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是臺灣歷史上於1895年至1945年間由日本統治的時期。當時日本作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帝國主義的型態具有後進性，與西方國家藉由資本主義引導海外殖民的政策有所不同，由於當時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對其接收的臺灣從事大規模的資本活動，因此統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臺灣的拓殖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強迫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援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風潮的政治風氣改變，日本統治當局於日治中後期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有許多臺人如鍾理和等前往日本本土或“滿洲國”學習，亦有赴中國大陸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還出現高砂族的族人加入及被徵入日軍，但亦有臺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參戰抗日，對此日本統治當局基於考量民族認同的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1945年，日本帝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在臺日軍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向同盟國的受降代理人蔣中正大元帥投降，臺灣交由國民政府接管。國民政府及其後身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並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將本時期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學者周婉窈認為，由於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接著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之大成，其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依1947年8月17日阿爾伯特·魏德邁向國務卿報告說許多臺灣人認為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臺灣人的日本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代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此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用詞流變.當下的臺灣如何稱呼1895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這段時期。現今臺灣史學界以及大多數臺灣人使用「日治」已有共識，而1951年至1997年前後以及2008至2016年中華民國政權曾利用體制強制使用「日據」代表，意為日本「佔據」、「竊據」臺灣，但實際上日清簽屬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出去是符合國際法領土主權轉移的規範的，不存在非法的「佔據」、「竊據」等疑慮，臺灣民間口語化的說法則是慣用「日本時代(期)」。在日本，用「日本統治時代」藉由電影的影像化而起步。布袋戲.1920年代，以武俠戲為主的布袋戲逐漸在民間發展，其與傳統布袋戲主要的不同在於劇情上，多採用清末民初新著的武俠小說，例如《七俠五義》、《小五義》等，其表現手法也轉以重視各種奇特武功的展現為主。此時期的代表人物為五州園的黃海岱和新興閣的鍾任祥，此劍俠戲由虎尾、西螺開始發展，流行於臺灣中南部。黃海岱演出的布袋戲音樂融合了北管、南管、亂彈、正音、歌仔、潮調等戲曲音樂，其劇本口白注重閩南漢語，說白中多以詩詞、經史、對聯、字猜組合。1930年代之後推行皇民化運動，布袋戲也因而有了改變：包括後場禁用中國傳統的北管鑼鼓、改用西樂、語言改用日語等；戲偶雜用漢、和式戲服和戲偶，以及其劇本常為水戶黃門等日式故事。雖然這時期的布袋戲因語言文化的隔閡，不被大眾接受，但其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影響了後來金光布袋戲的演出方式，包括音樂、佈景等。這時期，南部布袋戲界有所謂的五大柱及四大名藝人。「五大柱」分別是指一岱。棒球.臺灣的棒球運動源於日本，而日本棒球運動則受美國影響甚深。。1906年3月，位於臺北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的棒球愛好者林桂興，召集附近的臺灣原住民少年，組成「高砂棒球隊」，常與當地的日本人在「花岡山棒球場」舉行比賽，並逐漸打出名氣。1923年3月，將球隊重新取名為「能高團」。1925年7月能高團赴日巡迴比賽。在長達兩個月的旅行比賽中，能高團分別在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與當地高校球隊比賽，總戰績為三勝四敗一和，雖然不算特別出色，但已足證明原住民也可以在球場上與日本人平起平坐。臺灣從1923年開始選拔代表隊參加第九回日本高校野球的夏季甲子園大會，至1940年的第廿六回為止。其中臺北一中於第十五回獲得亞軍是臺灣球隊在甲子園最好的成績。嘉農隊的吳昌徵在1937年畢業後加入日本職棒巨人隊，後來又打過阪神隊與每日隊，享有「人間機關車」的外號。教育.由於初期臺灣抗日運動相當盛行，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外，竭盡全力建立其統治體制，部署官署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猛寬應時適度運用，以樹立臺灣之全面基礎為首要。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機器與不同文化人民間的溝通用義務教育，成為基礎中的基礎。而事實上，的日治時期中等或高等教育政策，對臺灣人而言，其成就與影響，大大遠不如基礎教育。而基礎的義務教育在初期依然分為小學校。義務教育.1895年7月14日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執掌臺灣教育事務。他在《設定臺灣公學校意見》一文中，建議臺灣總督府於臺灣實施當時日本尚未實施的兒童義務教育。臺灣總督府遵循其意見，在同年於臺北市芝山岩設定第一所西式教育場所，也是臺灣第一所小學，此小學基本上為實驗性的義務教育。隨後，該處所雖發生六氏先生事件，臺灣總督府仍於翌年在全臺灣創立國語傳習所，設定更多義務小學。1898年，國語傳習所並升格至公學校。日治時期的義務教育除了公學校等制度外，還有專門為臺灣原住民設定，且為理蕃政策重點工作的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及專門容納日籍學童的小學校。日本統治當局對於義務教育的規範十分嚴格，1919年發布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大多數漢族兒童就讀"公學校"，僅有日本學子與少數社會上層的漢族學童能在師資裝置較佳的"小學校"學習。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自決風潮湧起，日本政府提出內地延長主義反制，1922年，總督府第二次發布《臺灣教育令》，要使臺灣教育體系與日本內地一體化與學制銜接，除初等教育外，中學以上學制宣稱施行內臺共學，並停止使用「內地人」、「本島人」等差別性的稱呼，但因原專供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湧入更多日本人，反造成臺灣人中學以上就學率降低。1941年3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臺灣教育令》第三次發布，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原公學校用第三號課表，不分初等科及高等科。而不管哪種學校形式，除了特殊的原住民教育體系之外，日治時期的教育關法令明定，該教育場所以中央或地方的經費開辦，而就學資格則為8歲以上，14歲以下的兒童。除了基本年齡限制之外，這些法令還詳細明定該六年制的義務教育應教授的科目為修身、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等，並要求一定師資與適當例假日設計。1943年4月1日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初等教育。臺灣籍兒童的初等教育普及率成長相當緩慢，直到強制義務教育實施後才快速成長。在強制義務教育的實施下，1944年的臺灣，國民學校共有944間，學生人數達87萬6000餘人，臺籍學童就學率為71.17％，日籍則高達九成。遠高於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2006年2月6日時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還根據這資料，認為「臺灣之所以現在擁有這麼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為日本對臺灣實施殖民地統治的功勞」，但實際上，在1939年也就是日本統治40年後，臺灣的就學率才超過50％，換言之有一半的學齡兒童無法入學，究其原因並非是臺人不願意就讀，而是因為學校不足的原因。高等教育.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政策並不希望人民受到太高的教育，臺灣的高等教育比較是向日本人開放。在總督府殖民規範下，初期不鼓勵臺人子弟學習人文學科；而因為醫師及教師的高社會地位，以及高收入可以立刻為家庭生活帶來改善，所以臺灣人一般趨向就讀公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或培養醫師的醫學校。也由於教師和醫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兩類學校長期存在激烈的入學競爭。有許多臺灣人前往日本留學，例如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畫家黃土水、李梅樹等。有極少數臺灣人至歐美留學，例如哲學博士林茂生、戰後第一任臺北市長黃朝琴。治臺後期，仍有臺灣籍人士如宋進英、徐慶鐘、朱昭陽等，得以不改日本姓氏進入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所就讀，並取得日本高等文官資格。職業教育.在職業教育方面，總督府最初僅設立農試驗講習生，之後又設立糖業講習所及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等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職業講習所，用以培養缺乏的初級技術人才。雖然各地陸陸續續設立了普通中學，但總督府為了因應技術勞工的需求，仍繼續偏重職業教育。1922年，總督府公佈了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將職業學校分為農、工、商三個科別。總督府所設立的學校以二年制的職業補習學校為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修業期限改為四年，並且將所有職業學校改為州立。交通建設.總督府在以同化為主的教育內政之外，也積極實施改善城市為主的交通改善。而這裡，以鐵路建設最為重要，另外也包含一定規模的公路路線延長。臺灣全島人口從1895年的260萬增至1945年的650萬，南北動線或城區往來仍尚可維持一定程度的活絡與暢通。鐵道.掌管臺灣鐵路的鐵道部成立於日治時代的1899年11月8日，成立之後，日治時期的鐵道建設邁入積極開發期。在日本治臺將近50年的期間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1908年，縱貫線全線貫通，形成臺灣首次「空間革命」，讓過去臺灣南北需時數日的交通，縮短至朝發夕至的1日內。鐵道部陸續還修築了淡水線、宜蘭線、屏東線、東港線路線，也收購一些民營鐵路，包括裡壠至臺東間路段、平溪線、集集線。此外還有林田山、八仙山、太平山、阿里山森林鐵路等林業鐵路。另外，官方亦曾進行北迴線、南迴線與中央山脈橫貫線以及後續路網的路線探查與規劃，但由於工程太過困難及戰爭爆發而終未執行。另外，除了官方外，民間或會社興建鐵路也相當投入，例如糖業鐵路、鹽業鐵路、礦業鐵路、輕便鐵路等曾經密如蛛網偏佈全島並兼辦客運，為地方交通主力；由窄軌輕便鐵道接駁至縱貫線車站，再轉乘大火車至其他主要都市。日本政府的興建鐵路政策被國民政府批評為掠奪殖民地資源。歷任部長有：後藤新平、長谷川謹介等。海港.為了改進臺灣海運運輸，日本政府整建了基隆港，並花費鉅資建造高雄港，使其成為可停靠大量船隻與吞吐貨物的現代化港口。此外，為了改善東部與離島交通，也興建花蓮港與馬公港。運河.日治時期亦興建數條運河供船隻通行，代表作為臺南運河。水電基礎建設整治.水利.日治時期，臺灣主要的產業是農業，因此，水利設施是經濟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推行農業方面，總督府不但透過土地調查與官有土地釋出等方式，確定了臺灣的可耕地面積，也相當重視水利建設。1901年，總督府公告了《臺灣公共埤圳規則》，根據此規則規定凡是與「公共利害」有關的埤、圳，一律指定成為「公共埤圳組合」，其規約、預算、興廢與變更均先經官方的認可，也等同將臺灣的埤圳收歸國有。此外，政府也重修老舊埤圳，並在各地進行新的埤圳工程建設。嘉南大圳.早期的嘉南平原由於缺乏雨水，這片平原在秋冬是極為貧瘠的荒漠。臺灣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灌溉面積則達十五萬甲，佔全島耕地百分之十四，並引進農作物三年輪灌製，八田與一至今受臺灣人所推崇。發電.為了發展輕工業，日本人必須獲取電力。1903年2月12日總督府批准了由土倉龍次郎募資成立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在深坑一帶利用淡水河的支流南勢溪興建水力發電廠，供應臺北市使用。而後總督府規劃各種水利事業，將民營改為公營並自行開設臺北電氣作業所並興建龜山水力發電所。雖曾發生泰雅族人殺害15位日本工作人員的事件，該發電所還是在1905年8月開始運作供電臺北大稻埕、艋舺等地，1906年供電基隆，是臺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此後，竣工的有：1909年利用新店溪發電的小粗坑發電所、同年的打狗的竹仔門發電所、1911年的臺中-{后里}-發電所等。1919年，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下令將各公民營發電所組織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並勘查適合水力發電的場所，計劃興建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結果，在該年的8月間選定了日月潭作為發電廠的廠址。日月潭與其下的門牌潭有320公尺的落差，藉此可以進行水力發電。為了工程的進行，特別由縱貫線二八水驛，分歧一線鐵道直達電廠所在地，以便運送工程所需物資，即今集集線的前身。在進行了濁水溪及日月潭週邊地區的地質勘查後，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波折，終於在1934年完成了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成為臺灣新興工業發展的重要指標。接著，由於電力仍然不足，又分別在1935年、1941年興建了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及萬大發電所。但是由於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到了盟軍戰機的轟炸，使得發電工程中斷。到日本撤出臺灣時電力仍未恢復。社會控制.三段警備制.指總督府在統治初期，採取的一種警備制度。總督府依治安情況，將全島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保甲制度.保甲制度係源自清朝時協助政府維護地方安寧的保甲制，雖然名字為「保甲制」，但是日治時期與清朝的保甲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日治時期，保甲制度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總督府訂定了《保甲條例》，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都設定「甲長」作為領導者；而「保」則設定「保正」，任期皆為兩年，為無給職。日本人在保甲這方面是讓臺灣人民自行推選的，也就是說所有的保正和甲長都是由管轄區域內的人民推舉出來的。《保甲條例》中規定了所謂的「連坐責任」制度，意思就是，如果某個保甲中的某個人犯罪，則該保／甲中的所有人必須要付連帶責任，藉以達到使人民互相監視的功效。例如：1901年樸仔腳支廳遭到攻擊，相關的保甲成員皆被處以一千四百日圓的罰金。保正及甲長也必須要協助日本當局維持秩序、宣傳政策、檢查環境衛生等內政。在此基礎之上，日本當局又從保正和甲長中挑出年壯的青年，並成立了壯丁團，用來協助警察或防治天災。警察制度.日人治臺以後，為協助統治政策的實施，在臺灣建立了嚴密的警察制度。在當時的臺灣，警察的職責很廣，除了維持治安等警察原有的職務外，還包括了衛生及協助施政等工作。警察詳細的工作內容大體包括了：象徵警察業務涉及之廣，著名的影象為在1926年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所展出的海報，將警察化身為千手觀音菩薩，一手拿刀一手拿佛珠，代表糖與鞭子，從衛生取締，思想取締，原住民授產，逮捕犯人，救助等等事務，無事不管。臺灣人當時習慣稱警察為「大人」，也會拿警察來嚇唬不乖的兒童，這是由於當時警察的執掌完全涵蓋了一般民眾的生活，並且動輒幹預人民的日常生活，引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懼。當時，臺灣一個警察平均管理547人，但同期亦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一個警察卻需要管理919人。雖然嚴苛的警察制度對社會治安大有幫助，但是過於嚴苛的干涉使人民私下稱警察為「狗」或「四腳仔」以暗諷警察。鎮壓抗日活動的法令.由於反抗日本統治，又拒絕移居大陸之臺灣民間武裝勢力造成日本人的重大犧牲，釀造六氏先生事件，高雄陳中和的和興公司囤積物資被搶奪一空事件，潮州辦務署被屠殺事件，使總督府制定了許多法令來抵制這些抗日活動，後藤新平上任後參考各機構對臺分析報告後發現原有三段警備制度常常造成互相推責，影響工作成效。並指出「雖就軍事教育之素養而言，憲兵確有較優之處，然將禍機防於未然，而轉禍為福，莫如運用警為宜。」決定建立新的治臺方式，減少軍事的幹預，提高警察的功能。若要出動軍隊，必須先向民政部門申請許可。並於一八九八年六月首先廢止前總督乃木的伐臺「三段警備」制度。於1898年11月根據《六三法》制定《匪徒刑罰令》，代之專以警察為中心來對付「土匪」(臺灣義民軍)。把警察組織、功能及人數擴大起來，警察力量立即迅速地浸透遍及臺灣各地方各階層。如此對警察的擴權稱之為「警察政治」，又於同年八月、十一月分別公佈「保甲條例」及「匪徒刑罰令」，對「土匪」、「匪徒」加以嚴罰。此律令共有7條條文，效力溯及此令頒布前，規定不管匪徒是主謀者、教唆者或指揮者，一律處以死刑。後藤以鐵腕武力貫徹執行所訂定的法律，僅匪徒刑罰令，在一八九九年一年間依據此法被處死刑者達一千零二十三人。而自後藤就任至1902年的五年期間被處刑的「土匪」總數達三萬二千人，，超過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一。此外，總督府還制定《匪徒招降策》，以達誘使抗日民眾歸順的目的。此法令規定，對於欲投降的「匪徒」。但總督府有時也會利用招降儀式的場合射殺抗日分子。社會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盛行民族自決的風潮，例如三一運動。日本也進入相對自由、開放的「大正民主時代」。臺灣的新興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援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爭取臺灣的民主與自治。背景及過程.1915年以後，臺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社會運動。臺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1919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展開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的相繼發起，並且有《臺灣青年》等刊物的相繼發行。1921年，蔣渭水醫師結合青年學生，以及臺灣各地社會領袖，共同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成為往後臺灣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此時也有日本本土人士在臺灣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及社會運動。稻垣藤兵衛於1916年在臺北大稻埕成立人類之家幫助窮人及稻江義塾提供兒童教育，後又從事農民運動，提倡娼妓自由廢業，並參與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連盟」的創立。在臺灣從事社會運動的還有泉風浪、古屋貞雄等人。1927年初，「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退出另組「臺灣民眾黨」。臺灣民眾黨又於1930年分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而在農工運動團體方面，「臺灣農民組合」於1926年成立；民眾黨的外圍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於1928年結成；同年4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簡單言之，1920年代的上半期，是臺灣社運團體萌芽發展的時期，1920年代的下半期，是各社運團體沿著左右派意識型態分道揚鑣的階段。直到1930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當局的高壓手段，這些分合擾嚷的社運團體才紛紛勢微。1930年代中期後，在皇民化運動的指導下，臺灣民眾在1920年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都遭禁絕。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運動——取而代之，成為反抗運動的主流。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創立，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臺灣文化協會以《臺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臺北、新竹、臺中、員林、臺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也時常以「文化劇」的演出來啟迪民智。其活動包括了對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舉辦各種講習會演講，並推廣民主及民族自決理念，爾後支援初期數次的臺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但後來其成員因理念不合於1927年分裂為激進左派的新文協和主張地方自治的臺灣民眾黨。之後再加上總督府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導致臺灣文化協會的式微。成果：地方自治與選舉.1920年代左右，臺灣社會對民族自決與自治的要求日益白熱化，總督府不得不釋放部分自治權。1935年4月1日，總督府公佈《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並於同年10月1日實施。改革的內容如下：1935年11月22日，總督府舉辦了臺灣史上第一次選舉，第一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雖然這是臺灣史上首次由經由民選方式產生議員，但這樣的改革仍屬於不完全的自治。所以部分民眾仍然不滿這樣的改革。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對這項措施加以批判，並派楊肇嘉等人向總督提出普選、議員全部民選、改街莊為議決機關的改革主張。但總督府並未接受這些建議。1939年11月22日，因第一屆議員任期終了，總督府舉辦第二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1943年由於正值太平洋戰爭，選舉停辦。州會方面，分別在1936年11月20日和1940年11月20日舉辦州會議員選舉。社會制度變遷.蔡文輝認為日治時代臺灣社會變遷不論在臺灣史或世界史上都頗具特殊性，不同於正常的由下而上自主變遷，而是全然由上至下的被動變遷。換句話說，雖然臺人也有其努力，但是日治社會的經濟文化政策訂定與執行，還是幾乎由總督府及其技術官僚主導。這主導情事加上來自日本的新移民的示範與加入，儼然把臺灣社會結構截然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當局的高壓管制下，除了統治初期小規模且持續的反日運動外，社會較為安定。不過在某些層面下，服從總督府經濟與教育政策的臺灣人民，生活條件也得以改善。也因此，臺灣人口在五十年的日治時期階段得以倍增。民政變革.臺灣日治時期的內政雖以特別統治主義為主要宗旨，但在某程度上仍以將臺灣現代化為主要目標。在此理想中，臺灣總督府為主導，社會力量為輔的內政改進，漸進於各施政階段實施。而實施重點，為剔除阿片、纏足與辮髮三大陋習、市區改正與公共衛生等三項。三大「陋習改正」.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三大陋習分別為吸食鴉片、纏足與辮髮。與19世紀末期的清朝相同，吸食鴉片為當時臺灣人的普遍社會現象，據統計，半數人有此吸食習慣。以布長期綑綁腳趾頭與腳掌，用人力造成足部畸形的纏足習慣為女性特有，辮髮是滿族男人的風俗，是清朝政府強迫男性漢人所為，對於滿族人來說，並非陋習。鴉片.1895年中日兩國簽署馬關條約時，伊籐博文即在場表示「我國日後領臺，必禁鴉片」、「如我日本嚴令禁絕鴉片進口，臺灣當能無一人吸煙」。唯實際接收後考量吸食人口眾多，將原先「嚴禁」政策放緩為「漸禁」。1897年1月21日臺灣鴉片令公佈，總督府採用了鴉片專賣與發行鴉片證的漸進根除方式。在禁止民間販售與控制人數的雙重措施下，根據1900年的的調查，有169,064名鴉片煙癮患者，也確實限制了鴉片的毒害。不過，與完全禁絕的世界潮流產生一段落差。此種減少，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吸食鴉片的人口自然死亡的緣故。有觀點認為，總督府之所以不完全禁絕，除了毒癮難戒外、也是為了專賣鴉片獲得的高額利潤。1930年，臺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控訴臺灣總督府開放容許四萬人的煙癮人口。日本最終走向戒絕鴉片的原因有，杜聰明發明低痛苦的戒毒方法、鴉片收入漸減及鴉片用來提煉藥用嗎啡。纏足.纏足，臺灣稱為「縛跤」，是承襲明、清兩代相當普遍的習慣風俗，多流行於閩南籍，客家人較少。該做法乃對女子自幼兒期時以布緊纏雙足，使足骨變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強行走。會衍生其風俗，是因為小足被當時人認為是種女性美的象徵，不過也普遍被認為對女權的壓迫。在纏足禁絕方面，大致採漸禁、「先民間後官方」的政策。1900年，總督府舉行揚文會，會中黃玉階提倡戒除纏足陋習的放足，並組成臺北天然足會。1911年，臺南廳開始實行強制解足，並將之加入保甲規約，創各地之先。1915年，總督府運用公權力，全面在保甲規約增列禁止纏足的條文。因其條文有其相當嚴格的連坐處分，因此纏足風氣就此滅絕。辮髮.另外，在臺灣稱為「辮頭鬃」進行集體斷髮大會。其他習俗之改變.社會改變.以臺北正風會、同風會、教化聯合會等集中推廣，廢除蓄奴、納婢等社會習慣。取消滿族在社會上的特權。服飾改變.日治時期臺灣廢除清朝服制令，使民間普遍的服飾產生了變化，慢慢產生有改良式清裝、日式和服，甚至上半身和服下半身清朝寬裙的組合。市區規劃.市區改正在臺灣，是指1899年起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大小都市所研擬的都市發展計劃。之後，該市區改正計劃改名為「都市計畫」。日治時期初始，臺灣總督府建設多注重於應急的衛生工程與軍防建設，1899年8月，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數大城市採取約五年的建設計劃，名曰「第一次市區改正」，該計劃以舊有道路的改進與新設道路的擬定為主。以臺北為例，該計劃訂定了拆除臺北城牆的計劃，並整建西門町作為日本新移民住宅。1901年總督府公告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公告，除了臺北市之外，還將重點移往臺中為主，該計劃實施地區為臺北南門城外與東門附近一帶外，也開發臺中車站等周圍地區。這兩次改正計畫均以水溝與基礎道路改善為重點，其目的為應付來自日本的新移民。而這些市區改正下，也著實容納了不少以移民村型態出現的大量日籍臺民。較完備的市區改正為1905年8月，其涵蓋城市不但包含當時的第二大城－臺南等大城市，也有人口容量的設計。1917年止，臺灣有20個市街莊進行市區改正。包含更名後的都市計劃，臺灣總督府共在臺灣全島超過70個以上大小城市，實施市區改正。而這些名為市區改正的整體城鎮計劃，對臺灣地方營建影響深遠，迄今臺灣許多城鎮仍沿用當時擬定的市區改正都市計劃繼續執行。公共衛生改善.1899年設定地方傳染病調查委員會調查瘧疾及傳染病，1906年調查中，瘧疾是死因首位，其中以中央山脈村落最嚴重，總督府先針對該區民眾採血、檢驗和投藥治療。1911年頒布瘧疾撲滅計畫，整理環境、撲滅瘧蚊，擴大採血範圍，制定檢驗、隔離及治療規範。1913年廣泛設定瘧疾防遏所，運用地方保甲督導瘧疾診察、治療及環境整潔。1919年採對蚊法，撲滅蚊子控制疫情，因民眾配合度低而改採對人法。因瘧疾在部落大流行，除投藥與追蹤外，總督府另制定部落滅瘧辦法。由於乙未戰爭期間，日軍因罹患傳染病死亡者甚多，統治當局始終重視臺灣的公共衛生情形。在硬體設施方面，總督府則進行不少公共衛生工程建設，如聘請英國人巴爾頓和濱野彌四郎赴臺設計全島自來水與下水道。另外，拓寬街道、設立騎樓與春、秋季強制掃除、家屋須闢窗以利空氣流通、患病者須強制遷離至隔離醫院、預防注射等措施，也對公共衛生有所助益。除此，為了紮下根基，臺灣總督府則從公共衛生教育著手。一方面借重公學校教育體系與警察力量，教導臺人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另外一方面則於臺北帝國大學內設定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訂定護理人員的升學制度等。原住民政策.1905年，日治時期的臺灣實施首次戶口普查，臺灣原住民中，幾乎已歸化為漢族的平埔族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1.53%。而臺灣總督府著重的是後者，非平埔族的十一萬餘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對於臺灣原住民事務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臺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而這些對策稱作 “理蕃政策”。以多紙臺灣總督府令替代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民刑法的該政策走向，大約可與臺灣總督府統治臺灣的基本精神分為討伐為主的「始政鎮壓」與懷柔為主的「教育同化」及皇民化運動等三階段。其中，1910年開始的五年理蕃計畫，以軍事行動迫使原住民臣服。在太魯閣戰役後的1915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沒收槍械。同年7月，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1936年，臺灣總督府將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臺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雖是如此，後期內地延長化極端表現的原住民政策，仍可視為以日本本國利益優先的理蕃政策一部分。宗教感化.日治時期初期，在治理臺灣所需要的宗教安定力量上，臺灣總督府捨棄19世紀末因對外戰爭勝利而興起的日本國家神道教，而選擇了已經在臺灣稍有根基的佛教。這種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維模式，也讓原住民與漢族居多的臺灣，同化於日本的速度加快。臺灣公學校曾教授過關於鄭成功的歌曲。臺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為日式之「開山神社」，為臺灣第一座神社，並整修為神社樣式，但其舊有格局大致保留。由於日本深受水戶學影響，而水戶學基於明朝遺臣朱舜水影響，使得日本史又更重視大義名分論而發展為尊皇論。《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歸。無論幕末維新思想，亦或今日歷代天皇系譜，無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體系下，對於明朝遺臣鄭成功一生從事反清復明的功過，日人四方赤良評為：忠義空傳國姓爺，終看韃靼奪中華。為因應現實環境，臺灣漢族不得不與在臺日人合作，並以傳統道教寺廟改建、增設日人所熟悉的佛像，如地藏王菩薩等。日人統治者更於臺灣各地設立許多寺院及佈教所。不但如此，臺灣還出現混和道教與佛教的齋教。事實上，藉由神佛來宣揚儒家思維的該宗教興起正起自日治時期。1934年，日本政府推動「一街-{莊}-一社」的口號。1937年，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統治者積極推動的宗教。在此因素下，其餘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現象一直到戰後才有所改觀。曆法變革.日治初期，在日本內地已經全面施行西曆二十餘年的狀況下，臺灣總督府並未禁絕陰曆，許多政府機關例如法院仍有給臺灣人數天的年假，直至1919年官方宣佈禁止農曆的使用。不過大多數臺灣人仍然使用舊曆，過舊曆年，形成無從禁起的狀況。標準時方面，1937年以前，臺灣時間仍較日本標準時間慢1小時，1937年調為與日本本土相同。總督府在各地設定大時鐘，使各地的公務人員及民眾能夠知道標準時間。與中國革命派的關係.1895年11月上旬，正當乙未戰爭之時，中國革命烈士陸皓東被處刑後，陳少白在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開啟局面。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並曾應允支援興中會發動1900年的惠州革命，並與孫中山約定「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藉口，等日軍佔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孫中山坐鎮臺北指揮，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政策轉變，新上任的伊藤內閣下令臺灣總督禁止對中國的武裝起義提供任何協助，要求在臺灣的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執行，並嚴令孫文離開日人所統治的臺灣。惠州革命遂告失敗，多位革命烈士因此喪生，陸皓東亦被譚鐘麟所處死。而日人上田良政也被清軍逮捕並遭殺害。然而伊藤內閣的成立，使原逃亡在廈門的臺灣抗日人物因為日本政府的政策轉向得以不被押返臺灣處罪。日本統治臺灣的結束.日本投降.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錄音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同年8月15日，將這段錄音以廣播對外播放，史稱「玉音放送」。同盟各國紛紛接收到日本投降的訊息，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任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市宣佈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部，同時命陳儀兼任臺灣警備司令。經過多日準備後，10月6日於臺北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受降典禮.依照於1945年9月2日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五星上將釋出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在中國舉行臺灣地區的受降典禮。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與陳儀將軍進行受降儀式，安藤利吉將軍將受領檔案簽署後，由參謀長諫山春樹將軍轉交遞給陳儀將軍，雙方即完成受降儀式。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以轉移臺灣的主權之前，日軍奉麥克阿瑟釋出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將臺灣交由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軍事接管，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則視此事件為臺灣光復和對臺灣回覆行使主權之始，並頒訂10月25日為臺灣光復節紀念。10月25日當天，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機關處所設於原臺北市役所。而主要參加人員有國民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黃朝琴、遊彌堅、宋斐如、李萬居，臺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林茂生。另外，還有日軍代表：安藤利吉及諫山春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