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

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愛爾蘭作家和詩人，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儘管喬伊斯一生大部分時光都遠離故土愛爾蘭，但早年在祖國的生活經歷卻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愛爾蘭為背景和主題。他所創作的小說大多根植於他早年在都柏林的生活，包括他的家庭、朋友、敵人、中學和大學的歲月。喬伊斯是用英文寫作的現代主義作家中將國際化因素和鄉土化情節結合最好的人。早年生活.喬伊斯出生于都柏林近郊地區的一個富裕的天主教家庭。他的父系祖上曾是科可市富庶的商賈。1887年，喬伊斯的父親約翰·喬伊斯開始擔任都柏林公司的徵款員一職，於是喬伊斯的家庭搬遷由拉斯加區搬遷至-{布}-雷區。1891年，喬伊斯為緬懷查爾斯·斯圖亞特·帕內爾的死，創作了他的第一首詩。由於他的父親對於羅馬天主教對待帕內爾的態度非常惱火，於是將兒子的這首詩印刷出版，甚至給梵蒂岡圖書館也寄了一本。同年11月，約翰·喬伊斯就職於登記企業破產的官方機構《斯塔布斯公報》。1893年，他拿著一份養老金離職。這一年也是喬伊斯家庭開始由富裕變貧窮的轉折點，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喬伊斯父親的酗酒問題以及對家庭財產的管理不善。反覆出現在喬伊斯的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以及《都柏林人》中的人物西蒙·德拉魯斯就以他的父親為原型。喬伊斯於1888年進入伍德小學就讀。這是位於基爾代爾郡的一所寄宿學校。然而四年之後，因為他的父親已經無力再負擔學費，他不得不離開這所學校。輟學之後，喬伊斯曾經接受過短暫的家庭教育，並就讀位於北里士蒙大街的基督教兄弟會學校。1893年，喬伊斯轉入貝爾維德中學。儘管喬伊斯一直就讀於基督教會學校，在16歲那年他卻和天主教決裂。然而，天主教哲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卻對作家的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98年喬伊斯進入都柏林大學學院讀書，修習現代語言，主修英語、法語和義大利語。同時，喬伊斯還參加了大量和戲劇、文學相關的社會活動。他曾於1900年發表過一篇題為《亨利·易卜生的新戲劇》的文學評論。後來，易卜生本人讀到這篇評論，還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在大學期間，喬伊斯寫了大量文章以及至少兩個劇本。後來，喬伊斯經常以大學時代的朋友為原型創作小說中的人物。流亡生活以及早期創作.1902年，喬伊斯第一次來到巴黎，目的是修習醫學。1903年他因母親病危而返回愛爾蘭。次年一月，喬伊斯寫了一篇關於美學的散文，題為《一位藝術家的畫像》。喬伊斯將此文向一直倡導思想自由的雜誌《Dana》投稿，卻被拒絕。於是喬伊斯決定在他22歲那年將之改寫成一部小說，題目暫定為《英雄斯蒂芬》。同年，喬伊斯結識了年輕的旅館女服務員諾拉·伯娜科。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中故事發生的日期1904年6月16日，就是喬伊斯和這位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女人第一次約會的日期。喬伊斯在愛爾蘭的這段時間染上了酗酒的惡習，並和學醫學的奧列佛·聖約翰·格加蒂過從甚密，此人後來成為《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巴克·穆利根的原型。喬伊斯在格加蒂的海濱城堡中住了六個晚上，之後兩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導致了喬伊斯的離去。那天晚上喬伊斯在一間妓院喝得酩酊大醉，並和別人尋釁打架。後來是他父親的熟人，猶太人阿爾弗萊德·亨特收留了他。此人就是《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利奧波德·布魯姆的原型。沒過多久，喬伊斯和諾拉·伯娜科私奔，開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涯。他們先去了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普拉，然後又遷居奧匈帝國統治下的的裡雅斯特，靠教授英文為生。在的裡雅斯特喬伊斯結識了伊塔洛·斯韋沃(即埃託雷·施米茨)。他們於1907年結識，併成為好朋友。喬伊斯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是在歐洲大陸度過的。1915年喬伊斯移居蘇黎世，並於1920年再次來到巴黎，在此度過了接下來的20年的光陰。在這20年中，他曾兩次回愛爾蘭小住。晚年他又搬回蘇黎世，不過不久之後他便去世了。在巴黎期間，喬伊斯的文學創作得到了瑪利亞·尤拉和尤金·尤拉夫婦的資助。在兩人堅定不移的支援下，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才得以順利出版。後來，尤拉夫婦曾經在文學雜誌《轉變》上以“前進中的努力”為題連載喬伊斯的小說。《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喬伊斯早年在愛爾蘭的生活對其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小說中，故事的發生均以愛爾蘭為地點。喬伊斯在早期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中深入的剖析都柏林社會發展的遲緩和麻木。《都柏林人》的主題是“頓悟”，意指對靈魂或其他事物突然間的發現或自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就是那篇喬伊斯擬改寫的《英雄斯蒂芬》。這部小說具有強烈的自傳性質，記述的是一個天才男人逐漸成熟並認清自我的過程。主要人物名叫斯蒂芬·德拉魯斯，影射作家本人。這部小說中喬伊斯的意識流創作技巧初露端倪，他運用大量心理獨白，而且更多的關注人的內心世界而非客觀現實。戲劇和詩歌創作.早期的喬伊斯非常熱衷於創作戲劇，然而他一生卻只公開發表了一個劇本，題為《流亡者》。這個劇本誕生於一戰剛剛爆發的1914年，在1918年公開發表。這個劇本起到了承接《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的重要作用。在構思《流亡者》期間，喬伊斯也開始動筆寫《尤利西斯》。喬伊斯也出版了相當數量的詩集。他的第一部成熟的詩作是具有諷刺風格的《神聖的辦公室》，出版於1904年。在這部作品中喬伊斯聲稱自己比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很多大師都要高明。喬伊斯的第一部大型詩集則是《室內樂》，裡面收錄了36首抒情詩。喬伊斯因這部詩集的出版而被艾茲拉·龐德列入意象派詩人之列。而龐德本人在隨之而來的十幾年裡也成了喬伊斯最忠誠的支持者之一。1936年出版的《詩歌選集》收錄了喬伊斯晚年的一些詩作。《尤利西斯》.出版經歷.喬伊斯於1906年完成《都柏林人》之後，便開始以前面提到的利奧波德·布魯姆為人物原型構思新的小說《尤利西斯》。儘管創作《尤利西斯》的念頭很早便在喬伊斯頭腦中醞釀了，可是卻直到1914年他才開始動筆。這部註定要震撼整個西方文學史的鉅著於1921年10月完成。在艾茲拉·龐德的幫助下，這部小說得以於1918年開始在美國文學刊物《小評論》上連載。這本雜誌的主編是瑪格麗特·安德森和簡·希普，其背後的老闆則是對現代文學和藝術有濃厚興趣的紐約律師約翰·奎恩。不幸的是，《尤利西斯》被美國的書籍檢查機構確定為淫穢刊物，其連載很快就中止了，兩位編輯也因傳播淫穢內容而獲罪。一直到1933年，《尤利西斯》才得以在美國重見天日。由於小說本身具有很大的爭議性，喬伊斯在尋找出版商出版的時候遭遇了許多挫折。然而在1922年，《尤利西斯》還是由希爾維亞·比奇麾下的位於塞納河左岸的著名出版社“莎士比亞及其夥伴”出版發行了，然而此時出版的是法文版本。小說的英文版本由喬伊斯的資助者哈里特·肖·威弗協助出版。英文版在美國僅僅刊行了500冊，卻還是被當局全部沒收並禁燬。第二年，《尤利西斯》英文版再次印刷500冊運往英國，卻全部被位於福克斯通的英國海關焚燬。而同時，市面上開始出現大量由塞繆爾·羅斯的出版公司盜版印刷的《尤利西斯》，這些都使得小說的合法性問題更加惡化。1928年羅斯的行為被法院宣判有罪，他被責令立即停止刊行盜版。《尤利西斯》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1922年是英語現代主義文學發展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英語文學中出現了兩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一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大量採用了意識流技巧、揶揄風格以及許多其他新的文學創作技巧來刻畫人物。這部小說的全部故事情節都發生在一天之內：1904年6月16日。故事發生地點是都柏林“荷馬”區的“奧德賽”。喬伊斯以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奧德修斯來喻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利奧波德·布魯姆、他的妻子莫利·布魯姆以及斯蒂芬·德拉魯斯，以追求一種反諷的效果。《尤利西斯》全方位的呈現和描繪都柏林不同區域的人們的生存狀態，主要表現這座城市的貧窮和枯燥。這部小說對都柏林的描繪可謂細緻入微。喬伊斯甚至曾聲稱，如果都柏林在某場大浩劫中被毀，那麼對這座城市的重建工作就應該完全按照《尤利西斯》中的記錄來進行。為了追求對都柏林面貌描述的準確性，喬伊斯參考了1904年版的都柏林地址姓名錄，其中記載了城市中每處民居和商業建築的所有者。他甚至頻繁地和他在都柏林的朋友聯絡，以獲取詳盡的資訊。《尤利西斯》全書分為18個章節，每個章節講述一天中一個小時之內發生的事。全書的故事從早上8點開始，一直到次日凌晨2點結束。每個章節都具有獨特敘事風格，且每一章都和《荷馬史詩》之《奧德賽》的一個章節相對應。這種將多種風格融於一爐，以及在形式上追求極端、追求暗示性的特徵是《尤利西斯》對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最主要的貢獻。《尤利西斯》將古希臘神話融入現代文學的敘事結構，在事無鉅細的描述外部世界的同時又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精彩的刻畫。不過喬伊斯曾經不無惋惜的說：“我過於關注這部小說的結構了……大量的引用和竄改荷馬史詩的章節標題抵損了《尤利西斯》和希臘神話之間的內在聯絡。”《芬尼根的守靈夜》.創作歷程.在完成《尤利西斯》之後，喬伊斯的創作進入了一個短暫的阻滯期。1923年10，喬伊斯開始了對《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創作。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喬伊斯寫作的速度非常快，但是進入30年代後他的寫作速度明顯的放緩下來。致使喬伊斯寫作速度放緩的因素很多，包括1931年父親的去世、他長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兒露西婭以及他本人健康狀況的惡化，尤其是視力的不斷下降。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年輕的助手的協助下寫成的，其中包括塞繆爾·貝克特。有一段時間，喬伊斯甚至考慮要將自己所有未完成的作品交由他的朋友詹姆斯·斯蒂芬斯來完成。喬伊斯試圖讓別人來完成自己未竟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的想法激起了軒然大波，包括艾茲拉·龐德在內的很多好朋友都對此持反對態度。在這些壓力下，喬伊斯還是堅持將這部作品完成。《芬尼根的守靈夜》於1939年5月4日出版。風格與結構.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喬伊斯將他的意識流技巧和夢境式的風格發揮到了極致。這部小說徹底背離了傳統的小說情節和人物構造的方式，語言也具有明顯的含混和曖昧的風格。喬伊斯甚至大量運用雙關語，這都使得《芬尼根的守靈夜》顯得比《尤利西斯》更加晦澀難懂。如果說《尤利西斯》描寫的是一個城市一天的全部生活，那麼《芬尼根的守靈夜》講述的則是夜晚和夢幻的邏輯。然而儘管這部小說是如此的晦澀難懂，讀者們還是可以大致可以理解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主線情節。《芬尼根的守靈夜》中採用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雙關語。包括貝克特在內的助手們的工作之一就是協助喬伊斯從各種語言中尋找詞彙。到了晚年，隨著喬伊斯視力的不斷下降，他開始逐漸採用自己口述、由助手們記錄的寫作方式。《芬尼根的守靈夜》中顯著的歷史感歷史哲學家維柯和布魯諾思想的影響。維柯曾經提出人類歷史是迴圈往復的，人類的文明要先後經歷混沌、神權統治、貴族統治和民主政治，然後再次迴歸混沌，重新迴圈。小說的開頭和結尾都明顯的流露出維柯對喬伊斯的影響。此外，這部小說的第一句是寫在最後一頁上的，而最後一句則寫在第一頁上，體現了小說對“歷史迴圈”的觀點的贊同。喬伊斯曾說，這部小說是永遠沒有結局的，因為當人們終於讀到最後一句的時候，發現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小說的開頭。閱讀《芬尼根的守靈夜》是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過程。對後世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喬伊斯被迫離開巴黎，重新回到蘇黎世，並最終在那裡去世。去世後，喬伊斯被葬在蘇黎世內的“弗倫特恩公墓”。後來他的妻子諾拉也和他合葬於此。兩人相戀一生，終於在1931年結婚。喬伊斯是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對包括塞繆爾·貝克特、托馬斯·品欽、威廉·博羅斯在內的諸多年輕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喬伊斯的影響力甚至超出了文學的範疇。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一書中，喬伊斯自創了“夸克”一詞，這個詞後來被物理學家默裡·蓋爾-曼吸納，被用來命名一種基本粒子。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曾經專門就《尤利西斯》的語言風格寫過一本專著，而美國哲學家唐納德·戴維森則就《芬尼根的守靈夜》寫出哲學著作。在如今的都柏林，6月16日是一年一度的“布魯姆日”，用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愛爾蘭文學家。近些年來，對“布魯姆日”的慶祝也逐漸的超越了都柏林一城的範圍，擴充套件到越來越多的其他城市。奈波爾說﹕“我沒法讀喬伊斯。他是個快要瞎了的作家，我理解不了快瞎了的人寫的東西，他就知道寫都柏林和他自己的反叛、天主教的罪過。他對世界不感興趣……他的作品沒有普世意義……他的想像力太差，無聊地記錄他周圍那些瑣碎事。”翻譯過《尤利西斯》的中國作家蕭乾曾在《瑞士之行》中表示：“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衚衕。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夏志清則表示：“從客觀來看，喬伊斯走的是一條死路。”喬伊斯與宗教.喬伊斯與宗教有著複雜的關係。 早年，他放棄了羅馬天主教。 根據他自己的第一手陳述，1904年，喬伊斯對他剛剛認識的諾拉說：““我的思想拒絕接受整個當前的社會秩序和基督教家庭，拒絕接受公認的美德、生活階級和宗教教義... 六年前，我離開了天主教會，非常痛恨它。由於我的天性衝動，我發現我不可能繼續留在裡面。當我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我對它進行了秘密戰爭，拒絕接受它提供給我的職位。這樣做，我使自己成為了一個乞丐，但我保留了我的驕傲。現在我以寫作、言行向它開戰。” 斯坦尼斯勞斯寫道：“這已經成為我哥哥的一些評論家的時尚... 將他描繪成一個渴望他所拋棄的古老教會的人，在沒有他所生長的宗教信仰的情況下，他失去了道德支撐。沒有比這更離譜的了。我確信，從來沒有任何信仰危機。他內心的活力把他趕出了教會。” 當一位天主教神父提議為喬伊斯的葬禮舉行宗教儀式時，諾拉謝絕了，說：“我不能這樣對他。”}} 證明他不認為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他的作品深受天主教的影響。 尤其是，他的知識基礎是建立在他早期的耶穌會教育中。 科勒姆表示：“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喬伊斯這樣在結構上具有如此基本天主教思想的人，也從未見過教會、其儀式、象徵和神學宣言給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人”。 即使在他離開愛爾蘭後，他有時也會去教堂。住在的裡雅斯特時，他很早就起床，參加聖週四和耶穌受難節的天主教彌撒，喬伊斯告訴斯坦尼斯勞斯“耶穌受難日的彌撒在我看來是一部很棒的戲劇”。 或者偶爾參加東正教的儀式，表示他更喜歡這些儀式。許多天主教評論家認為喬伊斯從未完全放棄自己的信仰， 在他的作品中與之鬥爭，並逐漸與之和解。他們認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人的覺醒》是天主教情感的表現， 堅持認為《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的主角斯蒂芬所表達的宗教批判觀點並不代表作者喬伊斯的觀點。喬伊斯對天主教的態度是一個謎，其中有兩個喬伊斯：一個現代的喬伊斯抵制天主教傳統，另一個則忠於天主教傳統。 它也被描述為既肯定又否定的辯證法。例如，斯蒂芬·德達勒斯在《藝術家作為年輕人的肖像》中的陳述"“我不會服務於” “我不再相信” 總是與 be balanced “我也是……[一個]僕人” 和《尤利西斯》中莫莉·布盧姆的最後獨白“是”來平衡。一些評論家認為，喬伊斯明顯的叛徒行為，與其說是對信仰的否認，不如說是一種蛻變， 對教會對精神生活和個人發展的負面影響的批評。 他被比作中世紀的流浪主教，他們離開了自己的組織，卻沒有離開思想的文化遺產。喬伊斯本人對有關他的信仰的問題的回答常常模稜兩可。例如，在《尤利西斯》完成後的一次採訪中，喬伊斯被問到“你什麼時候離開天主教會的”。他回答說：“這是教會應該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