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必須迴避君主、尊長等貴人的「名諱」的一種習慣，通常只限於君主、尊長等貴人之本名，字號的避諱則較少見，在言談和書寫時，遇到君主、尊長等貴人的名諱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換，或是刻意將該字缺筆；取名時，不能取他們的名諱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則，可能觸犯大不敬之罪。陸容《菽園雜記》稱，“民間俗諱各處有之，吳中為甚。”這種習慣也曾經適用於漢字文化圈內中國的臨近國家，例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避諱的起源.避諱始於周朝，《左傳》說：“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曲禮》載：“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明文規定取名之避。後來，《左傳》又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這一條款，遂產生“六避”。但當時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迴避。名諱兩字中，只有一個字相同，也不用迴避。避諱的方法與例項.陳垣《史諱舉例》曰：「避諱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到了宋朝，避諱之風日趨嚴格，又出現「拆字」這一種避諱方法。改字.改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使用其他別字代替。例如：空字.空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不填寫。如唐朝將領李世勣被改成李勣，以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另外民間有傳言“觀世音菩薩”亦因避唐太宗諱，略作“觀音”，但實際上唐太宗規定避諱僅限「世民」兩字連用的情況，故以上兩種情況都不適用。而「李世勣」改名「李勣」則是唐高宗即位後的事，「觀世音」簡稱「觀音」亦在唐朝之前已經出現。缺筆.陳垣認為避諱缺筆，始於唐朝，貞觀十八年蓋的文達碑，有「世子」二字，時唐太宗稱李世民，可見仍未有避諱缺筆。乾封元年《賜泰師孔宣公碑》中，「愚智齊泯」中的「泯」作「汦」，因此他認為唐高宗是避諱缺筆之始。到了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說明瞭當時已經有缺筆避諱。一般缺筆是缺寫尾一筆。如「愚智泯」的「泯」字，因諱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汦」。《于志寧碑》中「世武」把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中的「世」少寫一劃，作「卅武」。舊唐書穆宗紀：「恆王房子孫改為汦王房。」汦王應為愍王，因避諱，改民為氏而誤。《續漢郡國志》中載敦煌郡有拼泉，拼泉即淵泉，因唐太祖李淵缺筆的淵字缺尾的一筆，後訛為拼。宋人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朗」改為「郎」。劉焉，字君朗改為君郎、《新唐書·后妃則天皇傳》：「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郎為唐之奇所殺。」《康熙字典》將康熙帝玄燁諱各缺一筆。日本江戶時代末期至明治時代，對於仁孝天皇的名諱「惠」、「統」、「睦」缺一筆。Unicode收錄的避諱缺筆字.Unicode中收錄了因避諱產生的缺筆字數個。拆字.拆字法：當遇到要避諱的字時，將該字拆開，以描述其字的構造。各地情況.中國.周朝時避諱情況較為寬鬆，只有完全相同的字才要避諱，同音或近音字大致上不用。秦漢時期，大一統的政局形成並得到鞏固，君主之尊無以復加，儒學在上層建築中逐漸佔統治優勢，這種要求遂變得非常嚴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當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鄭玄《毛詩箋註》“天下邦國，至於困窮”言及漢高祖名諱，但這亦有可能是司馬遷抄錄其父司馬談留下的資料，司馬談自然不需要避諱自己了。漢景帝時，二十四節氣之中，「啟蟄」由於避諱而改名為「驚蟄」，並且和「雨水」調換，「穀雨」與「清明」的順次也被置換。東晉太元十三年，侍中孔安國上表，因黃門郎王愉名犯其父孔愉名諱，不能共同簽名，求解。有司認為：此前，尚書、安眾男某某曾上表中兵曹郎王祐犯其父私諱。同意調換部門，這是朝廷制度之外的恩典。但此例一開，官員效仿，不知何時結束。於是斷絕了此類請求。但避諱卻是日漸嚴格。避各類私諱，亦是後世官員注重的事項。到了唐朝，有一個字相同甚至是同音，也必須迴避了。當時著名詩人李賀就是因為其父名“晉肅”，與「進士」發音相近，而不得參加進士考試，致使終身不得志；韓愈為此事非常生氣，為之作《》駁斥，“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能為人乎！”唐朝法律規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然而杜牧《阿房宮賦》“一旦不能有”、柳宗元《捕蛇者說》“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皆言及唐睿宗名諱而並未受到查處，可見唐朝時對避諱的規制亦不如清代時嚴格。五代十國時，馮道的門客為其講解《老子》，見文章裡面「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字，衝犯了馮道的名諱，門客為了避諱，把「道」這個字給改成「不敢說」，於是便將「道可道，非常道」讀作「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除了文字避諱，生活上亦有其他形式的名諱。例如唐朝避諱李姓，禁食鯉魚，抓到鯉魚必須放掉，販賣鯉魚責打60杖。明朝正德年間也曾一度禁止百姓蓄養豬隻。宋代，諱法大興，一個帝王的避諱字數量急劇增多，《容齋三筆·十一》雲：「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元代是蒙古人入主中原，蒙古人本無避諱之事，因此元代不太在意避諱。忽必烈行漢法之後，曾下令避諱，但終元一代諱法不嚴，一部《元史》，惟《程鉅夫列傳》言：「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餘無所見，程鉅夫生於宋，故習慣避諱，而考察《元史·武宗紀》，武宗朝名中有“海”者多達七人，武宗朝奏章地名有“海”字者眾多，並不避諱，故程鉅夫避諱一事屬於此人特例。由於蒙古人的命名習俗與漢人不同，蒙古人中君臣同名者甚多。明代因之，二字之名在用到其中某一字時不避諱，音近而有稱名之嫌，亦不需避諱；所謂「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故親王可與皇帝共用字輩。滿人早期亦不避諱，後來漢化加深，從玄燁開始，才跟著漢人那樣有了避諱之事。清乾隆二十二年，沒有缺筆避諱，也有批評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的內容，被認為非常不敬，而被依大逆律定罪處斬。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位時，“儀”曾經是避諱字。清朝滅亡後，民國不再避國諱和聖人諱。現時一般中國人仍避家諱，但僅限於起名，日常使用是不避的，亦有連起名也不避諱的。日本.日本避諱的相關記錄始見於奈良時代。延曆年間，桓武天皇為避其父光仁天皇的諱，將常陸國的「白壁郡」改名為「真壁郡」。淳和天皇即位的時候，由於天皇名叫「大伴」，氏族「大伴氏」便被改名為「伴氏」。進入幕府時期以後，日本武士對主君的名字也要避諱。當時日本人名分為「通字」和「偏諱」兩個部份。例如在「德川家康」的名字中，「家」字為通字，由家族時代相傳；「康」字為偏諱。通字無需避諱，但偏諱要避。 在觸發了後來大坂之役的方廣寺鐘銘事件中，豐臣秀賴一方就是因為銘文中的“國家安康”一詞沒有避德川家康的偏諱，為德川幕府出兵大坂提供了口實。不過有時候，日本武士也會將偏諱賜給屬下，以示恩寵。日本比中國更晚，直到二戰結束之前仍須避諱，否則可被視為對皇室不敬。例如，為避仁孝天皇的諱，將「惠」、「統」、「睦」三字都缺一筆。此外，對皇后也要避諱。例如，大正天皇的皇后名叫九條節子，這便是今日越南尊室姓的由來。以下是阮朝的變音避諱用字表。其中，被避諱之字以粗體標出。現代.現在雖然已經不講究避諱習俗，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時儘量不取同父輩或祖輩同名或同音的字作為名字。由於避諱的影響，現在的東亞人還是認為直呼長輩的名字為不敬，所以會特別-{注}-意親屬稱謂。例外情況.雖然不取與父輩或祖輩名字相同的用字或同音字是傳統避諱方式之一，但亦有例外。例如東晉時王羲之的七個兒子王玄之、王凝之、王渙之、王肅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都有「之」字，據陳寅恪考證“之”字是天師教信徒的標誌；而汪婕指出，這僅僅是“二名不偏諱”，與天師教信仰無關。避諱的後果及用途.避諱徒增文章的理解難度，若不瞭解相應的避諱情況，可能無法正確認出原詞，導致文章難以理解。另外，避諱本身提供了一種代方法，如果某書中避某字諱，則可以斷定該書是相對應的某位皇帝繼位後著述的。評價.現代，避諱被認為是強化君主專制的手段而遭到批判。漢字文化圈以外.猶太人.由於《希伯來聖經》中的《十誡》有「不可妄稱YHWH你神的名」的誡命，猶太教的四字神名。大溪地人.在玻里尼西亞的許多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名字被認為是神聖的。為了避免冒犯，任何類似一個名字的字眼都不可使用，並直到該人死去為止，都需以一個含義相似的詞來代替被禁止使用的字眼。然若一個領袖碰巧活得非常長命的話，這暫時性的替代用法，可能會變成永久性的，進而對語言產生影響。一個例子是在大溪地語當中，一些單詞因為避諱的緣故，而被其他的單字給取代。在玻里尼西亞的其他地區，tū 或其他同源的字之意為「站立」，但在大溪地語中，該字被以 tiʻa 取代，因為原本的詞根變成了波馬雷一世這位國王的名字中 Tū-nui-ʻēʻa-i-te-atua 的部份；相似地，fetū 這個意指「星星」的字眼，在大溪地語中為 fetiʻa 所取代；而 aratū 這個意指「柱子」的字眼，也為 aratiʻa 所取代。儘管 nui；此外，ʻēʻa 這個詞也不再使用，並為 purūmu 或 porōmu 取而代之，在現今，ʻēʻa 之意為「路徑」，而 purūmu 之意則為「道路」。Tū 也有個暱稱，叫做 Pō-mare則已不可逆地為 "hota" 所取代。其他範例如下：一些舊式的單詞依舊用於背風群島一帶。」，收錄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編纂的《--》，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