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市

沙市市，通稱沙市因清代沙市下設：一沙、二沙、三沙、四室，故沙市又稱沙室。其中「室」為古入聲字，沙市話遵從「古入聲歸陽平」原則，「室」讀作：[sɨ˨˩˧]，從而造成沙市一詞存在訓讀的現象。故沙市市的正確讀音應為：[sa˥˥sɨ˨˩˧sɨ˥˧]。沙市自古商業發達，民國時期商賈雲集，有著小漢口的美譽。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沙市的工商業空前繁榮，經濟發達，人均 GDP位居全國前列，故又有小上海的美譽。市民素質高，並連續多年獲得全國文明城市的稱號。沙市近現代湧現了大量馳名中外的本土品牌，如沙松牌電冰箱、活力28牌洗衣粉、鴛鴦牌床單等，是江漢平原重要的工商業中心，故又有江漢明珠的稱號。地理.概況.沙市地處江漢平原腹地，南臨長江，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充沛，四季分明。1994年10月31日，沙市市撤銷之前。沙市總面積166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27.80平方公里，有耕地39370畝，水產養殖面積15912畝。市境綠化總面積1748公頃，綠化覆蓋率30.10%，人均公共綠地5.60平方米。沙市土城.又稱沙市城郭，元代至明初江陵縣城縣治，城分四門，南曰大寨，北曰美化，東曰塔兒，西曰新開。另在大寨門增築里社。沙市土城的大致範圍就是沙市市城區。沙市日租界.1898年清政府與日本國簽訂協議，建立沙市日租界。區域範圍自洋碼頭荊州官地西界起至東南臨江，直長三百八十丈、橫寬由西界直長八十丈，間深八十丈以下三百丈間深百二十丈為界，永租日本商民。租界內所有道路橋樑溝渠碼頭堤防以及巡捕之權，由日本領事官管理，其道路橋樑溝渠由本領事官施設。清國商民及外國人準在界內居住營業，不能租地。1937年4月1日，沙市日租界的在留日本人有12人。政治.沙市行政區劃.1994年沙市市撤銷之前，沙市市的下級行政單位為5街道。沙市民主化.沙市自晚清開埠以來，一直是中國城市自治化的典範。1910年2月，清廷在沙市成立自治公所，試辦模範自治。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北洋政府在沙市設一保衛團，下轄元、貞、利、亨四個分團，實行自治制度。此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沙市依靠地方商會，實行商民共治的實際自治政體。汪精衛政權時期，充分尊重沙市人民的風俗習慣，實行高度自治。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由於沙市是不設區的直筒子市，人民代表大會為人民直接選舉，是中共統治下，極少數實行民主直選的城市之一。重大歷史事件.火燒洋碼頭.1896年3月，日本在沙市設領事館、沙市海關。1898年5月9日凌晨，沙市全發園麵館工人楊興全路過沙市招商局時，在該局大門外便溺，被招商局更夫周順興看見後用扁擔打成重傷後死亡。造成湖南幫與招商局之間矛盾激化，下午在招商局縱火，大火從躉船沿燒至存放在躉船上英商怡和洋行的貨物和隔壁日本房屋，史稱火燒洋碼頭。大火從晚上一直燒到第二天早上才熄滅。1896年4月，英國和日本就這一事件發出“詞意堅悍”的外交照會。兩國照會的主要內容如下：日方：1、明降諭旨，將各外國人身家財產一律優待保護，勿再有如此之事發生，諭旨順極周祥。2、速將此案匪徒從重治罪，並彈壓，不力之地方文武，從嚴議處。3、賠補官平銀十萬五千兩。4、沙市專管租借章程以陳章為本。5、嶽州、福州、三都澳均設日本專管租借。英方：第一、二、三條和日本相同。第四條：賠償恰和洋行存貨器具、招商局躉船、存貨及領事、幕友、人役、失物，共銀一萬二千兩。第五條：開嶽州口岸。光緒帝見英日兩國照會後，忙派湖北巡撫兼總督譚繼洵、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後到沙市辦理此案，並將涉案人員重判；對彈壓不力的文武官員進行處罰，並向日本、英國賠償損失。沙市歷任行政長官.古代.1274年4月-司馬夢求-沙市鎮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66-1970中共取消黨委，實行政黨合一的集權統治。經濟.商業.古代.春秋時期，沙市地區出現集市。經過戰國、秦漢到魏晉，沙市成為荊州要會。唐宋時，沙市的米市和茶市，商貿頗成規模。元明時，沙市有“列巷九十九條，每行佔一巷”之說， 清代，沙市地區的集市逐漸發展成熟，出現很多專業市場，如米市、茶市、布市，還有專業的藥材市場和大型百貨市場。明代.明中期，沙市憑藉水陸交通的地理優勢進行販賣貿易，又利用本地的經濟優勢，形成功能、種類更加多元的商品貿易格局。首先，沙市處於長江水運要道，隨著江南經濟的發展，蜀地經濟的恢復，沙市中轉貿易功能更為突出，與外地直接貿易加強。“萬舫櫛比，百貨燈聚，實九省衝要區也。” 來往貨船，絡繹不絕，於時沙市沿江地帶，商肆店鋪林立。明末清初劉獻廷描述道：“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一行佔一巷。舟車輻輳，繁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 雖多有誇詞，但能表現出當日沙市之繁華。僅憑瀕臨長江，利通商旅，雖為一鎮，也較荊州府江陵發達。“沙市與草市皆江陵市之最大者，就中沙市尤為繁盛”。 依託素有“湖廣熟，天下足” 美稱的江漢平原，大量農產品聚集於沙市，商品農業的迅速發展。因此，沙市也有米市之稱。同時促使手工業作坊、娛樂場所等相繼繁榮。其次，商品經濟的繁盛，帶來的是市場範圍的擴大。沙市作為明中後期典型的市鎮得以形成。明以前，沙市主要貿易場所，不過沿江堤一帶。但至此，嘉靖二十一年，萬城堤連成整體，沙市鎮向北、向內陸擴充套件，城市不斷延伸。城市空間的擴大，意味著貨物吞吐能力的提升，傳統的鋪戶貿易得以升級。當時充斥沙市市場的商品物資豐富，有四川的楠梓木材，江淮的食鹽，湖湘的糧食，滇黔的鉛銅礦產以及本地的絲綢、布匹等，沙市具備大宗商品的儲存和運輸能力。成化七年，政府設水部抽分於沙津上游，專抽竹木為造船之費， 大型運輸船得以大量建設。明末，各地戰爭不斷，政府財政拮据。“荊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行事。” 由此可見沙市鉛銅貿易之盛，所佔地位之重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市井文化的發展。商業的發展促使人口的大量集聚，從而又進一步加快城市的擴張。據陸游《入蜀記》載南宋沙市人口一萬多，且多為外地人。而發展到明中後期，人口更是不止此數。公安袁宏道在《端午節看龍舟》詩中描述道：“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漢成河。諸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肩相磨。” 在另一首詩中道：“雲連蜀道三千里，柳拂江堤十萬家。” 這兩個數字不免誇詞，但形象的展示了沙市人口密集的景象。人口的陡增與農業商品化有很大聯絡。特別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農民與市場聯絡得更緊密，農產品兌換白銀以繳納賦稅，而剩餘部分銀兩則用於購買其他生活用品。有些則經營經濟作物，隨著棉花的普及，棉紡手工業的發展加速了農業的分離。再有則棄農從商，售賣田地，入市經商，以擺脫貧苦處境。當時，“舟船夜貰千門酒”，富商大賈在這些樓堂館所裡“百錢一買醉、千錢一買宿。”夜生活豐富，紙醉金迷，娛樂產業的發展。袁宏道談他少年時經過沙市，曾見“囂塵如沸，諸商大賈鮮衣怒馬，來往平康間，金錢如坵，綈錦如葦”， 展現出沙市商人揮金如土的豪氣。同時也體現了商人們雄厚的商業資本。教育事業大發展也表現出城市商業的發展。有明一代，沙市館塾紛紛成立，培育了大批文士，有籍可考的舉人、進士就有14名，而諸如生員、秀才更不計其數。如此，促進社會尚教化之風尚，也推動市井文化的發展。此繁盛之景象並未持續很久，萬曆年間，為解朝廷燃眉之急，各地強徵暴斂，稅監橫行。其中稅監陳奉在沙市重收稅款，鞭笞官民，剽劫商旅。招致沙市數千商民憤恨驅趕。沙市經萬曆時稅監的騷擾，商業漸漸中落，“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為遊客，鬻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 商旅離沙，富戶衰落，市民紛紛迴歸田畝，商業一片消沉。令人欣慰之事，即崇禎二年，李自成、張獻忠先後三次攻佔沙市。在此期間，還有惠王朱常潤自江陵逃往湘潭，偏沅巡撫陳睿謨劫掠沙市等。使得沙市商貿街市壓縮到僅存依堤一線。清初.明清之際，沙市無比蕭條，可謂是商旅不行，貨物不通。清初詩人王士禎感嘆道：“落帆十里尋沙市，何處琵琶飯甑多。” 滄海桑田，盛衰變遷，令人扼腕。清初的統一，給社會經濟的恢復創造了契機，具備突出的地理、資源優勢的沙市逐漸從低沉走向復甦，商業開始重新發展起來。尤其在康乾時期，“沙津為三楚名鎮，通南北諸省，賈客揚帆而來者，多至數千艘，向晚蓬燈遠映，照耀常若白晝。” 單就商旅舟船而言，相比之於沙市極盛時期的繁盛，有過之而無不及。沙市經濟的恢復離不開政治的直接影響，首先清政府在建置上，將眾多重要機構移治所於沙市，先設巡檢署，後設“訊”，兼理沙市郊區。雍正六年，湖廣總督邁柱奏准將荊州通判移駐沙市。第二年，糧道通判亦移於此。充分反映了沙市地理位置的突出。1851年，清軍同知廳遷入。後因川鹽下運而設川鹽局，厘金局等等。沙市政治地位的提高，正是沙市商業貿易的重要地位的反映。清代沙市商業的繁榮進入了更高的階段，主要表現為之下幾個方面：其一，商業帶來最明顯之變化即是，人口數量與城市區域的進一步增長與擴充套件。光緒二十五年，沙市司有14570戶，72389人，加上船戶商賈在10萬左右。城市建成區面積1.9平方公里。 商業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長、集聚，提高市鎮整體消費能力。而街區、商鋪的不斷外延，貿易產品種類的繁盛，商業之間的互利合作，進一步促進商業發展。其二，“荊州府屬之沙市鎮，向稱繁盛……眾商畢集”。 全國十餘個省市商人集聚沙市經商。康乾之後，商業會館組織形式出現，他們以地域而別，其中十三幫成為沙市商業貿易的主力，他們廣開店鋪，所經營之商品也因商幫而異。漢陽幫，最大的商幫集團，主要經營匹頭業。著名的徐永興布店，咸豐初只是個零剪鋪，此後不斷做大，到同治時改為布店；武昌幫主要經營絲線、清水包頭、錦緞被面；黃州幫最初經營錫器，後改業經營棉花，號稱“白老虎”；四川幫以土特產和川鹽吃香，又從沙市收購土布入川；湖南幫經營糧食和木材；河南經襄陽，南下謀生大多經營藥材、土貨產品，還有經營餐飲服務，有名的如“麟興伯酒店”；還有來自蘇、皖商幫，主要做藥材、紙張生意；浙商經營金銀首飾以及開辦酒館；晉商財力雄厚，則大開票號、當鋪。可以看出，商業幫會大量在沙市的出現，增強沙市商業自主性、團體性。加之經營產品各異，資財轉存機構的建立，豐富沙市市場，加快市場資金、商品的流動，進一步發展沙市商品經濟。其二，本地商人的成長與荊沙小手工業產品的發展。荊沙地區有戲稱，窮酸秀才比鯽魚還多，但是到了清朝中期，不少稍有頭腦的讀書人棄仕從商，開始做起買賣。如嘉道時，王正紀“常託業木棉，積金累萬。”道光年間，馬超萬亦業木棉致富。鄭太初“素以樸誠見信於人”，遂成鉅富。說明經商成為暫時擺脫貧困之一途徑，同時也是社會之一潮流。除了生活城市中，投身經營買賣的銷售商外，還有大量小手工業者積極參與商品的生產。沙市的繁榮，極大刺激了荊沙附近鄉村小商業生產，產品則主要為土布。荊沙地區不宜從事農桑之業，所以鄉民在農隙之間，十之八九進行紡織。生產之織布，多流通於市場，且質地精良。有的農家甚至以棉織為主，形成一定規模。康乾時，“川民不諳紡織，地間產棉，種植失宜，或商販賤售至江楚成布，運川重售。” 荊沙地區成為棉紡織加工地，說明民間紡織技術高超，且生產效率提高。民間土布貿易多在鄉村小集市，利用市內密佈河運網的，如便河，章淵水等，溝通了東市、唐樓子、窯灣寺等眾多集市。形成了以沙市商品貿易為中心的荊沙市場網路。其三，清時期，服務業進一步發展。文化教育增多，書院廣建。清代有籍可考的舉人，進士近30人。物質上的富足，使得人們更加註重精神上的滿足，娛樂業得以繁榮。其中游船如織，車水馬龍，夜市通宵達旦，場面十分壯觀，展現了繁華夜都盛氣。戲曲業也趨向繁榮，商人們祭祀神、做財神會等喜慶、重大事件都要請戲班搭臺演戲；不少外地藝人來此尋求生計，街頭巷尾吹拉彈唱，所謂：“市寰最勝數沙頭，蜀舞巴歈雜楚謳。” 頓時出現戲曲百花齊放之盛況。其中荊河戲、漢劇、京戲風靡沙市，還有“戲迷城”之稱。清中後期，沙市商業趨於鼎盛。沙市成為朝廷重要稅源，落地捐每年就達12萬貫，僅次於漢口。清末.沙市之繁榮極盛一時，全年除了汛期5～7月份“稍有寥落”之外，無不“商賈輳集，殆如群蟻之赴羶”， 其繁華之景象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為列強極力拓開中國內地市場的橋頭堡。光緒二年(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准許英國輪船在沙市停泊，起卸貨物。光緒十二年(1886)，沙市郵政即由英國人把持。但是，這並不能滿足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要求。他們急望在漢宜間別開一口，以利其掠奪原料，傾銷“洋貨”。“在揚子江沿岸的通商口岸中，沙市水資源豐富，四通八達，大小船舶輻輳雲集，將來有望發達興旺。” 日本對沙市垂涎已久，他們看到沙市“水陸俱殷實”、“當長江沿岸諸港中無比之水利，能使貨物聚散自在”。 得其地，北可復襄陽，西可圖巴蜀，南可控長沙，東可發武昌”。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不平等的《中日馬關條約》闢沙市為通商口岸，日本得以在沙市設領事館、劃租界、開商店、辦工廠。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於海關內設中國郵政局。之後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輪船公司在“洋碼頭”設局。隨後英、德、墨西哥、丹麥、瑞典、挪威等國也在沙市設領事，行使領事裁判權。美、俄、法等國亦隨之進來傾軋。外國的煤油、鴉片、藥材、紡織品、玻璃製品、海產、寶石、金銀器乃至火柴、紐扣等充斥市場。沙市的開埠後外國資本主義機構的設立和商品的輸入一方面瓦解了沙市的自然經濟，另一方面客觀上刺激了沙市的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沙市城市經濟的發展。沙市在開埠後其市鎮工商業、貿易、交通等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春秋時期，沙市地區出現集市。經過戰國、秦漢到魏晉，沙市成為荊州要會。唐宋時，沙市的米市和茶市，商貿頗成規模。元明時，沙市有“列巷九十九條，每行佔一巷”之說， 清代，沙市地區的集市逐漸發展成熟，出現很多專業市場，如米市、茶市、布市，還有專業的藥材市場和大型百貨市場。沙市米市的形成是與沙市地處江漢平原，農業發達，產出大量米糧有密切聯絡的。明清江漢平原的水稻種植面積擴大，種植制度改進，品種增加，產量提高，大米大量輸出，因此沙市米市的交易非常活躍。沙市碼頭往來運糧的大小船隻，不捨晝夜，往來不絕。大米主要銷往江浙地區。沙市布市是在布攤、布店、布莊的基礎上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布店數量大，經營範圍廣。咸豐初年，沙市紡織品業除布莊、布店外，一部分裁縫鋪附帶賣零頭布匹，以後發展成布攤子，繼而成布店。光緒十九年(1893年)布店發展到10多戶，貨源主要來自漢口和上海，經銷商品有國外的匹頭，荊州土白布，杭州綢緞。在開埠以後，經營洋貨的布店大量湧現，沙市是華中地區最大的土布交易市場。本地幫經營棉織業，外幫亦有濃厚興趣。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洋布”盛銷，據統計：“當年經過江漢關由便河上岸的原色布就有10175匹、印度棉紗6290擔、日本紗2465擔，從沙市轉口的日本棉紗上年為200餘擔，本年1500擔，洋布上年1600匹，本年2700餘匹”。 伴隨布市的發展，沙市染料業也非常活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一商人在沙市創設德興昌顏(染)料店，有資本2萬兩(銀)(含水靛286擔)，從上海進貨，銷往沙市與附近各縣，經銷商品只有水靛，宣統時有快靛(固體染料)。當時灰色染料銷路很大，主要是德國貨及少量瑞士貨。沙市的糧油貿易也極其的活躍。沙市開埠後，英、美、德、日等國在沙市設“洋行”，大量收購糧棉轉口銷售，長江港口寄泊帆船高峰期多達1362艘。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沙市首批出口芝麻66．65噸，運往法國。次年，又向法國出口芝麻1192.05噸。沙市所產麻油質量優於襄陽，大量供應漢口市場。宣統三年(1911年)，曾向日本、英國輸出口胡麻籽172.15噸、棉籽149.8噸和籽餅887.65噸，為開埠以後最高的一年。清代沙市的百貨市場以海味業、食鹽業、味品釀造等最具特色。光緒時，有日用雜貨店80家左右，大戶有上10家，資本小，多者有一、兩千兩銀子，小者幾十兩到十來兩銀。經營食鹽、食油、食糖、茶葉、鞭炮、桐油、秀油、木油、煤油、鬥紙(錢紙)、臘燭、紙張、碗。清末，日本、俄國及南洋諸國海產在沙市競相傾銷。沙市還是海產品轉口市場。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經沙市轉口的海帶1614擔，魷魚16擔，紅糖14擔。開埠之前沙市淮鹽與川鹽並存。光緒二十年，有6家官鹽號私營，鹽行15家，每家有上千兩銀子的流動資本。私號在申請開業時，要交政府七、八百兩銀子。五府、一州規定銷量每年是1100載(每載450包，每包淨鹽250斤，每斤老秤17.3兩)。集中在沙市和宜昌兩個銷區，沙市佔80％。沙市銷區供給荊州、襄陽、鄖陽3府。沙市開埠後，市鎮經濟的元素增多，在資本主義的強烈衝擊下，沙市市鎮商業的活躍程度大大增強。“荊州土布，取枝江之棉，荊州綢緞，取河容之繭，生人熟出，大獲利市。沙市金漆盆盤，盛行武漢。”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0月1日，沙市正式對外通商後，由西歐輸入的紡織品、染料、胡椒，由日本輸入的紡織品、棉紗、海產品等不斷流入沙市市場。各國在沙市開設的洋行日益增多，英國的安利英洋行、美國的施美樂洋行及日本的吉田、日清、瀛華等洋行，均在沙市大量收購山貨、糧、棉等土特產，並大量銷售匹頭、百貨、顏料、五金、香菸、煤油、汽油等洋貨。商人和商幫活躍於沙市的商業中，以十三幫為代表的商人團體的出現，反映了沙市商業繁盛的狀況和市場的興衰。當時有“官場最重十三幫，凡事相邀共酌量，轎子跟班都擠滿，旃檀庵裡接官忙” 的說法。宣統二年十一月，沙市商會成立，十三幫會首彭春膏出任首任商會會長。商會實際上是工商聯合會，商會會董大多是手工業工場主，商會職責與十三幫總會職責大體相同。以十三幫為代表的幫會，實際具有了行業協會、商會的性質和作用，在幫會的作用下行業的生產、銷售、行業管理有了很大發展。根據中日《馬關條約》的要求，沙市正式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二十五日，開“沙市海關”，由英國控制的“宜昌海關”監督監管。英國人牛曼為首任海關稅務司，沙市海關隸屬中國海關總署稅務司管轄。十月一日，沙市海關正式開關征收關稅。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裁撤沙市海關，其間稅務司職歷34任，除9人由中國人暫時代理外，其餘25人由外國人充任。沙市開埠以後，進出口貿易發展很快，列強大肆傾銷商品、掠奪原材料，市場異常繁榮，進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加，貿易額顯著增長。同治二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沙市主要進口商品有棉布、棉紗、綢緞、呢絨、鴉片、石油、糖、顏料等；主要出口商品有豆類、芝麻、菜籽、五倍子、柏油、桐油、生絲及少量棉花等。16年進出口總額22996493關平兩，每年平均貿易額約有144萬關平兩。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後，為壟斷沙市對外貿易，英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日商日清洋行先後在沙市設立分行，經營進出口輪運業務。國營的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公司壟斷了沙市對外貿易的運輸業務。開埠後,適應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清朝末年，沙市境內出現了新的金融機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湖北省官錢局為推行銅元兌換紙幣，呈准設立沙市官錢分局，這是沙市境內最早開辦的地方官辦金融機構，設兌錢處於各主要市鎮。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官錢局改訂章程，准許各分局經收公款，並經營存款、放款、貼現、匯兌及兌現六項業務。同時發行一、五、十兩銀兩票，一、五、十串制錢票和一、五、十元銀元票，規定完納賦稅一律通用。民國時期.民國時期，沙市金融業發達，銀樓遍佈。浙江商人僅銀樓就開了「老同震」、 「老天寶”、「老萬年」、 「老丹鳳」、「老寶成”、 「新鳳祥”等六家。共和國時期.沙市市內有紅旗商場、沙市商場、江津商場三座大型一站式購物商廈。並建有章華賓館、沙市飯店等大型餐飲住宿設施。工藝大樓、海聯大廈也是沙市商業的標志性建築。工業.清末.沙市的市鎮手工業也原有的基礎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沙市開埠後，外國資本開始在沙市投資磚茶、麵粉、捲菸等行業。官僚資本、民族資本也投資創辦了榨油、肥皂、燈泡、玻璃製品、印刷等輕工企業，其中紡織業的發展最為突出。紡織業.光緒年間，沙市有手工紡織作坊403戶，從業人員2000餘人，所生產荊莊大布主要銷往四川、雲南、貴州、西藏、陝西、湖南等地，外銷緬甸等鄰國。因荊莊大布質優價廉，以至英國曼徹斯特布業不敢與之競爭。光緒三十一年，張積盛、萬祥發兩家絲綢作坊聞名荊沙，其中張積盛曾經資本達2萬銀元，機臺10部，職工90人，規模龐大，屬行業內龍頭老大。此兩家生產的荊鍛被面，採用提花織物，動物胰子絲光，色澤鮮亮，用料考究，手感柔軟，盛銷東北、北京和兩廣地區，同時遠銷印度、日本、波斯等國。開埠後沙市紡織業中出現了一批的民族企業，如民國二年,荊州人來敬臣與本地匹頭商號合股，從漢口引起高腳織機，創辦了沙市第一家機器織布廠“西亞織布廠”， 有織布機50臺，生產白細布、蚊帳布等。民國二年,沙市第一家針織廠“大豐裕”襪廠投產，有德制“蝴蝶”牌手搖襪機5部,工人20餘名，主生產平口短線襪。在此期間，還有荊州織業中廠、沙市協和織布廠、織成公司、沙市電棉機廠等紡織企業投入生產。糖果糕點與酒業.清末民初，沙市糖果糕點製造業分為茶食(又稱齋鋪、酥勤行)、糖果、糖坊、烘糕4個小行業，產品分喜餅、油果、糖果、粗餅及雜貨6大類，有80個花色品種。沙市的糖果除在本市銷售，還銷往公安縣、石首縣以及黃金口、萬肺、郝穴、龍灣、熊口、拾回橋、後港等鎮。糖稀銷公安縣、枝江縣和江口、童市、閘口、後港、彌陀市、半河口等鎮。烘糕多銷給鄰縣農民或供嬰幼兒食用。沙市糖果糕點生產受當地鄉風民俗和季節時令的影響較大。除常年產品外，還有依節令及婚壽、喜慶饋贈親友的禮品。如芝麻糕、綠豆糕在陰曆四、五月間大量上市，為端午節之應時茶點；七、八月間月餅生產忙碌；臘月年關將近，各類糖糕供不應求。喜慶類的有喜餅、壽桃、壽糕、佛手等。糧油加工業.光緒二十九年，沙市榨油坊最盛，共11家，從業200多人。土榨麻油質好，色淡黃，透明度高、油脂沉澱物少，味香。漢口、宜昌、長沙、益陽、律市等地客商多來沙市進貨，武漢人還有以沙市麻油作為特殊饋贈禮品的習俗。清末民初，鄰近地區榨油坊興起，京漢鐵路修通後河南省麻油大量進入武漢。武漢當地也建了榨坊，沙洋等地芝麻通常在沙市集散，後轉經漢水直達漢陽。沙市土榨麻油業走向衰落。在1914年沙市出現了第一家糧食加工的民族企業，信義長麵粉公司。金屬製品業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以後，由日本、俄國等輸入的煤油、布匹在沙市轉口批銷，需要包裝的鐵皮、皮箱等，促進了金屬製品業的發展。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白鐵業發展到30戶。主要產品是煤油燈具、油壺、爐具、吊捅等。其中以燈具品種最多，有瓶子燈、筒子燈、手燈、煤窯燈、檯燈、高燈、鏡子燈、壁燈、馬燈等。產品銷售江陵、松滋、公安及鄰省各縣。服裝業.清代，沙市的服裝業比較發達，特別是中後期，服裝縫紉店數量增加，規模較大，從業人數很多，影響大。道光二十年(1840年)，有晉正泰家族的成衣店，是祖傳五代的成衣店。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等地遷來—批成衣店，較大的有劉廣興成衣店，該店常年僱工80到100人。宣統元年(1909年)，服裝業從業人數達2000餘人，多為黃陂、孝感、安陸、漢陽籍。製作的男服主要為長袍、短套女裝多為矮領大袖的風尾裙。在服裝業中出現了結合本地特色和外國人管理經驗的管理形式，在當時最顯著的是匹頭號的組織管理形式。沙市的一些匹頭號採用合股的形式，由經理統一管理，經理之下設各級職務，有不同的分工，便於經營和管理。沙市的市鎮工業在開埠後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在某些行業內逐漸的誕生了一批民族企業，這成為工業發展的方向。共和國時期.20世紀80年代，沙市的本土品牌馳名海內外，著名的有：社會.人口.1895年沙市開埠以後，各地商賈雲集，建立商會，史稱沙市十三幫。人口的頻繁流動造成沙市人口構成的複雜性。1994年沙市撤銷之前，人口有35.63萬人，城鎮人口30.46萬人，城市化88%，穩居全國前列。語言.沙市的官方語言是沙市話，屬西南官話湖廣片，是沙市人民進行各類社會活動的主要語言。由於普通話水平測試誕生於荊沙合併後的1994年，沙市話的通行並未受到其後推廣普通話政策的影響。飲食.沙市的飲食分為菜餚和小吃，菜餚屬於正菜，小吃則屬於點心。沙市的餐館稱為館子，有本幫、京都幫(平津幫)、廣東幫、浙江幫和武昌幫等等。此外還有西餐館和清眞館。荊楚名餚.皮條鱔魚、魚糕丸子。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沙市漢綉.漢繡是流行於湖北省沙市、武漢、洪湖一帶的傳統刺繡藝術，據史書記載，它始於漢，興於唐而盛於清。作為古楚之地，武漢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為漢繡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石首市繡林鎮、洪湖市峰口鎮一帶的繡花堤和漢口的繡花街等皆因刺繡集中而得名。漢繡以楚繡為基礎，融匯南北繡法之長，逐漸形成以鋪、壓、織、鎖、扣、盤、套為主要針法，平金夾繡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刺繡藝術體系。漢繡強調“花無正果，熱鬧為先”，一般從外圍起繡，逐層向內走針，直到鋪滿繡面為止。根據繡品不同的質地和花紋，刺繡時需靈活運用各種針法，做到下針果斷，講究圖案邊緣的齊整即“齊針”，講究分層破色的層次感和立體感。漢繡構思大膽，色彩濃豔，畫面豐滿，裝飾性強，處處流露出楚風遺韻，在中國刺繡園地裡自成一格，大放異彩。漢灘小曲.漢灘小曲源於沙市並流傳了一百多年的傳統戲曲劇種，以四胡為主的絲絃樂器伴奏，演唱者擊雲板，可單唱、對唱、多人圍唱。俗稱漢灘絲絃，外江小曲。由明清俚歌俗曲衍變而來，光緒年間已盛行於長江沿岸的漢口、武昌、黃石、沙市、江陵、宜昌、九江等地。中共建政後,小曲藝人配合時政宣傳創作了大量新曲目,《看鐵牛》唱進了中南海。“漢灘小曲”用方言演唱,地方色彩濃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文學價值和民俗學價值。鼓盆歌.鼓盆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曲藝形式，源於我國古代喪禮上“撲一個盆子當鼓打，唱歌陪喪家”的民俗活動，故又俗稱“喪鼓”、“喪鼓歌”和“打鼓鬧喪”，其具體的形成年代已無法確考。鼓盆歌流傳於江漢平原的沙市、荊州、江陵一帶，其表演形式通常為一人或二人自擊鼓板獨唱或對唱。民間演出時熱心的聽眾也可參與幫腔，即在每段唱詞的開頭和結尾一起齊唱，也有一人無伴奏的清唱形式。鼓盆歌唱腔有【平板】、【敲板】、【三句半】和【湖腔】等。表演中鼓的伴奏獨具特色，其節奏在音樂的上下句落尾處出現強拍無重音的現象，悖於音樂節拍之常理，在中外音樂史上也比較罕見。由於鼓盆歌的表演與民間習俗密切相關，所以它在藝術本身的價值之外還有著民俗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的多重價值。在現代化程序日益加快的今天，鼓盆歌與其他民間藝術形式一樣出現了生存危機，需要加以重視和保護。荊河戲.原名“荊沙戲”，俗稱“上河戲”、“上河路子”、“荊河調”，湖南俗稱“大臺戲”、“大漢班”，新中國成立後定名為“荊河戲”。它流行於湘西北及沙市一帶，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現在流傳於沙市、荊州的荊河戲中還有不少劇目保留著原來的“單鈸路子”。明代萬曆年間，沙市的戲曲演出十分繁盛。至清代順治八年、雜腔小調等，又吸收了荊楚民間勞動和生活歌謠的不少音樂元素。其音樂南北交融，別具韻味；演唱高亢激越，優美婉轉；表演大氣直率，貼近生活。目前荊河戲尚有工尺譜曲牌300個，劇目近千種。荊河戲在中國戲曲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曾對恩施南劇及西南地區各南北路劇種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民族民間戲曲和音樂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半個世紀以來，荊河戲發展停滯，漸趨衰落。目前荊河戲第四代、第五代傳人雖尚健在，但大多年事已高，無法從事演藝活動。荊河戲後繼乏人，處於瀕危狀態，急需保護傳承。著名出版物.《中華傳奇》雜誌社成立於1984年，是沙市市文聯下屬機構。初創刊時發行雙月刊，1995年改為月刊，風靡一時，是90年代發行量全國第二的期刊，高峰期銷量200萬冊，是湖北省優秀期刊、全國優秀期刊。影院劇院.沙市的第一家國營電影院是人民電影院，位於中山路西段,全院總面積1,050平方米， 其中觀眾廳建築面積528平方米，休息廳176平方米。有座位1,076個。位於市北京路與江漢路交匯處，是鬧市中心。並備有空調裝置，放映大廳 有座位1,200個。該院佔地面積6,912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1,702平方米，門前廣場4,000 平方米。廣場上有六個水磨石凳呈月牙形環繞著擺滿盆景的假山、石花壇和嘖泉池，是遊 客和市民休憩消遣的場所之一。該院還於1970年附設了一座有座位2,021個的露天電影院。沙市第一家放映寬銀幕立體電影的影院是紅星路中段的紅星電影院。該院始建於1980年。建築面積1,995平方米，有座位1,150個。這個影院設計新穎，綠色的立體建築拱托著潔白的海鷗式樓頂，寬敞明亮的落地鋼窗與具有民族特色的觀眾休息長廊相映襯。目前市內規模最大，裝置最好的綜合性劇場沙市影劇院，是湖北省大型影劇院之一。 該院始建於1980年5月，總面積11,000平方米，建築面積8,492平方米，其中觀眾廳1,718 平方米，分上下兩層，置座位1879個。舞臺總面積896平方米。設有活動吊杆19根，有化 妝室兩個，服裝室一個，64平方米的樂池一個。為了方便外來劇團的食宿，該院還設定了 演員食堂，小賣部及生活設施完備的招待所。前廳為玻璃結構，內有大理石鍛嵌的大型山 水畫。廣場周圍植有樹木花卉，風景別緻。整座影院宏偉壯觀。中央歌舞團、雲南歌舞 團、廣東歌舞團、天津歌舞團、蘇州京劇團等五十多個著名文藝團體，先後在該院演出。 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陳伯華、胡芝鳳、歌唱家餘淑珍、吳雁澤等等先後在該院登臺表演・位於園林路北，於1961年落成。佔地面積為32,200平萬米，建築面積4,200多平方米。有一個可容914名觀眾的影劇場，一個可容200名觀眾的小劇場，一個建 築面積1,760平方米，4千個座位的燈光球場，一座建築面積740平方米的圖書教學樓，藏 書五萬餘冊，報刊雜誌300多種。還有9間建築面積分別為60-80平方米的活動室。交通運輸.郵政.沙市開埠後，郵政業務出現。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改沙市海關寄信局為大清沙市郵政總局，負責管轄荊州府及荊門州各縣鎮郵局。主要開辦函件業務，後增辦匯兌、包裹業務。光緒二十五年(1899)海關總稅務司第一次劃分郵界，確定各通商口岸郵政局為各郵界之郵政總局，各口稅務司兼任各郵界郵政司。沙市郵政總局管轄範圍為荊州府及荊門州等縣郵局，是全國35個郵界之一。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沙市郵政總局收寄各種郵件達到188601件，郵政總業務量僅次於漢口郵政總局，居全省第二位。郵路方面則陸續開通了沙市經公安黃金口至湘黔滇各省，以及沙市經鍾祥至樊城等主要步班郵路。近代郵局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驛站傳郵，電報業也逐漸民用化和商業化。港口水運.沙市港.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沙市的交通運輸業獲得了飛速的發展，除了原有的民用、商用的船以外，外國的船隻也進入到內河運輸，特別是1898年簽訂的《內港行船章程》中有關開放內地水路的條文，使外國商船深入到中國內河，日、美、英等國不斷加強了其在長江上的航運實力。與此同時沙市地方民營的小輪運輸業興起。開埠之初，沙市的內河運輸主要是木帆船，沙市內河中的便河是主航線，走便河到漢口比走長江到漢口更為便利，木帆船價格便宜、費用少。但到了20世紀初，輪船運輸在沙市港承運貨物的比例大大的增加，人們漸漸接受了新的輪船運輸，隨著輪船運輸在沙市港的不斷增長，木帆船逐漸的淡出人們的視野。據《揚子江航運》記載,1896年，德國的壽瑪赫在經過沙市江面時，看到沙市江面停泊的木帆船達到500艘以上。1898年，進出沙市港輪船總共246艘次。1900年，進出沙市港的輪船搭350餘艘,載貨61萬噸。1919年則達到1609艘次，其後逐年又有所增加。相應的其承運的貨物的量也在不斷的增加，1897年，輪船在沙市港承運的進出口貨物只有100多噸，1912年則達到1.5萬多噸。沙市民營輪船業在沙市官辦輪船公司招商局與其他國家輪船公司激烈競爭的夾縫中獲得了發展。沙市民營輪船業的發展不是在原有的帆船航運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是在外國航運勢力、在木帆船航運業大批破產的同時出現的。在外輪航運勢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沙市民營小輪生存於外輪不能停靠的內河和小鎮，為外輪疏散、集並貨物。1907沙市商人陳政齊招股集資創辦“合利亨”輪船公司，購小火輪兩艘，航行於御路口線，創辦了沙市最早的地方民營輪船公司。開辦沙市至荊州的小輪營運業務。1915年獲准經營沙市至宜昌航線。後陸續成立了民營小輪公司，至1921年沙市地方民營小輪公司已達6家,共有船隻12艘,總噸位達488.7噸。在輪船運輸業發展的同時，港口還出現了修理船舶機械的工廠，在海關正式設立後，產生了代客辦理貨物報關手續的報關行等。這些使得沙市碼頭從開埠前單純的轉運港口成為了開埠後集代理、運輸、服務等多功能為一體的新型碼頭。航空運輸.沙市自1929年始建機場，期間數次停航、重啟。至20世紀80年代，沙市機場開通至北京、上海、廣州、海口等地的民用航班。鐵路運輸.荊沙鐵路修建於1988年，是一條連線荊州與沙市的鐵道。1994年荊沙鐵路劃歸沙市市管轄。公路運輸.207國道縱貫南北， 318國道橫跨東西。1994年底，沙市市撤銷之前， 漢宜高速通車，是為沙市最後一條建成通車的公路。市內交通.1955年12月，湖北省運輸局沙市汽車總站改裝美國福特客車一輛，試辦沙市——荊州公共汽車線路。1956年3月，沙市汽車總站又改裝雪佛蘭客車一輛，共兩輛正式投入營運。起點站設在沙市中山路南頭管理，由其汽車隊經營。全程票價0.25元。1963年，荊州地區交通局決定：荊沙公共汽車由沙市市交通局汽車隊和江陵縣交通局運輸大隊共同經營，併成立荊沙地區客運領導小組，正副組長由兩交通局長擔任。同時，將站點作了調整，從沙市洋碼頭延至荊州城西門開元觀，全程票價0.30元。由於沙市、江陵兩家共同經營，經常為爭客源產生糾紛，影響客車正常執行。1964年，經荊州專署決定，將荊沙公共汽車業務交由沙市市交通局汽車隊一家經營。1966年3月，沙市市交通局汽車隊開闢三條沙市市內公共汽車線路：便河——農藥廠、三中——三紡、機械二廠——拉絲廠。1970年3月，沙市市交通局汽車隊改名為沙市客車隊，隸屬新組建的沙市市交通郵電管理局。1972年5月，公共汽車業務歸口沙市市城建局管理，改名為沙市公用汽車公司。1982年11月，改名為沙市公用交通公司。教育.民國時期.辦學特色.1931年，國民政府第七區督察專員兼江陵縣長雷嘯岑於在沙市強制性推行十三幫各會館用會產辦學的活動，從而使之成為較為民國時期教育界較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當時，雷嘯岑提出，若有會館拒絕辦學，即麼便將其會產沒收充公。在這種強力推行下，在沙市一地至1936年，便由各會館開辦起了精誠、涇太、武績、新安、豫章、湘華等小學十來所，以及蜀英、中州、太嶽、兩江、晴川等6所中學。1936年，羅馬教廷將沙市地區的天主教會從宜昌傳教區劃分出來，成立天主教沙市監牧區交給美國紐約方濟各會管轄，並創立聖路加中學，地址為黃州會館。沙市洪家巷天主堂是主教府所在地，狄主教、雷益勵副主教及部分傳教士常居於此。以後在市區內興辦了４所學校，分別是新沙小學男子部和新沙小學女子部，新沙中學男子部和新沙中學女子部。1920年，正在沙市“聖路加”中學任教的青年教員戴練江在商會會長鬍子仁的支援下，組織當地商界一批具有一定思想覺悟的青年，成立了一個商民社團“三育社”。 三育社以促進社員德、智、體三育為目標，提倡不吸菸、不賭博、不納妾等。戴練江眼界寬闊，辦事很有魄力，在他的影響下，三育社熱心公益事業，於1921年春共同捐款在沙市設立三育社小學。學校創辦僅十個月，即在1921年秋由於旅寄坊民宅失火而令原教室被付之一炬。為了繼續辦學，三育社只有另找黃州會館協商，將學校遷徙到其偏殿之中。因其師資力量較強，這次失火不但沒有削弱學校的聲譽，其影響反而越來越大，前來就學的兒重逐年增加。學齡前教育.沙市辦幼兒園，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至解放前夕，先後僅辦過四處：小學.民國二十四年，沙市辦學興旺，達到鼎盛，各類“公立小學”、“私立小學”、“私塾”遍佈。高等教育.1937年秋，日軍侵佔北平，私立朝陽學院從北平南遷，於1938年元月至沙市。這是沙市教育史上是首次出現的高等院校。私立朝陽學院遷來沙市後，在地方熱心教育人士的協助下，經月餘籌備工作，即招收新生130名，插班生20名，仍設法律、政治、經濟等三系，於1938年3月在現大賽巷2號開學。上課未滿五個月，日軍逼近武漢，即於是年七月底遷往成都。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原名為湖北省教育學院，於1941年。為了解決師生教學、生活、校舍等問題，歷時三月，於是年十一月始正式開學上課。該院遷沙後，仍保持原有的教育、國文、英語、理化、數學、史地、音樂等七系一個體育專修科的建制。共有教職員141人，學生763人。遷沙之初，學生認為沙市地方太小，文化落後，對遷院來沙，甚為不滿，於是用罷課行動，要求當局遷院武漢，學生會並派出代表三百餘人到武昌湖北省教育廳和華中行轅公署請願。院長汪奠基因無法說服學生代表返沙復課，更無法解決遷院問題，於1947年4月被迫辭職。時至1948年夏初，全院師生不顧國民黨政府同意與否，便紛紛自行遷往武漢。國師在沙期間，各系科、各年級學生，都有在小學、中學任職和兼課者。共和國時期.幼稚園.沙市幼稚園遵循厰辦、機構辦學。很多工廠設立厰辦幼兒園。公辦幼兒園按照系統劃分，如機關幼兒園、商業幼兒園、教育幼兒園、化工幼兒園等。幼兒按照父母所屬的機構系統選擇就讀。小學.沙市被中共佔領以後，辦學收歸國有化，幾次政治運動之中，學校數次改名。1983年存在的小學有：新沙路小學、實驗小學、航空路小學、便河一小、便河二小、青蓮巷小學、崇文街小學、中山路小學、勝利街小學、張家三巷小學、大賽巷小學等。中學.沙市市原有中學20餘所，按成立時間編為“市一中”至“市十六中”以及“藝術中學”、“文星中學”、“太嶽中學”等。其中沙市三中為省重點中學，向社會輸送了大量優秀的人才。沙市六中則是湖北省最早設立西藏班的學校。高等教育.沙市興辦高等教育始於五十年代後期，到1985年為止，先後辦有文理、醫、師、經濟管理、工業等科類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班)14所(個)。友好城市.沙市市與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的友好交往，開始於1985年6月。1991年，兩市正式結為友好城市。1992年至1994年，會津若松市先後向沙市有關部門贈送了無線電臺3部，向沙市圖書館贈送大批日本書籍，建立了“會津文庫”，並向沙市市友協贈送一輛“友好會津號”日野中型客車。1993年11月，會津若松市市立第三中學與沙市市第三中學建立友好交流學校。在此期間，沙市市先後向會津若松市派遣羽毛球教練3人進行球藝指導，為會津地區培養了很多優秀的羽毛球選手。荊沙矛盾.由於沙市和荊州地緣上接近，歷史上多次互有隸屬。由於經濟上沙市以工商業為主，荊州以農業為主，1994年荊沙合併以來，沙市、荊州兩地矛盾頻發，不少沙市民眾希望脫離荊州的管轄，重新建立沙市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