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卞仲耘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北京“紅八月”期間，她被該校的女紅衛兵們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生平.據卞仲耘生前所寫的一份自傳，她父親出生貧寒，先在錢莊做學徒，而後自己開了間小型錢莊，後來又當上了該縣商會會長。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當上了小學教員，並利用業餘時間補習功課，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參加了當地的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區。卞仲耘1947年在華北晉冀魯豫邊區，參與武安縣‘土改工作團’進駐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時樹立的一個樣板。在此“土改工作隊”組織下，由村委會執行，將四個地主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然後扔到河裡沖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8月5日毆打致死，後被搬上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用大字報蓋起來，上面壓住一把大掃帚，直至屍體僵硬。家庭.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死亡經過.背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是該市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由於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階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階幹部的子女佔了一半。這一特點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關聯。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為“劉進、宋彬彬、馬德秀”。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取代了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6月6日，在工作組的支援下，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成立，教師代表二人：李松文任副主席等。此後，師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組－革命師生代表會－各班核心小組三級領導體制。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檔案。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教師都被大字報攻擊。卞仲耘的罪狀.一、是參與彭真領導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還有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絡、低階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道：揭發批判大會.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聲稱：結局.不久，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組的做法進行批評，工作組於7月30日撤離師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原反對工作組的該校“紅旗”派學生宣佈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原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的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的人員一時成了“保守派”。由於最高領導機構工作組的消失，校內秩序發生混亂。8月4日下午，紅衛兵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王晶垚主張妻子立即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認為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我決不能逃走”。王晶垚又勸說了幾句。卞仲耘外柔內剛的性格此時顯現得格外鮮明，她最後對丈夫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學生發起了“鬥黑幫”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即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當時女附中一個班的“紅衛兵”突然聚集起來“鬥爭黑幫”，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鬍志濤跟前。胡志濤對學生說，工作組撤走以後，紅衛兵如要開批鬥會，要事先報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說，紅衛兵不能自作主張地鬥爭校領導。紅衛兵將學校5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接下來，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大批判”會立即開始了。紅衛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臺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裡的鐵簸箕，反覆地說：“我是牛鬼蛇神。”5位教師被趕到小操場，要他們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裡的一堆沙子。紅衛兵自己動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裡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裡挑得起來。紅衛兵一擁而上將她打倒，拳腳亂棍交加。女附中的教師們嚇得縮在辦公室裡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孤立無援地迎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扯向宿舍樓。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這場狂熱語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續兩個多小時，被批判和毆打的教師完全沒有抗辯可能。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被打成重傷並且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奄奄一息，但是依然有一些學生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穢物。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學生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30多年後，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神州穿梭”節目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卞仲耘死亡後，郵電醫院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王晶堯最終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曾於1960年畢業於該校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母校的卞仲耘校長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師在案發當天用左手給王晶垚先生先生寫了一封匿名信，證明卞校長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難40週年之際，林莽在胡杰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所謂“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雖然沒有指出具體人名，但描繪了一個個紅衛兵的行為，比如，“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著軍靴的大腳。” 還有那個紅衛兵命令卞仲耘幹什麼，命令他幹什麼，哪個紅衛兵對卞仲耘施加了哪種暴行，等等。林莽於2012年9月21日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耘校長的是叛徒、工賊、反革命分子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後續.1971年，林彪死後，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平反過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裡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同時，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透過法律的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並控告一個曾因私怨而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偽證的校外人員袁淑娥，後者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聲稱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關係問題，還在卞仲耘生前帶領師大女附中學生上卞仲耘家貼大字報。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據姚監復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幾十年後安全部門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頭。紀念.2009年，一些原師大女附中學生為其建造了一座銅像，原擬題寫“歿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後因前紅衛兵們反對，最後只寫上“1916.6.19-1966.8.5”。201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了銅像揭幕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