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

帝辛，子姓，殷氏之始，名受，一名受德，後史隨從周人稱他為紂王、商紂王、殷紂王，是“大邑商”最後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生平.幼年.帝辛高大威猛，力大無窮，自幼聰敏過人、反應敏捷，智謀足可使人拒絕規勸，言辭足可文過飾非。《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 《史記·》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繼位.武王伐紂.公元前1046年七十-{裡}-外的牧野與商軍交戰，商軍倒戈而前軍攻擊後軍。商軍因而大敗，史稱牧野之戰。周軍隨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勢已去，便登上鹿臺，穿上寶玉衣，以縱火自焚的方式獻祭了自己，商朝就此滅亡。帝辛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帝辛死後，葬於淇水之濱。周武王征服商朝之後，改封其子武庚為諸侯，令其統治朝歌一帶，又派三個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監視其舉動。考古研究.考古學者認為，殷墟遺址的1567號墓是為帝辛修建的墓，但因為紂王最終於鹿臺自焚而未能入葬。周朝滅商以後，紂王與夏桀一起被當作是暴君的典型，不過近年以來有不少人對此提出懷疑。關於比干之死，夏商周斷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點。如比干以諫言而死是到春秋時期才有紀載，被商紂王所殺和挖心則是戰國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現的說法，距離商末已相隔甚遠；《楚辭·天問》則認為比干是投水而死。諸多明，隨著歷史推演，對紂王行為的描述顯得越來越殘暴，新增的情節也越多，炮烙之刑詳細紀載為夏桀發明，後不知怎麼也成了紂王，不能排除後人醜化的可能。《史記》記載，帝辛“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又說他“好酒淫樂，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韓非子·喻老》亦有記載：“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亦云“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帝王世紀》記載，帝辛在位期間，西伯的嫡長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質，當時負責替帝辛駕車。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殺了伯邑考，並將他做成了肉羹賜給西伯昌，並說：「聖人應當不會吃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後還是吃了肉羹。帝辛評價說：「誰說西伯昌是聖人？吃了自己兒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在眾多，帝辛是一個實行炮烙之刑，濫殺無辜，開設酒池肉林，窮奢極侈的昏暴之君。他與夏桀並論，在中國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詞。這一段歷史，後人加上想像，寫成了《封神演義》。成語有“助紂為虐”。對暴虐記載的質疑.早在古代，就有少數學者對桀紂的罪狀持懷疑態度，例如東漢的王充在《論衡》中就認為“酒池肉林”之說並不可信，南宋的羅泌在《路史》中也認為桀紂的罪狀大多相似，而梳理各類認為存在增衍、誇大的情況。隨著對商周時期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甲骨文、青銅器等地下史料的發掘出土，近現代學界質疑帝辛“暴虐”記載的聲音越來越大。據考證，在西周時期的，所宣揚的帝辛的形象雖然負面，但卻並沒有實質殘暴的內容，《尚書·牧誓》中列舉的商紂王的罪狀只有六條，分別是聽婦人的話、不用親戚為官、任用逃犯為官、不認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也認為商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將領酗酒誤事。而對於這些罪狀，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來越多見，用於祭祀的器物則越來越少見，明顯有“薄葬化”的趨勢，且從祖甲實行周祭改革以後，更多采用穀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漸越來越少，祭祀儀式流程也愈發簡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較少見。此後周人作為後進性民族，吸收並繼承了商人和東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習俗，又由於神道設教的需要，人祭人殉習俗仍然在各個諸侯國保持了數百年以上，因此商紂王不認真祭祀在當時背景下反而是比較進步的表現，而周人自然會指責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棄厥肆祀，弗答”。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現為自然性，周代出於神道設教祭祀天帝，因此清華簡《系年》第一章會指責商紂王“不恭上帝”。雖然殷周時代都存在由婦女擔任的官職，如「世婦」可掌管祭祀、賓客等禮儀，受國君尊崇，但據陳曦、張懋鎔、王奇偉、王暉、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謝乃和等眾多學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體地位相對於商朝大幅下降，主張“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相對將婦女被排斥于軍政事務之外，並開始趨於倫理保守和禮教束縛，這是《尚書·牧誓》中周武王指責商紂王“惟婦人言是用”、“牝雞之晨”的緣由，同樣也是後世儒家排斥性開放的“鄭衛之音”並將其視為“紂俗”的原因。商代方國聯盟為主的制度下，政治組織不甚嚴密，儘管商代存在管理、徵集兵眾之行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眾”之句，但整體政治組織形式仍較為鬆散，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國，別國逃犯有時則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組織嚴密，如《周禮》有“司民”之官，“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實行“有亡荒閱”，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將抓到的逃犯歸還給各國，因此獲取了部分西土諸侯的支援，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責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不用親戚為官則是商紂王打擊守舊派貴族的手段，酗酒則是商朝一直以來的傳統。“天命”則是爭議較大的話題，部分學者如晁福林等認為商朝並沒有後世的決定朝代興亡命運的“天命觀”，《商書》中的“天命”實際上是“祖宗之命”，按這種理解則是帝辛雖然不認真祭祀祖先，卻始終相信祖先的在天之靈不會棄絕自己。顧頡剛等疑古派學者認為，後世有關於商紂王的罪狀經歷了一個“古史不斷層累”的過程，越是晚的時代，其罪狀就越多越詳細。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古史累積”的爆發期，諸子百家和遊士說客不瞭解歷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雜談的舉例論證中，把作為前朝亡國之君的商紂王當成一個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為了宣揚“惡有惡報”，相對於西周時期的原始給紂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狀，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醬、剖割孕婦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簡中的《容成氏》作為成作年代相對較早的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種低階趣味的遊戲而非酷刑。“剖割孕婦之胎”也是《詛楚文》中秦王宣稱的楚懷王的罪狀，可見這只不過是戰國時期常見的扣給敵人和亡國之君的一種帽子。“把人剁成肉醬”的醢刑在戰國秦漢時期也是常見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當時的寓言雜說中加到商紂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纏子聲稱“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這是將晉靈公的罪狀張冠李戴到作為亡國之君的“桀紂”的身上。因此，《列子·楊朱》中說“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對於比干之死，《楚辭·天問》則認為比干是投水自盡。到了漢代以後，統治者繼續把帝辛作為反面形象宣傳，經過千年積毀，商紂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中國大陸持“殷商奴隸社會說”的歷史學者中，有一部分會以牧野之戰“奴隸倒戈”的說法作為論述“商紂王殘暴”之論據。而主張商朝非奴隸社會的學者，例如無奴學派、西漢封建論者和魏晉封建論者，無人贊成“奴隸倒戈”的說法，通常認為是反對帝辛的守舊派貴族帶頭發起的叛亂。根據《左傳》等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飛廉出使北方，對中國古代的統一與各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有過一定貢獻。《詩經·商頌·玄鳥》：“武王靡不勝。”《詩經·商頌·長髮》：“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郭沫若認為這裡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愛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相關文物.帝辛時期的青銅器有很多，例如現存於北京故宮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別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時鑄造的青銅器。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這個人物，據銘文記載，他協助帝辛進行了祭祀，帝辛賞賜了他貝幣。除此之外還有作冊般青銅黿、版方鼎、宰虎角等等。從當時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冊般為帝辛時期的史官。評價.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裡，在當時的特定語境下，曾將武王伐紂類比於此時的人民解放戰爭。但到了1958年11月，毛澤東在閱讀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後的談話中又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後世創作.紂王也是明代文學小說《封神演義》中的一個登場人物，在該小說中也稱他為“壽王”。影視錯誤.“紂”是周朝統治者給的諡號，影視作品在他活著的時候稱他為“紂王”，但當時帝辛還沒有死，不可能用周朝統治者給他的“諡”。《逸周書·諡法解》記載諡法起源於周公旦。總之，在商紂王帝辛時期，諡號還未流行。另外，《牧誓》中記載的周武王牧野之戰時發表的檄文，裡面稱呼帝辛為“商王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