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曾為自己取漢名胡華，中國大陸後來改譯為胡-{}-佛，第31任美國總統。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會說漢語的總統。共和黨籍。除從事政治外，還是採礦工程師和作家。曾任沃倫·G·哈定和卡爾文·柯立芝兩屆總統的商務部長，其間打出“經濟現代化”的旗號推動政府幹預經濟。1928年大選，此前從未經選舉而擔當政府職位的胡佛輕鬆贏得黨內提名，並在國內一片欣欣向榮的樂觀氣氛中完勝民主黨候選人阿爾·史密斯當選總統。他是美國迄今為止由內閣部長直接升為總統的唯一一人。胡佛作為專業工程師，奉進步主義思潮所提倡的效率運動為圭臬，深信政府和經濟充斥著低效與浪費，其改善則須藉由有關專家對這些問題的識別並解決。當選八個月後，1929年10月，華爾街金融恐慌爆發。胡佛試圖透過市場的自由運作來戰勝隨後而來的大蕭條，但他的政策在其任期內並未帶來任何起色。1932年美國經濟很差，但胡佛依然有大多數報紙的支援，因報社老闆多為共和黨人，但總統選舉最終仍被富蘭克林·羅斯福所擊敗，結束共和黨自1860年來的長期執政。歷史學家大多相信胡佛輸掉連任主要是因為他未能抑制經濟下滑和人們對禁酒法的普遍反對。胡佛的其他缺點還包括缺乏吸引對選民的魅力，以及不善於與其他政治家合作等。因此，儘管胡佛的聲望因他在杜魯門與艾森豪時代的表現有所恢復，但在今天對美國總統的歷史排名中，胡佛的排位通常都很低。生平.早年.1874年8月10日，赫伯特·胡佛生於艾奧瓦州的西布蘭奇。他是第一位生於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國總統，也是至今唯一一位生於艾奧瓦州的總統。父親傑西·胡佛達成了一個協議：後者幫助受災黑人遠離公共視線，前者則答應一旦他當選總統將讓非洲裔美國人擁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作為華盛頓妥協哲學的繼承人，摩頓答應了這一交換，開始積極地壓制一切有關黑人受到非人待遇的訊息。然而，胡佛在大選後背棄了他的諾言。這導致1932年大選時大批黑人選民拋棄自林肯時代以來的親共和黨傳統，開始轉為支援民主黨。1928年大選.柯立芝於1927年拒絕了競選以連任第二個完全任期外就沒別的了”。胡佛的聲譽、經驗和人氣確保了他在第一輪黨代會投票就獲得了提名，競選夥伴為參議員查爾斯·柯蒂斯。在得到總統提名後，胡佛發表了演講。其中就貧窮問題他這樣說道：胡佛的大選對手是民主黨代表阿爾·史密斯。史密斯由於信仰天主教而遭到一些新教徒社群的反對，這也成為了對胡佛有利的因素。競選中，儘管胡佛打出效率和繁榮牌作為他的從政綱領，但雙方都標榜自己親商業、發誓改善農民民生、改革移民法、以及繼續維持美國的孤立外交政策。兩個人最大的理念差異在於對禁酒法的態度。史密斯反對禁酒，要求撤銷禁酒法；而胡佛在公開場合對禁酒給予支援，稱之為一次“意圖高尚的實驗”。很少為選民所知的是，胡佛在私下對於禁酒熱情不高。在商務部工作時，他經常在下班後拜訪比利時大使館見一些朋友。在那裡，由於是法定外國領土，胡佛可以喝上一杯再回家。史密斯對禁酒法的態度給了胡佛支持者一個攻擊他的主要論據。從民眾角度來講，人們或許更傾向於攻擊史密斯的宗教信仰。但是，由於第一修正案保護宗教信仰的自由，這種攻擊對於嚴肅的競選者來說由於其政治不正確而無法採納。不過，給史密斯貼上“反禁酒的醉鬼”這類標籤倒是毫無問題。在禁酒問題上，胡佛還得到了婦女基督教戒酒聯合會的支援。歷史學家認為，胡佛之所以能在1928年大選中取得58%普選票的壓倒性勝利，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個人聲譽和當時繁榮的經濟形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主黨內部在宗教和禁酒問題上產生了分裂。胡佛甚至拿下了諸如佛羅里達、弗吉尼亞、得克薩斯和田納西這樣的民主黨的傳統南方票倉。廣告經理和作家布魯斯·巴頓曾說：“美國人知道選史密斯他們能更開心，但選胡佛他們能撈更多的錢。”總統任期.進入白宮第一天，胡佛就召開記者招待會，誓言要把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推向一個“新階段”。胡佛要求新聞界選出一個記者委員會，來為白宮記者招待會提出改進建議。胡佛還拒絕使用發言人，而是直接與記者對話，並在每次會前向記者們分發一個文字，扼要記述了總統將於會上所作的宣告。在胡佛執政後的頭四個月中，他舉辦記者招待會的密度之大不僅超過諸前任總統，也是任何後任所未能及的。不過，1929年證券市場崩潰後胡佛就改變了這一媒體政策，不但大幅減少新聞釋出會次數，而且開始過濾與會記者。主要政策.早在1928年11月當選總統之後，胡佛就制定了一個旨在改善國家管理機構的計劃。作為進步主義者和改革運動家，胡佛把他的總統任期視為提升全體美國人生活水平的一次契機，而這種提升要藉助政府管理和鼓勵義工來實現。早在進入政界之前胡佛就批評過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當商務部長時他一直積極地倡導政府監管。現在，成為總統的胡佛可以更為有效地推廣他的經濟理念，並尤其致力於推動國會透過有關關稅改革和給予農民補貼的議案。在稅務政策上，提倡為低收入人口減稅。召開會議討論住房建設和擴大個人購房等問題。老兵醫療設施數翻了一番。在環境保護方面，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規劃自然保護區，該委員會共將約12,000平方公里和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劃為國家公園和國家林地。在交通和通訊方面，就聖老倫斯海路問題與加拿大達成了一個條約，但未在參院得到批准。修建了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要求航空郵遞業者採取更加嚴格的安全措施並提升服務質量。胡佛的印第安人政策具有特殊的意味：胡佛本人為慈善家，而他的副總統又擁有部分印第安血統。貴格會的教義浸染令他相信印第安人應該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胡佛指派Charles J. Rhoads為印第安人事務局局長以重組該機構，支援後者有關同化印第安人的主張，並設法弱化印第安人事務中的政府角色。胡佛的目標是讓印第安人成為真正的個人而不是從屬於部落，並負擔起1924年印第安人國籍法所賦予他們的公民責任。此外，胡佛在任內還擴大了聯邦公務員隊伍的規模和覆蓋面。取消針對政府土地的私人勘採租約。以及在科羅拉多河上修建水壩—後被命名為“胡佛水壩”。在外交方面，胡佛政府於1930年釋出了克拉克備忘錄。該備忘錄本為柯立芝任內副國務卿喬舒亞·魯賓·克拉克。針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三省，胡佛和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確立了所謂胡佛-史汀生主義，稱美國決不承認任何以武力奪佔之領土。在他的任期內，胡佛還調解了智利與秘魯間圍繞阿利卡和塔克納的領土糾紛。根據1833年硝石戰爭結束後所籤的《安孔條約》，阿利卡和塔克納交由智利統治十年，十年之後經全民公決決定最終歸屬。但公決從未進行。經胡佛調停，兩國於1929年簽訂《利馬條約》，智利保留阿利卡，而塔克納復歸秘魯。1928年11月，胡佛開始了為期七週的拉美“親善之旅”，以向南方國家解釋他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經阿根廷時，胡佛躲過了一次由塞維裡諾·吉奧瓦尼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他的刺殺。吉奧瓦尼等人打算炸燬他所乘坐的火車車廂，並已得到了一份胡佛的鐵路行程表，其中詳細記載了他抵達每一站的時間。不過，吉奧瓦尼未及安置炸藥就事敗被捕 。胡佛本人從未提及過此事；他對阿根廷的讚美之詞在東道主國和媒體都得到了良好反響。大蕭條.胡佛對經濟政策的態度主體上是基於志願精神來維持。早在執政之前，胡佛即支援以公私合作來實現長期高效增長這一概念。他害怕過多的政府幹預或強迫會剝奪企業的個性與獨立，而在他眼中這兩個要素正是美國價值的核心。因此，大蕭條的到來不僅是對國家經濟，也是對胡佛的理念的考驗。雖然據胡佛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危機伊始，他拒絕了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棄之不管”的建言，但是，一些批評家則批評在秉持自由放任的經濟觀這一點上胡佛與梅隆其實是相同的。為抑制大蕭條所導致的經濟劇烈下滑，胡佛做出了多種嘗試，但幾乎無一奏效。當蕭條初期經濟形勢急速惡化的時候，胡佛拒絕了透過立法給予援助—他相信這會使民眾變得依賴聯邦政府。胡佛所採取的方法是與商界合作制訂了許多基於志願原則的對策，鼓勵州和地方政府做出反應，以及加速聯邦工程建設。直到他的任期快結束時，胡佛才開始支援一系列的立法解決方案。1929年，胡佛批准了墨西哥裔人口遣返計劃。這一計劃旨在減少墨西哥裔人口造成的就業競爭，並降低市政援助的負擔。計劃一直實施到1937年，其間共有50萬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送回墨西哥，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強迫離開的。1930年6月國會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胡佛簽署了該法案。這項法律提高了數千種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意在透過增加進口商品的價格來鼓勵美國人購買本國商品、增加政府收入、以及保護農民利益。然而，此時經濟危機已蔓延至全球，其他國家作為回應也對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結果，國際貿易大幅下降，反而加劇了蕭條。1931年胡佛發表《延債宣言》，建議各國政府間的債務、賠償及戰債軍延期一年償付，但同時各國欠美國的債務不能取消。由於所接受的賠償大於應支付之戰債，法國等國對這一提案表示反對。最後法美不得不單獨達成協議以謀求妥協。但是，宣言並未緩解經濟危機。隨著其一年期時限的接近，各國開始設法徹底解決一戰遺留的債務問題。1932年7月，各有關國家在洛桑簽訂《洛桑協定》，規定德國在未來37年內支付總額為30億馬克的最終賠款，其中一部分作為國際基金，一部分給美國。會上，英法答應放棄賠款，同時要求美國也相應取消戰債。但是，胡佛在1932年11月拒絕了英法取消戰債的要求。儘管如此，法英還是於1932年至1933年間相繼停止支付戰債。另一方面，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更是完全否定了德國的賠款義務。一戰債務問題至此也只能不了了之。1931年，胡佛敦促國內各主要銀行成立了一個稱為國家信貸公司取而代之。國家信貸公司的例子充分說明了胡佛依靠志願主義來扶持經濟的信念。到1932年，大蕭條已經擴充套件為全球範圍的經濟危機。在美國，失業率高到24.9%，農業腹地持續乾旱，大批企業和家庭拖欠還款，超過五千家銀行倒閉。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因無家可歸而聚集起來居住在帳篷搭制的城市營地中。這些流離失所者稱這些營地為“胡佛村”，以刺激建設新住房，並減少貸款人的止贖行為。由於之後止贖的減少，這一措施看似取得了效果；但還是作用太小、且來的太晚。在蕭條開始以前，胡佛的首任財長梅隆提議並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其中將最高所得稅稅率由73%減為24%。蕭條開始後，隨著居民收入大幅下降，低稅率導致聯邦預算嚴重赤字。對增加聯邦收入的迫切要求促使國會於1932年透過新的稅收法，全面提高了各種稅率。其中，最高所得稅的稅率重新上調為63%，接近1928年之前的水平；不動產稅加倍；企業稅上浮約15%。此外還新增支票稅，規定對所有銀行支票另徵2美分的附加稅。William D. Lastrapes和George Selgin等經濟學家認為支票稅是導致當時銀根嚴重緊縮的一個重要因素。胡佛還鼓勵國會調查紐約證交所，這一壓力導致了後者的多項改革。1932年，胡佛政府為拯救經濟進行了最後一搏，通過了緊急救濟和建設法，其中包括為公共建設專案提供資金和成立重建金融公司等內容。重建金融公司的目的是向金融機構、鐵路和農民提供政府擔保的貸款。這一機構在建立初期並未產生太大效應，但富蘭克林·羅斯福保留了其設定，並將其大幅擴大為新政的一部分。胡佛的增稅和干預市場等措施使得自由主義者批評他領導下的美國是中央集權經濟體制。富蘭克林·羅斯福指責共和黨政府開支和徵稅過多、增加國家債務、提升關稅、增設貿易壁壘以及在政府救濟上花太多的錢。他還攻擊胡佛“魯莽和過分的”開銷，批評其“儘快將控制集中在華盛頓”的想法，稱胡佛領導的是“任何歷史上的和平時期當中最能花錢的一個政府”。羅斯福的競選夥伴約翰·南斯·迦納乾脆指責共和黨是在“引領美國走向社會主義路線”。但是，就聯邦政府的干預力度而言，胡佛的政策比之後新政的措施相形見絀。而且，當胡佛要求國會透過立法時，他反覆重申這樣的觀點：儘管民眾不應該捱餓，但救濟他們主要應當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新政擁護者、羅斯福智囊團成員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後來評價道—儘管當時沒有人會這麼講—“實際上整個新政就是胡佛所開啟之政策的外延。”酬卹金進軍事件.一戰期間，參戰的美國軍人在每人每日1美元的薪金之外，還另加25分做為海外生活補助金。但在戰時，這筆薪金並沒有發放到他們手中。戰後，國會於1924年透過《服役證明修正法》，規定美國政府先發給一戰老兵一張補助金證書，並承諾所欠薪金在二十年後依當兵日數按每日1美元的比率以現金償付。但是，由於大蕭條導致的經濟困難，大批難以餬口的老兵開始要求政府立刻支付應在1945年才支付的薪金。1932年6月間，包括一戰老兵在內的大批請願者於華盛頓特區聚集並紮營。國會提出支付回家路費以遣散示威者，但只有少數人同意離開。華盛頓警方試圖驅散示威人群，但因誤殺兩名退伍軍官而引起更大混亂。胡佛於是調集軍隊平息騷亂。但是，部隊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認定騷動實為共產革命，遂決定以武力清場。鎮壓導致數百名群眾受傷。實際上，胡佛事前已明令軍隊不要進入請願者營地，但麥克阿瑟未遵守這一命令。胡佛對此深感憤怒，但也拒絕訓誡麥克阿瑟。酬卹金進軍事件為胡佛的1932年大選增加了新的負面因素。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甚至因此事件稱胡佛是“腦子裡一堆漿糊”，雖然他後來當上總統一直到過世也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胡佛於任內為最高法院任命了三名法官：胡佛對民主黨人卡多佐的任命打破了黨派界限。對此，他解釋稱自己“是一個古老的信徒，深信最高法院應當有一個強有力的少數派來代表反對黨，且應來總是任命那些有經驗的法官。當出現空缺時...經認真審議所有可能的民主黨法官，立刻認識到卡多佐就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提名了他。”1932年大選.儘管胡佛已開始厭倦他的總統生涯，但他還是同意參加1932年大選。這既是為了捍衛榮譽，也是因為胡佛擔心如果其他共和黨人當選，他們會以更加激進而危險的手段來應對危機。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後，胡佛本打算只作一到兩場主要演說，而將其他競選活動交由代理人馬完成。但是，隨著民調顯示共和黨將遭遇慘敗，胡佛同意增加他的公共演說場次。在此後的總共九場演講中，胡佛主要辯護了本屆政府的施政和他的政經哲學。胡佛演說的辯護性質使得他無法直接反駁羅斯福對他個人應當為蕭條負責的指控。在進行全國競選的過程中，胡佛可能面臨了史上對現任總統充滿最大敵意的民眾。他的列車和車隊被投擲雞蛋和爛水果；他的演講時常被憤怒的聽眾打斷；美國特勤局甚至粉碎了數次不滿群眾對他的暗殺企圖。一次，一個拿著炸藥的人在走近胡佛前被制伏；還有一個人破壞了總統專列即將行經的鐵軌。最終，胡佛在1932年大選完敗。他只拿到了39.7%的普選票，而羅斯福是57.4%。在48個州中胡佛僅贏了賓夕法尼亞、特拉華等六個州，拿到531張選舉人票的59張。民主黨除贏得白宮外還控制了參議院，並擴大了在眾議院的支配優勢。敗選之後，胡佛試圖得到羅斯福的幫助以撫慰投資者併合作解決經濟問題。但他的建議為羅斯福所拒絕。由於羅斯福的任期要到1933年3月才開始，這就“保證了羅斯福能在胡佛成為全美最遭恨之人的危機氛圍內宣誓入職”。卸任之後.1933年3月4日，帶著些許的苦悶，胡佛黯然離開了華盛頓。不少選民對他全力以赴的視而不見和對他的激烈抨擊令胡佛深感氣餒。胡佛一家先是在紐約的一家飯店住了些日子，隨後就搬回加州帕羅奧圖的家中。作為退休後的消遣，胡佛喜歡乘車出遊，且只和妻子或一名朋友相伴。胡佛常驅車幾百或上千英里，盡享旅途的愜意。他走訪西部的採礦營地或是小村莊，在那裡沒人認識這位前總統。他也登攀高山，探尋幽林，或是獨自垂釣。釣魚一直是胡佛的一大樂趣。直到他病逝前一年，胡佛還以自己的垂釣經驗為背景出版了一本書，也是他16本書中的最後一本，題為《漁樂人生—洗滌靈魂》。此外，像許久前一樣，胡佛又重新參與到一些紳士俱樂部的活動中。雖然很多朋友和共和黨支持者鼓動胡佛擔當“忠實反對派”的代言人來攻擊羅斯福的新政，但胡佛在離開白宮後的頭幾年時間內持續地拒絕了這類要求。胡佛甚至一直到1934年晚些時候都在刻意地避開公共視線的關注。但是，胡佛的低調並未抑止關於這位前總統種種謠言的傳播。民主黨政客尤其熱衷於煽動這類輿論，因為他們發現胡佛實在是最為方便的替罪羊。一則謠言稱胡佛試圖攜價值五百萬美元的黃金乘遊艇逃亡；還有一則說聯邦調查局出於“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已把胡佛軟禁起來。胡佛和羅斯福的關係可能是總統關係史上最糟糕的。胡佛從沒說過羅斯福什麼好話。而羅斯福據稱曾在任職期間做過很多針對胡佛的“小動作”，諸如命令從白宮生日會致詞者名單中撤掉胡佛，以及把胡佛大壩上提及胡佛的字跡清除。結果，這個大壩在未來很多年內只被官方稱作“巨礫大壩”。1936年胡佛考慮謀求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這樣他就可以和羅斯福再次對決。不過，儘管胡佛得到了一些代表的堅決支援，他的受提名希望微乎其微。最後，胡佛公開支援了堪薩斯州州長阿爾夫·蘭登，儘管他個人擔心蘭登過於傾向接受羅斯福的新政。不過，民主黨競選者們完全不把蘭登放在眼裡，而是繼續在他們的演說中攻擊胡佛，甚至發出警告說一旦蘭登當選，就等於讓胡佛在白宮“垂簾聽政”。最後，羅斯福輕鬆擊敗蘭登，贏了48個州中的46個；國會選舉民主黨也是大獲全勝。儘管在這段時間胡佛的聲望已止谷底，但局勢開始因為一些事件而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進展：羅斯福試圖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數以增加在司法機構中的話語權，但這一努力不但因為未能在國會透過而奏效，反而削弱了兩院對羅斯福新政的支援，並給了反對派攻擊他“破壞民主”的把柄。此外，1937年到1938年間，經濟形勢又經歷了一次低潮，這也打破了羅斯福的施政神話。1940年大選，胡佛再一次成為共和黨的可能選項。而且，儘管他在民意測驗中居於托馬斯·杜威、亞瑟·范登堡、甚至是他的門徒羅伯特·A·塔夫脫之後，胡佛仍然在共和黨大會的與會黨代表中得到可觀的支援。而且當時相信，一旦大會出現僵局，胡佛很有可能作為折衷贏得提名。不過大會最後還是選舉溫德爾·威爾基為候選人。胡佛僅是義務性地對威爾基給予了支援。但實際上他對於這位候選人是絕望的。這是因為，在胡佛看來，威爾基提出的競選綱領和羅斯福的新政別無二致，而這樣的政策正是胡佛的反對之處。1940年以後，胡佛就再也未曾考慮重新競選任何公職。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胡佛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支援美國維持中立，並相信盟軍有能力遏制住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然而，隨著德軍很快征服法國並轉向對英作戰，許多美國人認為英國也時日無多。儘管如此，胡佛還是認為對於美國而言，對德宣戰以馳援英國將是愚蠢的。相反，他覺得美國應該致力於鞏固自身的防禦，而不要插手歐洲的亂局。胡佛提出“美國堡壘”概念，指出有東西兩大洋的阻隔，再加上海空軍的巡防，美國有能力打退任何攻擊。胡佛還公開反對羅斯福的和平期徵兵計劃、對英租借法案、以及下達給美國海軍的對侵擾英美航線之德國潛艇實施“就地攻擊”的指令。胡佛認為這些政策是對美國中立的威脅。1941年6月29日，德國入侵蘇聯一週後，胡佛在一次廣播演講中抨擊了任何美蘇之間建立“默契同盟”的想法：但是，在1941年12月7日美國因珍珠港事件參戰後，胡佛完全拋棄了對中立的支援，轉而為獲得最後勝利而吶喊。他向政府提出願意承擔任何必要的工作，但羅斯福政府並未提出這樣的要求。二戰結束以後，考慮到胡佛一戰結束時的對德交涉經驗，杜魯門總統於1946年選派他前往德國以確認被佔領地區的食物供應狀況。胡佛乘坐原為納粹將領戈林所用的火車車廂，訪問了西德一些地區。在那裡，“德國經濟已達一百年來的最低點”。在一篇報告中他這樣說：根據胡佛的提議，1947年4月14日起美英佔領區開始實施面向學校的食物配給計劃。這一“胡佛膳食”計劃總共為350萬六到十八歲德國兒童提供了四萬噸食物補給。二戰結束後，胡佛和杜魯門私交甚密。胡佛甚至開玩笑說有太多年他們倆是前總統“工會”僅有的兩位成員。1947年，杜魯門指派胡佛領導一個委員會以重組行政機構。這一委員會於是被稱作胡佛委員會。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也任命他領導了另一個類似的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發現了政府部門中存在的許多低效和浪費現象，並提出了改進方案。但令胡佛失望的是，委員會的大部分建議都未被政府採納。冷戰期間，胡佛作為堅定的反馬克思主義者變得更加坦率地反對共產主義。他雖已至耄耋之年，但仍孜孜不倦地忙於他的幾項事業，如寫作和慈善。胡佛的《伍德羅·威爾遜的苦難》一書在市面上大為暢銷，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一位總統為另一位總統立傳。胡佛親自為男孩俱樂部組織籌集資金，該組織日後發展為“美國男孩女孩俱樂部”，成為令他頗感得意的一項慈善投入。此外，胡佛還管理著胡佛研究所，那裡收藏了大量前政府和軍隊高階僱員的業務檔案，當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在內。1960年，胡佛最後一次出現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發表“告別”演說。一直以來一個非公開的說法是，倘邀請一位年事已高的前總統出席全國大會，那麼他是不可能活到四年之後的下一次大會的。因此，自1948年以來，胡佛每一次在全國大會上都作為嘉賓發表“告別”演說，因為人們相信他很難再撐到下一屆。但是，胡佛的長壽多少粉碎了這種說法，他自己也開玩笑地對1960年大會代表說：“顯然，我上三次說再見沒起作用。”後來，胡佛一直活到了1964年的大會，但是健康條件已不允許他出席。不過，接受提名的巴里·戈德華特在他的接受提名演說中特別提到了胡佛的缺席。1964年10月20日上午11時35分，胡佛病逝於紐約，享年九十歲。此時，他已經離開白宮31年零7個月，他也是自約翰·亞當斯總統以來第二位長壽的美國總統，亞當斯比他多活了6個月。他的妻子盧早已於1944年離世。他是哈定和柯立芝內閣中最後一位離世的成員。富蘭克林·羅斯福夫婦也都分別與1945年和1962年先他而去。胡佛病逝時，他的聲望和名譽已經恢復。他在艾奧瓦州的出生地，以及在俄勒岡的一個童年住所，都已在胡佛有生之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他曾在弗吉尼亞修建過一個垂釣營地，並於1933年將其捐給政府。這個營地現已成為謝南多厄國家公園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為胡佛舉行了國葬，胡佛夫婦葬於位於西布蘭奇的赫伯特·胡佛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個人生活.婚姻和家庭.1899年胡佛與斯坦福上學時的女友盧·亨利結婚。二人育有二子：小赫伯特·克拉克。盧·亨利並不像她的前任們那樣來到白宮後才開始為人所知。作為當年斯坦福大學班上唯一一個取得了地質學學位的女生，她早已名聲在外。儘管盧·亨利從來沒有正式從事過她的專業工作，但仍然是一戰後新女性的傑出代表：聰慧、剛強，昭示著女性的種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