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元朝元軍攻滅南宋殘餘勢力，征服整個中國，共11位皇帝，國祚97年。元朝的基礎為乞顏部族的首領鐵木真於元太祖元年。元憲宗九年，北元亡。元朝建立後，承襲了蒙古帝國在中國北方、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亞部分地區的領土，但蒙古帝國西征而來的土地大多不在元朝實際控制的統治範圍之內，而是由其家族各自組建的四大汗國獨立掌握。元朝領土經過多次擴充套件後，於至大二年元武宗時期達到全盛，西到吐魯番，西南包括西藏、雲南及緬甸北部，東到日本海，北至都播南部與北海、鄂畢河東部，被譽稱「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其藩屬國涵蓋高麗與東南亞各國。另外在元朝至元成宗時，經過一系列戰爭和協商，獲得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與伊兒汗國等四大汗國承認為宗主國，並認同元朝皇帝為名義上的“蒙古大汗”的繼任者。元朝在經濟方面仍以農業為主，整體生產力向前發展，尤其是邊陲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為顯著，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仍然取得一定進步。過往蒙古人是遊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度。攻滅金朝後，在耶律楚材勸諫下，窩闊臺汗同意復甦農業，鼓勵漢人墾殖以期長治久安。元世祖即位之後，實行了鼓勵生產、安撫流民的措施。到元朝時，由於經濟作物棉花不斷推廣種植，與棉紡織品在江南一帶都比較興盛。經濟作物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使當時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某些方面滲入商品貨幣經濟關係。但是，由於元帝集中控制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限制。元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同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征服王朝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積極吸收中華文化，元朝皇室對於宗教興趣濃厚，極力推崇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乃至景教，對中華文化則採取與西亞文化並重的模式進行發展。在政治上，政府大量使用色目人。雖然元朝前期沒有系統性舉辦科舉，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並且將儒家推廣至邊遠地區，元朝建立了24,400所各級官學，使全國平均每2,600人即擁有一所學校的政績，創造了「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歷史記錄。由於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顯貴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崩潰。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屬於中下層的庶民文化反而有機會迅速的抬頭並普及。這個現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藝術與文學方面則是發展以庶民為物件的戲劇與藝能，其中以元曲最為興盛。國號.元朝的漢文國號「大元」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意為“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氣，是萬物所賴以創始化生的動力資源，統貫於天道執行之中”。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汗公佈《建國號詔》，宣佈國號為大元。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大”字加於正式國號之中的統一王朝，此前除了僅統治了華北地區的遼、金兩國外，之前各朝的“大”字均為尊稱。而關於元朝的蒙古文國號，考古發現有多種稱呼："，西裡爾字母：--），此名稱見於1362年的《追封西寧王忻都碑》。其中“Dai Ön”系漢語“大元”的蒙古語音譯，“Yeqe”是蒙古語“大”的意思，“Mongɣul”是“蒙古”的意思，“Ulus”是“國家”的意思。"，西裡爾字母：--），其中“qemeqü”是一個書面語聯動詞，是“說”、“據說”的意思。此名稱見於1338年的《達魯花赤竹溫臺碑》。）或者「ᠶᠡᠬᠡ ᠦᠨ ᠦᠯᠦᠰ」，或者「ᠶᠡᠬᠡ ᠶᠤᠸᠠᠨ ᠦᠯᠦᠰ」（--歷史.對中國人來說，蒙古民族與蒙古草原的歷史，既有構成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屬於世界史範圍。所以它包含著既互相交織、又在性質上互有區別的兩個組成部分。根據這樣的“兩分法”，蒙古帝國作為從蒙古帝國的分裂中產生的一系列繼承國家之一，它的歷史，自然就不能當作中國被一個外在於中國的政權所統治的一段殖民史來看待。元朝歷史通常可以分為兩個到三個階段：蒙古崛起.遼朝時期，蒙古草原上的諸部歸於遼朝統轄。金滅遼後，草原各部歸屬不一，汪古部等成為金朝的臣屬，而乞顏部的合不勒汗乘金軍大舉南下而無暇北顧之機，建立了早期的蒙古國家，即蒙兀國，此後一直侵襲金朝的邊境。合不勒汗死後，俺巴孩汗成為新的大汗。由於塔塔兒人的出賣，俺巴孩汗被金朝皇帝金熙宗釘在木驢上致死，此事件埋下了蒙古對金朝復仇的種子。在金章宗死後，13世紀初，金朝在衛紹王完顏永濟的統治下走向衰落，蒙古乞顏部鐵木真開始了統一蒙古草原的征程。先後在克烈部首領王罕以及他的安達扎答蘭部首領札木合的軍事援助下，打敗了蔑兒乞人，奪回了被蔑兒乞人奪取的眾多部眾，力量逐漸壯大。宋淳熙十六年，在經過激烈的爭奪之後，鐵木真被乞顏貴族推舉為部落的可汗。然而，鐵木真部族的逐漸強大，危及了援助他的札木合在蒙古草原上的地位，於是札木合聯合泰赤烏等部，合兵三萬餘人，向鐵木真發起進攻。面對來勢洶洶的札木合，鐵木真將自己的部眾3萬人組成十三翼。在戰鬥中鐵木真暫時戰敗，為儲存實力退至斡難河的哲列捏山峽，扼險而守。史稱“十三翼之戰”。札木合雖然取得戰役的勝利，但札木合的暴虐受到了其所屬部落首領的不滿，而鐵木真對部眾進行籠絡，故部眾歸心於鐵木真。於是畏答兒、赤老溫、朮赤臺、晃豁壇等族人紛紛來附。此後，鐵木真力量進一步壯大。宋慶元二年，大敗泰赤烏與蔑兒乞的聯軍，首領塔裡忽臺等被殺。宋嘉泰元年，後被尊稱元太祖。伐金與擴張.金朝與蒙古為世仇，成吉思汗有意伐金復仇，然而西南的西夏與金朝聯盟，為了避免被西夏牽制，先後三次率軍，成吉思汗與金斷交，隔年發動蒙金戰爭，於野狐嶺戰役大破四十萬金軍，隨後攻入華北地區並四處屠殺。元太祖九年，金宣宗被迫求和稱臣，並在蒙古退兵後遷都北宋故都汴京。隔年5月31日蒙軍南下攻佔金中都，並且獲得名相耶律楚材，這對於鞏固華北地區有很大的幫助。太祖十二年。西域方面，為了建立通往西方的道路，早在1209年—1210年就讓新疆東部的畏兀兒與伊犁河谷的哈剌魯先後歸順。當金朝遷都並將要滅亡之際，中亞新興大國花剌子模在沙阿摩訶末時期崛起，該國訛答剌地方大臣海兒汗亦納勒術前後兩次屠殺蒙古商隊並侮辱蒙古使臣，成吉思汗遂決心發動第一次西征。元太祖十三年。元太宗元年，成吉思汗病逝，由幼子拖雷監國，後尊稱元睿宗。汗系轉移.拖雷監國兩年後於1229年舉辦庫里爾臺大會，窩闊臺被推舉為蒙古大汗，後尊稱元太宗。1231年窩闊臺汗率軍南征金朝，並命四弟拖雷自漢中借宋道沿漢水攻打汴京，隔年拖雷在河南三峰山之戰擊潰金軍。1234年蒙宋聯軍聯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殺，金朝亡。南宋雖然發起端平入洛以收復河南地，但是華北地區最後全由蒙古佔領。1235年，窩闊臺汗定都哈拉和林進駐漢地；進行兩次人口調查，將半數漢人分封給蒙古功臣。由於需要人才治理國家，窩闊臺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於1238年命術忽德和劉中舉辦科舉，史稱戊戌選試。這次考試錄取東平楊奐等名士，為統治華北帶來不少人才，但後來以“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西線方面，1235年窩闊臺汗命朮赤次子拔都、貴由與蒙哥、速不臺等第二代蒙古王子發起蒙古第二次西征，史稱拔都西征，總指揮為拔都與速不臺。1236年至1242年間攻佔欽察草原、基輔羅斯等各公國並進犯匈牙利、摩爾達維亞、波蘭、立陶宛大公國、摩拉維亞原南斯拉夫地區、保加利亞第二帝國、拉什卡等中東歐各國。1241年11月窩闊臺汗去世，由皇后乃馬真脫列哥那監國，1246年3月的庫里爾臺大會由其子貴由即位，後追尊稱元定宗。1247年吐蕃諸部歸附大蒙古，史稱涼州會盟。1248年8月貴由汗在遠徵拔都的途中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立孫子失烈門並監國。然而在1251年7月的大會，因為拔都與兀良哈臺大力支援拖雷系的蒙哥，使得窩闊臺系的失烈失去汗位。蒙哥繼承汗位，後尊稱元憲宗。1252年蒙哥即位後推行中央集權化，在漢地、中亞與伊朗等直轄地設定行中書省，分遣拖雷系諸王分守各地，以其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大總督以管理漢地。忽必烈統治漢地期間任用了大批漢族幕僚和儒士，鞏固了華北地區，並且與兀良合臺迂迴南滅大理，擴大南宋防線缺口。1258年高麗崔氏政權跨臺，高麗成為藩屬國。同年蒙哥汗宣佈兵分三路南征南宋，蒙哥汗率軍攻打四川合州，三軍意圖在華中會合，再大舉下長江圍攻臨安。隔年蒙哥汗在合州的釣魚城之戰戰死，忽必烈等人停止南征，北返奪位。西線方面，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西征西亞，史稱蒙古第三次西征，1256年旭烈兀攻滅伊斯蘭教的暗殺組織木剌夷。1258年西征軍攻佔阿拔斯王朝最後領地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1260年佔領大馬士革和阿勒頗。然而當旭烈兀得知蒙哥於南征南宋時去世的訊息後，立即率大軍回師爭位。留下的蒙軍也在今以色列加利利的阿音札魯特戰役敗於埃及馬木留克王朝，第三次西征結束。大哉}-元朝時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旅等絡繹不絕，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羅兄弟及其子馬可波羅成為得到元朝皇帝寵信，在元朝擔任外交專使的外國人。元廷曾要求周邊一些國家或地區臣服，接受與元朝的朝貢關係，但遭到拒絕，故派遣軍隊進攻攻打這些國家或地區，其中以元日戰爭最為著名，也最慘烈。東北地區.東北方面有高麗王朝與日本鎌倉幕府。高麗王朝領有朝鮮半島，之後被崔氏政權統治，高麗王變成傀儡。高麗先後臣服於遼朝與金朝，蒙古興起後與高麗共同伐金，並約為兄弟之國。1225年蒙古要求高麗向其朝貢，蒙古使節抵達義州邊境時，被高麗所害，當時蒙古忙於西征，無暇徵討。1231年窩闊臺汗派撒禮塔率兵入侵高麗，崔氏政權領袖崔瑀抵禦失敗，高麗首都松都。南洋諸國.南洋諸國有安南，但中計受突擊，戰敗而還，以後爪哇仍然派使朝貢。另外自元世祖起亦曾派使者招降泉州和澎湖外海的瑠求，但探訪未果，其在東南外海的統治所及僅至設立巡檢司的澎湖。西南地區.西南地區有大理國、吐蕃、緬甸以及其他小國。暹國曾擴張其勢力於馬來半島，元成宗後遣使進貢八次。羅斛自元世祖末年就開始進貢，並於元末時期併吞暹國等小國，統一為暹羅國。歐洲與非洲地區.在蒙古帝國進行三次西征的同時，正值教宗提倡十字軍東徵進軍西亞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以收復耶路撒冷；由於教宗急需外援以抗衡伊斯蘭教徒，同時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剛經歷過蒙古第二次西征不久，再加上東西交通十分便利，紛紛派使者東行了解這個東方大國。教宗於1245年曾派柏朗嘉賓經欽察汗國到和林謁見貴由汗，返國著成《柏朗嘉賓蒙古行紀》。1253年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派魯不魯乞以傳教為名到和林進見蒙哥汗，返國著有《魯不魯乞東遊記》。1316年義大利人鄂多立克經海路至元大都，參加了元泰定帝的宮廷慶典，回國著成《鄂多立克東遊錄》，範圍遠達西藏，對元大都及宮廷的描寫較細。最著名的是義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他隨經商的父親、叔父於1275年到元朝進見元世祖，直至1291年才離去。他擔任元廷官吏，歷遊元朝各地，其著寫的《馬可波羅遊記》對元朝進行多角度反映，吸引歐洲人東行中國。另外元朝與非洲地區諸國也有來往，時人汪大淵在1330年和1337年二度飄洋過海親身經歷的南洋和西洋二百多個地方的地理、風土、物產，最後著成《島夷誌略》，影響明代初期的鄭和下西洋。軍事.元朝軍隊按照親疏關係分成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與新附軍等四個等級。蒙古軍與探馬赤軍主要是騎兵。漢軍、新附軍大多為步軍，也配有部分騎兵。水軍編有水軍萬戶府、水軍千戶所等。炮軍由炮手和制炮工匠組成，編有炮手萬戶府、炮手千戶所，設有炮手總管等。一部分侍衛親軍中，還專置弩軍千戶所，管領禁衛軍中的弓箭手。蒙古軍是元朝軍隊的骨幹，主要由蒙古族組成。蒙古軍早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時即創立，平時分佈在草原上駐牧，戰時臨時招集。採用兵民合一的萬戶制，按十進位制編組成十戶、百戶、千戶。只要是十五歲至七十以內的人皆服兵役，其童子稍微年長者也組成「漸丁軍」。元朝時期在漢地和江南軍戶中籤發丁男應役。探馬赤軍又名簽軍，隨著戰爭的發展，統治者需要一支蒙古軍隊長期留守被征服地區，於是從蒙古各部中“簽發”了部分士兵，組成專門用於鎮戍的探馬赤軍。自1217年木華黎討伐金朝時建立，由弘吉剌、兀魯兀、忙兀、札剌亦兒及亦乞烈思五部組成，西征花剌子模後回族、維吾爾族與突厥族等族成為探馬赤軍的一部分。探馬赤軍精於火砲與西方的回回砲，攻城力強。「下馬則屯聚牧養，上馬則備戰」。漢軍是蒙古帝國佔領漢地後發民為兵，主要由金朝女真與契丹降軍、早期降蒙的南宋軍、漢地的地方漢族武裝勢力與簽發漢地百姓等所組成。窩闊臺汗於1229年收編金朝女真與契丹降軍，在漢地民戶中大規模簽發士兵，補充漢軍兵員，將蒙古軍的編製和官稱用於漢軍系統強。各漢軍萬戶統軍人數不等，「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漢軍有「舊軍」與「新軍」的區別。舊軍主要指敵國降軍和地方武裝勢力，新軍指從漢地百姓簽發的新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蒙元帝國的統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漢地。元世祖對軍隊體制進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宿衛軍和地方鎮戍軍兩大系統，確定了元軍的編製和隸屬關係，在元朝對外戰爭中，漢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附軍主要是元朝南征南宋期間收邊的降軍，又被稱為新附漢軍、南軍等。新附軍內名號繁雜，而是元廷因士兵所具不同特點而起的名稱，如券軍、手號軍與鹽軍等等。估計當時新附軍的數量在二十萬人上下，元帝將新附軍分編到元軍的侍衛軍和鎮戌軍中；或以蒙古、漢人、南人建立新的軍府，管領新附軍人。每當有戰事發生，首先調發各軍中的新附軍出征，其餘則從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經過多年的戰爭消耗和自然減員，新附軍數量日益減少，最後式微。元朝的防衛分宿衛和鎮戍兩大系統。宿衛軍由怯薛和侍衛親軍構成，其中怯薛軍保留自成吉思汗創立的四怯薛番直宿衛，常額在萬人以上，元朝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或其後人充任怯薛長。在戰爭中，怯薛則是全軍的中堅力量，被稱之為「也客豁勒」統領，隸屬於樞密院。南方以蒙古軍、漢軍、新附軍共同駐守，防禦重點是江淮地區，隸屬於各行省。鎮戍諸軍，有警時由行樞密院統領，平時日常事務歸行省，但調遣更防等重要軍務則歸屬樞密院決定。元朝水軍原是為了元滅宋之戰而準備，1270年命劉整建造大量水軍。襄樊之戰時元朝水軍與陸軍協同包圍襄陽，攻下後降將呂文煥又率元水軍與河岸陸軍協同於丁家洲之戰擊潰南宋水軍精銳，至此領有全部長江水域。而後張弘範又率元朝水軍渡海南下追擊南宋海軍，最後於崖山海戰包圍殲滅之，元朝水軍在滅宋之戰有重要的功能。元朝融合了南宋和阿拉伯航海技術，使海軍技術更加成熟，然而在對外戰事中，元日戰爭與元爪戰爭均以失敗結束，而且對日戰爭兩次均被颱風所毀，只有對占城的戰役獲勝而已。人口.早在蒙古時期，北方人口就不斷的南逃，總人數約佔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這種現象到惠宗時都還持續發生，元廷屢禁而不能止。在大蒙古國征服金朝期間在戰地進行了大規模屠殺和掠奪。隨後的瘟疫與饑荒導致東亞地區大量人口消失，其中又以金朝的華北和南宋的川陝四路十分嚴重。這是導致“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發生的重大原因。1234年3月9日金滅亡後，華北地區約有110萬戶與600萬人，只有1208年的金朝人口5353萬的13%。蒙古宋戰爭期間，南宋境內因戰爭總計消滅了大約1500萬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陝四路地區。1279年元軍完全剿滅四川的抗元勢力後，在1280年的戶口調查僅為9萬餘戶與50萬餘人，只有1231年蒙古入侵川陝四路地區前的4%。大蒙古國時期有過兩次戶口統計，先有1235年窩闊臺汗推行的乙未籍戶，獲得華北地區如燕京全國發生多次大規模的災荒饑饉疾病和瘟疫，最終促使紅巾軍起義爆發。紅巾軍起義之後又造成人口大量減少。明太祖建國後論到：「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元代戶口統計並不是準確，無法涵蓋的人口包括逃戶、因土地兼併而蔭蔽的隱戶、流民以及私屬人口等。朝廷不納入戶口統計的人口包括：嶺北等處行中書省、雲南等處行中書省、西南土司地區和宣政院轄地的居民；蒙古諸王、貴族、軍將的大量私屬人口、穆斯林、黨項人、女真人與契丹人等，促成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四等人制」.有說法認為由於蒙古人與漢人的人數比例極不平均，元廷為了保護蒙古人地位，主張蒙古至上主義，對於不同族群之間形成相對禮遇或相對受限的不同待遇，其優先順位的排序先後為蒙古人、色目人。「九儒十丐」.有說法認為「九儒十丐」是元朝的定製，顯示出在蒙古統治下儒士在社會的下等地位。此「九儒十丐」的說法來自南宋遺民謝枋得，其〈送方伯載歸三山序〉雲：「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及同樣是南宋遺民的鄭思肖〈大義略序〉曰：「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但因其政治立場，並不能完全盡信，或作為元朝儒士社會地位低下的佐證。中外史學界已有學者對元代儒士的地位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否定了元代儒人地位低落的說法。經濟.元代經濟呈現多元格局，經濟活躍發達，大致上以農業為主，有學者認為其整體生產力雖然不如宋朝，但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蒙古人原來是遊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度。蒙金戰爭時期，大臣耶律楚材建議保留漢人的農業生產，以提供財政上的收入這個建議受到鐵木真的採納。窩闊臺之後，為了鞏固對漢地統治，實行了一些鼓勵生產、安撫流亡的措施，農業生產逐漸恢復。特別是經濟作物棉花的種植不斷推廣，棉花及棉紡織品在江南一帶種植和運銷都在南宋基礎上有所增加。經濟作物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使當時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某些方面滲入了商品貨幣經濟關係。但是，由於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一定的限制。由於蒙古對商品交換依賴較大，同時受儒家輕商思想較少，故元朝比較提倡商業，使得商品經濟十分繁榮，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為了適應商品交換，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然而因濫發紙幣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商品交流也促進了元代交通業的發展，改善了陸路、漕運，內河與海路交通。農業.農業方面，宋真宗時推行的占城稻在元朝時已經推廣到全國各地。1260年，進一步設立專掌農桑水利的「司農司」，並任命左丞張文謙為卿。1289年，元廷設定了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省木棉提舉司，年徵木棉布十萬匹。1296年復定江南夏稅折徵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種植的普遍及棉紡織業的發達。到了公元1329年，農業生產繼續發展，南糧北運已多達三百五十多萬石，說明這一階段糧食生產的豐富，經濟作物也獲得較大發展。江南地區早在南宋時已盛產棉花，北方陝甘一帶又從西域傳來了新的棉種。在當時，茶葉、棉花與甘蔗成為重要的三大經濟作物。元朝水利設施以華中、華南地區比較發達。元初曾設立了都水監和河渠司，專掌水利，逐步修復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陝西三白渠工程到元朝後期仍可溉田七萬餘頃。所修復的浙江海塘，對保護農業生產也起了較大作用。元朝農業技術繼承宋朝，南方人民曾採用了圩田、櫃田、架田、塗田、沙田、梯田等擴大耕地的種植方法，對於生產工具又有改進。關於元朝的農具，在王禎的《農書》中有不少詳細的敘述。元世祖為了清查土地徵收賦稅曾實行過土地所有者自報田地的經理法，由於未能確實執行，1314年元仁宗又派大臣往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實施經理法，但實施結果仍然弊端極多，人民紛起反抗，以至仁宗不得不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最後不了了之。元朝土地仍可分為官田和私田兩種。官田主要來自宋、金的官田，兩朝皇親國戚、權貴、豪右的土地，掠奪的民田，以及經過長期戰亂所形成的無主荒地。元廷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分作為屯田，一部分賞賜王公貴族和寺院僧侶，餘下的則由政府直接招民耕種，收取地租。其屯田的數量極大，遍及全國，其中以河北、河南兩省最多。其中民屯是役使漢人屯墾收租，軍屯則分給各軍戶，強迫相當於奴隸的“驅丁”耕種。私田是蒙古貴族和漢族地主的佔地以及少量自耕農所有的田地。元朝以大量土地賞賜寺院，例如1316年元仁宗曾賜給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華嚴寺百頃。元朝也有一定數量的自耕農，然而地位很低下，生活十分困苦。畜牧業.元朝的畜牧政策以開闢牧場，擴大牲畜的牧養繁殖為主，尤其是孳息馬群。畜牧業發展趨勢不穩定，由元世祖時的盛況漸漸趨向衰退，到了元惠宗時，畜牧業的衰敗更為嚴重，其原因最大的是自然災害。元朝完善了養馬的管道，設立太僕寺、尚乘寺、群牧都轉運司和買馬制度等制度。元朝在全國設立了14個官馬道，所有水草豐美的地方都用來牧放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連怯呆兒，週迴萬里，無非牧地。元朝牧場廣闊，西抵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凡屬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當時，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區的優良牧場，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江南和遼東諸處亦散滿了牧場，早已打破了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的界線。內地各郡縣亦有牧場。除作為官田者以外，這些牧場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奪取民田而得。牧場分為官牧場與私人牧場。官牧場是12世紀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發展形態，也是大汗和各級蒙古貴族的財產。大汗和貴族們透過戰爭掠奪，對所屬牧民徵收貢賦，收買和沒收所謂無主牲畜等方式進行大規模的畜牧業生產。元朝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場，安西王忙哥剌，佔領大量田地進行牧馬，又擴佔旁近世業民田30萬頃為牧場。雲南王忽哥赤的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在農家宿食，室無寧居。1331年以河間路清池、南皮縣牧地賜斡羅思駐冬。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雲：今王公大人之家，或佔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可見，當時蒙古貴族的私人牧場所佔面積之大。嶺北行省作為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為了維護諸王、貴族的利益和保持國族的強盛，元帝對這個地區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畜牧業是嶺北行省的主要經濟生產部門，遇有自然災害發生，元朝就從中原調撥大量糧食、布帛進行賑濟，或賜銀、鈔，或購買羊馬分給災民；其災民，也常由元廷發給資糧，遣送回居本部。元帝對諸王、公主、后妃、勳臣給予鉅額賞賜，其目的在於鞏固貴族、官僚集團之間的團結，以維持自己的皇權統治。皇帝對蒙古本土的鉅額賞賜，無形中是對這一地區畜牧業生產的投資。手工業.元朝手工業生產也有些進步，絲織業的發展以南方為主，長江下游的絹，在產量上居於首位，超過了黃河流域。元朝的加金絲織物稱為「納石矢」金錦，當時的織金錦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用片金法織成的，用這種方法織成的金錦，金光奪目。另一類是用圓金法織成的，牢固耐用，但其金光色彩比較暗淡。棉紡織業到宋末元初起了變化，棉花由西北和東南兩路迅速傳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關中平原。加上元朝在五個省區設定了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可見長江流域的棉布產量已相當可觀。但當時由於工具簡陋，技術低下，成品尚比較粗糙。1295年前後，婦女黃道婆把海南島黎族的紡織技術帶到松江府的烏泥涇，提升了紡織技術，被尊稱為黃娘娘。元朝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礎上又有進步，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產品。青花瓷器，造型優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造船業十分發達，還有起碇用的輪車，並已經使用羅盤針導航。元朝的印刷技術，又比宋朝更有進步。活字印刷術不斷改進，陸續發明了錫活字和木活字，並用來排印蒙文和漢文書籍。自1276年以來，已使用小塊銅版鑄印小型的蒙文和漢文印刷品，如紙幣“至元通行寶鈔”。套色版印刷術應用於刻書，如中興路刊印的無聞和尚注《金剛經》。1298年王禎用木活字來印他所纂修的《大德旌德縣誌》，不到一月百部齊成，其效率很高。他又發明了轉輪排字架，使用簡單的機械，提高排字的效率。最後他總結成《造活字印書法》。元朝行會組織還有應付官府需索、維護同業利益的作用，其組織的內部還更日趨周密。在元朝，“和僱”及“和買”，名義上是給價的，實際上卻給價很少，常成為非法需索。雖然各行會多由豪商把持，對中小戶進行剝削，但是由於官府科索繁重，同業需要共同來應付官府的需求，同時官府也要利用行會來控制手工業的各個行業。商業.元朝透過專賣政策控制鹽、酒、茶、農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貿易，影響國內商業的發展。可是元朝幅員廣闊，交通發達，所以往往鼓勵對外貿易政策，因而終元之世對外貿易頗為繁盛。元朝的對外貿易主要採取官營政策，並禁止漢人往海外經商。但實際上私商入海貿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終無法禁絕。元代海外貿易輸出入商品，大體上與宋代相同。但奴隸貿易卻有相當規模，販運進口的有“黑廝”和“高麗奴”。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物資交流頻繁，從而促進了商業城市的發展。元朝時臨安仍改名杭州，其繁榮並不因南宋覆滅而衰退多少。由於北方人紛紛南遷，城廂內外人口更加稠密，商業繁榮。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地位重要，水陸交通便利，驛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國內商業中心，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中書省居各行中書省徵收的商稅和酒醋課的第一位，城內中外商民薈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還有古印度等國富商所建的大廈。泉州在宋元時期是東方第一大港，貨物的運輸量十分巨大，泉州的稅收僅次於前朝首都杭州。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軍爆發亦思巴奚兵亂，導致外僑大量撤離，對外貿易中斷而衰。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在原來中都城的東北方建立新城，規模宏大，是全國政治、軍事中心，也是陸路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中心。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廂內外街道縱橫，商肆櫛比鱗次，工商業很繁榮，是世界聞名的大城市。州縣以上的城市，商業比較發達的還有：貨幣制度.元朝為了加強對經濟的統制，因此以使用紙幣為主，鑄造錢幣比其他朝代要少。1260年元世祖發行了以絲為本位的「交鈔」與以白銀或金為本位的「中統元寶交鈔」。1276年，元廷大肆蒐括物資而增發紙幣，並將各路準備金的金銀運往大都，引起物價上漲、紙幣貶值。1280年紙幣貶值為原來的十分之一。1287年物價已經「相去幾十餘倍」了，元廷為了穩定物價在該年發行「至元寶鈔」，和既有的中統鈔並行，對應比率為一比五。1350年元惠宗又發行「至正寶鈔」，但是至正鈔在發行不久後就因發行過量嚴重貶值，引發通貨膨脹、物價暴漲。而民間的日常交易、借貸、商品標價等仍慣用白銀，這時使用的白銀主要是銀錠和元寶。賦稅與徭役.元代的賦稅依舊包括田賦、開採礦產的歲課、鹽稅等。但由於元代商業發達，商稅亦成為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關於元朝的田賦，《元史·食貨志一》說：「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這段話雖然並不確切，但至少說明瞭南北田賦制度的差異。中原田賦的徵收大概始於耶律楚材輔政以後。在這之前蒙古帝國根本沒有賦稅之制。元朝行於江南的田賦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兩稅制。元朝人民還有一項很沉重的財政負擔，即科差，是徭役向賦稅轉化的一種形式。文化.元朝統治中原，對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像遼朝、金朝與西夏等征服王朝，他們為了提升本國文化，積極的吸收中華文化，進而逐漸漢化，然而蒙元對漢文化卻不甚積極。他們主要是為了維護本身文化，同時採用西亞文化與漢文化，並且提倡蒙古至上主義，來防止被漢化。例如他們提倡藏傳佛教高過於中原的佛教與道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長時間沒有舉辦科舉。由於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崩潰。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低下，屬於中下層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頭。這個現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藝術與文學方面則是發展以庶民為物件的戲劇與藝能，其中以元曲最為興盛。思想.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並用的，他們對各種思想幾乎一視同仁，都加以承認與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然而元廷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學，特別是於宋朝形成的理學，更是尊為官學，使得理學得以北傳。元仁宗初年恢復科舉，史稱延祐復科，在「明經」、「經疑」和「經義」的考試都規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釋，影響後來明朝的科舉考試皆採用朱熹注釋。理學在元朝還有一些變化，南宋時期即有調和程朱理學的朱熹與心學的陸九齡等兩家學派的思想，元代理學家大多捨棄兩派其短而綜匯所長，最後「合會朱陸」成為元代理學的重要特點。當時有名的理學家有黃震、許衡與劉因與調和朱陸學的吳澄、鄭玉與趙偕。朱學的後繼者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其道德矇昧主義的特徵日趨明顯。從而把注意力由學問思變的道問學轉向對道德實踐的尊德性的重視，這也促成朱、陸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學的發展，也為明朝朱學與陽明心學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開端。江南統一後，元朝崇尚儒學的政策有新發展，漢蒙官員上書建議興舉和重視學校，於是元政府在推廣有關儒學教育政策的同時，亦更加註意優待和勉勵儒學。從元世祖到元世宗時期，元朝的重視、勉勵學改的政策已經完備。元成宗以後，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歷代皇帝的實行。例如為了維護儒學的正常執行，元世祖於至元二十五年下聖旨：「建立、推廣和發展儒學。元朝的統一對儒學教育向中國邊遠地區的擴散作出了推動作用，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成績。由於元朝由蒙古人所統治，漢族士大夫基於異族統治的考量，在蒙元初期大多分成合作派與抵抗派。合作一派是華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楊奐、郝經與許衡等人。他們主張與蒙古統治者和平共存，認為華、夷並非固定不變，如果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果蒙古統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完全入主中原。他們提倡安定社會，保護百姓，將中華的典章制度帶進蒙元，以教感化蒙古人。另一派是江南南宋遺民的儒者如謝訪、鄭思肖、王應麟、胡三省、鄧牧、馬端臨等人。他們緬懷南宋故國，為了消極抵抗元廷，採取隱遁鄉裡，終生不願意出仕的方式。並且以著述書籍為業，將思想化為書中主旨。到元朝後期，由於元仁宗實行延祐復科，恢復科舉，及第者都感謝天子的恩寵，紛紛願意為元廷解憂。元朝後期國勢大墜，政治腐敗、財政困難，使得當時士大夫如趙天麟、鄭介夫、張養皓與劉基等人紛紛提出各種政治主張，或從弊端中總結經驗教訓。他們大多提倡勤政愛民、廉潔公正、任用賢才等措施。元末民變的爆發使得南方有不少士大夫出於衛身、保鄉、勤王之目的，紛紛組織義兵護國，有些士大夫甚至捨身殉國。在明朝建立後，部分元朝遺老紛紛歸隱不出。文學、史學與語文.元朝文學以元曲與小說為主，對於史學研究也十分興盛。相對的元朝的詩詞成就較少，內容比較貧乏，但文以虞集為長，詩以劉因為著。明朝王世貞說“元無文”，但敘事文學如戲曲、小說第一次有主導地位。元朝使華北誕生元曲，江南則出現以浙江為中心的文人階層，孕育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長篇小說，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楊維楨、倪瓚等人，在城市發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元曲分成散曲與雜劇，散曲具有詩獨立生命，雜劇則具有戲劇的獨立生命。當時城市經濟興盛，元廷不重視中國文學與科舉，當時社會提倡歌舞戲曲作為大眾的娛樂品，這些都使宋、金以來的戲曲昇華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體詩，也是元代一種新的韻文形式，以抒情為主，主要給舞臺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單獨唱也可以融入歌劇內，與唐宋詩詞關係密切。；雜劇是元代的歌劇，產生於金末元初，發展和興盛於元代至元大德年間。根據《太和正音譜》中所記，大約有五百三十五本，創作十分巨大而輝煌。元朝後期，雜劇創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強與溫州發揚的南戲的交流，到元末成為傳奇，明清時發展出崑劇和粵劇。當時散曲四大名家有關漢卿、馬致遠、張可久與喬吉，有名的《南呂‧一枝花》刻劃出一幅秋郊夕照圖，情景交融，色彩鮮明，被稱為「秋思之祖」。雜劇五大名家除了關漢卿與馬致遠之外，還有白樸、王實甫與鄭光祖，有名的作品有《竇娥冤》、《拜月亭》、《漢宮秋》、《梧桐雨》、《西廂記》與《倩女離魂》，主要表現社會與生活情況、歌頌歷史人物與事件，強調人物的情感。元曲的興盛，最後成為與漢賦、唐詩、宋詞並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元朝長篇小說源自戲曲說白的平話，這些話本最後寫成書的即是小說，以《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最有名，與明朝的《西遊記》、清朝的《紅樓夢》合稱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敘述三國時期曹操、劉備與諸葛亮等人物，小說通篇精巧敘述謀略，雖與史實多有出入，仍譽之「中國謀略全書」；《水滸傳》一般認為是施耐庵所著，而羅貫中負責整理。其內容講述梁山泊以宋江為首的綠林好漢，由被迫落草，發展壯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現存宋元平話共約八種，包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代的歷史研究也十分興盛。胡三省潛心研究歷史鉅著《資治通鑑》，1286年《資治通鑒音注》全部成編，公認是對《資治通鑑》的注釋最佳者。馬端臨在歷史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著有《考》，記載上古至宋寧宗嘉定末年曆代典章制度的政書，十通之一。蘇天爵、歐陽玄、虞集與趙世延一同編寫的《經世大典》。脫脫主編，由歐陽玄等人編寫《遼史》、《宋史》與《金史》。元朝還有記述大蒙古國立國至窩闊臺汗時期的《蒙古秘史》。元朝的文字與語言方面，一般是通用蒙古語與漢語，然而一些說法認為入聲字最早被認為在元朝官話消失。文字通用漢文與蒙古的八思巴字。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時由國師八思巴根據當時的吐蕃文字而制定的一種文字，用以取代標音不夠準確的粟特語蒙古文字。然而此時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已經析為元朝和四大汗國：蒙古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兒汗國，因此八思巴文一直只有元朝採用，並主要用作為漢字標音符號。元朝滅亡後，仍然推行於北元，到了16世紀末期，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受其他蒙古民族同化，轉而重新採用蒙古文字。宗教.元朝與四大汗國與猶太教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加。由於元朝對境內各種宗教基本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對信仰宗教的問題採取相容並包的政策，甚且優容禮遇之，這種環境自然有利於宗教的傳播與發展。元朝僧人有免稅免役特權，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機為僧，甚至干預訴訟，橫行鄉里，成為元代的一個社會問題。不過，元世祖曾在禮節上歧視伊斯蘭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伊斯蘭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適用於基督教徒。元朝對宗教管制較為寬鬆，使得民間如白蓮教、明教等藉此建立秘密組織，進行抗元起事。各類佛教中以藏傳佛教最為興盛. 藏傳佛教約唐中期自吐蕃傳入唐朝，專以祈禱禁咒為事。漢傳佛教在唐武宗時遭受打擊，宋朝時只剩禪宗慢慢恢復，然敵不過道教與理學。藏傳佛教中，薩迦派，寺院也擁有龐大的產業，部分喇嘛也驕縱不法，危害社會。例如元世祖時，江南佛教總統喇嘛楊璉真珈喜好掘墓，曾挖掘宋朝諸陵與諸大臣墳墓百餘所；包庇平民不輸租賦者，達兩萬三千戶，其餘如奪人產業，姦汙婦女等類之事，更為常見。道教自宋朝即十分興盛，金朝與南宋時期即有全真教、太一教與大道教三派。全真教由王喆創立，主張修孝僅存一之德，然後學道。成吉思汗於西征時邀請全真教道士丘處機西行中亞，十分禮遇他，並且他掌管天下道教。丘處機後來與其弟子李志常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大道教主張苦節危行，不妄取於人，不苟奢於自，從創教教主劉德仁五傳至酈希誠，被蒙哥冊封為太玄真人，掌管教務。太一教以傳授太一三元法籙之術為主，從創教教主蕭抱珍五傳至李居壽時，元世祖興建太一宮，並讓他居之，獲得太一掌教宗師印。然而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元世祖曾命燒去一些「捏合不實」的道經如《老子化胡經》等，然而仍然冊封各派宗師以安撫之。元朝的基督教因唐武宗的禁止而式微，到元朝時基督教再度傳入中國。當蒙古人數度西征時，歐洲頻繁發動數次十字軍東徵，征伐西亞的伊斯蘭教徒，因此歐洲人有意和蒙古結盟，共抗伊斯蘭教徒。貴由汗時，教宗曾派使者到和林見貴由汗；元世祖時聖座又派方濟各會教主由海道抵大都，元世祖同意其傳教，而景教教徒分佈在揚州、杭州、鎮江與泉州等地，最後分佈到華北、西北與西南。然而基督教時常與佛道兩教衝突，方聶兩派也自相牽制。元朝晚期，教宗有意派主教來華整頓教務，然而主事者漠不關心，元朝滅亡後東西交通斷絕，基督教再度式微。猶太教稱為術忽或主吾，猶太人大多定居開封、杭州、大都與和林等城市。由於猶太商人擅長理財，元廷視為財政一。元朝的伊斯蘭教擅長理財，元世祖統一中國後更任用色目人，給予極大的權力。這些都使得伊斯蘭教盛行於中國西部、雲南地區等，部分色目商人也有定居於沿海廣州、泉州、杭州與揚州等地區，漸漸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幾乎覆蓋全國。1357年至1366年間更在福建發生色目軍亂，史稱亦思巴奚兵亂。當時蒙古王公大臣也有信奉伊斯蘭教，其中安西王阿難答更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於元成宗駕崩後擔任監國，並且很有機會繼承為皇帝。如果他擔任皇帝，可能使元朝國教改為伊斯蘭教。藝術.元朝經濟發達，城市文化興起，又因為交通發達，東西文化交流，使得元朝藝術呈現多元化。繪畫方面，文人畫成為主流，著重個人及書法表現，風格與元代強調裝飾的宮廷繪畫迥然不同。元初趙孟頫、高克恭等人提倡復古，回歸唐朝和北宋的風格，並且將書法入畫，創造出重氣韻、輕格律，注重主觀抒情的元畫風格。元朝中晚期以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等元代四大家為主，其中又以黃公望為冠。他們寄託清高人格的理念於繪畫上，以隱逸山水與梅、蘭、竹、菊、松、石等為象徵。黃公望創始「淺降山水」，先以水墨鉤勒皴染為基礎，加上以赭石為主色的淡彩山水畫。由於元人以較乾的筆法在紙上作畫，這不同於宋人繪於絹上。山水畫除了皴法以外，增多擦的效果，猶如中國書法一樣。為了使畫面的上方可以題上詩句，所以故意留出一角，題上自己作的詩句，使詩、書、畫三者合成一體，影響明清國畫至今。元代的花鳥，以錢選最為有名，他學習宋人趙昌的畫風，具有宋人厚重典雅的趣味。其他如趙孟、趙雍、陳琳與劉貫道等均以兼善花鳥出名。元朝書法的核心人物是趙孟頫，他的書法深受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影響，所創立的楷書趙體與唐楷之歐體、顏體與柳體並稱四體，成為後代規摹的主要書體，表現為“溫潤閒雅”“秀研飄逸“的風格面貌。審美觀趨向飄逸的超然之態獲得一種精神解脫有一定聯絡。鮮于樞與趙孟頫齊名，但影響略小，尤其擅長行、草書。與他們同時代的書法家鄧文原則擅長章草，是研習這種古書體不多見的名家之一。康裡巙巙稍晚於趙孟頫，也以草書名世，是少數民族書法家的代表人物。元朝的工藝美術十分發達，在傳統的工藝美術上吸收了藏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對元代工藝美術帶來了新的發展。官辦手工業人材薈萃，技藝精湛，生產出了大量高階手工藝品和消費品，最明顯的如陶瓷工藝、織繡工藝等。元朝瓷器及漆器等實用藝術常有創新。元朝是景德鎮真正馳名的時期，最著名的瓷器即為青花瓷和釉裡紅。受到中東文化影響，瓷器有豐富的藍白色裝飾，中東商人也會訂製大量的龍泉青瓷。元朝也完成許多佛教雕刻，其中，密宗多手佛像顯示蒙古人對尼泊爾、西藏地區藏傳佛教藝術的愛好。銀器工藝家朱碧山知名的銀器的雕造技術也是在此時發展。此外元代也製作生產雕漆工藝品。科技.由於元朝朝廷與社會提倡思想多元，經濟發達提供可靠的物質保證，交通發達與中外交往空前活躍又為吸收世界各地科技創造條件，使得科學技術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天文歷法、數學、農牧業、醫藥學與地理學等方面。中國古代的發明印刷術及火藥等出現了印刷活字盤與火銃等技術，西傳西方後促進歐洲國家的進步。波斯、阿拉伯素稱發達的天文、醫學等成就，也在元朝被大量傳至中國。由於東西貿易的興旺，西域的玉石、紡織品、食品及珍禽異獸等也源源不斷輸入中國。中外的科技交流，促進了各自的科技進步，元朝正好為這種交流提供了比以前歷代都優越的條件。元朝在天文歷法方面十分發達，元世祖邀請阿拉伯的天文學家來華，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學的技術，並且先後在上都、大都、登封等處興建天文臺與回回司天臺，設立了遠達極北南海的27處天文觀測站，在測定黃道和恆星觀測方面取得了遠超前代的突出成就。元朝有名的天文學家有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紮馬魯丁等人。耶律楚材曾編訂有《西征庚午元歷》，1267年紮馬魯丁撰進《萬年曆》，郭守敬等人修改曆法，以近世截元法主持編訂了《授時歷》，《授時歷》於1280年頒行，延用了400多年，是人類歷法史上的一大進步。紮馬魯丁與後來的郭守敬研製出了簡儀、仰儀、圭表、景符、闚幾、正方案、候極儀、立運儀、證理儀、定時儀、日月食儀等十幾種天文儀器，當時在天文臺裡工作的還有阿拉伯天文學家可馬剌丁、苫思丁等人。回回司天臺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仍由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裡月實等修定歷數。元朝數學湧現出了一批傑出數學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朱世傑及其《算學啟蒙》、《四元玉鑒》；李冶提出的天元術，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新成就。算盤在元代也初具規模。元代的農業技術主要可見於《農桑輯要》、《王禎農書》與《農桑衣食撮要》等三部書。《農桑輯要》由元廷主持編纂，全書分七卷十篇，對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飼養做了總結，並儲存了大量古農書資料，對推廣農牧業技術，指導農牧業生產有重要作用。《農書》為著名農學家王禎所著，，全書分“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總結了古代的農業生產經驗，又介紹了當時的新技術，是繼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之後又一部重要的農業科學著作。王禎認為要不違農時、適時播種、因地制宜、及時施肥、興修水利才是取得農業豐收的保證，其中關於棉桑種植具有現實意義。《農桑衣食撮要》為魯明善所著，此書重在實用，按月記載農事活動，特別還涉及到遊牧生產，可補《農桑輯要》及其它古農書之不足。醫藥學方面，史稱金元四大家中有兩位生活在蒙元時期。李杲師承張元素，強調補脾胃，創立了“補土派”，著有《脾胃論》、《傷寒會要》等。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發展劉完素火熱學說，主張以補陰為主，多用滋陰降火之劑，後人稱其為“滋陰派”，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等書。外科骨傷科方面成就更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與骨折復位手術上有創新。薩德彌實的《瑞竹堂經驗方》很註意北方的寒冷氣候及蒙古族遊牧生活實際，有不少治療骨傷及風寒濕痺的方劑，有的時至今日仍為醫家所使用。元廷太醫忽思慧的《飲膳正要》反映了當時國內各少數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飲食文化交流。地理學方面《元一統誌》的編纂、河源的探索、《輿地圖》的問世及大批遊記類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統誌》由政府主持，紮馬魯丁、虞應龍具體負責。該書對全國各路府州縣的建置沿革、城郭鄉鎮、山川裡至、土產風俗、古跡人物均有詳細描述，具有較高史料價值。1280年元世祖命女真人都實探求黃河河源，認為星宿海即河源，比較接近實際。潘昂霄還據此撰成《河源誌》。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華北、華東、中南等廣大地區地理形勢，元一統誌》等地理學著作，以“計裡劃方”法，繪製成《輿地圖》，成為元朝地理學及中國地圖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遊記類地理學著作有耶律楚材《西遊錄》，李志常整理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汪大淵《島夷誌略》等，對元朝國內外的地理地貌、風土人情、貿易來往等頗多描繪。交通.元代水陸交通的發達，使中外交往範圍空前擴大。當時，東西方使臣、商旅的往來非常方便。元人形容說：“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裡者如出鄰家。”同時代的歐洲商人也說，從裡海沿岸城市到中國各地，沿途十分安全。這對發展中外各國之間，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元朝與中亞、西亞地區的蒙古勢力保持著來往關係，東西方海運及陸路交通十分暢通，使得西方與元朝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其中主要分陸路和水路兩部分。陸路有發達的驛道，主要遞送朝廷、郡縣的文書。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在西域地區新添了許多驛站。著名的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興都庫什山覲見元太祖成吉思汗時，即曾經過這些驛站。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在遼闊的國土上，建立了嚴密的驛傳制度，使郵驛通訊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元朝的驛路分為三種：一稱帖裡幹道，蒙古語意為車道；二稱木憐道，蒙語意為馬道；三為納憐道，蒙語意為小道。從地區講，帖裡幹和木憐道，多用於嶺北至上都、大都間的郵驛；納憐道僅用於西北軍務，大部分驛站在今甘肅省境內，所以亦稱“甘肅納憐驛”。驛道國內可達吐蕃、大理、天山南北路、蒙古草原，國外遠及波斯、敘利亞、俄羅斯及歐洲其它地區。水路主要指河運和海運。河運方面元代鑿通了南起鎮江、北達大都的大運河。其中從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段，從淮安經揚州入長江的揚州運河段，大體是隋代運河舊道。元世祖以郭守時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印度、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甚至達到非洲的索馬利亞亞。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時期隨從他的父親和叔叔來到中國，在其口述並由魯斯蒂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描繪出元朝中國的繁華景象。社會.元代社會因思想多元化、商業經濟發達與交通便利，使得元帝國的強盛，是東亞地區的富裕大國，在歐洲人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盛況。隨著理學影響的下降，長期以來壓在人們心頭的封建禮教的磐石隨之鬆動，下層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視禮教違反封建倫理的舉動越來越多，以至王惲對宣揚禮教的做法，發出了「終無分寸之效者，徒具虛名而已」的慨嘆。孔齊言道：「浙間婦女，雖有夫在，亦如無夫，有子亦如無子，非理處事，習以成風。」。在此說明元朝社會的價值觀念在變化，說明元代文學作品出現眾多違背封建禮教的人物，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於元帝對科舉的輕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從而也就擺脫了對政權的依附。他們作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存在，透過向社會出賣自己的智力創造謀取生活資料，因而既加強了個人的獨立意識，也加強了同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階層的聯絡，他們的人生觀念、審美情趣，由此發生了與以往所謂「士人」明顯不同的變化。至於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原本純粹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早期社會中的婚姻以外婚、仇家禁婚、無倫理上限制為主。他們有傳統的婚禮習俗，但在統一中國後，由於蒙漢通婚，以及漢化的影響，部分也採漢禮。五代與宋遼金夏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