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鐘山石窟

石鐘山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沙溪鎮石鐘山上，開鑿於南詔中後期至大理國。因山上有大石如巨鍾，因而得名石鐘山。石窟分佈於石鍾寺、獅子關、沙登，共17窟，造像233軀。造像題材有佛、菩薩、天王、明王、僧人、居士、供養人，以及南詔王及其侍臣、親屬等。造像具有濃郁的唐宋藝術風格及地方民族特色；多用圓刀技法，佈局嚴謹而有層次，線條圓潤流暢，人物身材勻稱，帶有生活氣息。造像內容及雕刻技法上，與四川、重慶等地唐、宋石窟有較多相似處。歷史.石鐘山石窟建立時間已不可考，最晚於南詔天啟十一年由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系、雲南大學歷史系組成劍川石窟考古研究課題組，再次對石窟進行全面考察，出版《劍川石窟——1999考古調查簡報》。開鑿於大理國末。雕王者及侍臣像共9軀。中為王者，戴冠，著圓領寬袖長袍，坐雙龍頭靠椅。座前雕一童子，頭頂仰蓮托盤，左手撫膝，右手扶盤，盤中有香、花、果供養。王者左手三人，分持短棒、長柄扇、曲柄劍；右手兩人，一捧盒，一背斗笠持曲杖。龕之左右兩壁各雕文官一驅，對坐。窟右壁另存陰線雕刻人像一個，可能是天竺僧人形象。按當地傳說，此龕主尊像為南詔異牟尋王，左右對坐文官即當時領、議政之清平官。這一說法為多數學者贊同，故俗以“異牟尋議政圖”命名。護衛儀仗中的劍、曲杖，或為《蠻書》所載的“鐸鞘”、“赤藤杖”。主尊所帶之冠，亦可見於《張勝溫畫卷》，《蠻書》稱之為“頭囊”。根據比較一致的結論，本窟開鑿於大理國時期，而尊像系前代雄主。因此，本窟造像顯非功德龕，又不同於中原地區石窟將帝王尊像與佛像融為一體宣示“皇帝即當今如來”的窟龕，其造像意圖有待探討。開鑿於大理國，造像整體佈局類似一號窟。王者居中，戴冠，著圓領寬袖長袍，坐雙龍頭靠椅。座椅墊褥四周雕花，邊綴纓帶。屏風雕日月及飛龍。王者右手略低，有一著袈裟持念珠坐像，像後撐曲柄傘，可能是一極有地位的僧人。王者身後左右，有侍從像6軀，抱劍、持扇、舉旗等。窟之前側，左右各雕一文官，疑為清平官。本窟造像，人物高低相間，主次分明，佈局嚴謹。線條流暢，雕刻細膩，在石鐘山石窟中實屬雕刻最為精緻的一窟。一般認為，二號窟主尊為南詔閣邏鳳王；僧人像則是傳說中閣邏鳳之弟，即“閣陂”和尚；清平官之一，則是撰寫《德化碑》的鄭回。習慣上，以“閣邏鳳出巡圖”命名本窟。與一號窟相同，本窟造像意圖尚不明確。開鑿於大理國。為單尊像，作比丘打扮，戴風帽，飾耳環、瓔珞，著圓領通肩袈裟，跣足倚坐蓮臺之上。左手持摩尼寶珠，右手已毀。從造型上看，為地藏王菩薩無疑。背光為圓形，尚殘留有紅、白、黑等顏料。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造像共7軀，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及獅奴、象奴，其中二弟子像為淺浮雕，餘為高浮雕。主尊毘盧遮那佛，跣足倚坐，著涼州式袒右袈裟，右手結說法印，左手已殘毀。主尊右手為普賢菩薩及象、象奴；左手為文殊菩薩，獅子、獅奴殘毀嚴重。本窟與四川、重慶等地石窟同類造像極其相似。開鑿於南詔末。中心龕為高度寫實的佛殿，左右為兩個拱形淺龕。中心龕室，浮雕有山石、日、月、佛塔等，山間有人像二十餘軀，最小不過2釐米。中尊為居士打扮，盤膝而坐，左手持羽扇。中尊右手坐像，坐須彌座上，頭部已毀，身體前傾，著袈裟，左手持書卷，右手支左腳上。中尊左手坐像，坐須彌座上，頭部已毀。依造像內容，本窟中心龕為《維摩詰所說經》無疑。中尊即維摩詰居士，右尊即文殊菩薩，左尊當為舍利弗尊者。更具體的說，表現的是《不思議品》及《觀眾生品》的內容。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本窟為石鐘山石窟中最大一窟，通面闊約11米，高約5米；由六根方柱將本窟分為五龕，窟龕下段為連續須彌座。正中一龕，雕一佛二弟子，主尊毘盧遮那佛跏趺坐，著袒露右肩式袈裟，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觸地印。主尊左右侍立阿難、迦葉。左右四龕，每龕兩軀尊像，共八軀，為八大菩薩化現之忿怒相。題榜依次是大聖東方六足尊明王。本窟最外左右兩側，各一尊護法神像。開鑿於大理國。甘露觀音，或者稱為“楊枝觀音”，也有可能是《張勝溫畫卷》中的“南無孤絕海岸觀世音”，民間俗稱為“剖腹觀音”。主尊像倚坐，兩足踏蓮花，左手置腹前捧缽，右手上舉執柳枝，作灑甘露狀，雙臂佩釧，雙腕戴鐲；頭戴寶冠，冠中有化佛；身著天衣垂於座下，佩巾絡腋，胸前飾瓔珞；尖頂圓光和圓形背光上刻精美的火焰花卉圖案, 二者在頭後相接。尊像面容豐腴，凝眸正視，曲眉杏目,容貌慈祥。主尊左右侍女兩人，一捧盒，一捧淨瓶。龕壁有元明時期藏文題記，大意為“將世間受無邊苦難的眾生，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的是佛。把尊顏刻於岩石，懇求佛的保佑，把我等福薄的罪惡眾生從苦難中解脫出來。吉祥！”本窟開鑿於大理國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分上下兩層，上層五龕，下層五龕。上層正中拱形龕，中雕仰蓮座，座上以近圓雕形式高浮雕一錐狀物，中央鑿一深槽；深槽兩側，有打鑿痕跡。本窟蓮花寶蓋中心墨書尚能依稀辨認：“古以聖主自在靈臺筏？道蘭/若觀世音者法法無相渡四生/而方便法師忙忙無形祥□情/而□□□□其造像主□坐/上士布□□□天王員者善言/維於相如功能□於□萬代次名□□□中福田無窮/子孫世世□□□果生生無盡後/盛德四年作□己亥歲八月三日記”。由此證明本窟開創年代及主尊原系觀音立像，但不知何時何故觀音立像毀壞。後人打破盛德四年題記刻“西疋乃”三字，並在窟後壁左右書“廣集化生路，大開方便門”對聯。開鑿於大理國末期。造像共7軀。中左尊像著王者冠服，中右尊像著王妃冠服。王及王妃中間坐小孩一人，身後左右各站立一少年男童。王之身前右手、妃之身前左手，各立男女侍者一人，分持扇、筆。王妃肩後正中壁上有題記：“大聖聖躅□/大王及后妃男女/從者尊容元/玖造像昌寧記之”。都是以前朝君主為主要尊像，但與一號窟、二號窟極力模彷彿殿再現朝會景象不同，本窟造像佈局類似當地後世本主廟神龕佈局。從雕刻工藝上看，屬於大理國末年民間工匠的作品。開鑿於大理國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本窟在獅子關凌空石壁上，內雕僧人像一軀，頭戴蓮花冠，深目高鼻，有頭光，左手持淨瓶，右手結降魔印。尊像左手浮雕一犬弓身回首。壁上有造像題記，“紫石雲中，信境蘭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楊天王秀創”。依照後世編纂成書的《白國因由》，本窟內容或與觀世音化現梵僧、降伏羅剎有關。開鑿於大理國。本窟為一拱形淺龕，刻一立像，面目殘損模糊不清，雙手所持器物亦只知大概形狀為上端細而下端粗。龕壁上刻有“波斯圀人”四個大字。關於造像中的“波斯國”究竟指哪一地區或國家，學界一直有爭論，目前沒有明確結論。本窟為多龕合編為一窟，造像分上下兩層，共九龕。上層五個方形淺龕，皆為淺浮雕，頭大身短面目模糊。從左至右依次為：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薩，一佛二弟子，阿彌陀佛，一佛二菩薩。下層四龕。第一龕佛像1軀，跏趺坐，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觸地印。第二龕雕佛像2軀。左尊倚坐，左手結觸地印，右手結說法印；右尊跏趺坐，雙手結彌陀定印。第三龕雕佛像1軀，倚坐，著通肩式袈裟，左手結觸地印，右手結說法印。第四龕雕菩薩像1軀，戴冠，中有化佛，左手執淨瓶，右手持楊枝上舉。其中，下層第二龕刻有題記“沙追附尚邑/三賧白張傍/龍妻盛夢和/男龍慶龍君/龍世龍安/龍千等有善因/緣敬造彌勒/佛阿彌陀佛/國王天啟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題記”。這是石鐘山石窟現存最早的一則造像題記，天啟是南詔勸豐佑王的年號，天啟十一年即公元850年。開鑿於大理國。雕菩薩像1軀，額頭方闊，兩眉相連如弓，右手結說法印，左手結安慰印，上身全袒，下身窄瘦，佩瓔珞，著裙裳，兩腿直立。本窟有題記三則“大理國造像施主藥師祥婦人觀音好愛□媳□□等敬雕”；“奉為造像施主藥師祥婦人觀音等敬雕”；“大理國沙退□□□禪婦人/ □□□□□□敬造觀音像”。由是可知造像時代。造型即“阿嵯耶觀音”。開鑿於南詔。造像風格與十二號窟極其相似，當為同一時期作品。本窟為拱形淺龕，雕像3軀，中心為倚坐佛像，著通肩式袈裟，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說法印，跣足踏於蓮花之上。左右二弟子拱手侍立，面目殘損。主像高220釐米，弟子立像高180釐米。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為拱形淺龕。尊像為毗沙門天，高200釐米，頭後有火焰光一週，左手託塔，右手執三叉戟，兩足各踏一地神。開鑿於大理國。浮雕1軀，頭後有火焰光一週，髮辮盤作高髻，上束一串骷髏，以蛇作耳環，滿腮卷鬚。上身袒露，腰繫裙。有六隻手臂，左邊三隻手各執鼙鼓、骷髏缽、念珠；右邊三隻手各執三叉戟、寶劍、絹索。露膝，跣足，手臂及腳上皆纏繞毒蛇。由其形象，可知尊像為大黑天。開鑿於大理國。陰刻一僧人像，有圓形頭光，戴蓮花冠，著交領長衫，一手上舉花束，一手持淨瓶。足穿靴，身旁雕一犬。由獅子關庫區浮雕觀音化現梵僧像可知，此陰刻尊像亦是同一題材。此窟唯陰刻粗疏線條，被認為是當時工匠練習之作或開龕造像的初步工序。特點.建築.石鐘山石窟有多窟以殿宇式龕的形象，並有精細雕琢的須彌座、殿宇、帳幃等，為了解南詔至大理國時期木結構建築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此龕帳幃刻畫比較細緻，再現了大理國時期的宮廷場景。外觀上，此龕就是一所三間小佛殿。須彌座臺基，仰蓮柱礎，束蓮柱、柱頭明顯卷殺，無普拍枋，雙層闌額或闌額施七朱八白彩畫，四鋪作出一跳華栱，柱頭有一抹斜華栱，壼門雕飾。兩柱間有鋪作三朵，泥道栱鴛鴦交手、或為隱刻。單簷，板瓦較大，未明確雕出屋頂形制。建築上彩繪均以浮雕花紋表示。明王堂同樣具有仿木結構。五開間，方柱。左右兩邊四柱，柱頭上仰蓮圓櫨鬥，上承蜀柱，蜀柱上安重栱丁頭栱，蜀柱頂支方鬥，與丁頭栱共同承額。正中兩柱高於邊柱，兩柱間為拱券。從左右盡頭兩根方柱上殘留的卯榫洞推測，建成當時應該有木構窟簷。裝飾圖案.石鐘山石窟中出現的裝飾圖案，有卷草紋、忍冬紋、連珠紋、蓮瓣、火焰寶珠。也有金剛杵等法器用作裝飾紋樣。維摩詰經變龕中的束蓮柱，中段刻束蓮，柱頂刻覆蓮，與敦煌壁畫及木構窟簷中的束蓮柱相近。明王堂方柱有石刻束帶柱，亦可見於敦煌中唐時期壁畫。壁畫.石鐘山露天崖壁上，殘留有四幅繪製於南詔末的壁畫。為菩薩像，面目已模糊不清。壁畫為南詔時期留存至今的唯一處繪畫真跡，風格與同時期敦煌壁畫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