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所設清史館纂修的清史未定稿，體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紀、志、表、傳」四部分。民國三年，清史館設立，此後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自知未曾定稿，遂決定仿照王鴻緒《明史稿》之例，將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稱刊行，以示其為未定本。由於編寫時民國政局動盪導致時間緊逼，以及資金落不穩、時裕時缺，致使《清史稿》體例不一、繁簡失當，最終仍未能脫離非正式的稿件格式；加上編修者多為前清遺老，導致書中多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中立性嚴重不足。國民政府北伐後，將《清史稿》定為禁書，禁止刊印及發售；後來解禁。到目前為止，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編寫的清史，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有的出版社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編撰過程.民國三年，經國務院呈文，大總統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人為總纂，總領清史修撰工作，參與者先後有一百餘人，沒有固定編-{制}-，人員由館長聘用。如趙爾巽曾親自拜訪夏孫桐，請其出面任總纂。清史館內設有「功課簿」，記載館員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時憲志〉。繆荃孫撰〈儒林傳〉、〈文苑傳〉、〈土司傳〉。吳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紀〉、〈大臣年表〉。吳士鑑撰〈地理志〉貴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藝文志〉初稿。章鈺撰〈忠義傳〉、〈藝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順治三朝列傳及〈列女傳〉。秦樹聲撰〈地理志〉直隸卷，王大鈞撰嘉慶朝列傳。夏孫桐撰嘉慶、道光朝列傳及〈循吏傳〉、〈藝術傳〉。田應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羅惇曧撰〈交通志〉，戴錫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軍機大臣年表〉。王樹楠撰咸豐、同治朝大臣傳。葉爾愷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選舉志〉。俞陛雲撰〈兵志〉與部分列傳。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傳，修正〈文苑傳〉。藍鈺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穀撰〈地理志〉雲南一卷。朱師轍有言：“列傳撰人甚多，在館諸人，幾人人皆有。以餘論，雖以鹹同列傳為主，而康乾以來各朝，皆曾補撰。蓋每朝皆出於眾手，惟每朝有主體撰人；又重修整時，歸何人為主，則其負責為多。”撰稿期間，往往須請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覓書手繕寫，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館計算”。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袁金鎧本人熱衷政治，不克常居清史館，乃約金梁為《清史稿》進行校刻。溥儀出宮後，金梁閒居在家，接到袁金鎧的邀請，金梁欣然應允。金梁到館後，對編修工作頗為投入，“排日付印，如編新聞者，主筆督催，手民侍立，無復有片刻之暇……隨引隨發，前後不遑兼顧”。1927年秋，趙爾巽病故，時任安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的張作霖續聘柯劭忞代理館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北伐，奉軍連遭敗績，張作霖退守關外。時局動盪，金梁僱傭車馬，將書稿“攜歸私寓，日夕趕辦，撰校兼行，一月之間，竟補至百卷。”金梁遂趁時局紛擾之際，利用職權，擅改原稿，自行加入張勳、康有為和張彪三人的傳記。然金梁的校訂亦有合理之處，如刪去《八線對數表》這類非關文史的數學內容。1928年，金梁將書稿送交刊印，共印書1100部，其中400部被運往關外發行，這批書稱為“關外本”，是《清史稿》首次發行。封禁與修訂.1929年12月16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曾請求行政院禁售該書。1930年2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據第63次國務會議決議訓令行政院，釋出《清史稿》禁售令，說《清史稿》“紕繆百出”，因此“除派員前赴北平將故宮博物院現存之該項史稿，悉數運京永禁流傳外，所有從前已經發行者，應一律嚴禁出售，仰該院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雖然大部分省市相應了這一禁令，但遼寧省不予回應。袁金鎧等人也未遭到政府批評針對，並在東北擔任要職。袁帶到遼寧的數百部史稿“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預訂者，亦大都據理爭到”，國內預購該書的讀者反而“化冤錢而呼告無門”。汪兆鏞曾多次請張元濟幫他購買此書，最後總共花去320多大洋。當時傅振倫認為其封禁原因在於“不奉民國正朔”、“復有反民國之嫌”，孟森則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意主表揚清室與敢於觸犯民國並非一事”，《清史稿》作為史料有極大的價值，希望能夠解除封禁。容庚也認同孟森的觀點，並認為封禁導致書價飆升，“每部索價五六百元”，“政府之禁令，徒為奸人牟利之具”。1934年9月容庚在《大公報》發文批判封禁之後，引起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注意。同年11月23日，行政院向國民政府呈文稱，《清史稿》“現在市肆既間有私售，館庫亦容..不特難饜學術界之望，亦恐國外莠徒，私自翻印，貽笑傳訛，影響更大”，希望解除封禁，並令行政院專員“檢討紕漏各點，並簽註改正意見”。11月24日，行政院呈請在第13次會議上透過。汪精衛聯絡吳宗慈，請求對方主持檢閱。吳發現有十九種錯誤，並修改了八種：“計已改正者，曰反革命、曰藐視先烈、曰不奉民國正朔、曰例書偽諡、曰反對漢族、曰一人兩傳、曰目錄與書不合、曰人名錯誤，計為八項”。1935年9月17日，汪精衛在第230次行政院會議上報告了書稿檢校情況，會議決定“交教育部於兩個月內提出意見。”然而汪在11月1日遇刺，難以再支援吳宗慈等人，後教育部長王世傑向行政院提議先發行未修改的《清史稿》，“惟須責令附印吳氏之檢校述略或檢正表”。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也支援這種做法。但國民政府並未回應這些意見。1936年1月8日，《清史稿》修訂工作交到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手中，由其主任委員邵元衝負責。他對之前的修訂並不滿意，說“何其草率至此，擬函正之。”他先後聯絡柳詒徵、吳宗慈，想要建立專門的清史修訂機關。1936年2月17日，邵元衝向中政會內政、教育聯組會議報告，會議同意繼續編訂，但“原有之《清史稿》，不能解禁”；“中央應設國史館，負責整理編輯國史，並以編訂清史事隸屬之”。1936年12月，邵元衝在西安事變中喪命，修訂工作就此中斷。但由於禁令已經鬆弛，1937年1月17日，北平文奎堂書店在《大公報》釋出廣告，公開發售《清史稿》下半部，“全部二百元，開春即增價，有藏舊半部者速函文奎堂再議配補，十日為限”。但政府旋即要求行政院重申禁令，後者轉令北平、天津和上海政府查明情況並予以禁止。1939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設立國史館籌備處，林森要求繼續修訂《清史稿》，提議雖然透過，但由於戰亂頻仍，實際修訂並未進行。1958年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書局重新修訂《清史稿》，並在2006年4月5日再次重修。卷次.全書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記載自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稱帝共296年的歷史。本紀志表列傳版本.《清史稿》成書之後，海內外先後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關外本、關內本、東三省第一次改正本、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廣島本、南京本、上海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等，其中以關外本、關內本流傳最早，影響很大。影響及評價.《清史稿》刊印後，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評。《河渠志》只記載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最大河長江遺漏不記，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1928年北伐成功後，故宮博物院接收清史館，隨後組織人員對《清史稿》初步檢閱審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稱《清史稿》多有錯謬，“計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體例不合、簡陋錯誤等，十有九項”，認為“為今之計，宜將背逆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南京國民政府遂將《清史稿》定為禁書，不準刻印及發售。然而禁令非但沒有禁錮《清史稿》的流通，而且還助長了民間私印盜刻《清史稿》的行為。甚至該書的“關外本”還大量流入日本。編纂者及後人評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