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發生於1874年，日本以1871年八瑤灣事件殺害琉球國的琉球族為由，藉口出兵攻打臺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大清政府和日本國兩方的外交折衝。在日本，這次事件被稱為「臺灣出兵」、「-{徵}-臺之役」或「臺灣事件」。這也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對外用兵。背景.遠因.琉球王國自明朝起為清朝的從屬國，其國王接受之冊封，獲準朝貢貿易的次數為藩屬國中之最。由於大清政府長期拒絕日本進行貿易，琉球居間進行「大清 絲綢—日本白銀」轉口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引起日本覬覦。日本薩摩藩在關原之戰後，因財政困難、局勢不穩，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戶幕府輸誠，遂有兼併琉球之舉。1609年，薩摩派遣將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裡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薩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對大清國進行貿易活動。然而琉球王國自此喪失獨立自主性，亦受薩摩藩支配，奄美群島也被薩摩藩佔領。自此琉球處於「清日兩屬」狀態，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受到薩摩藩的控制。1867年王政復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被迫上表「大政奉還」，江戶時代結束。隨後的明治維新過程中，大量武士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於是西鄉隆盛等人提出「徵韓論」，主張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但徵討朝鮮半島在外交上困難較大，未獲得日本內閣多數閣員支援，最後造成參議西鄉隆盛等徵韓派官員下野。日本朝廷為了安撫士族情緒，遂有出兵臺灣之議。也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出兵臺灣」並非僅為了緩和士族對內政的不滿，而是對臺灣的經濟價值與戰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認識，「不能將掠奪臺灣資源，或侵佔領土的動機矮小化。」近因.1871年10月18日，一艘宮古島向那霸市上繳年貢的山原號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至臺灣東南部八瑤灣十四世孫忠導氏玄安，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楊友旺、楊阿才營救下前往臺灣府，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琉球館，乘船歸國。史稱八瑤灣事件。此類事件在當時不時發生，按慣例皆由明清政府撫卹並送回琉球王國，與日本政府無涉。但日方於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廢藩置縣」時，薩摩藩改為「鹿兒島縣」，原本為薩摩藩屬的琉球王國被改隸於鹿兒島縣，1872年日本政府單方廢止琉球王國，設定「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向清朝總理衙門提起此事時，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日方便向「無主番界」出兵。經過.出兵前.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準備對臺灣出兵，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臺調查。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動並開始調兵遣將時，列強各國相繼質疑日本用兵的正當性，英國即扮演密報者、仲裁者雙重角色，他們向中國通風報信，並直指美國人李仙得為事件主謀者。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到了4、5月間，臺灣道、臺灣鎮、閩浙總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各級官員對於「番地」主權的發言立場漸趨一致，4月18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正使梅輝立表示：「其人雖不治以中國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國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場。出兵前夕，英美等國正式轉變態度表示反對，宣告中立並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決定停止此次行動，大久保利通並親自到長崎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臺灣，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充分表現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原型，亦即軍事的先行與政治的追認。著名文史學家司馬遼太郎曾評論這次出兵完全是無名之師，可稱為“官制的倭寇”（日語：「--戰爭過程.1874年遭到排灣族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排灣族在裝備劣勢和人數劣勢下被迫撤兵，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軍佔領村落後焚燒村屋並撤回社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等終於投降。之後日軍移營龜山長期駐紮，卻因氣候與衛生因素飽受瘧疾等熱帶疾病之苦，據日方紀錄，參與行動的日軍與隨軍人員5,990人共回報了1萬6,409件的患病紀錄，呈現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慘況，而561名的病死者更達實際戰死者的數十倍之多。大清和日本兩方交涉.日本5月中旬出兵臺灣，同治帝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以巡閱為名來臺，主持臺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李鴻章允調唐定奎率領的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臺，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當年農曆九月中旬以後到十月間陸續抵臺，使得雙方戰力情勢逆轉，沈葆楨的談判地位頓時提升了許多。在外交方面，清朝當時以《臺灣府志》記載了琅嶠諸社在1725年歸化大清，是為琅嶠歸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證明該處納入版圖並有效收取番餉。清廷認為此地已是中國領土，生番如何處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加上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深感難以持續。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清廷交涉。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實因情勢窘迫。因此大清帝國起初態度強硬，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表示：「一錢不給」。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強勢介入。於是中日兩國在1874年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約，主旨有以下三條：結果與影響.在大清方面，不言賠償兵費，而將五十萬兩白銀拆成十萬兩的「撫卹」與四十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儲存顏面的情況下息事罷兵。投降的原住民被授予日本國旗，在他們的村莊上空飄揚，他們認為這是與日本和平和免受敵對部落侵害的象徵，然而，日本人將其視為對原住民具有管轄權的象徵。此事件也為日後日本帝國的野心提供了有益的預演。在日本的一些圈子裡，臺灣已經被視為潛在的日本殖民地。在日本國內，這一​​行動也安撫了明治政府內部那些推動更激進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政府在1873年拒絕進攻朝鮮而憤怒的人。重要的是，牡丹社事件發生在佐賀之亂後不久，由西鄉從道領導，主要由前薩摩和佐賀武士組成。但因為條約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字句，日本據此認定清國政府不否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繼續進行「琉球處分」，令琉球終止向大清朝貢，復在1879年迫使琉球國王尚泰移住東京，派軍警進駐琉球，廢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但大清並未放棄琉球宗主權對日本提出抗議。1880年，在前美國總統格蘭特調解之下，日本提議及外務省底線將割琉球群島以北歸日本，南邊的宮古、八重山島屬大清，清國政府則提出北邊的奄美群島歸日本，中間的琉球群島歸琉球國，南邊的八重山群島(含八重山、宮古島等)歸大清，最後並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國，臺灣割讓給日本，清國無力繼續過問琉球問題，琉球遂在國際預設下歸屬日本，清國與日本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正式放棄琉球的宗主權改歸日本。「牡丹社事件」後，中國體認到臺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治理臺灣，增設府縣，並在1885年設省。「牡丹社事件」前，臺灣東部不屬於清廷治理範圍。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體認到臺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經營臺灣，增設府縣，並對臺灣東部及原住民地區以「開山撫番」進行開發、征服及臺灣東西部越嶺古道，從未有效統治原住民地區。並於1884年爆發清法戰爭後，1885年建立福建臺灣省。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日本藉由馬關條約取得臺灣後，鑒於此次攻臺與接收過程中病死人數遠多於戰死，決意在臺灣積極著手規劃建設醫療衛生裝置，以方便統治臺灣。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為同治1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樣恢復碑體原貌。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登陸射寮而設立的紀念碑，已於2010年登入屏東縣歷史建築。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石門古戰場附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的徵臺功勳，已於2011年登入屏東縣歷史建築。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石門古戰場附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與原住民交戰而戰死或病死之547位日軍的忠魂碑，已於2011年登入屏東縣歷史建築。國定古蹟，又稱「億載金城」，位於今臺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清廷一面向日本抗議，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辦理臺灣等地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以安平形勢險峻，奏請建造仿西洋式砲臺一座。砲臺由法國人帛爾陀完工。砲臺入口城門上方有沈葆楨題額「億載金城」，亦稱「億載金城」，或相對於「安平小砲臺」稱為「安平大砲臺」。國定古蹟，與二鯤鯓砲臺同因加強臺灣海防而建造之仿西洋式砲臺，目前位於今高雄市旗津區之旗後山與鼓山區哨船頭上。屏東縣歷史建築，位於恆春鎮鵝鑾裡燈塔路90號，清光緒7年外，全部罹難，且琉球人多次在該處亦遇難，並引發牡丹社事件，應美國及日本政府之建議而籌設。國定古蹟，是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因大幅改變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觀感，而選定以「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為縣治，並打算由「素習堪輿家言」的劉璈處理築城事宜，所設的恆春縣縣治所在地。排灣族戰士頭骨歸還.載日軍取下12個頭顱帶回日本，其中4具臺灣原住民頭骨輾轉被攜帶到英國，目前收藏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中；示，取得地點為牡丹社，由美國海軍軍官取得後經2次轉手，最後交由曾任愛丁堡大學校長解剖學家Sir William Turner收藏及記錄至今。雖然臺英沒有意促成返還美事，但牡丹當地居民謹慎面對，期盼先證明「真的是祖先頭骨」。考據.日本沖繩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又吉盛清認為，牡丹社事件發生源自「語言隔閡的誤會」，非單一方面嗜殺所致。相關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