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會台字第13556號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案由。
書記官朗讀案由：會台字第13556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原為第五庭）申股法官聲請案及相關併案共9件聲請案，分別認法院審理應適用、法院裁判所適用之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之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憲法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審判長諭知：本件言詞辯論，法官聲請案部分由聲請人陳德池法官陳述，人民聲請案部分，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36條之2規定，指定由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陳偉仁律師到庭陳述。又本次言詞辯論範圍限於刑法第140條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不包括裁判憲法審查部分。現在開始進行言詞辯論程序。請書記官代宣讀注意事項。
書記官：本次言詞辯論實施全程錄音錄影，並在司法院及憲法法庭網站直播開庭影音。程序進行流程如下：1.雙方陳述辯論要旨（共15分鐘）：（1）人民聲請人：指定到庭陳述之訴訟代理人陳述，共5分鐘。（2）法官聲請人：5分鐘。（3）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陳述5分鐘。2.大法官詢答（60分鐘）。3.最後進行結辯程序共20分鐘：（1）人民聲請人：指定到庭陳述之訴訟代理人結辯，共5分鐘。（2）法官聲請人：結辯5分鐘。（3）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結辯10分鐘。4.於發言時間屆滿前1分鐘，響鈴1聲警示，時間屆至，響鈴2聲，請結束發言。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本案行言詞辯論爭點題綱。
書記官：爭點題綱一、所涉憲法權利：現行刑法第140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前段侮辱公務員及後段侮辱職務之規定，是否侵害憲法第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二、目的審查：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係為保護國家法益（公務執行）或個人法益（名譽權），或其他？如系為保護國家法益，請說明侮辱公務員本人或其職務之言語，將如何妨害公務執行及侵害國家法益？三、要件是否明確：系爭規定是否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侮辱」一詞是否明確？四、適用範圍是否過廣：系爭規定前段之「公務員」範圍為何？如為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是否應予以限縮？
審判長諭知：在請各位開始發言前，提醒各位席位上有計時器，請掌握時間，發言時間屆滿時，請停止發言，各位來不及發言部分，請用書面補充。現在請2位人民聲請人之訴訟代理人陳述辯論要旨，共5分鐘，請在自己的席位上坐著發言，並請第1位陳述的律師先說明2位律師的時間分配。
聲請人蔡福明之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兩位聲請人之訴訟代理人發言時間為各2分半鐘。本件的核心爭點為刑法第140條違憲審查，不論是否為政治性言論，很清楚的應該依嚴格比例原則審查基準，針對直接、立即及難以回復的危害之特別重要公共利益目的，手段與目的達成間須具有直接且絕對必要關聯時才能予以限制；關於目的正當性，聲請人方參照立法理由及法務部的意見可知，系爭規定保護的法益應為政府威信、公務員名譽及公權力的執行運作；就正當性的判斷，國家應該是協助人民實現自由而存在的工具，而非將威信建立在國家與人民間的上下權威關係，這樣的服從關係已不是現代人民所普遍認定的觀念，欠缺法益概念的普遍有效性，顯非適格法益。倘認為系爭規定保護的法益包括公務員名譽，刑法第309條的規定已對名譽權有實質性的保障。公務員的身分如果是政府代理人，政府威信更非適格法益，亦無從主張。關於公權力的正常運作，對照刑法第135條，很難想像用侮辱的言語或肢體動作，就能夠輕易妨害公權力進行。縱使公權力進行被妨害，是否能透過刑法第140條的規範予以保障？且公權力正常運作也非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所以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並非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受直接、立即且難以回復的危害，欠缺特別重要公益目的，而不具正當性。關於關聯性的判斷，國家或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而遭受侮辱時，因職務本身並不是自然人，很難想像受侮辱時有任何內在感情、名譽受侵害，且已有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之規定，所以聲請人一直強調難以想像用侮辱言語或肢體舉動就足以妨害公權力的進行。再者，為了公權力的短暫順行，但後續司法追訴的過程，都將大大降低整體公權力效能，故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難以認定與公權力執行之手段具有關聯性。關於法律明確性，系爭規定為涉及拘束人民自由的刑事處罰，也是高度限制政治性言論自由之行為，聲請人提出兩個案例，109年有位陳姓被告在新莊戶政事務對公務員說：「不會講話，考試不知道怎麼考的。」等語，被法院認定構成刑法第140條的侮辱公務員罪。而相似情形，有位林姓被告在108年與醫事人員起爭執，後來在警察規勸下離去，但在離去的過程中，用臺語講了「講啥潲」、「你咧衝啥潲」等語，但最後法院認定林姓被告僅係基於不滿或一時氣憤口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對於值勤員警人格評價未產生減損，不具有可罰性，因此判決無罪。該二案例可以清楚顯現系爭規定在明確性的認定付之闕如。關於公務員的範圍，聲請人認為不管是授權公務員或委託公務員，均難想像在其授權範圍內執行或受託行使公權力時，會因遭侮辱之言語或行為而使得公權力受到挑戰或破壞。系爭規定關於違憲之認定，應依據具有我國法律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認定，故系爭規定違憲。
審判長諭知：請法官聲請人陳述辯論要旨。
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行為人不管是針對公共事務或私務、不管言論內容好、壞或有無水準，都不應該置於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外。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何？第一個是國家威信；第二個是執行職務的名譽；第三個是國家公務的順利進行。關於威信是否適合做為刑法的保護法益，聲請人有非常大的疑義，畢竟國家是為了人民存在，本身就不帶有威權及應該要被尊重的性質，國家依法行政才值得人民的尊敬，而不是透過刑法的規定要求人民要尊重國家。關於執行職務的名譽，我認為公務員不會因其身分而享有特別高的人格權保護。回到刑法第309條的問題，如果把刑法第140條的法益擴及到公務員也應該被保障的話，那為什麼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其人格就應該獲得更大的保障？更不用談公務機關沒有人格權可言，不會是名譽或榮譽感應該要保護的對象，所以系爭規定唯一要找到合憲的理由，大概只有公務的順利運行。但妨害國家公務的順利進行採用的手段是禁止行為人口出惡言，很難想像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被謾罵、批評後就無法正當的執行職務，所以聲請人的結論會認為系爭規定所採取的手段無助於目的之達成。若勉強幫系爭規定找到合憲性的唯一出口，就只有公務機關公務的順利運行，而所謂威信、名譽或公務員的自尊，都應該建立在此附隨條件之上，透過該方式理解欲保護的法益，即是國家的威信一旦受到挑戰或公務員自尊受到影響就無法順利執行職務。關於明確性的部分，昨天已經討論過非常多關於「侮辱」一詞明確性的爭點，今日就不再贅述。關於系爭規定的合憲性限縮解釋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限縮公務員的定義；二是限縮依法執行職務的範圍。公務員的定義是非常廣義的概念，只能負責第一層把關，目前能做的就是限縮依法執行「職務」的職務，刑法第140條也有規定「依法執行職務」，而要獨立的解釋或透過體系性的解釋，把刑法第135條的規定納進來，刑法第135條最清楚明瞭就是保護公務員、國家公務執行的順利，所以我勉強找到合憲理由就是系爭規定有可能是刑法第135條的前置處罰。刑法第135條指的是強暴、脅迫妨害公務，刑法第140條是用謾罵的方式妨害公務，故解決方案就是透過刑法第135條的合憲性限縮，接下來就要討論立法者在刑法第135條所設計的相關要素，所以系爭規定必須搭配刑法第135條解釋。回到刑法第135條的不法構成要件，包含了強制要素、具體要素跟時間要素，必須限於國家行使強制力的國家高權，及具體的國家公權力，所以一般警察巡邏、法警站崗都不算是公權力的範圍。有關時間要素，必須是執行職務開始至結束之間才會符合刑法第135條的構成要件，系爭規定也必須在此時間範圍內才有可能作為合憲的理由，所以勉強合憲的結論如上所述。關於侮辱公署跟職務這兩部分很難去脈絡化，不可能只抽象謾罵機關而不涉及事情，或只涉及事情而不涉及公署，民國111年修法刪除侮辱公署罪，系爭規定也應該相對應的除罪。
審判長諭知：請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陳述辯論要旨。
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檢察司郭永發司長：審判長、大法官及各位先進，法務部答辯聲明為聲請人之聲請駁回，以下陳述答辯要旨。刑法第140條規定在第5章妨害公務罪章，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公務順利，屬於國家法益。同時公務員本身也是基本權主體，因此，在侮辱公務員的情況，涉及務員個人法益及名譽權的保護議題，基於以下理由，本部認為刑法第140條無違憲疑慮：一、不是所有侮辱公務員的言論都屬政治性言論。從司法院歷來關於政治性言論的解釋，對主張共產主義或者分裂國土等言論，傾向認定為政治性言論，採用較嚴格的審查基準，反觀刑法第140條所規範的侮辱性言論，顯與釋字第445號、第644號等解釋內容有天壤之別。二、刑法第140條是處罰侮辱行為，並非不容許人民對公務員或職務上有所批評或評論。正如昨日公然侮辱罪案言詞辯論時，向審判長和各位大法官所強調，刑法公然侮辱罪及侮辱公務員罪，都不應該解釋成是各國政府想保住對付異議言論的制裁手段。本部主張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之權利，不應容許假言論之名，行惡意攻訐之實，本條規範毋寧是國家及國人法益保護、價值衡量判斷下，立法者所做的選擇，也是第三個理由所要強調公務執行的嚴正性涉及公共利益，應予以保障，且在現今臺灣社會中更顯得重要。從外國立法例來看，法國與新加坡近期修法仍維持對侮辱公務員罪的罪責；在德國，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或者職務相關事項侮辱，上級公務員也能夠獨立提出告訴，這是基於機關聲望間接受到影響，並釐清事實發生經過，及對於下級公務員照顧義務而來，檢察官也可以基於公共利益提起公訴。可看出各國對於公務執行、公益上的全面保護，在臺灣同樣不能縱容或放任對公權力的任何挑釁。從昨日公然侮辱罪言詞辯論即刑法第309條，到今日刑法第140條規定，如果認為刑法第309條及第140條規定違憲，試想任何人對取締交通違規的公務員可以謾罵、叫囂，對查緝犯罪行為執法同仁可以動輒出言攻擊，甚至在法庭上對平亭曲直、摘奸發伏的司法人員以惡意、輕率、負面的言論攻擊，國家公權力的威信、執行公務的尊嚴何在？如何期待全國公務員能合法適切地依法執行公務？引用昨日言詞辯論時最高法院錢建榮法官的說法：只要我認為是事實，我就可以罵，可以罵她娼妓。請問如果我開完庭，可不可以罵「法官渾蛋」、「法官王八蛋」、「法官歪哥」、「法官豬哥」？各位可能會懷疑，你怎會知道法官有這些事實？當我是當事人時，今天我認為主張是正當有理，法官竟然判我敗訴，我不罵法官混蛋，難道要稱呼其為青天大老爺？所以，我要告訴各位，檢察官、法官不是道德的糾察隊，也不是法律最低基礎的道德標準，我們是否希望引導臺灣社會秀下限到如此程度？甚至要讓街道上幹聲連連、餘音繚繞、不絕於耳？所以，為了國家公務的執行順遂，我們認為系爭規定是合憲的，以上說明，感謝聆聽。
審判長諭知：現在進行大法官詢問程序。答覆的時間各不超過5分鐘，答覆時請在席位上坐著發言。
審判長諭知：請呂大法官太郎提問。
呂大法官太郎問：本席請教聲請人蔡福明之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兩個問題。第一，在辯論意旨狀第7頁至第8頁中間，提到對國家公務員公務執行不滿時，系爭規定僅能使人民單純噤聲，是否如此？該規定只是規定不能侮辱，並無禁止講話。適當表達對整個執行過程的不同意或不服，並無禁止，為什麼會推導出系爭規定讓人民對公務執行只能噤聲的結論？第二，在聲請人的觀點，國家公務能夠順利執行，是取決於國家每個公務展現的強制力，還是因為人民能信賴國家？換句話說，是否因為國家有實力的展現，就可以貫徹公權力執行，其他都不重要？假設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時可以進行侮辱，對於國家公權力執行或許最終沒有影響，例如當事人不斷謾罵後，手銬還是要銬上，房子該拆還是要拆，但是，不單指司法案件，如果每個案件的公務執行都要動用國家強制力才能貫徹公權力，這是否為國家真正所需？如果國家需要透過強制力才能貫徹，從訴訟的觀點來看，為什麼要有確認訴訟？德國1877年就制定確認訴訟，是個非常偉大的法律，表示德國對人民很有信心，只要國家告訴人民權利義務是什麼，就可以自動履行，國家亦不用強制執行。所以，只是要請教一個很基礎的法理，國家公權力執行是否因為個案上有強制力讓它實現，其他就不重要？人民到底是不是能夠很和平地接受或者是信賴公務員、不挑戰權威，這些是否都不重要？
聲請人蔡福明之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答：關於國家規定使人民噤聲的推論，我們認為立法者針對公務員執行職務，區分為「當場」跟「公然」兩個先後不同的要件，而上開要件的執行對於行為人的評論結果，卻遭受刑事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懲罰，實質上將會造成讓人民噤言或不敢陳述的寒蟬效應，這部分是聲請人當時的基礎想法。另外，聲請人也必須強調，因為今天要求審查的是刑法第140條，我們並非全面同意或者認同這些侮辱行為。必須再三說明，我們絕對不認同這樣行為，只是在刑法第140條外，倘若對公務員侮辱或執行職務的情形，已經受刑法第309條的拘束，那就不需要再另外制定刑法第140條，以上是聲請人的想法。
呂大法官太郎問：所以，依照聲請人蔡福明之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的高見，就是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應適用刑法第309條，意指該條文並不違憲，是否如此？
聲請人蔡福明之訴訟代理人陳澤嘉律師答：我們認為如果刑法第309條不違憲，還是要適用刑法第309條，因為已有刑法第135條跟第309條規定保障基本權利。
審判長諭知：有哪位大法官要提出問題？
審判長諭知：請詹大法官森林提問。
詹大法官森林問：在詢問法務部問題前，本席提前對法務部表示敬意，因為你們結辯將會提到「如果正義有聲音，那就是法院的判決。」本席認同這一點，也容本席表示，法院之所以有聲音，是因為檢察官張開嘴巴，若沒有檢察官張開嘴巴，法院也沒有機會發聲。請教法務部四個問題。第一：憲法法庭判決也經常被學者批評，本席主筆的判決被學者批評為「憲法法庭……未能透視此說詞之虛假性，憲法法庭無法看清……正確事情，憲法法庭似乎遺忘……」、「憲法法庭昧於立法者魔術的咒語，輕易地解除了打擊犯罪的法治國枷鎖，實在令人無限唏噓」。寫此篇文章之學者當然有其學術自由，但假設有個第三人唸出上開文字，請問本席可否提起侮辱公務員告訴？若提起告訴，檢察官會給予如何答覆？第二：法務部對系爭規定所保護的法益，似乎已經選定所謂的「公務之順利進行」，但是包含今日在場的專家學者，認為單純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為侮辱性言論或為肢體上侮辱性之舉止，只要不達到刑法第135條強暴、脅迫程度，又如何能夠妨礙公務之順利進行？公務人員會那麼脆弱嗎？只因人民在場侮辱，就會不執行公務，或執行公務會有很大的困難嗎？另外，法務部提到，如果無系爭規定而容許人民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謾罵、嘲諷等，會動搖國家公權力的嚴正性。請法務部再進一步說明，國家的公權力會因為人民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時謾罵、嘲笑、輕蔑、諷刺，而動搖公正性嗎？執行職務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不被人民挑釁」之前提嗎？公權力行使時，對人民、特別對受公權力拘束或限制之人民，是不是應該要有比較大的讓步呢？第三：聲請人、兩位專家學者、法務部之言詞辯論意旨書都有提到已經刪除侮辱公署罪，法務部強調因為已刪除侮辱公署罪，所以應該尊重立法者保留系爭規定、刑法第140條之立法決定。但兩位專家學者都提出質疑，侮辱公署與侮辱職務到底如何區別？若有區別的實益，再來討論是否合憲？若無區別實益，侮辱職務其實就是侮辱公署，既然法務部認為侮辱公署罪已不合時宜，侮辱職務罪還需要加以保留嗎？不曉得法務部有無看聲請案之原因案件被起訴的侮辱言詞，今日法務部提出之PPT倒數第3張，用很大的字眼來表達，但是這些字眼會對公務執行有妨礙嗎？法務部能否證明，這些侮辱言詞確實使警察不取締、違章不拆除？有無相關案例？第四：聲請人或兩位專家之中至少有位提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規定，該條第3款文義為「尚未達侮辱之程度」，系爭規定則是達侮辱程度。因為法務部於言詞辯論意旨書未提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3款，請法務部說明為何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規定不足以讓公務順利進行？以上問題請法務部回答，亦可於庭後提出書面意見。請問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三個問題。第一：您今日提到如果要維護公務員名譽，已有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可資使用，但您於昨日之言詞辯論卻主張公然侮辱罪違憲，請問您如何兼顧？第二：法務部於言詞辯論意旨狀及司長於最後一張PPT均有提到法院組織法第95條，不曉得陳法官有無動用過法院組織法第95條之公權力？本席聽說曾經有位女法官執行拆屋還地時，被告當場潑灑雞糞，甚至有當場自殺死亡，或者當場拿著瓦斯桶說「你如果要拆，我就死給你看」，或是有人現場說「你們法官都收錢的啦，這明明就是我的房子，為何要拆除？」請問您當場會如何處理？第三：我們最近經常聽到對法官批評「司法已死」、「法官都收錢」、「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等人民言論，甚至是媒體說法。請問您對這些侮辱司法的言論主張，有何看法？特別是您宣判被告有罪後，被告當庭一直叫囂「陳法官收錢」，您是否會動用法院組織法第95條，以便讓被告構成該條處3月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名？
審判長諭知：請關係機關法務部回答。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簡美慧副司長答：報告大法官，分別回答大法官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大法官所舉評論憲法法庭判決的事情，會不會構成刑法第140條？基本上我們認為就是要回到侮辱上面的判斷，就是昨天我提到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刑事判決的原則，要先看語氣是不是屬於侮辱性的言語，再看相關法益的權衡，言論自由是不是應該退讓，這是第一點的部分。第二點，關於提到侮辱公署罪刪除的部分，向大法官報告，立法者刪除侮辱公署罪是立法政策的選擇，不是認為侮辱公署罪違憲而刪除。公署與職務在實務上是可以被定義的，基本上實務認為兩者的客體不同，關於侮辱職務部分是對於依法執行職務本身的侮辱；公署是對於職務機關的侮辱行為。在實務上非常典型的案例，例如以前如果有人到環保署丟雞蛋、潑水、抬棺、撒冥紙抗議，實務上就會用侮辱公署罪來判，而不是用刑法第140條第1項後段的侮辱職務罪判決，所以我們認為侮辱公署罪與職務罪的部分可以區分，而且我強調刪除第2項是立法選擇，不是因為違憲。第三，大法官提到社會秩序維護法的問題，社維法就可以證明法本身是不到達侮辱程度的時候，才用社維法來處理。剛才司長在開場陳述時，也有一個很清楚的圖，這是立法者層級化的選擇，對一般人民的侮辱，用刑法第309條來處理；對於公務員，因為不是侮辱他個人，公務員代表的不是他個人本身，代表的是國家公權力的運作，所以認為對於公務的情形有特別保護的必要性，抽離出來用刑法第140條作獨立的處罰規定。公務員中的法官，再作更特殊的規定，即法院組織法。在法庭上只要不聽制止的行為，並不需要對法官有任何的侮辱，就必須用法院組織法去論處3個月以下的罪刑。我們所蒐集的案例當中，甚至有依照法院組織法被判刑的案件，只是他占用太多詰問時間，並沒有侮辱法官，就需要有刑責，那麼，怎麼能說第140條是不合理的規定？而且，誠如聲請人方一方面覺得侮辱公務員可以適用刑法第309條，一方面又主張第309條違憲，這是不是要縱容大家基本上都可以隨意的侮辱、不尊重別人的人格？再來，大法官詢問對於公務的妨害，比方在現場謾罵叫囂就會讓執行的員警不執行嗎？我們強調，本罪保護的妨害公務不是讓公務員不執行，而是妨害公務順利執行。本來在此執行搜索，可以很順利的執行完畢，但有一些謾罵叫囂，而且侮辱也不見得是言語，可能是潑水，或是吐口水、吐痰，這些是得花時間處理的情形，對公務執行的順遂怎麼會沒有造成影響？難不成國家要求公務員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唾面自乾、笑罵由人嗎？再者，怎麼影響公權力的執行？我們強調本罪保護的不只是公務執行的順利，同時是國家公權力的可靠性與可信性。今天我們覺得法官可以平亭曲直、定紛止爭，不是法官個人英明神武，而是整個國家法律賦予法官這個職務，人民信賴法官職務。憲法法庭判決可以一錘定音、永矢咸遵，也是人們信賴這個機制。如何確保這個職務的不受侮辱性？這就是維繫人民對於這個職務的信賴，及維繫國家公權力正常的運作。可以想像，大家對於這個職務，對於政府的威信本身沒有任何信賴，或覺得可以隨意踐踏公務員執法的尊嚴，國家公權力怎麼伸張？國家公權力如果不彰，大家都不信賴整個相關制度的運作，法院判了大家也不相信，判輸的人就覺得是不是法官收錢，或是拆屋的人也覺得我因為沒給錢，所以先拆我的屋子，那麼，公權力不彰的結果絕對不是國家社會、人民百姓之福，以上。
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檢察司郭永發司長答：報告審判長，補充一點，有關剛剛大法官垂詢的侮辱公務員會不會影響其職務執行？這一點院檢的書記官感受最深，他們最清楚會不會影響其職務的執行，以上補充。
詹大法官森林問：簡副司長剛才所提，當然全國的公務員都會感謝您。但假設維持刑法第309條侮辱罪的合憲性，則公務人員如果有您所說的，被人民吐痰，法律上，不要求公務人員必須唾面自乾。如果維持第309條合憲，至少在現行法下，公務員可以對該人民以第309條追究侮辱行為，在此情況下，刑法第140條前段有一定維持的必要嗎？這也是剛才聲請人的質疑，公務員的名譽或名譽的尊重請求權有更高於一般人民嗎？能不能請您用1分鐘補充一下？
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檢察司郭永發司長答：謝謝大法官的垂詢。有關侮辱公務員罪部分，其實保護法益還是在公務執行的順遂及公務的尊嚴，我相信沒有一個公務員在執行公務當場被侮辱的情況之下，公務還可以執行得下去，以上補充，謝謝。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簡美慧副司長答：報告審判長，我也再補充一下，第309條是告訴乃論之罪，公務員是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國家沒有給公務員相當程度的保護，要求公務員被辱罵，被潑水、潑糞的時候，還要自己提出告訴，自己去負擔訴訟成本、撰狀的時間跟舉證責任，這樣合理嗎？以上。
審判長諭知：接著請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回答。
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答：感謝詹大法官提問。首先，先回應一個問題，公務員執行職務被潑水、潑糞，當然刑法第135條可以處理，今天要談的是抽象的謾罵而已，發發牢騷罵個兩句，我們的聲請案當事人，全部都被戴上手銬帶走，就是直接現行犯，有可能罵警察，警察越生氣，執行得越用力，搞不好越順利的進行職務，這是有可能的。剛才大法官詢問與刑法第309條的關係，其實也感謝大法官讓我有機會在這邊澄清，第309條保護的是個人法益，第140條可能就是國家法益，因為爭點題綱裡面談及有無可能保護法益兼及於個人？我的論證就是，假設有的話，第309條就有規定、就有處罰，第140條不應再將法益擴張得那麼大，把公務員單獨拉出來，認為因為執行公務的公務員是國家考試及格，所以有特別高的人格權，絕對沒有這個意思，不可能有這樣的觀點。回到第309條要保護的是什麼？就是昨天一直在辯論的人格尊重請求權嗎？因為罵你智障、道德淪喪，你的人格真的有受到減損嗎？人格就是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實現、自我的發展，所以我才會說尊重請求權侵害的就是一個請求權而已，而且人格權從來沒有被侵害過，怎麼證明請求權也被侵害？頂多就是一個不滿的感受，一個感情名譽。我被罵我很不爽，然後我希望你尊重我，你不尊重我，這樣子的前提底下要動用刑罰，這麼嚴厲的手段，包含昨天談的自由刑，雖然大部分都是拘役、易科罰金罰掉了，但法官宣示的效果就是你要為你的爆粗口去關，我覺7得嚴重性在這個地方，判罰金OK，可是人格尊重請求權就是一個請求權，在沒有被實害、被傷害的前提底下，要罰錢，額度又不高，但我們要花那麼多司法成本，還要做個案權衡，這樣的司法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嗎？那麼多案子都在處理這樣的事情，所以才認為民法可能才是一個比較好的、比較適合的手段，這裡考量的就是狹義比例原則的權衡。
詹大法官森林問：您一直講民法，如果您調到民事庭，或是請您去請教民事庭同事，相同的侮辱話語，一定會構成民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及第195條的要件嗎？刑庭法官有疑義，民庭法官不會有相同疑義嗎？
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答：我覺得可能也會有，但是因為我們談的是刑罰的手段，所以可能要用刑法思考。
詹大法官森林：您認為民法對這種侮辱行為一定有救濟，所以不必動用刑法手段。但這個假設恐怕要請民庭同事來支持您。
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答：謝謝大法官。最後回應有沒有動用法院組織法第95條？我本身沒有這種經驗，但是如果開庭的時候預設當事人可能是不理性的，可能會調他的病歷，看是不是在精神方面有些問題，有的話，當然是採最大的包容，甚至會請輔佐人、請辯護人辯護，如果發現是惡意的，開庭的時候可能會聲明我有法院組織法第95條。根據我的審判經驗，只要遇到這種狀況，先把醜話說前頭，幾乎沒有遇過干擾法庭秩序，都是在和平的情況底下開庭、結束職務。當然社會上對法官有很多批評，這些批評都必須虛心面對，所以我砥礪自己，判決應該要論證得更詳細，我覺得人民對法官的信任，不是透過這些刑罰手段，而是透過法官公正的判決，詳細論證與開庭的時候耐心聽當事人講話，以上是我的簡單回覆，謝謝。
審判長諭知：還有哪位大法官要提出問題？
陳大法官忠五問：想請教的問題是系爭規定保護的法益，主要是請教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有必要的話，也歡迎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補充，如果有誤會，也隨時糾正。看起來人民聲請人及法官聲請人大概都認為系爭規定保護的法益，至多僅能認為是公務的順利執行，法務部的立場也包括公務順利執行，倒是許教授的鑑定意見提到，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是公務的威信、尊嚴，許教授好像認為這是一個獨立的保護價值，不是一個手段，許教授認為系爭規定違憲，通不過比例原則。我想請教的是，如果照許教授的見解，比如區別政治性、非政治性言論，不可能透過構成要件該當，或者是言論違法性的審查來做控制？而一律通不過比例原則，這個不值得保護的實質法益，通不過違憲審查，這一點是不是請許教授指教一下。張教授也好像贊同系爭規定保護的法益是公務的順利執行，所以，基本上好像張教授也認為系爭規定通不過比例原則的審查，這一方面不知張教授有沒有要進一步說明？以上是我的問題，謝謝。
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答：謝謝陳大法官之提問。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重點，有關保護法益部分應該分成三個。法務部及陳法官都提到保護的法益限定到公務的順暢執行，但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太合理的。主要的理由有下列幾點：一、我們在判定保護法益時，應該要先觀察該法條所直接關涉的利益態樣。所謂的侮辱公務員，甚至是公然妨害執行職務，有二個不同的構成要件，一是當場侮辱公務員，一是公然的在公務非當場執行之狀態下，提出對公務員執行職務本身的侮辱性文字內容，批判公務的執行狀況。而真的與公務執行的順暢度有關係者應該只有第一種類型，也就是第二種的侮辱職務罪要與公務執行的順暢扯上關係恐怕是比較難的。公然侮辱職務通常都是在職務執行後才發生，例如法院在為某一判決後發生，或是對環保署的某一個決定發生，所以第二種類型態樣要用所謂的公務執行順暢來理解是不太合理的。至於第一種類型（即刑法第140條前段規定）若要以公務的順暢執行來理解，我認為是一個障眼法，我們在判定法益之關聯性時，必須清楚界定該法益實質上最接近整個構成要件的侵犯核心。如果就該條文我們理解為是為了公務執行的順暢，那整個妨害公務罪，甚至是脫逃罪、偽證罪，刑法第135條規定以後的所有犯罪都可以理解是為了公務執行的順暢，因為這些犯罪都會干擾到公務。但是脫逃罪其實是司法權產生的一種合法監禁效果，所以這表示將公然侮辱罪之保護法益理解為係為了公務的順暢執行是過遠的推論。把問題拉到最高層級，這在個人法益上也有類似的狀況，例如刑法第309條規定所保護的法益不是所謂人格的尊重請求，法務部說該條保護的就是人格權，但是人格權本身是一個模糊、抽象，而且無從具體定性的東西，把保護的利益拉到天邊遠而說此保護利益是合憲的，這是一種理解方式，但這種理解方式在刑法的概念之下，我認為牴觸了刑法長久發展法益概念之合理思考方式，這是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威信」的部分，就如同我在書面鑑定意見裡所表示的，我認為這個問題在於公務員執行執務時，尤其是第一種當場侮辱公務員的情況，在執行職務時都會有一種情緒問題，我相信所有人在執行一件事情時都會有一些情緒，但這種情緒只是擔保公務執行順暢度的附屬條件。人民願意配合公務時，警察開單可能會比較順利；人民不願意配合警察開單時，警察還是有一些候補機制可以解決人民不配合的問題。所以所謂的威信，也就是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希望人民要尊重他，這可以說是一種執行公務時的感情因素，而這種感情因素並不是公務執行的本身，只是讓公務員在執行時情緒非常不好而已。所以我認為在此意義下，不能夠通過刑法發展法益的第二個重要功能，它無法通過保護法益作為實質保護條件，而取得合憲性保護目的之效果。第三個層面，有些先進提到所謂的保護尚包括公務員的人格問題。我認為所謂的公務員人格也是一個假議題，主要理由在於公務員的人格是透過刑法第309條之規定保障的，刑法第309條的合憲性今天暫且先不討論。公務員同樣是個人，披上公務員的外觀後，我不認為他就有別於一般人有特殊保障的需求性，而獨立變成一種特殊法益要予以捍衛。甚至我們在討論該條文時，應著重於該法條真正核心的保護利益，而不能將次附、衍生出來的附屬性保障利益變成核心利益。所以我覺得只有威信是該條文的保護利益，而威信是無法通過實質法益保護之基本門檻的。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謝謝陳大法官的垂詢。我的看法在鑑定意見書中都有敘明，簡單敘述如下：刑法第140條前段規定在我的分析中，其所保護的法益有二個，一個是個人法益，一個是國家法益，當然在討論國家法益時也涉及同條後段之規定。其中有關於公職威信的部分，我也花了一些時間討論，其實公職威信是建立於現代國家一種權威性的結構，而此權威性結構是來自於民主原則與法治國原則。基本上，此類公職威信其實不會被傷害，所以為什麼法官依法審判、警察人員依法執行都可以非常的順暢。雖然此種順暢可能會遭遇到剛才許恒達教授所說的情緒干擾，但其實這種順暢的背後是整個國家的強韌性，有此種國家之強韌性在背後，而執法人員那麼脆弱是難以想像的。所以從此種權威性結構、情緒之干擾情況，我想要論述的是公職威信本身在現在的憲政民主國家中已經不是一個適格的正當目的。第二、就公務執行之順暢而言，基本上是不會受到什麼影響，所以就要回歸到刑法第140條規定要保障的就是公務員的個人法益，因此我在鑑定意見書中雖然沒有直接寫，但是我的看法基本上與許恒達教授是一樣的，也就是回歸刑法第309條規定予以保護就可以了。以上，謝謝。
審判長諭知：請楊大法官惠欽提問。
楊大法官惠欽問：第一個問題想請教法務部，系爭規定刑法第140條之刑度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先不談拘役與罰金刑，該條就有期徒刑的部分在先前修正時，修正為1年以下，修正前的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個月以下，而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處罰仍然維持拘役及罰金。本席的問題是，刑法第140條第1項修法前後就有期徒刑部分之差異，因會有法官諭知之宣告刑得否易科罰金之差異，所以本席想瞭解其修正之理由為何？另外想請教二位專家學者，關於本件之審查密度即審查標準部分，許恒達教授認為縱然從言論的價值來看，若以高價值言論或低價值言論作分類，低價值言論亦應適用中度審查標準，高價值言論則適用嚴格審查標準。本席想請教二位專家學者，低價值言論在審查標準上，亦係容許寬鬆審查標準，也就是合理關聯性之審查標準，則在系爭規定即刑法第140條規定中，二位專家學者是否認為亦有得以寬鬆審查標準予以審查之類型存在？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劉怡婷主任檢察官答：侮辱公署罪修法刪除是在民國110年，當時修法亦一併提高了侮辱公務員罪之有期徒刑刑度，由6個月以下調高為1年以下。此項修正是由當時立法委員所提案，並在院會中通過，這也反映了民意的想法與要求，遏止挑釁公權力之行為。而原先的刑度是6個月以下，修法後雖調高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若法官判決時為6個月以下之宣告刑，則本罪還是得易科罰金，只有在法官宣告刑為7個月以上之刑度才不得易科罰金。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謝謝楊大法官的垂詢。楊大法官提問寬鬆審查標準是否可能，在我的區分裡，我並不認為所有該當刑法第309條或第140條之侮辱行為都是政治性言論，因為有太多的例子顯示並不是真的涉及政治性言論，這個必須先予以說明。問題是我們從脈絡裡判斷該言論是屬於政治性言論時，我所採取的也是與大院相同的雙階理論，也就是要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當然這部分是涉及個案。如果是一般的侮辱性言論，我並不太贊成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因為此種個人法益之保護是感情名譽，或是一般的人格請求權，可能是有爭議的。但是無論如何，因其所涉及者是人性尊嚴問題，這也是我的出發點，以此出發點作為基礎，我就不會贊成寬鬆或合理的審查標準，以上簡單回答，謝謝。
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答：我附和方才張教授的想法，我覺得要分幾點來看，第一點，我再強調一次，涉及到刑法第140條的言論，它其實有兩個不同類型的構成要件，一個是「當場」，是在現場發生的；另外一個是在事後，針對公務員方才已經執行完畢的公務做一些謾罵的動作，就像在期刊上寫論文指摘大法官的判決這類的行為，這兩種類型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兩種類型不一樣，所以可能在個案中存在政治性言論跟非政治性言論兩種不同態樣的言論觀點。這一點我想法務部的代表應該也不會反對，這些言論有可能會涉及政治性言論，也可能不涉及政治性言論，但一旦涉及政治性言論時，我們在選擇審查標準就應該要去考量幾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它本身是高價值言論，我認為高價值言論在這個地方是最重要的，一旦涉及到政治性言論這種高價值言論的時候，所連結的審查標準通常會提高到嚴格審查標準，必須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迫切利益（compellinginterest），才能動用法律去進行管制，而且這個法律不僅是刑法、行政法，還包含各種不同類型的法律，才能對其進行管制，我認為在這個地方威信不符合「迫切利益」，這點我不多談。我想要談的是第二個部分，一旦這個言論本身不涉及政治性言論，可能只是單純的謾罵，我想這樣的案例是比較多的。例如行為人今天紅燈右轉被警察抓到時，就對警察做不當的言語攻擊，這個時候的確與政治性言論扯不上關係，但問題在於可不可以因為他不涉及政治言論，所以選擇用合理審查標準判斷，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是不合理的。主要理由在於我們決定審查標準時，應該要去考慮這個法條所連結的基本權關聯性，即便它不是一個政治性言論，但是它所採取的法律效果是刑罰，這個刑罰按照目前的法律規範甚至可以高到1年以下有期徒刑，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干擾。當然我們實務上沒有那麼多個案，但是我們不能排除法條上目前現有的規定是可以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不給緩刑或是易科罰金等後續法律效果。因為這全部都是檢察官或法院在個案中做決定，一旦涉及到刑罰，就會連動很多後續的法律關係，包括前科的認定，他如果再犯可能會加重刑責。鈞院在釋字第775號解釋闡明累犯不違憲，所以也有可能會跟累犯扯上關係，甚至在假釋判斷的時候，有可能跟假釋撤銷有關聯。也就是說一旦連結到刑罰，它所干擾的基本權就不單純只是一個沒有政治性的言論，它會連結到刑罰的法律效果。所以我認為在這種動用刑法及刑罰的法律效果去管制人民時，它的審查標準就不應該被下降到所謂的合理審查標準，不能預設一個法條本身原則上合憲。相反的，我們必須將其放在中度審查標準進行判斷，而中度審查標準的保護法益正當性相對於合理審查標準的正當性略高。我認為在這個地方應該要採取從實質的法益觀點來理解這個問題，這一點在鈞院針對有關通姦罪的審查時，通姦罪通常不會涉及所謂的政治性言論，所以它沒有達到嚴格審查標準，但還是用通姦罪本身沒有辦法通過比例原則，來認定通姦罪違憲。因此我認為將審查標準降低到合理審查標準的認定，恐怕不適宜，以上。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我稍微補充一下，為什麼我不贊成採寬鬆審查標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為即使是一個被判定是侮辱性言論的行為，它本身都是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基於言論自由本身，不管是從大院歷年來的解釋或是判決，言論自由特別值得保護，尤其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剛才已經提到不是所有侮辱行為都是政治性言論，有可能像剛才詹大法官提及的，可能屬於一個學術性言論，就是因為這種多樣的指向性，所以即使它本身看起來是一個侮辱性言論，也必須多加以斟酌，這是我認為不適合用寬鬆審查標準的另外一個理由，謝謝。
許大法官志雄問：本席有一個問題要請問法務部，法務部提到公務員本身為基本權主體，侮辱公務員罪同時涉及公務員個人法益，也就是名譽權的議題，換句話說，侮辱公務員罪也在保障公務員的名譽權。我們知道在憲法所保障的名譽權，通說認為是所謂的外在名譽，也就是社會對個人的一個評價，這也是法務部的主張。問題在於系爭侮辱公務員罪之規定，並不以公然侮辱為要件，換句話說，很可能不是在公然的情況下有一個侮辱性的言論。這種侮辱性的言論，我想充其量可能會傷害到公務員的名譽感情，但應該不至於傷害到他的外在名譽，因為沒有對外的、不是公然的。本席不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還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的適用？如果有的話，對於這個條文的合憲性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個問題同時也請教兩位專家學者張教授跟許教授。
審判長諭知：請法務部先行回應，接續再由兩位專家學者回應。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簡美慧副司長答：報告大法官，法務部的主張為刑法第140條保護的法益，基本上就是公務順利的執行，還有國家公權力的運作，至於以公務員作為基本主體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兼及名譽權的保護，所以公務員個人的名譽權在刑法第140條不是唯一一個要保護的法益，這邊我們要再提出說明。針對侮辱公務員的這個行為為什麼要有特別的規定？我想再舉個對照的例子，我們對於公務員有特別的課責，一般的民眾偷東西，按照刑法第320條就是竊盜罪，刑度是5年以下；公務員偷東西，按照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款，刑度就是10年以上的重罪，為何對公務員有特別的課責？就是因為他在執行公權力，所以對他有特別的要求。同理公務員在執行公權力時，國家對其課責，難道不應該給予其相較一般人更高程度的保護嗎？所以本部認為我們在刑法第140條，特別在第309條之外創設這樣規定，是有它的目的，所以重點不是只在維護公務員個人的名譽權，同時還有公務順利執行及國家公權力的運作，以上。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許大法官垂詢的問題是保護個人法益的情況，因為即使是在非公然的情況，這裡面其實涉及到底它保護的法益是什麼？我方才有提到其實這部分國內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基本上我比較是採取主觀名譽說，也就是感情名譽。但是在感情名譽的情況之下，即使不是公然、當場的情況都還是可能會構成。
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答：回答方才許大法官的提問，我認為所謂外部名譽說，是一個障眼、一個把法益概念予以混淆的說法，所謂外部名譽說強調社會形成的評價，可是我要強調的是在侮辱罪和誹謗罪兩個連結起來理解時，才會產生這樣的障礙，因為在我個人的理解上，侮辱罪所保障的跟事實的關聯性其實是有落差的，侮辱罪真正保障的核心是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問題，而這個相互尊重問題，雖然是一定程度奠基在事實上，比方說要立法院同意，投票通過才能擔任大法官，才能獲得大法官在法庭上應有的尊重，的確有這個關係。但是一旦大法官獲得這個應有的尊重，這個尊重就已經跟過去的事實有相當程度的切割關係，所以侮辱罪保障的是在一個現場的狀況下，本於當時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地位，而要求對方必須有一個相應的人際關係尊重關聯性。這個人際關係的尊重關聯性在我們目前所涉及的刑法第140條前、後段的規定上，一個是「當場」，這個當場其實並沒有要求公然，也可以在私人場所，人際關係的互相尊重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會受到干擾。同樣的道理，在事後用公然的方式去侮辱職務執行，這裡其實嚴格來講跟公務員本身沒有關係，強調的是那個公務的職務，所以前段是有連結到公務員的可能性，但後段沒有。如果把前段連結到公務員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是一種不太合理的理解，因為這個地方公務員的連結其實是補充出來，而且是次附保護的利益，跟放火罪保護財產而不是保護所謂的公共安全是同樣的問題，我們不會因為它另外去保護財產，就說這個放火罪的核心違憲，我認為這樣子的判斷方法恐怕不是很恰當，等於是把不重要的東西拿來處理重要東西，會有這樣的疑惑，以上。
審判長諭知：請尤大法官伯祥提問。
尤大法官伯祥問：接續剛才許大法官的詢問，本席對此問題的答案不是很理解，所以想請教法務部與張嘉尹教授，許教授的立場很清楚，所以就不請教許教授。法務部與張嘉尹教授的立場都認為系爭規定也兼及保護公務員名譽權，如果真的有保護公務員名譽的意思，為何系爭規定的構成要件要加上「依法執行職務當場」的要件？難道公務員的名譽只有在執行職務時特別值得保護，所以要比第309條處以更重的刑罰？如是，保護的到底是公務員的名譽或執行的職務？本席不瞭解，所以請法務部與張嘉尹教授表示意見。就「職務」的概念，本席想提出一個問題，這是聲請人之律師有提出的問題，他們主張系爭規定所稱公務員，應該不包含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的委託公務員及授權公務員。就這點，想請專家學者及法務部一併表示意見。系爭規定的文字寫得很清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都是以「法定職務」作為構成要件，但是刑法第10條第2項的委託公務員及授權公務員是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這裡看不到法定職務權限可言，所以系爭規定所講的公務員是不是不包括委託公務員？如果法務部認為委託公務員本身雖然沒有法定職務權限，但是委託的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是有法定權限的，因此就是以委託機關的法定權限作為它的法定權限，如此解釋有沒有可能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下的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禁止的問題？最後再請教法務部，幾位大法官已垂詢威信的問題。系爭規定到底保護法益為何，攸關違憲審查的第一關。在你們的辯論意旨出現兩種不一樣的說法，書狀的講法是確保公務順利執行，可是你們一開始陳述時又講到要確保公務執行的威信，有兩種不一樣的說法，本席不知道二者是否可以連結在一起或是同一件事，請你們澄清。本席想提出的疑問是，從兩位專家學者的書面意見都看到系爭規定是從大清新刑律而來，大清新刑律是抄日本舊刑法，從大清新刑律、日本舊刑法延續到今，可是我們知道在大清新刑律及日本舊刑法的時代，這兩個國家都是威權政體，在威權政體下，公權力的行使欠缺民主正當性，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與同意，所以有必要用刑罰確保官員在執行公務時順利進行。到現在是民主社會，理論上民主社會公務員的權力是得到人民授權的，也必須依法執行，法律也是人民授權制定的。這種情況下，你們理解的威信到底為何？與大清時期所講的威信有無不同？可不可以定義？因為你們的書狀再三同義反複，透過威信或正當公務應該忍受等詞語，但本席看不出你們定義的威信到底為何。這攸關本席對於違憲審查上第一關對於法益的理解，所以請你們說明，謝謝。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劉怡婷主任檢察官答：謝謝大法官的詢問。首先，就系爭規定所保護的法益而言，最核心的還是主張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的順利，保障順利進行的同時也會涉及公務員的職務尊嚴，這也是系爭規定前段及後段所保護的核心。因為公務員是作為基本權主體，所以我們也會提到有公務員名譽權或人格權的議題。第二個部分，系爭規定因為有再加上構成要件是限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所以在刑法第140條規定設定比較高的刑度來保障公務員執行職務的順利。如果公務員不是依法執行職務，我們會主張應該沒有特別保護公務員的必要，而應該由公務員回到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的規定，這是我們在構成要件上設定依法執行職務的立場。此外，有關委託公務員及授權公務員，我們主張如果是委託公務員或授權公務員，有可能在個案上發言的人不知道此公務員是否為委託或授權公務員，從公務外觀如果看不出來，則是個案上判斷是不是公務員，有主觀犯意的問題，而不是在構成要件上就排除公務員的設定。我們就公務員的主張還是回歸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作判斷，這是體系解釋的結果，謝謝。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謝謝尤大法官的垂詢，針對兩個問題，一個是刑法第140條規定保護法益的問題，我的意見書就這部分的思考步驟，首先是先從立法沿革，提到從大清新刑律觀察到底當時設想的立法目的為何。當然這是在完全不同的法政條件之下，所以第一步只是初步的判斷。接下來已經轉換到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就一定要受到從新解釋，還是要從憲法第23條規定的正當目的去看。因此我花一些時間論證公職威信本身在現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下，已經不是適合的國家法益。其實公職本身就有威信，如果到最後都要靠強制力，基本上國家無法運作，這就像MaxWeber所說基本上我們現在是一種法理型的統治，而且是民主的法理型統治，所以這部分我一直強調它已經不再適合當作被考察的對象，也就是它不是適格的國家法益內涵。退一步而言，有關公務執行順暢這部分，基本上初步判斷是可以，因為公務執行的順暢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法益，但問題是透過刑法第140條規定，其實沒有辦法產生適合性之關聯，所以在比例原則適合性的檢驗，基本上就失敗了。總結來講，刑法第140條規定就是保護公務員的個人法益，我的建議是回歸到刑法第309條規定會比較適合。第二個有關公務員的概念，因為第140條規定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首先作體系解釋並不會區分是哪一種，是第一種、第二種或第三種，但重要的是依法執行職務的解釋，刑法學的通說都認為必須有抽象的法定職務，而且是具體依法執行，所以透過如此解釋就會限縮適用的範圍。關於第10條第2項的公務員，需不需要再限縮，我認為似乎沒有必要，但如果採取是屬於政治性言論的侮辱行為，因為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必須作目的性限縮。國內也有學者採取德國的看法，認為這裡有關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員應該限縮到非常窄，這一點似乎也可以考慮。
審判長諭知：請黃大法官昭元提問。
黃大法官昭元問：本席的問題與剛才楊大法官問兩位專家學者的問題類似，就是關於審查標準、密度的問題。本席進一步說明，因為今天作的是法規範憲法審查，而不是裁判憲法審查。以刑法第140條規定來看，如果我們認為刑法第140條規定就法規範而言是合憲，在裁判憲法審查時確實可能如許恒達教授所提到，也許要判斷言論類型，而容有不同的審查密度。問題是在我們今天是法規範憲法審查，許教授主張會依照是不是涉及政治性言論，而分別有嚴格或中度兩種審查標準或密度來審查同一個法規範，這是在方法上本席比較困惑的地方。再進一步而言，剛才張嘉尹教授也提到不認為侮辱性言論必然都是高價值政治性言論，這點本席同意，但問題是今天談的不是第309條規定，而是第140條規定。第140條規定的構成要件所處罰或限制的言論，前段是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後段是對於公務員所執行的職務本身所作的批評，可能逾越界限以致於構成侮辱。換句話講，從這些言論所涉及的內容來講，都與公權力、公務的行使有關，或可看成人民在挑戰公權力的過程中，因所使用的語言不當而受到處罰。刑法第309條規定處罰的侮辱性言論是另外一回事，確實比較複雜，但是就第140條規定所處罰的侮辱性言論而言，放在上述構成要件所涵攝的脈絡下，有可能不是政治性言論嗎？我們所理解的政治性言論，並不是限於政治性人物所寫、所主張的，而是就言論之內容、議題而言，只要涉及公共政策、政治公權力的行使，這些大概都會是一般所稱的政治性言論。因此，刑法第140條規定所處罰的言論，就言論內容類型化的定性而言，有可能不是政治性言論嗎？就此問題同時請教兩位專家學者，謝謝。
審判長諭知：請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回答。
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答：針對黃大法官之疑問，第一點，有無可能在此處予以區隔，在公法上進行法規範違憲審查時，的確沒有精確區隔在個案適用之關係，這可能與公法學的思考不同，舉例來說，若個案中認為涉及政治性言論需要限縮，此法條合憲性解釋結果，有可能是一旦涉及政治性言論時，就需要有獨立的阻卻違法事由，透過言論自由的政治性關係來阻卻違法，但不涉及政治性言論時，就不採取阻卻違法此種強加合憲性的思考方法，所以我才會把它切割開來，而此種思考方式，恐怕不大吻合公法學向來的理解方式。若將整個問題降到中度審查標準，我認為仍然無法通過違憲審查，因為它所保護的法益本身不足以聯結。第二點，有沒有可能刑法第140條不是政治性言論，因為可能是對職務有一定程度之反虧，我認為若是當場侮辱公務員，關切重點在於侮辱的內涵。假設行為人與公務員本來就認識，這時公務員來強制執行，而行為人侮辱之內容可能不是針對公務員當下職務之執行，如：「我從小認識你，我們同穿一條內褲長大，你今天竟然來查封」、「你就是這樣老公/老婆才會跟人跑等」，講的內容是雙方極度私密事項，不必然與職務本身相關，此種情況還是有可能聯結到前段之侮辱；針對職務執行部分，就比較棘手的，所侮辱的是職務執行本身，通常會用謾罵方式，如：沒有依法行政等，此部分可能會與採寬鬆理解政治性言論有關。結論就是，若聯結到前段時，其實並非所有的言論都與政治性言論相關。
審判長諭知：請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回答。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第一，有關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而對其侮辱時，是否均構成政治性言論呢？其實我在撰寫意見書時，看了很多的判決，所以我的結論與許教授接近，這裡面確實有一些不容易區分，而就不容易區分來說，基本上是以indubioproreo（罪疑惟輕）解釋，但的確有些比較明顯，它並非針對廣義的，如：依法執行或某種政治性言論，所以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何謂政治性言論」，我查閱資料發現並沒有確切的範圍，有比較限縮的是針對國家政治之言論，也有比較寬鬆的，但至少很清楚知道在某些案件中，確實不是政治性言論，而現在我比較難舉出具體例子。第二，因為這是法規範憲法審查，根據大院過去還沒有憲法訴訟法第59條裁判憲法審查之規定時，有使用過二個論證技術，一種是特殊合憲性解釋方式，另一種是排除方式，基本上就是以類型化方式處理，即大法官在論證後，會表示「於此範圍內尚屬合憲」或「於此範圍外與憲法相符」，所以我的建議是，一直討論是否為政治性言論會有較大之疑義，然作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時，或許可採取大院過去這兩種類型之論證方式，因為最重要的是侮辱性言論到底是何種性質？就如同詹大法官所提，關於批評詹大法官主筆裁判之言論，此言論看來就是學術性言論，但學術性言論中必然會有很多的批評，應如何判斷就要對該行為脈絡非常敏感，對此，黃大法官認為只要是特定行為脈絡，似乎沒有辦法認為不是政治性言論，但我認為此點還有推敲之餘地。
審判長諭知：請詹大法官森林提問。
詹大法官森林問：法務部援用法院組織法第95條證立系爭規定（即刑法第140條）應屬合憲，法務部的前提是假設法院組織法第95條合憲。兩位專家對於法院組織法第95條合憲性審查，有何觀點？特別是其所保護之法益與刑法第140條究竟有何不同？當然，形式上，一個是一般公務員，一個是法官，但法官有何特別應予尊重之處？是否係為確保法官職務順利進行或法庭威嚴？我們不談國外情形，僅談台灣的規定。歡迎兩位專家現場以1分鐘指教，亦可庭後提出書面說明。請教法務部，剛才副司長主張，因為公務員會受到較重之處罰，故執行職務時應給予較大尊重。但是，人民若真的與公務員斤斤計較，就會例如主張：公務員的保障很好，即便退休制度被大砍，但比我們窮苦老百姓還是好很多。請問：這樣相比，比的完嗎？所以用公務員會受到較重之處罰主張系爭規定合憲，說服力有多少？請法務部會後說明。另外，本席所理解的是，法務部係從系爭規定之結果，而認為該規定保護之法益是職務順利進行。但貴部似乎認為系爭規定係以宣告性、預示性方式，宣示公務員執行公務時，任何人皆不得對該公務員侮辱，否則會受刑法第140條之處罰。請問：法務部能確保每天全國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百分之百合法嗎？例如：機車騎士被警察認為闖紅燈，遂回嘴「我沒闖紅燈，僅是一秒之差」。警察乃對該騎士說：「若再繼續反駁，就可能被以妨害公務法辦」。人民在違規當下會有一種「我有嗎？」的情緒反應。又本案聲請原因案件中，有一案件情形是聲請人對公務員說：「你實在有夠白目！」這對公務順利進行有何妨害？請法務部庭後舉例或提出相關資料供參。
審判長諭知：請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回答。
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答：我認為將法院組織法第95條拿來類比，是完全錯誤的理解，主要理由是法院組織法第95條規定有二個要件，與本件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明顯距離，第一個是要有法院的命令（courtorder），行為人要有「為違反法院秩序之命令」，在其行為前法院已經發出一個命令，故有非常清晰具體的指示，這與刑法第140條審查侮辱行為完全不同；第二個要有「致妨害法院執行職務且經制止不聽」，所以構成要件設計上必須達到已經影響法院職務的態勢，而刑法第140條是指對公務員口出惡言，或於公務員完成執行職務後說該公務員並未依法執行等情況，兩者完全不同，法院組織法第95條已經是侵害法院執行職務，而刑法第140條與法院執行職務之間有很遙遠的距離，即便要採「公務順暢執行」，這只是對公務順暢執行的一種遠距離的抽象危險，所以拿法院組織法第95條類比，我認為完全是打迷糊仗的作法。
審判長諭知：請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回答。
專家學者張嘉尹教授答：基本上我也認為這兩條結構不太一樣，當然可能有重疊之處，就是以侮辱方式妨害法庭秩序，但如同許教授所說，它本身是比較層層的構成要件，雖然可以想像用侮辱的方式來妨害法庭秩序，但基本上單就法院組織法第95條而言，比較看不出有違憲之情況。
審判長諭知：請蔡大法官宗珍提問。
蔡大法官宗珍問：本席請教的問題，麻煩法務部庭後再補充，因為現在言詞辯論時間不夠。本席請教的是，刑法第309條、第140條前段、後段，這3個法律規定所談到的「侮辱」，具體化指標是否有所不同？此問題緣由是「侮辱」是亟需價值補充的法律用語。剛剛聽很多先進的發言，常常都直接講到「謾罵」或舉一些例子，本席看來，這些情形是不是涉及侮辱，都必須進行具體化，要進行具體化，就需要有具體化的指標，尤其是第140條前段與後段所談到的「侮辱」，它的具體化指標，也就是構成侮辱的非價判斷指標為何？是否一樣？第309條比較清楚的是有涉及他人名譽這個指標，第140條前段有涉及公務員，後段是職務，是不是因而形成具體適用侮辱時，有不一樣的指標。這個問題也潛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第140條是否有包含刑法第310條的意涵？因為本席剛剛聽很多發言者，包括我們大法官提到的例子，有涉及事實部分的用語，這個部分是否當然全都可以被第140條前段、後段的「侮辱」所涵蓋？這是第1個問題。第2個問題，本席想要特別請教，公權力擔當者，他執行職務時的名譽權，怎麼樣理解這個法益？公權力擔當者，以公法用語不管是職務擔當者或公權力擔當者，就是我們所謂「公務員」的意思，也就是公務員從國家權力的角度來講，他是公權力擔當者，不是人民的角度，他的名譽權利益，我們先講中性的利益，在你們來看，是個人法益？還是並不是個人法益？如果可以的話，請法務部庭後提供相關意見，謝謝。
審判長諭知：大法官詢問程序完畢。現在進行結辯程序，請聲請人方結辯，時間共5分鐘，先請聲請人楊蕙如訴訟代理人陳偉仁律師結辯。
聲請人楊蕙如之訴訟代理人陳偉仁律師：謝謝審判長、各位大法官。法務部主張本條規定如果違憲的話，就無法可管、日後路上幹聲連連云云，這是不精確的，剛才法官也有提到，開庭前有諭知法院組織法的相關處罰規定，就不一定會發生每次都要動用公權力的情況，即便是謾罵，在實務上也有可能判無罪，這要區分問題來看，待會再跟合議庭報告。另外不同層次的問題是詹大法官所詢問的，學者的批評會減損憲法法庭的職務執行嗎？不會。憲法法庭的判決仍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的效力，所以問題要分兩層面來看，一時情緒宣洩的情況，像是教授有提到警察執法在路上偶有被情緒性謾罵，以昨天的案子來說，走進公所之後，罵公所的人員是「米蟲」，米也不會變少，這些案例有處罰的必要嗎？另外，帶有政治立場的評論也在本條的規範，如果我說「過去的柯文哲市長，他是『變色龍』，忽藍忽綠，忽統忽獨；現在的賴清德副總統，他在臺南市長任內拆別人鐵路的家，並不手軟，但拆自己的老家就『惜命命（臺語）』」；我說「趙少康他『老人痴呆』，只會說賴清德是我老大、賴清德最適合當總統。」這些是事實陳述？還是意見表達？我再說「第三勢力所託非人，將來的立法委員黃國昌，還欠所有社會運動者一個交代」，這是事實陳述？還是意見表達？如果以上的案例都加上這些政客「下流」、「無恥」，有人敢起訴我嗎？不會。這是因為我們現在臺灣社會已經民主化、法治化所帶有的寬容。但是系爭規定，包含以上所有的情形，在實務操作上，有些起訴、有些不起訴，這是法治社會下不容許的雙標，也流於恣意。我們回到爭點題綱，關於爭點題綱一，如果還沒有進入合憲性的判斷，刑法第140條前段規定侮辱公務員，以及後段侮辱公務員所執行的職務，絕對侵犯憲法第11條保障的言論自由，因為即便是侮辱性的言論，依據大法官向來的解釋，仍然受言論自由的保障，更何況該等言論也經常伴有政治意見的表達。考量立法者以刑法作為制裁手段，審查標準不應從寬，而應以中度審查為當，這也回答楊大法官的提問。關於爭點題綱二，既然是採取中度審查，本案規定所保障的法益即屬不明確，立法者曾經因為保護法益不明，而刪除侮辱公署罪，位於同條的本案系爭規定，也有相同的問題。另外，對於公務員的侮辱行為，如果是涉及肢體的強暴、脅迫，已經有刑法第135條、第136條的處罰，在此前提下，單純侮辱公務員本人或職務的言語，不會妨害公務的執行，也沒有辦法侵害國家法益。最後，以焚燒國旗案為例，過去可能會認為該當侮辱公署罪，但是現在此罪已因不合時宜，甚至有違憲的疑慮而刪除，這是回應法務部，現在侮辱公署罪到憲法法庭來不一定會合憲，假設如當場焚燒國旗，且有公務員在場，這會構成侮辱公務員嗎？再進一步假設，如果焚燒國旗的同時，不斷宣稱「政府官員爛、就是爛」，這會構成侮辱公務員的職務嗎？同理，回到本案的原因案例，如果共同被告說「黨國餘孽、爛就是爛」，這並不構成犯罪，聲請人楊蕙如小姐，她贊同系爭文章的內容而說「幫高調」，這也無罪可言。由此可知，系爭規定的保護法益並不明確，以刑法的手段來制裁，與保護法益也沒有實質關聯性，謝謝。
審判長諭知：請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結辯。
法官聲請人陳德池法官：以下是我簡單的結辯，今天在談的都是系爭規定是否合憲，系爭規定主要處罰的就是一種意見的表達，並不涉及任何的事實存在，謾罵、講三字經，真的會妨害公務的執行嗎？我想經過今天的辯論，各位應該都很清楚，可能性真的太低了，是個很勉強的牽扯。只有假消息本身，才有可能會影響公務的順利進行。在日本刑法第233條有類似刑罰的規定，是用詐術的方式妨害業務的進行，實務上因此條規定，透過擴張解釋業務也包含公務在內，平成21年有個事件，法院就很清楚交代公務為何就是構成業務？為什麼假消息會妨害公務的順利進行？因為警察必須出動8天的警力去維持治安，就妨害到他們一般公務的進行。所以我想要談的是，如果要處罰的話，只有假消息、不正確事實的傳遞，才有處罰的必要。本案完全都是一個評論、一個意見而已，尤其人民在面對公權力的時候。我最近看的一本書《臺灣民族性百談》，這是一位日本人在日治時代寫的，他分析臺灣那麼多的髒話，他從臺北周遭就分析到500多個髒話，每個都是跟「幹」字有關，都是褻瀆的字眼，而且褻瀆的不是你本身，而是你的祖宗，他就覺得這個文化真的太奇妙，他最後歸結：「粗話就是一個弱者最後的武器，也是內心的悲鳴。」我的個案受刑人，他在監獄裡面受到長期的關押，因為他對獄政管理不滿，就隨口罵了髒話，他還有其他武器可以對付國家嗎？沒有，他剩下唯一可用的就是罵一句髒話，滿足他心裡最後一絲的喜悅與快樂，你會覺得他很可惡、他不應該罵髒話，但是他要展現的就是他最卑微的、最後的武器了，他可以滿足暫時的娛樂、暫時的快樂，我們在此情況下還有處罰的必要嗎？另外一件是當事人去公所申請道路拓寬，但公務員不理他，他就很不爽，他就罵公務員髒話「毋成囝（臺語）你是我的小狗」，當公務員執行給付行政，沒有辦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他多次抗議沒有用，在當下又被拒絕，又被人冷漠的對待，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嘴巴裡那些可以滿足他暫時情緒性的粗口，我們真的要處罰這些人嗎？以上是我簡單的結辯，謝謝。
審判長諭知：接著，請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結辯。
關係機關法務部訴訟代理人檢察司簡美慧副司長：審判長、各位大法官，法務部就本案的結辯說明如下。首先，法務部強調言論自由固然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但是在必要的時候，還是可以以法律限制。言論自由並非可以無限上綱，而無邊無際，我國是法治國家，不應該容許高舉言論自由大旗，而恣意侵犯他人權利或破壞國家社會法益。刑法第140條並不是禁止民眾批判或評論公務員或職務，也不是要藉由刑事處罰規定箝制言論，形塑威權恐怖氛圍或助長官僚文化，本條是處罰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當場侮辱行為，以及對於依法執行職務公然侮辱。言論自由受保障的程度，本來就應該依照言論價值高低而有不同，侮辱性的言論，在與公共利益衝突時，言論自由應該退讓。刑法第140條的處罰範圍限於依法執行職務，如果公務員執行職務並非合法或者逾越法律的規定，行為人的行為並不會該當本罪。例如上星期媒體報導的案件，某人拍攝管制區內的畫面，遭特勤人員盤查，不聽制止而罵「跟強姦犯沒有什麼兩樣」、「孬種」，法院認為員警制止行為不符合依法執行職務的要件，而判決被告不構成本罪。新北地檢署也曾經有被告在偵查庭辱罵「檢察官都是畜生」，法院也認為不構成刑法第140條，理由是被告不是無端謾罵，屬於評論，不構成侮辱。我要強調的是刑法第140條在構成要件上已經透過當場、依法執行職務、公然等規定，限縮處罰範圍，平衡言論自由跟公共利益的維護。司法實務，透過對侮辱的解釋，使得本罪的處罰不會流於恣意，立法者已經在言論自由保護跟國家公權力執行的嚴正性求取衡平。認為第140條違憲的人，會基於刑罰謙抑性，認為可以用民事賠償取代刑事處罰，或者認為侮辱行為已經可以用第309條處罰，不應該對於公務員侮辱行為，另設較重處罰規定，或者認為侮辱行為不當然妨害公務進行，不應該直接透過刑事手段處罰。要釐清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確認第140條所保護的法益。刑法第140條規定在妨害公務罪章，所以本罪保護的當然是確保公務順利執行的國家法益。立法者對於侮辱公務員的行為另設處罰規定，不是因為公務員個人的特殊性，而是著眼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運作，所以認為有特別保護的必要。公務員依據法律賦予他的權限執行職務，是基於全體國民的付託，有他要達成的公務目的及實現的公共利益。公務執行能否順利與國家人民、社會公益息息相關，同時也考驗國人對於執行公務的信心。所以立法者認為，人民對於公務員所為合法公務的執行，如果有妨害的行為，就必須透過刑事處罰，以維護國家的公權力及法律的公信性。同樣的立法邏輯，對於公務員的傷害施暴行為，雖然已經有刑法傷害罪、強制罪可以適用，但是立法者認為有特別規定第135條、第136條妨害公務罪的必要。甚至對於辦理採購公務員的強暴脅迫行為，另外用政府採購法第90條規定。對於公務員掌管文書的毀損行為，考量掌管文書的特殊性，另外在刑法妨害公務罪章規定第138條、第139條。針對跟選舉相關的選票、報表、開票統計等文書，更另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9條處罰規定。從這些規定對照來看，可以知道立法者一貫的思維及脈絡，就是認為為了確保公務執行的嚴正性，必須就特定的行為態樣予以類型化，跟一般對於個人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權的犯罪行為做差異化的處理。所以立法者按照公務主體、公務標的、法益侵害不同，而採取了層級化法規範的架構，並沒有違反平等原則，而且是符合比例原則的。侮辱的言論，可不可以用民事手段取代刑事手段？法務部重申，這兩者從來就不是二擇一或是互斥關係，這是立法者手段的選擇。而且刑法第140條保護的法益，不是公務員個人的名譽而已，更攸關的是公務員執法的嚴正性，以及公權力的實現。如果只由被侮辱公務員起訴請求賠償，顯然忽略了本罪保護國家法益的本質。從比較法的觀點，用刑事處罰侮辱公務員者並非我國特有，新加坡跟法國都有類似我國刑法第140條的規定。更可以證明用什麼手段確保公務執行的順利，是立法政策的選擇，如果沒有重大違反憲法的原則，司法機關在進行違憲審查時，不宜過度侵犯立法權限，以避免破壞權力分立原則。大法官請我們說明，如果本罪保護的法益是國家法益，侮辱言行對於公務員職務行使如何構成妨害？法務部要強調，如果縱容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的侮辱行為，就是放任對於公權力的挑釁。侮辱公務員或其職務的言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尊嚴造成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而且對於法安定性及公務的進行造成干擾，危害國家公權力及法律威信。之前新聞報導有名男子不滿法官的判決，大喊：「來看恐龍法官」，並且朝法官潑水，請問這樣的挑釁行為，對法官依法執行職務，沒有構成妨害嗎？如果第140條、第309條相繼被宣告違憲，這樣的行為完全沒有刑事的處罰規定，合理嗎？再次強調，並不是對於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員口出惡言就當然構成侮辱，這部分要依照具體的個案，就行為人前後連貫語意、舉動，以及當時的態度、語氣是否有輕蔑侮辱的意思為斷。一旦判斷屬於侮辱的行為，立法者認為當然就對於公務造成妨害，而不是要採取具體危險犯或是適性犯的立法架構，這是立法者的選擇與權衡。現今網路時代，侮辱的行為不只是當面辱罵跟挑釁，更多的情形是藉由網路的匿名性、難以追查性，以及快速傳播性的特點，躲在鍵盤背後操控，散布侮辱的言論，甚至透過網軍進行公審，對於國家的公權力，以及公務的執行妨害更大。以其中一位聲請人為例，在網路上抨擊大阪駐日代表處「爛到不行，爛到該死的地步，是一群垃圾的老油條」，被辱罵的公務員，留下不想再被羞辱的遺言後自殺。侮辱性的言論，透過網路推波助瀾的殺傷力不容小覷，立法者用刑事處斷，處罰這樣的行為，違反了比例原則嗎？爭點題綱三，關於侮辱的規定，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的部分，本部的言詞辯論書，以及開場陳述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爭點題綱四，刑法第140條的公務員，按照體系解釋，當然指刑法第10條所定義的公務員。本罪保護的法益，既然是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的不受干擾性，當然不應該對於依法執行職務的公務員，劃定一部分適用第140條，而其餘的部分排除處罰規定，不然可能有違反平等原則的疑慮。爭點題綱五，依法行使的職務，實務有穩定的見解，跟侮辱公署的行為客體是不同的。審判長、各位大法官，言論自由並未當然高於其他的基本權面前侮辱公務員的言論，未必屬於政治性或高價值的言論。本件聲請人被依照刑法第140條論處罪責的言論，我們投影在螢幕上，請大法官們看一眼，這些言論真的有發覺真理、促進公益的性質嗎？有要表達、溝通意見或是評論公共事務的目的嗎？這類的話，本質上除了侮辱還是侮辱，有需要受到憲法絕對的保障嗎？憲政價值的天秤，應該要在言論自由、國家公權力行使、法律制度運行、公共利益之間求取衡平，刑法第140條限制人民對於公務執行的干擾與妨害，立法者已經權衡了言論自由保護與國家公權力執行的嚴正性，相關的構成要件有沒有不明確。本條在去年修正的時候，雖然刪除了第2項侮辱公署罪，但是就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沒有調整構成要件，甚至提高刑度，立法者在侮辱性言論保障與國家公權力維護的公益間，已做出選擇。各位大法官在本件的憲法訴訟中，也即將做出選擇，大法官們的選擇，將決定我國的公務員能否有尊嚴的執法，決定國家公權力的可靠性能否被建立。剛才聲請人法官在回答大法官關於法院組織法第95條詢問時，說他都會跟當事人把醜話說在前頭，但是這前提是要有法律工具，如果刑法第140條被宣告違憲，要跟當事人說什麼醜話呢？最後，我引用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說法：「如果正義有聲音，那就是法院的判決」，法務部期盼在本件聆聽到正義的聲音，請宣告刑法第140條合憲。
審判長諭知：本案言詞辯論程序終結，依法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宣示判決；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