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世纪了，有个著名的文人，叫吴汝纶。他年轻时入曾国藩幕，40岁后入李鸿章幕。那是19世纪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做事最多的两个幕府了。到了晚年，他自叙文字工作生涯，说:吾在曾幕中时，日有进益;在李幕中十余年，却依然故我。为何?盖曾公每办一件事，没有先入之见，也没有因人际关系而先规定某种观点，只是详细说明事由，让大家每人各拟一份文稿拿进来，选出最好的用，同时遍告大家:某人起草得最好。如果大家起草的都不满意，他才拿出自己起草的文稿。如果有幕友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写的好，他就会跟大家说，我最早认为应该怎么写，但现在某某的文章写得比我好，我就用他的稿子了。这样一来，人人争相研磨，考虑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李鸿章则不然，每办一事，都要顺从他的意愿。他会先跟大家说，我要如何如何。合他意的文稿就用，不合的就摈弃，没有讨论，没有切磋。所以办事的人都争着揣摩他的心意，没有越出藩篱作深入宏大思考的，文思亦日隘矣。这段话让人感到原来文件还可以这样起草。固然，官场上的文书，不乏敷衍之词、老套之语，但是要把事情说得分寸恰当，把解决方案提得合情合理，同时要照顾到局内局外的大形势，水准不高，确实也难做到。更为难得的是，曾幕把官场竟然办得像一个可以自由讨论问题的学术场所。
划线句子中的“幕府”是什么意思?
古代将帅办公的地方 用幕布遮住的宫殿 专门用来给手下人住的宫殿 用于议论朝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