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清大屠殺

肅清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對其佔領下的英屬馬來亞與新加坡華人進行的大規模逮捕與處決行動，亦有主張稱其屬於種族滅絕。日軍認為華人為抗日的主力，而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華人社群將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因此連同報復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當地華人支援重慶國民政府，日軍大量集中兩地的華人，「檢證」其中的親英或反日人士，並將後者送至各地加以處決。肅清大屠殺確切傷亡人數不詳，其估計值上下限差距巨大，新加坡可能有2,000－60,000人，而馬來半島則可能有數千人至50,000人死於本次事件。名稱.日軍於1942年在新加坡與馬來亞對華人進行的大規模逮捕與處決行動通常被稱作「肅清」，該詞由華裔馬來西亞作家秦基永。背景.新馬華人抗日運動.戰前新加坡是英國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據點，也是東南亞華人的主要群聚地，1941年人口約有60萬，其中華裔佔約75％。1937年日本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後，因當時馬來亞地區華人多為一、二代移民，許多依然心繫故土，屢為國民政府籌款、發動抵制日貨運動，散居國外的大多數人也仍然忠於英國，並支援著同盟國的戰爭。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軍第25軍首批部隊登陸馬來半島東岸，而幾乎同一時間裡，英軍在半島上和新加坡的空軍基地遭到日軍空襲。12月10日，日軍航空隊擊沉了在關丹附近的「威爾士親王號」戰艦與「反擊號」戰鬥巡洋艦，使得英軍東方艦隊喪失反制日軍登陸的可能性。陸上，日軍同樣取得多次成功，入侵僅三週便控制了整座馬來半島的三分之二，而到了1月底，盟軍已被迫退守至新加坡島。2月8日，第25軍部隊對該島發動決定性攻勢，一週後，第25軍軍長山下奉文中將接受英軍的無條件投降，約7萬盟軍士兵被俘。戰爭爆發後，約有2000至4000名當地華人應徵加入保衛馬來半島的行動中，其中涵蓋多種不同的背景與社會階層，包括國民黨支持者與共產黨員。其中有一支由志願者組成的獨立部隊，以其指揮官約翰·達利中校之名命名，為「達軍」，或又稱「星華義勇軍」，於1942年2月5日、新加坡為日軍攻佔前10天前往前線。根據英國與澳大利亞戰友的描述，裝備低劣的「達軍」表現非常英勇，並遭受嚴重損失。在英軍投降後，倖存的「達軍」成員輾轉來到馬來半島，加入了抗日遊擊隊。決策.日軍早在開戰前數個月即研議過如何處置生活在英屬馬來亞和東南亞其他歐洲殖民地的華人，認為華人在東南亞經濟活動中居於主導地位，因此為有效利用該地區的經濟潛力為日本的戰爭機器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所服務，有必要與其達成合作關係。1941年11月20日，在東京舉行的軍政協調會中做出決議，認定華人可能對日本利益構成威脅，但應採取措施以令其停止支援蔣中正政府，同時確保他們的忠誠與合作。然而在實務上此一偏向溫和傾向的政策有著諸多問題，日本人意識到大多數華人對自己懷有敵意，因此強硬派官員以「軍事需要」為藉口，選擇採取最嚴厲的措施。明石陽至認為，強硬派主張最終佔了上風，進而於1942年2月14日頒布由陸軍參謀本部所擬定的《華僑對策綱領》，要求控制華人以使其「對帝國國防必須物資的生產和取得方面做出貢獻」、切斷僑民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絡，為此須在「在必要的範圍內對其施加政治壓力」。同時，自敵對行動開始，第25軍司令部就決定對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實施大規模鎮壓。1941年12月28日前後，陸軍參謀本部起草了一份題為《處理海外華人實施指南》的檔案，指出任何沒能遵守佔領當局的規定或沒有與佔領當局合作的華人應予以「消滅」。一名憲兵隊軍官作證，新加坡的反華「肅清」行動出自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將於1942年1月28日至2月4日期間所發出的命令。1942年4月，日本新加坡佔領軍發布的另一份檔案規定，對拒絕與佔領當局合作的華人將採取「最嚴厲的措施」：沒收財產、驅逐出境，「敵對分子」則會予以處決。日本與其他獻經常指出對新馬華人的「肅清」大屠殺主要發起人與組織者為第25軍參謀室主任、同時也是狂熱民族主義者的辻政信中佐。李恩涵則另外補充計畫制定者還有林忠彥少佐、#重定向原因.馬來西亞歷史學家謝文慶指出，日軍發動「肅清」有三個目的：有些歷史學家認為，華人志願軍參與新加坡的防務為日軍決定採取對僑民的嚴厲控制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謝文慶甚至主張「肅清」大屠殺的道德責任應該由英軍司令部承擔，認為後者明知新加坡保衛戰註定失敗卻但還是把「達軍」派到前線，使日後華人社群受到日軍報復。謝文慶也對志願軍本身提出了類似的指責，認為後者短視、沒有預見自己的行動將可能造成同胞重大災難。然而，林博史指出新加坡戰役期間日軍檔案與檔案中並無特別指出「達軍」參與戰鬥的記錄，且1947年於新加坡舉行的有關審判中日方被告也沒有提出此一論點，因此林博史認為「肅清」計畫早在攻打新加坡前便已制定完成。部份日本作家對「肅清」大屠殺提出解釋，認為華人受到殘酷鎮壓的原因是他們被指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如為其空軍的飛機提供空中識別標誌。另一方面，1947年受審的日軍官員也聲稱華人正準備發動反日暴亂，因此為對應城中的混亂局面需要採取最嚴厲的措施。然而這些論點皆有違事實。憲兵隊的官方檔案和軍官的敘述中並無證實華人曾於馬來亞戰役中與盟軍情報部門進行大規模合作。1942年2月19日日本駐新加坡司令官的記錄中也指出該市的安全域性勢開始改善。最後，憲兵隊成員戰後敘述也表明1942年2月時當地華人並未對日軍構成直接威脅。部份歷史學者，如明石陽至、凱文·布萊克本和林博史則認為日軍之所以採取如此行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第25軍許多官兵都曾在中國作戰，就此形成反華的偏見，且習慣以殘酷手段對待戰俘和平民。明石指出，在制定華人政策具決定性的參謀本部，缺乏對新馬地區僑民有深入瞭解或至少懂得華語的軍官。林博史則指出，山下奉文曾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且為華北戰區實施「三光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林博史評價道：「新加坡大屠殺明顯不是出自少數幾個惡人所為，而是與日本長年侵略中國期間逐步發展出的政策相同、並將其擴充套件至其他亞洲國家的結果。」屠殺過程.新加坡.1942年2月17日至18日晚，#重定向1942年2月18日，日軍開始對華人進行系統的「檢證」，於島上組織了五個。日軍於當地檢查與登記華人身份，試圖甄別所有可能對日軍佔領形成威脅的人，日軍作業耗時許久，有些被拘留者不得不在缺乏飲水、甚至是連基本衛生設施都沒有的條件下在戶外待上整個星期，且經常遭到日軍暴力相向。大多數華人並未察覺日軍的意圖，許多人以為拘留僅為造冊登記或招募勞工，由於所有命令都是以新加坡人不懂的日語發布的，還有些婦女帶著孩子出現在部分集合點。另有許多華人房屋被日軍搜查，使當地民眾更為驚恐。部分—如現今留存的一份日軍地圖顯示，為了實施「肅清」行動，新加坡島被劃分為四區：「A區」由#重定向日軍的「檢證」流程極其隨意與粗糙，其主要目標是篩選出「達軍」成員、共產黨人、親英或反日份子，黑社會人士、無正當職業者、有犯罪前科者與罪犯等。有部份被拘留者是早在戰前就被日軍情報部門列入名單鎖定抓補。日軍在「檢證」過程中還得到部份當地人士的合作，如拋棄共產主義信仰者、間諜與罪犯等，他們將此視作解決私人恩怨或以犧牲受害者為代價賺取外快的機會。檢證中心作業的憲兵隊僅有少數擁有專業能力，絕大多數人都是從正規軍中臨時抽調支援的新兵，僅用來擴大憲兵隊的規模。這些人缺乏足夠的培訓、不懂中文，願意與日軍合作者和翻譯皆不足，加之日軍本身也是匆忙應對，「檢證」僅流於形式。在某些情況下，常見受害者的生死僅由職業、社會地位、體貌或純粹的偶然便決定，受害者中不乏學生、教師、文員和醫生，同時也有工人、歐洲人家庭的僕役，或最近從中國大陸來的移民或體態魁梧者同樣也被拘留。甚至有個「登記中心」的篩選標準是從特定入口進入者全被拘留，從另一處進入的則被放過。成功透過「檢證」者將被釋放回家，會頒發良民證，或者在其手臂或襯衫上蓋上特殊標誌。與此相對的，被挑選出來的華人將被送上卡車，開到如沿海等偏僻處，受害者多被繩索捆成數十人一組，然後日軍以機槍掃射或用刺刀一一刺死。日軍在樟宜半島、、沿海、丹那美拉實施大規模處決，還有華人被日軍開船運到聖淘沙一帶後活活淹死。另外還有在「檢證」過程中當場抓獲的搶劫犯被日軍斬首，並公開展示其頭顱。日軍處決得非常匆忙，過程中幾乎沒有作保密措施，甚至直接讓盟軍戰俘負責埋葬於樟宜半島海灘上遭日軍處死者。根據一些士兵的敘述，日軍還強迫戰俘們殺死身受重傷的華人。後來海浪將部份受害者的屍體沖到了岸邊，甚至到戰後幾十年新加坡的海灘仍會發現受害者的遺骸。2月23日，河村向山下提交了一份關於「肅清」執行情況的報告，第25軍軍長當即表示：「感謝你的努力，但我不認為所有反日份子都被驅逐了，你必須毫不懈怠地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必要時拘禁他們，並繼續進行稽查。」林博史與馬戈林皆將本次對話視作山下奉文於「肅清」大屠殺期間為決定性人物的鐵證。日軍報刊並未封鎖「肅清」的訊息，如1942年2月23日，《昭南時報》刊登了日本佔領軍司令的宣告，稱近期逮捕敵對與叛亂的華人為的是「恢復該市的秩序和恢復馬來亞的輝煌」、「掃除背信棄義的華人」是確保新加坡人民和平與繁榮的必要條件。海外的華僑被指責為「東亞的叛徒」，因為他們大多對英國和國民政府保持忠誠，並持續以多種方式從事抗日活動。五天後還有一篇題為「殺一儆百」文章直接宣稱「所有從事抗日活動、與英國和重慶同盟、從事間諜活動或其他有利於敵人的活動的昭南人都應被處死。然而由於「日本恩賜的仁慈」，只有那些擾亂城市秩序的人受到懲罰。3月3日，「肅清」大屠殺基本結束。由於從未有人試圖精確地統計受害者人數，歷史學家只能進行大致估算。戰後，英國軍事檢察官西里爾·威爾德。1946年1月新加坡華僑籌賑難民委員會的初步調查結果則為新加坡僑胞被害人數為市區2,493人、郊外1,795人，共4,288人。日方計約2,000到10,000人之間，另有日本同盟通訊社戰地記者#重定向馬來半島與其他地區.儘管馬來半島自1942年1月底便處於日軍控制之下，但其直到佔領新加坡後才開始實施「肅清」，此一延遲原因尚未明朗，一說認為可能是新加坡戰役結束前第25軍無力鎮壓平民，另一說則稱「肅清」從新加坡開始是因為當地為華人的活動中心。然而，日軍早在1941年12月20日便於吉蘭丹州巴西富地縣命令當地所有華人集合於一個警察局前，後經過篩選程式逮捕並殺害五名男性，其中包括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的活躍成員。歷史學家傑佛瑞·C·岡恩認為此事件是當地「肅清」前的一次「前奏」或「排練」。謝文慶稱馬來半島上負責逮捕和處決華人的主要執行者並非由第25軍正規軍士兵，而是憲兵隊的軍官，而林博史則稱早在2月21日第25軍司令部即指示第5和第18師團前往當地執行「肅清」任務。在「肅清」時間方面，謝文慶稱其主要行動基本在1942年3月底便結束，但事實上在部份地區大規模逮捕和處決行動4月才開始。地點方面，日軍在柔佛州和彭亨州執行了最大規模的處決活動，而在沒有大城的森美蘭州日軍也製造了多達27起屠殺事件，共約2,400名華人遇害。與新加坡不同，日軍在馬來半島上大規模屠殺婦女和兒童，許多華人村莊被燒毀、居民不分年齡和性別被殺害，以森美蘭州此一村莊為例，日軍於1942年3月16日在當地殺害675名男子、婦女和兒童。日軍在大城市則執行與新加坡相同的政策：以各種理由逮捕華人並竭力抓出「反日分子」，被選上的受害者常被帶到郊區秘密處決。3月6日，日軍在吉隆坡謀殺了237人；4月，又於檳城拘捕約5,000名華人男性，在歷經漫長的檢查程式後，除了部份被釋放回家，許多人遭日軍殺害，此外還有霍亂在關押被拘留者的監獄漫延，多人因此染病死亡。日軍還在同月於檳城喬治市殺害約200名鍾靈獨立中學的學生。部份馬來半島的「肅清」行動殺害了多達50,000人，但謝文慶認為此數過於誇大，其估計日軍於柔佛州、彭亨州與森美蘭州共殺害約2萬名華人。結果.日軍佔領政策.1942年2月27日，日軍憲兵隊從「檢證」人群中識別出72歲的商人、政治活動家林文慶，將其帶至#重定向日軍中央對第25軍和新加坡軍政監部的政策持正面評價，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在謁見裕仁天皇時，稱讚「第25軍對華人採取的適當措施」，在制定對「大東亞共榮圈」其他地區華人的政策時也能參考馬來亞的經驗。日軍高壓的「肅清」與「奉納金」政策使華人社群感到恐懼，也進而產生對日本極深的敵意，也給了對佔領當局更為友好的馬來人和印度人心中留下負面印象。此外，日軍沒能達成徹底消除「反日分子」的目標，許多有影響力的華人代表，如支援蔣中正國民政府、發起募捐運動的組織者陳嘉庚，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成員、新加坡民兵領導人鄭古悅、共產黨的部分地方領導人在新加坡被佔領前就設法逃離，或躲過了憲兵隊的搜捕。直到1942年底，佔領當局對僑民的政策仍然非常強硬，如關閉華語學校、民眾受到嚴格管控、限制行動，華人也受到明顯比與其他民族更為高壓的警察恐怖和行政迫害，許多男性被送往強制勞動、年輕婦女則被迫淪為慰安婦、海外僑民也被禁止匯款給中國的家人。1943年3月，主張對華人採取鐵腕政策的#重定向日本當局雖無刻意操弄馬來亞的民族對立，但其佔領仍導致其關係緊張，通常日本當局的合作物件或合作者為馬來人，而後者便因此成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攻擊物件，使馬來人對華人的仇恨日深，如1945年4月在柔佛州曾發生多起民族衝突，根據華方的資料約有4,000名華人被殺、另有20,000人遭到驅逐。審判.1945年12月，山下奉文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此一判決與「肅清」大屠殺無關，而是該人下屬部隊在菲律賓犯下的罪行所致。1946年2月，山下被絞死。辻政信則躲過盟軍的搜捕，直到至後者停止其逮捕行動才從藏身處出現，成了頗具知名度的戰爭回憶錄作家，至1959年成功地從政，成為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1961年，辻政信前往寮國，後於當地失蹤。英國於新加坡設定軍事法庭為「肅清」大屠殺進行了兩次審判：華人大多不服英國法庭的判決，認為應有更多的日本罪犯受到審判、處以更嚴厲的懲罰。6月22日，兩名死刑戰犯於新加坡樟宜監獄被絞死。布萊克本稱新加坡審判是英國的「作秀」，僅是想對外製造日軍對殖民地居民、對戰俘與對白人犯下的罪行將獲得同樣懲罰的印象，但實際上，對前者的加害者沒有被充分追究，懲罰也並不嚴厲，布萊克本還舉了西村的案件為例，曾共謀屠殺數千名華人的西村獲刑僅為終身監禁，而在該人同樣涉入、謀殺150名澳大利亞戰俘的「」一案中則被判處死刑。戰後賠償要求與紀念.新加坡.佔領期間與戰後最初幾年只有極少「肅清」受難者遺體被尋獲，遺族於1948年初於新加坡東部的舉行一次弔唁儀式，共數千名新加坡華人參加。1946年5月29日，鄭古悅發起成立「新加坡華僑被日寇檢證及殺害集體鳴冤大會」，6月2日該會正式成立，其工作包括：組織受害者向英國政府集體控告懲辦日本「肅清」相關人士、追討「奉納金」、調查受害者生命損失和遺體下落，但在成立的最初十幾年內該會工作成果極為有限。1962年，實乞納一地意外發現「肅清」受難者的遺骨，因此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組織下開始進行大規模搜尋與挖掘工作。自1962年至1966年期間發現了近100座亂葬崗，分佈在25處地點，除了樟宜、榜鵝角沿海、及遍及市區美芝津、絲絲街，以及郊區武吉知馬、裕廊、淡邊尼、惹蘭加由、實裡打、烏魯班丹、亞歷山大和西海岸等區，之後華人在各地修築公墓和立碑紀念大屠殺受難者。1962年3月，在實乞納的受難者遺骸被發現後不到一個月，中華總商會要求日本向「肅清」的受害者家屬支付賠償5,000萬美元，之後亦要其就大屠殺一事正式道歉。日方起初以新加坡在戰爭期間為英國殖民地、而英國已根據1951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獲得賠償為由拒絕賠償，且絕口不提「奉納金」一事，此結果使華人族群極為憤愾。1963年8月25日，中華總商會於新加坡政府大廈前廣場舉行了該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要求向日本追討「血債」，若無合理結果將對日本發動不合作運動以及要求政府停止允許日本人入境，還發起了一次短暫的抵制日貨行動。在華人和反對黨壓力下，由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表態支援紀念受害者和向日本索要賠償，宣佈將不再頒發入境簽證予日本新工業或商業計畫。然而，李光耀同時也擔憂過度強調華人的受難將破壞國內脆弱的民族平衡，從而使其建立新加坡國家認同的努力付諸東流，因此其秉持的立場為紀念物件必須是日軍佔領下的不分民族、所有民間受害者。與此同時，日本的賠償也不應僅支付給「肅清」遺族，而應有利於新加坡的發展。1966年10月25日，日本與已獨立的新加坡對外宣佈已達成兩國關於戰爭和佔領罪行賠償的協議，日本將支付新加坡2,500萬新加坡元的贈款以及額外2,500萬的貸款，後者寬限期5年，期滿後還款時間18年，年息5.5％，然而日方拒絕將此稱作「賠款」，而是以提供資金的方式給予的一種「贖罪的表示」，亦或稱其為「補償」、「準賠償」或「無償援助」，並拒絕發表正式道歉宣告和承認「肅清」的法律責任，此一態度也被認為是日本擔憂引發連鎖效應、避免促成東南亞各國提出同樣要求的結果。1991年5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海部俊樹訪問新加坡，表示「日本過去的行為給亞太地區人民帶來難以忍受的苦難與悲劇」，並為此表示「遺憾」，但許多新加坡人認為此一「致歉」並不充分。1967年2月15日，紀念肅清受難者的「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於新加坡中部的美芝路正式完工揭幕，其落成儀式由李光耀主持，紀念碑高達67.4公尺由四根柱子組成，象徵著生活在新加坡的四個主要民族。紀念碑下方設有609個鐵檀，裝有1962年至1966年間發現的「肅清」受害者遺骸。每年2月15日「新加坡投降紀念日」，也是日軍「肅清」大屠殺開始之日，新加坡平民都會前來紀念碑前祭奠受難者。在其他如樟宜、榜鵝角沿海以及聖淘沙等日軍刑場，以及曾為「肅清」集結區的牛車水街芳林大廈也都設定相關紀念碑。至今，「肅清」大屠殺亦被認為是新加坡歷史上最大的一起悲劇。馬來西亞.1947年至1948年期間，馬六甲、新山與檳島相繼為「肅清」受難者立碑紀念，1984年8月，馬來西亞再為巴力丁宜受難者立碑。1960年代初，新加坡為「肅清」爭取日本賠償的努力得到了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馬來西亞政府支援。1966年10月25日，在宣佈與新加坡達成協定的同一天，日本也與馬來西亞締結了一道類似的協定：日本將支付馬來西亞2,500萬馬幣作為「贖罪的表示」。然而馬來半島戰時日軍對華人的屠殺卻沒有新加坡如此之多的記錄和紀念。岡恩認為，此一情況與政治因素密切相關：馬來人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擁有政治主導權，並與以華人為主的共產主義遊擊隊長期衝突。日本.自1960年代後期，日本市面開始有關「肅清」屠殺事件的出版物，而到了1990年代部份學校教科書也有小篇幅提及此事。然而相比與南京大屠殺或慰安婦等事件與議題，「肅清」大屠殺在日本公眾中並無知名度，其相關議論僅在學術圈內。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