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刺在背傳說

刀刺在背傳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流傳的傳言，具有政治宣傳的作用。該傳言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會戰敗，是因為德軍在前線作戰，而猶太人、社會主義者卻在國內煽動革命和輿論，使政府不得不向敵國投降。由於德國戰敗，不少德國民族主義者懷恨在心，就用這個傳說譴責外國人與非民族主義者出賣德國。緣由.對戰爭的看法.大多數德國人曾支援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德國或較中立的角度來說，一般認為俄羅斯藉助巴爾幹問題擴張。很多德國人都視戰爭為對抗“東方侵略者”的永久抗爭。考慮泛斯拉夫主義與俄國之擴張之餘，法國因普法戰爭之敗而生的復仇主義也是開戰的重要理由之一。對於德國人而言，英國也同樣是機會主義者。由於德國的崛起必然意味著英國在貿易上的壟斷會被打破，故此英國也被視為企圖藉助支援比利時的中立，肢解德意志帝國的勢力。社會分化.戰爭的開始，在最初的確消除了德國社會的分化。新教路德派教徒、天主教教徒、猶太人、社會民主主義者、右翼勢力與自由主義分子都因戰爭而團結。不過，隨著戰爭的變化，原本的分化再度出現。天主教徒、社民黨人與猶太人對戰爭之熱情減退，令其對國家的忠誠受到質疑。藉此發戰爭財的人士與參加罷工的工人也遭到批評。克虜伯就因為替交戰雙方提供軍備，而遭到別人的譴責。個人利益往往被其他行業牽引著。德國政府設立最高價格管制以干預經濟，而商人則以轉移生產目標作回應，造成物資短缺。以上情況令社會緊張，經濟秩序受到破壞。在1917年，單單在德國就有五百次罷工，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社會之不安，雖然經常會被認為是由於經濟問題導致，但根本原因是人民是否愛國以及集體主義化的程度多少。因為社會動盪導致德國的生產力在1917年到1918年時大幅下跌，根據後來的統計，如果社會動盪無法停止，此時的德國的生產力難以與英國、法國和美國打消耗戰而取勝。德國作為歐陸大國，但她的工業產量與人口對比起整個協約國集團仍是相形見絀。協約國的宣傳.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在其回憶錄指出，霍亨索倫家族在戰時未能察覺到協約國的宣傳，以致失敗。因此，納粹黨在德國當政期間，一直嘗試掌握當時協約國如此成功的宣傳策略。雖然德國被視為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但她的停戰建議就幾乎全被否決。在戰爭第二年，雙方都認為，簽訂沒有割地賠款或領土得益的條約就等於政治自殺。因此，德國當時的建議是要求保留她佔據的比利時之領土。魯登道夫斷言，協約國要求之和議將與德拉古式條約無異。然而，受到協約國宣傳影響的德國人民並不相信他的理論，卻深信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德國社民黨在戰前早已是德國的著名民主派，協約國承諾和議與在其後恢復德國主權，更贏得以上黨派的一致贊同，大力支援停戰。因此隨著戰爭的持續，德國的盟國也開始質疑打仗的理由。凡爾賽條約.1918年11月11日，世界大戰終於結束，而魯登道夫的預言就幾乎馬上實現。雖然戰爭完結了，但英國繼續封鎖歐陸長達一年，加上國內社會動盪令德國物資短缺，民不聊生。魏瑪共和國政府簽署的凡爾賽條約，更被認為是極度苛刻：德國必須割讓約一成的領土、讓萊茵蘭非軍事化、讓法國佔領薩爾區和付出大量賠款。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戰爭罪責條約：德國必須承認對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不過，在戰後幾年內，為了讓德國能對抗蘇聯的擴張，協約國願意減少賠款，德國最後只付出了賠款的八分之一。德國投降後，協約國從沒有佔領德國領土，而當時西線的德軍仍在法國北部。而且，當時列寧與德軍議和，在3月簽訂了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德國奪得大量俄國在東歐之領土與賠款。這代表德國打敗了俄羅斯，也表示當時德國無需擔心東線的威脅，可以全力對抗西線。大部分德國人都深信德軍所向披靡，根本沒可能會戰敗。只要政府代表沒有“賣國求榮”，而國家又沒有因革命而崩潰，德軍必將取勝。對部分德國人而言，即使必須求和，他們也相信協約國會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寬待德國。條約之所以被認為是奇恥大辱，最主要還是它被認為嚴重損害德國主權與民族尊嚴，並且迫使德國幾乎放棄了自擴張以來得到的所有利益。強烈反響.於是，德國的保守派民族主義者與前軍事領導人就藉此諉過於人。最著名的代罪羔羊就是威瑪共和國的領導層、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國際猶太人”，亦即被認為為富不仁的猶太人。以上人士統統被稱為“十一月罪犯”，被指為出賣民族的罪人，包括批評德國民族主義、煽動叛亂、煽動軍事工業之罷工與牟取暴利。最重要的是，“十一月罪犯”被指叛國，與所謂民族大義相違背。以上的論調很大程度上源於停戰時德國仍保有部分軍事優勢：德國投降之時軍隊仍然留在法國與比利時，德國本土幾乎毫髮無損。在1918年初，魯登道夫發動的皇帝攻勢更幾乎兵臨巴黎，德國國民(甚至前線官兵)對於1918年下半年起在百日攻勢的軍事失利所知不多，結果在一種樂觀的、自認可以取勝的氣氛下意外地得知戰敗。不滿現狀的德國人，指責軍事工業的工人在戰事的緊急之際發動罷工，引致德軍軍備不足，令其失敗，罷工乃叛國行為，而猶太人則要負上最大責任。隨著戰爭經濟的發展和總體戰之出現，如果沒有內亂，德國本有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無論如何，刀刺在背傳說在戰後廣泛流傳，後來並令極具種族主義色彩的納粹黨能借之獲得公眾的支援。1919年，德國革命仍然持續。共產黨人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最後被右派的自由軍團鎮壓並推翻。由於此蘇維埃的領導成員大多是猶太人，故此反猶太主義者在進行宣傳時，便為猶太人扣上“賣國的共產黨人”的名號。在戰爭後期，德國實際上被一個軍事獨裁統治，亦即當時的最高陸軍指揮。馮·法爾根漢因凡爾登戰役而辭職，由興登堡接任參謀總長。興登堡則任命魯登道夫為首席參謀長。二人負責協助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有關戰役之安排，掌管大權，亦即“第三最高陸軍指揮”。德國在西線的最後攻勢失敗後，最高指揮決定改革政府。魯登道夫表示：“我已經向陛下請教過，現在就要讓他們議和了。”1918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威瑪共和國派出文官代表，與協約國簽署停火令，正式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政府承認了凡爾賽條約，並因此要割地賠款。由於當時十一月革命爆發，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而軍方又放棄了行政力量，作為唯一仍然能運作的德國政府，威瑪政府被認為是“被迫”求和。面對協約國的軍事壓力，新政府只好答應簽署凡爾賽條約。上述的軍方高層在表面上鄙視條約，但其實是在找藉口推卸責任。戰爭結束後，協約國沒有佔領德國，也沒有進行任何戰爭罪行的審判。於是，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等人就被推崇為“未被打敗的戰爭英雄”。這些戰時將領更可以悄悄準備推翻共和國——那個在他們努力下成立的共和國。傳說在1919年中開始流傳。當時魯登道夫與一名英國將軍尼爾·馬爾科姆吃午餐。馬爾科姆就問他對德國戰敗的看法。魯登道夫用數個理由解釋，例如國內生產問題拖累了德軍。馬氏就問：“那麼，你們就好像被人從後插了一刀似的，對嗎？”馬氏的比喻，對正中魯登道夫的下懷。魯登道夫就把這個名詞介紹給參謀部成員，指出“刀刺在背”就是傳言的“正式”名字，並讓傳言在德國散播。極右派政治勢力就利用這傳說攻擊共和政府，指出政府要為德國的失敗負責。而且，極右派還用上“十一月罪人”之名詞，意指為負責簽署凡爾賽條約的政府官員，也指共產黨人和猶太人等。他們也指出，那些“不夠愛國”或不支援軍國主義的德國人也是罪犯。另外，參與德國革命、推翻帝國政府和建立威瑪共和國的一干人士，也是罪犯。極右派對此理論的依據，大多是關於如庫爾特·艾斯納一般的人。根據艾斯納所言，他是一個在柏林出生的猶太人，在慕尼黑生活。由1916年開始，艾斯納就撰寫文章，譴責戰爭為不義之戰。他又積極參與於慕尼黑的革命，更在1918年11月9日代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當選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首任總理，宣稱巴伐利亞為自由邦，廢除了統治該州的維特爾斯巴赫王朝。艾斯納於2月21日被一名極右翼學生刺殺身亡。而且，威瑪政府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藉助國防軍與自由軍團大力鎮壓工人起義。局勢穩定後，威瑪政府依然容忍極右派勢力，並未加以鎮壓。也許基於它的容忍，極右派勢力反而更張狂，每每針對政府，甚至刺殺如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和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等人。在商人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手下的極右翼傳媒就大肆將共和政府之官員和猶太人打成“罪人”。後世用例.2023年，時值烏俄戰爭中俄軍侵略未能達到預期成果，而烏軍又大舉發動反攻之時，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親信，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頭目葉夫根尼·普里戈任宣稱遭俄軍襲擊並隨後發動兵變，一度佔領了羅斯托夫州，沃羅涅日州大片地區並控制了在羅斯托夫的南部軍區司令部，並令屬下部隊向首都莫斯科開進。普京遂怒斥瓦格納集團的叛變是“刀刺在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