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

張春橋，山東菏澤鉅野人，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等要職，為“四人幫”成員之一。生平.早年生涯.張春橋於1917年生於山東鉅野，家境較為富裕。父親張開益畢業於山東省立醫專，曾任山東高唐縣郵政局長，濟南市戒菸院院長等職務。張春橋小名善寶，為張家長子，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1931年，14歲的張春橋隨父親離開鉅野來到濟南，1932年至1934年在山東濟南私立正誼中學讀書。1933年春，濟南高階中學學生李樹慈找到張春橋，與二三十個志同道合的人發起一個文學組織“華蒂社”，即英文"WHAT"。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曾在《華蒂》雜誌上發表多篇文章。李樹慈在1967年交代，他當年其實是國民黨復興社分子，發起華蒂社份子，感到給他寫稿是上當，就不和李樹慈往來了。”此事成了“四人幫”被捕之後官方媒體指責張是“國民黨特務”的證據，說“張春橋夥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12日，張春橋到達上海，之後加入“左聯”，在“左聯”秘書處下屬的小說研究委員會活動，討論創作。但“左聯”不久即解散，繼而引發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1936年3月15日，19歲張春橋以筆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文章，響應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認為作家田軍也曾在此刊發表文章《隨筆之類》一文，談論演員與天才的關係。“四人幫”被捕之後官方媒體指責張“服務於特務崔萬秋麾下從事文化運動，化名狄克瘋狂攻擊魯迅”。1936年宋振鼎、林福生等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絡的黨員組織了一箇中共預備黨員委員會，發展了一些左翼人士加入共產黨。後來和中共取得聯絡後，吳仲超代表中共黨組織明令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包括張春橋。1938年張到達延安後因為沒有材料證明其已經入黨，於是再次正式入黨，但他自己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算作參加共產黨。宣傳生涯.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在張的父親的前同事及同鄉趙福成的家中暫住，但張不知道當時趙福成乃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手下特務。同年12月張春橋離開濟南前往延安，並於次年1月經武漢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廳”裡一個熟人的介紹到達延安。1950年，趙交待他當年送了張一件大衣，“我知張，張不知我。”1976年底，“四人幫”被捕之後，趙福成改口供為受秦啟榮密令關照復興社特務張春橋。“四人幫”被捕之後中共官方說法為張春橋“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張春橋到達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8月，由陝北公學校部秘書、黨支部書記顧光鬥和陝北公學同學會工作的黨小組長雄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次年2月轉正。1940年赴晉察冀解放區，歷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1年7月1日，張春橋寫下了《毛澤東之歌》，經音樂家盧肅譜曲後，歌曲在晉察冀及各解放區流行。但在之後的延安整風以及1951年，這首歌多次被批評:18-20。1949年7月至9月任職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1949年5月隨解放軍進入上海，在新華社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任副社長和副局長。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兼任《解放日報》副社長。1951年10月，接替因“漏登斯大林賀電”事件被調職的惲逸群，任《解放日報》社長:29-30。這時正值三反五反，《解放日報》日日有社論，週週有典型，辦的有聲有色。1953年的“新三反”運動中，因《解放日報》對幹部進行批評的力度過大，張春橋被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譚震林、陳丕顯等人批評，並做了檢討:43-44。1954年1月，鄧拓帶領中國新聞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張春橋也一同前往。期間，張春橋向老領導鄧拓請求幫助，希望離開上海前往北京《人民日報》社工作，但因陳毅向潘漢年打招呼阻止而未成行。1955年1月升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後，組建了讀者來信組，發揮群眾來信作用。後來還辦了小品文的欄目，讓馮雪峰批判的雜文起死回生。此時中共中央開展對胡風的批判，《解放日報》也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姚文元在文藝會堂的發言給張春橋留下了印象，於是請他到報社來合作，親自指點:53。8月，調離《解放日報》，到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任部長。1956年當選中共上海市委委員。1957年4月，他擔任上海市委的專職常委，事實上成為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高階秘書:64。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批判等級工資制度，讚揚供給制，深為毛澤東讚賞:89。1959年到1961年，張春橋擔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的會長，接待來訪的名人。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期間曾在柯慶施的指示下，協助江青進行“京劇革命”。1965年，張春橋協助毛澤東、江青在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指導姚文元寫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59，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初，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張春橋先後參與了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指導性檔案:177,189。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張春橋被任命為副組長，從此進入中央工作。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張春橋參與了對劉少奇的批判，並在12月18日指示蒯大富，讓其在社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11月11日，他從北京到上海著手處理安亭事件，過程中違背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指示，在工總司的五項條件上簽字。此舉在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可以先斬後奏”，張春橋並未被追究責任:244。1967年1月3日，張春橋再度被毛澤東派至上海瞭解運動情況，他與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發動了“一月風暴”，打倒了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自此全國開始颳起奪權風。一月風暴期間，發生了“一·二八”炮打張春橋事件，張春橋受到了造反組織“紅革會”的衝擊，但因毛澤東口授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特急電報”支援張春橋，“紅革會”最終垮臺:244。2月12日，張春橋返回北京，16日，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張春橋打倒陳丕顯的做法遭到了老領導譚震林的嚴厲批評，與會的其他元老也紛紛批評中央文革。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到毛澤東處彙報了會議的情況，之後毛澤東反擊，元老們的行為被定性為“二月逆流”。2月18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上海，組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擔任革委會主任。1969年初，陳伯達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大會最終使用了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多次修改的稿子，但報告人林彪一字未改，並拒絕簽名:522。“九大”選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時，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票比全票少十餘票，這是因為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指示一些軍隊代表不投他們的票。張春橋提出徹查，但被毛澤東制止，此後林彪集團和江青等人的矛盾逐漸激化。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帶著張春橋等前往蘇州看望林彪，在談話中問及林彪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何考慮，並問道：“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林彪未作答，過了一會兒林彪借談反修防修的問題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533。1970年8月14日，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吳法憲四人在中南海開會討論修改憲法問題，期間張春橋與吳法憲就三個副詞爭論激烈。會後吳法憲將情況彙報給葉群，導致林彪在8月23日廬山會議開幕的發言中“稱天才”，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之後兩天的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由於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支援，會議形勢逆轉，陳伯達被打倒，吳法憲也受到批判，與葉群等人一同被要求作檢討。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張春橋聽到周恩來宣佈林彪死亡後，自己花錢買了茅臺酒請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舉杯歡慶:557。1973年8月，張春橋起草了中共“十大”報告，並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第八。同年，張春橋作為批周“幫助小組”成員，參與了對周恩來外交工作“右傾投降主義”的批評:577。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通知，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在隨後舉行的四屆人大上，張春橋就任副總理，分管文化和教育。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江青、姚文元等人也一同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搞“唯生產力論”，隨後由於毛澤東的批評，“反經驗主義”運動被迫停止。1975年12月張春橋訪問了紅色高棉治理下的民主柬埔寨，返回時分管外交的鄧小平前往迎接，但雙方氣氛已經非常冷淡:700。1976年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因膀胱癌病逝，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遭到葉劍英反對。葉劍英提議由鄧小平致悼詞，得到與會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由於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壓制對周恩來的悼念活動的報道，持續推動批判已經被剝奪權力的鄧小平，引起了全國的抗議活動。3月25日，文匯報頭版出現“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報道，被普遍理解為影射“周恩來要把鄧小平扶上臺”。幾天後，南京的學生、工人首先上街抗議，“把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張春橋揪出來示眾！”、“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標語出現在南京街頭和開往北京的列車上:727。抗議最終引發了“四五運動”。4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當面指責鄧小平「你就是納吉」:731。被捕與晚年.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張春橋成為僅剩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同年10月6日晚8點，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在中南海懷仁堂以開會的名義誘捕了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張春橋被華國鋒宣佈進行隔離審查。1977年4月，張春橋被轉運至秦城監獄關押:779。1977年4月1日，張春橋之母宋蕙卿自殺於上海。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開除張春橋的黨籍並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1號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張春橋在法庭上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他一言不發，以漠視對抗法庭。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鑑於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依法將對其原判處的死刑緩期2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刑期至2015年12月止。1998年1月送北京復興醫院保外就醫，因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逝，終年88歲。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釋出了張春橋病亡的訊息。評價.傳統的中共歷史記述中，張春橋被認為是“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是外表陰沉的“野心家”、“陰謀家”，意圖“篡黨奪權”。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張春橋被認為只不過是個“小文人”、“小記者”，在擔任政治局常委後，張春橋亦曾對女兒張維維說過：“哪一塊革命根據地是我開闢的？哪一支軍隊是我帶出來的？哪一場戰役是我打下來的？”:自序許世友的評價：“戴眼鏡，夾皮包；會總結，會提高；論思想，一團糟；打起仗來往後跑。”宋永毅：“張春橋在文革中推行毛澤東的路線不遺餘力……張春橋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高文謙：“他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真正傳人。他是一個搞政治的人，而不是見風使舵的投機者。”家庭.張春橋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芬，1916年出生。李淑芬在1943年春與在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的張春橋相識相戀。同年底日軍大掃蕩時李淑芬受傷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參與編寫反共材料和參加反共演出。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芬離開日軍的控制，投靠當時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張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並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1947年他們在張家口結婚，1949年文靜隨張春橋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迫於文靜的歷史問題，兩人於1973年離婚，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1976年張被捕之後，官方說法是文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1998年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張春橋與其妻文靜育有三女一子，張維維、張海娃、張薇薇，張旗。張春橋有五弟一妹：張板橋、張秋橋、張鐵橋、張濟橋、張月橋和張佩瑛。張秋橋，曾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被捕之後，張秋橋也被隔離審查。張佩瑛，曾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婦產科醫院黨支部書記，1974年因手術麻醉事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