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康生，乳名張旺，曾化名趙容、張溶、張耘，筆名魯赤水，男，山東諸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他也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鍵人物，生前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死後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並被開除黨籍。生平.早年.康生1898年冬生於山東省諸城縣大臺莊。1917年，家中遭受土匪搶劫，其兄遇害，後舉家遷往諸城。1920年，到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後赴諸城縣立高等小學講授。1924年，張宗可赴上海大學學習，並改名張溶。康生自稱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卻找不到確切的入黨介紹人。此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曹軼歐。在大學學習時，擔任上海總工會幹事、上海大學特支書記。後擔任區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由於發生四一二事件，國民黨開始清黨，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張溶化名趙容開始從事地下情報工作。1930年趙容曾被捕，由於同國民黨要員丁惟汾的親屬一同被捕，在丁惟汾疏通下趙容獲釋。據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盧福坦1932年所稱，趙溶在被捕期間曾叛變，此事有陳賡佐證，但中共黨史對此沒有定論。1931年起趙容與周恩來、陳雲等人負責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與保衛工作，下屬有潘漢年。在顧順章叛變等案件中，他協助周恩來處理了中共有關檔案和人員的轉移工作及處決顧順章家屬十餘人的制裁行動。當情勢因顧順章而更為惡化後，趙容赴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莫斯科時期.1933年7月，趙容被派駐莫斯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副團長，與團長王明關係密切，並在蘇聯取了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譯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康生被缺席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基洛夫被暗殺後，蘇共總書記斯大林發動肅反後，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肅反辦公室，負責處理旅蘇黨員幹部。王明為辦公室主任，康生為副主任，在此時，康生將一些中共留蘇人員打成託派分子，使得他們受到殘酷迫害。毛岸青的兒子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書中寫道：“康生當年從法國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透過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駐地的生活與交往，我伯父對康生印象不錯。他自小缺少別人的關心和照顧，康生對他噓寒問暖，出於人的自然本能，一種親和力便從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軼歐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視如己出，關懷備至。延安時期.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此前康生同毛澤東從未謀面。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棗園給敵區幹部訓練班作報告的時候，康生率領學員們振臂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康生出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1938年3月康生任中央黨校校長。後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成為毛的忠實跟隨者。隨時體察毛的真實想法，無論是公開的還是不便於公開的想法他都能洞悉，並替領導分憂。一般認為，原籍諸城的江青與康生舊時相識，後來江青到延安與毛澤東相戀，之中得到康生幫助，康生基於各種原因，堅決支援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從而獲取毛澤東信任。此時他已再次看準政治風向，籠絡毛澤東，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此時的康生已經固化為中共黨內首屈一指的不做事、只做官並且專門整人的鑽營角色。1939年2月康生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兼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取代鄧發，領導黨的情報保衛工作。1942年，幫助毛澤東發動了延安整風，大搞逼供信，將大批黨員打成特務、叛徒和內奸，製造紅色恐怖，遭到各方指責。但由於他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未受影響。但由於積怨甚多，康生在中共七大之後開始失勢，逐步轉向做基層的土地改革調研工作。又因為他在延安時期騎快馬摔傷腦神經久病不愈，建國以後長期休養。194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務委員會、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統戰部、海外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合併為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康生出任副書記。1946至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康生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東等解放區搞土改，並推行極“左”路線。由於在土改中違反中央政策，導致多名地主死亡，被毛澤東批評，但未受實質性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後，康生對其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兼山東省委書記的安排不滿意，原因是他不願當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副手，開始於青島養病，後中共中央電要求其到杭州休養，康生曾發電報表示已康復不需要，但後期又表示赴杭州養病。7月23日赴北京醫院休養，此時醫生判斷其有神經衰弱症。1952年初，康生搬回北京，住在中南海的錫福堂。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康生得知八大為權力再一次分配時機，決定復出；當選為中央委員。八大召開後，他曾對人表示自己不懂搞經濟、建設，但只懂搞階級鬥爭，一搞階級鬥爭，病就好了。#重定向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康生大力批評彭德懷，導致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並指責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野心好大，要得中華！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1959年春天，康生參加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團回北京後，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在那裡住院療養的毛岸青的事，並建議接毛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江青把康生去看望毛岸青的事以及康生的建議告訴了毛澤東主席：“你的老戰友那麼多人去莫斯科，從來沒有人去看我們的孩子，還是康生對他好，專門去看望他，還建議將岸青接回來治療。”後來國內派人去莫斯科把毛岸青接了回來。1960年2月4日，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在莫斯科舉行，中共中央派以康生為團長的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代表團團員有伍修權、劉曉，閻明覆隨團擔任翻譯。康生的發言稿是事先在國內由外交部、中聯部起草，經中央審定的，強調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仍然存在，裁軍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講話鄭重宣告，由於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對我國都沒有約束力。根據當時國內的安排，代表團出發前，康生的講話稿已交給新華社，準備康生在會議上宣讀後，便通知新華社公開發表。中國這個發言稿，與赫魯曉夫唱了反調。大會結束後，赫魯曉夫在招待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主席、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臺。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了中印邊境戰爭；對內執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搞什麼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康生、伍修權當場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指出昨天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我黨中央，這是你們破壞蘇中關係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常委會議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上的表現，以及他後來採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週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1960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1962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作為高崗翻案，指責劉志丹小說是“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炮製了現代文字獄反黨小說《劉志丹》案，以致小說作者李建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關押審查，令牽連在內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文革時期.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康生出任小組顧問，他對文革小組的決策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在同年8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康生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最高領導層。當時康生在黨內排行第七，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和鄧小平之後。1967年初，先把賀龍打倒為國民黨、軍閥。後期並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導致大批老幹部被關進監獄。後以此指責劉少奇。#重定向中央社會部幹部科科員沙韜曾在多年前擔任康生的秘書，對康生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但一直被多疑的康生認為是別人派來的眼線。沙韜有一次誤拆了曹軼歐的信件，康生夫婦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偷拆。1950年，蘇枚在青島療養地跳樓自殺未遂，康生認定她是被身邊工作人員推下樓。同年9月，沙韜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因曹軼歐向中組部彙報說他有政治問題，被迫中斷學業，邊工作邊接受審查。1955年底，康生強調沙韜不能留在北京、不能進中央機關及要害部門，沙韜又被調往甘肅，改名為張韜，任甘肅省委組織部部長。“文革”開始後，康生趁機給沙韜羅列“特務”、“羅瑞卿的走狗”等罪名。1967年8月，康生新賬舊賬一起算，指示手下人將沙韜打得遍體鱗傷，隨後關押8年之久。1968年獲得了中共首要情報機關中共中央調查部的領導權，製造了大量的冤案，成為在黨內鬥爭中令人畏懼的劊子手。1968年，毫無根據地指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為特務，製造了“趙健民特務案”，關押了趙達九年之久。由此牽連被殺的幹部達14,000人。3月，製造了內人黨事件勒令內蒙古人民黨黨員在三天內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不登記者按敵我矛盾處理。由此迫供受迫害者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餘人，導致一萬七千人死亡。受牽連者三十四萬六千人。#重定向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康生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且由於陶鑄和鄧小平被打倒，康生的黨內排名由第七上升為第五，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陳伯達。11月，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公安局軍管代表秘密槍決被長年關押的盧福坦，被人懷疑是因盧在1968年初交代了康生1930年代被捕叛變的經過。1970年起，毛澤東對當時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起疑心，康生敏銳地感到政治氣候不利，再次以養病為由，常閉門不出。#重定向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且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上升為第四，在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1974年起，康生患上癌症，長期在醫院休養。據說在休養期間，患上“恐懼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並以醫生囑咐為由，多次拒絕其他領導人來探望，但卻經常與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會面，以及不停播放電影。而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曾指出，康生死前曾經常強調自己在1930年代沒有叛變，被認為是欲蓋彌彰。12月，在周恩來親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工作之前，病重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恩來處，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變問題。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4月，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問題，並說王觀瀾、吳仲超兩人可以證明他們是叛徒。10月，康生在政治上已難以為繼，但仍抱病最後一次面見毛澤東，指毛讓鄧小平復出後，鄧會在毛澤東死後全面否定文革，要求毛澤東再次打倒鄧小平，希圖動搖毛澤東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想法。#重定向1975年12月16日，康生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死前為中共黨內排名第四的領導人。死後.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的批語》，把他開除黨籍，並撤銷悼詞。後中央組織部決定，將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位於山東省青島市的康生出生地——康生故居在1977年12月23日被列入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10月21日撤銷。11月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康生列為林彪、江青集團，因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責任。現在，主流輿論把康生比作中國的捷爾任斯基、貝利亞。但由於康生在共產黨內一直擔任頗具神秘色彩的保衛部門、情報部門和其他秘密機關的領導工作，出於保密或其他原因，對康生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近年也未有新成果出世。個人愛好.康生本人尤其擅長書法、繪畫和戲曲，與學界、藝術界人士如馮友蘭、俞平伯、陳垣、容庚也有往來。他與郭沫若就互稱“郭老”、“康老”。起畫名“魯赤水”，以與齊白石對立。宋雲彬在日記中提及：“陳叔通客廳中懸有康生篆書聯一副，畫一幅，皆精極，餘初不知康生書畫造詣如是之深也。”康生有收藏文物的嗜好，喜歡收集硯臺和善本書。“文化大革命”抄家盛行期間，康生收穫甚豐，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文物5500多件，從而變相地保護了一些文物，並且加蓋了私章。文革結束後，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開展覽。而王力回憶錄則並不認可“康生竊取文物”。曾任康生秘書的匡亞明回憶說，康生曾送他“故人不相見，相見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的詩。康生精版本、校勘之學，通《聊齋志異》。曾以“葉餘”的名義在《文學遺產》第204期發表過論文《略談〈聊齋志異〉的幾種本子》，以筆名“杜荇”在1963年第四期《文史哲》期刊上發表了《新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初校後記》一文。據錢伯城言，他對《聊齋》的考證成為了後來三會本《聊齋》的整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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