人死亡。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 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中華民國大陸時期.1919年、1926年、1932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爆發過大規模的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全國檢疫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張家口鼠疫：死亡75人。亞洲流感。流腦大流行：疑似首發於廣東省陽春縣，文革期間紅衛兵進行全國大串聯致使疫情擴散至全國，共造成16萬餘人死亡。香港流感。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症，1955年江蘇南通首先爆發大規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並有466人死亡。此後中國大陸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有2萬—4.3萬例。乙型肝炎攜帶者，佔當時全球HBV攜帶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負擔最嚴重的國家，乙肝也被稱為“中國第一病”。截止2018年，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人數降至7000萬例，每年乙肝導致數十萬人死亡，主要由於乙肝導致的肝硬化和肝癌。1977年俄國流感，在中國北方城市、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最早開始流行，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該病毒來自於實驗室洩露事故或疫苗接種事故。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SARS事件：全球共有774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大陸有349人死亡。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有648人死亡。COVID-19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