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周作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週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生平.早年.周作人出生在紹興府城內的周家新臺門對應。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裡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兩次參加科舉均止於院試。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等人留學日本。留學日本.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魯迅校訂了周作人翻譯的其他各篇，這是史上第1部直接從英語、德語原文翻譯成漢語古文的短篇小說集。魯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給這1年的重印版寫的#重定向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說：「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瞭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寫給林紓的公開信裡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在日本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等。中華民國成立後.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透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援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1927年，李大釗等20餘名國民黨員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衚衕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抗日戰爭期間.留平教授.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儲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裝置。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託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神秘槍擊案.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兇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國文系每週授課6小時，擔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後日軍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卻加速民眾對其親日印象的懷疑。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透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3月29日任“藝文雜誌”總編輯，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戰後.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裝置，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裝置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他曾透過尤炳圻聯絡以前教過的臺灣籍學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臺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文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臺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臺，後來就斷絕訊息了。」他不到臺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臺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的事實，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但據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周作人的學生在臺灣的有許世瑛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上書毛澤東.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了：“照辦。”翻譯.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日本現代文學譯作有：《石川啄木詩歌集》等。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寫作.回憶魯迅的專書著作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文革期間.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發病去世，享壽82歲。家庭.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間定居紹興，到周作人這一代已是第14代。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父周鳳儀，母魯瑞。長兄樟壽，妹端姑未滿週歲即夭折，四弟椿壽六歲夭折。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生子周豐一，女兒周靜子，1929年夭折的女兒周若子。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北京圖書館工作。周豐一與其妻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成就.散文.他主張「美文」及「言志文學」，風格平和沖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詩文，有點田園詩人悠閒自得的情態，也有點隱逸與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風味，號稱真正的隱士。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和《雨天的書》，流露出一些現代人感情和思想，對現實和封建文化的不滿，以後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學。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創作，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成熟的散文風格——“平和、沖淡”，對後世的散文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風靡一時，並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翻譯.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魯迅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產生了一批高品質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魯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雜學.除了文學創作及翻譯，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個領域。在《我的雜學》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雜學的影響。著作和譯著.著作《秉燭談》、《藝術與生活》、《澤瀉集》、《過去的生命》、《風雨談》、《苦茶隨筆》、《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秉燭後談》、《知堂乙酉文編》、《魯迅小說裡的人物》、《知堂回想錄(上、下)》、《自己的園地》、《夜讀抄》、《雨天的書》、《藥堂雜文》、《過去的工作》、《立春以前》、《魯迅的故家》、《永日集》、《看雲集》、《苦口甘口》、《苦竹雜記》、《談龍集》、《談虎集》、《書房一角》、《藥堂語錄》、《周作人書信》、《木片集》、《苦雨齋序跋文》、《魯迅的青年時代》、《歐洲文學史》、《知堂文集》、《瓜豆集》、《藥味集》、《老虎橋雜詩》。譯著《周作人譯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一至五卷為古希臘文譯作；第六至九卷為日文譯作；第十至十一卷主要為英文及世界語譯作。評價.舒蕪說：“周作人是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又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早在清朝末年，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留學日本的時候，就從事新文學工作，倡導新文學運動，成了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遙遙先驅。‘五四’新文學運動起來，他們都成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名字，曾經是青年心目中一個輝煌的名字。”關於周作人的文學成就——鄭振鐸說：“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陣；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鬱達夫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張中行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干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為證，是不管不署名還是署生僻的筆名，熟悉的人看三行兩行就可以斷定：這是魯迅，這是周作人。這情況，輕一些說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重一些說是別人辦不了。別人辦不了，也許就可以說是高不可及。”舒蕪說：“他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他的翻譯工作，首先是一種啟蒙工作，求新聲於異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講歐洲文學史的教授。他還寫了大量的介紹外國作家作品，輸入外國文學與理論知識的文章。接著他又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學》，第一次給中國新文學運動制定了一個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綱領，啟發了一代兩代的文學青年。接著他第一個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為文學革命提出進一步的目標。他呼籲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兒童的發現，他提倡寬容和自由，反對束縛和統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詩人之一，他的長詩《小河》被推為中國新詩運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後來把寫作的重點轉向小品文，他對新文學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這一方面，他的沖淡雋永，苦澀回甘的小品文，極盡“陰柔”之美，與魯迅的極盡“陽剛”之美的雜文，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在魯迅晚年與美國愛德加·史諾夫人的談話記錄稿中，問中國最優秀的雜文家有哪些，魯迅說出的第一個就是周作人。陳之藩在《在春風裡·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寫道：“胡先生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蒐集周作人的東西。”關於周作人的學識——張中行說：“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裡，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多到什麼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舉一事為例，他說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為人知的，只此一類，也可見數量是如何大。何況還有雜，雜到不只古今，還有中外。他通日語、英語和希臘語，據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英語呢，專說他常提到的藹理斯，他自己說有藹氏書二十六冊，加上向我借閱的《藹理斯自傳》，是二十七冊，其中最大的一種是《性心理研究》，連補編共七厚冊，總不少於三百萬字吧，他都讀了……還喜歡讀一些正統儒生不大注意的書，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南方草木狀》、《燕京歲時記》以及謠諺、笑話之類。總而言之，還是無所不讀。”黃喬生說：“周氏少時接受舊學訓練，頗涉野史筆記，自述由雜學入門。後步長兄樹人後塵，求學南京，留學日本，得異域文化薰陶，參較中西，遂淹博貫通。此可謂由雜而一。五四時代，本思想啟蒙之旨於神話學、民俗學、生物學、性心理學等東西洋著述，多所譯介，於中國思想革命及新學科之創立，功不可沒。此可謂由一而雜。此後轉而廣覽中國古代筆記，提要勾玄，披沙揀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實態度，講倫理準乎自然，論道義力避空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同情而寬容，不責備於古人，惟佳言之務得，思有惠於後學。常述先賢通達之論，公諸同好，其為書話，蔚成大觀。此乃由複雜歸於一。”文潔若說：“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林燕說：“周氏所譯，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顧的作品。這大概不是為了獨闢蹊徑，而是一個眼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