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

李敦白，美國學者，1944年—1979年期間曾長居在中國，是第二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公民。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因先後牽涉蘇聯間諜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而兩次入獄。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書。生平.李敦白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個猶太家庭。曾先後就讀於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並最終在後者修讀哲學，期間加入美國共產黨。在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上看過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文章，讀過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聽過紐約市華人洗衣所合唱團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1942年參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老師中有張學良之女兒張閭瑛和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日本投降後，作為美國陸軍航空軍的軍人於1945年9月15日飛抵中國昆明，負責處理美軍和中國民間事務。昆明的開明書店老闆把他的名字Rittenberg漢化譯為“李敦白”。在美軍大規模復員，1945年11月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服役期已滿。此時跟昆明的地下黨接上了組織關係，決定繼續留在中國。雲南地下黨代表李國華告訴李敦白，毛澤東主席正在學英文，沒有好的英文老師，建議到延安去教毛澤東主席學英語。李敦白找到駐昆明美國陸航司令官亨利·歐雷德將軍希望留華繼續服役。不久被調到了美軍駐上海的陸軍總部，還是繼續做理賠工作。李敦白拿著李國華的介紹信，找到了曾在緬甸和雲南工作的《新華日報》社上海辦事處主任徐邁進，進一步結識時任宋慶齡秘書的廖夢醒，又由廖介紹見到了宋慶齡，宋慶齡透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衛生部副主任Dr. Mike Sachs的介紹，1946年初擔任設在上海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遠東分署視察員，監督聯合國提供的救濟物資(主要是糧食)的分發工作，及時發現並向總部報告其中的貪汙腐敗和不公行為。1946年4月初，到達武漢以北100多公里的湖北省禮山縣(今大悟縣)宣化店中共的中原解放區李先念、王震部隊駐地，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1946年5月8日，首次與到此視察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成員周恩來見面。與周恩來同行的軍調部美方執行處處長白魯德准將(General Henry Byroade)向出自美軍陸航又擔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官員的本國同胞李敦白談話，李敦白表示正感到為難，帶著聯合國的救濟物資到這裡，但看起來這裡像要打仗，是應該離開呢，還是運送更多的物資進來？很顯然，這些被圍困的人很需要糧食和其他物資。白魯德准將說：我剛從滿洲(東北)回來。在那兒，共產黨佔了優勢，國軍對他們沒有辦法，但在這個地方卻是國軍佔了優勢，我們準備讓他們消滅共軍。第二天上午白魯德、周恩來等軍調部視察小組離開後，李敦白把白魯德的原話轉告李先念。李敦白當時擔心“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領導人中間恐怕也有人相信軍事調處能夠收到實效。”國民黨高階將領孫元良事後在回憶錄中認定，正是潛伏的美國“共諜”李敦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手中竊取了機密情報，拯救了李先念被國軍圍困的部隊”。幾個月後中原突圍的李先念也到了延安，對李敦白說：非常感謝你提供的情況，雖然我們對國民黨的意圖已有防備，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書記，對美國抱有幻想，認為美國人不會讓國民黨發動內戰，李敦白的“告密”不但讓他們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增加了一點底氣，而且有利於說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1946年5月底李敦白從宣化店回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遠東分署駐地上海，想去解放區卻不得其門而入，訂了回美國的船票，去跟宋慶齡、廖夢醒告別，宋慶齡建議李敦白去南京國共談判的周恩來道別，說既然你們已經在宣化店認識，就去告個別吧。李敦白去了南京梅園新村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鄧穎超。周恩來說，你不要急著走，等我設法讓你去延安，親自去見毛主席，看看我們老區的建設和學校，這樣你回美國就有豐富的材料可講可寫了。我對他說，如果有機會留在延安工作，我很願意。周恩來說這個到時候再說。不久李敦白取道北平，從軍事調處執行部共方首席代表葉劍英處拿到介紹信。軍事調處執行部美方首席代表饒伯森(Walter Roberson)不批准李敦白搭乘美機赴延安，葉劍英親自跟饒伯森交涉也不行。李敦白只好乘火車到了中共控制的張家口採訪、參觀、座談一星期以代替未能成行的延安之行。在張家口第一天就碰到軍調部駐當地軍調小組的美方代表麥克唐納上校，並跟李敦白講這裡的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沒有貪汙，關心老百姓，盡力幫助他們生產，但又說可是我們還是得消滅他們。李敦白問為什麼，對方說因為如果他們掌權了，會跟蘇聯結合在一起，反過來打我們。從張家口臨回北平前，被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邀請留下，協助張家口的新華廣播電臺開辦英語廣播。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到延安，抵達延安的當天就見到了毛澤東，並漸漸認識了他以及其他在延安的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李敦白任新華社總社英語專家，把中共領袖們的講話潤色、編輯成地道英語，之後還翻譯過一些毛澤東的文章。為來訪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翻譯，開始熟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曾經為毛澤東傳遞過兩次與美國交好的資訊，表示希望美國提供經濟支援，並擺脫對蘇聯的依賴，但均為羅斯福。1949年在西柏坡的李敦白被被涉進蘇聯方面認定的知名左翼記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所謂“美國特務案”中，被指控組織了一個國際間諜網。斯大林說他是美帝國主義派來破壞中國革命的間諜，要求毛澤東逮捕李敦白。李敦白於是被投入監獄六年多，有一年時間都被關在終年不見陽光的獄室裡。李敦白回憶說：獄卒對他用藥，讓他一直焦慮暴躁、無法入睡。“他們以為你會崩潰，然後招供，”他說。“我崩潰了，可我沒什麼好招供的。所以場面有點尷尬。”期間第一任中國妻子與他離婚。1953年斯大林死後，1955年4月李敦白被釋放。1956年與中央廣播事業局同事王玉琳結婚。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非常激進。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在天安門城樓同毛澤東合影，毛澤東甚至還在李敦白的那本紅寶書上簽名。1967年他成為有約70名外籍成員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頭目，並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奪權。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他作為外國人代表在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他還批鬥了當時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國人，包括馬海德。五年後公安部才發文正式為其“特務”及“現行反革命活動”冤案平反。1979年初，鄧小平成功訪美。1979年李敦白回美國探親，並曾為《紐約時報》撰文講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紐約時報》也曾報道過他引人入勝的故事。1980年1月21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有些問題，比如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後報紙上不允許討論--此即有名的“姓社姓資不爭論”方針。已回到新華社工作的李敦白看完這個檔案，對妻子王玉琳說，看來我們該走了。不到兩個月後，李敦白攜家人徹底地離開中國。李敦白回美國定居前，曾去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老戰友王震告別。王震囑託他，以前你經常給我們介紹美國的醫生、教師、新聞記者，現在不需要介紹這些人了，你回去後介紹些財團人士給我們。李敦白答道，我從小幹革命參加美共，最反對財團人士，也不認識他們。王震說，我們都要重新學習嘛，你看我一直是當官的，現在也要重新學習。回美國後，最初寄居在姐姐家，靠妻子織毛衣、教中文和中國烹調勉強維持生活。後來和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國華盛頓州福克斯島，他們有三女一子。 1981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王牌主持人、時政記者邁克·華萊士來華採訪。華萊士聽說過李敦白的經歷，請他當翻譯，不算顧問，因為“CBS什麼高階顧問都有”。採訪組在南京的解放軍一個對外開放的著名步兵師，在拍攝部隊文工團表演時，對方開價五分鐘八萬美元，把華萊士團隊嚇住了。李敦白對現場負責人說，這個《60分鐘》節目在美國有8000萬觀眾，一旦播出，你們在美國就出名了，說不定有去美國演出的機會呢。對方於是一分錢不要允許拍攝。華萊士致電CBS總部，建議聘李敦白為顧問。最終CBS播出的訪華報道還算友好，題目叫《在今天的中國，發財是光榮的》。返美后，邁克·華萊士利用在美國的政商圈影響力，為白手起家的李敦白提供了不少新的機會，李敦白一家終於度過了返美初期的艱難歲月。一面在做中國研究，一面經營自己的中國事務諮詢公司“Rittenberg &amp; Associates”。他的兒子小悉尼·裡滕伯格作為商業顧問曾在2002年與習近平一起，介入美國柏克德公司和其他一些外國投資者在福建的一個發電廠投資專案。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亞利桑那州斯科茨代爾去世。李敦白的故事於2012年被製作成紀錄片「The Revolutionary」。影片最後暗示，主人公對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後悔了。這讓李敦白不滿意，九十高齡仍趕去現場，向觀眾解釋：我能參加中國革命，非常自豪，絲毫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又說，人是會犯錯誤的，除非你什麼事都不幹，這跟動機無關。婚姻.第一任妻子維奧萊特。婚姻維持三年，原因在於李敦白在美國其他州進行運動時，妻子另有新歡。第二任妻子魏林。婚姻維持五年，離婚原因在於李敦白被關多年且無訊息。第三任妻子王玉琳。“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結婚的50年中，共同渡過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最完善的生活伴侶”。李敦白眼中的歷史與毛澤東.李敦白前前後後在中國待了34年，總共在中國的監獄裡待了16年。經歷過共產黨的內戰勝利、大躍進的恐怖，以及緊隨其後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來的歷次採訪當中，談到那些年的惡行和破壞時，他表現出來的情緒是悲傷、愁苦、憤怒，甚至是恥辱。李敦白在自傳的序言中說，他像其他人一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新世界。”“但同時，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繪隨之而來的罪惡，”他寫道。“我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這讓今天的我感到恥辱和羞愧。”李敦白對毛澤東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他說，毛澤東待人冷淡、講話緩慢，而且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傾聽者。”他說，毛澤東有時也會“十分搞笑。”李敦白活躍於商界的故事.這部紀錄片的製片人露西·奧斯特蘭德2004年在《紐約時報》商業版發表的一篇介紹李敦白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希望拓展中國業務的美國企業爭相聘請李敦白擔任顧問的故事。從那以後，英特爾、Nextel、微軟等公司相繼成為了他的客戶。李敦白表示自己總能接觸到中國的商界和政界領袖，他說，“在中國我們幾乎可以見到任何需要見的人，因為他們都很好奇，都想見我。”華盛頓風險投資人約翰·查古拉就曾向李敦白求教。查古拉說，“如果說他的獄中歲月留下了傷痕，他也透過某種方式把這些傷痕變成了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他很關鍵，有人脈，而且會用黑莓手機。他完全跟得上時代，瞭解世界的動向。”2011年，一位BBC記者問李敦白，今天還有沒有共產黨。他回答說，“按照我瞭解的任何一種定義來判斷，都已經沒有了。今天沒有多少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