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查主義

霍查主義，是以原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的名字命名的政治理論體系。歷史.1970年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霍查強烈反對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認為該理論是“階級鬥爭熄滅論”。霍查還認為毛澤東同美國改善關係的做法是投靠美國，反對蘇聯，聯合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機會主義的行為。霍查還不點名批評毛澤東在安哥拉內戰中，向美國、南非支援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提供軍事援助以及“勾結”鐵托、蒙博託、皮諾切特、佛朗哥等人的做法，認為“自稱‘世界人民的紅太陽’的人，卻極其無恥地背叛了世界人民，這充分暴露出了其企圖做所謂‘第三世界’霸主的赤裸裸的修正主義反動本質”。毛澤東去世後，中阿兩黨矛盾逐漸公開化，國際反修正主義運動分裂。1978年，霍查公開發表理論著作《帝國主義與革命》，猛烈批判各種“修正主義”，尤其是毛主義，標誌著霍查主義的形成。霍查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還認為當時的蘇聯、中國、南斯拉夫是三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霍查還標榜1978年後的阿爾巴尼亞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霍查主義者自認為他們堅決保衛了斯大林的事業，真正繼承了斯大林主義，猛烈抨擊其它共產主義思潮為“修正主義”。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曾經成功吸引了很多國家的毛派政黨轉向霍查派，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1991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權瓦解後，原來親阿爾巴尼亞的多國霍查派政黨於1994年建立馬列主義政黨和組織國際會議 (團結和鬥爭)，繼續宣傳和實踐霍查主義。1991年5月底，衣索比亞霍查派掌握的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的執政地位一直維持到2019年12月其自我解散，眾多成員黨全部併入繁榮黨，只有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強烈反對解散的行為，並在2020年11月4日與繁榮黨發生內戰；2022年11月2日，衣索比亞政府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在比勒陀利亞宣佈雙方達成永久停火協議，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領導的提格雷防衛軍併入衣索比亞國防軍但其政黨組織依舊保留。主要觀點.霍查主義的政治哲學核心是文化專政理論。該理論認為，只有資產階級徹底撕掉其偽面具時，世界革命才可能不間斷一蹴而就。面對大多數情況，用“陣地戰”形容更確切一些。資產階級能戰勝封建貴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封建貴族沒有實現統一的全球化，力量分散不夠強大，方能各個擊破。面對文化意識形態的垂死嚴控，民族國家的邏輯本能反彈，而這終究打敗不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只有不同的文化而不是不同的民族國家才能產生強大的可用於鞏固已經奪取的陣地和堡壘的力量，由此必然產生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對立。面對資產階級文化意識形態，只有進行無產階級不斷文化民主專政，才是對抗全球化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在霍檢視來，列寧和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分歧是對大民主的態度，即祛魅優先還是民主優先。從人類的發展史考察個人的發展史，就可以得到人的三個可能階段：無魅——偏執——祛魅，正如原始社會——階級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很少有人達到較高程度的祛魅，這很大程度歸功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化專政。當人群整體偏執時，就會出現群眾專政。法西斯主義的產生，群眾專政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只有生活的衝擊能決定性地改變偏執。故祛魅入偏執易，偏執成祛魅難。可以說，偏執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常態。欲實現祛魅，只能依靠祛魅的人或偏執於祛魅的人。列寧靠偏執於祛魅的人解散了立憲會議，建立了第一個以祛魅為使命的國家。科學社會主義就必然是極少數祛魅的人和一部分偏執於祛魅的人，帶領群眾在努力偏執於祛魅的過程中逐漸真正祛魅，方能有實現民主的可能。當今世界無非有三種理性，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和反理性。如果要對理性作一個定義，那麼工具理性即是不需要物質性前提的演繹。價值理性服從於工具理性與直覺，反理性則徹底拋棄了工具理性或鼓吹工具理性的多元化。某種意義上工具理性就是數學，價值理性就是科學。納粹是典型的極端的工具理性，精緻的大屠殺用虛假的理由殺害了真實的他者。紅色高棉是典型的極端的反理性，不精緻的大清洗用真實的理由殺害了虛假的他者。自20世紀以來，工具理性和反理性統治了一切。韋伯作為盧卡奇眼中齊美爾和尼采的中間環節，打著用價值理性反對工具理性的名義代之以反理性。其實，工具理性和反理性在形式上截然相反，但都是對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割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祛魅是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其最終目標是消滅作為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祛魅是單向度社會政治解放乃至人的解放的基礎。祛魅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高於其它意識形態。祛魅的目標，就是實踐一種人的解放的價值理性。但一個很大的悖謬在於，為了實現祛魅，在其實現過程中反而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化，即祛魅的意識形態化，但這很可能是無法避免的。所以祛魅的意識形態化過程中必須增強自我批判與自我反思，不讓自己的思想成為別人純粹的跑馬場。以此為基礎的祛魅的高度意識形態化，應該是灌輸性作用於自發性使之成為自覺性的過程。一方面是列寧所說的祛魅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外部結合，一方面是盧卡奇所說的祛魅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內部統一。這樣的祛魅過程，是過程與結果的統一，是實踐價值理性的可行之路。葛蘭西已經指出，人與實在，勞動工具與目的不能分割，它們要在歷史行動中達到統一。某些救世主義則以意志凌駕於認識之上，形式化地要求理論同實踐的統一。真理不是民粹的，真理是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統一的。真理是近距作用而非超距作用，真理的傳播是一個過程，真理甚至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人民是一切擁護無產階級的人的總和，群眾則是一切非統治階級的人的總和。至於人民群眾，一般指人民。在資本主義社會，群眾比人民多出的就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歷史上，在農民佔多數的國家搞了“群眾路線”，結果“牛鬼蛇神”就跳出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群眾路線”掩蓋了工人階級的進步性和領導性，而“群眾”裡又包含了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這就使階級鬥爭變成了“群眾”和少數“高地位的人”之間的鬥爭。群眾鬥無產階級的例子在歷史上有很多。工人階級是人民的主體。但在一些國家，工人階級是少數。列寧認為，除了僱農以外，其他農民都屬於小資產階級。為了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必須及時完成以下任務，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迅速消滅農民階級，使其轉化為農業工人階級。農業比重工業更重要，農業的發展直接關係到階級基礎。農民的主要成分——貧下中農是小資產階級，它有一定的階級侷限性。《共產黨宣言》中說：“中間等級，即小工場主、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鑑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他們自己原來的立場而轉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成分本應該是以產業工人為主體，這是由它的階級性質決定的，可事實上，黨員中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卻佔有了過大的比例。《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一半的國家，比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應把農業工業化，農民無產化，組建國有農業、漁業等的企業，使農民受僱傭於它們，消滅農民階級，將其轉化為農業工人階級。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一些國家的革命組織已經把旗幟的特徵從錘子與鐮刀改為了兩把錘子。“中國的農民甚至比英國與美國的工人都好”，中國的農民更純潔，革命熱情更高，真的是這樣麼？農民的普遍特徵是，工人生產本身就是個集體，而農業生產偏重個體，農民階級的集體性和工人階級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在農業上，集體化優先於機械化是錯誤的。集體化造成了農民階級地位的提高，加深了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機械化的非集體化要比集體化的非機械化好得多，機械化包括了集體化。社會主要矛盾還沒有發展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封建社會的遺留階級——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資產階級要比農民階級進步，就像奴隸主階級要比原始社會的人們進步。一些發展中國家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時，還沒有完成對小農意識的根本改造，黨的基礎仍是農民階級。所以資本主義復辟時，農民是急先鋒，而工人階級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所以說，把農民改造成無產者，讓第二產業戰勝第一產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第一要務。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重工業、輕工業要發展，但關鍵是農業。只有農民成為了農業工人，才有了發展工業的前提，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是農業國已變為工業國，黨內才能真正實現工人階級為主，工人階級領導。在一個農民階級為主的國家，想加快大規模工業化的步伐，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1968年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革命在進行，基礎卻沒有跟上，仍在用農民階級的進步性去對抗資產階級的進步性，是不可能勝利的，因為根本沒有可比性。沙俄的資本主義發展之所以發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奴制。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民粹主義者，不得不受領導於半奴隸社會的殘餘。而列寧的工人士兵蘇維埃，已經基本消除了舊階級的影響，基本完全依靠工人階級進行了十月革命。列寧在《兩種策略》中寫道：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粉碎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真正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無法把農民消滅為無產者的。農民在生產隊之類的勞動組織裡是按人分活，而不是按活要人。生產隊之類不能說，你去別的地方勞動吧。農民依然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把生產隊當成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地主。在毛時代的中國，城市工人的子女不去工廠反倒要“上山下鄉”，而嚴重的問題正是教育農民。實際上農民階級正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二元對立的褶皺，利用並區別也許是一個好的態度。毛主義的精髓千頭萬緒，匯成一句話，造反有理。不在立而在破，這一點尤其在1968年世界革命中體現出來。學生們只是想要一個新的統治者。革命的問題被歸結為主觀因素如鬥私批修。在《實踐論》《矛盾論》《1964年同康生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毛明確肯定矛盾是關係的本質規律，否定質量互變與否定之否定的重大意義。否定之否定也是一種不僅廣泛而且普遍的思維，不同於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提出的老莊辯證法式的否定之肯定，否定之否定體現出了歷史的維度。這些最終匯成了毛對矛盾的不準確理解。列寧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農民階級，他們認為蘇聯政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打掉農民的惰性，改變他們對土地的依賴，使其“無產階級化”，從而徹底融入現代化的洪流。這和毛澤東形成了鮮明對比。毛澤東在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一文的讀書筆記中認為，斯大林的觀點幾乎是完全錯誤的。最根本的錯誤是不相信農民。這一轉變的理論和政治後果是巨大的。毛的問題在於，他堅持認為鬥爭、分離是高於所有分析或綜合的。用宇宙本體論的術語說就是“對立面的永恆鬥爭”——因此他陷入了簡單的、完全非辯證的、“惡的無限”的觀念的鬥爭中。霍查準確指出了毛對列寧的修正並大聲問道：列寧主義還是毛主義？霍查對三個世界理論的批判.如果把一個國家看作個人，那麼“世界的群眾路線”就是“三個世界”法西斯主義謬論。“三個世界”掩蓋了國家的階級性，把“世界的城市”和“世界的農村”絕對化，過分強調“工人貴族”這一概念。事實上，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由於受教育水平較高，數量更多並更純粹而往往比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更具有革命性。一個典型例子是二戰前後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塔利班阿富汗也是“第三世界國家”，卻比美帝國主義反動多了，相當於“群眾”中反對“工人階級”的“流氓無產階級”。國際共運中則產生了一種“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其高估了民族解放鬥爭的地位。事實上，民族解放鬥爭根本無法與階級鬥爭相提並論，平起平坐。在毛澤東相繼與鐵托、蒙博託、皮諾切特、佛朗哥等人“勾結”後，1975年，毛支援美帝國主義和南非種族主義僱傭軍在安哥拉同古巴軍隊和安哥拉人民作戰成了國際馬列主義者與毛修正主義堅決鬥爭的直接導火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像中國領導人所說的那樣，與存在著敵對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第三世界”一脈相承，與“國王和王子”一脈相承？中國修正主義者稱他們的國家為社會主義國家，聲稱他們把自己納入“第三世界”是為了幫助這個“世界”的人民。這是一種欺詐，他們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擴張目的。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幫助和支援人民的鬥爭，並不需要把世界一分為三，並不需要把自己納入“第三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以階級標準指導自己的立場，幫助人民，幫助無產階級，幫助真正的民主、主權和自由，而不是幫助國王、親王和反動集團統治的國家。幫助那些希望擺脫超級大國枷鎖的人民和民主國家，除非他們也同與超級大國有關的國際壟斷勢力作鬥爭，否則是不可能按照君主專制的統治階級的標準來走上正確的道路的。中國領導人聲稱透過把自己放在這個虛構的“第三世界”中解決了這個複雜的階級問題，但這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與中國領導人的主張相反，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和政府都沒有反對“第一世界”，或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或第二世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趨勢是為解放、革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第三世界的國王、埃米爾與蒙博託和皮諾切特式的反動集團的政府，則不包含在這一行列中。在霍檢視來，世界的劃分應該依賴階級而並非國家，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工人階級是先進的，而第三世界的封建統治階級、法西斯統治階級則是相當反動的。由於毛澤東把中國納入第三世界的範疇之中，這就使得其外交上親近蒙博託、皮諾切特、佛朗哥等發展中國家的極右翼獨裁者，阻礙了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與鬥爭，這也同樣導致了國際上部分毛派組織為了反美卻去支援亞非拉地區比美國更反動的封建保守勢力。由於三個世界理論否定了真理的普適性，從而淪為了“階級鬥爭熄滅論”。中國的“第三世界”與南斯拉夫的“不結盟運動的世界”差不多是一種東西。這兩種“世界”的共同目的是為熄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提供理論基礎，以及儲存和永久化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