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

鄧穎超，原名鄧文淑，曾化名鄧玉愛，女，籍貫河南光山，出生於廣西南寧，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紀委第二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她被認為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中共黨內有著崇高威望。鄧穎超的丈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軍事家、首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兩人於1925年8月8日在廣州結婚。兩人無親生子女，但有包括李鵬在內的養子女若干。生平.出生地及家庭背景.清朝光緒三十年農曆臘月十九日，後被欽命為廣西左江南寧副將。曾赴越南參與對法國的作戰，八國聯軍事發後奉命進京護衛慈禧和光緒西徙西安，一路深得朝廷信任。1902年兩宮回京後，被提升為廣西南寧鎮臺，成為綠營軍高階武官，地位僅次於提督。母親楊振德，1876年生，湖南長沙人，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思想進步。1900年，嫁入鄧庭忠府中做填房。婚後第三年，生下獨女鄧穎超。由於“重男輕女”的舊時觀念，鄧廷忠意欲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相逼才讓丈夫作罷。同時，她也拒絕丈夫依舊俗給女兒裹腳。母親的這些反抗封建陋習的進步言行對年幼的鄧穎超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覆滅，同年鄧廷忠去世，楊振德被迫開始獨自撫養鄧穎超。她曾為了女兒的教育攜鄧穎超先後顛沛輾轉於廣州、上海等地，行及中國大部，最後定居於天津。早年.在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後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1920年後，鄧穎超先後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小學”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於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夏，鄧穎超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學習。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和周恩來結合.鄧穎超和周恩來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兩人在中學生涯分別就讀女校，而他們的相貌條件又同樣被認為適合飾演跟自己性別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們也同樣在中學時期於話劇團內反串起來。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後，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這時，才確認了兩人間的關係。兩年後，在周恩來回國後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鄧穎超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簷下的伴侶”。周恩來曾對家中晚輩說，當時自己在法國有一個女朋友，但是他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那個人不合適。婚後不久，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工作，她將孩子打掉了。一年後，她再次懷孕，臨近生產時發現，胎兒過大而且難產，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時，政治環境發生逆轉，中國國民黨開始對共產黨進行搜捕。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不得不離開廣州。由於難產後得不到休息，身體損傷很大；後來，醫生判定鄧穎超很難再有懷孕的可能。建國後，著名婦產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議她做輸卵管疏通手術，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所以，她和周恩來一直沒有子嗣。但是，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黨員的遺孤，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孫維世。前期活動.1925年，鄧穎超來到廣州後，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當時中共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鄧穎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八位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其中就包括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人。當時，鄧穎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並在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為部長何香凝擔任秘書。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許多中共分子被捕，鄧穎超不得不拖著難產後還尚未恢復的病體，輾轉尋找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來到上海後，鄧穎超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等職；和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鄧穎超協助周恩來和中共機關度過了危險；兩人又先後輾轉到達了江西瑞金。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瑞金後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鄧穎超半年後來到瑞金，就主動淡出了領導層，默默支援周恩來工作。在瑞金期間，鄧穎超歷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等職。1934年，她帶病隨部隊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在到達陝北後，鄧穎超又先後出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並先後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她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常務理事；同年3月，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議組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出任該會的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又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出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1943年7月回到延安後，鄧穎超接受了“整風運動”的考驗，曾在中央黨校一部進行學習。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和蔡暢、陳少敏作為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並出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國共內戰時期.抗戰勝利後，鄧穎超又作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她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等職。1949年6月，入選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受毛澤東、周恩來的委託，親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穎超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4年9月，她出席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併發言。文化大革命時期.自中共八大以後，鄧穎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來逝世後，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臺。於當年12月，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改革開放時期.在1978年3月，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鄧穎超於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任剛恢復設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並同時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後不久，鄧穎超利用早年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和聯絡、以及她在統戰工作中的人脈和聲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對臺工作，併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83年6月，八十歲時，鄧穎超出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繼宋慶齡之後第二位出任正國級職務的女性。此外，她還曾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等職。1985年9月，鄧穎超主動申請辭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1988年4月，84歲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後卸任全國政協主席一職退休，由李先念接任。逝世.退休後，鄧穎超身體逐漸衰弱；特別是1990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先後五次住進醫院；1991年8月，開始出現腎衰，數度昏迷。1992年1月23日，身邊工作人員以及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在醫院為鄧穎超慶祝88歲生日。1992年7月11日的上午6時55分，鄧穎超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8歲，火化後骨灰撒在之前拋撒周恩來骨灰的同一個地點。官方對她的評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德高望重的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zh-hans:重定向;zh-hant:重新導向;}--{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