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

舊制度之間法蘭西王國實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此期間法國由瓦盧瓦王朝和波旁王朝先後統治。這個系統的支柱，貴族的封建制度和世襲君主制分別在1790年和1792年被廢除。舊制度的終結代表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開始，這一時期也是現代史的發端。該術語有時也用於指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封建制度，例如瑞士。借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舊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即由一定時期內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所決定的上層社會結構，包括其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它的特徵可以從三個角度刻畫：法國的舊制度是多年的國家建設、立法行為也阻撓了中央集權。中央集權的動力是為了提升財政和戰爭能力，16世紀和17世紀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衝突和王朝危機，參與哈布斯堡家族的內部衝突，以及17世紀法國的領土擴張都需要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需要以貴族的人力透過土地稅和鹽稅等稅收徵集。而中央集權的關鍵之一，就是以國家為核心的制度取代國王和貴族間的人身依附體系。國王派遣總督作為代表到各省，大大削弱了各地貴族的地方掌控力。王室法庭對長袍貴族組成的財務局。在17世紀，財政區由財務、司法和警察總監管轄。財政區和總督轄區大致成為同義詞。1680年，包稅制度被建立，個人透過六年一度的拍賣購買代表國王收取土地稅的權力。該系統中的主要稅收人員被稱為總包稅人（--土地稅只是眾多稅收中的一種。還有軍稅，鹽稅，對各種產品的全國關稅、特殊產品的地方關稅、對進入城市的產品徵收的稅、在集市上出售商品的稅。此外，還有教會強制徵收的什一稅。路易十四建立了幾個額外的稅收制度，包括從1695年開始實行的人頭稅。它適用於每個人，包括貴族和教士，儘管可以透過一次性大筆款項購買豁免權。1749年，在路易十五統治下，一種基於什一稅的新稅收,“二十分之一稅”被實行，旨在減少王室赤字，這種稅收延續到了舊制度的終結。擔任國家職位的費用.國家財政的另一個主要國家職位收費。費用相當高，但一些職位附帶貴族身份且在經濟上有利可圖。早在12世紀和13世紀，利用職位謀利就已成為慣例。1467年的一項法律規定，除非頭銜持有人死亡、辭職或被沒收財產，否則這些職位不可撤銷。而這些職位一旦被買下，往往會成為世襲職位，只要交納轉讓費，即可在家族內部代代相傳。為了增加收入，國家經常建立新的職位。而且在1521年之前，甚至可以將職位轉讓的日期留空。1534年，一項根據教會慣例改編的規則規定，如果前任職位持有者在轉讓職位後四十天內死亡，則繼承者的權利無效，職位將返還國家。但是，一種新的費用出現了，它可以保護繼承者不受該規則的影響。1604年，敘利公爵創立了一種新稅，即“波萊特稅”，對官方職位擁有者徵收職位價值六十分之一的年稅，交稅後可以免於四十天規則。“波萊特”稅和職位的可買賣性成為1640年代投石黨之亂的關鍵問題。弗朗索瓦一世則創造了另一種稅“免費禮物”，讓教會從教會職位持有人那裡收取費用，再交給國王。國家財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借款，包括私人借款和公共借款。最重要的公共借款巴黎市政廳租金系統，一種為投資者提供年息的政府債券系統。該系統最早於1522年弗朗索瓦一世統治時期啟用。直到1661年，法國金融系統的負責人通常是財政大總監成為財政系統的主管。司法.下級法院.領主土地上的司法的管轄下。1670年，此類許可權轉移到初等法院。國家司法系統最初由法國北部的司法執達官法院監管，並可繼續細分為：這些更低一等的法院的法官是平民的初審法官。他們獨立行使法律職能，但必須諮詢他們自己選擇的律師們的意見。用專業術語來說，這些律師被“召集到他們的委員會”。對這些法院判決的上訴會到達司法執達官的法院，那裡也擁有平民對貴族的訴訟的初審管轄權。司法執達官法院和初等法院也負責管轄：褻瀆神靈、褻瀆君主、綁架、強姦、異端邪說、篡改金錢、煽動叛亂、叛亂和非法攜帶武器這樣的重罪。對初等法院判決的上訴會被提交至地區的高等法院。最重要的法庭是巴黎的司務官法院或初等法院，即大沙特萊法院，它由巴黎司務長、民事和刑事副官以及一名負責維護首都公共秩序的王室官員——巴黎警察總長組成。高等法院.以下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決定只能由“國王在他的顧問會議中”撤銷，最高法院可分為：法國司法系統的首腦是大法官。行政.法國君主制的既定原則之一是，國王不能在沒有他的顧問會議的建議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國王在他的顧問會議中”這個術語即展現了這一點。近代早期，法國的國家行政管理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最終，一個依賴於舊貴族、新的法官貴族。文藝復興時期的王室行政機構分為小顧問會議處理重要的國家事務，後者則處理司法或財政事務。弗朗索瓦一世有時因過度依賴少數顧問而受到批評，而因為吉斯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的阻礙，亨利二世、凱瑟琳·德·美第奇和他們的兒子們在大顧問會議經常無法達成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議的決策機構被分成幾個不同的委員會。它的下屬委員會一般可分為“政府委員會”、“金融委員會”和“司法行政委員會”。17世紀和18世紀的分支機構如下：政府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司法和行政委員會：除了上述行政機構外，國王周圍還有大量的私人和宮廷隨從，這些人被稱為“Maison du Roi”，即字面意義上的“王室”。路易十四去世後，奧爾良公爵菲利普二世攝政，他廢黜了幾個上面的行政職位，最著名的是所有的國務秘書都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委員會。這種政府體制稱為“多委員會體制”，一直從1715年持續到1718年。17世紀的國家職位.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統治下，行政機構中的法院及委員會得到了擴大，“長袍貴族”的比例增加，積累到17世紀，有以下職位：各省的王室行政在中世紀一直由司法執達官法院和司法總管法院管理，但它們在近代早期衰落，到18世紀後期，司法執達官法院僅發揮司法職能。16世紀和17世紀初各省的王室行政權力的主要入總督手中，這些職位長期以來僅由王國中排名最高的貴族家族擔任。隨著近代早期的內戰，國王越來越多地轉向更溫和而順從的代言人，這導致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期的“總監”數目增長。“總監”是從國務委員會審查官中選出的，分別對一省的財政、司法和治安有管轄權。到18世紀，儘管地方高等法院提出抗議，但王室的行政權力已在各省穩固確立。除了作為上訴法院的角色外，地區高等法院還有權登記國王的法令，並向國王提交有關法令的正式申訴。因此，他們作為法官階層的代表起到了有限的發聲作用。最高法院拒絕登記法令強制登記。王國中的其他傳統代表機構是法國三級會議召集。但法國三級會議沒有真正的力量，三個階級之間的分歧使他們變得虛弱，在達成目的之前會議就已經被解散。隨著法國專制主義的興起，全國三級會議從1614年到1789年停止召集。省級三級會議被證明更有效，經常被國王召集以響應財政和稅收政策。宗教.法國的君主制與天主教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1500年，法國有14個大主教區。法國教會的上層神職人員主要由來自舊貴族，由省級貴族家庭和宮廷貴族組成，許多職位實際上已成為世襲財產，一些成員擁有多個職位。除了神職人員擁有的封地外，教會本身也擁有自己的領地，並在其上進行司法統治。在16世紀初，法國的世俗神職人員設有一個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出版物的宗教正統性。然而，法國宗教戰爭後，他們對審查制度的控制權轉交給了高等法院，並在17世紀轉交給了王室審查員，只保留了請願權。教會的其他世俗權力包括在全國三級會議、省級三級會議、國王召集討論宗教問題的省會議、教會會議中扮演第一等級的角色。教會還聲稱擁有審判某些罪行的特權，最著名的是異端邪說罪，儘管法國宗教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將這種罪行置於王室法院和高等法院的職權範圍內。最後，修道院院長、紅衣主教和其他主教經常被國王任命為大使、他的委員會成員和其他行政職位。布林日國事詔書於1438年被查理七世頒佈，但之後被路易十一壓制，直到1484年，在圖爾召集的全國三級會議使其重新生效。布林日國事詔書允許法國的主教團自行選舉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從而剝奪了教宗對法國教會的有效控制，這象徵著高盧教會的開始。然而，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與教皇利奧十世簽署了一項新的協議，即博洛尼亞協議，規定國王擁有提名主教候選人的權利，而教宗擁有敘任權。這個協議激怒了法國人，但讓國王得以控制重要的教會職位，使貴族受益。雖然免徵土地稅，但教會仍需向王室繳納一項名為“免費禮物”的稅，該稅是從其神職人員那裡收取的，大約是職位價格的二十分之一。與此同時，教會向其教區居民徵收強制性的什一稅。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法國教會創立了耶穌會等眾多宗教團體，教區牧師的素質也有了很大提高；17世紀前幾十年，宗教熱情高漲，出現了聖方濟各和聖文森特·德·保祿。儘管南特敕令的宗教形式受到嚴厲壓制，放蕩主義或公開的無神論也是如此。在16世紀，法國的普通神職人員和方濟各會則主要在城市運作。儘管教會在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哲學家的攻擊，1750年後神職人員和修道士的招募也有所減少，但資料顯示，總體而言，法國仍然是一個非常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年收入達1.5億裡弗爾。高盧主義.路易十四支援高盧教會，使政府在選舉主教等方面比教宗擁有更大的權力。法國沒有宗教裁判所，只有在政府批准後，教宗的法令才能生效。路易十四希望對法國教會擁有更多的王權，但又不想脫離羅馬。教宗則承認“最基督教的國王”是一個強大的盟友，不能疏遠。修道院.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修道院社群構成了舊制度下許多地方經濟、社會和宗教生活的核心要素。僧侶們是大地主，與他們的鄰居建立了一套多樣化而複雜的聯絡。他們獲得了領主權利，為農村窮人提供工作，並每天與公證人、商人和外科醫生接觸。雖然他們不直接管理由教區牧師完成的信徒的宗教生活，但僧侶透過設立教區神職人員、提供施捨和社會服務以及扮演代禱者的角色，成為其中的推動力。女修道院.法國大革命前夕的修女團體平均有25名成員，平均年齡為48歲。修女們進入修道院的歲數相對較大，壽命也更長。總的來說，她們沒有多少財富。女修道院的人員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在法國，無論是在革命前還是在革命期間，男性和女性修道院的性質都大不相同。女修道院往往更加孤立，受到中央的控制較少，之間的多樣性也比男性修道院之間更大。宗教改革與新教少數派.法國的新教主要是加爾文主義的，從小貴族和商人階級那裡得到一些支援。主要的兩個據點是法國西南部和諾曼底，但即便在那裡，天主教徒也佔多數。法國的新教被認為是對民族團結的嚴重威脅，因為與法國同胞相比，少數的胡格諾派與德國和荷蘭的加爾文主義者的關係更為密切。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胡格諾派經常與法國的敵人結盟。雙方之間的敵意導致了法國宗教戰爭和悲慘的聖巴塞洛繆日大屠殺。宗教戰爭於1593年結束，當時已經實際上是法國國王的納瓦拉的胡格諾派利成為天主教徒，並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雙方承認為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為胡格諾派的宗教自由頒佈了南特敕令，主要條款是允許胡格諾派在每個省的某些城鎮舉行宗教儀式，允許他們控制八座城市，建立審判胡格諾派的特別法庭，並賦予胡格諾派與天主教徒相同的公民權利。法令中給予少數派軍事上的特權，安撫他們的恐懼。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特權顯然容易被濫用。1620年，胡格諾派發布了“法蘭西改革教會共和國”的憲法，首相紅衣主教黎塞留動用了國家的全部力量應對，經長期圍困後於1628年佔領了拉羅謝爾。第二年，《阿萊條約》使胡格諾派享有宗教自由，軍事自由被取消了。路易十四越來越積極地迫使胡格諾派皈依。起初，他派遣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得到了一筆資金的支援，以在經濟上獎勵皈依天主教的人。然後，他實施了懲罰，關閉胡格諾派的學校，並將他們排除在喜歡的職業之外。攻擊逐漸升級，他試圖透過派龍騎兵佔領和搶劫來強制改變胡格諾派教徒的信仰。最終，1685年的楓丹白露敕令廢除了南特敕令。楓丹白露敕令對新教施加禁令，要求兒童接受天主教教育，並禁止大多數胡格諾派移民。事實證明，這對胡格諾派來說是災難性的，對法國來說也代價高昂，因為它引發了內亂，破壞了商業，並導致大約180,000名新教徒非法逃離該國，其中許多人成為英格蘭、蘇格蘭、荷蘭、普魯士和南非的知識分子、醫生和商業領袖。此外，還有 4000人去了美洲殖民地。英國政府和私人機構提供資金歡迎法國難民搬遷，留在法國的胡格諾教徒成為天主教徒，被稱為“新皈依者”，只有少數新教村莊留在偏遠地區。到1780年代，新教徒約有700,000人，占人口的2%。它不再是精英階層最喜歡的宗教，大多數新教徒都是農民。新教仍然是非法的，雖然該法律很少得到執行，但仍可能對新教徒構成威脅或滋擾。加爾文主義者主要居住在法國南部，大約200,000名路德教徒居住在阿爾薩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仍然保護著他們。此外，法國境內約有四萬至五萬名猶太人，主要集中在波爾多、梅斯等幾個城市。除了放債業務外，他們的權利和機會非常有限，但他們的身份是合法的。社會結構.政治權力廣泛分散於精英階層。高等法院非常強大，但只有大約10,000名官員在王室服務，對於一個因道路系統不完善而內部通訊非常緩慢的大國來說，這確實很少。乘坐遠洋輪船或河船旅行通常更快。王國的不同等級偶爾會在全國三級會議會面，但實際上三級會議沒有權力，因為它可以向國王請願，但不能自行透過法律。天主教會控制著該國大約40%的財富，這些財富與可以增加但不能減少的長期捐贈捆綁在一起。國王而非教宗提名主教，但通常必須和與當地修道院、教堂關係密切的貴族家庭協商。貴族在財富上排在第二位，但缺乏團結。每個貴族都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地區關係網路和自己的軍事力量。城市具有準獨立地位，主要由大商人和行會控制。巴黎是最大的城市，在1547年有220,000人，並且穩定增長。里昂和魯昂各有大約40,000人口，但里昂擁有強大的銀行業社群和充滿活力的文化。波爾多緊隨其後，1500年人口只有20,000。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擁有權利，當局必須尊重。1484年，法國的1300萬人口中約97%居住在農村。1700年，2000萬人口中的80%是農民。在17世紀，農民與市場經濟有聯絡，為農業增長提供了大量必要的資本投資，並經常更換村莊或城鎮。地理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與市場和投資的需求相關。作為法國社會的穩定核心，城鎮行會成員和農民雖然在某些例子中擁有驚人的穩定程度，但整體並非死氣沉沉。這兩個社群之間持續的緊張關係以及與市場經濟相關的廣泛的地理和社會流動性是理解近代早期法國社會結構、經濟甚至政治制度演變的關鍵。年鑑學派正規化低估了市場經濟的作用，未能解釋資本投入農村經濟的本質，過分誇大了社會穩定。農民的要求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早期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婦女的作用最近受到關注，尤其是在她們的宗教信仰方面。歷史學家探索了法國農民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覆滅.1789年，舊制度被法國大革命暴力推翻。儘管1785年的法國面臨有關稅收公平性的經濟困難，但它是歐洲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與許多歐洲同胞相比，法國人民還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少的任意懲罰。然而，路易十六、他的大臣和廣大的法國貴族群體變得極不受歡迎，因為農民和資產階級揹負著毀滅性的高稅收，這些稅收是為了支援富有的貴族和他們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徵收的。歷史學家解釋說，舊制度的突然崩潰部分源於它的僵化。貴族面臨著商人和富裕農民的崛起，他們與啟蒙思想影響下憤憤不平的農民、工薪階層和知識分子結盟。隨著革命的進行，權力從君主制和出身特權階層轉移到更具代表性的政治機構，如立法議會，但之前互相結盟的共和派團體之間的衝突造成了相當大的流血事件。越來越多的法國人接受了伏爾泰、狄德羅、杜閣等啟蒙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提出的“平等”和“個人自由”思想。美國革命表明，啟蒙思想的治理組織實際上可以付諸實踐。一些美國外交官，如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曾住在巴黎，並與那裡的法國知識分子階層自由交往。此外，獨立戰爭期間，美國革命者與向大陸軍提供支援的法國士兵之間的接觸也有助於在法國傳播革命思想。一段時間後，許多人法國開始攻擊本國政府的民主赤字，推動言論自由，挑戰羅馬天主教會，譴責貴族特權。革命不是由單一事件引起的，而是一系列事件共同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政治權力的組織、社會的性質和個人行使自由的方式。鄉愁.對於一些觀察者來說，這個詞開始表示某種懷舊之情。例如，塔列朗曾說：這種感情是由於革命後文化和價值觀的衰微造成的，在大革命中，貴族失去了大部分經濟和政治權力，成為人們眼中富有、粗俗和唯物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個主題在整個19世紀的法國文學中反覆出現，巴爾扎克和福樓拜都批評了新上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對於這種心態來說，舊制度表達了革命前優雅美好的時代，而革命及相關的變革則引入了粗糙和不確定的現代性。歷史學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在他的經典研究《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反對了這種定義式的敘事，書中強調了革命前後法國制度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