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化

漢文化是指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以夏商周三代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吉、兇、賓、軍、嘉五禮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為核心，漢文化，“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附錄：唐律釋文・卷第三名例》曰：“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非同遠夷狄之俗：被髮左衽，雕體文身之俗也。”。禮儀是漢文化最大的特徵之一，也是六藝之首。《史記·秦本紀》中秦穆公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歷史.漢文化源遠流長，上古漢文化有很長的發展期，考古發現了約一萬年前的中國耕作文化。根據流傳載，中原文明在黃帝時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漢文明和蘇美爾、古巴比倫、古埃及、 古印度等都是地球上重要的早期古文明。考古方面發現的中國古城文明則較晚，近代起初的發現僅至周朝，而20世紀初在發現殷墟後被推進至商朝，之後又有對更早期的考古。漢文明的一個獨特之處是，儘管中國存在各朝代、政權和統治者的更替，但是漢文化卻連綿延續，外來民族在漢地建立統治王朝後多入鄉隨俗而漢化，所以漢文化是持續至今最古老的文化。流傳地域廣至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影響層麵包含政治意識、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稱為「漢文化」與「漢字文化圈」。神話史詩.漢族神話一般指的是關於上古傳說、歷史、宗教和儀式的集合體，通常它會透過口述、寓言、小說、儀式、舞蹈或戲曲等各種方式在上古社會中流傳。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話會被假定是歷史真實的一部份，關於漢族神話的最初文字記載可以在《山海經》、《水經注》、《書經》、《史記》、《禮記》、《楚辭》、《呂氏春秋》、《國語》、《左傳》、《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發現。上古.智人時代，已經開始出現文化，此時期考古發現有織縫衣物和葬禮，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載有第一個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開始出現，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區考古發現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賈湖文化等，已經進入以原始農業、畜禽飼養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以漁獵業為輔的原始氏族社會。後來陶器和玉石和文代開始興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與龍山文化的黑陶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約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前期的範疇。生產工具以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各種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現紅色，紅陶器上常彩繪有幾何型圖案或動物型花紋，是仰韶文化最明顯特徵，故也稱為彩陶文化。從挖掘的墓地遺跡證據顯示，仰韶時期為母系社會。後來在黃河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發現的龍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擁有更先進的建築技術，除了石鋤和石鍬與獸骨與木製的鍬之外，還使用石製的菜刀與鐮刀與貝類製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變成已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了。從前21世紀到前17世紀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陽二里頭文化已有出現中國最早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其中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還有鑲嵌錄松石的獸面銅牌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玉器有圭、璋、琮、鉞、戈、刀等用品，與製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岡文化的遺址經研究確認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權歷經多次變動，盤庚遷都到殷墟之前，應該已經遷都多次，二里頭遺址可能也是被廢棄的首都之一。除了黃河下游出現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以外，還有處於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這些遺跡說明瞭在新石器時代的前半期，無論在中國的北方與南方都已經發展出農耕文化。隨著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古代四川一帶有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證明巴蜀等長江流域地區也是中國重要的古文明發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並且一起繼承之前的文化遺產，也可證明漢文化早期也是多元發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體。三皇五帝時代為中國上古時代，許多上古傳說已難考究，不少上古歷史和人物又常以神話形式出現，如女媧、伏羲等。《史記》記載歷史從黃帝開始。自唐、虞至夏、商、週三代皆封建時代，帝王與諸侯分而治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其中周代相對於夏商兩代的最大區別在於有了一套成體系的宗法制度和禮教。商周時代的禮器以青銅器和玉器，造型典雅莊重為當時的文化特質。商周時期亦有甲骨文、金文。商朝初期至中期雖然是個君主王朝，但實際上只是聚集許多部族所形成的鬆散城市國家聯盟，到後期變成依靠分封親戚友族和武力壓制敵人進行統治的初步集權國家。從墓地遺跡顯示此時期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君王和貴族是世襲制，卜人在商在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而且擔任大臣級官職，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幾乎都與祭祀有關，而且商朝政治特色是以占卜來進行決策，對於當時人民來說，最重要的神被稱為「帝」，君主的宮殿就是祭祀神和神官常駐的地點。《詩經》中的《商頌》和《尚書》中的《商書》儲存了一些商朝的文學作品和關於商朝歷史的記載。殷商後期到週中期之間所鑄造的青銅器，其造型之美至今也令人感到驚奇。在青銅器眾多的精美圖案也成為中式碗盤邊緣上所繪製圖樣的始祖，細小甚至只有1釐米寬，在容器表面上全刻上獸類圖案、旋紋的複雜程度，都顯示當時擁有極高的青銅器製作技術。西周所形成的封建禮教對中國後世有極大影響，也是儒家思想的直接在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書》、《禮》、《易》、《春秋》，成為漢文化儲存至今的最古的也是漢族古代的重要思想學術流派儒家的主要經典。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和思想最自由的時代，也因此產生了諸子百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政治與文化統一了中國，開始對向北方和南方同時擴張，並要求前來朝貢。秦漢兩代，由於皇帝對於武功的追求，版圖擴大，影響力急劇向周邊延伸。漢文化隨著臣服藩屬國增加不斷的擴大。歷經秦朝的焚書坑儒與漢朝的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之後漢以後的漢地成為儒家社會。此時西域文化沿著絲路傳入中原。西域盛行的風俗文化，諸如舞蹈、雜技、鼓吹樂等紛紛傳入漢地。駱駝、石獅、辟邪、天鹿等珍奇異獸造型也傳入中國。而絲織品也成為漢地最重要的外銷品。中世.魏晉時期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道家有了較大的發展。隋朝初期，楊堅漢化一舉逆轉了數百年來，中原文化鮮卑化、胡化的局面，改姓的中原人開始恢復漢姓。唐朝皇室以老子後人自居，推崇老子思想並以道教為國教。隋唐時期時胡人的大量移入與活動，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影響了漢傳佛教。胡人在漢地北部長期處於統治者的地位，使漢族在文化習俗方面一度習染了胡風。佛教在中原傳播過程中，由於兼併土地，不服兵役、徭役，有時甚至充當敵情刺探的據點，直接或間接加劇了民間矛盾，在歷史上出現了“三武一宗”滅佛運動。宋代雖然在軍事方面是弱勢，但在經濟與文化上卻是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北宋時期以儒家學術為核心並融合儒、道、釋為一體，形成了加強儒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宋代理學，並影響其後的明朝。宋代時發明的火藥、印刷術、指南針、製瓷器技術、針灸醫術傳入阿拉伯世界，再輾轉輸往歐洲地區；在南宋中期則由阿拉伯世界傳入數學的「筆演演算法」及「阿拉伯數字」。女真人建立的金與蒙古民族建立的元亦將「胡樂番曲」帶入漢地，形成將詩歌與詞的變化文學體裁－曲。西洋文化與科技自明代時隨著傳教士傳入漢地。因此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水利等技術都有科學開創與總結。但因科舉採用「八股文」，為了思想的統一化與考試評分的公正化，導致文人思想日益僵化，後來明朝滅亡，但漢族人對西洋文化的研究風仍持續至清朝君主康熙後期，後因羅馬教廷下令禁止清朝治下的中國教徒祭孔祭祖而發生「中國禮儀之爭」，導致接續的清朝君主雍正帝、乾隆帝、嘉慶帝都厲行禁教，阻礙了中西方的科學文化交流。近代歷史.國民性批判與新文化運動.國民性批判發源於明治時期日本為了向西方學習，批判民族劣根性，進行國民性反省。福澤諭吉透過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比，對日本國民性進行了嚴厲批判：“日本人自古以來，就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只知趨炎附勢，企圖依靠他人謀求權勢，否則，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後塵，即所謂‘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極，這與西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梁啟超受此啟發提出：“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特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梁啟超強調創造新的國民性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啟超更是在《呵旁觀者文》、《新民議》和《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確的把中國的悲劇歸結為國民性的問題。留日學生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浙江潮》、《國民日日報》等報章雜誌，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隸性、自私、虛偽等種種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表現，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漢族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風俗習慣，簡言之漢族的國民性和漢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比如陳獨秀強調“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胡適宣稱：“漢字不廢，中國必亡”、“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還有諸如“蓋家也者，為萬惡之首”“中國現代社會，萬惡之源，都在家庭制度”的提議“要治萬惡之本，要人人得自由和平等，要人人擺脫苦難，要人人施博愛之情，故家不可不毀。”毀家的可行方式，就是“不婚”，“人人所能行者，則不婚是也”。康有為、唐才常還主張與白種人通婚，爭取一百年內，華人都由黃種人變成白種人。在清末民初的混亂局勢和西方思想影響下，出現了造國族、造國民、造國語、造新文化的中華民族、漢字拉丁化、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後，人們進行中西國民性比較時，對國人過度批判以及形成「民族虛無主義」。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後來也因國民性改造方式分裂了。李大釗、陳獨秀走上了以“階級鬥爭”為手段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胡適仍然堅持其自由主義的改造立場；魯迅兄弟則以文學諷刺國人的「劣根性」。有學者指出，隨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故去，國人漢文化素養的遞減，對民族文化的自卑、自賤卻不斷遞增，產生悲觀主義，並導致諸如胡適、陳獨秀、陳序經的“全盤西化”的結論，以及逆向種族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國民性改造.國民性改造在19世紀後期至1903年左右，以典型的英國模式為目標；1903年至1919年，即辛亥至五四前期，轉而以法美模式為學習物件；此後則轉向馬列主義的蘇聯模式。陳獨秀1915年9月在國內創辦《新青年》，宣揚法蘭西文明，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反對封建專制思想和舊禮教、舊道德，改造國民性。他主張“建設之必先以破壞”，因為“惟破壞略見成效時，則不可不急急從事建設，為之模範，以安社會心理之恐怖作用”。李大釗也主張堅決剷除漢文化，主張以“互助、博愛”的社會主義人道精神改造國民性。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逐漸深入，五四後期至大革命前，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經濟基礎、社會組織的角度猛烈批判中國的傳統國民性和文化，並試圖建構一個無產階級的嶄新國民形象——具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新人。毛澤東打算把國民改造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土地改革、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五反、掃盲識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教育、整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學雷鋒、文化大革命、計劃生育、民族區域自治、反對大漢族主義等都包含了國民性改造的內容。在學校裡則進行“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以及“國際主義”、“共產主義人生觀、婚姻觀和職業道德教育”。中國共產黨作為國民性改造理論的創造者和國民性改造實踐活動的推動者透過國民性改造運動確立了專制的地位，要求文化創作必須同黨的性質和宗旨相一致，要求文藝創作“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必須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學者指出，胡適早已指出社會主義信仰者的國民性改造根本就是空想。語文.語言.漢語屬漢藏語系，可分雅言和方言。方言可分北方方言、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粵語七大方言。雅言，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雅言這個「雅」字，是夏字的假借。「雅言」本作「夏言」。「夏」指周室。《論語》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在讀《詩》 、念《書》、贊禮時，用的都是雅言。孔注云：「雅言、正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南北朝乃循雅言先例，再「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藉以尋找一種折衷的語言，最後「獨金陵與洛下」雀屏中選。《切韻》音系是隋唐(唐初)的雅言音系；這個音系是以當時洛陽為中心的中原音系為基礎形成的。反切是中國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時間最長的注音方法。《切韻》開創了韻書修撰的體例，從隋唐至近代一直沿用不廢。而其歸納的語音體系切韻音，經《唐韻》、《廣韻》、《集韻》等等一脈相承的增補，一直是官方承認的雅言正統。在語音和詞彙方面，六朝雅言與吳語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而六朝雅言與今泉州話則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泉州話與六朝雅言的關係顯然要比泉州話與吳語的關係密切得多。古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唐詩之所以能夠苗高而和眾，音韻之美，功不可沒。唐太宗詩多五言，又多用去、入聲韻。李白《菩薩蠻》、柳宗元《江雪》、李清照《聲聲慢》押入聲韻。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平聲韻(如誰、遲)，有上聲韻(如雨、語)，有去聲韻(如見、宴)，有入聲韻(如客/khak/、瑟/siet/)。從《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散曲都有嚴格的用韻規律，在用韻過程中是選用陰聲韻，還是陽聲韻或入聲韻，與語境有密切的聯絡。1892年，受日本和西歐等國語言統一、教育普及的影響，福建落第士子盧戇章在《切音新字序》中說：“若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即十九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語皆掃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1913年“讀音統一會”為國音制訂注音字母39個。從清李光地《音韻闡微》中選取較普通的字六千五百多個，科學上新製的字六千多個，以及《闡微》中所缺的字六百多個，共計一萬三千多字，為其審訂標準國音讀法，注以注音字母並依《康熙字典》部首法編成《國音字典》。“國語”的語音標準，並非一次確立的，它是在國語運動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建立並不斷予以修訂的。就它的音位系統而言，經過政府批准並正式公佈的語音標準，事實上已經存在過前後兩種。一是以《國音字典》為代表的“老國音”，二是以《國音常用字彙》 為代表的“新國音”。從國音審定的辦法到審後字典的編定和出版，每一個環節都和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副會長吳稚暉有關，1926年，錢玄同與黎錦熙、汪怡、白鎮瀛等人在對1919年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進行增修時，錢玄同則提出：“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讀音為標準。”到1926年11月，《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已經按照北京語音的標準將《國音字典》裡每個字的“老國音”全部改為“新國音”。政府和民間共出版了四百餘種白話文刊物，使白話文成為當時的主要文體。此外，教育部也重行頒佈注音字母、出版國音字典，促進了國語普區應用。文字.漢字是漢語的主要書寫系統，但其通行和影響範圍與漢語略有不同。概略而言，一些漢語方言，卻在不同程度上採用了漢字。哲學.漢文化的稱謂來自漢朝，漢朝繼承了先代華夏文明，特別是周禮，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的禮儀、典章、制度取於夏朝、商朝，並且發揚光大。漢朝的禮儀和制度成為魏晉隋唐宋明朝代效仿的典範，確立了歷史悠久燦爛的漢文化。《詩經》、《尚書》、《儀禮》、《易經》、《樂經》、《春秋》六經是最重要的反映漢文化淵源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則，只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這六部古書，從遠古流傳下來，在孔子以前，為王室貴族所有，深為歷代統治者所寶重。“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學校教授，即此四種。孔子教人，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至於《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佈，《易》為卜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以是知六經之名，定於孔子也。”《國語·楚語上》記載早孔子半個世紀的楚國貴族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裡的《春秋》和《世》都是史書，《令》是關於時令節日天文曆法，比如《禮記·月令》。《語》是指《國語》、《家語》，比如傳世的《孔子家語》。《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書》中的《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類。《訓典》則是《尚書》中的《堯典》、《舜典》、《伊訓》之類。因此，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漢文化的核心，無論是《漢書·藝文志》的圖書六分法，還是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圖書四部分類法，均以“六經”為首，漢文化也就是歷朝漢人繼承六經的信仰、禮樂、法律、史書、節令、詩歌、文學、裝束、器物、飲食、建築、方技的體系，並在記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經史子集是漢文化的核心著作。“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章太炎《經的大意》指出：“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著名學者劉師培作有《古學出於史官論》，將先秦學術文化分為三派，而皆出於史官，其中第一派即為“六藝出於史也”。“六藝之學掌於史官，仲尼刪訂六經，實周史儲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徵，不待秦灰之燼矣。”宋代史學家鄭樵在其《通志·總序》中亦曰：“《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漢文化是“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代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經史子集.經史子集基本上囊括了漢文化的浩瀚典籍。東晉李充正式確定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經史子集之名。唐初編成《隋書 經籍志》，這是正式以經史子集為類名的四部分類法中現存的第一部目錄。漢文化均源自這些典籍，經學、子學、史學是漢學研究的重心。禮儀.漢族禮儀是漢文明最為典型最為古老的特徵，也就是漢族的風俗習慣傳統，漢族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禮和漢服是華夏的標誌。禮儀文化可追溯到堯命舜推行的“五典之教”。舜時主管教育的官職有三， 其一為司徒，負責“敬敷五教”；其二為秩宗，負責“典朕三禮”；其三為典樂，負責“教胄子”。“五教”即五常之教， 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所謂“ 三禮”，即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脫履之禮.脫履入室是禮儀中比較古老的禮儀，始自虞朝。據《禮記·王制》記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孔穎達疏。“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 履，升堂坐飲，以致醉也。”祭社.社，土地之主，通常以松柏為神主。見面禮.初次求見尊長並贈送禮物以表達敬意的禮節，古稱贄。男子贈送玉帛、禽獸、臘肉，女子贈送紅棗、慄、乾肉。贈送錢幣是禁止的。上壽.上壽為祝願萬壽無疆之禮，敬壽酒一杯或敬以金錢。祭品.漢人祭祀的祭品包括太牢、少牢，此外還有狗、魚等等。如《周禮》中就有將魚作為祭品的記載，《山海經》中也有用魚祭山神的，漢代亦沿襲以魚祭神祀祖的習俗，《藝文》引《三輔故事》雲：“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藝術.音樂.漢文化極其重視禮樂，可分為雅樂、燕樂和俗樂。其歌有韋生、王蕭、踏歌、浩歌等曲;樂器則有琵琶、琴箏,一弦之屬。蘇州民族樂器一廠的民族樂器製作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黃帝時代，黃帝命伶倫製作樂律，根據鳳凰之鳴訂定十二律。伶倫在西山找到了粗細適中的竹子，用其中最結實的竹子削成竹笛。於是黃帝時產生了最早的禮儀性樂舞《雲門大卷》。堯時產生《咸池》，舜時則有《大韶》，儒家以雅樂為正聲，每個王朝建立伊始都要制禮作樂。漢樂分五音：宮、商、角、徵、羽。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劉邦榮歸故里時唱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樂譜.《禮記·投壺》中的鼓譜是現存最早的樂譜。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收錄了南宋所傳《風雅十二詩譜》的雅樂樂譜，用律呂字譜記寫，是傳世最早的詩經樂譜。宋末《事林廣記》後集卷十二“音樂類”“音譜類”以及續集卷四“文藝類”也載有部分散佚樂譜資料。《樂星圖譜》用俗字譜符號說明八十四調音階，並對照排列雅樂燕樂調名。宋末熊朋來撰《瑟譜》載有瑟的歷史，演奏技法，《詩舊譜》，《詩新譜》，《孔子廟釋奠樂章譜》以及製作瑟的《瑟譜後錄》。明代朱權所輯琴譜《神奇秘譜》分《太古神品》、《霞外神品》。明代《樂律全書》也收錄了很多雅樂樂譜。還有明代楊掄輯《真傳正宗琴譜》，嚴徵《松弦館琴譜》，張廷玉《理性元雅》，陳大斌《太音希聲》，劉民悅輯《文廟禮樂全書》，明末避亂日本的魏雙候四世孫魏鵠《魏氏樂譜》。清代有《律音匯考》。《風雅十二詩譜》中包括了12首詩經國風和小雅的樂譜。這12首詩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採蘋》。用律呂字譜記寫，每字一音。美術.漢族美術源遠流長，且在幾個世紀以來保持了令人驚奇的延續性，這點與藝術風格總在不停變化的西方美術不同。明朝時的作品還可以看到唐朝時的影響，而一幅清朝的畫作與一幅宋朝的是非常相似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中國對傳統的尊崇。藝術家的首要任務不是創新，而是儘可能逼真的臨摹舊有的作品——這並不被認為是抄襲，反而一定程度上是創新。其他在漢族廣泛流傳的宗教和哲學思想也在不斷地影響藝術創作。沒有道家的存在，漢族繪畫甚至唐詩也不會擁有現在的模樣。這些主題經常是關於與自然相協調的生活的。就是繪畫技巧也透露出了道家的陰陽理論的影響，有的在虛實的辯證轉換之間，有的在乾溼用筆技巧的對比之間。在漢族的藝術作品中總是出現道家神話傳說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佛教的影響就不那麼大，尤其考慮到佛教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的漢化這個因素。16世紀以後，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又有了西方的影響。出於經濟的原因，漢族美術的載體侷限於宮廷和學院之中。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孤獨的藝術家，他們在田園和山林當中進行創作。這常常是一些學者和被貶的官員，他們對社會現狀不滿，從而逃避現實。每逢朝代更替時經常有這種情況發生，比如，明末清初，滿族入侵之際。漢族美術的影響在整個東亞文化圈都可以觀察得到。在漢族或其他中國民族曾經間接統治下的地區尤其明顯，如作為藩屬的朝鮮和越南。有漢族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多少受到了漢族美術的影響。歷史上朝鮮半島與漢文化交融頗深，高麗王朝作為漢文化圈的篤信者不斷吸納、熔鑄宋元繪畫的適用因素，並與朝鮮民族自身的審美習俗相結合，形成了朝鮮繪畫的基本發展格調；日本美術同樣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在一些領域，日本的追隨者甚至超越了他們的先師，比如在日本達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藝。16世紀以來，漢族的工藝品尤其是瓷器與陶器，大量向歐洲出口，這對歐洲藝術也產生了影響。建築.數千年來，漢族主要以木材建築宮室，即使建築物毀於戰火而重建時，仍頑強地沿襲重木的舊制。漢建築的特色是高臺宮室。如「碧瓦朱甍」指綠色的屋瓦、紅色的屋脊，形容建築物的華麗美觀，也表現了漢人建築設計和審美情趣。宮室建築受宗法禮制的約束，必須嚴格遵照門堂之制，沿中軸對稱佈局。宮室建築講求基於儒家文化「禮制」規範的整體佈局性，在佈局上講求帝王之居「建中立極」，即以王城宮門和前朝主殿為中軸。研究宮室者如洪頤煊《宮室答問》、張惠言《儀禮宮室圖》、萬斯大《宮室圖》、焦循《群經宮室圖》等。宗教.道教.東漢張角創道教，向三官告解懺悔並祈求安康三官即掌管天、地、水三界之神“三官大帝”。天官總管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執掌“解厄”。道教將孟春、孟秋、孟冬之望為三官大帝誕辰，訂為三元節，上元正月十五日祭拜天官，中元七月十五日祭拜地官，下元十月十五日祭拜水官。其中堯帝定四時制年月、舜帝拓荒墾地、大禹治水有功，因此奉為三官大帝。信仰.漢人對歷史、傳統的信仰是極其深厚的。不過，歷史只是傳統的載體，不是傳統本身。漢文化的傳統信仰可概括為敬天法祖。這不僅是先秦諸子百家的信仰，也是兩漢魏晉隋唐宋明的漢人的信仰，透過六經以及正史的禮樂志可以得到證實。敬天法祖.敬天法祖的信仰是《周禮》的核心信仰，也是對漢文化祭祀文化的高度概括。《明史》卷四十八“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漢人祭祀的物件分為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祭祖日包括清明節、寒食節、端午節、中元節、重陽節。血統與姓氏文化.漢文化特別強調父系血統的繼承以及親屬關係。記錄血統繼承的文書稱為家譜或族譜。大部分漢人的人類Y染色體DNA單倍型類群是O系。比如曹操後代的Y染色體是O1a1。漢代丞相曹參的家族基因O3-002611+炎黃子孫是漢族的同義詞。語出《國語·周語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嶽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周王室和魯、晉、鄭、衛、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家族系統中的宗族關係也是親屬關係，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宗法制。華夷之辨.華夷之辨的宗旨反映在《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周禮和漢文明價值觀作為區分華夏和蠻夷的標準。周禮不僅包括禮儀制度也包括服飾，其核心思想在“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宋代程頤說過：“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五常.五常語出《尚書·泰誓下》：“狎辱五常”。唐孔穎達疏雲：“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在漢代又為仁義禮智信。上說下教.漢文化以王官之學為源頭，十分推崇對參與治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於為治者也，直所以言之異路，有省有不省耳。”即是說，先秦諸子都是以治理國家為要務的，一方面“上說”，即遊說統治者，推行其政治主張，另一方面“下教”，廣招門徒，宣傳其主張，這便是漢文化中愛國主義的源頭。孟子甚至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墨子也說：“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則行必修”。莊子在《莊子·天下篇》則推崇“內聖外王之道”。科學.曆法.夏曆是漢族的傳統曆法。#重定向漢族節日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以及與此相關的農曆二十四節氣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醫學.漢族醫學俗稱為中醫。起源於傳說中的遠古黃帝、岐伯時代，以《黃帝內經》為標誌的漢族醫學生命與疾病知識體系的形成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日常生活.服飾.古代漢族十分重視衣冠服飾。在成年之後就不可剃髮，男女都把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清朝入關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推行剃髮易服令，要求漢人男子在十天之內全部剃髮，更有制度稱“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與此配合的是強行更改漢人衣裳式樣。將滿族的服飾文化強加在漢族厚積了幾千年的傳統服飾之上，以滿族服飾文化來改變漢族服飾文化，而這種強制使漢人習異族風俗的行為，使得漢文化服飾在後來的發展中大量融合了滿族服飾的元素和風格。現代漢人的流行服飾主要有中山裝、唐裝、旗袍、現已漸漸復興起漢服等。中山裝起源於當時的英國學生服。在中華民國方面，政府官方以中山裝為男子禮服和國服，受到中華民國影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出國訪問、考察學習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留學生也會穿著中山裝，該服裝可被視為在公共場合穿著的代表中國的服飾。唐裝是清代至現代中國人以及華人的一種傳統服飾。當今唐裝並非唐朝服裝的發展，其源流有多個說法：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袁傑英認為唐裝是滿族服飾的延續和改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學者丁超認為唐裝是從明代對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時期的馬褂發展而來的服飾；清代學者郝懿行認為唐裝的淵源可推至漢魏時期。飲食.中華飲食文化，在日本和韓國稱為中華料理或中國料理，歐美稱之為唐餐，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深遠的影響了東亞地區的飲食文化。米食和麵食是主要的兩大型別，中國南方和北方種植稻類地區，以米食為主，種植小麥地區則以麵食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糧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穀類、薯類作物作為雜糧也都成為不同地區主食的組成部分。中國東南方仍以米食為主，大米製品種類繁多，如米飯、米糕、米粥、飯糰、米麵、餈飯、湯圓、粽子等；東北、西北、華北則以麵食為主，饅頭、包子、麵條、烙餅、餡餅、餃子等都為日常喜愛食物，其他如山東煎餅、陝西鍋盔、山西刀削麵、西北、華北抻麵、四川擔擔麵、江蘇過橋麵等都是有名的麵製風味食品。菜譜中國各個地區和民族的菜餚，中國菜主要八大菜系組成；“八大菜系”是指川菜。其中起源於清朝的宮廷的滿漢全席堪稱是中華飲食總匯，是中國一種集合滿族和漢族飲食特色的巨型筵席。著名菜餚有北京烤鴨、牛肉麵、麻婆豆腐、拉麵等，日本拉麵亦源自中國。起源於中國的食具筷子亦為流傳至東亞飲食文化。中華飲茶茶文化與歐美的茶文化的分別很大，亦有中國十大名茶與臺灣十大名茶，儀式化的品茶稱為茶藝，茶風格各地不同，最有名氣的要數四川成都的蓋碗茶和廣東潮州的工夫茶。日本茶道、朝鮮茶禮等其他東亞地區的茶儀式雖源自中國，但自行發展後有很大分別。酒是全人類的飲料。不過與古希臘等西方世界最早的葡萄酒不同，中國人最早是以穀物為原料釀酒的。酒在中華民俗活動不可分開。近現代民間風俗的婚禮酒、喪葬酒、月米酒、生期酒、節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可以在周代風俗文化的「八禮」中尋找到源頭。諸如農事節慶、婚喪嫁娶、生期滿日、慶功祭奠、奉迎賓客等民俗活動，酒都會在活動出現。也常在祭祀、會盟、祝捷等公務活動出現，還出現於民間的喜喪禮儀、歡聚迎送等場合。老人生日，子女必為其操辦生期酒。擺酒宴請鄉鄰好友，並作攜贈禮品以賀等。提親與結婚亦是常備有酒，各種禮品其中又必不可少酒。婚禮後新人入洞房必要共飲「合巹酒」。洞房儀式完畢，新人要雙雙向參加婚禮酒宴者敬酒致謝，此時也亦會向新婚夫婦勸酒。祭拜酒因襲於遠古對祖先諸神的崇拜祭奠。一般在立房造屋、修橋鋪路要行祭拜酒。凡動土施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辦酒菜，在即將動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祭拜儀式要備上酒菜紙錢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樑、立門均有隆重儀式，其中酒為主體。然後逢年過節、遇災有難時，要設祭拜酒。除夕夜，各家各戶要準備豐盛酒菜，燃香點燭化紙錢，請祖宗亡靈回來飲酒過除夕，娛神活動其形式仍是置辦水酒菜餚。在傳統意識中，認為萬物皆有神，若有擾神之事不以酒菜祭拜，就不會清靜。端午節也會噴灑雄黃酒，小孩要掛香袋並在額頭上用雄黃酒畫一個「王」字；大人喝雄黃酒。中國酒文化和詩歌、戲曲也有著豐富的聯絡，如「太白醉酒」、「武松醉跌」、「魯智深醉打山門」、「醉八仙」等，現代流行文化亦有以出現創作的功夫電影－醉拳等。傳播與影響.韓國對漢文化的保留.在先秦時期，大量中原移民移居朝鮮半島，帶去了漢文化。西漢時曾統治朝鮮半島北部，致使朝鮮地區開始使用漢字。唐高宗時，設定安東都護府以統治朝鮮半島。明、清兩代朝鮮皆為藩屬國。在韓國有不少古時墓碑，都有題有“大明朝鮮國”、“大清朝鮮國”、“有清朝鮮國”的字樣。以至於在明末清初，朝鮮人還對明朝發誓，以死抵制清朝剃髮易服政策。韓國文化源於中國的漢文化，當然也有所創新與改動。漢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對於朝鮮族風俗、習慣以及思維的方式都有非常大的影響。《洛杉磯時報》曾經報道說：“韓國比中國更儒家。”現代韓國非常遵從儒家文化，每年農曆二月和八月，都會在首爾成均館大學內舉行“釋奠大祭”，以紀念孔子及眾多儒家聖賢。韓國人的“禮儀”也深受漢文化的影響。以及朝鮮族的民族服飾韓服也深受漢族服飾之影響。現今韓國仍保留有230所類似於中國傳統的私塾的“鄉校”。韓國的傳統建築也深受漢族的陰陽八卦、天地五行、風水、道教和儒教等影響。日本對漢文化的保留.漢文化對日本文化亦有所影響，日本的服飾、音樂、建築等保留了大量漢文化的精髓。日本歲時節慶.日本歲時節慶繼承了大量漢文化傳統，特別是五節句。日本在大化革新吸收的唐代禮儀一直保留至現代，可分為冠婚喪祭四大人生禮儀。冠禮又稱為成人式。越南對漢文化的保留.越南是少數的漢化東南亞國家，有越服，也是最遲放棄科舉的國家。歷史上越南曾經使用由漢字組成的文言文，用以表記越南語，始逐漸取代傳統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