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

東亞病夫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詞語之一。最初出自英國人之手，乃是化用英語中的常見表達，用於批評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後在清末民初的救亡運動之中，經梁啟超等人的曲解與宣傳，加入「進化論」與民族主義的因素，並往往虛構出於外國人之口，用於指代中國人身體質素低下，以鼓舞同胞，成為激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典型用詞。歷史.由來.「東亞病夫」一詞最早出現為“東方病夫”，出自當時上海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國人，批評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晚清政府。西方人用“Sick Man of ××××”批評很多政府，如19世紀中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波斯，而當時大概位於現今德國的德意志帝國因為基於在19世紀末內政及外政問題不斷也曾經被批評是歐洲病夫，而新華網指出，晚清西方世界將中國稱作“病夫”，也有嘲諷中國人因吸食鴉片導致的“面黃肌瘦”有關。另一篇同樣刊於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將中國比喻成病人，作者則自居為醫師，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文章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等為主題，系統講述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財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實際上，歐洲人認為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批評中國髒亂與醫學落後，他們卻很少說中國人體質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國醫師認為，中國人在如此惡劣環境還能生活，表現出強大的免疫力，身體勇健。演變.1903年前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曲解西方的“中國病夫論”的內涵。梁啟超在《新民說》第一次用“病夫”這個本身西方只用來批評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政府的名詞來形容所有的中國人，說：“夫中國一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新民說》一發表，用“病夫”來形容中國精神落後、麻木不仁，也成為輿論界的時髦。1903年，陳天華寫作《》，就說：“外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1905年，小說《孽海花》出版，其作者曾樸即公開署名“東亞病夫”；此書風行一時，是當時頂尖的暢銷書，“東亞病夫”一詞也迅速流傳開來。事實上，曾樸本人使用“東亞病夫”來自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本人的身體不好。此後，中國人自己將“東亞病夫”與國民體質問題糾纏到一起，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中國人自己扣自己的帽子。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東亞病夫”從來就是外國人對中華兒女的蔑稱。許多中國人對“東亞病夫”一詞的理解是清末中國人吸鴉片導致身體瘦弱，所以遭外國人輕視，也近似於人們所說的“鴉片煙鬼”；現代也有中國人也將嚴重二手菸害、空氣汙染及黑心食品視為東亞病夫再現。曾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在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十一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參加近三十個比賽專案，代表團共140餘人。後來在所有的參賽專案中，除撐杆跳選手符保盧進入複賽外，其餘的參賽人在初賽就已經被遭淘汰，中國奧運會代表團全軍覆沒。這些中國運動員在回國途經新加坡時，當地的報刊上發表了一幅外國人諷刺又嘲笑中國人的漫畫：在奧運五環旗下，一群頭蓄長辮、長袍馬褂、形容枯瘦的中國人，用擔架扛著一個大鴨蛋，題為“東亞病夫”。但新華網認為，此故事也有若干可疑之處。第一，至今尚未有人找到1936年中國人在新加坡看見的那幅漫畫，所以這個故事只能算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說。第二，漫畫上畫著一個“碩大無比”的鴨蛋，但外國人並不會像華人一樣用“鴨蛋”來形容“零”字。且除了1896年一篇英國人的文章以及1936年一幅據說是外國人畫的漫畫以外，沒有看到其他外國人用“東方病夫”或“東亞病夫”來侮辱中國人的資料。普及.日後“東方病夫”成了中國人常用的詞彙。1918年的一本《中國體育史》的序言中：“我國右文左武，相沿千載，積弱既形，遂稱東方病夫之國。喧騰寰區，恥孰甚焉！近十年來，國民迷夢漸覺，始省重文之習，不足為治，於是結社設會，研究體育。”1920年代中國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描寫，一位俄國大力士說：“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鄙人當時不甚相信，嗣遊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提出：“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又不講衛生……但是，經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郭沫若亦有《全運會閉幕》詩云：“中華兒女今舒暢，東亞病夫已健康。”此詞也用在中國反日情緒上。在李小龍電影《精武門》和亞洲電視的《大俠霍元甲》、《精武門》等功夫影視劇，對日本人蔑稱中國人“東亞病夫”這一謬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虹口道場的日本人派人來公祭霍元甲，送上「東亞病夫」牌匾。而當時陳真不甘國民被侮辱，瞞著眾師兄弟，獨自將橫額送回虹口道場，以一敵多，以迷蹤拳及雙節棍打敗日本人；並且在公園內凌空踢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告示牌。但情節卻是虛構杜撰。當在國際運動賽事獲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媒體有時也會出現「拋棄了東亞病夫」、「把東亞病夫的帽子徹底甩到太平洋裡去了！」等字眼，作為對運動員的讚美與愛國心的表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在《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提出幾點解釋。首先，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引介到中國，宣稱適者生存的鬥爭不只存在於個體之間、也存在民族之間，於是個人身體強弱和民族興衰直接關聯上。此外，傳教士與改革人士倡議禁絕鴉片與廢除纏足，於是中國人的身體問題就和「病夫」一詞直接連上。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救亡，不但求助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也求助於民族主義，創造出“中華民族”的概念，而且還創造出“炎黃子孫”這一“同宗同種”的意象。「東亞病夫」其實是中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汙名化。隨著民族主義的日漸高漲，被刻意闡釋成西方對中國人體質的侮辱的“東亞病夫”，也終於普及到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其他地區.21世紀初，俄羅斯遠東地區被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國家利益》稱為“亞洲病夫”。2020年《華爾街日報》事件.2020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由替巴德學院所撰寫的評論文章，標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章評論了COVID-19疫情暴發後中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狀況。該文刊發後受到海內外華人的廣泛批評，大多數批評聲音出現在中國國內網站上。2月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點名批評文章作者，指他「應為自己的傲慢、偏見和無知感到羞愧」。2月10日，當日的發言人耿爽再次批評此事，指文章「貶低了中國抗擊疫情的努力」、報社編輯為該文章加上「具有種族歧視性和聳人聽聞標題」，是「違背客觀事實又違反職業道德」，要求《華爾街日報》道歉並查處相關責任人。2月8日，本文章的內容作者米德發表推文對標題表示反對，表示「爭論文章內容找作者，爭論文章標題找編輯。」，拒絕就該文章置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種族研究教授凱瑟琳·塞尼扎·蔡說︰「主流媒體發表這種觀點會引發更多的恐懼和焦慮，以及增加對全世界對華人和其他亞洲人的敵意」。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的社會學家兼副教授Anthony Ocampo也批評標題以非人性化的方式描述了此次疫情，對在美的400萬華裔美國人有情感上的影響。2月19日，中國宣佈吊銷《華爾街日報》三位駐華記者的記者證，並限定他們5天內離境。BBC認為這是中國不滿華爾街日報回應的反制措施，同時指出這類驅逐情況已多年沒有出現過，現今情況是中美兩個超級大國抗爭的最新表現。《華爾街日報》稱"Sick Man of xx"是英語中慣用片語，該詞不含有任何種族歧視的意味，屬新聞自由，並曾用於包括英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道瓊斯執行長兼《華爾街日報》出版商威廉劉易斯在一份宣告中表示，他對中國的決定「深感失望」，強調《華爾街日報》的新聞與社評的編輯是分開獨立的，被驅逐的三名記者並未參與其中，促請中方恢復三名記者的簽證。威廉劉易斯也表示，《華爾街日報》的社評頁面會定期釋出不同人物同意或不同意的文章，但無意用文章的標題冒犯他人。然而，這顯然引起了中國人民的不安和擔憂，對此感到遺憾。《華爾街日報》報導原因表示，中國官員們開始將一些記者的簽證期限縮短到六個月或更短，顯然是為了報復個人或其新聞機構的報道，因為近幾個月來，北京試圖控制對香港反政府的抗議活動中親民主派立場的媒體，而中國還嚴厲打擊了有關冠狀病毒暴發的報道。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評論，這是中國當局恐嚇外國新聞機構的極端而明顯的企圖。同時還有媒體認為，中國驅逐《華爾街日報》的三名記者實際上是對2月18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將五家中國主流官方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一事做出的報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隨後發表宣告稱「對中方驅逐《華爾街日報》3名記者表示譴責，中方不應限制言論自由」。2月20日，《華爾街日報》的53名記者和編輯向高層發出聯名信，要求考慮修改標題並道歉。新聞主編馬特·默裡(Matt Murray)似乎認同該聯名信的內容，但表示由於《華爾街日報》在關聯新聞板塊和觀點板塊的嚴格區分，他做不了什麼。《華爾街日報》發言人史蒂夫·塞弗林豪斯發表聲名強調，《華爾街日報》的立場沒有改變，表示理解員工及其家人在中國處理冠狀病毒和同事被驅逐的極端挑戰，將就這些擔憂進行公開對話，並繼續推動撤銷針對記者的不公平行為，並恢復他們的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