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

劉少奇（1898年11月24號—1969年11月12號），名紹選，字渭璜。曾化名為劉衛黃、劉少基、劉湘、劉士奇、趙元啟、陶尚行、胡服等，生於湖南寧鄉，祖籍江西吉水，中國政治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重要締造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要黨同國家領導人之一，曾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第二任（第二至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56年至1966年間擔任排名第一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曾經被毛澤東視為接班人選之一。
劉早年曾參與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中國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喺上海、東北、浙江等地從事秘密工作，後前往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並參與長征。 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喺華北地區嘅影響力。抗日戰爭時期，劉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部署新四軍開闢華中根據地。皖南事變後，佢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參與重組新四軍。 1943年，劉少奇返延安後，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劉繼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主持起草、推動土地改革法，並曾經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後來佢反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倡導嘅「三面紅旗」，而且喺四清運動時同毛澤東意見相左，故喺「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評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及「叛徒、內奸、工賊」。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劉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劉喺被拘禁喺河南開封時病逝。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全面平反並恢復其黨同國家領導人嘅一切名譽。
1898年11月24日，劉生在湖南寧鄉花明樓鄉炭子沖的東山坡腳下嘅土木結構農舍，父親個名叫做劉壽生（1865-1911），母親是魯氏（1864-1931）。劉家是一個富庶的農民家庭。劉經常跟兄姊除草摘菜，或上山放牛拾柴。8歲時，父親送劉到了柘木沖個私塾讀書，第二年到咗羅家塘私塾。1908年，劉到月塘灣上私塾，讀《詩經》等。1909年，劉到離炭子沖10公里嘅粉鋪子洪家大屋讀書，學習國文、算術等。1910年，劉到紅米衝上私塾，數月後父親死咗，即刻休學回家探親。1911年，劉在堂姐家暫住，學《左傳》等。1912年，劉進入芳儲鄉小學補習，半年後得到初等小學畢業嘅文憑。同年，在湖南做軍人嘅二哥劉雲庭帶回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記》，劉聽哥哥所述後，堅持要家人剪去辮子，以示同清王朝決裂。1913年嘅暑假，劉以一個好好成績考入咗寧鄉縣嘅一間好小學。
1916年1月，劉同埋同學約埋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劉高小畢業後先後報考邵陽中學、長郡中學，兩間都收咗。劉之後就讀於寧鄉駐省中學，插入二年級五班。同年被兄厄返鄉下，母親自把自為將劉同鄰村周氏結婚，劉不鍾意周氏，不久即同周氏離咗婚。11月湖南陸軍講武堂第一期從軍隊下級軍官中招生，劉冒哥哥劉雲庭嘅朋友劉少基嘅名義，考取講武堂。秋，劉報考譚延闓在長沙辦嘅陸軍講武堂，以第一名成績比錄取，因無校舍，到咗第二年3月才正式開學。
1917年5月1日湖南講武堂開學，1917年9月湖南督軍譚延闓落咗台，傅良佐繼任，湖南南北戰爭爆發咗，該校解散咗。10月，講武堂又解散咗，劉唯有離開學校返鄉下。1918年，劉在家溫書和自學中學嘅課程及部分嘅大學課程，準備報考大學。
1919年初，劉插入咗私立育才中學畢業班。夏，劉在育才中學畢業咗之後，沒等到發畢業證書便到北京，五四運動已經到咗尾聲。劉找到華法教育會負責人李石曾等人，入咗留法預備班學習。9月到保定育德中學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學習，劉讀到《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校刊等一些進步刊物，了解到國內嘅形勢和俄國十月革命及布爾什維克黨。1920年6月畢業。
1920年8月返咗長沙，劉由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介紹，加入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入咗上海外國語學社嘅留俄預備班，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等嘅基本知識，閲讀咗《新青年》、《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一些進步報刊。
1921年夏初，劉到咗蘇聯學習馬克思主義，冬， 劉同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加入左中國共產黨。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劉作為工作人員，為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做一啲文書性質嘅工作。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夏，劉返到湖南，喺長沙會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經過長談後，劉當即被任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 8月17日，湖南省學聯成立湖南工學商各公團聯合會，選舉李立三、易禮容、劉、夏明翰、李六如等為幹事。劉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有9月同李立三等領導嘅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9月12日晚，劉出席工人俱樂部緊急會議，同李立三等一齊佈置罷工，決定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部總指揮；劉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住俱樂部應付事態。 9月14日，劉稱：「工人所希望嘅係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唔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實上恐萬解決唔到。」9月16日，劉稱：如果唔能夠達到萬餘工人嘅要求，就係將我斫成肉泥仍然解決唔到問題；此時數千工人包圍戒嚴司令部，稱論敢動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路礦兩局片瓦唔留；路礦當局同戒嚴司令部立場軟化。 9月18日，罷工勝利；10月上旬，劉任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並到長沙向毛澤東等匯報。 12月10日，漢冶萍總工會喺湖北漢陽成立，選舉劉為執行委員。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改選劉為俱樂部總主任。 8月20日，劉撰〈對俱樂部過去嘅批評同將來嘅計劃〉：除咗保持以前嘅成功唔使失敗，並竭力增進工人直接利益之外，具體仲要做三項工作：（一）努力建設同整頓內部；（二）擴大組織；（二）訓育部員，提高工人階級嘅知識水平並訓練工人做事嘅能力。
1924年，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嘅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嘅決定，劉加入中國國民黨。 9月，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劉為委員長。
喺1925年至1926年間，劉喺湖北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嘅主要負責人之一。 1925年5月2日，喺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嘅開幕式上，劉同蘇兆征、廖仲愷、王一飛等選為大會主席。 6月1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兼組織科主任、劉任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主管文牘、庶務等五、六個股。 11月，因患肺病，劉同何寶珍返湖南養病，住長沙文化書社。 12月16日，湖南省省長趙恆惕命令湖南省軍法處派幾個士兵去長沙文化書社逮捕劉，關押喺戒嚴司令部。妻子何寶珍、六哥劉雲庭四處奔走托關係設法營救。請到同縣嘅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創辦人）、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亦同趙恆惕有親戚關係，寫信講情；請劉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畀趙恆惕發電報講情。
1926年2月上旬，劉喺陸軍監獄被關押將近2個月後，終於獲釋；但趙恆惕要佢「迅即離開湖南」。 5月，中國共產黨要求各地黨組織發展工農運動，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劉組織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拯救處喺帝國主義同軍閥宰割下之水深火熱嘅民眾」。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選出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劉當選全總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長李立三、宣傳部長鄧中夏、委員長蘇兆征。 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8月20日，劉喺《工人之路》第412期「廖仲愷先生殉難周年紀念特號」上發表〈廖仲愷先生與工農政策〉：「中國嘅國民革命，一定要社會各階級民眾一致嚟參加，建立各階級嘅聯合戰線，先可以成功⋯⋯要得到大多數嘅工農群眾嚟參加革命，為革命拼命，一定要令呢個革命同工農群眾發生。切身利害關係。工農群眾唔係可以呃得嚟參加革命嘅，一定要真確地為工農利益而奮鬥，繼續不斷地增加工農群眾嘅利益，真確地謀得工農嘅解放，噉樣自然可以得到工農群眾對於革命。嘅熱烈參加，革命成功嘅希望自然唔遠。」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12月26日，劉〈工會工作中嘅兩個問題〉：「所謂嘅民主集權制，就係工會嘅權力集中喺大多數人嘅會議上，唔係集中喺個人身上，即凡事須經過大多數人嘅會議決定之後，即係必須實行。缺少嘅組織。冇代表會，工會就危險；有咗代表會，工會就堅固。」劉稱：「一個工會，如果冇真正嘅工人代表會，呢個工會就唔可以接近群眾，就唔係工人嘅工會，就變成咗少數領袖嘅工會。⋯⋯各工會趕快按照規定，將代表會組織起來，已經有代表會嘅工會，望切實整理，使代表會真正能夠行使職權，按期開會。會。」12月28日又喺《工會基本組織》小冊子序言稱：「工會必須有嚴密嘅組織，先可以克盡所擔負嘅使命。所謂嚴密嘅組織，就係喺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真正嘅工人。代表會；喺執行委員會之下，有群眾中嘅支部基本組織。」
1927年1月領導咗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嘅鬥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劉喺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嘅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同冒險主義嘅「左」傾錯誤進行抵制，呢個同毛澤東當時嘅思想同鬥爭策略唔謀而合。 6月29日，李立三、鄧中夏、林育南、劉、項英、蘇兆征等35人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 7月上旬，劉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准，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 10月26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劉留喺上海醫院養病。
1928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劉等11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 3月24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去天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嘅身份參加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並指導順直省委工作。 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指派陳潭秋、劉同韓連會為特派員（代號潭少連），代行順直省委職權。 12月18日，劉喺《出路》第二期上發表〈錯誤觀念嘅糾正〉：「糾正呢啲錯誤觀念亦只有喺長期工作嘅歷史中先有可能。改變而家嘅舊基礎，亦只有喺長期工作中才有漸進嘅新陳代謝嘅路徑」；如果停頓工作，專門去肅清障礙，唔獨唔可以將障礙肅清，客觀上會走到取消一切嘅路上去。
1929年夏天，劉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喺中東路事件中發動反對國民政府同張學良、支持蘇聯嘅運動。 8月22日，劉喺奉天紗廠門口，因為煽動罷工嫌疑同孟堅一齊被捕。 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唔畀起訴，取保釋放」。日後劉成為「叛徒」嘅重要證據，即係今次被捕。 9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劉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1930年7月，劉到達莫斯科；8月15日至8月27日，劉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劉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喺劉回國前，由陳紹禹代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劉未參加會議，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處決後，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王雲程等九人組成。秋，劉回國，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部長。 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華工農兵蘇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喺江西瑞金召開，劉未出席會議，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2年1月1日，劉署名仲箎，喺《工運指南》第三期上發表〈罷工策略〉：「（一）要係工人群眾最迫切嘅要求；（二）要簡單明瞭，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可以明白，而且要係中心嘅要求；（三）要係資本家多少能夠答應嘅要求；（四）最重要嘅部分要求。」3月14日，劉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臨時中央負責。人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唔可以擔任領導工作」，會議決定撤銷劉嘅中央職工部長職，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冬，劉告別何寶珍，化名唐開元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
1934年1月，劉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7月，劉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0月10日，劉隨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向湘西轉移，開始長征。 10月22日，劉接周恩來、秦邦憲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12月13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鑒於紅八軍團喺行軍作戰中減員好大，全軍團只剩下1千多人，決定撤銷紅八軍團建制，劉隨部到紅五軍團，後任中央代表。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劉出席遵義會議，喺會上支持毛澤東嘅正確意見。 2月上旬，劉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10月，劉同謝飛結婚；11月上旬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劉任委員長。年底，劉到達陝北。 12月17日，劉出席瓦窯堡會議。
1936年春，劉以中共中央代表嘅身份，去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劉採納柯慶施嘅提議，向中共中央請示，建議畀被國民政府關押喺草嵐子反省院嘅中共黨員履行監獄當局規定嘅唔反共唔發表嘅簡單手續出獄，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咗劉嘅建議。關押喺反省院嘅約六十名中共黨員接劉指示，起草《反共啟事》並登報發表後出獄。出獄嘅呢批中共黨員為北方局打開局面做出重要貢獻，但喺多年後嘅「文化大革命」中，呢件事因為「手續問題」成為劉少奇嘅「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0月15日，劉喺《火線》第六十三期上發表〈點樣進行群眾工作？ 〉，署名 K . V . ：「為咗要真正廣大嘅組織群眾，必須努力造成以下嘅條件：（一）爭取群眾組織同群眾運動嘅自由，盡量廣泛嘅利用現有一切公開同半公開嘅可能。（二）創造群眾運動嘅、獲得群眾極大信仰嘅無數嘅領袖。（三）採用完全民主嘅工作方式同組織方式，必須具備上列三個條件，群眾運動同群眾組織，先可以大踏步嘅前進。嘅。冇領袖嘅群眾運動，係唔能夠堅持、冇方向嘅。唔採用民主嘅工作方式同組織方式，係唔能夠發揮群眾偉大創造力嘅。然而，我黨過去嘅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同官僚主義嘅。錯誤，係無視上列三個條件，採取同上列三個條件相反嘅方針，所以使白區群眾組織，到處受到失敗，唔可以獲得任何成績，而家必須改正！」11月27日，劉撰寫〈我哋喺北平問題上所應獲得嘅教訓〉，署名 K . V . ，發表於12月30日《火線》第六十八期：「喺目前任何企圖小小削弱黨嘅紀律嘅傾向，都只係可以幫助敵人。然而紀律唔單止係同志應該遵守，負責人同指導者亦應該遵守。一切同志嘅意見同權利唔被尊重，一切好嘅意見唔被採納，自然就唔可以集中全黨嘅力量，團結得好似一個人一樣去戰鬥⋯⋯領導者要有充分嘅民主精神去對待同志」。
1937年初，劉少奇隨北方局機關前往北平。 2月20日同3月4日，劉少奇向張聞天寫信，分別係《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嘅一個問題》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畀中央嘅一封信》，表示過去十年中共嘅路線。存在錯誤，引發黨內爭議，但呢個舉動得到咗毛澤東嘅默許，為二人未來嘅政治結合奠定基礎。 4月21日，劉離開北平，4月底返到延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把北方局機關調往山西太原，並與閻錫山進行溝通。 1937年9月28日，劉致電張聞天：「平津早已失陷，當然唔可以守，我畀平津指示信：（一）以游擊戰爭為中心任務，動員大批幹部及同志同抗日積極分子下鄉，發展、領導游擊。（二）一切半公開嘅救國團體均取消，人員下鄉游擊。為首嘅中共中央提出嘅「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嘅方針，領導開創中共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嘅工作。
1938年3月中旬，劉返延安。毛澤東同江青結婚時，劉同張聞天係反對最力者。 7月16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致電朱德、彭德懷、朱瑞：「閻（閻錫山）、梁（梁化之）已經懷疑佢嘅新勢力中有共產黨。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啲特別關係必須十分警戒，禁止公開工作人員隨便寫信，對違反一切秘密工作嘅行動須畀佢處罰⋯⋯喺各公開機關團體同閻之部隊中工作嘅同志，多講閻錫山嘅話，喺文件口號。宣傳上多用閻之『按勞主義』嘅術語，少用馬列主義嘅術語，如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民主政權等話唔好，機關同團體用佢哋名義所寫嘅呢啲口號要洗去，喺表面上使閻嘅中心思想被人尊重，減少閻嘅懷疑，但係喺內容上，要維持我哋抗日救國嘅內容。」10月至11月，劉參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同中原局，劉出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化名「胡服」開闢黃河長江之間廣大區域嘅抗日居民，參與新四軍喺安徽、河南、江蘇嘅軍事工作。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原局組成及管轄區域嘅通知》：「茲特決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楓、鄭位三為中共中原局委員，以胡服兼中原局書記，所有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嘅工作，概歸中原局指導。」1938年11月23日劉少奇從延安出發，1939年1月28日到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喺安排咗中原局嘅工作之後，1939年5月間返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工作。
1939年7月8日，劉喺延安馬列學院作咗《論共產黨員嘅修養》嘅著名演講，強調「革命實踐嘅鍛煉同修養⋯⋯要有艱苦奮鬥嘅工作作風嘅修養；要有善於聯繫群眾嘅修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嘅修養等。」
1939年9月，劉少奇由延安重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同行嘅有徐海東、劉少奇嘅秘書劉彬，仲有從延安派出去中原敵後嘅幹部隊嘅幾十個人坐咗兩卡車，包括延安馬列學院嘅羅克明、吳植椽，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副主任劉瑞龍。喺竹溝竹溝會合咗中原局副書記兼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陳少敏，仲有曹荻秋、王老漢（王國華）、危拱之等，具體部署咗鄂豫邊抗日游擊根據地嘅工作後，喺1939年10月中旬動身，經過確山、汝南、項城、沈丘，過黃泛區，1939年11月初劉少奇一行到達豫皖蘇邊區渦陽縣北鄉新興集嘅新四軍第六支隊司令部所在地，停留咗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喺新四軍第六支隊幹部會議上，號召「東進，東進，再東進！」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當時，豫皖蘇邊群眾工作仲停留喺一般宣傳號召階段。針對呢種情況，劉少奇指出必須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進行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實行合理負擔，積極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同改造政權，只有噉樣做，先可以解決建立根據地嘅問題。劉少奇同志對於豫皖蘇根據地嘅方針、任務仲作咗具體指示，要求首先創造永城、夏邑、蕭縣、宿縣四縣連成一片嘅根據地，與此同時仲要建立睢（縣）杞（縣）太（康）同商（丘）亳（縣）鹿（邑）柘（城）兩塊小根據地，以便爾後連成一片；仲要求鞏固擴大部隊，加強軍隊建設，準備喺一兩個月後向津浦路東發展。 1939年11月劉少奇到定遠縣大橋鎮三黃家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擊退咗桂系控制嘅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部同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部嘅進攻，喺淮南建立咗皖東抗日民主根據地。 1940年1月4日，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並項英，再次提出由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或江南抽調一部分隊伍去淮汀北岸發展嘅意見；1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覆電同意：從江南抽調一兩個團過江北發展；從第四、第五支隊抽調二三個團到淮北，彭雪楓部到蘇北發展。 1940年3月28日劉少奇從淮南寫信指示成立蘇皖軍政委員會，指定劉瑞龍任書記，江華、張愛萍、金明、譚希林、田維揚等為委員，並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武裝、群眾運動、統一戰線等都作咗具體嘅指示。 1940年5月劉少奇到皖東北，團結整合咗中共各個組織派到皖北嘅軍政組織：郭子化蘇魯豫皖特委利用統戰關係組成嘅人民抗日義勇隊、山東分局同八路軍山東縱隊派到蘇北嘅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同蘇皖特委，隨後山東分局派金明組建蘇皖區黨委同八路軍蘇皖縱隊、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亦進入靈璧泗縣境內活動，鄂豫皖省委派幹部隨安徽第六區專員盛子瑾到皖東北，仲有地方黨建立嘅游擊隊。 1940年6月劉少奇到淮南。 「七一」喺《抗敵報》上發表咗《做一個好嘅黨員，建設一個好嘅黨》文章。 1940年10月劉少奇由淮南經過淮海去到鹽城。 喺呢個戰略指導下，陳毅、粟裕所部新四軍從江南渡江北上，1940年10月取得黃橋戰役嘅勝利。同時，黃克誠部八路軍南下到達蘇北，同新四軍蘇中陳毅部會合，將華北華中嘅中共根據地連成一片。喺呢個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1940年11月中旬正式成立，葉挺任指揮（陳毅代），劉少奇任政治委員。此後，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7日劉組織發起咗曹甸戰役，進攻國軍韓德勤部，付出咗近2000人傷亡嘅代價，亦只係突破咗曹甸外圍防線，而無力對其基本陣地構成威脅，戰役未能成功。八路軍、新四軍喺蘇北嘅大發展以及該地區國共摩擦導致嘅直接後果即係皖南事變。 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等率領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九千人經茂林北移。 1月6日，第三戰區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喺蔣介石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爆發皖南事變。新四軍歷經七晝夜激戰，最終失敗，葉挺被俘，項英潛伏皖南山區被叛徒殺害，蔣介石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喺當時局勢下，劉建議中央「喺政治上全面反攻，喺軍事上暫時唔實行反攻」。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佈通告，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劉當日請中央任命陳毅代任新四軍軍長，喺蘇北成立軍部。 18日，佢同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軍軍部。 1月20日，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嘅命令，劉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同陳毅等人重建新四軍，擴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其中首先重建新四軍軍部，並增建華中黨校，以提高共產黨對軍隊嘅領導能力；並組織溫和嘅蘇北整風，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及任務。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喺鹽城成立。 1941年5月，中原局同東南局合併組成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喺劉嘅組織協調下，新四軍亦由重建時嘅9萬餘人發展到13.5萬人。 7月2日至7月3日，劉喺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發表《論黨內鬥爭》嘅講演，提出咗開展黨內鬥爭嘅正確方針。 11月3日，劉喺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發表《民主精神同官僚主義》嘅演講：「資產階級喺好多地方講平等同人民嘅權利；但係卻可以容許絕對唔平等嘅經濟地位。資產階級有幾千萬幾萬萬嘅財產，而對無數千萬嘅人冇衣無食係唔管嘅。國家社會係建築喺經濟結構上嘅生產方式，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係社會嘅基礎。 。人哋喺經濟上唔平等，於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嘅平等，係虛偽嘅，實際上只係保障咗資產階級剝削工人嘅自由同權利。 （民主精神）就係平等精神。 。如果我可以剝削你嘅勞動，而你只可以甘受驅遣，呢個就係唔平等，亦都係冇民主精神⋯⋯然而，平等精神或者民主精神唔係平均主義。唔夠，另一方面表現有啲平均主義嘅要求，仲有極端民主化嘅現象，否認組織性⋯⋯呢種平均主義同極端民主嘅要求，並冇平等精神同民主精神⋯⋯中國係一個缺少民主傳統嘅國家，一般話人民冇經過民主訓練，唔識民主⋯⋯官僚主義唔單止喺剝削階級隊伍中存在，甚至喺無產階級隊伍中，喺共產黨內，喺無產階級國家亦存在。成為當權嘅政黨時，官僚主義亦嚴重起來。⋯⋯提高群眾嘅文化程度，特別係提高民主精神，進行民主教育，呢個係我哋反對官僚主義嘅重要辦法，撤職等只係治標嘅。組織制度都要實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義嘅鬥爭能夠開展。喺共產黨員及幹部中要具備充分嘅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動督責自己同其他人，就可以不斷防止同逐步克服官僚。主義。」1942年1月至3月，華中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3月5日通過咗《目前形勢，我黨我軍喺華中三年工作嘅基本總結及今後任務》嘅決議。
1942年3月19日，劉從蘇北阜寧縣單家港出發經山東返延安。 1942年12月30日抵達延安。途中經過山東，處理咗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嘅分歧。
1943年6月28日，劉就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寫信畀續範亭：「關於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係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嘅一個問題，亦係二千餘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而家仍然冇正確解決嘅一個問題⋯⋯人同其他動物最基本嘅分別，就係人係有思想嘅。 （呢個係長期勞動長期鬥爭嘅結困），所以人可以理解自然界各種現象之間相互嘅內部聯繫；因此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觀事物發展嘅規律去改造客觀事物，去進行勞動生產，去製造工具，去改造世界。呢個係一切其他動物所冇嘅，呢個只有人才特具嘅⋯⋯人嘅思想，任何時候都唔可以離開物質嘅屬性，就係客觀事物發展嘅規律性喺人嘅頭腦中嘅反映。 。⋯⋯人哋嘅生產勞動，永遠係社會嘅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政治關係等（即人哋共同生活嘅規律》，呢啲一定嘅關係就決定住人哋一定嘅社會觀念形態，即係決定住人哋一定樣式嘅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心理、道德等。長期嘅一定嘅人哋嘅生產樣式同生活樣式，養成人哋喺思想行動上嘅一種特性，呢個就係人哋嘅社會性。就係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哋嘅利害關係。但人係具體嘅人，人嘅利害亦都係具體嘅。」12月17日，毛澤東寫信畀劉：「一氣睇完你呢一篇，前後睇咗。三次。並且率直批上咗我嘅意見。大體講嚟，凡論人性（前半部居多）嘅地方我以為係錯嘅，凡論階級鬥爭嘅地方（後半部）則係對嘅或比較嘅（但有某啲錯處）。⋯⋯我亦冇研究透徹，唔可以話我批嘅全部都無錯，仲請你睇後告我。」劉參與整風運動，開始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係中共五大書記之。一。整風運動中，劉同毛澤東等指責周恩來犯咗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同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
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嘅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5月14日至5月15日，劉作《關於修改黨章嘅報告》，報告論述中國共產黨嘅特點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嘅特點、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1］。 。其中對毛澤東思想作咗中共歷史上嘅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嘅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嘅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1］。嘅指導方針」。 6月9日，劉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6月15日，劉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決定推舉毛澤東、朱德、劉、周恩來、任弼時等13人組成中央政治局，推舉毛澤東、朱德、劉、周恩來、任弼時5人（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組成中央書記處，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書記處主席。 6月19日，劉出席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 7月12日，劉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朱德、劉、周恩來、彭德懷，總政治部主任為劉。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喺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在延安代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提出咗「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嘅戰略方針，並提出中國共產黨喺東北局勢中採取嘅「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策略；同時，佢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嘅指示》（即「五四指示」），共產黨喺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戰爭時期嘅「減租減息」政策，將土地分畀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國軍攻佔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喺陝北指揮國共內戰，劉則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機關一部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嘅工作。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之後，指導晉察冀野戰軍取得咗正太戰役、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同石家莊戰役嘅勝利，殲滅國軍6.2萬餘人。 7月至9月，劉喺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政策，並頒佈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畀貧農、中農。
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同朱德、劉會合。 1948年5月，劉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隨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協助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 1949年3月，劉參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喺會上發言。 1949年6月至8月，同高崗、王稼祥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蘇聯專家總顧問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員鄧力群、戈寶權、徐介藩、翻譯師哲陪同訪問。 6月27日，代表團下榻孔策沃別墅並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舉行第一次會談，會談涉及向蘇聯貸款、派遣專家、上海等城市。管理問題、新疆及少數民族政策、組建海軍艦隊、莫斯科同北京航線同配套設施、之後同蘇共主席團召開中國政治軍事嘅討論會、國家機構設置同工商企業管理等。斯大林仲決定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並決定以東北人民政府嘅名義簽訂貸款協定。 7月2日，雙方再次舉行會談。雙方共舉行咗六次會談（只有一次有會談記錄，兩次會談有確切日期）。會談期間，劉以電報嘅形式同毛澤東等人溝通。 7月4日，以劉嘅名義，中共代表團向蘇方提交1萬餘字嘅報告，介紹咗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並向佢徵求意見。報告中提及中國將一邊倒地倒向蘇聯，亦提及咗旅順駐軍、蒙古獨立嘅問題同蘇聯從中國東北「搬走機器設備」嘅問題，認為「我哋係噉解釋嘅：呢啲機器係日本人嘅，蘇聯將呢啲嘢當作戰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喺反動派手中並用佢嚟反對中國人民係完全正確嘅。」
9月，劉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喺會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出席開國大典。劉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劉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負責嘅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嘅土地改革工作。其頒佈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農經濟、團結同保護中農、沒收地主土地，並喺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嚟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國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 % ，比1951年增長15.3 % ；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42.8 % ；棉花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193.4 % ；農民個人生活亦有所改善。 1952年，劉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而高崗認為毛有意奪取劉少奇的權力，於是聯合饒漱石乘機向劉少奇發難，劉高矛盾也惡化。於是劉和周恩來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
1954年9月，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嘅報告》。
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劉先後邀請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同東北等地區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佢哋有關當地工作情況匯報；當講到經濟問題時，劉稱：凡係盲目發展得多嘅行業，困難就大；呢度有一條經驗，並唔係任何發展都係好嘅，如果發展唔係有計劃、有前途嘅，發展本身就帶有破壞性。劉同中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傾偈：「一攬子嘅領導方式係唔得嘅，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劉同華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傾偈：「黨唔管黨問題，有個成個問題喺內。黨委終天忙，唔可以管黨，管咗啲咩？ 、政治思想工作同組織工作。」劉稱：「如果各方面嘅工作都有得力嘅業務部門去做，黨委就可以騰出手嚟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喇。⋯⋯就可以企喺監督嘅地位。嚟指導同幫助業務部門嘅工作，即係管理幹部、檢查工作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唔使直接噉管佢哋嘅業務⋯⋯今後，黨對政府部門嘅領導方式，原則上將會係咁。」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喺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劉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劉主張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下，黨嘅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生產力。 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召開，劉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佢喺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0月23日，劉率領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秘密訪問蘇聯。 10月30日晚，喺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劉代表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認為將匈牙利交畀使用暴力手段嘅反政府勢力係唔妥當嘅。 10月31日晚，劉、鄧小平等返國，赫魯曉夫同蘇共中央主席團要員送機。 11月10日，劉喺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國際形勢嘅報告：「喺工人階級執政嘅國家入面，就係話喺我哋社會主義國家入面係咪亦有一種可能，亦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呢種階層？如果我哋唔注意，畀佢自流嘅話，喺我哋呢啲國家，亦可能會產生一種新嘅『貴族階層』。可能性嘅。但係如果我哋注意咗嘅話，如果我哋採取一啲辦法嘅話亦唔一定產生，係可以避免嘅，所以，我個人諗咗諗，尋日喺政治局常委會上亦講咗一下，對呢個問題。 ，我哋要採取一啲辦法，採取一啲措施，要提起注意，喺黨內、喺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仲要規定一啲必要嘅制度，令我哋呢個國家發展落去將來唔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喺人民頭上，脫離人民。」喺2月嘅國務院會議上針對經濟計劃提得過大，毛澤東一再告誡「唔好潑冷水」，總理周恩來則話「用冷水洗洗」，劉亦支持周話「而家有啲人」。腦太熱喇，提得太高喇。」兩種唔同嘅思路開始顯現。毛澤東對於劉、周等人提嘅「反冒進」十分不悅。劉有一次將人民日報嘅內容為反急躁情緒嘅社論稿修改後交毛批閱，毛直接批示唔睇喇。毛澤東後來仲話：「反冒進令六億人民泄咗氣，係方針性錯誤。」
1957年，劉喺調查中稱：「恩格斯講過，要防止國家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我哋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嘅領導人，本來係人民群眾嘅公僕，社會嘅公僕。而家我哋有嘅同志已經變咗做老爺，將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仲唔自覺，呢個係錯誤嘅。勤務員，冇權利當老爺。因為唔係噉，佢就唔可以將群眾當作同自己一樣嘅人嚟睇，處理人民群眾內部嘅事，就唔可以將普通嘅工人、普通嘅農民、普通嘅學生同我哋黨員。同幹部一樣噉睇。我哋要信任群眾，群眾先會信任我哋，唔信任群眾，群眾係唔會信任我哋嘅。」隨即就係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反「反冒進」，周恩嚟做咗自我檢討，而劉自忖「我哋比主席，總係差一大截」。支持毛澤東嘅一方佔據主動，從而拉開咗「大躍進」嘅序幕。
1955年，毛澤東掀起農業合作社並大社嘅高潮。到1958年初，喺毛澤東嘅推動下中國開始咗「大躍進」運動，劉作為一線領導人積極參與咗大躍進嘅決策同具體嘅推進工作。 3月份成都會議第一次按毛嘅想法提出要「並大社」，開始咗人民公社化嘅第一步。 4月底，劉同周恩來等幾個人一齊開始「吹公社」、「吹烏托邦」，主張大辦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搞供應制，並喺工作中加以貫徹。 6月份，毛澤東批發「兩年超過英國」嘅報告之後，劉亦緊跟精神宣稱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並且同毛澤東一樣，喺實地考察農業生產嘅時候公開為浮誇行為加溫。毛澤東曾經要求壓縮一啲過高指標，1958年底大躍進嘅弊病開始露出苗頭之後，劉承認「我嘅頭腦亦有啲熱，講過啲過頭話」，1959年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糾咗」、「壓縮空氣」。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唔久，毛澤東指定劉為自己嘅接班人。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喺1956年嘅中共八大上，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嘅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嘅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通報，將由劉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 1958年底，毛澤東唔做下一屆國家主席嘅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1959年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喺各種場合為劉接班作小範圍吹風。 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同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嘅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嘅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 17日，鄧小平連續參加劉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劉同鄧小喺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哋冇進行民主改革，係為咗等上層人物覺悟；而家一啲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到我哋不得不進行改革。 4月27日，劉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當選副主席。劉自動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 10月下旬，劉喺接見出席全國群英會嘅勞動模範時，對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稱：「你掏大糞係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亦係人民勤務員，呢個只係革命分工唔同，都係革命事業唔可缺少嘅一部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廬山會議。 7月14日，彭德懷致信毛澤東，陳述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嘅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毛澤東冇作評論，7月16日加上「彭德懷同志嘅意見書」批示印發畀各到會同志參考。 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會議，嚴厲指責彭德懷嘅信。彭德懷等人提出嘅意見，被指責係「資產階級嘅動搖性」，係「右傾性質」嘅問題。由此，參會嘅劉等人開始積極配合毛澤東批評國防部長彭德懷，會議嘅主題由「糾咗」變成「反右」。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喺8月2日至16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進一步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批判，通過咗《為保衛黨嘅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嘅決議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嘅反黨集團嘅錯誤嘅決議》。廬山會議後，劉喺最高國務會議上話為咗取得進步嘅經驗，就算犯錯都要從積極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劉為維護毛嘅權威，仍然參與到以空前嘅高調呼籲對毛嘅個人崇拜。嘅浪潮中嚟，呢個令到大躍進嘅錯誤一時難以糾正。
1961年1月3日，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匯報會討論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發言：睇嚟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係犯咗錯嘅。今年制訂計劃嘅基本精神，係要將局勢同矛盾緩和落嚟，要確實留有餘地。每項事情都有個餘地問題。 1月9日，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五次匯報會上發言：睇嚟農民喺經濟上係好脆弱嘅。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嘅抵抗亦脆弱。呢種經濟上嘅脆弱性同政治上嘅脆弱性係好容易出問題嘅。今後我哋各級領導要特別小心噉對待農民問題，將農民生活搞得好啲。 4月1日從廣州到達長沙，開始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大躍進造成嘅惡果全面暴露，劉經過喺湖南家鄉蹲點調查並喺各地考察，思想發生咗急遽嘅轉變。佢決定解散食堂、強調調查研究，開始糾正大躍進嘅錯誤。
1962年1月27日，劉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正式發畀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代表。經常委同意後，劉喺大會作長篇講話，補充說明報告：「過去我哋經常將缺點、錯誤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嘅關係。而家恐怕唔可以到處噉樣套。有一部分地區仲可以噉講。喺嗰啲地方雖然亦有缺點同錯誤，可能只係一個指頭，而成績係九個指頭，但係，全國總起嚟講，缺點同成績嘅關係，就唔可以話係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嘅關係。 ，恐怕係三個指頭同七個指頭嘅關係。仲有啲地區，缺點同錯誤唔止係三個指頭，如果話呢啲地方嘅缺點同錯誤只係三個指頭，成績仲有七個指頭，呢個係唔符合。實際情況嘅，係唔可以說服人嘅。成績唔係主要嘅。」
喺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中央嘅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劉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嘅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身為主持一線工作嘅國家主席劉要求全黨糾正工作中嘅缺點錯誤，克服困難，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報告提出當前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更快爭取國民經濟嘅根本好轉。報告闡述咗黨嘅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同作風，對呢幾年幹部作風中虛假浮誇、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嘅現象進行咗嚴肅批評，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把黨嘅戰鬥力大大加強起來。
七千人大會期間，為咗畀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同「右傾分子」嘅幾百萬幹部平反，同時針對代表哋提出畀彭德懷「下戰書」事件翻案嘅要求，劉喺大會上話，彭德懷畀毛主席寫嘅信冇問題，彭德懷嘅問題係「裏通外國」，劉嘅定性令彭德懷無法得到平反。劉仲做咗嚴厲嘅定性。
七千人大會之後，2月8日，劉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嘅講話記錄：要形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嘅空氣，黨內係咁，黨外更應該係咁；無論如何唔可以以黨代替政府，唔可以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係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嘅作用，通過呢個制度去實行人民嘅民主。 2月21日至2月23日，劉喺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係西樓會議。劉開始着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劉同周恩來都主張由陳雲當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劉喺1939年喺延安發表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嘅修養》，強調共產黨員喺取得政權之後更加要加強意識修養。 8月1日由《人民日報》同《紅旗雜誌》重新發表。該書再版過程中仍然保留咗原先批評陳獨秀嘅一啲文字，例如「毫不知恥噉要求我哋嘅黨員好似尊重馬克思、列寧噉去尊重佢，擁護佢為領袖，報答佢以衷心同熱情。」「佢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喺別人頭上，唔向別人，尤其唔向群眾虛心學習，唔接受別人嘅正確意見同批評」，被毛澤東認為影響自己。文革期間，今次再版遭到嚴厲批評，被稱為「黑修養」。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喺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 8月6日，毛澤東喺會上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嘅講話，之後又六次喺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嚴厲批評「黑暗風」同「單幹風」。 8月11日喺中心小組會上，劉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嘅估計作咗自我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咗」。
9月24日 -27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嘅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嘅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噉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嘅決定》同《關於加強黨嘅監察機關嘅決定》等文件。全會肯定咗八屆九中全會以來貫徹八字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取得嘅成效，決定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嘅方針。 24日，毛澤東喺全會上作咗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同黨內團結問題嘅講話，將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喺一定範圍內存在嘅階級鬥爭作咗擴大化同絕對化嘅論述。並再次批判「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 26日，劉喺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嘅意見，同時規定呢次會議嘅精神只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幹部，並要求全黨唔好放鬆經濟工作，要將工作放喺第一位。劉、周恩來、鄧小平等努力試圖繼續將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擴大化轉向經濟調整工作。
1964年，劉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嘅視察，佢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嘅理想主義引向咗實用主義。毛澤東好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一條同自己完全唔同嘅政治路線，自己喺黨內嘅權威受到挑戰。 1964年底嘅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呢個令劉、鄧小平同毛澤東嘅關係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喺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經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嘅制度，當時毛澤東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為每月9公斤。劉係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
毛澤東喺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評中共黨內嘅「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呢個「三風」同劉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接受毛澤東嘅反修防修理論，唔單止作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仲話「而家兩個階級邊個勝邊個負嘅問題仲未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並冇將「資本主義復辟」當係現實危險，佢當時所謂嘅階級鬥爭嘅對象僅僅係「投機倒把、貪污盜竊，仲有一啲嚴重嘅鋪張浪費，嚴重嘅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嘅分散主義」一類嘅社會性問題，呢個同毛澤東喺對階級鬥爭嘅嚴重性嘅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蘇論戰全面展開，喺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嘅大背景下，劉開始將精力轉移到正全面鋪開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喺農村「四清」、喺城市「五反」）上嚟。劉主持修訂《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同《前十條》一齊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隨住運動嘅進行，劉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嘅認識亦發生重大改變，佢喺思想上接受毛澤東「反修防修」嘅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係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係資產階級思想喺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喺共產黨內部嘅反映」。
1963年11月，劉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指導「四清」，並將總結嘅「桃園經驗」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嘅藍本。運動開始時，劉對形勢嘅判斷同提出嘅政策都得到毛澤東嘅認可，然而隨住運動嘅深入，過火現象不斷出現，劉同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喺認識上同實踐上嘅分歧逐漸暴露出嚟。劉認為「反修防修」嘅重點喺基層，佢主抓嘅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同被認為變修嘅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嘅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話黨內已經形成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喺1964年底嘅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劉嘅分歧公開化。毛澤東提出，當時嘅主要矛盾係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嘅敵我矛盾，運動嘅重點係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反對將矛頭指向基層；劉則表示，運動嘅性質係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交織，反對將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喺會議上毛澤東佔咗上風，「四清」運動按毛嘅意見重新部署，喺一定程度上糾正咗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嘅過火偏向。然而，毛嘅「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嘅提法，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並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嘅運動準備理論前提。呢個時候，毛澤東已經將劉同「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嚟，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同毛澤東為代表嘅關於階級鬥爭嘅兩種方針，終於將唔可以再相容喇。
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嘅論爭令毛澤東發動嘅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令到成個中國都陷入混亂。喺文革初期，劉喺某啲問題上同毛澤東嘅立場一致。 1966年6月27日，劉喺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同中共中央召集嘅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嘅問題。 「彭、羅、陸、楊佢哋嘅互相關係係唔正常嘅⋯⋯佢哋共同特點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係搞地下活動嘅。」「彭、羅、陸、楊事件係有發生嘅。政變嘅可能嘅，呢個係激烈嘅、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喺我哋黨內領導機關嘅反映。」結尾佢話：「我哋而家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亦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 ，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嘅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嘅行動指南，全體黨員嘅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係人類嘅燈塔，係世界革命嘅銳利武器。嘅面貌。我哋用毛澤東思想戰勝咗一切反黨分子，亦可以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亦可以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喺處理文化大革命嘅一啲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劉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係反馬克思主義嘅。」並命令撤銷工作組。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暢遊長江返北京後，拒絕劉要求見面嘅請求，首先聽取江青等人嘅匯報。 7月19日至23日，劉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會上對於派工作組問題有明顯分歧，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表示反對。 7月24日 -25日，毛澤東先後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局書記，嚴厲批評劉、鄧小平派工作組係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先鎮壓學生運動，並指責：規定「內外有別」等都係定框框，要將運動引入邪路，又話工作組「對運動起壞作用，阻礙運動」，要撤銷工作組，罷工作組長嘅官。喺1966年8月嘅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嘅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嘅目標直接指向劉，同時其中中共第二號人物嘅位置亦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係政治局常委，但係排名下降到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嘅身份亦從此唔再被提及。 10月16日嘅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遭到陳伯達、林彪等人嘅批評。 隨後造反派用大字報等一再對劉同鄧小平批評，毛澤東批評呢種做法，周恩來、陶鑄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
喺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個星期嘅中央黨會上，劉、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嘅代表，並分別作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呢個亦成為文革中最知名嘅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係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 11月8日，嗰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嘅聶元梓，又同另外10人貼出《鄧小平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嘅大字報。 1966年12月，劉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係黨內嘅赫魯曉夫」。北京出現「打倒劉少奇」嘅標語。 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審查王光美嘅專案小組。 12月24日，戚本禹喺北京礦業學院稱「劉、鄧係黨內最大嘅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據張春橋12月18日授意，帶領5，000餘人喺北京城區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咗天安門城牆。 「王光美專案組」負責調查劉、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先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謝富治兼任組長、專案工作負責人，江青、康生係決策同指揮者。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同一啲群眾，喺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鄧小平嘅「罪行」。喺「中央文革」嘅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亦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係黨內最大嘅資產階級當權派，係中國現代修正主義嘅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嘅黑司令」、 「打倒劉、鄧」嘅大字報。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嘅彭德懷被押送返北京，同彭真、羅瑞卿等一齊接受批鬥。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嘅造反派喺劉住處貼出大字報，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嘅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 3日晚，喺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劉、王光美。 1月6日，清華大學嘅造反派設圈套將劉、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強行扣押王光美，後經周恩來派人干預下釋放。 1月13日，毛澤東派秘書接劉交談（問候劉嘅家屬情況），劉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同毛選編委會主任職位，願意同妻兒去延安或老家種地。毛澤東只係畀佢「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並且推薦佢讀《機械唯物主義》、《機械人》（前兩本均遍尋不得）以及《淮南子》（編者劉安最後服毒自盡）。之後幾日內，劉辦公室嘅電話線被拆除。劉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喺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嘅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嘅修養》。 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嘅名義，發表長篇批判文章《〈修養〉嘅要害係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話呢篇文章係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嘅，「希望各單位嘅革命同志，認真噉組織學習同討論，進一步深入噉開展對黨內最大嘅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嘅大批判運動。」1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嘅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進行上綱上線嘅批判。
1967年，劉開始被軟禁喺北京嘅屋企。 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學院群眾到中南海西門駐紮，建設高音喇叭，稱要將劉從中南海揪出來「鬥倒鬥臭」，隨後北京高校上百個組織前往聲援，形成「揪劉火線」。 」，圍困衝擊中南海，前後持續一個月。 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鬥劉同王光美嘅大會，對佢人身侮辱，逼迫佢低頭彎腰兩個多小時並抄家。同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第五期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定係賣國主義？ 》將矛頭指向劉：
黨內最大嘅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自我辯解話佢係「老革命遇上咗新問題」。難道竟然有咁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嘅「老革命」？難道竟然有咁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嘅毛澤東思想嘅「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唔係咩「老革命」，你係假革命、反革命，你就係瞓喺我哋身邊嘅赫魯曉夫！
同年8月8日，劉再次提出辭職，但係之後嘅書信都石沉大海。劉最終意識到，爭辯無濟於事，從此放棄書信同申述，並緘默不語，最終選擇以沉默表示無聲嘅抗爭。然而批評之聲並未隨之減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報》相繼發佈頭版新聞，直指劉係「中國嘅赫魯曉夫」。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啲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嘅權利。一啲出席會議嘅中央委員持續遭到批鬥。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反黨分子」嘅人，達到總數嘅71 % 。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嘅審查報告》，包括劉喺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嘅反革命罪行嘅調查結果。 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該報告，認為佢係「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係一個埋藏喺黨內嘅叛徒、內奸、工賊，係罪惡累累嘅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同國民黨反動派嘅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嘅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嘅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嘅一小撮走資派嘅反革命修正主義嘅思想。」喺出席會議嘅所有人員當中，只有陳少敏一人反對該決議。劉被罷免後，國家主席一職長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廢除。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佈咗中央決定，繼續攻擊劉係中國嘅赫魯曉夫，11月27日，《人民日報》「揭露」劉攻擊毛澤東嘅親自樹立起來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噉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嘅罪惡活動。係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嘅走狗，反動派嘅幫凶。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報告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咗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嘅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咗以劉少奇為總代表嘅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唔改悔嘅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粉碎咗佢哋復辟資本主義嘅陰謀」。
1968年初，劉仍然被單獨監禁喺中南海福祿居。劉精神同生活狀態不斷惡化，1968年起陸續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3月以後病情加重。 4月中旬神志已經唔大清楚，兩腳移動好辛苦。 7月上旬劉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時才緊急從北京醫院同軍隊醫院調嚟幾個醫生組織搶救；醫生會診後認為：「現病人嘅情況處於十分危重嘅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意外」，並建議住院治療，但冇得到批准，只能從醫院借調醫療器械就地搶救。 7月24日，劉方才脫離危險期，但冇根本好轉；呢件事之後，佢已經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臥床接受治療，支氣管肺炎頻繁發作並逐漸嚴重。
10月9日後，劉完全唔可以進食，只得從鼻孔插管往胃裏灌流質以維持生命。 10月14日嘅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從七月上旬患嚴重支氣管肺炎以來，一直不斷有反覆，三個多月較大反覆五次。」「今後再發生嚴重反覆，即可能無法救治。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亦有可能突然變化，防止喺短期內死亡。 11月9日，高燒嘔吐等病症再次復發。 1969年1月14日，出現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縮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劉嘅支氣管肺炎再次發作，體溫升高達攝氏39度，醫生會診後一致認為情況嚴重，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因佢年紀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併發症，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後經緊急治療病情暫時穩定。 1969年10月，毛澤東根據當時世界動態估計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因此決定全國大規模備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將劉、鄧小平、陶鑄、陳雲、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劉向家人最後話：「好在歷史係人民寫嘅。」10月17日晚，劉喺兩名專案組人員押送下，乘一架伊爾 -14（3284號）轉移到河南省開封市，醫生董長城、護士曹兵、紀秀雲、劉原衛士長李太和隨同前往。抵達開封後，佢被囚禁喺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原「同和裕銀號」舊址。佢嘅囚禁情況被數篇專文研究，包括後來嘅黨史學術期刊、央視紀錄片、新華網等。
由於途中顛簸受涼，劉抵達開封後病情繼續加重。 1969年10月24日、31日，劉兩次因為支氣管肺炎發作而病危，經隨同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 11月6日，來自北京嘅醫護人員奉命返回，其監護醫療轉交畀當地駐軍負責。 11月10日，劉病情再次發作，連續高燒唔退，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嘅辦法治療。 12日凌晨1時許，劉出現異常症狀，值班護士6點38分緊急呼叫其他醫護人員。 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6點45分劉嘅心臟停止跳動，享年71歲。 11月13日午夜，專案組喺登記「火葬申請單」時，冒用劉源名字申請，填寫「死者姓名」為「劉衛黃」。劉嘅遺體被謊稱為烈性傳染病患者嘅屍體。 11月14日，劉遺體喺開封市東郊火葬場就地秘密火化。骨灰被裝喺一個普通木質盒入面，寄喺開封火葬場骨灰存放室。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喺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嘅嚴重「左」傾錯誤，撥亂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量冤假錯案，後幹部群眾紛紛去信中央，要求平反昭雪劉；「文化大革命」期間，好多人懷疑同不滿劉問題而被打成反革命，張志新等獻出生命。 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同中央組織部覆查劉一案。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嘅決議》，決定為劉平反，恢復咗佢作為「黨同國家領導人之一」嘅名譽。全會發表嘅《公報》指出：「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係五中全會嘅另一項主要議程。全會認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偉大嘅馬克思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幾十年來一貫忠於黨同人民，將畢生精力獻畀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咗不可磨滅嘅功績。對黨內同國內形勢作出咗違反實際嘅估計，提出咗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咗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嘅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呢啲論斷係完全錯誤同唔可以成立嘅。林彪、『四人幫』一夥出於篡奪黨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嘅反革命目的，利用呢種情況，捏造材料，畜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同人身迫害，並將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為劉少奇嘅代理人，統統打倒，造成咗極其嚴重嘅後果，呢個係我黨歷史上最大嘅冤案，必須徹底平反。十月黨嘅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嘅劉少奇同志嘅各項『罪狀』，進行咗周密嘅調查研究工作，反覆核對材料，向中央作出咗詳盡確切嘅審查報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呢個審查。報告，據以作出咗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嘅決議（草案）。全會經過嚴肅認真嘅討論，一致通過呢個決議，決定撤銷黨嘅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畀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嘅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嘅馬克思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同國家嘅主要領導人之一嘅名譽；喺適當時間為劉少奇同志舉行追悼會；因劉少奇同志問題受株連造成嘅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本著團結一致向前睇嘅精神，將全會嘅決議向全黨同全國人民進行傳達，消除過去對劉少奇同志嘅錯誤處理所造成嘅影響，鼓舞全黨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噉獻身於實現四個現代化嘅宏偉事業。」
1980年5月，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組成，以國家元首規格籌備補辦喪事。 5月13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劉瀾濤同王光美等人乘專機前往鄭州，隨後由鄭州前往開封迎取劉少奇嘅骨灰，5月14日喺鄭州舉行骨灰迎送儀式，劉瀾濤、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同子女乘專機將劉少奇嘅骨灰護送到北京。 5月15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公告：「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定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喺北京舉行追悼大會。同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中央，國家機關，我國駐外使館同其他駐外機構，北京市同其他省、市、自治區政府所在地嘅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下半旗誌哀，停止娛樂活動一日。」5月17日下午，劉少奇追悼大會喺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方面代表1萬多人出席大會。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今日，我哋懷住無比沉痛嘅心情，悼念偉大嘅馬克思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劉少奇同志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咗一生。佢係受到全黨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嘅、久經考驗嘅、卓越嘅黨同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嘅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哋黨嘅缺點同錯誤，蓄意誣陷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同志喺河南開封不幸病故。呢個係我黨同我國人民巨大嘅損失，黨中央經過周密嘅調查研究，根據確鑿嘅證據，喺黨嘅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徹底推倒咗強加喺劉少奇同志身上嘅種種罪名，鄭重地為佢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我哋黨採取嘅呢種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嘅原則立場，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嘅衷心擁護。 。⋯⋯敬愛嘅少奇同志離開我哋已經十幾年喇。喺處境最艱險時所講：『好在歷史係由人民寫嘅』，歷史宣告咗林彪、『四人幫』一夥陰謀嘅徹底破產歷史對新中國嘅每個創建者同領導者都係公正嘅，唔會忘記任何人嘅功績。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一樣，劉少奇同志將永遠活喺我國各族人民嘅心中。」
劉生前曾經多次要去世後骨灰撒喺大海，1954年4月對王光美講：自己去世後遺體火化，唔保留骨灰，將骨灰撒喺大海裏面，好似恩格斯一樣。 5月19日，劉骨灰喺治喪委員會代表同劉家屬護送抵青島軍港，由鞍山號驅逐艦執行散撒儀式，喺4艘護衛艦護航下，喺黃海由王光美等親人將骨灰撒歸大海。 1981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其中江青、謝富治、陳伯達等人因涉嫌組織參與誣告陷害、迫害劉致死等，被分別判死緩、有期徒刑等刑罰。
隨住劉名譽同身份全面平反，相關嘅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劉著有《論共產黨員嘅修養》、《關於土地改革問題嘅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集分別喺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4月發行嘅第四套人民幣100元紙幣（1980年版同1990年版）上，劉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餘三位分別係毛澤東、周恩來同朱德。 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亦重新修葺其祖居，並以劉少奇故居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2000年，劉少奇逝世處被列為第三批河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同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
2008年，中國大陸召開紀念劉誕辰110周年嘅活動。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嘅胡錦濤喺講話上，評價劉係「偉大嘅馬克思主義者、偉大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係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嘅黨嘅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嘅重要成員。」
延安棗園五大書記銅像：任弼時、周恩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
1988年劉少奇誕辰90周年之際，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劉少奇故居紀念廣場上設立劉少奇全身銅像。
河南開封劉少奇陳列館即劉少奇逝世處立有劉少奇半身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