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陪都時期

重慶陪都時期是指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期間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間遷都重慶的時期。此段時間內重慶的地位和頭銜有：“中華民國戰時首都”、“中華民國陪都”、“盟軍中國戰區司令部駐地”等。1937年，國民革命軍在對日作戰中接連失利，大片國土失守，同時首都南京告急。由於當時與日本相比中華民國軍事實力差距懸殊，因而自戰端開啟以來，中國軍隊對日作戰雖竭盡全力，三軍效命，但還是大都失利，致使無法組織有效的防禦會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進行戰略撤退，同時將南京首都政府機構進行遷離。先撤至湖北漢口，10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遷都重慶。:3612月，軍事委員會遷武漢辦公。:36關於遷都重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國民政府遷都後，重慶從一箇中國西南的工業城市一躍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同時，重慶也承擔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由於地勢阻擋，日本陸軍無法進入四川盆地，遂改變戰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對重慶展開“航空進攻作戰”，為期近6年的“無差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至1943年8月23日轟炸戰略停止，重慶市損失慘重，僅市區市民死亡11,889人，受傷14,100人，房屋毀壞17,608棟，重慶市區大半化為廢墟，市區工商界的直接損失就達500萬美元以上。史學界最新的統計資料為：死亡2.36萬人和受傷3.78萬人，共6.14萬人。但是國民政府並未再做任何退讓和妥協，對日政策始終保持強硬，民眾各界也積極開展各種救亡運動。最後，日軍進攻中國西南的戰略計劃流產。政治與軍事.行政.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中所透過的檔案形成了日後在重慶施行的行政制度。會議透過的《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確定蔣中正為中國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明文規定總裁行使黨的最高權利，並加強了中央對地方黨政組織的有效控制，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和《組織國民參政會案》，決定在原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的基礎上設立國民參政會；制定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確定了蔣中正在戰時的權利統一，蔣介石發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繫，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抗戰建國綱領》是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行政綱領，包括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飭弊政，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和發動全國力量，鞏固抗戰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勵投資，擴大戰時生產，實行計劃經濟，以應戰時需要。綱領強調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應以軍事為中心，並確定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核心領導地位。但是，該綱領對於反對黨共產黨仍採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導致國共合作出現一些激烈矛盾。國民參政會由國民政府、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無黨籍人士的代表組成，是中國戰時的最高民意及諮詢機關；參政員由遴選和推選產生，最後由國防最高會議報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決定聘請；參政會透過的決議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批准方能生效執行。陪都教育界.政府教育方針.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大轉移，客觀上改變之前中國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當代中國教育格局。國民政府頒佈的一系列教育方針和政策，確保了中國教育系統的正常運轉，並較為完整的延續了中國文化教育血脈。193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陳立夫為教育部部長，教育部辦公處位於巴縣青木關。同年3月陳氏在渝就職時提出了四點戰時教育方針：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在重慶召開，蔣中正進一步確定了“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的教育方針。國民政府長期對日佔區內遷師生實行“救濟貸金”制度。1938年國民政府頒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對全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發予貸金，每人每月8-10元。僅1938年一年，受政府資助的學生和教師共有5萬多人。貸金制度是確保內遷學生能夠繼續求學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楊振寧等世界知名科學家能順利地完成西南聯大的學業，皆得益於貸金制度。教育機構內遷.戰前的中國有高等教育機構108所，相比之下，戰前重慶中等以上學校僅32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有91所遭到嚴重破壞。中日佔區很多文化教育機構被迫停辦，更多的則是向中國腹地遷移，其中大多遷往中國西南的重慶、成都和昆明。戰爭爆發後，重慶中等以上學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壩、磁器口、九龍坡一帶。先後遷入重慶的高等學校有39所，以下為主要內遷學校列表如下：另外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山東省立藥學專科學校、私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私立之江文理學院、私立上海法學院、國立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私立正則藝術專科學校、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內學院、私立中華大學、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私立醫藥技士專門學校、私立武昌藝術專門學校、私立華僑工商學院等，也先後遷到今重慶直轄市所轄之沙坪壩區、南岸、江津、璧山、萬縣、北碚。重慶文化界.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化，大批文化機構、團體、人士內遷重慶，重慶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以抗日為主的文化得到極大的繁榮和發展。沙磁文化就是這一時期重慶文化界繁榮的集中體現。戲劇與電影.內遷重慶的主要劇團劇社有：中央青年劇社、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中央實驗劇團、中國勝利劇社、復旦劇社、五月劇社、怒吼劇社、上海影人劇團、農村抗戰劇團、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出隊、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怒潮劇社、中電劇團、孩子劇團、七七少年劇團等。著名劇作家有郭沫若、陽翰笙、田漢、夏衍、老舍、曹禺、陳白塵、馬彥祥、吳祖光、歐陽予倩、袁牧之等。著名導演有焦菊隱、史東山、陳鯉庭、賀孟斧、應雲衛、張駿祥、鄭君裡、王為一、黃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閻哲吾、孫堅白等。著名演員有趙丹、白楊、張瑞芳、舒繡文、吳茵、秦怡、金山、藍馬、陶金、項堃、顧而已、魏鶴齡、王蘋、蔣天流。抗戰開始以後遷入重慶的國民黨官營電影機構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央電影攝影場為抗戰時期中國的主流電影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中制和中電還雲集了幾乎當時所有的中國電影精英。中電是隻屬於“中宣委”的中央電影攝影場的簡稱，與1931年成立，黃英、張衝、張北海、羅學謙分別擔任過場長，起初曾經主要拍攝新聞片，裝置極其簡陋，經過多年發展後，硬體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並初具規模。抗戰爆發以後，中電撤離南京，經過蕪湖和武漢，最終到達重慶，租用重慶上清寺“範莊”內的網球場作為臨時攝影基地，後到重慶南岸建立攝影場。在撤退前和撤退中，孫瑜、程步高、沈浮、賀孟斧、湯曉丹、陳鯉庭、潘孑農、許蘇靈、金焰、高佔非、趙丹、顧而已、魏鶴齡、施超、謝添、鄭敏、白楊等都紛紛加入中電。中國電影製片廠其前身是原南昌行營政訓處電影股，於1933年成立，起初規模極小，職員8人，每月經費不超過3,000元，1935年在漢口楊森花園建立漢口攝影場。武漢成為政治中心後，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武漢行營為大本營，行營政訓處改為政治部，下設四廳，第三廳負責抗日宣傳，政訓處遠電影股擴充為大本營政治部中國電影製片廠鄭用之為廠長，羅靜予為副廠長。1938年遷抵重慶後，在觀音巖建廠。武漢和重慶建廠的過程當中，上海西撤的電影人和由戲劇電影演劇隊的成員被吸納進中制，從1938年的200多人增值1940年的466人。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國電影界，戲劇界的精英。有田漢、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洪深、鄭君裡、應雲衛、司徒慧敏、馬彥祥、宋之的，葛一虹、王為一、孫師毅、黎莉莉、舒繡文、張瑞芳、秦怡、吳茵、陶金、羅軍、戴愛蓮、丁聰、賀綠汀、羅及之、吳蔚雲、王士珍等等，實力超群，基本上所有部門都有當時中國電影界的領軍人物。全廠分為業務、技術、劇務、總務四課。1940年又設新聞影片部，教育影片部和卡通影片室。業務涵蓋了故事片、教育片、宣傳片，紀錄片等等。中制是大後方時期電影的“航空母艦”不僅僅在職人員數量最多，影片的出產率也是最高，是大後方電影的中流砥柱。同時抗戰時期國民黨官營電影機構在重慶拍攝了許多有價值的影片，宣傳了抗戰，鼓勵了人民。這些影片有《保家鄉》陪都工商界.時任中華民國上海工商總會會長 蔡野格 招集當時重慶、武漢、上海、沆等地名人志士籌備中華民國重慶工商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