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是发生在1938年6月9日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灾难。國民政府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河南省郑县花园口镇战略性毁堤，进行焦土政策，试图阻止大日本帝國陸軍沿黄河西进。
该事件造成平汉铁路东侧区域水灾，河南、徽北、蘇北因洪灾遇难89300人。这次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引发了1939年水灾和1942年—1943年的旱灾与蝗灾，间接造成了40—90余万人死亡。日军方面也出现伤亡，据披露史料和各方估计，该事件间接造成日军7000—20000人伤亡。花园口决堤事件于1980年代才最终被解密，此前国民政府一直称决堤係日军轰炸所致。
1935年8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提交《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其中提及「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
1938年4月6日，日军自台儿庄撤退。7日，日军下达挥师徐州的作战命令，预定四月下旬开始。
1938年春，华北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侵占了豫北，沿同蒲铁路南下侵占了临汾、运城、风陵渡。1938年4月13日，由陈果夫与白崇禧提出在河南省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豫北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
1938年5月日军拿下徐州进而沿陇海铁路西进。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
1938年6月1日，兰封会战結束，日军进占兰封与开封，郑州危急。若日軍继续前进拿下郑州並沿平汉铁路南下，则日军只需7到12天就能拿下武汉。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6月20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南下。因事前毫无计划，决堤乃未作也来不及做全面疏散准备而仓促执行，因此声称为“日军轰炸”。。
6月6日，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口。6月9日上午，用炸藥決口，決口随冲刷擴至十餘公尺，又時值天雨，決口愈冲愈大，水勢漫延而下，由中牟到尉氏，再到扶溝、淮揚，从河南流至安徽、江苏。黄河改道南流，入贾鲁河和颍河，夺淮入海。
早在决堤之前，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在决堤时，国军专门抽出一个团的兵力在附近警戒，并谎称日军将至，把决堤现场周围十华里以内的百姓隔离。
决堤后，6月11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月11日、12日、13日，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敌机30余架，12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指出黄河决口是日机轰炸所致。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转令新八师编造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2000名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战争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的第六集《中国之抗战》指出是由中方决堤。隨著當事人和親歷者的回憶資料陸續面世，以及日本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军事档案的公开，事件逐渐明朗。
决堤的短期效果，是迫使豫东的日军从已经占领的地区撤退，没能占领郑州、控制平汉路，被迫改变由郑州南下与华中方面军合力会攻武汉的策略。同时给经过徐州会战、兰封会战的国军重新部署的时间。如果没有及时决堤，日军会在陇海线中段附近地区围攻国军主力。决堤的长期效果，是改变日军占领徐州之后，南北战场被连通，南北日军可能一齐进攻的局面。决堤不仅阻止了日军沿陇海路进攻大西北，再由西北南下进攻大西南，将中国完全包抄的计划，更隔断开南北两个战场，使日军将北方战场战事停顿下来，不得不改以长江一线为战略主攻路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決堤執行前的6月2日，鄭州專員罗震拿着程潜批准的1万元钱，督促直接受害區中牟縣縣長和鄭縣縣長全百慈，發放每人5元的“逃荒費”，老百姓於是沿著賈魯河兩岸向西遷徙。掘口附近的百姓大多搬遷，但下游广泛区域的百姓毫不知情，事发后多日才得知“日机轰炸”导致决堤，以致後來傷亡人數過多，洪泛区面积巨大，涵盖河南、安徽以及江苏三省部分地区，受灾百姓众多。尤其當時黃河並非汛期（通常汛期是5~8月），決堤後的前兩天水勢不大，下游水位是慢慢上漲的，且因民眾不知道上游国民政府决堤且制止掘口附近民夫补漏，以為水過不久就會退掉，所以民眾多有不願離開家園的記錄。另根據《新華日報》於1938年6月10日的報導，國府於剛決堤時就發放50,000元用於直接受害區的“急賑”。一週後，國民政府又發放200萬元用於黃泛區持續性賑災，但此時的調查報告並無受災人員死亡的記錄。
1939年，河南日軍試圖在其占領區修復堤防，但是效果有限。
1946年1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將重建堤防的工程設備運到河南。由於舊河道地區由中共控制，新河道地區由國民政府控制，修復堤防使黃河回舊河道的工程計畫引起國共雙方爭執。1946年5月18日，國共就修復花園口大堤達成《南京協議》。1946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签訂《上海协定》。1947年3月15日，國民政府進行的花園口堤防修復工程完工，並於5月4日在花園口舉行典禮慶祝黃河合龍。
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此次决堤造成將近四百萬人流離失所
以河南为例，决堤两个月后的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派往黄泛赈灾工作人员呈报郑州专员罗震的赈灾及调查报告称：“近日曾详细查调黄灾各县灾民数目，虽不十分准确，但亦无大出入。据查最重灾民（水小灾轻者不计），尉氏七万口，通许2.5万口，开封西南突出部分有五千口，扶沟七万口，西华有五万口，商水有三万口，淮阳有七万口，沈丘有六万口，共计38万口。”这是花园口决堤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统计的数据。
直接淹死人数89,300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另有洪小夏教授推測3萬人左右。但1938年-1947年，由于决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中方死亡人数，各方估计40多万-90多万不等。统计数字中包括1939年水灾、1942年蝗灾、甚至1943年旱灾中的部分死者。譬如，这次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引发了1942年-1943年河南旱灾和河南饑荒。
与此同时，花园口决堤对日军亦造成人员伤亡。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决堤直接或间接造成至少7000-20000人死亡 。还有人认为洪水淹死了最多一万左右日军。而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洪水之后，6月29日，日军在江苏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但此说法遭到质疑，该数字可能是第二军在整个徐州会战以来战死、病死、伤死的人员总数，而非直接死于洪水的人数）。
英国的拉纳·米特在2013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二次大战中的中国》一书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同情，但在谈及“花园口决堤”时，他认为此一导致大量伤亡的决定，是蒋介石对中国人犯下最粗暴的罪行，“任何有人性的领袖都不会这样做！”
在事件的參與者之一魏汝霖發表的《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加入了三段辩护论述：
也有人指出即使是国民党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承认此决策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且“此下策真正下作之处不仅在决堤本身，更在其遮人耳目、欺世盗名的做法。决堤是秘密进行的。国军抽调了一个团在花园口附近警戒，谎称日军将至，疏散了方圆五公里以内的平民，并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说决堤是为了水淹进犯日军。除了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四个邻近的村庄以外，没有组织或通知其它地区的百姓撤离”。
然而，在花园口掘堤发生之后，国民政府矢口否认此为中国军队所为，而讹称此系日军轰炸所致。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仍然坚持这个说法，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相关文件才逐渐解密，证实了当时是最高当局下令掘堤的。 据郝柏村回忆：
花园口决堤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诸位作家均以花园口决堤及其后续的黄泛区这一题材产出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