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北京傳道團

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又稱“俄羅斯館”，是由俄羅斯帝國於中國清朝康熙年間建立的，以在中國傳播正教為主要目的，兼顧蒐集中國情報的宗教團體。傳道團建立於1714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傳道團改組為東正教北京總會，結束了北京傳道團的歷史，期間共組織了十八屆北京傳道團。緣起.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清朝與俄國在雅克薩城爆發了雅克薩之戰。俄軍戰敗，於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其間，清軍先後俘獲俄國軍民九十九人，其中有五十九人押往北京，清軍依照處理戰俘的慣例將這些俄羅斯人編入鑲黃旗，史料記載，清政府當時命令：“羅剎歸順人頗多，應令編為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籍”。這些定居於北京的俄羅斯人被稱為阿爾巴津人。在這些編入八旗的俄羅斯人中有一位正教會司祭馬克西姆·列昂節夫，他在北京為阿爾巴津人主持正教會的宗教活動，清政府也將北京胡家園衚衕的一座關帝廟劃撥給他們興建正教堂，這就是今天的北館。1710年，馬克西姆·列昂節夫病死於北京，阿爾巴津人德米特里·涅斯托羅夫和阿歷克賽·斯塔裡增等人投書沙皇彼得一世，要求彼得委派一位司祭主持北京的正教會活動。彼得收到書信後委派雅爾庫茨克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帶領其他七位神職人員組成一個傳道團前往北京，傳道團於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抵達北京。這就是第一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歷屆傳道團.第一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15年4月30日抵達北京——1717年10月10日大司祭病死北京重要事蹟.第一屆傳道團成員彼得·卡爾馬克和尼卡諾爾·克柳索夫在北京與中國女子結婚，歸入八旗，並被清政府授予武官品銜。第一屆傳道團後期，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侵吞清政府理藩院向傳道團成員發放的月規銀，導致列扎伊斯基名譽掃地，於1717年10月10日因飲酒過度在北京去世。第二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29年傳道團抵達北京——1736年大司祭被押解回俄國第二批 伊拉里昂·羅索欣、格拉西姆·舒利金、米哈伊洛·波諾馬廖夫第三批 阿列克賽·弗拉迪金、伊凡·希希羅夫、伊凡·貝科夫重要事蹟.1717年第一屆傳道團大司祭伊拉里昂在北京去世後，俄國方面很快任命了佩列斯拉夫－扎列斯基兩地主教英諾森·庫利奇茨基擔任第二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但是由於那段時間清俄兩國關係緊張，清政府禁止傳道團入境。直到1727年清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清朝才允許傳道團入境。條約規定：“京城之俄羅斯館，嗣後惟俄羅斯人居住。其使臣薩瓦所欲建造之廟宇，令中國辦理俄羅斯事務大臣在俄羅斯館建造。現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請增遣喇嘛三人之處，著照所請。俟遣來喇嘛三人到時，亦照前來喇嘛之例，給予盤費，令住此廟內。至俄羅斯等依本國風俗拜佛唸經之處，毋庸禁止。再薩瓦所留在京學藝之學生四名，通曉俄羅斯、拉替努話二人，令在此居住，給予盤費養贍。”從傳道團組建到獲準進入中國期間，伊爾庫茨克耶穌昇天修道院大司祭安東尼·普拉特科夫斯基透過散佈詆譭英諾森的言論，取代了後者的地位，成為第二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傳道團1729年抵達北京。在第二屆傳道團任內，北京發生強烈地震，北館聖尼古拉教堂在地震中倒塌，1732年，大司祭向阿爾巴津人募集資金重建了北館。1735年，傳道團又在俄羅斯館建立了奉獻節教堂，即南館。1736年，大司祭安東尼，因在任內侵吞傳道團公款，併為獲取更大權力散佈不利於他人的謠言，被剝奪傳道團大司祭的職務，並被押解回俄國，接受審判。至此，第二屆傳道團結束。第三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36年傳道團抵達北京——174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重要事蹟.1736年，第二屆傳道團大司祭被解職回國，貝加爾的主易聖容修道院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魯索夫被任命為第三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伊拉里昂不滿這一任命，因而終日借酒消愁，平日花銷甚巨，不僅將清政府理藩院發放的月規銀花光，還散盡傳道團的公款，甚至將教堂的聖物銀器悄悄典當，其間他的下屬投書俄國控告伊拉里昂。史料記載，控告信稱伊拉里昂“傳著女人的衣服在修道院裡走來走去，自稱是處女，還做了許多其他的惡作劇”。1741年，俄國本土的宗教法庭尚未處理伊拉里昂，他就因為酗酒誘發癲癇，病死於北京。至此，第三屆傳道團結束。第四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43年抵達北京——1755年大司祭專任他職重要事蹟.第四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的選擇歷盡周折，先後有七位主教獲得提名，但他們均拒絕遷往北京，最終獲得任命的是基輔聖米迦勒金頂修道院副院長格爾瓦西·林採夫斯基。相比於他的前任，格爾瓦西在任內的工作非常積極，他在北京經常主動接觸清朝官員和來自西歐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俄國政府蒐集了大量有關中國和西歐的資料。1755年，在北京任職十年之後，格爾瓦西被委任為白俄羅斯佩列雅斯拉夫教區主教，離開中國。至此，第四屆北京傳道團結束。第五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55年傳道團抵達北京——177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重要事蹟.沙皇曾親自過問第五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人選。1755年12月25日，傳道團隨俄國商隊抵達北京。第五屆傳道團司祭索夫羅尼在北館附近自縊身亡。1771年6月1日，大司祭阿姆夫羅西·尤馬托夫因結石，病死於北京，葬於安定門外。第六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72年傳道團抵達北京——1781年大司祭離任重要事蹟.1771年，第五屆傳道團大司祭病死北京後，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附設神學院的法語和德語教師、修士輔祭尼古拉·茨維特，被越級提升為修士大司祭，任命為第六屆傳道團首領。在第六屆傳道團任內，中國政府頒佈的禁止天主教的法令。正教會與公教會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均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尼古拉沒有完成蒐集中國和西歐情報的任務，於1781年離任。回到俄國後，受降職處分。第七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81年抵達北京——1794年任期結束重要事蹟.1781年11月2日，第七屆傳道團抵達北京。第七屆傳道團任內，俄羅斯正教會最高宗務會議向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下達一份工作指示。此指示此後一直是北京傳道團大司祭的行為準則。第七屆傳道團修士司祭安東尼，留學生葉戈爾·薩列爾托夫斯基、伊凡·菲洛諾夫、阿歷克賽·波波夫等人因酗酒死於北京。修士輔祭伊茲拉伊爾病死於北京。下級神職人員曾反對大司祭約阿基姆約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第八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794年抵達北京——1807年任滿重要事蹟.莫斯科都主教區派往莫斯科大學教授宗教教義和《聖經》的教師索夫羅尼·格里鮑夫斯基被任命為第八屆傳道團大司祭。索夫羅尼任內並無令人矚目的建樹。在中國十三年後，對漢語和滿語仍一無所知。他以較多的時間聚斂錢財。史料記載，索夫羅尼曾數年不向下屬發放薪金，向中國人發放高利貸，且因債務糾紛被訴訟至衙門。第九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07年——1821年重要事蹟.雅金甫生於教士家庭，是伊凡修道院一位普通的修士。因受喀山大主教的賞識，被越級提升為大司祭，任命為第九屆傳道團首領。俄國政府調整北京傳道團的行政隸屬關係。其上級機構由西伯利亞總督衙門調整為俄羅斯外交部。自此，傳道團擔負更多為俄國外交政策蒐集情報的任務。雅金甫任內建樹頗多。他僅在二年內就精通漢語和滿語。他積極接觸清朝各級官員與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傳道士，蒐集到大量西歐與中國的情報。這些情報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制定大陸政策，與英國奧地利結盟反對拿破崙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雅金甫在任內成為一位漢學家。1817年，他憑目測與步量，繪製了一幅《北京城郭平面圖》，他將《資治通鑑綱目》、《大清一統志》、《四書》、《三字經》等中文典籍翻譯成俄文，還著有《西藏記事》、《蒙古札記》、《北京記事》、《成吉思汗前四汗本紀》、《準嘎爾和東土耳其斯坦的遠古和現狀記述》、《蒙古的語言、部落、人口、平民階級》、《蒙古人的古代和現代祈禱儀式》等書籍文章。其中《西藏記事》、《蒙古札記》價值尤為突出。雅金甫因此獲得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和古物學通訊院士的榮譽。1822年，第九屆北京傳道團任滿回國。或因教會內部權力鬥爭，雅金甫被指控任內疏於管理宗教事務，革去教職為普通修士，被宗教法庭判處終身流放，發配至偏遠的修道院。3年後，由俄國外交部部長涅謝爾羅德出面將他調到外交部亞洲司，翻譯中文官方檔案，直到1853年5月11日雅金甫去世。在此期間，雅金甫著有《中華帝國詳志》、《中國國情與民風》、《西藏青海史》等著作，並因為這些著作三次獲得俄羅斯科學院傑米多夫獎。第十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21年——1830年重要事蹟.第八屆傳道團的留學生帕維爾·伊凡諾維奇·卡緬斯基任第十屆傳道團的大司祭。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關照這屆傳道團的活動，在傳道團臨行前，賜大司祭一支華麗的十字架和一枚二級聖安娜勳章。賜司祭以上所有成員佩戴方挎的權利，為隨傳道團抵華的所有留學生授予官銜，增加薪俸，且賞賜大量圖書。傳道團抵達北京後，尼古拉一世再次賜予一副十字架。第十屆傳道團任內，依照俄羅斯正教會最高宗務會議的指示，在北京成立教務會議，標誌北京傳道團在正教會內部地位上升。第十屆傳道團任滿回國後，大司祭得到2000銀盧布獎金。二位司祭一位留任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一位在莫斯科一所修道院任大司祭。第十一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30年——1840年重要事蹟.第十屆傳道團的修士司祭維尼阿明·莫拉契維奇任第十一屆傳道團大司祭。據史料記載，維尼阿明為人專橫，傳道團內部關係因此不和。傳道團成員帕維爾·庫爾梁德採夫、阿列克賽·伊萬諾維奇·科萬尼科先後因此中途返回俄國。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祇得幹預，在維尼阿明任滿之前將傳道團交由司祭阿瓦庫姆·切斯諾伊負責。第十一屆傳道團畫家安東·米哈伊洛維奇·列加諾夫引人矚目。他經常出入清朝王公大臣的府邸，為他們畫像，成為維繫傳道團與清廷良好關係的紐帶。第十一屆傳道團任滿回國後，全部成員都受到沙皇嘉獎。第十二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40年——1849年重要事蹟.第十一屆傳道團輔祭佟正笏，因受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賞識，獲提名，任第十二屆傳道團大司祭。由於西伯利亞總督的關係，俄國外交部亞洲司給予佟正笏極大的信任和權力，並要求他在任內儘量獲取有關中國的一切情報。史料記載，在他赴任前，俄國外交部給他的檔案要求他"“取得清政府中那些能夠以某種方式影響清帝國政治事件程序的人的好感，以觀察與注意清政府與社會的動向”"。佟正笏任內，清朝經歷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的巨大變化。佟正笏蒐集的各種資訊為俄國政府制定遠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俄國政府授權佟正笏於1847年7月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許俄商在新疆塔爾巴哈臺“三處通商”。佟正笏在任滿回國後，由於蒐集情報的出色工作，獲得1500銀盧布獎金。第十三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50年——1858年重要事蹟.第十二屆傳道團輔祭巴拉第·卡法羅夫任第十三屆傳道團大司祭。第十三屆傳道團輔祭康斯坦丁·安德列亞諾維奇·斯卡奇科夫是沙俄時代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他在傳道團期間所著的《北京日記》詳細記載太平天國時期，北京的社會生活與清政府高層的反應。由於他對中國的研究，他被俄國地理學會、經濟學會、天文學會、東方與美洲人文學會接納為會員，從北京傳道團離任後，康斯坦丁先後出任了俄國駐塔城領事、駐天津總領事。第十三屆傳道團任內，中國與英國和法國之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戰爭期間，傳道團為英法軍隊提供大量情報。傳道團醫生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赫拉波維茨基參與起草清俄《璦琿條約》。第十四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58年——1864年重要事蹟.1858年，第十二屆傳道團司祭固裡·卡爾波夫，被任命為第十四屆傳道團的大司祭。與他的前任一樣，固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為英法軍隊提供關於清朝的情報，同時為清政府調停。在英法軍隊進攻通州的戰役中，固裡向他們提供清朝駐軍的資訊與第九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繪製的《北京城郭平面圖》。此後，關於《中俄北京條約》的談判中，固裡被任命為俄方的談判代表，以極其強硬的姿態出現在談判桌前。史料記載，清政府的官員評價俄方談判代表「狡執異常，幾乎一字不能更易」。第十五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65年——1878年重要事蹟.根據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直接派出駐北京公使作為官方外交人員，由於駐華公使的出現，北京傳道團的管轄權再次移交給了俄羅斯正教會最高宗務會議。1864年，會議決定任命第十三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羅夫為第十五屆傳道團大司祭。巴拉第第二屆任內，在中國東北進行大量的考察工作。1870年，他與一位俄國地理學家從瀋陽出發，經過齊齊哈爾，到海蘭泡、伯力，後沿著烏蘇里江下行至海參崴，沿途考察了中國東北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自然環境。1871年，他又詳細考察了中國東部沿海的重要海港、海灣。他以這兩次長途旅行所蒐集到的資料為基礎寫出了《從北京經滿洲到海蘭泡旅行記》、《烏蘇裡地區歷史概要》等書。巴拉第創辦以中國研究為主題的期刊《彙報》，翻譯或撰寫《佛陀傳》、《早期佛教史略》、《佛教神祇概述》、《漢俄大辭典》、《中國伊斯蘭教》、《長春真人西遊記》、《金七十輪》等著作。第十六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79年——1883年重要事蹟.1879年，第十六屆北京傳道團抵達北京。第十六屆傳道團任期內，大司祭弗拉維昂·高連茨基將工作的重心從外交和情報收集事務轉向傳道。他積極奔走於中國各地。北京、內蒙古、漢口等地的正教會信徒數量都有較大增長。第十七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84年——1896年第十八屆北京傳道團.存在時間.1896年——1931年重要事蹟.第十八屆北京傳道團是最後一屆傳道團，此後成立東正教北京總會與中華正教會。在這一屆北京傳道團任期內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中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其間的變化非常巨大。1900年，中國爆發了針對在華外國人和基督教信徒的義和團運動，在北京的北館被拳民焚燬，在北京的正教徒有二百餘人被殺，傳道團的一名司祭和數名教堂輔助人員被殺。此外安定門外的俄國墓地被搗毀。北京傳道團在張家口、北戴河等地設立的教堂和禮拜所也被拳民破壞，傳道團大司祭則躲進俄國駐華公使館避難。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大司祭英諾肯提乙返回俄國述職，並且因為他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留守北京而被提升為主教，之後他帶領三十餘名神職人員和大筆資金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後，英諾肯提乙用庚子賠款復建了北館，並利用復建的機會購置土地擴大北館規模，在北館附近又新建了諸聖殉道者堂、聖母堂等新的正教堂，並且開設了學校、修道院、麵粉廠、織布廠、果園等附屬於傳道團的產業，透過經營這些產業，第十八屆北京傳道團聚斂了大量財富。由於有了庚子賠款和教產的經濟支援，傳道團在北京之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傳道活動也達到了空前規模，在東北、河北、湖北、新疆、天津、上海等省區建立了許多教堂、修道院、教會學校和養老院等機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大批反對布林什維克革命的俄國人流亡中國，他們在流亡的同時攜帶了大筆財產，他們來到中國進一步為北京傳道團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支援。由於新成立的蘇聯政府拘捕並審判了莫斯科牧首且宣佈廢止牧首制度，一批反對蘇聯政府的正教會神職人員成立俄羅斯外國正教會主教會議，形成一個流亡-{教廷}-。北京傳道團的主教英諾肯提乙加入了這個流亡-{教廷}-，而這個-{教廷}-也將傳道團升格為東正教北京總會。在此期間英諾肯提乙收留了大批逃亡中國的俄羅斯貴族，為他們的反攻計劃提供資金支援。1924年，為了對抗蘇聯政府提出的接管東正教北京總會教產的要求，英諾肯提乙在東正教北京總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正教會，由俄羅斯外國臨時主教公會議任命他為中國正教會大主教，1930年，進一步升職為都主教。評價.傳道.相比於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國的傳道活動，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在傳道方面非常失敗。截止第十七屆傳道團任內，雖然經歷了將近200年的發展，但全中國僅有四百餘名正教會信徒，直到第十八屆傳道團時期情況才有所改觀，但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十月革命造成的逃亡。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早期的傳道團將工作的重心放在蒐集情報和從事外交活動上，另一方面是由於傳道團始終不肯接納中國籍神職人員加入，以至缺少足夠的神甫進行佈道活動。中俄文化交流.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傳道團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俄國早期的漢學家幾乎均出自北京傳道團的神甫和留學生，例如第三屆傳道團的留學生伊拉里昂·羅索欣，在北京期間透過賄賂清政府理藩院的官員成功地將禁止外傳的皇清一統全圖竊出並翻譯成俄文，返回俄國後便加入科學院，專門從事漢學與蒙古有關的研究工作，他甚至還專門寫出書籍教給後來的傳道團成員如何賄賂清朝官員，由此可見其人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之深；又如第九屆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大量研究和翻譯了中文歷史外交與政治.相對於傳道，外交和政治事務是北京傳道團更主要的任務，從第一屆傳道團開始，這個宗教團體就被俄國政府賦予了直接蒐集中國和間接蒐集歐洲情報的任務，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傳道團更是直接肩負外交的使命。在將近200年的歷史中，傳道團蒐集的關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中國東北、蒙古等地區的情報是俄國政府制定遠東政策的重要依據。傳道團在這方面的作用在1860年之後達到頂峰，他們不僅以提供情報的方式間接參與了歐洲國家與中國的戰事，第十四屆傳道團的大司祭固裡甚至作為沙皇的談判代表直接參與了《北京條約》的制定。從這一角度講，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可以看作俄國政府以傳道名義安插在中國首都的一個重要情報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