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關稅同盟

德意志關稅同盟是由38個德意志邦聯的邦國組成的，主要管理其範圍內的關稅和經濟政策之聯盟。他起始於1833年3月22日簽署的關稅同盟條約，並在隔年的1月1日開始實施。然，該關稅同盟獨立於德意志邦聯之外；是以，他並不是德意志邦聯的一部分，而是一個獨立的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乎整個德意志邦聯的成員都加入了該關稅同盟。該關稅同盟是歷史上首次，獨立的國家與國家間在沒有任何政治聯合與統一的情況下組合而成的。主要推動這個同盟的是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帝國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因為其工業受到高度保護，以及克萊門斯·馮·梅特涅的反對。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後，關稅同盟涵蓋了約425000平方公里一直到1888年前都不是關稅同盟的一份子。相反地，盧森堡雖然不是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但他直到1919年都隸屬該關稅同盟的一部分。形成.背景.約1790年，德國境內有1800個海關邊界。19世紀初，僅僅普魯士王國國內就有67以上之地方關稅，以及同樣數目的海關邊界。舉例來說：一個從柯尼斯堡運到科隆的貨物，在運送過程中總共被檢查約80次。在拿破崙時代和之後的程序中，德國各州──尤其是萊茵邦聯的成員──都在1800年後，在國內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內部免稅市場。1799-1808年間，巴伐利亞給海關的立法，使得統一的經濟區得以被建立，因此有時，他被認為是歐洲最自由的經濟環境。1810年，符騰堡王國緊跟其後，一年後巴登大公國建立起他的單一市場。除了由於拿破崙改革而顯著擴大的國家領土之社會和經濟一體化之外，這些措施的重點並不是以未來為導向的經濟政策，而是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由於他們沒有所謂的所得稅，工商稅跟關稅成了各國的主要收入因此如果情況允許，他們很樂意進一步加重這些稅收。當時已經有一些諸如、施泰因男爵等等那些，呼籲取消對內關稅與共同的對外關稅的聲浪。相反地，德意志邦聯未能成功統一德國的經濟形勢。涉及貿易的第十九條僅規定貿易和運輸問題應稍後討論。儘管1819-1820年，邦聯議會曾就巴登的倡議，處裡了一項可能的關稅草案，但最終無果而終。因此，關稅政策的零碎化，阻礙了工業的發展，讓德國內部貿易變得更加昂貴。這一領域變化的重要動力來自外部。隨著大陸封鎖解除，德國商人與英國展開直接競爭。出於對發達的英國出口產業的恐懼，要求海關提供保護，儘管其說詞似乎有些誇大其詞。他們的發言人、國家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擔心德國經濟恐將成為「英國的水運船和伐木工」。與1819年的備忘錄相比，李斯特就巴登的倡議中的備忘錄，代表總貿易協會在其請願書中，要求消除德國國內保護關稅概念之外的海關壁壘之想法：德國國內的38條海關收費線，使得內部交通呈現混亂，其效果與人體的每個部位都被阻塞以使血液不會流入另一個部位時產生的效果沒什麼兩樣。一個人為了從漢堡到奧地利，為了從柏林到瑞士，就得穿越十來個國家，研究十來個海關相關規定，並繳納十來次過境稅。但凡誰很不幸地生在有三四個國家交界的地方，一生都在煩人的稅吏和過路費徵收者之間度過，他的心裡不可能會有祖國。李斯特不僅追求經濟目標，他還有個政治目標：即德國現在應該要有一個具有高外部關稅壁壘和內部自由貿易的經濟統一國家，來取代現有的德意志邦聯。這個倡議雖然不是很成功，但它促進了自由主義立場，並間接影響了國家措施，使後來得以就關稅同盟進行談判。海關的現代化.然而，普魯士的海關政策似乎更為有效。在普魯士，其改革跟萊茵邦聯的改革有一定聯絡處，比如在已割讓給普魯士的西發裡亞地區取消內部關稅，該國的海關政策成為了普魯士海關政策的典範。1813年在普魯士擔任財政部長的也確保了這一點，他曾在1811年以前擔任西發裡亞的財政部長。此外，德國的南部亦然，他們需要把新獲得的領土納入國家版圖。因此，德國西南各國跟普魯士隨後都成為德意志邦聯海關系統現代化的領頭羊。與德國南部的擴張稍稍不同的是，鑒於其國家領土的分散，普魯士王國取消海關邊界的措施符合自身利益。維也納會議之後，工業發達的萊茵省與西發利亞省，跟農業發達的易北河以東之東易賓間存在巨大反差，這些在產業上不相等的地區必須在政治上與行政方面上結合起來。其中，海關政策的修改是方案之一。，對外則只徵收適度的保護性關稅。自1818年以來，關稅就剩下進出口跟過境稅，但與以前不同的是，他沒有依照原產國與目的地國而更動。基本食品與原物料甚至免關稅，但紡織品是例外：他會被徵收相當高的稅。最重要的是高檔食品、興奮劑跟奢侈品的收入。普魯士海關制度多少都成為德意志地區海關制度長達半個世紀的典範。儘管細節已有所變化且軟化，但基本原則直到德意志帝國時期仍維持不變。截止至1871年，有四分之三的收入來自於酒類和菸草產品的關稅。總之，1818年普魯士的關稅高於其他較小的德意志邦聯國家，但明顯低於奧地利、法國與俄羅斯。對於一些部份或完全地被普魯士王國國境包圍的小國，特別是在過境稅方面，他們有了必須加入普魯士體系的壓力。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公國是第一個加入普魯士關稅區的公國，其他小國緊跟其後，其他沒加入的國家則抗議該區域阻礙其經濟發展。他們批評普魯士的政策是針對德意志邦聯較小成員國的黨派行動。在中部各國，特別是在以外和德國北部的地區，該政策導致了德國南部諸國建立了防禦性區域關稅聯盟，來對抗普魯士的政策。關稅同盟的建立.早在1820年，符騰堡就在籌劃一個獨立於普魯士與奧地利之外的「第三德意志」之關稅同盟，然而，由於所涉國家的利益個有索取，該專案最後沒有成功：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巴登有著漫長的外部邊界和良好的基礎設施，不過他提倡自由貿易，而巴伐利亞則要求徵收保護性關稅，最終，談判的唯一結果是巴登和黑森-達姆施塔特之間的短暫貿易協定。然而，1825年在斯圖加特的第二輪談判中，符騰堡和巴伐利亞達成了一項協議，因而成立了南德關稅同盟；另外，作為對普魯士行動的反基礎，由奧地利、法國、英國和荷蘭發起的在1828年成立於漢諾威、薩克森、黑森-卡塞爾伯等國，各國承諾不加入普魯士的聯盟，但他們並沒有組建自己的關稅同盟，而該協會最終沒有成功，因為它多隻是維持現狀而已。普魯士政府受財政部長與其繼任者的影響，試圖透過壓力或經濟上有利可圖的提議，建立以前從未有過的國家，並說服相互競爭的關稅同盟成員加入普魯士的體系。第一個加入普魯士關稅區的主要國家，是在1828年加入的黑森大公國。當1829年，黑森-卡塞爾伯離開中德意志協會時，該協會便開始解體；出於經濟因素，德國南部和西部對跟從普魯士體系的阻力也有所緩解：在財務方面，南德關稅同盟並無法滿足創始國們的期望，因為超過40%的收入都被行政成本給吞噬。在普魯士-黑森關稅區，人均收入為24格羅申，而在巴伐利亞王國和符騰堡王國，人均收入僅為9.5格羅申。關稅法的頒布.1818年5月28日頒佈的關稅法是讓普魯士領地走向統一和建立秩序的第一步。這個最初的創新要歸功於普魯士高階財政顧問卡爾·格奧爾格·馬森。馬森是亞當·斯密的忠實信徒，但他制定政策時首先要滿足普魯士的直接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增加新的收入消除過時的財政壁壘、發展貿易和建立保護措施，以抵抗外國競爭者的先進產品。根據1818年的《關稅改革法案》，所有原材料進口免除關稅，進口工業產品徵收10%的平均關稅，進口“殖民地產品”徵收20%的關稅，最重要的是，所有普魯士國內各地的關稅都被廢除了。因此普魯士首次成了一個經濟和商業單位，其對外關稅是歐洲大陸最自由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英國更自由。雖然關稅改革在這個時候隻影響到普魯士，但在接下來的一年簽訂了關稅條約。施瓦茨堡-桑德斯豪森將其關稅管理權移交給普魯士，以換取完全自由的商業往來和一定比例的對外關稅收入。這種關稅條約並非孤例，1822年，魏瑪、哥達、梅克倫堡-施維林、紹姆堡-利珀、魯多爾施塔特和班貝格紛紛效仿施瓦茨堡-桑德斯豪森，與普魯士簽訂關稅條約。“德意志其他地區很快就理解了這種條約的重要性。1819年，巴登著名的經濟學家內本尼烏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提倡德意志開展更廣泛的關稅改革實驗。同年，德意志南部的製造商代表敦促德意志邦聯議會採取行動。然而邦聯議會更希望看到普魯士開歷史倒車，而不是幫助整個德意志取得進步。1820年至1828年間，德意志南方各國之間頻繁進行談判，但直到1828年才有結果。巴伐利亞和符騰堡組成了一個同盟，隨後一兩個較小的鄰國加入了這個同盟。普魯士的關稅體系與德意志南方各國的關稅體系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普魯士強調各地加入統一的稅收安排，德意志南方同盟強調內部成員享受平等的待遇。東普魯士很快學到了這種做法，並於1828年2月與黑森-達姆施塔特締結關稅條約，其中的條款與南方各國之間的條約相似：各成員國擁有財政權力，它們在決策方面有平等的發言權，並且根據人口分配關稅收入。這時候整個德意志邦聯都意識到普魯士發起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好處。現在的問題是整個聯邦到底要建立一個關稅同盟，還是兩個或者幾個？1828年9月，薩克森、黑森-卡塞爾、漢諾威、不倫瑞克、漢堡、不來梅、法蘭克福和幾個圖林根公國之間形成了第三個關稅同盟，各成員承諾在六年內不參與任何其他關稅同盟。普魯士和德意志還算幸運，因為薩克森主導的關稅同盟由於缺乏組織而失敗了。1829年普魯士與巴伐利亞-符騰堡關稅組織簽訂條約，這兩個關稅同盟雖然沒有合併，但將變得越來越一致，條約還規定雙方對彼此減免關稅和舉行年度會議。與此同時，薩克森關稅同盟逐漸解體：圖林根各國在1830年離開了這個同盟，黑森-卡塞爾和薩克森也分別在1831年和1833年加入了普魯士的關稅同盟。在1833年，德意志北方和南方的關稅同盟根據1829年簽訂的條約成立了一個完整的關稅同盟，於是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區，一個真正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出現了。這個同盟包含了17個國家，總人口達到2600萬，其構成十分複雜。它將成立一個代表所有成員國的年度大會或關稅議會，以確定整個關稅同盟的政策；沒有成員的一致同意不得做出任何改變；成員國之間享受完全自由的貿易；同盟境內將實行統一的關稅，淨收益將按人口比例分配；生產製造中所需的所有原材料和半成品進口免徵關稅；對於“殖民地產品”徵收的關稅僅用於獲取財政收入的目的，甚至對工業製成品也只徵收適度的關稅。巴登在1835年加入關稅同盟，法蘭克福自由市在1836年進入，一些較小的邦在1836年至1841年間加入關稅同盟。這個同盟現在已經不滿足於內部自由貿易，試圖與外國列強展開締結商業條約的談判。早在1831年，荷蘭就同意對經由萊茵河運輸的關稅同盟國貨物暫停徵收高額通行費。德意志關稅同盟在1841年與英國簽訂了互惠條約，在1844年與比利時簽訂了類似的條約。”意義.排除奧地利.如今關稅同盟發展驚人，但在早期，奧地利卻不以為然。梅特涅對貿易不甚上心，只是譴責了普魯士及其做法。但自從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之後，奧地利的情況更加嚴峻。1848年以後，施瓦岑貝格坐上了梅特涅的位子，奧地利決心要加入關稅同盟，但卻一次次地被普魯士拒之門外。但1841年那些協議規定的十二年期限也快到了。欲加入同盟而不得的奧地利現在要費盡心思破壞這一同盟。為了不讓奧地利得逞，普魯士拉近了自己附近那些堅持自由的貿易國家的關係。於是漢諾威和奧爾登堡以極佳的條件於1852年加入關稅同盟。而在1853年初，普魯士又與奧地利又簽訂了協議。這一協議將奧地利加入同盟的一切事宜延後到1860年，但同時德意志關稅同盟和奧地利之間推行互惠關稅減免政策。1853年，各國又續簽關稅同盟協議。德意志關稅同盟在普魯士和德意志歷史上的重要性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單純就經濟而言，關稅同盟的影響已經不需要我們過多敘述。德意志首次成為一個財政貿易整體，迅速建立起了交通運輸體系，修建了道路和鐵路。對外貿易也有了極大地擴張。1834年到1842年間，德意志進出口額翻了一番，關稅收入從1200萬塔勒上升至2100萬塔勒，資本積累程序從此開始。1853年到1857年間，德意志至少籌得了2000萬英鎊來建築鐵路，還開設了一批新銀行，資本規模達3000萬英鎊。如果說把這一切成就都歸功於關稅同盟，那當然是不合適的，但我們也不可否認，關稅同盟的重要性正在進一步突顯。“關稅同盟使得德意志民族情感脫離了單純的希望和幻想，轉化為積極的物質利益……德意志人民普遍認為，關稅同盟是諸邦德意志化的第一步。這一同盟極大地破除了疏遠和敵意造成的障礙。透過實現貿易和商業的共同利益，關稅同盟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統一鋪平了道路。”1840年，鮑靈博士在他給帕麥斯頓公爵的《報告》中如此寫道。回顧這一程序，我們可以看到，鮑靈博士的預言居然都在關稅同盟裡面一一得到了實現。而且，這一同盟透過相互的經濟利益聯合了德意志各國，讓各國歸於普魯士的領導之下，還讓它們慢慢習慣了把奧地利排除在德意志體系之外。”加速統一.根據經濟歷史學家Helmut Böhme和H.-U.Wehler，關稅同盟為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奠定了基礎。這一傳統觀點受到歷史學家如漢斯-約阿希姆·沃斯的質疑，他們認為關稅同盟不僅沒有讓普魯士增加其對小國的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產生了相反的效果：許多政府利用了關稅帶來的增加收入工會試圖鞏固他們的獨立性。較小的國家出於純粹的財政原因加入關稅同盟，正如1866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關稅同盟的成員身份絲毫沒有導致對柏林的任何形式的政治承諾，因為許多國家仍然對普魯士持懷疑態度，並且普遍親奧地利。關稅同盟對德國統一的影響可能更為偶然，因為它從未打算成為一個政治平臺，而是專注於經濟。由於多年來一直是柏林“德國政策”的主要特徵，普魯士的部長和其他政府官員習慣於從整個德國的角度來思考，在尋求全德共識時，會超越具體的普魯士利益。根據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的說法，關稅同盟甚至可能沒有幫助普魯士在德國取得經濟優勢。他們爭辯說，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普魯士時期的工業投資顯著增加，或者關稅同盟在削弱農業在王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