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彌爾的教育以功利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源自於傑姆斯與邊沁的交情，事實上彌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彌爾有意無意成為功利主義學派的接班人。在彌爾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學的雄厚背景下，對政治經濟學與法學又下了一番苦工，並且開始在報刊文獻上發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場域是在哲學激進派的喉舌《西敏寺評論》，與之相抗衡的是輝格黨的《愛丁堡評論》以及托利黨的《季刊》，他並且組織了學社與年紀長他不少的人進行學術思辨，並且以讀書會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邏輯學與心理學的知識；1823年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此後便以公務生涯為職，直到東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為止，這樣的公務生涯，使得他成年這段時間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思想工作。總結他的學習生涯，沒有玩伴、沒有嬉戲，只有書籍和父親的話語，這樣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問題，在那一年他進入了一種精神危機的狀態，在這段時間裡他不斷思索作為一個人的價值何在，並且漸漸從華滋華斯的詩中得到一些啟發，五年後精神危機慢慢過去，他的思想也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並且開始大幅修正原來的功利主義觀。
彌爾於何年進入東印度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