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淑媞

邱淑媞出生，曾經擔任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局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現任部立桃園醫院顧問醫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兼任教授，專長於家庭醫學、公共衛生。研究預防醫學、慢性病防治、衛生政策、健康促進。2014年，邱淑媞接受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徵召空降參選宜蘭縣縣長，最後敗於尋求連任的民主進步黨籍林聰賢。公職生涯.任職宜蘭縣衛生局長時期.成功降低宜蘭縣肺結核病患數量。邱淑媞採用新的政策，藥送至府、要求衛生局人員全面盯緊病患，督促他們按時投藥，讓縣內肺結核病患比例大幅下降，將宜蘭縣提升為全國肺結核案例成長最低的地區，這份成就也延續在臺北市衛生局長任內，使臺北市的肺結核控管提升至全國第一。此外，她也推動診所和醫院合作，推廣篩檢子宮頸癌。並執行臺灣第一個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計畫，成功將宜蘭縣糖尿病死亡率從全臺後段班、改善到前段班，其後推展到全臺，而沒有醫學中心的宜蘭縣，糖尿病醫療品質表現也長期在健保公開資訊中居於全臺最優之一，連帶帶動基層診所在醫療品質與健康促進有卓越表現。此外，以宜蘭縣在社群總體營造之經驗，於所有鄉鎮，推動健康社群營造，也獲中央採用，全臺推廣。在健康社群營造下，經營公私夥伴關係 (PPP)，推展社群衛生促進委員會與志工組織、發行志工護照紀錄學習軌跡與奉獻時數，多個鄉鎮志工隊曾獲老吾老基金會表揚。任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時期.推動健康城市.前任局長葉金川因人生安排離職，抱著讓年輕人發揮的用心向馬英九市長推薦時任副局長的邱淑媞。當時馬英九市長於競選時的白皮書醫療篇中，已納入健康城市議題，從上任之初即以建構「健康城市，活力臺北」為目標努力。作為其新任衛生局長的邱淑媞便定下了三個重點專案：其中健康城市的體現便是臺北市政府於2002年訂定臺北市健康城市元年，先由公部門帶頭做起，運用健康促進五大行動綱領，結合市政活動，由社群、學校、職場、醫院介入，帶動民眾共同響應「健康減重100 噸」，推動「健康套餐」、「健康盒餐進入校園」及健康醫院與健康學園的評鑑，強化健康的支援性環境。遭遇SARS疫情.臺灣從2003/03/14發現第一個SARS病例，到同年7/5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臺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近4個月期間，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包含7名醫護人員。2003/3/14上午，臺大醫院因一家兩夫妻先後發生肺炎並先後至急診處就診，而立即採行隔離措施，並於傍晚將隔離措施提升至生物防護第三等級之隔離防護措施，從此展開臺灣對抗SARS之戰役。此病例之家屬為疾病管制局人員，臺北市衛生局係從媒體得知臺大發現疑似病例 (因不是法定傳染病，故無義務通報)，且欲進行疫情調查、欲要求家屬居家、欲要求臺大進行接觸員工之健康管理時，皆遭以侵犯隱私、於法無據等理由拒絕。當時媒體與民間皆極其擔憂，不斷詢問臺北市衛生局有哪些措施可阻斷傳播，臺北市與中央亦不斷電話溝通(當事人就是其員工)，希公告為法定傳染病，政府才於法有據可進行相關措施 ，然皆未獲支援，當時中央之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即為陳建仁，要角包括張上淳等。其後，連家屬亦疑似出現發燒症狀，臺北市衛生局才在3月24日週一之例行記者會回復記者詢問時表示，已經向上級建議列入法定傳染病，呼籲中央正視，而被媒體炒作為砲轟、被監察院糾正為沒有好好溝通。當時衛生署基於SARS的病因、診斷、檢驗及防治方法均尚未確定，且認為處理機制尚無不妥，認為暫不宜將SARS列為法定傳染病，待持續蒐集資料及研究結果，再進行檢討。此事隨社會對疫情之關切將爭議增溫，行政院在3月27日晚間拍板，正式宣佈SARS列入法定傳染病。次日，北市衛生局公佈居家隔離標準分為二級，第一級為直接接觸者200人，正式以密件發出居家隔離通知書，單獨在家隔離，不得外出，違者可處6-30萬元罰鍰，並啟動隔離送餐、追蹤關懷、發病時就醫流程等措施；第二級間接接觸者1000多人，戴口罩進行健康管理；同時，下令所有醫院之醫護人員全數必須配戴口罩；並訂定不同社群疫情嚴重度之應變等級，北市教育局亦公佈未來停課標準 (淑媞著 "臺灣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反思")。最早於2月時邱淑媞局長就觀察國際上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3月下旬就大聲疾呼要把SARS訂為法定傳染病；4月上旬國內疫情還不嚴重時，她又提醒國人要注意本土病例。有感於防疫工作在隱私權與隔離上頻遭阻礙，兩度公開建議將SARS指定為法定傳染病，未獲衛生署支援。然而事後監察院糾正案文25頁指出：衛生署也被糾正對於SARS的反應過於保守僵化。顯見邱淑媞局長當時雖對SARS有警覺，但卻沒有運用自身職務優勢，在記者會帶起輿論壓力的同時，以既有的內部流程催促中央。3/27，但隨著疫情迅速擴充套件，行政院於本日召開記者會宣佈，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公告SARS為第四類傳染病，屬於新感染症，同時訂定「SARS病例緊密接觸者居家隔離之標準處理作業流程」，公佈居家隔離措施。4/9，一名曹女士在和平醫院照X光後被判斷為疑似SARS，當天並未對X光室的隔離衣消毒，外包的劉姓洗衣工將髒汙的隔離衣送洗，由此開啟和平醫院院內感染之路。4/12，出現發燒及腹瀉現象，4/16就醫進入B8病房，由於未被診斷為疑似SARS，醫護人員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接觸，而發生群聚感染。畢竟臺灣在4/20之前，政府一直自豪於「零死亡、零輸出、零社群感染」的SARS「三零紀錄」，而當時也適逢衛生署召開國際研討會前後，其政治氛圍可能因此助長隱匿疫情的狀況。4/10，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將已在新光醫院住院的曹女士排除SARS個案，理由是他並不符世界衛生組織「曾到過 SARS 感染地區」，或「曾與診斷為SARS之病人有密切接觸」的兩個判斷基準。然而事實上，早在4/1世界衛生組織就在兩個基準外，加上了「或住在SARS感染地區」，但疾管局並未考慮新的基準。但臺北市認為此病例實有疑慮，仍維持對於病人與相關接觸者之檢疫/隔離措施，未予解除。一直到4/16，曹女士才由於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改列為待審病例。時任疾病管制局局長蘇益仁認為此延誤可能也是疫情擴散的原因之一。當時臺北市的防疫作法，係只要接獲通報疑似案例，即啟動疫情調查與居家檢疫措施。在香港淘大花園社群爆發群聚感染之際，邱淑媞此前也曾建議臺灣應比照世界衛生組織更新通報定義，勿將病例定義限於有旅遊史者，未獲接受。4/16，時任臺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以密件指示各市立醫院「以收治結核病患為主，SARS個案優先轉送醫學中心治療」，造成市立醫院用肺結核病人把呼吸治療的負壓隔離病房床位佔住、不收SARS病患的現象，將疑似感染的病人轉到新光醫院、臺大醫院等院，使得疑似SARS病患在第一時間並沒有足夠的床位能收治。事後臺北市衛生局遭監察院提出糾正，字號「093財正0013」，糾正案文第19頁明確指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逕行指示市立醫院轉診ＳＡＲＳ病患，核與法令有悖，亦與該局先前函示自相矛盾，復未恪遵病床排程規定，切實騰空呼吸道隔離病房，致疫情爆發時隔離病房不敷需求，顯有違失。」然而，集中收治或分散收治，本來就各有利弊。當時張上淳在和平醫院封院後，就曾立即要求以和平醫院作專責醫院，把臺大醫院急診室病人全部倒到已經驚慌失措的和平醫院。此次新冠疫情，2021年臺北市疫情升起時，和平醫院又同樣漏診腹瀉發燒之病人，等到肺炎出來才發現，造成院內感染，張上淳同樣又要求以和平醫院作專責醫院。專責醫院就是一種集中治療模式。* 4/16，* 4/21，* 4/22，* 4/23，4/21，邱淑媞曾警告社群感染的可能性，應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新的病例定義更新國內病例定義，未獲中央採納，當和平醫院將曹女士通報為疑似SARS，。面對和平的院內感染，疾管局向行政院的作法是在4/23緊急調出一個月前曾經到過和平醫院的15,000名病患就醫資料 (錯誤，這是封院後的要求)。他們認為，掌握和平醫院病患就醫資料，原則上應可初步定出防疫計畫。然而經監察院糾正調查發現，直至4/30臺北市政府僅掌握其中1,000餘人。4/22，衛生署與衛生局共同清查、研商後，先決定4/23縮小門診、暫停急診，然而當天繼續有新的通報病例。4/24上午，市府早餐會議時馬英九市長做出管制人員出入的決定，隨後至行政院與林信義副院長開會時，歐副市長及邱局長於會中報告這個管制決定，現場專家學者接受臺北市政府的決定，也做出臺北市衞生局接管，中央全力協助的結論，這是亡羊補牢的負責任做法。於是這個結論由行政院衞生署依行政慣例，發出公文給臺北市衞生局、臺北市政府、和平醫院及疾病管制局。公文清楚要求臺北市衛生局成立「接管小組」進駐和平醫院，須管制人員出入，分割槽使用管理，專家群更進一步建議，要做好醫院內醫護人員的個人分開檢疫等三項具體防疫配套措施，時任衛生署長涂醒哲表示當時他也親自打電話給邱淑媞，請邱淑媞務必找市長、副市長協助，找到可以安置同仁的檢疫場所。會後也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宣佈中午封院，並提出五項配套措施，包括:##同樣4/24，臺北市政府進一步開設「防止ＳＡＲＳ疫情擴大緊急應變小組」(後改稱「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以因應衛生署要求組成接管小組之需求，除處理院內分棟、分層之進一步感控支援，亦處理中央要求之過去兩週進出醫院人員及病患高達一、兩萬人之社群追蹤措施。當時由於這前所未見的舉動造成病患與院內醫護驚恐萬分，邱淑媞特別在『中央與地方聯合處理小組』會議上，拜託專家進駐和平醫院，也拜託了時任臺大醫院感染科主任張上淳教授進入向員工廣播指導，但張教授臨時不克參與；何美鄉、美國CDC專家、疾管局人員次日4/25有進去進行疫調、指導。而臺北市政府，則派了璩大成、副局長許君強、科長張朝卿、防疫技士魏惠志進駐院內。另外，由於封院突然院內防疫資源來不及備妥，衛生局也協助持續排程送入大批防護裝備，其中包括高階防毒面具等。短時間內召回全院900多名醫護人員即刻返院隔離，家屬居家隔離；200多位住院病患集中和平治療，創下臺灣醫院「封院」的首例，然而事前準備不足、倉促下執行面出了許多問題。因一開始並未依中央指示備妥接管小組(含足夠醫事與行政人員)，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其間臺北市衛生局做出了像是：「把人在外面、可以做自我居家隔離檢疫的醫護人員召回」、「讓有症狀與無症狀無接觸的人聚在一起」、「院內缺乏防疫隔離物資的情況下讓醫護病患群聚院內」、「於酷熱天氣關閉院內空調」等等的愚行，讓他們暴露在更危險的場所，也有像周經凱醫師這樣抗命不回院，事後遭到嚴厲處分的例子。4/26，行政院一開始是完全站在協助的立場，不過封院之初，臺北市政府卻完全沒有分層、分級、分類管控，防護準備嚴重不足，醫界大老紛紛提出強烈意見，和平醫院內部更出現被隔離的醫護人員衝破封鎖線等衝突，原本打算全權由行政院處理的陳水扁總統，最終還是在4/26站到第一線。緊急邀請陳建仁、臺大感染科主任張上淳、衛生署長涂醒哲、疾病管制局局長陳再晉開會。與會人士建議，應儘速將和平醫院內的ＳＡＲＳ病患移出，避免健康的人也交叉感染，陳總統對涂醒哲也有微詞，一度要求涂醒哲一定要在24小時內完成這項任務。在場人士緩頰後，才改為36小時移出病患，這就是「和平醫院36小時作戰計畫」的由來。同樣在4/26，葉金川教授穿上全副防護裝備進入和平醫院先行評估瞭解。這天以前，葉金川教授還在花蓮慈濟大學教書、這是他從公衛體系退下來的第五年，卻因為從老同學電話中得知和平醫院狀況嚴重而主動聯絡臺北市政府，並且親身投入第一線。4/27，初期種種亂象令臺北市政府面臨重大危機，因此前局長、前兩天還在慈濟大學公衛系任教的葉金川教授毛遂自薦進駐指揮，封院初期(4/24~4/27)的混亂也由這天開始情況有了改善，日後臺灣社會也以此事件讚揚葉金川「孤身進入封院的和平醫院穩定軍心、成功控制住疫情」。然而時任局長邱淑媞與前局長葉金川共同進入和平醫院的這天卻出了嚴重的公關危機，相較於葉金川的防疫穿著，邱局長在防護衣、頭罩之外，更多了接上管子的面罩與疑似氧氣筒，輿論遭批評為太空裝，醫護同業抱怨其裝備比院內醫護之裝備齊全。據臺大醫師施景中所述，和平醫院當時所有醫生配戴口罩，來視察的葉金川穿著防護衣沒蓋住頭，唯獨邱局長穿著前述裝備包著密不通風，使得「葉金川為邱局長善後」「市府官員貪生怕死」等等批評從此伴隨著她。當時院方區分為AB棟兩區，將醫院A棟作為乾淨區，大多數不需要照顧SARS病人的醫護是在A棟，進駐後的葉金川教授亦在A棟，乾淨區只需配戴N95口罩，葉教授與院外記者揮手時即是如此。但是現實層面則是分割槽、分層從來不曾完美施行，A棟仍不時傳出確診不適訊息。從4/24開始B棟防疫準備就未能及時到位，導致醫護人員接連病倒，人力不足下只好調派A棟人力支援，而支援時仍未做好足夠的準備，例如時任和平醫院小兒科林秉鴻醫師在他的隔離日記曾提過：發放便當時A、B一起排隊，未能落實分棟分層的初期亂象。葉金川進駐後也因為高層認為有需要而開放部分人員可來回A、B棟，徒增傳染擴散風險。4/29，葉金川在院內廣播承諾分三天把B棟的病患及人員全部撤離，到時醫院的危險降低而A棟又沒有人發生感染的話，隔離的14天期限一到就可以全撤，帶給院內人員一道曙光。4/30，「A5加護病房現為疫區視同B區加強隔離，所有A棟人員自今天起重算14天。」然而僅隔一天來自葉金川的這道指示又讓人員遭受沉重打擊，廣播中交代B棟人員移出的工作進度，並呼籲所有A棟人員堅守崗位不動，並由各單位主管發給每個人一張體溫及症狀記錄表，從4/30到5/13，A棟是白卡，B棟是紅卡，每個人把卡片掛在脖子上，紅白卡持有人不可相混。廣播中也到說他視察A棟的結果發現有人脫口罩一起吃便當，互相摸來摸去，打球。他呼籲有這些行為的人不要拿其他人的生命開玩笑，請尊重別人的生命。官方認定相對低危險的區域只剩A棟6F到10F，B2到4F，及A5的洗腎室和行政辦公室兩個地方等。但林秉鴻醫師在內的現場醫護人員早知A棟與B棟的隔離一直不是最完全的隔離，像葉教授睡A616，院長睡A5院長室等，有幾個內科醫師會回來睡A6病房。這些人都是拿紅卡，他們在連結通道C區會脫下白色防護衣，並宣稱會沐浴。感染症專家何曼德院士認為不可以從B棟跑到A棟，B者恆B，可是高層認為可以，容許了這些可能成為破口的行為。A棟與B棟的護理人員下班後會有專車各自接送到國軍替代役中心，A棟的人睡二樓，B棟的人睡三樓。各層的隔離也不是絕對的隔離，基於一些庶務，有些人員會到一樓，或是沒控管好的單位就會任由人員到一樓大廳拿東西。5/2，當時基河三期國宅共計有569戶，是剛建成的全新住宅，尚無人遷入居住，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幹擾，成為臺北市政府的最佳選擇。仁愛醫院這天接獲衛生局長邱淑媞的指示，與國宅處、警察局、消防局、民政局等相關單位成立「基河國宅ＳＡＲＳ防疫隔離收治中心」，負責接管隔離區內的照護工作。5/4開始移出人員的居家隔離時已完成256個房間的各項裝置建置，每間均提供電視、電扇、桌、椅、床鋪、棉被等。5/3，在B棟逐漸淨空後，這天晚間也開始撤離A棟人員，首批共移出122名病患、家屬及醫護人員到基河三期國宅，進行為期10天的居家隔離，這也是和平醫院封院以來最大規模的撤離行動。5/4，早上10點第二批Ａ棟的人員也陸續移出進住基河三期國宅，接受居家隔離。5/8，和平醫院撤離最後一批病患及醫護，全院淨空徹底消毒，和平醫院危機才暫時解除。最後一共造成154人在院內感染SARS，35人不幸病逝，當中更包括醫師、護理師、醫院清潔環保員、醫檢師、護理書記共7名醫院員工。由於社群傳播已經在臺灣發生，繼和平醫院淪陷之後，亦有其他縣市之醫院發生院內感染；衛生署涂醒哲署長、疾管局陳再晉局長雙雙辭職的同時，臺北市衛生局對和平等相關人員的懲處速度與作業程式落後，也招致外界批評與不滿。5/23，臺北市SARS疫情說明會後，葉金川得知邱淑媞不忍心苛責辛苦的人員當場喝斥她「這不是什麼忍心、不忍心的問題，該辦的就辦，該罰就罰」。邱淑媞表示早在5/13就做出懲處決定，但因公文往返的時間拖到5/22才公佈。稱「懲處公文全由衛生局主任秘書蕭東銘負責，我個人也有監督不周的責任」。同日下午，衛生局立即將蕭東銘記兩次申誡處分。5/26，臺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第三度請辭獲準。和平醫院淨空後，邱局長為負起政治責任於5/8提出書面辭呈；5/20，又口頭請辭，但馬英九市長要求邱淑媞一起打贏這場抗疫戰爭；5/25中午邱局長第三度表達辭意，臺北市長馬英九原有意改聘她為有給職顧問、不過邱淑媞當場辭拒，之後衛生局長一職由副市長歐晉德暫代，臺北市立忠孝醫院副院長吳文豪升任衛生局副局長。臺灣公共電視臺先後拍攝《和平風暴 》則指臺北市政府對抗SARS的策略是典型的錯誤示範，例如鼓勵民眾戴口罩會造成口罩缺貨，讓真正需要口罩的醫護人員沒有口罩可以使用；另一個錯誤示範是過早要求把SARS訂為法定傳染病，對防疫反而有害無益，因為原先的防疫手段只要確實執行，已足以阻止SARS。訂為法定傳染病後，醫療系統會為了避免犯法，通報過多疑似SARS病患，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及恐慌。壹週刊記者於封院當時正在和平醫院採訪，便留下來與上千名醫護人員、病患和家屬，一同經歷這次與死亡近距離接觸的事件，並以無線通訊裝置傳輸出封院後的真實景象。監察院在事件過後進行調查，前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感染科主任林榮第兩人都因此遭到彈劾，但原本列為彈劾名單內的前臺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則因為一票之差並未透過彈劾。事後行政院衛生署、臺北市政府遭監察院提出糾正，糾正案文字號「093財正0013」，關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專案如下：(1)選址未盡審慎：查和平醫院爆發感染疫情，正是病毒最多，傳染性最高、最危險之地方，在病毒充斥之地「就地隔離」將使得尚未受到感染者極易因而遭到感染。(2)未切合「隔離」之學理要求：所謂隔離，應是一人一室，獨立衛浴，不與他人接觸；但和平醫院只有400多床，未切合其他病患、家屬、醫護人員共一千餘人與ＳＡＲＳ病患隔離所需之空間需求。在為SARS負起政治責任辭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一職後，邱淑媞回到陽明大學當助理教授；也遇到當時指導老師陳建仁院士全力協助，幫她順利及早完成博士學位，但是她並非就留在學術界。2006年馬英九開始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和隨後的全國競選時，邱淑媞自願擔任競選團隊發言人，以美麗清新兼醫師的形象重新踏回政壇。當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多年執政愛將的邱淑媞很快就被派任執掌當年衛生署(現改制衛生福利部)幾乎最大資源和業務費用的國民健康局局長(現為國民健康署)。在衛生署整體經費中，國民健康局的經費除了疫苗施種外，其餘多數是選擇性的活動經費，比起健保局經費，更自由靈活、好運用，讓邱淑媞得以推動其健康促進的主張。很快邱淑媞幫馬英九總統推出一系列全國跑透透的短褲跑步風，接著推出全國減重計畫，讓許多意在拿獎金的民眾一時之間趨之若鶩。雖然後來卻未能將減重運動和健康管理的核心價值深植社群，不到兩年就走入歷史。2012年成為中華民國臺灣首位擔任WHO官方網路理事長。早在2006年，在時任醫務管理學會理事長的邱文達等人支援下，任職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邱淑媞推動臺灣加入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路(以下簡稱HPH國際網路)，並於2010年獲選為副理事長、2012年獲選為理事長，是臺灣首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網路理事長之人士，曾代表HPH國際網路與3個國際組織簽署國際合作備忘錄，曾協助美國、加拿大、義大利、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愛沙尼亞等國成立或拓展網路，使全球會員數達到1000家以上；另亦承辦2項世界衛生組織交付予HPH國際網路之任務(推動環境友善醫院、推動HPH進階認證跨國研究計畫) ，還曾出席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記者會。2014年邱淑媞任期屆滿，交棒給新選出之理事長(為義大利之國家代表)。 依當時網路之憲章，任一網路不能擔任超過兩屆之監理委員，但邱淑媞已擔任兩屆監理委員，甫卸任，即獲會員大會推舉並以熱烈鼓掌透過，邀請其再擔任監理會之觀察委員，且將討論修改憲章，使較資深的網路能繼續有被選舉權。2013年，國民健康署選在8/23舉辦第一屆健康促進貢獻獎表揚大會，對健康促進政策的策劃、倡議、推行與服務創新有具體貢獻者致上最高敬意。鼓勵從上游著手，在還沒有出現病痛時，就想辦法減少日後疾病發生率，減少醫療支出。此獎至2016年為止共舉辦四屆，在邱淑媞調派至部立桃園醫院後，隔年起不再辦理。2014年，於國民健康署署長任內接受國民黨徵召帶職參選宜蘭縣長，雖遭到質疑但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自候選人名單公告至投票日止，參選人都可以請事假或安排休假，衛福部長邱文達也為邱淑媞背書表示，「她很多假都還沒休啦！」，因此並未違法。她以「宜蘭媳婦」及「宜蘭義工」作為號召，更公開表達「反核」立場，然而在媒體採訪時再度爆發公關危機，被拍下『你們這次不選我，你以為我下次還會再來嗎？』的片段，引起社會譁然。面對指陳，邱淑媞表示，當天受訪時記者的提問比較負面，被問得有點挫折，加上跑很多行程有點疲累，而且外面也有耳語說，下一次選舉再投給她，情緒才激動起來。邱淑媞說，她全心全力投入選舉，希望給宜蘭鄉親帶來新的轉變，自己是玩真的，才想用比較俏皮的方式，告訴大家『這一次就要支援我，不用等到下一次』，不過反應太過激動，表情看起來很生氣，看到電視播出後很想「撞牆」，對縣民實在很抱歉。然而選舉結果最終以得票九萬多票落選。宜蘭縣自1951開放民選縣長以來30年，8屆縣長均為中國國民黨籍，直到1981年陳定南當選，到2014年的33年間國民黨只選上過1屆4年的縣長。面對尋求連任的現任縣長，帶職空降的她一開始就處於弱勢。該年宜蘭縣議會選舉結果總投票數國民黨拿到36.99%、民進黨37.6%、其他佔25.41%，對比她縣長拿到36%，可發現她幾乎只有自己政黨的支持者。再看到宜蘭有些鄉鎮市明明議員、民代的比例是藍大綠小，卻是由民進黨拿下鄉鎮市長，反之亦然，探討背後主因便會發現派系的運作加上「全縣只有一席」的選區劃分導致這些現象，這次選舉邱淑媞採取的選舉方式顯然沒有吸引到太多派系的支援。SARS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