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話

臺灣話（白話字：Tâi-oân-ōe；臺羅：Tâi-uân-uē），通稱臺語（Tâi-gí/Tâi-gú），又稱為臺灣台語或臺灣閩南語（Tâi-uân Bân-lâm-gí），是源自閩南語泉漳片、通行於臺灣及澎湖群島的語言，為閩南裔臺灣人的母語，現並為中華民國國家語言之一。与發源地福建省南部的泉漳片相比，台灣話主要特點是有日語借詞，平埔語底層詞，且整體而言聲調相當統一，與福建之同安話聲調相近，而口音上的「偏泉」、「偏漳」主要是表現在個別韻母。
臺灣話起源於荷治時期由荷蘭當局召募至台灣開墾的福建移民，以及伴隨着1661年明代末期鄭成功率領泉漳鄉親軍隊自同安縣之金門渡海出兵征服大員而傳播至台灣，且自此始接連被明鄭與清治台灣政府視為教育語言。自17世紀中葉起，特别是在渡臺禁令解除後，由於大量的閩南地區和粵東地區的移民入居臺灣，使得其中來自於福建泉州府和漳州府的閩南民系移民的母語，伴隨著居住領域的擴張而擴散至臺灣各地，形成今日所知的臺灣話，並成為臺灣全境的通用語之一。其後之日治時代，則以同安話或廈門話為標準音，官方並授權或主編出版了許多與日語對譯之作品。儘管在日治及戰後時期，官方先後推行日語與中華民國國語（華語），臺灣話在現今的臺灣依然普遍可聞。根據2009年《臺灣年鑑》，臺灣民眾約有73%能夠說臺灣話。戰後初期，小學是可以使用臺灣話來教授漢文的，不過在歷經國語政策後，華語成為臺灣教育體制中絕對性的教學語言，並且由於書寫上存有多種標準，導致臺灣話面臨傳承危機。
「臺語」一詞於1849年臺灣府儒學訓導劉家謀的著作已使用。「臺灣話」一詞則在直隸總督李鴻章於1874年的信函中可以見到。臺灣總督府所實施的全臺灣戶籍調查中，該語族群占臺灣常住人口的8成，由於該語言為台灣人口數量占絕對多數族群的母語，且同時是台灣大多數地區的自然共通語，因此被命名「臺灣語」（日语：台湾語），並以此出版著作。
而「閩南語」一詞最早出現於1935年上海《申報》，在中華民國政府發布戒嚴令且撤退到臺灣、推行國語政策後，於1967年將當時一般人所習稱之「臺語」、「臺灣話」字樣，更改為「閩南語」、「閩南話」。而解嚴之後，到了2021年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將把臺灣閩南語的名稱改為「臺灣台語」，並於2022年建議各機關應優先使用「臺灣原住民族語、臺灣客語、臺灣台語、馬祖語、臺灣手語」為臺灣固有族群語言的官方書面名稱。
其他名稱尚有「學佬話」、「鶴佬話」、「河佬話」、「河洛話」、「和樂話」、「福佬話」、「福建語」、「咱人話」及「福爾摩沙漢語」等。
明朝末年，戰亂頻頻，陸續有閩南、粵東籍移民渡海抵臺。最初進行集體移民與農業開墾者，首推渡日海商顏思齊與鄭芝龍。顏思齊於1622年，率領部下佔據笨港（今雲林縣北港鎮），進而開拓諸羅山（今嘉義市）。顏氏死後，鄭芝龍繼承頭領地位，遂橫行於臺灣海峽。1628年，接受明朝招安。明思宗崇禎年間，福建地區連年饑荒，鄭芝龍建議福建巡撫熊文燦，招民數萬人並給予「三金一牛」（一人白銀三兩、三人耕牛一頭），吸引至臺灣開墾。雖然不少人在經濟改善後即返回家鄉，但亦有一部分佔據平原土地、落地生根，並將閩南語一併傳播至臺灣。
1624年及1626年，荷蘭、西班牙先後佔領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及雞籠（今基隆市）。在荷蘭人統治臺灣的40年中，曾召募更多泉、漳甚至客籍漢人開墾臺灣。在長期與平埔原住民雜處與荷蘭人的統治下，隨移民來臺的閩南語亦開始出現別於原鄉的變化。
明末鄭成功抗清失敗後，1661年率大軍攻佔臺灣、驅除荷人。鄭家出身泉州，明鄭之文教制度的定立者陳永華參軍，是同安人，而其所帶來的軍民大多數是泉州人。因此，此時在臺灣的閩南語以泉州音為優勢。
1683年，施琅攻臺，明鄭覆亡，清廷正式統治臺灣。在清廷統治臺灣的212年間，閩人來臺人數激增，其中又以泉漳最多，閩南語亦隨移民傳播至臺灣各地。雖然不停地發生械鬥，但日後由於交通發達、泉漳居民混居，使得泉漳兩腔開始混合。除了宜蘭（漳州腔）、鹿港與臺西（泉州腔）等少數地區保存較純正的口音以外，臺灣各地多通用一種「不漳不泉」，或「亦漳亦泉」的新閩南語。洪惟仁等語言學家稱為泉漳濫，即泉漳混合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1842年廈門港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逐漸成為閩南地區對外的門戶。廈門港自古隸屬於泉州同安縣，位於同安縣之西南端，而同安縣位於泉州府最西邊靠近漳州府，廈門話因其廈門港經濟地位而取代泉州話成為閩南語代表腔。
甲午戰爭後，1895年戰敗的清政府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在日治時期，教育方面推行日語為國語的政策，日語在政治上佔盡優勢，亦成為族際公用語之一。然而，臺灣話、客家話、阿美語及泰雅語亦自日語大量吸收新詞彙，例如廁所稱「便所」（piān-sóo）、面積單位「坪」（pênn）等，甚至直接借用日語音如煤气稱為「瓦斯（Gas）」（日语：ガス，罗马字：Gasu）、摩托車（Autobike）稱為「歐都邁」（日语：オートバイク，罗马字：Ōtobaiku）等，使得與原鄉語言略有區別。
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推行國語家庭政策，使得都市地區台灣人習操日語。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方言一度復興，但臺灣話及客家話已受到衝擊，使得文讀系統衰落，成為純粹的生活語言。此後，一般人已難以臺灣話讀出詩詞或古文，反之香港人至今仍能以粵語朗讀。
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因其在中國大陸的國共內戰戰敗，帶著大批軍隊與難民撤退至臺灣，使得臺灣人口由600萬遽增至800萬，為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動。其後中華民國政府以國語運動積極推行中華民國國語（為現代標準漢語，屬官話），廣泛使用於媒體及公共場所，並在校園裡禁止其它非官話語言（包含原住民語言），藉以同化年輕人，遂使臺灣話漸漸式微。
依據學者預測，因近年來國語（官話）完全普及且佔優勢，加上經歷臺灣話斷層的老一輩不常用它來與晚輩交談，且在學校並未學得適當工具來表達，若無加強教育傳承，該語言恐在21世紀末到22世紀初（甚至更早）便會消逝。教育部自2010年起開辦臺灣閩南語能力認證，累積超過4萬6千多人報名，每年超過1萬人報考。在2017年，20~30歲之間台語族群後代的年輕人在經過16年的母語教育，因與國語上課時數嚴重不對等、未能用臺灣話教課全面落實在各科達成生活化目標，致使會流利講的學生依然未增加。發音不對、詞不達意的字仍時不時出現。台北市長柯文哲亦表示，他的兒女也慢慢不講臺灣話，臺灣話作為母語，傳承出現困難。在文化部擬定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其所召開的公聽會中即有人呼籲成立使用全臺灣話教育的公共性質台語電視台及台語發展委員會，希望佔比高的臺灣話人口能用自己的稅收，也花在挽救自己後代的母語上，使政府資源在語言呈現上過去長期不成比例的現象能正常化。
2018年，教育部《本土語言資訊網》指出，1986年-1994年出生的台灣人說臺灣話的比例已降到22.3%。台北醫學大學兼任講師張嘉讌表示，大學生不擅長臺灣話已不侷限於台灣北部地區，連中部以南，包括雲林、嘉義、台南和高雄的年輕一代的程度也很差。依照聯合國LVA的標準，世代傳承明顯較接近第三級的「明確危險」。
主計總處於2020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台主要溝通語言為臺灣話者佔31.7%，作為次要語言則佔54.3%。各年齡層方面，65歲以上有 65.9% 人口將臺灣話作為主要語言，但隨年齡漸降，使用比例也漸降，其中6至14歲的族群僅7.4%將臺灣話作為主要使用語言。
一些國家的台灣裔家庭有能力講台語，如在美國長大的知名女主持人Janet能說台語和英語，回台之後主持旅遊節目和兒童節目，她認為母語教育很重要。以及AI教父輝達創辦人黃仁勳，2023年不僅在台大畢業致詞中用記憶裡的台語開場講了一段才用英語，隔年面對記者以英語提問時，以台語問其它人：「伊袂曉講臺灣話乎」，期盼女記者能使用台語，因此讓記者搶著答說：「會曉，會曉，我會曉講」，並詢問黃仁勛：「汝想欲食啥」，他笑著回答：「攏總欲食」。
在所有的閩南語語系當中，臺灣話與廈門話在腔調上最為接近，這兩種方言在方言形成的角度來說有以下四種特徵：
厦门话中，柳聲母[l]接近于濁齒齦塞音[d]（鼻化韵母时作齒齦鼻音[n]）和濁雙唇塞音[b]（鼻化韵母时作雙唇鼻音[m]）的对应。
臺灣話與廈門話在語音及語法上大同小異，而有差異主要是在個別有規律對應韻母和個別詞彙，特別是日語借詞, 表現在以下幾點：
自廈門港1842年后成為通商口岸以後，廈門話因其港口經濟地位而逐漸成為閩南語的代表方言，取代了早期泉州話與漳州話的地位。而臺灣在日治時期直到1940、50年代，也確實有把廈門話視為臺灣話的標準語並加以倣效的傾向，但這種觀念由於後來兩岸分治，現在已經消失。當今臺灣民間語言及媒體語言、字典詞典及教科書的編輯，所使用的都是臺灣實際通行腔，而非廈門話。
臺灣的漢人移民多來自明清的泉州府（44.8%）和漳州府（35.2%），由原鄉帶來的語音，便隨移民傳播至全臺。而後交通逐漸發達，人口流動容易，致使臺灣話趨向泉州口音、漳州口音混合，形成「漳泉濫」（洪惟仁，1987年）。而泉州口音又因為原鄉所在縣份不同，又細分三邑腔（40.3%）、同安腔（32.5%）、安溪腔（25.9%）等三種主要口音。由於各地漳泉裔移民多寡不同，混合程度亦不相同，因此有的地方略偏泉，有的地方略偏漳。以全臺而言，一般來說辭彙和韻母泉州話和漳州話都兼具，調值則偏向同安腔。
大致上，偏漳腔流行於近山地帶，故被稱為「內埔腔」；偏泉腔流行於沿海地區，故被稱為「海口腔」。臺灣話的地方差異，其實就是漳泉濫比例的不同而已，是一條光譜上的不同位置，以鹿港口音為偏泉腔的極端，宜蘭口音為偏漳腔的極端。而最年輕的高雄口音與臺東口音是二度移民的結果，最接近「臺灣優勢腔」（通行腔 / 普通腔）。
中華民國教育部出版的《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選定最接近通行腔的「高雄音」做為主音讀，另一個同樣具優勢地位的「臺北音」則為第二優勢腔。
語言學家洪惟仁將臺灣話的腔調分為三大腔，並在其下細分。雖然臺灣分為三大腔，但彼此間的差異並不像泉州話、漳州話間那麼大，因此這三種腔彼此間溝通上困難度不高。而各大腔中的小腔調間，更只是詞彙或是少部分發音差異，彼此溝通無大礙。
臺灣話與其他漢語族語言同為聲調語言，聲調在語句中有辨義作用，亦有不少繁複的變調規則。臺灣話繼承閩南語文（文讀）、白（白話）異讀的音韻體系，亦即同一漢字常有文白發音不同的情形。白話音是日常生活語言的發音；文讀音則是閱讀漢語古文經典時的讀音。目前在生活詞彙使用上，文白交疊的情形所在多有，但不致造成溝通的困難。
閩南語不能與閩東語、客家語、粵語對談，與操官話者更全然無法理解，清代常以筆談溝通。例如，在康熙年至雍正年間擔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一職的順天府大興縣（今屬北京市）人黃叔璥，在其所撰之《臺海使槎錄》一書的記載臺灣道習俗的章節中表示：
其中，黃氏以官話擬音，亦有反切「無音」（「黃」，白話音讀n̂g）。
臺灣話的子音（聲母）包括以下語音，下排以中華民國教育部官方的兩套標準「臺羅拼音」（Tâi-Lô）與「臺語方音符號」等拼寫系統爲例：
上表中以語音作區別，實際上若以音位來區別，[m], [n], [ŋ], [ʨ], [ʨʰ], [ɕ], [ʥ]都只是[b], [l], [g], [ʦ], [ʦʰ], [s], [ʣ]的同位異音（條件變異），不是實際上的音位。[m], [n], [ŋ]為[b], [l], [g]後接鼻化韻母時的音變，[ʨ], [ʨʰ], [ɕ], [ʥ]為[ʦ], [ʦʰ], [s], [ʣ]後接[i]介音時的音變。
濁塞音[b], [d], [g]來自古時同位鼻音[m], [n], [ŋ]去鼻塞音化而分化出來，因而[b], [d], [g]只能接非鼻音韻母，其中[d]後跟來母[l]合流為同音位。在1800年出版的閩南語音韻書籍《彙音妙悟》即視去鼻、鼻音這兩組為同音位，使用同字母，現今中國大陸的閩南方言拼音方案仍是將兩組以同符號標示，以後接是否鼻音韻母來區別發音。這組濁塞音阻塞接近其同位鼻音，阻塞感有時不明顯，有時可能有些許前鼻音，此時嚴式的國際音標可寫成[mb], [ŋg], [nl]，有時則毫無前鼻音，是純濁音。有學者認為/b/聲母有[b]、[bβ]、[β]變體，/g/聲母則有[g]、[ɡɣ]、[ɣ]變體。
台羅拼音中/l/聲母的發音有很多說法，有學者認為是濁齒齦塞音（d）；或阻塞感極接近濁齒齦塞音（d）的齒齦邊音（l）；或老派發齒齦塞音（d），新派發齒齦邊音（l）；或音韻地位是d，實際在前、高元音也唸濁齒齦塞音（d），只有在低、後元音之前唸成齒齦邊音（l）；或是齒齦閃音（ɾ）；或濁齒齦塞音（d）、濁齒齦邊音（l）跟齒齦閃音（ɾ）都是/l/聲母不同情況下的變體。
入、熱在泉腔中發為[ʥ]、[ʣ]，在漳腔中發為[ʑ]、[z]。但在年輕一代，泉腔已多改發為[l]；而漳腔則在部分福佬客聚集地區將[ʑ]（ㆢ）改發為[g]，但[z]（ㆡ）則保持原音。
臺灣話在絕大多數的地區使用6個母音，僅有部分泉州腔較濃厚的地區保留泉州特有元音，以下以括號表示非優勢腔使用的母音。臺灣無純漳腔或純泉腔，均有混合，因此並非偏泉腔就一定沒有漳腔音，也非偏漳腔就一定沒有泉腔音。
歌韻（臺羅：o）在臺灣話中原本只有[o]（ㄛ）的讀法；但在二十世紀後以台南為中心開始逐漸變為[ə]，後逐漸擴展到整個南台灣。而北台灣除了/o/繼續發為[o]外，亦有學者認為部分腔調[o]已經併入[ɔ]。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臺羅拼音以高雄音為第一優勢腔，歌韻採用了[ə]的說法。但要明確區分南北腔調時，歌韻[ə]會被標為or，把o留給北部腔。
央母音[ɨ]（魚韻）和[ə]（火韻）僅存在泉腔較濃厚的地區。此兩音在臺灣已大量流失，在老年人有此兩音的地區，其兒童發這類字用此兩音的比率已是老年人的四分之一以下。
[ɛ]（家韻）僅存在漳腔較濃厚的地區，然今已殘存不多，僅彰化永靖一帶老一輩有存留。臺羅的/ing/，當地老輩讀作[ɛŋ]。「家」在優勢腔文讀音[ka]，白讀音[ke]，在該地文白均讀為[kɛ]。
臺羅的/ing/、/ik/，偏漳腔的[ɪ]有明顯複元音化為[ɪe]或[ɪə]的傾向，[ə]或[e]是過渡音。現今主流臺灣話也常出現 [ɪəŋ]、[ɪək̚]。
臺羅的/ian/、/iat/，音讀[ian]、[iat̚]在口語中有一部份人將介音i省略而讀為en與et，但此音節的簡化形式並未全面普及，還有許多人保留介音i。
泉腔無[ẽ]（/enn/）的音，發為[ĩ]（/inn/）。部分漳腔（主要是台南腔）無[ũ]（/unn/）的音，發為[ɔ̃]（/onn/），分布於臺南附近。
傳統聲調名稱，分平、上、去、入四聲，四聲又各分陰、陽，共八個聲調，清音為陰調，濁音為陽調。今閩南語泉州話（不包括同安話）、臺灣話偏泉鹿港腔完整地保留了傳統的八聲；而臺灣話普通腔與偏漳腔、漳州話、同安話、廈門話只保留七個聲調，將陽上聲混入陰上聲或陽去聲（傳統聲韻學的說法是「濁上歸去」，而剩餘上聲已不分陰、陽），因此基本上臺灣只有七個聲調。以下調值和調性描述以高雄腔和臺北腔為準。為了列出保留陽上音的調值，另列鹿港腔，鹿港腔本調中雖然只有六種調值，但因為其中兩調變調後會各產生兩種不同的調值，所以仍視為有八個聲調。。對於這七個聲調，可使用口訣「衫短褲闊，人矮鼻直」來幫助記憶。
臺灣話繼承閩南語絕大多數特色，包括普遍出現的連讀變調。一般連讀變調遵循規律性，但也有一些特殊現象，偏泉腔的新一代使用者，其發音雖然仍保留偏泉音，但下表中的變調已慢慢不用，都變得與偏漳腔無異。而下表中的鹿港腔為老鹿港腔，新一代的鹿港腔變調也逐漸向優勢腔變調方式靠攏。
台語很重要的特色是用本調變調間的轉調差異在解析句子。為了正確無誤看出台語羅馬字的句子結構，需形成一套真正具備台語完整語音元素的文字系統，因而在此處的本調示意除了沿用原有句尾的標點符號外，同時在分詞尾下方位置引入了新增加的標點符號來表示該音是否轉調，即本調音位置的下方也有能指示本調音的標點符號。以臺灣台語羅馬字拼音說明，本文是以台語優勢腔舉例，
（用精簡的本調標點記號）
Tsẹ kám m̄ sī ing-hue-tshiụ̄ hōo guá ê sìn-bu̍t--leh?
Guá kah i iok-sok, tán kuânn--lâng ê sị̂ beh koh lâi khuànn--i, 
lâi khuànn i piàn-tsọng liáu-āu, âng-iạ̄m ê hue-luị́ khui kah muá tshiū-thâu.
（用明顯的本調雙實線記號）
Tse͇ kám m̄ sī ing-hue-tshiū͇ hōo guá ê sìn-bu̍t--leh?
Guá kah i iok-sok, tán kuânn--lâng ê sî͇ beh koh lâi khuànn--i, 
lâi khuànn i piàn-tso͇ng liáu-āu, âng-iā͇m ê hue-luí͇ khui kah muá tshiū-thâu.
（這敢毋是櫻花樹予我的信物咧？
我佮伊約束，等寒人的時欲閣來看伊，
來看伊變裝了後，紅豔的花蕊開甲滿樹頭。）
這些本調音「Tse、tshiū、bu̍t、sok、kuânn、sî、khuànn、tsong、āu、iām、luí、thâu」將句子細分出子單位，本調音很常見的是在名詞尾，在口語發音轉調正確或有本調音位置標記符號的文字下，能讓一般人比較沒疑惑地聽出或者看懂台語句子的主詞、受詞、補語、副詞片語、分詞、子句等句子組成單位。相反的，說話者變調錯誤或者文字拼音沒有用本調標點符號，都可能使聽者或讀者對句子出現短暫的理解障礙。
臺灣話有數種相異表記系統，大致可分為漢字、羅馬拼音、自創文字等。其中教育部已針對漢字、羅馬拼音制訂標準：
臺灣為多族群、多語言社會，並歷經過多次統治者官話轉換。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附錄所收之外來詞有172個。以下依影響深淺作為排列依據。
有些用語非臺灣話對於該名詞之定式用語，屬於使用日語名詞之讀音作該名詞的替代。有些是外語經日本轉意之後再轉譯至臺灣的單字或詞，依使用者背景或環境因素而會有所不同，有的已較少人用。有部分詞彙至今仍只有日語借詞，例如「瓦斯」的臺語「gasu」；而有些詞彙仍絕大多數仍使用日語借音，例如「招牌」的臺語「kha̋ng-páng」。
若是一些特殊的日本名詞（如日本地名），於現代的臺語大多會直接使用日語。
主要源自臺灣原住民語言的臺灣地名，如「艋舺」這詞即來自於北臺灣原住民巴賽語的「Vanka / Banka」。
持續引進的新事物之名稱，如：
而如「整個」，臺灣話原本使用同義辭「規个」（kui-ê），但現今也有使用「整個」直接改唸臺灣話發音（tsíng-kò/kô）使用於口語中。
穿插於臺灣話句子中，如：謝謝（台語混雜時常發成：seh-seh）、遙控器、大家樂、麥當勞、漢堡、鍋貼、硬碟、螢幕等詞彙；或一句官話、一句臺語，甚至一句話內有官話、臺語夾雜混用，即俗稱的「雞母屎半烏白」，愈年輕的臺灣人因對臺灣話生疏而愈明顯有此現象。
清治時期的1885年，由牧師湯瑪斯·巴克禮所創辦的臺灣府城教會報，開闢了臺灣人使用白話字（教會羅馬字）創作的園地。許多白話文學作家如偕叡廉、柯設偕、林茂生、鄭溪泮、賴仁聲、蔡培火等人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日治時期的臺灣話文論戰後，賴和、郭秋生等人開始以漢字從事「臺灣話」創作。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盟軍的委託接收並管理臺灣。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事後宣布全臺戒嚴。戒嚴時期，臺語文學受到打壓，不過仍然有一群作家以臺語創作，例如：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勁連、陳明仁、胡民祥、陳雷等。1987年臺灣解嚴後，臺語文學作品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文類也由初期的詩開始往小說、散文、戲劇等各方面開拓，例如李勤岸、莊柏林、路寒袖、楊允言、蔣為文、藍淑貞、方耀乾、周定邦、張春凰、陳金順、清文等。
談到臺語小說，最特別的就是「華臺相雜」「臺華相雜」的創作模式（類似年輕人說話華臺語夾雜），作者描述的文字，以國語或臺語為行文主體，或輕重不一，如蕭麗紅所著的《白水湖春夢》，其對話幾乎皆為臺語（以自創漢字書寫）。蔣為文認為，這是一種類似語文學習過程當中的中介語現象，因作者缺乏臺語文學主觀意識及臺語文書寫的客觀技術，故嚴格來說還不算是臺語文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臺灣社會中，於1945年至1949年間，在臺灣省電影攝製場所拍攝的少量新聞片之外，並未有電影公司去攝製劇情片，而僅有數家來自於上海的電影公司前來拍攝外景。第一部閩南語電影，是上映於1955年由漳州薌縣來臺的都馬班歌仔戲劇團演出的《六才子西廂記》(因使用16釐米膠卷，票房不佳)。同年，第一部臺灣人開拍的閩南語電影，即是《薛平貴與王寶釵》(35釐米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