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清同治九年往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隨從一名。此舉激化矛盾，導致豐大業被天津民眾毆斃，此外部分天津民眾還焚燬法、英、美、俄、西教堂及法領事署。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臺一帶。慈禧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到天津查辦，曾國藩又奏調李鴻章協同辦理，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處死禍首水火會16人，充軍25人，賠款修建教堂，慈禧太后並派崇厚向法國道歉。背景.清末自從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開始在各地傳教。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特權。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不法之人也混入教會，卻只是要橫行鄉裡。許多衝突由此產生。基督教與漢族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存在矛盾。基督徒認為敬天、禮佛、祭祖、祀孔，佛教和道教是迷信，引起部分民眾反感，經常與部分民眾發生摩擦，反教行為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援，初期不少的衝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當時多數中國人對現代醫藥不瞭解，誤以為以人體器官做成，另一方面教堂平日森嚴，具有一種神秘感，使得人們產生猜測。教堂的臨終彌撒，洗眼等讓部分中國人產生挖眼的猜測。事件經過.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夜間孩子的屍體被野狗扒出咬壞，身體不全，缺少一些器官，於是民間開始誣指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6月18日，天津當地民間黑社會組織水火會抓住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並從其身上搜出迷藥，嚴刑逼問迷藥是從哪裡來的，武蘭珍挺刑不過，為了逃避懲罰，就拉教會保護自己，說是法國天主教堂給的。同時又有人向水火會反映，說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運口袋，懷疑裡面是死小孩。水火會老大帶著數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長求救官府，6月20日，武蘭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天津知府張光藻不敢做主，帶著幾百人去見天津道臺周家勳。周不敢處理，又帶著這些人去見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大罵刁民胡鬧，認為傳教士不可能拐賣兒童，而且西藥用人體器官做藥引子純屬無稽之談，民眾不服，誣指失蹤孩子還在教堂關著。崇厚約見了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雙方當面對證。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勳、張光藻、知縣劉傑帶著數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對質。神父熱情接待，問武蘭珍是教堂哪個人賣給他迷藥，又是在什麼地方賣的，武蘭珍說是叫王三的中國教民在教堂的左側鐵門邊賣給他的。其實教堂邊門都是木門，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教堂花名冊也查不到一個叫王三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三位官員羞愧難當，連連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水火會煽動民眾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無業流民、地痞無賴等，聞訊紛紛趕來。教堂外就聚集了上萬人，拋磚打破窗戶。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信徒，向法國駐天津總領事豐大業求救。豐大業跑到崇厚那裡要求派兵鎮壓。豐大業和崇厚抱怨並發生爭執，雙方口角。豐大業在與知縣劉傑爭執時被暴民所迫，開槍擊傷了一名中國助理，之後豐大業與其助理西蒙都被暴民殺死，屍體被丟棄在河中。暴民們殺向教堂，扯爛法國國旗，以兇殘手法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40名中國信徒，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與此事無關的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教堂、1座俄國東正教堂。殺死教士，把附近前來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也一併殺死，搶劫了身上的財物，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共打死13名法國、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6月24日，法國第三艦隊軍艦開到天津，英國第五艦隊、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天津一帶，法國、英國、美國、比利時、俄國、普魯士、西班牙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總理衙門強烈抗議，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懲辦肇事者，賠償損失。交涉及影響.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否則就要打進北京。清廷驚恐萬狀，慈禧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審時度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曾國藩向慈禧太后彙報說：“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 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汙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貼虛實辨明白。此次應查 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認定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刁風不可長”。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責怪天津百姓太沖動。聽從崇厚的建議，將天津道臺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撤職，引起全國上下對曾國藩口誅筆伐，一下子為他打上了“漢奸”的烙印。曾國藩還把精銳劉銘傳部調來，準備隨時應對民眾的抗議。曾國藩認為，當事人口供有問題，反覆翻供，是否是傳教士的指使沒有證據；仁慈堂的兒童一百五十餘名，都是自願的，挖眼剖心純屬謠傳；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實地檢視後，發現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進入仁慈堂後不願出來，大家就以為裡面有迷惑人的藥；仁慈堂接收將死之人，讓傳教士給死者做洗禮，百姓看到人進去卻不見出來，以為被殺；仁慈堂的房間很多，一些親屬進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間居住，很長時間見不了面，互相認為是被害了；仁慈堂內死亡的人數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時一個棺材放兩三具屍體，而且死亡狀況與正常死亡不同。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曾國藩將騷亂責任歸咎於民眾的無知和百姓、洋人之間的誤解。法國提了四點要求：重修教堂、埋葬豐大業、處死地方官、懲罰兇手。曾國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為第一個被唾罵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國藩決定軟硬兼施，告訴法國，官員們已經就地免職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員們沒有動手殺洋人，甚至自己差點兒被洋人殺了；但法國非要殺了這些官員。法國公使羅淑亞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去最後通牒，如果不將天津官員砍頭示眾，就撤回使館僑民，交給法國的海軍司令處理。曾國藩向慈禧太后寫了詳細報告，認為天津官員不能殺，免職屬於正常的處罰。慈禧太后也對法國的囂張反感，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要求。清廷抓了大約八十多人，中秋節前，曾國藩向慈禧彙報：“應正法七八人，應治罪二十餘人。”但慈禧太后還是認為處理得太輕，主要是殺的人太少，很難讓洋人滿意，責令曾國藩“趕緊勒限嚴拿”。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慈禧太后為了平息法國人的怨氣，並沒有聽從曾國藩的建議，對張光藻、劉傑選擇了比較重的刑罰。曾國藩對慈禧太后的處理感到失望，籌措了兩萬兩白銀給幾個官員作贖刑的費用。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顧及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放棄殺官員要求。清廷內部及中國輿論對這個交涉結果都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訊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慈禧太后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正好這時發生刺馬案，於是讓曾國藩辦理，免去他直隸總督職務。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後，並沒有急於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勢必要接爛攤子，所以他就推給了曾國藩。曾國藩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慈禧太后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於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只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討處理教案。朝野愛國者認為應乘機利用愛國情緒打擊洋人，“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紛紛上書指責曾國藩對外妥協，對內鎮壓。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義上的弟子李鴻章為首大罵曾國藩賣國，使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國賊，北京的“湖南同鄉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全被擊毀。曾國藩名聲掃地，帶著「賣國賊、漢奸、軟骨頭」的罵名離開人世。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1900年又在義和團運動中第二次被燒燬。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