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首部憲法，公佈於明治22年11月29日施行，至二戰後的1947年被現行的《日本國憲法》取代。在很多情況下，該部憲法也被稱作“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相對於現行憲法，也被稱作“舊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首部依近現代君主立憲體系制定的憲制性檔案，所有條文在施行期間均未曾修改。其特色為採用二元制君主立憲制，天皇的政治地位高於三權分立的各國家機關，在日本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部憲法的名稱帶有「大日本帝國」字樣，但此詞在當時並非日本正式國號；一直到昭和11年，日本的國號才正式統一稱為「大日本帝國」。沿革.明治維新帶來的國體變更.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舊有的國家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慶應3年10月14日。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廢止，以天皇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確立。從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君主的象徵性統治演變為以近代化的官僚機構為輔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統治。這一點，在此後公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0條中被正式確認。明治2年。此後，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條和第4條都確認了國家的統治權由天皇統攬。隨著版籍奉還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漸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對此，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2條明確規定，臣民擁有居住和遷移的自由。明治政府將公卿、諸侯改造為華族，將武士改造為士族。之後，明治4年。但是，在設立帝國議會之前的1884年，國家頒佈華族令，給予華族一定的身份特權。大日本帝國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華族列席貴族院的特殊權利。明治時期的改革.1868年4月6日，天皇頒佈了闡述重樹日本國家制度理念的“五條御誓文”。其中第1條就提出了“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議會政治為目標。為了將五條御誓文的原則精神付諸實現，日本政府在同年閏4月21日公佈了《政體書》。政體書中引進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思想，決定設定由各藩代表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並設定議政官下局。但是，隨著戊辰戰爭即將告終，政府對於輿論的尊重也逐漸變得消極，最終在同年9月廢止了議政官制度。1869年3月，經過議事體裁調查所的調查，新設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公議所。同年9月，改組為集議院。1871年，隨著廢藩置縣的實行，政府對太政官官制進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組成，集議院被左院取代，從而變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議員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1874年的失敗而下野的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聯名上書，向左院提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該檔案中指出，日本若要維持國運並實現強國，應設立民選而非官選的立法議事機構，結束官僚的專制統治。以此為發端，批判各地薩長藩閥的政治體制的自由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結社的現象。此外還有各地對政府不滿的原武士階層頻頻作亂，日本的社會治安極度惡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賀之亂、1876年的神風連之亂、1877年的西南戰爭等。1875年4月14日，天皇頒佈《立憲政體詔書》，向國民宣告：「朕、……特此設元老院，以開立法之源；設大審院，以固審判之權；另，召集地方官員，以通民情，圖公益，逐步建立國家立憲政體，……」上述詔文向國民宣告日本將設立元老院、大審院、地方官會議，分階段地逐步實行立憲君主制。這其實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員與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權派舉行的大阪會議的成果。另外，為了應對地方政治不穩的問題，1878年，政府公佈府縣會規則，在各府縣設定民選的府縣會，從而產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選議院。自由民權運動.1874年頒佈的保安條例，民權運動家被迫離開東京，拒不撤離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對於私擬憲法的內容，學術界有眾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壓制言論和政治活動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擬憲法對於人權的規定都比較重視。關於天皇的地位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由於大多數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在明治維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對於天皇的存在都極其尊崇。例如， 千葉卓三郎等人起草的號稱“草根階層的人權憲法”的草案中，也同樣規定了天皇對於立法行政司法的統轄權、對軍隊的統帥權以及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內容，與大日本帝國憲法並無差異。在二戰後出現的否定天皇神聖地位的意見在當時尚未登場。起草憲法的各方活動.1876年9月6日，明治天皇釋出《命令元老院議長有棲川宮熾仁親王起草國憲之敕文》。在這篇歷史性，天皇提出“朕，現據本國國體，廣泛參照海外各國即成法律，以定國憲。因此，現命令你等起創草案。”要求官員們研究各國憲法，撰寫本國憲法草案。於是元老院據此設立了憲法取調局。1880年的影響，結果該法案遭到了巖倉具視、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對，與大隈的意見一樣，未能獲得最終透過。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以巖倉具視為核心的政治勢力最終罷免了大隈重信，並隨即召開了御前會議，決定開設國會。於是，1881年10月12日，天皇頒佈開設國會之敕諭。該敕諭的要點如下：首先，規定於1890年；第三，禁止對政治體制展開過多的議論；第四，警告圖謀內亂者。隨著這一敕諭的釋出，政府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導權。憲法成立的過程.1882年，正式開始了制定憲法、設立國會的程序。1885年1月方告終結。1889年11月29日施行。早在憲法內容公佈之前，日本國民早已翹首企盼，各地均張燈結綵，歡呼雀躍。當時的自由民權主義者與各家報社也都高度評價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內容，並熱烈祝賀憲法的頒佈。自由民權家高田早苗就給以“遠遠高於期望的憲法”的評價。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也在其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評論，對於國亂之際仍能頒佈憲法和開設國會一事感到驚喜，但同時指出“追溯西方各國實行的國會制度本源及沿革，即可發現政府往往與民眾對立，而人民民智漸開，反抗君主壓迫，政府為得民心，不得已而逐漸將政權分立。如今日本卻還缺少這樣的人民。”，對於缺乏精神獨立的民眾這一點，福澤提出了自己的憂慮。另一名評論家中江兆民也在與幸德秋水的對話中嘆息道“送到我們手中的這部憲法究竟為何物？是良玉？還是土瓦？大家還未看到其實質，就沉醉於其名稱。國民之愚，竟至於此！”。憲法制定之後.1891年，在滋賀縣大津市突然被警衛津田三藏刺傷。史稱“大津事件”。當時的內閣政府惟恐日俄關係因此惡化，因此對司法機關施加壓力，要求適用“大不敬罪”判處被告死刑。但是，擔任大審院長的兒島惟謙指示具體負責審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規定，以普通人的謀殺未遂罪論處。最終，被告被判無期徒刑。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顯示日本已經成為立憲國家和法治國家，並確立了法治主義與司法權的獨立。然而，從另一側面也可以看出當時司法權並非完全獨立。而且，從大審院長介入案件審判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當時法官的獨立還未能得到有效保障。1930年，日本政府締結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對此，日本在野黨和海軍軍令部以及右翼團體等都譴責政府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以至發展到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被右翼分子襲擊的惡性事件。史稱“統帥權侵犯問題”。這一事件後，日本的立憲政黨政治也逐漸被弱化。1935年，擔任貴族院議員的陸軍中將菊池武夫，向當時佔據憲法學通說地位的天皇機關說發起攻擊，指責其違反了日本國體。作為上述學說的主導學者的原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雖然也進行了反駁，但仍不能平息論戰，最終只能辭去貴族院議員職務。此後，岡田內閣也懾於右翼、軍部的威脅，發表了國體明徵宣告，並禁止美濃部出版著作。史稱“天皇機關說事件”。據說，當時昭和天皇對其身邊的人曾經提到過“機關說不也沒錯嗎”。作為近代立憲國家的基本理解的上述學說被推翻一事，也恰恰顯示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的立憲政治已經喪失了其實質精神。向日本國憲法的過渡.1945年，於1946年2月8日提交給GHQ。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下也紛紛展開對憲法修改的議論，出現了多種版本的憲法修正案。在政府提出“松本草案”之前，2月1日出版的每日新聞報刊登了所謂的“松本委員會草案”。其實該草案只是松本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宮澤俊義起草的檔案，與松本草案有所不同。為此，政府特別宣告該報紙刊登的內容並不是政府方面承認的草案。儘管如此，GHQ還是認為報紙刊登的草案代表了松本委員會真正的意圖，並認為該草案很難接受，因此自行製作了憲法修正案，並提交給了日本政府。從2月3日到13日期間，GHQ完成了修正案的起草，形成了“麥克阿瑟草案”。2月13日，作為對松本草案的答覆，GHQ向松本國務大臣和吉田茂首相遞交了“麥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麥克阿瑟草案”的基礎上再次展開研究，並於3月2日完成了“日方草案”。該綱要在日本國內被廣泛議論，4月10日日本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政府在選舉結束後的4月17日，公佈了“憲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修改草案，並於6月8日通過了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73條的憲法修改程式，向眾議院提出了憲法修改案。6月25日，眾議院開始審議，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於8月24日通過了草案。接著，8月26日，貴族院開始審議，同樣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礎上，於10月6日表決透過。次日，眾議院也表決同意了貴族院增加的修改內容，從而結束了帝國議會的審議程式。此後，憲法修改案再次經樞密院審議，並於10月29日透過。經天皇批准，11月3日，作為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結果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佈，並於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國憲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臺。概要.該部憲法，兼具立憲主義和國體論的要素，一方面基於立憲主義確立了議會制度，但另一方面議會的許可權也受到國體的制約和限制。立憲主義的要素.帝國憲法中具備如下一些立憲主義的要素。上述權利，是天皇恩賜給臣民的權利。但在日本國憲法中，這些權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此外，舊憲法中規定，根據“法律相關規定”或“在法律範圍內”，上述權利受到一定的限制，這就是所謂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這一點也與日本國憲法不同，後者僅僅規定了“社會公眾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權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種學說認為，日本現行憲法根據“社會公眾的福利”對人權的限制也是一種根據法律的限制，因此與舊憲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異，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從這種立場出發，舊憲法作為一國基本大法，明文規定了基本人權，這一點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也可被認為是相當超前的。帝國議會具有法律的同意權，關於臣民權利、義務等帶有法律保留的內容，未經帝國議會同意不得變更。另外，帝國議會也有法案提出權和預算同意權，可以透過審議預算來監督行政權力。此外，也有條件地具有上奏權和建議權。關於內閣或內閣總理大臣的規定，主要見諸內閣官制。內閣總理大臣雖然位居國務大臣之首，但其地位與各大臣平等，也沒有對其他國務大臣的指揮監督權或任免權，因此在表面上其許可權並不大。但是，內閣總理大臣具有機務奏宣權，因此在實際上仍具有強大的權力。司法權由天皇授權給法院行使，這意味著司法權的獨立。另外，日本採用了歐洲大陸型的司法制度，對行政訴訟的管轄權，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專門的行政法院管轄。關於這一制度的依據，可以參考伊藤博文編寫的《憲法義解》，書中提到行政權也需要從司法權中獨立出來。國體的要素.舊憲法中國體的要素如下：從法理上將天皇統治權進行正當化的國體論主要由兩個類別。一種是憲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導的國體論，另一種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導的“家秩序國體論”。憲法制定之初，以前者為主流觀點，但在甲午戰爭和天皇機關說事件之後，後者的學說漸漸成為國家權威的通說。例如根據獨立命令而制定法規的權力等不受議會制約而行使的權力等，在其他君主立憲制國家找不到類似的規定。另外，雖說是天皇的許可權，但在實踐中，往往是內閣經過天皇瞭解許可後代為行使其許可權。議會作為立法輔助機關，在制定法律時需要天皇的許可和國務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釋出緊急敕令和獨立命令的許可權。而帝國議會也沒有提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此外，還有元老、重臣會議、御前會議等未經法律規定的眾多議事機關。宮中的分離是基本原則，互不干涉。但是，執掌宮中事務的內大臣往往在內閣總理大臣的推選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宮中與府中的界線也並非完全清晰可分。條文內容.該憲法共有7章76條。以下目錄為不完全的，全文請參看維基文庫。憲法起草前後的政治環境.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歐美列強建立平等外交關係，需要一部近代的憲法。但在當時，除了歐美諸國之外，尚無一個實現立憲政治的國家。儘管日本民間也有許多憲法草案，但在憲法起草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看來，許多草案“錯將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自由過激論者的著述視為金科玉律，企圖顛覆國家的統治秩序。”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當時伊藤的擔心也不是沒有依據，1876年奧斯曼帝國雖然制定了憲法，但僅僅2年後，憲法政治就不得不遭遇早夭的命運，可見法治建設並不是單單頒布一套參考自列強的法律就能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的一部分保守派也希望建立絕對君主制體制，而這樣的想法卻偏離了立定憲法的意義。因此，伊藤等人希望能夠找到一部適合日本現狀的憲法。這需要以天皇為中心團結全國國民，並賦予議會一定的權力，並能夠平衡各方的力量。憲法的起草工作，從1887年6月4日起，在位於夏島伊藤博文私人別墅進行。當時由於伊藤家面積狹小，起草者們借用了附近的飯館作為辦公地點。自從8月6日遭遇偷竊案件後，起草工作移至伊藤家進行。因為與憲法的誕生有著不解之緣，1935年一塊書寫著“憲法起草之地”的石碑被立於那家飯館附近。之後，石碑幾經遷移，現在被安放在附近的洲崎廣場。此外，伊藤的別墅在關東大地震中被燒燬。在其原址立有“明治憲法起草地紀念碑”，供後人景仰。與現行法律制度的關係.大日本帝國憲法，根據其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規定的修改程式得到全面修改，成為了面貌一新的日本國憲法。日本國憲法於1946年11月3日公佈，並自1947年5月3日起施行。根據日本國憲法第98條1項，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前提下成立的法令，作為與新憲法相違背的內容，與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失效。然而另一種解釋認為，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那麼舊有法令在日本國憲法施行後依然有效。作為繼續有效的法令，原有法律仍然作為法律，閣令改為內閣府令，省令仍稱之為省令。作為敕令，其中帶有法律事項的部分被判定失效，但其他內容作為政令對待。而物價統制令等所謂的波茨坦敕令則作為法律或政令處理。》講談社選書--286，講談社，2003年 ISBN 9784062582865》講談社現代新書1534，2001年 ISBN 9784061495340》PHP新書201，PHP研究所，2002年 ISBN 978456962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