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外籍家庭傭工

香港外籍家庭傭工是指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佔香港人口達3%，其中絕大部份是女性。2005年，香港共有223,394名外籍家庭傭工，其中53%來自菲律賓，43%來自印尼，2.05%來自泰國。截至2019年，香港共有 399,320 名外籍家庭傭工，其中55%來自菲律賓，43%來自印尼，其他地區佔2%(主要來自孟加拉和尼泊爾)。由於香港法例規定外傭必須與僱主同住，他們居住在僱主的家裡，負責為僱主處理各種家務，例如煮食、清潔及照顧老人小孩等，自2022年10月1日起，法定的外傭最低工資為$4,730元。僱主需同時提供免費膳食，或每月不少於$1,196元的膳食津貼。常用名詞.在日常香港式粵語中，「菲傭」一詞泛指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雖然該術語按字面上意思只指菲律賓籍家庭傭工，但由於大部份外籍家庭傭工都是來自菲律賓，故泛指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除了中立語言菲傭外，「賓妹」這個香港俚語也指菲律賓籍家庭傭工。 這兩個用語均提及到菲律賓人是因為在開放外籍家庭傭工來港工作的初期，外籍家庭傭工多是菲律賓籍的。「外傭」這詞語則泛指所有國籍的外籍家庭傭工。不過，比起菲傭這個稱呼，更多香港人比較傾向將其稱之為「姐姐」。在政府中文官方檔案中，外籍家庭傭工被稱為「家庭傭工」，而非「外籍家庭傭工」或「外地區聘用家庭傭工」 。至於在英語官方檔案中，政府會用「Foreign domestic helper」。歷史.由於在1970年代菲律賓的經濟面臨著困境，當時的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便著手修改勞工法，開始以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人的形式向外輸出菲律賓勞工。而菲律賓政府則大力鼓勵國民到海外工作，以求降低菲律賓的失業率及利用海外菲律賓勞工的匯款來改善國家的經濟狀況。 而在接下來的數年，菲律賓經濟也因為海外菲律賓勞工的匯款而得到大幅度的增長。有見及此，菲律賓政府在1978年把海外勞工中介公司民營化，使海外勞工的匯款成為菲律賓經濟發展的基石。當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香港經濟起飛時，聘用外籍家庭傭工開始成為一種新潮流。而當中國內地於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增加對外貿易後， 港商成了中國內地最大的投資者群。 在中國內地投資成本較低的優勢之下，廠家紛紛把廠房搬到內地進行生產，而留在香港的，就只有設計、貿易、金融等行業，併成為香港的主要行業，這稱為前店後廠。在香港非工業勞動人口大幅增加而導致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不少原為家庭主婦的女性也投身於勞動市場。在這種趨勢之下，不少家庭均聘用外籍家庭傭工代替家長們照顧小孩和做家務，導致對外籍家庭傭工的需求大增，外籍家庭傭工來港的人數在1980到1990年代不斷上升。到了1990年代，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政府也效仿菲律賓修改勞動法，使外籍家庭傭工的國籍漸趨多元化。2010年8月發生香港旅行團在馬尼拉被挾持事件，導致多名香港人死傷。由於菲律賓當局在事件中表現無能，在香港觸發反菲情緒， 有僱傭公司表示不排除事件打擊香港家庭聘用菲律賓傭工的意欲。2011年，香港發生外傭居港權爭議，香港的公民黨被指協助外國傭工爭取香港永久居留權，但香港社會就有人擔心，容許外國傭工在香港定居，會使香港社會負擔不來。聘用規例.香港政府設立了一些規管僱主的家庭條件和外籍家庭傭工的居住環境等各方面的條例，以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利益。勞資雙方將被要求籤訂一個兩年的法定合約：最低工資.自從1973年開始，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資有一個由僱傭條例所規定的最低限制。根據2008年規定，若僱主所發放給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資低於法定的每月3,580元，僱主將可能被最高罰款350,000元及入獄3年。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會每年調整一次，並從即將籤的合約起生效。 同樣在2003年4月，由於香港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導致經濟持續出現下滑，政府把最低工資由3,670元調低到3,270元，為歷來最大規模的一次。 外傭最低工資在2007年6月6日起被調調高了80元，達到3,480元； 並在2008年7月9日起被調高了100元，達3,580元。 以上均是幾次幅度較大和重要的調整。2009年，香港政府研究推行全民法定最低工資，最後決定其保障範圍不適用於外籍家庭傭工，而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則繼續沿用現時機制釐定。僱員再培訓徵款.自2003年10月起，香港政府開始向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徵收每月400元的僱員再培訓徵款。這個稅項是由自由黨於2002年提出的，以減少財政赤字， 並由當時任職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公佈人口報告時公諸於世。 曾蔭權表示，外傭稅可以引導外判家務服務需求者，多考慮本地家務助理服務。政府表明此徵款將會用於培訓本地工人，以助他們早日投身勞動市場， 同時將消除他們與外地勞工在各方面的差距。英文虎報卻聲稱徵收此徵款的目的是希望減少香港人聘用外籍家庭傭工。為此，菲律賓參議院表示強烈反對，說這是對外籍家庭傭工的不公平對待，並暗示會向國際勞工組織投訴。菲律賓參議院議長富蘭克林·德里隆說這個徵款與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背道而馳，並會損害他在投資及貿易等方面的良好聲譽。早年，雖然政府表示同時降低法定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400元和徵收徵款400元沒有任何關係，不過卻被不少僱主批評這等於沒有降低法定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 而政府的代表律師則表示這兩項調整隻是不幸的巧合。 並堅稱此徵款將會用於培訓本地工人，同時每年為政府的庫房增加1.5億元的收入。不少外籍家庭傭工都群起抗議此徵款，並擔心政府會把財政負擔轉移到他們身上。 香港政府則辯稱這些調整是為了應付那陷入困境的香港經濟，並說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已經遠比其他亞洲國家高。田北俊表示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分別只有摺合約1,400和1,130元，相比香港，相距甚遠。在2004年，有人聲稱政府向外傭僱主徵收此不合法徵款是對外傭的差別對待，並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在2005年1月，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裁定此司法覆核敗訴時表示，自從這徵款在法定程式之下進行，這徵款就不再是一個稅項，而是對聘用外籍家庭傭工在香港工作的僱主的一種義務收費。在2007年，原本提出此徵款的自由黨卻把「促請政府取消徵收僱員再培訓徵款」列入他們區議會選舉的政綱，原因是他們覺得政府並沒有把徵收僱員再培訓徵款所得的3.26億元用在原有的用途上。在2008年8月，南華早報政治版的專欄作家楊健興指出在這幾年保持徵收此徵款，是一個缺乏道德的行為，並削弱了人們的財政能力。「外傭僱主們會覺得這是一個不公義的徵款。」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也指出，這個徵款已經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於2013年的施政報告中，此項徵款改為只向補充勞工計劃僱主徵收，取消向外籍家庭傭工僱主徵款。暫停徵收僱員再培訓徵款風波.在2008年，由於2007年－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的關係，香港經濟有走下坡的跡象。為此，香港政府推出涉及40至50億元、稱之為「特別時間的特別措施」的財務寬免措施，而暫停徵收僱員再培訓徵款是其中一個措施，主要惠及的物件是中產階級。政府表示此寬免措施會開始生效於2008年9月1日起簽訂的兩年合約，而已簽訂合約的僱主的則不會受惠於寬免措施。但入境處聲稱，已於半年前預繳的徵款將不會獲得歸還。此宣告造成了外傭們的疑惑和混亂。南華早報政治版的專欄作家楊健興在社論中寫道：這個寬免措施是一個「被巧妙的裝飾成寬免措施的開始，其實是企圖一舉提高政府的民望的手段」，但一般外傭的月薪卻只不過是450到500美元。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則辯稱這只是為了保護海外的菲律賓勞工免受僱主的虐待。最低工資條例.2011年5月生效的《最低工資條例》的最低工資。傭工賣淫問題.現時全港有33萬名外籍家傭，當中15萬人是印傭，據入境處資料，過去三年處方共拘捕613名涉嫌賣淫外籍家傭。傭工借債問題.外傭借貸問題一直存在，數字更隨來港外傭工增多而上升。菲傭在港欠債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因在菲國的家人有急事需現金周轉，另一種是港工作期普遍存在借債消費，導致入不敷出，部分菲傭甚至只還利息，財政持續惡化，最後選擇逃債或偷竊僱主財物還債，甚至連累僱主寓所遭人滋擾追債。即使僱主發現菲傭有債務問題，也不能作為解僱理由，因欠債只是菲傭的個人問題，就算僱主遭連累被滋擾或違法追債，只能報警求助；若僱主想解僱有債務問題的菲傭，便必須按照勞工法例規定。宿舍.外傭於合約結束後，往往未有地方居住。而即時覓得新僱主，入境處審批新工作簽證需時，增加期間外傭對短期住宿的需求，尤其是中介公司經營的宿舍。不過，這些中介宿舍大部份均是無牌經營，而且環境擠迫。Elis Kurniasih因環境擠迫，於其中一中途宿舍的大廈天台露宿，結果意外地被剝落石屎擊中身亡。據當年傳媒報道，入住中介宿舍的女傭更須繳付兩周高達3,000元的生活費。#重定向疫情期間，住客難以保持社交距離，衛生情況令人關注，中途宿舍往往更易令病毒傳播， 何栢良建議規管，主動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