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

反日為對於日本、日本人、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存在不滿意、不信任以至仇恨的負面情緒或者行為表現，相似詞彙有「仇日」和「排日」，相反詞彙為「崇日」、「哈日」和「親日」。依據各個地區歷史差異，因為可能受到日本侵略、殖民統治、日本政府、日本文化及日本企業等負面言行舉止所影響，產生對於日本戒備、反感、憤慨甚至仇視或者排斥的態度；關於這點，又能夠稱之為反日情感、反日情緒或者反日主義。相關的情緒表現亦經常涉及對於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及日本天皇等等與日本相關的文化符號及習慣。近代因為殖民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因素，在美國、中國、朝鮮半島等交戰國或殖民地區中，曾有明顯與集體的反日輿論發表和行為，比如：美國和中國等主要交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製作並散佈反日的戰爭宣傳，和當時的親日戰爭宣傳形成宣傳戰 。另外，美國戰後1980年代因日本汽車工業興起挑戰美國汽車工業，也發生少數日製車遭公開毀損的事件。1982年一名中國出生的美籍華裔陳果仁還因美國的反日情緒遭美國人圍毆打致死。1990年起因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和慰安婦等事件，在東亞諸國也有不少從抗議或反對日本政府作為的抗爭遊行，而其部份情緒的表現包括從對日本政府特定行為的不滿，轉化或延伸為針對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的本質或種族的仇恨。背景.日本文化有深厚的中國背景，然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強大之後，開始展開對外擴張政策，並發動甲午海戰並且全殲中國北洋艦隊。並迫使大清帝國割讓臺灣群島、澎湖群島、遼東半島和佔領朝鮮半島等，史稱馬關條約。日本經過一系列軍事與外交勝利後，以甲午戰爭為分界線日本開始厭棄中國和中國文化，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由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對日本造成衝擊，軍國主義勢力開始掌權，意圖轉移國內矛盾，於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1937年後展開全面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二戰後由於日本戰敗，中國與西方大國處於平起平座地位，解除了日本的威脅。另外，有人認為，在亞洲製造反日情緒，符合了美國的利益。日本在二戰失敗的陰影下迅速崛起，成為亞洲乃至世界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為了各種經濟、政治、軍事的需要，美國利用各種途徑製造和推動了亞洲反日情緒，來制衡亞洲國家。反日情緒很多時候是由於日本近代對所實施的侵略、對待這段歷史的態度以及歷史原因所造成的。雖然反日情緒在日本戰敗後有所減弱，但是卻仍然時不時地受到激發，例如日本對其太平洋戰爭的懺悔不足和粉飾一些歷史事件的嘗試都引起外界的批評。此外，日本與一些國家的領土爭端也激發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反日情緒。而日本國內一些人的活動也激發著這種情緒。例如小泉純一郎在任時每年都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就受到國內外的批評。日本右翼團體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外界批評為粉飾其軍國主義歷史。但是其他人，特別是日本人，則相信這些反日情緒國外民族自身的民族優越感，外國政府的反日宣傳以及對其經濟成就的嫉妒，不過日本同時也會宣傳中國威脅論。雖然反日甚至仇日情緒主要源自歷史上的糾葛，在二戰之後還發生了多宗深化仇日情緒的事件，提升了東亞、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反感情緒。各地反日情形.中國大陸.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尤為普遍，這種情緒最早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其後的50年間中國不斷遭到日本的侵略，中國民眾在抗日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和日本的戰後作為，使得反日情緒達到高潮。加上中國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不斷加強反日愛國教育，深化中國仇日情緒。二戰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及議員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釣魚臺列嶼主權爭端和日軍遺留化學武器，以及中日撞船事件、保釣行動等事件都進一步刺激了中國大陸反日思想的擴張。再加上日本右翼數次對侵華史實的否認言行，中國大陸反日情緒日漸高漲。而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藉反日情緒轉移國內政治矛盾。香港.香港雖作為英國殖民地，但在二戰時仍不能倖免受到日本的佔領。日本在香港展開3年零8個月的高壓統治，到處殺戮、打家劫舍和掠奪糧食，至今在香港粵語中仍以「3年零8個月」來指稱那段時期或用來借喻困苦的日子。在二戰後，一些在日佔時期被強迫兌換軍票的市民仍堅持每年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賠償。另在每逢7月7日、8月15日和9月18日，亦會有團體組織到日本領事館示威，希望日方為戰時的侵華罪行道歉及賠償。時至今日，部份老一輩的香港人仍帶有反日的思想。但是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人士，反日的香港人只是不滿日本政府不肯以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史實，對於在香港旅遊、公幹或居住的日裔人士並沒有太大的反感。現今的新一代香港人於日本文化的影響下，反日情緒並不高漲，甚至非常喜歡日本文化，如該國的動漫、歌影視、飲食與旅遊等，使他們對日本產生濃厚興趣和好感，一般不會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根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的資料，2016年香港人訪日人數有184萬，佔全港總人口四分之一，創下歷年新高，香港更是全球重遊日本次數最高的地區。但是經過教育後，年輕人們都對日本侵華史實有相當多的認知。近幾年來，因為中日之間關於釣魚島爭議的相關事件不斷髮生，香港人亦常常呼應內地以及其他華人地區的保釣運動。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釣魚島海域與中國漁船發生衝撞，並扣押了中國船長。當日，香港地區的保釣人士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外焚燒日本國旗，手舉抗議標語，並向日方遞交請願書要求釋放被扣押的中國船長，要求日方認識到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同時，又有香港的政黨代表前往日本領事館進行請願。遊行負責人表示，將會根據事態的發展制定進一步的行動；不過中國大陸的激進反日活動，如焚燒日本製汽車、砸毀日資商店和抵制日貨等行為，並無蔓延至香港。2012年10月9日，保釣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闖入日本駐港領事館，在館內高唱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達半小時。澳門.澳門因當時作為中立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加上葡萄牙政府於外交上親軸心國，故此日軍沒有侵略澳門。然而現在大部分的老一輩都曾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經歷過日軍的炮火，而且澳門回歸前已開始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反日行動同樣受到澳門民間的響應。同時，澳門受香港文化影響相當深，現今澳門的年輕一代反日情緒不高漲，對日本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也沒有對日本存有仇恨心態。臺灣.臺灣曾經受日本統治長達50年之久，而對日本有複雜的情感。態度立場往往因為政治、個人經歷或背景及立場而出現不同，例如在1896年發生的學務官遭難事件(六氏先生事件)，由賴唱率領的起義軍攻臺北城，途中遇日警與六氏先生將其斬殺，被日本當局指為土匪，事後大舉清算八芝蘭地區居民，然而在國府統治時期，日本政府口中的土匪賴唱成為了烈士，被清算的居民成為義士，芝山巖事件成為一反日教材，時過境遷，又有不斷的爭論。日本初期在臺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亦讓不少臺灣本島人倍感歧視。雖然後來有內臺一體政策及皇民化運動的影響，但仍有臺灣人透過和平和參政手段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目的在爭取臺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並在大正民主時期的風氣影響下，積極爭取臺灣住民的地方自治權。臺灣的第一個本土社會團體臺灣同化會以及第一個政黨組織臺灣民眾黨便在此目的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都是非武裝反日主力，經濟上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臺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孕育出臺灣共產黨及臺灣農民組合等團體，日治時期反日情緒源於此。始政初期1896-1915.在日佔時期發生多起臺灣抗日運動，日本統治自1896年至1915年，大量捕殺抗日者，遭判死槍決者多達4423人，尚不包含戰爭與屠殺的死亡人數，政策上採愚民政策，初期建設皆以掠奪式經濟為主，例如，製糖會社的成立、臺灣西部鐵路幹線及森林鐵路，基隆港的興建都是為了將物資源源不絕運回日本。初期在臺灣施行特別法以及高壓的統治政策，讓不少臺灣本島人倍感歧視。目的在爭取臺人與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此時期由於高教體系不健全，臺灣知識菁英以留日及中國為主，許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灣菁英階層日後都成為非武裝反日主力，在經濟上日本對臺採殖民掠奪式經濟，在臺灣設立糖廠壓榨蔗農，使得辛苦的農夫宛如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以此逐漸孕育出臺灣共產黨及臺灣農民組合等團體，也是日後反日最主要的組織。日佔初期日本軍隊以屠殺手段回應臺灣住民連續不斷的武力抗日運動，如大嵙崁大燒殺、雲林大屠殺、霧社事件、西來庵事件、蕭壠事件屠村等，近年隨著遺跡陸續出土，使得這些屠殺事件得以公諸於世，如:新化發現三千枯骨，焦吧哖屠村遺骨出土、雲林莿桐發現千人塚、澎湖的千人塚、阿公店大燒殺屍骸出土，衣物黑色焦痕清晰可見，蕭壠事件走番仔反遺骨安放於佳里港安宮將軍府。甚至是歸順式慘案，後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描述，當討伐土匪時，有一個土匪歸順法，說要發給土匪歸順證，將他們全部集中於警察署裡，預先下達順令，使軍隊同時把他們殺得乾乾淨淨。然後假稱義軍歸順式妄動，一齊殺戮。這些事件至今逐漸被淡忘在歷史記憶裡，但是，廖添丁的故事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廖添丁義賊劫富濟貧對抗日本高壓統治乃至成仁的意象，反映出當時臺灣人民對日本統治消極抵抗隱晦的表現。其它如慰安婦等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也讓對過去日本產生負面印象。日本統治期間以經濟掠奪與高壓統治為基調，後藤新平行政長官甚至在臺灣販賣鴉片，而製糖株式會社的壓迫導致蔗農反日情緒高漲成為普遍現象，如二林事件都是反日思漢的根源，對民間宗教信仰初期以舊慣溫存政策維持民間信仰，中期則因為西來庵事件使總督府對臺灣廟宇管理或派日本僧侶主持，皇民化運動後更拆毀廟宇，造成許多百年廟宇遭毀，也造成民眾反抗，如臺南府城聯境中的二十一境中竟有十二座廟宇如溫陵媽廟遭到日本改為郵局龍王廟遭到拆毀，四湖參天宮白河福安宮盡數遭到拆毀，日佔中後期臺灣民間對日本及日本統治受皇民化運動而逐漸淡化反抗。內化時期1916-1937.1916-1937年，由於武裝抵抗受到壓制，而新生之臺灣人在日本不平等的對待環境下成長，此時期以爭制度與爭權利為主，透過成立會黨與社會運動來凝聚力量，先有志之士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後來因為地方自治權而引發治警事件，許多仕紳遭日本當局逮捕判刑，後期更結合臺灣共產黨、臺灣農民組合等左派勢力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被總督府當局視為眼中釘，大加禁絕與監視，而此時期高壓統治仍延續六三法，臺灣人民不得翻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僅有保甲及文官制度，1930年，準備武裝反抗的臺灣共產黨，遭當局破獲而大肆逮捕判刑，另有楊逵遭日本當局逮捕坐牢十次，鹽分地帶作家吳新榮醫師遭日警關押等，仕紳階級則遭到當局的監視與限制，如林獻堂在前往上海訪問，回臺後遭日本當局於始政紀念會上大加撻伐與汙辱為日奸。受到蔣渭水臺灣民眾黨號召，在日軍侵華後有志青年反日思漢，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就曾前往中國參加抗戰，而出身宜蘭的蔗農之子吳克泰，更是對日本人咬牙切齒，拒絕改換日本名，受到日本當局的迫害而逃往中國，又如蘆洲公學校教師李蒼降閱讀抗日書籍《清算日本》遭逮捕刑求入獄，蘆洲李家李友邦將軍，投身抗日，成立臺灣義勇隊。皇民運動1937-1945.白色恐怖受難者黃玉坤回憶，在求學階段的他看到日人對臺灣人的欺壓，當時日本人稱臺灣人清國奴，臺灣學生則稱日本中學「狗仔中」，而當時臺灣人只能讀二中，竟有同學因為說臺語而無法錄取，就是這種不公平的影響，1938年皇民化動伊始，臺北二中即爆發反日思漢事件，李沛霖、楊友川等密謀組織臺灣脫離日本的列星會，大量熱血青年遭到逮捕入獄刑求，此外，甚至有雷燦南公開反日遭日警刑求致死。二戰後期的抗日活動謝娥與陳炳基更是激進，甚至計畫在自來水中下毒，還有帝大響應祖國案的蔡忠恕、郭琇琮等許多參與者也遭日本當局破獲逮捕入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李中志，加入新四軍的朱天順，藍明谷成立東京興漢會，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在日記中寫到:「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由於皇民化政策的推廣來自各面向，如成立皇民奉公會，改日本姓名，全面提升為小學校打破日本人與臺灣人的藩籬，而理蕃政策方面，以「莎韻之鐘」作為日本統治臺灣皇民化政策成功的宣傳樣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為官方宣傳媒體，乃至於思漢反日情緒受壓制無法傳播，使得日軍侵華期間，有不少臺灣人自願充當臺籍日本兵，例如翻譯員等等。許多中國人以為這些翻譯員都是“漢”奸，部分臺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人。日軍自西元1942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臺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但是也有青年一心投入抗日，如臺北二中反日思漢林水旺等，及後來的吳克泰、林如堉、吳思漢、呂芳魁、林棟、林思平、邱剛明等，都反抗日本徵召，投入抗日反日戰爭。二戰後的反日情緒.國府統治開始即對臺灣人民受日本影響展開國語運動，並大量的拆毀日本神社及建築，因此，只有被充當宿舍的建築得以儲存。部分建築遭到毀棄數十年，有幸獲得整建重生。而光復初期對於反日情緒極度高張，例如臺大杜聰明校長極力肅清日籍學生，欲將日人一掃而光。但由於皇民化運動，當時許多臺灣人產權都使用日本名字登記，造成在日後日產接收問題上出現重大問題，許多臺灣人的產業遭到政府接收，被比喻為劫收，原本對日本壓迫的反感情緒減弱，而激化了對政府的不信任，終導致二二八的發生。二戰後反日情緒在釣魚臺事件達到高峰。日本於1972年從美國取回沖繩的控制權，並於9月29日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臺灣國民黨政權)終止大使級外交關係，臺灣部分民眾多次爆發激烈的反日示威行動，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於該年9月17日中午抵達臺北松山機場時，即有大批民眾於機場外手持標語抗議。1970年代以後臺灣產業轉型，臺商踏足新興產業並與傳統日本大廠發生競爭，深耕已久日系產品以優良品質排擠臺灣本土產品，當時政府與民間常用「愛用國貨」為口號鼓勵臺製產品，間接也造成臺灣社會愛用國貨的情緒，但未造成反日情緒。整體來說，由於臺灣反日情緒在日本統治初期就遭不少鎮壓有減弱一點點，而相對於韓國有民族主義所支援的三一運動，因為這樣日本對臺灣的統治相形較為順利，乃至後來得以推展皇民化運動，現在當代臺灣民眾並未因「歷史因素」仇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大多數臺灣人認為來自中國大陸同屬華人的國民政府會帶來美好前景，從臺灣光復時的各項慶祝活動可知臺灣民眾對抗戰結束後的中國懷有期許。一些臺灣民眾對日治時期社會雖然嚴格但是秩序安定的生活不太反感甚至有一點點好感。許多經歷日治時期的老年人對日語、日本文化相當瞭解，而日本流行文化對年輕一輩臺灣人的影響也十分大。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臺灣人比較喜歡的亞洲國家。此外，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態度上多少也影響到臺灣人的反日情緒，主因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國際間的冷戰局勢，美國希望聯同日本牽制共產陣營在亞洲地區的擴張，也曾試圖將臺灣納入防禦體系以聯結東亞的反共陣線，故在戰略考量上必須和日本同一陣線；再加上政府遷臺後為爭取日本對中華民國為正統中國的支援，這也讓反日情緒在臺灣比較少現今在臺灣的反日情緒.臺灣隨著民主化後，臺灣民眾與歷屆執政政府在幾經省思歷史事件的利弊與基於臺灣的周邊國際間外交利害關係的衡量，加上兩岸關係在政治觀念上仍存歧見之下，儘管仍有些許反日團體堅持反日之外，除非日本方面做出違悖道義與利益的爭議事件，基本上仍維持一定程度交流關係。臺灣在二戰期間曾經有許多婦女被徵召為慰安婦，這些慰安婦多年來求訴無門，經過多年爭取，中華民國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會透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和賠償，2018年8月首座慰安婦銅像在臺南矗立，日本右翼團體人士藤井實彥作勢腳踹慰安婦，引起民眾一波反日情緒。臺日漁權及食品問題.日本於2016年5月在沖之鳥附近扣捕臺灣漁民，由於許多漁民世代在此海域捕魚，日方片面將沖之鳥擴大為島，並宣稱其經濟海域，造成臺灣漁權損失，導致漁民抗爭與社會人士聲討。而釣魚臺島周圍從事捕撈的漁民遭扣捕更是漁民反日的遠因，甚至在日本交流協會前焚燒日本國旗抗議，同時，由於日本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關係友好，但臺日漁權爭議仍無法解決，卻藉由臺日友好之際，有來自日本福島曾經屬於核災核汙染縣市食品輸臺的提議，導致一連串的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更使得社會上觀感普遍不佳。其他相關問題.日本欲將有遭核汙染之用品輸臺，導致反核食品進口抗爭事件。另外更敏感的是海域、空域之敵我識別問題，尤以在釣魚臺列嶼、與那國島、八重山群島最嚴重等進入此範圍，即遭日方警告。因此爆發超過數十次的外交爭議，歷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皆對此向日本歷任內閣或議員抗議，但日方皆不理不睬。此些問題甚至變成嚴重的國際爭議問題，連歐盟、聯合國、東南亞國協等國際上強力組織都無法有效解決。朝鮮半島.韓國.朝鮮半島的反日情緒主要是源於歷史侵略問題，兩國很早就結下樑子。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遠可溯至16世紀的壬辰倭亂。豐臣秀吉率領當時的日本軍隊入侵朝鮮半島，當時朝鮮王朝的將軍李舜臣率領朝鮮海軍大敗日本軍隊，被歷代朝鮮政府奉為民族英雄。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是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起於1876年兩國簽訂的江華島條約。根據此條約，日本取得了自由勘測朝鮮海口、領事裁判權、貿易等特殊權利。之後，日本就朝鮮半島的主導權和當時的中國、俄國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日本得到了英國的支援。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中國放棄了朝鮮半島的宗主權，而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勢力也從朝鮮半島撤出，日本實質上獨佔了朝鮮半島。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後，剛成立不久的大韓帝國正式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朝鮮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即使用日本姓名，更改官方宗教為神道教，禁止在學校、商業及公共場所使用韓語等等。1919年3月1日，韓國爆發大規模反日運動，約有200萬人參加，鼓動韓國獨立，但遭到日本的武力鎮壓。二戰後，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雖然和日本同為美國同盟國，但是由於和日本之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歷史認知問題，民間的反日情緒仍然較濃，也拆除了象徵殖民的朝鮮總督府，這點與韓民族的強烈自尊心有些關係。與韓國的竹島領土爭端也是反日情緒蔓延的原因之一。2005年，日本島根縣決定立例把2月22日訂為“竹島日”，使不少關注獨島，更加劇雙方的負面情緒。2019年7月15日，發動「日本限制出口半導體原料 韓群眾籲抵制日貨」活動。朝鮮.作為半島北側的朝鮮，其反日情緒則更為複雜。一方面，金氏家族的革命史是從抗日活動開始的，對於日本的反感情緒和戒備心理成為了金氏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在二戰後成為了美國的同盟國，日本和美國一起構成了對朝鮮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威脅，因此朝鮮民眾的反日情緒往往和反美情緒聯絡在一起。美國.二戰期間.美國的反日情緒在二戰以前便以成形。19世紀晚期，包括日本人、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等在內的美國亞裔移民常受到種族主義。當時透過了許多法案，不允許這些人獲得公民權、享有基本的權利，例如擁有土地等。有人引證，反亞洲移民聯盟的形成標誌著加州反日運動的開端。20世紀初，很多美國人相當看重日本，認為它是效仿西方文明在遠東的成功例子，使落後的亞洲國家在世界舞臺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隨著美國媒體對日本佔領地上的暴行的描述增多，美國的公眾意見開始逆轉。1931年日本開始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以及隨後吞併滿洲的行為，更美國公眾所批評。此外，中華民國遊說美國介入，以使日本力量離開中國，這種遊說在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傳入美國政府的關於日本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美國一方面基於對中國大眾的考慮，一方面基於美國的太平洋利益，對日本禁運石油及其它供給。美國的歐裔大眾更顯得非常地親華和反日，例如，曾有運動號召婦女停止購買尼龍襪，因為尼龍是由日本從殖民地取得的。1937年中日正式爆發戰爭。美國歐裔大眾支援中國，白人記者帶回來的日本軍對中國平民暴行的見證更加深了反日情緒。珍珠港事件是美國反日情緒達到高潮的導火線。許多美國人將此次偷襲視為懦夫行為，隨後美國向日本宣戰。二戰期間，美國西太平洋海岸有大約112,000至120,000名的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國公民遭到美國政府集中囚禁，而未考慮他們的態度是支援美國還是支援日本。靠近戰區的夏威夷有許多日裔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沒得到疏散。這些日裔美國人為了證明他們對祖國的忠誠，有許多人選擇加入美國軍隊作戰，例如442步兵團。此外，在美國人看來，極度不願接受失敗的日本人失去了人性。美國宣傳電影《我的日本》顯示了這一點。日本經濟奇蹟.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國經濟因石油危機陷入經濟衰退，與當時急速發展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成了對美國市場的主要衝擊力量，大量日本的資金、消費電子產品及汽車迅速進入美國市場，美國與日本之間錄得巨額貿易赤字。此背景下，美國國內的反日輿論開始增多、日美貿易戰開打，加上媒體及政客的推波助瀾，無根據地指責日本的成功是建立在「偷取美國技術」及「日本人正在將美國日本化」，「猛抨日本」因此成了流行辭彙，最終導致了美國國內的反亞種族歧視情緒加劇。1982年一名中國出生的美籍華裔陳果仁因而成為了代罪羔羊。而到了1990年代期，美國人對日本的不信任及歧視甚至反映到其大眾文學及流行文化上，例如美國暢銷書作家麥可·克萊頓在1992年的著作《旭日東升》帶有明顯的反日語調甚至是種族主義色彩。其後美國與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爆破。1990年代後期，因為日本經濟不再被視為威脅，美國的反日情緒逐漸緩和。由於廣場協議使日本泡沫經濟導致衰退，美國經濟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達到高潮。美國公眾媒體的注意力放到了反日情緒以外的地方，如印度的外包服務產業、可能與美國全球利益相左的正在現代化的中國等。其它國家和地區.德國在一戰戰敗後，其在太平洋區域的殖民地被日本取得。日本人遂成為像猶太人一樣的被歧視物件。二戰期間，日本對來自同盟國國家的戰俘實行強制苦役，導致許多戰俘營養不良、罹患疾病、遭受各種苦難。時至今日，這些國家仍有許多人要求日本對這種行徑進行賠償。例如，一些荷蘭老人流露出反日情緒，他們堅決認為日本在1942到1945年佔領荷屬東印度群島期間，對他們進行了不公正的虐待。他們曾聯合荷蘭皇家東印度軍的退伍軍人，再三抗議日本天皇訪荷。而英國一些二戰老兵也有類似情形。19世紀晚期的澳大利亞曾蔓延著恐亞裔移民的非理性情緒，他們擔心一旦允許大量亞裔移民進入，當地的工資、小型商人的收益及其它影響生活水平的要素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澳大利亞實行拒絕接受非白種移民的政策。1901年，澳透過《限制移民法案》。不過，相當數量的日裔移民在1900年之前就已經抵達澳大利亞。1930年代後期，澳大利亞人普遍擔心日本會向東南亞和太平洋擴張軍事力量，甚至進而入侵澳大利亞。有鑑於此，澳於1938年禁止向日本出口鐵礦。二戰期間，關於日軍暴行的訊息在澳大利亞廣泛傳播，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人也有過對日本人、日僑採取報復行為的紀錄。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反日的大部分皆是華人。捕鯨問題.西方人士對於日本常年的捕鯨行動一貫持反對的態度並用實際行動加以阻止。如“綠色和平組織”，此組織反對任何型別的商業捕鯨，其往往用“柔美線條”、“悠揚歌聲”等詞彙來喚醒大眾的同理心，現在“綠色和平組織”年年都會到南極海作反對日本捕鯨的示威，另外美國環保人士製作的影片《海豚灣》也刺激了許多西方民眾的心靈。2010年，在韓國蔚山閉幕的國際捕鯨協會年會中，以澳大利亞、紐西蘭和英國為首的反捕鯨國家獲得了66個成員國中30張支援票，但是日本仍然堅持將其捕殺小鬚鯨數量翻倍的計劃。美國、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海洋觀光旅遊業發達的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堅定反對日本的立場，而挪威、冰島等糧食自給率不高、需要以海洋生物補充食材的國家則始終支援日本捕鯨。反日文化.貶稱.因反日情緒而產生的對日貶稱多帶種族主義色彩，不過這些貶稱不一定指整個日本的種族，部分可能指特定的政策或特定的歷史時期。簡稱「鬼子」，常用於二戰期間的中國，歧視性極高，源自於針對西洋侵略者的「洋鬼子」一詞。該詞亦用於日本導演松井稔在2001年拍攝的電影《日本鬼子：日中15年戰爭·原皇軍士兵的告白》。倭是日本的曾用漢字名，漢朝時期的中國人以及日本人並不將它當成貶稱使用。倭寇在古代用於中國沿海，原指來自日本人海盜，後泛指包括華人在內，從日本來的一切海盜。不過，在現代中國，這兩個詞的意味都變了。倭寇在二戰期間最常用，是對侵華日軍的貶稱。貶損意味不高，更由於此詞使用頻率高，因此在大多數情境中幾乎成為同口頭禪般的用語，因此其衝撞意味顯得不怎麼濃，僅僅略具貶意，部份人以抗日戰爭時日本人大多矮小於中國人或日本土地比「大中華」小得多來解讀「小日本」的「小」。一說，乃嘲諷日本人自稱「大日本帝國」。四腳仔本為臺語的「狗」之意，引申為「四腳畜生」，為臺灣日治時期本島人對日本人的差別用語，具強烈的歧視與敵意內涵。為老一輩香港人及粵語地區民眾對日本人之貶稱，意指日本人身材像蘿蔔一樣矮小，或源自香港日佔時期日軍配給民眾，以蘿蔔乾充作糧食的印象。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謂，相似於英語中的「Jap」，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的小子。此詞已經非常普遍的使用，有時還帶有少許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為臺語，與粵語中的「日本仔」同義，一樣沒太大的貶損意味。同為粵語對日本人最為常用的稱呼，「架」在粵語中相似於日語平假名中的「が」音，以往廣東人聽日本人說日語說起來好像經常有個「架」的粵語音調，故有此名稱。此詞帶有幽默感，貶損意味並不大。「が」字在日文中有提示主詞、連線句子等助詞性的功用，本身無義但在句子中很重要。為華北地區對日本人的種族歧視用語，戲謔性高，貶損意味不大。#重定向意為矮子，從“倭”字演化而來。朝鮮人常用此詞來取笑日本人普遍身高較矮。為英語中對日本的縮寫，是美國人用來貶損日本人，這兩個詞彙在二戰期間特別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