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

唐元人。元朝著名學者、理學家、文學家，仕至徽州路儒學教授。他是徽州唐氏三先生之一，也是明朝開國謀士朱升的老師。卒後入鄉賢詞祭祀。生平與交遊.唐元既出詩書之家，自幼受程朱理學薰陶。少時與洪焱祖、俞魏卿為筆硯交，里人並稱“新安三俊”。三人“徜徉山水間，洗濯磨淬，婆娑嬉遊，未始不孳孳以蒞學為務。戲謔褻狎，不一出諸口。”蒙元滅宋後，科舉廢止達三十餘年，江南文人多成遊士。三人在干謁名公碩儒之餘，恆心嗜學，聞名鄉里。時徽州路總管孟淳初見唐元，十分器重，贈詩曰：“新安三俊子其一，氣貌清腴文字工”。因為早年“不識治生理”，唐元“屢阨衣食”。三十六歲，以所作詩五十四篇投謁被譽為“江西詩派殿軍”的方回，方回欣然命其集為《藝圃小集》，並在序文中稱讚其詩“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近人之學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黃、陳為師者也”。此後，唐元“夢寐間不敢忘先生之訓”，“奮迅劘切以詩自鳴”。延佑二年，元廷恢復科舉。訊息傳到徽州，四十六歲的唐元一度“螢窗雪案”，學習應試文章，卻四試有司不利，於是憤棄舉子業。元廷科舉規模不大，對漢人、南人又存有歧視，這使得當時大量文人轉而從事吏事。當時，雖有數舉不第而恩授教授、學正和山長之例，但對漢人、南人也存在年齡上的限制。唐元最初訓導鄉校，生活較為清苦。五十八歲時，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學學錄之職，在職興文教，交遊東南名士。六十五歲，遷建德路分水縣儒學教諭。六十八歲，任集慶路南軒書院山長，聲名已盛於金陵。尋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退居歙縣烏聊山下，“益以文章自任”，名重東南，被譽為“東南學者師”。“每侯伯下車，必先請見。四方大夫士子過其境者，必詢其起居，即其廬而禮焉。” 上門求文者也是絡繹不絕，填塞阡陌。唐元自謂“晚始知學，而聖言浩若煙海，常懼精力就衰，卒未有成”，“恨平生未見之書尚多，吾豈甘衰老而自棄哉？”因此，他好學老而不倦，晚年“鬚眉紛白，神采粹溫。老於其鄉，一人而已”。至正九年以病卒，得年八十有一。臨終囑薄葬，又作“視死如歸，無憂無辱。海水還源，本來面目”十六字詩，端坐而逝。其自作像贊曰：“生不忮物，晚而劬書。庶幾謹畏，遺體無汙”，可以說是對其一生的寫照。唐元平生交遊廣泛。僅《筠軒集》詩文所及者，即有：方回、虞集、曹涇、龔璛、張起巖、王士熙、吳師道、楊剛中、貢師泰、李桓、杜本、鄭元佑、汪巽元、陳櫟、湯炳龍、楊敬惪、洪焱祖、俞魏卿、鄭奕夫、鄭玉、程文、危素、畢祈鳳、牟應復、馬昂夫、郭麟孫、夏溥、劉致、盛則軒、程益、陳方、艾庭暉、俞肇、鮮于去矜、蔣師文、江光啟、黃志齋、朱克用、朱文選、趙孟威、夏希賢、夏泰亨、徐舫、胡初翁、孟淳、盧摯、於泰來、孫國瑞、莊蒙、呂廣文、汪逢辰、尤拔、吳彬、汪德玉、程國寶、鮑元康、汪幼鳳、周彥明、鮑椿、許洪壽、程植、孫巖等。這些人大多是當時身處東南一帶的名士，以及諸路儒學教官或書院山長。唐元的交遊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干謁交際和從事教業上的真實狀況，對考證相關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價值。唐元生平所著，計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和《老學藂稿》凡“三千餘篇”，以及理學著作《易傳義大意》十卷、《見聞錄》二十帙，可謂著作等身。今僅存《筠軒集》詩文十三卷，有《唐氏三先生集》本和清《四庫全書》本。從版本上看，前者即後者的底本。《唐氏三先生集》的序跋和附錄中，保留了大量有關唐氏三先生的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學的重要材料。理學.元代是新安理學迅速發展的時期。當時徽州士人視程朱之學為家邦之學，又都重視家學淵源，因此幾乎無人不浸染理學。唐元幼承過庭之訓，私淑朱熹，尤精於《易》。他認為，“《易》至朱程無餘蘊矣”，但是“二家多不及象”；“儒先於一爻二爻間有總論”，然而“六爻每無總論”。因此，悉數考證陳備，凡“互有不同，則疏於卦末”，成《易傳義大意》十卷[3]。此書今已不見傳本，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四十四即將其列為佚書。唐元平生喜竹，謂其“霜凌雪厲，獨正不懼，即吾志操之堅貞也”。他在《董氏存誠堂記》中以“乾之九二”論誠心之道，在《徽州路重建譙樓記》中以山水卦形記建樓始終；在《山林讀書所記》中以“物得其所”引出“一心在理”、“持敬”修誠之論，在《一齋記》中由“天一”之數推及人倫終始、修心敬靜之說；其《歙縣儒學修造記》以“天下惟理最大”開篇，《徐至剛字說》以“義”制剛直收尾……皆持論中正，不一而足。這種“正色坐紫陽”、不為異說的態度，是當時從事教職的教官和山長們所共有的。唐元晚年著《見聞錄》二十餘秩，“理學淵源，名物鉅細，事無不考，問無不知” 。雖然此書亦已散佚，但從書名可以看出，唐元當是重視以主觀經驗和客觀名物來闡述理學的，這自然是難能可貴的正途。至於探究“理學淵源”、“事無不考”，從治《易》的角度看，不由令人想起清人王夫之的易學。《四庫總目》稱唐元“於經術頗深，其議論亦不詭於正”。可惜其理學著作今皆亡佚，已難深入探究了。文章.唐元是以程朱理學出身而治文的。在經歷了科舉的失利後，他轉而攻古文，“紬繹經史百家，沉潛韓柳歐曾，於鶴山愛其博洽，自以為臨邛衣缽”。每每“五更孤枕，潛思密運，不竢筆札，以腹為稿”，於是“文從字順，滔滔汩汩” 。唐元以“臨邛衣缽”自居，道學文章皆以魏了翁為師。魏了翁之文醇正有法，且立意高遠、思想深刻；語言流暢，而紆徐曲折、出乎自然。今觀唐元《筠軒集》中《金陵祭楊待制文》寫得高古整齊，《贄見夢臣張侍御書》則紆徐而典雅，其他序記銘跋也都議論平實而富有文采，尤可謂得鶴山真傳。此外，其《太原王才塑工贊》描摹生動傳神，《四庫總目》謂其“亦可以補史所未備”；而《跋李伯時摹劉商觀弈圖》和《舟喻示兒桂芳》都寫得短小凝練，後者全文不足160字：日遊吳會，買舟江滸。篙師嗜利而好招人也，偪仄委瑣，坐臥弗舒，炎熇上壓，沴氣下蒸，不嘔則洩，同舟之人懼焉。晚泊馬目山下，貸舟老叟，大可容千斛，深房高榻，枕簟悉安。餘始知善用大者不知其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汝由是而知務學矣！浮躁淺露，其量幾何？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者，君子之道也，作《舟喻》，示第五兒桂芳，且將以自箴焉。唐元白天所乘小舟，因船家貪利多載，以致艙內汙濁，旅客叫苦不迭。夜晚所登大船，人少舒適，因而坐臥甚安。這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唐元卻從中看出了“善用大者不知其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的事實，並悟出了“務學”應當“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的道理。《易·序卦》雲：“有大而能謙，必豫。”唐元以舟所喻的道理，正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文章前半部分敘事，在描述了小舟的狹窄骯髒後，僅用“深房高榻，枕簟悉安”八字便襯托了大船的寬敞愜意。後半部分抓住“大”和“小”的不同表現，點到即止。在說理的方法上，因事生教，寓理於物，完全不是空洞呆板的說教。最後以“且將以自箴”結尾，使得父子處於平等地位，更顯謹慎自然，可以說一篇是難得一見的說理文章。詩歌.唐元晚年在《藝圃後稿自序》中回憶謁詩方回一事時說：“遂聞古今作者格有高卑之異，知其說當自得之心，然博讀靜思其梯級也……竊謂自得於心者，無法之法；博讀精思者，有法之法。”其《艾幼清汝東樵唱詩跋》又云：“昔人有言，讀書萬卷而不用於詩，畏其義博而辭溢也。夫詩有別材，本於性情，觸物而發。故曰：‘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然觀少陵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益知學詩人腑肺，非得古今灌溉，理義融會，則如貌枯語澀，於善養生人不類。”唐元悟出詩格有高卑、詩情需學問、理義灌溉的道理，遂注重以精思治學入詩文，以品格治心求道理。其《讀子敬龔先生江東小稿》雲：“謝韋向上無圭角，濂洛方來以道鳴”、“坡公門下無多客，工部毫端有萬牛”、“五更孤枕六旬客，二句三年雙淚流”，意識到東坡之詩難學，杜甫筆力則更是雄渾，向他們學習詩法，不僅需要博學精思，更需要苦吟精進。他的這種“兼學唐宋”而有所側重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當時部分文人“宗唐”卻沿襲了中晚唐纖弱之風的弊病。楊剛中以“詩思騰湧,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來稱讚唐元的詩[3]，而作詩達到詩思騰湧而又衝澹雄厚的境界，無疑是需要苦寒磨練的。評價.《四庫總目》：“蓋其始終當元盛時，故所作多和平溫厚之音，極為虞集所推許。又嘗著《易大義》、《見聞録》諸書，於經術頗深，其議論亦不詭於正。”唐桂芳：“紬繹經史百家，沉潛韓柳歐曾，於鶴山愛其博洽，自以為臨邛衣缽。”方回：“詩以格高為第一……所以可人意者，格髙也。何以謂之格高？近人之學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粃糠，而以陶、杜、黃、陳為師者也。”虞集：“近覩《鄭夫人行實》，佳甚。吾恨不識唐公之為人。”朱升輓詩：“紫陽山下小柴門，每憶童年拜隱君。喬嶽巖巖瞻壽相，長江浩浩讀雄文。袞衣不獨緣稽古，宦學何時見策勳。千載藤溪風月在,直須驥子表高墳。”貢師泰：“公文字有法度，諸人不可及。”夏漙：“唐君之文高古整齊，令人讀之不休。鄰邦何幸，有此手筆！”楊剛中：“詩思騰湧，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杜本：“公之詩文霶霈敷腴，不事險澀。詩慕陶杜黃陳，文入歐曾而卒於臨卭。”程敏政“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張起巖、王士熙、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美其格髙，世以為知言。”舒頔：“文章學問為時所宗……所謂充然渾然者，當不在漢唐下。詩尤高，豐縟清潤，有臺閣風。”朱文選：“先生之為詩，盤折老硬，無纖巧態。為文和平霶霈，無險澀語。沉浸乎禮義之中，優遊乎古今之際。”朱同：“詩文滂沛敷腴，不事險澀。”孟淳：“新安三俊子其一，氣貌清腴文字工。”王士熙：“乘槎深夜問支機，天女流梭舞鳳飛。回首人間金粟尺，剪燈愁制五銖衣。”陳浩：“筠軒先生以文章行義為士軌式。”王達：“予閱筠軒先生長孺唐公詩文，辭理條暢，不假雕鏤，浩瀚滂沛，渾然天成。得臨邛衣缽，有宋季諸儒之氣象。”翁方綱：“新安為朱子之鄉，故其議論緒言頗津逮朱門。在元人著作中頗為近正。”歙縣民間諺語：“凡入城府，不之東郭見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