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

翻譯研究，或稱翻譯學，是一門跨領域學科，有系統地研究筆譯、口譯、和本地化之理論、描述、和應用。翻譯研究從多種支援翻譯的研究領域借用了許多事物。這些領域包括比較文學、計算機科學、史學、語言學、哲學、符號學和詞彙學。翻譯研究一詞是由阿姆斯特丹的美國學者於其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歷史.早期研究.綜觀歷史，翻譯研究一直是規範性的，甚至到了討論翻譯並非規範性一事，會被視為與翻譯無關的地步。舉例來說，翻譯研究的史學家回溯早期關於翻譯的西方思想時，會將西塞羅對自己如何透過將希臘文譯為拉丁文，以精進其演說能力的註解，視為濫觴——這是耶柔米之後稱為意義對意義翻譯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幾世紀前的埃及，對口譯者的描述性歷史是由希羅多德所提出，這多半不被視為翻譯研究——據推測這是因為其中並未告訴譯者如何翻譯。在中國，對於如何翻譯之討論始自漢朝對佛經的翻譯。呼籲建立學科.1958 年，於莫斯科召開的第二屆斯拉夫大會上，對於翻譯該採用語言學方法還是文學方法的爭論達到了高峰，以致於出現應將翻譯視為獨立學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譯之倡議，而不是將翻譯完全置於語言學研究或文學研究之內。 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大學中，例如愛荷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翻譯研討置於比較文學之下。1950 與 1960 年代間，對翻譯的系統性、以語言學為導向的研究開始興起。1958 年，法國語言學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對法文和英文進行了對比性的比較。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譯科學探索》的影響。 1965 年，John C. Catford 從語言學的角度，將翻譯理論化。 到了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學者 Jiří Levý 與斯洛伐克學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學譯者的風格。這些開創文學翻譯研究的事蹟，都收錄在 1972 年於哥本哈根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一書。1990 年代之前，翻譯學者—尤其是規範學派，翻譯學科開始分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這些領域並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鑑研究方法，也參照其它學術學科。思想流派.就研究層面來說，主要的思想流派傾向將重要理論概念收攏起來，大部分概念都成為爭論的焦點。對等.1950 和 1960 年代期間，翻譯研究者都傾向討論如何以最佳方式獲致「對等」所導致之物作為對等。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amp; Darbelnet (1958) 所述，對於對等的討論多伴隨著「翻譯方案」借鑑了 Fedorov 和英語語言學家的想法，針對中英翻譯提出了翻譯方案之分類。在這些傳統中，獲致對等方法的討論通常是規範性的，且與譯者的訓練有關。描述性翻譯研究.「描述性翻譯研究」等概念也同時開展。目的論.目的論是翻譯理論的另一個典範轉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歐洲。那年德國出版了兩本書：一是 Katharina Reiss，這理論表示，達成譯文該有的目的最為重要，甚於「對等」。文化翻譯.「文化轉向」"中對此有所描述，他與其他學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現了翻譯研究和其它領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別研究、後殖民主義及文化交流等。「文化翻譯」一書中。 文化翻譯是文化研究裡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語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轉化過程。這概念使用了語言上的翻譯，作為分析文化裡的轉化與交流之工具或隱喻。「但是，儘管翻譯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譯中一定會在文化間造成形變。」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探究領域.譯史研究.譯史研究。西方翻譯理論的歷史文選已由 Robinson (2002) 編纂，收錄人物至尼采為止；法文理論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 編纂；中文由張佩瑤 (2006) 編纂。翻譯社會學.翻譯社會學的研究，及何種翻譯資料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之間的思想流動。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後殖民主義翻譯研究專注於發生在殖民宗主國與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或介於眾多前殖民地之間的翻譯。 它們從根本上質疑「翻譯在完全分離的文化和語言之間發生」的假設。性別研究.性別研究研究譯者性別方面之事、譯者翻譯的文字所呈現的性別本質、也許與性別相關的翻譯過程、以及用來描述翻譯的性別隱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 和 Keith Harvey。倫理道德.在倫理道德領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發表了許多與眾不同並引起諸多討論的論文，但這些論文均同意以下觀點：翻譯時應強調譯入語和譯出語、譯入文化和譯出文化的不同。兩人都對「文化上的差異〔……〕能最好地儲存〔……〕差異性」該如何達成感到興趣。 在之後的研究中，學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倫理和主體性的哲學著作。 鑑於對他著作的多種詮釋，在翻譯的道德倫理研究中，他對倫理責任的概念有著多種結論。有些研究假定翻譯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慮的；而其它研究則認為作者或文字與譯者之間的關係，是更人際間的，因此翻譯是平等、互動的過程。與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對譯者責任的普遍認可已有所增加。許多筆譯者與口譯者都被視為區域政治衝突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如何從自身的身份認同與判斷中獨立出來，以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為問題。研究導出的結論，是筆譯者與口譯者不但被視為語言的傳遞者，還是社會與政治運動者。一般咸信，倫理規範。然而，在翻譯研究中對於倫理道德的概念尚無清晰的認知，因此對於此規範的意見形成，還有極大的差異。影視翻譯研究.影視翻譯研究。通常傳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的一員。非專業翻譯.非專業翻譯指的是非專業譯者所進行的翻譯活動，這類活動通常會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伴隨著近年開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網際網路的盛行，這些實踐活動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自發的志願翻譯活動已在世界各地興起，涵蓋了多種書面與多媒體產品型別的翻譯。正常來說，並未接受過翻譯訓練的志願者即可加入，但受過訓練的譯者也可能參與其中，例如「無國界譯者」。由於每位學者對非專業翻譯應具備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專業翻譯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使用者產生的翻譯」。最受歡迎的幾種非專業、且由愛好者控制的翻譯活動，有「字幕組」，讓志願者使用 Amara 平臺在網路上建立 TED 演講的字幕。本地化.本地化研究。本地化多半與軟體、產品檔案、網站、和電子遊戲有關，在這些領域中，科技元件是關鍵。本地化有個關鍵概念，稱為「國際化」，在國際化過程中，產品中帶有特定文化象徵的事物會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種不同的語言。口譯研究.口譯研究多半與翻譯研究相提並論。這是因為兩個學科之間的相似性，兩者都包含了從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的確，口譯活動長期被視為翻譯的特別形式，一直到 20 世紀下半葉引入科學方法後，口譯研究才逐漸從翻譯研究中獨立出來。雖然口譯研究大量使用翻譯研究的理論架構，但前者一直專注在口譯活動的實務與教學法上。 這讓口譯研究穩健地從翻譯研究中解放出來，同時，跟後者一樣根基於跨領域的前提下，不斷地發展出獨立的理論架構。口譯研究已經發展出數種方法，也經歷過多次典範轉移，引領至最近的口譯者、口譯工作、和口譯環境之社會學研究。前景.翻譯研究已隨著翻譯學校和大學翻譯課程的成長，而有所發展。1995 年針對 60 個國家的研究指出，大學以上開辦的翻譯或口譯課程，已高達 250 個。 到了 2013 年，同一個資料庫顯示提供翻譯訓練的機構已經超過 501 所。 同樣地，翻譯學術研討會 。在這學科中，成長中的多種典範被認為是衝突的可能早在 1999 年，於西班牙維克大學中，非本質主義者和經驗方法之間就因為概念性鴻溝進行爭論。與會者 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確為兩種方法尋求共識。正如大多數已發展的理論都是透過和其它學科—如語言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哲學、社會學、或歷史編纂學—交流之後，才得以成長；由此可知，跨領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範成為可能。同時，將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存在的學科，也可能導致這學科碎片化。第二個衝突自於理論與實務的鴻溝。早期的規範主義給描述主義和理論化提供了空間，專業人士認為翻譯研究的應用性並不高。同時，大學的研究評量並不太看重翻譯實務。翻譯研究有拓展研究領域的趨勢，且這趨勢應會持續下去。根據 Roman Jakobson 的論文所述，這一點延伸到適性研究 、以及翻譯作為所有詮釋型別及進而作為所有理解的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