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救國同盟會

犧牲救國同盟會是在國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和山西省統治者閻錫山合作發起的山西省抗日救亡組織。歷史.1936年5月，東渡黃河東征的中國工農紅軍回師陝北後，毛澤東即在5月25日致函閻錫山，建議成立“共同戰線”合作抗日。紅軍回師陝北後，中共曾派出民主人士朱蘊山到太原向閻錫山疏通。1936年秋初，中共又派中共中央聯絡代表彭雪楓到太原爭取閻錫山支援。1936年8月，日軍進攻綏東、威脅晉北，閻錫山乃開始同中共中央代表秘密接觸。在此形勢下，閻錫山提出“收復失地固非當時之力所能勝，而守土抗戰則為軍人應盡之天職”，開始強調“守土抗戰”。1936年春，閻錫山將青年救國團、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合併組成自強救國同志會，會長為閻錫山，副會長為趙戴文。根據宋劭文的回憶，約1936年5月，閻錫山在一次各團體參加的幹部會議上提出了成立一個抗日組織的設想，責成梁敦厚負責籌劃。梁敦厚領命以後，讓自強救國同志會中的左派青年宋時昌根據中共的指示，提出成立山西各界抗日救國同盟會，並根據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起草了八條綱領。幾天後，在閻錫山召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宋劭文向閻錫山正式提出成立山西各界抗日救國同盟會。由於當時太原還設有日本特務機關，閻錫山說：“抗日救國是中共的口號，不能用。這樣對日本人刺激太大，會惹出禍來，日本人就要進攻我們了。我們主張守土抗戰，犧牲救國。就把‘抗日救國同盟會’改為‘犧牲救國同盟會’好了。”八條綱領經梁敦厚同意後，閻錫山預設。1936年7月，自強救國同志會組織“山西青年暑期健身團”，人員為自強救國同志會各委員會委員、幹事、會員，約六、七百人，受訓一個月。山西青年暑期健身團結束後，1936年8月，閻錫山成立軍政訓練委員會，訓練山西省主張公道團縣、區、村團長。在閻錫山的授意下，由其親信、姨表侄梁化之出面召集正在開展主張公道團農村人員訓練工作的杜任之等人，並吸收社會各團體、各界人士200餘人，在山西籌備每年一度的九一八事變5週年紀念活動時，犧盟會籌備會在太原市召開宣傳大會；參加大會的除犧盟會會員，還有工人、學生、商人、市民、各界人士達一萬餘人，聲勢浩大。1936年9月，開始起草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宣言》、《工作綱領》等檔案。1936年9月28日，犧牲救國同盟會在山西省政府備案。1936年10月13日，《太原日報》發表報道《發起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其中報道：“山西省主張公道團農村幹部人員，於‘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時，鑑於國事日非，亟應設法挽救，茲為剷除漢奸，武裝抗敵、紀念國恥、犧牲救國起見，特發起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聯合各方籌備一切。並於前日下午一時，假國民師範學校大禮堂，召集工商婦女各界代表一百餘人，舉行了籌備大會，推選宋時昌為臨時主席。宣佈開會後，首由白玉堂報告籌備經過，繼由主席報告該會宗旨，並推定籌備委員十五人，負責籌備。該會簡章，業經籌備會加以修正，擬於本月十八日，在國民師範召開成立大會。全省各縣村鎮及各學校、各工廠之分會，均在籌備中。本省民眾將於此項組織下，實行總動員，剷除漢奸，武裝抗敵。”1936年10月13日，《太原日報》發表報道《發起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文中刊登了由劉岱峰起草的《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章》，其中稱：“執行委員會，由會員代表大會推選執行委員二十七人，候補執行委員七人。”“常務委員會，由執行員會推選十一人組織之，處理本會日常事務。”1936年10月15日，《太原日報》發表《晉犧牲救國同盟會十八日成立》，文中刊登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宣言》、《工作綱領》。1936年10月14日，《太原日報》發表報道《犧牲救國同盟會籌委會昨天首次推定負責人員》，稱：“犧牲救國同盟會籌備委員，業經選：宋時昌、牛佩琮、朱志翰、戎伍勝、王達三、牛青菴、杜任之、白玉堂、劉□、崔道修、楊貞吉、張雋軒、俞潤、張效良、王十林等十五人，當於昨日下午四時，假公道團訓練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由宋時昌主席，□行禮如儀。首由主席報告，繼即對各項進行事宜，詳加討論，茲探其決議要案如次，一、籌委會，設總務、組織、宣傳、交際等四股，總務由戎伍勝等四人負責，宣傳由宋時昌等三人負責，組織由劉玉衡等四人負責，交際由杜任之等四人負責。二、推定專員分向各學校各工廠各商號各社會團體發動組織，一致剷除漢奸，武裝抗敵。三、定十八日上午八時，在海子邊召開成立大會，並集合遊行。”但是，當時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故閻錫山和日本尚未斷絕關係，南京國民政府方面也未公開抗日。由於受到阻撓，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成立面臨困難。1936年10月16日《太原日報》發表文章稱：“本省各界發起犧牲救國同盟會，經過情形，迭志報端。昨日各報並將該會成立宣言及工作綱領披露，社會人士對此極為注目。記者特走訪該籌備會負責人，探詢究竟。據談，本會現在尚未成立，所有宣言及工作綱領等，均未正式決定；外間所傳宣言及工作綱領，系一二發起人之個人意見，未經會議透過；希將真相，公諸社會云云。”據宋劭文回憶：“這個綱領一發表，閻錫山的一批高幹就把閻錫山包圍起來胡折騰，堅決不同意閻錫山這樣做。趙戴文也抱懷疑態度。在當時兩種主張極不相同的情況下，閻錫山就分頭做雙方的工作。……這樣一來，頑固派的叫囂也就暫時平息下來了。接著，閻錫山就找我們主張搞犧盟會的人說‘你們也不要鋒芒畢露’，並用《三國演義》上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的故事來說服我們學劉備那樣裝傻。這樣一來，籌辦成立犧盟會的事，就暫時擱置起來了。”本來犧牲救國同盟會預定在1936年10月18日在太原海子邊的中山公園召開成立大會。但因壓力而未採用“成立大會”的名義，採取了“宣傳大會”的名義。1936年10月18日，犧牲救國同盟會在太原海子邊的中山公園舉行宣傳大會，散發《大會告各界同胞書》，提出七條口號，重申要求打倒漢奸賣國賊，武裝緝私，團結救亡，爭中華民族獨立與領土完整，反對外國軍隊進攻綏東等。大會還向全中國及海外同胞通電。犧盟會的成立遭到日本及蔣介石政府的干擾，剛成立還未開展工作便被迫停頓。犧盟會成立前，1936年8月下旬，閻錫山派人到北平請薄一波來太原“共策保晉大業”。1936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薄一波去太原。薄一波到太原後，經過和閻錫山協商，閻錫山決定派薄一波以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之名義，任犧盟總會常務秘書，主持犧盟總會日常工作。薄一波向北方局彙報了上述協商結果。北方局同意了雙方談好的原則，10月下旬決定派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同薄一波從事公開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員會，以合法形式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薄一波和楊獻珍、周仲英、韓鈞、董天知等五人於10月下旬到達太原。1936年11月，薄一波等人接辦犧盟會，從而使犧盟會開始實質運作。犧盟會實際成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1936年12月下旬，北方局又先後派王鶴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亞、劉有光、廖魯言、馮基平、劉亞雄、顧永田、雷任民、谷景生、唐方雷、紀毓秀、呂調元等多人來到太原，進人“犧盟會”工作。與此同時還派山西籍的牛蔭冠、梁寒冰、武新宇等回山西工作。上海黨組織亦派梁膺庸、周子禎。張子亟、餘壽康、何仰天到太原參加“犧盟會”。犧盟會人事安排也進行了調整, 閻錫山仍為會長, 但在7個常委中有6人是中共黨員, 從而加強了黨在組織上的實際領導。以薄一波為代表的所有共產黨員的身份都是秘密的、不公開的, 他們互相之間“都不發生橫向聯絡”。這些人不是中國共產黨公開的正式代表, 而是以抗日救亡社會活動家的角色參加犧盟會的。張友漁指：閻錫山為維護其在山西的統治, 確定了兩條用人方針:“一是聘請非黨的馬列主義學者, 給他講馬列主義；二是利用原來參加過共產黨現在不是共產黨員的叛徒, 幫他做群眾工作和政治工作。”犧盟會開展工作不可能公開亮出共產黨、八路軍的旗幟, 也不可能公開打出統一戰線的旗幟。閻錫山也從來沒有承認犧盟會是他與共產黨合作的“統一戰線”。劉少奇講：犧盟會是一種“很難捉摸的很特殊的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7月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9月，犧盟會舉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周恩來到會並發表演講。大會通過了經過修改的《犧盟會綱領》，從而開始推行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大會還改組了犧盟總會的機構，在7位常務委員中，除梁敦厚外，其他6位均為中共黨員；在17位執行委員中有13位是中共黨員。總會下設各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以及在山西省各地陸續成立的各中心區或者辦事處的領導成員全部都是中共黨員。1937年11月，日軍攻佔太原後，犧盟總會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領導機構改為設立總負責人，工作機構設組織部、宣傳部以及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籌備組織。犧盟會改組之後，在整個山西省改造舊政權、成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人民自衛武裝，組建山西新軍以協同八路軍開闢抗日根據地，組織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各抗日群眾團體。1938年初，山西省總共105個縣裡有70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及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的幹部擔任。山西新軍50個團裡有40個團由決死隊及各地犧盟游擊隊組建。截至1939年底，犧盟會員已增加至89萬餘人。犧盟會還陸續辦有13個訓練機構，訓練了來自全中國22個省、市的2萬餘名抗日干部。1939年12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犧盟總會領導下，舉行了晉東南犧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出犧盟晉東南執委會委員25名、候補委員4名。1939年12月的晉西事變中，犧盟會大部分幹部同反對中共的閻錫山部舊勢力進行了鬥爭。1940年8月，犧盟會結束工作。晉東北的犧盟會因擔負著抗敵後援會的任務，直至1942年夏才結束工作。編制.總會.1937年初至1937年9月：1937年9月至1937年11月：1937年11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