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

安內莉斯·瑪麗·「安妮」·法蘭克 ，生於德國的荷蘭猶太人的日記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歲。隨著《安妮日記》的發行，當中記錄些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間，安妮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佔領荷蘭的生活，此書於她去世後出版，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之一，此書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安妮·法蘭克生於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其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或附近地區，當納粹主義控制德國時，年僅四歲半的她隨家人一起搬到那裡。原為德國國民的她於1941年失去其公民身份，因而無國籍。1940年5月，安妮·法蘭克一家由於德國佔領荷蘭的關係而被困於阿姆斯特丹。1942年7月，隨著受迫害的猶太人口增加，全家躲藏於安妮的父親奧託·法蘭克工作的大樓書櫃後方的一些隱蔽的房間之中。從那時起，安妮以作為她13歲生日禮物的日記本作記事並定期記事在其中。隨著1944年8月時，藏身處被蓋世太保給查獲，眾人在被捕後送往納粹集中營。1944年10月／11月，安妮和她的姐姐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轉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她們倆在幾個月後在那裡因病過世。最初由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估計安妮·法蘭克姊妹於1945年3月過世，而荷蘭當局把她們的正式過世日期定為當年的3月31日，然而安妮·弗蘭克之家於2015年的研究表明，她們更有可能在2月過世。全家的唯一倖存者—奧託·法蘭克於戰爭結束後返回阿姆斯特丹，發現他女兒的日記被秘書梅普·吉斯儲存下來，他努力讓它得以在1947年出版。它從原始的荷蘭語版本翻譯而成為英語版本的《安妮日記》，於1952年首次出版，此後該日記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於多國推出，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亦成為不少戲劇與電影的基礎。1999年，《時代雜誌》把她列入「20世紀全世界最具影響力地一百人」；一顆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為「5535 Annefrank」；2004年她在《最偉大的荷蘭人》的票選當中排名第八位，次於排名第七的偉大荷蘭民族英雄兼海軍名將—米希爾·德·魯伊特。早期生活.安妮·法蘭克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的，其父母是奧託·法蘭克與》，他寫道：「在孩子結結巴巴的聲音中，體現所有駭人聽聞的法西斯主義，比紐倫堡審判的證據放在一起還有更多。」他的文章終引起出版商的注意，這本日記終於在1947年於荷蘭出版，名為《秘室》，並於1950年５度再版。《秘室》經過幾家出版商拒絕後，首次於1950年在德國和法國出版，並以《安妮·法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於1952年首次在英國和美國出版，並得到積極評價。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都大受歡迎，但在英國卻未能吸引讀者，使它於1953年遭到停印。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在日本得到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獲得關注之餘也好評如潮，第一版銷量已逾100,000冊。安妮在日本很快便成為重要的文化人物，她代表著戰爭中被犧牲的年輕人代表。一齣基於《安妮日記》改編的舞臺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市首次公演，該舞臺劇由及主演，該舞臺劇後來獲得普利策戲劇獎。其後在1959年，根據日記而拍成的電影《安妮日記》，贏得了商業上關鍵性的成功。傳記作家後來寫道，戲劇化對「安妮的故事極大的促進了浪漫化，感性化和普遍化。」多年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很多學校列入課程的一部分，因此新一代的讀者也認識安妮·法蘭克。1986年，發表了日記的所謂「評論版」，當中包括了所有無論是未修訂及已修訂的已知版本的比較，還有對日記認證的斷言討論，還以及對這個家庭和日記本身的其他歷史資料。1999年，安妮·法蘭克基金會的前任主席及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總裁宣佈他擁有《安妮日記》裡被奧託·法蘭克於書籍出版前移除的５頁內容，瑟伊克聲稱該５頁內容是奧託·法蘭克於1980年臨終前不久交給他的，而那些缺失的日記內容是安妮對其父母緊張的婚姻關係之批判性言論，以及安妮對母親的親情缺失。隨後當瑟伊克打算以該５頁日記內容為基金會籌集資金時，一些爭議隨之而來；荷蘭國家戰爭究所作為該手稿的正式所有人，要求紹克交出手稿。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US$300,000元到紹克的基金會。而那些手稿輾轉於2001年交回到荷蘭國家戰爭究所手上。此後，該５頁日記手稿被納入多國語言的新版本日記中。正面評價.安妮日記的文學價值一直備受讚譽，美國劇作家談到安妮·法蘭克的寫作風格，形容它是「一部保持著張力結構良好的小說」，並對她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在出版後不久，他與奧託·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臺劇。萊文對安妮·法蘭克的事情很著迷，他於其自傳《痴迷》中也曾經提及到此事。詩人也形容這本日記是一種獨特的描繪，不只是青春期心態的描繪，而是「以一個確切、自信和經濟的風格，來形容一個小孩轉變為成人的過程，其坦率實在令人震驚。」在日記的美國第一版中，美國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於序言中形容它為「這是我曾經讀過有關於戰爭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中，最明智和最動人的評論之一。」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的一次演說中提到安妮·法蘭克，說：「在整個歷史上，為著大量遭受極大痛苦和損失的時候中人類的尊嚴而言，沒有任何人的聲音能夠比安妮·法蘭克的更有說服力。」同年，蘇聯作家伊莉亞·愛倫堡也為她寫道：「一把代表著600萬猶太人的聲音 — 這把聲音並非聖人或詩人，而是一個普通小女孩的聲音。」隨著安妮·法蘭克作為作家及人文主義者的地位不斷提升，她特別被討論為代表著納粹大屠殺的象徵人物，更廣泛地說是受迫害的代表人物。1994年，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克林頓在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得獎演講中，她朗讀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並談到她「喚醒我們對漠不關心的愚蠢，它並需要以我們的年輕人付上可怕的代價…」，希拉莉·克林頓此言所指的是薩拉熱窩、索馬利亞及盧安達發生的種族戰爭和屠殺事件。同年，納爾遜·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接受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所頒授的人權獎後發表演說，指自己在獄中讀過安妮的日記，並「從中獲得更大的鼓勵」。他以她跟納粹主義的鬥爭比喻為其於南非的種族隔離，在這兩種哲學之間畫下一條平行線：「因為這些信念都顯然是錯誤的，古往今來，好像是挑戰安妮·法蘭克的人，他們都註定要失敗的。」同樣於1994年，捷克的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如何面對前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他說：「安妮·法蘭克遺留下來的東西至今仍活在眼前，並且對我們仍具重要意義。」藉此表示他的理念。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認為安妮·法蘭克所作的事被廣泛認定為戰爭中數以百萬計死傷者的單一代表人物，其原因是「一個安妮·法蘭克，比起那無數如她一樣仍留在陰影中的受害人面孔，其所作的事更能感動我們。也許這樣更好吧，若我們承受這成千上萬人的痛苦下，我們將無法活下去。」奧地利作家在安妮·法蘭克傳記的結語中，表示梅普·吉斯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雖然她試圖消除越來越多人對「安妮·法蘭克代表著大屠殺中那600萬名受害人」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與死都是她個人的命運，個人命運發生了600萬次。安妮不能夠，也不應該作為許多被納粹奪走其性命的代表人物... 但她的命運有助我們明白到大屠殺為全世界帶來如此重大的損失。」安妮的父親奧託·法蘭克以作為其女兒的遺產託管人來度過餘生，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關係裡，都是子女繼承著名父母的榮譽與繼續完成遺志的重擔。就我而言，這個角色是顛倒過來的。」他回憶起出版商向他解釋為何日記會如此廣泛地被閱讀，「他說日記包括了很多生活範疇，每位讀者都可以在當中找到一些讓他自己感動的東西，從而得到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也表達了類似的情緒，他說該日記大大提高了讀者對大屠殺更廣泛的注意，比紐倫堡審判更甚，因為「人們都認同這個孩子，這是源於大屠殺的影響，這個家庭就如你我的家庭一樣，所有你就能夠理解這一點。」1999年6月，《時代雜誌》出版了一期特別刊，題為《時代100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安妮·法蘭克獲選為其中一名「英雄偶像安妮的貢獻作出這樣的評價：「此書中的激情燃起了所有人想擁有安妮·法蘭克的希望，她的地位已經超越了大屠殺、猶太教、少女時期甚至是善良，並成為現世中的具代表性的人物 — 各式各樣的機制困擾著個人道德思想，堅持生存的權利，以及作為人類未來的希望與質疑。」他指出，雖然安妮的勇氣和務實的態度受敬佩，但其自我分析能力與寫作的質量卻是一個重要的元素，羅森布拉特寫道，「她能長存不朽的原因基本就是其高水準的文學作品。對任何年紀來說，她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她的作品質量似乎是一個對當時無情現實的一個誠實處理的直接結果。」否認真實性與訴訟.隨著1950年代後期，《安妮日記》成為家傳戶曉的書籍後，各種針對日記及其內容的真實性指控陸續發表，而最早發表批評的地方源自瑞典及挪威。1957年，瑞典新法西斯主義組織的雜誌《自由詞》中，丹麥作家兼評論家發表一篇文章，他在之前寫了關於丹麥的猶太作家反猶太人文章。除此之外，文章質疑日記的作者並非安妮·法蘭克，而是由美國劇作家所著。1958年，在維也納的《安妮日記》舞臺劇中，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人士質疑，該群抗議人士斷言安妮·法蘭克是個從未存在過的人，他們並質疑維森塔爾指他需要找出當年拘捕安妮的警察以證明安妮確實曾經存在。維森塔爾後來確實開始尋找，並終在1963年找到。在接受採訪時，西爾貝鮑爾爽快地承認當時其工作角色，並在被捕人士的照片中認出安妮就是其中一人，他還提供了整個事件的歷程，甚至回想起在拘捕過程中，曾翻轉一個裝滿紙張的公事包，那些紙張撒落一地。他對事件的陳述證實了奧託·法蘭克等人所提出的事件版本。此事件也平息了人們對安妮·法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1959年，奧託·法蘭克於德國呂貝克控告一名教師，後者是一名希特拉青年團的前成員，他在校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指該日記為「偽造品」。後來投訴延伸到控告，指他於呂貝克的一份報章發表了一封信以示支援斯蒂勞。1960年，法庭對日記的手稿進行審查的工作，日記中的筆跡與安妮的筆跡是互相匹配的，並確定日記為安妮·法蘭克的真跡。法庭判決後，斯蒂勞撤回其言論，而奧託也沒有再進一步追究。1976年，奧託·法蘭克向法蘭克福的採取法律行動，指控對方印製該日記為「偽造品」的小冊子。法官裁定，若羅夫發表任何進一步陳述的話，他將會面臨$500,000馬克的罰款及監禁6個月的刑罰。其後羅夫對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然而他於1978年去世，翌年他的上訴遭駁回。同年，奧託也對展開訴訟，指控對方印製一本名為《安妮日記，一個謊言的暢銷書》的小冊子。當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為的男子於庭上派發此小冊子時，結果他同樣被控。羅默被罰款$1,500馬克，而蓋斯則被判處6個月的監禁。蓋斯在上訴後獲得減刑，奧託不滿刑期而再度上訴，但由於案件超逾了當地誹謗罪的法定時限，案件最終被撤銷。隨著奧託·法蘭克於1980年去世，終年91歲。安妮的日記手稿，包括書信與分散的活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該研究所於1986年透過荷蘭司法部的委託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鑑證。他們根據已知的例子對比筆跡，證實筆跡吻合。他們查明書寫日記的紙張、膠水和墨水於當時很容易買到。最後的結論是，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認為是真確的，其研究結果發表於該日記的「評論版」中。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區法院確認了這本日記的真實性。1991年，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論學者羅貝爾·福裡松及製作了一本名為《安妮·法蘭克的日記：一個批判的方法》的小冊子，他們恢復對奧託·法蘭克撰寫日記的指控，其聲稱的證據與之前所指的一樣，包括《安妮日記》中的一些矛盾，其散文和字跡風格不可能是出自青少年的筆下，而匿藏在「後宅」被認為是不可能的。除此以外，該日記被認為是親猶太人組織的宣傳品，而奧託·法蘭克亦被控騙子。1993年，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之家跟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完整未刪節的版本.安妮·法蘭克的完整未經刪改的版本於1995年出版。這個版本包括了安妮描述對自己生殖器的探索，以及她對性事與分娩的困惑，那些文章之前被其父親奧託·法蘭克編輯並裁掉了。安妮與日記的精神與物質遺產.1957年5月3日，一群包括奧託·法蘭克在內的阿姆斯特丹的民眾，在他們的努力下成立了安妮·法蘭克基金會，並改建為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並使公眾可以進入參觀。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於1960年5月3日開幕並對外開放，那裡由奧佩克塔公司的倉庫和辦公室以及「後宅」組成，所有的傢俱都被移走，讓訪客能夠在各個房間中自由走動。後宅的一些前住客之個人物品仍被保留，例如是安妮黏貼在牆壁上的電影明星照片，奧託·法蘭克隨著女兒們的身高而標記的一部分牆紙，還有牆上有一幅記錄著盟軍前進路線的地圖，現在這些東西上方都以帕斯佩有機玻璃保護著。那小房間是曾經居住過的，然後有一條通道連線大廈鄰居，該處也被基金會收購列入博物館的範圍。那些其他建築物被用作收藏《安妮日記》，以及用於大屠殺編年史的旋轉展覽，還有更多在當代的世界各地上種族不寬容的審查現象。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現已成為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旅遊景點之一，它在2005年創下接待了965,000名遊客的紀錄。博物館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關係它的資訊，並在2005年前往有歐洲、亞洲、北美及南美等32個國家舉行國際巡迴展覽。1963年，奧託·法蘭克與他的第二任妻子成立了一個以瑞士巴塞爾為總部基地的慈善組織—安妮·法蘭克基金會，該基金會籌募經費使博物館「看來合適一點」。奧託去世後，其遺願是把《安妮日記》的版權全數捐給基金會，並要求每年需要把版權收入中的首$80,000瑞士法郎撥歸其繼承人的附帶條款規定。任何高於此數目的收入將會由基金會保管，用於任何管理者認為值得投資的專案上。它亦為國際義人組織提供每年度的資金作醫療用途。該基金會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對種族主義的暴力，他們在2003年曾借出安妮·法蘭克的部分手稿予美國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作公開展覽。該年的基金會年度報告中，概述該基金會在全球層面上所作出的努力，並在德國、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國及美國專案上的提供支援。1995年，一顆於1942年發現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以安妮·法蘭克的榮譽，被命名為「安妮·法蘭克之星」。1997年，於法蘭克福的鄰近地點開幕，那裡是法蘭克一家在1934年之前所居住的地方。那中心是「年輕人和成年人都可以在那裡瞭解國家社會主義史，以及討論它跟今天的相關性。」法蘭克一家於1933年至1942年間曾經居住的荷蘭，直至2000年代仍是私人所有。在成為電視紀錄片公開關注的焦點後—在該座大廈嚴重失修的狀態下—它被荷蘭的一家建築公司收購。該建築公司根據法蘭克一家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安妮·法蘭克所寫書信中對傢俱和環境描述的輔助下，法蘭克的舊居成功回復到1930年代的舊貌。安妮·法蘭克之家的特蕾莎·達席爾瓦。1999年，《時代雜誌》把安妮·法蘭克列入他們的20世紀英雄與偶像的名單中的「本世紀最重要的人」，他表示：「一本藏於閣樓的秘密日記，她冒著納粹分子的威脅，並借出一顆震撼心靈的聲音，為了人類尊嚴而作出爭取。」菲利普·羅斯稱她為法蘭茲·卡夫卡遺失的小女兒。安妮·法蘭克被列為的主題之一，那是由領導的委員會編寫，並於2006年提交給教育、文化與科學部長；荷蘭歷史教規是一系列５０個主題的列表，旨在為荷蘭小學及首兩年的初中提供按荷蘭歷史的時間順序而排列的事件摘要。2007年10月3日，荷蘭政府提交了修訂版，其中包括了她作為主題之一。2007年6月，安妮法蘭克之家博物館的與安妮的表兄，他們都為故居還原作出了貢獻，而巴迪捐贈了約25,000份屬於這個家庭的檔案給安妮之家博物館，當中包括法蘭克一家在德國與荷蘭拍下的照片，以及奧託·法蘭克於1945年寄給其母親的書信，告知她指自己的妻子及女兒們於納粹集中營的死訊。2007年11月，安妮·法蘭克之樹由於樹幹受到一種真菌感染，故被安排砍掉移除，以防止它倒塌於周邊的建築物上。荷蘭的經濟學家談及該樹，他說：「這不是任何其他的樹，安妮法蘭克之樹是與跟猶太人的迫害密切相關。」由一群樹木的保育人士組成的，開始進行民事訴訟的案件，以阻止砍伐該馬慄樹，並成功獲得國際媒體的關注。荷蘭法院頒令城中官員及保育人士探索替代方案及解決方法。雙方共同建造了一座鋼結構建築，預期能夠延長該樹的壽命達15年。然而，該樹於３年後的2010年8月23日，該樹被大風級的強風吹至倒塌下來。該樹的１１棵樹苗透過美國安妮·法蘭克中心領導的專案分發到不同的博物館、學校、公園及大屠殺紀念中心。第一棵樹苗於2013年4月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中種植。一些樹苗也被送到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所學校種植，那是一個解除種族隔離戰爭的場地；為了紀念911襲擊受害者的，以及其他在美國的地點。另一棵紀念法蘭克的馬慄樹於2010年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內種植。多年來，一些出現了，她的生命與著作啟發著多元化的藝術工作者群體和時事評論員的靈感，使他們於文學，流行音樂，電視和其他媒體中製作大量，當中包括了的《安妮法蘭克芭蕾舞蹈團》，他們於1959年首次演出，其合唱作品《》首次於2005年演出。唯一已知真實安妮的連續鏡頭的錄影，是一輯來自於1941年安妮為新婚的隔壁鄰居拍下的無聲電影。為了有更佳的位置拍攝新娘與新郎，她被看見倚著二樓窗前拍攝。這對夫婦後來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並將這段錄影交給安妮法蘭克之家。2012年3月9日，《明鏡週刊》公佈杜莎夫人蠟像館將推出一個與安妮·法蘭克非常相似的蠟像。紀念.2022年6月25日，Google更改其首頁的Google doodle，以向安妮法蘭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