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是指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等人為糾正文革錯誤、改變當時國內混亂局面、使國內局勢趨於穩定而進行的一系列平反和社會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這場變革發生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涉及意識形態、政治法律、科教文化等方方面面，為改革開放奠基。鄧小平於1977年9月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他也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核心人物。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78年間，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等人奉行“兩個凡是”原則，持續了毛澤東時代的路線。1978年5月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兩個凡是，12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反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次講話也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取代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並強調“四個現代化”。撥亂反正時期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大量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後的數年內全國平反的案件達三百多萬件，並特別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80年代初，鄧小平等人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於1982年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和思想。而在科教領域，1977年，鄧小平決定恢復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之後主導了對文革期間受迫害並被批鬥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的平反，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其中，中共中央特別為姚桐斌、趙九章兩位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兩彈一星元勳”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為國捐軀的“烈士”。但另一方面，撥亂反正也存在侷限性和諸多爭議，例如“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八二憲法》，指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部分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未獲平反，並且文革中許多屠殺事件的領導者和參與者並未受到法律審判或量刑過輕。此外，天安門城樓上依然保留毛澤東像、天安門廣場上興建毛主席紀念堂也受到爭議。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鄧個人的侷限性，尤其是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並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而自撥亂反正時期起，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就一直存在巨大爭議。背景.名詞釋義.原文典故.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歸於正道。此成語出自《春秋》的《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意思則是：孔子寫《春秋》，是為了扭轉亂世，使社會政治回歸於正道，因此來看，沒有什麼比《春秋》更合情理了。現代定義.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強調：“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對撥亂反正作了定義性闡述：即“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 胡耀邦曾評價撥亂反正時期是：“撥亂反正，扭轉乾坤”。歷史背景.1966-76年間，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治，造成了體制性重創和空前的社會浩劫，國家主席劉少奇被非法罷免、迫害致死，數千萬人受到迫害，據各方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到兩千萬不等。1974-75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情惡化，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主持了“1975年整頓”，扭轉了文革期間社會生活和經濟工作的部分混亂局面，但部分舉措遭到了“四人幫”的反對和批判。1975年11月，毛澤東擔心文革之後被翻案，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遭到了鄧的拒絕，隨後在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推動下，全國開啟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春鄧小平第三次下臺。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一舉粉碎四人幫，終結了文化大革命。10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其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而提出“兩個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路線。意識形態.真理標準大討論.1976年10月，華國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併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但此後他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反而提出“兩個凡是”來延續毛澤東時代的路線，並且：1977年7月，在葉劍英、陳雲等人的支援下，鄧小平獲得平反並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同年9月，陳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強調“實事求是”。1978年5月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批評兩個凡是，支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次講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意識形態變更的一個拐點。此後，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認領導地位，取代時任黨主席兼總理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全面否定文革.1978年前後，鄧小平及其支持者逐漸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此後還強調“四個現代化”。 1980-81年間，華國鋒先後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等職務。1980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1981年1月25日，“四人幫”成員等10名被告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判決， 其中江青、張春橋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別的主犯則分別判以無期或有期徒刑。1981年3月3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兼特別法庭庭長江華作了相關報告，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發生的特別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有共同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有共謀的犯罪行為，形成了一個反革命聯盟。他們憑藉當時取得的地位和權力，採取公開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種手段，進行反革命犯罪活動長達十年之久，案情特別重大，牽涉面很廣，因而審判這起案件的任務十分繁重。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將文革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國官方認為，這份決議的透過標誌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也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政法領域.政治界.鄧小平主張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錯誤，平反冤假錯案，並提出“集體領導”的模式。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後，陳雲在分組討論中提出要系統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得到與會者響應。在與會者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重大錯案平反的決定。根據198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的文章《撥亂反正立豐碑》，1978年後的數年內，共平反全國達三百多萬件案件。平反的案件不僅限於文革時期，也包括一些其它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譬如“反右運動”中的絕大多數右派均被平反，但依然有百餘人未獲平反。 此外，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導了對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為諸多文革時期受到迫害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其中包括：法律界.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道：“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 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毛澤東進一步認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 文革期間，1967年謝富治等人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口號，獲得毛澤東的支援。1975年，中共中央主持重新修訂了憲法，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七五憲法》，並在正文內納入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內容，將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廢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職位，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與憲政主義背道而馳。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978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人在“兩個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三部憲法《七八憲法》，該版本雖然刪除了部分文革語調、恢復了《五四憲法》部分公民權利條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文革用語，並且沒有恢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憲政內容。這部憲法的正文保留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相關條款，仍將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依然帶有明顯的侷限性和文革色彩。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經歷2年多的修訂，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思想和觀點。《八二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定基礎，其部分內容包括：科教領域.學術界.1966-1976年間，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科研發展造成了重大沖擊，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內，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1968年“兩彈一星元勳”姚桐斌被毒打致死、“兩彈一星元勳”趙九章自殺身亡，而包括“兩彈元勳”鄧稼先、 “氫彈之父”于敏等人在內的許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屬受到政治迫害，部分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汙衊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為周恩來於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1位高階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國範圍內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數學家熊慶來1969年被迫害致死，華羅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陳景潤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樓自殺未遂。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傅雷、熊十力、田漢、翦伯贊、吳晗等，也因受迫害身亡。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等觀點，與四人幫於1971年提出的“兩個估計”對立。1978年起，鄧小平主導了對學術界、思想界的撥亂反正，中共中央為姚桐斌、趙九章等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兩彈一星”元勳平反，並將姚桐斌追認為“烈士”。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此後鄧還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以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平反並恢復名譽。教育界.文革期間，中國的高考停止，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上千萬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開展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給中國社會和教育界造成了混亂。1970-1976年，工農兵學員靠推薦上大學。1977年，第三次復出政治舞臺的鄧小平決定恢復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重建了教育的公平與公正，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拐點，改變了眾多人的命運。在此期間，中國文壇還誕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相關文學流派。1978年10月，鄧小平提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批駁了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的“全國都成了文盲也是一個勝利”的說法。撥亂反正期間，“實施義務教育”的口號被提出；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推動下，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新編憲法《八二憲法》，恢復了對知識和教育的尊重。此後，1983年10月，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1984年11月，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成立了“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檔案起草領導小組”，著手進行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檔案的起草工作。1985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提議下，經人民代表大會透過，確定每年“9月10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師節。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佈，中國大陸開始正式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此外，美籍華裔數學大師陳省身還曾向鄧小平提出要提高教授的待遇、每個教授每月至少100元的建議，該提議獲得了鄧小平的認可並很快得到落實，全國的教授從那時起，每月都得到了100元的額外補貼。侷限性和爭議.對毛澤東的評價.有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等人主導的撥亂反正也存在著侷限性和爭議，例如“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了《八二憲法》，拒絕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此外，1976-77年，華國鋒等人主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興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此舉備受爭議。而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天安門城樓上依然保留毛澤東像亦備受爭議。還有學者認為，撥亂反正期間鄧小平也體現出其個人的侷限性，具體表現在對毛澤東、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等等的反思和評價上，尤其是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依然突出毛澤東思想、堅持認為毛“功大於過”，而將文革的大部分責任推給四人幫和林彪。在世界範圍內，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歷來充滿爭議。1979年起，以魏京生為代表的異議人士曾發起了“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北京西單地區張貼標語、大字報，以爭取民主和自由，批評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但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打壓。1980年8月，義大利著名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在北京對鄧小平進行了專訪，期間鄧小平在回應關於是否拆除毛主席紀念堂的問題時，說道：“粉碎‘四人幫’後，建毛主席紀念堂，應該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願的。... 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而對於同樣有爭議的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鄧小平對法拉奇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 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限解放和一黨專政.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期間，鄧小平在提出“思想解放”的同時，於1980年也提出了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而在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又提出“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的觀點。而“反右運動”中的被批鬥者依然有百餘人未獲平反。此後，198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又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兩次運動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人的干預下才逐漸結束。有學者認為這些運動是繼文革之後再次發生的左傾運動、是文革的“迴光返照”，而撥亂反正中的“思想解放”也是有限的思想解放。此外也有人認為，雖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但該決議並未徹底清算文革的罪錯，也未能進行深度反思，隨後中共中央只組織清理了三種人，甚至下達了“不準反思、不要討論”的禁令；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對文革徹底清算將會影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開展。還有學者認為，雖然鄧小平等人進行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犯了很多錯、有虧欠人民，但他們的許多行為和言論還是在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法律審判爭議.文革期間，中國大陸許多地區發生了大屠殺事件，而這些事件中的一些直接領導者和主要犯罪分子並未受到法律的審判或者僅受到了輕度的處罰，這在部分地區引起民憤，亦有大批民眾前往北京上訪。文革博物館受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學者曾公開呼籲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後人記住這段歷史教訓，防止其重演；該呼籲獲得不少民間人士的支援，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應。巴金等人也在1980年代中共進行的“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受到批判。1996年，廣東汕頭地方政府曾啟動興建地方的文革博物館，即汕頭文革博物館，該博物館是中國大陸唯一的地方文革博物館，於2005年對外開放，但在2016年被查封、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