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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28 | “石库门风情画展”松江首展，呈现弄堂里的众生百态 | pengpai | 2021-06-29 19:57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14 | 思想 | 石库门,一大会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非遗 | 艺术评论 | null | 澎湃新闻获悉，近日，“一带一路”江南文化系列画展暨“石库门风情画”松江首展在上海国稷美术馆开幕。作为国稷美术馆一一海派文化系列展览的首次主题展览，展览集结戴敦邦、桑麟康、徐亦君、李守白等上海画家的“石库门风情画”。步入展厅，一幅幅具象的、描绘石库门风情的作品融入在展览建筑场景中，居民的起居、活动、娱乐，商贩的流动、叫卖，洋溢着的生活烟火气仿佛要从画面中跑出来，让观者犹如置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一个闲散的下午，就着弄堂里习习凉风，漫步在弄堂中。展出作品 展出作品石库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上海的旧弄堂一般是石库门建筑，它起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围合仍是上海住宅的主要特征，但不再讲究雕刻，而是追求简约，多进改为单进，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这种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这种建筑因此得名“石库门”。展出作品展出作品作为上海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起点，石库门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一大会址”“团中央旧址”等石库门建筑，承载着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围绕石库门文化及建党百年红色主题，并融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集中展示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澎湃新闻了解到，展览不仅集结戴敦邦、桑麟康、徐亦君、李守白等上海知名画家的“石库门风情画”，还呈现了漆器、顾绣、丝网版画、捏糖人、剪纸、布艺等丰富非遗传统手工艺。展出作品展览现场展览现场开幕仪式上，“连环画泰斗”贺友直亲属委托丁玉珍女士向国稷美术馆捐赠长卷《弄堂里的老上海人》（衍生品）。说到上海的弄堂，要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 在租界的外国人为挣中国难民钱，按伦敦工业区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1872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生活。从早先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 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知名作家陈丹燕说：“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腌的咸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在贺友直描绘的《弄堂里的老上海人》原作中，作者通过几个窗口和几个阳台，将昔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这些市民或者莳花弄草、或者含饴弄孙，这些平时被大家忽略的凡间琐事，一经画家用笔描绘，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上海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民盟书画院副院长、艺术家桑麟康也向国稷美术馆捐赠作品《开天辟地》，上海国稷手工艺产业博览园副总裁张冠球向艺术家颁发了国稷美术馆收藏证书。捐赠仪式在展览现场，观影区播放建党百年系列宣传片、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录片等多种影像资料，给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展览“爱上涂鸦·小小艺术家”则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身影，他们挑选喜爱的着色卡，天马行空地涂上自己的想象，完成的涂色作品还可参与“小小艺术家”评选。此外，为促进更广泛的文旅项目合作，国稷美术馆与上海创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共识，并由国稷手工艺产业博览园执行总裁李峙晔与上海创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欣在展览开幕仪式上签署战略协议。签约仪式据悉，此次展览由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上海国稷美术馆主办；上海国稷手工艺产业博览园、上海国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国匠美术馆承办；松江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松江区非遗保护分中心协办；上海市田子坊商会、上海市田子坊文化艺术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黄浦区石库门摄影协会、上海银湖酒店有限公司支持。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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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19:03:17 |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 pengpai | 2021-06-29 18:49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15 | 时事 | 习近平 | 中国政库 | null |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2021年6月29日）习近平同志们：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致以崇高的敬意！一百年来，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今天受到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坚定信念，就是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全党同志都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永远信党爱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拼搏奉献，就是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全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廉洁奉公，就是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公而忘私的光荣传统，从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贪图享受，守纪律、讲规矩，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风范。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同志们！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各级党组织要从工作和生活上关心爱护功勋党员，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质宗旨，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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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30 | 南大录取通知书又亮了：去年虎虎生威，今年浩瀚宇宙 | pengpai | 2021-06-29 19:02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25 | 时事 | 晒晒你的录取通知书 | 教育家 | null | “亿万年前，我们是四处逸散的星屑。亿万年间，我们是风，是雨，做过人间草木，又回到人间。你我，皆与宇宙同源。”南京大学这份录取通知书里的“无穷宇宙”你注意到了吗？6月29日，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宣传与咨询平台“南大招生小蓝鲸”公众号发布了南京大学2021年高考录取通知书设计。今年的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被网友调侃称为“录取通知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不同于传统的单张纸质通知书，南京大学今年发布的录取通知书以一个红色的盒子为容器，以“开启光之奇旅，探索浩瀚宇宙”为主题，以“光的原点”“文明之光”“新生宇宙”“回到奇点”等为主题章节展开设计。同时，盒子中包含了许多传递给新生的文创物品。盒子内的通知书底封则是以红色为底，印有屈原《天问》的诗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启发新生与先贤智者神交。取出录取通知书，下层是一个结实的“黑匣子”。“黑匣子”拥有一个色彩缤纷的盖子，上面写着：“这个世上最令我震惊的事实，是这世间缤纷的生命竟是由微渺的原子构成。这些组成人类躯体和激发生命的原子可追溯到宇宙中像坩埚一样的星球，轻元素在它的高温高压作用下聚变为重元素。”盖子上印有小字：“诚然，人觉得自己在浩瀚的宇宙中很渺小，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宇宙本身这个事实。而我觉得自己很宏大，因为我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来源于夜空里那些曾经闪耀过的群星。”在这一层，南京大学为新生准备了吉祥物——蓝鲸，希望新生如鲲鹏，实现无限人生。再掀开盖子，一个印满繁星的圆弧形空间呈现出来。在圆弧形的盒身内侧，印有代代先行者的思想结晶：计算基本法则、勾股定理、万有引力定律、质能关系式、波粒二象性、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速度公式……此外，盒身内侧还印有一批以南大人命名的星星，如戴文赛星、曲钦岳星、南京大学星、苏定强星……在盒子底部有一个独特的机关设置，新生轻触∞符号，点亮中心的小宇宙，可让盒内的宇宙星空都见证光的能量。不少网友在留言称，“这个录取通知书太绝了！ ”还有已经毕业的学生称，“南大可否复刻通知书？让已经毕业的南大人做收藏之用。”澎湃新闻注意到，南京大学2020年的录取通知书也是别出心裁，据南京发布消息，去年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是三层礼盒装，金边玫瑰花茶，“鲜花带货”助力脱贫攻坚；一束光一张卡，“以梦为马”祝福未来自己。不仅有超高颜值的紫金锦盒，更有大金榜、《好事近》国潮插画、“虎虎生威”徽章、古诗词主题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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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30 | 郑轲当选广东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文海当选市长 | pengpai | 2021-06-29 19:09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79 | 时事 | 佛山 | 人事风向 | null | 6月29日，佛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召开。经大会依法选举，郑轲当选佛山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文海当选佛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朝志当选佛山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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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50 | 王曦任秦皇岛市委书记，朱政学不再担任 | pengpai | 2021-06-29 20:34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95 | 时事 | 河北人事 | 人事风向 | null | 日前，河北省委决定：王曦同志任秦皇岛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朱政学同志不再担任秦皇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曦，男，满族，1971年1月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1992年4月入党，1992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民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中国华电工程（集团）公司资金财务部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结算中心副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财务公司副总经理、结算中心副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金融管理部副主任，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集团公司部门正主任级）、党组成员，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沧州市副市长，廊坊市副市长，廊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廊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务；2018年9月任省委常务副秘书长，2018年10月任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2021年6月任秦皇岛市委书记。（原题为《王曦同志任秦皇岛市委书记》）(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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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30 | 李强赴上海宝山区调研创新转型工作 | pengpai | 2021-06-29 19:20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697 | 时事 | 李强,宝山 | 浦江头条 | null |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今天下午（6月29日）围绕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精神，赴宝山区调研创新转型工作。李强指出，软实力与硬实力一起发挥作用，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部署，在推进区域创新转型过程中更加注重软硬实力的建设、协同和集成，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融合，功能、形态、环境相互促进，把更多的城市更新区域变成引领未来、令人向往的绽放地带，在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进程中打造现代化建设转型样本。 吴淞工业区作为国家级老工业基地，通过多年环境综合整治迎来新生，当前正从“单体转型”迈向“整体转型”，全力打造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的吴淞创新城。李强走进由工业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吴淞工业区展示馆，通过翔实鲜活的史料、图片以及影像，了解工业区发展历程和环境整治成果、转型升级成效，听取区域未来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宝山在优化市域空间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承担重要任务，要结合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市委关于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部署要求，加快创新转型发展步伐，加快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要立足区域实际、发挥优势特色、依托丰富资源，找准切入点、发力点和突破口，整合提升一批城市软硬实力资源要素，打造一批有显示度的城市软硬实力结合亮点，全力推动全域转型升级、产城融合发展、新兴产业集聚、生态宜居宜业。吴淞工业区作为重要承载区，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和城市更新作出示范。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吴淞院区概念图选址于吴淞创新城不锈钢型钢厂地块的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吴淞院区已完成国际方案征集，将通过对工业遗存的更新改造，推动与现代艺术的充分融合，实现“城院结合、无界开放、文化再生、空间重塑、便捷人本、绿色低碳”。李强走进有着30多年不锈钢生产历史的巨型车间，听取美术学院目标愿景、规划理念和设计方案招标情况，就工业空间转型与艺术院校发展等作了具体了解。李强指出，在上海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进程中，文化艺术的力量不可替代，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等文化艺术形式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为人民、为艺术、为生活、为城市，努力打造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世界一流美术学院。要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上聚焦聚力，从人民火热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不断推出鼓舞人心的时代精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创新思路、创新机制，推动院区联动、融合发展产生更大化学反应，让艺术创造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区域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 金色炉台·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去年底正式启用，由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2500立方米高炉核心区修缮改造而成。中心及周边区域依托历久弥新的钢铁文化，积极引入科技、文娱、设计等各类特色业态，致力打造工业新天地、上海新地标。李强听取地块转型升级情况介绍，就中心功能定位、建设特色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李强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宝武等中央企业的全方位合作，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入谋划好整体转型的大文章，强化核心功能、提升区域能级、增强发展活力。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深化跨界融合创新，集聚高端创新元素，打造重大创新平台，包容多元创新互动，建设开放共享的创新试验场，让高端产业在这里集聚、先进理念在这里应用、现代科技在这里体验，为城市软实力提升作出更大贡献。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望明参加相关调研。（本文图片 陈正宝 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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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29 | 山东莱阳市发现1名确诊治愈后复阳入境人员，详情公布 | pengpai | 2021-06-29 19:41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770 | 时事 | 莱阳 | 绿政公署 | null | 6月29日，山东莱阳市发现1名确诊治愈后复阳入境人员。宋某某，男，31岁，工程师，山东莱西人。4月30日自巴林出发，经斯里兰卡转机，5月1日抵达上海并就地集中隔离，期间被诊断为确诊病例。6月12日治愈出院并接续隔离观察两周。6月26日解除隔离，当日乘坐D2136次动车（座位号4车10F）于22时05分抵达莱阳站，点对点将其闭环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6月27日核酸检测阴性。6月28日再次核酸检测可疑阳性。6月29日烟台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该复阳人员从专车转运至隔离诊疗，实行全程闭环管理。涉及车辆和场所等均已进行终末消毒。正在抓紧追踪相关接触人员。目前，国内尚未出现确诊病例治愈后复阳再传染人现象，请广大市民不必恐慌。同时，提醒市民朋友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保持戴口罩、常洗手、勤通风等健康生活习惯。(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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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49 | 内蒙古太仆寺旗法官背国徽策马办案，每年要深入牧区50余次 | pengpai | 2021-06-29 20:04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815 | 时事 | 法官,骑马 | 直击现场 | null | 女法官背国徽策马办案。视频来源：太仆寺旗人民法院(00:21)近日，一段内蒙古女法官身背国徽，在草原上策马赶路的视频走红网络。有网友评论称：“法官太帅了，这是真正的使命必达。”也有人好奇，这里的法官是不是都要通过骑马考试？太仆寺旗人民法院官方抖音号也于6月28日发布该视频并配文称：“以徽为盾，以法为剑。公平正义必达。”6月29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内蒙古太仆寺旗人民法院获悉，视频中的女法官是该院工作人员。视频拍摄于6月17日。当日，太仆寺旗人民法院法官额日登其其格和书记员深入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包恩本嘎查，对一起家事纠纷进行现场调解。为了保护草原环境，她们选择背着国徽策马而行。在蒙古包、在草地上，法官们席地而坐和牧民们促膝而谈。经过法官释法析理，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据介绍，太仆寺旗地处锡林郭勒盟中西部，草原辽阔，地广人稀。无论春夏秋冬，（法官们）长期奔波在这片草原上，平均每年深入牧区50多次。法官在现场审理、调解案件的同时还为当地牧民进行普法宣传，普及宪法、民法典及草牧场承包等相关法律知识，在家门口解纷普法，成为当地牧民的贴心人。据《廉政瞭望》杂志此前报道，当地法院（拍摄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短片，前述视频只是其中一个巡回法庭的片段。另据太仆寺旗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6月21日消息，该短片名为《我在》。针对有网友询问法官是否都要通过骑马考试、为什么不开车等问题，该院回应《廉政瞭望》称，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是必须要通过的，但骑马不用考试；太仆寺旗是农牧区相结合，牧区有草原，只能骑马，去农区可以开车。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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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50 | 《曙光》原创交响史诗朗诵会首演：演绎中国革命伟大起点 | pengpai | 2021-06-29 20:06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832 | 时事 | 交响诗朗诵,妇联 | 浦江头条 | null | 近日，市妇联“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活动——《曙光》原创交响史诗朗诵会（首演）在上音歌剧院举行。《曙光》原创交响史诗朗诵会现场 市妇联供图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历经3年创作的《曙光》原创交响诗朗诵迎来首场演出。这是一次演绎中国革命伟大起点、中国共产党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生动党课，也是一场面向全市的“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在《序曲》《浦江启航》《渔阳火种》《真理传播》《树德明灯》《传奇礼赞》《曙光之歌》《尾声》七个篇章的深情叙事诗朗诵中，在交响乐、多媒体共同营造的艺术魅力中，聚焦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心之地、红色征程原点“渔阳里”和“树德里”，呈现了1920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组织、诞生的历史风云。演出由著名导演俞洛生执导，著名诗人、作家俞亮鑫、黄玉燕、刘业雄创作，童自荣、陈燕华、刘家祯、严晓频、梁波罗、张欢等上海著名艺术家承担独诵、上海市朗诵协会100名会员合诵。朗诵会由上海市妇联主办，上海市朗诵协会承办。上海朗诵协会供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各级妇联组织以“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为主基调，突出女性特点、家庭特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红色家风颂党恩 百年共筑中国梦”党员家庭接力宣讲红色家风故事活动；广泛征集传家宝，以现代家庭视角讲述父辈或者自己家庭与党和国家一起成长的故事；举办“传承英烈精神 致敬建党百年”——巾声有约·巾帼女英雄故事巡讲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展馆，由志愿宣讲团把英雄们的红色故事、革命精神宣讲开来、宣传出去；黄浦区妇联推出献礼音乐剧《丹心绣》，讴歌为党旗增色，为党旗添彩的新风尚；虹口区妇联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建主题沙龙活动等。通过这些诗词朗诵、红歌红舞、小品表演、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带领广大妇女群众共颂党恩，共庆党的节日。（原题为《<曙光>原创交响史诗朗诵会首演 市妇联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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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49 | 杜特尔特称考虑明年竞选菲律宾副总统，反对派：“提议可笑” | pengpai | 2021-06-29 20:57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0853 | 时事 |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菲律宾 | 澎湃国际 | null | 当地时间6月28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谈及2022年总统选举时说，他可能考虑竞选副总统。杜特尔特的政敌称，他竞选副总统是“最坏的玩笑”。据美联社报道，杜特尔特谈及自己可能竞选副总统时说：“这不是个坏主意（It's not at all a bad idea），如果那里有我（竞选副总统）的一席之地的话，或许吧。但如果没有我的位置，而每个人都在争取担任副总统的话，就让他们去竞选吧，因为我已经当选过（总统）了。”美联社称，杜特尔特28日上述表态发出了强烈信号，表明他在考虑接受执政党民主人民力量党内部有关他竞选副总统的提议，以便继续推行杜特尔特政府目前的各项计划。据彭博社早前报道，杜特尔特所在的民主人民力量党5月31日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杜特尔特在2022年竞选副总统一职。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报道，杜特尔特同时表示，他曾承诺过，如果菲律宾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马丁·罗穆亚尔德斯决定竞选副总统一职，他将会支持这位议员。杜特尔特是在2020年作出这一承诺的。根据资料，菲律宾实行总统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按照当前宪法，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杜特尔特2016年当选，任期将于2022年结束。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反对派联盟1Sambayan方面称，杜特尔特竞选副总统的提议是可笑的，也是令人震惊的。他们认为，这是“对宪法的嘲弄”。6月3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Harry Roque）表示，杜特尔特近日拟定了一份“可能的继任者”名单，其中包括总统女儿、现任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卡皮奥，拳王曼尼·帕奎奥，前总统马科斯之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等人。关于杜特尔特是否会参选副总统一职，洛克5月底表示，杜特尔特会把决定权“交给上帝”：“如果总统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作出适当的决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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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48 | 场地多了，爱运动的人多了，上海发布2020年全民健身报告 | pengpai | 2021-06-29 20:59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1030 | 生活 | 上海体育,全民健身 | 私·奔 | null | 虽然整个2020年因为疫情有了太多的不寻常，但上海发展全民健身的步伐没有停歇。6月29日，《2020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其中有多项数据相比往年有了进一步提升。更多的体育场地面积，更多的经常参与锻炼的人群，更好的体质监测数据……这一项项统计的背后，是上海对全民健身事业不断的投入和推动，而在未来，这样的推动还将继续下去。新增体育场地近76万平方米发展全民健身，提供充足的体育运动场地是基础，这也是上海近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在努力的方面。据《报告》统计，2020年上海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为759399平方米。截至2020年底，全市可供市民健身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5850万5088平方米。在上海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2020年度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2019年度减少了0.03平方米，为2.35平方米。但市民对于体育场地的满意度指数仍然在提升，从2019年度的83.1增加到了85.6。同时，社区体育场地的使用率也在提升，从2019年度的86.8%增长到了88.9%。上海市民对运动的热爱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经常锻炼人群比例继续增加2020年在严格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上海举办了包括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在内的多项全民健身赛事，并且顺应时势推出了众多的线上参与方式。据统计，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的线上赛事活动参与人次达到643万，线下参与人次达到450万。2020年度，上海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45.7%，实现了从2014年度以来的持续增加。根据调查结果来看，最受欢迎的健身项目为健步走和跑步，骑行、羽毛球、游泳等热门项目也受到了众多市民的热捧。而为了让市民的健身活动更为科学，上海市也推出了众多的配送体育服务——2020年共为社区配送体育服务5547场，内容涵盖多种项目的健身技能配送及科普健身讲座。体质监测数据有所提升发展全民健身，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益处就是群众健康水平的提升。数据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据统计，2020年度，上海市成年人的体质达标率为98.9%，比去年增加了1.3%，体质优良率达到了75%，比去年增加了9.1%，增长较为明显。与此同时，经过长期以来对于健身知识和健身习惯的推广，上海市民的健身素养也在提升——2020年上海市的市民健身素养分数为59.4分，比2019年上涨了1分。市民对于运动健身的喜爱，也促进了体育组织团体的增加。2020年，上海市共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体育社会组织1282个，比2019年增长了2.9%，在册的健身团队57931个，比2019年增长了7.5%。不难看出，虽然有疫情影响，但上海市的全民健身事业仍在不断前进。上海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光圣就表示，“十四五”时期，上海要以编制实施新周期全民健身实施计划为契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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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0:03:29 |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 pengpai | 2021-06-29 19:58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1325 | 时事 | 习近平 | 中国政库 | null |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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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50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将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 pengpai | 2021-06-29 20:03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1469 | 时事 | 习近平 | 中国政库 | null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8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全国各级广播电视主频道、主频率，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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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51 | 日本“富岳”在四项超级计算机世界排名中实现“三连冠” | pengpai | 2021-06-29 20:20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2086 | 财经 | 超级计算机,富岳,世界排名,日本 | 科技湃 | null | 日本的“富岳”（富士山的别称）在超级计算机“TOP500”、“HPCG”、“HPL-AI”、“Graph500”榜单中连续三期排名世界第一。超级计算机（Supercomputer）通常是体量巨大、造价高昂的设备，拥有数以万计的处理器，旨在执行专业性强、计算密集型的任务，可完成极端尺度的宇宙模拟、为药物反应预测寻找新途径、发现可用于制造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新材料等任务，应用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智慧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TOP500”、“HPCG”、“HPL-AI”、“Graph500”都是用来判断超级计算机性能的评价指标，每年更新两次（6月与11月）。但没有一个指标能够完全反映计算机系统的全部性能，每一个都只是代表性能的一个方面，比如数据处理性能、系统软件性能、浮点性能，或者科学工程计算的性能等。“HPCG”、“HPL-AI”和“TOP500”的排名结果已于6月28日在2021ISC高性能计算大会上公布。据富士通官方网站消息，“Graph500”将于7月1日公布。“HPL-AI”由“TOP500”榜单发起人、美国工程院院士Jack Dongarra发起，该标准使用混合精度的LU分解评估智能超级计算机的性能，是一种AI超算基准测试方法，可以更好展现超算的AI性能。 HPCG（High Performance Conjugate Gradient）由Jack Dongarra等发起，是关于高性能共轭梯度处理速度的排名，主要用来衡量超级计算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能力。它使用更复杂的微分方程计算方式，来全面衡量超级计算机的性能。与Linpack基准测试相比，HPCG的测试原理更加接近真实的工程场景与行业应用，除关注运算速度之外，它还会在计算性能、内存性能以及网络延迟等多个元素之间进行综合考量。“Graph500”由美国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发起，主要评估超算系统遍历超大规模数据结构的能力。在2020年11月公布的榜单中，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为“Graph500”排行榜单第二名。“TOP500”由国际TOP500组织发布，是世界超级计算机最权威的排名机构之一。榜单以LINPACK的执行性能为指标，对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系统500强进行排名和评估。其通过对超级计算机采用高斯消元法求解一元N次稠密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测试，评价高性能计算机的浮点计算性能，根据测试值高低排名。在此基准测试中获高分需要长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测试，因此，LINPACK通常被认为是计算能力和可靠性的综合指标。在最新发布的“TOP500”榜单中，富岳每秒可以计算44.201 TFlop，是排名第二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超算“Summit”（14.86 TFlop）的约3倍。我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位列第四，每秒可以计算9.30146 TFlop。TOP500榜单中，中国超级计算机共192台（上一次221台），美国为122台（上一次113台）。“富岳”超算系统基于富士通定制的ARM A64FX处理器，拥有158976个节点，4.85PB总内存，163PB/s内存带宽，15.9PBNVMeL1存储。“富岳”超级计算机是2019年退役的超算“京”的后续机型，由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和富士通公司共同开发，已用于新冠病毒飞沫飞散模拟和治疗药探索等。此外，“富岳”也应用于提高气象预报和全球变暖预测精确度的研究。日本科研人员就曾使用“富岳”，将传染性较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Delta）与原始毒株的传播风险进行了模拟计算和比较。日本科研人员发现，最早在印度被分离出的德尔塔（Delta）毒株传染性为原始毒株的2.5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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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9 21:02:49 | 上海18周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77.6% | pengpai | 2021-06-29 20:46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62294 | 时事 | 上海 | 浦江头条 | null | 截至6月29日12时36分，上海全市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达1683.6万人，18周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77.6%。全市累计接种3527.71万剂次。详见↓上海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按照“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原则，将“筑牢全体免疫屏障”作为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科学制定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方案，重点围绕职业人群、社区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在沪港澳台和外籍人士等“四类人群”，紧盯疫苗保供、组织发动、接种安全和宣传引导“四个关键”，做到区域、行业、单位、职工、居委、适龄人群“六个全覆盖”，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发挥行业表率作用，规范、安全、有序推进接种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海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由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承担接种点的医疗救治保障工作，规范开展异常反应监测处置工作，确保安全接种、便捷接种、暖心接种。加强信息支撑，将“健康云”作为疫苗接种公共服务统一入口，根据线上登记预约，实现疫苗接种全过程可追溯，通过数据赋能，精准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优化接种服务流程，科学合理配置大型临时接种点、社区接种点、移动接种点，有针对地延长夜间接种时间，为老年人、残疾人等开辟绿色通道。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多形式、多视角、全媒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引导，组织专家团队进社区、进农村、进单位、进楼宇，为群众解疑释惑，提升居民的接种意愿。今天，闵行区18周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到77.6%。闵行区优化点位布局，整合区内体育馆、街镇、企业等场地资源，多措并举提供“家门口”的接种服务。通过设置绿色通道、安装热线手语视频服务终端等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至此，上海已有14个区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到或超过77.6%。接下来，上海还将继续精准提供接种服务，做到接种精准预约、精心安排、精细服务，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群众接种意愿和接种满意度。(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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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1 00:31:46 | 从“胖脸”字到咧嘴笑，20世纪现代主义中的海报艺术 | pengpai | 2021-03-07 10:08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130167 | 思想 | 平面设计,现代主义,中国画报出版社,博纳尔,插画师,工艺美术运动,包豪斯 | 艺术评论 | null | 以宣传、游说、告知和吸引为目的的招贴以及广告印刷品是平面设计中最常见、最主要的形式。整个20世纪，商业艺术家、插画师和平面设计师，与广告文案撰写人及其客户，都在尝试解决一道难题——我们如何才能停下来看一看那些海报招贴？19世纪末，艺术家们开始参与到海报设计中，例如法国艺术家朱尔·谢雷、皮埃尔·博纳尔、图卢兹·罗特列克。在整个欧洲，海报艺术家也在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思潮和分离主义运动等的影响下不断突破。从早期的“胖脸”字体，到“战后”甜腻的“咧嘴笑”，海报艺术经历过哪些阶段，出现过什么经典案例与败笔？《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平面设计》［英］西奥·英格里斯 著 陈丁力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世纪之交：艺术家的介入19世纪的海报通常是由印刷机而不是设计师制作的，往往是纯粹的字体编排，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胖脸”粗衬线标题字体。一般来说，将字体尽可能地放大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些海报上的信息常采取所谓的“硬推销”——它们的表述直截了当，往往像是在下命令，除了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或者纯粹为了提升人们对产品或品牌的认知，希望人们会购买它之外，别无他法。如此不经大脑、不作细分的“硬推销”手法后来一直持续多年。到了19世纪末，由于有了艺术家们的参与，加上光刻印刷和复制技术的进步，海报设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色彩和图像也越来越常见。法国艺术家朱尔·谢雷（Jules Cheret）、皮埃尔·博纳尔（Pierre Bonnard）和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利用印象派和日本版画的双重影响，创作出具有震撼力的鲜艳海报，将色块、轮廓和剪影运用到极致，究其原因，是因为与石版印刷不同，胶版印刷是可以分色的。对于习惯了文字海报的受众来说，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很新鲜。胶版印刷也使得海报艺术家们能自己动手刻字，这是文字与图像重要结合的关键所在。尽管巴黎是设计师创新最多的地方，但在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思潮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海报艺术家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有了突破。现代主义的种子出现在上述运动中——拥抱技术，剥离装饰，在表现手法上从完全写实转向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地址准，寄信快》，卡罗 （杰兹·布热津斯基·卡罗） 1970年设计。尽管时尚早已发生了变化，但英国邮政总局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然还在使用与“二战”结束有关的有趣的图释风格，这使卡罗和哈里·史蒂文斯等设计师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有活可做。设计师们以插图代替摄影，使邮局关于寄信时效的那种枯燥、打官腔的信息变得有趣起来。“一战”后，欧洲涌现出受各种前卫艺术运动影响的艺术风格，“二战”前那些举足轻重的广告设计师，倾向于从事这些风格类型的创作，这些商业艺术家包括欧陆的卡桑德尔、让·卡卢（Jean Carlu）和约瑟夫·宾德，英国的爱德华·麦克奈特·考弗、阿什利·哈文登（Ashley Havinden）、亨里翁、汉斯·施莱格（Hans Schleger）、阿布拉姆·盖姆斯和汤姆·埃克斯利。他们会在何时使用与现代派、装饰艺术对立的立体派，何时选择更传统的手法之间作出权衡。这些原创平面设计师虽然创造出看似现代的作品，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现代主义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现代运动，并“转向”其他领域的艺术发展。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让艺术与商业联姻。《存钱……备用……》，邮政储蓄银行海报，汤姆·埃克斯利1969年至1979年设计。有些海报设计师比其他人更有创意，或者在技艺上更具天赋，尤其在字体运用方面；艺术家们往往亲自绘制字体，而不是使用现成的字体。这些商业艺术家以一种既有效又能愉悦视觉的方式将文本、图像和信息结合起来。“意义最大化，手段最少化”，这是阿布拉姆·盖姆斯关于海报设计的座右铭，摒弃多余的手法，令海报有了一个核心主题。对这些设计师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是一个忙碌的年代，因为他们要为战时的各国政府设计大量的宣传资料、打响舆论战。“二战”后，包豪斯与美国风格的切换20世纪40年代初的商业艺术家在美学风格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通过大量使用喷枪柔化边缘，使现实的阴影和颜色之间产生渐变效果。“二战”后，喷枪开始失宠，在欧洲和美国开始出现运用明亮的色块这样一种更受现代主义启发的图形风格。这种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美学，源于“二战”后对新事物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的需要。1960年，阿布拉姆·盖姆斯在一本关于自己作品的书中，解释了战后几年审美的转变：直到几年前，我才因为某种设计手法而为人所知。那种手法很成功，当然也很受欢迎。但不久后，这种手法无法满足我想表达的东西，因为它太过复杂和静态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尝试了一系列实验，从小的设计开始，然后拓展到大的设计上。我深信自己的怀疑是合理的。不但可以简化，而且还强化了上述想法。更大、更简单的形状和颜色，更强的冲击力，更自由轻松的方法，更低的印刷成本，等等，都是上述变化的组成部分。《成长所需》，邮政储蓄银行海报，汤姆·埃克斯利1943 年至1955年设计。在英国等地，还有不少海报设计师，像埃克斯利和昂里翁，他们也从“二战”后自身所从事的工作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运用喷枪或画笔的商业艺术家在许多方面追赶着美国的发展。美国第一代平面设计师保罗·兰德、索尔·巴斯、布拉波利·汤普森和莱斯特·比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运用鲜艳的色块、蒙太奇照片、非正规字体以及现代的版式设计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美国设计师似乎更容易接受包豪斯学派所信奉的原则，这或许是因为该流派中许多老师都是美国移民；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美国风格，与包豪斯学派和其他欧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刻板风格有所不同。正如艺术评论家多尔·阿什顿（Dore Ashton）在1975年所解释的那样：“在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专业设计师的艺术更受欢迎。”人们开始关注通过改进版式和精细化图像来吸引客户，这个转折点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不久之后，包豪斯学派提倡的朴素功能性让位于异常丰富的平面设计实验。“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意味着有大量的广告和海报可供平面设计师创作，兼收并蓄的风格由此盛行。《集邮册，能省时》，哈里·史蒂文斯1959年设计。《内陆信邮资每盎司3便士》，哈里·史蒂文斯1960年设计。有些开明的客户愿意充当平面设计师的赞助人，他们在提升广告和海报设计的通用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前，许多设计师已然发现，如果没有人愿意为他们的作品买单，那么尝试新的创作风格是吃不开的。“二战”后，不少公司愈发开明，也更能意识到，好的设计不仅在广告领域，而且在各个商业领域都能带来甜头。那个时代的设计师经常会认为，他们的优秀作品可以先提升业界人士的品位标准，然后再提升大众的品位标准。受过包豪斯培训的沃尔特·阿兰（Walter Allner），曾在设计精良的商业杂志《财富》担任平面设计师，他在1952年时曾将促进转变的动力归因于赞助人：利用户外招贴的人理应意识到，他们对公众负有审美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公众品位的形成负有责任，甚至还包括后者心智与道德的营造；是教化还是诋毁、是褒扬还是贬低，他们都有能力办到。他接着谴责许多从事广告工作的人“错误地认为，大众的品位本来就很差，如果有人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必须用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丑陋不堪的图片和低俗粗鄙的语言去迎合他们”。他还说：“每当有人坚称只有平庸才能取悦大众时，这个人其实只是在说自己很平庸。”当阿兰称赞那些“把品位水准提高”的广告人时，他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广告在鼎盛时期，会比之前有如此大的进步。用阿兰的话说，勇于尝试、精通设计的客户“已经明白，激发人们的兴趣并在广告与公众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正是艺术家、设计师这些个体，是他们在原创、卓越、创新乃至进取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非那些海量的事实和数据，更非冗长又自以为是的口号” 。赫曼米勒公司1952年的广告，乔治尼尔森联合事务所的欧文·哈珀设计。赫曼米勒是一家总部位于密歇根州泽兰市的家具公司，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在既时尚又有趣的设计中运用品牌自身独特的红黑配色方案，制作了一系列高水准广告。那些以设计为主要卖点的公司，如家具、墙纸制造商，它们通常都是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广告设计的典范，迫切希望自己被视作前沿和潮流的代表。毫无疑问，有一部分最好的广告，是伴随着最优秀的世纪中期现代主义风格家具产生的。那些技术高超的公司，设计标准往往也很高，譬如意大利打字机公司好利获得出品的色彩鲜艳的海报，便主要是由吉欧凡尼·宾德里（Giovanni Pintori）、亨里翁、李欧·李奥尼和保罗·兰德设计的。兰德与美国技术公司IBM有长期合作关系（他也曾与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先锋查尔斯和蕾·伊姆斯夫妇合作过，不过不是在广告设计领域），经常使用其标志性的条纹，尤其是他在1972年设计的IBM标志中，在其1956年绘制的字体基础上，增加了水平的条纹。“二战”后IBM的首席执行官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 Jr），在纽约一家商店里看到设计精美、色彩鲜艳的好利获得牌打字机，启发他构思出那句著名的广告词“好设计自有好生意”（如今IBM仍继续使用这句广告词）。《寄信地址要写对》，曼弗雷德·瑞斯（Manfred Reiss） 1950年设计。出生在德国的瑞斯，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察觉到氛围有所变化，于是在1937年举家迁往伦敦，时年瑞斯15岁。作为一名设计师，英国邮政总局是他的主要客户之一。1949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来自16个国家的新海报”设计展中，瑞斯的两幅海报入选。英国政府在设计行业的参与度更高，不少优秀海报都是为与政府有关的公共资讯活动和服务所设计的。海报艺术家如汉斯·昂格尔、汤姆·埃克斯利、杜丽·德克（Dorrit Dekk）、哈里·史蒂文斯（Harry Stevens）、雷金纳德·芒特和达芙妮·帕登（Daphne Padden），以及像尼格斯（Negus）和沙兰（Sharland）、勒维特-希姆（Lewitt-Him）这样的二人组，为英国邮政总局、交通部、中央新闻署、伦敦运输局、英国海外航空（英国国有航空公司）等政府机构制作色彩鲜艳、风格活泼的海报。《伴它成长……》，邮政储蓄银行海报，汤姆·埃克斯利1943 年至1955年设计。与许多英国海报设计师一样，埃克斯利的审美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扁平化和生动，而不是单纯用绘图或喷枪。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埃克斯利曾为各类客户做过设计，包括壳牌、英国石油、英国广播公司、伦敦运输局、情报部、皇家事故预防学会、邮局总局、吉列剃须刀、世界自然基金会、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伦敦印刷学院以及克劳福德广告公司。经典案例：美国纸箱公司与“广告中的现代艺术”一般来说，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平面设计师而言，旅行是广告方案的一个重要灵感源泉。欧洲的旅游公司、铁路和长途客车承运商、海外旅游机构等，它们对宣传旅游目的地的有趣海报有着长期的需求。尽管20世纪50年代平面设计这一职业才刚刚起步，但如今许多对设计和广告的抱怨，在当时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客户缺乏胆识或品位，设计师的最佳创意被否定。在沃尔特·阿兰1952年出版的《海报》一书中，有一张题为“被枪毙的海报”的图片，撰写配图文字的乔治·吉斯提是这样说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不少同行共同反映的，那就是我们最花心思的努力几乎如出一辙地被拒绝，原因是客户的判断缺乏远见，对公众的品位缺少信心。因此，好主意要么被扼杀，要么屈从于传统的束缚，变得死气沉沉。”即便是最出名、最成功的设计师，也难免会碰到挑剔棘手的甲方。索尔·巴斯在1978年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闪灵》设计海报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事曾闹得沸沸扬扬。库布里克最初对巴斯的全部构思都提出了批评。巴斯的电影海报，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导演奥托·普雷明格设计的，是他世纪中期现代主义海报中的一些名作。他能够用最少的元素，通常是单一图案，通过充满活力的明亮色块，以其独特的剪纸风格来捕捉电影的精髓，使他的作品具有标志性。巴斯还在电影片名字幕的排序上做了巨大创新，且往往与他设计的海报相关联。保罗·兰德也在1950年为电影《无路可走》设计了一张世纪中期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海报。电影的宣传由品更倾向于采用逼真的插画或大量的演员照片，甚于使用各种图形，所以巴斯的作品能够从同侪中脱颖而出，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美国纸箱公司的广告，彼得·塞克尔1945年设计。美国纸箱公司的广告，约瑟夫·洛1953年设计。20世纪中最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的广告案例之一，是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瓦楞纸箱生产商美国纸箱公司所采取的策略。在老板瓦尔特·佩普克及设计师艾伯特·雅各布森（Egbert Jacobson）的带领下，该公司成为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主要赞助者，并坚信好的设计具有教化功能，即便是通过广告也能实现。欧洲的现代主义设计师拉兹洛·莫霍利 — 纳吉、乔治·凯普、沃尔特·阿兰、赫伯特·马特、桑迪·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y）和赫伯特·拜耳，领先的商业艺术家如卡桑德尔和让·卡卢，以及美国设计师保罗·兰德、莱斯特·比尔、索罗·巴斯、马修·莱博维茨和鲍勃·卡托等，都曾为美国纸箱公司做过设计。美国纸箱公司还设法说服知名艺术家参与其中，包括本·沙恩、斯图尔特·戴维斯 、威廉·德·库宁和费尔南·莱热，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刻影响着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美学，所设计的广告配图会投放在《时代周刊》《财富》《商业周刊》等杂志上。佩普克还热衷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艺术家都参与其中，认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带来的是一种社会责任。1946年，芝加哥艺术学院作出大胆尝试，展示了美国纸箱公司的89个全国性广告设计，并将此次展览命名为“广告中的现代艺术”。被抛弃的“咧嘴笑”20世纪中的大多数广告与立意高远的美国纸箱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后的海报设计师和广告客户所青睐的一种标准手法，也是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平面设计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轻松幽默与意想不到并置，表现荒谬的情景。诚如英国设计师汤姆·埃克斯利在其1954年出版的《海报设计》一书中所言：“幽默有许多方面，从直白的喜剧到讨喜的妙思，因此它在传达信息方面的作用是无价的。毫无疑问，在海报设计史上，大量优秀的海报能证明这一点，幽默一直是海报设计的主题……幽默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吸引力，无论贫富老少。”《寄件地址清楚准确，邮局姐姐很好取悦》，哈里·史蒂文斯1969年设计。哈里·史蒂文斯1919年出生于曼彻斯特，为英国邮政总局、英国铁路和伦敦运输局设计过大量海报。如果幽默表现得不够直白，不少广告还会通过运用明亮的色彩、卡通风格的插图和富有表现力的版式，定下欢快的调子。这一趋势在欧洲尤其盛行，以英国为甚，原因是英国人的品位通常比较古怪。20世纪中叶的广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普遍采用快乐的角色，但不一定是品牌的吉祥物（虽然保罗·兰德在宝冠牌白兰地的设计上运用了该手法，卡桑德尔之前在杜本纳酒的设计上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法）。这些笑容可掬的形象大多是人物，偶尔也有动物，也会尝试将无生命的产品拟人化。英国海报设计师汉斯·施莱格、勒维特-希姆、阿布拉姆·盖姆斯和汤姆·埃克斯利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同样的方法也出现在法国设计师雷蒙·萨维耶（Raymond Savignac）和瑞士设计师赫伯特·勒平（Herbert Leupin）等欧洲大陆设计师的作品中。《去美国，就坐英国海外航空》，阿布拉姆·盖姆斯1959年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设计的海报。在这幅海报中，盖姆斯画了一位美国牛仔，牛仔头戴的帽子是由一栋摩天大楼和两块飞机尾翼组成的［尾翼上还有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极速鸟”标志，该标志是由蒂尔·李 — 艾里奥托（Theyre Lee-Elliott） 于1932年设计的］。提出“意义最大化，手段最少化”口号的盖姆斯，是人们常说的“以意义为本”的平面设计的先驱。埃克斯利回忆起战后的海报时说道：“我设计的那些形象，嗯，他们都在微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感觉无法忍受。但那时我们必须设计出让人们高兴起来的海报。所以总是面带微笑的。”瑞典设计师菲杰弗·皮德森（Fritjof Pedersen）的一位从事果子盐制造的客户，说自己整天都要面对“肠胃不良，令人郁闷”，皮德森在1952年一本关于海报设计的著作中引用了他的话来表达自己类似的情绪：“广告根本不应该这么无聊。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就让看海报的人能从中找到些许乐趣吧。”当时英国人仍在过着经济紧缩和定量配给的苦日子，广告和官方通信中出现异想天开和直白的快乐元素是合理的。在这一逻辑下产生的作品，至今仍然能激发人们的快乐，尽管也常令人感到做作和离谱。阿布拉姆·盖姆斯写于1960年的一段话，暗示了这种娱乐和幽默的手法会逐渐被抛弃：咧嘴大笑在“二战”后成为广告业通用的象征是有原因的。国际主义风格的许多海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营造出马戏团式的氛围，反映出人们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不断发疯似的找乐子。露齿而笑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逐渐消失，我们拭目以待。也许世界正在转向以更严肃的态度面对它的问题。海报的转型：从商业到文化与政治运动20世纪60年代，幽默仍然是广告和海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它变得更显智慧、更加概念化，它成为了一种更有内涵的机智，而不仅仅是搞怪。纽约的乔治·路易斯、赫布·鲁巴林以及恒美广告公司的作品，或者伦敦的弗莱彻、福布斯、吉尔的作品，恰恰代表了这种转变，即广告仍然可以是有趣的，但似乎并不是那种审美上的幽默。设计师们采用了一种更鲜明的色彩、更大胆的版式、更多地使用摄影而不是插画的手法——整体上比世纪中期现代主义风格更为简约、更有冲击力。人们往往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理解广告背后的含义，一旦理解了，就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更令人回味。“有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网格现代主义的“瑞士风格”，以及后来的国际现代主义风格，抹去了世纪中期现代主义设计的一些特点，更倾向用摄影而非插画，用瑞士体、通用体和Akzidenz-Grotesk等无衬线字体而非手写体，排版也更古怪。时尚和潮流一直在变化，埃克斯利曾预言：“海报就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总会随着时尚潮流改变。新的处理手法不断出现，但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有时候，占据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原本就是‘被设计出来’的力量。然后它又被一种不受约束或更现实的处理手法所取代。”美国癌症协会的海报，沃尔特·阿兰1952年设计。这则广告是李欧·李奥尼委托阿兰制作的。后者在其1952年编的一本书《招贴画》中写道：“除了‘每5个人里就有1个罹患癌症，反击，只有施与能够克服癌症’这句口号以外，我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主题、风格、样式、用色数量或印刷流程的指示。在没有任何明确约束的情况下，我反而得作出一些基于常识的考量。不言而喻，这类严肃的海报宣传活动将所有可行的创作手法都排除在外……于是我把令人不安的信息‘每5个人里就有1个罹患癌症’放在一个黑色三角形中，不祥地指向下方，然后用一个写着‘反击，只有施与能够克服癌症’的白色三角形，攻击它的侧面。”电影《无路可走》的宣传海报，保罗·兰德1950年设计。海报配色只使用了黑、白、红三色（图正中眼睛两侧的形状都是鲜红色。）历经十多年的鲜艳色彩和乐趣，纯粹的图像手法消费者已经做好了接受新事物的准备，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崛起对此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952年，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就评论说，“公众已经对色彩失去了兴趣”，并补充道，“海报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主要是因为霓虹灯和荧光涂料的竞争太过激烈”。事实证明，这样的断言为时过早，电视甚至互联网的兴起并没有让海报或印刷广告过时。即使海报在主流商业中失去了些许影响力，它在反主流文化和政治运动中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许多最重要、效果最好的海报都不是出自广告，而是服务于社会事业，或者伴随着某个运动而诞生的，不管是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1975年，曾任现代艺术博物馆设计策展人的约翰·加里根（John Garrigan）说道：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系统似乎会让海报过时。然而在海量电子信息的时代，它变成了针对一群人或某个人的观点表达。事实证明，这种一对一的直接交流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张好的海报代表了一个产品、一项事业乃至一场运动。海报将信息与方法综合，能使人震惊或愉悦，激起人们的情感，并在他们的脑海中驻留。从这个角度理解，海报作为一种交流方式，仍然无法被超越。（本文节选自《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平面设计》第三章“海报招贴”，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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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1 10:19:25 | 复旦通识·东西交流｜徐静波：文明大交汇下近代日本饮食嬗变 | pengpai | 2021-03-31 10:09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338029 | 思想 | 复旦通识,东西交流,日本,饮食,文明交汇,近代 | 思想市场 | null | 【编者按】全球的时代，中西文明以更为紧迫的姿态将相互间的理解提上议事日程，文明将因对话而更加精彩。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织“中西关系与文明对话”系列，邀请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又兼顾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彼此沟通、相互体认的可能途径。以下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徐静波教授的文章，原题为《东西文明大交汇下的近代日本饮食的嬗变》。日本长崎旧影。红圈处为1863年开设于日本的第一家西洋餐饮的专营店“良林亭”（后改名“自由亭”）的位置。一、东西文明大交汇前的传统和食样态饮食本身是人类为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一种非常形而下的日常行为，然而饮食又构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选用什么样的食物或食材，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烹制，如何进食，以及餐桌上的礼仪规矩，其实都包含着形而上的内蕴，诸如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等。某一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一定与这一地域的自然风土及生活于这一地域内的民族或族群的文明进程相关，如果说在短期内这一民族或族群的饮食样态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一般而言，一定是某种域外文明的强势介入导致的结果。大约2300年前，发祥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文明经江南沿海和朝鲜半岛南部两个途径传入日本列岛，开启了列岛的农耕时代，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大致形成了“稻米加鱼类”的基本食物构造。日本饮食文化的历史，当然也是源远流长，但室町时代（约14-16世纪）以前的食物和饮食作法大都没有沿承下来。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传统的日本饮食文化，其实迟至江户时代的中期（18世纪前后）才最后完成。室町时期的中期，上层武家在汲取了奈良平安时代的“式三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膳料理”这一颇为繁复的料理样式，标志着日本料理格局的初步诞生。但稍加考究就可发现，在内容上，后人所熟悉的刺身、寿司、天妇罗等尚无踪影，最具日本风味的调味品如酱油等也未登场。且“本膳料理”只是出现于上层阶级宴饮酬酢的场合，与中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关联，虽具有日本特色，但在日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其大部分元素则遭到了后人的消解，并不足以标示日本饮食文化的成立。人们所了解的传统和食之所以在江户时代的中期才臻于成熟，其缘由当然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室町末期豆腐等中国大陆的精进料理和由域外传来的南蛮料理相继传入日本，丰富了日本饮食的内涵；酱油的诞生和普及；与茶道密切相关的怀石料理样式的传开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整个社会相对安定的前提下城市的真正诞生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具有饮食消费能力和需求的市民阶级。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街边食摊和料理屋，用酱油作蘸料的刺身、“握寿司”、“天妇罗”、烤河鳗、荞麦面和乌冬面等渐次风靡于江户等大城市，并向地方城市和乡村广泛传开，同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各色料理书，标志着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传统日本饮食文化的正式完成（据原田信男『江戸の料理史』、中央公論社、1989年；渡辺善次郎『巨大都市江戸が和食を作った』、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8年）。传统的和食虽然具有日本列岛独特的内涵，但与后来相继传入的西洋和中国饮食相比较，其两个单一性也显现出了它的不足和缺陷。其一是食物内容的单一。令人有些不解的是，稻作文明传入日本后，家畜的养殖业却并未在列岛同时发展起来，除了狩猎和捕捞所获得的途径之外，禽肉类一直是比较缺乏的。佛教传入日本后，居“五戒”之首的不杀生思想首先赢得了朝廷的共鸣，再加之日本本土的“秽”的思想，于是在676年，曾一度出家为僧的天武天皇颁布了肉食禁制令，以后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也在737年、743年、747年数度下诏，禁止肉食。由此直至近代以前，除了偶尔出现的山鸡（根据皇室的理解，飞禽不在肉食之列）外，肉类食品已经从王公贵族的食谱中消失了。当然，京畿之外，尤其是居住在山林地带的民众，未必都严格遵守皇家的禁令，时时还会在山林中猎捕野猪和山鹿等野生动物，但只是在民间偷偷食用。在长达千余年的岁月里，肉食原则上在日本人的饮食中消失了。其二是烹饪手法的单一。四条流的第41代传人四条隆彦申言：“日本料理有一条原则，即其美味不能超过材料原有的滋味。”具体而言，就是“止于该材料所具有的滋味的最高点，禁止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四条隆彦『日本料理作法』、小学館1988年、82頁）另一位烹调专家奥村彪生也认为：“日本料理当体现出材料所具有的真味，尽可能不用火工。”（奥村彪生「料理美学の東西比較論」、『日本の食事文化』、味の素食文化センター1999年、314頁）这既体现出了日本饮食文化的精义，同时也显露出了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营养和卫生学方面的缺陷。二、西洋文明的冲击导致了传统和食的变异可是，和食的体系在18世纪中期刚刚完备不久，一百年后，整个日本社会就受到了来自海外文明的强烈冲击，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领7艘军舰，迫使日本打开了国门，西洋文明随之蜂拥而入。之后，少数日本知识先进的欧美游历和西洋人在日本的登场，使日本人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早期的启蒙思想者服膺西洋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先进性，并试图导入西洋文明来改造既有的日本社会。于是，成立不久的和食体系开始出现了危机。佩里将军在他当时纪录的《日本远征日记》和回国后撰写的《日本远征记》中详细记述了1854年3月27日他在旗舰上宴请幕府当局参与外交谈判的官员的情形，“我的巴黎出身的厨师长，经过一个礼拜的昼夜辛劳，制作出了连纽约的Delmonico见了也要大声夸奖的点缀漂亮的菜肴。我早就在材料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当谈判转向了有利的方向随时都可举行酒宴。因此，我预先准备好了一头活的去势的牛、一头羊以及各种家禽，这些肉与火腿、牛舌、许多腌制的鱼、蔬菜、水果一起摆上了餐桌。……当然还拿出了许多香槟和其他葡萄酒，还有大量的果子露。”（佩里M·C·Perry《日本远征日记》，金井圆日译，东京雄松堂，1989年，第365页）书中还记录了当时赴宴的日本人对这些食物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食物之美也毫不逊于酒类。餐桌上堆积如山的食物快速消失的场景，连美国人中最能吃的人也感到极为惊讶。日本人犹如猛虎扑食，也顾不得选择盘碟和饮食的顺序，将鱼、牛羊肉、鸡肉、汤和果子露、水果和炖鱼、蒸的肉和煮的肉、盐渍物和甜食拼命地往嘴里塞，显得十分粗鲁无礼。”（『ペリー提督の日本遠征記』土屋乔雄等日译，東京岩波書店1948年。此处引自児玉定子『日本の食事样式』，東京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103页）这样的描述也许多少有些夸张，也许带有些自以为是文明的国家对尚未完全开化的国家的些许鄙视的态度，但却比较有价值地记录了开国当初日本中上层人士接触到西洋饮食时的情景，从一个侧面显露了既有的日本饮食因内容和烹制手法的单一性而导致的缺陷。1860年代出版的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里面有详细介绍西洋餐食的内容。福泽谕吉是最先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注意到了日本传统饮食上述缺陷的重要思想家。作为日本最早具有西洋经历的人士之一，他的《西洋衣食住》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饮食生活的书刊。以他自己的实际经历，他认为西洋诸国是日本仿效的楷模，而西洋诸国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是西洋人种高大，而西洋人种高大，乃在于他们吃肉和喝牛奶。恰好，明治三年（1870年），他患了一场肠菌痢，身体迅速消瘦，后来东京筑地的一家牛马公司向他提供牛奶，不久即恢复了健康，由此他更加痛感西洋饮食的合理性，于是发表了著名的《肉食之说》。文章从营养的角度慷慨激昂地论述了日本人肉食的必要性，并驳斥了以往的认为屠杀牛马残忍的说法，文章指出：“而今我日本国民缺乏肉食，乃是不养生的做法，因此而力量虚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然已经知晓其损亡，如今又知晓了弥补之法，为何不施用？”（「肉食之説」，『福沢諭吉全集』第20卷，岩波書店1970年，第38~39页）此外，他又写了一篇《应该吃肉》，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道，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体格大小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原因的大部分乃在于日本人和欧美人食物的差异。欧美人食用人类最重要的滋养品禽兽之肉，而日本人则吃滋养不足的草实菜根，不喜好肉类。因此，即便在血气充沛的壮年，在劳动身心时也不如欧美人那么劲头十足，不仅如此，稍微上了年纪，便体力大减，顿显老态，而欧美人即便满头白发，却依然脸色红润，年届七十而不必借助拐杖，其差异真是何止天壤之别！”（「肉食せざるべからず」，『福沢諭吉全集』第8卷，岩波書店1970年，第453页）福泽谕吉对于以肉食和乳制品为主的西洋饮食的推崇，其主要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它的美味，而在于它合理的营养价值。当然，“肉食”的行为，其本身并不含蕴任何近代文明的意义。除去茹毛饮血的时代，以烹煮炙烤的方式食用肉类在人类大概也有近万年的历史了。不过在这里，福泽谕吉主要是把包括肉食在内的营养结构合理（当时所用的词语是“卫生”）的西洋饮食当做西洋先进文明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出于他自身在海外游历的经验和对西洋文明的研究，他觉得西洋人的健壮伟大以及精力充沛，乃是由于肉食的长期培育的结果，文明的先进，国家的强大，与人种的健壮高大有着内在的关联。而日本的羸弱，文明水准的低下，与日本人体格的瘦弱矮小有关，而这又缘于日本人长期的“菜食”习惯，而日本人“菜食”习惯的养成，则又缘于佛教的慈悲思想和民间的“污秽”观念。福泽谕吉的本意，也许并非在于改造日本饮食文化本身，但正是由于他的竭力鼓吹以及时代潮流的影响，传统的日本饮食开始从肉食的开禁迈出了它在近代嬗变的第一步。福泽谕吉等从营养学的角度和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日本饮食的反省，是日本饮食文化发生嬗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而开国不久伴随着西洋人在日本居住人数的逐年增加而陆续出现的提供肉食的西餐馆，以及此后渐次出现的畜牧场，可说是日本饮食文化发生嬗变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契机。根据1858年签署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翌年辟长崎、神奈川（即后来的横滨）和函馆为对外通商港口，1863年第一家西洋餐饮的专营店“良林亭”（后改名“自由亭”）在长崎诞生。根据1858年江户幕府与主要西方国家签署的一系列通商条约，横滨等被辟为开放港口，形成了一个外国人居留地，“开阳亭”等西餐馆陆续开出，不久，东京一带也渐次出现了西餐馆的踪影，最有名的大概要推最初于1873年开业的“精养轩”（这家餐馆至今依然留存，成了最富有明治时代印记的老牌西餐馆）。“精养轩”（旧馆）但是，上述这些西餐馆主要还是面向外国人，由于上千年的禁令，一般社会对于肉类以及乳制品等的食用还是颇为抵触的。经福泽谕吉等人的大声疾呼之后，政府上层也意识到了改变饮食的重要性。1872年1月24日，在明治政府官员的鼓动和安排下，时年20岁的明治天皇为了奖励肉食，自己对负责宫廷膳食的膳宰下令，这一天试食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报道此事，通过天皇亲的率先示范，向全国昭示自天武天皇开始实行的肉食禁止令正式撤消，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吃肉，禁忌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政府也以各种形式颁布公文，鼓励民众抛弃污秽的老概念，为了文明开化，应该多多食用牛肉。据1907年东京市编的《东京指南》一书的统计，截至1887年4月，东京市内共有西餐馆35家（据大塚力『「食」の近代史』，教育社1979年）。现在成了日本料理代表品种之一的“寿喜烧”，就是日本人在19世纪末期根据早期的“牛锅”改良形成的。肉食的材料一开始主要是牛肉，以后猪肉以及禽类的使用也开始广泛起来。同时，西洋的面包、牛奶等乳制品、咖啡、洋酒等也成了都市人经常眷顾的对象，另外，为了加深人们对于西洋饮食的了解，《西洋料理指南》、《西洋料理通》等书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了明治末年的1912年时，各种有关西洋料理的书刊已经多达130种，大部分日本人对西洋料理都已经是相当熟识了（据小菅桂子『近代日本食文化年表』，雄山閣2002年）西洋文明在饮食上对近代日本最大的冲击，就是中断了日本持续了一千多年禁止肉食的历史，使和食在内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调味和烹制上也有了极大的拓展。本文作者在复建的据说是日本第一家西洋料理店“自由亭”前。三、东亚文明的互动促进了近代日本饮食的多元化必须指出的是，促使日本饮食发生嬗变的不仅只是西洋元素，邻近的东亚国家的饮食也极大地丰富了日本饮食的内涵和并扩展了它的外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饮食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酱的制作和豆腐等食材的传入，已经构成了传统日本饮食的重要元素，但由于对肉食的禁绝，使得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饮食，呈现出了与东亚大陆迥然不同的格局。明治初年，日本朝野主要瞩目于先进的西洋文明，对国势日益疲敝的中国等邻国的文明（包括饮食）并无特别的关注。以后，随着肉食的解禁、中日之间人员的大幅度往来以及中国人在日本定居人数的逐年增加，最重要的是中国饮食本身在体系上的悠久性、合理性、完整性和内涵上的丰富性、成熟性，逐渐消解了日本人的歧见，其传入的步伐虽较欧美为迟缓，但至明治末年至大正期间，中国饮食以其美味赢得了大部分日本人的喜爱。明治十二年（1879年）1月，在东京筑地入船町开出了一家中国餐馆“永和”，这也许是日本第一家正式的中国菜馆。1883年，东京又开出了两家中餐馆“偕乐园”和“陶陶亭”。关于“偕乐园”，日本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一篇《支那的料理》的随笔中回忆道：“我从小就一直喜爱中国菜。说起来，是因为我与现时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偕乐园的老板自幼即是同窗，常去他家玩，也常受到款待，就深深记住了那儿中国菜的滋味。我懂得日本菜的真味，还在这以后，和西洋菜比起来，中国菜要好吃得多。”（「支那の料理」，『谷崎潤一郎全集』第22卷，中央公論社1989年，第78页）不过在明治年间，与西洋餐馆的数量相比，真正的中国餐馆还是寥若晨星。大正年代（1912~1926）是中国菜在日本真正兴起的时期。1923年关东大地震可以看作是中国饮食在日本规模性传播的一个契机。这场大地震毁坏了东京及周边地区的大部分建筑，在震后迅速着手的重建工程中，餐饮业是最早复苏的领域，重建后的餐馆，多改为桌椅式的构造，更适合中国餐馆的经营。据1925年出版的木下谦次郎著的《美味求真》一书的统计，东京市区并包括附近的乡镇，共有日本料理店近2万家，西洋菜馆5千家，中国料理千余家，兼营西洋料理的1500家。这个统计未必准确，但大致可以看出一个概貌。与此同时，各式介绍中国饮食的书刊也陆续问世，刚开播不久的广播节目也有中国菜肴制作的介绍。1928年时，曾长期在当时中国的满洲地区工作生活、对中国饮食很有研究的山田政平写了一本《四季的中国料理》，该书在以后的8年中印刷了60次，印数达到50万册，成了料理书中绝对的畅销书。有近140年历史的老牌中国餐馆“聘珍楼”。二战以后，有数百万从中国撤离回来的旧军人和侨民，为了营生，有一部分人利用自己的中国期间学会的中餐烹饪技艺和当时相对比较容易获得面粉，开设了各种供应饺子、馄饨和汤面的小吃店，中国的大众饮食进一步普及，同时又有一批从中国大陆撤离至香港台湾再转道至日本的原先高官富豪家的厨师，带来了精致典雅的高级中式菜肴，19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生活的迅速富裕，各种不同层次的中国饮食店可谓遍布日本城乡，在“和洋中”的格局中成鼎足之一。战后，尤其是1965年日韩关系恢复以后，原先被鄙视的半岛的饮食开始被日本人另眼相看，在战后韩国人社会的废墟中出现的猪牛的内脏烧烤逐渐被上品的牛肉所替代，泡菜和韩国拌饭也迅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喜爱，乃至于如今日本的街头已经充溢了以烤肉为主的各色韩国或朝鲜菜馆，甚至有一些日本年轻人都误以为烤肉和泡菜是日本原本就有的传统料理。四、东西文明融合的多元的现代日本饮食明治时代以及尔后的大正和昭和时代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所造成的变化，不是局部的、表层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体的、根本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带有革命性的嬗变。这一嬗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饮食内容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将肉类、尤其是以前完全禁绝的牛肉、猪肉、鸡肉等全面导入了日本人的饮食中。其他诸如奶制品、面包、葡萄酒、啤酒以及各种新型的蔬菜也陆续进入了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中。后期则有来自中国的馒头、拉面、饺子和炒饭陆续登上了日本人的餐桌；第二，烹饪方式的变化。原本日本所没有的煎、炒、炖和西洋式的用烤箱进行的烤，以及大量来自西洋和中国的炊具，拓开和改变了日本人的传统的烹调方式；第三，饮食方式的变化。日本人早先的“铭铭膳”的独自分立、席地而坐没有桌椅的用餐方式，逐渐改变为使用桌椅或是小矮桌的方式，在食用西餐（这在现代日本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时，使用西洋式的刀叉；第四，调味料上的变化。食用油、辣椒、咖喱、奶酪、花椒、砂糖等以前使用不多或从不使用的调味料的普遍、大量的使用。日本人大约花了一百年的时间，将江户时期最后完成的“和食”，改造成了目前多元交杂融合的新型日本饮食。事实上，“和洋中”在今天的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彼此截然分离、各自独树一帜的格局。在更多的场合，这三种元素或更为多元的因子已经互相叠合交融，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日本饮食文化，就像日本文化的整体一样，它在近代全球化的大势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主动汲取了各种外来的因子来充实原本的内涵，拓展既有的外延，从而得到了新的更生发展。在谈到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时，加藤周一曾使用了“杂种性”这样一个词语。他说：“倘若将英法的文化看作是纯种文化的典型的话，那么日本的文化就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吧。”而且这种杂种“是根本性的杂种，而非枝叶性的现象。”（「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收录于『加藤周一コレクション』（第5卷），平凡社2001年，第41~42页）杂种性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呈开放性体系的文化。就像早期的日本人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曾是本土的绳纹人和外来的弥生人互相混血融合的结果一样，相对本土的绳纹文化与相对外来（主要来自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弥生文化一起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最基本的框架，最初主要经由半岛传入的儒学和佛学与本土的神道思想一起进一步组成了日本文化的基本内涵。但这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的组合，而是在原本的历史土壤和独特的列岛地理环境中的一种再生或曰更生，因此在指出这一杂种性的时候，绝不能否定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积淀培育起来的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以此来考察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也可从中获得有力的印证。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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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1 00:33:58 | 陈晓平：张之洞与郑观应的相遇与乖离 | pengpai | 2021-02-02 11:00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 思想 | 晚清史,张之洞,郑观应 | 私家历史 | null | 1884年郑观应给张之洞呈递《条陈时务五策》，提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中国遗其体效其用”的鲜明观点。14年后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虽说是针对戊戌年的时局而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郑观应的回应。近代思想史上，郑观应、张之洞双峰并峙，都是名震一时的代表性人物，这两大思想家的直接接触则乏人关注。1884-1885年，两人有10个月的密切接触，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受当时史料的限制，对此没有着墨。郑观应经略南洋1884年3月15日，郑观应受湘军名将、兵部尚书彭玉麟征召，从上海回广州参与抗法战争，“会办湘军营务处”，也即担任彭玉麟的“副参谋长”。6月11日起，郑观应潜往西贡、金边、暹罗、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刺探法军情报，联络政要，谋划与暹罗结盟夹攻西贡法军。这一奇袭计划没有实现，他将此行经历写成《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第941-984页）8月12日，他回到广州，继续辅佐彭玉麟、张之洞（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卸任两广总督留粤统率淮军）。从统属关系来说，郑观应是彭玉麟的直接属员，但大敌当前三方有些事情不分彼此，他曾先后领受“二张”布置的任务，与两人都有紧密接触。从南洋回到广州，郑观应呈递《奏请南洋藩服通商折》、《请设南洋领事片》，提请朝廷注意经略东南亚，突破朝贡体制的限制，建议承认原“藩属国”暹罗、缅甸为平等之国，在南洋遍设领事，保护华侨、发展商务，以抵制殖民势力。在《请设南洋领事片》中，他指出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婆罗洲等处华侨人数在200万以上，建议多设领事以保护华侨，如果觉得费用难筹，可以仿照西方各国的做法，任命当地华商为领事、副领事。这一折一片收录在《张文襄公（未刊）电稿》里面，有修改痕迹、有漏字，看起来不是最后定稿。郑观应没有专折奏事的资格，这一折一片应该是请张之洞或彭玉麟代奏，可以认为张之洞曾认真读过。到1886年，张之洞料理完中法战争善后事宜，终于腾出手来，按照郑观应的建议，派出尽先副将王荣和为首的使团，周历南洋各岛，远至澳大利亚，“宣布德意，联络商董”，宣慰华侨，并向总理衙门提出增设领事的建议，这些动作都出于郑观应的策划。开发海南1884年底，彭玉麟、张之洞担心法军从越南袭击海南，派郑观应赴琼视察防务，仅七八天时间，郑观应迅速形成开发海南资源的一整套思路。回穗不久，即向张之洞呈递《拟抚琼黎暨开通黎峒山川道路节略》，又向雷琼道王之春提出《开垦兼承办铜绿矿山书》。海南山川险阻、“瘴气”袭人，黎人与汉人隔膜甚深，外来商旅无法深入内地开发资源。郑观应认为，安琼必先抚黎，通商必先修路，富琼必须引资。日后张之洞果然按照郑观应的设想，派冯子材、杨玉书入琼平定客黎叛乱，设立善后机构，开通道路，组织招商引资开发资源。正是在《节略》中，郑观应率先提出了在海南种植咖啡的建议，随后由他的好友张廷钧（张星池）在1888年加以实施。香山籍商人张廷钧曾往南洋经商，他在海南昌化县（现昌江县）拓地2000多亩，试种咖啡，到1889年“成活七成”，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此之前，有关海南种植咖啡的开始年份都不确切，有1898年、1908年、民国初年三种说法。笔者从《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找到史料，证明海南最早大规模种植咖啡在1888年，而郑观应提出建议的时间则为1884年底。海南与咖啡结缘，实由两个香山人郑观应、张廷钧所开创。郑观应敏锐之处，又不止是提倡种植咖啡。考察海南之后不久，他向王之春提出开发“铜绿山”的建议，用近代机械开发海南石碌矿山。这一年，张廷钧开始勘探石碌铜矿，发现矿苗丰美，于1887年运来机器正式开采，不幸因1889年发生矿难而中止。1939年，侵琼日军在石碌山发现了大铁矿，随之进行掠夺性开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加以接收，1956年重启石碌铁矿，命名为“海南铁矿”，为我国最大富铁矿，石碌镇也依托矿区兴起，成为昌江县城。郑观应的许多建言献策都具有较高可行性，一旦获得批准马上有相应的人才、资金加以实施，非徒托空言者可比。昌江县全图之石碌岭觅船援台1885年初，郑观应受张之洞派遣，到香港负责觅船援台。当时，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张之洞拟派广东水师提督方耀所部方恭5营援台，租用外国轮船，从汕头秘密开行，突破法军封锁线，接济守卫台湾的刘铭传。按照最初计划，一旦租到轮船，郑观应即随船前往汕头一起出发，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当时广东方面与福建的联络由候补道杨玉书负责。日后声名大噪的辜鸿铭，正是因同乘一艘轮船结识杨玉书，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杨玉书对开发海南有突出贡献，可惜因感染“瘴气”于1886年去世。1885年1月4日，郑观应潜抵香港，寓居泰安栈，开始委托船务商人联系租船。不久，他打听到有一艘德国轮船可载600人，航速每小时30里，吃水15尺，每月租价3200元，煤炭费、引水费另计，附加条件是万一被法军击毁、捕获，应赔偿船主8万元，赔偿金须提前存入银行，由银行出具担保书。张之洞不愿接受这个担保条件。由于方恭的援台队伍仍需整训，郑观应未能立刻赴汕，一直待在香港联系船只。局势变幻，张之洞又不时提出新要求，船主也不断调整条件，有些船只短期内不能到港，多数已到港者又不能久待，郑观应与张之洞来往电报有数十封之多，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计划。当中有一次，租船条件已得张之洞同意，郑观应跟德国某洋行草签了合同，张之洞突然要求再减价，终于未能租成。4月14日，他从香港向张之洞发来最后一封电报，告知阿富汗与俄国打仗俄军获胜的消息。（《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54册第326页）郑观应一边联系租船，一边却要应付香港法庭。早年他在太古洋行当买办时，曾为同乡杨桂轩担保，后来杨氏亏欠洋行四万多元，郑氏遭太古洋行控告，被香港法庭羁留，时间不是夏东元先生所说的“1885年1月7日之后几天”，而应该在2月。2月11日，郑观应发电报给张之洞称：“粗雇三船均有头绪，惟现因封港，暂不能办。应近患寒热，且有友人前在太古亏空迫代清理，乞赏假十日。应禀。”郑观应一边应付追债，一边仍给张之洞报告各方情报。此次被太古逼债，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追索亏欠，让郑观应落入人生低谷，后得亲友力助排解清偿，“脱累归里”，回到澳门养病，开始《盛世危言》的写作。张之洞派郑观应到香港联系租船，笔者总觉是大材小用。郑观应的才能有多个方面，熟悉船务只是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有一种可能是，张之洞读过《条陈时务五策》后，觉得郑观应的思想离经叛道，有“全盘西化”倾向，不宜重用。作为科举出身的高官，张之洞对“异途”人员总是抱有戒心，这种人才观到了1880年代已十分落伍，与李鸿章大胆任用容闳、伍廷芳相比，显得非常保守。1884-1888年，詹天佑在张之洞手下投闲置散，被安排广东水陆师学堂教英语，不能一展所长，幸得伍廷芳慧眼识人，调入铁路公司，才成就了这位中国最优秀工程师。以规划中国干线铁路著称的张之洞，对眼皮底下的詹天佑毫无了解，还整天抱怨缺乏人才。詹天佑跑到天津以后，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发现不对头，连续发电报想把他追回，已无及矣。张之洞引进英国设备创办的广东钱局，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驻英公使刘瑞芬做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在总体规划、厂区设计、设备选型与配套方面费尽心血，帮助聘请能干的英国工程师团队来穗，而负责筹建与经营管理的薛培榕也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该局兴事程功，能得西人之良法美意，而不拘其迹，故能力杜弊端，商民信用，其经营缔造，实赖已故该局提调三品衔江苏候补直隶州薛培榕一人之力。”（1904年岑春煊奏折）刘瑞芬、薛培榕都是李鸿章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务人才，刘瑞芬长期负责淮军武器采购，薛培榕曾任中国人自制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管带，两人都对近代机械有深入认识与丰富经验。在洋务方面，张之洞没有识拔、培养出多少人才，让蔡锡勇长期兼管五六件要事，疲于奔命，不幸于1898年因中风去世，可以说是累死的。张之洞幕府“旧学”精英济济一堂，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学”人才寥寥可数。他不仅“弄丢”了詹天佑，后来又“放跑”了梁敦彦。梁敦彦1904年离开张之洞时不过是个道台，1909年已高升至外务部尚书。詹天佑《条陈时务五策》郑观应与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1881年，郑观应出任上海中国电报局总办，次年李鸿章丁忧，张树声以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上路过上海，召见郑观应咨询电报业务。郑观应趁机呈递《上粤督张振帅论政治书》，痛陈用人之道要有新思维，比如各省洋务委员必须“西文法政学堂毕业”，懂得援引国际法与外国进行交涉，对列强的无理要求“不必迁让”，才能维护中国国体与国家利益。（《郑观应集》下册第344页）郑观应的提议，似乎是为伍廷芳北上作铺垫。伍廷芳毕业于伦敦林肯法学院，获博士学位，为香港最早的华人律师。郑观应上书后几个月，伍廷芳从香港北上，从此任职北洋，在对外交涉、铁路建设等方面表现甚为出色。1884年3月17日，两广总督张树声派郑观应前往香港与港督交涉，将港府扣押的25尊克虏伯大炮提回广州。3月21日，张树声视察广东电报局，由郑观应陪同。（香港《循环日报》1884年3月24日）两广总督张树声7月8日，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到广州上任，张树声卸任后继续统率入粤淮军，10月26日在黄埔行馆去世。按当时制度，督抚一级的高官去世，都有遗折呈报朝廷，通常是由身边子弟、核心幕僚代为起草。张树声遗折是晚清历史极少见的官场文字，提出西方有其立国之体，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实际上是对恭亲王、李鸿章的洋务思路进行批评。遗折称：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树声）奏议》，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59页）张树声廪生出身，以团练起家，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戎马一生，对洋枪洋炮、电报轮船的功用会有所认识，但没有系统接触西学，要说他能将西方“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认作立国之“体”，恐怕没有这种认识水平，这一思路只能来自郑观应。早在1880年，郑观应就在其著作《易言》中，对西方议会制度有十分明晰的论述，并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认识是：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7月11日，郑观应在新加坡写成《条陈时事五策》，“上粤督张香帅”，提出：“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把两段话仔细对照，可以认为张树声遗折的思想完全脱胎于郑观应《条陈时事五策》，十分可惜的是至今未能找到《五策》全文。戚其章早在1985年，就认定“张树声遗折所述体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夏东元、易惠莉也都有同样的判断。易惠莉还指出，张树声长子张华奎与郑观应关系十分密切。（《郑观应评传》第339页）据张之洞当年10月16日奏折，张华奎确实“随任来粤，平日在署经理家务”，也即张树声去世时，张华奎在身边服侍，可以认为这份遗折是由张华奎吸收郑观应《条陈时务五条》写成。张华奎巧妙地利用了遗折制度的特殊性，大胆建言，朝廷对遗折一般不会责怪，不过也仅此而已。郑观应认为西人立国体用兼备的观点，有可能是借鉴了1875年郭嵩焘的论述。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42页）郑观应的“体用兼备”比郭嵩焘的“有本有末”更加准确。郑观应认为西方国家“体用兼备”而“中国遗其体效其用”，也即认为洋务运动走错了方向，试图通过张树声遗折这种特殊形式对中枢施加影响。在当时朝野普遍都十分保守的情况下，郑观应随后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盛世危言·西学》中作出后退姿势：“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我认为这不是郑观应的本意，而是在政治压力下让步，正如易惠莉所言：“……他越追求政治上的合法化，他的变革思想也就越失去尖锐性。”张之洞与郑观应最大的差异，在于立国的体用观。在郑观应看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体用兼备”的，船坚炮利只是“用”也即外在表现，根源（“体”）则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这套制度与文化的核心，而“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1898年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左右开弓，既应付保守派，也抵制康有为、郑观应。今日看来，郑观应“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的论述也有偏颇，在当日则远远超过张之洞1898年的认识水平。从逻辑上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通之至，正如严复所批驳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58-559页）张之洞的思想根柢是“经世致用”，对“用”字念念不忘，“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际又隐含着“旧学无用”的论断，这可能也是张之洞执意要把新旧、体用对举的不能明言的原因。张之洞近代两大思想家张之洞与郑观应在中法战争期间相遇，相处10个月，没有碰出火花，两人之间的距离十分明显。到1901年，顽固派或死或废，朝局大变，张之洞才战战兢兢地尝试回到郑观应17年前的主张：“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270页）17年后，当张之洞炒郑观应冷饭的时候，他还觉得“言之骇人”，可见郑观应曾经承受多大压力。先知都是被“主流”杀死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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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1 00:34:26 | 康有为的墨西哥往事 | pengpai | 2021-01-25 11:17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42104 | 思想 | 康有为,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 | 私家历史 | null |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游历大半个世界。诸国之中，他对墨西哥青睐有加，既寄望于在此投资获利，又艳羡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大权独揽。孰料，就在辛亥前夕，墨西哥也爆发了一场深刻社会革命，康氏的商业蓝图烟消云散，只能在政论文章里频繁评述墨西哥成败，以资中国革命之参考。康有为谒见大总统1907年6月29日，康有为在夏宫拜谒了倾慕已久的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彼时，迪亚斯掌权三十余年，一定程度上让国家摆脱了美墨战争之后失地千里的阴影，也断绝了欧洲皇帝卷土重来的执念。他对内重用“科学家派”幕僚，兴建工厂与铁路，对外交好美国，以厚利吸引投资。外资与外商的涌入，严重危害了墨西哥中下层的生存空间，民怨四起。但在康有为看来，迪亚斯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在大国夹缝里周旋自如，堪称贤君明主的典范。故而，两人握手致意过后，康有为半是敬仰半是恭维地说道：“墨国乱四百年，至总统乃戡定而久安长治之，今人民乐业，道路开辟，政治修明。吾闻墨国人才以总统为第一，我极仰慕，故我今日以得见为欣幸。”康有为早有拜访之意，的确不假，一年之前他就曾求见，《墨西哥先驱报》还予以报道，可惜未能成行。此番得偿所愿，他自然不吝溢美之词，接着吹捧道：“天下论今之治国者，有德帝威廉及墨总统为最。以吾观之，德帝虽英武不过守成耳，若总统起自布衣，手定祸乱，创开国土，武功文治，并为第一，而贻墨国共和千载之安乐文明。中南美虽有民主，而乱争相继，无能治定者。美法民主不久任，亦非创定大功。故今世界治国者，文武成功，以总统为第一英雄。”此语一出，想必迪亚斯也会心头一惊。阿谀之词的背后，康有为对墨西哥的繁荣假象其实心知肚明。《游墨西哥》七律诗序有云：“贯其南北，母山为背，左右斜落为平原，地瘠苦，二千里不生草木。税重民贫，天寒皆无衣褐，以毡贯颈，汽车巾人备五色，亦诡奇之观矣，风化杂沓皆守旧也。”不过，从日后文字推断，康有为确信，墨西哥贫弱动荡，只有迪亚斯才能驾驭人民。迪亚斯的零星回应里，不乏外交辞令：“吾墨之治，惟以顺民心为主，大哉言乎”，“为政者在使民信之。某某国治之未善，以民未信其政府耳”。回顾历史，此言略显讽刺，当此之时迪亚斯久居高位，众怨沸腾，已然失了民心，三年之后马德罗等各派革命者揭竿而起，他的统治就轰然崩塌，自己流亡欧洲，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外交辞令之外，迪亚斯也嘉许了康有为作为变革者的勇气，称赞道：“君变法艰险，英国以兵船载出，此天之祐志士，以祐中国，必有成功也。”李提摩太以英国兵船营救康有为之事，果真传入了墨西哥总统的耳朵里？后世读者只能姑妄信之。康有为倒是一贯自我标榜，回答道：“吾当时冒险变法，身经万死，不意今日。中国今日悉行吾旧法，居然能变法自强，吾虽不归国，亦不意中国能若此，亦复顾而乐之，与总统同可掀髯欢笑耳。”清廷预备立宪，确实有百日维新之功，但“悉行吾旧法”，徒为自矜而已。康有为此行，自有所求。然而，当迪亚斯问起来墨缘由，他却托言撰写墨西哥历史。对于著史一事，《康有为全集》收录的《谒墨西哥总统对问记》与《万木草堂文集》所录诗作《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略有不同。诗作里，总统似乎与康有为探讨了墨西哥古史，辞曰：“询我墨种所自由，答从鲜卑夏种留。甘渣甲（堪察加）峡昔未拆，丫拉士驾（阿拉斯加）频索求。避寒遵海渐南下，墨秘腴暖田宅悠。中华宫坛有遗迹，沃架丹（尤卡坦）宫可以搜。”康有为相信，鲜卑人自冰封陆桥迁徙至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祖先，在一首1906年的诗序里，他也提到：“墨西哥人种出自谁何？今欧美人皆无定据。吾游蔑罅，睹古王宫庙，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庙式：红墙层门，如见故国。其石刻物，与西伯利博物院中物皆同，乃知确自鲜卑传来也。”只是，康有为可曾将这一观点告知迪亚斯，今人不得而知。随后的对话，康有为方才道出真正目的，他所求之事，在于投资与移民。为此，他又奉承了几句：“惟墨国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此真地球独一之政体，古所无也，用能长治久安。”旋即话锋一转，说道：“今各商人皆乐委巨资于墨，吾华人今亦开银行买地于此，信总统也。”迪亚斯表示欢迎，声言将会尽力保护，康氏吃下一颗定心丸，趁势开启了移民的话题：“墨地新辟而土膏腴，惜地广民稀，若能移民增籍，则地日辟而国势日盛矣。”迪亚斯总统的回答颇为耐人寻味：“吾甚乐贵国人来物殖，但有资本者益佳耳。”20世纪初，美洲各国佣工趋于饱和，不再热衷引进契约华工，转而招纳华商。康有为曾将墨西哥视为疏解中国人地矛盾的理想国度，但实地考察和总统回答都让他意识到，数十年前苦力贸易时代已经远去，墨西哥人更看重资本游戏，也不再坚持，于是请辞而归。执掌墨西哥三十余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投资与惨剧康有为之所以三番两次求见，最重要原因莫过于他在墨西哥绘制的商业蓝图。他希望凭借对地产、银行、电车等行业的投资获取暴利，支持自己周游列国的吃穿用度和保皇会的日常运转。早在面见迪亚斯总统的一年半之前，他就已经在私人信函里展望宏图了。在1905年12月26日致万木草堂学生、保皇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谭张孝的信函里，康有为对墨西哥投资的盲目乐观毫不掩饰地流诸笔端。他先是憧憬了银砖转运业务，写道：“墨中有一大利，今乃查出，以银砖运还中国，每元赚十八先，则有百万本，每水可赚十八万，一年九水，可赚数百万矣。”这一念头，大概源自于他对墨西哥鹰洋的认知。鹰洋是墨西哥独立之后发行的银元，成色上佳，大量流入中国，在华南尤为常见，时常充当民间贸易的流通货币。墨西哥所产之银名声在外，百余年间商人趋之若鹜，恐怕不会让康有为抢占先机，他在后来的信件里也很少提及这一桩生意。在同一封书信里，他还筹划了另一桩投资，那就是进军银行业：“墨中办银行最相宜。入章之先，缴二成现银存官库；开张之后，须有三分之一存夹万，而二成亦发还。其发银纸三倍于其本，盖新国欲开利源，故如此之优也，各国皆无之矣。”确实，此举是迪亚斯为吸引外资推出的优惠政策，考虑到墨西哥不算稳定的经济，虽则利润丰厚，却着实有不小的风险。或许出于过分自信，康有为决心铤而走险：“若有大力，能有二三十万本，则可作百万之银行，可领三百万之银纸。长袖善舞，大利无穷。以我会之大，岂此三十万不能筹耶？”重点就在“长袖善舞”，康有为在美洲发动华侨捐助，劝服门生故旧效命，乃至拜谒墨西哥总统，社会活动能力可谓一流，他相信筹款并非难事，于是动身前往墨西哥，物色适宜城市。1906年3月，康有为在华商推荐之下，看中了北部重镇托雷翁。这个城市，恰在墨西哥两大铁路线的交汇处，临河产棉，又是颇有潜力的矿区。康有为志得意满，在此作诗自娱：“亚非欧美倦游余，息辙燃灯事著书。莱苑高斋三月卧，逍遥游亦作吾庐。”莱苑，或曰菜苑，华人之谓托雷翁也。他小试牛刀，在房地产行业发了一笔小财：“吾买地二千九，一日而售得三千七。又买一地二千一，今又有还三千者矣。吾今以保会合于商会，做此银行（已买地四万元），或美保会得所赢以还旧而养学者也。”获利数千，就打起了价值百万的主意。不久，他组建华墨银行，令谭张孝等人恶补金融知识，接手日常经营。在纽约保皇党总部会议上，他宣布将在美国与加拿大开设分行，初始计划是发行160万美金银行股，已有半数被认购。随后，康氏趁热打铁，又盘算起了电车公司，他设法弄到了一份政府许可，获准修筑新的电车线路。好景不长，托雷翁生意扩张过快，引发了资金的严重短缺。1906年底，康有为就在通信里感叹：“为电车路事无从筹大款，忧不可言！”地产、银行、电车利润可观，但都是投资大、回款慢的行业，没有雄厚资本，恐难支撑。况且，保皇会还在芝加哥开设了琼彩楼中餐馆，分流了本已不多的资金，加之康家老少公账私用，让打理财务的谭张孝左支右绌，结果康有为却将经营不善一股脑归咎于他，两人反目成仇，保皇会也因之趋近分崩离析。不过，康有为之前的威望和托雷翁的便利条件，还是吸引不少华人移居此地。一如美洲各地，他们投身杂货铺、食品店、洗衣房和宾馆行业，在许多涉及民生的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墨西哥革命前夕，城内共有七百余华人，在当地人看来，康有为等中国富人插手利润丰厚的工商业，其他华人则垄断了关乎生计的小商业，他们一道挤压了墨西哥人的生存空间。1911年，革命四起，迪亚斯退位，墨西哥陷入近似无政府的乱局，排华浪潮趁势汹涌。5月，马德罗麾下的革命军攻入托雷翁，蓄谋已久的暴民展开屠杀和劫掠，303人惨死，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还有一些被误作华人的日本人。目击者称，华人手无寸铁，被屠戮于街市、店铺与贮藏室之中，人头与断肢残骸随处可见。托雷翁大屠杀，彻底令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投资血本无归。此前，由于电车迟迟不能开通，他购置的地皮被政府收回。此番劫难，让银行与房产也打了水漂。事后的财产损失单里，华人共计向墨西哥索赔85万比索，但由于十余年间，中墨两国都在内乱泥潭里无法自拔，赔偿最终不了了之。1911年5月冲入托雷翁城的革命军革命参照物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谓隔洋相望的一对平行革命。《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追踪报道，使得国人对墨西哥乱象略知一二，康有为在辛亥之后的政论文章里，也愈加频繁援引墨西哥为例，证明自己的主张。康有为之论墨西哥，在于捍卫孔教，在于反对共和。1912年撰写的两篇《孔教会序》里，康有为分别提及墨西哥，皆作为反面典型：“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西班牙）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之豪杰，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乎，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又云：“呜呼！耗矣哀哉，灭绝无余者，墨西哥也，为班所灭，并其古文字图画灭之。今墨人面目，虽为墨之遗黎耶，而所述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皆班人之圣哲豪杰也，则是全灭也。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抛开捍卫孔教的立场，此说不无道理，此后十余年里，萨穆埃尔·拉莫斯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等墨西哥哲学家，先后呼吁消除文化自卑感，追索墨西哥人的文化特性，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寻根浪潮。在另一块阵地上，墨西哥充作向共和开火的炮弹。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就显露了这一倾向，康有为写道：“吾一入墨西哥境，满目荒凉，居人如鸠如豕，野蛮之象有如马驴。此岂非共和、自由之政哉？以物质未兴故也。”1911年，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共和制，《致党内公启》云：“窃见中南美各国，皆师美国而立总统，遂致乱也。墨西哥也，秘鲁也，位亚基也，巴挐马也，掘地马来也，每争总统，两党陈兵，死国民过半。墨西哥自立总统共和后，乱三百年；若今年争乱，至今仍未已。墨百年来，失地于美者几万里，自新藟以东皆故墨地也。”而在1917年著名的《共和平议》里，他又多次以墨西哥举例，乃至现身说法：“吾身亲经墨西哥、爹亚士（迪亚斯）之事，故以谓中国即有人才，即有雄杰而行民主之法，亦不能救中国之危，且徒以乱共和之法而已。且爹亚士鞠躬尽瘁，以身殉墨，虽专制也，亦未尝称君主也，心术亦至纯矣。夫无人才、无人心固不可救中国，然有人才、有人心，中国今亦无用之，故仍泥守民主之制，则救中国之道已穷。”陈独秀针锋相对，撰文揶揄道，“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他指出，迪亚斯总统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是祸乱根源，一语戳中康氏的逻辑漏洞。画作里的墨西哥革命由今观之，陈独秀反驳康有为，是始于1915年国体之争的一部分。在那场名载近代中国史册的论争里，墨西哥成为双方都时常提起的典型案例。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为复辟张目的古德诺博士将墨西哥的动乱归咎于国体变革，着力描绘迪亚斯失政后的乱局：“墨西哥近年之事，在中美南美各国业已数见不鲜，盖共和制不合于其国政治经济之状况者，必有如是之结果也。爹亚士为军界之领袖，独握政权。当其为大总统时，政治问题似已解决。然爹亚士既末，厉行教育，且禁压人民，不使参与政事。及年将衰迈，权力渐杀，革命之旗帜既张，爹亚士遂尽失其权柄。自爹亚士失政后，军队首长纷纷构兵，国内骚骚，至今未艾。”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筹安会，主张以墨西哥等国革命为鉴戒，易共和为君主立宪。《筹安会发起之宣言》提出以墨西哥为前车之鉴：“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佣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为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杨度鼓吹，坚持共和则富国无望，辩道：“战乱愈多，工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墨西哥亦共和国也，变乱频仍，未闻其富，盖其程度与中国同，皆非法、美可比。”针对古德诺、杨度等人以墨西哥为共和致乱的托辞，共和制的拥护者们纷纷撰文反驳，最著名者当推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梁启超反驳道，正是共和制的外衣延缓了迪亚斯统治的崩溃，言曰：“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征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谷钟秀将墨西哥之乱归为迪亚斯而非共和政体：“墨西哥之所以乱，皆由爹亚士把持总统之位三十余年，专横不法，使异派政治势力毫无发展余地之故，则政治之窳败非国体之咎也。”张效敏亦与之呼应：“竞争总统之祸，其最烈者，莫如墨西哥，此今之赞成帝制者最强之根据也。然试问墨西哥竞争总统之祸，由总统专制而来乎？由民主立宪而来乎？有世界知识者所同知，无待烦言而决。共和维持会宣言书中已详言之，更无容再述。”在国体之争及其后帝制复辟时代，康有为反对袁世凯，但他也不赞同共和，被当作攻击标靶，也不奇怪。国体之争，虽未解决当年中国面临的难题，但至少加深了知识界对君主制与共和制得失的认识。恐怕令康有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移民与投资大计最终落空，墨西哥却成为国人反复讨论的政治案例，扮演了革命参照物的重要角色。(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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