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維世

孫維世，小名孫光英，女，四川南溪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話劇及電影導演。孫炳文之女，受周恩來與鄧穎超照顧。因私生活爭議結怨多人，導致其在文革中受害。1968年10月14日在獄中被迫害致死，終年48歲。1977年6月9日，文化部藝術局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孫維世舉行遺像安放儀式。生平.早年生涯.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戰友。大革命時期，1926年初，周恩來和孫炳文在廣州秘密會面，孫炳文抱著5歲多的女兒孫維世，讓孫維世看身後有無可疑人跟蹤，到了會面地點後，孫維世放哨，趴在視窗看外邊動靜，若陌生人走來就向父親孫炳文和周恩來報信。1927年4月，孫炳文在清黨中在上海龍華被蔣介石下令處決。此後，母親任銳帶著她逃到武漢，不久又回到上海，繼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孫維世自幼就能幫母親燒燬秘密檔案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孫維世隨母親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除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女中短暫借讀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1935年，母親任銳帶著15歲的六妹任均及14歲的女兒孫維世來到上海。任均、孫維世住在一個亭子間。任銳本來想把任均、孫維世送進學校繼續學習，但她倆想學表演，任銳就找中共地下黨的人幫忙，帶她倆見了一個人，將她倆介紹到天一影片公司“東方劇社”等人來講課。藍萍、左明等人還各自將自己的照片送給學員們。學習期間，天一影片公司還組織這批學員觀看了王瑩、顧而已、葉露茜、藍萍等人演的話劇《欽差大臣》，藍萍飾演配角木匠妻子。學習班兩三個月結束。因為天一影片公司的電影在南洋有影響，所以吳麗珠想帶任均、孫維世到南洋發展，但沒能獲得任銳同意。此後，任均回開封繼續在靜宜女中學習，孫維世也回北平上學。在上海期間，孫維世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裡演出。從武漢到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孫維世隨哥哥孫寧世到武漢，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要求去延安。辦事處只願收孫寧世，不願意收留孫維世。孫維世大鬧辦事處，周恩來得知孫維世身份，最終同意孫維世留在辦事處。不久，周恩來又將將任銳、孫維世母女一起送到延安。1938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春，她們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來又一起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此後，小姨任均也來到延安，進入魯藝。周恩來、鄧穎超致信任銳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孫維世也把周恩來和鄧穎超當成長輩，經常去看望。此後孫維世以“周恩來養女”自居，然而周恩來鄧穎超儘管照顧過很多烈士遺孤，但與孫維世從無收養關係。1937年，江青抵達延安。1938年初，為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六週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排演話劇《血祭上海》，江青飾演二姨太太，孫維世飾演大小姐，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羅瑞卿等領導人觀看。該劇公演20天，很受歡迎，江青、孫維世由此在延安成名，一時分別被人們叫作“二姨太太”和“大小姐”。蘇聯生活.1939年7月，周恩來騎馬摔傷，右臂骨折。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孫維世得知後以“照顧周恩來”為由請求與周恩來鄧穎超同去。得到批准。然而到達蘇聯後，孫維世並未照顧周。孫維世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此期間在課堂上曾與毛澤東前妻賀子珍爭執，後進入莫斯科戲劇學院表演系和導演系學習。1940年3月，不少在蘇聯的中國人已陸續回中國參加鬥爭，當時中國形勢嚴峻，孫維世不願回國，於是周恩來夫婦、任弼時將林利和孫維世託付給共產國際幹部，繼續在蘇聯學習。1941年，孫維世與張梅來往很多，張梅正在懷孕生產前後，孫維世與張梅的丈夫林彪發生婚外戀。同一段時間內，她又與劉亞樓也發生情感糾葛，劉亞樓妻子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蘇兆徵之女蘇麗娃，鄧穎超曾在蘇兆徵去世前冒著危險探望並記錄其遺言，對蘇麗娃也一直很關心，在蘇聯時介紹曾攜孫維世蘇麗娃相識。然而同樣是在蘇麗娃懷孕生子時劉亞樓與孫維世的婚外情也曝光了。林彪與劉亞樓因此爭風吃醋發生衝突。林彪表示可以為孫維世拋妻棄女，要孫維世與他一同回國。孫維世當時並未隨林彪回國。林彪與張梅離婚回國並於1942年底經人介紹與葉群相識。1943年結婚，林彪託人給孫維世帶來一封信告知其再婚的訊息。劉亞樓與蘇麗娃1943年離婚，1945年回國。張梅和蘇麗娃都在戰爭年代獨自撫養孩子多年，後來都與其他幹部再婚。蘇聯方面曾建議孫維世和林利加入蘇聯國籍，但兩人始終未同意。兩人從1941年到1945年一起經歷了蘇聯衛國戰爭，在蘇聯共同生活了7年，結下了深厚友誼。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林利和孫維世從莫斯科撤退，後又返回莫斯科。1942年，林利和孫維世在共產國際工作。1942年底，林利和孫維世離開共產國際機關。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為改善生活，林利和孫維世曾住進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的妻子金香的房間，因為當時物資缺乏，但金香仍能享受到蘇聯的特殊照顧。大批幹部回國時，曾叮囑留在莫斯科的孫維世和林利照顧身體不佳的賀子珍和金維映（鄧小平前妻，後成為李維漢妻子，李鐵映之母)，但衛國戰爭開始後，賀子珍被送入精神病院拘押，金維映更是在精神病院從此“下落不明”，孫維世和林利回國後聲稱對賀金二人遭遇“毫不知情”從哈爾濱到北京.1946年9月，孫維世、林利、李立三夫人李莎及其女兒李英男一道坐火車從蘇聯回中國，抵達哈爾濱，孫林二人本應繼續前往延安，卻住進李立三李莎位於中東鐵路職工小區並不寬敞的家中，此時林彪與葉群和兩個剛出生不久的子女也居住在同一小區內，孫維世第二天就去拜訪林彪，林彪心情極不平靜，猶豫是否再一次拋妻棄子與孫維世再續前緣。 葉群很快發現孫維世與林彪的關係，最終林彪沒有與孫繼續發展，但孫維世此舉招致林彪妻子葉群極大憤概。林利和孫維世於1946年11月離開哈爾濱到達延安。剛到達延安不久，孫維世就向周恩來要求回到哈爾濱參加話劇團工作，1946年底就啟程。本來林利到延安見到父親林伯渠之後，希望留在林伯渠身邊，但孫維世說服林利一起回哈爾濱。二人抵達北平後，接到東北方面電報，不讓孫維世去哈爾濱。葉劍英就此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覆函說孫維世想去哈爾濱工作是中央同意的。接到周恩來覆函後，林利和孫維世到東北，抵達長春後，伍修權表示接到哈爾濱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李立三署名的電報稱，“孫維世同志，請你為了黨的利益，不要來哈”等語，孫維世氣壞了，卻無計可施，最終不得不放棄去哈爾濱。林利獨自來到哈爾濱後，見到李立三夫人李莎，一種說法是李莎將電報之事告訴李立三。李立三完全不知道有該電報，經過向林彪詢問，才知道電報是林彪夫人葉群在李立三不在哈爾濱時擅自發的。另一種說法是，由於幾次婚外戀的前情，孫維世這麼快執意返回哈爾濱，哈爾濱方面並不歡迎。為了解決林彪和孫維世的尷尬關係，有人曾撮合離婚後的劉亞樓娶孫維世，但劉亞樓拒絕，與此同時認識了翟雲英準備結婚。李立三因擔心孫維世與林彪和劉亞樓再次發生婚外情影響太壞，而主動發電報阻止孫維世再來哈爾濱。此後，孫維世投入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石家莊正定縣的華北大學三部。不久，調到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工作。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行太原戰役，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奉命到太原前線的榆次縣南河流村，開展群眾創作，並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太原城。李鍵慶、李翎編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孫維世任導演，劇中只有兩個人物。11月中旬《一場虛驚》彩排，大獲成功，受到榆次縣老鄉喜愛。1948年12月5日，平津戰役開始，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對解放北平進行宣傳。他們從涿縣坐火車來到良鄉，良鄉解放才十多天，群眾尚不瞭解中共，他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軍及當地老鄉，很受歡迎，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表揚。到長辛店演出時，受到鐵路工人歡迎，多年後還有曾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長辛店老工人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1949年2月2日華北大學文工一團進入北平後，《一場虛驚》受到北平市民及文藝界人士歡迎。在西單長安大戲院彙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演職員到休息室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1956年，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的蘇聯專家庫裡涅夫看了《一場虛驚》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出戏。”北京生活.1949年7月，孫維世以“文藝界青年代表”的名義進入中國代表團，到匈牙利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東歐期間，孫維世曾經隨“世界青聯”組織到東歐各國參觀，世界青年聯歡節歷時半年結束。回國途中，孫維世接到張聞天要她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報到的電報。到莫斯科後，大使館要她和師哲等人一起為1949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舉行的中蘇領導人會談擔任翻譯及文秘工作。孫維世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組組長，陪同毛澤東出席會談。因為這段莫斯科經歷，江青後來曾經多次追問孫維世，要求孫維世說一說和毛澤東出國期間的事情，孫維世沒有理會，她多年來一直看不起江青，認為江青不配知道。金山在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例如早在1950年10月14日，即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當天，江青找到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稱，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1950年1月回國後，孫維世繼續投身話劇事業，翻譯、表演、導演了許多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話劇劇目，並協助廖承志建立直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領導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總導演、藝術委員會主任、副院長。她還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1950年初春，孫維世在執導翻譯版的蘇聯話劇《保爾·柯察金》時，周恩來屬意由他的老部下、曾與其單線聯絡的地下黨員、著名演員張瑞芳，以及她的丈夫金山出演男女主角。在排演該戲期間，金山與孫維世婚外出軌，在孫維世以“周恩來養女”自居的壓力下，張瑞芳不得不在巨大情感風波下，一邊忍受丈夫與孫維世出軌，一邊對著二人排練演出。周恩來鄧穎超得知後，向張瑞芳道歉，嚴厲批評了孫維世並要求她停止這段不當關係，多次苦口婆心勸說，但孫維世不聽勸阻不顧周鄧顏面一意孤行。1950年9月，《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保爾·柯察金》演完後，張瑞芳向金山提出離婚，並且立刻申請調離北京去上海。1950年10月14日，孫維世不顧周恩來鄧穎超的堅決反對，和金山結婚，並用“周恩來養女”的名義廣邀賓客在北京市青年宮舉行婚禮。周恩來拒絕出席，最後由鄧穎超出面當眾拿出周恩來送的禮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警告二人日後收斂放浪行徑，遵守婚姻法。孫維世和金山蜜月過後不久，金山奉命率領一個創作組到朝鮮戰爭戰場體驗生活，為創作電影《患難與共》收集素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親自接待金山一行，並派自己的女秘書陪同金山擔任嚮導兼翻譯。金山不久和這位女秘書勾搭成奸，公然同居，事發後女秘書被金日成下令槍斃，礙於金山是中國人，不便處理。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得知後，認為此事在國內外影響太壞，發電報請示中央。周恩來回電彭德懷，要求將金山押回國內處理。隨後有關領導找孫維世談話，希望她與“壞分子”金山劃清界限，周恩來鄧穎超也希望孫維世能懸崖勒馬離開金山。金山被押回北京後，受到批判。但出於種種考慮，孫維世決定不和金山離婚，希望金山“重新站起來”。此後，金山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並下放工廠勞動。在與張瑞芳結婚之前，金山曾在1936年與王瑩同居，幫助王瑩運作擠掉藍萍，讓其成為話劇《賽金花》女主角，因此與江青結仇，而孫維世此前已經得罪江青，又與金山結婚，出事後拒絕與金山離婚劃清界限，更招致江青仇恨。1952年，孫維世導演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孫維世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金山在話劇《萬尼亞舅舅》中成功飾演萬尼亞。孫維世還參與建立了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在蘇聯專家開辦的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上，孫維世擔任班主任。1956年9月，在孫維世提議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組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歐陽予倩任院長，孫維世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孫維世為中央實驗話劇院導演了建院劇目《同甘共苦》以及隨後的許多劇目。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州委書記》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影響很大，中共中央所有部委領導及各省委書記、省領導等幾乎都讀過。為反修防修，孫維世率中央實驗話劇院將《葉爾紹夫兄弟》改編成話劇。經過不到一年排練，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內部公演。該劇反映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共二十大後，蘇聯各階層、各族人民特別是莫斯科人民的思想狀況。該劇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連演三個月。黨和國家領導人除毛澤東和林彪外，全部觀看，周恩來看了兩次，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等還上舞臺接見了孫維世及全體演員。朱德因為年齡較大，分兩次看完全劇。後來，孫維世根據周恩來的批示，前往大慶油田，訪問“鐵人”王進喜，並拜工人為師，以大慶生活為題材創作了話劇《初升的太陽》。文革慘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孫維世被當作“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但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開始並沒被抓，也沒有被進一步批鬥。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孫維世來到任均家，抱怨任均自己成了“反動藝術權威”，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還對任均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要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孫維世和任均聊了當時的文革形勢，以及江青的一些往事。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時，兩人都說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不久，1967年10月6日，孫泱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孫泱死後，孫維世受到軟禁。一天黃昏，孫維世偷偷來到任均家，告訴任均自己已被軟禁，每天有人監視，她是秘密溜出來的。孫維世將孫泱的死訊告訴任均，並且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孫維世還讓任均趕緊燒掉1930年代在上海學習班時江青的照片，以免惹來禍端。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將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監獄。並借搜查金山“罪證”的名義，對孫維世抄家，抄走大批孫維世與中共高層往來的信件、照片、資料。將當年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林彪、江青寫給孫維世的信統統撕毀焚燒。金山被抓走後，孫維世又偷偷來到任均家，將金山被抓走的訊息告訴任均，任均擔心江青也對孫維世下手，但孫維世自認沒有任何把柄在江青手裡。孫維世對任均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能說什麼？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但孫維世和任均那時對形勢判斷有誤，認為搞總理周恩來的問題意在清洗毛澤東身邊的人。孫維世對任均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任均答：“她們是想‘清君側’。”孫維世得知哥哥孫泱的死訊，以及金山被抓走後，曾經發出五封申訴信，分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江青截獲了孫維世致周恩來以及致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指責周恩來縱容乾女兒反對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還打了周恩來的耳光。據林彪與葉群之女林立衡回憶，1967年江青對葉群說：“孫維世是蘇修特務。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這個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1997年孫新世在北京家中講述，在姐姐孫維世被捕前，她們兩姐妹一直相約每隔一週的週三晚間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見面。孫維世曾明確對孫新世說：“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殺，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為人一死，問題就不清楚了。”1968年春節前，兩姐妹最後一次見面。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服毒自殺身亡，終年68歲。次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被逮捕。他們的案子是“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團”。1968年3月1日夜，孫維世在家被逮捕。逮捕孫維世的不是公安機關，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是依照葉群的指示將孫維世抓走，葉群則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林利與孫維世同日被捕，她們都被作為“蘇修特務的同案犯”，即所謂“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團成員”。隨後二人都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下屬的功德林監獄，後又被移送到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沒有被關進秦城監獄，又沒有被送到軍隊“看管”，而是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看守所，也是為避免周恩來得知關押地點展開營救。在看守所，孫維世的名字被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物件”。批捕孫維世時，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孫維世是蘇修特務的檔案，送到周恩來處。周恩來被迫簽字批捕了孫維世，周恩來同時期簽字批捕的還有自己的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孫維世死後，鄧穎超曾經對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談及此事說：“當時想，放在裡面也許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們說是特務，抓了起來，你們得給個交待。”誰都沒想到孫維世直接被害死了。1968年3月18日，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與造反派開會商決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問題。江青為干擾周恩來工作，提出要參加。江青一進會場就當著周恩來和眾人的面罵道：“成元功是總理的一條狗，孫維世是總理身邊的一條狼！”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於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樓，終年48歲。1968年10月17日，周恩來得知孫維世的死訊後，揮筆批示：“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當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但是，江青等人將死後的孫維世定為“現行反革命”，迅速將屍體火化，不留骨灰。孫維世死亡五年後，家屬才得到孫維世死亡的正式通知。沒有任何家屬見過孫維世的遺體。孫新世後來向北京市公安局索要姐姐孫維世的骨灰時，得到的答覆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有了為孫維世平反的希望。任均及其丈夫王一達，還有孫新世、金山，四個人一起到一個地方看“中央文革專案組”認定孫維世是“現行反革命”的結論。結論只有幾行字，孫維世的“罪行”只有一條，就是“在50年代曾給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過青年藝術劇院的戲票”。當年孫維世和李莎、林利在蘇聯相識併成為好友，一道從蘇聯回國。1950年代，林利曾住在李立三家，孫維世只要有戲票，就送給林利和李莎。後來，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找不出孫維世的問題，就以這件小事給孫維世作出了“現行反革命”的結論。這份材料不讓抄寫，他們四個人就每人背幾句，將給孫維世的結論背下。此後，他們以該結論為根據，由孫新世以妹妹的名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給孫維世平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1975年10月14日，對《人民來信摘要》反映的孫新世認為沒有查出孫維世參與特務活動的證據，要求開追悼會給予徹底平反一事作出批示：“此事請吳慶彤同志查明處理，如孫無問題，可以將骨灰放到八寶山，不必搞正式追悼會，有親友參加即可。”但是事情還沒有辦，鄧小平就被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整下臺。1976年，金山又與孫維世之妹孫新世結婚。文革結束後，1977年6月，孫維世正式獲得平反。1977年6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藝術局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孫維世舉行遺像安放儀式。家庭.丈夫，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