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麟

賀麟，字自昭，男，四川金堂人，中國近現代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9年至1926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賀麟建立了“新心學”哲學體系，是中國新儒家的代表，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史專家和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生平.早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楊柳溝村一個士紳家庭。父親賀松雲，是晚清秀才，畢業於金堂正精書院，曾主持鄉裡和縣裡的教育事務——當過金堂中學校長、縣教育科長。《朱子語類》和《傳習錄》為幼年啟蒙讀物。1909年入私塾讀書，不久到鎮上讀小學。1914年小學畢業，因身材矮小、體質瘦弱，父母遂命仍在小學進修。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屬聯中——石室中學，主學宋明理學。1919年秋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屬中等科二年級，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1926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1928年2月修滿學分，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學院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學士論文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3月轉入芝加哥大學專攻哲學。9月轉入哈佛大學。192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完成《道德價值與美學價值》、《自然的目的論》兩篇論文。任職北大.1932年被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1933年1月發表《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概要》。1935年4月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等發起成立「中國哲學會」。1936年，翻譯魯一士《黑格爾學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與金嶽霖等人發起組織邏輯學研究會。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6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開學典禮。11月1日開始上課。文學院設在南嶽衡山腳下的聖經書院。1938年2月臨時大學南遷，4月到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學。賀隨文學院遷至離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縣，執教於哲學心理系，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沈有鼎、鄭昕、陳康等哲學家共事。1938年10月，賀麟應北大法學院院長兼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周炳琳邀請，去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教哲學半年。北大張祥龍教授說，賀麟去重慶是因為他早在留學時期就“從思想上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心要以“學術來救國”，再加上他對西南聯大隻重視繁瑣考證和“猶唱後庭花”的鬆垮風氣很受不了。賀麟自己則表示“是錢穆勸我去的”。 在中央政校教書期間，蔣介石曾經在某個週六臨時起意到學校接見賀麟，不巧賀麟赴城內訪友未能見面。之後，賀麟曾帶著自己所出版的《黑格爾學述》與個人簡歷、講稿等，請陳果夫轉交委員長。1940年，“經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同意，賀麟二度借調到中央政治學校講學半年”。這一年的年底，蔣介石讓秘書拍電報到昆明，約見賀麟。1941年1月15日正午賀麟由陳布雷陪同在重慶黃山別墅見到蔣介石。“正午與賀麟談哲學”“十五日，聽賀麟講哲學。”1月17日，《蔣介石日記》寫：“回憶去年，餘本身進步，以宗教之信仰與哲學之心得為最大。餘之性情，本以哲學最近，然雖至此五十以上之年齡，恐亦不能深信至此。”又記曰：“近日對於哲學與宗教之研究，幾乎朝夕不倦，每至午夜，不忍釋卷。”張祥龍教授稱：“賀對蔣講到了他要介紹西方古典哲學、貫通中西思想、發揚孫中山三民主義精神的想法。”2月11日蔣介石“與賀麟談《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彼頗有見地”、“下午會客，校閱賀麟著《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蔣則答應由政府出資，建立“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由賀麟單獨負責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於1941年成立，最早出版的四本書分別是：賀麟譯斯賓諾莎的《致知篇》、陳康譯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謝幼偉譯美國近代哲學家魯一士的《忠之哲學》、樊星南譯魯一士的《近代哲學的精神》，各書均由商務印書館印行。賀麟回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在昆明教書，蔣介石讓秘書打電報要我回重慶。我與陳果夫一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把我的書圈的圈，點的點，劃的劃，甚為認真”。當時聯大哲學心理系教師被蔣介石電召赴渝講學、見面者，只有馮友蘭和賀麟兩人。1941年6月，西南聯大內國民黨的組織工作也在積極地進行。根據西南聯大區黨部書記長姚從吾寫給中組部部長朱家驊的信，負責籌備工作的姚從吾經過審慎地考察，推薦周炳琳、陳雪屏、賀麟、田培林、鄭天挺五位教授入黨。7月23日召開了西南聯大全校黨員大會。賀麟等人與查良釗、錢端升等人一起“成為西南聯大開展國民黨黨務的中堅力量”。 1942年2月1日發表《宣傳與教育》一文。10月24日張蔭麟在貴州遵義病逝。次年3月1日，發表《我所認識的蔭麟》一文。1944年3月發表《謝林哲學簡述》一文。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當代中國哲學》，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與人生》。1948年12月17日，蔣介石發電報給傅作義，要傅幫忙安排幫助蔣所指定的62名學者搭飛機到南京，準備撤離北平，名單中包括賀麟。在電文中，賀麟的名字列在“在平教育行政負責人”，且加上了“括號”，是優先搶救的人選之一。1949年1月，拒絕到臺灣，表示不再同國民黨往來。據張祥龍所述，1948年陳布雷的自殺，對賀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曾說：“陳布雷死後，我對蔣介石更加失望，他竟這樣對待自己的左右……”投奔中共.賀麟在《我和胡適的交往》中有所說明：1949年北平臨解放前，清華校長梅貽琦到胡適家來，兩人商量了出走的事。不久，兩人就先後飛往南京去了……我不知道共產黨地下組織是否已經勸告胡適、梅貽琦不要走，但我自己是有這個經歷的。一個叫汪子嵩的學生曾經代表地下黨組織找我，勸我留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當時的回答是：“我沒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謝謝你們。”不過我是動了心的。據說，當時北大地下黨負責人王漢斌要汪子嵩別暴露黨員身份，以防意外。汪說：“不要緊，我相信他不會給警備司令部打電話，叫人來抓我的。”也有人勸我以走為好。但我想，我又不幹壞事不犯罪，幹嗎要走呢？而且這麼多書怎麼帶走呢？我也懂點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黨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可怕，知道共產黨也還需要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這期間，有四次機會我可以飛南京，我都沒有走。經過反覆考慮和思想鬥爭，我終於留下來了。賀麟因為閱讀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幫助他自己“在思想上與蔣介石的反動思想劃清界限”。賀麟後來多采取間接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當年捧蔣的不當。1986年，賀麟將194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改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交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寫的序言中，賀麟特別說明：“由於我當時對於辯證唯物論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 1945年版中所有有關國民黨、三民主義與蔣介石的部分在新版中都被刪除；更改了對部分哲學家的評價；改變了對“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與以往的負面評價。1954年，翻譯黑格爾《小邏輯》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開始，其學術重點放在翻譯上，學術鋒芒逐漸消失。1959年，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四卷。1962年，譯作《康得哲學論述》、《精神現象學》在北京出版。1966年5月文革開始，因其特殊經歷與特殊地位，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的帽子，多次被批鬥、抄家。1973年，臺灣重新出版了《文化與人生》。1978年在蕪湖召開的「全國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作了《黑格爾哲學體系與方法的一些問題》的講話。1983年年初發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於福建論壇第1期。1984年3月被聘為《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學術顧問。《法哲學原理》由臺灣仰哲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參加《黑格爾全集》編譯委員會在北京昌平召開翻譯出版討論會。1990年，《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出版。1992年9月23日上午8時30分，賀麟於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0歲。zh-hans:重定向;zh-hant:重新導向;}--{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