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

德意志統一導致德意志帝國成立，形成了普魯士王國主導且實行聯邦制的統一民族國家。經歷過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以後，1871年1月18日，齊聚法國凡爾賽宮的德意志邦國君主，一致推舉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兼任德意志皇帝。德國統一的起因及簡史.今日的德意志地區在拿破崙時代中被稱為“萊茵邦聯”，雖然萊茵邦聯由法國扶持建立，但卻被奉為現代德國國家之雛形。事實上，在很早之前的德語人口就已經能透過貴族之間的聯盟把各種德意志小邦團結起來，不過從1806年開始，奧地利皇帝宣佈以德意志人為主體的神聖羅馬帝國正式解體，讓歐洲傳統的“貴族聯姻”的模式不再適用；在1804年～1815年拿破崙戰爭期間所興起的民族主義則取而代之，說德語的人們開始覺醒到自己應該屬於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而不是一個鬆散的聯盟，這種想法在19世紀上半葉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德意志的統一還曝露新國家在宗教、語言、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內部差異，表明1871年的統一僅僅是長期聯合過程中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自己為「羅馬人皇帝」時，常稱“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通訊中稱“德意志”，而在帝國內高等貴族也稱為“德意志諸侯”，其他歐洲大多數國家則叫他們為“日耳曼”便已經存在的東法蘭克獨立君主制小國。這一領土多山，人口相對隔離，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發展出基於文化、教育、語言和宗教上的諸多差異。但19世紀的德意志同時也和全世界一樣，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之下更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日耳曼人民的神聖羅馬帝國曾擁有超過500個諸侯國，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後，皇帝弗朗茨二世宣佈退位中，減少各國間的競爭。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為公務和娛樂提供便利，在中歐推動德語使用者之間的聯絡，但有時也帶來一定的衝突。在拿破崙戰爭之後，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建立外交上的勢力範圍體系，支援奧地利在中歐的霸權，然而維也納的與會者卻沒有意識到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國中實力日益增強，因此也沒有預料到日後普魯士將會就德意志的領導權問題向奧地利發起挑戰。加上因為奧地利皇帝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且奧普兩國同為德意志民族，於是普魯士向奧地利這一舊霸主發起挑戰，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本人排除了“德意志二元方案”、“大德意志方案”和“大奧地利方案”，以沒有奧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為最終目標，對丹麥和法國民族主義的回應為德國統一提供問題的聚焦點。在三次的王朝戰爭中，普魯士獲得巨大的軍事勝利，把德國人對統一的熱情推到至高點。俾斯麥先是在1866年把北德意志邦聯擴大，在將南德的小邦收入北德之下，由此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順便讓普魯士王國成為這個小德意志中佔據2/3的政權。史學家們認為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以及其它的一些因素導致圍繞著德意志帝國的外交關係的建立，打破了19世紀中後期的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平衡。增強民族的自尊。這一經歷與普魯士和奧地利在拿破崙戰爭中的共同對抗法國的歷史遙相呼應，尤其是1813-14年的第六次反法同盟，這讓奧地利的繼承國奧匈帝國和德國的關係不至於惡化，德國的二元問題在德國對奧匈的扶持政策下內得到了一個圓滿的解決。十九世紀初的中歐德語區.1806年之前，中歐的日耳曼語區包括超過300個政治實體，其中大部分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個領地，大至諸如巴伐利亞和普魯士這樣邊界分明的王國。統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國自由城市，從強大的奧格斯堡到微小的魏爾德爾斯塔特；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賴興瑙修道院和強大的科隆總教區；以及王朝國家諸如符騰堡。如上政權的領土組成神聖羅馬帝國，國家數量有時。自15世紀起，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帝國的選帝侯們都選舉哈布斯堡王朝家長為神聖羅馬皇帝。在日耳曼語諸國中，神聖羅馬帝國的行政和法律機制為地主和農民、國與國之間和國家之內提供一個解決爭議的平臺。透過“帝國行政圈”體系，各組國家整合資源，發展區域和組織利益，促進經濟合作和軍事保護。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中，拿破崙·波拿巴擊敗帝國和其盟友；《呂內維爾條約》、《亞眠和約》和1803年併吞將大量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轉移至王朝國家名下；世俗化的教會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國城市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絕滅，居住於這些土地的人民則向新的公爵和國王效忠。這一轉移尤其擴張符騰堡和巴登的領土。1806年，拿破崙成功入侵普魯士，並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和俄羅斯聯軍。他訂立《普雷斯堡和約》，皇帝被迫解散神聖羅馬帝國。拿破崙體系下日耳曼民族主義的崛起.在法蘭西帝國的霸權之下，日耳曼民族主義在重組的德意志國家中盛行。因為這般共同經歷，雖然仍然受到法國統治，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的說法浮現出來。德意志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說道：第一的、最始的、也是真正自然的國境線無疑是其內部的界線。那些操著相同語言的人為自然透過許多隱形的紐帶聯絡到一起，這早在任何人類技藝產生前便開始；他們能夠相互理解，亦能使自己更清楚地受到理解；他們應當在一起，並自然為一體且不可分離。共同語言對於一個國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但當代開始設想一個沒有拿破崙的中歐。呂佐夫志願軍這類學生民兵隊伍的出現便體現這一傾向。在俄國的慘敗使法國對德意志諸侯的控制減弱。1813年，拿破崙在德意志發動戰役，意圖將諸國拉回法國勢力範圍內；此後的解放戰爭在萊比錫戰役。布呂歇爾軍在前日剛自利尼成功撤退，在滑鐵盧扮演決定性地位，扭轉戰鬥的局勢。普魯士騎兵於6月18日夜晚追擊戰敗的法軍，為同盟鎖定勝局。從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呂歇爾軍在滑鐵盧的表現以及德意志諸國在萊比錫的協同作戰成為民族自尊和熱情的聚合點。這一闡釋在19世紀成為親普魯士民族主義史學家“普魯士神話”的核心。中歐重組及二元德意志的崛起.在拿破崙失敗之後，維也納會議在權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新的歐洲政治及外交體系。這一體系將歐洲劃分為不同勢力範圍，而在一定程度上這抑制一些民族的訴求，包括德意志和義大利。大體來看，擴大領土的普魯士和在1803年併吞之後整合出的其他38個國家歸入奧地利帝國勢力範圍內。會議建立鬆散的德意志邦聯，由奧地利領頭，擁有一個“聯邦議會”。雖然軍事勝利能夠提升士氣，但將多個國家統一為一需要的還遠不夠。它還需要對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行為進行重新思考，並且對“我們”和“他們”進行新的定義。誰將是這個新國家的新成員？他們代表著什麼？他們應當以何種方式組織？構成帝國的邦國.德意志帝國雖然時常有君主聯盟支撐，但它嚴格來說是一個國家的聯盟。帝國的政治結構.1866年的《北德意志邦聯憲法》在一定語義的修改之後便成為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憲法》。透過這一部憲法，新的德國獲得一些民主制的特點：最顯著的是帝國議會，和普魯士議會不同，透過直接和平等的普通選舉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權，但在經過大規模改革後要與普魯士的軍事原則相協調，並在戰時歸於聯邦控制。歷史爭論和帝國的社會剖析.“獨特道路”的假說將德國在20世紀遇到的困難局面歸因於新帝國薄弱的政治、法制和經濟基礎。普魯士精英地主階級容克在統一國家中保有顯著的政治權力。“獨特道路”假說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種權力，是由於中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都未能取得革命性的突破。現代對於大資產階級在建國過程中地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否定容克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對於政治和經濟的統治這一說。這一觀點體現了漢薩城市商人階級和工業領袖在帝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對於威廉時期德國不同群體的其他研究也提出新的觀點。雖然容克階級的確控制軍官群體，但他們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事宜的控制程度卻並不像“獨特道路”理論者們所設想的那般。東部地區的容克權力受到西部地區大資產階級的制衡，這其中包括銀行家、商人、工業家和企業家，以及日益成長的官僚、教師、教授、醫生、律師和科學家等階級。由此，“獨特道路”理論雖然仍然能夠解釋德國在納粹主義之下的經歷，卻無法主導19世紀的中歐研究。學者們開始研究保守的社會政策如何吸收或利用1840年代的自由主義革命和1860年代及其後的社會主義元素：帝國的政策反映一種對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謹慎而實際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麥的保守觀念與埃德蒙·伯克的古典保守主義相應和：社會的一些特定成員生來更適合領導，並且這些人通常來自地主和金融階層。政治機制之外：建立國家.如果說瓦爾特堡和哈姆巴赫的集會缺乏憲法和行政綱要，這一問題已經在1867年至1871年之間得到解決。然而德國人發現，宏大的演說、旗幟和熱情的民眾；憲法、政治重組和帝國上層建築；以及1867-68年修訂的關稅同盟，仍然無法完全實現一個“國家”。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創造民族文化，這時常的德意志化政策由語言開始，尤其是德語，強制教育，以及創造標準化大綱，宣揚和頌揚共同的過去。最後，它還涉及新帝國人口的宗教信仰。文化鬥爭.對於一些德意志人來說，“國家”的概念並不包括多元化，而天主教信徒則尤其受到了注意；一些德意志人，尤其是俾斯麥，擔心天主教徒與教宗的聯絡會使他們對國家不夠忠誠。作為首相的俾斯麥試圖透過學校、教育和語言政策來限制羅馬天主教及其政黨組織天主教中央黨的影響力，但成效甚微。天主教中央黨在巴伐利亞、南巴登等傳統天主教要地，以及離開農村投入重工業的離散工人聚集的城市區域穩固紮根，並且試圖保護天主教徒乃至其他少數族裔的權益。1873年的五月法令將任命和教育教士的權力攬到國家之下，導致神學院大量關張和教士數量的緊缺。1875年的《》取締了修會，停止了國家對天主教的補助，並將宗教保障的條款從普魯士憲法中剔除。整合猶太社群.德意志化的猶太人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中另一弱勢群體。自1870年來，在受到神聖羅馬皇帝約瑟夫二世解放之後，居於前哈布斯堡王朝領地的猶太人獲得在其他德語區無法獲得的經濟和法律待遇：例如他們能夠擁有土地，並且無需居住於猶太人區。他們還能夠進入大學和從事職業。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時期，許多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壁壘遭到推翻。拿破崙下令在法國統治的領土上解放猶太人。富裕的猶太人和法國猶太人一樣，資助沙龍；許多猶太沙龍資助者在法蘭克福和柏林進行重要的集會，德意志知識分子在其中發展自己的共和主義思想。在此後的數十年內，自法國戰敗開始，對於猶太人和基督徒混合的反對限制這些沙龍在知識上的作用。在沙龍之外，猶太人延續德意志化，他們有意地開始使用德意志模式的著裝和言辭，努力融入19世紀的德意志公共領域。在德意志猶太人中的宗教改革運動反映這一狀況。到統一時，猶太人在德意志的職業、知識和社會生活領域已經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1880年代和1890年代俄國對猶太人的驅逐使德意志公共領域對猶太人的整合狀況變得複雜。成千上萬的俄國猶太人來到北部城市；他們教育水平和資產狀況都較差，其貧困狀況使很多德意志化猶太人感到沮喪。許多與貧困相關的問題體現他們與日耳曼基督徒乃至本地猶太人的差別。書寫國家故事.在建立國家問題上另一大重要元素是書寫偉大過去的故事，這一責任落到德意志民族主義史學家的頭上，諸如自由主義憲政家。達爾曼本人在統一前已過世，但他透過為英國和法國革命編史，將這些革命稱作對建立國傢俱有基礎性作用，為後來的民族主義編史打下基礎；此外達爾曼還認為普魯士是統一的合邏輯選擇。海因裡希·馮·特賴奇克的《十九世紀德意志歷史》於1879年出版，其書名有一定歧義：它將普魯士的歷史置於其他德意志國家的歷史之上，並以普魯士註定將領導統一全德意志的口吻講述德語人群的故事。“普魯士神話”將普魯士稱作德意志的救世主；它稱所有德意志人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而完成這一統一是普魯士的使命。據此，普魯士在將德意志諸國統一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只有普魯士能夠保護德意志的自由免於法國或俄國侵犯。它引申至普魯士於1815年在滑鐵盧從拿破崙手中拯救德意志這一事例，創造經濟統一的表象，並在1871年後將德意志統一於一面旗幟之下。書寫國家歷史是民族主義史學家的職責；這意味著回顧國家的歷史，需要塑造的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這一歷史的過程便是一個記憶與遺忘的過程：選擇一些元素來記憶，即是強調，並且無視或是遺忘其他的一些元素和事件。蒙森對於《日耳曼歷史的貢獻為對德意志國家進一步的學術研究打下基礎，將“德意志”的概念拓展到普魯士之外。蒙森是一位自由派的教授、史學家和神學家，並被認為是19世紀末學術界的巨人，他於1863-1866年和1873-1879年在普魯士眾議院擔任議員；並於1881-1884年先後為和民族自由黨擔任帝國議會議員。他反對俾斯麥“文化鬥爭”中的反猶太主義計劃，以及特賴奇克在其《猶太問題研究》中時常使用的刻薄言辭。拓展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