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格·齊美爾

格奧爾格·齊美爾，亦譯為西美爾或齊默爾，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貨幣哲學》和《社會學》。是形式社會學的開創者。生平.生命早期與受教育狀況.格奧爾格·齊美爾出生在德國柏林的一個猶太同化家庭，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的父親愛德華·齊美爾收養。從 1876 年開始，齊美爾在柏林洪堡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1881 年，他以康德物質哲學為題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生命晚期.1890年，格奧爾格與哲學家格特魯德·金內爾有過一段秘密戀情，後者於1907年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但這一事實直到齊美爾去世後才被公開。1917年，齊美爾不再閱讀報紙，而是隱居到黑森林完成了《人生觀》一書。1918年，一戰戰爭結束前不久，他因肝癌在斯特拉斯堡去世。生涯.1885年，齊美爾成為柏林大學的私人講師，正式講授哲學，同時也講授倫理學、邏輯學、悲觀主義、藝術、心理學和社會學。他的授課出自於富於魅力的演講特色，對邏輯、倫理、審美、宗教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問題的探討相當受學生喜愛。另外，他也在報紙上發表對當時社會問題的各種看法，因此齊美爾的影響力遠超出了既有學術範圍的框架，作家圖霍夫斯基、克拉考爾乃至恩斯特·布洛赫都對他評價很高。雖然他申請德國大學的空缺教席得到了馬克斯·韋伯的支援，但齊美爾仍然是學術界的局外人。不過，由於得到了監護人的一筆遺產，他得以多年來一直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研究，而不需要一個受薪職位。儘管得到了馬克斯·韋伯、賴納·瑪麗亞·里爾克、斯特凡·喬治和埃德蒙·胡塞爾等著名學者的支援，齊美爾卻很難獲得學術界的認可。這一方面是因為反猶主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文章是寫給普通讀者而非社會學家的。這導致其他專業人士對他不屑一顧。儘管如此，齊美爾仍繼續他的知識和學術工作，並參加藝術界的活動。1909年，齊美爾與費迪南德·滕尼斯、馬克斯·韋伯]]等人共同建立了德國社會學會，並擔任其首屆執行機構成員。1914年，齊美爾在當時的德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得了帶教席的普通教授職位，但他在那裡並不感到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所有的學術活動和講座都停止了，演講廳被改建成了軍醫院。1915年，他向海德堡大學申請教席，也因為歷史學者謝佛(Dietrich Schäfer)反對而失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齊美爾對當代史並不十分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研究當時藝術與哲學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在戰爭開始後，他對戰爭的發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他對事件的看法似乎相互矛盾，在“德國的內在變革”中是支持者，在“歐洲的理念”中較為客觀，而在“文化的危機”中則是批評者。理論.齊美爾的哲學觀屬於先驗觀念範疇的認識論(von vorbestimmten ideellen Kategorien der Erkenntnis)。他認為，隨著演進的選擇，人的認識會不斷向前發展，且個體性(Individuum)也會因此發展開來，但是，人類在思想上是無法獲得生活的全體性(die Totalität des Lebens)。這麼說，人類不斷發展文明，意圖獲得更多的生活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更多東西，反過頭來使自己偏離的原本道路。諸如貨幣產生，為了便利生活與交易而生，但最後衍生出來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現代生活，卻使傳統社會一去不返。這種論調類似韋伯在看資本主義與科層制度，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在他1900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貨幣哲學》中，齊美爾認為，貨幣對社會、政治和個體性的影響將持續擴大。貨幣經濟的發展，不但徹底摧毀了封建制度的統治，還讓現代民主制度發展起來。根據齊美爾的觀點，現代社會的貨幣組是以自身為目的而推展—人類的自我感覺(Selbstwertgefühl)，以及人們對生活的安排都會透過貨幣這種媒介日益確定下來。齊美爾發現，貨幣成了上帝，因為它已經指向絕對目標的絕對工具。在現代社會，銀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勢力。銀行是現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覺都與貨幣有關。但人仍應保有自由權，在貨幣之外拓展視野——例如建立基於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藉此，令貨幣的權勢止於文化領域：藝術家不僅僅為錢，更應為自己的精神而創作。相對於魏森(Leopold von Wiese)，齊美爾是形式社會學(formale Soziologie)的奠基者之一。形式社會學的目的是，針對所有社會現象，抽象出一些形式予以探討。因此內容不會是討論的重點。齊美爾的學說特別試圖探討的是社會連結以及關係的形式，比如在不同社會關係中的層級(Hierarchien)，如在家庭、國家等領域。1903年齊美爾發表了《大都會與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論文，為其都市社會學的奠基之作；但這一份研究發表後並未引起什麼迴響，但其後間接影響到了美國的社會學發展。在齊美爾生前，他的著作就被一本本的翻譯成義大利語、俄語、波蘭語以及法語。在德國，他對後世學人的影響也非常大，比如盧卡奇、馬丁·布伯、馬克斯·舍勒、卡爾·曼海姆以、魏斯以及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年輕時期的恩斯特·布洛赫就深受齊美爾影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曾與晚年的齊美爾針對愛國主義進行批評。齊美爾等人跟當時的大學者們都有往來，比如他跟滕尼斯、韋伯以及宋巴特在1909年設立了德國社會學學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DGS))。齊美爾終身並未建構一個連續不變的哲學，或者是社會體系，當然他也沒有自成一個學派。他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在現在法國史特拉斯堡任教授度過，從1914年開始任職，並從此獲得正式講師資格。齊美爾對後續社會研究的世代影響很大。他有公開的作品有15部，以及超過200篇專業文章或報紙評論。在都市社會學以外，他對後來的角色社會學影響也很大，但是他並未精確地運用過「社會角色」(sozialen Rolle)這個詞彙。在他《社會學》一書(1908年出版)內論衝突的一章，也是後來衝突社會學(Lewis Coser等人的學說)的基礎。作為哲學人，齊美爾經常針對生活哲學進行討論。探討此一方向的學者，如法國的伯格森，他的作品也受到了齊美爾思想的影響。齊美爾的出版其實並非全部都是社會學類的。在1908-1917年間，他就沒有發表社會學類的文章，而是哲學(1910)、歌德(1913)以及林布蘭(1915)。1911年他在佛萊堡大學獲得國家學科榮譽博士(Ehrendoktorat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的職位，以榮耀他為社會學奠基的成果。在1914年他才獲得在Kaiser-Wilhelm-Universität(現為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正式教職。1918年9月26日，齊美爾病逝於史特拉斯堡，死因為肝癌。齊美爾的社會學.齊美爾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綜合性的知識(eklektische Wissenschaft)。也就是說：社會學不是單一的學問，而是一個運用其他學科總整而成的新學問。它運用了歷史研究、人類學、統計、心理學以及其他專門學科構成。在其中它所使用的並非使這些學科的原始資料，開創新的總整體系，突顯出另一層意義。作為社會學，齊美爾想要描繪人類集體生活的形式，並且試圖歸整出一些規則，再從這裡面找到個體性。因為在物理世界中，並不存在「社會」或「個體性」這樣的東西。也就是說，對於社會學而言，它所研究的物件是無法被直接觀察到的——唯有個體輪廓消失，認識上升到某種抽象層次時才能理解和把握。齊美爾的第一個著作《論社會差異》(Über sociale Differenzierung)就在處理這樣的核心議題。他認為，現代的個體性是在持續發展，持續差異化的，並且越來越明顯。個體性的養成，其實是仰賴社會團體緊密的連帶(比如鄉村相對於都市的生活)。社會化的程度，也就在於個體在社會網路中，跟其他個體交換、交織的複雜而深入程度，當然也影響他們形成差異化的程度。當我們致力於拓展我們的興趣範圍時，我們也為了發展我們自己個體性，拓展更多的空間。齊美爾在最後提到，社會差異化有其進化上的好處，在每個知識領域裡面，可以藉此不斷發展出來，甚至達到極微細的技術發展(技術進步、分工配置、負責組織等)。然而，這樣的細微發展也有其代價，那就是在不斷擴張、深化的社會認同網路，其實也持續地對個體的生活世界有系統性的介入。在這個主題上，齊美爾有兩本最主要的著作：《貨幣哲學》。這一本著作是齊美爾對大都市貨幣經濟興趣的基礎，同時也跟其他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有所連結(比如韋伯的目的理性)。他認為，現代社會將為出自於貨幣計算的巨大計算理性模型所主導，時間內的鐘點就是個例子。時間的計算與貨幣的計算，才可能使現代性落實。齊美爾也認為，起初人們對產品的價值，是出自主觀評估。但當社會日益複雜化以後，就會影響到社會交流的內涵。為了讓交流簡化，貨幣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貨幣就成了反應價值的工具。在貨幣裡面，價值的世界以及具體的事物就跟他彼此混雜在一起：「貨幣如同蜘蛛，是人際社會網路交纏的中介。」(Das Geld ist die Spinne, die das gesellschaftliche Netz webt.)貨幣就是人們比較與讓渡事物的原因。只要能換成或貨幣，所有東西都能夠交換，因為它就是被認可的價值單位，同時也是比較的單位(所有事物都被它夷平了(Nivellierung))，在其中再也沒有事物可以以質的方式來認識。貨幣佔領生活世界，就是以量的方式戰勝質，讓手段超越目的—變的只有貨幣才有價值，產生顛倒。最後貨幣就控制著我們，而不是原來僅是統一的功能而已。貨幣是一個毫無面目、沒有差異的東西，並且會把所有事物的價值、不可取代性通通磨平。最後，現代性的個體性就會遭遇以下困境：生活中所有具體的面向儘管已經獲得更好的進展，或許獲得某種自由，但其實又被困住。相同的對現在的宗教、生活意義以及對未來的承諾縱使獲得了更大的發展，但在現代性裡面，貨幣經濟猶如新的宗教一樣出現，讓所有的社會與個人關係都透過它重新構成，也掌管著人們的感覺。貨幣哲學.《貨幣哲學》乃齊美爾針對現代社會生活特徵的歸總式論述，全本分作兩大部分、六大章節。前一部為論貨幣本身，第二部分論貨幣所產生的生活型態。比較要補充上述《貨幣哲學》部分的論述在於：貨幣並非如自然科學的自變項，可以毀滅封建、開創民主制度，這中間關鍵在於，透過貨幣在數個世紀內漸次大量運用中，已經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其中一樣他相當強調的是如人們原本要追求more life，卻從中產生了意想不到more than life的東西。但是他也認為，現代社會在人身自由上比過去封建社會更多，原因在於人與土地關係斷裂開來了，可以自由移動，大都會生活是其中最典型的生活型態，活在都會裡面，人們具有高度的匿名性，也顯示著貨幣交換過程中的高度匿名性。雖韋伯對齊美爾評價很高，且法國書評曾經出現塗爾幹從道德評論《貨幣哲學》，但本書問世時評價兩極。大都會與精神生活.1903年，齊美爾的著名作品為〈大都會與精神生活〉。〈大都市與精神生活〉，最初是一系列有關城市生活各方面的講座內容集結。1903年的德累斯頓城市博覽會期間舉辦各領域的專家的講座，主題從科學和宗教到藝術等不一而足。最初，主辦方要求齊美爾就大都會中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表演講，但齊美爾反轉話題，分析大都會對個人心靈的影響。結果，當講座的內容出版成書時，系列編輯不得不就原先的話題提供一篇文章。〈大都會與精神生活〉在齊美爾的一生中並未受到特別好評。展覽的主辦方過分強調了該文對城市生活的負面評論，但齊美爾也指出了其中的正面轉變。20世紀20年代，該文影響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E·帕克等美國社會學家的思想，即「芝加哥學派」。齊美爾所謂的「冷漠」實際上並不是該論文的核心或最終觀點，而是心靈不可逆轉變過程中一系列狀態的描述部分。換句話說，齊美爾並未明確表示大都會對心靈或自我具有整體性的負面影響，儘管齊美爾暗示大都會中的心靈會經歷永久性的變化。也許正是這種模糊性使該論文在都市論述中佔有一席之地。論流行.這是一篇論文，並非專書。事實上齊美爾書目著作不多。齊美爾認為，在流行發展過程中兼具兩種貌似矛盾特色，一個是模仿群體特徵的「趨同」，所以流行始終都在一窩蜂、又快速消散之間的雙元性擺盪，原因就在此。齊美爾特別提到14－15世紀佛羅倫斯沒有流行，因為當時每個人都自有一套的穿著方式，因此無法產生趨同。另外，流行還有一種強烈的「活在當下之感」，強調流行是一種忘卻過去，也不想未來的運動過程。其他在論流行裡面約略提到的，諸如第三階級的出現、流行在現代社會尤其特出原因在於國家體制的關係、流行與忌妒的關係等等。關於流行的社會學研究，在齊美爾之前有史賓塞的；在＜論流行＞之後，最出名者一個是美國布魯默的「集體選擇」研究，以及法國羅蘭·巴特的《流行體系》。一般後世學者論流行時，往往會認為齊美爾是一個「涓滴理論」，即他主張流行是由上階層開始帶動，下階層模仿的過程，其他研究散佈過程理論者，出現由下而上、水平傳遞等觀點，認為自己是跟齊美爾傳統觀點不同的。事實上齊美爾雖有這種說法，但是並非緊扣階級觀點，只是被後世過度詮釋。齊美爾身後.齊美爾由於猶太人身分，加之並非完全科學化的論述，在死後與20世紀初期沒沒無聞，事實上思想卻廣為其他社會學家引用，影響甚鉅。如功能論帕森思對現代社會的觀點、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曾為他與韋伯的學生、象徵互動論從他觀察大都會生活上獲得理論基礎與方法論、德國哲學與社會學家哈伯瑪斯等人，而社會學家盧曼更是在1980年代後大力復興與倡導齊美爾觀點與哲學。現在，齊美爾也廣為後現代論者重視。在兩岸三地，臺灣部分有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劉小楓翻譯與撰寫的《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在中國大陸有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貨幣哲學》、《社會學》全本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