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與治統---《春秋》微言疏論
Creators: name: Yang, Jingyu
Publisher: name: figshare
Year: 2023
Subjects: classificationCode: 500405
subject: Religion, society and culture

description: 文字所呈現的邏輯通常與真正的探索思路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文字的邏輯通常要從一個無法反駁不言自明的起點開始推演，而真正的探索可能正好相反。前者是說理邏輯，後者是不斷追問的邏輯。這本不成熟的文字，順序是從前往後，但是思路卻是從後往前，其從構思開始也是在不斷探索中完成。本文源於對平等、契約與法治的根源性思考。張千帆《契約構造的失敗》所提出的對歷史文化的疑問與追問也許是很多國人內心希望解決的答案，我希望在本文中能解決其中一部分問題。清末民初契約構造的失敗不能簡單地進行道德指責。為什麼革命黨與保守派不能站在國家整體與對方立場考慮問題而形成合作框架。革命黨內部、保守派內部不同派別不同的立場甚至也同樣勢同水火，經常以拆臺分家結束而不是形成共識與整體。民初的軍閥混戰更摧毀了民初政治舞臺契約構造的嘗試。如果僅僅指責他們各派的道德水準而不能從文化上揪出問題的根源並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這種指責就會沒有任何意義。提出問題容易，而提出解決方案太難。不同政治派別的爭戰，背後缺乏的是公共性本源及其倫理基礎。契約觀念來源於平等觀念與公共本源價值而不是真正有所謂的契約。打天下觀念、皇帝輪流做、權力至上的觀念與平等、契約觀念相悖，這是容易想到的。問題在於，其中的根本之處在哪里。我們這代人的思想幾乎都是在西學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儘管如此，思想總是深深地打上本土觀念的烙印。有的人嘴上說西學與西方如何，但骨子裏還是在用國人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去思考和認識所謂的西學西方。我們這代人似乎都在做一番努力，都試圖在容納西方的基礎上接續傳統，在接續傳統時能夠容納西方。每個人的視角和思考深度不同，對西方的理解自然不同。竊以為，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觀念根源於其政教分立的傳統，法治淵源於宗教與上帝信仰，源於客觀的上帝觀念。政教分立的二元結構既可以接續傳統，又可以變革現實制度，既一體又多元。接續傳統意味著永恆、不易的東西，變革現實制度意味著流變、變易的東西。本文屬於中學範疇，實際上是西學映照下的中學及其以中化西的努力與嘗試。西方政治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基督教及其教會發揮了根本作用。不僅是現代而且古代同樣發揮著作用。聯邦制使不同政治實體聯合而形成國家。聯邦制也非沒有傳承，其前身是封建制，而封建制能夠形成也有基督教在其中發揮的根本作用。基督教在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係中發揮著仲介作用。與西歐的封建制相比，日本古代的封建制與西歐封建制相比極為類似。他們有著共同的特徵：權力在下，封建的特徵比較普遍；政教分立，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二者並列形成奇妙的和諧，儘管有時會有衝突但總體並非水火不容；宗教權威對封建制的形成具有基礎作用，宗教權威雖然沒有權力，但其權威在世俗權力之上，世俗權力受到克制。這樣的特徵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當沒有一個獨大的權力者作為政治實體的穩定劑的時候（清末的中國就是這樣的狀態），權力分散並且分散的權力能夠願意在一個舞臺上形成共同的國家，在這個分散的權力者之上，必然要存在一個非權力的權威，分散的權力者願意屈從此非權力的權威；這個權威應當是客觀的，能夠發揮作用而不是僅僅是心理上的；此權威構成了政治認同的基礎並是更高層次認同的存在；這些分散的權力者是平等的，他們有著認為相互平等的文化基礎。顯然，中國的傳統思想中缺乏這種平等觀念，缺乏分散的權力者互相認為彼此平等的文化基礎。缺乏這樣的平等觀念，自然在沒有一個獨大的權力者作為政治實體的穩定劑的時候，這些分散的權力并不能夠平等協商，形成政治契約。中國沒有形成政治契約觀念的文化根源，似乎與歷代爭正統問題有著內在的聯繫。中國人不僅不順從而且極具有鬥爭精神，甚至這種鬥爭精神完全走向了反面。這個鬥爭精神的反面所表現的是不同政治實體的難以共存和聯合。在中國古代，一個人一旦稱帝稱王，基本上他就斷絕了與其他政治實體（分散的權力者）聯合、共存的可能，而最後勝出者又必然地稱帝。《史記》中陳嬰的故事形成了反例，在紛紛稱王的秦末選擇不稱王最終得以保全。與爭正統類似的是天命轉移之說，天命轉移之說強化了天命的主觀性，主觀性的結果造就了權力決定天命解釋權的現象。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這裏，宗教權威或相當於宗教權威的權威極為弱化並最終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契約政治構造的意義，不僅是民初那種政治格局不同的派別不同的政治實體能夠聯合而形成新的國家建設新的政治生態。從中華文明角度理解，中華文明不只是一個或者某個國家（政權），中華文明自古都是多國家政權共存狀態。從這一點說，中華文明要發展，必須跳出爭正統思維，中國人必須學會契約政治與聯合。民主、社會契約與法治的前提是平等，而中國的天命轉移、人人可以成為皇帝的傳統天然與這種觀念相矛盾。拋棄天命觀念並不能抵消人們爭天命、爭正統爭當皇帝至尊的觀念。裏面的原因可能在於天命沒有客觀化，也就是天上帝信仰沒有客觀化。天命沒有客觀化，客觀上導致了人人可以稱天命的結果。這一點，我非常同意汪文學先生的判斷：西方法治觀念源於西方的教會與客觀上帝的觀念，所以法治的意義在於任何人都應置於上帝之下。更深層次說，客觀的上帝觀念源於客觀的教會觀念，沒有客觀存在的教會，也就不會產生客觀的上帝觀念。這些思考使我感受到天命的客觀化（不轉移）、政教分立是平等、契約、法治觀念的基礎，因此要緊的是在中國的傳統資源中尋求天命客觀化與政教分立的思想資源。我相信傳統資源中政教之分必然有這類資源，我們的祖先不可能會承認政權獨大（歷代政權爭正統）具有正當性。我們的祖先也會認為每個人都應在教化之中，這種教化聖人之教是最權威的存在，而非權勢者借用教化之名使自身成為最權威的存在。政教分立的根本意義，必然要求教化權威高於政治權力。中國沒有西歐的教會，缺乏客觀的上帝觀念，為了凸顯中國王權統攝在上帝之下的觀念，就不得不尋求天、上帝與天命客觀化的傳統資源。天、上帝的客觀化也必然需要無可撼動的客觀存在作為基礎。而且，這個天與天命的客觀化，也惟有在歷史傳統中尋找。天、上帝與天命的客觀化與政教分立似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要政教分立也必須使天、上帝、天命客觀化。為了尋求這些傳統資源，我不得不在中國的典籍中尋求政教分立的傳統。因為我相信，一個文化只有在自身的根基中發展才能真正生根，生搬硬套的移植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時我更加相信我們的古人不可能不會有皇帝之尊居於天與聖之下的思想。要做到這一點只能皓首窮經。孔子素王的相關論述引起了我的注意，立即觸發了我的神經。《春秋》孔子為王的觀念使我直覺上認識到此理論在古人那裏必然不簡單，其中必然存在隱顯晦明又意義深遠的涵義。孔子為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當中國古人在說「孔子素王」的時候一定繞不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問題。果然，《春秋》中的孔子為王的義旨非常隱晦其詞地將世俗帝王置於在素王之下，且不是素王而是真王，這是以微言形式表達的。如此，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研讀春秋公羊學，希望能夠吸取一些有價值的資訊。清代公羊學延續發展了這一微言，尤其是莊方耕《春秋正辭》，不明公羊核心主旨者很難注意這些微言。有些偏見認為公羊學是為了維護皇帝統治，與公羊學主旨完全南轅北轍。這一點毓鋆先生一語點破得非常入木三分，公羊學以孔子為尊。只有在義理上入了公羊學的門，才能理解其主旨與內涵。深入公羊學我才發現，我冥思苦想的東西古人可能已經早有意識，這些意識就在這些經典之中。在天、上帝、神、聖與作為權勢者的皇帝之間，古人早已經有了選擇。遺憾的是，這些文字流傳過程中，總是抵不過先入為主與似是而非的誤解，如將董子《繁露》與莊氏《正辭》視為君主至尊地位的辯護者。不過，也許正是這些誤解，先儒賢士才能明哲保身，免遭殺身之禍。將天命客觀化，並置於統治者之上，先賢們事實上已經完成了這一點，他們已經將客觀化的天命融入到客觀的歷史之中。客觀的天命問題解決了，政治與天命分開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需要解釋的是君臣倫理問題。中國帝制時代的君臣倫理，本質是朋友之倫。理解君臣之倫的本質，只能從天上帝與天命的角度去理解。厘清作為政治上的本質朋友之倫的君臣之倫與作為天上帝與天命的君臣之倫，從理論上安頓了古代帝制下君臣關係的理解。禮、教、政三個方面分屬於三個不同的職能。中國古代長期禮、政歸於帝王並且教成為禮、政的附庸，同時禮也是政的附庸。客觀天命，不僅解決禮政相分，也解決了禮與教的相合。客觀天命把政治與文明禮樂教化、天上帝信仰分開，將皇帝與政權所壟斷的祭祀權與政權分開。革命和打天下史觀與君臣倫理是看似矛盾的。「君臣人之大倫」，古代先賢們重複了幾千年，其中自然有深刻的思考。忠信是建立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基礎，忠是認同是基礎，信是認同基礎上的實踐。但是，建立忠信文化不能僅僅立足於當代，還應當是從歷史中來，這又涉及歷史觀念的問題。在中國這樣有著強烈的歷史傳統的國家，思想與實踐的建構是不可能繞開這個歷史傳統的。君的本義是信仰與宗教層面的。君臣倫理是共同信仰指向的，是共同體涵義的，忠的倫理意義是從公共層面上說的。因此，我強烈地認識到，建立忠信文化，必須重新思考、或者說，再次捍衛君臣倫理。但是，捍衛君臣倫理又必須在政教分立的基礎上。只有政教分立的視角，才能一方面承認改朝換代政權更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支持君臣倫理的不易性。君臣倫理指向的是共同體與共同體觀念。君臣大倫的意義，在中國古代多是從這方面著眼。但是如果以歷代正統論那種論證思路完全又陷入了矛盾和不可能。歷代正統論的政權論證根本目的是論證政權的不可更迭。然而政權的不可更迭本身就違反天道，怎麼可能存在永遠不倒的政權。所以必須跳出歷代正統論著眼於政權的正統論論證思路。同樣的歷史傳統，完全可以從另一種觀念和史觀來建構。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但史觀是可以改變的。政（治）教分立的觀點，政教二元的視角，一開始就是為了反思甚至完全推翻革命（變革天命）史觀而建立。其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夏商周三代，如何處置安頓他們的關係擺在我的面前。夏商周改朝換代的觀念根深蒂固，很難撼動。經典文本中的夏商周並列通常也解釋成改朝換代，但實際上細究文本，似乎他們並沒有改朝換代的意思，這種改朝換代的涵義是後人給予的。與其說是改朝換代不如說是三代並立之義。若夏商周是改朝換代與本文主張政教分立所反對的變革天命史觀完全相悖。很幸運，春秋公羊學保留著另一種改朝換代或者說不完全改朝換代的觀念。以這種觀念看待夏商周三代，則他們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共存的關係，這也與經義主旨「通三統」的觀念相符合。比如公羊學的「王者不臣」與「諸侯不純臣」之義，在《左傳》裏是商於周為客的觀念。這些義理都表明了三代並存關係。以此為基礎，我主張將三代治統理解為並立之義。當然，三代並立並非觀念上的，歷史現實中亦是如此。商未滅夏，周也未滅商，《春秋》這種不滅他人之國的傳統也源於歷史的實踐。如果說西方的客觀存在的教會使得上帝客觀化，那麼可以說，中國的聖人之統的客觀現實使得天命與天上帝客觀化。國人對君權神授有著非常大的誤解。君權神授在西歐意味著王權的確立，需要教皇的加冕。教皇加冕相當於君權得到了神的授予，從而具有權威。君權神授意味著兩種權力的相互制約、妥協與權力分配。不明君權神授的真正涵義的人以為中國的皇帝宣稱自己具有天命就是君權神授。中國的傳統中，每個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有天命，但是到底有沒有天命需要經過他們之間的鬥爭。不斷鬥爭角逐最後活下來，那個才是真正有天命的，而其他人都是假天命。這就是一個極大的悖論。<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