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

農業學大寨是196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的一場政治運動，依據的是196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釋出的一項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地處山西昔陽縣的大寨村，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領導下，自1953年起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透過劈山填溝、改河壘壩等方法造出人工平原，擴大了耕地面積，提高了糧食產量，在山西省內廣受宣揚。又因其在大災之年，發起“三不要三不少”運動，經由山西省委上報，引起中央重視，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肯定和授意下，號召全國農業向大寨學習，運動隨即在全國迅速鋪開。陳永貴亦成為當年的風雲人物，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結束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各種不合理的做法、極左風潮，因違背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而受到點名批評，被認為造成了重大生產損失且破壞了生態環境。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山西省委的檢討和黨中央的批語，陳永貴在此前的9月被迫辭職，大寨運動到此宣告結束。過程.勞模先進.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位於太行山西麓，境內多石山，當地稱為“七溝八梁一面坡”。1953年，大寨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中國共產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支部書記陳永貴的領導下，大寨農民從山下擔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頂上開闢蓄水池，時稱“萬里千擔一畝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狀態，受到當地人民政府的重視。大寨村境內有一條名叫狼窩掌的幹河溝，總面積87912平方米，是大寨“七溝八梁一面坡”中最長的一條，溝深且坡陡，到了雨季水面大，水土保持不易，難以種植莊稼。1955年冬開始，大寨人在狼窩掌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建築水壩30多條，不料第二年夏季被山洪全部沖垮。1956年冬大寨人深挖壩基，重新築壩，但到了次年夏天又被山洪沖毀。面對兩個冬春的心血都付之東流，陳永貴帶領下的黨支部不灰心、不氣餒，總結教訓，於1957年舉全村之力再戰，共築壩16條，分6層佈防，動用土方42.82萬立方，石頭7621立方，終於成功治理了這條幹河溝，累計造地150畝，這就是著名的“三戰狼窩掌”。1959年12月，晉中地委、山西省委認為陳永貴的事蹟和大寨的經驗，具有指導示範作用，決定在全省宣傳推廣。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轉晉中地委關於學習陳永貴帶頭苦幹的事蹟和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的決定，號召全省農村幹部學習模仿；同年，《山西日報》分別發表社論《陳永貴——黨支部書記的好榜樣》和長篇通訊《大寨支部是堅強的戰鬥堡壘》。號召全國.最終為大寨村衝出山西提供舞臺和機緣的是發生在1963年的一場特大洪澇災害。這場暴雨造成山流地衝、房倒窯塌，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無家可歸，沖垮了大寨人奮鬥了10餘年才得來的人造耕地和防護堤壩。山西省委得知這一重大災害後，決定調撥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扶持大寨。陳永貴婉言拒絕，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維和勇氣，堅持自力更生，調動社員苦幹，並提出“三不要”的誓言目標；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村最終奇蹟般地闖過了年關，奪取了好收成。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彙報大寨的情況。毛澤東高興地說：“窮山溝裡出好文章。”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同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表揚了大寨，並把大寨經驗總結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這一年，在黨和國家的強力推行下，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在全國鋪開。大寨紅旗.據不完全統計，大寨村此後接待了超過一千萬名的國內參觀學習人員和25000多名的外國遊客；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一些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領導人，還有18位外國元首等先後訪問當地，大寨成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標杆。像是周恩來本人就三次造訪大寨，1965年5月第一次訪問過後，由他公開表示“堅信黨中央、國務院樹立大寨這面紅旗是正確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很多東西被取消，但“學大寨村、舉大寨旗”的活動在中國沒有停止過。1966年8月12日釋出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式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1967年9月、1968年1月，國家兩次召開大寨勞動管理經驗現場會，1970年8月又召開北方農業會議，三次會議都以推廣大寨經驗為主旨。陳永貴本人也成為當權派，並在昔陽縣的奪權大會上和幹部會議上，喊出了“抓革命、促生產”“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口號。自1968年冬季始，在陳的主持與調配下，一個又一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相繼展開。據有關資料介紹，幾年裡共修築了1000多公里大壩，墾整了6萬多畝土地。到了1970年，《人民日報》發表《農業學大寨》的社論，在中央的授意下，陳永貴主動出擊，串聯全國各地，播撒大寨種子，學大寨運動“更以燎原之勢，遍及神州。”1969年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毛澤東親自安排，陳永貴被選為中央委員；1973年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陳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直到197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還在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發出“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為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號召，進一步提出“普及大寨縣”的設想，要求1980年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建成大寨縣。辦法是：“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大搞農業機械化，實現高產穩產。”“四人幫”被粉碎後，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繼續高舉“農業學大寨”旗幟。1976年12月，陳永貴協助華國鋒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他作了《徹底批判“四人幫”，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的報告。這次會議，由於極左路線的延續，將學大寨運動推上了極端。不僅農業學大寨，而且教育、衛生、司法、財貿等行業和部門都被要求學大寨。運動終結.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公報，明確“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民主”、“法制”和“實事求是”。喊叫多年的“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為綱”、“依靠貧農下中農”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路線、方針、口號在此次公報中消失了，隨之而起的是以聯產承包製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1980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釋出《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指出了大寨、昔陽“左”的錯誤在政治、經濟、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的詳細表現和危害，給“農業學大寨”運動作了最後的總結，也預示了運動的即將終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將檢查報告上呈中共中央，後者又為報告附加了一個幾千字的批語，並於11月23日將檔案轉發全國。這份檔案作為農業領域撥亂反正的一個標誌性象徵，對持續十幾年的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進行了檢討和總結：大寨運動主要負責人陳永貴對山西省委的報告和黨中央的批語表示接受，他說:「對於學大寨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不向上推。」影響.全國樣板.農業學大寨運動主要是在冬季農閒時，組織農民進行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在一方面，大寨運動將農民組織起來，發揮了地方積極性，在各種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調配利用農民勞動力興建了許多農田水利設施。例如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就是學習大寨調動農民自身的力量，解決了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深山用水的問題。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盲目效仿，採取大寨政治掛帥、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做法，給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帶來極大破壞，也並沒能在實質上提高中國農村的生產力。北方地區學大寨，借鑑陳永貴主持的「十年造地規劃」，到處搞黃土搬家、劈山截流、毀林作田，進一步惡化了北方脆弱的生態系統，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北方旱澇交替頻發、惡性迴圈的水源危機。有一部分水利專家認為，河南“75·8”水庫潰壩的根本原因，也與農業學大寨所導致的水庫上游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有關。南方地區學大寨，由於缺乏生態農業的理念，極左激進思潮的影響之下，單方面強調「大批促大幹，大幹促大變」，在山林資源豐富的地方造梯田，在水系資源良好的地方圍湖造地，嚴重損壞了自然環境，成為繼1958年大躍進“大鍊鋼鐵”之後，又一次人為製造的生態危機。除此之外，大寨模式過分突出農業和重視糧食產量的特點，也影響到了各地產業結構的均衡。改造自然.大寨的經驗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天換地、攔河打壩、敢把山山水水重安排」。運動早期時常採取炸山，並用土石填覆截斷河道的做法，後期則進一步演化為各種大規模的自然改造工程。陳永貴甚至提出全國耕地要從佔國土面積的10%增加到20%至30%的奇想，要求各縣、社都要搞大會戰、大協作，打人民戰爭進行圍海造田、圍湖造田、攔河造田、移河造田。陳永貴本人在為農林部和北京市委舉辦的一次報告會上這樣號召：昔陽這幾年變化全靠劈山改河，向河灘要糧，向山坡要田。我們只要有河有山，就有種不完的田，也有打不完的糧食。我們糧食都在山河裡放著呢...昔陽的措施，一條就是增加耕地，過去亂石滾滾的爛河灘，現在基本上變成良田了...昔陽劈山改河的辦法很多，比方是幾百米寬、上千米寬的大河，我們是兩邊打壩，水走中間，兩邊墊土成田。再一種辦法，就是在河裡旋涵洞，在十米寬、幾米寬的河裡旋起涵洞來，讓水走涵洞，涵洞上墊土造田。石坪大隊旋了五千多米的涵洞，造了五百多畝好地...一個大隊能增加五百畝地，是向河灘要地要下的。如果都能那樣搞，咱們全國有多少河灘，能增加多少地？...那涵洞裡幾千米、幾萬米長，該放多少人啊！昔陽有個三都公社，旋了一萬一千米的涵洞，造地近千畝，把整個一道河給它改了。再一種辦法，就是裁彎取直，如果碰到山就在山裡挖洞，讓河水走這山洞裡邊，就和火車進隧道一樣。辦法很多，原來也沒有想到有幾種辦法來劈山改河，就是咱們的專家們也沒有辦法。什麼農業專家、水利專家，他們書本上也沒有那麼多的辦法，也沒有河溝旋涵洞，水走涵洞、上種地那種辦法。看起來還是群眾有，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按照上述理念，昔陽縣在文革後期正式立項，啟動「西水東調」工程，自1975至1980年，前後共五年時間，耗資達幾千萬，投工近五百萬個。「西水東調」的意圖是從昔陽縣境西部，截住流入黃河水系的瀟河水，透過人工開鑿的隧洞穿過太行山，從地下引向東流，經過昔陽的五個公社，改入海河水，是名副其實「改天換地」的大工程。「西水東調」工程當時一年的開銷，佔有山西省全部水利經費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還組織徵用了包括昔陽縣各社隊民工、機關廠礦企業事業單位幹部、工人和教師，還有陽泉礦務局煤礦工人，解放軍工程兵指戰員等在內的各方勞力，耗費巨大。據官方日後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後，每畝水澆地成本可能高達時價的一千多元，後來被批判為「得不償失」。成效評估.後有學者指出，對自然河流進行「裁彎取直」，雖然能把河床和河灘改造成「農田」，也會招致一系列問題，例如：全域水系生態受損，河流生物的豐富度、密度下降；水環境劇烈變化，當地蝦貝藻魚等經濟動植物的減少；大面積河床修為田地後，建築急需的河沙無從取得；直河道在雨季時沒有緩衝，對河岸的衝擊力大；河道的流域面積減少，自然河流的防澇抗旱功能被削弱；旱季農作物急需灌溉時，又需要抽水機從河道里取水等。例如1966年至1972年完成的下荊江裁彎工程。裁彎取直工程完成後，下荊江江段新的崩岸不斷髮生。為控制局勢，1984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又報請水電部，啟動「下荊江河段河勢控制工程」，逐年施行。除了崩岸，裁彎取直的另一個隱患是致使河流乾涸。文革期間，廣東興寧市學習大寨，從1967年至1977年，耗時十年對境內的寧江河進行了移河造田、裁彎取直工程。完工後的寧江河，卻時常因為水量太小而導致河床裸露，寧江河也因此斷航；當地雖在九十年代，採取了壘石固堤，設壩建閘等補救措施，仍是收效甚微。其他地區如華北平原等地，也有相似的例子。文革之後.文革結束後，大寨弄虛作假、謊報產量的事被揭發出來，黨內外對陳永貴主導的大寨模式頗有微詞。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一次講話中公開批評「農業學大寨」；他尖銳地指出：農業學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壞生態平衡，勞民傷財」，並認為學大寨是極大的浪費，是把農業引入歧途。很快，政治風氣轉向，已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中壩島攔河壩工程，以及大寨主持修建的「西水東調」工程等專案相繼下馬。《人民日報》後來如此評價大寨的「西水東調」工程：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終於下馬了，這是農田水利建設中一個極為沉痛的教訓。這項工程，侵佔了群眾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重犯‘一平二調’的錯誤。它不顧自然條件，盲目地‘想新的，幹大的’，隨心所欲，勞民傷財。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年月，象昔陽那樣的‘西水東調’式的蠢事，是不少的。長期以來，由於工作指導上的錯誤，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我們幹了不少“西水東調”式的蠢事，造成了人力、財力、物力的巨大浪費。據我所知，有個大隊在上級提出的“萬池大會戰”的號召下，花了六萬多元，投工幾千個，在一些山頭挖了三十個噴灌蓄水池，因當地水源缺，大多數是“白天裝太陽，晚上裝月亮”。又如某地為把彎曲的河流截直，在畝產千斤的耕地上開挖新河。新河挖出來了，因落差大，水勢猛，又耗費巨資維修，舊河填不了，使耕地大面積減少。至於不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大搞“人造平原”、改坡地為梯地等勞民傷財的蠢事，在一個縣、甚至一個公社都可以舉出幾件。粉碎“四人幫”以後，隨著黨的思想路線的宣傳和貫徹，此類事情是有所減少。但是在經濟建設中，甚至在某些生產計劃、生產措施的決定和實施中，不問自然規律、經濟規律，不問經濟效果，憑個人意志辦事的做法，依然嚴重存在。幹“西水東調”式的蠢事的原因究竟在哪裡？危害到底有多大？從經濟建設的計劃、方案、實施等方面，應採取什麼行政、經濟、法律措施來防止“西水東調”的錯誤？由於中央批准可以公開批評和討論「大寨問題」，1979年新華社內部刊物率先刊載了幾篇揭露大寨、昔陽真實情況的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相繼報道、揭發、批判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極“左”錯誤，在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反響。1980年6月15日，在上級的直接授意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大寨經驗進行了總結：發展農業生產應該鼓勵各個地區因地制宜，發揮自己的優勢，做到農林牧副漁五業並舉...可是，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由於不問土質、地勢、生產習慣、技術條件等具體情況，統統強調抓糧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漁不漁，不但不能揚其所長，反而強人所難，趨其所短，結果是“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種“一刀切”的錯誤方針，表現在農業基本建設上，突出的就是到處硬搞整齊劃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綿田”，硬搞“連成片，一條線”的園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幣，耗費在收益很小的黃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沒有收益，反而破壞了生態平衡，貽害了子孫後代。觀念交織.隨著時代變遷，越來越多人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大陸政府開始倡導生態意識、環保意識，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被正式確定為基本國策。據國家發改委統計，從2000年至2010年，大陸在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投入金額近1萬億元。在理念上，官方宣傳也由毛時代的「人定勝天」轉進到了現下的「和諧共生」。2020年底收尾的脫貧攻堅戰，政策便是從大寨當年的「改天換地，重新安排山水」調整到了十一五規劃開始的「易地扶貧」，即將環境惡劣地區的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搬遷安置的模式。另一方面，「大慶大寨是榜樣」「戰天鬥地」或是「抗天鬥地」作為政治符號，還是經常以正面形象被官媒所傳揚與歌頌：“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從此成為鼓舞全國人民改造山河、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動員口號，成為一種改造中國社會、改造自然的巨大精神力量。為這個偉大精神所感召，中國人民抒寫了無數重整山河的壯麗詩篇。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全國人民面對極端困難的考驗，展開了一場同自然災害和物質匱乏的鬥爭。山西昔陽縣大寨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河南林縣人民開鑿紅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壯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今日的中國仍熱衷於自然改造，缺乏可靠的資料支撐，不經過嚴格的、規範的科學論證，草率上馬的各類工程項層出不窮；對自然山川採取一種敵對態度，輕言干預大自然、好大喜功、以大為美的思維非常普遍。續三峽水利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之後，各地陸續出現珠江三角洲西水東調工程、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紅旗河藏水入疆工程、雅魯藏布江大壩等超級自然改造工程；2000年後中國大陸更出現新一輪的削山造城潮，大寨時期“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愚公移山、向山要地”、“削山填溝、人造平原”作為理念和口號被重新拾起，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大躍進時期唯心主義史觀在21世紀的翻版。批評.謊報糧食產量.1973年的春天，昔陽地方連續乾旱，生產形勢不樂觀。陳永貴發動全民總動員，中小學生停課，男女老少走山路，挑井水上田，以保證春耕播種，稱之為「天大旱，人大幹，千里百擔一畝苗」。實際上，昔陽縣共有耕地40萬畝，人工挑水的做法，無法完成那麼大規模的下苗任務。當地縣委提出放棄一半，保住另一半20萬畝地的建議，被陳永貴否決。乾旱40來天后，昔陽開始降雨，於是渡過難關。陳永貴在之後給農林部和北京市委舉辦的報告會上，對外公開宣稱73年是「沒見過的大旱，沒見過的大幹」，並預言秋天會有「沒見過的大豐收」而且「全縣糧食總產量會超過歷史最高水平」。這個話很快作為政治宣傳，傳遍了全國。1973年的秋天，長達一個月的陰雨天氣，使得昔陽全縣糧食歉收。陳永貴此時剛在中共十大上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了抵消事件的政治影響，山西地方配合上級指示，各級單位層層多報謊報。1973年的實際糧食產量為1.39億斤，上報最後調整到2.39億斤，比實際產量多報了1億斤，並且是按此數目，上納給糧食廳。大寨作為全國樣板，政治上不能減產，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又是以73年的賬目為基礎，繼續虛報，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77年。根據新華社報道，山西省統計局的核算，昔陽縣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間，總共虛報了糧食產量2.7億多斤，比這五年實際糧食產量多報了近24％。吃國家偏飯.有批評認為，大寨雖然在當時被標榜為「自力更生」，但是實際上也吃了國家的「偏飯」。以農機為例，國家就近在大寨附近設廠，供應當地農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又以化肥為例，在化肥稀缺的60、70年代，昔陽縣這方面的供應，也是有求必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