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zh-hans:重定向;zh-hant:重新導向;}--{H文字獄，是中國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政治迫害，《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千、萬人受害。清人龔自珍詩-{雲}-：“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楊鳳城等認為文字獄是“文化現象”。《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定的刑獄。」宋朝以前.現時可知最早的文字獄，應該是春秋時期，公元前548年齊國太史兄弟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而相繼被權臣崔杼殺害的事件。《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持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漢書》上說，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三國時期，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昭“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唐末，錢鏐為節度使時，有人向他獻上一首詩，詩中有「一條江水檻前流」的句子。「前流」與「錢鏐」同音，錢鏐認為獻詩人有意諷刺，就將獻詩人暗中殺害。宋朝.宋朝對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制，南宋人洪邁在《容齋續筆》卷2中專門寫了一則《唐詩無諱避》的筆記。他羅列杜甫《三吏》《三別》以及白居易《長恨歌》等等事例，結合北宋文字獄以來文人的恐懼心態，得出這樣的結論：“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進奏院案.宋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發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樞密使章得象、臺諫官王拱辰、張方平等人的反對。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諸人參加進奏院祀神宴會，當中王益柔作《傲歌》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羅織“進奏院案”。原來，王益柔在宴會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一句，原系狂放戲言。政敵陷以“謗訕周、孔”大不敬罪名，羅織成獄。案成後，蘇舜欽、王益柔等12人遭貶黜。次年，新政領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相繼遭貶，新政以失敗告終。雖說慶曆新政並不僅僅由於“進奏院案”而挫敗，但羅織文字獄來打擊政敵的做法由此而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之一，無疑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直接啟發了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質的文字案件。王安石《淮南雜說》案.宋神宗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蒐羅王安石《淮南雜說》中的隻言片語，加以曲解，妄圖羅織王安石罪名。其奏疏-{雲}-：“今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志。”當時，王安石變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楊繪素與王安石有隙，當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後，即開始對王安石變法展開攻擊，進而又欲羅織文字以攻陷王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對楊繪的誣告進行了反擊，王安石上言：“楊繪不宜在言職。”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無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楊繪乃察臣所為。但如繪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壞，政令何由成？”結果楊繪被貶知鄭州。烏臺詩案.宋神宗元豐二年，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起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執政，改元元祐，是為“更化”。元初，元豐故相蔡確被貶到陳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確在安州作《夏日登車蓋亭》絕句10首，被知漢陽軍吳處厚和臺諫吳安詩、張燾、王巖叟、範祖禹、劉安世、梁燾等人抓到把柄，輪番告訐其詩作語涉謗訕，譏諷太后，鑄成獄案。蔡確“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範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原來，蔡確早年和吳處厚相識，曾從處厚學賦，有師生之誼。蔡確後來位極宰輔，吳處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確拒絕，並屢次排擠，吳因此對蔡確心懷嫉恨，伺機報復。“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雲：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楊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吳處厚上奏後，臺諫中的元黨人立即群起而進攻蔡確。“左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梁燾言：“臣風聞吳處厚繳進蔡確詩十首，其間怨望之語，臣子所不忍聞者。”又言：“臣近以蔡確怨望，見於詩章，包藏禍心，合黨誕妄，上欲離間兩宮，下欲破滅忠義，清議沸騰，中外駭懼，以為確不道不敬，罪狀明白。”劉安世言：“伏見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所制《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臺諫的反覆彈劾下，此案終於鍛鍊成獄，蔡確後來也死於嶺南貶所。劉摯書信案.宋哲宗元祐六年得此大喜，乃解釋簡語並奏之”。因此高太后認為劉摯的行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責摯反覆”，將其趕出中書。常安民書信案.宋哲宗紹聖年間為諫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連續遭打壓。黃庭堅碑文案.宋徽宗崇寧二年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除名勒停，羈管宜州。”陳瓘《尊堯集》案.宋徽宗政和元年九月，元祐黨人陳因不滿紹聖《神宗實錄》的史筆而作《尊堯集》，因此罹禍。史雲："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又徙台州。"原來《神宗實錄》曾經5次撰修，後4次改修都為政治紛爭使然，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政治評價是歷次改修的焦點。〔12〕元元年詔修《神宗實錄》，凡300卷。紹聖初，新黨甫一上臺，就提出對元《實錄》重修，並對元《實錄》的撰修人員下獄勘治，撰修者呂大防、趙彥若、範祖禹、黃庭堅、曾肇、林希、陸佃等皆坐貶官。陳瓘遭到打擊，除黨爭、政爭因素外，還摻雜有公報私怨的成分。參與治理陳瓘者有蔡京，“未第時，以書謁陳，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以絕口。因其子正匯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薿復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治瓘。”金朝.翰林學士張鈞是金國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被蕭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金史·熙宗本紀》：『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鬥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上怒，殺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明朝.明成祖靖難登位，大殺忠於明惠帝的大臣，禁止這些大臣的著作流通，又懼群臣百姓疑其得國不正，焚燒被其認為有諷刺之意的書籍、戲曲劇本。明世宗時為明朝文字獄第二個高峰期，明世宗經常因詩句中有諷刺之意而杖打或囚禁大臣。明中後期奸臣當道，黨爭激烈，敵對大臣會找出政敵的文章詩句中有可疑之處彈劾對方，而往往皇帝亦同意這些是諷刺當朝的作品。如祝允明寫《野記》稱文人高啟因寫作了《上梁文》與蘇州知府魏觀同案處斬。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稱：“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下。”但事實上，徐一夔於建文二年尚在。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髮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作箋者也被處死。陳養吾案.僉事陳養吾作詩曰：「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高麗使者進表案.明太祖即位之後，李成桂篡王氏高麗自立為朝鮮後，嚮明朝進貢，奉上文書中，太祖認為有冒犯，處罰使者，要其供出作者，使者供稱姓鄭名某，明太祖將所貢金鞍方物發還，要求朝鮮交出鄭某，及送至京師，太祖下令將其發配雲南。並一度禁止朝鮮人前來明朝，及明朝客商前往朝鮮。朱季友獻書案.明成祖永樂二年，江西饒州府民朱季友向皇帝進獻書籍，明成祖以內容專詆周、程、張、朱之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下令杖之一百，焚毀所有藏書，亦不得教學。《剪燈新話》案.明英宗正統七年，明英宗從國子祭酒李時勉之議，下令查禁國子助教瞿佑整理、編訂的內含大量違背封建禮教故事的民間小說集《剪燈新話》。張楷案.明英宗正統十四年，都御史張楷除夕作詩：“斯民何苦際斯時”“四山峰火照人紅”“亂離何處覽屠蘇”等，流傳京城，人多傳誦，禮科給事中王詔上書彈劾，張楷坐罪免職。順天府試題案.明代宗景泰七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黃諫，主持順天府試，因出題犯宣宗諱，被彈劾，明代宗景泰皇帝諭令將兩人下錦衣衛獄治罪。富春謠案.明武宗正德九年，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作民歌《富春謠》一詩，諷刺宦官王堂等至浙江，強徵富春江的魚產、富陽一帶的茶葉。王堂指控韓邦奇作歌怨謗。明武宗怒甚，下詔入獄，朝臣上書營救，最後被革職。吳廷舉案.明世宗嘉靖四年，應天巡撫右都御史吳廷舉南京工部尚書，引白居易詩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又引張詠詩云：「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又用嗚呼字眼，被皇帝認為有嘲謔意思，勒令退休。應天府試案.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應天府鄉試，嘉靖帝因所呈鄉試錄中考官批語沒有填書名，而又以國家祭祀和徵戰之事為題，考生答卷中多有譏諷，命錦衣衛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逮捕，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等人交由南京法司追究，所取錄的考生不得參加會試。江汝璧最後被貶為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歐陽衢貶為廣東南雄府通判。山東鄉試案.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葉經主持山東鄉試，用《論語》出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名考生答曰：「繼體之君未嘗無可承之法；但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嘉靖帝以為是譏諷他的話，結果試官與考生都受廷杖而死。迎駕詩案.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迎駕詩中有「穆天八駿空飛電，湘行英皇淚不磨」，被明世宗認為詛咒當朝，被革職，杖四十。萬壽字案.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詔捕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人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賀表中萬壽字未抬。李默案.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死於獄中。《皇明通紀》案.明穆宗隆慶五年，明穆宗從五科給事中李貴和之議，以「臧否時賢，熒惑眾聽」為由下令查禁嘉靖年間廣東人陳建(當時已故)所私修的編年體明代史書《皇明通紀》。高啟愚命題案.明神宗萬曆七年被告發指其所出試題暗勸張居正受禪做皇帝，啟愚被削職為民。李贄案.明神宗萬曆年間，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及都察院禮科給事中張德允，上疏奏劾李贄，明神宗見疏即下詔，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逮捕李贄下獄，著作被通令燒毀。李贄被逼在獄中割喉自殺而死。詩扇案.明熹宗天啟五年，揚州知府劉鐸不滿魏忠賢，作詩於扇上贈寺僧，上有“陰霾國事非”字樣，被魏忠賢告發，審問時拷掠無完膚，斬棄市。清朝.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順治四年還發生了“明史案”，於兩年後結案。據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清代文字獄簡表》不完全統計，清代文字獄數字，清世祖順治朝6起，清聖祖康熙朝約10起，清世宗雍正朝20幾起，清高宗乾隆朝130多起，清仁宗嘉慶朝1起，清德宗光緒朝1起。據統計，清代禁書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次數上，都遠多於明代，也遠超於中國古代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違礙書籍的數量是明代的約29.2倍，科舉時文是明代的約27.2倍，劇本小說是明代的10.2倍，妖書是明代的約8倍，禁書總數為明代的約12.6倍。明代的統治時間為278年，清朝自天聰年間開始禁書，到道光年間，共224年，比明代還要少50多年，而其禁書的數量卻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雖然這只是一個概數，但卻能很直觀地反映出明清兩朝在禁書數量上的巨大差距。明史案.浙江烏程盲人莊廷鑨，想學習歷史上同為盲人的左丘明，著寫一部史書。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編輯。書中仍奉尊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諱的。該書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編成後，莊廷鑨死，其父莊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吳之榮敲詐不成，反去告發，事情越鬧越大，最後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當時康熙年幼尚未親政，鰲拜下令逮捕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後來死於獄中，莊廷鑨被掘墓開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清聖祖康熙帝自14歲親政後發生過一宗文字獄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方孝標曾到雲南入吳三桂幕府為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南山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結果被仇家御史趙申喬告發認為其著作中有“大逆”語。其實著作中並無真正詆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書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書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犯了清朝的大忌。結果此案也波及數百人，刑部原定將戴名世斬首，處死家族中十六歲以上男子，而將女眷等沒收為奴婢。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南山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雍正年間，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如“查嗣庭試題案”“呂留良案”和徐駿案。查嗣庭試題案.清世宗雍正四年發生了文字獄史上流傳最廣泛的大案“查嗣庭試題案”。禮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試題中先有「正」，後有「止」字，後又有人查出查嗣庭的文集《維止錄》，有許多「狂妄悖逆」之語，有人說標題“維止”，是「雍正」兩字，少掉上端，意思是要斬首雍正皇帝，雍正大怒，令斬首嗣庭，後嗣庭病死獄中。然而此案被證實為偏離史實的民間傳說，查嗣庭是因為朋黨而獲罪，而且他也從來沒有出過「維民所止」這樣的考題。呂留良案.清世宗雍正六年一一進行了辯解和駁斥，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大員帶領曾靜到各地進行宣講。徐駿案.清世宗雍正八年，翰林官徐駿因在其詩文裡，寫有「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清廷以反詩論罪為「譏訕悖亂之言」，被處斬。乾隆時期.清高宗乾隆初年，乾隆帝皇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乾隆六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文字獄開始重現。尤其到乾隆中後期，文字獄達到高峰，而且非常嚴酷。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詩案、蔡顯案、字貫案、尹嘉銓案、沈德潛反詩案。學者任松如在《四庫全書答問》序說：“刪改之橫，製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尋之嚴，焚燬之繁多，為所欲為。誅戮之慘酷，鏟毀鑿僕之殆遍，摧殘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的海富潤案即是如此。乾隆時期後.清仁宗嘉慶年間起，除了零星個案外，清朝文字獄結束，此時剛好亦為清朝由盛轉衰之時。學者李祖陶評價道：“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軍政、訓政及之後退守臺灣時期，被威權主義迫害的知識分子為數眾多。在大陸時期，如聞一多等便被國民黨特務所殺害。在臺灣，出於政府對中共奪臺的恐懼，以及進行反攻大陸及配合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需要，政府動輒使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等，利用文字獄對歌曲、文學作品集出版刊物的查禁更盛。除了在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嚴厲封殺。1950年代初期警總通常針對親共派進行整肅、鎮壓，到1950年代後期起因言獲罪者則以肆意批評國民黨政府者為多。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如下：隨著1987年蔣經國宣佈解嚴及開放政治民主化，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以及1992年對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進行修正，這些禁書禁歌均自動重新在臺灣社會合法流通，「禁書」、「禁歌」和文字獄自此在臺灣成為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大量知識分子因批評政府被捕，產生大量文字獄。著名涉及政治迫害的文字獄如下：2009年，中共中央推動「和諧社會」政策，並在網際網路上建立了中國國家防火牆、綠壩等國家級網路防護系統，不但遮蔽了許多境外入口網站、社交網站、影片分享網站，甚至有些對中國官方列為敏感關鍵字的字眼也被遮蔽掉；而受此影響的大陸網民就以同音異字的方法隱晦地表達敏感字眼，並將「河蟹」一詞引申為中國官方過濾不當內容與敏感關鍵字的作法。2010年6月到7月，大陸各地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突然統一發起了禁止非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大規模的“文字獄”：6月中旬西安關押一筆名“金牌民工”的青年網民，起因是其曾寫奸相亂政的歷史文章；7月6日北京作家-{餘傑}-因寫作《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遭到北京國保傳喚並威脅重刑坐牢 ；7月3日福建省泰寧縣作家廖祖笙因寫作《溫家寶有幾條腿？》遭泰寧縣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傳喚 ；河北上海重慶等各地也出現一些民間人士因為寫文章議論溫家寶而遭到關押和毆打。海外人士認為可能是因為高層權力鬥爭加劇，溫家寶派系出手導致。之後《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因為被大陸當局列為禁書的關係，故只能在香港出版。甚至因為中國國家防火牆的影響，正常情況下若輸入溫家寶三字會被河蟹掉，故以「影帝」代稱他；之後「影帝」一詞也被引申為總理溫家寶的統稱。2012年5月1日，南京市書商吳平因為出售《紅太陽》、《看守所雜記》、《文革秘聞》等港版關於“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禁書，被公安局緝拿，檢察院建議“判處有期徒刑5年5個月至6年，並處罰金。”2017年7月，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後，中國微博開始禁止關於可能影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習包子』、『維尼熊』等文字及圖片流傳。影響.史學界裡有文字獄政策使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作用一說。李祖陶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清朝康熙年間，有些以「反滿」為內容的書籍多次在作者不用受到追究的情況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和顧炎武的詩文集。在康熙年間的思想界、學術界，都相當活躍。康熙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表現出比歷代封建統治者都較為開明和寬容的態度。歷史學家喻大華認為文字獄是會對世風日下有所影響，但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並且認為「文字獄的影響既沒有使清王朝的統治強化到什麼程度，也沒有扼殺學術和思想。無論如何，其作用只是暫時的、區域性的。」。喻大華亦認為實際上不應該將清朝查禁「反清」言論與「文字獄」混為一談：「……因為號召推翻現政權，就不是文字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例如有的著作把曾靜、張熙案定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獄”便屬不妥。」「雖無推翻清政權的確實言行，但是，故意地、公開地在文字作品中觸諱，並且觸的是統治者諱莫如深的大諱而被繫獄者，不應認定為文字獄。」「個別大獄的認定不可“一刀切”，要具體分析。如清初莊氏明史獄就是一例。該書不奉清朝正朔，把“龍興”說成“滋患”，把努爾哈赤及清兵稱為“賊”，這是任何專制政府都要嚴厲制裁的，所以，莊氏被獄就不是文字獄。但此案株連甚廣，校刻、發售、收藏者也被置之於法，對這些無辜者來說，又是文字獄了。」亦有學說認為，清朝的禁書和文字獄事實上對中國的文學發展影響不大，並稱漢朝和清朝兩代是中國中國傳統語言學史上的兩大高峰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郁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劍橋中國史》評價道：「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為編纂得最仔細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書之一。正史編纂者可以得到的許多資料如今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顯，正史對明朝歷史所作的解釋，是根據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學正統觀念。在這方面某種偏見是可以預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時期明帝國與滿洲和蒙古的關係的題目，其論述必然是偏頗的。不過，作為一種資料，這部官修史書最嚴重的不利在於，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資料儘管有所遺失，許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論，值得在這裡指出，清代文字獄中禁止的大多數作品一直被儲存下來，而大多數遺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許多國家看到的現象的又一種說明。一本被列入禁書名單的書，被認為有特殊價值，從而被小心地儲存下來。禁令實際上是最有效的廣告形式。」在現代網際網路上的網上欺凌中，此手段被演化成一種網路公審的方式。人們經常扭曲對方及持不同政見者的說話，或單純的錯別字上大肆評擊和扣帽子。除了一般平民和政客，其他社會名人如明星，也是攻擊物件，如鄧麗欣的煞景風波、臺灣的楊又穎輕生事件。而文革式的語言暴力常涉者有如網軍五毛黨、一些黨媒的社論等#重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