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後發生的一系列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倡導普世價值觀及呼籲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並平反各類政治活動不合理判案的持續性政治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大型的民主運動有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6－1987年的八六學潮、1989年的八九民運、2000年代初至今各種公民運動及維權活動和2022年末的反對動態清零政策運動。背景.中華民國時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各地革命勢力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多省相繼宣佈獨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同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清帝宣統下退位詔書，大清正式覆滅，國家政權移交中華民國政府。經政治變動，北洋政府實際上行使統治權。但由於北洋政府虛弱腐敗以及軍閥混戰，統治者並無傳播民主理念並建立健全民主憲政制度的能力。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當權的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並名義上統一全國，但因政治腐敗且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於該時期內民主制度並未有效運作。1945年9月2日，大日本帝國舉行投降儀式並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壓倒性優勢，控制了大陸地區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末，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長期執政至1976年，並發起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使得大量公民受到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據各方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至八千萬人，亦有數千萬人遭到批鬥和迫害。其中，反右運動嚴重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建設。發展歷程.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於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1957年4月又開展整風運動，與百花運動結合起來，開展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被稱作“大鳴大放”。北大五一九運動.195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二班的一群學生在北大大飯廳的南牆上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是關於即將召開的青年團全國第三屆代表大會的代表問題，內容是：接著又有人貼大字報，提出“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闢“民主牆”。這很快引起眾多學生的反響。至19日晚間，以大小飯廳為中心的牆壁、報欄上已經貼滿了大字報。截至次日下午5時20分止，共計有大字報162張。20日晚間，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代表黨委宣佈支援大字報。22日大字報更是大量增加，到處是辯論會、演講臺，學生們熱情參與。26日，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召開，許多北京大學的學生去清華大學作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並進一步擴充套件到北京各大學。此後，天津的南開大學也參與進來。29日，北大一些學生成立“百花學社”，並於31日發表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創辦“廣場”刊物，發表學生們的文章。1970年代.李一哲事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李一哲事件可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先驅。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化名「李一哲」，在廣東廣州北京路口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長達二萬六千多字，共六十七張白報紙，引起不小的反響。內容呼籲民主和對法制的建議，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形式，矛頭直指中共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法制的種種弊病。大字報指出，林彪集團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延續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實質是極左。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絡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同年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定性為“反動大字報”，並迅速組織全省批判。12月3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筆名對大字報進行批判，稱其為“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及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惡意攻擊”。這「批判」檔案被髮送至全國的黨員幹部，並附有大字報原文，因此在全國各地幹部中廣泛流傳。1975年，對李正天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其中面對面的辯論大會就達一百多場，常常是萬人大會。由於省委書記趙紫陽指示允許李正天答辯，在這些批鬥會中，會場氣氛激烈，發生了戲劇性的情況：批鬥會變成了被批鬥者與批鬥者的辯論會。據說由於“李一哲”有一定理論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實，辯才也不錯，他們利用這種批鬥會，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論壇，常常使得批判他們的人，反而受他們質問。同年8月，李正天和陳一陽分別被押往鎢礦區和農場勞動。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後，在清查“四人幫”運動中，“李一哲”的問題不但沒有平反反而升級了。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四人同時被捕。同年12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佈“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後來，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1978年8、9月，在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數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問題，並數次報告黨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此案，開始為“李一哲”平反，並於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四五運動.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逝世。“四人幫”等人以簡化治喪禮儀為名，作出種種規定壓制和阻撓群眾的悼念活動，除了禁止自發的悼念活動外，「四人幫」還控制媒體，不準報導全國的悼念活動和指責周恩來，激起群眾的強烈憤怒。同年4月4日，南京、鄭州、杭州、西安等地都出現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高潮。同日早上，北京民眾不顧禁令，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以詩歌悼念周恩來，廣場上出現了共和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詩海”，最多時約有200萬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認為“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認為“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政治局最後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影射攻擊中央，個別非常惡毒，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批准:6。同年4月5日凌晨，大批軍人、警察、民兵及200輛卡車開到天安門廣場運走花圈，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內。上午，群眾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人數超過10萬，當他們發現紀念碑前的花圈被清理後群情激憤，聚集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一部分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與民兵、警察、士兵發生嚴重衝突。下午，憤怒的群眾砸毀腳踏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點燃了「工人民兵指揮部」小樓門前的四輛汽車和小樓，群眾、民兵和警察都有受傷者。下午6時30分左右，天安門廣場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講話在天安門廣場反覆播送，多數群眾逐漸離開。晚上8時，到了政治局決定出動民兵的時間，華國鋒和陳錫聯打電話催促吳德，但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此時清場為時尚早，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有數萬人在場。9時，集結的民兵從中山公園出來，悄悄包圍了天安門一側。前門通往天安門的道路被封鎖，人們只准離開廣場不準進入。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2。10時半，吳忠命令天安門廣場的探照燈全部開啟，並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11時，天安門廣場上大部分群眾已散去，剩下大約一千人左右，吳德下令出動民兵。衛戍部隊先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皮帶進入廣場進行暴力清場，有數十人受傷、二百多人被警察拘留，廣場上留下血跡，但無死亡的報告。同年4月6日，天安門廣場上已沒有花圈，天安門廣場持續戒嚴。北京市各單位傳達市革委會發出《緊急通知》：“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同年4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的彙報後，認為鄧小平的問題因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性質變化:6。當晚，中央政治局透過決議，華國鋒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7。天安門廣場繼續戒嚴，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清洗血跡。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1978年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受迫害者獲得平反。同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北京之春.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時，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一開始，大字報表達了人們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之後發展到對時政的批評，最後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刊物。同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與會代表一致透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正式復出。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這份大字報中稱「現代化最關鍵的是將權力保持在勞動人民手中，但共產黨被一些保守人物控制，人民必須透過一個漫長的和可能流血的鬥爭來推翻這些保守人物。」1979年1月8日，魏京生編輯出版了《探索》雜誌，並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從那時起，自1978年秋季以來興起的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的行為被稱為「北京之春」。同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同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同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稱：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洩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釋出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通告》發出後，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和為了爭取奧運會主辦權，釋放了一批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於9月14日獲假釋出獄。1994年2月，魏京生會見訪問北京的美國國務院，4月1日，他被北京警方以“收容審查”名義關押。1995年11月21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12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剝奪政治權利3年。1997年11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為了爭取奧運會主辦權，將魏京生以“保外就醫”名義直接押送機場流放到美國。1980年代.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並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此外，鄧小平等人花費數年時間主導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了國內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面，並開始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1986年，經濟體制改革在城市中推行時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在國家體改委推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陽奉陰違，這樣的雙重決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同時也阻礙了新經濟體制的發展。鄧小平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必須同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此外，改革開放雖然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衍生不少的問題如官倒、腐敗、特權、普世價值的衝擊、社會貧富差距和通貨膨脹等，使民眾強烈不滿。政治體制改革與八六學潮.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其原因除了為達成經濟體制改革以外，當時的國際民主化浪潮和1980年代東方集團的民主化改革也對中國理論界研討政改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同年下半年，鄧小平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內掀起了政改研究熱潮。9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鄧小平點名，主持政改方案的設計工作。在當時國內寬鬆的政治氣氛和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衝擊下，知識界和學生們政治熱情高昂，他們擁護政治改革，並以實際行動推動這場改革，把握發展民主的機會。在年底的基層選舉中，許多學生要求舉行自由選舉，並自薦參加競選。然而選舉的諸多限制和違反普選原則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們的極度不滿和憤怒。同年12月4日，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在校內競選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發言稱：“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同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其他高校共4,000餘名學生遊行爭取民主選舉。由此，八六學潮爆發。學潮蔓延全國的城市，學生們要求加快民主化程序。同年12月27日，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派高層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裡，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將學潮的爆發歸咎為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認為胡耀邦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鄧小平認為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誤。1987年1月2日凌晨，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學生，學潮徹底平息。同年1月16日，胡耀邦因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施壓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同年1月28日正式開始，直到當年夏天才結束。八九民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群眾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演變為19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學生因政府無作為不回應而不願退場以及絕食。在鄧小平和李鵬等高層指揮下，6月3日至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天安門廣場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清場，強制結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百至數萬名學生市民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事後，政府對參與示威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發表通緝令，通緝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21名成員，他們被迫以政治避難或保外就醫等原因流亡海外；而趙紫陽等中國共產黨黨內改革派被罷免，政治體制改革亦因而中止。這是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一場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因此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武器禁運政策更延續至今。同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表決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翌年鄧小平再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正式退休，鄧小平時代結束。1990年代.八九民運過後，西方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經濟制裁政策。這一時期，中國外貿出口額下滑，資金外逃，大量外商停止對華投資，種種因素令該國經濟嚴重衰退。一連串的負面事件使得中國共產黨黨內保守派開始質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政策放緩甚至停滯。直到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重申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不動搖，中國經濟才得以重新提速，但政治體制改革並無因此重啟。中國民主黨.1998年6月，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訪華，一眾民運人士便開始籌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籌委會」，於6月25日由王有才、王東海、林輝出面在浙江省民政廳公開申請註冊，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遼寧、四川等地先後成立籌委會。11月6日，徐文立連同北京其他四位異議人士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和張暉等人，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組」，由徐文立擔任總召集人，準備在21世紀初召開中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此事由於事先沒有經過與其它地區充分協商，遭到反彈。同年11月9日，徐文立對外宣佈「中國民主黨京津地區黨部」成立，徐文立擔任主席，查建國、高洪明、呂洪來擔任副主席，使組黨運動進入實質階段。組黨運動中，呂洪來放棄原承諾，第一個公開對實質性組黨提出質疑，併為此於11月18日向國內組黨人士發出“不主張在現階段進行實質性的全國組黨活動，不主張以反對黨取代政治反對派，不主張以政黨運動取代民主運動”的公開信。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到訪時，表面上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未公開對組黨者展開行動，個別地方政府最初詢問過申請詳細資料。但在克林頓離開中國後，政府便對民主黨作出打壓，包括逮捕組黨人士。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有數以百計的中國民主黨成員被拘留、逮捕和判刑。2000年代.2000年代後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貪汙腐敗、社會治安、環境汙染等問題成為國家難題，公權力無序擴張並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時有發生。此外，由於政府對社會投入的資源較少、社會微觀管理能力較弱，導致民眾普遍不滿，每年都會出現規模不一的民眾抗議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然而，依託於中國大陸經濟相對穩定的發展以及中國大陸當局強大的維穩力量，雖然此類群體性事件多發，但民眾對政府及其執政能力大多持積極看法。零八憲章.2008年12月8日，中國作家、人權活動家劉曉波發起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與300多名中國各界人士一同簽署，該憲章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週年時發表。《零八憲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風格寫成，主要是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同年12月8日，劉曉波被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中國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同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2010年代.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該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習近平的獨裁爭議.自2012年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該國政府力抗國際的反對聲音，持續深入推行維穩措施打壓該國民主運動，同時逐年收緊思想、輿論與政治氛圍，塑造諸多圍繞習近平的個人崇拜。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2958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以及1票無效的投票結果表決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同日15時52分，大會主持人宣佈憲法修正案透過。新修正案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打破鄧小平於1980年提出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度。2020年代.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了強制封鎖與隔離治療的防疫措施。此類措施於疫情爆發初期取得顯著成效，有效防止了疫情在中國大陸的蔓延並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迅速恢復增長。2021年末，新型毒株的傳播使得國際上多個國家先後放棄執行嚴格的防疫政策以期恢復經濟發展。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從舊例，持續執行防疫措施，日益阻礙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並激化了社會矛盾。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社會各界對中共中央總書記換任存在爭議，習近平的連任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社會的猜疑、不滿與恐慌情緒。次年3月10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由此，習近平三度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任期超過兩屆的國家主席。香港地區民主運動.歷史上，多個反對派政黨及民間政治團體曾於香港舉行各類民主運動，如2014年的雨傘革命與2019年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等。此外，每年6月4日支聯會均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八九民運悼念活動；每年7月1日民陣均舉辦七一大遊行，曾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並稱香港的兩大社會活動。然而，2020年與2021年，港府兩度援引「限聚令」，不予批准上述活動。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開始實行。依據該法規定，八九民運的悼念活動和未經批准的遊行系非法行為。此外，又由於2021年支聯會與民陣解散，香港的政治氛圍處於高壓狀態下，各類政黨與團體的民主運動轉入低潮。中國大陸民主運動.2022年與2023年，由於習近平的連任追求、動態清零政策與社會矛盾凸顯，中國大陸發生較多抗議事件。2022年1月14日，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在深圳羅湖口岸附近街頭手持橫幅標語，高呼“打倒習近平！反對修改憲法！”隨即一群警察將其按倒，西裝男子被按倒時還掙扎著呼喊，“如果習近平連任，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完了。”同年10月13日即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三日，發生北京四通橋抗議。同年10月23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開始第三任期，由此部分媒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44年的改革開放“結束”。同年11月24日，新疆發生住宅樓火災事件，導致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三歲幼童；此外另有9人受傷。該事件迅速受到網際網路的廣泛關注，並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政府奉行的不合理封控政策的強烈不滿情緒。同年11月26日，多所高校學生自發組織悼念此次火災事件中罹難者的活動並抗議政府的不合理作為；多地民眾也自發聚集，或手持白紙，或揮舞國旗，訴求解封、復工、復產以及要求政府做出變革。由此，反對動態清零政策運動爆發。2023年2月8日，湖北省武漢市退休人員因不滿政府推行醫保改革中減少每月個人賬戶補貼金額之政策，進而發起示威遊行，2月15日，除了武漢，遼寧省大連市的退休人員亦發起示威。評價.支援.目前在中國大陸現行政治體制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幾乎是成為公務員必經之路。在大學期間，成為一名學生黨員亦是常見現象。但實際上，現在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並不意味著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而這其中，部分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部分的做法持有異議。而有些人甚至持反共立場。而對於不忠於中共理念的黨員，多以兩面人稱呼。無論是學生黨員或擔任公職的黨員，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不在少數。黨員公開表達反共情緒亦非個案，其中就有畢福劍酒桌唱戲事件以及任志強事件。香港《東方日報》認為，中共“兩面人”的問題，不僅表明中共內部存在眾多的“隱性兩麵人”，同時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共只為前途投機，甚至表示中共到底有多少“兩面人”“只有神知道”。反對.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中國黨政官方一直以“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為基礎，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沒有現成道路，同時反對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及對中共內部的風險因素進行處理以反制。對於執政者而言，他們要推動政治改革，必須對改革的風險進行評估，沒有誰有決心去推動一項風險極大、不確定性很強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講，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國就能推行，因為有不少發展中國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並沒有變得像西方那樣政治廉潔、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從世界範圍看，選擇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較好的國家，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以及少數幾個靠資源，幾乎就沒有了。而這幾個國家搞的民主，與西方式的民主，實際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帶有自身明顯的痕跡。所以，在現有狀況下，推動變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漸進的改革是首要選擇。25年來中國按照趙和他智囊們在重大關頭所反對的政治路線和哲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最敏感的問題，中國奉行‘不爭論’政策，中國把行動和不斷取得的成就作為了對那些問題的回答。”該評論還稱未來修改這一評價的空間，很可能遠遠小於因時過境遷事情被淡化、人們更多記住一位老同志曾經所做好事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