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主要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會處，西單體育場約2米高、100米長的寬闊圍牆，於1978-1979年期間張貼有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故被稱為“民主牆”。西單民主牆源於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被民運人士視為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開端，併為“北京之春”的宣傳與發展發揮了作用。歷史.民主牆的形成.民主牆的形式源於大字報，即民眾在公眾場所張貼文章表述某種政治主張或心聲。1977年，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時，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一開始，大字報表達了人們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之後發展到對時政的批評，最後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刊物。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國青年》雜誌復刊，但復刊後的第一期便被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1978年的10月11日，貴陽詩人黃翔及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社門口貼出大字報《火神交響詩》，同時散發油印民刊《啟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國青年》公開貼到了西單牆上，一下引起了萬千民眾聚集到此觀看。隨後開始有人在牆下面貼出自己的感想，表達對宣傳部門查禁《中國青年》的抗議。11月16日，北京呂樸以真名和聯絡地址在西單牆上貼出《致宗福先和於無聲處劇組公開信》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譽為點燃西單民主牆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錯誤。接下來，就進一步出現了要求肅清專制餘毒、要民主、要言論自由的大字報。11月20日，新華社播發中共北京市委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訊息後，大字報不斷地貼出，牆前駐足觀看的讀者越來越多，多時達四五千人。有人宣讀、筆記、照相和錄音，中外記者夾雜其中採訪、攝影，外國人與中國人隨便交談。有人撕毀大字報，有人維護張貼權利。11月25日晚，民主牆前出現了自發組織的“民主討論會”。西單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報》於1978年11月26日晚釋出。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對民主牆涉及到重大問題公開表態。鄧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並強調自己不是赫魯曉夫，不會貶低毛澤東。鄧還否定了外界傳聞的他與華國鋒的矛盾，表示不贊同大字報對毛的評價，也表示自己不會當總理。但對大字報、對群眾的民主訴求，鄧表示理解和容忍：“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鄧又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談話當晚7時，在民主牆前，六七千人集會，聽取諾瓦克的朋友傳達的鄧小平與諾瓦克的談話；隨後，集會群眾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開會慶祝鄧小平支援民主牆。28日《人民日報》文章刊發後，天安門廣場下再次集會，人數逾萬。鄧小平的講話，新華社做了摘要報道，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刊登。結社、民間刊物、遊行.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鄧小平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之後一些民間團體將自己製作的刊物貼在西單牆上或散發給來往群眾。一些外國媒體也趕來採訪，這使“西單民主牆”有了國際影響。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三角地也出現了北大民主牆。很快民主牆形成一個運動。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等。廣州剛剛出獄的王希哲擔任《四五論壇》的廣州通訊員。1978年12月5日，北京電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以「金生」為筆名的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將政治民主化。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黨內的中心地位和改革開放政策獲得確定。1979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三週年紀念日，北京維權上訪女工傅月華率領數千名上訪群眾，到天安門示威遊行，他們手持白色床單做成的橫幅，高叫“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口號。1月9日晨傅月華被逮捕。《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開展呼籲釋放傅月華的抗議活動。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取締.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稱：「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洩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釋出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通告》發出後，北京市公安局當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黨組的請示報告，確認全國八十七個自發組織中，有七個組織“都是有極少數壞人控制、把持的”。“他們從綱領、口號到具體活動，都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共中央的處理意見是，打擊首惡分子，分化和瓦解這幾個組織。4月4日，《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時，當場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後被捕的還有《探索》的路林等。同時，數百人開始洗刷全城的大字報。除指定保留的西單大字報區外，天安門廣場東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北京站和臺基廠一帶的街頭標語大小字報均被“洗刷乾淨”。全國和各省也開始採取相應措施，鎮壓大字報和民辦刊物。上海“民主協會”、“民主討論會”、“人權委員會”共有十多個成員被捕。貴陽“解凍社”成員全部被捕，後來又全部釋放。不過在八十七個組織中除了認定七個外，多數自發組織包括一些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如“北京之春”並未列入其中。對認定的七個組織的處理也留有餘地，特別指示“不要把它們定為反動組織”。一些被拘捕的活動分子，經“教育”後又被釋放。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電記者出賣中越戰爭情報為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規定除在自己所在單位張貼大字報外，所有大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且要填報真名和其他資料，禁止在西單牆和其他地方張貼大字報。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議：取消“四大”。被逮捕的各地民主牆骨幹.“九號檔案”下達後，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徐文立、楊靖、何求、王一飛、王希哲、鍾粵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孫維邦、楊在行、王屹峰、劉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鄭玉林、王榮清、徐東平、馬興華、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張京生、劉力平、彭金貴、路建國、歷萬明、劉國璋、王靜湖、呂洪來、劉士賢、黃石、尚運成、李家華、秦曉春、邢大昆、陳爾晉、薛明德、劉國凱、鄧煥武、毛慶祥、曾省齋、葉宗武、楊曉雷、黃應時、陳增祥、江小茵、尚運成、魯弟、戴學偉等等。胡耀邦態度.中共中央秘書長鬍耀邦在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表示：“我始終支援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揹著中央、支援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各界評價.中國官方.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報道：1979年以來，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其中一些內容涉及抨擊共產黨和現行制度、攻擊中共領導人。人稱此處為“西單民主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為對此加強控制，作出了新的強制規定。根據這個規定，大字報張貼者必須在張貼處的登記處如實登記姓名、單位、住址等內容。登記處對大字報不加審查。張貼者應對大字報的內容負政治、法律責任。大字報張貼處禁止無理取鬧、尋釁滋事。學者評價.在內容上，民主牆雖然不排除有政府背景人士發表觀點，但牆上出現的真正獨立思考的聲音，而非文革時期那種被官方煽動導向的無意義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