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又稱國際社會主義的對立詞，但是其表述則因不同主張而異。人們熟知的更多是列寧繼承並高度概括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內容。列寧圍繞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革命觀和階級鬥爭理論提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敵對口號，這兩個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口號，代表著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也是兩種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同民族主義是不能調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純潔的’、精緻的和文明的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提出以國際主義代替一切民族主義”。 列寧還鑑於“任何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會在工人中起嚴重的腐蝕作用，都會使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提出工人運動必須“堅持各族工人團結一致反對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揭露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主義，口頭上承認民族平等，行動上則維護(常常暗中，揹著人民)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權，並且總是力圖為‘自己的’民族(即為本民族的資產階級)獲得更大的利益”的極端利己性，鮮明地表達了反對民族主義的根本立場。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般認為是反民族主義的一種，但不同流派對其解釋與側重各不相同，由於非學術界對民族主義定義存在各種理解，有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會被一般民族主義者簡單誤解為對立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概括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創造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行。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是在追求長期革命“戰略”的過程中，也受到實際“戰術”考慮的影響。1848年，在無產階級還未壯大的歷史階段，需要成熟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才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援一個獨立和民主的波蘭的出現，當時波蘭被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分割。羅莎·盧森堡的傳記作者彼得·內特爾(Peter Nettl)寫道："總的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歐洲國家地理重組的概念是基於四個標準：進步的發展、大規模經濟單位的建立、按照革命的可能性來權衡贊同和反對，以及他們對俄國的具體敵意態度"，俄羅斯當時被視為歐洲反動勢力的中心。第一國際.組成國際工人協會的工會成員認識到，工人階級是一個國際階級，必須在國際範圍內將其鬥爭聯絡起來。透過跨越國界的聯合，工人們將獲得更大的議價能力和政治影響力。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於1864年，是第一個以國際為重點的群眾運動。根據各國警方的報告，國際工人協會在其巔峰時期擁有500萬名成員，它在歐洲國家有重要的存在。歐洲的鎮壓以及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潮流之間的內部分歧最終導致其在1876年解散。此後不久，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者傾向於透過被稱為第二國際的繼承組織繼續執行國際工人協會的國際主義戰略，但無政府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沒有再次被該組織接納。第二國際.1907年，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羅莎·盧森堡在斯圖加特舉行的第二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也許最好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該決議斷言：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通常是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結果，因為每個國家不僅要確保其現有的市場，而且還要征服新的市場。在這方面，對外國人民和國家的征服起著突出的作用。此外，這些戰爭是軍國主義不斷爭奪軍備的結果，軍國主義是資產階級統治和在經濟和政治上征服工人階級的主要工具之一。戰爭得到了民族偏見的支援，這些偏見是統治階級為了其利益而在文明民族中系統地培養的，目的是分散無產階級群眾對自己的階級任務和國際團結義務的注意力。因此，戰爭是資本主義本質的一部分；只有當資本主義制度被廢除時，或者當軍事技術的進步所要求的人員和金錢方面的巨大犧牲以及軍備所引起的憤慨促使人民廢除這一制度時，戰爭才會停止。該決議最後得出結論：如果戰爭有爆發的危險，工人階級及其在有關國家的議會代表有責任在社會黨國際局的協調活動的支援下，盡一切努力，以他們認為最有效的手段防止戰爭的爆發，這些手段自然要根據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總的政治形勢的尖銳化而有所不同。如果戰爭還是爆發了，他們有責任進行干預，以利於戰爭的迅速結束，並利用戰爭造成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來喚起群眾，從而加速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衰落。不過，事實上盧森堡和列寧對民族問題的解釋大相徑庭。列寧和布林什維克反對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主張採取民族自決政策，包括支援被壓迫民族脫離俄國的權利。他們認為這將有助於為壓迫國和被壓迫國的工人之間的團結創造條件。具體來說，列寧聲稱 "任何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都有反對壓迫的一般性民主內容，我們正是無條件地支援這種內容。"相比之下，盧森堡在1893年與主流的波蘭社會黨在民族問題上決裂。盧森堡認為，自馬克思時代以來，俄國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俄國現在正作為一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快速發展，而波蘭的資產階級現在的利益與俄國資本主義相聯絡。這就為波蘭和俄國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聯盟提供了可能性。在1914年8月4日，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德國社民黨以壓倒性的投票支援德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批准了戰爭信貸。第二國際的許多其他成員黨也紛紛效仿，跟著支援國家政府，第二國際於1916年解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把社會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定性為社會沙文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等國際主義者的希望被最初的戰爭狂熱澆滅了。列寧試圖在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重建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團結，但大多數代表採取了和平主義立場而不是革命立場 。在獄中，盧森堡透過1915年的《朱尼厄斯小冊子》深化了她的分析。在這份檔案中，她特別反對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概念。"帝國主義不是一個或任何一組國家的產物。它是資本世界發展的特定成熟階段的產物，是一種先天的國際條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只有在它的所有關係中才能辨認出來，任何國家都不能隨意置身事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在此時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盟證明，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是不相容的，民族自決的概念已經過時，特別是民族主義將被證明是無產階級團結的障礙。無政府工團主義是工人階級的另一股政治潮流，它將戰爭的特點描述為各方面的帝國主義，在世界產業工人組織中得到了體現。國際主義觀點影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革命浪潮，特別是隨著俄國在十月革命後退出衝突，以及德國在基爾和威廉港開始起義，使戰爭在1918年11月結束。然而，一旦這一革命浪潮在20世紀20年代初退去，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就開始不再是工人階級政治的主流。第三國際：列寧主義與左翼共產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不可調和地分裂為兩個敵對派別：一方面是在衝突期間廣泛支援本國政府的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列寧主義者及其盟友組成了新的共產黨，這些政黨在於1919年3月成立的第三國際期間被組織起來。在俄國內戰期間，出於戰術原因，列寧和列昂·托洛茨基更加堅定地接受了民族自決的概念。在第三國際，民族問題成為主流列寧主義者和“左翼共產主義者”之間的主要爭論焦點。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只有少數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如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阿馬迪奧·博爾迪加和荷蘭議會共產主義者安東尼·潘涅庫克仍然堅持反對俄國接受民族自決。1943年墨索里尼政權在義大利垮臺後，博爾迪加主義者重新集結，成立了國際共產黨的第一版作出如下宣稱：“工人們！要反對民族戰爭的口號，它既將義大利工人武裝起來與英國和德國無產者兵戈相向，又阻撓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口號——它將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反對他們的共同敵人——資本主義。”國際共產黨認為，在民族問題上，盧森堡的論點是正確的，而非列寧。蘇聯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與戰後時代.二戰後，對國際主義理論的興趣重新出現，由於蘇聯的戰後軍事佔領，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影響力急劇增加。蘇聯政府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理論基礎，將其與其佔領的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關係加以定義。該理論被用來證明在這些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國家”是正當的，這些國家將在受監督的情況下從法西斯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到 1960 年代初期，這種想法被認為已經過時，因為大多數“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建立了具有凝聚力的戰後社會主義國家。此時蘇聯思想家認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概念不再準確描述蘇聯與新興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關係，因此創造了一個新概念，即“社會主義國際主義”(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根據尼基塔·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國際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只能被用來描述國際人民和政黨之間的團結，而不是政府之間的團結，而國家間的關係屬於一個平行的範疇，這就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遠不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具有攻擊性，因為它關注的不是革命的輸出，而是外交、政治以及先前存在的政權之間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團結。在該原則下，華約政府被鼓勵與彼此和莫斯科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或軍事合作，但這一概念由此也為蘇聯干預東歐各共產主義國家做了服務，促成了中蘇交惡和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後的1969年6月的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來自世界各地的75個共產黨正式確定並認可了這一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理論，會議期間表達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主要原則之一是“捍衛社會主義是共產黨人的國際義務”，這意味著共產黨政府應有義務在軍事上相互協助，以捍衛其共同利益免受外部侵略。赫魯曉夫的繼任者勃列日涅夫更加直言不諱地支援社會主義國際主義。1976年，勃列日涅夫宣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既沒有死也沒有過時，並重申蘇聯堅持其核心理念“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各國共產主義者為共同目標而鬥爭，團結一致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而鬥爭，[和]兄弟黨在嚴格遵守每個人的平等和獨立的情況下自願合作"。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一方面，蘇聯和華約經常喚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全球左翼工會和游擊隊叛亂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基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對外國的軍事幹預也可以被認為是在戰時保衛或支援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後蘇聯時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後蘇聯時代，左派往往不認同蘇聯時期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解釋，一些政治團體，如PCInt、國際共產主義潮流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傾向和一些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一樣，遵循列寧主義、盧森堡主義或波爾迪加主義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解釋。批評.一些社會主義者認為，諸如地方忠誠和文化障礙等社會現實不利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實現，如喬治·奧威爾認為，"在所有國家，窮人都比富人更有民族性"。對此，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反駁說，雖然富人在歷史上可能具有足夠認識到跨國階級利益的意識和教育，但這些國家的窮人可能沒有這種優勢，使他們更容易受到“愛國主義的虛假意識形態”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斷言，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是為了掩蓋對立的階級利益，否則會對統治階級的秩序構成威脅。在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問題上，第三世界主義的支持者認為，“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才能擁有實現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例如，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託尼·克里夫否認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中東局勢中團結一致的可能性，他寫道："以色列不是被帝國主義壓制的殖民地，而是殖民者的堡壘、帝國主義的炮臺。一些曾經被如此獸性的方式迫害和屠殺的人，自己卻捲入到了沙文主義、軍國主義的狂熱中，成為帝國主義征服阿拉伯群眾的盲目工具，這實在是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