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全名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是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依照指示，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內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內戰，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宣言的背景.1935年是世界政局變化的一年。日本軍隊在熱河戰役佔領熱河之後，又步步進逼，意圖進一步進佔冀東。之前的1932年至1934年德國希特勒政權崛起，造成共產國際所屬最大的德國共產黨支部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有鑒於此，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第十三次全會，依據庫西寧的報告，透過「法西斯主義、戰爭危險與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提綱。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產國際召開共產國際七大，會前共產國際正面讚揚了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上所做的偉大貢獻，會後提出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保衛蘇聯安全。根據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帕爾米羅·陶里亞蒂的報告，透過了《帝國主義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共產國際為維護和平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的任務”：“為擁護和平和保護蘇聯而鬥爭”；“建立人民統一戰線，以擁護和平和反對挑戰者”；“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進行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軍備的鬥爭”；“進行反對民族侵略主義的鬥爭”；“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和擁護民族解放戰爭”。決議中特別指出：“共產黨員，務必積極擁護被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擁護中國蘇維埃紅軍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擴大民族解放鬥爭底戰線，吸收凡是決意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民族勢力，來參加民族解放鬥爭”根據曼努意斯基的報告，通過了《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及其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決議，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具有全世界的意義”，“在共產國際所有一切支部前，擺著以下的首要任務：用所有力量和所有方法，來幫助鞏固蘇聯，來反對蘇聯的敵人”根據威廉·皮克的報告，通過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指出：根據共產國際總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法西斯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為造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底任務》決議，這一決議是七次世界大會最重要的議案，其主要內容如下：“實現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底鬥爭統一戰線，乃是國際工人運動底主要的最近的任務”，“在執行統一戰線策略的時候，遵照下列的指示：保護工人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利益”，“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的獨立工作”，“實現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應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應當加緊反對社會民主黨裡的反動派別”，“應當利用選舉運動”，“建立廣大的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底政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裡，共產黨員底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建立反帝人民戰線”，“在中國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這個運動，應當在下列的口號下進行：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強盜，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蘇維埃應當成為全中國人民底解放鬥爭的團結的中心”宣言的起草和發表.在共產國際七大會議期間，駐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於1935年8月7日做大會報告，提出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對國民黨的策略方針應相應變化，但“大會強烈地反對把蔣介石和國民黨包括在‘極廣大的反帝統一戰線’之中，明確認為中共‘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和加強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結合起來’，明確認為只有蘇維埃才‘應當成為全中國人民底解放鬥爭的團結中心’。”之前在基斯洛沃思克療養的王明，回莫斯科與康生、吳玉章、林育英等代表團成員商討後，為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和解決中共在國內的困境，由王明執筆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王明又專門請當時為《救國報》編輯的胡秋原為文章潤色，胡秋原閱後評價其“衝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反映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願望。”書成之後，王明將文章譯成俄文，交給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觀看，得到了他們的讚許。中共代表團將這份宣言改名為《八一宣言》，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幾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刊上發表，包括英文版的《共產國際通訊》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刊《救國報》第10期第2版。宣言的內容.宣言指出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宣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該宣言首先提及當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陳述了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東三省與華北四省被日軍侵佔的事實，宣告國家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的口號。隨後又批評了蔣介石，閻錫山，張學良等“賣國賊”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及“中日親善”、“中日合作”等口號，並譴責“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幹涉”與“漢奸賣國賊”“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提出“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認為“我同胞抗日救國事業之所以還未得到應有勝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寇蔣賊的內外夾攻，另方面是由於各種抗日反蔣勢力互相之間存在有各種隔閡和誤會，以致未能團結一致。”之後，文章呼籲全國同胞和各黨派、軍隊放下彼此的爭鬥歧見，“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同時在其中宣佈只要國民政府的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實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願意停止敵對行為，“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接著宣言中提出要求成立國防政府，並宣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願意接受此政府的領導共同抗日。宣言拋棄只要「下層統一戰線」之主張，提出統一戰線包括上、下層:422。宣言拋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口號，還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422。「八一宣言」初步糾正關門主義之錯誤，提出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基本內容，標誌中國共產黨策略方針開始一個新轉變:422。宣言中不再提以蘇維埃建設的口號，而是提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性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宣言並未放棄反蔣，仍然號召“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這份宣言的發表之處遠離中國。為了將其內容在中國國內傳播，林育英將整份宣言背下來後，化名“張浩”，於七月底繞行中亞，穿越戈壁沙漠後來到中國陝西的瓦窯堡。全程歷時三個月半，到達時已經是11月中旬。這時張聞天決定以“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工農紅軍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釋出此宣言。與此差不多時候，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八一宣言》也傳入中國。在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等造成回響。曹伯一認為，毛澤東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其中並未提及「抗日以保衛蘇聯」，改用「抗日救國」，目的是沖淡狹隘階級性，以爭取國人同情。宣言的影響.抗日反蔣.1934年至1935年，長徵中的中共中央與紅軍一直持“抗日反蔣”的口號，將所謂的“蔣賊”與“日寇”同時視為敵人。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的宣言已經開始提倡聯合國內一切力量，放棄內部爭鬥，聯合抗日。這兩者之間顯然有衝突。具體表現是王明等人在巴黎的《救國報》中刊登的宣言中並未放棄反蔣，仍然號召“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1935年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非常會議聽取了陳雲、陳潭秋、潘漢年等關於“中國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狀況”的彙報，開始認識到以前高估了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運動的規模和力量，開始轉變對蔣介石的策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國民黨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未立即放棄反蔣主張。1935年10月29日王明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提到要與第十九路軍、于學忠、李濟深建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同盟綱領的第一條仍然是“推翻南京政府”。1935年11月1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給吳玉章的指示“請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以下內容的簡短宣告”，“在一切政黨和集團之間，所有軍隊之間和各社會團體與群眾組織之間立即開始就反對共同敵人的條件和途徑問題進行談判”，至此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中第一次不排除南京政府，轉而把蔣介石作為爭取的物件。中共中央1935年11月13日釋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稱：“買國賊首蔣介石的罪惡是屈指難數的。”“打倒賣國賊漢奸蔣介石國民黨！”中共中央11月28日發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抗日救國宣言》中仍然將“抗日”與“反蔣”聯同，強調中共願意聯合的力量是在抗日反蔣的前提之下：“在亡國滅種的前面，中國人民絕不能束手待斃。只有全國海陸空軍與全國人民總動員，開展神聖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消滅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蔣介石，中國民族才能得到最後的徹底的解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的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的中共北方局北平臨時委員會獲得的是經由共產國際外圍報刊得到《八一宣言》，工作方針從推翻國民黨政府轉移到承認國民黨政府，透過合法途徑，推動抗日統一戰線運動，發動了一二·九運動。1935年11月潘漢年起草於莫斯科，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審定，以中國紅軍總司令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及第一軍團司令林彪等紅軍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和戰士名義於1935年12月9日發表在巴黎《救國時報》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呼籲書》，明確以南京蔣介石總司令、國民黨各主要將領、東北抗日聯軍、十九路軍、各地方長官為物件，“保證完全支援任何國防政府”，“率先加入抗日聯軍，不管它以何種方式組建”。隨後，王明與南京政府代表鄧文儀在莫斯科開始談判。瓦窯堡會議.1935年11月中旬，張浩到達陝北，在瓦窯堡見到了張聞天等人，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的幾點指示及《八一宣言》的基本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實行‘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周恩來、毛澤東結束直羅鎮戰役後分別於12月8日、13日返回瓦窯堡聽取了張浩的彙報。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在共產國際七大會議與《八一宣言》的基礎上透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其中再次確立了成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共的主要任務，同時將“抗日”、“反蔣”繫結一體。仍然稱蔣介石這“賣國賊頭子”，提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直至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才第一次正式改變了“抗日反蔣”方針。策略實際變成“逼蔣抗日”或“連蔣抗日”。可以說《八一宣言》是中共對待抗日態度微妙轉變過程的一部分。八一宣言與“國防文學”.1935年底，“左聯”的周揚等人得到的是《共產國際通訊》的版本的《八一宣言》。正在推行“國防文學”口號的周揚等人覺得這份宣言與其理念正好相合，於是解散“左聯”，開始籌辦“文藝家協會”，並用“國防文學”代替“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口號。魯迅因此再次與周揚交鋒，並發展為“兩個口號”之爭。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最終明確.1936年3月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關於中國的形勢和中共的任務的指示檔案草案》提出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統一戰線的綱領：“必須把所有表明願意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人，吸引到人民統一戰線中來，甚至包括那些暫時的、動搖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階級和黨派屬性、宗教信仰等等。”“在所有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運動中，不管誰是運動的組織者，中國共產黨都應該最積極地參與，並意圖從組織上鞏固在鬥爭中得到鍛鍊的統一戰線。”王明國際派路線的瓦解.1937年12月12日，日軍攻佔中華民國首都南京。12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王明發表《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企圖聯合國民黨擴大抗日統一戰線，遭到毛澤東為首的國內派反制，形容其主張是“右傾投降主義、幻想依賴國民黨、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毛澤東所堅持的獨立自主路線獲得黨內肯定，會議裡糾正了以王明為首的團結國民黨抗日的右傾投降主義。八一宣言裡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精神正式瓦解，中國共產黨走上獨立自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