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系

中華法系，又稱“律令制”，是一種源自於中國的特殊法律體系，影響了大部份東亞國家，和小部份東南亞國家的法律制度。過去以儒家、周禮、法家、唐律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東亞法律體系，以法家思想為理論基礎，以儒家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為基本特徵，重視家族關係、君臣關係的法律調整，也就是說根據家族的親疏關係與傳統禮教的理解，可能會使得判決有相應的變化，重視道德觀念入法，來受理民間糾紛的調處解決。中華法系包括古代的中國法、朝鮮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暹羅法等。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在歷史上都受到中國法律的影響，曾屬於中華法系的一部分。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唐律的內容，並以其為基礎，制定本國的法律。在朝鮮，當時的《高麗律》、《經國大典》以唐律為藍本而制定，又比如日本的《大寶令》、《養老律令》、《服忌令》等，越南的《刑書》、《國朝通制》、《洪德刑律》，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華法系隨著西方文化強勢進入漢文化圈而趨於解體，日本率先移植德國法作為現代法治的基礎，中國以日本為模範制定了《六法全書》，跟隨著現代法治的發展而取代，所以現行主要中華法系的延續，部分被現代法典已明文形式標註，部份存在於東亞國家的習俗中，沒有強制力。中華法系雖然由於西方法律的優勢已被時代淘汰，在法理學中較少被討論，但隨著對不同制度的研究逐漸深入，逐漸成為法學發展史的題材。歷史.中華法系起源自堯舜禹時期的皋陶興五教、定五禮、創五刑、立九德、親九族。子產“鑄刑書於鼎”是首次公佈的成文法。最早的成文法典是《周禮》。漢代學者多以《周禮》與漢律並稱，如《說文》第十五卷下所載許衝上書雲：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啟了法律的儒家化。熹平四年，漢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共刻《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經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鹹取則焉。《三禮》在唐以後成為王朝治國的不可侵犯的煌煌法典。在中國古代，禮和法律之間沒有明確的界定。《周禮》一書又名為《周官》，許多關於國家政治與法律方面的規定，都見於禮的內容。章太炎曾指出：「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制、刑法、儀式是也”。兩漢時期儒學的法律化運動或者說儒學觀念的進一步可操作化努力，在漢律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中都得到了體現。立法上，漢儒確立了儒家法思想的指導作用和統治地位。漢代在立法上實現了儒家的一貫主張即德主刑輔的思想。經過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禮法結合最終完成了，代表作是唐律。在禮法結合的同時，《論語》對法律的影響也逐漸深入，唐律總其大成。《論語》對唐律的影響與唐代重視儒學有關。如「十惡」、「不孝」以罪人律在《北齊律》中已有體現。至唐代，波瀾壯闊的法律儒化運動走向高峰，這個高峰的代表作《唐律》便徹頭徹尾地以「儒法典」的身份展示在人們面前。以至前人有稱《唐律》為「一準乎禮」。考究《唐律》的法條幾乎絕大部分出自儒家經典。唐代禮法結合已臻於成熟和定型，在唐律中體現了一整套宗法等級思想與制度的禮與法的完善結合。在唐律中，不但禮指導著法律的制定，而且大量禮典、禮文直接入律。在司法實踐上也是「於禮以為出入」，一切以禮為準。《唐律》及其《唐律疏議》是標準的倫理化的法典，由它所確定的原則、制度、篇目以至具體的律文、術語和概念，都為宋、明、清諸律所繼承。清代學者紀昀說：「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時斷獄，亦每引為據。明洪武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進講《唐律》，後命劉惟謙等詳定《明律》」。明朝建立之初，丞相李善長等就認為刑律「至唐代則集其大成」，在制訂明朝法律時竟建議「今制宜遵唐舊」，結果「太祖從其言」。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對唐律讀得很認真，《明史·刑法志》記載：「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訴訟程式.就司法程式來說，中國的傳統，判決是當庭作出，當事人可以知道判決是基於哪些理由，如果有何異議，也可以當庭申辯。西方的傳統是休庭後做出判決，判決書再遲遲寄來。如有異議，大多-{只}-有上訴一條路。中國傳統司法程式頗為冗長，若不服初審判決，上訴時包括證人都可能被收押送往上訴地點參與審判。理論基礎.儒家思想以倫理道德為主體，中華法系有濃重的倫理色彩，大量的道德規範被直接納入法典，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執行。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三綱六紀”，儒家的倫理道德以宗法人倫為核心，中華法系有家族本位的原則，「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直接成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準則，「十惡」大罪由此而定。十惡.“十惡”是中華法系中規定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屬於嚴重違犯《禮經》，喪失以忠君和孝親為核心的道德，破壞以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的倫常行為。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而其中又有八種淵源於秦，只有「不睦」、「不義」兩惡尚未找到與《秦律》的聯絡。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十惡不赦”的淵源。八議.八議制度源自《周禮》「以八辟麗邦法」。貴族觸犯刑法並不是可以道遙法外，而是由專門的「八議」來定罪。如果屬於八議範圍的人犯死罪，除十惡者外，都必須奏請皇帝批准議刑，再將所議之結果，報請皇帝裁定。五刑.中華法系的刑罰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每等又分五等，由輕而重至最高刑。制五刑之目的，在於“以刑制刑，以辯制殺”“明威、肅殺”，“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死刑重罪至少須送至中央六部的刑部處理，地方官通常不能判人死刑，每年可執行死刑的日期約四十多天，不在此日期內不得執行死刑。相關研究.1884年，日本學者穗積陳重提出“法族”概念，並提出了「中華法族」一詞。現時的法律體系大多屬於歐陸法系，因此中華法系是否存在受到質疑。韋森認為「受國內一些法文化學者的影響，大多數人以前一直以為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個人治社會，法制並不發達，且缺少民法」。過去中華法系是存在的，例如《大清律例》基本上與明朝法律相同，而且審判時對判例極為重視，甚至形成清代基層公務員胥吏的重要性大增，因為他們比科舉出身的大臣官員更熟悉過去的法律判例，而大臣也須遵守法律判例。《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員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嘉慶皇帝曾在一次諭旨中說到：「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諾成風，而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惟命是從，一任書吏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爭之情節。」在20世紀之前，20世紀前的中國的法律的淵源大多數都來自國內，包括儒家和法家思想。至少在清代和更早的朝代，中國法律受到的外來的成分不多。在當前，有些人說中華法系是過去存在，現在已經解體了。#重定向香港由義律之「義律公告」表示將繼續以「中國法律和習俗管治香港，但中國的酷刑則一一廢除」，允許華人案件按中國傳統審判，所以直到清朝滅亡後，香港法庭仍然沿用《大清律例》處理原居民糾紛。但隨著港英政府逐漸立法管制市民生活的不同方面，《大清律例》適用的範圍亦越來越少。1971年，香港政府立法禁止重婚，三書六禮的結婚儀式亦停止適用。禁止原居民女子參與村代表選舉的傳統，亦在2000年被法庭裁定違法。不過一直到現在，香港法律承認「中國法律和習俗」，仍然沿用「中國法律和習俗」處理繼承和其他分類的案件。#重定向大中華地區現行的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包括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等七個法律部門。#重定向中華民國的法律體系分為憲法、法律和命令三個層級，以憲法為基礎，所有規範皆不可違背在其上位階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現行法律體系均屬歐陸法系，而非中華法系，但對其有所接納和吸收。澳門亦屬於歐陸法系，但受葡萄牙影響。至於香港的法律由於受英國影響，故屬英美法系，不同於以上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