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

關露，筆名關露、芳君、夢茵等等，原籍直隸省延慶府宣化縣，生於山西省右玉縣。中國作家、間諜。生平.早年生涯.1907年7月25日，關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縣，父親是清朝舉人，做過當地的知縣。母親是父親用賭博贏得的四千兩銀子娶的繼室。關露9歲時，父親去世。16歲時，母親病逝。關露和妹妹、祖母乃遷居南京，來到寡居的關露的二姨媽身邊共同生活。此後，關露離開家庭來到上海，並在上海結識了劉道衡、張天翼、歐陽山等也相繼來到上海。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此時，關露的妹妹胡繡楓和妹夫李劍華雖然未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這個家實際已成為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的據點之一。在鍾潛九的鼓勵及指導下，關露還接觸工廠女工，教她們讀書識字、編板報，主動承擔中共基層黨組織的宣傳任務，參與上海婦女反帝大同盟的籌備及宣傳。1932年春，關露加入中國共產黨。關露的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發表後一舉成名，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歌《春天裡》的歌詞也是出自關露之手。關露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及散文，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關露參與編輯刊物《新詩歌》。她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人成立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大約在1935年，關露曾做過隆鼻手術。隨後，關露擔任左翼劇聯排演的話劇《賽金花》中的一個很小的角色，與主演王瑩等人一同在上海、南京演出數場。她當年的中大同學常任俠在《冰廬瑣憶》一文中記述了重回南京的關露：“其後1932年，上海劇人來南京演《賽金花》劇，夏衍編劇，演員皆一時之選。記得演叩頭外交一場時，張道藩自座中以茶盞遙擊場上，亦不為動，悻悻而去。此劇完滿結束之後，劇團邀餘寫劇評，與演員聚坐茶敘。隔座有呼餘名者，音極稔熟，起而視之，頎長玉立，秀眉隆準，華服高履，體態盈盈，前所未見。就而相語，備極歡快，始知為壽華也。今易名關露。關露演劇前，作整容，修鼻準，易華服，與在大學同席時判若兩人。自那年來滬後，初易名胡露，以與葫蘆諧音，又改名關露。”間諜活動.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的進步文人紛紛撤離上海。關露則根據中共黨組織的安排留在上海。1930年代末期，關露因在上海沒有固定住處，便暫住上海的王炳南家。1939年深秋，借住在王炳南家的關露接到八路軍上海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轉來的一封密電：“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落款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葉劍英， “小廖”即當時身處香港九龍的廖承志。接到命令後，關露很快來到香港，見到了廖承志，以及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關露得知，其任務是接近日偽政權的特工首腦李士群，獲取情報，並相機策反李士群。潘漢年做出該決定是由於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李士群素有淵源。1933年，胡繡楓的丈夫李劍華因為主辦抗日刊物被國民政府逮捕，胡繡楓在營救丈夫時偶然結識了李士群，並請李士群幫忙。一年後，李士群遭到中統調查，被逮捕入獄，胡繡楓收留了懷孕的李士群妻子葉吉卿。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很感激，並對其姐姐關露也較為關照。由於此時胡繡楓在湖北有其他任務，關露遂奉命接近李士群。從香港回上海後的第三天，中共地下黨的吳成方便根據上級指示和關露接上關係，要關露儘快赴李士群處工作。李士群在搖擺及權衡利益之下，在基本得知關露的真實身份後，並未對關露產生威脅。關露也瞭解了李士群的心態與特工總部的動態，並且成功促成了潘漢年與李士群會面。1942年春，吳成方通知關露稱此次任務已完成，關露可以不用再到李士群處。關露遂迫切要求離開上海，希望赴延安或蘇北的新四軍根據地，但吳成方告訴她，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讓關露留在上海，打入日偽雜誌《女聲》當編輯，伺機尋找日本共產黨地下黨，以獲取日本方面的情報。《女聲》主編是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雜誌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合辦。關露奉命打入《女聲》後，很快成為核心，集編輯、撰稿於一身，寫作了許多隨筆及時評，併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臺。據當年中共上海地下黨成員丁景唐回憶，他們曾試探利用《女聲》發表文章，在上海從事 “散兵作戰”。從1942年開始，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義連續三年分別舉辦了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中，第一屆大會在南京召開，《女聲》主編佐藤俊子與會。1943年8月第二屆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女聲》派關露作為代表赴東京參加大會。大會第二天，關露作為指定發言人的題目是有關“大東亞共榮”，關露乃向領隊稱：“我是搞文學的，是婦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會演講。如果一定要我講話，我想談點婦女方面的問題。”最後關露以《中日婦女文化之交流》為題發言。此次在日本，關露稱“我的身體非常疲勞，我的神經非常緊張，然而我的情緒是異常悲哀的！”此時，她出現嚴重的神經衰弱，並開始出現幻覺。1943年秋，關露給在重慶的妹妹胡繡鳳寫信，以暗語表達了想去根據地的願望。胡繡鳳當即將關露的心願彙報給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負責人鄧穎超。不久，鄧穎超派人轉告胡繡鳳稱，延安方面已同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絡過，中共上海地下黨仍要關露留在上海工作。抗戰結束後.1945年日本投降後，軍統特務首領毛森在上海下達了“肅奸令”，大規模抓捕漢奸。關露被社會上視為“漢奸文人”或“文化漢奸”，其真實身份又是中共黨員，故處境十分危險。關露找到吳成方，提出希望迅速轉移到解放區，但吳成方拒不同意。不久，重慶的周恩來、鄧穎超親自下令將關露轉移到解放區，交由夏衍具體安排。隨後，關露被送至新四軍控制下的蘇皖解放區。至此，關露的間諜生涯結束。關露受到的第一個打擊便是無法和戀人王炳南見面。自1930年代末之後，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後到武漢、重慶，與關露失去了見面機會。抗日戰爭勝利後，王炳南和德國籍妻子王安娜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抵達南京，不久便和已到解放區的關露取得聯絡，兩人保持書信往來，萌生愛意。隨後，王炳南提出了到解放區探望關露的想法，但周恩來、鄧穎超否決了王炳南的請求。周恩來、鄧穎超雖知道關露的身份，但因國民黨方面的輿論仍將關露認定為“文化漢奸”，解放區的許多不知情人士也對關露抱持懷疑態度，所以他們認為從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時不適合與關露繼續發展關係，王炳南乃服從大局，致信關露，終止了與關露的關係。關露十分痛苦。樓適夷回憶抗日戰爭結束，他途經淮陰解放區遇到關露：“她身體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華書店被滬來青年發現，大呼‘捉女漢奸’，驚惶失措，經公安警保護回來，神經失常。”其署名“關露”的作品又被《新華日報》拒絕刊登，關露深受刺激。到達蘇皖解放區不久，關露就趕上了新四軍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中，關露是隔離審查的物件，多次被命令“交代問題”。後來，關露的妹妹胡繡鳳找到吳成方和吳成方的上級張唯一、潘漢年，寫下書面證明材料，最後經陳毅批准，恢復了關露的自由。整個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關露一直隨蘇北建設大學到處轉移，從蘇北到山東，又到大連。期間，她既擔任該大學的文學教員，又寫了一些作品，發表時均用化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關露來到北京，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1951年，她寫的小說《蘋果園》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看中，陳波兒乃將其調入電影劇本創作所，從事電影劇本的創作工作。1955年，關露在胡風反黨集團案中受到牽連，再次被審查，後因與胡風關係較淺而撤銷審查。1955年6月14日，因受潘漢年一案牽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關露被逮捕，隨後關入功德林監獄。在監獄中，關露開始利用空餘時間構思小說《劉麗珊》。她的精神分裂症在監獄中復發，經醫院治療才有所恢復。1957年3月末，關露獲得釋放，回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工資定級文藝11級，並補發了1萬元左右的工資。但不久，在反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中，因為受到丁玲的牽連，關露又寫材料交代問題，最終被認為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無關。1958年初，在電影局領導的要求下，關露被迫退職，失去工作。1960年代初，隨著政治氣氛放鬆，關露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寫報告要求獲得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處理，文化部乃將其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她又被“中央三辦”抓走，隨即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5月方才得到釋放。在秦城監獄中，關露撿到一根鐵釘，此後她每天打磨這根鐵釘，將其打磨成針。出獄後，她未返回原工作單位，而是一度被送入養老院。後來她又回到位於香山農村的小屋居住。1980年5月，關露患腦血栓，經搶救脫離危險，但未能恢復正常，記憶力受嚴重損害，手部不聽控制，拿筆寫字也成為問題。此後，為便於治病，關露離開香山，回到北京城內的機關宿舍居住，組織上為她安排了一間僅有10平方米的小屋。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為關露作出《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在回憶錄和有關潘漢年回憶文章寫作完成後，關露在朝內大街203號文化部宿舍自殺身亡。1982年12月16日，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簡單地舉辦了骨灰安放儀式，王炳南也到場。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公佈了《關於關露同志問題的複查結論》，“關露同志在抗戰期間，在潘漢年等同志的領導下做情報工作，是有成績的。在日本特務機關所辦的《婦女月刊》雜誌社任主編，是情報工作的需要，是由黨組織派去的，不是進行‘文化特務活動’。原懷疑關露同志有反革命問題，是沒有根據的，應予否定...”給予了政治上的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