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中國著名古典編年史:1、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作者司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劉恕、劉攽、範祖禹等人根據大量史料，花19年時間，才把從戰國到五代這段錯綜複雜之歷史寫成年經事緯之鉅著:1。《通鑑》採用資料，除正史以外，所採雜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種:1。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割據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鑑》一向為歷史學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倣它，寫成同樣體裁之編年史，在中國的歷史編纂學上曾起過巨大影響:1。成書.《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鉅著，作者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定書局，將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準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為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治理」。「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鑑》免遭毀版的災難。《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蒐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蒐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清人袁枚稱：“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為闡揚，則鄴侯一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南宋洪邁更進一步考證：《資治通鑑》述龐勳時，除用鄭樵《彭門紀亂》，亦引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賈緯《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錄》專記“太和末擒越盜裘甫、平剡縣”之事，溫公雖用《平剡錄》，卻不提詐降及計誘，又兼存《玉泉子見聞錄》之論。《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而別於官修新舊唐書之中央史觀。《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三年末尾傅奕臨終前描述：其近乎神話色彩的史料是唐人李亢《獨異志》、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和宋朝王讜的《唐語林》。另一角度來看，大量引用野史則容易於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認為《通鑑》誤信《孔叢子》，“則考之不精甚矣”。清人週中孚亦對通鑑引用《趙飛燕外傳》之文有微詞，“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考之甚矣”。《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範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餘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李燾《巽巖集》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鑑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亦曾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家省思，史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助手.雖然此書中司馬光自己的意見皆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闢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範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範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三國兩晉南北朝歸劉恕，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頗為一致。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鑑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鉅著做說明。體裁.涵蓋年代.《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徵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鉅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四成，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釋例.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伋曾據司馬光的遺稿，將《資治通鑑》編修書法分類為36例。具體為：書反亂例。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資治通鑑》具有強烈但過於主觀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漢、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蜀漢建興九年：“ 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史事評論.《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目錄.周紀秦紀漢紀魏紀晉紀宋紀齊紀梁紀陳紀隋紀唐紀後梁紀後唐紀後晉紀後漢紀後周紀原稿.《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記載東晉永昌元年一年的史實，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將作亂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還止，每段史事開端約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趙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跋；元柳貫中、黃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祐、任希夷跋。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範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見，大概被割除，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另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資治通鑑》1部共128冊，被登入為中華民國國寶。版本.元祐元年有餘姚重刻本﹐今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發行的點校本《資治通鑑》，分簡體和繁體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寫作風格.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漢、東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赤壁之戰”寫“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語言生動活潑，躍然紙上；又寫曹操的機謀：“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淝水之戰”寫慕容垂勸苻堅出兵是別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又寫兩軍對峙時，秦軍未戰先懼：“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東晉取得勝利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完備。黃巢軍進入長安，向百姓發告“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之語，只有《通鑑》儲存了這條寶貴的材料。司馬光大量的從正史中節錄史料，又能隨時加以剪裁陶鑄，文字風格如出一手。《通鑑》並沒有太多僻字，以簡潔明白為主。例如《後漢書》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記載鄭眾：《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則改為：《資治通鑑》加強了“帝由是賢之”一句，使得行文流暢，更明白易懂。《資治通鑑》強調防微杜漸，因此認為東漢的宦官為害之烈，實肇始於鄭眾受到重用，“宦官用權，自此始矣”。《資治通鑑》這種強調“前因後果”的概念，貫穿全書，又如司馬光認為漢武帝逼死戾太子，實肇始於“堯母門”，而漢祚不亡則是武帝“晩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中唐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病死，高麗人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這時司馬光發表議論：“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通鑑》又記牛李黨爭的開端。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楊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翰林學士李德裕和李紳說段文昌所言是實情。結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李、楊大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鑑》又認為朱溫篡唐乃宦官弄權所致。又如司馬光改為《後漢書》卷四十七的班梁列傳：東漢與羌族之間的戰爭維持百餘年，直到建寧二年東羌始為段熲平定。《資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實：司馬光引用《三國志·張飛傳》之言，寫定關羽與張飛兩人的性格缺陷，並認為張飛之所以被殺，是因為喜虐待士卒：另外，司馬光《答範夢得書》論修書事說：《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姚崇的“十事要說”，悉闕而不錄，但對吳起舟中議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約則取之。《通鑑》對於迷信、怪誕、符瑞、圖讖亦不取，如劉邦入秦，有五星聚東井之；但對於破除迷信之事則取之，如劉裕伐南燕，或勸以「往亡不利」，劉裕以「我往彼亡」對之而最終大勝；又如呂才受命刊定〈陰陽雜書〉、範縝作〈神滅論〉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雲}-：司馬光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通鑑》即批評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他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資治通鑒》也差點為新舊黨爭所毀。影響.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鉅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毛澤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囉……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金朝人亦好讀《通鑑》，完顏璹與蔡珪、蕭貢並稱金源一代《通鑑》三大名家。完顏璹“讀《通鑑》至三十餘過”，元好問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翻譯.白話翻譯本如下：部分其他語言譯本如下：缺失.侷限.《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變」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武德二年確有新的租調法頒佈，但似未涉及“庸”。在司馬光看來，米價才是經濟重點，《通鑑》對唐代各個時期米價的記載達十八次之多。《通鑑》重視戶口，記錄了許多唐代的戶口數，如開元十四年、開元二十年、開元二十八年、天寶元年、天寶十三載、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通鑑紀事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司馬光尤重陸贄議論，採其奏疏三十九篇。《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學，司馬光發表評論，四學其實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視，“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通鑑》稱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王夫之則一反司馬光的看法：“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錢鍾書認為《通鑑》不可盡信：“餘嘗取《通鑑》與所據正史、野記相較，得百數十事，頗足示修詞點鐵、脫胎之法，至於昭信紀實是否出入，又當別論焉。”。失誤.《資治通鑑》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因時代所限，《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舉例如下：編年不當.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剪裁不當與故意歪曲事實.《通鑑》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誤。「永覽前戒」一語很明顯是摘錄了《後漢書·明帝紀》：“永覽前戒，竦然兢懼。”，但何謂「前戒」，通鑑並無說明。查《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第二原文為“昔應門失守，《關睢》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語被司馬光所誤刪。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並批評《通鑑》“懷挾私見，喪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場”。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的謬誤，共670餘條。辛德勇認為，司馬光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資治通鑑》中採納諸如《漢武故事》、《趙飛燕外傳》等不可靠歪曲歷史，來達到警醒當政者的目的。*資治通鑑人物列表*柏楊版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