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是一場從1964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內地省份進行的一場以備戰備荒為目的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電力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三線地區是一個軍事地理概念，包括中國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其核心地區在中國西北地區。其開始的背景是越南戰爭的升級和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和兩國間的小規模武裝衝突、全面戰爭危機。三線建設是一場出於國防軍事背景的區域工業化過程，其規模遠超於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戰時期。在1964至1980年，中國在三線地區所在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人民幣2052.6億元，佔同期中國基礎建設總投資的39.01%。幾百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上千萬人次的民工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的號召下，建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基礎設施、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三線建設改變了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工業經濟落後的面貌，建設了成昆鐵路、攀枝花鋼鐵基地、中國二汽等重點專案，將綿陽、德陽、貴陽、漢中等地從小城市甚至鄉鎮建設成為具有大量現代製造業和科研機構的城市。然而，出於備戰需要，三線時期的工廠和基礎設施建設遵循“分散、隱蔽、靠山”的指導原則。很多三線企業坐落在交通不便、遠離原材料以及相關上下游企業的地方。由於計劃倉促，很多三線專案“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導致了巨大的浪費。197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對三線地區的投入逐漸減少。1980年代以後，大量三線企業倒閉關停，部分企業則成功轉型、繼續成為當地的工業支柱。範圍及部署.“三線”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相對於沿邊沿海的“一線”地區；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部分企業專案來自於一線企業內遷，然而大量三線專案是新建的。上述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三線地區俗稱“大三線”。與之相對，地處一線二線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由省國防工辦領導，進行常規軍事工業，基礎工業，電力，交通建設。力爭做到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省”自衛戰堅持抵抗。小三線地區集中在東北東部山區、大興安嶺地區、冀熱遼地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內蒙東部、內蒙西部、大別山區、沂蒙山區、蘇皖浙贛邊區、閩浙贛山區、湘粵贛邊區、湘粵桂地區、湘鄂贛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和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經濟資源豐富，大部分地區糧食可以自給。但是工業基礎薄弱，交通條件差。過程.源起.自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後，毛澤東不直接參與經濟工作，恢復農業生產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中共中央曾設想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計劃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在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陳雲提出“三五”計劃要“解決吃穿用”。3月2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等8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研究編制長遠國民經濟計劃和“三五”計劃問題。講“解決人民的吃穿用”作為工作重點。但是在1964年5月10日國家經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彙報“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時，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1964年5月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工業過於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過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庫，緊急洩水能力都很小，易遭破壞 。三線建設，就是試圖改變這個面貌，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開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要採取緊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三線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不上，後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礎”。他強調農業，國防工業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毛澤東指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後才是農業。1964年5月28日，毛澤東與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各中央局負責人談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要搞，不搞我總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攀枝花不搞起來，我就睡不著覺，一定要下決心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西南三線，不僅修鐵路，搞鋼和煤，機械、化工、軍工等什麼都有才好。我們把三線的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那時打起仗來就不怕了。打起來還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1964年6月國家計委組織西南工作組，會同西南局和川﹑雲﹑貴三省對成昆線和攀枝花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關於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報告；同時，國家計委﹑煤炭工業部派人到貴州進行煤炭工業開發建設籌備工作。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絡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 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來怎麼辦？”又說：“要爭取快一點把後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情辦好，把大小三線搞起來。”1964年8月2日東京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挑起並誇大與北越的武裝衝突。美國出動第七艦隊125艘軍艦和600餘架飛機，開始全面轟炸北越的城市與工業基礎設施，越南戰爭全面升級，並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北部灣事件迅速導致“三五” 計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開展三線建設。196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總而言之，成昆路要快修。沒有軌，拆其他鐵路的。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一定要保這三條路。投資、材料要多想辦法。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副總理彙報工作時又說：中央工作會議開過好久，成昆路仍然沒有落實。湘黔、滇黔、川黔3條鐵路搞了十幾年了，沒有影子。成昆路要兩頭修，滇黔路也可以兩頭開口，還可以更多的點開工。根據中央領導的意圖，國家計劃委員會於1964年8月在四川西昌召幵建設三線會議，專門研究了成昆、川黔、滇黔等西南鐵路建設會戰問題。會議認為成昆鐵路是建設以攀枝花為中心的西南戰略後方基地的主要幹線，必須採取一切 措施，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把鐵路修到攀枝花；同時，要加快川黔、滇黔兩條鐵路的修建，以便及早形成溝通雲南、貴州、四川3省的鐵路運輸網。為此，確定這3條鐵路基本上同時幵工，首先拿下川黔鐵路，然後修通滇黔鐵路，最後各大軍集中會戰成昆鐵路。西南三線.由周恩來牽頭，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總理、羅瑞卿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兼國務院國防工辦主任協助。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等機構的決定》：1964年9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受周恩來總理重託，在程子華、閻秀峰等陪同下，來到大西南三線建設的現場視察工作，聽取了程子華和冶金部副部長徐馳彙報攀枝花總體佈局。李富春對程子華說：攀枝花建設要加快，首先要把公路交通建起來，更重要的是要先給水泥廠投資，爭取早出產品，從外地運水泥進來不合算，請國家建委謝北一和物資部李開信儘早安排物資問題，沒有物資保證不行。薄一波說：毛主席十分關心成昆鐵路建設，曾指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鋼鐵廠的問題，而是戰備的問題，並說如果沒有投資可以把他的稿費拿出來，這不僅是要求我們要加快三線建設，也是對我們經濟建設部門的批評，在西南高原施工的條件很困難，這是事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克服困難，在科技方面下工夫，千方百計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三線建設任務。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成立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覆》同意以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為主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程子華任第一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任第二副主任。後來1965年11月彭德懷、1966年2月4日華東局經委副主任兼國防工辦副主任錢敏分別擔任西南三線建委第三、第四副主任。秘書長楊沛。西南局三線建委委員有國務院各部和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負責人、鐵道兵參謀長何輝燕等22人。設常委9人：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呂正操、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兼攀枝花特區黨委書記兼總指揮徐馳、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朱光、鍾子云、鄧存倫、熊宇忠。原攀枝花基本建設籌建小組撤銷。與此同時，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一機部、八機部、鐵道部、冶金部、物資部和商業部等部委及華東局都派出由副部長和司局一級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入川，組成指揮部，分別或聯合勘探選址，計劃和設計新建專案，在四川設立了各自的指揮機構，負責本系統在西南三線建設中的組織領導工作。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下設：四川省三線建設支援委員會也隨之成立。支援委員會由省委書記負責，省人委有關廳局負責人組成，負責搞好四川三線建設的後勤支援工作。相關地市縣的支援重點建設領導小組也隨後成立，配合三線建設單位的工作，提供勞動力和物資保障。同時，四川省委還在重慶、成都、自貢、渡口等城市和重點建設地區設立物資局，統一負責所轄地區內建設專案所需的物資供應。四川三線建設的重點圍繞著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國防工業建設和成昆、襄渝鐵路的建設而展開。成立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主任的西北三線建設委員會和中南局書記王任重為主任的中南三線建設委員會。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彙報提綱》，最終確定了“三五”計劃以三線建設為主要任務。即使在三線建設方針確定之後，關於是否會發生戰爭，三線建設是否必要黨內一直有爭議。196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考察時詢問當地負責人：“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浪費？”地方負責人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毛澤東聽了很滿意。事實上，三線建設一直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三線建設在斷斷續續的16年間有兩個高潮，分別是在北部灣事件後的1965年至1967年，和中蘇珍寶島事件後的1970年至1971年。在1964年至1980年期間，中國在三線地區共審批1100多箇中大型建設專案。大批原先位於大城市的工廠與人才進入西部山區。更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等口號號召人們前往三線地區。”“文革”早期，“三線”也是大量知青的去處。1969年6月，中央召開了關於恢復三線建設的會議。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國家在西南三線建設的投資是40多億元。從1964年至1978年，四川先後新建、遷建了兵器、船舶、航天、電子、核工業等30多個軍事工業企業、科研單位和80多個與之配套的機械、儀器儀表、冶金、橡膠、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幹企業，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製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三線建設期間，四川總投資規模達393億元，新建、擴建、內遷了以重工業為主的專案250多個，加上地方工業的發展，到1982年全省工業企業達到46339個，職工人數達到1033.09萬人。西北三線.三線建設時期，突出了國防為主、軍工優先的原則。西北建設著眼於備戰，靠近已有的和大體確定的交通線，首先安排原材料基地和軍事工業，並以軍事工業為中心，力求科研、生產、協作配套。按照上述原則，西北建設的基本佈局決策是：建設七條新幹線，對能源、原材料、機械加工工業、軍事工業、核工業、航空工業、電子工業、船舶工業、航天工業等進行合理佈局。建設過程.三線建設最大的特點是國家投資向三線地區轉移。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交《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提出一切新的專案不在第一線，特別是15個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現有續建專案，除了明年，後年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餘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儘早收尾。一線二線的現有企業，能一分為二的，能搬遷的，要搬遷到一部分到三線去。根據1965年透過的《彙報提綱》 的安排，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佔全國42.2%。 在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佔總投資的74%。出於國防的考慮，三線建設專案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這個原則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來的，用以指導部分機密性高的軍工企業選址。但後來成為一切三線企業的選址要求。而且這個要求也在不斷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隱蔽” 的基礎上，提出對於某些敏感企業，“必要時要進洞”。後來就直接變成“靠山，分散，進洞”，即“山散洞”。大量專案被迫打洞，造成大量損失。比如貴陽一個電子元件廠建在山洞內，山洞陰暗潮溼，造成生產的電子元件不能達到標準。部分企業過分強調分散，對生產造成困難。如陝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範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陝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專案，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陝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佈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區內資訊閉塞，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無法跟上世界潮流，顯得過時落伍。有時山區內爆發山洪等自然災害，企業也往往損失慘重。冬季大雪封山後，工人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時人用「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來形容這些工廠的閉塞與環境的惡劣艱苦。也因此，許多的廠礦單位裡醫院、商店、學校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更有些企業，由於選址困難，很多廠礦遲遲不能建成投產。更多的企業由於遠離原材料或者處於不利的地理壞境，導致效率低下。比如川東造船廠處於現在重慶市涪陵區靠近長江的山區內，在70年代建成投產後負責生產常規動力潛艇。潛艇生產出來後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潛，需要有駁船拖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長江口才能下潛。生產極為不利。由於時間倉促，很多三線企業遵循 “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的原則。中蘇交惡以後，蘇聯撤回援助的專家團 。三線企業不得不依賴於中國自己的技術。這些原因共同造成許多三線企業有設計缺陷。比如當時中國最大的葛洲壩水電站由於設計缺陷不得不停工兩年。80年代以後，因為有“嚴重設計缺陷”，國家又在成昆鐵路線上花費了上千萬資金來彌補這些缺陷。酒泉鋼鐵基地直到1980年尚且不能產鋼。如此問題不勝列舉。這些問題也成為了80年代以來三線企業大量倒閉的根源之一。除了重點新建重點專案，大量三線企業來自於一二線地區企業的拆分搬遷，稱為“一分為二”。1965年12月1日，國家經委發出《關於搬廠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提出“一分為二”的工廠的“關鍵、專用裝置，應當首先滿足三線的需要，有兩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堅決搬走。但是如果時間上來的及，可以做一套支援三線”。“一分為二”的工廠，“應該挑選優秀的管理幹部、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成套輸送，優先滿足三線需要”。搬遷地點的確定，一是戰備需要，在比較分散的腹地和山區，二是根據當地已有的生產條件，與相似企業合併，三是照顧到將來當地的經濟發展，填補一些空白。據統計，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專案，14.5萬名員工，3.8萬臺裝置從沿海前往內地。實際上，加上未統計在內的國防工業科研單位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專案，及隨同遷移的專案和人數，都遠超過上述數字。這些企業大多來自上海、北京、瀋陽、大連、天津、南京等東北和東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鋁加工廠由哈爾濱101廠搬遷職工1700人、裝置3400噸；蘭州軸承廠由北京軸承廠搬遷職工800人、裝置333臺；天水風動工具廠由瀋陽風動工具廠搬遷734人、裝置214臺；甘肅光學儀器廠由南京、上海、陝西、哈爾濱的五家工廠和研究院所搬遷1990人。除企業外，學校、科研機關也有計劃地遷移了一部分。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地區建立的學校有：北京大學分校、清華大學分校、南京大學分校、華東化工學院分校、北京航空學院分院、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甘肅工業大學7校。結束與轉型.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林彪所提倡的積極備戰的方針隨之降溫。隨著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的緩和，中國開始逐漸撤出對三線地區的大力投資，三線建設進入軍轉民時期。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建設再一次向東部沿海傾斜。很多國有企業由於各種原因效益不佳。1980年11月，國家計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五機部等部門提出小三線軍工廠的調整方案；首先是產品結構調整，變單一軍品生產為軍民結合的生產結構；此外，關停並轉一批廠址不好、生產條件差、生產難以為繼的工廠；調整之後，在全國268個小三線軍工企事業單位中，保留軍品生產能力的廠縮減到146個。由於錯誤的選址和建設，三線企業效益尤其低下。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計劃，中國對效益低下的三線企業進行了“關、停、並、轉、遷”等政策。按照“該關停的就不要搬遷，能遷並的就不要遷建，能就近搬遷的就不要遠距離搬遷，能向中小城市搬遷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則進行調整。然而，這段時間中國的投入和支援同三線時期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中國允許部分效益特別低下的企業破產關停。將散佈在各地的企業併入到一個企業。部分在山裡，洞中的企業遷出至附近的平地或者附近地理條件相對較好的小城鎮。將跨省的小三線專案交由當地政府管理。允許並鼓勵三線企業轉業。其中最重要的是軍工企業生產民用產品。1982年，鄧小平提出對國防工業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軍養民”。一部分企業成功進行了產品轉化，比如製造包括坦克等軍用車輛在內的重慶嘉陵機器廠開始生產摩托車，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商。川東造船廠成功轉型為一家生產江輪的企業。綿陽的長虹電視機也是一家軍用電子元件廠改制而成的。1983年11月20日，參加三線建設的老幹部魯大東、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應約與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面談，反映三線建設調整改造問題。趙紫陽1975年起當過一段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知道三線的情況。趙提出：三線建設應該有個方針，有個規劃。總的講是三句話：調整，改造，發揮作用。現在有兩種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資；二是否定三線，要離開三線，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線建設花了2000多億元資金，現在要透過調查、規劃，紮紮實實地進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無論從長遠規劃和近期規劃來看都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把三線建設問題擺到國家的五年計劃中去。1983年12月3日成立了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領導小組，設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中央各部委的部長或副部長，都是領導小組成員，其中有八個人是搞過三線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國務院針對三線軍工提出的“調整改造，發揮作用”八字方針，三線企業走上保軍轉民的二次創業之路。三線辦負責搞一個全面規劃，把鑽山太深，生產確實太困難的，作為第一批搬遷出來，搬到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或者中小城市。1984年1月，第一次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會議召開，李先念給會議寫了一封信，肯定了三線建設不僅建設了國防工業，而且把工業從沿海推向內地，改變了中國工業的佈局。這封信對頂住了全面否定三線建設的思潮，對堅持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經過對大三線“八省一市”的摸底調查，省屬以上大中型骨幹企業和科研事業單位建設成功的佔48%，基本成功的佔45%，進山很深，佈局分散，廠址存在嚴重問題，沒有發展前途，需要關停並轉遷的佔7%。從1984年，對三線建設分三批進行調整改造，國家共投資20億元，實際執行專案118個。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規劃二局局長王春才。1984年，中央決定對小三線軍工企事業進行第二次調整，總的原則是不再保留小三線軍工生產體系。1989年1月20日國務院決定調整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的組成人員。現將調整後的名單通知如下：至1994年底，除一家企業建設未完成外，其餘“七五”調整專案全部完成。共遷出職工11萬人，總投資46億元。1994年國務院三線辦改為國家計委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辦公室，主任王春才。“八五”計劃的三線企事業單位脫險調整專案118個，實施115個，至1996年底累計投資80億元，至1997年底完成或基本完成100個。1998年改為國防科工委三線調整協調中心。2014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會三線建設研究分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評價與歷史意義.綜合評價.在一個軍事時期角度上三線建設發揮了預定的效果，對於外部核武威脅的國際情勢下，三線建設的軍工產業分散移往大後方成為了中國政府在外交談判上的籌碼之一，讓意圖核訛詐的國家有所三思，無法在第一擊中就摧毀反擊能力。語言變化.在三線建設中，眾多使用粵語、吳語、贛語的外來人口進入西南，西北地區，由於三線企業的封閉性，很多三線大型工廠家屬區演變為村鎮，集市，乃至城市。而佔據多數人口的外來移民大大影響了當地本土語言，甚至取代了一部分地區原有方言成為新的本地方言。由於粵語和吳語在西南官話、西北官話地區較難學習，也有一些地方形成了粵語語言島或吳語方言島。受三線建設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貴州省和重慶市。在三個地區分別形成了兵團吳語。據統計，這三地使用吳語的人口已接近600萬人，其中僅從1964年到1966兩年，遷到重慶主城區的上海內遷職工就達4348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