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薩克·多伊徹

艾薩克·多伊徹是一位出生在波蘭，後在二戰爆發時遷居英國的猶太馬克思主義作家、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他最為人知的身份便是列昂·托洛茨基和約瑟夫·斯大林的傳記作者和蘇聯時事評論家。他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紀《先知三部曲》在英國的新左翼中有著巨大影響，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波蘭的早年.多伊徹生於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小鎮赫扎努夫墓上的潔食，藉以考驗上帝。當他發現自己平安無恙時，便成了一位無神論者。多伊徹最早是以詩人的身份為人所知的，他16歲便開始在波蘭的報刊上發表詩歌。他用意第緒語和波蘭語創作的詩篇涉及到猶太和波蘭的神秘主義、歷史和神話，並試圖把波蘭文化和意第緒文化之間搭建交流的橋樑。他還將希伯來語、拉丁語、德語還有意第緒語的詩歌翻譯為波蘭語。在這之後，他以旁聽生的身份在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學習文學、歷史還有哲學。18歲時，他前往華沙進一步求學，學了哲學和經濟學，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1927年左右，他加入了不合法的波蘭共產黨，成為了黨地下出版社的編輯。1931年，他訪問了蘇聯，看到了正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蘇聯的經濟發展狀況。莫斯科大學和明斯克大學均請他任教，教授社會主義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拒絕了這些邀請，回到波蘭，繼續地下出版工作。歸國後，多伊徹和他人一道創立了波蘭共產黨內首個反斯大林主義的組織，並且對黨執行的“納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並非勢不兩立的敵人，而是一對孿生兄弟”這一斷言進行了控訴。這與當時第三國際所奉行的，視社會民主主義為共產黨的最大敵人這一政策相沖突。於1933年，多伊徹發表了一篇名為“飄蕩在歐洲上空的野蠻主義幽靈”以抵抗納粹主義。之後，多伊徹被以“誇大納粹主義的危險... 在共產主義者中傳播恐慌”的名義開除出波蘭共產黨。旅居英國和報業生涯.1939年4月，多伊徹離開了波蘭，前往倫敦。他的身份是一名波蘭猶太人報紙的通訊記者，當時他已經為那家報社作了14年審校員。 這次離開波蘭救了他一命，並改變了他未來的人生道路。之後，他再也沒有返回過波蘭，也再沒有見過任何家人。在倫敦，他繼續為那家報紙撰稿。不久之後，他參加了託派組織革命工人聯盟。德軍於1939年九月佔領波蘭後，他和報社的聯絡被切斷了。他開始自學英語，以便為英文雜誌投稿。 很快，多伊徹成了著名週刊《經濟學家》的定期通訊記者。1940年他加入了流亡蘇格蘭的波蘭軍隊，卻被當做危險分子關了起來，直到1942年才被釋放。獲得自由後，他進入《經濟學家》的編輯團隊，成了該刊物在軍事動態和蘇聯事務方面的專家和駐歐洲的首席通訊記者。此外， 他也不時以遊隼的筆名給觀察家報撰稿。多伊徹於1946年放棄記者生涯，專心著書。 多伊徹的名字隨後出現在了奧威爾名單上。這是喬治·奧威爾於1949年3月給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下轄的資訊研究部準備的名單，該部門主要負責對抗蘇共對西方國家勞工運動的宣傳影響。奧威爾的這一名單列舉了當時有親共傾向的報人和作家，認為他們不適合為資訊研究部撰稿。多伊徹的名字上還有批註：僅為同情者。傳記作家和學者.多伊徹於194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斯大林政治評傳》。多伊徹一直是一個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在該書中，多伊徹認為斯大林肩負了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使命。儘管從多伊徹的觀點來看，這種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的極大扭曲。《斯大林政治評傳》這部著作使多伊徹成為了蘇聯事務和十月革命方面當之無愧的權威。緊接著，他便開始撰寫托洛茨基的傳記。多伊徹的本意是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但他逐漸發現，託氏晚年的種種遭遇實際上源於早年的經歷，於是他把寫作計劃擴充套件為托洛茨基的一生。1954年第一部《全副武裝的先知》出版，其中敘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和革命活動，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並分析了託氏“不斷革命論”的思想起源。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的東歐事件吸引了作者的注意力，使他暫停了寫作。他發現蘇聯國內對斯大林的評價徹底改變，但對托洛茨基的指責依舊，這使得多伊徹更加感受到自己給托洛茨基作傳的重要性。1959年，第二部《解除武裝的先知》出版，敘述托洛茨基在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等問題上和其他領導人爭論，各次黨內鬥爭的情況，以及他在阿拉木圖的流放生活。作者說這兩卷的書名是受了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的一句“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凡是手無寸鐵的先知都遭到毀滅”。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流亡的先知》於1963年出版，描述了托洛茨基晚年的流放生活，世界革命理論的形成和最終的被刺殺結局。在撰寫這三部著作的過程中，多伊徹對保存於哈佛大學的托洛茨基的檔案進行了詳盡的研究。特別是第三部《流亡的先知》，其中提到的很多資料當時都是完全不被人知的，多虧托洛茨基的遺孀娜塔莉亞·謝多娃給了他見到那些秘密檔案的機會。三部曲完成後受到了各方的好評，格雷厄姆·格林在觀察家報上發表文章說：“多伊徹的三卷本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最激動人心的讀物，定會被列入用英語寫成的最優秀的傳記著作之中。”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2006年這樣談到三部曲：“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養成了貫穿餘生的對政治傳記的熱愛。”多伊徹本想把這個系列續寫下去，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作傳，並且希望寫《斯大林的晚年歲月》作為《斯大林政治評傳》的補充。然而兩卷本的《列寧的一生》因為他的猝然離世而戛然而止，其中也有政治原因：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沒有那所大學願意資助這方面的研究。六十年代，隨著越戰而來的西方左翼思潮的高漲，多伊徹在英國和美國的校園內得到了學生的廣泛歡迎。他所信奉的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得更像一種馬克思人道主義，儘管他從未拋棄托洛茨基。1965年，他參加了伯克利加州大學舉辦的第一次關於越南的座談會，在那，成千上萬的學生坐在臺下聆聽他對冷戰的抨擊。1966-67年他成為劍橋大學的喬治·特萊沃林講座教師， ，同時得以受邀在紐約州立大學作了六週的演講。 1967年的春天他更是得以訪問紐約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哈佛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發表他的演說。 當年他在羅馬猝然離世，他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以《未完成的革命》為題，整理成集出版。為了紀念他，人們設立了年度獎項多伊徹紀念獎授予那些那些“最具信服力和最具革新的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著作”。與猶太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關係.儘管是位無神論者且終生信奉社會主義，多伊徹仍舊強調了他身上猶太傳承的重要性。他創造了非猶太教的猶太這一稱謂,來形容自己和其他猶太人道主義者。他推崇一位生活於公元二世紀的猶太異端以利沙·本·阿布亞，因為他反對那個組織的意第緒主義傾向。他對自身的猶太性的是這樣定義的：“宗教？我是個無神論者。猶太復國主義？我是個國際主義者。因此，就這兩方面來看，我都不是個猶太人。然而，我的確是猶太人，一位由於無條件的團結所造就的猶太人，這種團結源於對猶太人的無盡迫害和消滅。我是個猶太人，是因為我感受到了猶太曆史的脈搏，是因為我想要竭盡所能去確保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猶太人的安全和尊嚴。在二戰之前，多伊徹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在經濟上是倒退的，又對國際社會主義有損害，從而反對它。但在大屠殺之後，他反思了戰前的觀點並認為有必要建立以色列國作為“歷史的見證”來安置歐洲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但到了六十年代，他開始強烈地批評以色列的政策，因為它剝奪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他強烈要求以色列從非法佔領領土上撤軍。“六日奇蹟，他評論道，這場最新的、太過容易的凱旋總有一天...將被證明為以色列的災難。”他關於以色列最知名的論述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一棟燃燒著熊熊烈火的樓中跳下。而在大樓裡，他的許多家人已經葬身於火海之中。他成功地逃過一劫，然而落下來的時候，他的身體重重地撞到了站在樓下的人，傷了那人的胳膊和腿。落下的人別無選擇。但對於那個淪為墊腳石的人來說，那個從樓上落下的人造成了他的不幸。如果雙方都表現的理性一點，他們本不會成為敵人。那位從火海逃生的人康復後將會嘗試幫助和安慰那位不幸的人，在將來也許會意識到雙方都不過是環境的受害者。但看一看雙方都表現得不理性時所發生的：樓下的人因自己受到的不幸而譴責另外一個，發誓要讓他為此付出代價。而另外一個由於害怕樓下的人的復仇，無論於何時何地見面，都要侮辱他，踢他，打他。於是，受傷的人再一次誓言復仇，卻再一次捱打。這種敵意，一開始只是出於偶然的敵意，隨著時光的流逝不斷加深，最終必將使他們兩人的存在失色並且毒化他們的思想。”在《阿以戰爭：1967年6月》 (1967)中，多伊徹，這位猶太裔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受害者和以色列居民的親屬這樣寫道：“要不斷提高我們的判斷力，不要讓它為情感和記憶所矇蔽，無論它們有多深、有多麼難以忘懷。絕不能允許奧斯維辛的魔咒再一次綁架我們，好讓我們支援錯誤的事業。”他相信：“為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發動侵略做辯護，抑或是寬恕這種行為事實上都為以色列幫了倒忙，損壞了它的長期利益。以色列的安全，讓我重申一遍，並沒有隨著1956年和1967年戰爭的發生而增強，相反，它為這些所破壞。這些所謂的“以色列之友”實際上是在煽動將以色列推入毀滅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