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利斯·比託

費利斯·比託，是一位具有英國與義大利雙重國籍的攝影師。他是最早拍攝東亞地區的攝影師之一，也是最早的戰地攝影師之一。他所拍攝的風俗鏡頭、人物肖像以及亞洲與地中海地區的美麗風景與建築的全景極負盛名。位元遊覽過許多地方，並透過它的攝像鏡頭拍攝了那裡的風土人情，包括各個國家、國家人民及所經歷的事件等，這些照片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與感染力，並且被永久儲存至今。位元也正是透過這樣的機會使歐洲與北美民眾對那些陌生的國度有一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位元所提供的照片仍然作為一些事件，例如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等的重要資料。他也是最早透過照片來描述有價值的新聞事件，即被稱為圖片新聞報道。位元同時對其他攝影師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於日本的許多攝影師來說影響極為深刻、持久，皆因位元在日本工作時曾開過課教授眾多攝影師和藝術家之故。生平.費利斯·比託的出身與身份鑑定仍然懸而未決，不過目前已經基本上可以證實其出生日期。根據他在1858年所使用的護照申請推斷，他應該出生於1833年或者1834年，並且是英國國籍的。位元很可能是出生在前威尼斯共和國所屬的科孚島上。科孚島主權複雜，由1386年到1815年一直斷斷續續的屬威尼斯領土，直到1815年，巴黎和約簽訂後，此島及其他愛奧尼亞的島嶼正式受英國統治，隨後在1864年被歸還給了希臘。若位元真的出生於科孚島，他可能同時擁有義大利威尼斯、英國與希臘等三重身份。據有關的資料所載，一個叫費利斯·比託的人的確在1834年前後曾出生於科孚島，若此為真，就能解釋位元的身份是英國國民，卻是義大利威尼斯人。據史料所載，位元家族是在17世紀遷居至科孚島的，更在威尼斯共和國時期一度執權，成為威尼斯的貴族家庭之一。位元的許多照片簽名並不一致，有者為“Felice Antonio Beato”，另有及者為“Felice A. Beato”，也正因如此，歷史學家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這一位攝影師不知緣何能夠同一時間在相隔甚遠的埃及和日本拍攝照片，由此有人猜測另有攝影師冒用其簽名。不過在1983年，據香妲兒·艾德所示，“Felice Antonio Beato”這一簽名錶示的是一對兄弟－－“Felice Beato”和“Antonio Beato”，他倆有時在一起工作，共用同一個簽名，這些由簽名引發的混淆持續地引起很多問題，難以辦認兩位攝影師中哪一位才是照片是真正拍攝者。地中海、克里米亞和印度.對於費利斯·比託的早期攝影生活所知甚少，據說他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鏡頭是於1851年在巴黎購買的。他很可能在1850年於馬耳他遇見英國攝影師詹姆士·羅伯森與他們倆一起加入了一支攝影探險隊，並於1854年或1856年到達馬耳他，於1857年抵希臘和耶路撒冷。在1850年代，許多公司的照片都標註了“"Robertson &amp; Beato and Co."”的標記，很多人猜測其中的“"and Co."”就是指安東尼奧。在1854年底或1855年初，羅伯森娶了比託的姊妹Leonilda Maria Matilda Beato。他們有三個女兒：Catherine Grace (1856生)、Edith Marcon Vergence (1859年生)，與 Helen Beatruc (1861年生)。在1855年比託與羅伯森旅行到了克里米亞 Balaklava，在戰地記者Roger Fenton離開後，他們接管了關於克里米亞戰爭的實地報導。與Fenton報導戰爭的榮譽面相對，比託與羅伯森展示了戰爭所帶來的破壞。他們拍攝了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爾要塞的陷落，創作出約60張照片。1858年2月比託來到加爾各答，並開始向印度北部旅行、記錄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過後的情況。在這段期間他拍攝了可能是第一張包含屍體的照片。一般相信，至少一張比託在勒克瑙Sikandar花園所拍攝的照片將印度反抗軍的遺體重新佈置，以增加照片的戲劇性衝擊。他還去了德里、坎普爾、密拉特、瓦拉納西、阿姆利則、阿格拉、西姆拉與拉合爾等地。安東尼奧在1858年7月加入了他的兄弟比託，但是後來於1859年12月可能由於健康問題離開了印度。安東尼奧後來於1860年出現在埃及，並於1862年在底比斯開了自己的攝影室。中國.1860年費利斯·比託脫離了Robertson &amp; Beato的夥伴關係，但羅伯森至1867年依然使用該名稱。費利斯·比託前往中國擔任英法遠徵的隨軍攝影記者。比託在3月抵達香港，並立刻開始拍攝這個城市與鄰近地區，最遠到廣州。位元在中國拍的照片是中國最早的照片之一。在香港期間，費利斯·比託跟了藝術家及《倫敦新聞畫報》的記者──查爾斯·威格曼會面。兩人於英法部隊陪同下以北行駛至大連灣、北塘與海河河口的大沽炮臺，接著又到了北京以及位於郊區的清漪園。威格曼在《倫敦新聞畫報》上經常使用比託的作品。日本.1863年，比託到橫濱加入查爾斯·威格曼。兩人在1864–67年建立了名為“Beato &amp; Wirgman, Artists and Photographers”的合夥關係，這是日本最早與影響力最大的攝影工作室。威格曼再次在《倫敦新聞畫報》上使用比託的作品。比託的作品包括肖像、風俗、風景、都市風景以及東海道上的風景名勝。在這個時期，由於幕府的限制，外國人要進入日本非常不容易。由於有使節代表團陪同、個人的知名度、以及與軍方的關係，比託得以深入許多西方人無法到達的地區。比託照片的重要之處在於他的作品不僅品質很高，而且也因為它們的稀有性。比託在日本非常活躍。1864年在下關戰爭擔任隨軍攝影記者。翌年他拍攝了長崎與鄰近地區。自1866年起，比託經常出現在威格曼所編輯的漫畫《Japan Punch》中。1866年10月的大火摧毀了大部分橫濱，比託失去了他的攝影室以及可能所有的底片。許多比託的相簿是手工上色，這是比託應用日本水彩畫與雕版印刷到歐洲攝影術的技術。1869年後比託結束與威格曼的合作關係，比託開始計畫從攝影工作退休以及開始嘗試其他投資，並將攝影工作委任給其他“F. Beato &amp; Co., Photographers”工作室的成員。“F. Beato &amp; Co., Photographers”工作室是比託所擁有的攝影室，位於橫濱，有一位助理H. Woollett與四位日本攝影師與四位日本藝術家。。日下部金兵衛在成為攝影師前可能是比託的藝術助理。比託曾經與上野彥馬一同拍攝，並可能教導Raimund von Stillfried攝影術。1871年美國為了報復謝爾曼將軍號事件而遠徵朝鮮，比託擔任遠徵隊的隨軍攝影師。比託所拍攝的照片也是朝鮮最早的照片之一。1877年比託賣掉他的大部分股份給Stillfried &amp; Andersen。作為交換，Stillfried &amp; Andersen在1885年將這些股票賣給阿道弗·法沙利(Adolfo Farsari)。在Stillfried &amp; Andersen的拍賣後，比託從攝影的工作退休了幾年，專注於金融投機與貿易上。1884年11月29日比託離開了日本，最終在埃及塞得港上岸。日本報紙報導比託在橫濱的白銀交易市場失去了他所有的財產。晚年.1884年至1885年，沃爾斯利男爵前往蘇丹喀土穆營救查理·戈登，比託擔任遠徵隊的隨軍攝影師。1886年比託短暫的回到英格蘭，並在倫敦與Provincial攝影學會教授攝影技巧。1888年比託再次回到亞洲工作，這次在緬甸。1896年比託在曼德勒開設了一間攝影工作室“The Photographic Studio”以及從事傢俱與古董生意。比託在1899年離開“F. Beato Ltd ”，但繼續在“The Photographic Studio”工作直到1904年，之後可能用他的名字或其他名字繼續工作。之前一般相信比託在1905或1906年死於曼德勒或仰光，但是2009年發現的一份死亡證明顯示，比託在1909年1月29日死於佛羅倫斯。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