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各地的民主、和平、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造成嚴重威脅的論點。概念.中國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上因中國大陸崛起而產生憂慮與質疑的論述，中國崛起後，隨著中國大陸迅速發展，遂導致其周邊國家的利益和國際秩序備受挑戰，威脅包括經濟、軍事、糧食、人口以至太空等領域。有論者指中國大陸專政體制是產生威脅論的主因。中國官方則認為威脅論源於後冷戰時代西方國家用以壓制中國發展的說法。歷史.“中國威脅論”在歐洲由來已久。19世紀後期的“排華浪潮”。當時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勞工利益集團將在美國的華工視為美國主流文化的的“威脅”，於是推動政府分別於1882年和1884年通過了《排華法案》。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特指華人移民，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中共建政之初，美國也曾興起過一陣“中國威脅論”，即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出現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並不看好中國大陸，甚至有人預言中國大陸可能“崩潰”，《明鏡》週刊曾對此表達了“恐懼”：“如果中國人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全世界人都將捱餓。”早期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文化意義上的。由於歐洲在宗教、民主、人權等諸多價值觀上與共產主義中國存在重大分歧，共產主義很難真正獲得歐洲國家的好感。從歷史上看，“中國威脅論”的版本很多，時至當代則集中於反對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有經濟為中國當代經濟一主要部分，融入廣泛的民生當中，「反共」跟「反華」的觀點容或有部分重疊。自2010年起，東南亞多國與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升高，更促使這些國家合作對抗軍力不斷增長的中國。日本、韓國已及東盟各國對中國紛紛採取更加防範的態度，並重新鞏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尋求保護。美國也順勢重新加強了與這些亞洲盟友的軍事互動與同盟關係。根據西方國家的觀察，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展現出極大的野心，尤其在臺灣問題和南海爭議上，態度越來越強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開始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發生地區軍事衝突的風險顯著增加。威脅型別.對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威脅.美國.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不斷增長，根據美國IFs世界GDP經濟預測，中國大陸GDP(國際匯率)將在2030年超過美國。如果該預測屬實，中國大陸則將撼動美國的絕對領導地位。歐洲.歐債危機後，中國大陸的資金大量進入歐洲債券市場，#重定向非洲.臺灣.中國大陸是臺灣電子業出口最大的威脅，2015年隨著中國大陸要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對國家與地區的軍事威脅.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大陸的軍費支出也越來越多，這造成周邊的國家地區以及美國的疑慮。美國.目前中國大陸的軍費僅次於美國，部分人員認為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但中美軍費差距仍然很大，美國軍費比中國大陸軍費高出三四倍，比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加起來還多。日本.東海島嶼的爭端，中日兩國對東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問題產生爭議。日本宣佈釣魚島國有化後衝突進一步增加。臺灣.中國大陸堅持對臺統戰的政策，以及兩岸軍事力量的傾斜，讓臺灣備感威脅。中華民國政府已於1991年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宣佈結束雙方敵對狀態。與臺灣的衝突，特別是1995年至1996年在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公民直接選舉前的95-96臺海飛彈危機，那時剛經過六四事件、千島湖事件的臺灣，具象化中國共產黨威脅論的實在性，使中國的威脅論迄今仍影響臺灣政治。中國共產黨仍堅持一黨執政，有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在北京奧運會後繼續惡化、以及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並部署約兩千枚對準臺灣的飛彈，這些都讓中華民國政府和許多臺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大陸崛起厭惡、警覺及強烈反感。南海.與越南和菲律賓等多國在南海主權上的衝突，使多個國家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與中國存在南海主權衝突的國家有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等。2021年4月24日，歐盟指責中國危害南海和平，歐盟又發布了新政策，增強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以對抗中國崛起的勢頭。糧食威脅.各方態度.時至今日，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在冷戰後，面對中國大陸所形成的威脅感有不同程度的加強或減弱，但“中國威脅論”並未直接的態度，有時甚至不明所以。六四事件後，部分媒體和人士認為，中國大陸當局開始推動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政治宣傳以鞏固政權，相繼推廣《環球時報》等民族主義媒體，對臺灣進行武力威脅，同時快速擴充軍費，竊取各國軍事、經濟機密，對爭議中的海域宣示主權並加強軍事存在。外部觀察家逐步提出中國大陸是一種軍事政治威脅的觀點。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全中國。因此，此處之「中國威脅論」指的是實際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威脅。中華民國政府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開放探親等措施，兩岸關係日趨緩和；但是，首先是中國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千島湖事件等都讓臺灣民眾普遍對中國大陸的觀感不佳。近年來，儘管臺灣歷經對中華民國憲法的修訂，及1991年已終止動員戡亂，中華民國政府已不再視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叛亂敵人，但前者經常以中華民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無法接受的方式談論關於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臺灣民主化、臺灣本土化運動及臺灣獨立運動的看法與立場，並對臺灣展示武力及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原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示，臺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威脅，應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強化與美日同盟、持續建立自我防衛的力量，以維護臺海和平與亞太區域安全。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走向民主，中國大陸民主化一直影響了兩岸的程序跟臺海關係穩定。民主與人權是臺灣最重要的資產，臺灣更應積極的在中國大陸民主程序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雙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礎上，穩定的互惠往來。」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是第一個反駁“中國威脅論”的亞洲領袖。20世紀90年代“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盛行時，馬哈迪曾表示，中國是地區的大國，能夠在地區政治、經濟與安全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因而主張對華務實合作。2012年5月26日，他針對“中國威脅論”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說到：美國.在後冷戰的背景下，1991年12月1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Leslie H. Gelb撰寫題為「Breaking China Apart」。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的對美核武言論曾引起很大的爭議。中國威脅論在新保守主義很流行。他們的想法是，美國有特別責任領導別的國家到一個民主的將來，也覺得美國必須當世界唯一的超權國家。但是在整個的美國保守運動，中國威脅論是有爭議。美國“親商業保守派”反對這個思潮，認為貿易和文化接觸會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有利。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由於中國放棄了“韜光養晦”的策略，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加上在各領域的全面崛起及其帶來的威脅日益增大，美國共和黨的保守派部分親中派轉變了看法，遂建議美國政府逐漸放棄對華的接觸政策，轉而採取強硬策略。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在國內的內政有嚴重分歧和衝突，但皆認為中國威脅美國的軍事、經濟及智慧財產權。參看2018年美中貿易戰。日本.2005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發言「中國正成為威脅」，這是小泉內閣首次有閣員在公開場合提出「中國威脅論」。安倍晉三亦表示，過去20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20倍之多。2017年1月29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稱，日本駐英國大使館每月支付英國右翼智庫1萬英鎊，一些與亨利·傑克遜協會過從甚密的英國國會議員曾被日本政府出資邀請訪問日本，以幫助日本在英國製造及渲染中國威脅論；#重定向印度.中印軍事關係的緊張主要在於對雙方爭議邊界問題，以及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1998年5月，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在印度進行核試驗後，宣揚「中國是印度潛在的頭號威脅」的言論。及後，費爾南德斯本人收回這種說法，表示要和中國友好，但印度軍事部署的加強，被各界軍事家認為是針對中國和巴基斯坦。蘇聯/ 俄羅斯.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後，在蘇聯和世界上就存在著關於中國威脅的論調。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會見赫魯曉夫的時候便提出了“黃禍論”的問題。而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陷入高度緊張狀況，又由於中國繼而實施了動員行為，而蘇聯西伯利亞地區相當地廣人稀、難以防禦，整個蘇聯國內泛起了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恐懼。在持不同政見者的蘇聯知識分子群體中，這種中國威脅論思想也非常普遍，如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寫道：否定觀點.1993年6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會見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時說，中國有限的國防力量完全是為了自衛，是防禦性的。那些散佈“中國威脅”、“中國要填補真空”論調的人，實際上是在挑撥亞洲國家間的關係，妄圖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這是不會得逞的。江澤民在引用了中國古語“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之後說，世界將會看到，中國現在和將來都是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2011年，中國共產黨高階黨政幹部，著作編輯副主任蒯轍元提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的崛起，從日本、臺灣、韓國、美國等鄰國和世界大國便不斷傳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表示出外國人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影響和威脅到本國的利益，試圖透過這種輿論減緩中國的發展速度或在國際舞臺中孤立中國。蒯轍元指出，外國提出“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不外乎有三：2017年初，英國媒體《星期天泰晤士報》報導日本出資渲染中國威脅論，被視為試圖壓制中國發展的一種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