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縣有朋

山縣 有朋，是日本的武士等。山縣有朋被普遍認為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長州藩領地內，作為蔵元仲間山縣三郎有稔的長子出生。幼名辰之助、通稱小助、後來是小輔、狂介、狂助、狂輔、還曾改名為萩原鹿之助。明治維新後稱了有朋的名諱，自號素狂、無鄰庵主、含雪。在高杉晉作創設的奇兵隊時顯露頭角，到後來作為副官的奇兵隊的軍監。在明治政府，山縣作為軍事統治者，建立了日本軍隊的基礎，被稱為日本的「國軍之父」。同時傾注精力確立官僚制度，及創設了文官考試製度，使文官官吏的錄用不依靠門閥人事關係，養成未來的人才。山縣在軍事和政界築起的廣泛的人際關係被稱為「山縣系」「山縣閥」。在晚年，他不僅在軍隊，而且還在政官界作為大御所、「元老中的元老」，保持秘密的強勢影響力，並有了「日本軍閥之祖」的綽號。 然而，即使在深入參與政府事務之後，他也常自言，「我是一介武者」。與伊藤博文一起，他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山縣曾經以久邇宮家有色弱遺傳為由，干涉皇太子裕仁之婚事，時稱宮中某重大事件。山縣在軍中得到的最高階級是陸軍大將，然而由於他被列入元帥府而得到元帥稱號，被稱為元帥陸軍大將。即使在國外，山縣也被授予許多勲章，例如大英帝國的功績勳章。生涯.幕末.天保9年出生。他是長州藩的“藏元組仲間”山縣三郎有稔的長子，他的祖父是中村喜左衛門。藏元組仲間是戰時搬運武器，平時在奉行所做下級官吏，儘管具備#重定向長州防衛戰.元治元年在長州藩，率領軍隊上洛的呼聲高漲。山縣認為應該與岡山藩、廣島藩合作，但最終未能被藩內接受。6月，池田屋事件發生在京都，老朋友杉山不幸身亡。長州藩輿論激昂，久阪玄瑞和入江九一等潛入京都。山縣也請求入京，但因需警衛下關海峽而被藩主駁回。7月19日發生了禁門之變，久阪和入江等同門好友們喪生。山縣在下關戰爭中戰敗，之後出現了試圖恭順幕府的椋梨藤太等俗論派。對此，高杉晉作等正義派舉兵反對，山縣最終支援正義派並帶領他們取得勝利，但之後病情惡化。另外，山縣的奶奶身穿他贈送的布匹衣服入水自殺，山縣後來對此感到遺憾。後來山縣在第二次長州徵討中掌握了奇兵隊的實權，與高杉海軍合作佔領了小倉，並在小倉口戰勝了最激戰地。山縣被命令在京都和攝津之間進行情況探索，但被高杉挽留，5月2日上洛。他在京都與薩摩藩的倒幕派建立了交流，試探了薩長的合作計劃，但未能得到迅速的答覆，於6月歸藩。上洛前4月與莊屋的女兒友子結婚，在歸藩的7月舉行了儀式。山縣因疲勞和心勞而生病，7月暫時免去了軍監職務，薩摩藩一直到11月都沒有倒幕的動向。11月17日，薩摩藩主島津茂久抵達長州三田尾港，11月25日薩長聯軍啟航前往京都，但是山縣等奇兵隊本隊留在長州吉田本營，未參加次年1月的鳥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鳥羽伏見之戰後，奇兵隊本隊也下達了出征命令，山縣隨參謀福田俠平於3月出發，前往大阪，接著下到江戶，與重逢的西鄉意氣相投地停留在江戶，閏4月返回大阪與木戶進行了交談，贏得了雙方的信賴。另外，由於被命令出征北陸地方、越後方面，山縣加入了戊辰戰爭。建設日本陸軍.明治2年3月，得到木戶和西鄉的海外留學許可，6月28日與西鄉的弟弟西鄉從道一同前往歐洲，巡遊了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奧地利、俄羅斯、荷蘭。次年明治3年經由美國於8月2日抵達橫濱港。山縣回國後被勸到兵部省任職，但因生病拒絕，兵部省當時因內部制度問題而停滯不前，只有護衛兵力少的皇宮才能完成任務，山縣與兵部少丞山田顯義的關係淡薄，但在兵部大輔前原一誠的推薦下，山縣最終被任命為兵部少輔，並制定了從畿內5個國家徵兵的計劃，但未能實現。從軍隊權力鬥爭到派系形成.由於戰爭導致財政枯竭和經費縮減，陸軍內部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另外，山縣作為功勳調查委員，擔任恩賞評選負責人也招致批評。第二年明治11年因士兵待遇不好或不給下級士兵發恩惠而被鎮壓。但是，隨著對山縣的不滿情緒高漲，受到壓力的山縣患上「精神失常症」，從9月中旬到11月7日進行轉地療養。山縣認為竹橋事件的背景受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於10月12日將西周起草的《軍人訓誡》分發給了陸軍，試圖整頓軍紀。伊藤、巖倉等人為了不傷害山縣而試圖收拾殘局，著手製定內閣改組方案，但井上馨認為內閣改組會暴露出政府的弱點，因此，在西鄉從道的提議下，參謀局獨立成立了參謀本部。12月7日編制了以大山岩為參謀次長的參謀本部，12月24日辭去陸軍卿職務的山縣在參議後擔任了首任參謀本部長。最近，在參謀局任職的桂太郎是山縣的心腹。第二年10月，山縣將近衛都督的位置讓給了參謀局長鳥尾小彌太，後來他成為了山縣等人的批評者。在充實參謀本部的同時，山縣從1879年開始到第二年，派遣10多名軍官和桂太郎作為駐外武官和語言研究生前往清朝，調查兵役改革問題。接到報告後，山縣於1880年11月30日向天皇上奏《進鄰邦兵備略表》。明治13年隨著與山縣關係密切的大山巖成為陸軍卿，被評價為山縣全權掌握著陸軍。軍隊整備工作也從鎮臺進行到師團變更討論等。明治十四年政變支援伊藤博文，要求停止黑田清隆推進的官有物支付。明治15年1月重新制定了禁止軍人參與政治的軍人敕諭。雖然伊藤博文等人要求他當別的省長，但他拒絕，繼續擔任參謀本部長。明治15年3月，伊藤博文為調查憲法出國，辭去參贊院議長職務後，山縣辭去了參謀本部長職務，並接任參贊院議長職務。直到第二年8月伊藤博文回國為止，他一直任職。雖然辭去了參謀本部長的職務，但作為參謀本部的御用車，他在參謀本部留下了強大的影響力。伊藤博文回國後被調任為內務卿。明治17年等，一直沒有進展。明治19年被降職為閒職，主動提出辭呈。在一連串的矛盾中，山縣雖然沒有表露行動，但始終支援大山，為排除四將軍派做出了貢獻。隨著反對派消失，陸軍改革也由桂太郎等人穩步推進，陸軍形成了以山縣為中心的派系。山縣積極起用人才，將桂、兒玉源太郎、岡澤精等同鄉人和中村雄次郎、木越安綱等他藩出身人士也拉入軍部，不斷擴大派系。軍隊擴張和組織體制已經形成，明治21年進行了師團的變更和參謀本部的改編，參謀本部在第二年明治22年改編為以參謀總長為長的軍事組織，之後還組建了海軍軍令部，陸海軍雙方的參謀本部也完成了。但是，平時軍政相關事項，特別是預算關係，按照陸軍大臣與內閣協商的慣例，軍隊的中心在陸軍省，參謀本部不能完全獨立於陸軍省。致力於地方自治的發展.山縣有朋曾在戊辰戰爭中立下戰功，建立了掌管日本軍令權的參謀本部，並擔任首任參謀本部長，於1890年晉升為陸軍大將，再於1898年晉升為元帥。在山縣有朋的籌建下，日本建立了近代新式陸軍，被稱是日本陸軍之父。1894年6月，甲午戰爭爆發，戰後日本與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朝鮮從此變為日本傀儡；清政府被迫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以及賠款兩億兩白銀。1895年4月，山縣有朋提出了一份旨在擴大日本軍備力量的意見書，日本國防戰略思想從「維護主權線」徹底轉向「擴張利益線」，使日本後來更主張「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當時俄國修建中東鐵路、「三國干涉還遼」等遠東「新方針」對日本的滿蒙政策產生巨大威脅，「朝滿問題」這一概念由此出現在日俄兩國對外擴張政策當中，加劇了雙方矛盾，最終導致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第一次內閣和外國遠徵.1882年8月，山縣有朋在一份意見書中認為，目前不存在歐洲各國入侵日本的可能性。就在這一時期，沙俄將其對外政策的重心從西方移到遠東，準備修建一條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企圖控制太平洋上的一切國際商業活動，這當然引起了日本的警覺。1889年12月山縣有朋組閣，他出任首相不久，向內閣提出了《外交政略論》和他在1888年寫成的《軍事意見書》。《外交政略論》以明治政權海外擴張的基本國策為基礎，明確地提出影響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大理論———「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擴張理論。他強調：「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捍衛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護利益線，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域。所謂主權線乃國家之疆域，利益線系與主權線緊密相關之鄰近區域是也。凡能保全主權線及利益線者，方成為國家。當今列國並立，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防衛利益線。」山縣有朋這一主張，已公然將當時視清帝國為其宗主國的朝鮮、以及滿洲劃入其利益線之內，防止俄國染指這些地區。為此，山縣有朋大肆擴充日本海陸軍；還出臺了《出師儲備物資管理委員會條例》、〈戰時大本營條例〉和〈海軍軍令部條例〉，日本已經搶先於沙俄，爭奪其利益線———朝鮮半島和滿洲。山縣派系的擴大和結集.山縣派的崛起是源自於1881年以鳥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將軍為首的反山縣勢力被從要職上排擠下來，從此陸軍中形成了山縣派這樣一個大派閥。山縣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界、官界和學術界，形成除軍部外亦囊括樞密院、貴族院、司法省在內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閥。政治評論家入江貫一認為，山縣之所以能夠建立起這麼龐大的派閥得益於他善於用人。他在用人時先派給他們各種任務以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如何，之後適才適用，根據能力委以相應工作，磨煉其才能後再委以重用。他對部下從不棄之不顧，而是想辦法幫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縣的部下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將，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論功行賞，出人頭地，所以他們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對山縣宣誓效忠，結成派閥，逐漸壯大。山縣派閥中有陸軍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政界中有白根專一、平田東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內正毅、清浦奎吾、田中義一日後都成為了首相。山縣雖自稱“一介武夫”，實際上心懷深謀遠慮。評價.同時代政黨政治家和新聞界的評價.山縣被提倡政黨政治家民主主義的新聞界視為妨礙民主主義的大牆、反面人物。活躍在大正時代的新聞工作者鴉崎鷺城認為山縣是「狡猾」的、「為了自己的勢力擴張系統」、「陰險執著」等極為批判。原敬也在《原敬日記》中做出了類似的評價，而德富蘇峰則將山縣評價為「穩健的帝國主義者」。對軍隊內部的影響.作為明治的元勳，為陸軍打下了基礎，因此對軍部的影響力非常大。可以說，山縣之所以成為當時的掌權者，是因為山縣作為堅守原理原則，並允許妥協的自己的現實主義者，以及發掘和培養人才的妙處。明治40年2月1日公佈了以伊藤博文為總裁的帝室制度調查局立案的正式令，得知其內容是根據首相許可權的強化對各大臣的控制後，擔心這會影響到軍部的山縣與伊藤博文進行了會談，透過雙方的妥協，於9月12日公佈了軍令。因此，首相的軍隊控制失效，後來因軍隊的統帥權獨立而暴走，但伊藤博文和山縣知道濫用軍令的危險性，伊藤博文在會談結束後警告山縣使用軍令，山縣也警告部下濫用軍令。晩年的評價.山縣作為政黨政治否定、藩閥政治推進、社會運動鎮壓的代表人物，一直被歷史學家評價為負數。1961年著有《山縣有朋》的藤村道生將山縣北清事變描述為「侵略的絕好機會」，將山縣和太平洋戰爭直接聯絡到了一起，「成功建立了與日本無與倫比的軍國主義體制」、「繼續統治日本，最終拖入黑暗的太平洋戰爭」。有馬學分析了從明治到平成中期提出的山縣論，認為山縣在遠離個人個性和政治姿態及其實際形象的地方，作為近代日本的暗部「和」應該被否定的存在被「象徵化」「符號化」所描述。另外，有馬還指出，從明治末期到山縣死亡前後一直被視為」否定物件」的山縣，從大正11年去世到昭和戰前期，在「被遺忘為否定物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軍國主義批評中，一直受到批判，「軍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反動」、「法西斯主義者」、「巨魁山縣有朋」等明顯的負面評價。另外，很多人認為維持巨大的山縣閥是因為「山縣自身的權力慾」，自琵琶崎鷺城的言論以來，藤村道生、岡義武等的研究者也繼承了這一觀點。伊藤之雄在山縣的主觀上評價說，他是一個根據信念維持權力，不受到周圍譭譽褒貶的「愚直」的人。近年來，喬治·阿基塔、伊藤隆等人嘗試了從其他角度接近山縣實像的分析。伊藤隆對山縣評價說，經過下關戰爭和三國干涉的慘痛經歷，一直對列強保持警惕，是擔心歐美人和亞洲人之間「人種戰爭」的「中日合作論者」，也是主張不應該與美國對立的「外交上極其慎重的態度」的政治家，是與以往軍國主義形象不同的人物。伊藤之雄指出，山縣在日俄戰爭、西伯利亞出兵、北清事變上表現出確認列強意向的慎重舉動，並重視陸軍整體的控制，並指出太平洋戰爭之路是由忘記山縣理想和精神的後繼軍人開啟的。年表.關連資料「年報・近代日本研究七　日本外交の危機認識」所収、山川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