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anic-selkie/wikianc huggingface dataset: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工作组（1966.5 - 1966.7）
这次扩大会议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 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
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 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 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 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
林彪还开始倡導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 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 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 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 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 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和上海音乐学院 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 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 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 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 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 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 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 要准备，还来得及. 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 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 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 」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 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 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 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 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文革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 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
享活誌
《Q-life！永和享活誌》（英文：Q-life！），一般簡稱為《享活誌》，是在台灣新北市永和區所發行的免費刊物，內容以雙和地區（永和區、中和區）相關的人事物為主，是一份關於永和地區人文、藝術、歷史、環保與公益的社區報紙，讓居住在永和區的居民都能更了解周遭訊息. 目前實體發行暫時中止，但網路訊息持續發布中.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 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 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 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 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享活誌
發行
2007年由一群永和出生長大的年輕人所創立出來的刊物，主要發行區域為新北市永和區及中和區，並可於雙和地區約一百多家各式店家及圖書館、區公所、就業服務站等地免費索取. 「享活」名稱由來為「享受生活」之簡稱，希望市民在忙碌的生活裡，能恣意地享受生活；而英文名稱「Q-life」則呼應了享受生活而得到更有Quality（優質）的生活. 發行日原為每月五日發行，但目前已停止實體刊物發行，改為網路訊息傳遞.
出版品
《新生地—多元社區文化》 《永和分鄉設鎮五十周年元旦特刊》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 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 “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裡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 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分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 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 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
红卫兵与大串联（1966.8 - 1967.3）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 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 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 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 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惡化.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 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 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 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 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 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 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 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萬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萬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萬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 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 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 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 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6号，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1966.11 - 1967.9）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 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 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 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 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 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 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 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 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 据统计 ，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 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 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 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 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 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爆發六七暴动，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 1967年7月8日上午，約300名廣東民兵非法越境，當中約100名民兵與香港警察爆發槍戰，造成香港方面5死12傷 ；中國方面1死8傷 ，中英雙方互相抗議. 暴动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 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 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 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 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1967.7 - 1970.3）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 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 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 ：
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 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 1968年春天，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 而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 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 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 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 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武斗才逐渐平息，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為主，中國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 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 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 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文章还认为纪录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反动影片，“这部由叛徒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的老婆王××出马督阵炮制出来的毒草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面教材.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拚命鼓吹“议会道路”，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影片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 ” 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则开宗明义地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 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 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 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 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 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 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 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中共九大与九一三事件（1969.4 - 1971.9）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 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 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 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 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 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 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 .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 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 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 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 . 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 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 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 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 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 林彪仅表示附和.
有学者认为 ，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 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 ，“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
有学者认为 ，据中共承认 ，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 ，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 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 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 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 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 ，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 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 ）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 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 ，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 ，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 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 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与四五运动（1971.9 - 1976.9）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 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 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 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此后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黑画”运动. 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 ，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 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 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供认，他要投靠苏修，找“保护伞”，并肯定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 《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 ”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 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 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 “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 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 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 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 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 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 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 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 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 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 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 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毛泽东之死、怀仁堂事变与中共十一大（1976.9 - 1977.8）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 《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 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 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 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
华国锋上台（1976.9 - 1977.8）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 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 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中共十一大選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 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 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華國鋒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1977.7 - 1978.12）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 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8年3月，鄧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 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 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 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五中全会恢复了在1966年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支持改革开放的万里和谷牧也进入中央书记处，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情况被改变. 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6月，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时支持改革开放的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华国锋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82年9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二大上仅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彻底退出中央领导核心，而中国的权力格局也变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
怀仁堂事变与审判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叶剑英和汪东兴等党政军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以“隔离审查”名义抓捕并拘禁. 次日凌晨，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结束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 最后在1981年1月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 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华国锋与揭批查运动
10月18日，怀仁堂事件后不久，华国锋领导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简称“揭批查运动”）. “揭批”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 从1976年10月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上台.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邓小平上台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 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 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 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 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萨普卡亚
萨普卡亚（葡萄牙语：Sapucaia）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一个市镇. 总面积540.35平方公里，总人口17356人，人口密度32.1人/平方公里.
文化大革命
争议及局限性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 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 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 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
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 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 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3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 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死亡人数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強姦、輪姦、自杀、批斗，等等；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从172万到2000万不等.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川东杀俘事件，等等. 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 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 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 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 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 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
技术灾难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红卫兵暴乱
文化大革命广泛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 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 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 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中，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
行政区划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 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 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 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 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 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 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 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 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 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 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 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 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 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
科学技术
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 而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就牵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 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 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 ，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梁思成、熊十力、田汉、老舍、翦伯赞、傅雷、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较为重大成果的包括：“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陈景润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杂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 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 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标准.
文化教育
文革初期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 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 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 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 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加到各大院校中. 在基础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学生也纷纷停课闹革命，中小学生组成所谓“红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队，提倡“阶级教育”. 陆续复课以后，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中小学教科书出现“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而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 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试，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而后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制度才被废除，高考也在1977年恢复. 由于工农兵学员的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在文革结束之后工农兵学员普遍在社会中被歧视.
青年与知识分子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 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農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上山下乡运动至1978年10月才被停止，但已经下乡的大部分知识青年在1979年国务院允许知青返城后才得以离开农村返回家乡.
中华文化传统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 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擊. 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 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 文革后，十世班禅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
文物古迹损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 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 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 而有部分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对外关系
文革时期的中国與蘇聯徹底決裂，兩國關係嚴重惡化成為後來中美建交的原因，但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 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 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文革影響了当时的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 ；其中，受毛泽东和文革的影响并得到中方资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于1975-79年初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约200万人死亡、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 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 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
21世纪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 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 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 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有学者指出，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021年11月11日，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 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 不过，多间媒体就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
学术著作及期刊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纪实文字或回忆录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文学创作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电影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电视剧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汲金純
生平
汲金純早年投奔绿林馮德麟部，後来随馮德麟被清廷招安，汲金纯随之在奉天巡防营任职，歷任奉天巡防營前路哨官及管帶等職. 1913年（民国2年） ，任陸軍第28師第56旅旅長. 1915年（民国4年）9月，获授陸軍中将衔. 1917年（民国6年）7月，馮德麟举兵反張作霖敗北而失势. 汲金純投靠張作霖. 同年8月，汲金純被張作霖任命为遼西臨時剿匪司令. 同年11月，汲金純接替馮德麟任第28師師長. 1918年（民国7年）升为陸軍中将.
1921年（民国10年）6月，汲金純任蒙疆中路总司令. 同年9月，任热河都统. 1924年（民国13年），任奉軍第4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 1925年2月，任善後會議會員. 1926年（民国15年）10月，任安国軍三、四方面軍團第15軍軍長. 1926年11月 任綏遠都统. 1928年（民国17年），奉軍撤退，任山海關警備司令. 1931年後调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参議，失去军权.
1948年（民国37年）去世，享年72嵗. 1954年7月葬于北平东北义园.
家庭
妻妾不明. 至少有三个儿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请汲金纯“出山”，但汲金纯未答应，日本特务为报复，便在锦州抓走了汲金纯的三儿子汲绍儒（字亚鹏），说汲绍儒是共产党，押往日本. 后来，汲绍儒回到中国，1944年任汪精卫政权统治下的北平市警察局督察长. 1945年8月至9月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导下，利用职权释放300多名政治犯和40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投奔哈尔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部长周桓，参加革命，改名胡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震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及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93年病逝. 《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收录了一篇胡震的文章《回忆先父汲金纯》.
汲金纯有一个孙子汲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北京市公安局优秀预审员，著有《预审员札记》.
徐源远
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 担任广东莱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所所长. 2008年起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乔纳森·麦基
乔纳森·麦基（Jonathan McKee，），美国前男子帆船运动员. 他曾代表美国参加1984年和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帆船比赛，获得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
六羰基三环丁烷并苯
六羰基三环丁烷并苯是一种有机碳氧化物，其分子式为. 该化合物可以看作是三环丁烷并苯的六羰基取代物.
历史
六羰基三环丁烷并苯由T. Hamura等人于2006年用烯酮甲硅烷基缩醛促进苯炔等化合物与环丙烷发生环加成反应首次合成，并利用13C核磁共振分析检测.
棱子芹
棱子芹（学名：Pleurospermum uralense），又名烏拉爾棱子芹，为伞形科棱子芹属的植物. 分布于中国大陆的吉林、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生长于海拔1,700米的地区，见于林缘草甸、石地、溪边、林缘、河谷林下、林中、山坡杂木林中、山谷溪边和针阔混交林中，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俄羅斯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的國旗與國徽中都有棱子芹繖形花序的圖案，象徵巴什基爾人最古老的七個部落.
桂昌
桂昌，清朝人，是一名清朝政治人物.
桂昌曾于1815年接替宋如林任苏松道道员一职，1816年由龚丽正接任.
萨夸雷马
萨夸雷马（葡萄牙语：Saquarema）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的一个市镇. 总面积354.675平方公里，总人口69374人，人口密度195.6人/平方公里.
卢嫩
卢嫩（Loenen）是荷兰乌得勒支省的一个旧市镇.
2011年1月1日，卢嫩与马尔森和布勒克伦合并为新市镇“斯蒂赫策费赫特”（Stichtse Vecht）.
戀父情結
戀父情結，也譯作厄勒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是指兒女親父反母的複合情結.
定義
厄勒克特拉情結是弗洛伊德主張的一種觀點. 這一名稱來自希臘神話中厄勒克特拉的故事，相傳厄勒克特拉因母親與其情人謀殺了她的父親，故決心替父報仇，最終她與其弟弟俄瑞斯忒斯殺死了自己的母親.
獨立門
獨立門（🇰🇷）是一座位于韩国首尔西大門区峴底洞西大门独立公园里面的一座门型建筑，高14.28m，宽11.48m，由1850块花崗岩建造而成，借鉴法国巴黎凯旋门的设计建成. 该建筑于1979年搬迁到现时的位置，位于原来位置的西北70米处，是韩国政府指定的史跡第32号（1963年1月21日颁布）.
独立门由早期韩国独立运动政治家徐载弼创办的独立协会募捐建成，用于象征朝鲜独立. 工程于1896年11月21日开工建设，1897年11月20日完成. 独立门旁边建有徐载弼的塑像.
檀州 (隋朝)
檀州，中国隋朝时设置的州.
北魏时，置安乐郡. 隋朝开皇废，属幽州，开皇十六年（596年）析幽州地置，治所在燕乐县（今北京市密云区东北不老屯镇燕落村）. 唐朝时，下辖燕乐县、密云县，武周长寿二年（693年），移治密云县（即今北京市密云区）. 辖境相当今北京市密云区一带. 天宝元年（742年），改密云郡. 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檀州. 五代后晋时，地割入契丹（辽朝）. 辽朝加武威军军号. 下辖两县：密云县、行唐县. 1123年，金朝以契丹山前六州归北宋，此为其中之一. 旋又入金.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改置为密云县.
九龍巴士267S線
九龍巴士267S線是香港的一條已停辦的早晨特快巴士路線，由兆康苑單-{向}-前往尖沙咀（中間道）.
此路線的開辦，為兆康苑居民提供多一個特快往市區的選擇，也奠定了開辦由新市鎮開往港九市區的晨早特快線的基礎. 另外，此路線為九巴首條全線使用雙層空調巴士的路線.
本線在開辦初期，只有本線直達尖沙咀，當時大受屯門區乘客歡迎. 自從西區海底隧道在1997年通車後，乘搭本路線前往尖沙咀碼頭轉乘渡輪往港島的乘客大幅減少. 2009年夏季，西鐵綫九龍南綫通車，兆康苑居民可搭乘西鐵線直接前往尖沙咀，客量出現明顯下降，現時載客量只有30%左右，屯門公路轉車站啟用後，乘客更流失往九龍巴士63X線，即使後來提供西鐵線月票優惠都無法提升客量.
有見及此，運輸署建議將本線停辦，另開辦267X線，由兆康苑開往藍田站(經九龍東商貿區)，開拓新客源.
停辦前收費
全程：$13.7
使用車輛
此路線開辦初期，用車行畢此路線至尖沙咀碼頭後，會全日調走九龍巴士2線，直至晚上再行走一程九龍巴士68X線線返回新界.
直至1991年9月30日九龍巴士58M線線增設空調巴士服務時，才改為抽調該路線一輛空調巴士行走此路線，直至停辦為止.
行車路線
經：兆康路、青麟路、藍地交匯處、青山公路—嶺南段、屯貴路、青山公路（嶺南段、新墟段、青山灣段）、屯興路、屯門公路、荃灣路、葵涌道、荔枝角道、西九龍走廊、太子道西、荔枝角道及彌敦道.
育英中学
育英中学可以指：
隰州 (隋朝)
隰州，中国古代的州.
明朝洪武初年，以州治隰川县省入隰州. 下领二县：大宁县、永和县. 属平阳府. 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升为隰州直隶州. 辛亥革命后，全国废府州厅改县，改为隰县.
迈克尔·穆尼
迈克尔·穆尼（Michael Mooney，），生于纽约，美国男子帆船运动员. 他曾代表美国参加194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帆船比赛，获得一枚金牌. 他于1985年在华盛顿特区去世.
丽江棱子芹
丽江棱子芹（学名：Pleurospermum foetens）为伞形科棱子芹属的植物，是中国的特有植物. 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云南、四川、西藏等地，生长于海拔3,800米至4,000米的地区，常生长在高山石质山坡上，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黄启彬
黄启彬（），汉族，广东紫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广东地区代表.
機電整合
機電整合可以指：
肩射多用途攻擊武器
肩射多用途攻擊武器（Shoulder-Launched Multipurpose Assault Weapon，簡稱SMAW），是基於以色列設計的肩射型火箭筒，主要用途是作為一種可攜帶的攻擊武器火箭筒（譬如破壞碉堡），而次要用途則是作為反裝甲火箭筒. 在1984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開始採用SMAW. 當對付戰車大小的目標時，SMAW的最大射程為500公尺.
在進行進攻任務時，SMAW可以用來摧毀碉堡，以及其他防禦工事，使用雙用彈來對付其他目標，或是使用HEAA(High Explosive, Anti-Armor，反裝甲高爆彈)對付主力戰車. 在最近於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行動中，顯示SMAW開始使用燃料空氣炸彈（Novel Explosive，簡稱NE），可以用來坍塌建築物. .
服役歷史
SMAW系統（發射器、彈藥及其他輔助設備），於1984年開始被美國海軍陸戰隊採用. Mod-0顯現出了數個缺陷，於是在2000開始一系列的改進:包含了重新撰寫操作和技術手冊，用來防止異物入侵板機機制的套件等等. 其中，包含了為了讓新型的HEAA彈可以有效擊中移動中的裝甲目標，而對光學系統進行調整.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美國陸軍部署了150座發射器以及5000枚火箭. 自此之後，美國海軍陸戰隊也對這套系統產生興趣.
SMAW的後繼系統
在2002年，陸戰隊開始了一項開發SMAW後繼系統的計畫，並暫時定名為"SMAW的後繼系統(Follow-On To SMAW)". 洛克希德·馬丁和以色列軍事工業得到了這份合約. 最後得到的新系統，是FGM-172 SRAW. 不過，在作戰行動中，SRAW並沒有完全取代SMAW.
SMAW II計畫
在2008年，再度啟動一項取代SMAW的計畫，並定名為SMAW II. 同時，也開發一種可以在密封空間中發射而不會對人員及環境造成損害的新型彈藥. SMAW II總重要求為29.7 lb(發射器11.7磅，火箭18磅). 如果陸戰隊對於測試結果滿意，並決定採買1717具發射器的話，合約總值達5170萬美金.
SMAW II，毒蟒
雷神飛彈系統(雷神公司的子公司)，在那莫-塔雷防禦系統公司的指引下，負責開發新型的SMAW II發射器；而那莫-塔雷防禦系統則開發新型火箭. SMAW II的發射器被開發者稱作"毒蟒"，而在許多層面上，都和第一代的SMAW發射器相似，除了SMAW II將原先的瞄準輔助槍替代為更先進的，由雷神開發的電子火控系統. 瞄準系統被整合在發射器中，並使用獨特的支架保護. 從影片中可發現這個支架也用來作為提把. 開發團隊宣稱和舊型的發射器相比，SMAW II的減輕了4.5磅. SMAW II可以發射標準SMAW使用的火箭，同時可以發射新型的彈藥. 雷神在2010年美國陸軍協會的會議中宣布SMAW II在2012年可以開始部屬.
設計
SMAW的發射器為83.5mm，發射的火箭則為83mm. 它是可由人員攜帶的武器系統，包含了MK153發射器，MK 3 HEAA火箭，以及MK 217瞄準輔助槍. 發射器包含了一支玻璃纖維製的發射管，9mm的瞄準輔助槍，電子擊火機構，開放式覘孔，以及用來裝上MK42日間瞄準具和AN/PVS-17B夜間瞄準具的底座.
SMAW MK153 Mod0發射器，是由以色列軍事工業的B-300開發的而成的，它包含了發射管，瞄準輔助槍，點火機構，以及瞄準具底座.
宇昌案
宇昌案是於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期間所爆發的爭議事件. 民主進步黨候選人蔡英文於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協助並核准宇昌生技公司（今中裕新藥）的設立，在卸任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以其家族資金投資宇昌生技；在當選民進黨主席後，蔡英文辭去董事長職位，將股份完全轉讓給潤泰集團尹衍樑. 在大選中，此事遭中國國民黨質疑濫用權力、圖利特定人士、貪污，蔡英文認為是誣蔑進而提告.
包括陳良博、楊育民及何大一等世界級生技界大老皆被牽連進此案件中，此外，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張俊雄、副院長蔡英文、經濟部長何美玥、中研院長翁啟惠等也全遭約談. 在選後，特偵組以查無不法簽結，民事部分台北地院一審宣判劉憶如應賠償蔡英文200萬元，劉要上訴. 宇昌案雖已簽結，唯監察院仍通過糾正文追究違職之行政責任，認定行政院及經建會都沒有善盡監督管理之責實屬不當，國發基金歷年所派董事及相關人員都有違失. 此案影響了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與台灣生技產業的產業發展.
概述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到愛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學家之一，也是首先闡明愛滋病病毒複製多樣性的科學家之一. 1999年，何大一及其同事發現人體免疫系統T細胞中的CD8可以有效對抗愛滋病毒. 2000年，又研製出C型愛滋病疫苗. 何大一等學者在研發愛滋新藥的過程當中，有很嚴重的資金缺口，面臨斷炊，向國發基金申請資金補助.
中華民國政府有國家政策扶持產業的政策，2007年初，蔡英文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經由專案程序，批准由國發基金投資宇昌生技（今中裕新藥）. 之後請立法院長王金平協助，設置《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以補足法源.
國發基金款項2.64億元是在2008年政黨輪替以後才發下來，當時何大一等人募集的資金，連同國發基金款項，未達基本生技公司當時所簽約必須達到的最低資本三千萬美金（9點多億台幣）. 蔡英文於2007年5月21日卸任副院長職位後，2007年9月5日擔任宇昌生技的無支薪董事長，協助其成立. 宇昌生技的設立，初期有上智創投、統一國際公司及蔡英文家族投入新臺幣六千萬，第二期所有股東（不詳）再投入七千二百萬，合計共1.32億元的資金投入. 在公司設立約一年半後，其家族將股權出售給潤泰集團，退出經營，因此獲利約1000萬元（每股賺約1.125元）.
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蔡英文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行政院經建會主委兼國發基金召集人劉憶如對外公布「時間錯置」的2007年「TaiMed投資說明會資料」文件(公文的時間點是8月，劉憶如把公文變造，改成是3月)，林益世、邱毅等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引用時間錯置的資料，讓外界誤認蔡英文在卸任行政院副院長前，就已安排自己去宇昌任職; 指控蔡英文違反政務官之旋轉門條款以及獲取暴利 ，國民黨並指控院士陳良博與何大一等人有利用國家資金圖利自身之嫌，向監察院和特偵組進行舉發，並指稱他們為科技業敗類.
宇昌案對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蔡英文的選情造成極大的影響，民進黨人士指控劉憶如涉嫌變造公文. 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院士陳良博、生技大老楊育民等科學家出面替蔡英文背書，何大一則於大選結束後進行澄清.
蔡英文表示，她擔任副院長期間未參加宇昌公司的籌設，卸任副院長後，在科學家邀請下，擔任負責人並協助募資，她的家族不曾獲取暴利，反而為人民與政府獲利10億. 當時的行政院法規會認為此事並未違反旋轉門條款.
在總統大選結束後，劉憶如在吳敦義指示下將相關公文解密公布，劉質疑該案的程序異常，指出宇昌投資案並未經過任何評估，且僅經過少數人審核. 總統馬英九指責蔡英文沒有利益迴避，讓其家族企業介入宇昌案. 監察院對此案進行調查，認為蔡英文等人違背職務，提出糾正案. 監察院調查認定，國發基金歷年所派董事及相關人員都有違失.
2012年8月14日，特偵組以查無不法簽結此案. 蔡英文對吳敦義和劉憶如等相關人士提起民事及刑事告訴. 刑事部份，地檢署以不起訴處份. 在民事部份，2015年10月27日宣判劉憶如應賠償蔡英文200萬元 ，劉表示會上訴.
理查德·穆尔
理查德·富尔顿·穆尔（Richard Fulton Moore，），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美国男子帆船运动员. 他曾代表美国参加193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帆船比赛，获得一枚金牌.
宇昌案
南華生技案
1997年，Tanox公司向Biogen取得愛滋病用藥TNX-355（之後改名叫 TMB-355）的授權. 2000年，TNX-355通過第一期臨床試驗. 2004年，TNX-355通過第二期臨床.
2005年6月，經濟部在美國德州首次與Tanox公司執行長唐南珊接洽，爭取其在臺灣設立「生技藥品量產工廠」. 12月，唐南珊回臺尋找資金，計劃於TNX-355上市前，以4.5億台幣在臺灣設立專門生產此藥物的量產工廠，並拜會經濟部尋求投資. 經濟部對Tanox在臺合資案原則認可，但為了審慎起見，建議國發基金組成專案小組評估.
2006年4月，Genentech公司開始與Tanox公司洽談併購. 5月，歐華創投董事長高育仁提出籌備計畫，成立南華生技公司，建立蛋白質工廠，與Tanox合作在臺灣生產TNX-355，並向開發基金申請17億元投資. 行政院對在臺灣設立生技工廠表示支持，並請經濟部提供必要之協助，但在決定是否以國發基金投資，行政院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何大一等四位顧問協助評估，並以在臺生產TNX-355為投資前提. 8月，評估小組提出報告，其中警告不能對TNX-355有太高期待，生技工廠則不一定要與Tanox公司合作，可以公開招標方式尋求其他對象. 何大一認為南華案只籌劃生產TNX-355這一個單株抗體藥，而未考慮生產其它生物蛋白質藥，以及該提案對於TNX-355未來市場的預估似乎過於樂觀. 9月，國發基金會議原則支持南華投資案.
2006年11月，Genentech公司完成談判，對外宣布將併購Tanox公司，Tanox答應將TNX-355的開發及行銷權轉讓Genentech公司. 國發基金希望南華生技可以與Genentech公司合作，以避免影響南華案的進行. 為了爭取國發基金的投資，南華生技函覆國發基金，說明有數名Tanox公司成員願意離職加入南華，對建廠所需的專業人員有極大幫助，並承諾利用Genentech與Tanox合併後，與Genentech內人員的關係，爭取更多藥品在臺灣代工生產.
2007年3月，國發基金審議委員會以10票對8票，否決南華生技投資計劃.
首次談判
2006年1月，美國Genentech公司，預備收購Tanox公司，4月開始洽談併購事宜. Genentech公司希望經由收購取得Tanox公司氣喘用藥的專利，但認為愛滋病用藥TNX-355研發成本過高，進展太慢，決定在收購後將它出售.
2006年10月，翁啟惠成為中研院院長. 至美國參觀Genentech公司後，他提出構想，希望讓台灣的生物科技產業，趕上世界. 經與生物科技界權威，包括院士陳良博、羅氏藥廠全球技術營運總裁楊育民等人交換意見，認為應該要成立一-{家}-具指標性公司，循台積電模式，由國家投資扶植，以建立生物科技的產業鏈. 楊育民告知翁啟惠，基因泰克公司準備出售 TNX-355專利. 翁啟惠、何大一、陳良博評估後，認為這是取得TNX-355專利授權的好機會. 何大一認為，在取得專利授權後，有可能利用TNX-355進一步研發出愛滋病疫苗. 雖然研發不保證能成功，但是這將有助於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的進步，仍值得一試.
2007年2月，陳良博、楊育民等人計畫成立一間新公司，英文名為「TaiMed」，希望取得 TNX-355專利授權. 國科會主委陳建仁與經建會主委何美玥，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方案，建議以國家發展基金進行投資，資助其建立. 在方案中提到由翁啟惠代表行政院與Genentech生技公司洽談合作事宜，並提出三個合作條件：1. 新公司設在台灣，2. 臨床實驗在台灣及美國同步進行，3. 未來大量生產之工廠在台灣. 若Genentech同意此條件，則我方同意：1. 開發基金2000萬美元範圍內參與投資新公司，2. Genentech可以得到技術股（10%範圍內由翁院長談判），3. 未來之生產工廠開發基金在30%範圍內參與投資. 初步談判結果由何美玥以公文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報告，內容提到Genentech公司開出的價格超出翁院長估算甚多，尚須研究如何提出對案. 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蔡英文，曾負責協調經建會與經濟部，協助宇昌生技的成立. 蔡英文說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由王金平領銜提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以補足法源.
3月底，行政院為募集TaiMed資金，向台灣創投業者召開公開說明會. . TaiMed公司原始股東，認為授權金太高，也找不到其他投資者加入，中止談判，計畫暫停.
5月21日，蔡英文卸任行政院副院長.
成立宇昌
2007年8月，Genentech公司與Tanox公司合併完成. 楊育民認為這是爭取專利權談判的好機會，陳良博等人重新召集團隊，重啟談判. 因為生物科技業，投入研發成本很高，募資困難. 陳良博與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李遠哲等人，邀請民進黨籍、時任扁政府時期國策顧問的蔡英文擔任公司董事長，負責整合投資人及負責國際授權談判，希望以她的聲望與人脈，讓公司募款能順利完成. 經楊育民邀請，至美國參訪生技公司，了解生物科技業現況後，蔡英文答應協助. 楊育民與陳良博等人，計劃成立兩間母子公司，分別為台懋生技（TaiMed Inc，TMI）與宇昌生技（TaiMed Biologics，TMB），由台懋負責控股，尋找投資機會與資金，宇昌生技負責新藥的研發與生產. 但原定投資者認為投資風險過高，在此時收手，資金產生缺口. 蔡英文則認為此案為好的投資機會，因此決定以自家的資金6000萬元新臺幣，經由上智創投公司與統一國際創投公司 成立台懋生技，投入宇昌.
但由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中對於奬勵投資公司性質有所規定，蔡英文再度集資台幣7200萬元新臺幣 做為資本，又成立另一家名為「台懋創投」的公司，投資宇昌生技 ，並以此再次向國發基金申請投資，國發基金承諾投資8.75億元. 此次增資的7200萬元新臺幣，同樣也包括蔡英文家族、上智創投、統一國際等提供的資金.
2008年3月，民進黨於總統大選敗選，國民黨上台後，國家發展基金承諾投入的資金並沒有到位，原先承諾的3千萬美金，包括開發基金批准的1千2佰萬美金都未投入宇昌. 其他民間資金包括統一國際等資金，也因政治壓力不敢投入. 國家發展基金只撥款約台幣2.64億，但是原先承諾投資「台懋生技創投」的8.75億元，因台懋生技創投當時並沒有實際成立而沒有撥款，其他股東的資金也隨之減少，資金因而短缺了一千萬美元. 後來由潤泰集團主席尹衍樑參與投資，補足了資金缺口，宇昌生技資本額才達到了3千萬美元（約台幣9.9億元），勉強符合和Genentech公司授權協議書上的最低資本額的規定，讓公司得以繼續經營.
2008年5月18日，蔡英文成為民進黨主席，為淡化公司的政治色彩以及旋轉門爭議有所切割，請辭董事長. 其家族的潔生投資公司，將股票出售，退出經營. 尹衍樑取得台懋生技公司的經營權與所有股權. 尹衍樑以不熟悉生技公司為由，邀請路孔明入股，將台懋生技公司改名為「合一生技創投」. 宇昌生技公司也改名為中裕新藥.
議題發展過程
2011年4月27日，蔡英文成為民主進步黨候選人，參與總統選戰.
11月26日，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敦義質疑，蔡英文在副閣揆任內批准行政院「國發基金」投資宇昌生技，她在卸任後卻自己去擔任該公司董事長. 認為操作手法，與聲名狼藉的「鐽震案」十分類似. 《聯合報》刊出社論呼應此事. 11月28日，邱毅質疑蔡英文曾經擔任宇昌生技公司的董事長，跳過審查會，違法申請國發基金，而蔡英文從行政院副院長卸任後，馬上轉任宇昌公司的董事長，涉嫌自肥. 不過綠委澄清，絕無此事. . 12月1日，民進黨發言人陳其邁表示，當年行政院也依據民國85年銓敘部函通案解釋過卸任副院長擔任生技公司董事長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
12月7日，前經建會主委劉憶如聲稱，應行政院閣揆、當時副總統參選人吳敦義口頭指示，對宇昌案啟動行政調查. 但吳敦義表示是由劉憶如主動簽報，依照立法院決議要解密宇昌案，才進行調查，否認曾經口頭下令. 劉憶如由日本行程週三趕回台北，把國發基金投資宇昌的兩大箱檔案資料找出來整理.
12月9日，立法院臨時安排經建會專案報告，藍營立委輪番開砲，質疑蔡英文違反旋轉門條款，騙取國發基金的錢. 國民黨立法委員邱毅指出，蔡英文在出任民進黨主席後，將其手中持有股份，以每股11.5元的價格，全數賣給潤泰集團，若以每股面值十元計算，蔡英文至少獲利三百萬元. 邱毅懷疑蔡英文家族根本沒有出資一毛錢，騙取國發基金數千萬元，將向特偵組告發. 蔡英文表示，家族所得獲利一千萬，利潤僅2%，僅稍微優於定存. 她與家族從頭至尾都不曾獲取暴利，反而為人民與政府獲利十億元以上.
12月12日，宇昌投資案當時的行政院法規會主委陳美伶表示，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卸任後轉任宇昌董事長一案，當時法規會研究後明確回覆沒有違反旋轉門條款. 理由之一是「旋轉門條款」的規定是指「直接監督業務」，該公司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其次，包括前財政部長與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卸任後擔任大華證券董事長等都有前例可循，加上配合當時新通過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明文規定，該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蔡英文是卸任的副院長，屬於「行政院」的層級. 陳美伶表示宇昌案只是一般公務機密，係指公務員承辦業務，當政策未確定前或者案子只給某些首長看時會列為密等，等到事情確定，只要經過程序核定後就可以公開，沒有所謂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解密或註銷的問題. 宇昌案只是希望事情未確定前不要對外曝光，才會加註密等，事情確定後，行政院依據職權早就可以公開，這是行政權的範疇，不需要立法權.
此外，宇昌案極機密文件解密，首度出現「TaiMed」名稱，引發藍營質疑這就是蔡英文家族所有的「台懋」公司介入投資案的證據，且宇昌公司前後中文名稱不斷改變，但英文名字依舊是TaiMed，令人不解. 對此，蔡英文委任律師連元龍駁斥說，TaiMed的意思是「台灣醫藥科技」，與台懋一點關聯也沒有.
民進黨於官方網站提出說明.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為蔡抱屈，當初宇昌的發起人楊育民（現為羅氏藥廠全球技術營運總裁）及陳良博（現為中研院院士）等生技大老，也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宇昌投資讓政府至今只有獲利、沒有損失，沒想到選舉期間卻被定位為「科技型犯罪」.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夫人蔡令怡12月11日在澎湖造勢時，砲轟蔡英文「把國家11億，挪移到他們家公司」，民進黨發言人康裕成與律師廖虹羚十四日召開記者會，蔡令怡散佈顯然為捏造不實的訊息，抹黑打擊蔡英文，意圖使人不當選，將對蔡令怡提告. 吳敦義則為妻辯解，「蔡令怡有正義感、很善良，一向不會亂講話，一定是有所本才提出」. 但蔡令怡事後卻坦承講錯了，對於抹黑蔡定調僅是「口誤」，如果「這個數字有點不對，我應該是道歉的」. 隔日吳敦義表示蔡令怡說11億實在太客氣了，應該是14億.
12月12日，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公布兩份已解密的宇昌案極機密公文，顯示蔡英文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曾批示宇昌公司前身TaiMed公司投資案的極機密公文；劉憶如並透露，在2007年3月31日另一份TaiMed募資的英文說明書上，蔡英文就已列名「主要負責人」. 國民黨立委林益世等痛批，「蔡英文竟自己決掉（公文）了！蘇貞昌被蔡英文矇了. 」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陳其邁出示原始文件，指控劉憶如涉偽造文書，拿8月文件充當3月文件，限劉憶如在下午3時以前公開道歉，否則提告. 段宜康也提出，劉憶如與林益世公布的文件上，「附件三」的字眼遭塗改，要求公布塗改公文的原因，以及出示原始公文.
劉憶如坦言，經建會提供給立委的所謂「TaiMed投資說明會資料」，確有「時間錯置」. 對於造成誤會，她願意道歉，她指控是因為民進黨時期留下的文件太複雜，才會誤植時間  林益世表示，「我是根據行政部門提供的資料，不會的，我有什麼好道歉的呢？」. 吳敦義則說，不管3月或8月，都是事實，如果是3月份，那就說明是蔡英文在副院長的任內就參與宇昌籌募，如果是8月，那也坐實2月份的副院長蔡英文，批給8月的宇昌籌募人蔡英文，這個事實就是擺在那裡，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3月跟8月沒有大差別.
12月14日，康裕成以律師身份出面赴台北地檢署告發劉憶如、國民黨立委邱毅、林益世、謝國樑、及行政院長吳敦義夫人蔡令怡等5人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選罷法. 國民黨立院黨團表示，要成立跨黨派國發基金投資宇昌案調閱小組. 立法院長王金平14日表示，由於提案到院會決議的程序已過，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透過黨團協商送院會決議，不過民進黨團對此已經表示反對. 劉憶如指出，蔡英文家族百分之百投資的「台懋生技創投」，有五大疑點需要當事人出面說清楚.
12月16日，邱毅表示，他向葉耀鵬舉發蔡英文、何美玥、何俊輝，涉嫌瀆職、濫權、自肥、圖利等違反公務人員守則的犯罪行為. 他認為，南華案和宇昌案生產同一種藥品，南華案送經建會，也曾獲何美玥肯定，但在審議兩年過程中，民進黨發現此案有利可圖，將之剽竊，再聯合科技業敗類，一起將南華案封殺，以商業間諜手段，硬竊取南華投資案模式. 指責翁啟惠、何大一、陳良博是科技業「敗類」. 宇昌生技澄清，何大一的技術股，是由大股東潤泰集團給與的，經股東會同意，與蔡英文無關.
同日針對蔡英文召開宇昌案記者會後，劉憶如也開記者會回應說，對蔡英文沒有針對宇昌案的疑問提出任何說明，並再度抹黑、指控行政部門變造文件感到遺憾. 她並強調，從來沒有說過宇昌或台懋創投是弊案，也沒有說是違法，只是本於職責，請蔡英文儘速面對問題，澄清大家疑惑，並呼籲蔡英文及民進黨停止對她的抹黑與不實指控.
2011年12月17日在第二次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上,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在申論一開始就講宇昌案，在交互拮問時，又再針對宇昌案，質疑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劉憶如質疑蔡英文家族投資宇昌僅佔20%股份，不如國發基金的40%，何以能擔任董事長？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蔡煌瑯於12月22日反問：台北市政府持有富邦金控14.17%的股份，為何由持股9.08%的蔡明忠當董事長？國發基金投資台積電6.38%，怎由持股0.48%的張忠謀當董事長？國發基金投資國光生技19.36%，怎由持股僅0.79%的詹啟賢當董事長？國發基金投資健亞生技31.46%，又怎由持股14.11%的梁榮將當董事長？鴻海的郭台銘持股只有12.02%，為何可以當董事長？宏達電的王雪紅和陳文琦合計持股宏達電5.76%，為何王雪紅可以當董事長？劉憶如這種質疑是「不識字兼沒衛生！為了戀棧職位，語無倫次，打宇昌打到瘋狂了嗎？」. 蔡煌瑯表示，國發基金是創投基金，是扮演投資的角色，不是來當經營者，「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如果劉憶如不懂，可以向專家、金管會副主委李紀珠請益，「李紀珠會把創投的精神告訴妳！」民進黨黨團書記長翁金珠則指出《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的規範很清楚，公司設有常務董事的，以選舉方式互選出董事長，否則就由董事互選出董事長，跟持股多寡沒有關係，劉憶如怎會提出這麼缺乏常識的質疑？
2011年12月23日，劉憶如公布當時董事長和董事選舉紀錄，以宇昌成立時，國發基金依40%的股份被規劃應有3董事1監事，但董事長選舉時只有1董1監，分別是翁啟惠和何美玥，並要求當事人說明為何國發基金的權益被放棄. 12月29日，劉憶如再度以國發基金主管單位的身份，公布四項文件，對宇昌案的程序異常提出質疑，包括：
就劉憶如的指控，民進黨發言人指出這些質疑他們早已回應過，不需要再多做說明.
2011年12月28日，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在經建會年終記者會中指出，宇昌案之所以特殊，在於宇昌的專案核准，是只依據一份3人簽署的公文，這份公文由何美玥用「政務委員」身分，以「極機密」公文在96年2月9日簽呈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院長蘇貞昌，而這份公文是當宇昌案投資及撥款作業流程的依據，這種僅靠一份2頁的公文，作為投資依據的流程，也是國發基金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特殊案例.
2011年12月30日，蔡英文於2012年第二次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上主動提及宇昌案，她表示2007年卸任行政院副院長後，受推動本案的科學家邀請參與籌設宇昌，但為避免瓜田李下，當時就曾連絡行政院，確認擔任宇昌公司董事長不違背法令規定，並承諾民間資金到位就撤資，「我不想做無所謂的口水戰，只想把真相訴諸社會公評. 」 蔡英文強調，宇昌案給她很深的感觸，也是很重要的試煉，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她還是會做出相同的選擇.
前中研院長李遠哲及學術界人士連署聲明，宇昌案給科學工作者很深感觸，生技本無色，但選舉政治正踐踏生技幼苗，宇昌案是很好的生技成功典範，卻難逃政治抹黑. 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人格及宇昌案背書.
宇昌公司相關生技人士
知名旅美生技大老、羅氏藥廠全球技術營運總裁楊育民，與中研院院士陳良博聯名發表公開信，說明宇昌是科學家心血結晶、依正常程序成立、邀請蔡英文出錢出力、還幫國庫創造七億元以上利潤 ，駁斥邱毅的指控.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為蔡抱屈，表示宇昌文件列機密應是Genetech要求，當時因為資金未到位，經營人才請蔡英文幫忙投資，蔡英文相當明確表示，投資宇昌只是幫忙，等資金到位就退出，「這個我記得很清楚」.
中央研究院院士陳良博12月13日越洋視訊訪談記者會影片證實經建會表示，「所以他們說，是3月31號的那一個文件，是8月的時候我寫的，然後8月19號我先送給蔡主席，然後等何大一同意以後，隔了幾天，8月21號2007年，我送給何俊輝先生，他那個時候是副執行秘書. 」陳良博強調，「所以這份資料很顯然的，2007年3月31號標示的那些文字是變造的資料，完全是變造！完全變造！」陳良博還哽咽說，國民黨那邊的人很多也都是讀書人，讀書人怎麼能做出這款，沒良心、不老實的事情，令人傷心.
2011年12月13日，楊育民說，宇昌案鬧成這樣，對他來講只是有心人想做文章，當初其實是很單純、很有意義的事，只是沒想宇昌案反而害了台灣生技業，讓他覺得非常痛心. 這個案子到2008年民進黨下台後，資金後續斷炊，如果當初政府繼續支持，在台灣蓋工廠是一個可能的願景. 他說，在美國常常很多公司一個新藥還在臨床就價值好幾億美元，對於台灣主管國發基金投資的高級官員用「淨值」去衡量新藥公司的價值，真的是很離譜的一件事.
中央研究院院士陳垣崇擔心宇昌案恐影響台灣生技產業的未來發展，他說：「台灣的生技產業好不容易有成果，好似剛發出小秧苗，卻這樣被摧殘了. 」.
至少八十七名科學家聯名背書力駁宇昌案. 以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為首，以及近二十位生技業界人士，其中包括宇楊育民、陳良博都在連署名單當中，他們呼籲還給「蔡英文一個公道，也替蔡英文的人格背書，強調蔡英文值得信賴，應該還給蔡英文公道，別讓抹黑決定台灣的未來. 這份聲明指出，「生技本無色，但選舉政治卻正在踐踏生技幼苗，宇昌是個很好的生技成功模範，卻難逃政治抹黑. 」
宋楚瑜說，宇昌案就像2000年的興票案一樣，都是刻意操作負面選舉，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沒有好處. 劉文雄則透露，宋楚瑜於對此事感到痛心，認為國民黨不但沒有疼惜人才，還這樣犧牲劉憶如.
陳振盛則表示這不是劉憶如一個人就能當打手，背後顯有國民黨黨政高層在運作. 吳敦義的閣員出了問題，吳敦義難辭責任. 劉憶如不是發動者，影武者或藏鏡人另有其人，檢調應要將其揪出來. 針對馬英九宣稱如果證實他動用國家機器打擊對手將退選，陳振盛也表示馬本來就會落選，呼籲用選票來制裁. 對劉憶如每日提問，陳振盛則請她不要越陷越深，呼籲特偵組要羈押劉憶如.
民意調查反應
在國民黨操作宇昌案後，部分民調顯示蔡英文獲益. 民調的趨向與社會觀感類似，但是目前各政治立場的民調可信度不高.
由於民調反應不佳，吳敦義受訪時表示選戰以政績為主，宇昌案不必當選戰議題 ，部分媒體也臆測國民黨不再打宇昌案，甚至泛藍內部有所歧異. 但隨後的第二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宇昌案仍成為交互詰問焦點，劉憶如也陸續公布其他公文並提出質問，顯示媒體對國民黨不打宇昌案的推測並不正確.
特偵組調查
2011年12月13日，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展開偵辦宇昌案重大偵搜行動，派員前往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調閱宇昌案相關案卷公文，整個調卷行動號稱全程保密. 2011年12月13日，民進黨發言人陳其邁、莊瑞雄及律師徐國勇、連元龍召開記者會表示，執政黨利用不實資料，再由檢調單位配合特定政黨、發動偵查，蓄意抹黑政敵，「這對於一個民主國家絕對是政治醜聞」，司法機關配合著前ㄧ天劉憶如主委的預告，馬上發動偵察查扣行動，讓人懷疑國家機器現在都變成國民黨的輔選單位，呼籲馬總統出面向社會大眾說明. 也有人質疑檢察總長黃世銘偵辦宇昌案時走漏風聲，而偵辦富邦案卻悄悄保密，行為有所偏袒.
針對外界質疑有外力介入宇昌案的偵辦，特偵組發言人陳宏達表示，檢察官在證據有湮滅、偽造及變造之虞時，有必要保全證據，而這一切都依照法律，絕無行政機關或政治力介入，希望大家不要過度解讀，不當聯想. 陳宏達說：保全證據是為了發現真實，「真實是沒有顏色的」，更沒有藍綠.
2012年8月14日，特偵組發言人陳宏達表示，特偵組約談中研院院士何大一、陳良博，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主席蔡英文後認定，蔡英文任宇昌董事長、蔡的家族投資宇昌、出售股權，以及國發基金挹注，均無不法事證. 根據特偵組調查，蔡英文家族投資宇昌公司的資金，都是自有資金，如期、如數匯入相關帳戶的款項，沒有中飽私囊或非法濫用. 宇昌公司初期原屬意何大一擔任董事長，但受限他久居美國及台灣法令，投資團隊才決定找蔡英文，蔡英文辭去副閣揆一職後擔任宇昌董事長，並未違反旋轉門條款. 尹衍樑購買蔡英文家族出售的股權，股票買賣未逾市場合理價格沒有暴利. 宇昌案當時以「極機密」處理，是確保國家利益，並無不法. 國發基金挹注宇昌初期，國發基金董監席次不足，確為何大一等人久居海外、相關手續辦理時程有落差，並無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