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會台字第12860號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案由
書記官朗讀案由：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等，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及第3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及第4項等規定，認有違憲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審判長諭知：今天出席的人員，有全體大法官，聲請人王光祿及代理人許正次律師、文志榮律師，聲請人潘志強及代理人林長振律師、林秉嶔律師，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指定代表張家豪法官，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未出席。相關機關有？政部（代理人蔡震榮教授、胡博硯教授）、？政部警政署（機關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及代理人宮文祥副教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機關代表林華慶局長及代理人張惠東助理教授）、原住民族委員會（機關代表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主任委員及曾興中專門委員）。鑑定人裝家？教授、林明鏘教授、蔡志偉副教授、王毓正副教授及浦忠勇助理教授。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機關代表高涌誠委員）。
審判長問：現在介紹特約通譯。請問您的姓名等資料？
特約通譯曾國義先生答：曾國義。
審判長問：與本案聲請人王光祿是否有親屬關係？擔任本案通譯是否會導致您或家人受有財產上損害，或受刑事訴追等等不利益情形？如果有法定情況，您都可以拒絕通譯。有以上的情況嗎
特約通譯曾國義先生答：沒有。
審判長諭知：現在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先向各位簡單說明今天程序的流程：本次言詞辯論實施全程錄音錄影，並在本院及大法官網站直播開庭影音。程序進行流程：1.聲請人方陳述意見（王光祿、潘志強委任之律師共用10分鐘；張家蒙法官5分鐘，共不逾15分鐘）。2.相關機關陳述（？政部、警政署、農委會、原委會各5分鐘，共不逾20分鐘）。3.法庭之友陳述意見（5分鐘）。4.陳述意見完畢後，休庭20分鐘。5.由大法官詢問聲請人、相關機關代表及其代理人、鑑定人、法庭之友，答覆時間各不超過5分鐘。6.最後，請聲請人方最後陳述（王光祿5分鐘、特約通譯5分鐘；潘志強5分鐘；張家蒙法官5分鐘，共不逾20分鐘），及相關機關最後陳述（？政部、警政署、農委會、原委會各5分鐘，共不逾20分鐘）。7.於發言時間屆滿前1分鐘，響鈴1聲警示，時間屆至，響鈴2聲，請結束發言。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本案行言詞辯論爭點題綱。
書記官朗讀言詞辯論爭點題綱：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部分我國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上述權利之憲法依據、理論基礎、？涵及範圍為何？其性質屬於個人權或群體權或二者兼具？2、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環境生態保護，尤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平衡（1）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主張如何與憲法所規定之環境與生態保護要求相平衡？（2）野生動物保育是否屬於憲法位階的保護法益？其憲法依據、理論基礎、？涵及範圍為何？（3）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得為如何之管制，始屬合憲？（4）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規定，就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係採事前許可制，是否合憲？除上開條文所定之「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之目的外，是否應包括自用之目的（94年2月5曰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第2項規定參照）？3、自製獵槍部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就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魚槍，免除刑罰，而僅處以行政罰。上開規定將得免除刑罰之狩獵工具限於自製獵槍、魚槍，是否違憲？又上開免除刑罰之規定未及於（自製）空氣槍，是否違憲？4、以下請研究原住民族專家及生態保護專家表示意見（1）狩獵活動對於臺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意義與重要性如何？原住民狩獵對生態保護之影響如何？（2）傳統上，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方式與狩獵工具為何？臺灣原住民使用槍枝作為狩獵工具是始於何時？其用以狩獵的槍枝是否僅限於自製獵槍、魚槍？是否包括空氣槍？（3）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有關事先核准之申請部分，與維護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以及生態保護之間有何關聯性？（4）以上各項如有實證研究資料，請提供之。
審判長諭知：在請各位開始發言前，提醒各位席位上有計時器，請務必注意時間的掌握，如果超過時間，本庭會制止發言並關掉麥克風，各位時間來不及的，就請用書面補充。請聲請人方陳述意見（王光祿、潘志強共用10分鐘；張家豪法官5分鐘，共不逾15分鐘），請在自己的席位上發言。
聲請人潘志強代理人林長振律師：大家早安！對於今日在場諸位的蒞庭，我們深表敬意及感謝。我是排灣族的卡里馬繞（林長振律師），偕同卑南族的席浩（聲請人潘志強），到庭陳述我們的謙卑、誠摯的請求。我們將仰賴大法官的智慧、權力及良心，積極的實現我們的請求，使我們得以重拾先祖的訓誨、傳說故事（含教示意義）及行止規範，以回復我們作為人的尊嚴，並延續我們的傳統生活。（由林長振律師將排灣族語譯為國語提供本院）我們以這一段排灣族的陳述，作為本案陳述的開始，是表示原住民族對憲法法庭的尊崇，意思除了向在場各位表示敬意以及問候以外，我們也表明了對於大法官的智慧、權力以及良信之信賴，實現原住民的權利，使我們可以在踏出憲法法庭之門以後，可以得享尊嚴，重回我們傳統的懷抱。在這個地方我們另外要向大法官報告的是，在本件審理的同時聲請人家鄉的族人正在臺東的聚會所集會，正以吟唱卑南族古謠之方式，高唱各位大法官的大名，以及對於他們文化發展的訴求，一則表示對於大法官的尊榮，二則也充滿了對於今後民族文化發展的期待。關於本件聲請解釋之目的與理由，除援用前呈書狀以外，今日再以口頭再加以強調及補充如下。第一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受到憲法的保障，是一個複合式的基本權利，其性質包含個人權以及集體權，但是槍砲彈藥等條例及法律的規定，已侵害到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人身自由及財產權，均屬違憲。請庭上能夠斟酌本案系爭規定都涉及基本權利的侵害，如原住民狩獵文化權，影響範圍為全體58萬的原住民族人，且原住民族在我國亦屬孤絕的少數，請採取嚴格審查之立場
聲請人潘志強代理人林秉嶔律師：緊接著回應大院關於爭點二的提問，首先我們必須要先強調的是，所謂的獵人指的是守護獵場的人，原住民獵人長期以來借由守護獵場，來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野生動物族群的存續。然而主流社會長期以來的污名化，都讓原住民族一直背負著使野生動物滅絕的污名，但我們從相關研究資料都可以顯示出來，其實棲息地的破壞才是真正的原因。我們在比對相關司法判決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名單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經常獵捕的山羌、臺灣獼猴等動物，它們的族群數量並沒有因此下降，甚至在2019年的時候，它們都從保育類野生動物名單中除名。而如同鑑定人所述，任何獵人都希望自己的獵場生態豐裕多樣，而根據農委會歷年的監測結果也顯示，野生動物族群數量並沒有因為原住民狩獵而失去平衡。而在鑑定人浦忠勇教授的研究中也指出，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具有非常豐富的？含，包括獵場的管理、狩獵的行為、獵物的處理、分享以及祭祀等等。鑑定人裝家？教授更指出，臺灣原住民族的狩獵自理制度，其實是符合現代西方科學的永續利用原則，甚至有一句代表性的標語，就是「有狩獵的地方就會有保育」。因此，聲請人主張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與野生動物保育之間並不衝突，彼此之間應該是一個相輔相成、共存共榮的夥伴關係。然而現在的國家管制方法，卻過度侵害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例如在狩獵之前，我們根本無法預測我們能夠獵捕到什麼樣的野生動物，但事前管制卻要求獵人必須要申報獵捕的種類跟數量，明顯違反論理法則。而且在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中，獵物都是上天賜予的禮物，我們卻要求獵人必須要對外宣告，我要捕什麼樣的野生動物，這個行為嚴重觸犯了禁忌，更直接侵害了原住民族獵人的信仰核心，也讓獵人不願意主動去申請，最後導致行政機關也沒有辦法達成管理之目的。因此，聲請人主張還有其他侵害相對較小的手段，例如我們可以透過事後報備的機制，結合部落的自主管理，就可以同時兼顧生態保育、獵人的信仰以及原住民族管理自然資源的自主性。而在狩獵目的部分，現行野保法限制只能在傳統文化跟祭儀的地方，才能夠狩獵，這不但牴觸原基法第19條的規定，更忽略了生活其實才是傳統文化祭儀的本質。因此，這種立法方式明顯倒果為因，並不妥當，應該納入自用之目的，才足以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因此，聲請人主張現行野保法第21條之1的事前許可制，違反比例原則，而屬違蕙。而不論採取何種制度，為了實踐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第12項，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以及自主性的憲法誡命，國家在建構相關法令制度時，都應該依照原基法的規定，踐行諮商同意程序以及共管機制等等，與原住民族對等的溝通和協商，才能夠實現我國憲法的基本價值。
聲請人王光祿代理人文志榮律師：Nga’ayhokonamo你們好嗎？我先用原住民阿美族語向在場的各位問安。對原住民的生活文化而言，獵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的立法目的，與其說是在保障原住民持有獵槍，倒不如說是在保障原住民之狩獵文化的維持與實現，我們要強調狩獵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但是自製獵槍卻不是。所謂自製8獵槍，只是主流社會強加在原住民身上的想像，立法理由說基於原住民所自製的獵槍，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為生的生活工具，其根據的事實基礎顯然錯誤。原住民持有獵槍的犯罪比例，比對於警政署的槍砲案件的圖表，95至105年間，藍色部分是國？查獲的槍砲案件，每年至少1500件以上，紅色部分是原住民使用獵槍的犯罪總數，綠色部分則是原住民使用獵槍涉野保法、森林法、槍砲以外的犯罪總數（簡報第18頁）。可見得原住民使用獵槍犯罪的比例及可能性相當低，而涉犯野保法、森林法、槍砲以外的犯罪，更是少見，顯示原住民何等尊重其傳統生活文化必需品的獵槍，在使用獵槍時具有高度的自律，絕不會輕率濫用以致犯罪。自製獵槍的結構簡單，安全性難以控制，導致獵槍爆裂等危險性大增，又因專業技術不足，未設置保險裝置，意外擊發的可能性極高，取用的黑色火藥爆速高、膛壓高，加上槍枝鏽蝕、保養不當，原住民獵人因獵槍膛炸造成傷亡的新聞屢見不鮮。這個照片顯示自製獵槍欠缺安全性的情況嚴重（簡報第21頁），國際知名的臺灣穿山甲保育研究團隊重要成員之一的布農族獵人，余滿榮就是死在不安全的自製獵槍之下，這樣危險而不幸的事件，應該立即遏制。？政部與警政署曾允諾開放更安全的狩獵工具供原住民使用，然而原住民至今還在等候安全的狩獵槍枝，究竟還要犧牲多少原住民獵人的生命與自由，才能夠換取一把安全的狩獵槍枝。我們必須更嚴重重視，狩獵槍枝的安全性與實效性，不要再讓原住民使用不當、不安全的獵槍。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限制原住民狩獵僅能使用自製獵槍、魚槍的規定，違反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懇請大法官宣告違憲，謝謝。
聲請人指定代表張家豪法官：各位好，聲請人主要基於以下的理由，認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有關自製獵槍的規定違憲。首先，聲請人認為該條例第20條第1項違反明確性原則。該條例第20條第1項有關自製獵槍的規定，既然作為一種構成、形成刑罰範圍的刑罰構成要件，形成入罪或出罪的範圍，白話來說，就是符合或不符合此要件，會直接影響人民有罪或無罪的結果，此構成要件文字必須要十分明確，必須要是可以通過所謂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而該條例就自製獵槍此構成要件，條例本身未作任何定義，而獵槍此種規範文字，也容易使人民誤認說獵槍就是所謂合於狩獵目的所使用的槍枝，比如聲請人本件聲請所涉及的案件，被告所持有者是具有長槍外觀、木質手柄，只有單發射擊機制的空氣槍，便是這種情形，這會使人民因為規範明確性的不足，誤信自己持有空氣槍的行為合法，最後人民卻要承受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此為聲請理由的第一點。第二點，聲請人認為該條例第20條第1項排除空氣槍的適用，顯然違反平等原則。空氣槍的威力並不當然大於一般火藥型的槍枝，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空氣槍的子彈動力來自於壓縮鋼瓶？的氣體，一般槍枝的子彈動力來自於子彈？的火藥爆炸，而原住民持獵槍狩獵既可免責，沒有道理原住民持空氣槍狩獵，卻要承受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處罰。何況無論是依照釋字第669號解釋？容，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6項特別規定，有關空氣槍之罪得減輕其刑，可見空氣槍在法律上的非難性是低於其他槍枝，而原住民持有法律上非難較低的空氣槍狩獵，卻反而要受刑事處罰，難認合於平等原則，並且已有違反體系正義。第三點，聲請人認為第20條第1項排除空氣槍，限於自製獵槍，是不符合比例原則。聲請人必須要強調原住民族當然可以隨著時代、科技、經濟等外在環境的發展，選擇最適合的方法去實現文10化？涵，就本案來說重點在於原住民族有權利、有自由，去選擇最適當的方式、最適合的工具，來實現文化中的狩獵行為，政府沒有權力要求原住民族必須進行復古活動，也就是說要求原住民族必須用落後、危險、昂貴、不便利的方式或工具進行狩獵。在現今社會下，原住民使用空氣長槍狩獵，使用起來安全性更高、更方便、更準確，也有可能是更符合現今社會中，部分原住民族一整年大多數的時間是住在城市裡，僅有祭典、假日方回歸部落參與狩獵的情況。禁止原住民族使用空氣槍狩獵，強令要求原住民族必須以自製獵槍的方式狩獵，在現今社會環境中，聲請人認為實質上已經侵害原住民族實現形成狩獵文化的權益，此與禁止原住民族使用空氣槍狩獵，所追求的社會治安目的，難認衡平。其餘部分，引用聲請人先前提出的聲請書記載，以上，謝謝。
審判長諭知：請相關機關陳述意見，每個機關各5分鐘，時間共不超過20分鐘，請在自己的席位上發言。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理人宮文祥副教授：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各位與會先進，大家早，本人宮文祥在此謹代表？政部以及警政署，陳述大院所提相關爭點答辯要旨。在正式進入到爭點題綱回應之前，本人先想嘗試說明一下，我國目前對於槍枝管理在立法裁量及立法授權之下，主管機關在管制政策上的基本邏輯思維，供大法官作參考。也就是說在目前槍枝管理上，尤其針對本次的釋憲案，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以及生活上可能的需要，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其實是肯認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攸關其文化以及狩獵之實踐，所以，能夠有安全的獵槍，確實在實踐權利的同時，能夠維護人民生命與身體的安全。只是本於槍枝管理的一般性的禁止，目前的規範係限於自製獵槍，相對於釋憲案聲請人或者法庭之友，對於安全所提出的質疑，管理政策上毋寧是在於強調槍枝的低效能，且同時也可以滿足狩獵需要的槍枝，以供原住民族使用。因為在相關數據的統計上，自製槍枝不易淪為犯罪工具，這也是合於主管機關在政策上，基於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的需要，將所允許原住民狩獵用的槍枝限於自製獵槍。誠然在後續的說明中我們也會提到，自製槍枝的規定並非主管機關自行憑空創造出來的，甚至在幾次的修法當中，與時？進的作了相當程度的調整。也因此在109年的修法當中，更將原民會與國防部納入，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能夠就槍枝管理作更精進的規範，也就是由政府提供協助，在管制的政策下，能夠提供更符合原住民需要的狩獵槍枝，也就是在使用工具上我們作了規範和調整，能夠達到雙？的一個結果。誠如先前所述，在規範上對於一般人而言，其實是一律加以禁止的，也就是說受到現有刑法以及槍砲彈藥管制條例的規範，對於持有槍枝的一個行為，其實都是處以刑事處罰。但本於我國憲法對於原住民族的保障，不論究竟來自於基本國策國家保護義務，或是說我們根本肯認它屬於憲法所應該保障的基本權，在創設出制度性保障的概念之下，現行的規範其實已然提供了相當積極的回應，甚至可以強調的是，參考其他國家對於原住民族保護，以及開放其狩獵的行為，很少有像我國現行的制度，在既有的槍枝管制制度之下，僅允許特定族群能持有槍枝以為狩獵。只是針對這樣的一個差別待遇，並非主管機關所要去質疑的，如同前述，在目前的槍枝管制之下，原則性的禁止在於公共秩序與安全的維護，此亦為大法官所肯認，同時允許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其實合憲性也有著憲法上的一個基礎，就此主管機關在此已然釋出相當的善意，希望能夠在槍枝管制與管理上達到兼籌並顧的一個效果。不過，在展開後面的論述之前，對於原住民族持有槍枝的立場，這邊必須要強調的是，對於傳統文化、祭儀以及生活的需要，所強調的狩獵權，確實應該受到憲法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對於實踐此一權利的工具，也就是狩獵工具，毋寧才是現行管理政策所聚焦的對象，且我國沒有憲法位階的擁槍權，也就是說狩獵權與狩獵工具固然存在於相當緊密的關係，但二者終究有所不同。在進入到系爭題綱之前，對於實務上相關案件的最高法院判決，其實已然在法官認事用法上呈現錯誤或誤解，所以才會發生後續一連串相關判決在個案引用上，所產生對於現行法律就原住民槍枝管理上的爭議，誠如本部ppt所強調的，當法院將自製子彈解釋為自製獵槍之隱藏性要件時，其實已然將條文規定擴張解釋為允許自製子彈，正因為自製子彈也屬於前述所提到在一般禁止之列，而且也不符合現行對於自製獵槍所使用彈藥的規定，所以根本有違槍砲彈藥條例第4條的規定，至於自製獵槍之規定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相信在座的先進都知道，依據大法官多號解釋所確認，基本上有兩個判準，第一個要能夠在授權的目的、？容、範圍上能有所明確，再者也可以從法律本身以觀，若是立法目的以及整體規定的關聯意義可以得出，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得以命令作為補充性的規定，此時也肯認其符合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所以在解釋槍炮條例之規定，當立法者規範了自製獵槍，且行政權在依法行政下，本來就擁有一定解釋法律的權限，更在於槍砲條例本身已透過相關規定可以得出，立法者已然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就自製獵槍的構造規格乃至於所使用的填充物而非前述的自製子彈，進行合乎立法目的的授權與規範，至於自製獵槍的規定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何謂法律明確，大法官在諸多解釋也都有所強調，固然學者或部分大法官對於相關的判準仍存有質疑，但就現有的要求，在於自製獵槍之意義是否難以理解，自製獵槍是否為規範者可得預見，可否經由司法者在個案中加以審查確認，如同資料中強調，自製獵槍第一次出現在條文規範當中，主管機關於民國八十六年，其實有派人查訪原住民族各族於當時擁有獵槍的情況，在資料顯示上當時槍枝確實多屬於前膛槍，在民國100年、103年相關辦法的修正，對於自製獵槍再做更進一步的規定，就此可以看出主管機關在此部分已然考量實際的情況，並有著與時？進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對於自製的意義，應為原住民族一般人所能預見。承前所述，對於自製槍枝的管制與管理，除了立法裁量外，主管機關有政策上的一個脈絡，希望能夠堅固公共秩序與安全，以及維護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只是相對於限制狩獵權，毋寧是強調對狩獵工具的一個管制，大法官也強調過，即便屬於絕對保障的基本權，如？在的信仰甚至此次涉及到傳統文化跟祭儀，但如果涉及到外在行為自由關係到他人的權益，這樣的權利僅能受到相對的保障，所以基於強調槍枝的低效能，同時要符合狩獵的需要，僅開放前膛槍，因為低效能在於低治安的危害性，所以並不是在於主管機關僅提供落後的、破舊的、不安全的狩獵槍枝，因此在立法目的跟手段之間存有相當的關連性，在公益和私益的權衡上顯未失衡。同理，本於槍枝管理強調公共秩序與安全的維護，大法官在釋字669號解釋有提到，也肯認了對於空氣槍的管制，以及用刑法相繩應該無違比例原則的要求，所以在此主管機關確實並未開放空氣槍得為原住民合法狩獵之用，此外本於此次釋憲案所強調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保障，在參考相關文獻與學者的研究，空氣槍是不是屬於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祭儀所使用的槍枝，也就是在文化傳承與發展脈絡上，是否屬於文化的一部份，是有待斟酌的，因此對於自製槍枝未及於空氣槍，應該更存在於其治安管理的正當性，而與比例原則無違。綜上，現行管制的架構應合乎憲法要求，最高法院的判決在程序與實質上恐有所違誤，自製獵槍在規範授權的定義，從槍砲彈藥管制條例的相關規範整體關聯上觀察，應合乎授權明確與法律明確的要求，再者對於自製獵槍，禁止後膛槍與空氣槍，爭點在於對狩獵工具的管制而不是限制狩獵的行為，在考量公益與私益的權衡下，也應符合比例原則，最後參照109年最新修法，目前正在研擬相關的許可管理辦法草案，依據最新修訂之規定，其實也協請國防部提供具安全性自製獵槍主要的組成零件，希望能藉此有利於原住民使用，讓槍枝的結構能與時？進，此部分也符合大法官於釋字407號解釋所強調的，主管機關在執行特定的法律就抽象的概念得為必要之釋示，但大法官也有提醒要隨時檢討改進。在此作最後陳述，就此在前述的辦法草案訂立上，主管機關已然符合大法官的意旨，以上是本人謹代表？政部警政署所做的說明，恭請大院參酌。
相關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林華慶局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除了所提供的書面意見書外，謹作以下的口頭補充，首先我們認同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與野生動物保育如同剛剛聲請人所述並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互為基底，相輔相成，所以我們希望以原住民的傳統智慧為基底，再加上國家適切的法令為輔助，除了讓野生動物資源得以永續外，也有助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傳承。原住民族在國家法律形成前，本來就有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所形成的生活文化與傳統智慧，在過去包含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頒布，確實是對原住民族的生活和文化造成相當衝擊，但是在4、50年代出生以前出生的國民應該也記憶猶新，在當時對於棲息地的破壞，還有商業性的獵捕，確實對於野生動物的資源造成相當的衝擊，這也是當時野生動物保育法頒布的背景，但是在經過了幾十年對於棲地的保護，生態復育的成效逐漸顯現之時，我們行政院農委會願意從更理解與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權利的前提下，來進行相關法令的調適，且我們在過去這幾年已經著手修法，希望在尊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前提下，能夠落實野生動物的保育。現行法令的主要問題，和我們農委會所進行的調適，以下進行簡要的說明，首先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1條之1，它是根據21條之1的規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獵捕野生動物應經主管機關的核准」，若違反此規定就必須依照51條之1的規定處置，但是在51條之1的規定僅規範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並無針對保育類野生動物有所訂定，對於此疏漏，農委會已經擬定針對51條之1規定的修正草案，納入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罰鍰規定，第一補足原本僅規範一般類而無針對保育類進行處罰的衡平性，第二我們也以罰鍰來做規定，使得原住民的獵捕不管是一般類或保育類都是去刑罰化，另外針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原本僅有針對傳統文化與祭儀兩個因素來獵捕或宰殺利用野生動物，我們已在106年6月8號和原民會共同發布會銜令，依照原基法第19條納入自用，針對自用也有明確的定義：「乃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現行的「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與祭儀所需要獵捕宰殺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現行的事前審查制，我們經過檢討也認為確實過於僵化，無法貼近原住民族傳統狩獵的慣習，另外針對各族原住民族的文化與脈絡或需求也不夠完整，但對於最重要狩獵成果的回報，在過去也因為原住民和主管機關欠缺互信基礎，不願意回報狩獵的所得，所以使得在管理方面有相當大的缺漏。因此在106年已經開始在全台灣各地全面推動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晝，希望透過組織的自治或回報的制度，在學術單位的監測下，來進行更適切的管理，未來我們希望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對個人的申請我們還是依照必須事前申請，但我們會依照程序上做更多的簡化。第二我們鼓勵部落形成組織，能夠在一定期間？，比如說在一年的期間？，進行事前一次的申請，事後一次的備查，第三階段對於已將成熟的組織，我們希望藉由行政契約的簽訂，來進行狩獵的自主管理，來回復原住民的自然資源的使用權，以上謹代表行政院農委會做補充。
相關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大家平安。Arayhannomakotopasa’opo~nohuingtosakalalicaytosasowalen，tadaka’irayanamatahidangkoYin-min-hweyamipainitonafaloco’an.感謝大院召開這次的言詞辯論，原民會受邀出庭陳述意見，至感榮幸。以下謹就本案各項重大議題，向各位大法官說明本會的基本立場。首先，原民會認為，我國憲法業已明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當然包含在其？。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權，定性上不只是原住民族各族的集體權利，同時也是原住民個人的基本權利。國民大會在84年、86年間增訂憲法增修條文時，我個人與許多原住民族憲法運動的推動者，共同倡議了原住民族權利入憲的主張，因此，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規定就是原住民族權利的憲法規範；憲法上的原住民族文化權更透過立法院在87年及94年所制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法案，已經開始落實。原民會所理解的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意義，在原住民族各族傳統的語言、祭典、信仰及獵團組織等教育文化知識體系中，狩獵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傳承與落實，都已經獲得憲法層次的保障。此外，依據原民會委託學者協助調查並彙整各族耆老與獵人的共同意見指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永續利用、生態平衡，因此，在傳統規範下所實踐的狩獵活動，必然能使「環境與生態」獲得相互平衡。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會同原民會107年起所推動的原住民族自主狩獵管理計晝中也可以發現，如果國家公權力能夠與原住民族獵人一同落實復振傳統規範，進行永續利用野生動物資源時，除了更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之外，並可透過狩獵活動進行物種監測、環境調查等工作，實際上更能保護環境與生態。所以，在傳統規範脈絡下實踐的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不僅與環境保護沒有衝突，事實上更是積極地相輔相成之制度。原住民族狩獵工具在千百年來本就會因時代演變而不斷發展；許多文獻資料指出，使用刀、矛、弓等獵具的原住民獵人，從18世紀開始，透過交易管道取得各式槍枝，再經過多次法制變革，使原住民開始使用今日所謂的「自製獵槍」。從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權的角度，國家既負有保障多元文化，促進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的憲法義務，自然應當依照兩公約施行法等相關規定，允許原住民享有科學進步的安全獵槍。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大法官惠予參考。
審判長諭知：現在請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推派之高涌誠委員代表陳述意見。
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高涌誠委員：各位大法官在場各位先進大家好，本人謹代表國家人權委員會就本案所涉及相關國際公約提出意見如下。第一是原住民族文化權，已是在國際上被普遍承認的人權，且該權利性質兼具個人權及集體權，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條、第15條及第21號一般性意見第9點、第13點及第15點，個人和群體皆有權透過習慣和傳統表達其人性和賦予其生存的意義，進而建立世界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條、第27條及第23號一般性意見表明，文化本身是以多種形式表現，包含人與土地間特定聯繫方式，「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1條、第8條、第11條、第15條和第34條也都聲明，無論集體或個人都有權充分享受聯合權憲章、世界人權宣言，確認基本人權和自由，因此原住民族使用土地和資源的方式孕育其文化特殊性，亦即原住民個人或群體的狩獵捕魚或採集活動等都是文化權的範疇。第二，環境權做為第三代人權理論，也是為國際社會所接受，聯合國大會在1968年通過決議提出環境保護與人權的關係，1970年東京宣言也主張享受環境與維護自然資源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之一，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將環境品質權利與基本人權也做了連結，是為國際環境法律的基礎。第三，本會也認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環境生態保護並不必然衝突，因為狩獵活動必須依賴物種的多樣性，豐富的完好生態圈，顯現生態平衡和文化傳承同等重要，獵人做為生態系統的一環，用其傳統規範對野生動物的利用、獵場制度、棲息地的保護以及自然知識，達到資源永續利用，此部分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育的方法與概念，以及重視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密切性，其實是相符的。第四，人權會認為國家應與各族群合作，訂立適當的狩獵規範，以取代現有管制措施，「生物多樣性公約」於其序言及第8條和第10條宣示，國家立法應尊重並鼓勵原住民，按照傳統文化慣例且符合持續利用生物資源的知識，和地方群體共同保護持續創新踐，並促進廣泛運用，同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文化一詞的概念闡釋的定義是：「一個廣泛包容性的概念為人類生存的一切表現，也就是包含生活方式、語言、自然、食物和服飾等等」如果某食物為原住民傳統上食用之物，則自用獵物應屬文化權之範圍，然而現行事前許可制將原住民族文化權利，變成須經行政許可的管制措施，而衍伸了由行政機關掌握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定義權，此部分顯然與公約精神有違，因此本會認為國家透過現有的法制，例如諮商同意共同管理等機制，與各族群共同歸納整理出符合其族群特定的狩獵規範，進而達到生物與多樣性兼顧相互調和的目標，是國家應有的義務。第五，原住民有權為適應現代生活而使用安全的工具進行狩獵，「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20條、第26條、第27條及第34條，具體規範各國應在法律上承認適當尊重原住民族的習俗、傳統和土地使用制度，而經社文公約第15條則規定，人人皆有權參與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因此原住民不只有權以其傳統方式生活，也可為適應現代生活變更該方式所需之工具，因此監察院105年？調第49號報告也指出，自製獵槍並不等於效能低下，換句話說公約其實是保障了文化權，包含了原住民族使用現代及安全的工具進行狩獵活動。
審判長諭知：陳述意見程序結束，現在休庭20分鐘，於10時10分續行言詞辯論程序。本庭續行言詞辯論程序，現在進行大法官詢問程序。答覆時間各不超過5分鐘，答覆時請在席位上發言。請各位大法官發問，並請先說明要哪一位答覆。請謝大法官銘洋詢問
謝大法官銘洋問：我此處有兩個面向的問題，一個是自製獵槍的問題，一個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問題。第一個自製獵槍的問題先請教？政部警政署，自製獵槍的要求在國際上非常罕見，是否在你們的研究上有其他的國家也這樣要求其原住民應自製獵槍，否則要被處以刑罰嗎？依照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規定，主管機關要輔導原住民族自製獵槍，不曉得過去？政部是否有曾經輔導過？政部警政署是否曾經根據自製獵槍的定義去做出符合法定規格的獵槍，而這樣的獵槍是否真的能夠打獵？還是只是基於安全性的考量對規格作限制？另外，？政部有提到政府和國防部要提供安全性自製獵槍的零件，提供零件讓原住民自製，是否是因為受限於現行法的規定，也就是說因為法律規定必須是自製，所以只能用提供零件來讓原住民自己組合？過去？政部曾經行文立法院表示，已經在107年召開各個相關部會獲得初步的共識，希望能夠讓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有完整配套的措施，原民會也同意認為要比照射擊運動槍枝的模式來訂定管理辦法，此為107年的事情，但到現在還沒看到此辦法，不知這部分的進展如何？第二個問題，是保育類野生動物的問題，先要請教農委會，農委會在所提出的報告裡，看起來好像是傾向認為事前許可制是合憲的，也舉出日本的規範為例。但是日本據我們所知其原住民族不多，大概只有愛奴族，如此在論述上略有不足。另外，農委會也認為主管機關要求事前許可制，是因為可確認原住民的狩獵的獵場，並對其進行管理避免衝突，但問題是說主管機關真的有能力去做這樣子的確認嗎？第二個有關保育類動物的問題也請教農委會，依照「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此辦法其實是在101年制定，104年修正，可是原住民族基本法在94年制定時有要求必須要和原住民的部落進行協商同意，不曉得此辦法在101年制訂的過程是否有和原住民的部落，而不是只和原住民的行政單位，進行諮商並獲得其同意？保育類動物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現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的規定，此規定在現行法是排除第18條的適用，可是如果違反此規定的法律效果到底是如何？特別是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去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剛剛農委會在報告時也有提到，違反的法律效果依照51條之1，而51條之1的問題是它只有規範一般類動物，並無規範保育類動物，剛剛農委會也提到說要提出修正草案，但問題是105年就說要提出修正草案，但至今仍無看到具體進展，在修法之前其實就有很多案件，原住民因為獵到保育類動物，因此遭到判刑，並被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規定判刑，最高法院在106年決議，認為此部分可能與罪刑法定主義有衝突，想就此問題請教聲請人及鑑定人王毓正教授以及監察院的人權委員會，依照現在實務上的做法認為違反21條之1的規定，獵到保育類的野生動物，在現行法51條之1規定不足的情況下，去適用第41條處以刑罰，此部分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或者是罪刑法定主義
審判長：謝大法官的問題是詢問所有的聲請人
謝大法官銘洋：請聲請人協商一位代表答詢
審判長：先請？政部答詢。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答：？政部警政署先提出說明，有關自製獵槍，世界各國開放獵槍狩獵管理是一樣的，而類似國？給予原住民族之例外開放，則有不同。關於制定自製獵槍的緣由，87年制定過程當中，對於原住民要用什麼獵槍，曾到8個縣市參訪，也參考各族所使用的獵槍，當時他們都是用現在所謂的前膛槍，經過多次討論，包括原住民立法委員、獵人都有共同參與，討論的結果，當時認為那樣的槍枝足以提供他們狩獵使用，殺傷力可以狩獵臺灣本土各種陸上動物，根據這樣的討論結果，也適用了三四十年。在歷史文獻上，槍枝有制式、改造、也有自製獵槍，只是在研定當下，他們使用的槍枝是現行這種槍枝。總之，是經過討論後才將這樣的槍枝結構定義為現行的自製獵槍。以上是第一個說明。剛才談到槍枝膛炸或其他危險，其實與材質等各方面都有關，譬如專業知識、材質、火藥裝填多寡等都有關係，其中材質不好必然會造成槍枝不安全，這點不可否認。現行原住民所使用的槍枝，在結構、材質上是有一些不安全的部分，多年使用下來有這個問題。至於警察機關輔導原住民族使用槍枝，各縣市警察局每年都會進行輔導，包括申請的輔導等。但因槍枝構造畢竟涉及專業，也不是所有警察都能加以輔導。關於槍枝的規格，剛才也有提過，現行的作法，因為原住民一致認為，現行槍枝在安全上有顧慮，所以去年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時，已明確將構造及彈藥授權由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訂定。其實不只是去年的修正，之前，就他們對於火藥部分的建議，我們也修訂當時的許可管理辦法，對原來的前膛槍部分，讓他們可以裝填擊釘器的火藥，這種準後膛槍的方式，可改善安全的問題。所以，政府對於獵槍的安全問題有逐步在處理，特別是去年剛修正的條例，我們將會協請國防部製造提供關鍵性主要的組成零件，讓未來的獵槍能和制式槍枝一樣的安全。以上報告。
審判長：如外國也有只允許原住民族使用自製獵槍的情形，請會後提供書面資料。接著請農委會答詢
相關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林華慶局長答：關於大法官所詢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關於原住民族申請狩獵採事前許可制，是為掌握不特定的個別獵人，必須知道他去狩獵，掌握其狩獵成果。有關獵場的規範，現行管理？法第4條規定，「原住民依本辦法提出申請前，其資格應經申請獵捕所在地鄉（鎮、市、區）轄？部落會議通過。」就是為確認不致於去侵犯別的部落的獵場。前面口頭報告已有說明，針對現行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我們已進行檢討，將作大幅度的修訂。第二個問題，管理辦法在101年發布時，當時確實未與全臺灣所有的原住民族部落進行協商，但？容都是與當時的原民會共同會商的結果。第三個問題，第21條之1與第51條之1只針對一般類野生動物的獵捕違反規定進行處罰，我們在105年當時就提出修法，納入針對違反規定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行政罰鍰，但在立法院黨團協商時，因為黨團有不同意見，所以並沒有簽字，導致在上一屆立法院會期沒有完成修法，屆期不續審。因此，去年1月我們已將該修正條文，併同野保法其他修正條文，重新再報請行政院審查，預計這個會期會再送立法院進行審議。
審判長：就剛才謝大法官提出的問題，請聲請人共推一位代理人發言。
聲請人王光祿代理人許正次律師答：剛才謝大法官詢問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及第51條之1規定，關於除罪化第21條之1「野生動物」的範圍，很巧，原因案件是本人在花蓮地院及高分院所打的布農族小米祭狩得山羌的案件。法律結構是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原住民族對野生動物狩獵可除罪化，但因第51條之1另外規定針對一般類野生動物，則要處以行政罰，以前法院認為既然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要處行政罰，則獵捕保育類動物當然要處以刑罰，所以用第41條處罰，是這樣反推出來的。我接這個案件時，有跟法官表示我國憲法嚴格採取罪刑法定主義，對於法律的解釋，不能因為輕的行為處以行政罰，重的行為就一定要處以刑罰，這樣絕對違反刑法罪刑法定主義。因為輕的行為處以行政罰，重的行為可處以更重的行政罰，這也是農委會目前修法的方向。回到第21條之1，該條只規定獵捕「野生動物」除罪化，但法院不能直接將「野生動物」限縮成一般類，刑法禁止這種限縮的解釋方法。既然法律明文規定獵捕野生動物除罪化，法院不能直接限縮「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文義上應包括保育類，目的上且整個體系上也包括保育類。所以我們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等規定，除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外，也違反明確性原則，使得這些基於傳統文化、祭儀獵捕野生動物的獵人遭受刑法制裁。以上補充，謝謝。
審判長：張法官是否要發言？
聲請人指定代表張家豪法官答：僅就槍枝部分作補充，剛才警政署發言人表示，109年曾進行修法，就相關法律進行協商。必須聲明一點，刑法構成要件之授權應更明確，更要有明文規定。誠如聲請書第16頁備註9所提，比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3項規定，關於毒品之分類及品項，必須經審議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並送立法院查照。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是否有相關規定，足以表示刑罰要件授權行政機關作相關的補充？聲請人就此有所疑義。以上補充。
審判長：請王毓正教授答詢
鑑定人王毓正副教授答：鑑定人王毓正回復謝大法官的問題。其實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應該從野保法相關條文的歷史發展來回顧，事實上無論是從93年修法之前的第21條第5款，或是修法之後的第21條之1來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範圍，在此二條文中應均包含一般類野生動物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在？。但現在相關的管理辦法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事實上已有不當限縮第21條之1之疑義。但這不會只是子法本身的問題，因為這樣的不當限縮，相當程度也是母法本身規定不當所導致的。甚至可以說，第51條之1的罰則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納入，當然就會導致例如剛才律師所提到的，法院在個案中無法適用第51條之1，於是只能回頭適用第41條第1項第1款，但這樣的適用，以現在適用的狀況來看，就等於野保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刑事制裁會適用在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上，這樣不僅是違反平等原則，同時也侵害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這樣的現象，整體來看是現行法體系的混亂及修法的延遲，當然修法的延遲不只是行政機關的問題，確實在立法院也造成一些延遲的情況。這樣的現狀不斷造成原住民族個人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刑事處罰，形同是一種制度性的侵害，侵害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如同剛才所說，可以回顧到93年，從93年到現在，這樣法律混亂的狀況，真非一朝一夕。且從此角度而言，能否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要求國家應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之意旨？我認為很有問題。
審判長：請高委貝答詢。
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高涌誠委員答：關於庭上所詢問野保法第21條之1，依照聯合國大會在2007年9月13日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族有權保持和發展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或機構，有權安穩地享用自己的謀生和發展手段，有權自由從事他們所有傳統的和其他經濟活動。」同一宣言第26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族對他們傳統上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第2項規定：「原住民族有權擁有、使用、開發和控制因他們傳統上擁有或其他傳統上的佔有或使用而持有的，以及他們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基此，我們認為依照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相關的資源運用，尤其是狩獵文化，其實就是他們的經濟活動與文化活動，應尊重原住民族自己的定義。野保法第21條之1的事前許可制，顯然是將原住民族權利之定義權交由行政機關處理，我們認為這部分與國際上尊重原住民族權利的精神相違背。因此，國家人權委員會建議應依照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27條，即「各國應與有關的原住民族一起，在適當承認原住民族的法律、傳統、習俗和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情況下，制定和採用公平、獨立、公正、公開和透明的程式，以確認和裁定原住民族對其土地、領土和資源，包括對他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土和資源的權利。原住民族應有權參與這一程式。」現行野保法第21條之1顯然與宣言有落差，國家應尊重此義務，與各族群共同歸納整理出相關規範。
審判長：請楊大法官惠欽詢問。
楊大法官惠欽問：第一個問題請教鑑定人王毓正教授。王教授提出的鑑定意見，結論係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授權規定，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之疑慮。鑑定意見並提到106年3月份立法院政黨協商的野生動物保育法草案條文，其中第21條之1第2項與現行法同項規定，最大的不同點在於：1、現行法採事前許可，草案則是核准與備查併列。關於核准與備查併列，今天農委會提到、簡報也有寫到的三階段方案，假設採核准與備查併列，則這樣的三階段方案，請教王教授，即這樣的流程是否就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之意旨？2、草案除「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外，同時增列「並應依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部落自主管理之原則定之」等？容。請教王教授，增列這些？容是否即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之意旨？或是應採剛才國家人權委員會高委員所提出的另一個不是完全相同意旨的？涵？換言之，王教授認為如何的？涵才會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之意旨？第二個問題，請教鑑定人浦忠勇教授，鑑定意見中提到原住民族狩獵自用是其飲食習慣的？涵，請問這樣的原住民族飲食習慣，是否屬其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第三個問題，請教原民會及農委會，貴二會曾於106年6月8曰發布會銜令，此令農委會簡報也有寫到，該令係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容是針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涵所作的解釋，主要是援引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認為所謂「自用」，係指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請問當時作成該令結論之理由，是否係認為「自用」是當然包含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的「傳統文化」意涵中，即屬於「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或係認為「自用」是與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傳統文化」與「祭儀」屬併列之概念，即並非「傳統文化」的？涵，或是有其他的理由？以上，謝謝。
審判長：先請王毓正教授答詢
鑑定人王毓正教授答：針對楊大法官的問題予以回復。第一個問題，鑑定意見中提到第21條之1第2項之授權條款，從向來的授權明確性原則，及相關大法官解釋對授權明確性之要求來看，確實是符合的，但我們不能忽略一件事，今天涉及的是原住民族狩獵問題，不能與其他一般的規範事項等量齊觀，因為我們很少會遇到一個規範事項，必須回到歷史的縱深去看，為何現狀會是如此？而且也不是不去干涉這樣的傳統文化自然而然慢慢地就會回復、就會產生文化的復振。在原住民以外一個族群的主流文化，長時間的、我必須說是壓迫之下，不只是社會弱勢，而且是一個文化弱勢，必須用積極的方式，使其回復，而不是只要不過度限制就好，相對來講，必須積極的進行回復，而且要順著傳統文化的脈胳加以回復。在這種情況之下，並不是所謂文化中立的問題，因為對於本來就受壓迫的文化，國家如果只是主張文化中立，就等於是任其逐漸枯萎。再加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點的原因在於，憲法條文中不會看到「積極維護」的字樣，一般只規定「維護」、「保障」，不會有「積極」2字，為什麼要特別規定「積極」？制憲當時有沒有特別的原因？姑且不論，但就目前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來看，確實不只要「維護」即可，而是要「積極維護」，原因如同我剛才所說，要從歷史的縱深去看，更積極的在授權上給予更多的關照。當中，如同今天在座很多位提到，原住民族並不是只有一族，一族中也不是只有一種文化，本身在文化上即具有多元性。在此情況下，對文化行為作管制或規範時，不能將所有行為視為單一性，而用一般行為管制的授權方式來授權，這樣根本無法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的「積極維護」，充其量只能說是「維護」而已，哪算是「積極」？基此，與其去責怪現行管理辦法，不如去責怪授權條款，因其所採取的手段，就只是一般的管制手段、許可制，程序上就只是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找來，忽略掉主體性，一般管制手段是這樣制定，但這裡處理的並不是一般事件，必須在程序上注意到主體。另外，關於範圍，條文是自相矛盾，一方面既說野生動物都在狩獵範圍？，但管理辦法卻又只剩下一般類，可見授權條款未考慮多元面向。至於目前草案是否適當？我無法回答此問題，只能說起碼已經朝向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又是否更加周延？此問題與其給答案，應該要問的是，有無讓有主體性的原住民族參與討論、共同形成？這可能比我來回答是否適當，會更加合適。以上，謝謝。
審判長：請浦忠勇教授答詢
鑑定人浦忠勇助理教授答：我要說明的問題是，飲食習慣是否屬傳統文化？關於傳統文化，聲請書及很多論述中都有提到，資料非常多，我再重申一次，用一個簡單方式來講，所謂傳統文化，從一個很具體的東西，一直到很抽象的知識、知能、生活習慣、進一步到價值規範、生活偷理、甚至於整個身分的認同，再往上提升可能是自然觀、宇宙觀。在這樣的脈胳之下，臺灣原住民各個族群在講傳統文化時，可能是很具體的、很生活性的、很常識性的，就是習俗文化、應時，也可能是一個很自然觀的、宗教信仰的，這種生命最高層次的東西，譬如泰雅族的「Gaga」，鄒族的「Einu」，賽德克族的「Gaya」，這些都是包含在所謂傳統文化的範疇？。至於飲食習慣，從一個很具體的食材，到口味、族群、民族食譜，再進一步，我們有很多的集體共識，蓋房子、結婚、生子等都有特殊的飲食，這些都是飲食習慣、飲食文化，都包含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本件王光祿聲請案，因為母親想吃肉，已涉及一、王光祿會打獵，二、王光祿須聽父母的話，一個懂得傳統規範的原住民，長輩已交待要去打獵，我想吃，若王光祿不去打獵，在部落裏已是沒有規範的獵人。事實上，要實行傳統文化，其實是回歸到生活的實踐，臺灣原住民族是沒有文字的民族，因為太多生活的東西需要靠實踐，才能讓傳統文化繼續生存下去，不然就是死的文化，是歷史文獻的文化，是博物館裏讓人看並研究的文化，已經不是活生生的文化。所以我們希望文化持續被實踐，透過實踐的活動，狩獵活動就是實踐最好的方式，不然臺灣原住民文化消失時，國家社會會花費更多的力氣，還不一定能回復。例如西拉雅族，多麼努力想抓回傳統文化，可能是很生活性的祭典，一旦消失，政府想再複製文化，幾乎沒有機會，成本極高。故傳統文化不要變成只是紙上談兵的博物館或甚至太過觀光化，以上是本人的補充
審判長：請農委會答詢
相關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林華慶局長答：針對楊大法官方才所詢問的自用項目，我們認為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因為過去並未針對自用營利，使得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在審核時，甚至在法院審理時，常常會有一些爭議。前面本人有說明，在105年由行政院報請立法院修訂野保法草案，除了第21之1條及第51之1條，希望增列違反規定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的行政罰鍰的新修訂？容外，當時的修訂？容也包含在第21條之1？增列自用的項目，但也同樣在當時的立法院，因為黨團協商有不同意見，並未通過。所以我們才會在106年6月8日由農委會及原民會共同會銜，針對第21條之1納入自用的項目，使其更加明確
審判長：請原民會答詢。
相關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答：106年6月8曰原民會與農委會會銜發布的令，最主要是因為當時在93年2月4日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規定部分，只包含傳統文化與祭儀部分，但隔年94年2月5日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除了傳統文化與祭儀外，也可以基於自用的非營利目的，從事狩獵及採集。新法基於優先舊法原則，在野保法修法未完成之前，先用會銜方式解決二個法律競合的問題，本會與農委會一致達成共識，希望狩獵文化除了傳統文化與祭儀外，也包括自用。
審判長：請祭大法官宗珍詢問。
蔡大法官宗珍問：請教農委會和原民會，基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授權訂定的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第4項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管理辦法第4項第4款明文要求申請時應載明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方式及區域，此項規定從101年訂定上述辦法開始，在104年雖有修正，申請要件也還是未作修正，此款申請？容應載明的要求，是基於何種政策上或規範管制上的考量而形成？此款要求又與第6條規定密切相關，甚至在第6條第3項有特別的規定，即「第4條第4項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方式及區域，涉及其他機關權責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先徵詢其他機關之意見。」亦即在申請所應載明的事項上，除了牽連到第6條一般性審查時的要求外，還直接規定涉及其他機關權責，必須先徵詢其他機關之意見，此款規定之要求究竟基於何種考量？以上是第一個問題，也是聲請人有質疑的部分。第二個問題請教原民會或浦忠勇教授，有關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的申請程序，就非定期性的獵捕活動，要求應於獵捕活動5日前提出，5日的限制未曾改變過。請教關於非定期性的獵捕活動，有無可能基於傳統文化祭儀的相關要求，而無法期待於5日前依規定提出申請程序？亦即有無正當事由，使得5日的限制與管制目的發生衝突
審判長：請農委會答詢。
相關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林華慶局長答：針對蔡大法官的提問，說明如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4項明文應載明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方式及區域，過去之所以會有如此細瑣的規範，係因過去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概念裏，認為不能逾越族群總量，即不能影響總量平衡，才會有先就獵捕動物的種類、數量提出之規定。另外，獵捕期間可能在動物的繁殖期，必須讓動物休養生息，所以這段期間不應狩獵，事實上在很多原住民族的狩獵禁忌裡，同樣也有類似的思維。又狩獵的方法或區域，會不會侵犯到其他部落？之所以會列出來，是基於以上所講的概念。另外在第6條涉及其他機關權責者之規定，因為可能涉及農委會所主管的其他公有土地，例如國家公園、交通部風景區管理處，或其他大學實驗林，若申請狩獵涉及其他機關權責，有必要先徵詢相關主管機關的意見。
審判長：請原民會答詢。
相關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答：在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自然包含在當中，所以，有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利的範疇，就應當回歸傳統與依照部落傳統慣俗來確立權利範圍。另外，原民會委託研究的結論與彙整族人的意見中，也提到部落傳統的慣俗之中，事先提出獵物的種類、數量的資訊，明顯違反傳統規範，甚至有禁忌的問題。如果要求原住民族的族人全部必須事先申請許可，可能等同於強迫族人違反傳統慣俗，對狩獵文化權的侵害非常大，因此，應該要出於重大公共利益維護的目的，而且符合比例原則規範的設計，才可提出事先的許可。最後一點是，農委會林務局與原民會已經注意到此狀況，目前林務局已草擬進一步落實部落自主管理的規劃措施，用更少的限制手段來達成相同公益維護的目的，此部分我們會繼續和林務局一起努力。
審判長：請浦忠勇教授答詢。
鑑定人浦忠勇助理教授答：狩獵活動充滿不確定、危險，也有很多變數，很多原住民將之視為一個神聖化的過程，有很多占卜（夢占及鳥占）及規範，就是為了要應付非常不確定又危險的狀況，這樣的神聖化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部落規範。在管理辦法，當我們用族語告訴族人，打獵時要先告訴政府機關，要打幾隻山豬、幾隻飛鼠，他們都會笑，還說為何要這樣申請？再來，這是狩獵神聖化很重要的民族傳統的慣習，還有一些很難事先申請，臺灣原住民族有很多除喪的儀式，除喪可以事先知道嗎？20天前也不可能會知道。本人是鄒族，鄒族一定會先獵到松鼠，不會5天之前先申請，一定會至少獵到1隻松鼠，才可以重返獵場，松鼠就變成一種約定、儀式化的過程，所以在很多外力介入及規範限制下，反而會將傳統一點一滴的流失掉。
審判長：請呂大法官太郎詢問。
呂大法官太郎問：本席有一個簡單的概念需要澄清，就是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同時列有自製獵槍及空氣槍，自製獵槍及空氣槍之意義究竟為何？蔡教授的鑑定意見提到，自製獵槍並不排除用空氣壓縮方式的空氣槍；浦教授在鑑定意見提到，最近數十年來，原住民都用空氣槍打鳥類等；但警政署認為，除了自製獵槍對於安全維護上比較沒有那麼強以外，至少立法當初，並不考慮空氣槍。請教方才提及的3位，槍砲條例上的自製獵槍及空氣槍，是否相同？或有可能相同？另外，單獨請教？政部，開放空氣槍及目前允許的自製獵槍，在公共安全維護上，究竟有何重大區別？
審判長：請蔡志偉教授答詢
鑑定人蔡志偉副教授答：在自製獵槍及空氣槍的討論前，整體上都會連結到今曰討論的焦點，即原住民族權利這件事情，如同本人的鑑定意見非常強調，包含所有鑑定人的意見或相關機關，其實都非常強調幾個不同的規範，包含憲法增修條文、兩公約、原基法等，討論自製獵槍及空氣槍，應放在這樣的範疇思考。第二件事是，自製獵槍的概念到底從何而來？實際上在民國72年條例立法之初，並無此概念，是後來修法才放進自製獵槍的概念，從此觀點來看，是一個創造出來的概念。為何會創造出來？按照方才？政部警政署的說明，他們曾經在過去某個時間的範疇？作了訪察，在那個時間作訪察必須考量到，臺灣原住民族其實經歷過威權統治時期，臺灣的山地行政是一個非常控制的型態，而且是高壓的改變原住民族生活型態的過程。從歷史研究裡面突顯原住民族持有獵槍的型態非常多元，但經過威權統治時期之後，政府的管制讓原住民族持有獵槍狩獵作了非常大規模的改變，也因此才導致警政署在那個時間點訪察，發現原住民族都使用這種槍枝，所以就合理化調查的結果，這是必須放進來考慮的部分。第三個部分是，大法官特別提到，自製獵槍及空氣槍概念的討論，姑且先不論管理辦法正當性與否，從條例本身來看，自製獵槍找不到任何的定義，再從整個條例的立法及修法過程，實際上立法者所有歷次修法目的都是要尊重、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因此，在此前提下，獵槍的事應著重在立法者所強調的狩獵的目的性，本人的鑑定意見強調，如果是在以狩獵為目的使用的狩獵工具，就應被包裹在狩獵文化權利所涵蓋的範疇之？，而不應該從後面的管理手段及管制措施，限制狩獵權最重要的核心？涵。因此，無論自製獵槍或空氣槍，回到本人一剛開始的陳述，我們在包含人權委員會所作的說明，兩公約的意見解釋，包含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或其他國際間司法組織所作的裁判，例如美洲人權法院等，其實都一再提醒原住民族權利，回歸到一句話，本人作為原住民，本人是賽德克族，我們有狩獵的傳統，自製獵槍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傳統，從這個角度去談自製獵槍及空氣槍在這部法律或在整體憲法以下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討論，才是真的有意義的。
審判長：也請浦忠勇教授答詢。
鑑定人浦忠勇助理教授答：簡單補充蔡教授講法如下，獵捕工具無論自製獵槍或空氣槍，重點是被納入到傳統狩獵文化當中，這些槍枝在原住民地區，是生活的工具，獵捕的工作，也變成生活慣習的一部分。在部落的獵槍管理，甚至有很多族群，例如布農族有祭槍的文化，將獵槍的管理都神聖化，與土地神所共同擁有的槍枝文化，這在臺灣很難想像。本人作狩獵調查，看到很多原住民部落的槍枝是幾十把，沒有人會害怕、擔心槍枝會失控，只要槍枝文化納入一個規範、神聖化，即部落的一種管理機制，再多的槍枝都不會有任何的威脅性，但部落如果有一隻黑槍，可能整個部落會非常恐懼。所以，本人很期待大法官們從槍枝文化納入狩獵文化去看，是否一定要將獵槍當作治安疑慮之物？或只是當作純粹的生活工具。
審判長：請？政部答詢。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答：有關自製獵槍與空氣槍的不同，第一是結構上使用的動力不同，自製獵槍是用火藥、爆彈為動力；空氣槍是用氣壓式的；第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現行法第4條第1款，所列舉的槍枝有獵槍及空氣槍，所以，在分類上不同。自製獵槍規定於上開條例第20條，自製獵槍某程度與獵槍構造相似，只是因原住民自製的概念而有不同。剛才提到公共安全性，空氣槍有何影響？上開條例管制的所有槍枝都是因為具有殺傷力，有遠距離致人死傷的危害性，所以才會立此條例的特別刑法，加重刑責。空氣槍本質在列管上，只要是上開條例所稱的空氣槍，就是具殺傷力，同樣會有危害性，過去調查結果，原住民提到獵槍、刀是工具，當時沒有提到空氣槍。第二點，現在所用的獵槍，是供原住民所使用的範圍為考量，不因槍枝殺傷力是否輕弱，而增加各種槍枝列為原住民狩獵的槍枝，所以也不宜擴張所有槍枝只要是供狩獵之用，就列為原住民使用的工具，此部分也是基於安全及平等原則的考量。
審判長：請黃大法官虹霞詢問。
黃大法官虹霞問：本席有槍枝與保育的問題，第一、關於槍枝部分，詢問？政部，你們剛才表示一般人民不能使用槍枝，原住民是特別的例外，但有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之規定，請交待是怎麼回事？第二、你們方才提到，為了保障原住民安全，已商請國防部軍備局自製獵槍的零組件，本席的疑問是，既然要如此，為何不乾脆供應安全的制式槍枝？為何還要原住民自己自製？理由何在？本席剛才想到一個觀念，自製槍枝是當時86年調查的結果，是否在肯定原住民族手巧？例如原住民族除了槍枝外，還會用到弓箭及陷阱等，這些都是因為原住民族同胞很厲害，能做出非常好的東西，也是勇士及英雄的表現，當時是否如此？若是，有些安全性的考量可以再思考，並非一定要限制在「自製」。第三、目前有無安全又效能較低的制式槍枝？當然也許有人會認為，只要同意開放，將來就會有，但低效能的槍枝好像不太多，越來越沒有人要買低效能的槍枝，從？政部的角度來看，有公共安全的考量，所以講究的是低效能。又？政部認為危險性較低的空氣槍，應該也可以管，具體標準何在？何謂危險性較高或非較低？以上幾個相關問題，本席還未得到答案，希望？政部能夠說明。第二部分是關於安全性的要求，本席非常認同，但效能部分要對抗的不是其他手上同樣有武器的人，現在狩獵的對象是獵物，如果從獵物的角度，到底要存有何種態度？今天早上本席剛好看了臺東八仙洞的遺址復舊完成的影片，臺灣在400萬年前浮出海平面，原住民族3萬年前就已在臺東了，本席馬上聯想到一個節目，就是NGC（國家地理頻道），本來說南島民族的原鄉是臺灣，有什麼依據？可是竟然在國家地理頻道已經播出，表示世界都是肯認的。所以，本席也要表達，大家都是臺灣人，這是大家共同的榮耀，我們有這樣的歷史文化。這次的資料，本席非常感謝很多法庭之友，給我們很多的指導，其中有兩個值得跟大家說明。一個是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裡面有一些句子，還有一個卑南族的法庭之友法律意見書，都讓本席非常感動，也跟本席原來的認知一致。它說，狩獵活動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意義與重要性，重點不在於獵捕行為，而在於和環境和諧共生的精神與實踐。又說，每次的出獵不可以講話，因為是要準備讓自己的靈與宇宙萬物的靈能夠處於一個平等、競爭的態勢。本席作為法律人，看到「平等」比較有感覺，都要平等，眾生平等。它又說，布農族人並沒有獵人的概念，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你要是非人的……。這讓本席想到，不是從人本位思想出發來看待事情，令本席感動。整個布農族的部分，大概有這樣的基本看法。另外還有一篇也讓本席非常感動，就是卑南族青年朋友寫的，剛才林律師也有提到，獵人是獵場的守護者的概念，獵人是指傳統領域守護者、巡視者。不是以占有者或侵略者的概念看待事情。它又說，卑南族長久在地生活，發展出來的生活知識與智慧，以及文化慣習，均講究大自然共存、共續，我們利用、享用大自然之虞，更要守護大自然等觀念、想法，讓本席感動。因為這樣的想法和感動，還同時看到一句語，讓本席覺得，我們是不是要思考？政部所講的低效能，是不是有其道理存在？它說，大獵祭的神聖性是由「獵」取得上蒼、祖靈自然所賜而來，狩獵之前總是要說，請賜給我們，？所賜下的、多餘的，那些殘缺不全的等概念。如果是這樣的概念，我們現在要使用槍來獵物，需要追求現代高效率的槍嗎？這部分當然本席只是看到一些皮毛，請浦教授、蔡教授給我們一些指導與看法。另外，保育類的部分，本席想麻煩林教授、裝教授。剛才聽到保育類，本席的瞭解有3種不同的分級，既然有3種不同分級，目前如果要把它變成開放所有保育類，也都包含自用的話，而且自用看起來沒有必要，雖然條文上講到如果是傳統文化或祭儀的話，是以必要為限，但是自用看起來好像沒有這種必要的要件，不以「必要」為限。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將來能對傳統文化以及生態保育有適當平衡？如剛才聲請人強調，能夠相輔相成。特別是林教授，假如我們面對的是瀕臨絕種的動物，是不是一點都沒有必須以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及合比例性？如果仍然以刑法處理，是必然會違反，還是有它的必要性？提出以上幾個問題。抱歉，占用大家很多時間
審判長：謝謝，先請？政部答詢有關槍枝的問題。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答：剛才提到自衛槍枝管理條例的部分，自衛槍枝管理條例在35年制定，當時一般仕？或民意代表，因為有抗戰因素，所以民間有一些槍枝，但是那些槍枝都沒有被列管，所以當時認為這樣的槍枝是需要被管理，而制定自衛槍枝管理條例，將當時有槍的加以登記，進入管理。自衛槍枝管理條例第5條看起來條文規範上，第一，它適用全國人民，不是適用特別族群人民，所有人民都可以依據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來申請。但是我國現在採取槍枝不開放政策，所以自衛槍枝管理條例在現行不會對人民依據此條例申請，而持有相關槍枝，這是第一部分要說明的。第二，自製獵槍與其他制式槍枝有何不同，為何要堅持自製獵槍的概念？剛才已提到是當時那樣的狀況。第二是與治安有關，因為自製獵槍是前膛槍，是從前面槍管填進去，填進去之後，把射出物（例如錯彈）再放進去，這裡以火燃燒、爆炸，然後把彈射出去，這叫做前膛槍。前膛槍在裝填過程需要一定時間，我們會認為它的射擊循環時間可以拉長，不至於像制式槍枝是後膛，而且它是定裝彈，直接一直可以打。我們認為狩獵行為，是不是只要滿足狩獵行為就已足，不要用火力更大的槍枝有危害其他的可能性，這是我們當時一直認為它為何使用前膛槍的概念，是為了保護包括原住民本身，及其他在山區活動的人。另外有關空氣槍，我們剛才提到所有具殺傷力的槍枝都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的槍枝，那它的標準，所謂殺傷力是按照測試結果，單位面積動能超過每平方公分20焦耳，我們認為這個時候它會射入人的身體體？，所以以這個數據當作現行實務上認定標準，就具有殺傷力，一律管制。以上說明。
審判長：接著請蔡志偉教授答詢
鑑定人蔡志偉副教授答：首先謝謝黃大法官的提問，更重要的是非常謝謝您剛才的分享。我對於您的提問的理解，應該是自製獵槍所強調的安全性與效能性的討論，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所應該考量的問題。除了剛才我回覆呂大法官的說明之外，雖然要談的是槍枝的效能與安全，但是我想先從比較大方向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範面來說，狩獵本身是屬於原住民族文化的範疇，但是回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全文來看，實際上第19條至第23條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這個概念的一種章節的安排。從原基法的立法說明來看，這部法律相當程度引用而且採用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有關於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相關？容，也因此從第19條至第23條，應該把它當作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權利的體系來理解，第19條提到原住民族自然資源與土地的利用行為模式，第20條第1項清楚提到，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在第21條是設計原住民族諮商同意參與，第22條是有關於自然資源的共管等，其中最關鍵的條文是第20條第1項，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請看立法理由說，依原住民族定義得知國家建立之前原住民族即已存在，是以國際間各國均尊重原住民族既有領域管轄權，並對於依附在領域管轄權所衍生的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也均予以承認。在這種概念下，應用這種方式解釋或理解第19條到第22條所涵蓋的？容。回到獵槍或者第19條有提到原住民族可以享有狩獵的權利，狩獵工具不僅僅侷限在獵槍的使用，剛才黃大法官也提到包含陷阱、其他狩獵方法，其實都是屬於原住民族以狩獵進行自然資源權利利用的一種行為態樣。回到我在鑑定意見書有說到，原住民族狩獵作為文化整體性的呈現，應該涵蓋社會脈絡、生態脈絡、展演脈絡，這樣的一套整體文化系統來理解。換言之，今天提到如果狩獵工具以獵槍作為使用前提下，會不會影響原住民族文化的整體實踐，究竟應該採行何種判斷基準，其實可以回到原基法第21條第2項，有清楚說到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時，如果產生實質影響，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或原住民諮商，並且取得原住民族同意。這種判斷基準實際上從我在鑑定意見所說，大概有兩個階段作處理，就是這個法令本身的限制究竟是不是以保護原住民族權利，或維護他的利益而來。如果這部分沒辦法通過審查，就應該不符合限制的正當性。即便是以保護原住民族權利或維護原住民族利益出發，我們也必須看合理限制會不會實質阻礙原住民族繼續按照我們獨特的社會組織型態與利用方式，來進行自然資源的利用。回到自製獵槍的效能性與安全性，剛才警政署所提到的當然有相當科學的討論，但是回到原住民族狩獵作為一種文化，我覺的應該回到它會不會影響社會脈絡、生態脈絡與展演脈絡，所展現出的合理限制。因此，就效能性與安全性的考慮，作以上說明
審判長：請浦忠勇教授答詢。
鑑定人浦忠勇助理教授答：特別對黃大法官所提出的問題再簡單補充。黃大法官提到獵人是環境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在原住民狩獵團體當中非常普遍。如果深入了解它的？涵，會覺得這是原住民狩獵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很多原住民獵人到現在獵殺動物時都還會感謝他的獸魂，把他的骨頭帶回家作1個房子，在那個地方每一年很麻煩地釀酒，然後做年糕，祭拜獸魂。我們看到很多原住民獵人，只看到他獵捕時很殘忍，他事實上對自然生態、獵物很溫柔，一輩子要祭拜他的獸魂在1個小房子裡面。我覺得說獵人是生態的一部分，絕對是正確的。這跟很多動保朋友追求的理想目的是完全相容，可以對話的。很多動保朋友提到只要原住民用傳統文化方式狩獵，應該可以被了解。很多原住民朋友在作狩獵規劃時，也把一些傳統概念納入自治、自立公約當中。我們發現很多自治、自立公約，比野生動物保育法的要求更高，比如鄒族的自立公約，擬定狩獵契約已經把一些瀕臨絕種的列為禁獵的，萬一誤捕，有處理的機制。事實上從剛才大法官所講，已經看到這是非常核心的部分。現在國外也都在講動物權、人道狩獵，我後來看到國外的一些經驗說人道狩獵最直接、具體的方式，就是必須狩獵的話，不能虐待動物，不能讓他受傷，最好是瞬間結束他的生命。現在經常是看到獵物，不曉得要不要打，打的死嗎？可能一半以上都是打到就逃跑，受傷，甚至可能殘廢，或者打到後追不到，他可能失血過多就死亡。所以，獵槍不只不安全，很不精準，沒有人知道有效射程是多少，獵人不可能計算這麼精準。制式獵槍需打1、2萬發之後，才知道獵槍是精準、安全的。人道狩獵有殘忍的一面，有對動物溫柔的一面，可是就動物權，我覺得精準的制式獵槍才可能作到人道狩獵。這是國外今天都在做的，也希望在臺灣，獵槍是能夠考慮動物權及人道狩獵的工具。
審判長：請林明錯教授答詢。
鑑定人林明鏘教授答：謝謝憲法法庭的邀請，我今天是第一次來，看到這個重大的題目，非常令人感動。今天釋憲標的其實是2個而已，一個是野保法第21條之1及第51條之1，另一個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今天承蒙黃大法官的問題，我才有講話機會，本來想說時間已到。今天大家講原住民族狩獵權或狩獵文化，很少提到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保育的法益價值，它在憲法都有同樣地位。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有關環境保護也包括野生動物的保育，所以剛才黃大法官的問題是，保育類動物如果不能獵捕，有無牴觸憲法及刑責規定，我在臺大教了10幾年動物法，在我的課本第48-49頁提到很深刻的問題，在臺灣漢人不准狩獵，只有原住民是例外。早期1.0版狩獵版什麼動物都可以打，但原住民非常珍重保育類動物，現在山羌降為非保育類動物，原住民會打臺灣黑熊嗎？不會。他們很尊重原住民文化，所以保育類動物受到刑責規定，我覺得完全正常，我倒是非常失望農委會竟然要把保育類動物變成行政罰，我非常不能接受。屠宰不會是溫柔的，取掉1個性命，這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如果說取掉他是非常溫柔的行為，我不能接受。我的看法是這樣，有關於不能獵殺保育類動物是在野保法第51條之1，構成要件在第21條之1，法律效果在第51條之1，這不是遺漏的東西，而是本身就禁止原住民打保育類野生動物。至於他如果打錯，有時候在半夜打獵會打錯，這是可以原諒的，但不能說是保育類動物就開放他完全可以不受刑罰制裁，我覺得違反比例原則。因為野保法的刑責很低，最重要的刑責在槍砲條例的刑責才高，是1年到7年。王光祿先生是因為槍砲的規定才判那麼重，不是因為野保法規定。所以標的不要搞錯，標的在槍砲條例，標的不在野保法規定，野保法規定第21條之1及第51條之1，我覺得合憲。我的鑑定意見在第2頁寫得非常簡單，我只有寫5000字左右，大概今天所有？容都會包括在？。只有授權的野保法的辦法與槍砲條例授權的辦法，我沒有提到合憲性的問題，因為它不是釋憲標的。我們說程序整理應該先整理爭點，爭點在野保法第21條之1及第51條之1，還有槍砲條例第20條第1項，這二者都在憲法增修條文取得制度性保障的地位，這二者是立法者的衡量，我們希望進到2.0版的狩獵版，就是不要打保育類野生動物，因為保育類野生動物是要快瀕臨絕種的動物，不要打他。現在山羌已經降為非保育類，所以現在王先生打山羌沒有問題，這沒有刑責規定，只有行政罰規定而已。現在農委會已經將大量臺灣彌猴降為非保育類動物，打臺灣彌猴也沒罪，只有在槍砲條例可以作文章。大法官審查有分為3個審查態度，1.嚴格審查，2.中度審查，3.低度審查。這裡涉及2個基本國策的平衡問題，不是基本權利的問題，不是文化權的概念。文化權是制度性保障，但不是憲法上的基本人權，它是共有的享有權利，它的範圍與財產權及所有權利都會產生重疊競合現象，它沒辦法解決問題，它是新型態的。臺灣憲法對基本人權是保障個人權利，原住民打到的獵物原則上是共享的，不是個人使用，是共享的文化，他們有共有的概念。共有的概念在憲法體系的文義解釋是不通的，因為基本權利是個人享有的基本權利。我的想法最簡單，我在鑑定意見寫得很清楚，第一、野保法第21條之1及第50條之1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我對槍砲條例倒是有點意見，因為黃大法官沒有問到這個，而且時間已到，以上淺見僅供參考。
審判長：請裴家騏教授答詢
鑑定人裴家騏教授答：謝謝大法官的提問，我針對所了解的部分跟大家作說明。臺灣野生動物保育法確實有要求訂定野生動物名錄，透過野生動物名錄，希望對名錄上的物種提供更高的保育措施，但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基本上是關注所有野生動物，包括保育類及非保育類。保育類分成三類，這三類有一點點等級的概念，就是它的族群危險程度的差異性，第一類通稱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第二類稱為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第三類稱為其他應予保育類。臺灣在制定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年代，1985年到1989年這個年代，是大家深切反省我們是不是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的年代。所以在野生動物保育法制定時，這三類物種就國外的標準來講，我們是過於浮濫，因為大家都覺得多多益善，幾乎要把所有物種納入保育類才放心。可是這麼多年來，野生動物保育法雖然有分級的概念，就是分為三類，這三類感覺有族群危險程度不一的概念，從比較危險到比較不危險，但野生動物保育法並沒有分級管理，也沒有分級的照顧。現在看起來，保育類動物被照顧得反而不足，其他兩類保育類動物反而被過度限縮族群狀況。我舉個例子，從1970年開始，國？外學者對於保育類中的珍貴稀有或其他應予保育類，過去還有山羌、山羊、彌猴這些物種，大家都建議要積極進行狩獵管理，但這些建議似乎沒有被政府主管機關所認同，所以到目前為止，臺灣的狩獵管理從1970年狩獵法開始凍結之後，到現在50年，狩獵的管理非常脆弱而且不足。我今天帶了1本書要送給朋友，這本書是2年前出的，書名是北美洲野生動物法律與政策，但它用3分之1篇幅也收錄其他地區，包括歐洲、非洲與東亞這些法律制度比較好的國家。臺灣當然也是東亞地區，但是我被受邀去寫的時候，發現臺灣50年來，其實沒有狩獵管理，簡單說也沒有野生動物的管理，所以我只能把原住民狩獵管理呈現給讀者看。我要講回來這件事情，在其他國家對原住民都有狩獵管理，也有一般民眾的狩獵管理，對於原住民會有特別優先措施。如果這是第一類瀕臨絕種動物，而他有需要獵捕，他會優先開放原住民的生計性狩獵，是最優先要被滿足的。因為野生動物的保育，重點是族群而不是個體，因此我們會發現有很多狀況，即使是瀕臨絕種的動物，政府也會允許有適度的狩獵，因為狩獵量可能會促進族群發展。這在國際上很常見，例如大象、犀牛、北極熊都有適度的在地人狩獵量，狩獵過程反而會促成大家保護族群、保護環境或恢復環境，這些都有助於瀕臨絕種動物的復育。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即使是瀕臨絕種動物也會受到特許，尤其是原住民傳統慣習的使用，會特別優先考慮。以臺灣來講，絕大多數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都不是瀕臨絕種動物，即使他是保育類動物，也不是瀕臨絕種動物。我們不應該把所有保育類動物視為瀕臨絕種動物來看待，而且即使是瀕臨絕種動物，在保育上也有很多手段可以讓我們運用，來達到族群復育的效果。
詹大法官森林問：首先，非常感謝王光祿先生的聲請以及張法官的聲請，也謝謝各位鑑定人到場，特別是幾位鑑定人有原住民的身分，讓今天的議題具有深刻的意義。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些單位以及個人。首先請？政部或警政署推派1位代表回答：剛才農委會提到，農委會已經決定對動保法所規定的「許可」或「事前申請」，逐步放寬。不曉得？政部及警政署站在槍枝管制以及社會安全維護的立場，對於農委會的放寬作法，有無何種顧慮？第二個問題特別請教警政署：假設將槍枝放寬到自製獵槍以外的槍枝，當然警政署還是會有治安上的顧慮；請問對於這種治安的顧慮，可否採行一些科技的方法來彌補？例如開放比較高效能的槍枝時，警政署有無可能透過例如電子追蹤等方式，以確保這些開放後的高效能槍枝，依舊只能在特定單位、甚至特定人，以及特定的地方使用？接著請教聲請人張法官，以及王光祿先生的代理人（請推派1位回答）：關於槍枝的部分，警政署一再強調，尊重原住民文化同時，也要考慮治安的問題。就我所看到張法官以及聲請人諸位律師的書狀中，似乎沒有對這點有所回應，而僅從狩獵權、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觀點，認為槍枝應該開放。可是警政署在意的是，一旦開放槍枝，會有安全上的顧慮。請張法官及聲請人律師在現場作一些簡單回應，亦歡迎辯論之後提供更深入的書面說明。再者，請教蒲教授：您剛才的一段話讓我很有感覺。您說站在人道狩獵的立場，希望讓動物「一槍斃命」；可是就我及很多人的觀察，不論是親眼看到或是看電視得知，動物在受到攻擊時，毋寧是盡一切可能求生。所以，如果使用非高效能的槍枝，則被子彈打到的獵物還有逃跑的機會，或是附近的動物看到同胞已經被打中，比較有機會逃跑。在這樣的權衡下，今天的言詞辯論沒有動物在場，如果動物會講話，他難道也會說：「如果真的必須被人類打中，請讓我『一槍斃命』吧！」，或者動物會說：「不，還是希望讓我有逃命的機會！」在獵人的文化，以及原住民的傳統上有無思考到這點？當然，您剛才所言，獵人在獵得獵物後，會祭祀獸靈，我也很受感動。但我想反問，如果是動物，他是寧願被打死後被祭祀，或是寧願逃過這次的災難，活得更久一點？以上幾個問題，謝謝。
審判長：請？政部及警政署答詢。
相關機關？政部代理人蔡震榮教授答：第一，有關農委會開放保育類動物的變動，？政部沒有意見。第二，有關開放高效能的獵槍，以科技方法來彌補的問題，？政部本身是以安全作為考量，在109年修正時，也是一樣，強調自製獵槍的方式，因為自製獵槍的彈藥是從前膛槍去裝，如果開放比較高效能獵槍，可能在管理方面就要學習外國的制度，就是加強管理的措施，這部分在目前的立法政策上，尤其109年的立法政策，把國防部拉進來，還是沒有開放比較高效能的獵槍。以上是？政部的說明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答：我再補充說明。現在有一個射擊運動槍枝的管理，其管理方式與申請，與原住民的槍枝都有不同。第一，射擊協會是一個集體的團體，以團體為申購的單位，使用、領管、儲放都是以團體的名義，所以其槍枝是集中擺放，使用、射擊都是集中，此與原住民的情形完全不同，原住民是在山區，無所不在的山區都是活動的範圍，這就是當時在管理上的一個問題。如果就現行的原住民自製獵槍，以比較嚴謹一點的管理方式，例如集中在哪個地方擺放，可能會觸及原住民使用的習慣，這部分也是我們一直跟原住民加強溝通，如何兼顧治安與他們使用的慣性。剛才提到高效能槍枝，在現行的管理方式下，可能要作一些檢討與改善，因為高效能的槍枝危害性更大，考量臺灣人口的稠密程度，以及開放觀光區域眾多，如果開放高效能槍枝，可能會有更大的危害性，這也是我們要面臨、考量的。以上說明。
審判長：請聲請人張法官答詢。
聲請人指定代表張家豪法官答：請王光祿先生的代理人代表發言
審判長：請王光祿先生的代理人答詢。
聲請人王光祿代理人許正次律師答：詹大法官提問如果真的開放高效能的獵槍，對於社會治安的疑慮，這部分其實槍枝在我們國家法體制裡面，與治安本來就是緊張關係，這是長久以來的宿命。剛才警政署提到，現在有槍枝，包括運動類、休閒類等等，其實有集中管理，或自律保管，取用等等都經過登記。剛才有一個統計數據看得出來，原住民獵槍在歷年來刑事案件的使用上，微乎其微，從實證經驗來看，獵槍對我們治安的危害，微乎其微。但是，如果進一步，我們把現在所謂落後的、危險的獵槍開放了，因為人道狩獵的要求，應該要有殺傷力，如果不是高效能獵槍，沒有辦法進行人道狩獵。但這部分馬上回應到詹大法官對於治安，或者警政署對於治安這種抽象、危險的概念。到底要如何解決這個千古以來的兩難？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想法是，原住民要的是原住民自治，希望用我們的生活方式來管理我們自己，獵槍是我們傳統狩獵文化的必要工具，這個工具如果可以由部落作自律的管理，法庭之友也提出很多目前集體狩獵、個人狩獵如何管理自己槍枝的作法，由共同的公約來約制個人、集體使用槍枝的方式。剛才詹大法官提出更有創意的想法，如果可以對槍枝對一個科技上的追蹤或管理，來減低所謂開放高效能槍枝對狩獵的管理方法，讓原住民狩獵隨著時代的進步，能夠使用更有效能的槍枝，並符合傳統原住民狩獵文化、程序、目的之使用方式。目前原住民自治還有很長的距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原基法是開放所謂的諮商、同意，希望如果國家真的體諒原住民狩獵文化的需求，同意這種高效能槍枝作為狩獵使用，則管理的方式，程序上是否先與原住民族諮商、同意，問一下部落，如果這個槍枝給你們用，你們要怎麼管？由部落會議來管或由頭目來管，還是由獵人協會來管？第二，如果以後真的開放高效能槍枝，對社會產生真正的危害，是否再進一步檢討，有無進一步限縮或嚴格管制的措施？否則槍枝永遠在我們這個法治社會中，就是一個抽象危險，怎麼開放？上次空氣槍的案件也好，現在所謂的獵槍案件也好，都一樣，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根本上、結構上的問題。如果有更好的方式，經過諮商、同意，我想原住民獵槍在這個狩獵文化的形塑裡面，應該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處置，而不會對社會治安造成所謂的危害。
審判長：請浦教授答詢
鑑定人浦忠勇助理教授答：謝謝大法官的提點。到底要如何理解「人道狩獵」？只要有狩獵的世界，獵捕的過程是一定會有的，可是這裡我們還是會強調傳統文化要的價值是什麼？宗教信仰、文化認同等等之類。因為這樣的因素，剛才裝老師也提到，野動法談的不是動物的個別生命，而是整體生態的永續與平衡。我們會去釣魚、捕魚，甚至殺雞，這個一定會有殺生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一般的狩獵民族也一定會碰到。如果我們只是聚焦在個別生物的殺生過程，就會變成殺雞、捕魚等，其實應該全部被禁絕，因為如果動物會說話，問這些魚、豬等，他們一定會說不想被殺。我們在談這個問題一傳統文化與殺生，其實很多制度已經在運作，例如獵人協會或原住民傳統，不會獵捕比較奇特的動物，像黑熊、黃喉貂之類。現在我們也在做族群數量的監測，禁止一些商業性的狩獵，這是在維繫族群數量平衡時，一定要做的，也是不得不做的。在動物資源利用時，事實上傳統文化規範有很多的禁忌在運作。以上是我簡單的補充。
審判長：請黃大法官昭元詢問。
黃大法官昭元問：有一個問題請教聲請人王光祿及潘志強先生，請兩邊的代理人共推1位回答。這個問題是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的事前許可制，你們在聲請書中似乎認為這個規定是違憲的。我的具體問題是，你們是主張：基於保障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權，所以國家根本不能使用事前許可制的方式來進行管理，事前許可制因此會是全部違憲？但即使是改成全面性的事後備查，只要國家能夠管理，違反事後備查時，可能還是有行政罰，而非完全沒有規範效果。或者你們是主張：如果目前現行法所定的事前許可範圍，適度縮小，例如區別一般類及保育類，甚至進一步僅限於保育類的第一級（瀕臨絕種的動物），而排除第二級及第三級，如果只是這樣的適度縮小範圍，上開規定是否仍然違憲？
審判長：請聲請人王光祿及潘志強先生推派1位代理人答詢
聲請人潘志強代理人林秉嶔律師答：聲請人仍然主張現行的嚴格事前許可制度，有高度違憲的疑慮，我們在剛才一開始的簡報說明中也有提到，在透過諮商、同意的程序，讓國家跟原住民族、部落之間，好好地進行溝通與協商，共同制定包括對人的限制、程序、目的及各式各樣的管制手段，無論如何都必須經過與部落對談協商的方式，讓部落能夠針對各種不同的管制手段，在？部進行審查。所以，關於事前管制的部分，我們還是主張有高度違憲的疑慮。
審判長諭知：大法官詢問程序完畢，認有補充必要者，可於7日？以書面補充說明。現在進行最後陳述之程序。請聲請人方最後陳述（王光祿5分鐘、特約通譯5分鐘；潘志強5分鐘；張家豪法官5分鐘，共不逾20分鐘）。
聲請人王光祿代理人許正次律師：原來安排聲請人方王光祿及潘志強先生各5分鐘，經我們協調後，希望可以讓王先生、潘先生及我3人共用10分鐘，而且由潘先生先發言。
審判長：請潘志強先生發言
聲請人潘志強：真心感謝庭上大法官願意傾聽原住民的聲音，我來自PinuyumayanLikavung卑南族利嘉部落，在我說話的同時，原家鄉及各地族人齊聲聲援，一同關心這次原住民議題的釋憲案。首先，我想讓在座的各位瞭解，族人上山狩獵，是遵循部落文化及部落生存法則，狩獵不是職業，是卑南族傳統領域維護者必須要有的技能，是亙古通今的生活方式，是族人與祖靈傳達的必要媒介，也是原住民族群重要的標示。我在8歲時跟外公上山學習，學得其傳授的技能，我極盡努力地活出卑南族文化樣貌，但寶貴的山林知識及生存技能，在現今法律面前，竟成犯罪的根源。目前的法律對原住民狩獵的條件及工具，有相當多的限制，對我們的文化造成窒息性的壓迫。部落傳統文化實踐者，要不是繳罰金，就是蹲監牢，外加莫名其妙出現的，差一點擊傷我腦門的危險自製獵槍，造成原鄉部落勇士越來越少，傷殘人士及寡婦越來越多。我認為國家應有保護人民安全的義務，獵人擁有安全獵槍的權益，罔顧性命的法律，應立即改善。最後，冀望15位大法官基於臺灣多元文化的事實，肯認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承擔憲法轉型正義的使命。以上，謝謝。
聲請人王光祿：（布農族語，略）
特約通譯曾國義先生：（譯述王光祿先生發言？容如下：）審判長及所有大法官，以及在場的兄弟姊妹們平安。我王光祿（TamaTalum）有以下三點要作說明：第一，我們要孝順父母，要聽從父母的話語，在部落裡、在家庭裡，要相親相愛，這是人倫核心的價值。因為我是一個獵人，也是在部落裡的農人，在部落裡秉持這樣的精神、方式來生活。第二，在我的生活、生命當中，知道這樣的文化習俗是關乎到部落生活的權利、生存的權利，也關乎到山區所有動物的自然主權，以及一些人權上的核心價值，因為這是我們的文化習俗，所以在部落裡常常看到這樣的事情。第三，到山上狩獵，所有的獵人都遵循著祖先所傳下來的智慧，遵循著所有獵人應該有的禁忌，所以在生命價值觀或狩獵的規範，以及信仰上的核心，都是針對大自然所有動物是共生共榮，這樣子去做生命的實踐。最後，我在收到刑罰判決的7年當中，心情上及生活上也受到很大的無奈，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現象，這也是關乎臺灣原住民族16個族群的現象。以上，謝謝。
聲請人王光祿代理人許正次律師：我就剛才需要補充的部分，作初步的補充。審判長、各位大法官以及在場先進、好朋友，剛剛各位聽到我們兩位來自部落的獵人，他們親自到憲法法庭作陳述。這是第一次原住民的聲音在憲法法庭被聽見，在這麼關鍵的時刻，他們穿著族服，我自己也背著情人袋，希望原住民這個寶貴、微弱的聲音，除了在這裡被聽見之外，也希望大法官能夠看到原住民美麗的文化。幾千年來，原住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農耕、漁獵，過著自給自足樂天知命的生活。四百年前才開始有外來族群，包括荷蘭人、西班牙人、鄭成功、清朝，到近代有曰治時期，還有中華民國。每一個族群來臺灣統治，就開始用他們的強勢文化要求、逼迫原來在這裡的主人。以前原住民還不是權利主體，他甚至還是權利客體。原住民的名字從以前的「生番」（權利客體時代），到國民政府取的「山地同胞」、「平地同胞」這個劣後民族的象徵，後來改成「原住民」。但是「原住民」這個名字，仍然存在許多污名跟偏見。所有的國家體制對於原住民的生存、發展、傳統文化，其實打壓不曾稍減，壓迫也沒有停過，原住民改變原來的文化，為了適應主流生活。系爭案件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潘志強，用祖先傳給他們的生活智慧去從事狩獵的文化，卻受到國家的刑事追訴處罰，導致原住民族群群情激憤。大家問我們，憲法不是規定要保障多元文化？憲法不是規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國家應積極的促進及維護？為什麼原住民去狩獵，踐行祖先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卻不在國家保障的範圍之？，而要受到牢獄之災？原住民族無法想像一個狩獵的人還要事前報備，祖靈告訴我們今天能打到多少動物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國家體制要我事先報備，而且要拿自製獵槍。自製也不是原住民的傳統，槍是原住民與外界接觸之後，用其他方式交易而來，原住民沒有自製獵槍的傳統。要原住民拿劣後的工具去狩獵，不把原住民的生命、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加上野生動物保育法保育意識抬頭，本來法院解釋是，打到保育類，因為不在一般類，所以用第4條之1來處罰。很多原住民的案件就是持有獵槍，3年以上10以下有期徒刑。打到保育類野生動物，6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些造成原住民狩獵文化已經沒有辦法繼續進行，用「名存實亡」四個字去解釋，其實應該不為過。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的誡命，要求國家保障多元文化，促進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發展，請大法官深思。刑罰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相當嚴苛，動用到刑罰須有嚴謹的態度。講到槍，就想到98年間有一個669號解釋，該解釋是針對空氣槍。系爭案件是說，有人為了休閒娛樂的目的，而買進空氣槍，因槍枝卡彈，自行換裝彈簧，被起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面臨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在該案中，法官停止審判聲請釋憲，審判長在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中有一段很溫暖的話「本案原因案件被告數人之家庭、事業、生涯規劃，業因重刑當前而瀕於破碎，面臨最低五年有期徒刑的牢獄之災，但其身陷囹圄所為何來？不過出於娛樂之用，而置換合法空氣槍中區區一條彈簧而已。……人民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面對嚴酷刑罰的恐懼、面對無謂刑罰的怨懟，立法者是否能體會？」從這個協同意見書裡面的溫度，回來看本件案件。王光祿的媽媽90幾歲，王光祿不過用一個原住民傳統的方式去狩獵，只因他用的工具不是自製獵槍，只因他狩獵的目的是自用，就不符合現在的規定，面臨3年6個月有期徒刑的牢獄之災。套一句669號解釋審判長所提的一句話「其身陷囹圄所為何來？」不過出於孝心，依傳統文化去狩獵之用而已。這個案件讓我們感觸良多。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戴著口罩，覺得呼吸很不方便，想早日讓疫情過去，可以把口罩拿下來。可是國家對於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層層管制，所有不合理的限制，就像一層一層的口罩，套在原住民的嘴上，讓原住民文化幾乎喘不過氣來，甚至快要窒息死亡。也希望在憲法的時刻，大法官可以體諒目前原住民的處境，看到原住民文化因為強勢文化的打壓、逼迫、不重視，在這個憲法時刻正式體諒、確認狩獵文化權確實是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個文化很珍貴需要延續。回到系爭案件的條文裡，確實已經沒有辦法讓原住民依照憲法的誡命來行使其傳統文化裡的狩獵活動。我們認為系爭規定已不符合憲法誡命而屬違憲的法律，懇請大法官宣告系爭規定違憲，讓原住民的狩獵文化重新回到傳統的軌道上，讓原住民獵人不再擔心受怕，讓原住民繼續自由有尊嚴的活在臺灣土地上。
聲請人指定代表張家豪法官：本件議題如從上位觀察，其實就是憲法是否保障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並尊重原住民文化的發展性，並非侷限在文化就是復古的想法當中。這體現在原住民可否隨著時代環境、科技、經濟的發展，選擇最適合的方法，最適當的工具來實現文化的？涵，傳承文化的本質。就本案來說，就是原住民是否有權利、有自由，選擇更安全、更經濟、更準確，也更容易延續狩獵文化的方式或工具來實現狩獵文化。因此聲請人認為在現今社會下，原住民持空氣槍狩獵，應該要受法律保障，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排除空氣槍是違憲的。聲請人本案聲請所涉及的案件，被告因想要參與狩獵的緣故，請其配偶直接在某知名拍賣網站上，用幾千元的價格買到本案的空氣槍，而隨後被告的家被搜索，國家的刑罰走進被告的家中，走進被告的生命裡，被告因此必須走進法院，面對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而這樣的被告，這樣的行為，真的有可惡、惡劣到國家必須課予3年以上有期徒刑才可以嗎？如果被告最終要入監服刑，被告的家庭可能因此喪失重要的經濟支柱，陷入困難，甚至需要後續的社會救助。而被告的母親、配偶、他的朋友、族人會如何評價這種法律規定？會如何評價操作執行這種法律規定的司法？聲請人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一直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為何同樣是原住民，同樣都是進行與文化？涵相關的狩獵行為，而本案被告所持有的槍枝，還是依照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可以減輕其刑的空氣槍，但卻無法依照該條例第20條第1項免責，必須承受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處罰。而更重要的是，在強調多元文化互相尊重的臺灣社會，為何原住民還會因為狩獵這檔事，反而成為法律或查？績效制度狩獵的對象，這是本次聲請大法官解釋的初衷與本心。雖然我們今天進行的是具有對立、對抗色彩的辯論，但在政府原住民互動的議題上面，也許最需要是持續的討論。秉持謙虛、謙卑與尊重，溫暖而富有人性，在臺灣特有的多元文化下，規劃實踐反省如何實現共存共容，以上為最後陳述。
審判長諭知：請相關機關最後陳述，？政部、警政署、農委會、原委會各5分鐘，共不逾20分鐘
相關機關？政部代理人蔡震榮教授：剛剛大法官有問到自衛槍枝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間的關聯性。自衛槍枝管理條例是早期為了管理一些已經在市面上擁有的槍枝，來進行管理，這個條例在管制條例制定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再許可之列。管制以後，主要是以殺傷力有無來作為管制，並非所有的空氣槍都在管制之列，而是看空氣槍是否有殺傷力來作判斷，所以管制主要是以這個作為重點。管制條例是基於立法政策的考量，該法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因為槍砲條例第4條有規定槍砲與彈藥之間的禁止規定，可以導出槍砲如果連結子彈，高效能殺傷力的持有，該法對自製獵槍的描述是符合立法目的。連結第20條第3項其他應遵守的事項，屬於整體性關聯的意義。自製的概念，在人的部分，限制原住民與漁民的協助自製，自製獵槍不是屬於商業的行為。就獵槍部分，獵槍由主要構成零件的組合而成，屬於受規範者所得預見，符合法律明確性的規定。有關前膛槍是否符合比例原則，除了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的安全性以外，還必須低於治安危害性所列的效能，也可以得到狩獵的目的。從這幾個方面去考量，自製獵槍應該符合比例原則。另外，在談論刑罰規定時，要就系爭條例的整體做觀察，也就是第20條是禁止許可的例外規定，為了符合所列目的與治安安全，限制自製獵槍。反面解釋，如不符合規定就會受到刑罰。其實必須就法規的整體性做觀察，也就是除了第20條以外，也要比較系爭條例第5條、第7條、第8條的罪責與一般人民做比較，比較的結果，我們發覺整體觀察系爭條文尚符合罪責相當與比例原則之要求。
相關機關？政部警政署代表馮強生專門委員：我國是全面禁槍的國家，全面禁槍是國家重要政策，槍枝可遠距離致人死傷，對社會秩序與人身安全亟具危害。從國際比較，槍枝開放國家，槍殺案件較多。我國全面禁制，嚴刑峻罰，槍枝犯罪得以有效抑制。自製獵槍的定義，是兼顧維護原住民狩獵用槍的習慣，以及秩序的維護。在維護社會秩序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部分，因為自製獵槍是前膛槍，不易淪為犯罪工具，是逐次裝填火藥、射擊循環時間較長、無法連發。自製前膛槍危害性較低，屬於低動能密度彈丸、不會一次射擊造成多人死亡的重大情形。另外，臺灣也不適合開放高性能殺傷力強的獵槍，因為人口密度高且開放山林觀光。開放制式獵槍將產生其他管理的問題，包括何種槍型、子彈種類、威力多大？單管或雙管、單發或連發？採取證照制度、管理制度、專業教育訓練？自製獵槍是否同時併存？這些都是重大的問題，正因如此，長期與原住民沒有共識，所以目前還在積極的徵詢。最後談到的是安全的問題，現已開放原住民獵槍的使用，同時也除罪，只要符合要件來聲請，就可以合法持用，沒有問題。最後的問題是，這把槍枝是否安全？政府既已開放原住民狩獵槍枝，自無理由給予不安全的槍枝，這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要如何改善？槍枝安全的問題，不管是制式或非制式或自製，牽涉到知識及技能，還有其他可能的人為因素。當然材質不好，我們也認同是個問題。對於槍枝結構部分，已積極加以改善。第一、重新定義，改善構造。重新研訂自製獵槍定義，去年修法已授權由？政部、國防部與原住民委員會就構造及彈藥加以定義，一定力求滿足原住民狩獵及安全需要。同時協請國防部提供安全的主要關鍵零件，包括協助材料、機械結構、保險設計與驗證測試、訓練及能力測驗，政府不會陷原住民的安危於不顧。現行的槍枝，經由國防部的協助，相信是一把很安全的槍枝，與制式槍枝具有相同的安全。希望我們共同期待保障原住民狩獵文化之餘，也能夠兼顧社會治安，大家共同雙？。
相關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林華慶局長：針對鑑定人林明鏘教授的指教，提出一點澄清。農委會所為法令的適用，特別是針對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處以行政罰，必須符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或自用而違反相關規定者，才會處以（一般類）比較輕的，或是保育類比較重的行政罰。不符合第21條之1的情況，例如狩獵是為了賣給山產店，直接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還是有刑罰的處罰。農委會作為野生動物資源的主管機關，野生動物資源是全體國民共有的資源，資源永續也符合原住民的利益與期待。作為主管機關也瞭解，面對各個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落，很難有一體適用的法令規定。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年，我們積極進行各項法令的修訂與調適，希望兼顧原住民族的慣習，也能兼顧資源之永續。在此前提下，我們認為事前許可的精神仍須被維持，因為代表資源的管理機關能事先知情及事後得到回報的資訊。但所謂的事前許可，未必要如同過去的規定僵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針對有組織的部落或群體，鼓勵大家依據自己的傳統文化或智慧所制定的自主狩獵規約，進行自主管理，政府偕同學術單位從旁進行野生動物資源的監測，瞭解在狩獵行為過程中，對於資源產生什麼影響。在此情況下，我們瞭解在原住民從事狩獵的行動之下，野生動物資源並沒有因此受到負面的衝擊。所以後續法令的修訂與調適，走向鼓勵大家以群體的自主管理方向進行野生動物的永續利用。針對已經成熟，包含部落與政府都已達到相當共識的情況下，未來會由政府與部落簽定行政契約，完全把事前許可制度及精神，交給部落或組織自行進行許可，完全自主管理。對於在部落或組織之外的個別狩獵申請，還是必須藉由事先申請獲得許可。但是也會有別於現在，例如要求先提出申請狩獵野生動物的種類或數量，這部分會捨棄現在的作法，因為既不符合實務，根本無法預期獵到什麼動物或獵到多少，同樣也違反慣俗。但我們認為狩獵的區域、季節時間、方法、獵具，這部分應該事前提出，做適切的規範，也避免侵犯到其他族群的傳統獵場。這樣的情況下，現行獵捕的管理規則所用的附表，也就不見得有存在的必要。事前許可制非常重要的是「事後回報」，即每次狩獵完成之後，必須誠實將狩獵所得回報，狩獵回報的情況也會列為下次申請的重要參考。我最後所講的是在部落及組織以外的個人，還是希望維持現行的事前申請制，但會大幅簡化，以貼近原住民族的慣習。希望借由對不同對象進行分流管理，可以讓原住民族的文化永續傳承，野生動物資源也可蓬勃發展，永續生存於生態系。
相關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今天在此不只是討論王光祿、潘志強及黃嘉華三位族人的狩獵權益問題。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所規範的原住民族權利條款，是許多原住民族在過去推動憲法運動時，深切期盼原住民族權利路線的目的之下，我們經過多年難辛的抗爭，才成功促使國民大會完成修訂，如今這些原住民族權利條款，是否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的憲法意義？這將會是各位大法官的解釋下，無比深遠地影響未來每一個原住民族的政策。為此，敬請各位大法官能夠聽取各相關機關、法庭之友與鑑定人的多數意見，肯認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第12項的規範，使我國人民基本權的譜系納入原住民族權利之後更加完整。今天鑑定人、相關機關及法庭之友所提出的意見之中，幾乎完全一致的部分，就是承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具有豐富的文化元素，一個熟悉狩獵文化與遵守傳統規範的原住民獵人，必然同時熟悉他們所屬部落的傳統知識、信仰與文化的規範意義。而且更會在傳統規範的引導之下，審慎使用各種獵具。從憲法保障多元文化，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權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原住民族獵人的尊嚴應該受到國家法制的保障。從這次言詞辯論各鑑定人的書面意見，以及諸多學者研究中可以發現，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是極為龐大的知識體系，簡言之，是個人與部落及整個環境如何和諧共存的生態智慧。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也反覆肯認，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對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具有重要價值。狩獵文化與野生動物保育不僅沒有衝突，更是所有族裔都可以與自然和諧共存。原民會針對本案各項議題的陳述意見，已詳載於書面，敬請各位大法官參考。我們認為原住民族傳統習慣，維繫部落之知識，並以傳統智慧維持生態的平衡。各位大法官已多次為我國人權保障作出突破性的解釋，希望這次解釋可以成為推定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最後里程碑。我要為我們的言詞同心一致再次感謝大院召開本次會議，以上是我的報告（謹此）。
審判長諭知：本案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本院將於一個月？指定公布解釋之期日，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