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主導，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土地改革。 這次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在中國大陸推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包括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及“人民公社”運動等，收回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1980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後，農民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從政治和經濟上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1950年6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表示，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開闢道路”。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統治階級的地主和鄉紳階層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消亡，使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得以進入農村基層。土改程序.1947年7月至9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全國土地會議，總結了“五四”以來土地改革的經驗，制定和通過了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並於10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佈。其中規定：“廢除封建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它財產，並徵收富農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1947年12月，毛澤東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8年1月，任弼時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糾正土改運動中的“左”的偏向。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話，提出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到1948年夏，冀中區和北嶽區除邊沿村外，在能進行土改的150066個行政村的區域中，已有90%以上的地區達到了土地大體平分；譬如，原熱河有80%的地區農民共分得土地240萬畝。到1949年2月，解放區2.7億人口中，有1.5億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改，有1億農民分到到大約3.75億畝的土地，同時還分到了從地主手中沒收的糧食、住房、衣物、農具、牲畜等財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截止1950年6月，據劉少奇報告，全國“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約有農業人口一億四千五百萬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土改方式.激烈推進土改.1950年4月18日，毛澤東在關於春耕、土改和幹部整訓工作的意見中還對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等做出了及時將土地改革規劃上報中央的要求。毛澤東稱這場土地鬥爭將會極其激烈，“除了地主以外，還會有帝國主義、臺灣和西藏的反動殘餘、國民黨殘餘、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等起來反抗”。毛澤東認為總的方針就是“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為了進一步避免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打擊面過廣的傾向，毛澤東主張“可以採用孤立地主、不動富農、保護中農、穩定民族資產階級的措施來保障土地改革的穩妥推進”；“由徵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儲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到1952年，全國大約有三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納的大約700億斤糧食的地租，改變了“佔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佔有全部耕地的70%”的土地制度。反對和平土改.在1950年6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上，與會代表討論《》。許多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佈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則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張組織農民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秦暉認為，土改讓農民不得不以生命為代價在國共內戰中支援中共，因為如果中共在內戰中失敗，這些農民不僅要失去土地，還要因為他們血腥的罪行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夠暴力血腥，就不能達到逼農民交“投名狀”的目的，所以當時要反對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抗日愛國士紳牛友蘭在1947年的晉綏土改時被鬥得死去活來，有二流子將他的鼻子用鐵絲穿過，繫上繩子，由時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著遊街。牛友蘭不堪忍受，絶食身亡。劃分農村階級成份.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中劃分階級成份，將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農、僱農是土改依靠的物件，中農是團結的物件，中立富農，地主被定為剝削階級，是土改打擊的物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佔農戶總數不到7%的地主、富農，佔有總耕地的50%以上，而佔全國農戶57%以上的貧農、僱農，僅佔有耕地總數的14%，處於無地少地狀態。地主人均佔有耕地為貧僱農的二三十倍，農村存在著大量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儘管中華民國政權在大陸已被擊敗，但中共認為就地主階級而言，“不甘心失去其原來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成為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另一方面，對地主帶有苦大仇深感情，對土改運動積極的貧農和下中農階層的農民當時稱為“思想進步者”，也就是民間俗稱的“土改根子”。“土改根子”帶領其他農民透過“訴苦、挖根”運動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其他農民與地主、富農實現階級對立。土改根子在土改運動中經常為“鬥地主”運動推波助瀾，為土地由高度集中的地主階級到無地少地的農民的再分配，以及鞏固新建立的農村地方政權做出貢獻。暴力行為.農民.各種調查顯示，當年土改工作隊的幹部普遍存在鼓勵農民打人的情況，土改隊幹部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也並不少見，造成土改時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蘇南2742個鄉之中，有200多個鄉發生了亂鬥亂打；據當時中共蘇南區農村工作委員會的原始記錄，一共有218個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剝光衣服。前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裡逼死七個人。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在領導土改運動時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政策和做法，結果廣東土改受到黨主席毛澤東的批評。1951年11月，毛澤東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澤東將陶鑄和趙紫陽調到廣東主管土改工作，並且調集大批幹部南下廣東參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面批評方方犯了“土改右傾”的錯誤，他說道：“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至廣東新上任的陶鑄則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在廣東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寧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僱貧農，就不要緊。”牛蔭冠晚年回憶晉綏土改：“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土改中，對被劃分為地主的人和其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導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對女性更充滿性暴力，強姦、輪姦、性虐待的事情時有所聞。運動影響.官方資料.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表示土地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迅速恢復與發展。以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產量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分別增長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別增長14.1%、26.5%、12.5%， 到1952年年底，組織起來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的40%左右，是1950年佔比的3倍。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5.9億元增長到1953年的499.1億元、增長了53.1%，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162億斤增長到1953年的3138億斤、增長了31.1%，棉花產量也從1949年的889萬擔增長到1953年的2349萬擔、增長了62.2%，土地改革客觀上對生產力增加、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推動作用，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生產的持續恢復和發展。社會結構.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277-278土改剝奪了農村鄉紳階層的土地和一切財產，剝奪了100萬-500萬人的生命，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土改把上千萬人劃分為地主和富農，成為政治上的賤民，在以後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土地所有制.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明確地說：“佔國民經濟總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毛澤東早已計劃進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而且實際上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土改運動結束之前就開始了。在土改運動尚未結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開了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此後農業合作化在中國展開，大量農民把土地所有權透過參與互助組、合作社交給了“集體”。當今農村的土地仍然屬於“集體”，農民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死亡人數.毛澤東在1948年的指示將土改打擊物件定為低於人口百分之十。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不同學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500萬之間。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處決了2-5百萬人。中國共產黨因此剷除了反對者，鞏固了新生的政權。歷史評價.正面評價.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等對土地改革運動有如下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