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拉斯·盧曼

尼克拉斯·魯曼，又譯尼克拉斯·盧曼，是德國當代重要的社會學家。魯曼作為社會系統理論的創新者，被視為卓越的社會學大家。魯曼與哈伯瑪斯對於社會系統理論的辯論非常著名。如同美國的社會系統理論家塔爾科特·帕森斯，魯曼也主張用一個理論框架來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生平.1927年，魯曼出生於呂訥堡，父親在當地經營一家釀酒廠。少時就讀於當地歷史最悠久的文理中學 Johanneum。1944年於空軍服役，翌年遭美軍俘虜，渡過一段戰俘營的日子。他曾在一次採訪時說：「……說好聽點，當時對待戰俘並沒有遵守國際公約的規定。」2007年，一份納粹黨員名冊曝光，魯曼名列其中；然而根據德國明鏡週刊的報導，有簽字的入黨申請書並不存在 ，也就是說，魯曼和其他年齡相仿的少年黨員當時對入黨可能並不知情。戰爭結束後，1946年至1949年於弗萊堡大學研習法律，畢業後回呂訥堡接受公務員培訓，1953年結訓，翌年擔任呂訥堡的行政公職，至1962年結束。1954年和1955年之間，他擔任該邦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助理。在這段期間他開始建立日後名聞遐邇的「卡片盒」。1960年，他與Ursula von Walter結婚，育有三名子女。其妻於1977年去世。1960年，魯曼獲得一筆哈佛大學的在職進修獎學金。進修期間，他遇見了著名的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回國後，1962年至1965年在施派爾的擔任講師。1964年出版《正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在社會學家和那裡獲得大學授課資格。1968年，魯曼成為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直到1993年退休之前，都在那研究和授課。1988年魯曼獲得斯圖加特市的黑格爾獎。魯曼定居於比勒費爾德附近的歐林豪森。魯曼的出生地——呂訥堡市，在他逝世後將城西新地的一條街命名為「尼克拉斯·魯曼路」。其作品的特點.魯曼認為溝通(Communikation)不是訊息的傳遞，因為告知者。此外，在溝通中，告知被理解者視為行動，而告知者則被視為行動者，因此行動與行動者都是在溝通中被建構出來的東西，溝通序列也就在溝通當中被觀察為行動序列。只有在觀察層次上，溝通才能進一步分解為行動；在運作層次上，溝通無法再進一步分解，因此，溝通才是社會系統在運作時所使用的最小元素。沿用George Spencer-Brown的區別邏輯，魯曼將觀察(Beobachtung)定義為進行標示的區別。觀察預設了一位觀察者，他使用一組區別並對其中一邊、而非另外一邊加以標示。例如，甲乙在對話時，甲用「好」來標示今天的天氣標示其中一邊。如果觀察者要標示另外一邊，他必須跨越區別的界線，因而也就需要時間，換句話說，其他標示必須在下一刻或更後面才能實現。觀察基本上可以分為一階觀察和二階觀察來標示昨天吃的某樣食物。也就是說，作為二階觀察者的乙可以觀察到甲的觀察並非必然出現、亦非不可能出現。二階觀察的盛行以及由此而來對偶連性的強調是功能分化社會非常顯著的特徵。社會系統所包含的諸多溝通，並非都在同一時刻出現，也就是說，所有元素並非同時出現於社會系統當中，也因此，元素之間的關係也並非同時出現於社會系統當中。這就是魯曼所談的複雜性(Komplexität)。諸元素只能在時間當中依序出現，亦即，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銜接必須以時間為前提。這就是魯曼所談的「時間化了的複雜性」。只要我們想想平常和他人的對話過程，便能瞭解箇中道理：甲乙對話時，甲不可能同時說出全部的句子，乙也不例外；他們必須一句接一句的說。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閱讀：讀者不可能同時讀到所有句子。元素的依序出現同時也表示元素的依序消失。溝通一出現便立即消失未被他說出來；當時他選擇了某個潛在話語來實現，從而排除掉其他同樣也潛在的話語。這些其他的潛在話語被當時的溝通排除在實現性之外。要注意這裡不能將潛在話語和言外之意混為一談。此外，這組區別也會再進入(re-enter)到其中一邊，從而形成弔詭：實現的就是潛在的、潛在的就是實現的。解決這個弔詭的其中一個方式是時間：「當下」實現的某個元素「稍後」會成為潛在的元素，而「當下」潛在的某個元素「稍後」有可能被實現出來，取代前一個當下所實現的元素。而其實這個過程也就是上一段所談的時間化了複雜性，也是更前面所談的跨越區別的界線。除了社會系統外，心理系統也使用意義來時間化自己的複雜性。但它們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社會系統只以溝通為元素，它不會在時間當中讓溝通銜接到非溝通的事物，例如思考、神經元、化學分子等等。溝通只會銜接到溝通，這導致了社會系統的封閉性。社會系統無法將非溝通的事物放進自己的運作序列，因此它就無法得知任何非溝通事物的確切訊息。這些非溝通事物就是社會系統的環境(Umwelt)，循此，魯曼將人。社會系統頂多隻能在溝通中「建構」環境訊息，但無論如何，這個「建構」和「確切得知」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可以在對話當中詢問或描述對方心裡正在想的事情，但這種敘述或詢問不是思考，也不能切實掌握對方正在想的事情；也就是說，關於環境的訊息和環境本身必須區別開來。這種環境訊息的建構性被魯曼稱為社會系統的開放性。社會系統因此在運作層次上保持封閉，在觀察層次上保持開放。這種在觀察層次上對環境的開放，魯曼也用異己指涉(Fremdreferenz)這個概念來表示。異己指涉是系統在自身之內建構關於環境；也正因為這些相互銜接的元素並「不同一」，這個自我指涉就變成不對稱的自我指涉。這同時也意謂著，社會系統是在關係當中實現元素，也就是社會系統是在關聯到系統內部其他潛在元素的情況下實現某一個元素。例如：甲乙兩人在對話時，甲所說的話是為了回應上一刻乙所說的話。這種透過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關係來生產元素，就被魯曼稱為社會系統的自我生產(Autopoiesis)；在其他脈絡中，魯曼也用基本自我指涉一詞來指稱自我生產。從經驗的角度來看，這種在時間中的關係會受到限制，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銜接方式都具有一樣的出現機會。有些銜接會比其他銜接更不容易出現，例如在便利商店購物，顧客和店員之間的對話就比較難出現購物以外的內容。這種對銜接的限制、對關係的限制，就是社會系統的結構(Struktur)。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出，魯曼的結構概念也必須放在時間當中來理解。結構概念不是要描述同時存在的諸元素之間的關係；它要描述的是對元素與元素在時間當中相互銜接的限制。換句話說，結構限制了溝通對下一個溝通的期待；結構因此就是期待結構。每一個元素雖然都會受到結構的限制，但並不表示意外不會發生。結構不過是一些出現機會較高的期待，這意謂著，意外儘管出現機會低，但也有可能會出現。例如，便利商店的顧客有可能突然亮出武器，搶劫店家財物。對於忽然出現的意外，社會系統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改變原本的結構，將意外接受進來，魯曼將此處理方式稱為學習或認知；另一則是堅持原本的結構，不讓結構因為意外而改變，魯曼稱此處理方式為規範。在不同的社會系統，這兩種處理方式會有不同的分佈，因此規範並不是社會系統的根本原則。從這一點來看，魯曼不是那種強調規範至上的社會理論家。每個元素的出現都有其機會高低，而且這個機會也會隨情境和時間發生變化，但無論如何，不會有一個元素是絕對不可能出現，也不會有一個元素是必然出現。魯曼將這種既非不可能、亦非必然的狀態稱為kontingent，臺灣譯為偶連、偶然，也有譯為偶變。被實現的元素都是偶連的，這意謂著當時也是有可能實現其他元素，不一定非得這個元素不可。這就回頭接上了剛剛所談的實現/潛在這組差異：社會系統總是從一群潛在的元素當中挑選一個來實現，而某個元素的實現預設了在當時其實也有可能挑選其他潛在的元素。社會系統的元素是溝通，而一個包含了所有潛在溝通的社會系統，就被魯曼稱為社會(Gesellschaft)；而如今這個社會已然是世界社會。如果一社會系統的元素皆以他人和自我在場為前提，那麼這個系統就是互動(Interaktion)。如果一社會系統的元素都是以決策的方式進行溝通，有明確的成員資格條件，那麼這個系統就是組織(Organisation)。互動、組織、社會三者都是社會系統，因此在中文脈絡中，「社會系統」所指稱的不必然是社會；為了方便區別社會和社會系統，臺灣譯者有時也將社會的德文Gesellschaft譯為「全社會」。此外，互動、組織和社會之間的分化並不是打從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就存在的現象；它們之間的分化，是在演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系統的分化(Differenzierung)，對魯曼來說，就是系統之內再次建立系統與環境的區別，用George Spencer-Brown的術語來說就是：系統/環境這組區別再進入(re-enter)這組區別的其中一邊，也就是系統這一邊。例如互動系統的分出就是在「社會」這個系統之內再一次建立系統的差異。就目前所知，社會這個社會系統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幾種不同分化方式，例如片段分化、階層分化、城鄉分化、中心邊陲分化、功能分化。片段分化(segmentäre Differenzierung)是社會內部出現許多相互類似的次系統；階層分化(stratifizierte Differenzierung)是社會內部按照上/下這組差異分化出不同的次系統；城鄉分化或中心/邊陲分化是社會內部出現城市和鄉村或中心和邊陲這兩種不對等的次系統；功能分化(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則是社會內部分化出許多各自擁有特定功能的次系統。社會系統的演化，原則上有三個機制：變異、選擇、穩定化，而這三個機制都是系統自己執行的：系統製造變異這個語義就是歐洲社會從階層分化轉向功能分化時的過渡語義；而「平等」則是功能分化社會盛行的語義。魯曼將十七世紀以後的歐洲社會稱為功能分化社會，也就是社會在自身之內建立了許多功能系統及其環境，每個功能系統都對社會擔負一個獨一無二的功能，也就是說，沒有兩個功能系統擁有一樣的功能。例如：法律系統的功能就在於即使對下一刻溝通的期待沒有實現時，也依然維持這個期待；經濟系統的功能在於製造並解決稀少性問題；而科學系統的功能則是獲取新知。此外，功能分化社會並沒有在功能與功能之間建立等級關係，這意謂著：在功能分化社會中，沒有哪一個功能或功能系統優先於其他功能或功能系統，例如，經濟系統雖然為社會解決稀少性問題，但它並不因此就是「最基礎」或「最重要」的次系統；經濟溝通不是下層建築，而且它也不能代表社會本身。功能分化社會同時提昇了各個功能系統的相互依賴程度與相互獨立程度。功能不是目的，也不是因果關係中的果，它的意思不過是問題/問題解決之道這組差異的統一，而且特別是指次系統和系統之間的關係。次系統對系統所擔負的功能，指的就是這個次系統運用某個方法製造並解決系統的某個問題。一個問題也許有不同的解決之道，這些解決之道因此在功能上是等同的，魯曼稱這些為功能等同項。功能不是系統在本質上的存在條件；系統具有哪些問題，次系統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必須經過經驗研究才能確定。也就是說，功能是偶連的，會在歷史上發生變化，因而無法透過理論演繹推論出來。每個功能系統都用自己特有的二元符碼(binärer Code)來觀察自己的觀察，符碼的使用因此就是在二階觀察的層次上進行。透過這個特殊的二階觀察，功能系統可以將自己的溝通歸到符碼的其中一邊，而且也只能歸到其中一邊。同時歸到兩邊會造成弔詭，讓系統無法進行觀察。這種符碼值的分配魯曼稱為編碼 (Codierung，一譯符碼化)。二元符碼是Spencer-Brown意義下的區別，亦即將兩邊分開、並對其中一邊加以標示的區別，但另一方面，它比Spencer-Brown所談的區別更為嚴格，因為只有符碼的正值才有銜接能力。這個能力不單是指溝通能銜接到下一個溝通是他的日心說的前提。除了科學系統外，政治系統也有自己的二元符碼，亦即「執政/在野」；大眾媒體系統則以「訊息/非訊息」作為自己的二元符碼；藝術系統以「美/醜」來觀察自己的溝通；經濟系統則「支付/不支付」替自己的溝通加以編碼。在這些符碼當中，執政、內在、訊息、美、支付都是具有銜接能力的正值，在野、超越、非訊息、醜、不支付則是不具銜接能力的負值。然而光是符碼，並不能決定事件該歸於哪一邊。符碼只規定系統應將自己的溝通分派到其中一值，但沒有規定該分派到哪一值。負責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環境如果改變了，那麼曾經被標示為真的命題可能就不再被標示為真。除了符碼與綱要之外，功能系統還擁有獨特的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媒介概念在魯曼《社會系統》("Soziale Systeme")和稍後的作品如《社會中的科學》("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會中的藝術》("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社會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的用法並不完全一致。在《社會系統》中，媒介僅僅意指「溝通的出現機會極低」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語言是用來解決「理解的機會極低」這個問題；文字和印刷術是用來解決「傳散的機會極低」這個問題；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則是用來解決「成功的機會極低」這個問題。然而，在諸如《社會中的科學》，魯曼借用並改寫Fritz Heider。政治系統的象徵一般化媒介是權力，被視為握有權力的人，他做出的決策有很高機會被其他人遵循。每個功能系統都是彼此的環境，例如政治系統是經濟系統的環境，而經濟系統也是政治系統的環境。這些互為環境的功能系統，在運作層次上，不會將自己的元素放入對方的運作序列中，也不會將對方的元素放入自己的運作序列中。在政治系統中，所有溝通都取向於「執政/在野」這組主導差異，而非「支付/不支付」；科學系統只以「真/不真」來觀察自己內部的所有溝通，而不是越俎代庖以「美/醜」來進行觀察。功能系統對彼此而言是自身環境中的系統的環境中的系統，簡單講，每個功能系統都是在對方的環境中的系統。系統與環境之間、並因此係統與系統之間的界線是無法逾越的，即便它們之間有著無可否認的結構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而且也可以相互觀察。科學研究一方面需要經費，另一方面它也能提出和通貨膨脹有關的理論。政府提出的政策一方面需要電視新聞和平面報紙的報導才能廣為週知，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觀察輿論對此政策的支援程度；法律需要相關的法學研究作為基礎，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禁止某些科學研究的出現。在1997年問世的德文版《社會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魯曼對新興的電腦與網路技術著墨不多，其弟子Dirk Baecker以其論述為基礎，融合美國學者Harrison White的觀點，主張當前的社會由各種同一性(Identitäten)所組成，而這些同一性透過相互控制(Kontrolle)而出現、改變。在德語圈，以魯曼系統理論為出發點進行研究的主要學者有 Dirk Baecker、Rudolf Stichweh、Peter Fuchs、André Kieserling、Armin Nassehi、Elena Esposito、Gunther Teubner、Werner Vogd。在臺灣則為魯貴顯和湯志傑，他們和其他後進或合作或獨力迭譯魯曼的著作，例如《社會之經濟》，惟接受程度和注意程度一直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