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1950年11月25日），譜名远仁，字岸英，曾化名杨永福、俄语名谢尔盖（Сергей），以字行。湖南湘潭人，生于湖南长沙，是毛泽东与其第二位妻子杨开慧的长子。朝鲜战争時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平安北道昌城郡東倉面大榆洞（現在的東倉郡大榆勞動者區）的志愿军司令部遭空袭阵亡。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生于湖南長沙湘雅醫院。1927年，何键在湖南开始清党，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到板仓乡下躲避。1930年，杨开慧被杀后，毛岸英被保释出狱，并带到上海进入中共地下党所办的“大同幼稚园”。1932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寄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工作人员董健吾家中，后又被董健吾转移至其前妻黄慧英家中，生活费由党组织提供。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资助中断，黄慧英领着子女和毛氏兄弟以替人做家务和卖报等工作维持生活。据师哲回忆，毛岸英后来告诉他，他们经常要做家务，并常挨打。1935年秋，毛氏兄弟流落街头，后于1936年被找回。
1936年6月，因与董健吾有私人关系，奉系領導人張學良派部下李杜帶毛氏兄弟到法国马赛，数月之后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帶往莫斯科，進入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取俄语名“谢尔盖”（Сергей），称作“谢尔盖·永福”。1936年至1942年为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员，1942年11月至1943年5月为位于舒亚的“恩格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员，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为列宁军事政治学院诸兵种合成系学员，其间加入苏联共产党（联共（布）），1944年8月至11月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1944年12月之后为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第二系大学生。1946年1月，乘飞机回到延安。1947年春，国军进攻延安时，康生带他去山西临县发动土改。进北京后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1949年10月与刘思齐结婚。1950年8月中旬，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同年底於朝鮮陣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發。10月下旬，毛岸英隨中国人民志愿军越過鴨綠江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毛岸英在朝鲜隐姓埋名，被称作刘秘书，只有少数人知晓其真实身份。据刘思齐转述赵南起的描述，当时毛岸英和他们一样都是吃没去壳的高粱米和干炒面。但某種程度上仍有被特別照顧，比如杨迪和成普都提到了毛岸英曾经插嘴作战布置，而彭德怀的温和反应出乎當時不知情的众人意料之外。根据38軍軍長梁興初之子梁晓源回忆，毛岸英曾經向梁興初要求到38軍帶兵，梁興初說必须得到彭德怀同意，毛岸英便表示要去找彭德怀談。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P-61戰鬥機在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進行侦察，志愿军首长因此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防空洞的命令。毛泽东也在当晚发给志司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聯合國軍四架B-26轰炸机轰炸了大榆洞，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木板房（司令部作战室）而燃燒，毛岸英等人未能及時逃出，當場死亡，尸体无法辨认，靠他生前戴的苏联手錶残骸才确认，年僅28岁。当彭德怀得知毛岸英有危险时，急得立即想跑去，被警卫员抱住，彭德怀说“再不放开老子毙了你！”，警卫员说“你毙了我也不松手！”。
毛岸英遇难当天下午16时，彭德怀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正副司令员高岗与贺晋年去电，汇报了当天的情况：“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跑出来的两位幸存者中有一位是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毛岸英阵亡当天，周恩来收到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并同刘少奇商量后，决定暂不将毛岸英陣亡一事告诉毛泽东，只告诉杨尚昆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写信并附上志司电报向毛泽东和江青告知情况。毛泽东决定不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毛岸英後被葬於朝鮮平安南道檜倉郡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墓碑上題字為“毛岸英同志之墓”。
关于毛岸英陣亡时在作战室裡的情况，此后有多种说法。
1993年出版，由朝鲜战争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的杨凤安与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王天成合著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2000年更名为《北纬三十八度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出版，2009年以相同書名再版）中描述，美军当时已大致发现志愿军指挥部位置并多次派间谍实地用“发报机或信号灯指示目标”，在一次空袭中毛岸英和高瑞欣“因昨晚睡觉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他俩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
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研究员元江根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的文稿及访谈录所整理的文章描述，毛岸英因连日工作而十分疲倦，当天凌晨从食堂打回饭后先睡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用火炉加热冷透的馒头和稀饭，正端起碗吃时轰炸就发生了。
2011年，原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成普生前口述、身后由其女儿成曦与其他人整理发表的文章描述，当天上午11点左右，毛岸英在完成收发电报的工作后，正在吃苹果和烤苹果皮；该文授权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版本删去了烤苹果皮的细节。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于1994年出版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中《大榆洞空袭脱险》一文描述，彭德怀办公室中安装了一个火炉，还存放了鸡蛋、饼干、小菜、大米等供临时备用，11月25日早上彭德怀离开之后，毛岸英和作战处参谋高瑞欣曾回到办公室从彭德怀行军床下拿出几个鸡蛋，“想利用那火炉子作鸡蛋炒饭”，但此时有四架轰炸机飞过，二人与同在室内的作战处成员成普、徐亩元迅速出门躲避，此后四人误判轰炸机已经飞走，便回到室内，然而敌机很快返回执行轰炸，“高瑞欣和毛岸英因正在作饭没及时跑出”。
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描述，“11月24日拂晓前”，毛岸英、高瑞欣和成普三人违反必须进入防空洞的防空纪律，在彭德怀办公室中“炒米饭”；拂晓后，敌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命中彭德怀办公室。本书分别于2003和2008年出版的第2版和第3版增加了“用鸡蛋炒米饭”的细节，并称鸡蛋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前一天刚送给彭德怀的。
对于炒饭或蛋炒饭一说，存在一些否定意见。
作为轰炸幸存者的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成普于1972年写给中央专案组的书面材料《关于毛岸英同志牺牲情况的回忆》一文中，陈述了毛岸英等参谋为准备二次战役而在司令部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指出轰炸发生时，杨凤安不当班且在一个小土洞内休息，也未提到与热饭或蛋炒饭有关的内容。1995年，成普在给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书面材料中写道：“彭德怀的床下根本没有鸡蛋，只有苹果。作战室也根本没有饭锅炒勺，并且，铁桶火炉上，用一根很长的铁皮烟筒直通出房顶铁皮之上。因此铁桶火炉根本不能做饭，这样他们怎样做鸡蛋炒饭吃？不知是何人提供的这种资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2010年，高瑞欣的女儿杨彦坤在回忆中提到她曾写信询问成普当时具体情况，成普在给杨彦坤的第二封回信中谈到蛋炒饭问题时重申：「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
时任志司作战处参谋赵南起在口述回忆中称毛岸英不是“弄饭时被炸死”，而是完成“处理急件”的公务之后“饿了找饭吃”，并提到当时没有米饭，“只能找点高粱熬粥当饭”，“还不是高粱米粥，因为高粱的皮都还没有褪掉”。刘思齐也回忆赵南起曾向她提到过没有米饭的情况。
曾任志司作战处参谋、也是彭德怀传记编写组成员的王亚志与杨彦坤长期保持联系，他在看到成普给杨彦坤的回信后，以后再写文章时，就略去了做蛋炒饭这个情节。
2012年，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展示上述源自成普、成曦、赵南起等人的材料，否定了蛋炒饭一说。2020年，中國歷史研究院同样引用上述材料以及彭德怀的电文和传记，撰文批驳蛋炒饭的说法，并指出杨迪回忆录存在史实错误；2023年，中国历史研究院又发布了批驳蛋炒饭说的视频。中国历史研究院认为此说法意在通过攻击毛岸英“镀金”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时任志愿军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的副总司令的洪学智在199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描述：“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我们一道上山疏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跑回屋里去了”。
成普在1972年写给中央专案组的《关于毛岸英同志牺牲情况的回忆》一文认为，包括毛岸英和成普本人在内的参谋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因而都没有离开司令部。
當時只有美國空軍第3輕轟炸大隊（英语：3rd Wing）（基地橫田飛行場）和第452輕轟炸大隊（英语：452nd Operations Group）（基地板付機場）操作B-26轰炸机。
附屬於第18戰鬥轟炸機大隊（英语：18th Operations Group）的南非空軍第二中隊於11月25日出動三架P-51野馬式戰鬥機執行密接空中支援，攻擊了志願军散兵，战果不明。因此網路傳言附會此次攻擊炸死毛岸英，P-51飞行员是南非空军波兰裔飞行员利波夫斯基（G. B. Lipawsky）上尉。
1945年，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为让毛岸英了解中国实际，决定把毛岸英送到当时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处锻炼。送毛岸英的战士回来讲了个笑话：毛岸英看马既得驮他，又得驮粮食，生怕把它累坏，非要把一斗小米背自己身上。士兵向他解释，这样马驮得一般多，他才搞明白。大家听了可笑了一阵子。
彭德懷等人不同意毛岸英赴朝鮮戰鬥，毛回答：“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1951年1月2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得知毛岸英陣亡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澤東說：“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