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屠杀

广西文革屠杀，又称广西大屠杀，广西屠杀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集中发生于1967年－1968年间，中国大陆1980年代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万－15万。当时的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
文革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早期官方档案披露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可能多达数千人，而《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显示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至少有302人、参与者成千上万。另有学者引述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不同调查都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广西屠杀事件以及吃人事件的部分参与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而屠杀主要组织者韦国清则升任中央职务，未获处罚。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一书中引用的中共广西区委整党领导小组的统计结果，共有包括1.8万国家干部在内的5.3万余人被法办或处分，至少10名组织或积极参与杀人者被判处死刑。其中在武宣县（至少有38人被吃）有15人被起诉、最高被判有期徒刑14年，91名参与吃人事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开除党籍，39名非共产党员遭降职或降薪处理。
虽然食人事件得到广西的共产党机关以及民兵团体领导支持，但无直接证据显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支持或知晓吃人事件。不過有学者指出，1968年夏，武宣县老干部王祖鉴等人通过内部渠道，向中央递送了吃人事件的报告，该报告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发给省军级官员。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无条件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出面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并于1967年5月11日正式在广西南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为广西主要保守派群众组织；另一个阵营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并要求要韦作检查后再定，该阵营被称为“4·22”阵营，1967年4月22日正式成立于广西南宁，为广西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而广西军区最初支持“联指”，随后则检讨了自身的“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1967年当年，全广西除桂林市、南宁等地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 与此同时，韦国清等人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于6月17日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并将“4.22”与该团体挂钩，鼓动检举、揭发以及“剿灭反共救国团匪徒”。
屠杀第一阶段发生在1967年秋冬（年底）至1968年春，主要发生在广西农村地区，受害者多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家属，也包括一些支持“4·22”观点的人。譬如灵山县“贫下中农造反总部”（联指）于1968年初召开会议，全县统一行动，共杀死2,900多人。
屠杀第二阶段发生在1968年春夏，广西各县大部分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此阶段的屠杀与广东文革屠杀相关联，受害者包括大批“4·22”成员以及倾向或支持“4·22”的干部和群众。与此同时，“联指”和“4.22”两派在桂林爆发大规模武斗，仅6月6日至13日的七天内，两派即进行了17次武斗。1968年7月，针对广西地区攻击铁路、军队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曾公布了《七·三布告》意图制止武斗。
屠杀第三阶段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地区反利用《七·三布告》继续滥杀，此时农村地区“4·22”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大部分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消灭，掌权者和其所扶持的“联指”随即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1968年7－8月，广西军区调动大批部队，与“联指”成员一同围攻“4·22”控制的南宁，造成万余人死亡。此后，8月20日爆发“八二○事件”，桂林地区的支左部队、武装民兵、“联指”成员等大规模抓捕“4·22”成员，该事件及后续导致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内共一万余人被枪杀、打死或逼死。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的屠杀前后，全国多数省份都已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为了制止各地持续武斗，毛泽东从最初的支持和利用，转为打压、否定直至抛弃红卫兵造反派，进而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控制局势。研究学者指出，中央最高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表示支持韦国清在广西镇压造反派，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完全偏信了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汇报，批准了动用军队对“4.22”造反派进行武力镇压。期间，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抨击“4·22”，周恩来也一反去年曾表扬“4·22”的态度，严厉批评造反派。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将广西文革和清华大武斗联系起来，与会中央领导大骂“4·22”的同时，几乎将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当作“4·22”的后台一同斥责，毛泽东甚至批判韩爱晶“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此后，红卫兵造反运动衰败，文革进入下一阶段。
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
文革结束后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大批人士不断赴北京上访，反映广西文革期间的屠杀及人吃人事件，但文革中成立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对这些事件一概否认。与此同时，由于韦国清及其政治势力的干预，文革后广西地区开展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的工作受到阻碍，韦本人则升任中央职务。自1981年起，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由李锐、周一锋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等的领导负责或直接挂帅去广西进行调查。中央调查组直接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负责，领导人曾多次接见调查组，听取汇报并给予指示。改组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也组织了超过10万名干部，在全区开展“处遗”工作，历时近5年。
1981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派出20多人的调查组。
1981年6月，调查结束，根据汇报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主政广西的韦国清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私下谈话中，韦认为死亡人数为15万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对中纪委的汇报是“文革十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
198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前往广西。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组最终统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仅在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
在广西自治区所辖的83个县中（文革期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于2006年详细研究了其中65个县的公开县志，发现43个县志记录有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所有发生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526人。此外，文革史学家宋永毅认为，广西官方公开出版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有诸多差别，其公开出版物“存在着严重的混淆真假的史实问题”。比如灵山县官方机密档案里记载的受难者人数为3,220人，但在公开出版的县志里却只记载了8人，再比如宾阳县的公开数据显示只有37人被害，而官方机密档案里则记载3,951人。
对于屠杀的机制和动机，在《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中，苏阳提出了所谓“社区模型（community model）”来解释集体杀戮行为，挑战主流种族灭绝研究中所采用的“国家政策模型（state policy model）”。而在《文革大屠杀》一书中，宋永毅则认为“文革中的屠杀和暴力，大都是一种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西地区发生了大规模人吃人事件，依据中国作家郑义私下偷运到海外的部分官方档案显示，至少137人在1960年代末被吃，其中近90%仅心脏和肝脏被食用，而参与食用他人尸体的人数可能达数千人。档案记载，吃人的方式包括晚饭后点心、将肉切成片并举办大型聚会、将人肉分成几大块给每个人带回家煮、烧烤人肝，等等。此外，参加过官方调查组的一些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也曾将调查文本带出中国大陆，由海内外研究人员整理、汇编成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以及10卷续编，于2016-17年出版发行。该《档案资料》记载的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达302人（次），但有遗漏。
依据中共中央及中国政府特别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记录：
地理上，有调查研究显示广西至少有29个县发生过吃人事件，也有调查发现为31个县市。其中，武宣县被吃的受害者有38人（官方调查组）、70余人、上百人等不同数据，而武鸣县则有29人（官方调查组）。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一书中，将广西吃人分为三个阶段：
依据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Cal State LA）历史学家宋永毅的调查研究：
依据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1年塞缪尔·约翰逊奖得主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