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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會第十次高層會談
背景
2012年（民國101年）8月9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完成「兩岸兩會第八次高層會談」（第八次「江陳會談」），兩岸除完成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及《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二項協議外，雙方並同意推動由主管機關就兩岸空氣品質監測合作及兩岸地震監測合作進行溝通 ，自此，雙方即針對兩岸地震監測合作議題，積極推動兩岸相關主管機關間之溝通與商討，為兩岸正式展開地震監測合作的跨時代合作的起點.
2013年（民國102年）6月21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完成「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兩岸除完成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及就有關解決金門用水問題達成共同意見外，雙方並同意將共同努力推動「貨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協議」，完成協商及簽署協議；雙方也將「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地震監測合作」、「氣象合作」等4項議題納入第十次會談的協商議題，任何一項達成共識，就可以簽署協議；雙方也同意就環保議題推動主管機關之間的交流. 雙方除繼續進行兩岸地震監測合作議題準備外，並將就兩岸氣象合作積極展開相關準備的工作.
會談過程
2014年（民國103年）2月25日中午，海協會先遣團由常務副會長鄭立中率團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並由海基會副秘書長施惠芬前往接機，陸委會副主任委員兼海基會副董事長張顯耀則於臺北圓山大飯店歡迎先遣團到來. 2月25日下午由張副董事長與鄭副會長率兩會工作人員召開工作會議，就第十次會談各項行程安排進行最後確認.
2月26日中午，海協會協商代表團由陳德銘會長率團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張顯耀、海基會代秘書長馬紹章前往接機，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及台方協商代表團則在圓山大飯店歡迎. 這一次會談為陳德銘就任海協會會長後，首次率團來臺舉行的會談. 下午3時，張副董事長與鄭副會長舉行預備性磋商.
2月27日上午，由林中森與陳德銘正式展開兩岸第十次高層會談，雙方並於當日下午進行《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贡噶翠雀花
贡噶翠雀花（学名：Delphinium hui）是毛茛科翠雀属的植物，是中国的特有植物. 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四川等地，生长于海拔4,500米的地区，一般生长在山坡多砂砾处世哲学，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配偶
配偶（spouse）是指婚姻關係、民事結合、、普通法婚姻中的伴侶. 這是個無特定性別的詞彙，通常男性配偶稱為丈夫、女性配偶稱為妻子. 所以，這個詞彙無論多元性別或單元性別的異性關係或同性關係，皆可適用.
尼克兰迪亚
尼克兰迪亚（葡萄牙语：Niquelândia）是巴西戈亚斯州的一个市镇. 总面积9843.17平方公里，总人口36963人，人口密度3.8人/平方公里.
201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男子手球比賽
201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男子手球比賽于2016年8月7日至2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未來體育館举行.
裁判
以下是为本次比赛执法的15组裁判名单，该名单于2016年7月5日公布：
签表
抽签于2016年4月29日进行.
种子
各档次队伍名单于2016年4月10日公布.
最终排名
以下是赛事最终排名：
全明星队伍
以下是全明星队伍名单：
守门员统计
以下是前10位表现最好的守门员名单：
菲弗曼-舒特序數
在數學中，菲弗曼-舒特序數 Γ0 是一個大可數序數. 它是若干數學理論的序分析依據. 它以所羅門·菲弗曼和庫爾特·舒特命名.
人們有時稱它是第一個非斷言序數，雖然這是有爭議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沒有普遍接受的確切定義“非斷言”. 有時，序數如果少於Γ0就被稱為斷言.
奥斯特勒旺地区马尔克
奥斯特勒旺地区马尔克（Marcq-en-Ostrevent）是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北部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中东部偏南，属于杜埃区. 该市镇的总面积为6.27平方公里，2009年时的人口为736人.
人口
奥斯特勒旺地区马尔克人口变化图示
伊犁翠雀花
伊犁翠雀花（学名：Delphinium iliense）是毛茛科翠雀属的植物. 分布于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的新疆等地，生长于海拔2,000米的地区，常生于山地灌木丛中或多石砾山坡，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
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於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中華民國同時舉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 代表總額3,045人（實際選出約2,961人），後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者因中国大陆失守以致長期並未進行改選. 許多代表直到過世前都未曾退職，未過世者則擔任至1991年12月31日方才退休，任期長達44年，被批評為萬年國會. 截止2019年在世者有王慕信、李玉純、祝劉宦、伊西娜珍、洪文山、張驊等人.
代表遞補
1、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前或會議中之遞補
2、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集前之代表聲報與遞補
3、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後之代表遞補
蒙古盟旗
蒙古盟旗選舉單位18個，應選國大代表57人（婦女代表6人），十一盟中每兩盟選出之代表8人中應有婦女代表1人（地區之劃分由蒙藏委員會分配），呼倫貝爾部和察哈爾八旗羣選出之代表8人中應有婦女代表1人.
西藏部份
西藏部份，計分西藏地方及暫時旅居內地西藏人民與省區藏民3種，共應選出代表40名，其西藏地方應選出14名，經選出13名，其中婦女1名，因限於西藏地方婦女不能參政，致少選1名. 又暫時旅居內地西藏人民應選出代表11名，全部選出. 省區藏民應選出代表15名，其間由西康選出6名，青海選出4名，甘肅選出3名，四川選出1名，雲南選出1名，均依法產生.
南京市
南京市國大代表選舉，於11月21日至23日舉行，第一日為婦女團體投票，共設31投票所，第二日為職業團體投票，共設67投票所，第三日為區域投票，共設93投票所，選舉竣事後，分七處開票，選舉結果於12月2日由本市選舉事務所公佈如次：㈠區域選舉：陳裕光56415票，劉詠堯42700票，陳紀彝(女)14664票，賴佩文(女)8683票，杜崇法5311票. 根據規定，本市國大代表須有一名女性，故陳裕光、陳紀彝正式當選，劉詠堯、賴佩文、杜崇法三人候補，其餘各人所得票數如次：胡萬億3712票，董育華3208票(中途放棄),吳棣芬966票，陸元浩574票，另廢票868票，合計此項參加區域投票者137101人.
天津市
選舉結果：張伯苓132217票、時子周60555票、李淑敏7456票當選；李墨元23856票、富健康4789票、盧毅仁1547票
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
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計分土著民族及滿族兩種，土著民族僅限於雲南、貴州、西康、四川、廣西、湖南等六省之土著民族而言，此六省之土著民族應選出之代表名額為十七名，計雲南四名，貴州三名，西康四名，四川二名，廣西二名，湖南二名，均經全部選出. 滿族選出者，其地區指定為東北九省二市及前清滿兵主要駐地，如南京市、北平市、天津市、迪化市、廣州市、杭州市、長沙市、歸綏市、成都市、及河南開封、湖北荊門等地區共應選出代表十七名，辦理結果，均依法產生.
內地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代表
總選所民國卅七年（1948年）1月17日，公布十七名當選國代名單：馬鴻逵、馬伯安、馬紹武、古希賢、馬步青、馬啟邦、張永順、吳九如、閔湘帆、常子春、龔御眾、馬福林、孫繩武、楊震清、丁正熙、安 舜、馬佩璋(女). 候補名單：于樂亭、馬策、許曉初、薛文波、吳桐、翁毅、鐵松颺、馬獨青、馬天英、穆道厚、蔡鑑、馬閣麟、溫少鶴、馬秀峰、石振庭、石雲溪(女)
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之代表
僑居國外國民選出之代表，計分四十一區，共應選出代表六十五名，其能順利進行選舉者，計有第一區美國西部，第二區美國中部，第三區美國東部，第四區加拿大，第五區檀香山，第六區墨西哥，第七區巴拿馬，薩爾瓦多等地，第八區秘魯，巴西等地，第九區智利，阿根廷等地，第十區古巴，第十一區占美加等地，第十五區大溪地及附近各島，第十七區澳門，第十九區朝鮮，第二十三區印度及亞洲西南各國，第四十區歐洲及蘇聯，第四十一區非洲及馬達加斯加各島，共十七區，已選出代表二十二名，其餘二十四區，以種種原因，不能進行選舉或計票 ，經國民政府核准暫緩辦理.
《第一屆國民大會名錄》（民國50年10月）書末所列之未指明當選單位之代表
即係列席代表，後多數人相繼遞補，詳見相關各省代表名單
姚增科
姚增科（），男，汉族. 山西临猗人. 曾任江西省政协主席.
生平
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委员，第十八届中纪委委员、常委，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排名最末）.
历任中央纪委第三纪律检查室干部、副主任干事、主任干事，办公厅主任干事、副处级秘书，第八纪检监察室副处长、正处级监察员、副主任、主任，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等职. 2007年9月，任监察部副部长 ，并当选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 2012年11月当选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
2015年1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2016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 2016年12月，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2017年1月，兼任井冈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2018年1月26日，在江西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十二届江西省政协主席. 2018年1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2023年1月14日，卸任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
轉乘站
-{zh-hans:付费区外转乘站; zh-hant:付費區外轉乘站;zh-hk:閘外轉車站}-（Transfer Station）是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專用詞，是指一個或多個鐵路車站，供乘客在不同路線之間進行轉乘，期間需要離開車站付費區. 具體地說，就是乘客在某個車站下車，需離開車站付費區，才可以由原本乘坐的路線，轉換至另一條路線繼續行程，而車費計算方式及是否需要另行購票則按鐵路營運商於轉乘站的安排、乘客支付車資的方法而不同. 如鐵路營運商沒有於轉乘站為乘客設立乘坐里程連續計算的機制，轉乘前後的乘坐里程會獨立計算.
無論是否需要另行購買車票，毋需離開車站付費區就可轉乘路線的車站稱為换乘站或-{zh-hans:付费区內转乘站; zh-hant:付費區內轉乘站;zh-hk:閘內轉車站}-. 在一般口頭語下，换乘站與转乘站不作區分. 其中，台灣統稱為轉-{}-乘站，香港統稱為轉-{}-車站，中國大陸統稱為换-{}-乘站，而東南亞地區的新加坡則統稱為转-{}-换站. 如乘客在車站轉車過程中可直接透過轉車閘機往返兩線間的收費區（即乘客毋需離開車站付費區），則該車站亦屬換乘站.
在沒有設立驗票閘門和付費區的鐵路系統中（如瑞士聯邦鐵路、德國鐵路、柏林地鐵），乘客毋須出入閘即可進出車站，因此於不同路線的月台來往亦不會有閘門. 乘客只需持有適用於兩線的鐵路票券即可於兩線間轉乘.
跨月台轉乘（共構）
right|thumb|250px|犀浦站国铁向地铁跨月台轉乘口 成都地铁犀浦站（成都地铁2号线和国家铁路成灌铁路于犀浦站跨月台轉乘，為中国首个城市轨道交通与国家铁路跨月台轉乘的案例 ）運營初期，國鐵下車乘客可以直接通過站台上設立的國鐵出站閘機和地鐵進站閘機轉乘地鐵，而地鐵下車乘客需出站後從車站1樓進入國鐵候車廳轉乘國鐵. 轉乘需重新購買車票. 2017年7月25日至2020年1月30日，犀浦站正式施行國鐵、地鐵的同台交互轉乘. 2020年1月30日18时起，地铁换国铁取消同台轉乘.
大堂轉乘（共構）
兩條路線無論是否由同一經營方經營，若兩線興建前的規劃允許將兩條路線的月台設置在同一車站站體內，或地理 / 資金 / 營運上容許原有車站站體擴展或改造以容納後來的路線，就能讓乘客毋需離開車站即可轉車. 乘客下車後可能需要利用樓梯或電動扶梯，到達位於另一樓層的車站大堂，離開付費區（出閘），然後進入另一路線的付費區（入閘），再前往另一條路線的月臺，例如在台北車站內，台鐵、高鐵月台層位於地下2樓，台北捷運板南線位於地下3樓，淡水信義線則位於地下4樓. 乘客可於付費區外前往不同樓層以完成台鐵、高鐵、捷運間的轉乘. 日本一些原本由國鐵或JR營運的路線，在移轉給第三部門鐵道經營後，大多採共構的方式方便乘客轉乘，但JR與第三部門鐵道普遍會於車站內使用各自的月台、設立各自的付費區，例如東日本旅客鐵道（JR東日本）與IGR岩手銀河鐵道的盛岡車站.
在北京地鐵的三元桥站、东直门站、北新桥站和草桥站，如果乘客需要换乘首都机场线/大兴机场线，则需刷卡出站再进站，虽然整个轉乘过程并不出车站的站体. 在上海軌道交通龍陽路站，乘客離開2號線車站後只需步行十米，即可利用電動扶梯到達磁浮線大堂. 上述機場線路计价方式與市內其他地鐵線不同，因此機場線路轉乘市內其他地鐵線時需離開付費區.
通道轉乘（共站）
部分車站或車站組合會因不同原因而沒有將不同路線設於同一站體. 下列是使兩條鐵路線無法均設於同一站體內的可能原因：
若兩條路線的車站站體沒有共構，但站與站之間設置專供轉乘的通道，則屬於共站. 若兩站體間的轉乘通道未能使乘客於付費區內完成轉乘，則該車站 / 車站組合屬於轉乘站. 例如香港港鐵的尖沙咀站與尖東站共站，乘客需要出閘後經站內的付費區外通道前往另一線的付費區閘口入閘.
台灣高鐵苗栗車站與2016年站房北移後的台鐵豐富車站之間建立了付費區外轉乘通道. 新北產業園區站（環狀線）和三重站（中和新蘆線）的台北捷運站站體與桃園捷運機場線站體間亦建有轉乘通道. 由於台北捷運與機場捷運的票務系統沒有整合，兩者間的轉乘通道均位於付費區外.
站外轉乘
兩條路線的車站設於相距較遠的位置，由於資金或技術上的限制，未能興建轉乘通道，乘客便需在轉乘途中離開車站範圍. 乘客需要先出閘，然後經過站外通道進入另外一個車站.
譬如北京地铁1号线和16号线的木樨地站之间相隔三里河路和永定河引水渠，乘客亦需出站经由地面步行换乘.
其他站外轉乘例子有：
設轉乘優惠/機制的車站
若兩線由同一經營方經營，乘客如使用電子貨幣支付車資，於兩線間進行付費區外轉乘時普遍會設有轉乘優惠或機制，如乘車里程連續計算、首程/次程車資減免等. 如乘客使用現金購買單程票，進行付費區外轉乘時普遍需要再另外購票. 香港、上海（称为虚拟换乘站）、華盛頓、芝加哥和倫敦等地的地鐵系統中，如乘客需經付費區外於兩條地鐵路線間轉乘，經營方會於部分車站間提供有条件乘車里程連續計算的機制，只要以有效出入閘的智慧卡在限時内进入邻线闸机，就會被视为连续乘车而不独立计算里程. 因此使用单程票的乘客仍需另行购票.
若兩線均在鐵路週遊票的適用範圍內，使用該票進行出閘轉乘的乘客就毋需另外購票.
少數情況下，使用單程票的乘客可於專供轉線的閘機出閘，之後用同一張車票於鄰線閘機入閘（如東京地下鐵）. 以下只列出已投入服務、設轉乘優惠/機制的轉乘站例子.
上海軌道交通
使用上海公共交通卡（或手机扫码进出站）时，若在下列车站出闸后30分钟内进入邻线闸机，此站相当于换乘站，乘坐里程连续计算.
天津地铁
使用公交卡，天津地铁app在如下车站之间转乘的，转乘设置联乘优惠，次程票价减免一元
台北捷運
台北自捷運環狀線通車後，新增板橋及新埔民生站兩座可與板南線站外轉乘的車站，持悠遊卡或其他電子票證的乘客於一定時間內進入另一線閘門可合併里程，而持單程票的乘客則可透過不回收車票的轉乘專用閘門出站以進行轉乘.
🇹🇭
在泰國曼谷，曼谷地鐵和曼谷BTS的票務系統沒有整合. 在曼谷BTS與曼谷地鐵的轉乘站中，曼谷BTS和曼谷地鐵均各設有自己的付費區，兩者的付費區亦並不相連. 因此於兩者間轉乘均需出閘並另外購票.
新加坡地鐵
2018年12月29日起，若乘客於15分鐘時限內出閘，並前往鄰近的地鐵或輕鐵站入閘，則不需支付再入閘收費. 譬如乘客乘搭濱海市區線時如欲跳過市區環狀路段各站並節省車資，可於梧槽站出站，步行至惹蘭勿剎站入閘，以繼續行程.
倫敦交通局轄下鐵路
倫敦交通局於部分車站間設有出站轉乘機制（Out-of-station interchange），如乘客使用蠔卡或其他非接觸式支付系統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出閘、入閘程序，轉乘前後的兩程車會被合併作一程車來計算車資. 倫敦地鐵、倫敦地上鐵、輕鐵、伊利沙伯綫和大部份大倫敦內英鐵通勤服務的票務系統兼容（僅限蠔卡或其他非接觸式支付系統如銀行卡），並以劃一的收費區（fare zone）來制定和計算票價，不論每程的實際乘搭距離，旅程跨越的收費區越多票價亦相應增加. 由於跨越的收費區每多一區時，所增加的車資通常只佔總車資的一小部分，因此經出站轉乘機制合併後的車資普遍較分開計算為便宜.
部分倫敦交通局轄下鐵路的車站亦與位於大倫敦的相應英國國家鐵路車站設有付費區外轉乘機制，如乘客使用蠔卡或其他非接觸式支付系統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出閘、入閘程序，轉乘前後的兩程車會被合併作一程車來計算車資.
中國大陸各城市的地鐵、有軌電車和市郊鐵路系統之間普遍不設轉乘優惠或乘車里數連續計算的機制.
在日本，地鐵、JR和私鐵之間的票務系統普遍不作整合，因此三者或任何兩者會於共同的車站各自設立自己的付費區. 如車站內各付費區並未相連，乘客就需進行付費區外轉乘. 譬如大阪市高速電氣軌道（大阪地下鐵）千日前線的野田阪神車站與 西日本旅客鐵道JR東西線的海老江站、 阪神電氣鐵道的野田站 共站，但彼此間沒有設付費區內通道.
在东京地下鐵，乘客可無條件地使用智慧卡（PASMO）或单程票進行出閘轉乘. 进行单程票换乘时仅限使用特定站点所设置之橙色闸机，并需要在60分钟之内完成换乘. 都营地下铁没有这个设定.
倫敦交通局轄下鐵路
在倫敦交通局出版的倫敦地鐵路線圖上，距離相近的車站間會以虛線連結，以顯示乘客可於該組車站間轉乘不同路線. 雖然如此，並非所有以虛線連結的車站組合均設有倫敦交通局的出站轉乘機制. 如乘客使用這些車站組合，轉乘前後的車資會被獨立計算.
卡斯特拉
卡斯特拉（カステラ、Castella），又譯作長崎蛋糕、是一種自16世紀開始在日本長崎發展起來的蛋糕，這種蛋糕的原型來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卡斯蒂亞王國，通常為一長方體的蛋糕，呈淡黃色，上有一層約0.2公分厚的棕色餅皮，食用時會把原本的長方體再橫切為數個小立方體，口感類似粗糙但厚實的海綿蛋糕.
卡斯特拉最初從葡西兩國傳至日本時，原料有雞蛋、牛奶、黃油、小麥粉及白砂糖；後來經過日本人的本土化改造，在原材料上用日本本土的水飴代替西方的白砂糖，而且完全不使用牛奶和黃油，現代的日本還會加入鮮奶油、奶油霜、香草和黑糖，製作方式也從用烤的轉變為用木質盒子去隔水蒸，這種做法大幅度遠離了西式糕點的範疇，反而與和菓子中的日式甜饅頭更加接近.
歷史
卡斯特拉的由來諸說紛紜，其中一個最廣為人知的說法是說此種糕點由葡萄牙的傳教士把當地一種類似海綿蛋糕的家常蛋糕帶到日本長崎，稱其為「來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國的蛋糕」（pão de Castela），由於口味甚佳而廣受好評，長崎人因此模仿製作，並逐漸發展成為長崎的特色和風銘菓. 過去日本曾有家主貞良、加壽天以羅、加須底羅、賀須底羅、粕底羅、糟底羅、カステイラ、卵糖等等表記寫法，但今已非常罕見.
台灣發展
台灣的卡斯特拉於日治時期傳入，並在地化發展為台灣獨有的點心，主要有古早味蛋糕、蜂蜜蛋糕、岩燒蛋糕三種類型. 其中，古早味蛋糕曾在韓國蔚為風潮 ；古早味蛋糕亦逆向輸出回日本，於日本被稱作台灣卡斯特拉（🇯🇵）.
古早味蛋糕
古早味蛋糕又稱現烤蛋糕，在日本被稱為台灣風卡斯特拉（🇯🇵），為最接近日本原版的卡斯特拉蛋糕，但質地較為蓬鬆，烤的同時在四周要加一盤水，利用水蒸氣讓蛋糕盡量膨脹，口感介於海綿蛋糕和舒芙蕾之間，有枕頭型和圓型兩種.
蜂蜜蛋糕
台灣的蜂蜜蛋糕將日本原版的卡斯特拉質地加厚，並且在麵糊中加入大量蜂蜜、煉乳、香草香精提味，進而創造出了充滿濃郁的蜂蜜香氣的卡斯特拉蛋糕，形狀為標準的方形，擁有日本所沒有的輕盈口感.
在台灣，因為日式的卡斯特拉在剛蒸完時會散發出蜂蜜的香氣，導致眾多商家誤以為是使用了蜂蜜，蜂蜜蛋糕故此得名，如今台灣的卡斯特拉蛋糕的種類也已經和日本大不相同，會根據需要加入蜂蜜、起司、卡仕達醬、抹茶、巧克力、黑芝麻或者花生醬作為多樣化口味補充.
1960年代末，台中開設坂神本舖長崎蛋糕，為無添加蜂蜜的傳統卡斯特拉，是台中著名伴手禮.
1968年，葉永青（1971年另立「南蠻堂」）與日本「長崎本舖」合作將長崎蛋糕引進台灣，於台北新公園成立分公司.
1975年黃和仁於臺北市中山北路復興橋下成立「一之鄉」，以台灣龍眼蜜為基底，硏發本土口味的蜂蜜蛋糕，其商標YENOH即為日語的一之，反寫則為HONEY（蜂蜜），英文招牌定為 HONEY Castella. 並非消費者或店家將卡斯特拉誤傳為長崎蛋糕與蜂蜜蛋糕，長崎蛋糕與蜂蜜蛋糕長期並存於臺灣社會.
1980年，九如實業林隆士與新光集團吳如英夫婦成立「金格食品」承接長崎本舖的台灣業務.
岩燒蛋糕
岩燒蛋糕與巴斯克蛋糕更加接近，加入大量乳酪，上有被稍融化的焦糖結構，呈現圓形，當中甚至可以開洞來放入布丁或生奶油的古早味蛋糕，通常賣得比古早味蛋糕和蜂蜜蛋糕更貴一點，亦是台灣人自創.
颱風哈格比 (2008年)
颱風黑格比（Typhoon Hagupit；國際編號：0814；聯合颱風警報中心：18W；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務管理局：Nina）為2008年太平洋颱風季第14個被命名的熱帶氣旋. 「黑格比」是由菲律賓所提供的熱帶氣旋名稱，意思為「鞭撻」.
發展過程
2008年9月15日，位於太平洋西部的一個低壓區在關島以北海域產生熱帶擾動. 聯合颱風警報中心於9月17日升格為熱帶低氣壓，於9月20日升格為熱帶風暴，該時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 14.4°N 129.4°E，具每分鐘平均風速30節|knot（55km/h）.
在9月18日，一熱帶低氣壓在關島之西北形成. 翌日，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它升格為熱帶風暴. 其後在13時30分，日本氣象廳升格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黑格比. 9月20日01時15分 UTC，日本氣象廳升格為強烈熱帶風暴. 同日12時50分日本氣象廳再將之升格為颱風，15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升格為颱風.
在9月24日6时45分（UTC+8）在广东省电白县陈村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有15级（48米/秒/每小時175公里）. 登陆后在廉江市境内减弱为台风，在同日下午2時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境内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同日下午8時減弱為熱帶風暴. 9月25日2時，黑格比進入越南境內並減弱為一熱帶低氣壓，並於同日晚上消散.
黑格比形成至四級颱風，風眼大而明顯，暴風範圍罕有地廣闊. 主要是因為黑格比在呂宋海峽及巴士海峽進入南中國海前已形成颱風，期間並無掠過任何陸地，且黑格比與菲律賓、台灣、華南的沿岸地區保持在2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 其移動速度一直平均保持在每小時30公里的較快速度，使得半圓效應明顯，加上南中國海北部適逢垂直風切變微弱，並有赤道西南氣流支援，更甚的是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東北季候風向南推進.
黑格比的西向路線得以一直穩定，皆因位於中國中部及太平洋西部的兩個高壓區向西推進，加上拉尼娜現象影響，導致黑格比採取偏西路線.
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的黑格比與對上一次2002年熱帶風暴黑格比強度雖然相差甚遠，但同樣地在南海北部活躍和為廣東西部沿岸帶來狂風暴雨.
菲律賓
哈格比颱風所造成的大雨導致一處礦坑洞口坍方，有13人活埋受困，目前生死未明. 在朗布隆（Romblon）的），有二座橋因為哈格比相關雨帶沖毀.
臺灣
中央氣象局在2008年9月22日凌晨2時30分發出陸上颱風警報. 恆春半島出現11級陣風.由於颱風主要環流雲系是由海面上通過，降雨集中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花蓮縣布洛灣最大降雨量有206毫米.
香港
香港天文台在2008年9月22日下午6時40分發出一號戒備信號 ，當時黑格比位於香港之東南偏東約790公里. 天文台已隨即提到黑格比是一成熟及移動快速的颱風，更指其中心風力已達每小時160公里. 天文台在9月23日上午10時25分發出三號強風信號 ，當時黑格比位於香港之東南偏南約350公里. 天文台在上午10時半表示日落前後考慮發出八號信號，教育局宣佈所有幼稚園當天全日停課.
隨著颱風黑格比迅速接近及風力逐漸增強，天文台再於9月23日下午1時45分表示下午4時至晚上8時考慮發出八號信號. 天文台在下午4時正發出「熱帶氣旋之特別報告」，宣佈會在下午6時或之前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並在下午6時正發出八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當時黑格比位於香港東南偏南約210公里. 這是2008年第4個需要令香港發出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的熱帶氣旋，對上一次有4個或更多熱帶氣旋令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信號是1999年. 海陸空交通逐漸暫停. 當晚香港廣泛地區吹東至東北烈風，離岸吹暴風，高地更吹颶風. 受到風暴潮及漲潮共同影響，處於香港岸邊的低窪地區（包括上環、西營盤、沙田、大澳、杏花邨等）均出現水浸以及海水倒灌情況，其中在大澳的海水倒灌最為嚴重，水深及胸 ，造成同年6月7日空前暴雨以來最嚴重的水浸. 當局亦收到多宗塌樹報告，而鯉魚門鄉村居民於同日晚上緊急疏散. 黑格比於晚上10時至11時最接近香港，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約180公里掠過.
天文台在9月24日凌晨12時40分改發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當時黑格比位於香港之西南約200公里. 此時香港轉吹東南烈風至暴風，天文台在凌晨12時45分表示八號信號最少需維持至早上6時. 風暴期間，8個指定自動氣象站有4個錄得烈風、當中長洲更吹暴風，這次是第2個達標的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另外所有指定自動氣象站更全部錄得強風或以上風力，同樣是修訂發出三號及八號信號準則以來第2次（第1次是同年的颱風鸚鵡）. 香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全日制學校於9月24日停課. 長洲錄得每小時114公里最高10分鐘平均風速，平2006年颱風派比安紀錄，後於天文台颱風黑格比報告修訂為每小時113公里，僅次於派比安. 由於黑格比逐漸遠離香港，香港天文台於9月24日早上6時半改發三號強風信號 ，當時黑格比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約330公里.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共發出12小時半.
影響
風暴期間，天文台測風網絡8個指定自動氣象站全部錄得強風以上的風速，當中4個錄得烈風，其中1個更錄得暴風，代表三號及八號信號均達標，為採用此測風網絡以來第2次達標的八號信號，以及第2次錄得全面強風. 長洲、西貢、機場、啟德、濕地公園、青衣、打鼓嶺及沙田錄得最高10分鐘平均風速為每小時113、82、81、67、48、46、45及42公里. 黑格比帶來的風力是自同年颱風鸚鵡、1999年颱風約克、2003年颱風杜鵑和2006年颱風派比安以來最猛烈，比起令天文台發出九號信號的1997年颱風維克托、1999年颱風瑪姬、2009年颱風莫拉菲還要強. 如果只和同屬八號信號的熱帶氣旋比較，則是自1993年颱風高蓮和強烈熱帶風暴貝姬以來最強. 與鸚鵡相比，西貢風力未達暴風程度，機場風力亦稍比鸚鵡遜色，青衣也只達強風，還比濕地公園的風力稍弱；但長洲風力比鸚鵡掠過香港時明顯更強，甚至直逼颶風程度，啟德亦超越鸚鵡帶來的風力，達到烈風程度.
概述
颱風黑格比來襲澳門前夕，受外圍下沉氣流所影響，氹仔大潭山氣象站在下午4時多錄得攝氏37.8度的高溫，是該年全年最高氣溫，亦是該站成立以來9月份最高氣溫紀錄，也是歷年9月份的第3高溫. 而濕度亦只有29%，相當接近9月份最低濕度紀錄. 而九澳站則錄得37.6度.
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在9月22日晚上10時懸掛一號風球；翌日下午1時改發三號風球.
氣象局在晚上6時於大潭山氣象站錄得一小時平均風力為72公里，隨即宣佈將於晚上7時15分改掛八號東北風球 ，當時黑格比距離澳門東南偏南190公里，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大潭山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69公里，風速屬於疾勁，陣風時速99.7公里，氣象局預料，本澳風勢將逐漸增強，雨勢漸趨頻密，黑格比將於明日凌晨最接近本澳，今晚會維持懸掛八號風球. 在晚上8時，颱風黑格比距離澳門東南偏南190公里，以時速28公里向西移動，大致趨向廣東西部，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大潭山氣象站錄得最高風力時速70公里，錄得最高陣風每小時104公里. 黑格比在晚上11時最接近澳門，於澳門西南偏南約140公里掠過，氣象局表示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在大潭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77公里，多吹東北風，嘉樂庇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14公里.
在9月23日午夜，氣象局表示，隨著黑格比在本澳以南掠過，風向由東北轉吹偏東風，風勢會持續加強至烈風至颶風的程度，雨勢頻密，以現時黑格比移動的路徑會於凌晨最接近本澳，過去1小時，氣象局在嘉樂庇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110公里，多吹東北偏東風，並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46公里. 在凌晨2時，颱風黑格比距離澳門西南約150公里，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在西灣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100公里，多吹東風，並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30公里，氣象局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措施，減少外出以及密切留意最新風暴消息，氣象局亦將會於未來數小時內改掛8號東南烈風信號. 氣象局在凌晨3時改掛八號東南風球. 在凌晨4時，颱風黑格比距離澳門西南約180公里，氣象局表示，預料颱風黑格比將於未來數小時內登陸廣東省西岸，將會視乎實際情況考慮改掛更低風球，隨著黑格比於本澳南面掠過，本澳現時吹東南偏東風，風勢將持續維持於烈風至暴風程度，而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在嘉樂庇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90公里，多吹偏東風，並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12公里. 在凌晨5時，氣象局表示，八號風球7時前仍然會懸掛，並會視乎實際情況考慮改掛更低風球，當時黑格比距離本澳西南偏南約220公里，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在嘉樂庇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93公里，多吹偏東風，並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21公里. 在清晨6時，黑格比距離澳門西南偏南約230公里，氣象局預計颱風黑格比會在陽江至湛江一帶登陸，而在過去一小時，氣象局在嘉樂庇大橋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82公里，多吹偏東風，並錄得最高陣風時速106公里. 在早上8時，黑格比距離澳門西南偏西約280公里. 氣象局表示，颱風黑格比已於陽江至湛江一帶登陸，隨著黑格比漸漸遠離本澳，氣象局會在9時後考慮改掛更低風球，而在過去1小時，氣象局在路環發電廠氣象站錄得最高平均風力每小時64公里，多吹偏東南風. 而最高陣風就在西環大橋氣象站錄得，時速是105公里.
在八號風球懸掛時，海浪打上新口岸友誼大馬路近水塘的一段馬路並導致水浸，青洲、內港、下環及離島等低窪地區均出現海水倒灌水浸 ，其中新馬路有電錶房被水淹過漏電着火，導致內港一帶一度出現停電，1000餘戶受停電影響. 尤其福隆新街一帶商舖全部被淹，料損失慘重，不少大廈居民地下電錶因水浸著火，居民扶老攜幼湧上天台暫避. 消防員因恐觸電，一時無法接近救援，情況混亂. 電力公司派員搶修，全澳共有5個用戶變電站受水浸影響，直至24日晚仍然有大廈未恢復供電. 友誼大馬路白雲花園至雷達站一段也見海水倒灌，積水很深，多輛汽車死火，加上該路段街燈疑因強風下停電，車主極為狼狽. 筷子基、黑沙環新填海區、關閘等鮮有發生水浸的地方也告水淹. 新橋區也不能倖免，商戶因為毫無防備，損失慘重. 颱風下，專營公司未能完成傾倒垃圾工作，至水浸地區滿佈隨水漂浮的垃圾. 水浸情況持續整個凌晨時段，至23日清晨6時許才漸退，商戶趕緊清理積水，海味、手信店損失最嚴重，大量貨品被浸毀，損失數萬至數百萬元. 座駕被浸的車主，除部分自行維修外，大都送往車行維修，逼爆車行. 事後澳門氣象局制定風暴潮警告信號警告風暴潮的災害.
在八號風球生效期間，颱風黑格比襲澳期間，共有5人因颱風而受傷. 另外，民防中心共接獲218宗事故，分別如下: 海上事故2宗，建築物意外78宗，支援行動8宗，公共道路事故130宗. 各區多處有塌樹、招牌搖搖欲墜，氹仔廣東大馬路深夜接連有鋁窗墮街，友誼橋大馬路一列長逾百米鐵欄被強風吹脫，布拉幹薩街有大型招牌墮街，幸無人受傷. 一艘中國大陸貨船懷疑出現故障，撞到機場的引橋，水警派出蛙人搜救，當時無人在船人，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而澳氹跨海大橋亦在9月22日晚上11時至午夜期間曾多次一分鐘平均風力錄得颶風程度，黑格比所帶來的風力亦較以往部分九號風球更強.
後續影響
風暴過後數百車輛遭水浸排隊修，澳門多家車行均表示，颱風過後，車主陸續將壞車送到車行維修，更有車行收到400多部待修電單車，現時已著令員工加班及取消休假以應付. 由於待修車輛數量眾多，遠超車行所能負擔，多家車行應接不暇. 位於高士德區的電單車行負責人表示，颱風過後，不少車主陸續推電單車到車行檢查，直至現時為止，收到近百部損壞電單車，每輛電單車維修約1小時，現時尚有數10部等待維修. 雖然需求激增，但該車行表示不會坐地起價. 該負責人稱，價格因損壞程度而定，平均每部電單車的維修費約400至過千元不等，普遍要將死氣喉、化油器放水和清洗油缸等簡單程序，如果部分機件損毀嚴重，就要更換，價格因機件而異.
中國大陸
廣東省大部分沿海地區均有發出颱風預警信號. 9月24日下午1時，黑格比位於湛江市西北約80公里.
越南
黑格比登陆后为越南带来大量降雨，截至9月29日，水灾在该国至少造成41人死亡，经济损失达6500万美元.
拜尔斯道夫
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Beiersdorf AG）是一家公开上市的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制成品康采恩，总部设于德国汉堡. 其多数股份由所控股的持有.
历史
拜尔斯道夫由汉堡药剂师保罗·卡尔·拜尔斯道夫（Paul Carl Beiersdorf）在1882年成立，并在1890年由另一名药剂师兼企业家奥斯卡·特罗普洛维茨（Oscar Troplowitz）接管. 它源于保罗·卡尔·拜尔斯道夫在1882年3月28日所申请的一项专利——当时他开发了一种全新的藥用繃帶生产方式，而这个日期也因此被认为是拜尔斯道夫公司的成立日期.
1911年，特罗普洛维茨首次将一种稳定乳液制成的长效润肤霜以妮维雅的名称面世并投入市场，而此前他已经在1906年开始销售用这种乳液制成的肥皂.
2001年4月1日，独立子公司BSN医药（BSN medical）在汉堡成立. 作为拜尔斯道夫和史密斯-内菲尔公司（Smith & Nephew）的合资公司，BSN医药主要经营伤口护理、矫形外科、和静脉学的医疗用品业务. 截至至2004年，BSN医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3400名雇员（德国350名），销售总额5.04亿欧元，纯利7000万欧元. 2006年春天，BSN医药被投资公司蒙塔古私募基金（Montagu Private Equity）以10.3亿欧元的价格收购.
2003年拜尔斯道夫共享服务（Beiersdorf Shared Services GmbH，简称BBS）作为拜尔斯道夫的又一外判子公司成立，由拜尔斯道夫的资讯科技和会计部门重组而成. BBS作为一间独立的公司，主要负责拜尔斯道夫的网络资讯和会计业务，目前在汉堡总部拥有275名雇员，全球范围内则有350名.
自2006年10月1日起伯恩哈德·杜特曼（Bernhard Düttmann）成为拜尔斯道夫的财务总监 ，此前他一直担任拜尔斯道夫另一全资子公司德莎胶带公司的财务总监.
2008年12月22日，拜尔斯道夫成为德国DAX指数的成分公司. 2010年9月，宝洁公司再度宣布有意收购拜尔斯道夫，但通过马克西恩维斯特控股拜尔斯道夫50.46%股权的赫兹家族却对可能的售股交易表示了反对（其原因由於亞洲總部位於沙田利豐中心），声明将继续长期持有这部分股权.
2019年5月14日拜爾斯道夫以5.5億美元收購拜耳旗下防曬品牌Coppertone
集团结构
拜尔斯道夫是众多美容产品和品牌的生产商，包括妮维雅、拉贝罗（Labello）、汉斯普拉斯特（Hansaplast）、优色林（Eucerin）、芙蕾蓉娜（Florena）、8x4、阿特里克斯（atrix）、和德莎. 此外拜尔斯道夫也生产一些个人护理产品，如芭西施（Basis PH）、多宝杜诗（Doppel Dusch）和加蒙（Gammon）等. La prairie莱珀妮是拜尔斯道夫收购的瑞士奢侈品护肤品牌.
2010年12月拜尔斯道夫宣布，公司根据新的品牌战略，将护发品牌柔美娜（Juvena）和玛蕾丝·默勒（Marlies Möller）从公司分开，目前这两个品牌由奥地利化妆品公司特洛尔（Troll Cosmetics）运作.
拜尔斯道夫的总部设于汉堡，在其他德国城市如巴登巴登、柏林、埃默里希、汉诺威、海特斯海姆、奥芬堡和瓦尔德海姆也设有工厂. 维也纳则作为中欧和东欧的区域总部所在地.
中國业务
拜尔斯道夫于1930年便开始在中国销售蓝色鐵盒装的妮维雅润肤霜，当时的译名为“能维雅”. 1994年6月8日，拜尔斯道夫在中国的首间公司、其与上海飞妮丝工贸公司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01年2月由拜尔斯道夫独资持有.
2007年10月18日，拜尔斯道夫以3.17亿欧元（约合35亿元人民币）购入丝宝集团旗下丝宝日化85％的股份（包括舒蕾、风影、顺爽3个洗发用品品牌及美发用品品牌美涛），成为继宝洁和联合利华后在中国的第三大洗发护发用品生产商.
市川準
市川準（），日本電影導演與電視廣告導演. 他本名市川純，出身於日本東京都府中市. 一開始是電視廣告導演，後來在1987年開始拍攝《醜女》（BU・SU）之後就成為電影導演，並努力將廣泛的議題放入其許多作品之中.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改編於村上春樹小說作品的《東尼瀧谷》（2004年發行）. 2008年9月18日晚在用膳期間突然暈倒，送院搶救無效，延至2008年9月19日凌晨逝世，終年59歲，據報道，他因腦出血致命
生平
市川準於聖保祿學園高等學校（聖パウロ学園高等学校）畢業之後，以畫家為志向地反覆參加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繪畫科的入學考試. 1975年加入電視廣告製作公司成為電視廣告演出家，1981年離開公司之後就獨立的運作，1983年創立市川準事務所. 他著名的電視廣告作品包括〈禁菸廣告〉（禁煙パイポ）、〈Gun TENCE〉（タンスにゴン，金鳥）、〈荏原烤肉醬〉（エバラ焼肉のたれ）、〈養樂多Tough Man〉（ヤクルトタフマン）、〈DODA〉（デューダ）等等.
松井石根
松井出生於名古屋，參加過日俄戰爭. 1906年自陸軍大學校畢業後不久志願執行駐外任務. 隨著松井軍階的提昇，他成為日本陸軍中最重要的中國通之一，也是亞洲主義的積極倡導者，特別是在成立頗具影響力的「大亞細亞協會」中具有關鍵作用.
1935年，松井從軍中退役，但由於1937年中國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於8月再度被召回現役，指揮部隊參加了淞滬會戰. 日軍獲勝後，松井說服日軍大本營繼續進攻中國首都南京. 12月13日，松井指揮的部隊在當地對中国军队俘虏和平民展開了大屠殺. 松井在屠殺事件中的責任比重尚有爭議，如其本人對屠殺了解的程度、患病無法掌握部隊、部屬自行其是等.
1938年，松井因為南京戰役的緣故被解除華中方面軍司令職務，召回國內. 日本戰敗後，松井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犯有戰爭罪，並被處以絞刑. 1978年，松井與其他被定罪的戰犯被奉入靖國神社內，此舉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家庭背景
松井石根的祖先曾經當過的城主，在桶狭间之战中阵亡. 松井石根的父亲叫松井武國（🇯🇵）是原尾張藩武士，其名字中的来自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因为松井石根的祖父曾经当过和町奉行，热爱水户学，遂给儿子以水户黄门真名中的则天新字“圀”命名.
早年與從軍：1878年至1906年
松井石根於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名古屋，是松井武國的第六個兒子，家境貧困. 在完成小學畢業後，父母要求松井繼續升學，但他不願使家裡經濟負擔更為沉重，因此儘管他身形矮小瘦弱，依舊選擇從軍. 因為在當時的日本，軍校收取的學費最低（一說免費）. 1893年，松井入學陸軍幼年學校，1896年畢業後又就讀陆军士官学校. 松井是優秀的學生，在1897年11月畢業時為班上排名第二名，與他同期的還有未來的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本莊繁和荒木貞夫等人.
1901年，松井被陸軍大學錄取，這是一所精英機構，每年只招收約10％的申請者入學. 1904年2月，松井因日俄戰爭爆發而中斷學業，被派往海外的滿洲戰場（中國東北）擔任步兵第6联队中隊長. 在辽阳会战（首山堡戰役）中，松井的大腿被射穿，聯隊隊員也幾乎被全殲. 戰後，松井繼續完成陸軍大學的學業，於1906年11月畢業. 他的弟弟也是陆军军人，曾任张作霖的顾问，官至中将.
「中國通」：1906年至1931年
松井對中華文化有著終生興趣. 他的父親也是一名研究中國古籍的漢學家，他自己也在軍校學習了漢語，對於漢詩、書法也頗有根底. 松井還是同鄉的大陸浪人、亞洲主義軍官——荒尾精的狂熱崇拜者. 荒尾主張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應在日本的霸權領導下建立緊密的貿易和商業夥伴關係、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此一思想融入了松井的世界觀中. 陸軍大學校畢業後，松井立即申請執行駐外任務，當時駐華職務並不受歡迎，除了松井外也僅一名軍官提出申請，但他宣稱自己將成為「第二個荒尾精」.
起初，參謀本部派遣松井駐於法國，到了1907年他才如願被派往中國，擔任駐外武官的副官，進行情報任務. 松井於1907年至1911年間在中國工作，1915年至1919年則轉駐上海. 1921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再任駐海參崴參謀軍官. 1922年至1924年，松井再度回到中國，擔任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顧問，同時兼任「哈爾濱特務機關」機關長，為關東軍做了大量情報工作. 由於在中國服役的豐富經歷，松井被公認是日本陸軍最重要的「中國通」之一，他對中國事物與詩歌的熱愛也在軍中廣為人知. 因職務所需，松井時常往返中國各地，這使他結交許多中國軍政界的朋友，例如他和孫中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也在1907年為當時留學於日本的蔣中正當了租屋的擔保人.
松井在軍中晉升迅速，1923年時便獲得了少將軍銜. 1925年至1928年間，任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門）部長，他是第一位被擔任該職位的「中國通」，並對往後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身為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松井一直是蔣中正的堅定支持者，後者試圖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並在他的領導下統一國家，因此發起「北伐」，而松井則希望能透過蔣中正，使中國與日本建立強大的伙伴關係，共同抵制共產主義和西方國家對亞洲的影響力. 然而，松井的期望被一系列的危機阻礙，日本政府根據其建議，在1928年蔣中正「北伐」時向中國濟南市派兵保護日本僑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但日軍最終仍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引發「濟南慘案」. 松井前往濟南嘗試調解，但事情還尚未落幕，日本關東軍軍官河本大作大尉又用炸彈炸死了張作霖，是為「皇姑屯事件」. 曾為張作霖支持者的松井又立即奔赴滿洲，主張應嚴懲河本，但最後不了了之.
1928年12月，松井離開了情報部門主管的職務，開始為期一年的歐洲考察之旅. 松井對法國和中國都很感興趣，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在法國本土和法屬印度支那都為日軍做了大量工作.
亞洲主義運動：1931年至1937年
1931年9月，關東軍入侵中國東北，是為「九一八事變」，中日關係迅速惡化. 當時松井已回國受命指揮第11師團，但年底他又以陸軍全權代表的身份被外派至瑞士日內瓦參加. 起初松井的態度是譴責發此本次入侵行動的軍官，但他也同樣被向「國際聯盟」告發、譴責日本的中國代表所刺激，在松井來看，西方列強和國際聯盟試圖故意挑起中日衝突，認為日軍的侵略反使3000萬的滿洲人得以獲得「解脫」（他稱此為「帝國的同情和誠意」），而亞洲其他地區則應成立所謂的「亞洲同盟」，「應向有著中國的4億人民提供我們在滿洲給予的相同幫助和同情」.
1932年末，松井返回日本，前往東京拜訪一個名為「泛亞研究小組辦公室」的智庫組織，提出將其擴展為國際群眾運動的構想，獲得了認可後，松井便於隔年3月將此研究小組重新命名為「大亞細亞協會」（大亜細亜協會），主張將促進「亞洲人民的統一、解放和獨立」，歷史學家評價其為「在1933年至1945年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主義宣傳組織」. 松井以此在日本國內外積極宣傳「亞洲同盟」理念，協會出版的著作也廣受日本軍政界精英人士閱讀.
1933年8月，松井被派往台灣受命指揮「台灣軍」，同年10月20日，松井晉升陸軍最高軍階——大將. 在台灣期間，松井也在當地建立了「大亞細亞協會」的支部，擔任榮譽顧問. 1934年8月，松井返回日本，成為軍事參議院成員. 與此同時，中日關係繼續惡化，松井也逐漸與自己擔任情報部門主管時努力扶持的蔣中正國民政府疏遠. 在1933年發布的「大亞細亞協會」第一期官方公報中，松井抨擊中國領袖的親西方態度「出賣了中國本身、背叛了亞洲」，後來他還被由永田鐵山少將所領導、以參謀本部的數名軍官組成、主張以武力推翻蔣中正的「統制派」所吸引. 1935年8月，松井的軍旅生涯於突然結束，永田被對立的「皇道派」成員刺殺，是為「相澤事件」. 松井對日本陸軍的派系鬥爭感到厭倦，因而決定對此事負責（亦有稱其捲入而不得不引咎辭職），退出現役、編入預備役.
預備役的身份使松井有更多的時間可去推行他的亞洲主義計畫. 1935年10月至12月期間，他遊歷了中國的各大都市和日本於中國東北建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向中國的政商名流講述亞洲主義，並在天津設立了新的「大亞細亞協會」支部. 1935年12月，松井返日，當上「大亞細亞協會」主席. 1936年2月至3月，在中日關係已呈緊張之勢的背景下，松井二度前往中國，這次則是在政府贊助下、旨在開展中日友好關係的行訪. 松井先是在2月底經由台灣前往廣州，與國民黨右派的胡漢民、桂系軍閥領導人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等見面，但會談並未實質解決任何問題. 3月12日，松井抵達南京，先與中國外交部長張群會談，之後於24日與蔣中正會面，先是提出日本可協助南京中央與桂系矛盾的「西南問題」，蔣未置可否，之後松井又提出要中國承認滿洲國，但蔣斷然拒絕. 兩人雖在諸多議題上找不到共通點，但在反共的意識形態方面有著合作的空間，松井離去時也堅信這將成為未來中日合作的基礎. 然而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後，蔣中正同意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抗日陣線，這使松井感到自己被蔣中正所背叛.
上海戰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 起初戰事僅限於華北地區，然而在8月擴展到上海一帶. 日本政府決定增援兩個師團登陸上海，與原有單位編制為「上海派遣軍」. 由於現役官兵人數不足，參謀本部徵召了預備役，松井便於8月15日正式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 關於參謀本部選擇松井的原因尚不明朗，但他作為「中國通」的聲譽可能是其主因. 日本歷史學者秦郁彥認為，一旦日軍控制了上海，參謀本部便將與中方談和，而松井有著與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係和友誼，因此被認為是理想的談判人選. 松井也自稱其使命是「使中國人民認識到日本軍隊是中國的真正朋友」，並說道：「我是帶著安撫自家兄弟的心態來到前線，而不是來跟敵人戰鬥的」.
在乘船前往上海戰區期間，松井採納了海軍制定的計劃，預計將「上海派遣軍」分別派至上海北部的兩個登陸點——吳淞和川沙口，前者直接進攻上海，後者則用於包圍中國軍隊. 8月23日，松井在旗艦「由良号」轻巡洋舰上監督登陸作業. 起初的登陸進展順利，但隨著陸上戰鬥逐漸白熱化，傷亡人數也相應增加. 松井不認為自軍有足夠的兵力可達成目標，因此不斷向大本營尋求更多的增援. 9月10日，松井本人也抵達上海，當天陸軍參謀本部告知他將獲得另外三個師團的增援. 然而儘管日軍如此增援，仍不足以擊退國軍. 10月初，松井誤判國軍將撤出上海，下令日軍步兵對後者陣地進行集中突擊，期望在11月之前結束戰事. 然而「上海派遣軍」未能突破南翔和吳淞江一線的國軍防線. 直到11月5日，由柳川平助中將率領的第10軍於上海以南登陸，戰場局勢逆轉，才迫使國軍匆忙撤退. 11月26日，日軍佔領上海.
上海戰役對中國百姓造成了傷害，而松井本人對中國難民的困境頗為關心，於10月下令改善中國難民營的生活條件，還捐贈了1萬美元給法國神父饶家驹，以協助後者建立保護上海平民的「安全區」（即南市難民區）.
南京大屠殺
11月7日，松井被任命為由「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合併而成的「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並繼續兼任指揮「上海派遣軍」至12月2日由朝香宮鳩彥王接任. 至此，參謀本部仍希望對局勢有所控制，因此在創建「華中方面軍」的同時，還制定了一條「制令線」限制行動，命令部隊禁止離開上海一帶. 然而，實際上松井早有進攻至上海以西300公里的中國首都——南京的想法. 早在7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松井就便在一次演講中表示「迅速拿下南京……將說服中國公眾摒棄蔣介石，將他們的命運託付給日本的領導人」；8月17日受裕仁天皇召見時，松井同樣說：「別無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蔣介石政權，這就是我必須完成的使命」；8月19日，在準備離開日本、開往上海前線前，松井同樣向前來送行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告知：「本次無論如何都要打到南京去，使國民政府屈服，這是膺懲支那的特殊使命決定的」. 松井還認為自己將能在中國組建新政府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他的構想裡，這將是一個更能維護日本和中國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 日本歷史學家則指出，松井此時的年齡已經偏高（59歲）、軍歷又默默無聞，因此迫切地希望能在這最後一次的戰鬥中建立顯赫的戰功，如攻佔中國首都.
11月19日，柳川的第10軍越過了「制令線」，開始朝南京挺進. 有資料稱松井曾為抑制柳川而採取一些措施，但他還是向大本營力陳進攻南京. 12月1日，陸軍參謀本部批准攻取南京的命令，但當時日軍大多部隊都已越界. 儘管松井已達到爭取到攻擊南京的目的，但因為知道麾下部隊因為上海的戰鬥已十分疲倦，因此他決定採取謹慎的作法，估計用兩個月的時間來緩慢攻取南京. 然而松井的部下拒絕共同行動，反而相互競逐誰能第一個攻抵南京. 松井發現自己的部隊已遠遠超過表定的作戰目標後，只得修改計畫. 12月7日，松井將指揮所從上海轉移到更接近前線的蘇州，並於12月9日命令用飛機飛至南京上空灑下了「勸降書」. 由於此時國軍已決定保衛南京，並未回應松井. 次日，松井批准對南京的全面攻擊. 在南京北面山區，由於松井試圖保護當地的歷史遺跡——中山陵和明孝陵，「華中方面軍」被禁止使用火砲攻擊，在當地遭受了重大傷亡. 南京的國軍守備部隊在日軍猛攻下不久便崩潰，但並無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而是拋下軍服和武器混入南京市民中. 12月12日凌晨，日軍佔領了南京，開始殺害戰俘，並在市內大規模隨機殺人、搶劫和強姦民女，這些暴行後來被統稱為「南京大屠殺」. 關於松井在「南京大屠殺」中扮演何種角色極具爭議性，在日本有關他生平的文獻也大多集中在本事件，有些觀點主張松井不應為南京大屠殺所負責，包括：一、他無法完全控制部屬——對其大多數年輕且性急的部下而言，松井只是個從預備役調回的老將、沒過多久就會再度退出現役，其發出的軍令也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尊重；二、生病無法完全指揮行動——12月5日至12月12日期間，松井曾因瘧疾發作（11月4日即首度出現症狀）、時常臥床不起，只能從病床上發出命令；三、松井與他的方面軍幕僚曾特別注意確保他國家民眾生命與財產不會受到傷害，以免造成國際紛爭，而也因為其麾下部隊有許多是紀律很差的預備役人員，松井認為自軍在進入南京城內時很可能會發生違紀事件，因此在12月7日向所有單位頒布的作戰命令中加入《》，指示每個師只準一個聯隊進入城內，以盡可能減少日軍與中國平民的接觸，還曾警告下屬，若犯有掠奪或縱火等行為將受到嚴懲.
然而，松井並未在《南京城攻略要領》中規範應如何處置中國戰俘，加之其於12月14日決定在17日為南京戰役的勝利舉行盛大的入城式，更進一步促使日軍屠殺中國軍民. 當時他在南京的部隊還在四處搜羅躲在城內的國軍士兵，且沒有設施能容納這些戰俘，在松井已敲定入城式日期的情況下，他的部下選擇將所有抓獲的俘虜全部處決. 此外，根據日本方面的說詞，由於南京城外大多建築物和民宅都被中國軍隊焚毀，使日軍無處可住，因此松井的部下決定讓全軍官兵都開進城內. 因此，松井的命令不但沒有被確切執行，日軍在南京城內展開的屠殺也大多發生在入城式前幾天，而「松井不應為屠殺負責」的說法也受到一些史學家的分析與駁斥（見下節）.
12月17日，松井在大型的勝利遊行式上騎馬進入南京城. 12月22日，他離開南京前往上海，但有關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報告仍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繼續流入他的司令部. 1938年2月7日，松井返回南京，進行為期兩天的視察工作，他召集了包括朝香宮和柳川在內的下級指揮官，對未能防止「過去50天內發生的一系列惡性事件」表示不滿.
離華
日軍攻下南京後，國民政府並未如松井所預測求和，中日依舊維持戰爭狀態. 松井在回到上海後不久開始策劃在徐州和浙江等地展開新的軍事行動. 1938年1至2月，松井還另外在華中地區組織新的中國政府，希望以此取代蒋中正的國民政府，儘管他後來還未完成這項工作便離華，該政權仍於1938年3月成立，名為「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與松井設想的相反，日軍參謀本部此時對於在中國扶持新政府的計劃產生了興趣，因此拒絕批准任何新作戰. 時至2月初，松井甚至考慮以自殺的手段來抗議參謀本部「缺乏進取心」.
事實上，參謀本部早就想撤除松井的職務.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傳到了日本政府，參謀本部的一些人指責松井的危機處理失當，使日本在國際上處於尷尬的局面，還有人希望松井因此被送上軍事法庭，但日本政府並未僅因南京大屠殺而解除松井的職務. 外相對松井在成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後發表的反西方言論感到不滿，如後者不承認上海租界的中立性，參謀本部也擔憂松井是否會與下屬指揮官發生嚴重的性格衝突. 2月10日，參謀本部的代表對松井表達懊惱與失望之意，並通知其即將被解職，由畑俊六大將接任，杉山元後來告訴畑俊六，松井與下屬無法相互協調和合作是他被解職的主因.
參謀本部後來沒有懲罰松井，但也確實重整了中國戰場的日軍指揮體系，松井只是被解職的八十名高級將領之一，這些人裡也包括了朝香宮和柳川，他們兩人同時被召回日本.
退役生活：1938年至1946年
1938年2月21日，松井從上海出發，於2月23日返回日本. 儘管他返日的時間地點一直被軍方保密，但還是被記者得知，松井一回國就受到日本民眾夾道歡迎. 之後幾年，松井在靜岡縣熱海買了新房子，從那時至1946年一直過著冬季住熱海、夏季住山中湖老屋的生活.
戰爭期間，松井一直活躍於亞洲主義運動. 雖然「大亞細亞協會」在1942年至1945年間多次重組，但松井一直擔任該組織的會長或副會長. 隨著日本在1941年12月挑起太平洋戰爭、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松井強烈主張日本應在新佔領的土地上推廣獨立運動、組成亞洲各個新國家的聯盟來對抗同盟國. 1943年6月至8月，松井展開亞洲巡迴之旅，出訪中國、中南半島、新加坡、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地，到處推廣他的構想，在中國與新加坡分別會見了汪精衛與印度國民軍總司令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他還在中南半島引發了一次外交事件，當時該地依舊名義上隸屬法國的殖民統治，但松井卻在當地發表演講，主張中南半島應獲得完全的獨立. 松井的這些活動對後來成立與鞏固「大東亞共榮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後者也是他一生都在追求、旨在對抗西方的「亞洲聯盟」理想的頂點.
除了「大亞細亞協會」外，松井還在整個戰爭期間擔任成立於1942年2月的極端反西方、反猶太組織——「思想國防協會」（思想国防協会）會長，支持日本繼續遂行戰爭. 1945年，盟軍展開收復菲律賓的行動時，松井在廣播中宣稱日本「即使東京化為灰燼」也「永遠不會從菲律賓撤出」. 不久之後，他還計劃在8月20日發表演講，反對任何形式的投降. 儘管如此，1945年8月15日，松井還是在熱海的家中聽到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不久之後，盟軍佔領了日本. 11月19日，駐日盟軍總司部以涉嫌戰爭罪為由向松井發出逮捕令. 松井當時患有肺炎，直到3月才康復. 收監前，松井設宴款待親友，在會上稱：「我肯定是活不成了. 即使死，我也希望自己是振興亞洲而死，成為人中豪傑. 真不想讓世人認為我是因為虐殺中國人而死. 」，之後他要求妻子收養長期服侍他們的女傭久江為養女，並和他一樣從神道教改信佛教. 1946年3月6日，松井被收入東京的巢鴨監獄.
受審與處決：1946年至1948年
同盟國為審理日本戰爭罪犯而設置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為「東京審判」. 1946年4月29日，法庭起訴包括松井在內的28名嫌疑人，檢方指控松井犯有A級戰爭罪行「破壞和平罪」（通稱「甲級戰犯」），認為其參與了對其他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以及還犯有B級（通稱「乙級戰犯」）與C級戰爭罪（通稱「丙級戰犯」），主張其應對1937年至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負責，共起訴第1、第27、第29、第31、第32、第35、第36、第54和第55項罪狀. 在收監前，松井曾告訴朋友，他不但要為自己，還要為日軍的全部戰時行為辯護. 松井在法庭上堅稱日本只是在抵禦外國勢力的侵略，之所以發動戰爭也是為了將亞洲從西方帝國主義解放，松井還將对支戰爭其稱之為「亞洲家庭內的兄弟之爭」，並表示這場戰爭是「日本透過武力保護在支那的日本人，維護其陷入危機的權益，這不過是迫不得已的防衛手段. 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的忍耐後，痛打其年輕而又不聽話的弟弟一樣，這絕不是出於仇恨，而是為了促使其反省的愛之深的手段. 」
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松井承認他知道有個別士兵犯下強姦、搶劫和謀殺等罪行，但他堅決否認南京曾發生過任何大規模屠殺事件. 儘管如此，松井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主張自己對其部屬的犯罪行為負有「道德責任」，但拒絕自己需承擔「法律責任」，聲稱個人的犯罪行為應由各師團的憲兵隊負責，而非方面軍司令. 然而，松井又表示自己曾敦促任何違法者將受到嚴厲懲罰，檢方很快便指出此項聲明即表示已承認自己負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責任. 最終法庭除了第55項罪狀，其餘者皆判處無罪，包括與A級戰爭罪行有關的所有指控，也否決了以松井在「大亞細亞協會」的會員資格作為他參與侵略戰爭「證據」之指控.
松井與廣田是唯兩位僅因第55罪狀而被判處死刑者，其判決理由為在日軍佔領南京的六週內造成20萬中國平民與俘虜的死亡. 至於因另案被判處死刑的武藤章曾在大屠殺期間擔任松井的副參謀長，但因其是松井的「下屬」，被判定對該事件「不具備阻止的手段」，因此在南京大屠殺的部份被判處無罪. 松井為東京審判中為南京大屠殺「不作為責任者」的野戰指揮官代表，廣田則代表日本政府. 日本歷史學家戶谷由麻評論，松井的判決是「國際法史上最早的一個指揮責任的案例」. 12月19日，松井向監獄的教誨師表達對南京大屠殺與下屬的不滿，並將這些暴行歸咎於日軍在日俄戰爭後道德衰落，松井說道：
1948年12月22日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執行死刑，松井作為最年長者，被死刑犯們要求帶頭向皇居方向行禮、大喊三聲「萬歲」，接著眾人便前往絞刑架，松井與東條英機、武藤章和土肥原賢二為第一批受刑人. 1948年12月23日清晨0時1分30秒，執行官開動了絞刑架下的踏台，松井受絞11分30秒後斷氣. 松井死後，遺體被送往橫濱久保山的火葬場火化，美軍將其骨灰裝箱扔入東京灣內，以防有人以此立碑紀念. 然而，現場還留有少量骨灰，美軍將其收集至一水泥製件坑內，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將此告訴小磯國昭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後者於1948年12月16日穿越美軍的封鎖，將剩餘骨灰收集取走，送入松井建造的觀音堂內存放. 1978年，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將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處決、包括松井在內的七名甲級戰犯秘密合祀，而此事在1979年4月19日被《朝日新闻》 報導，引起了日本和國際上的巨大爭議.
松井與南京大屠殺關係之分析
松井石根於「南京大屠殺」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歷史學者的爭議焦點，日本有些人士對其表示同情，將其稱作受到不公正的審判、被求處過於嚴厲的死刑、或法庭並未認真審理所有大屠殺的參與者，而選擇松井作為唯一的責任承擔者. 不僅大屠殺「否定派」論者主張「松井大將無罪論」，肯定南京大屠殺為客觀事實的「大屠殺派」學者也對松井抱有一定的同情態度，如洞富雄就認為「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殺俘虜、殘兵敗卒和普通百姓施加暴行的人. 他力圖阻止這種行為，那也是事實」，「松井大將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被追究其為最高司令官應對部下的這種行為負責，判處了絞刑. 我認為，這雖實屬不幸，卻也出於無奈」. 美國《生活》雜誌記者在著作《》中則表示松井石根承擔罪責「這真是對浩劫的莫大嘲諷」.
然而也有學者分析有關資料，認為松井確實並無「可訴之冤」，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也確實對軍紀方面的管控瀆職. 一橋大學榮譽教授認為松井犯了六個主要錯誤，進而導致了「南京大屠殺」：一、堅持在沒有足夠後勤支援的情況下進攻南京，使其部隊主要只能靠掠奪維持. 二、並未制定保障中國戰俘安全的政策. 三、允許過多的士兵進入南京市內. 四、沒有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充分合作. 五、堅持盡快舉行勝利入城式，這使其下屬指揮軍事行動時趨於迅速而殘忍. 六、把太多時間用在政治謀略上，忽視了軍事指揮官的職責.
《戰中日記》的虛實
松井石根在中日戰爭留下了大篇日記，成了日後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常被引用的文獻. 松井「大亞細亞協會」原職員田中正明將其彙編，於1985年5月由日本芙蓉書房出版，書名為《松井大將戰中日記》（松井石根大将の陣中日誌），通稱《戰中日記》，將其稱作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一級史料」，然而《戰中日記》被學者揭露遭田中大量篡改，意圖使松井在南京大屠殺的責任、南京大屠殺的規模等相當程度地減小.
首都師範大學研究員李松林專門撰文指出田中修改之事實，並舉三點：一、《戰中日記》12月14日的原記載為：「進入南京城之兩軍所屬師團掃蕩城內牌回於各處的散兵游勇達數萬之眾」，但田中將「數萬」改為「數千」，將死亡人數下修，企圖以此作為突破口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 二、將原本11月30日松井在上海接受兩位通訊員感謝其保護外國權益的內容改為12月23日的日記上，營造出松井在南京治安處置得當、並未有發生大屠殺的場景. 三、為扭曲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將《戰中日記》原著內容與自己撰寫的否定說著作《「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南京虐殺の虚構）相互矛盾處刪去，如刪去原文的「軍紀風紀之鬆懈」一句、刪去陸軍人事局長阿南惟幾少將調查南京大屠殺後對松井的批評等等.
田中所編的戰中日記出版後受到日本國內外多人的批評，《中央公論》社的《歷史與人物》雜誌總編輯橫山惠一經過與原文的對比，指出田中對原文做了900多處的修改. 對此，田中聲明自己在編撰《戰中日記》時因為生病而在醫院進行校對工作，而為了趕上5月份緬懷松井的會議時出版，因此「在匆忙中出了差錯」，並自稱不知道外交部的外交史料館還存有戰中日記原文.
松井的生病與權力問題
東京審判期間，松井的病情曾被作為其屠殺責任歸屬的依據而被提出，印度代表的審判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對此相當重視，認為這使松井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責任也因此有限，但其意見被其他多數法官否決. 田中正明也以這生病問題為由，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中主張松井在蘇州病倒，但還堅持為南京的安定而操勞. 中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研究員劉燕軍對此指出，就在田中聲稱松井發高燒的12月8日當天，後者還下令向南京空投勸降書，而這份勸降書還有岡田尚作證，曾經由「最高指揮官」審閱中文譯稿. 這位審閱者即是松井，病情若如此嚴重豈能進行審閱工作？且連田中自己都承認松井在病情最嚴重的12月11日與12日，都能在病床上批示文件、發布命令，因此基於上述，松井並未因為病情而中斷了對部隊的控制. 此外，據松井戰時日記之敘述，他12月14日就退燒，身體也恢復得很快——15日得以見蘇州自治委員會會長、16日去泡湯、17日騎馬出席入城式、19日還帶領幾位參謀拜訪了諸如清涼山和北極閣等景點，且就算松井的病情真的有對指揮造成影響，他在病癒的17日後也並未做出任何措施來阻止暴行繼續發展——當天日軍便在煤炭港對3000名中國軍民集體屠殺.
马里奥·耶佩斯
马里奥·阿尔伯托·耶佩斯·迪亚斯（Mario Alberto Yepes Díaz）（1976年1月13日-），是一名哥伦比亚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后卫，2010年夏天他以34岁高龄自由转会加盟意甲巨人AC米兰.
松井石根
松井的生病與權力問題
另外一個觀點是如田中指出，松井並未有完全控制部下的權力，依照其說法，「華中方面軍」為「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的合併機構，但其幕僚組織有限，松井並無直接監督和管理兩個主要的下屬單位的能力. 劉燕軍對此同樣予以駁斥，認為松井在日本陸軍中有相當久的資歷，既是當時軍界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也深受天皇器重，即便當時他已經退役，還是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也正因為具備威望才能又出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職務. 在入城式隔日，松井主持慰靈祭，在祭典即將結束時他突然流淚，對部下訓斥：「你們奮力苦戰，使皇威增輝，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舉掃地」，洞富雄對此場景寫道：「松井大將之悲痛萬分的訓誡，一般官兵將它當作耳邊風」，「師團長哈哈大笑，嘲笑松井的訓誡」，但松井依舊在入城式上因第16師團最早進入南京而表揚了師長谷壽夫，1938年1月又與其共進晚餐「以示慰勞」. 除此之外，劉燕軍也指出一個明顯表現出與「松井無權說」矛盾的例子——1937年12月下旬，日軍官兵搶劫了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汽車，當時松井人在上海，但一聽聞此事即做了迅速有效的處理. 劉燕軍表示，究其原因也就是因為美國是強國，松井石根為避免引起外交糾紛而對此很重視，但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松井對部下屠殺中國人的暴行除了理解外根本不可能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是否得知暴行？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張連紅認為，自淞滬戰役結束後，日軍在進攻南京時已面臨到後勤不足的窘境，日本參謀本部於11月20日發出命令，指示第10軍「部隊為求得補給，應盡量利用現地物資」，在當時環境相當於指使日軍進行公開搶劫，但松井對此予以默認，而後這類行為蔓延到了整支部隊. 在12月7日發布的《南京城攻略要領》中，松井規範：「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當局留守城中，則勸其開城以和平佔領，爾後，各師團分別由經過挑選的一個步兵大隊（12月9日改為三個大隊）為基幹，率先進城，分區對城內進行掃蕩；二、若敵之殘兵仍憑藉城牆負隅抵抗，則以抵達戰場之所有砲兵實施砲擊，以奪占城牆. 爾後，各師團以一個步兵聯隊為基幹進城掃蕩……」這項軍令被認為使日軍的一切行為有了以「掃蕩」的名義將抵抗的中國人「剷除淨盡」的根據. 「慰靈祭」上的斥責也表明松井完全知道南京城內發生的日軍暴行.
「上海派遣軍」前參謀長在「東京審判」中作證時，稱松井在進入城市後不久就被告知「發生了一些掠奪和暴行的情況」，後者在自己的野戰日記中也提及了自己被告知日軍犯下的強姦與掠奪等暴行，並在上面註記：「事實上，有些此類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後來日本外相派人調查屠殺情事，松井也承認發生了一些罪行，並指責他的下屬違反他的命令，允許太多士兵進入市內. 戰後松井的副官角良晴則聲稱，就在松井佔領南京後不久，其部屬下令處決中國戰俘，而松井一聽到這消息就立刻試圖阻止. 然而，經歷史學家考證，角的證詞有著大量錯誤之處.
马里奥·耶佩斯
俱乐部生涯
2010年3月份切沃俱乐部就确认耶佩斯不会同球队续约自由加盟豪门球队AC米兰. 7月1日米兰俱乐部副主席加利亚尼宣布耶佩斯作为法瓦利的代替者正式加盟球队. 2011年10月23日，耶佩斯在AC米兰客场挑战莱切的比赛中头球顶入其加盟AC米兰后的首粒进球，帮助球队在上半场三球落后的情况下3-4实现大逆转取胜.
田巿
田巿 （），秦末軍事人物，秦末齐国人，田儋的儿子，原田齐公族，秦末民變時的六國群雄之一.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秦少府章邯於臨濟擊殺齐王田儋，田建的弟弟田假自立為王. 田儋的从弟田榮起兵，驅逐田假，田假逃亡楚国.
八月，田榮立田巿为齐王，要求楚国殺田假，楚後懷王不理，所以田荣與楚國結怨，没有随项羽入关中，只有副将田都、齐王田建的孙子田安叛齐，随项羽入关中. 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封田都为齐王（临淄王）、田安为济北王、田巿为胶东王，不封田荣. 田荣不服，不让田巿离开临淄. 田巿害怕项羽怪罪，悄悄到了胶东.
汉王元年（前206年）六月，田榮率兵击杀田巿.
七一五事变
七一五-{}-事变（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武汉-{}-分共，或視之為「清党」的一個環節）爆发于1927年7月15日. 在中國國民黨進行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至1928年）時，原先採取「聯俄容共」的方針，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但在北伐期間，國民党內部就容納共產黨與否的問題，於1927年分成南京（蔣中正等領導）及武漢（汪兆銘等領導）兩个国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 武漢方面最初仍主張容共，其後與共產黨發生磨擦，再加上馮玉祥等軍事實力派人士的表態要求分共，汪兆銘乃於7月15日當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四一二事件之前的国共关系与汪精卫
虽然在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下，国共两黨进行合作，但由于两党对于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不一致等原因，从西山会议到中山舰事件，两党间一直存在摩擦.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使一部分原本支持国民政府的资本家的利益受损；而土地革命更是造成了国民革命军中一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将士的不满.
在此情形下国民党之中出现与共产党分袂的声音. 蒋中正等国民党右派主张尽早采用武力方式“清共”. 而对此有所觉察的国民党左派、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等决定拥举此前受排挤出国、而名义上在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出来对抗.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国，抵达被北伐军占领的上海. 4月3日蒋中正、李宗仁等人先后与其见面，劝说其以国府主席身份领导国民党分共；但汪精卫表示他“站在工农一边” ，主张暂且容共. 4月4日举行的国民党在沪高官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吴稚晖哀求汪精卫而下跪的场面，令人啼笑皆非. 在蒋中正等人的劝解下，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最后就4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纠纷一事达成几点共识： "会议依汪同志主张，望再暂时隐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以四中全会解决纠纷. 然在此会议召集前，依蒋同志之主张，采诸项应急之法.
然而，汪精卫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于4月5日与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声称国共将合作到底. 这份宣言激怒了反共的国民党人，吴稚晖更讥讽汪精卫要做“国民党的家长”. 当晚汪精卫离开上海，前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的武汉国民政府.
四一二事件和宁汉分裂
汪精卫以召集在汉的中央委员到南京开二届四中全会名义，於4月10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谭延闿等人会合. 他原本以为会议会正常举行，不料蒋中正联合了胡汉民、李济深等势力，於4月12日开始进行“清共”，并另行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 震怒之下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天，武汉召开群众大会，汪精卫发表演说，对蒋中正大加鞭挞. 宁汉正式分裂.
为避免武汉“东征”，李宗仁及部下应榆汉分别到江西和武汉，对汪精卫和汉方的实力派朱培德进行劝说. 宁汉双方得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继续北伐.
武汉内部的反共
武汉在四一二事变之后，国共关系仍甚为紧密，经常举行“国共联席会议”. 汉方辖区内工农运动也继续展开，但这些激起了一些国军将士，特别是地主或工商业出身的子弟不满. 5月21日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就已发动马日事变. 不久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也发动反共兵变. 虽然武汉国民政府对此明令讨伐，但在何键等人的偏袒下，没有实际效果. 许、夏两人转投南京，导致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了对湖北一部和湖南大部的控制. 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何键也公开反共，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武装.
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携一份《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五月指示）到达武汉. 出于信任，他把这份指示先拿给汪精卫看. 内容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 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汪精卫认为这几个指示会让国民党灭亡. 但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提出要苏俄提供1500万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援助. 其后汪精卫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宣泄不满，并要驱逐其回国.
冯玉祥反共
《五月指示》让汪精卫开始决定分共，但他希望能争取到宁汉之外的第三方冯玉祥的支持，从而达到分共制蒋的一箭双雕效果. 为此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派遣邓演达联络冯玉祥，於6月10日-6月12日与冯在郑州会晤. 会上，尽管汪精卫同意给予冯玉祥尽可能的实惠，但冯玉祥坚持汪精卫先行分共. 当时唐生智与张作霖在河南大战后元气大伤，而冯玉祥渔翁得利占领了河南，且在地理上接近湖北. 汪精卫只能迁就於冯玉祥.
不料冯玉祥另遣李鸣钟与蒋中正联络，并於6月19日与蒋在徐州另行会议. 比起武汉答应的一些虚职，蒋中正在财政上给予冯更多的实惠，且不强求一致对付汉方，令冯玉祥大为满意，乃至与蒋中正“相见恨晚”. 会后冯玉祥以两人名义发通电，要求武汉早日驱逐鲍罗廷，实行清党，完成北伐等等. 这使得武汉方面更加被动.
中共的对策
关于《五月指示》，中共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陈独秀刚看到它时，也认为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并回电报表示暂难执行. 这引来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不满. 6月30日中央扩大会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开始建议共产党员以“请假”方式脱离武汉国民政府.
7月4日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均主张暂不应执行这份指示. 但遭到了激进派的反对. 此外，陳獨秀與鮑羅廷又決定在兩湖地區停止工農運動，以重建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 共產國際認為陳獨秀、鮑羅廷以停止工農運動來換取在國民黨內苟存，是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急令鮑羅廷返俄國. 7月8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7月12日陈独秀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另组成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为首的五人小组领导全局（后加入瞿秋白）. 據學者張玉法所說，共產國際的目的是要中共「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 7月13日，中共发表宣言，正式退出国民政府，又責汪精衞是「公開贊助反革命」.
7月15日
当天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会议. 汪精卫在会上公开了《五月指示》，指责共产党的政策，但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 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抗议并退场. 会议最后针对中共的宣言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国民党和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予以停职. 但汪精卫亦表示无意采取暴力分共. 武漢政府更派員到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的個人身體自由. 在當天，汪精衞得知了7月13日中共發表的宣言，次日，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抨击共产党“破坏革命”，并将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一律停职.
在武漢政府分共的同時，又没有放弃讨蒋. 仍视蒋中正为“党国唯一的敌人”.
宁汉合流
汉方在分共的同时，并未放弃讨蒋. 而蒋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 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 ，终于逼迫蒋中正与胡汉民、张人杰等人决定下野. 李宗仁领衔发电庆祝汉方分共，当时蒋中正仅列名第四位. 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 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
真穗猪笼草
真穗猪笼草（学名：Nepenthes eustachya）是苏门答腊特有的热带食虫植物，存在于海拔1600米处. 其种加词“eustachya”来源于希腊语，“eu”意为“真实的”，“stachys”意为“穗”，指其总状花序结构.
植物学史
1858年，弗里德里希·安东·威廉·米克尔描述了真穗猪笼草. 1908年，约翰·缪尔黑德·麦克法兰在其专著《猪笼草科》中修订了猪笼草属，将真穗猪笼草保留为一个独立的物种.
B·H·丹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在其1928年发表的开创性专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猪笼草科植物》中认为真穗猪笼草实为翼状猪笼草（N. alata）的一个同物异名. 他写道：
仅记录到苏门答腊存在真穗猪笼草，麦克法兰仍进行了分类，并将其归入翼状猪笼草下. 在他的专著中，麦克法兰观察到翼状猪笼草的笼盖具有笼盖骨，而真穗猪笼草不具备；他将无笼盖骨的分类为无冠翼状猪笼草. 但除此外，这两个物种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特别是花序惊人的相似.
此外，B·H·丹瑟也将采至西马来西亚的“Ridley 16097”号标本归入了翼状猪笼草，进一步扩大了该物种的分布范围，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典型的翼状猪笼草不存于婆罗洲. 1999年，“Ridley 16097”号标本现在被认为是白猪笼草（N. alba）与本斯通猪笼草（N. benstonei）的混合标本.
随后，有大量的学者将真穗猪笼草并入翼状猪笼草，包括1973年仓田重夫 ，1986年罗斯朱迪·塔明（Rusjdi Tamin）和堀田满 ，1990年迈克·霍普金斯（Mike Hopkins）、里基·毛德（Ricky Maulder）和布鲁斯·萨蒙（Bruce Salmon） ，及1998年T. Sota、M. Mogi和K. Kato
真穗猪笼草的种加词“eustachya”曾在各文献中被多次拼错，其中包括奥托·施塔普夫在1886年将其错拼为“N. eustachys” ，及雅各布·海斯伯特·博尔拉吉（Jacob Gijsbert Boerlage）在1900年将其错拼为“N. eustachia”
形态特征
真穗猪笼草为藤本植物. 茎可长达5米，直径可达0.8厘米，呈圆柱形. 节间距可达12厘米.
真穗猪笼草的叶片革质，具柄，呈长圆形－披针形，可长达20厘米，宽至5厘米. 叶尖浑圆至微缺，偶尔略呈盾形. 叶柄呈管状，不下延，通常无翼. 叶柄约包住茎周长的一半. 中脉的两侧各有2至4条纵脉. 羽状脉斜发自中脉. 笼蔓可长达15厘米.
真穗猪笼草下位笼的下四分之一为卵形，其余上部为圆柱形，唇下略微扩大. 其可高达20厘米，宽至4厘米. 下位笼卵形部的内表面覆盖着消化腺. 笼翼缩小为一对隆起. 笼口为圆形，倾斜. 唇可宽达5毫米，内缘有不明显的唇齿. 内缘部分约占截面表面总长度的29%. 笼盖几乎为圆形，无附属物. 笼盖基部的后方有一根通常二裂的笼蔓尾，其可长达4毫米.
真穗猪笼草上位笼的大部分形态特征类似于下位笼. 体型通常更大，且捕虫笼上四分之一更接近于漏斗形.
真穗猪笼草的花序为总状花序. 总花梗可长达40厘米，花序轴可长达30厘米. 每个花梗带1至2朵花，无苞片. 萼片为披针形，可长达4毫米.
真穗猪笼草植株的稚嫩部覆盖着稀疏的白色毛被，大多易脱落. 植株的成熟部分无毛.
真穗猪笼草的茎和叶片为绿色. 捕虫笼为白色至浅粉色且带红色的斑点. 笼盖的下表面的颜色通常深于捕虫笼. 唇通常为黄色且具有红色的条纹.
生态关系
真穗猪笼草是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和西苏门答腊省特有的热带食虫植物. 其存在于实武牙至巴东高地（Padang Highlands）之间海拔0至1600米的地区.
真穗猪笼草的分布地靠近于其他许多的低地猪笼草，包括白环猪笼草（N. albomarginata）、苹果猪笼草（N. ampullaria）、小猪笼草（N. gracilis）、长叶猪笼草（N. longifolia）和苏门答腊猪笼草（N. sumatrana）. 已发现了真穗猪笼草与这些猪笼草的自然杂交种.
真穗猪笼草已被列入《200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保护状况为无危.
相关物种
真穗猪笼草与翼状猪笼草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 当马修·杰布和马丁·奇克将其恢复为独立的物种时，他们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由于翼状猪笼草的变异性极高，所以部分个体不可避免的会偏离马修·杰布和马丁·奇克的描述. 但总体上的形态差异似乎是稳定的，这也是将其鉴定为物种的根据所在.
真穗猪笼草表面上也相似于奇异猪笼草（N. mirabilis）. 它们的区别在于其下位笼，真穗猪笼草的下位笼无笼翼，基部侧芽的叶片边缘为流苏状，叶片革质，而奇异猪笼草为纸质.
查尔斯·克拉克注意到真穗猪笼草的上位笼具明显的球形基部，其可能类似于婆罗洲的圆盾猪笼草（N. clipeata）和新几内亚的克罗斯猪笼草（N. klossii）. 但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将这三个物种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其他共同点，并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地理隔离.
2001年，查尔斯·克拉克对来自苏门答腊岛和西马来西亚的猪笼草进行了分支系统学分析，共利用了70个形态特征. 真穗猪笼草被归入“第5分支”. 其显示真穗猪笼草与奇异猪笼草的相关性达72%，而真穗猪笼草与长叶猪笼草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为69%. 与其子类群莱佛士猪笼草和苏门答腊猪笼草的相关性为58%.
自然杂交种
真穗猪笼草和与其他许多同域分布的猪笼草物种之间都存在着自然杂交种. 包括白环猪笼草 、长叶猪笼草 、苹果猪笼草 、小猪笼草 和苏门答腊猪笼草.
真穗猪笼草与白环猪笼草的自然杂交种
白环猪笼草和真穗猪笼草混合分布于巴东高地和打巴奴里（Tapanuli）的许多地区. 它们之间的自然杂交种似乎也常见于西苏门答腊省的天普河（Tjampo）附近. 查尔斯·克拉克在其1998年发表的专著《苏门答腊岛与西马来西亚的猪笼草》中，有一张白环猪笼草与真穗猪笼草的自然杂交种的幼年植株照片，其由查尔斯·克拉克1998年拍摄于西苏门答腊省堪布山（Bukit Kambut）. 该自然杂交种生长于海拔900米的次生植被中，这些植被即包含真穗猪笼草. 之后，该分布地遭到破坏，但克拉克和特洛伊·戴维斯（Troy Davis）又在天普山（Bukit Tjampo）发现了大量分布. 其生长于该地海拔约750米的茂密蕨类植物丛中，包括芒萁（Dicranopteris linearis）和双扇蕨属（Dipteris sp.）蕨类.
白环猪笼草和真穗猪笼草的自然杂交种通常具有红色的叶片和捕虫笼. 其唇下也具有白环猪笼草特征性的白色环状绒毛. 与普通的真穗猪笼草一样，该自然杂交种的叶片也几乎完全无毛，叶柄具小叶柄，宽于白环猪笼草的叶柄. 尚未发现该自然杂交种的成熟植株，所以上位笼和花序的形态仍不清楚.
凱蒂蓮
-{T|k.d. lang}-
凱蒂蓮（k.d. lang，又譯kd朗，）是一名获过格莱美奖的加拿大女歌手和创作型歌手. 被授过加拿大勋章. 凱蒂蓮為一出櫃的女同性戀者.
早年经历
蓮原名凱瑟琳·道恩·蓮（Kathryn Dawn Lang），父母是Fred Lang和Audrey Lang. 当她九个月大的时候，全家迁往艾伯塔市Consort，她与三兄妹在这个加拿大草原上度过了童年.
在就读时，蓮开始对乡村音乐产生兴趣. 后来，她被的音乐及生平吸引住，并决定了最终成做名专业歌手的梦想. 1983年，蓮组建了一个翻唱乐团，名为The Reclines，意在向克萊恩致敬. 这个乐团的首张专辑是《Friday Dance Promenade》. 同年，她制作了一部行为艺术短片，内容是为一名叫做Barney Clark的退休的美国牙医的一个长达七个小时的人工心脏移植手术. 1984年，蓮发布《A Truly Western Experience》，得到大量好评，并引起遍及全国的关注.
蓮录制的多张专辑得到好评. 1985年，她获得朱诺奖最佳最有潜力女歌手奖. 在领奖时她身着婚纱，戏谑式地说了很多在将来她将要所做的一切，这样才叫做“最有潜力”. 她总共获得过八次朱诺奖.
1986年，她与田纳西纳什维尔的一家美国唱片公司Dave Edmunds签约，1987年出的唱片《Angel with a Lariat》得到的评价非常刻薄.
成名历程
1989年，羅伊·奧比森邀请蓮参与合作二重唱专辑《Crying》，该合集赢得了格莱美奖最佳乡村演唱合作奖. 这是她的音乐生涯的一次飞跃.
1990年，蓮在向科尔·波特致敬的专辑Red Hot + Blue中，翻唱了波特的〈So in Love〉，并拍摄MTV. 这张专辑旨在推动艾滋病研究与治疗.
1992年，蓮發表现代成人流行乐专辑《Ingénue》，其中流露出些许乡村音乐的痕迹；这张专辑收录了蓮最受欢迎的〈Constant Craving〉. 这首歌带来数百万的销量，还有大量尖锐的评论，赢得格莱美奖最佳流行音乐表演女歌手奖项. 同张专辑的〈Miss Chatelaine〉也入选前十. 这首Salsa风格的歌很具讽刺意味：Chatelaine是一本加拿大女性杂志，曾经评选蓮为“年度女性”. 这首歌的MTV表现了蓮在Lawrence Welk节目中艳丽的柔色和大量的泡泡中间略带怀旧情怀夸张地表现其女性特征的镜头.
1993年，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葛斯·范·桑完成电影《》的背景音乐. 蓮为1997年改编的电影《》翻唱了歌曲〈Skylark〉. 詹姆斯·龐德系列电影《新铁金刚之明日帝国》的片尾歌〈Surrender〉由蓮演唱，此歌由詹姆斯·龐德电影作曲者David Arnold发布在他的专辑《Shaken and Stirred: The David Arnold James Bond Project》里.
1999年，蓮被列入《滚石杂志》VH-1「百名最杰出女性」榜单第三十三名，与其他七位女歌手被列入CMT电视台「四十名最杰出乡村音乐歌手」，位居第二十六名. 其他七人分别是：Linda Ronstadt、、桃麗·芭頓、Tammy Wynette、Loretta Lynn、Lucinda Williams和Emmylou Harris.
随后的巡回表演带来的是不断的叫好与喝彩. 2004年，《纽约时报》的Stephen Holder对她的评论充满赞誉之辞.
同年，她发布《Hymns of the 47th Parallel》. 这张专辑收录的都是翻唱偶像级加拿大英语创作人的作品，有Bruce Cockburn、里奥纳德·科恩、琼尼·米歇尔、Ron Sexsmith、Jane Siberry和尼爾·楊. 据来自加拿大唱片行业协会的数据称，2006年4月这张唱片的销量达到超过十万张的白金级. 2007年11月这张唱片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达到十四万的双白金级.
2006年，蓮和Madeleine Peyroux一同翻唱了琼尼·米歇尔的歌曲〈River〉，发布在Peyroux的专辑《Half the Perfect World》上. 同年，蓮被邀参与Nellie McKay的第二张专辑《Pretty Little Head》，与她一同演唱了〈We Had it Right〉. 亦是同年，蓮为电影《快乐脚》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Golden Slumbers〉.
在2007年，蓮和歌手安·玛莉重新演绎了玛莉的金曲〈A Love Song〉，成为玛莉专辑《Anne Murray Duets: Friends and Legends》中的主打歌. 这首歌是在洛杉矶录制的. 在玛莉的官方网站上，展示着一张玛莉和蓮同时跪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玛莉的星星后面的照片. 安·玛莉是蓮的少年偶像之一.
演艺生涯
1991年，蓮领衔出演戏剧电影《Salmonberries》. 同年，与伊万·迈克格雷戈和艾希莉·賈德共同出演《》. 蓮在2006年未掛名客串电影《艷屍案中案》中的休閒室歌手. 她也在情景喜剧《The Larry Sanders Show》、《》和《Ellen》中客串角色.
评价
2008年6月3日，Lang的名字加入加拿大星光大道.
==专辑列表 ==
七里乡
七里乡可以指：
港区
港区可能指下列幾個地方之一：
新亚美利加
新亚美利加（葡萄牙语：Nova América）是巴西戈亚斯州的一个市镇. 总面积212.023平方公里，总人口2305人，人口密度10.9人/平方公里.
恋童
恋童目前成因不明 ，但其可能是多種因素配合後出現的結果. 科學界普遍視它跟腦部發展與遺傳因子有關. 雖然研究者一般把戀童定義中的「青春期前」界定為11歲以下者 ，但DSM-5-TR戀童障礙的標準延長至13歲以下者. 年齡相近者之間的性行為不是診斷的指標. 性侵兒童者並不等同恋童者，除非當事者認為青春期前的兒童具有主要的性吸引力，或只有兒童才有性吸引力.
戀童於19世紀末首次被正式認定和命名. 自20世纪80年代以來，研究者已針對戀童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目前戀童的確切盛行率不明，但估計佔整體人口的1%. 大部分戀童者為男性 ，但也有女性擁有戀童的傾向. 儘管兒童性侵犯者當中的戀童者佔比不明 ，但約一半經過司法部門判定的兒童性侵犯案例犯人為戀童者. 不過戀童本身並非實際侵犯兒童的充分因子 ，不少戀童者並不性侵犯兒童. 有一些治療方法可以減少恋童障礙者性侵犯兒童的機會，认知行为疗法便是一例，此外針對高風險人士也可能會使用醋酸甲羥孕酮等藥物來降低性慾.
西方社會大眾對戀童者存有誤解和污名，此態度亦針對沒有犯罪的戀童者 ，有礙有需要者尋求協助，增加侵犯兒童的風險. 此外他們常以恋童這個字詞表示對兒童的任何性興趣或兒童性侵犯，但這種用法卻把「對兒童的性衝動」（思想）和「兒童性侵犯」（行為）混為一談 ；而戀童所指的是認為青春期前的兒童擁有相當的性吸引力，其跟戀少年（認為青春期兒童擁有強烈的性吸引力）和戀青少年（對青春期中期和晚期的兒童有着性偏好）等指向未成年人的性偏好亦有區分.
定義及詞源
「pedophilia」一詞來自希臘語：「παῖς，παιδός」（paîs， paidós，兒童）以及「φιλία」（philía，友愛）. 1830年代，研究者開始以德語「paedophilie」形容古希臘少年愛. 1880年代至1890年代，維也納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特-埃平提出戀童慾（pedophilia erotica）這個單詞，並成為首位以之形容「長期認為青春期前的兒童擁有相當的性吸引力」的研究者. 1895年，「paedophilie」的英語翻譯「pedophily」正式面世. 在1945年或以前，研究者甚少使用「pedophilia」一詞. 不過到了1950年代，此一用詞開始出現在醫療記錄上，並在隨後30年間為眾多大眾媒體所用.
恋童是用於形容某人認為青春期前的兒童擁有相當的性吸引力，或只有其才有性吸引力的想法. 戀幼（Infantophilia或Nepiophilia，但後者少見於學術文獻 ）是恋童的一个子类型，用於形容某人認為5歲或以下的兒童擁有主要的性吸引力. 「Nepiophilia」一詞同源於νήπιος（népios，嬰兒或小孩）. 戀少年則用於形容某人認為11-14歲的少年擁有主要的性吸引力，或只有其才有性吸引力的想法. 而現有證據表明，戀少年與戀童是應分開看待的. 除了戀少年外，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與戀童有些相似或完全不同的分類名稱，例如廣義戀童癖（Pedohebephilia，包含戀童癖和戀幼癖）與戀青少年（Ephebophilia），皆用於代指認為未成年人擁有性吸引力的情況. 擁有上述偏好者有時會以「被未成年人吸引的人」（minor-attracted person）統稱.
發展和性傾向爭議
戀童傾向大多會在青春期初期感受到，此一感受會持續終生 ，並不為自己選擇. 除感受到性吸引外，不少戀童者也稱自己對部分兒童產生愛意. 基於上述特質，有一些意見會把其視為一種性倾向，與異性戀或同性戀相似. 此一觀點雖得到部分科學家支持 ，但亦因其成因及後果可能跟異性戀等性取向不同，而排除在較嚴格的定義之外.
原本的DSM-5把戀童定為一種性倾向，並區分了性偏離和戀童障礙、戀童和戀童障礙.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為了回應因DSM-5的措辭而產生的誤解，特地指出：「『性取向』此用語並不能用於戀童障礙的診斷標準. DSM-5的這種用法是錯誤的，應該把其改成『性興趣』……事實上本學會認為戀童障礙是『性偏離』的一種，而不認定其為一種『性取向』. 此錯誤將在電子版的DSM-5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下一印刷版本中糾正. 」他們表示強烈支持起訴那些虐待剝削兒童或青少年的人，並「支持繼續發展針對戀童障礙的治療」. DSM-5-TR區分了恋童跟恋童障礙兩者，指只要恋童者不為其性興趣作出任何行動或令其產生負面感受，那就不能診斷為恋童障礙.
共病和人格特質
有關戀童性罪犯的研究往往顯示他們還存有其他的精神病理和情緒問題，比如抑鬱症和焦慮症. 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精神病理是共病還是社會壓力的結果，它們也可能只跟性犯罪這一事件有關. 即使沒有跟兒童存有任何性關係，他們也更有可能感受到壓力和孤獨 ，產生負面感受，致使他們符合戀童障礙的診斷標準. 一項文獻綜述亦得出结論，認為戀童者的個性與精神病理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鮮少是正確的，部分可歸因於它們混淆了戀童者和兒童性罪犯，以及難以取得具代表性的戀童者社區樣本. 塞托（Seto）於2018年指出與沒有求診者相比，從臨床環境中取得的戀童者樣本很可能更受社會壓力及自身偏好-{}-困擾，繼使他們出現心理問題的可能性增加. 從司法體系中抽取的戀童者樣本亦同樣如是，因可預計他們與其他子集樣本相比，更具反社會性等特徵.
恋童者對於與兒童的互動感知可能與其他人不同. 例如他們有可能把兩者的良好互動視為進一步發展性與戀愛關係的起始. 此外由於社會對他們的高度污名，他們可能會視兩者間的性互動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是為滿足兒童而進行的，忽略了對兒童可能造成的損害. 常見於兒童性侵犯者的認知扭曲還包括「兒童為性化的存在」、性行為是無法控制的，以及「性權利偏見」（即認为自身擁有這種權利）.
兒童色情作品
消費兒童色情作品是一種比性侵犯兒童更可靠的戀童指標 ，因為後者可由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等人士進行. 同時人們更傾向選擇符合自身口味的色情作品. 儘管一些非戀童者也曾消費兒童色情作品. 大多消費兒童色情作品的戀童者因為受自身性偏好影響而消費之 ，並能從中得到性滿足. 只消費兒童色情作品的戀童者比起實際進行兒童性侵犯的較欠反社會性. 由於只消費兒童色情作品的戀童者自控能力較佳，他們實際侵犯兒童的風險很低. 但兒童色情作品可用於其他目的，包括與其他收藏家交易，以至給其他遭性誘拐的兒童觀看，培養性奴隸.
觀看兒童色情作品的戀童者往往會執著地收集、組織，和分類它們，並按年齡、性別、性行為的種類把它們逐一標籤.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肯·蘭寧（Ken Lanning）指出，「收集」兒童色情作品的意思並不代表他們只会觀看之，還代表他們會貯存兒童色情作品，並用以「定义、激起，和驗證他們最珍貴的性幻想. 」蘭寧同時說明道罪犯的收藏是他們想幹什麼的最佳唯一指標，但那些收藏並不代表他們曾做过的行為.
對於兒童色情作品的著作權問題也有過爭議，有學者認為不問內容均應給予保護  ，不過一般通說與主流學說仍然認為讓兒少從事性行為來供人觀賞被視為性虐待，而作品屬於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即不予以保護.
成因
恋童目前成因不明 ，但其可能是基因、腦部異常、生活事件等因素配合後出現的結果. 科學界普遍視它跟腦部發展與遺傳因子有關. 針對戀童性犯罪者的研究顯示，它與13歲之前的腦部受創、非右撇子、身高較矮、產前雄激素暴露有關，但此一結果的有效度薄弱 ，且因果關係不明. 與非戀童的性犯罪者相比，戀童的性犯罪者認知功能較佳. 條件反射不足以成為戀童的單一成因，但其可能是共同促成因子之一，並可能會加強他們性幻想等性表達. 截至2015年，沒有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找到有關戀童的基因，也沒有研究其成因的表觀遺傳研究.
DSM及ICD
ICD-11把恋童障礙的特徵定義為「持續而又專一的強烈性興奮——表現為持續出現針對青春期前的兒童的性思想、性幻想、性衝動以及性行為」. 它同時指出若要對恋童障礙作出診斷，「受診者必需就着这些思想、幻想、衝動采取了行动，或这些念頭引发了显而易见的痛苦. 此一診斷並不適用於跟年紀相近的人一起從事性行為，且處於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後的儿童」.
研究者會把恋童區分為專一型和非專一型. 專一型只對青春期前的儿童產生性興趣. 而非專一型則同時對青春期前的儿童及其他年齡層的人產生性興趣. 此一分類有助風險評估和提供合適協助.
不論DSM還是ICD，都不會只依據「和青春期前的儿童實際發生性關係與否」來作診斷. 受診者的幻想或性慾是恋童障礙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另一方面没有对其欲望感到困擾的但有相關行為的人亦可符合診斷標準. 「行动」的定義也不只限於實際的性行為，有時還包括露體、偷窺、性摩擦行為. 診斷者在臨床診斷時需判斷這些行為的背後意義；當受診者處於青春期後期時亦同樣需考慮「年齡差異」這一要點. DSM-5-TR並不把觀看兒童色情製品視為診斷標準所指的「行動」，此舉受到塞托批評，認為其忽視了這行為對兒童的損害. ICD-11的標準可解讀成把觀看兒童色情製品視為「行動」.
对診斷标準的質疑
DSM-5的標準已得到研究者批評，批評點有其沒有理會人的發展階段、把戀童形容為性取向、沒有測量標準的信度和效度、沒有訂立「完全緩解」指標.
DSM-5對青春期前的定義為錯誤——它定義青春期前的兒童為13歲以下者，但性學家已表明「青春期前的兒童一般為11至12歲或以下者」，並在DSM-5起草時提出了適用於所有性偏離的診斷方案，以此區分性偏離和性偏離障礙. 若受診者符合標準1和2，則可診斷成患有性偏離障礙；若只符合標準1，則只可確定其擁有性偏離現象. 布蘭查德和另外幾位研究者同時建議把戀少年障礙纳入DSM-5中，成为可診斷的精神障礙，並跟恋童障礙結合，解決戀童和戀少年之間的年龄重疊，但認為應區分受診者所偏愛的年齡範圍. 後者受到廣泛批評，最終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拒絕了他們針對戀少年的建議 ，但卻接纳了性偏離障礙和性偏離的區分.
奥多诺休（O'Donohue）建議把DSM的診斷標準簡化成只需確定「認為兒童擁有性吸引力」就行，因为其可经由實驗、自我報稱以及過去的行為判定. 他指出任何認為兒童擁有性吸引力的想法都是病態的，受其困擾與否根本無關緊要，並指出「這種想法有可能對他人構成極大損害，也不符合個人的最大利益.
治療
目前無證據證明恋童是能夠改變的 ，安娜·康拉德（Anna Konrad）等研究者批評此一目標毫無可行性. 現時大多數的治療方案都聚焦於幫助恋童障礙者避免就他們的欲望採取任何行動. 儘管一些治療方法宣稱能夠改變恋童偏好，但迄今仍没研究證明其能長期地改變一個人的性偏好. 性學家指出，任何嘗試改變成年人戀童偏好的療法都不太可能成功，因為它的發展受到產前因素影響. 約翰·霍普金斯性障礙診所的創始人認為，戀童是繼同性戀或異性戀之后最難改變的性偏好. 但是可幫助恋童者控制自己的行為、讓他們接受自己、控制共病及精神問題.
恋童障礙治療效果的研究局限於幾個常見的因素. 大多研究不隨机分配治疗组和控制组的研究樣本，但隨機分配的研究具潛在倫理問題. 研究者會因為拒絕或退出治療的罪犯的犯罪風險較高，而把他們從已治疗组排除，但不排除已拒絕研究或退出對照組的对象，使得已治療組受到偏袒，並令结果不可信. 截至2018年，有關沒犯過罪的戀童者治療效果仍然缺乏研究.
认知行为治療
认知行为疗法旨在使接受治療的性犯罪者出現不利于兒童的態度、信念和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其內容因治疗師而異，但典型的治疗方案一般會嘗試提升接受治療者的自我控制能力、社會能力和同情心，並以此一过程去改變接受治療者对跟兒童發生性行為的看法. 這疗法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其旨在根據用於治療成癮症的原則，教導患者來識別和應對潛在的危險情況.
认知行为治療有效治療成年性犯罪者，減低重犯機會. 它是北美最常見的性犯罪者心理療法. 建基於風險-需求-響應模型的認知行為療法效果一般較佳. 一篇2020年的系統綜述肯定了认知行为疗法對兒童性侵犯者的治療效果，並表示治療師應在尊重受治療者私隱的情況下施行之.
性欲降低治療
藥物介入措施一般用於降低恋童障礙者的性欲，從而減輕其对兒童的性興趣，但这並不能使恋童障礙者不再恋童. 儘管有關藥物治療的研究存在偏誤，但現有證據顯示其適用於治療性犯罪者 ，特別是較高風險人士. 抗雄激素通過干擾睾酮的活性而起作用. 而醋酸环丙孕酮和是最常應用於相關治療的抗雄激素. 儘管現有一定證據支持抗雄激素的療效，但高質量研究仍然欠奉. 現时已有有力的證據支持醋酸环丙孕酮對降低性欲的效果，醋酸甲羟孕酮的療效證據則不一致 ，在臨床上後者只能減少性幻想.
像般的亦同樣可以降低性欲，但其作用时間較長，副作用亦較少. 長期使用促性腺素激素类似物和抗雄激素的後果仍然未知. 這些替代藥物的療效證據更為有限，且相關證據多基於非盲實驗和案例研究. 上述治療一般統稱作化学阉割. 應對較高風險人士時，化学阉割常與認知行為治療一同併用. 這些藥物具有的潛在副作用包括體重增加、乳房發育、肝臟損害，以及骨質疏鬆.
手術閹割在歷史上曾用於使戀童者的睾酮水平降低，繼而達至減少性慾的目的. 但當降低睾酮水平的藥理學方法出現時，其已在很大程度上顯得过时. 因為化学阉割具有跟手術閹割同樣的效果，且侵害性較小. 但它仍偶爾出現於德國、捷克共和國、瑞士，以及美國的好幾个州份. 非隨機抽样的研究指出其能減少性罪犯再犯的機會. 性犯罪者治療學會对手術閹割持反对態度 ，而欧洲委员会則致力於禁止部分仍在實行手術閹割的東歐國家繼續進行之. 截至2020年，沒有證據證明兒童性愛娃娃能否幫助戀童者控制性慾.
恋童與性侵犯兒童
目前戀童的確切盛行率不明，但估計佔整體人口的1%. 大部分戀童者為男性 ，但也有女性擁有戀童的傾向.
恋童此一用詞经常用於表示所有兒童性侵犯者 ，但此一用法遭到研究者們反對，因为許多兒童性侵犯者並沒有對青春期前的兒童展現強烈的性欲，所以許多都不能算作戀童. 有許多性侵犯兒童的動機與戀童無關 ，例如壓力过大、婚姻問題、没有成年性伴侣 、反社會傾向、性欲过高，以及飲用酒精飲料. 由於性侵犯兒童不能成為犯罪者擁有恋童傾向的指標，所以其能分成兩种不同类型的兒童性侵犯犯罪者：戀童和非戀童 （或分為情境性和原發性 ）. 儘管兒童性侵犯者當中的戀童者佔比不明 ，但約一半經過司法部門判定的兒童性侵犯案例犯人為戀童者. 近亲性虐待罪犯當中少見戀童者 ，特别是父親或繼父為戀童者的情況.
戀童是實際侵犯兒童的風險因子，但其並非充足條件 ，不少戀童者並不性侵犯兒童. 他們有的因考慮倫理及法律問題而不從事之，也有的能從消費兒童色情作品、性幻想、年紀較大的伴侶身上獲得足夠的性滿足. 截至2018年，大多有關戀童的研究都使用罪犯或臨床樣本，而这可能不能如实反映一般日常的情況，儘管已有更多以社區樣本為基礎的研究出現. 根據研究者邁克爾·塞圖的理論，促使戀童者性侵犯兒童的因素有性慾亢進、偏愛多個性伴侶、情緒問題、反社會人格和信念、欠自我約束能力、濫藥濫酒、機會問題. 除此之外，該些研究主要以WEIRD群體（經過工業化、西方、富裕、民主社會、受過教育的群體）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者對性侵犯的文化因素欠了解. 童年时經歷性虐待可能是戀童者侵犯兒童的風險因子，但此一方面的研究結果存在矛盾. 人格障礙則會推動他們侵犯兒童.
亞伯（Abel）等人於1985年指出，戀童和非戀童的兒童性侵犯者之間有着許大分别. 他們指出非戀童的犯罪者傾向於在受到壓力時犯罪、犯罪亦發生得較后期、受害人數較少，且多为家屬；戀童的犯罪者往往在年齡較小的時候就開始犯罪、犯罪的隱蔽性較強、受害人數一般較多，且多为非家屬；他們还会出現支持犯罪的價值觀或信念. 大多兒童性侵犯事件沒有呈報給當局. 不論戀童與否，兒童性侵犯者一般会採用各种各樣的方法去誘使兒童跟自己發生性關係，有些會跟受害者承诺送禮物给他/她，有些則下藥、灌酒，以及以暴力來威脅受害者.
歷史
恋童估計自古有之 ，但直到19世纪后期以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命名、定義，以及研究. 戀童慾（pedophilia erotica）這個單詞是由維也納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特-埃平於1880年代至1890年代提出. 許多著者曾在此期間對克拉夫特-埃平的診斷标準進行了預計. 這個詞語出現用以形容“針對14歲以下兒童的性侵犯（Violation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Age of Fourteen）” ，克拉夫特-埃平介紹幾種兒童性犯罪者的類型，將他們分為心理病理和非心理病理的起源.
克拉夫特-埃平在其著作《性精神變態》中提到了戀童慾的類型. 他寫道，他在他的職業生涯里只遇到了四次病例. 他簡要地描述了這些病例，并歸納出三種常見的特點：
他還提到了幾件有成年婦女的戀童癖案例（由其他醫師提供），同時也認為同性戀者性侵犯兒童的情況較为常見. （但現有證據否定了此一説法 ）他進一步闡釋了這一點，他認為那些罹患生理或心理疾病而對兒童產生虐待行為的成年人並不是真正的戀童癖. 而在這種案例中，受害者往往是青春期少年或更大一點的青少年. 隨後他更以接觸兒童性幻覺者（pseudopedophilia）為例來闡釋其中的關係，他表示“那種失去自慰樂趣而轉向對兒童性接觸而獲得快感的成年男性”更為常見.
1908年，瑞士神經解剖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建議將“對兒童的性慾”現象簡寫為“戀童色情（Pederosis）”. 與克拉夫特-埃平的研究相似，福勒尓比較了罹患痴呆症或其他腦部器質性疾病患者的偶發性性虐待與真正優先選擇或偶爾獨佔對兒童性慾患者之間的聯繫. 然而，他並不同意克拉夫特-埃平結論，他認為那些對兒童擁有主要的性吸引力，或只有兒童才有性吸引力的人是不可糾正或治愈的.
1952年，它被列入到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將戀童癖列為“性慾倒錯”的一個亞種，但是並沒有就此給出診斷標準. 期間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了ICD-8（1965年），把以前的統稱性越軌細分為多項性偏好，當中包含恋童. 在第三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則對戀童癖進行了詳細闡釋并給出了診斷標準.
而在1987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修訂版中保留了第三本中對戀童癖的闡釋，但是卻更新了對其診斷的條件，認為戀童偏好需符合多一項條件才能夠診斷：戀童者就其興趣作出行動或受其困擾. 到了第四版，則把行動視為符合第一項條件. 第四版修訂版的第二項條件回到了第三版的用字. 2013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把戀童除病化 ，並為戀童障礙保留DSM-IV-TR的標準. 此舉引來了爭議. 第5版性偏離章節的其中一位編輯雷·布蘭查德表示，永遠不跟兒童有性關係和接納社會有關規範的戀童者不應視為患有精神疾病. 但第5版性偏離章節的線上便覽卻定義只要有危害他人的慾望就可以作診斷，引起混淆. 於2022年生效的ICD-11接納了DSM-5的標準，把戀童除病化.
定義
戀童並非法律上的用語 ，認为兒童擁有性吸引力亦非違法. 戀童者在法律界上有时会非正式地用於代指任何犯有與法定未成年人有關的性罪行的人. 相关罪名包括兒童性侵犯、兒童性誘拐、 法定强奸、纏擾未成年人、管有兒童色情作品、以及故意暴露. 英國的專門從事相關的網絡調查和執法工作. 一些法醫學文獻会使用戀童一詞來代指對兒童下手的性罪犯，即使犯罪者不对兒童擁有主要的性偏好. 然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肯尼斯·蘭寧（Kenneth Lanning）会把戀童者和兒童性侵犯者分开看待，且能指出兩者的不同之处.
預防性拘留
美國在經歷堪薩斯訴亨德里克斯一案後，被診斷患有某些精神障礙的性犯罪者可因某些州的法律，而遭到無限期的預防性拘留，特別是戀童障礙 （此法及後一般稱為《》）. 2006年通過的《》則把以上法例扩展至全美國. 加拿大也有類似的法規.
美國最高法院在堪薩斯訴亨德里克斯案中支持把《堪薩斯法》（后來稱为《高危險連續性罪犯法案》）列為憲法. 使得被認定为「精神異常」的戀童者亨德里克斯（Hendricks）遭到無限期的預防性拘留，不論州政府有否为擁有者提供治疗. 在美國政府訴康斯托克一案中，美國法院判定被定罪为「管有兒童色情作品」的人亦同樣適用此法，並把此法扩展至全美國，改稱为亞當˙華爾斯兒童保護安全法案. 華爾斯法案的適用对象並不只有已定罪者；所有囚犯皆適用於此法規.
美國的戀童罪犯比非戀童罪犯更容易遭到預防性拘留. 大约有一半遭到預防性拘留的罪犯確診為戀童癖. 精神科医师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First）寫道：「既然不是所有性偏離人士都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那麼進行診斷的医师就必須提供額外的證據去證明有預防性拘留的必要，不是僅僅基於戀童本身. 」
戀童與社會
西方社會大眾對戀童者存有誤解和污名，此態度亦針對沒有犯罪的戀童者. 他們普遍存有刻板印象，認為有關群體十分危險和欠道德觀念 ，並對他們感到憤怒和恐懼. 此一社會態度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負面影響，有礙有需要者尋求協助，增加侵犯兒童的風險. 此外，在美國等國家，發表挑戰人們有關戀童信念的研究會受公眾遣責. 社會學家梅蘭妮 - 安吉拉·納伊（Melanie-Angela Neuilly）和克里斯汀·佐格（Kristen Zgoba）指出，美國社會對戀童的關注在20世紀90年代大大加劇，因当时發生了幾宗聳人聽聞的性犯罪（但性侵犯兒童率普遍下降）. 他們發現在1996年之前，「戀童」這個詞在《紐約時報》和《世界報》中很少出現，1991年更是完全沒有提及. 社會對性侵犯兒童的態度也同樣十分負面，有些調查甚至指出大眾認為其在道德上比謀殺更坏.
誤用用詞
「戀童」和「戀童者」通常非正式地用於表示某名成年人對处於青春期或青春期後的青少年擁有性興趣，但这种情況下使用「戀青少年」和「戀少年」可能会較準確. 這種情況在馬克·福利（Mark Foley）案中更是如此， 當時大多數美國媒體把福利形容成恋童者，繼使《Slate》雜誌的大衛·塔勒（David Tuller）对外澄清福利不是戀童者，而是戀青少年者.
大眾亦常把戀童直接用於代指「兒童性侵犯」本身 ，但相比戀童的医学定義，其明顯顯得过於广泛——戀童的医学定義是指年長的成人長期認為青春期前的兒童擁有相當的性吸引力，或只有兒童才有性吸引力. 另外还有一些情況大眾会誤用戀童此一用詞，比如達至法定年齡的年輕人與过於年老的人结成伴侣的情況. 研究者指出以上用例皆不精確，並要求大眾最好避免如此使用恋童此一字眼. 马约诊所亦指出戀童並非法律上的用語.
戀童擁護團體
幾个戀童擁護團體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主張最低合法性交年齡應降低至他們認为合理的标準，甚至認为年齡限制理應廢除  ，他們亦要求兒童色情作品合法化. 戀童擁護團體的努力沒有獲得公眾的支持   ，而現今沒有解散的少數戀童擁護團體的會員極少，且只能通過幾個網站進行相关活動.
支援小組
部分國家出現了戀童者的支援小組. 它們部分希望促使戀童者於將來不㑹犯下任何性罪行，有的還希望讓專業人士及公眾更了解這個群體. 由戀童者自發建立的支援小組Virtuous Pedophiles認為性侵犯兒童是一种錯誤的行为，並應設法提高一些戀童者的相关意識. 成立於馬里蘭的支援小組B4U-ACT由精神健康相關從業者和「被未成年人吸引的人」組成，其希望專業人士及公眾更了解這個群體，及讓該人群守法 ，本身對成人和兒童間的性關係沒有官方立場. 德國的Dunkelfeld計劃為沒有犯下性罪行但受有關偏好所困的戀童者提供門診服務.
反戀童行動
反戀童行動的反对內容有很多，包括反對戀童者、反對戀童擁護團體，以及反對被視為與戀童有關的現象，比如兒童色情作品和性侵犯兒童. 大部分分類為反戀童的直接行動都会涉及對性犯罪者的示威、反對戀童擁護團體提倡成人和兒童之間性活動合法化，以及反對向未成年人徵求性行為的互聯網用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