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會
埃及
2013年12月24日，埃及代蓋赫利耶發生炸彈襲擊，过渡政府总理哈贊姆·貝伯拉威当天宣佈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 不過穆斯林兄弟會也譴責這起炸彈攻擊，聲明提到：「穆斯林兄弟會認為這起行為是對埃及全體人民的直接攻擊，要求立即展開調查，以將罪犯繩之以法. 」分析家表示，可能是更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所為. <!-- 一、宪政时期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28—1952年） 1922年英国迫于当时的压力，在形式上，承认了埃及的独立. 紧随其后，1923年法鲁克国王颁布埃及王国宪法，宪法规定埃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成立议会和政府，自此埃及进入宪政时期，直到1952年革命的爆发. 有关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建立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埃及穆兄会创建者哈桑•班纳的著作——《昔日：伊斯兰世界复兴的方向》中找到答案. 在这本书中，哈桑•班纳歌颂了伊斯兰教的尽善尽美，指出“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是由于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当时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没有地位和尊严，外国人把欧洲的洋酒、剧院、歌舞厅、娱乐等一切罪恶带入埃及，这一切都侵蚀着埃及人的精神生活. ” 班纳宣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拯救埃及，伊斯兰教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1928年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和6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 兄弟会的纲领性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 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之初主要致力于宣教和发展自己的组织，1931年穆兄会建立了它的第一座清真市. 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世俗民族主义势力与保皇势力进行进行激烈的斗争. 班纳认为这一时期，穆兄会应该明哲保身，主要目标不在于角逐政治，而应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组织. 从穆兄会1932年把总部迁到开罗到1938年，穆兄会的支部由最初的15个，增加到300个，该组织能迅速地发展得益于班纳的正确抉择. 1939年对穆兄会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穆兄会“五大”召开，班纳对穆兄会追求的伊斯兰政治首次进行了阐述，穆兄会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 在20世纪40年代，穆兄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开始为建立伊斯兰统治的目标而奋斗. 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穆兄会在夹缝中求生存，积极与各方势力合作.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来描述当时的穆兄会最为恰当不过. 这时期穆兄会与法鲁克国王、华夫脱党之间是相互利用，而法鲁克国王和华夫脱党为了牵制对方，极力拉拢穆兄会，因此，穆兄会则利用他们之间的斗争赢得了有限的生存空间. 在40年代，穆兄会也想通过走议会的道路，实现建立伊斯兰统治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穆兄会进行了两次参选，都没能够进入议会，这一时期通过议会途径实现伊斯兰统治是行不通的. 此时穆兄会的暴力倾向也有所增长，他们到处袭击英军，号召埃及人民反抗英军，法鲁克国王迫于英国压力，对其进行压制. 特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穆兄会公开指责埃及当局政府腐败无能，并采用暴力恐怖手段打击法鲁克王朝. 最终，当局于1948年宣布取缔穆斯林兄弟会，并逮捕大量成员. 穆兄会有些成员采取了报复性的手段，暗杀了当时的政府首相诺克拉西，政府则采取针锋相对的反报复性措施，于1949年派人刺杀了穆兄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 然而，此时的穆兄会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不是政府一朝一夕就可以取缔的了，但直到1952年埃及革命爆发前，穆兄会与当局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局面. 综观穆兄会初期20余年的发展，它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宗教政治组织. 二、纳赛尔时期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52—1970年） 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 政变期间，自由军官组织得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积极配合，自由军官组织赞赏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胜利后，自由军官组织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一系列友好政策，如释放被前政府关押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严禁一切政党活动，以兄弟会是宗教组织为由，唯独对穆兄会网开一面；吸收穆兄会成员进入指导委员会和新内阁等. 此时的穆兄会与纳赛尔政府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然而由于穆兄会的政治目标与纳赛尔为首的世俗派代表存在根本不同，因此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不能持续多久. 双方在以下几点存在分歧：（1）政治目标方面的对立. 穆兄会坚持建立伊斯兰法治国家，实行沙里亚法；纳赛尔政府坚持走世俗主义路线，要建立一个民主、公正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2）经济政策上的分歧. 纳赛尔政府要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和实行企业国有化政策；穆兄会认为人们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是真主赐予的，不能随意改变. （3）思想文化的不同. 穆兄会坚持要实施伊斯兰教法，认为西方文化是对伊斯兰文化的腐蚀，对其采取保守排斥的态度；纳赛尔政府拒绝宗教干涉政治，对西方文化并不是一概排斥，而是选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态度. 由于一系列原因，穆兄会与纳赛尔政府的分歧越来越大. 1954年革命指导委员会颁布了取缔穆兄会的法令，逮捕了一部分穆兄会成员，并没有对其严厉镇压，但是穆兄会并没不以为然，反而更加变本加厉，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 因为在纳赛尔时代，兄弟会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新入会的成员深受赛义德•库特卜的影响，他的思想与班纳相比更加偏执与激进，一些激进的兄弟会成员接受其思想，以极端的行为方式反对政府. 特别是1954年10月，穆兄会的一名成员在亚历山大曼希广场对纳赛尔进行刺杀，但纳赛尔幸免于难，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纳赛尔，他下令严厉镇压穆兄会. 这次打击对穆兄会而言是非常沉重的，逮捕了近3000成员，其中6人被处决，穆兄会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也被判终身监禁. 1964年政府以大赦之名释放了在押的穆兄会成员，但一年之后，穆兄会成员又被牵涉到暗杀的阴谋事件当中，这次纳赛尔政府的镇压力度更加激烈，穆兄会的机构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包括穆兄会宗教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兄弟会三名高层领导被政府于1966年处以绞刑，从此穆兄会与纳赛尔政府彻底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 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之下，穆兄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是穆兄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因为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仍深刻地植根于社会大众之中” ，他们像冬眠的枝条一样，一旦外部条件适合，便会重新发芽. 三、萨达特时期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70—1981年） 1970年9月，纳赛尔因病去世，萨达特以副总统的身份接任总统一职.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萨达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宽松的政策，这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机遇. 萨达特上台后，他希望借助被纳赛尔镇压的穆兄会来增强自身的其合法性，因此他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穆兄会成员，大量被流放到国外的兄弟会成员也被允许回国，到1973年被关押的所有穆兄会成员全部被释放. 1975年穆兄会被批准办报，这样穆兄会的活动得到了全面恢复. 但是出于对穆兄会的顾虑，萨达特政府并没有恢复穆兄会的合法地位，不过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策下，穆兄会领导层逐步采取放弃暴力的手段，树立其温和的形象，他们认为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需要与具体的情况相结合. 被释放的穆兄会成员还解释道“穆兄会刚从纳赛尔的监狱中走出，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想要与政府和平共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穆兄会开始了它的重建之路. 70年代的穆兄会在第三任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目标明确的改造，极力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促进埃及社会重返伊斯兰，俨然此时穆兄会已经成为一个温和的伊斯兰组织. 首先穆兄会极力向大学和协会领域渗透，70年代初埃及大学中的伊斯兰势力微不足道，但在萨达特当局的支持下，到70年代后期穆兄会及其它伊斯兰组织已经控制了埃及大部分大学的学生会. “自1970年以来在全国建立的1000多个伊斯兰协会，大部分也已被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把持. ” 其次，穆兄会还积极利用萨达特政府为他们提供的渠道，积极参与政治议程. 1976年，萨达特政府恢复多党制，允许穆兄会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在本年的人民议会选举中，穆兄会在政府的支持下与左派政党展开竞争，结果参选的6名兄弟会成员全部当选. 由此可见，穆兄会在这一时期的调整时正确的. 70年代后期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逐渐恶化，并最终走到了对立的地步. 首先，穆兄会反对萨达特政府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因为70年代后期这种政策对埃及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其次，兄弟会对萨达特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表示反对，进而对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进行批评，并谴责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认为萨达特政府的这些行为背叛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 再次，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并谴责萨达特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但是萨达特政府却不以为然. 此时主流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把与政府的斗争保持在批评层面上，因为他们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自由，一般不会采取暴力行为，但是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力量的壮大，特别是伊斯兰极端派别的出现，他们与政府的对抗逐步升级，最终促使萨达特政府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1981年9月萨达特政府对反对者实施大逮捕，被捕的人中包括804名兄弟会成员，其中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也在其中，萨达特政府还下令查封了穆兄会的报刊和穆兄会掌管的清真寺，自此穆兄会与萨达特政府彻底决裂. 四、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81—2011年） 1981年10月在庆祝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庆典上，萨达特被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刺杀身亡，副总统穆巴拉克登上总统的宝座. 上台之后，为了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穆巴拉克主动调整萨达特后期时期的政策，释放了包括穆兄会在内的大多数反对派，但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行强烈镇压. 此时的穆兄会其基本宗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已放弃暴力手段，其实在70年代，穆兄会大多数人都已放弃暴力斗争的思想. 基于此穆巴拉克政府初期对穆兄会采取了容忍和限制的态度. 一方面允许穆兄会公开活动. 在政治上，政府默许穆兄会与其他政党结盟参与议会选举，穆兄会参选的热情也非常高涨，穆兄会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明确表示：“我们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竞选议会来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建立伊斯兰统治的目标. 如在1984年大选中，穆兄会与新华夫脱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了8个议席. 在1987年大选中，穆兄会与社会主义工党和自由党结成联盟，赢得36个席位，成为最大的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领域，政府允许穆兄会再公民社会运作，因为这能弥补政府公共社会服务的不足. 到90年代初期穆兄会主导了公民社会的大部分领域，他们的服务和运作效率都高于政府，这大大增强了社会大众对穆兄会的认可，增加了其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穆巴拉克政府也对穆兄会进行限制. 首先，穆巴拉克政府沿袭历届政府的惯例，对穆兄会在法律上的合法性不予以承认. 其次，制定紧急状态法，并多次延长，针对以穆兄会为首的反对派可能对政府造成的威胁，穆巴拉克政府运用紧急状态法消除威胁. 再次，运用政党法，以穆兄会属于宗教组织，多次拒绝穆兄会的建党申请.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穆巴拉克政府与穆兄会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但是当这种对穆兄会的容忍度，超过政府所划定的红线时，那么接下来，政府将会对穆兄会采取镇压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穆兄会与政府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兄弟会实力增强，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针对一些重大问题，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与穆巴拉克政府唱反调，甚至对政府的行为加以指责. 如就1991年的海湾战争问题，穆斯林兄弟会强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介入海湾危机并对埃及军队加入多国干预部队表示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出色表现也使穆巴拉克政府深感不安，穆兄会以此作为平台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对政府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由于诸如以上种种不和谐的因素，穆巴拉克政府开始全方位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限制政策，以此来削弱穆兄会对政府构成的威胁，降低穆兄会的影响力. 在政治方面，如在每次议会选举前，政府当局几乎都会以一些借口，逮捕穆兄会成员，对他们参与政治进程设置障碍. 除2005年外，穆兄会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都非常少，1990年的议会选举穆兄会没有赢得席位；1995年的议会选举穆兄会仅仅赢得1个席位；2000年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赢得17个席位；2010年穆兄会又没有赢得席位. 由此可见，穆巴拉克政府对穆兄会的限制政策是有效的. 在公民社会领域，穆巴拉克政府也对穆兄会做出种种限制. “如1993年政府出台协会法即100号法案，以此来削弱穆兄会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影响力. ” 穆兄会针对穆巴拉克政府采取的限制政策，并没有转向采取过激的暴力行为，还是采用用和平温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如穆兄会号召穆兄会成员和所有反对派组织抵制1990年的议会选举；2000年以后穆兄会时常会采取街头游行示威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和不满，这种方式在2011年“1.25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终，穆兄会以这种方式参与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