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

何振梁，男，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無錫，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官員，體育外交家。他是國際奧委會首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委員，曾先後三次當選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曾擔任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逝世前任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譽主席，國際奧委會名譽委員。他是1993年和2001年北京申奧代表團陳述人之一，被視為北京申奧成功的功臣、中國奧林匹克之父。何振梁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醫衛體委員會副主任。1993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生平.何振梁於1929年12月出生於無錫，1938年由於戰亂隨全家搬到了上海法租界，進入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中法學堂成為其日後開展體育外交工作的“招牌武器”，並曾多次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法語翻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接見外賓時的法語翻譯，大多由何振梁擔任。他還多次擔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翻譯，並隨其出訪。1950年畢業於法國天主教會開辦的上海震旦大學電機系。何振梁本來是當工程師的料，但由於建國初期外語人才奇缺，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共青團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1952年7月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隨團翻譯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十五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次經歷，也成了何振梁體育工作生涯的開端。1952年11月，作為技術專家的何振梁感到做翻譯不是自己的本行，向組織提出願意從事自己的專業，便被分配到二機部四局，從事電機研究工作。1953年底與其在團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時認識的梁麗娟結婚。1954年底，何振梁被團中央借調，參加由吳學謙帶隊的中國代表團赴維也納參加國際農村體育大會。回程途中轉到莫斯科時，在火車上遇到國家體育代表團，團長是國家體委國際司副司長張聯華。國家體委當時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語人才，而張聯華這位老革命出身的官員發現何振梁正是精通外語的人才，希望他能到體委國際司工作。但二機部不同意放人，最後還是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親筆寫信給他的老下級、二機部部長趙爾陸，才使何振梁於1955年順利調到國家體委，負責國際聯絡工作。1964年起歷任中國體操協會副秘書長，中國乒乓球協會秘書長，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秘書處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何振梁被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打成“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把他弄去燒鍋爐，當木工；後又被下放山西屯留勞動，直到1971年才調回北京。1979年起歷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秘書長，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體委國際聯絡司司長，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執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常委、副主席等職。1980年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在美國普萊西德湖舉行的第十三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1985年6月14日升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分管國際事務。根據前北京電視臺體育頻道首席記者，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首席策劃房學峰的回憶，1995年春何振梁曾在洛桑對他說起：1988年底，何氏本是出任國家體委主任的熱門人選，並且已經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通過了，但是未獲得全國人大的透過。1989年4月15日當選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1994年從國家體委退休，同年卸任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改任名譽主席。1999年9月擔任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顧問。2001年12月任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執行委員、顧問。逝世.北京時間2015年1月4日下午15時50分，何振梁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86歲。評價.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在哀悼何振梁逝世的講話中稱讚何振梁是“具有很高的文化與藝術修養，是一位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的社會價值的真正倡導者。我向他多年來在中國履行其作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職責而付出的熱情與投入致敬。他也幫助奧林匹克運動更好地瞭解了中國、中國人民和其燦爛的文化。奧林匹克運動失去了她最熱忱的大使之一。對我個人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生涯伊始給了我寶貴的建議，我會永遠銘記並感激他。”2015年1月4日，國際奧委會宣佈，自1月5日起在瑞士洛桑總部降半旗三天對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並向其致敬。國際媒體和國際體育界紛紛對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對何氏為中國體育與世界體育接軌的突出貢獻作出高度評價。《紐約時報》的紀念文章讚揚何振梁是中國的奧林匹克先行者(China's Olympic Crusader)，文中引用《何振梁申奧日記》英文版的譯者、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Susan Brownell對何氏的評價，稱其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樑，尤其是中國與國際奧委會之間的橋樑；我不知道還有誰具有這麼多年來扮演這種橋樑作用所必須的國際視野和政治決心。” 《金融時報》也發表了紀念何振梁的文章，文中引述英國籍國際奧委會委員邁克爾·潘恩(Michael Payne)對何振梁的評價，稱讚其在北京申奧成功的過程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他說第一次申奧失敗後，何振梁堅持不懈地在國際奧委會的各種場合遊說眾多委員，他謹慎而謙虛的行為方式逐漸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國際奧委會類似於一個私人俱樂部，十年前情況更是如此。說到底各個委員最後都把選票投給自己的朋友。委員們都喜歡他，他是那種能創造信賴的氛圍，建立信任的關係的人。”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ANOC)專門發表悼文紀念何振梁，稱讚他“在功勳卓著的職業生涯中為奧林匹克運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美國體育學會(The 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出版的《體育文摘》("The Sports Digest")發表大衛·米勒(David Miller)撰寫的紀念文章《懷念一位充滿尊嚴和智慧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稱讚何振梁是“奧林匹克圈子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這位知識分子歷經文革歲月的磨難，進而帶領中國體育迎來21世紀的輝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位能講多門外語的工程師以他的文化涵養和氣質舉止在中國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但仍處於半神秘狀態的國家和當時正全面走向職業化體制的奧林匹克體育之間架起了一座可靠的橋樑。”何振梁多年的同事，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國際排聯終身名譽主席魏紀中說：“何老官做得很大，但是沒有官架子，事業心和責任心極強，對下屬的要求也很嚴格。我們能在他的領導下取得了一些成績，都是因為他嚴格要求的結果。”“他是一位好黨員、愛國者，是一位事業心、責任心很強的人。”“我們最應該緬懷的，是何老的事業心和責任心。他一旦認定一件事，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底。”中國的主流媒體，包括中央媒體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以及各地方媒體都沉痛哀悼，並對何振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在1月5日晚《天下足球》節目後播出了一個與何振梁有關的專題片；《人民日報》體育部主任記者汪大昭也專門撰文《何老離去沒有遺憾珍貴奧運精神永存》高度評價何振梁對中國奧林匹克運動事業的卓越貢獻。國家體育總局主辦的《中國體育報》對何振梁逝世隻字不提。而國家體育總局也惜字如金，僅在官網上登了條123字的訃告。2015年1月10日上午，何振梁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上千名群眾自發前來送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送來花圈，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親臨現場，他送上的花圈與前局長袁偉民贈送的花圈並排擺放。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的夫人克勞迪婭，以私人身份代表巴赫一家送別何振梁，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代表國際奧委會致悼詞。何振梁生前好友、中華臺北籍國際奧委會委員吳經國也參加了告別儀式。國際奧委會生涯.1981年10月2日，在前聯邦德國巴登巴登召開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84次全會上，何振梁當選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也是第一位中國籍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在國際體育組織中，何振梁還曾擔任各國體育總會國際大會主席團副主席。1985年6月5日，在前民主德國東柏林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90次全會上，何振梁全票當選為國際奧委會核心決策機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之後又分別在1994年9月5日巴黎第103次全會和1999年10月20日漢城第109次全會上兩次全票當選(1985-1989，1994-1998，1999-2003)。1989年9月1日在波多黎各聖胡安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95次全體會議上，何振梁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1989-1993)。在國際奧委會的歷史上，在擔任委員的四年內被選為執委，又在擔任執委四年內被選為副主席的只有薩馬蘭奇、前蘇聯奧委會主席維塔利·斯米爾諾夫(Vitali Smirnov)和何振梁三人，其中惟有何振梁是全票當選的。由於他公正不阿，從1986年起，他與另兩位有資歷、有威信的委員成了國際奧委會內部各種選舉的監票人，一些委員還給他取了個“聖人振梁”的雅號。在國際奧委會任職期間，何振梁曾擔任奧林匹克團結委員會委員(1981-1987)，大眾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85-1987)，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委員 (1985-1999)，種族隔離和奧林匹克主義委員會委員(1989-1992)，奧林匹克勳章委員會委員(1989-1993)，第十二屆奧林匹克大會籌備委員會成員(1990-1993)，百年奧林匹克大會——團結大會研究委員會委員(1994-1996)，文化委員會榮譽委員(1995-1999)、主席(2000-2009)，文化與奧林匹克教育委員會榮譽委員(2009-2015)等職。2009年10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21次全會上光榮退休，轉任國際奧委會榮譽委員。在國際奧委會，何振梁善於協調各方關係，曾被評價為罕見的、沒有敵人的委員，並與薩馬蘭奇、雅克·羅格、托馬斯·巴赫三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均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關係，其中薩馬蘭奇更是對何氏欣賞有加，將他視作工作上的左臂右膀和生活中的知心朋友。北京兩次申奧過程中的角色.1993年和2000年，何振梁兩次參加北京申辦奧運，並擔任申奧投票中方陳述人。在兩次申奧過程中，何振梁利用其在國際奧委會任職的身份，廣泛遊說各國委員，做了大量實際而富有成果的工作。北京第一次申奧過程中，何振梁在三年時間裡遍訪世界各國拜訪國際奧委會委員，總行程大約64萬公里，能夠繞地球16圈；有一次出訪阿爾及利亞，該國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為何振梁夫婦訂了一家條件比較好的酒店，但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通知他們，這家酒店剛得到了有爆炸物的警報，因此使館建議更換酒店。但是何振梁考慮到這家酒店是這位阿爾及利亞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幫他訂的，為了體現對這位委員的充分尊重和信任，決定寧可有危險也不換酒店。北京第二次申奧的衝刺階段，為了一張張寶貴的支援票，已過古稀之年的何振梁夫婦奔波在世界各地，拜訪國際奧委會委員。從2001年2月起，五個月裡他們有四個月在國外和旅途上度過，出訪11次，走了20多個國家。當時何振梁已經被腎病困擾，那時他給兒子留了一封家書，說如果發生不測，家人可將其開啟；如果平安歸來，則原封不動。據第一次申奧時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借調到北京奧申委擔任辦公室主任的魏玲回憶，“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電腦製作的能力。何老親自請了瑞士的專家，請來美國申奧成功時的攝影記者。我親自去空軍申請了直升機拍攝，我們就在北京上空拍宣傳片的素材。那架直升機，曾經是總理的專機。他說過，國內的技術達不到，就到國際上去找。總之，必須達到國際標準。國際奧委會來北京時，需要準備大量的檔案資料。何老會親自檢查檔案的準備情況，甚至連包裝紙的材料，都要求到市場上找到最好的。即使這樣，我們可能還是達不到世界標準的要求，但是，何老的要求是儘量做到。開會時桌上擺放的礦泉水、鉛筆、甚至紙張的擺放，都要嚴格遵循國際標準。說實話，我在軍隊工作，也沒見過這種(嚴格)。而且，他的每一項要求，都會親自檢查。”每一封寫給國際奧委會委員的信件，何振梁都要親自檢查拼寫、語法、所用紙張的質量。1993年9月23日晚昨天哭了很長時間。”也有細心的記者發現，在他的眼鏡後面，不僅眼球上佈滿血絲，而且，眼皮也有些腫。根據時任北京奧申委秘書長的魏紀中後來的回憶，當時何振梁極為悲傷和內疚，覺得自己要對申奧失敗負主要責任。何本人2007年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主持人王志採訪時回憶了申奧失敗當晚的心情：2001年7月13日晚，在莫斯科世界貿易中心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上，北京在第二輪投票中以56票對22票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多倫多，第二次申辦奧運會終獲成功。在代表北京申奧代表團做最後的總結性陳述時，何振梁動情地講述了自己畢生對奧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國人民對奧運會的熱切期盼：為了贏得最廣泛的支援以確保北京申奧能夠成功，何振梁兩次放棄了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機會，將競選機會讓給澳大利亞籍委員(Kevan Gosper)和塞內加爾籍委員(Kéba Mbaye)，並幫助他們拉票。與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矛盾.1993年，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前後，前國家體委某位實權人物就因為對何振梁極度不滿，甚至拒絕在公開場合與他握手。2000年，已經就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於再清在悉尼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1次全會上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之後在總局的全力支援下，學日語出身的他在美國進行了長期的英語強化訓練，並且被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形容為“國際奧委會的莎士比亞”。總局的意圖，是以年紀較輕的於氏取代已年過七旬的何振梁，日後進入國際奧委會的領導層。但正如雅克·羅格事先預料到的那樣，2003年在布拉格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5次全會上，於再清競選執委失利。在何振梁看來，此次競選失利是總局的失算，還不如當初由自己去競選。他為此給最高層寫了一封信，申明瞭自己的觀點。2004年在雅典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6次全會上，於再清終於競選執委成功，這被形容為“中國在雅典奧運會贏得的第一塊金牌”。對於“體制”而言，這意味著“去何化”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2007年8月29日，原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在《中國體育報》發表署名文章《申奧六鱗》。李氏在文章中將矛頭直指何振梁，稱“有些媒體，出於好心，喜歡定向奉送‘體育外交家’、‘奧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譽。...是不是體育外交家，是不是奧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緊的不是看坐了多少萬公里的飛機，不是能以英語、法語與多少個國際奧委會委員聊天...” 有報道稱，記者出身的李志堅之所以寫這篇被稱為“圈外人沒有完全看懂”的文章，是因為在北京贏得奧運會主辦權的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期間，《北京青年報》連載了何振梁的《莫斯科日記》，這組文章同時引起了北京市領導和國家體育總局領導的震怒，認為何氏未經統一部署便擅自發文披露這些歷史事件的內容，是居功自傲、突出個人、無視組織。而李氏的文章在指桑罵槐的文字背後，矛頭所指正是何振梁和《莫斯科日記》中的表述。2009年，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出版了《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書中披露了不少中國體壇內幕。袁氏在《申奧：深層的故事》一章中，不點名地批評國際奧委會中國籍委員何振梁“不聽招呼，自作主張，自行其是”，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主席競選中支援金雲龍而不是雅克·羅格，險些給北京申奧成功造成負面影響，並稱何振梁在申奧過程中存在“不合作、貪汙腐敗、行賄受賄”等行為。袁氏還在書中透露正是由於何振梁不支援於再清競選國際奧委會執委，才導致其在2003年競選失敗，2004年第二次時競選才成功當選。袁偉民在新書首發儀式上表示，出書是為了還原真相，他並不怕引發爭議。袁偉民的指責很快受到何振梁的反擊。2009年10月，何在接受《成都商報》採訪時說：何振梁對於袁偉民對他的腐敗指控尤其憤怒，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何振梁在國際奧委會歷來以“不可收買的人”(incorruptable)著稱。希臘籍國際奧委會委員蘭比斯·尼古拉烏(Lambis Nikolaou)也曾在鹽湖城冬奧會賄選醜聞曝光、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廉潔飽受質疑之時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何先生訪問希臘，我們要為他報銷幾千美金的飛機票，他明確表示是順路來的，機票已經由國際奧委會支付了，把錢退給了我們。”針對袁偉民在書中指責其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主席競選中行為失當，何振梁於2009年11月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作出了詳細說明：在採訪中，何振梁特地強調了，他的一切行為都及時跟國家體育總局高層作了彙報：在採訪中，何振梁毫不避諱地批評袁偉民在其書中把北京申奧跟投票支援羅格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聯絡起來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在採訪中，何振梁還對袁偉民指責其不支援於再清競爭國際奧委會執委作出了反擊：據媒體報道，對於國家體育總局高層所認為的“不聽招呼”，何振梁妻子梁麗娟的解釋是：“外事工作許多時候需要當場做決斷，什麼事都層層彙報，怎麼可能？”何振梁則不滿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長了。”他曾經在採訪中說：做了近20年體育記者的羅宏濤說，何振梁經常直言不諱地告訴國內的同事，如何與國際奧委會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在工作作風上也會公開批評一些總局官員不懂國際事務規範，一些陋習和官僚習氣急需改正。這種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羅宏濤就曾親自聽到國家體育總局的官員表達對何振梁的不滿，其言談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國際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規矩，就以為自己了不起嗎？就可以指手畫腳嗎？中體產業的部門經理王奇回憶了一個細節：某屆全運會的開幕式，國際奧委會一位高官攜夫人出席，當時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走上前來，首先與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應該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長的神色顯帶尷尬。王奇說自己認識何振梁20多年，對其充滿敬意。在他眼中，這位長者與人交往，體現的是一種“國際化的範兒”。而採訪國家體育總局的其他高官，則難比登天。據媒體報道，國家體育總局對何振梁嚴加控制，儼然將其當做組織的棋子。何氏曾一度躊躇滿志準備競選亞奧理事會主席，但總局為了贏取阿拉伯國家好感，勒令何振梁“大局為重、放棄出頭”；薩馬蘭奇也曾希望何振梁接班自己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職務，何振梁謝絕道：“我是中國人，是共產黨員，歐美委員選我會有顧慮。”後來他又與國內朋友談到真實想法：“事事處處，我到哪裡去都要經過總局報批，我連私人護照都沒有，我怎麼去競選？”何振梁與體育總局的矛盾，除了何氏在國際體育界德高望重、一呼百應，卻因功高蓋主，飽受體育總局的疏遠、排斥、羨慕嫉妒恨，成了中國官場學的犧牲品而飽受排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對體育所凝結的精神與文化，以及奧林匹克最本質內涵的理解的根本性衝突。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評論認為：通俗的說，何振梁和總局官員的矛盾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矛盾，“有內涵”和“無內涵”的矛盾。體育愛好.何振梁酷愛打網球。除此之外，他還喜歡游泳、乒乓球、足球、籃球、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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