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反右運動”主要結果是給中共黨內外大量人員任意劃定了“右派”身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並主導了反右運動，而鄧小平、彭真等中共高層也參與其中並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反右運動中，按照中共官方在撥亂反正時期的統計資料，全中國大陸有55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包括“三錢”之一的錢偉長、知名經濟學家顧准以及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此外，解密檔案顯示還有140餘萬人被貼上“中右分子”的標籤，亦遭到批鬥和迫害。還有許多人被劃作“內控右派”、“疑似右派”、“右傾”等。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物件輕則遭撤職降職、開除黨籍團籍、被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進行勞動改造，重則開除公職、集中關押、判刑收監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殺、被處決或受折磨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反右運動造成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反右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該運動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更因公器私用的利慾導致了諸多冤假錯案的產生。此後，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甚至是毛澤東一人獨裁的時代，民主政治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為中國大陸此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爭議巨大的政治運動埋下了禍根。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並開始了改革開放，承認在反右運動的執行過程中也犯有“擴大化”的錯誤，其中確定點名中央5人，地方支部91人。故整場運動中不談是非對錯，僅從所謂「極少數」的未獲改正的右派數量來看，就被錯誤擴大化超5,700倍、錯劃比率達99.99%。運動歷程.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的嚴重令毛澤東感到意外:38。毛澤東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之階級本性:38。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轉為打擊意見派.期間由於有人提議：“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並且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臺”，“一黨執政有害處”，要開放“海德公園”，各個民主黨派，都有首腦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執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裝部隊，那麼民主黨派也要有自己獨立的武裝部隊等等。毛澤東面對越來越多批評的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將危及中共在中國政治中的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曾表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於是，毛澤東決定違背承諾，展開反擊。1957年中共開始了反撲的行動，這即是後來所謂的「反右運動」。1957年6月1日，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思想。1957年6月6日，毛澤東閱讀陸定一呈送的《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簡報中提及北京大學有學生寫文章表示中共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臺。而在當天下午舉行的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盧鬱文當眾宣讀自己收到的匿名恐嚇信，恐嚇信作者在信中表示「我不理解有人為什麼只許說反面話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出發？要到什麼地方去呢？」李仲公也表示，自己因為批評了對中共提意見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嚇信。同樣在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6月7日，毛澤東在會見胡喬木和吳冷西時表示，盧鬱文收到的匿名恐嚇信，給自己提供了一個反擊右派的絕好機會。毛澤東還表示，自己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動反擊右派鬥爭。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當天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提到給盧鬱文的匿名信表明有人試圖借整風運動進行階級鬥爭，並指出“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黨外右派份子一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把他同樣劃為右派份子，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黨內右派份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對那些同黨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決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員而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份子。”右派的標準.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包括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擴大化與失控.與其它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973，其中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但學界認為此人數統計低於實際人數。據解密檔案顯示，還有大約140多萬人被列為“中右分子”。此外，還有“內控右派”、“右傾”、“疑似右派”等各類劃分。中國獨立記者高瑜對右派分子進行分類：“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的民主黨派徒有虛名，完全淪為中共的附庸和政治花瓶，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趨於平靜.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於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運動結果.各階層皆受迫害.1957年的青島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鄧小平在7月23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於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稽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髮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人民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譬如林昭，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後，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萬餘人。運動影響.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反右運動後，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也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造成了理論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實際上是一黨專制，以及毛澤東一人獨裁的局面。大躍進和文革.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大陸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自此，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造成一人專政的局面。反右運動中的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在接下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反右運動為有效地消除了中共可能面對的來自黨外或者農業專家的反對的聲音，而大躍進運動則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直接原因。也有部分學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反右運動有直接關係。“摘帽”與“改正”平反.“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根據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後分5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這些人被稱為“摘帽右派”。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大陸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覆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檔案轉發全黨。這份檔案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對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煙臺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援，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當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運動結束後，除了少部分被開除出隊，全部進行經濟處理。從發給每月十來元基本生活費到連降幾級工資，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家人因被牽連無法獲得安排工作，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長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子女在升學就業受到政治歧視，教育程度很少超過初中。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對錯劃右派分子改正時，並沒有給與經濟補償或賠償。未被平反人士.1978年，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發布《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撥亂反正時期，至1980年剩下5,000餘名右派，即當前還“未獲改正的右派”。最終，根據中共中央的資料，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未被改正。歷史評價.官方評價.“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