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六論

黑六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在1968年進行整黨建黨之初集中批判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所謂六個修正主義“反動”理論。這六個理論均見於劉少奇1949年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發表或支援發表過的言論，以及其在1939年發表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並均在1967年前後分別受到過批判。出處.黑六論見於中國共產黨主辦的《紅旗》雜誌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該社論意在指導即將進行的整黨建黨工作。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社論。該社論內稱，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重視工人隊伍中黨的建設，重視發揚革命朝氣，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一九五○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題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中，又明確提出“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的組織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又指出：“共產黨員一定要有朝氣，一定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難和用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難的精神，一定要克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否則就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毛主席又提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中國赫魯曉夫等鑽進黨的領導機關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完全同毛主席這條無產階級建黨路線相對抗。他們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資產階級，就是用修正主義去腐蝕工人群眾，腐蝕黨。“六論”的中心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前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妄想扼殺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蛻化變質。後者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妄想扼殺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黨員蛻化變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黨員所以一度站錯了隊，就是受了中國赫魯曉夫“六論”的毒害。我們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黨的性質和任務的理論，徹底清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的毒害，把上述這些反動觀點批透，並且在包括工廠、商店、人民公社、機關、學校、街道等各個方面的群眾中認真清理好階級隊伍，把混在群眾中的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挖出來，使吸收新黨員有一個可靠的思想和組織基礎。文中所稱的「中國赫魯曉夫」是委婉語，即指劉少奇。文章發表後僅十多天，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便透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階級鬥爭熄滅論.階級鬥爭熄滅論源於劉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在1985年12月15日由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劉少奇選集》下卷，收錄了該講話，標題定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其中全文第二部分有刪節。和“階級鬥爭熄滅論”有關的是該講話前幾個自然段：劉少奇，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近，我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跑了一下，同這五個省的領導同志談過一些問題，也找一些工人代表、學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談過。當前的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作過報告，你們也正在討論。現在就我所感覺到的，以及同志們提出來的一些問題，講一講。有很多同志在討論這個問題：現在國內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麼？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我們國內是不是敵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這樣講。現在國內除臺灣外地主階級早已消滅了，官僚資產階級也已消滅了，反革命也基本上消滅了，還剩下一點殘餘，剩下一點尾巴，所以不能說現在我們國內敵我矛盾還是主要的。當然，也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對於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們還可以作亂，還可以進行破壞活動；地主階級的殘餘也還在農村裡面，也有些人還是要進行破壞活動的，不看到這一點，對這些人喪失警惕性，麻痺大意，是不對的。但是，他們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或基本上消滅了。此外，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也基本上消滅了，雖然他們之中有一小部分人還是不服氣的。所以，我們說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以後，主要矛盾就轉了，帝國主義趕走了，地主階級經過土地改革也消滅了，官僚資產階級也消滅了，主要矛盾就變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公私合營以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講了這個問題，這些矛盾都基本解決了，那末現在什麼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應該講，現在人民內部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對此，《人民日報》1967年8月20日發表署名“反修兵”的文章《徹底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動謬論——駁斥中國赫魯曉夫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該文稱，反修兵，徹底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動謬論——駁斥中國赫魯曉夫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還要不要繼續搞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命運的根本問題，是關係到無產階級專政能否鞏固的根本問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科學的、系統的、深刻的分析，明確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中國赫魯曉夫公然同毛主席大唱反調，大講階級已經消滅，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不要革命，要取消革命。他說：“現在國內敵人已經基本上被消滅，地主階級早已消滅了，資產階級也基本上消滅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滅了”。因此，在他看來，“這階級兩個字是值得考慮了”。他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公私合營以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也解決了”，因此，“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階級鬥爭熄滅論”必然導致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導致“全民黨”、“全民國家”。這是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推銷“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最終目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就是這樣一種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亡黨、亡國的反革命“理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就是在這種反革命“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的。赫魯曉夫在臭名昭著的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理論”掩蓋下，把蘇聯黨逐步變成壓迫人民的法西斯黨，使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中國赫魯曉夫妄圖如法炮製。他這個長期隱藏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竊國大盜，也是在“階級鬥爭熄滅論”掩蓋下，夥同一小撮大黨閥、大軍閥、大學閥，在我們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隱蔽設定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猖狂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展開全面的進攻，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他的一切陰謀詭計全部破產了。馴服工具論.馴服工具論源於1958年由《北京日報》的《共產黨員》專刊自1958年5月19日到7月29日組織的關於“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這次討論集中徹底批判了張家仁提出的反對黨員做黨的馴服工具的意見，打退了其“猖狂進攻”。在劉少奇授意和批准下，1958年7月29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對此次討論進行總結。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該文並配發編者按。此後該文出版了多個單行本及各少數民族語言單行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發行。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時配發的編者按稱，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 北京日報關於“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總結：編者按編者按　北京日報“共產黨員”專刊從5月19日到7月29日，組織了一次關於“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討論的目的是為了提倡共產主義風格，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幫助黨員正確理解和對待黨性和個性、黨和個人的關係問題，從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做一個黨的奮發有為的工具，為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這次討論，《北京日報》上先後發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著重對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進行了討論。特別是針對張家仁提出的反對黨員做黨的馴服工具，汙衊黨決定幹什麼就安心幹什麼的黨員是“沒有理想”、“沒有頭腦”、“沒有創造性”、“生平無大志”等謬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鬥爭。7月29日，北京日報對這次討論作了總結。《北京日報》的社論稱，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在本報“共產黨員”專刊上展開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是一場關於個性和黨性的關係、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異常鮮明地反映了兩種世界觀、兩種立場的鬥爭。一種是以張家仁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問題。他們假借“解放思想，提倡共產主義風格”來誇大個性和個人志願的“獨立性”，把個性、個人志願同黨性、黨的需要對立起來，把個人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把個人自由放在組織紀律之上。其實，他們所瞭解的個性，只是資產階級的個性，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個性；他們所瞭解的黨性，也是資產階級的黨性，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黨性。他們反對黨員做黨的工具，尤其反對黨員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他們汙衊黨讓幹什麼就安心幹什麼的黨員是“沒有理想”、“沒有頭腦”、“沒有創造性”、“碌碌無為”的人。他們很猖狂地向党進攻，企圖以西風壓倒東風，以白旗壓倒紅旗。同他們針鋒相對的是絕大多數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紅旗。這些同志堅決地駁斥了以張家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唯心主義的觀點，保衛了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的觀點，保衛了黨的組織原則。可以說，這一場爭論是以拔掉白旗，插上紅旗，是以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而終結的。張家仁等認為，黨員服從黨的分配，黨讓幹什麼就安心幹什麼，就是“沒有頭腦”、“沒有出息”的工具，而且傲慢地說，他們瞧不起這樣的黨員。我們說，我們首先是工具。我們是主人又是工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這正是我們同資產階級在個人和集體關係問題上的根本分歧。請問，我們不是工具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做工具又做什麼呢？黨員是工具，是黨的工具。歸根到底，黨員個人和黨都是工具，是無產階級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國家也是工具，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剝削階級的國家，是少數剝削者的工具；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全體人民的工具。我們每個黨員、革命者、主席、總理等等都是工具。有人說，作黨的工具也可以，但是為什麼非要作黨的馴服工具不可呢？他們對“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我們說，既然黨員是黨的工具，就有應當作什麼樣的工具的問題。是作馴服的工具，還是作調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駕馭的工具，還是作不容易駕馭的工具呢？當然要作馴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駕馭的工具。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應該全心全意地為黨為人民服務，要憎黨之所憎，愛黨之所愛，對敵人要“橫眉冷對千夫指”，對黨和人民要“俯首甘為孺子牛”，要善於領會黨的意圖，兢兢業業地，有時甚至不惜赴湯蹈火地去完成黨所交付的任務；要會體貼人民的心情，知人民的冷暖，以黨與人民之憂為憂，以黨與人民之樂為樂，同黨和人民心心相印，就像一個很精巧的工具，讓黨使起來非常靈便，得心應手。我們的無數先烈和廣大黨員都是這樣的，黨指到哪裡，他們就奔向哪裡，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們黨就是依靠了這些忠誠的黨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從勝利走向勝利。可是對這些忠誠的黨員，有的人卻瞧不起。他們看到這些黨員對黨這樣馴服、這樣忠順，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們認為做黨的馴服工具，有損他們的“自尊心”，有損他們的“清高”。因此他們對黨總是若即若離，對黨的話總是半信半疑，同黨的關係總是格格不入、彆彆扭扭的；黨叫他們幹什麼，他們總是討價還價，猶猶豫豫。如拿工具來作比，也是一個破爛工具，使起來老不合轍，常出故障。試想一想，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做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怎麼能夠很好地為黨為人民服務呢？他們的思想感情，在根本上不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而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對這種人必須進行認真的思想改造。有人說，黨員做了馴服工具，就會變成死腦筋，叫幹啥就幹啥，妨礙發揮個人的創造性和才能。他們把有頭腦同做馴服工具對立起來，把自覺地工作同服從黨對立起來，說什麼做馴服工具就沒有理想，就不能發揮他的創造性和才能；要有頭腦有創造性，就必須堅持個人志願，不作馴服的工具。我們說，為了做黨的馴服工具，正需要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和特長。做工具，有死工具也有活工具。死工具，不推不動，推一下，動一下，像汽車，不開它不動，不關它不停。還有活工具，人是活工具，不僅身體活動，腦子也活動。腦子多活動些好呢，還是少活動些好呢？當然是多活動些好。要敢想、敢說、敢幹，敢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精通業務。越是好的工具，越需要能動腦筋、能鑽研問題，能大膽創造。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和才能同做好馴服的工具，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要做黨的馴服的工具，而且要做積極性高、創造性大的工具。世界上只有共產黨人的理想是最偉大的，難道世界上還有比終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理想更偉大的嗎？難道世界上還有比敢幹前人從未乾過的共產主義事業的黨員更能動腦筋、更能鑽研、更有創造性的嗎？遠的不講，就拿全國大躍進以來各地的發明創造來說，有哪一種不是願做黨和人民馴服工具的人創造成功的呢？問題不是很清楚嗎？當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不是通過幾次討論就能徹底掃除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到處表現自己，亂刮他們的歪風，傳播他們的謬論，散發他們的臭氣。我們要提高嗅覺，善於識別風向。發現歪風，堅決頂住，發現白旗，堅決拔掉，到處插上無產階級的紅旗、共產主義的紅旗。共產黨員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呢？任何忠誠的共產黨員，都應該：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做一個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的工具，為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這就是我們的結論。1967年4月7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批判所謂“馴服工具”論。196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一社論。社論開頭首先指出了1958年那篇文章的刊發背景。其中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指劉少奇。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一九五八年五月，在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號召全國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精神。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全國人民幹勁沖天，氣壯山河，實現了震撼世界的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對這史無前例的革命群眾運動給予熱情的讚揚和極高的評價。他說：“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象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但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然與毛主席大唱反調。六月三十日，他專程來到舊《北京日報》社，為舊《北京日報》組織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有個人志願”的討論，作了一次總結性的談話。舊《北京日報》社社長、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範瑾，根據這次談話，整理出一篇題為《共產黨員應該有什麼樣的志願》的社論，經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親自審定，發表在七月二十九日的舊《北京日報》上。這樣，反動的“馴服工具”論，就正式出籠了。“馴服工具”論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妄圖用奴隸主義束縛革命群眾的手腳，阻礙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深入發展。接著，社論對馴服工具論進行了批判，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馴服工具”論的提出者，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極端鄙視群眾，把群眾視為“牛馬”、“奴隸”，胡說什麼“牛馬是活工具”，“奴隸主看奴隸是活工具”，“人更是活工具”；把黨的領導和黨員群眾的關係，歪曲成人和工具、奴隸主和奴隸的絕對服從關係。“馴服工具”論的提出者，裝腔作勢地抬出“黨性”來嚇唬人：什麼不願做他的馴服工具就是沒有“黨性”啦；對他的話“半信半疑”，和他的關係“若即若離”，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啦。他還胡說：“即使大多數和上級或中央真錯了，你也要服從，先照錯誤的去執行。”否則，他就給你扣上一個“引起組織分裂”的大帽子。總之，他所說的“黨性”就是“奴隸性”，就是“馴服性”！就是要黨員變成沒有頭腦的機器，誰開都可以，幹什麼都行。為了給他這種謬論製造根據，他膽大包天，竟然公開對抗毛主席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否認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否認黨內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鬥爭。他胡說什麼陳獨秀、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只是“很短的時期”，是由於“沒有經驗造成的”；胡說什麼在社會主義時期只有“建設共產主義方法的不同”。他掩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實質，目的就是反對黨員提高路線鬥爭的覺悟，放棄原則鬥爭，只講組織服從。這是什麼“黨性”？這是修正主義黨的“黨性”！這是法西斯黨的“黨性”！毛主席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共產黨員絕不能盲從，不能做奴隸，必須有高度的路線鬥爭的覺悟，明辨真假，認清方向，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堅決擁護，堅決服從；對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不管他職位多高，聲望多大，資格多老，不管暫時擁有怎樣的虛假的多數，都要堅決抵制，堅決鬥爭，堅決造反，決不搞“和平共處”，決不搞“絕對服從”。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的黨性！長期以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拚命鼓吹“馴服工具”論，妄圖使我們廣大黨員變成唯唯諾諾、奴性十足的庸人，變成胸無大志、兩眼漆黑的糊塗蟲。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這種“馴服工具”論又成為他們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武器。他們搬出什麼“黨性”、“組織性”、“紀律性”來壓制黨員造反，不許黨員革命，以維持他們行將崩潰的統治。《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指出：“資產階級和國際帝國主義懂得，要使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要使共產黨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鼓吹“馴服工具”論，宣揚奴隸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就是要按照這種“理論”改造我們的黨，使它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法西斯的黨，在我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編造的“馴服工具”論的種種鬼話，雖然矇騙了一些人，毒害了一些人。但是，歷史是無情的。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億萬革命群眾終於把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了出來，他那一套“馴服工具”論的欺人之談終於破產了。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群眾落後論是綜合了劉少奇的一系列言論和文章而得出的。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轉載了《文匯報》編輯部、《解放日報》編輯部、《支部生活》編輯部的聯合社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集中批判了劉少奇對群眾的態度。社論指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共產黨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長期以來，一直激烈地進行著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本質，就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鬥爭的集中點，始終是一個政權問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本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主席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一紅一黑，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這樣水火不相容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集中表現在對群眾的態度上。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們歷來主張革命要依靠人民群眾”。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觀點。如何對待群眾，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是歷史唯物論和歷史唯心論的根本分歧。中國赫魯曉夫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立場上，只是相信資產階級，依靠資產階級，把廣大群眾和幹部看作俯首貼耳、靠別人“恩賜”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歷史上的一切反動階級一樣，把群眾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賭博用的“籌碼”。完全是一脈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這種極端仇視群眾的反革命立場，得到了徹底的大暴露。從這個反動立場出發，中國赫魯曉夫必然反對群眾運動，鎮壓群眾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罵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壞人搗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是“干擾”，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運動。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動本質：“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是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正如林彪同志所說：“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熱情歡呼農民運動的興起，歡呼農民起來造反“好得很”，並痛斥了把農民革命運動汙衊為所謂“痞子運動”的反革命言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親自批准發表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支援了新生的紅衛兵運動，支援了“一月革命”的奪權鬥爭。毛主席就是這樣無限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並及時把群眾的創造加以總結提高，推動了整個運動的發展。毛主席就是這樣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這樣一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偉大舵手！反對革命的群眾運動，就是反對革命。列寧說：“要革命，但又不進行‘群眾性的革命鬥爭’，這是不可能的。這樣的革命從來也沒有過。”資產階級從來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眾運動。一旦群眾起來了，越出雷池一步，觸及他們的階級利益時，就迫不及待地回過頭來鎮壓。中國赫魯曉夫有時也空談什麼群眾運動，但是，當群眾真正起來時，他就慌了手腳，大罵群眾是“暴徒”，到處抓“右派”，抓“反革命”。他乾的完全是蔣介石的那一套，嘴裡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就反過來進行瘋狂的鎮壓。他掛了“革命”的招牌，乾的卻是同蔣介石一樣的反革命勾當。反對群眾運動，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社會主義是空前宏偉的革命事業，沒有廣泛而深入的群眾運動，是絕對不能想象的。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國赫魯曉夫的鎮壓群眾運動、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不僅壓制革命的群眾運動，還打擊廣大要求革命的幹部起來革命，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當他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總攻擊面前，陷入窮途末路的時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運動中那一套“搬石頭”，以及四清運動中要幹部“大換班”、“統統罷官”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全盤搬到文化大革命中來了。他不僅到處散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組“退到二線去”。甚至喪心病狂地鼓動反革命分子“多活動一點，多寫一點反動標語，多發表一些反動言論”，猖狂地直接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他靠了邊以後，還繼續以各種形式，透過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動武鬥，製造混亂，同無產階級繼續進行較量。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繼續。看來，這場鬥爭，還將繼續一個相當的時期。可是中國赫魯曉夫卻胡說什麼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對，你是老反革命，老機會主義分子，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你幾十年來的“老問題”！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繼續；五十天，就是為了掩護十年、二十年所堅持的資本主義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陳獨秀的屁股後面，咒罵工人運動“過分”，“‘左’傾得豈有此理”，並且咬牙切齒要北洋政府“開除幾個冒進的工人領袖”，目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搗亂”，要農民“反一下冒進”，教訓黨“不要被勝利衝昏頭腦”，目的就是要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後，你賊性不改，惡毒地攻擊大躍進是“發瘋”，汙衊群眾運動是“一轟而起”，“實際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運動中，宣揚“群眾象野馬一樣，發動起來就會出亂子”，目的仍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你四十年如一日，群眾運動一起來，就拚命鎮壓，輕車熟路，一無例外，這算得了什麼“新問題”呢？你怎麼可能在這一陣薄薄的煙幕下溜掉呢？凡是鎮壓群眾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北洋軍閥鎮壓群眾運動，蔣介石也鎮壓群眾運動，他們最後都落得個被群眾運動的怒濤所埋葬。中國赫魯曉夫的下場，也不會比他的前輩好一些。1968年9月1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其中摘登了劉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北京發表的《在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五月，他在北京又憤憤不平地說：報紙上“每天都是工人們的好訊息，但和資本家就不好，沒有登他們的好訊息。”⑥他賣力地替資本家“請命”：“資本家反映說我們的報紙不好，我說的確有點不大好，我也承認這個錯誤，我們的報紙是有一點偏向的，以後應該採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壞就壞”，“資本家有好就說好，工人不好就說不好”⑦！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⑦《在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196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群向陽”的文章《戳穿“群眾落後論”的畫皮》。文章指出，群向陽，戳穿“群眾落後論”的畫皮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最徹底的群眾路線。毛主席最近指出：“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一貫教導，也是毛主席的黨的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中國赫魯曉夫這個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為了篡黨和復辟資本主義，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百般汙衊和醜化廣大工人和貧下中農，大肆散佈“群眾落後論”。對於這種反動謬論，必須徹底批判。工人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貧下中農是“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但是，中國赫魯曉夫卻惡毒汙衊中國工人階級“其階級覺悟不高”，胡說什麼“工人不好就說不好”。這是他反革命立場的大暴露，是他敵視和仇恨工人群眾的自白書。中國赫魯曉夫大肆散佈“群眾落後論”，具有十分陰險的目的。接著，文章給“群眾落後論”羅列了以下“十分陰險的目的”：“是阻撓黨從工農群眾中吸收新鮮血液的攔路虎”，“是中國赫魯曉夫招降納叛的遮羞布”，“是壓制群眾革命的緊箍咒”，“是鎮壓群眾運動的狼牙棒”，“又是破壞黨群關係的惡性腐蝕劑”。文章最後說，群向陽，戳穿“群眾落後論”的畫皮一句話，中國赫魯曉夫炮製“群眾落後論”，就是為了篡黨，就是為了鎮壓群眾，就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但是，和工農群眾為敵的人，從來都沒有好下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國赫魯曉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對待工農群眾的態度，從來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偉大領袖毛主席極其深刻地指出：“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大肆汙衊群眾落後的中國赫魯曉夫，就是鑽進共產黨內的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是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也是我們黨永葆革命青春的根本保證。讓我們奮起毛澤東思想千鈞棒，徹底批臭中國赫魯曉夫的“群眾落後論”，更堅定地相信革命群眾，更緊密地直接依靠革命群眾，“吐故納新”，搞好整黨建黨，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入黨做官論.入黨做官論源於劉少奇所說的如下一段話，“過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做官，現在加入了共產黨，也可以做官，這個黨員就是幹部的後備名單。”據稱，這段話出自劉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但在中共中央正式下發的該檔案中這段話沒有出現。1968年10月29日，《人民日報》集中刊登了一批批判“入黨做官論”的群眾來稿。比如署名“赤兵”、單位為“北京部隊空軍 ”的《批臭“入黨做官論”》稱，赤兵，批臭“入黨做官論”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要革命，還是要做官，這是真假共產黨員的根本區別。中國赫魯曉夫這個無恥的大叛徒，猖狂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黨路線，公然鼓吹“入黨做官論”的腐朽哲學，胡說什麼：“過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做官，現在加入了共產黨，也可以做官，這個黨員就是幹部的後備名單。”這是中國赫魯曉夫投機政客的自畫像，是他醜惡靈魂的大暴露。中國赫魯曉夫及其代理人，就是把混入共產黨當作他們升官發財的敲門磚。為做官，他們可以偽造歷史，招搖撞騙，把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當作向上爬的階梯；為做官，他們可以拉山頭，搞宗派，把黨的事業當作他們爭名奪利的角逐場；為做官，他們可以從敵人的狗洞裡爬出來，出賣靈魂，出賣同志，出賣黨。黨內和平論.黨內和平論出自劉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馬列學院對學員發表的著名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該文中談到了所謂“黨內和平”，指出，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對待黨內鬥爭的態度，他們的錯誤是很明顯的。按照這些似乎瘋癲的人看來，任何黨內和平，即使是在原則路線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們在黨內並沒有原則分歧的時候也硬要去“搜尋”鬥爭物件，把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作為黨內鬥爭中射擊的“草人”。他們認為，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只有依靠這種錯誤的鬥爭，依靠這種射擊“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靈驗如神的開展。他們認為只有這樣“平地起風波”，故意製造黨內鬥爭，才算是“布林什維克”。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真正要鄭重其事地進行黨內鬥爭，而是對黨開玩笑，把極嚴肅性質的黨內鬥爭當作兒戲來進行。主張這樣做的人，並不是什麼“布林什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或者是以“布林什維克”名義來投機的人。1967年4月3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舉行群眾大會，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反動本質”。《人民日報》於1967年4月6日對此次群眾大會進行了報道，內稱，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代表的發言，揭穿了《修養》中所散佈的“黨內和平論”的反動本質，指出這種謬論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他在發言中說，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鬥爭並不斷取得勝利的歷史。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口口聲聲講什麼“黨內和平”，但正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所講的“黨內和平”，實質就是隻許階級敵人和機會主義者向我們黨，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猖狂進攻，而不准我們無產階級回擊，同他們進行鬥爭；就是用修正主義的“合二而一”論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辯證法；用階級調和論代替階級鬥爭學說，抹殺黨內鬥爭的階級實質，鼓吹黨內無原則的和平，取消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為他的篡黨篡政的罪惡目的服務。我們一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摧毀《修養》，讓毛澤東思想在我們的頭腦中紮根。公私溶化論.公私溶化論也來自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們的黨員，不是什麼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的自覺的代表者。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突現出來。黨的幹部和黨的領導人，更應該是黨和無產階級的一般利益的具體代表者，他們的個人利益，更應該完全溶化在黨和無產階級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在今天中國的環境中，只有無產階級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們的黨員也應該是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在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上，有代表批判指出，用毛澤東思想批深批透《修養》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狠狠地批判了《修養》所宣揚的“要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以至“完全溶化”的公私溶化論。他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按毛主席的話來辦，就是一心為公，就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反過來，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一心為私，就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矛盾，就是公與私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的個人利益完全溶化到黨的利益中，是耍了一個花招，是在黨的利益這塊招牌背後納穢藏垢，發展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公私溶化論”就是公開地在思想領域裡搞“公私合營”，以私化公，私字第一，為公是假，為私是真。這個謬論就是在“黨的利益”的幌子下，提倡個人主義，想把個人利益塞進黨的利益之中，“溶化”起來，使個人主義在黨內合法化。這就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假革命真反動的“公私溶化論”的實質和核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謬論的流毒很廣，不少幹部怕字當頭，怕丟“官”，怕犯錯誤，怕失去個人利益，因而站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犯了嚴重錯誤。“公私溶化論”是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服務的。我們一定要發動一場規模浩大的“人民戰爭”，徹底批臭《修養》，大立毛澤東思想。“吃小虧佔大便宜”源於1960年1月31日劉少奇在同親友的家宴上回答侄女所提的“現在黨號召改造世界觀，我們改造世界觀從哪裡入手呢？”這個問題所作的回答。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當時劉少奇的說法是，王光美，劉少奇1960年1月31日同親屬的談話你們正在學習時期，學習時期即是準備時期，要準備好。你們中間有三個念大學的，還有念中專的，有個又紅又專的問題，紅就是世界觀改造問題。如果世界觀不對頭，就會感到很難受，世界觀問題搞通了，對頭了，幹勁就來了。個人利益、暫時利益是要照顧的，但在有矛盾時，就要服從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個人、集體，部分、整體，暫時、長遠，是能統一起來的。在某種時候，個人要吃點虧。辦大家的事情，是占人點便宜好，還是吃點虧好？我看寧願吃點虧。人家不幹的，你幹，這不是吃了虧了嗎？要寧願吃這個虧，這叫吃小虧，佔大便宜。一心一意工作，可能人家一時不瞭解，但10年20年會看清楚。相反，整天想到個人，最後是沒有個人利益，佔小便宜，吃大虧。王光美還回憶了此前及此後劉少奇對“吃虧”、“佔便宜”的幾次說法。1966年12月28日，劉少奇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兒劉濤寫下了《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我的初步檢查》的長篇大字報。內稱，劉濤，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我的初步檢查……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佔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階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佔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制定反動路線。1967年1月2日，劉濤又寫下了一張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並於1967年1月3日一式三份分別張貼在清華大學、中南海職工食堂門口等地，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影響。該大字報稱，劉濤，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劉處處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極點，但在同志們面前卻又裝作很廉潔。劉少奇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君子。他曾對我母親談過：“你看人家劉瑛培養出來的是第一代共產主義新人，將來就大有發展前途……。原來我對他的這套商人哲學並無認識，後來對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這是有本質的區別，毛主席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劉少奇卻要我們多吃小虧，佔大便宜，歸根到底還是為個人。1941年在前線時，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別人吃的是玉米渣，劉每天可要吃一隻老母雞，讓副官到處給他買活雞、活魚，還要吃桔子。象他這樣的人，不和群眾同甘苦，他到底乾的是什麼革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