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會台字第11541號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案由
書記官朗讀案由：會台字第11541號盧恩本等，就刑法第91條之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等規定，認有違蕙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審判長諭知：今天出席的人員，有全體大法官，聲請人盧恩本之代理人周宇修律師、聲請人常方正之代理人薛焯育律師、聲請人曾樹城之代理人李艾倫律師，聲請人張淵森法官及潘韋丞法官。相關機關有衛生福利部（機關代表張秀鴛司長及代理人高鳳仙律師）、法務部（機關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及孟玉梅檢察官）及司法院刑事廳（機關代表彭幸鳴廳長及張道周法官），鑑定人有成功大學李佳玟教授、臺大醫院吳建昌醫師、警察大學沈勝昂教授、中正大學林明傑教授及東吳大學法思齊副教授。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機關代表紀惠容委員、張菊芳委員）。現在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先向各位簡單說明今天程序的流程：本次言詞辯論實施全程錄音錄影，並在本院及大法官網站直播開庭影音。程序進行流程是：1.聲請人方陳述意見（一位5分鐘，共不超過25分鐘）。2.相關機關陳述（共3個機關，各10分鐘，共不超過30分鐘）。3？鑑定人陳述意見（一位5分鐘，共不超過25分鐘）。4.法庭之友陳述意見（5分鐘）。5.陳述意見完畢後，休庭20分鐘。6.由大法官詢問聲請人及代理人、相關機關代表、鑑定人、法庭之友，答覆時間各不超過5分鐘。7.最後，請聲請人方最後陳述（人民聲請人5分鐘、法官聲請人5分鐘，共不逾10分鐘）及相關機關最後陳述（衛福部5分鐘、法務部5分鐘、本院刑事廳5分鐘，共不逾15分鐘）。8.於發言時間屆滿前1分鐘，響鈴1聲警示，時間屆至，響鈴2聲，請結束發言。
審判長諭知：請書記官朗讀本案言詞辯論爭點題綱。
書記官朗讀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一、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第2項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憲法罪刑法定原則及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二、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3項，未規定強制治療之最長期間，是否違反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因刑法第91條之1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規定而受強制治療者，其異常人格及行為，有無治癒（矯正至與常人無異）之可能？一般而言，接受強制治療者，需經過多長時間方能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實務上是否有受長期強制治療卻仍未治癒者？有無強制治療以外對人身自由侵害較小之替代方式，可使加害人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之程度？四、依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3項，雖規定每年應進行之鑑定、評估，但相關法律未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暨未規定每年鑑定、評估結果，如加害人未達「再犯危險顯著降低」者，應經法院審查，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此等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五、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對加害人施以強制治療，溯及適用於95年7月1曰刑法第91條之1公布施行前之性侵害犯罪者之部分，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審判長論知：在請各位開始發言前，提醒各位席位上有計時器，請務必注意時間的掌握，如果超過時間，本庭會制止發言並關掉麥克風，各位沒有說完的，就請用書面補充。現在請聲請人方陳述意見，時間共不超過25分鐘，請在自己.的席位上發言。
聲請人代理人周宇修律師：審判長、各位大法官、聲請人方、相關機關，以及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是聲請人盧恩本的代理人周宇修律師。本次言詞辯論，我們三位人民聲請人的代理人會共同使用15分鐘的發言時間，先向審判長作說明。我們會依照鈞院所指示的爭點，逐一向各位說明，但是希望能夠先說明本件應要採取的一個審查方式，由我來說明爭點一及三，薛律師負責爭點二及四，李律師負責爭點五的部分。本件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先討論所謂的審查標準？因為在本案所涉及的問題，是在刑法中關於保安處分的制度，到底應該如何定位？如果我們觀察立法的過程，乃至於鈞院歷來的解釋，可知並不會因為稱為「保安處分」，而就認定其不在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保障的範圍，也不會認為保安處分與刑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立法理由說得很清楚，保安處分其實帶有濃厚的自由刑色彩，而且也應該要有罪刑法定原則及不溯及既往原則的適用。鈞院也曾經在釋字第471號解釋闡述保安處分在實質上與刑罰相同，所以很多相關的原理原則，當然都應該要受到過去對於刑罰違憲審查所給予的拘束。我們當然知道的事情是，很多相關人士會對於這樣的說法給予質疑，其中我們最常看到的質疑都是說保安處分的定位，其實是一種立法者的自由形成空間。可是這個立法自由形成空間，我們並不認為能夠降低審查標準，乃至於否認保安處分在運作上，可能會對人民帶來的侵害。諺語告訴我們，玫瑰就算改了名字，也一樣芬芳。相同的，監獄如果只是換了招牌，也不會因此讓它變成不是監獄。所以不論是我國、德國或其他國家，都會告訴大家，不能因為改了名字，就說不是原來的東西，這是很典型的標籤詐欺。甚至會導致只要換了一個名字，就能夠規避原來的審查，這就是典型造成法治國空隙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況且所謂的立法自由形成空間，我們要強調的是，立法者也應該要受到自己所晝出來的線所拘束，所以我們認為在本件釋憲案，根據釋字第455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的意見書，立法者必須遵守自己的體系正義，不應該自己創造了一個標準之後，再去沒有道理的打破自己的標準，所以從本件的立法歷程，以及鈞院歷來的違憲審查來看，我們認為本件應該還是要採取相當於對刑法處罰的嚴格審查態度。如果從這裡連結到爭點一，要跟鈞院說明的是：第一、根據鈞院所揭示的爭點，刑法第91條之1所謂的「再犯之風險」以及「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說法，我們認為違反法明確性，這部分書狀其實也主張過。如果看到過去鈞院所作的解釋，釋字第445號解釋曾經對一些比較抽象的理解作違憲宣告，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中的「之虞」這兩個字。而「之虞」與這裡的「再犯之危險」，文義上根本是一樣的。舉輕以明重，在言論*自由的審查中，如果不能用「之虞」這兩個字，我們殊難想像在刑法用「之虞」這兩個字作為判斷的標準。此外，在「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部分，其實我們看了國？諸多學者的主張，都知道「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其實是一個法律價值上的判斷，沒有辦法透過真正醫學的方式代為論斷，結果就如同現在的狀況，可能整個強制治療是沒有上限可言的，所以我們認為刑法第91條之1的構成要件部分違反明確性。雖然第91條之1的法律效果不在爭點之列，我們也是請鈞院應該要特別注意有關「相當處所」以及「強制治療」的概念，我們認為「相當處所」本身才是真正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否則將造成如同本案我的當事人的情況，他住在一個彼著醫院外皮的監獄裡面。另外，「強制治療」本身也沒有賦予任何強制治療的方法，我們認為應該要有絕對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所以請鈞院一併宣告「相當處所」與「強制治療」違反明確性而違憲。此外，就刑法第91條之1的部分，我們想要補充的是，雖然可能看得到很多形式上的立法理由，但如果看通過該法條的立法過程，乃至於實際實踐的結果，其實刑法第91條之1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一個人與社會完全隔離，這個隔離我們殊難想像是要讓人再社會化的保安處分能夠有的目的，所以我們認為鈞院應該在目的的部分，就要宣告違憲。這是我們所作的補充。至於爭點三的部分，如果看該法條的立法歷程，其實立法者就一直強調這個東西是沒有治癒可言的，所以我們認為既然沒有治癒可言，後面要如何治癒？到何種程度？其實按照前面的說法，本件應該要根據嚴格審查的要求，而由立法者負舉證責任。
聲請人代理人薛焯育律師：關於爭點二及爭點四的部分，聲請人主張本件是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也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合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的保障。刑法第91條之1、性防法第22條之1立法設計上為強制治療，不定期限，顯然重點在於「保安監禁」，而非治療。治療期間越長，是否越能降低當事人再犯的目的？當治療超過一定期間後，治療期間的長短與降低性犯罪再犯率之間的關聯性為何，機關並沒有提出相關證明佐證。當事人究竟需要經過多久的時間，也許是考慮當事人間異質性的問題，但現行強制治療的處所是在監獄附設的醫院，而非法律規定的公私立醫療機構，且是統一的收治，也沒有具體的區別個案情形而分別施以適當的治療，無法確保個別當事人能否得到有效治療，則現行制度是否打著治療之名，行隔離之實？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則的適合性原則？值得我們深思。試問，如果我們認為強制治療的目的並非處罰當事人過去的犯行，而應該是矯正、治療偏差行為及其危險性，那麼為何現實上卻將當事人安置在臺中監獄附設的培德醫院、大肚山莊，且作息與限制，也與受刑人完全相同？聲請人的釋憲聲請書因此舉出具體事實予以指摘，就聲請人的觀點而言，刑後強制治療現實狀況，根本與接受刑罰的受刑人難以區分，聲請人毋寧是待在披著醫院外皮的監獄，也難怪學者會評論如果剝奪自由的處分是在監獄中執行，與刑罰實質難以區分時，不過是換個名詞的標籤詐欺。我們或許為了避免當事人重新進入社會後再為類似犯罪行為，以維護公共安全，但是如果除了不定期限的刑後強制治療以外，制度的設計面上，是否也可以選擇以電子監控、測謊、社區治療方式為主要處遇模式？如果擔心電子監控只能知道當事人的位置、行蹤，制度面上是否亦可參照性防法第20條第3項的設計，可予附條件的處遇，例如實施密集的約談、訪視；定期或不定期的查訪；命其居住在指定的處所；命其在監控時段？，未經許可，不得外出；禁止其接近特定的場所或對象，或為其他的處分。如果有違反，處以罰則。如此一來，強制治療不定期限，恐怕並非最小侵害的手段。強制治療以維護社會安全，似有正當性，但是我們稱道釋字第755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其表示受刑人應該只是穿著囚服的國民，而非基本權保障的棄民。受刑人的再社會化應該是憲法賦予的誡命，但現行的法律規定卻只能用強制治療之名，行終生監禁之實。只因為當事人可能有再犯的高度嫌疑，就成為終生監禁的三等民。如果我們審酌強制治療不定期限這樣的手段，對人民基本權剝奪的嚴重性，以及所欲維護公益有無急迫性，那麼強制治療不定期限，恐怕不符合狹義的比例原則。另外以正當程序的角度來看，在現行的法律規定下，法院審酌當事人要不要刑後治療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是依據數月前執行刑罰中治療人員的一紙評估報告，毋庸經過一般的審判程序，沒有賦予當事人或其委任之代理人有陳述意見、閱覽卷證，以及提供調查有利證據給法官的機會，就可以讓法官以裁定的方式，宣告一個剝奪當事人人身自由期間不亞於無期徒刑的保安處分。法院裁定刑後強制治療後，雖然法律規定每年應進行鑑定、評估，但相關的法律卻沒有規定要賦予當事人或其代理人陳述意見的機會。而個案是否停止強制治療，也只有檢察官可以向法院聲請，當事人並無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的權利。當事人毋寧是成為一個以不定期終生治療為名，而遭終生監禁的客體。聲請人為何要再強調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以及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下，當事人聽審權、辯護權、在場權、聲請調查證據權的重要性？我們以監察院調查報告為例，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提到過去司法實務上的案例中，有治療團隊沒有建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卻經結案鑑定評估委員會准予出院的案例，也有剛好相反的案例，治療團隊認為已經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情形，卻遭委員會駁回的狀況。監獄醫師在監察院履勘時，也有類似的發言。如果刑後強制治療欠缺法官保留機制，就會成為法治國的空隙，後果可能難以想像。或許有人會說檢察官如果認為當事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或是沒有停止強制治療的必要，會依據相關的規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收到書面通知後，認為檢察官的執行指揮不當，可以依據刑訴法第484條規定聲明異議，司法救濟是暢通的。但是就算當事人依據刑訴第484條規定聲明異議，法院對於法律所規定的「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沒有具體的審查標準，法律也沒有規定法院應該審酌具體因素，最後法院容易流於形式而維持原本的鑑定結果。況且聲明異議程序都是以書面的方式來處理，當事人或其委任的代理人沒有到場陳述意見、沒有閱覽卷證、沒有提出有利證據供法院調查的機會.，根本不足以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參與。如果只用當事人依法有救濟的程序，就認為不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恐怕就有如國王的新衣，只是個假象。我們理解如何減免當事人可能再犯對社會造成的危險，以未來預測的觀點出發，施以保安處分，符合社會期待。然而當我們考量多數人的利益時，是否就表示一定要剝奪少數人的權利？是否可以在被害人的痛苦、社會的不安與合理處遇之間，尋求平衡？是否設計上可以選擇規定強制治療應該有治療期間及延長次數的限制，賦予法官可以針對個案裁定具體的強制治療期間，期間屆至，仍有繼續強制治療的必要，法官可以裁定再為延長，但需要更為堅強的事證及理由，且再為延長的次數及累計的期間，不得逾越特定年限；治療處分、延長治療處分，應該經過法院的審查，且應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利益，可以自行或委任律師到庭陳述意見、閱覽卷證、聲請調查有利的證據；強制治療期間，檢察官或當事人都有權利向法院聲請停止治療。我們將當事人當作一個人，貫徹正當程序，維護人身自由。
聲請人代理人李艾儉律師：如果再犯罪是行為人失信，那麼溯及既往則可能是國家失信，系爭規定的狀況就是如此，系爭兩個規定都是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其中第22條之1是第91條之1的補充規定，從立法理由可知，立法者的目的是要讓刑後強制治療制度，可以溯及適用於第91條之1施行前的案件，也就是說立法者明確表示這是一條溯及既往的法律規範。基於法安定性的要求，像強制治療這種不利性措施，原則上必須不能溯及既往，只有在極重大公益的狀況下，才有例外，而例外必須從嚴解釋，且必須有堅實的實證研究作為基礎，而不是因為單一的事件。甚至我們認為溯及既往所要達到的公共利益，跟強制治療制度本身所要達到的公共利益兩相比較，溯及既往要達到的公共利益必須更高。但在整個立法過程中，相關機關並沒有證明有這樣程度的重大公共利益，相反的，對當事人而言，強制治療從刑前變成刑後，從最高3年變成沒有期限，從可以折抵刑期變成不能折抵刑期，從期滿出獄變成繼續監禁，在在使得當事人的客觀合理期待，沒有辦法實現，因此我們認為系爭規定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以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以上是三位代理人對於爭點的意見，我們希望大法官能夠秉持歷來對於人身自由保障的一貫態度，宣告系爭規定違蕙。
聲請人潘韋丞法官：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雲林地院潘韋丞，針對大法官所整理的爭點題綱一至五部分，爭點二及四的部分，我跟臺中地院張淵森法官的意見大致相同，所以我們基於分工，由我先報告爭點一、三的部分，至於爭點五的部分，跟我們兩位的聲請案件無關，所以省略。首先，先探討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部分，按照釋字第636號解釋所建立的標準，強制治療的法律明確性審查，應該要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現行強制治療的規定是，如果有再犯危險，可能要施予強制治療，治療期間要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我們先看「再犯危險」，「危險」從文義上應該可以包含低度、中度及高度危險，我們會認為只要有再犯可能性的人，就有再犯危險，就有可能要接受強制治療。治療到什麼時候？立法者說要治療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顯著降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立法者認為一個高度危險的行為人經過治療之後，降低成低度危險，算是「顯著降低」，則請問一個原本低度危險的行為人，他要治療到什麼程度，才算是顯著降低？又如果一個高度危險的行為人，經過治療降低成低度危險，立法者認為他已經顯著降低了，所以可以停止強制治療。那請問原本只有低度危險的行為人，他為什麼要接受強制治療？從這邊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是，立法者選擇用「危險」這個涵蓋過廣的概念，可能會造成規範體系的矛盾，所以這部分我認為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再來是比例原則的檢討，已經有許多文獻指出，對於一些智能障礙者、特殊的病態人格者，強制治療並沒有辦法達到立法者預期的效果，就這個部分而言，應該是沒有辦法通過適合性的檢驗。再來就必要性檢驗而言，對於一些中度跟低度再犯危險的人，難道真的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方式來替代強制治療嗎？即便真的有對行為人施加強制治療的必要，立法者因為規定強制治療的期間，要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這邊會出現一個問題是，今天一個行為人經過治療之後，他的再犯危險已經降低了，但還沒有到顯著降低的程度，按照現行的規定，是不能停止治療的。如果這時候行為人因為他的再犯危險已經降低，已經可以用強制治療以外的方式，來防止他的再犯危險，請問為什麼還要讓他繼續強制治療？我覺得這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必要性的檢驗。再來是相當性檢驗這個層次，我安排一個可能是這個釋蕙很困難的一個問題，但是也是一個沒有辦法迴避的問題是，我們要知道強制治療並不是對所有的行為人都有效，不能排除一個極端的狀況是，今天國家對一個行為人，已經很努力用了各種治療方式，都沒有辦法降低這個行為人的再犯危險，而偏偏這個行為人的再犯危險又非常高，此時國家可不可以基於社會保安的目的，把這個行為人跟社會隔離開來呢？如果可以的話，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是什麼？國家可以基於一個對於未來再犯危險的預測，就把這個行為人跟社會永久隔離嗎？但如果不行，國家要如何處理這個有非常高度再犯危險的人，對於社會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聲請人覺得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但如果在非常嚴格、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我們認為國家有必要把這一種沒有辦法治療，但對社會有相當危險性的行為人，跟社會隔離開來的話，我覺得立法者有義務去形成一個新的制度，我稱它為「保安監禁制度」。在這個保安監禁制度之下，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是非常不穩定，所以立法者該如何去設計這個制度，以符合憲法的要求，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重點是立法者不能再像現行制度，繼續用強制治療的名義去拘禁那一些已經沒有治療可能性的行為人。國家要很誠實的面對自己，已經沒有在治療行為人的這個事實。國家現在做的，只是單純將行為人跟社會區隔開來，把行為人排除在社會之外。國家這時候對於這些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行為人，應該負有什麼樣的義務？聲請人認為這個部分的區分，是有憲法上的意義存在。聲請人的結論是，現行的強制治療制度有其必要性，但現行制度不夠細緻，造成違憲的狀況。聲請人建議有兩個方向可以思考，一個是「分流」，一個是「轉向」。「分流」就是要區分強制治療制度與保安監禁制度，「轉向」就是應該對於施加強制治療行為人，予以密切的評估，一旦他的再犯危險降低到可以用強制治療以外的方式，來防止他再犯危險，此時就應該停止強制治療。最後，聲請人雖然認為目前的強制治療制度違憲，但是聲請人也支持立法者追求社會保安的目的，這個立法目的非常重要，所以聲請人建請大法官可以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11年判決違憲的方式，不要讓強制治療制度立即失效，而是應該設計或曉論一套緩衝機制，避免出現法律的真空狀態。以上謝謝。
聲請人張淵森法官：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各位先進，大家好。以下分五點說明。一、關於法律明確性部分，我不認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這樣的文字，違反法律明確性，所以聲請書中完全沒有提到。看了鑑定人和相關機關的意見，大多認為違反法律明確性，我覺得有說明的必要。「再犯」就是再次犯罪，「危險」就是可能性。「顯著」二字的含意上有程度性或評價性，「顯著」二字明不明確，比較有爭議，但有61部法律、294部法規命令、695部行政規則、611部地方法規中，都有「顯著」的用語。刑法第19條第2項「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亦有「顯著」二字，從未有精神科醫師或法官表示他們無法判斷顯不顯著。作為一個基層法官，如果把每個評償性或程度性的用語，都認為違反法律明確性，那工作真的做不下去了。目前的再犯評估危險報告書中會分成高中低三個危險等級，我猜測實務上應該沒有低危險個案被送強制治療的，目前治療團隊可以評價再犯危險是否顯著降低。如因被治療人無法理解這個用語，就揚棄這個用語，那麼勢必要找出更好的用語。否則，就算在社群中用電子腳？或要求他去上課，一樣會遇到什麼時候可以停止治療的標準，這個標準能否理解的問題。把問題丟到後端，並不會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一大堆法條是否違蕙的爭議。二、聲請人不反對基於社會防衛之必要，對於極高危險的犯罪者施以無期限的治療與隔離，但是不應該不分犯罪行為的輕重，而一律強制長時間的治療。例如，公然猥褻罪的行為人，大多是大街上的遛鳥俠。曾經有遛鳥俠被判7個月，卻遭強制治療長達4年，治療時間是刑度的7倍，就為了降低他在大街上遛鳥的可能性，竟對他治療了4年。不分犯罪行為之輕重，行為的危險性高低，一律長期治療，已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三、目前法官延長羈押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前，都會訊問被告或受收容人，讓他們表示意見。但性侵害犯之強制治療，卻在一開始裁定的時候，不用讓他們表示意見，延長期間也不用讓他們表示意見，還不能請律師，不能閱卷，精神障礙者也沒有強制辯護的協助，法院也無從定期審查，什麼程序保障都沒有。雖然他可以異議，但如果是心智障礙者，不懂得要異議，治療可能就一直進行下去，與？押、收容的規定比較起來，他們的權利嚴重被弱化，顯然違反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強制治療所規範的特定性侵害犯罪，包含刑法第234條第2項意圖營利公然猥褻罪，此犯罪類型大多是酒店裡的上空秀或脫衣陪酒的情形，這類行為人不是因為有異常人格而喜歡這樣做，客人也不會大喊自己是被害人。將意圖營利公然猥褻罪納入強制治療的範圍，顯然是有問題的。誰可以聲請停止治療？目前規定受治療人無法聲請停止治療，剛剛辯護人也有說明這個部分。盧恩本先生的案子中，治療團隊認為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但檢察官不認同這樣的意見，盧先生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遭法官以只有檢察官有聲請權，被治療人沒有聲請權*？回盧先生的請求。雖然盧先生的案件中*檢察官最後有聲請停止治療，但這個過程拖了好幾個月。被治療人能否停止治療，取決於檢察官要不要聲請，雖然被治療人可以聲明異議，但卻不能請求停止治療，顯然嚴重限制其權利。
審判長：接著，請相關機關陳述意見，每個機關各10分鐘，先請衛福部表示意見。
相關機關衛福部代理人高鳳仙律師：審判長、各位大法官，衛福部針對幾個爭點，已提出書面報告。今天簡單就一些結論做報告。刑後強制治療制度雖然規定在保安處分專章中，事實上，真正的立法例是參考美國的civilcommitment，屬於美國法上的民事監護制度，故不能用傳統保安處分的概念去看是否違憲，而是應該深入美國，將此制度放進來，其聯邦最高法院也做了很多違憲審查，包括溯及既往、明確性及執行方面的問題等等。雖然我們不是民事監護，但民事與刑事之界線已越來越模糊，比如說家庭暴力法庭，法官可以辦刑事也可以辦民事，最後裁定是由courtofcommitment來作，即由事實審法院最後的法庭作出要不要刑後強制治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認為，不是以處罰為目的，而是為了矯正或社會防衛，有兩個利益可以衡量，可以保護社區安全，可以保護被告人權。立法者，大法官會給他非常多的空間去做裁量。另外一個選擇，維護社區安全，因為性侵犯有非常高的再犯危險性，出去可能侵害別人。記得有一位醫師說，性侵犯就像一部煞車壞掉的車子，沒有專家幫助的話，就會一直壞下去，所以並沒有治癒的觀念。精神疾病不管人格異常、精神異常，通常就是控制，藥物控制或心理控制，讓其不要再犯。剛才提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如果很低的話，如何降低？很低就不會刑後強制治療’一定是很南才要強制治療^所以沒有這樣的問題。現在探討的是法律違憲，還是執^？違憲？兩者不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認為執行太差，也不會讓法律變成違蕙，所以要區分兩個階段來看。像我國的精神衛生法也是一樣，治療沒有一定期限，可以一直延長。只是現在大家比較質疑培德醫院算不算，可不可以？美國大部分的執行都是在監獄中，與我國一樣，因為大家不喜歡社區有嫌惡設施，只好放到監獄裡去治療。甚至於最高法院判例認為，通通不給予治療，但給予一些人性化的處理，可以打電話、探視’有program可以參與’這樣並不？憲’雖然沒有治療，因為國家花很多錢治療，成效也非常差。現在我們碰到十字路口，到底把這些人放出來，他們又侵犯再把他們抓回來，還是放在一個可以控制的地方，幫助他，不一定完全沒效。我們現在發展的處遇，有很多專家，心理的處遇是日新月異的，雖然沒有效，不見得以後沒有效。我們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刑後強制治療走了那麼多年，同時溯及既往，為何不做大肚山莊的？為何不做刑法第91條之1的？兩個部分都很認真在做治療，只不過困難很多。但要回頭說這個制度違蕙，不要這個制度，全部回歸被告人權，我不認為走回頭路是聰明的作法。今天我們探討的，剛才有提到替代方案，戴腳錄，邊戴腳？邊犯案的人很多，沒有用。其實，比較好的是化學去勢，打針降低性慾，打針才讓你出去，不打的話就抓回來。可是，現在連化學去勢都還未立法，其他的替代方案，我認為不是很可行。目前大家很認真在保障被告的相關人權，我們也非常注意。雖然與釋憲較無關係，也呼籲政府相關單位，例如法務部，政府給予更多的預算，將整個處遇計晝做得比較好，讓性侵犯得到幫助，他們也是需要幫助的一群，尤其是精神異常、智障者，需要更多的關懷，大家一起努力，拋棄本位。衛福部在強制治療方面，不管在社區、刑後強制治療，投入很多的資源。臺灣算是法治國家，在既有的架構下，跳脫原來傳統被告人權的觀念，用英美法角度來看，這個制度的本質，是否有合憲、違憲的地方。懇請大法官及各位能夠支持這樣的制度，因為很多被害人是一輩子的傷痛，所受到的傷痛永遠無法回復，甚至有些人不敢站出來，希望這個制度能夠保護他們。
審判長：接著，請法務部代表陳述意見。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如果聲請人沒有講到「標籤詐欺」、「穿著囚服的國民」、「國王的新衣」，我的開場陳述就不會講到這些。國王的新衣是誰造成的？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一場風暴，就是性侵害造成的，我們知道性侵害犯在化學去勢後，其他藥物服用之前，侵害的危險，不是坐在這裡討論抽象或具體危險，他就是一個危險，空隙是誰造成的？在討論刑後強制治療，聲請人、法官可以說這個可以說那個，其實他們忘了，所有的開啟、終結，他都有參與。他可以說開啟的時候有參與而已，終結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接觸到。但是每年都要做一個評估，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的時候，受處分人可以抗告，法院審理抗告，有法律規定可以不必問受處分人，不用去深入暸解，單純憑書面就可以作裁定嗎？空隙是誰造成的？不論是刑法第91條之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1，均未違憲。其理由一，強制治療不是刑法，是一個治療。剛才法官也不經意說出來，很極端的情形，心裡大概都會有數，這種性侵害犯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好，精障者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好，但是我們要說把他隔離起來對其權利有損害，說他是一個穿著囚服的國民。請問在街頭自由行走的人民，就因為他不可以被隔離，不特定人的心裡就要被障礙？所以保安處分與刑法並存，目的是不一樣的。第91條之1強制治療規定就是保安處分的一種，就是國家的責任，國家必須將這些不應該放出去會傷害不特定人的人予以拘束，用一種方式讓他不可以去傷害其他不特定人。理由二，這個只是針對高風險者。我講一個數據，各位可能會比較清楚。大家或許會認為這些人很多，但實際出獄的有9千多人，將近1萬人，其中被裁定接受強制治療者有158人，只占1.74%。經過再犯危險性的評估，占治療總人數達62%。審查這樣評估、嚴謹，絕對沒有浮濫。再者，這些都是經過挑過的，大家認為違反平等原則，社會資源有限，連婦孺都保障不好了，我們還說不平等。因為婦女，甚至不特定多數人，他們也都有人權，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才先挑這個來保障，不是說其他沒有保障就是不平等。這些都符合公約，也符合一般性意見。再次強調，我與衛福部代表一樣，執行問題不等於違憲，所以檢察官、法官，所有相關的機制、配套不做，大家都批評為何會在培德醫院做一個標籤性的詐欺，這是誰造成？這是地方政府造成的，沒有一個人願意垃圾場蓋在旁邊，或是有囚犯的醫院蓋在旁邊，大家都不要蓋在旁邊，這些是嫌惡設施。所以法務部努力改善，盡量在監獄中為強制治療，不要刺激到老百姓。但是監察委員、大法官去看過，床位是如此擁擠，是誰造成的？也是地方政府造成的，我們要加床不給加。所以國王的新衣，大家都有責任。法官也擔心，現在培德醫院有56人，如果宣布違蕙，在其他方式尚未找到之前，就將56人放出去，大家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這部分不會因為執行的問題、立法懈怠或是相關配套沒有完成，就認為現有規定是違憲的。全世界的立法例，沒有一個說這樣的規定是違憲的。我先補充到這裡，請孟玉梅檢察官接續陳述意見。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孟玉梅檢察官：審判長、各位大法官、鑑定人及在座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孟玉梅。以下僅就鑑定人及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所提意見，提出補充說明。一、現行刑後強制治療制度，符合公政公約第9條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19點及第21點。第19點意見提到，身心障礙不應成為剝奪自由之理由，必須是基於保護個人免受傷害或防止其傷害別人。第21點意見提到，監禁應屬最後手段，整個過程必須有獨立機構定期審查，且必須提供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監禁條件必須與受刑人不同。從這些標準來看，刑後強制治療具有最後手段性，只有經過獄中或社區治療仍無成效，且具有再犯危險的極少數性罪犯，才會對其施以刑後強制治療。由於刑後強制治療的效果，是可以使性罪犯學會如何自我控制再犯預防，因此也不是外部監控措施所可以取代的。毫無疑問的，刑後強制治療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協助與幫助這些性罪犯復歸社會同時維護社區安全。目前在刑後強制治療的執行是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精神醫療團隊，包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共同執行，他們會針對這些受治療人的差異性，例如他有沒有精神疾病、智能障礙、病態人格等，給予他們適當的治療及處遇。另外，在強制治療宣告部分，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宣告，在治療期間，受治療的性罪犯，他的再犯危險有沒有顯著降低，則是由獨立的評估小組來判斷，然後再將治療、評估、鑑定的相關資料送交檢察官審查，來決定是否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或者再為評估。而這些評估小組的成員包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觀護人、律師、特教人員以及在犯罪防治領域裡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他的評估方式，除了跟治療團隊的成員相互報告進行討論之外，也可以直接面詢的方式與受治療人面詢。為了確保這樣的一個評估具有公正性、客觀性與獨立性，這些評估小組成員都不會是參與治療的人員。另外，強制治療處所是在臺中監獄培德醫院，對待強制治療受治療人的方式，也有別於受刑人。雖有戒護，但這個戒護不可以妨害治療，同時必須允許接受處分人與其家屬、親戚朋友接見。因此我們認為現行刑後強制治療是符合公政公約的相關標準。二、刑後強制治療，刑法第91條之1所規定的「有再犯危險」、「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並沒有違反明確性原則。如同剛才聲請人張法官所述，從條文文義本身並沒有不明確之處。事實上，所謂「再犯危險的高低」是從性罪犯能否有效自我控制及再犯預防的這一規定來審視，從第91條之1的立法理由中可以看得出來，由於它是屬於一種心理狀態的衡鑑評估，因此不可能像吐氣酒精濃度或槍枝殺傷力之焦耳數的方式，以量化的數據訂定，但仍具有可審查性。例如治療人員是否具有專業的資格，是不是有依照相關的準則規範進行治療評估，他的治療評估的方法是不是適當，這些都是可以審查的。由於這些涉及到執行的方法以及流程，礙於刑法的體例與屬性，無法在刑法中鉅細靡遺的規定。此外，從外國立法例來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是以個案是不是有精神障礙，對社會是不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等要件，來界定保安監禁的對象。美國對性暴力掠奪犯所實施之民事拘禁治療制度，亦是以「具有精神異常」「人格缺陷」來界定，並以「再犯危險降低」為結束治療之要件，因此在以危險為要件這件事情上，我國與其他國家並無不同。
審判長：孟檢察官請以書面補充說明。接著請刑事廳代表彭幸鳴廳長陳述
相關機關司法院刑事廳代表彭幸鳴廳長：審判長、各位大法官、聲請人、代理人、機關代表、法庭之友、鑑定人、學者專家，以及關心旁聽此次辯論的先進們，大家早安。就大法官審理本件由人民及法官等所聲請，關於性侵害犯罪強制治療制度的解釋案，本廳是以相關機關的身分來參加今天的言詞辯論，因此，本廳提出的意見書就題綱一到五均已有表示意見，但是基於主管業務，以下是從與刑事訴訟法相關的題綱四作為切入點來進行說明。有關強制治療的程序發展，在民國88年4月21日增訂刑法第91條之1刑前強制治療的處分規定時，我國對於性侵害犯罪開始有了強制治療的制度，直到民國94年之前有關刑前強制治療，法院是在審理性侵害犯罪的本案審理過程中，就必須對被告進行鑑定，如果認為有治療的必要，是在判決中一併宣告強制治療。在審理程序，被告不但有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的機會，也受到辯護依賴權的保障，還可以從辯護人處獲知相關卷證資訊，有完整的程序保障。94年修正刑法第91條之1，將刑前執行的強制治療改為刑後強制治療，而且將最長期間從3年改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等於是沒有定最長的期限，大幅增加剝奪人身自由的程度。然而從刑前改到刑後的只有處分，原本刑前強制治療審理中的程序保障事項，並沒有隨之移到刑後。本聲請案所涉及的強制治療，沒有定最長期限以及沒有替代措施的處分，侵害強度非常的高，在裁定時應該提供相對應的程序保障，固不待言。然而題綱四所問到的是，每年都會鑑定評估受處分人的再犯危險有無顯著降低，在認定受處分人的再犯危險沒有顯著降低的決定中，這一件事沒有讓當事人陳述意見，也沒有法院介入審查，有沒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也就是題綱四所關切的是，這項制度當中每年的評估鑑定，是在執行強制治療處分開始之後，為了尋求停止繼續執行必要性的一個鑑定評估機制。在受處分人經過裁定施以強制治療的時候，法院已經審查確認其再犯危險性，法院所裁示、宣示的範圍，依照現行規定我們可以作如此的觀察，也就是課予受處分人未定最長期限以及未有替代措施，這樣的一個治療處分。至於，題綱四所著眼強制治療的停止執行程序，屬於執行期間成效如何的一個問題，這部分應該依照執行事務的本質來進行處理。我們先從執行停止機制來作觀察，保安處分的停止執行與刑法的停止執行相同，都是屬於執行程序的一環，這涉及執行專業領域。以刑罰為例，刑罰的？容是法院在裁判碟定之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後的停止執行，比如說是否假釋，或是受刑人有無罹患疾病而停止執行，這是由執行機關來裁奪決定，在執行機關作成不假釋的決定之前，法律並沒有要求法院來介入。又再以保安處分為例，保安處分開始執行後的停止執行決定，也是與執行成效相關，也是屬於執行機關的權責，由法院來進行事後審查，我們可以觀察監護處分、禁見處分、強制工作處分都是如此。強制治療也沒有例外，其停止執行程序是由檢察官來決定，並且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聲請法院審查，受處分人也可以促請檢察官來作決定，對於檢察官否准之決定，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以指揮執行不當向法院聲明異議。所以，在系統上由執行機關來處理，原因是在於說這項刑罰及保安處分的開始，都是依據裁判，而法院在裁判時，已經對行為人的社會復歸可能性或再犯危險性予以調查及審認，之後基於權責相當的原則，由執行機關進行審查，並且由法院來事後審查，是合乎執行事務的本旨，所以，很難從程序的架構上直接認為執行機關所作的決定，違反聽審權及法官保留原則。既然如此，為何強制治療的停止執行程序，會引起有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爭議，最大的因素是在於，刑罰與其他保安處分都有期間，亦有替代措施，例如刑罰可以假釋，其他保安處分可以用保護管束代之，唯獨強制治療處分沒有最長期間，也沒有替代措施。這樣的因素會導致受處分人，有受到終身或長期監禁的可能，由此可見，強制處分的實體？容嚴苛，這是引發違蕙疑慮的最大因素。這項區別也足以使對於程序保障審查密度的考量，漸漸與刑罰、其他保安處分來分道揚鑣，意即隨著監禁的時間越來越久，受處分人持續遭到隔離和接受治療，其原本的犯行與現今的再犯危險性，當中的關係及連結越來越小。也就是說受處分人原本經法院裁判所認定的再犯危險性，隨著時間的經過作為認定再犯危險性的基礎價值也越來越弱，相對於此，其所受到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卻是越來越嚴重，甚至耗損其復歸社會的機會。今年10月9曰曰本東洋經濟刊出一篇報導，提到一位統合失調的患者伊藤時男，依照新聞的記載伊藤是由父親同意，適用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礙者扶植法規定醫療保護入院，在1973年被強制進入精神病院治療，直到2012年才因為福島核電事故居民都被強制撤離，當然他也從福島的醫院被撤離到附近的醫療院所，在那間醫院伊藤立即被評估無需治療而獲准出院，合計住院治療長達近40年。我們在大愛電臺的地球證詞導讀中，可以看到這一段有關曰本精神病院的報導9在外縣市醫院的醫生評估時’表不他根本不需要長期住院，他沒有人格分裂或崩潰的症狀，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但是即使如此他還是在醫院住了40年，這非常的令人震驚。伊藤本人則說如果不是發生意外，不會讓我出院，對我來說核災真是很幸運的開始，這是難得一見感謝福島核災的人，而這個原因來自於沒有最長期間的非自願治療，也就是來自於國家要求的特別犧牲無窮無盡，伊藤認為長期入院的結果，讓自己不只錯過了結婚，也錯過了組織家庭的機會，也錯失了、失去了獨立生活與工作的能力。沒有最長期間限制的強制治療也是一樣，拘束人身自由形同不定期的監禁，人民無法預期監禁何時會結束，極容易產生心理異常與精神疾病，更會喪失復歸社會的機會，所以，伊藤也決定提出國賠的訴訟。我們再以監禁為執行？容來看，不論是在戒護或者是可以採行的戒護措施來看，都形同監獄，而且受處分人是全時間處在跟家庭、社區完全隔離的場所，他沒有工作或就學的可能。在受監禁時間越來越長的因素影響上，侵害人身自由的程度節節上升，使得原本有限度表達意見以及法院被動審查的程序保障，也相形見絀，漸漸地越來越難說有符合實質正當程序。關於這一點，由於時間的因素必須跳到本廳在題綱三所提到，我們現行強制治療處分既然沒有替代措施，因此，對於方法與目的之間的實質關聯，要提出非常具說服力的正當理由就非常重要，也就是必須證明我們採取人身自由處分的期間，甚至是不設上限，與所欲達到治療的處遇，能夠協助受處分人經由？在自我管理，以及引進外部的監督力量，有效阻斷其再犯循環，讓他可以復歸社會之目的是具有實質關聯，而不是僅僅出於社會隔離之目的。而這項舉證是權責機關的責任，提出這項正當理由，也才能使對於人身自由的限制正當化。我直接進入結論，我們贊成李佳玟教授在鑑定意見所提文獻中，提到我們在精神疾病學的系統上，究竟能否協助臨床對於性侵害犯罪者理解或治療，如果有的話，將動搖為醫療而監禁的正當性。所以，與其檢視評估停止機制的程序保障如何，不如來正視這個程序所附著的實體規定是否穩固，是否基於可信的科學基礎及充分的舉證說明，否則有再嚴密的程序保障，也無法反證制度本身是否周全。以上報告，其餘請參考本廳的書面意見，謝謝。
審判長：現在請鑑定人陳述鑑定意見（1位5分鐘，共不超過25分鐘）。先請李佳玫教授陳述
鑑定人李佳玫教授：審判長、各位大法官，以下簡要說明我對於題綱一、二、四、五的看法。首先，我認為這次針對性犯罪者強制治療憲法審查，應該延續釋字第471號及第528號解釋的作法，區分刑罰與保安處分，保安處分不適用憲法針對刑罰的審查標準，因此，題綱一及五就不需要審查這個相關規定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但是建議大法官參考德國憲法法院2011年判決，或是哈佛法學教授所建議預防性國家的審查框架，以個別國家處分侵害人民基本權的程度，決定該處分應該受到何等程度的審查，不一定要這個處分是刑罰或等同刑罰，才用密度比較高的審查標準。針對題綱一，本人認為刑法第91條之1「有再犯之危險」、「再犯25危險顯著降低」的用語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理由是從法律明確性原則之目的來看，這二個法律用語涵蓋過廣，使得受處分人無法預知何等危險程度會被宣告強制治療或結束治療，考量到這個制度涉及人身自由的剝奪，法條用語應該要具體明確，甚至如果涉及到危險的數值，立法者應該在法律中明確表明，這樣才符合權力分立。因為現行事實上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事實上給予行政機關過大的裁量權，讓司法機關也沒有明確的審查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刑法第91條之1讓人身自由的剝奪，並不是建立在用語明確的法規範之上，因此，剝奪受處分人受憲法第8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針對題綱二，本人主張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3項，沒有治療期間上限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因此侵害受處分人受憲法第8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相關規定事實上是在談有關於治療期限沒有上限，我的審查大致上是如果這個制度本身從比例原則的角度來看，事實上都不能符合比例原則的審查，則其無上限更沒有基礎。從比例原則的角度來看，其實這個制度存在是有正當性的，但其相關規定事實上過於粗糙，無法確保受處分人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療，也沒有辦法確保受處分人除了人身自由被拘束之外，不會受到額外的基本權限制。現行制度雖然也可以兼顧社會防衛及治療，但是無法確保這個手段只會用在精神、心理有問題、無法自我克制、有再犯性暴力犯罪高度危險的人身上，所以，無法通過必要性的審查。針對題綱四，本人主張刑法第91條之1等相關規定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理由是這個制度涉及到長時間的人身自由拘束，又沒有傳染病的急迫性，受處分人有權在每次受到法院的主動介入審理，並擁有有意義的防禦權，現行規定不論是開啟或繼續，都沒有給受處分人足夠的程序保障。有意義的防禦權之？容，不只是受處分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在裁定程序中向法院陳述意見，還包括與檢察官進行言詞辯論，甚至適用強制辯護的規定，如果對照羈押的規定，在程序進行之前，甚至有受協助獲得不同評估報告的權利。針對題綱五，本人主張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規定不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但是違反憲法信賴保護原則，理由是這個條文的適用要件，雖然有部分涉及法律之前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但是也涉及法律制定之後的情況，就是受處分人的再犯危險性，所以，不算是真正的溯及既往。不過即便如此，2011年的法律變動，還是讓受處分人的命運受到重大的改變，他們本來可以如期出獄，或是結束社區治療，因為法律的增訂，他們不只是被送刑後治療，這個治療無法折抵刑期，也沒有治療上限，新法甚至沒有任何的過渡措施，因為其制定目的就是為了要彌補漏洞，相關的狀況也不符合大法官在釋字第525號解釋所列的例外狀況，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應該以違反法治國的信賴保護原則，被宣告違憲。以上。
審判長：接著請吳建昌醫師陳述。
鑑定人吳建昌醫師：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大家好，我今天的角色是精神科醫師，所以我盡量只談科學部分，法律部分我盡量少談。首先，針對題綱三各個子題，第一個命題是異常人格及行為治癒（矯正至與常人無異）之可能，我們要先討論一下疾病應如何區分，疾病常被分為急性、短期疾病或慢性、長期疾病，急性或短期疾病如果沒有惡化到死亡或變成慢性，通常這種疾病比較可能治癒，可是慢性或長期疾病在精神醫學的用語，通常是說到達一種緩解的情況，症狀改善但可能會再惡化的情形。在這種情形底下，要判斷什麼叫治癒，比較辛苦的事情是疾病的症狀消失一段時間之後，再度出現類似的症狀，到底是同一疾病的復發，這時就不會叫治癒，或者是另外一個新發生的疾病，之前的疾病就會被認為已經有治癒了。所謂治癒究竟要症狀消失多久的時間後，同時又認為不是同一疾病，這樣我們才叫治癒，或者永遠都當作是一種緩解，可這是否符合所謂治癒的定義及概念。另外，治癒是否回到生病之前的狀態，或者是與常人無異。所謂與常人無異，「常人」是否指平均人？50%以上的人是正常，50%以下的人就不正常嗎？似乎違反直覺。或者是常態分布中距離平均人2個標準差以？的人士呢？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是否我們在座很多人都是異常人，因為我們都是所謂特別聰明的人。再者，是否為一種正常人的原型，例如善良管理人，這樣的情況下，究竟是誰心裡的原型才是正確的？而所謂的「無異」，是與平均人或原型人達到某種一致的程度，或者沒有統計上的差異？這些都是未定論。再來是「可能」，多高的機率算是可能，是大於50%才叫可能，還是只要有一丁點可能性，不會是完全不可能就算是可能？另外，異常人格及行為可以區分一下，異常人格通常是慢性長期的狀態，比如反社會人格異常，或是自戀型的人格異常，比較難治癒。異常行為可以是急性短期，或者是慢性長期，比如性偏好異常的戀童癖、虐待癖，這些可能是比較長期、比較難治癒。可是如果因其他精神疾病導致其異常的性行為，比如精神病、躁症或使用酒精藥物影響之下，做出性侵害之行為，有可能這些疾病經過治療一段時間之後，性侵害行為其實不會再出現，不過這些精神疾病或許都還在。另外，有些智能障礙者、自閉症類群者，或者某些比較難稱為治癒的疾病，其等精神障礙者，如果依照題綱的定義，永無治癒之可能，這是否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這是一種歧視的作法。所以，根據最寬鬆的定義，使用生理（藥物或手術治療）、心理（心理與行為治療）及社會（社會與環境調控）介入，某些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異常行為，仍有治癒之可能。但是如何以科學判斷治癒，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第二個命題是一般而言，經過多長時間可達到再犯危險顯著降低。「一般而言」的用語，其實很難適切的得到答案。而治療成效的影響因素，包括治療方法、治療情境、被治療者特徵、評估風險方法，以及其他非治療因素，比如經費限制或政治？論風向等等，這些我們都必須要考量在？。如果只是從實證資料來看，其實衛福部或某些專家掌有實證資料就能進行分析，可是關於什麼叫「顯著」，這永遠是一種價值判斷的結果。再來關於對於人身自由侵害較小之替代方法，其實有很多再犯風險評估與治療的模型，所以，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大一統的意見。至於，治療療效的評估，按照最嚴格之Cochrane文獻回顧，其實因為沒有最好的證據來支持，所以永遠都還是有爭議，可是根據保障人權的文獻，通常都認為這些治療的療效有問題。如果只要考量是一個不錯的證據，或許再犯預防或好生活的模型，可能都有幫助。所以，我們目前看起來，還是有一些可能性，就是基於之前同意接受治療，在社區或醫院接受治療，可採用的治療模式，包括藥物或手術降低性慾、認知行為治療或環境監控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理解性侵犯罪加害人是權利的主體，不僅僅是國家力量作用的客體，治療必須契合個人的特質與治療需求；在諸多不確定性下，如何衡量強制治療之不確定利益、風險與成本，以及社會安全之不確定利益、風險與成本，終究要進行法律政策的評價，進行選擇，科學並無法提供完整之答案。以上。
審判長：接著請沈勝昂教授陳述。
鑑定人沈勝昂教授：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大家早。我今天是以臨床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談，剛才吳醫師談到一些臨床上面臨的議題，我認為所有問題大概都要回歸到病理，這個圖（簡報第2頁）約是在2008年的時候，由一群長期關注性犯罪治療與病理的心理學家所整理出來，大概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歸類為三個大的因素，比如看到東西之後，開始有感覺，怎麼採取我們的行動。現在看起來臨床上面，這群人大概有四大類的問題需要被解決，第一個是情緒與行為的控制，第二個是在社會關係上的適應，第三個有無一些認知上的扭曲，第四個在性上有無偏差的狀態，我們認為這四個因素可能是最後決定，會不會發生性侵害攻擊行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要提醒各位這是一個大數據整理出來變項式的因素，在臨床上面要很小心，我們頂多能夠從測量，比如工具性的測量去堆累出其數據的高低，這也就是我們在判斷說一個人的風險高低或有無顯著下降，一個很重要的根據。但臨床上會有一個問題，我們在推理這個過程的時候，重要的是因果，也就是說某一個行為會不會帶動下一個行為，而產生最後性侵行為的發生，這個問題就變成當一個人在情境裡面，什麼東西會讓我原來這些？在的因素引發出來，比如有位性侵犯，他說我其實本來不打算性侵他，但是我靠近他的時候，我聞到那個味道，你問他說這個味道是什麼，他說很像我以前女朋友的味道，這個看似一個不太重要的東西，但是引發他？在這些偏差因素的帶動。我想要談的這是一個身體、心理、生物帶動的一個過程，我們很難用一個客觀的標準，我的意思不是說沒有客觀，而是我們到底要把標準放在哪裡，剛剛吳醫師也講到，客觀的標準是用分數，還是用臨床的判斷作決策。在實務我們擔任評估委員後，大致上30有二個原則，一個是統計的原則，也就是我們這種專業訓練人員，會根據過去科學心理學的一些證據，來堆累我們對於數據上面，什麼是危險、什麼是不危險的判斷。再來，臨床工作人員有一個更重要的，因在臨床工作中與特定人，比方性侵犯，在多年工作經驗中，反覆交叉的觀察，從統計上的數據與臨床上的經驗，我們有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比較合適的危險判斷。這個問題有很多工具可以測試，所有的問題你會看到常用的工具，如靜態-99（Static-99）或2000年新的版本，或者過去在美國、加拿大做出來，根據統計而計算出來那些心理、病理的元素，我們稱為風險因子，透過計算方式所計算出來這些分數，整合起來我們會給出底下這些判斷，包括發生的強度、可能再發生的機會。你可以看到評估的過程，其實是有一個非常科學嚴謹的程序，在每個程序當中都有非常客觀，至少，從統計的角度來看有相關指標，我們根據這些指標計算出，我們認為風險是什麼，風險高到何種程度才叫風險，我們可以有一些數據上面的判斷，譬如你會發現當那些高風險不容易改變的人，他的再犯就會跟其他族群很快的區分開來。我們有沒有標準呢？有，這只是一個指標的標準，意即事實上有很多人訂定一些標準，這些標準可能有些共同的原則存在，當然因為每個人的臨床經驗，也會給出一個特定的判斷標準。最後有無好的替代方式可以幫助他們，我認為剛剛都大概談到，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中，治療他的這些特徵之後，如果沒有讓他到實物的環境中測試，其實很難判斷他發生改變沒有，剛才提到好生活模式、回到社區復歸，都是我們現在可能會建議比較可行能試驗的方向，謝謝。
審判長：接著請林明傑教授陳述。
鑑定人林明傑教授：非常謝謝這次的邀請，各位大法官。我是一個科學人，但也是犯罪防治系畢業，所以，我應該是七成的科學人、二成的法律人。我大概先說一下，我自己輔導性侵害加害人至今已經約25年，到現在還有輔導，在社區跟監獄，目前在嘉義監獄輔導，也在嘉義縣輔導，這是我的經歷。就爭點題綱第一點是否違反明確性、罪刑法定主義及憲法人身自由保障，我想這是最基本的。個人當時在民國94年修法時，其實在法務部及司法院的會議中，都有講到一定要有這個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我在美國輔導治療時，所有的性侵害加害人最怕這個制度，他們99%都很怕這個制度，這個制度可以讓他們好好的接受輔導，這樣應該知道這個意思。為何當時我建議要修這個制度？因為這個制度事實上是美國的制度，我那時候提出來就想草案一定要寫：由檢察官向法院民事庭提出聲請。當時我說「民事庭」，司法院都反對，說這是刑事庭的事，不要找民事庭，這樣他們帶回去很難處理。後來有一次我沒開會，他們就？掉。刪掉後，我？就說糟糕這一定有違憲疑慮。其實美國在1997年最高法院有判定，他們在各地方法院跟聯邦法院爭議太久了，9位大法官在5比4的情況下，判定刑後治療非刑罰，而是一種處遇，也就是治療，就像我們臺灣認定是保安處分。基本上，臺灣的法律比較像德國，臺灣的法律人看美國的很不習慣，我後來也發現德國在2011年其實也碰到這個問題，性侵害犯不斷再犯，罪刑法定主義下關到他的最高刑，還是要讓他出來，結果他真的再犯，也知道他出去就要再犯，你還是要讓他出去，這時候德國也學到美國這一條，但他們用保安監禁，本來是5年，再來延到10年，後來又把10年取消。之後送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定合憲，但德國還有一個上位法院叫歐洲人權法院，歐洲人權法院裁定認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後來就修改，修得不錯，由刑事庭裁定，一次10年，每年的第9個月要再審核，可以再給第2個10年，有雙重篩選，請參考我的期刊文章，有對美英紐德荷的規定作比較。第二個爭點，基本上也是這樣的問題，只要認定非屬於主刑或從刑，即非刑罰，自然認定是屬於治療，不會違反憲法人身自由及比例原則。爭點三，關於有無治療的可能？跟各位報告，美國在這方面是最先進的國家，我在美國學完輔導後，發現他們的診斷及治療非常精確，只是我們臺灣有的人基本上沒有學好，輔導治療的效果差，診斷也出錯，這是現在國？很嚴重的問題。以簡報第9頁來說明，我們現在輔導治療都是用認知行為療法，這個療法理論上就不能說他是治癒的。必須治療多久？基本上很難定論，我在2004年有一個研究，所有的性侵害犯在83、84、85年釋放出去再犯率是11%，86、87、88年釋放出去再犯率是6.7%，所以輔導治療是真的會有效。再來，關於低中高再犯危險，我作一個量表，發現最高危險是52%，最低危險是39%。請看接下來的例子，行為人入獄兩次，總共性侵男童13人、女童2人，認定上很麻煩，當時沒有認定是戀童症，臺北監獄沒有找到會輔導他的人，所以出去也再犯，他的再犯率是41.7%，是最高危險，加拿大的Static-99量表也顯示他是危險的。未來要怎麼辦？基本上這樣的輔導，如果給他明確說10年或7年一定可以出去，只要他忍耐7年，不用認真聽你輔導，因為知道一定可以出去，所以這是個很麻煩的問題。至於有無替代的方法？我個人認為有，可考慮參考荷蘭的作法，他們有刑後強制治療，輔導治療時如認為可以，可先回去社區，每次回去一或二星期，其間有人會住在附近的旅館在他的身邊評估。最後我想建議，我們常認為保安處分的保護管束一定是殘刑，在德國已經脫離殘刑的部分，我的想法很簡單，在判主刑時，即應告知在釋放前，不管刑滿或是假釋，一定會有一個審查，如果沒有通過，可能有3種選擇，最輕的是2年保護管束，或是終身保護管束，或是收容治療。以上報告到此，我也希望國？像精神病患的問題，也可以一起比照德國刑法第67條，像現在的縱火犯、長期酒駕車禍犯等，建議修法，一次解決這個問題。
審判長：現在請法思齊副教授陳述
鑑定人法思齊副教授：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各位前輩大家好。因為我只有5分鐘，而今天像衛福部有提到一些美國法的問題，所以今天主要是放在美國的民事監護制度在我們的情形到底可否適用？有幾個很重要的前提，大家必須先瞭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他們的刑事司法制度與我們的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我們有刑罰及保安處分，刑法法典是採雙軌制，可是美國是單軌制，他們只有刑罰，沒有保安處分。剛剛衛福部也有提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其實作過好幾個判決，都有提到民事監護CivilCommitment不會有刑罰的問題，他是民事。之所以會作這樣的決定，其實是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這樣一個框架的限制，因為他們沒有保安處分，他們刑罰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兩個，一是應報，另一是嚇阻。只要不是基於應報及嚇阻，如果是出於治療，就是民事。這跟我們不一樣，因為我們有保安處分，而且保安處分規定在刑法中，而且也是一種刑法的法律效果。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性侵犯的民事監護的一些蕙法上爭議問題的處理方式，個人不認為可以直接在我國完全通盤適用。因為第一個大前提，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就不太一樣。另外，美國性侵犯的民事監護制度，與我們的強制治療在很多制度設計上也不太一樣。美國性侵犯的民事監護制度雖然各州規定不太一樣，但基本上都一定會有兩個前提，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好幾個案件中，例如1992年Fouchav.Louisana，都有提到一定要有這兩個前提，除再犯危險性之外，還必須證明他有精神異常或人格異常。這部分雖然當時立法理由有提到，我們強制治療的目的在於治療精神或人格異常，但在第91條之1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都沒有這樣規定，法條只有規定「有再犯之危險」就送強制治療，並沒有特別強調精神異常或人格異常的部分。可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強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要件，而且在1992年Fouchav.Louisana判決中，另外有特別提到不可以只因為有再犯危險性就不定期的一直？奪他的人身自由。其實美國法院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我們不能說因為他們是合憲，是民事，所以就表示我們也是民事，我們就應該是合憲。其實我們必須先理解他們的制度與我們的制度在很多地方不太一樣。另外，他們的.適用對象跟我們也不太一樣，因為他們主要是針對性掠奪犯，也就是他們有將對象作一定程度的限縮，可是我們的強制治療是第221條至第227條，我們妨害性自主罪章幾乎所有的跟性犯罪有關的犯罪都納入，甚至還包含公然猥褻，這種可能不是一般傳統的性犯罪的類型。我們強制治療的對象，與美國的性侵犯民事監護適用的對象，其實很明顯是不太一樣。我覺得很多部分的制度細節也不同。再來，有關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以美國的性侵犯民事監護制度來看，雖然他們定調是民事，但可看出不管是Kansasv.Hendricks或是Selingv.Young，在好幾個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都有一直在注意一件事，對於性侵犯是否有賦予一定程度的程序上保障？雖然他們定調在民事，每州規定也不同，但大部分的州都賦予幾乎等同一個刑事訴訟程序上被告防禦的保障，所以可以選任辯護人，有交互詰問的機會，有卷宗的閱覽權，甚至可選任自己的鑑定人，若無資力也可要求法官幫他選任，由國家、州政府出錢幫他選任一個他自己的鑑定人替他作鑑定。這些過程其實跟我們很明顯是不一樣，因為我們只有一開始聲請強制治療會經過法院，後續治療幾乎就是檢察官在主導，檢察官如認為再犯危險沒有顯著降低，是完全不會經過法院，檢察官是自己決定，只有停止執行才會經過法院。其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這個制度為何會認為合憲，一方面因為他們本身的刑事司法制度就跟我們不一樣，所以他有這樣一個不是刑罰就只能認定是民事的問題，這跟我們是不太一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講到這裡。
審判長：現在請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推派之張菊芳委員代表陳述意見。
法庭之友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代表張菊芳委員：審判長、各位大法官以及各位先進大家好。本件聲請案是關於妨害性自主犯罪刑後強制治療，涉及受刑人的人權，就相關規定是否合憲聲請解釋，我們認為性侵害犯罪受刑人的人權固然應該被保障，但是被害人的保護、公共利益與社會安全的確保是一樣的迫切，應受同樣的關注。關於本案的爭點題綱，我們之前已提出書面意見，請參閱，以下只就其中幾個爭點摘要說明。關於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部分，首先看性質的部分，性質上應屬於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因為是拘束人身自由，所以應受法治國原則的限制，即應符合法定主義相關的原則及國際人權公約。當然，應一併考量包括我們非常關切的被害人的保護、公共利益與社會安全。首先，關於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是以「有再犯之危險」當成保安處分的開啟、開始，以「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為處分期間的終了，這兩個概念，我認為是屬於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但是這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參考司法院釋字第545號、第702號解釋意旨，若此概念的意義是在個案中可經由適當組成的機構，依照專業知識去認定判斷，就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且參考國際人權公約中的公政公約第35條一般性意見第21點，公政公約對這種刑後監禁，因為是屬於最後的手段，所以必須要有令人信服的正當理由，所謂令人信服的正當理由，有幾個檢視的標準：第一，作決定即鑑定評估的過程，是否有一個獨立的機構定期審查以確定要不要繼續監禁？第二，有無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即法官保留，讓法官審查；以及當事人或代理人可否陳述意見？再者，監禁的條件也應該與服懲罰性刑期犯人不一樣。但是，我們從實務運作看到一些情形，實務運作上就再犯危險性的鑑定評估，根據監察院之前的調查報告，以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為例，結案鑑定評估委員會有最終的決定權，是不是符合獨立機構？值得探究，且其決定也欠缺可預見性，這部分我們書面意見也有詳敘。這樣的情況之下，此概念意義有可能被作任意的解釋，所以實務運作上其實是有檢討改進的必要，應該參照國際人權公約，加以落實。關於刑法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未規定最長期間部分，我們從國際人權公約中公政公約第9條之第35點一般性意見第15點來看，如果不是透過刑事訴訟程序實行的拘禁，很容易剝奪人身自由。應該要負舉證責任，證明有這個威脅，而且這個威脅是不能用其他方式排除。再來，拘禁時間的延長，也就是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間，隨著時間的延長，舉證責任必須要增加，也就是要隨時增加。再者，總拘禁時間要有限度。根據監察院之前的相關調查報告，並未看到鑑定評估作業有針對判斷是否須繼續治療時，舉證責任方面有增加一些方法、一些措施或一些規範，這部分與公政公約相違背。再來看強制治療期間的處境及待遇，分別以衛福部大肚山莊與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為例，這兩個機關的主管機關不一樣，經費預算顯然不同，處境待遇就不一樣。而且培德醫院沒有提供異質化的處理，處境待遇跟一般受刑人一樣，再犯率的評估又非常困難，所以強制治療可能變成一種變相的長期甚至終身監禁，因此若未規定強制治療最長期間，即不符合公政公約所規範總拘禁時間要有限度。最後再一點，或許與本件釋憲案無關，性侵害犯罪受刑人於復歸社會後，在社區處遇上，目前我們發現有一些漏洞，有銜接追縱、監控、？導治療等問題。配套措施應完整細？，以確保被害人保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以上說明，謝謝。
審判長論知：陳述意見程序結束，現在休庭20分鐘，於11時5分續行言詞辯論程序。（10時43分）本庭續行言詞辯論程序，現在進行大法官詢問程序。（11時5分）答覆時間各不超過5分鐘，答覆時請在席位上發言。請各位大法官發問，並請先說明要哪一位答覆。請呂大法官太郎詢問。
呂大法官太郎問：請教鑑定人林明傑教授，兩個問題。第一，刑法第91條之1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都有「有再犯之危險」、「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的標準，這也是今天討論的重點，這樣的一個法律標準，就實務運作上，是不是可提供一個具體可操作的適當標準？或者相反，因此妨礙具體操作的合理性？第二，在評估有無「再犯之危險」或「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時，如吊問卷詢問加害人。請問：當加害人第一次評估沒有通過，加害人有沒有可能在第一次的問卷經驗後，第二次就故意迴避這個問題？
審判長：請林明傑教授答詢。
鑑定人林明傑教授答：謝謝呂大法官。在國？，我從事性侵害輔導治療算是蠻久的其中一位，我在出國前就在輔導。先說明再犯危險性的評估，基本上再犯危險性的評估其操作性都是靠量表。關於量表，之前我們提到所謂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與第四代再犯危險性評估的程序，基本上第一代就是所謂的治療師，像醫師、心理師、社工師，根據其臨床經驗來判斷，後來發現出錯率太大。剛剛有人講到用臨床經驗也可以，但其實是很不行，非常不行。第二代的危險評估量表就是靜態量表，我先說明何謂靜態量表，靜態量表是根據過去的犯行、對被害人的選擇、手法及犯罪場所等好幾項去預測，像剛才所舉的例子，只要有性侵害男童的，他的再犯率，假設平均再犯率是11%，我算出來全國有2%性侵害男童，他的再犯率就是37%，也就是說幾乎是乘以3或乘以4，在美國的發現是乘以5到乘以7，所以靜態量表是馬上可以從犯罪手法、被害人的選擇等知道他的再犯率。靜態量表有一個缺點，所以後來有被修改，靜態量表是任何時間這一輩子只要他現在還活著，任何時間去測，他都是那個分數，還有可能增加，但是不可能降低。假設出去之後又再犯，他的犯罪數增加，而犯罪手法包括過去的犯罪數，就會又增加一件，所以靜態量表只有可能增加，不可能降低，這輩子就固定在那。也就是說，用靜態量表時，在10年前問他，或在他過世前兩天問他，有無性侵過男童？那一題還是有。第三個量表有被修正，在輔導過程中或在監督當中，曾受到一些？導，或是他娶了太太，看到小孩子出生，受到感動，我發現真的有這種情形，我曾輔導過一個算是北臺灣最嚴重的性侵害犯，他是東石人，在小孩子出生之後，我跟他會談，他看到小孩子這麼可愛，就發現他的責任跟以前不一樣。所以，我想這是因為我的輔導跟他生了一個小孩，讓他有很不一樣的想法，他真的覺得自己是當爸爸，要跟以前做不一樣的事。這是動態評估，動態評估後來被稱為第三代評估。第四代評估，事實上是希望透過二代評估的靜態、三代評估的動態，我們要給他專別需要的？導治療或監督，稱為第四代，所以也包括現代警察的監督、他的反應，譬如警察每個月去3次或是6次，看他有沒有酗酒？幾點回來？現在法律規定每個月至少輔導1次以上或是2小時，所以我自己現在是每個月輔導治療1次，每次2小時。有的人是在社區一個月輔導2次，每次1小時，這些都符合標準。目前再犯危險評估就是我剛剛講的這種情形。二代三代都有量表，我個人在民國94年時已經將我的量表公告，就是臺灣的靜態量表。目前臺灣的監獄跟社區，有的人會用我的量表，有的人還是用加拿大的量表，不過未來在法律攻防時，會碰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只用加拿大的量表，沒有用林老師的量表？這就是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動態量表，我們之前有做過，但動態量表的科學性不太夠，我發現那個研究有點問題，所以我想未來在動態研究還是要再做。第二個問題，有關問加害人的問卷，去年以前我曾在臺中監獄培德醫院擔任過評估再犯有無的委員，我不太有看過那時候的問卷，但是我知道他們有在做這個問卷，的確問卷跟量表不一樣，問卷是問他表達的主觀性，所以的確有剛剛呂大法官所講的那個疑慮，他想要想辦法去避開。但是我們有時候問他，都是用影音的方式，只要他回答的讓我們有疑慮，符合我們的動靜態量表的評估，他還是哪一個程度，基本上我們會校正。所以我說即使有問卷，那是屬於主觀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那可以，但如果我們量表的訓練夠，再加上臨床的訓練也夠，臨床自己真的去做輔導，也知道這個時候這個人要問什麼問題，就比較不會有問題。所以量表是科學性統計，他有一個信效度在，只有信效度在，我們才能夠去評估，用這個量表來架構這個個案，而不會受到他主觀的問卷的影響。謝謝。
詹大法官森林問：衛福部及法務部似乎都引用美國法的制度及判例，企圖合憲化刑法第91條之1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但以美國法為依據或參考，方才法思齊副教授特別提到，應再三省思。法教授甚至一開始就指出，美國與我國看待強制治療或民事監護，有根本上不同的出發點。針對此點，請教衛福部及法務部之意見。另請教法務部，監察院的報告及聲請人均提到，曾有過的例子：治療團隊的專業意見認為個案不適合結束強制治療，但法務部卻予以結束強制治療；相反地，治療團隊認為可以結束強制治療，但法務部卻不予採取，依舊延續治療。請問原因何在？此為通案可能的情形，或只是剛好發生的兩次個案？再請教法思齊教授，您提供的資料與衛福部提供的資料剛好相反。衛福部提供的資料是，美國大部分的州對於強制治療期間為不定期，而且在美國是合憲的；但您提供的卻是美國大部分的州有3年的最長期限。不知哪一份才是最新的資料？我國現行規定，不論是刑法第91條之1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都是無期限。法教授引用美國法的3年，您是認為在我國法，應該也要有3年、5年或其他年限，才能讓強制治療合憲化？或您有其他不同的想法？請教聲請人，包括3位律師、2位法官，您們攻擊的一點是，從執行面來看，刑法第91條之1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違憲；但方才法務部特別強調，執行成效如何，與法條本身是否合憲，並不當然有關聯。請2位法官推派1位、3位律師推派1位，而為回應。法務部的資料及方才蔡碧仲次長也提到，執行成效不好，地方機關亦有責任。如果法務部願意改善執行不力之處，請問您們對於刑法第91條之1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還會有違憲的疑慮嗎？
審判長：先請衛福部針對第一個問題答詢。
相關機關衛福部代理人高鳳仙律師答：所有新興的法律，性侵害、性騷擾等刑後強制治療，都是從英美法系發展出來的，方才林教授提到，德國也是學美國這一套，剛剛法副教授表示不適用，本人認為並不對，我國親屬法也是一樣，英美法與大陸法已慢慢相同。性侵犯沒有幫助，出去就有高危險，經過鑑定評估，交互詰問並不是每州都有，但在第一階段即是否做刑後強制治療，才做刑事部分，性侵犯經過評估後，有非常高的再犯危險，在美國法制下，可以合憲；在大陸法系，認為不合蕙，老百姓無法接受，大法官應跳脫傳統刑事思維來審判。岡>1才詹大法官提及不定期刑，本人曾寫過一篇文章，都有註明出處，也有統計數字。在座學法律者，從小到大，都是學歐洲德國法系、日本法系，被告人權的觀念，面對一個新興的問題，刑後強制治療出去後，再犯率太高的這些人，十年後就放出去，不管有無再犯，對社區安全、被害人人權，有很大的危害，對加害人也沒有保障，因為他出去後，若傷害他人再進來，要經過很冗長的程序。方才有提到替代方案，轉銜措施，即治療到某個程度後，有中途之家讓其可銜接到社會上，這是保護執行的問題，所以，應該要宏觀，總整美國制度及歐洲制度，不是完全用保安處分、歐洲公約的觀念去看，而是如何對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安全最為有利。執行的合憲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未做出合蕙性的解釋，而是針對法律規定部分，題綱大部分也是在法律規定是否違憲部分，建議不要談太多執行方面的問題。執行違蕙可能是法務部另外提到的，地方政府為了選舉考量不發照，所以品質很差，不能因為如此就將刑後強制治療變成違憲，請大法官能夠斟酌。
審判長：請法務部針對第一、二個問題答詢。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答：其實我們並非單引美國的立法例，不論是歐洲人權法院或德國聯邦蕙法法院，甚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強制治療的定性，無論是保安監禁、民事監護，迄今都沒有宣告未定期限的性侵害強制治療為違憲，顯見此制度不是只有美國，包括歐洲、德國，對強制治療的期限都遠遠超過我國。其他請孟檢察官補充。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孟玉梅檢察官答：關於性罪犯的強制治療，在早期並未發展成熟的概念，一樣將性罪犯當成是一般的刑事犯，認為在獄中的刑事監禁，可能可以處理再犯的問題，可是後來實務發現，只是單純的獄中監禁無法處理再犯的因素，因此，後來參考美國對性罪犯的治療，也就是他們認為對性罪犯的治療可以有效預防再犯，以及如何決定治療期間？何時開始啟動治療及停止治療？是以再犯危險作為標準，我們採用美國對治療的概念，引進到刑法裡，變成保安處分的一種措施，所以在實體的概念裡面，將美國對性罪犯的強制治療引進刑法中，但是嚴格來講，美國對於性罪犯所實施的強制治療所規範的程序部分，因為必須在適當的程序法規裡規範，並非法務部可以執掌的，因此，法務部無法處理，在宣告強制治療部分應該用什麼程序。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另外一題，請臺中監獄陳永慶臨床心理師回答。
陳永慶臨床心理師答：關於治療評估小組治療團隊意見相左之情況，誠如前面所言，一直希望有個獨立審查機構，所以在初期時，治療團隊確實會一直避免球員兼裁判之嫌，在治療評估會議報告，供治療評估小組做獨立判斷的參考，不希望介入再犯風險評估的判斷。但是這個舉動確實會造成兩方在判斷上有歧見，後續就會考量，畢竟治療團隊是第一線的人員，對其鑑定判斷有最直接的接觸，所以他的意見具有參考價值，後續就修正為，在每一次評估時，與治療團隊先以最大的風險評估做初步的看法，供評估小組參考。
審判長：請鑑定人法思齊副教授答詢。
鑑定人法思齊副教授答：本人的鑑定意見中有提到治療期間3年的描述，治療期間3年係指美國各州各式各樣社區處遇、或是監獄裡對性侵犯的治療期間。一般而言，每州不太一樣，有些州可能12個月，有些可能30幾個月，這並不是在講他們的性侵犯的民事監護的期間，基本上他們對於性侵犯的民事監護的期間，的確如衛福部所提到的，一般都是不定期，即沒有期限，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才會進到聯邦最高法院討論違蕙性的問題。至於應該要訂什麼樣的期間？就美國一些實證研究，例如一些社會科學研究，本人曾看過加拿大的學者做的研究，該學者總結了60幾份美國與加拿大專門追蹤性犯罪者再犯率的相關研究，得到的結論是，治療期間越長，對再犯率降低並不會有正面相關，不是一直關在那邊，然後治療1年、2年、3年，再犯危險沒有顯著降低，就再關第4年、第5年，所做研究得到的科學數據是點零零。國外學者建議比較適合是3年，但畢竟是國外的實證研究，國？可能還是必須要看國？相關的實證研究，是否要訂一個期限？及什麼樣的期間比較適合？可能會比較符合國？的需求。另外，雖然美國在治療的實務方面，與我國相較，的確進步很多，但本人一直覺得他們的性侵犯的相關處遇政策有非常多的問題，但世界有很多國家都非常喜歡，例如梅根法案，即性侵犯的登記公告制度，或是今天討論的民事監護制度，或是有些化學去勢的問題。譬如梅根法案，其實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失敗的政策，不管歐洲或亞洲，都覺得是很棒的政策，亦即大家可以知道性侵犯住在哪裡，但美國已經有研究證實，這是個失敗的政策。換句話說，美國雖然在性侵犯的治療處遇方面的各種刑事政策非常積極，一方面也是民意的需求，但本人並不覺得他們的治療處遇政策一定比較先進或比較有效，實際上很多文獻告訴我們，他們其實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一般人對性犯罪者會有個偏見，就是覺得所有的性侵犯的再犯率都是很高的，但實際上，不管是國？外的研究，性侵犯的再犯率會分類型，例如戀童再犯率會比較高，但一般的性侵犯，其實再犯性犯罪的犯罪率並不會比較高，但大家都會有這樣的偏見。以美國而言，不管梅根法案或民事監護制度，當時為什麼會開始這樣的制度，都是因為某一個特殊的社會案件，例如梅根法案，就是一個6、7歲的女童，被一個前科累累、住在她家對面的性侵犯性侵，或者像堪薩斯州、華盛頓州，都是因為一個小朋友，被一個前科累累的性侵犯性侵，但如果單獨只是因為某一個特殊的案件，就去制定一個全體適用的政策，這個政策注定是失敗的，因為那個特殊的案例，可能只是大部分性侵犯裡面的10%或5%，可是其他70、80%的性侵犯，其實不是這種情形。所以，美國的性侵犯的各種處遇政策，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對這類型的政策看來好像容忍度比較高，可是實際上已有非常多的實證研究，證實這方面的很多政策是失敗的。歐洲很多國家在考慮美國的一些相關的性侵害政策，也是有所保留，並不會全盤接受。所以，美國性侵犯的相關政策是不是真的比較進步？本人對這方面其實還蠻保留的。
審判長：請聲請人方律師及法官各推派一人回答第四個問題。
聲請人潘韋丞法官答：針對執行的問題，是否要像衛福部及法務部所提出的見解，認為法律有沒有違蕙是一個層次的問題，執行有沒有違憲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事實上，從鑑定人李佳玟老師的鑑定意見書裡面，應該就可以找得到答案。請參考鑑定意見書中，關於歐洲人權法院對於德國保安監禁制度，分別是2009年及2018年兩個判決，在2009年的判決裡面，結論認為德國的保安監禁制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法院所審查的幾個點就有包含德國當時保安監禁制度規範的實況及執行的現狀，與刑法有什麼樣的差異，將之界定為一個刑法的定性，然後還得到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結論。2009年歐洲人權法院做了這個判決後，2011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做了一個認為保安監禁制度是違憲的判決，該判決提出，立法者應該將現行的保安監禁制度與刑法區別化，等於是認為當時的德國保安監禁制度與刑法沒有區別性，立法者有義務區別化，德國經過修法之後，2018年歐洲人權法院看來是滿意修法的結果，李佳玟老師的鑑定意見書也有提到，2018年的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德國保安監禁制度並沒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並且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是，這個判決著重在立法者的責任，要求立法者不得將形成制度的重要問題，留給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處理，等於認為這是立法者的責任。從很現實的觀點來看，本人身為一個基層法官，受理一件強制治療聲請案，能夠審查執行層面要怎麼執行嗎？能夠在裁定裡，向執行機關建議應該如何執行？應該怎麼對受刑人施加強制治療嗎？本人沒有辦法，只能選擇要或不要。今天做出一個要強制治療裁定的結果之後，相信執行機關包含法務部及衛福部，都已經盡心盡力執行強制治療，但是執行上的確有所困難，我們能跟受刑人說，你就忍耐一下，等到我們將這些困難都排除了，如果制度可以變得更好，未來可能民眾的觀念有改變等等，也許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我們能夠將這個責任無限期的變成無人能處理的困境嗎？又本人聲請案件的當事人，是一位重度智能障礙者，就我所接觸到的資料，好像治療團隊都認為，現行的治療方式對於智能障礙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病態人格的人是無效的，但法律又規定要治療到再犯危險到顯著降低為止才能停止治療，會變成繼續用強制治療制度，事實上在一些特殊極端個案，治療可能根本沒有效果，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無限期的監禁，這時國家還能用治療的名義，繼續對其施加沒有效果的治療，然後說我們在治療你，雖然目前的效果沒有效，但是我們科技可能會進步，可能幾十年後，會找到治療你的方法，到時候你就可以出去了，國家可以做這種處理方式嗎？聲請人認為，面對這樣的極端個案，可能要區分，並不是所有的行為人都適合強制治療，面對這一種沒有辦法強制治療、治療沒有辦法改善的行為人，立法者是否要形成另外一個制度？誠實面對已經無法治療行為人，在什麼樣的極端嚴格的條件下，是否要考慮保安監禁制度，承認國家認為有必要，將這些行為人排除在社會之外。方才刑事廳廳長有提到，制度是否可行是一個問題，如果真的要採取這樣的制度，行為人是否有所謂的特別犧牲？國家對於這樣的行為人有什麼樣的義務存在？可能又是另外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聲請人代理人周宇修律師答：就剛剛的詢問，分成三點發言。一開始先說明，代理人來這個場合，為當事人捍衛權利，目的不是要推翻現狀的全部制度，毋寧也是希望與大法官、聲請人、鑑定人及相關機構，一起協力找出一個最適合社會，最能夠讓風險做合理分配，以及讓社會的連帶責任能夠建立起來的制度，所以本人其實很不願意說有所謂執行成效不佳的話。剛剛聆聽林明傑老師回容問題以及表達歉意，本人感受到的是能夠幫助刑後強制治療的人，讓其能夠回歸社會，其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一直認為是執行成效不佳，這個制度沒有問題，其實是否沒有看到真正在這些制度與個案裡面交錯的問題？從這個點再拉回來的是，身為兩個女兒的父親，很感謝的是在場相關機關對於這個制度無私的奉獻，讓社會安全能夠得到某種程度的保障，但是從法釋義學的角度來看，要問的問題是，如果法律的規定是如此的寬泛，能不能認為這一切其實都是個案狀況所得到的結果？但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個案所發生的效果，乃至於要件，是否就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裡面？其實從刑法第91條之1及性侵害防治法第22條之1的構成要件、法律效果，都知道是一個過度寬泛的規定，這一點無論是從有再犯之危險、顯著降低，乃至於剛剛聲請人一再強調，雖然鈞院沒有列為爭點的相當處所強制治療，全部都是付之闕如，這其實也導致為何相關機關無法承受民間地方團體所給予的壓力，因為背後沒有法律給予支持，沒有辦法告訴你，法律其實有給予人權保障最低的地板，因此必須要臣服於多數的民意壓力之下。同樣的道理，在這個制度裡面看到的更深層問題是，為何今天人民聲請人的三位代理人，都是法律扶助基金會所指派的律師？這個制度背後所透露的是什麼？如果這個制度沒有一個更完善的規劃，是否導致所有被送刑後強制治療的人，其實都是社會很底層的人，請不起律師，只好靠其他的社會資源，來表達自己意見的人，我的當事人本來想要拒絕憲法法庭辯論，因為沒有錢請律師，到最後只好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給予最基本的幫助，這是希望鈞院必須考量的部分。第二個部分，就執行成效是否不佳，假設真的成立，真正的問題可能是程序上的設計是否過於空白，而導致無法監督什麼時候能夠有合理的執行成效評估。其實鈞院一再的在這個案子裡面，揭示正當法律程序在這裡的重要性。我們也一再相信，在辯論裡面遵守程序，給對造書狀，不論是電子檔或書面，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及原則，不能忽略，在此很直接的指出，？涵的缺乏不是只有明確性的問題，甚至會連帶導致程序的基本保障因此喪失，間接導致一些不希望的結果。第三個部分，如果從鈞院過去的解釋而言，就算這個情況可能會某程度的涉及個案，在鈞院過去的解釋，包含第701號解釋及第712號解釋，都揭示了所謂適用上違憲的概念，也就是說，不一定要把全部條文推翻，即便聲請人是如此主張，但是如果已經看到在法條適用上會得到認為違憲結果，可以透過如同當年湯前大法官德宗所說的，以手術雷射刀的方式給予適度的切割。此外，鈞院其實也在過去的解釋明確的告訴執法者，可以透過一些目的的要求，例如第755號解釋或第784號解釋，不能逾越目的而為任何處分，簡言之，在這個案子裡面，確實有很多的規範本身其實都是制度上所帶來的問題。
黃大法官虹霞問：本案實在是讓人感覺還蠻沉重的，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在本案完全可以體會。剛剛聲請人，包括法官，對於主管機關有一些批評，希望法務部及衛福部能增加說明。關於刑後治療者畢竟不是人犯，目前對其處遇，到底有哪一些是跟一般的人犯不一樣的地方？請法務部偏重說明。另外，社會上訊息很多，現在在討論的司法監獄或司法醫院等等措施，法務部及衛福部就刑後治療部分，有無改善的構想及更人道化的處理？其中包括聲請人的代理人也特別提到，是否應該人道保護這些人？某程度確實也可以認為，加害人也可能是被害人的角度，因為可能與其大腦機制有關。這部分使本席想到防疫，其實有增加一些人民的拘束，可是會有.一些補償措施，是否也有往這方面思考？第二個部分，衛福部的高大律師提到一點，即邊帶電子腳？邊犯案的事例很多，能否再進一步說明。另外，人權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由您主筆，您的調查報告有提出一些看法，是否也對於剛剛人權委員會對調查報告衍生的一些說法，有一些回應。第三個部分，今天特別請來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及犯罪學家，特別的部分是法思齊副教授有提到幾點，本席也希望聽聽您們的看法，法副教授提到兩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是只有以再犯的危險來作為判斷基準，同時也非常重視精神與人格的異常。再犯的危險與精神或人格異常之間是不是有一些關聯？請教三位專家，即吳醫師、沈教授及林教授。法副教授還提到一點，認為刑法第91條之1規定所涵蓋的犯罪？容太廣，林教授的文章裡面特別指出營利行為，刑法第234條第2項部分，除此之外，現在可能會遇到的是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再來是刑法第224條猥？，猥褻與性交之間不會跨界嗎？亦即，會做猥？行為就只會做猥？行為，不會變成性交？這一部分可能也需要您們給我們一些幫忙。請問林教授，您剛剛有提到評估，評估的部分我們其實比較不清楚，如果跟大腦機制有關的話，你們是如何評估？會做正子斷層掃描評估嗎？會做fMRI來評估嗎？會抽血液來量睪固酮濃度嗎？這些您們如何判斷？評估的部分也很需要林教授幫忙。法副教授的最後一點與正當程序有關，您最後是說，不停止治療程序的部分，屬於檢察官的職責，如果是關於停止治療，才經過法院審查，本席不知有無聽錯？關於法院究竟要介入到什麼樣的程度？請您再補充說明。
審判長：黃大法官提出相當多問題，第一，先請衛福部答詢，然後再請法務部答詢。
相關機關衛生福利部代理人高鳳仙律師答：謝謝黃大法官的詢問。我在監察院調查最多性侵害的案子。一邊戴腳？，一邊犯案，因為腳繚只能告訴你，他在哪裡，沒辦法限制你不侵犯別人。腳繚有很多，有些是行蹤監控，有些是定點監控，所以腳錄完全沒有什麼用處，自己可以把它拆掉，這個不能作為替代方案。我曾經到過培德醫院，培德醫院有2層，1樓是法務部第91條之1的處所，2樓是衛福部第22條之1的處所，2樓有10幾個人，1樓有5、60個人。治療師的pay也不一樣，沒有比較好，比較差。2樓有很多課可以上，可以做運動、做治療，可以提升人格，大家都很快樂，至少治療師很快樂，很願意幫助他們。可是法務部資源少，地方少，所以第91條之1法務部的經費又少，資源少，大肚山莊人越來越少，因為他是溯及既往，法務部人越來越多，他們要擴充，地方政府不給他們發照，才導致治理上問題。可是我覺得所謂人性化，如果照衛福部心口司，還有包括幾個草療醫院的醫生，他們非常熱誠，想幫助這些人，希望能夠透過這種方式讓這些性侵犯能夠早一點治療好，離開那個空間。如果能夠這樣發展下去，我覺得非常好。至於法庭之友提到舉證責任的問題，第一階段審查這個人要不要作強制治療的時候，一定要經過比較慎重的評估、鑑定，如果以後有一些比較好的，譬如是不是要交互詰問，或是要律師代理，都可以再討論。但是基本上這是舉證責任的問題，現在我們不是把所有性侵犯通通放進來，像鑑定評估非常高危險的人才進入強制治療，所以全國才幾十個人，不是像他們所講連公然猥？都進來。基本上法務部已經很限縮，衛福部已經很盡力。現在羅秉成次長，我們在監察院調查時請他們協調，由法務部提供安全設施，衛福部提供場地，可是風聲一出去，馬上居民就反彈，所以現在可能會採取一些比較分散，譬如精神疾病的人到各個病間，兩個部分已經在做很多努力。我呼籲是不是大法官能夠給立法者裁量空間，罪刑法定主義規定在保安處分的刑法，第91條之1也是刑法規定，也是普通效力的法律。就讓大法官能夠給立法者、行政機關裁量空間，他們要採取保護社區安全、被害人權，或與被告人權中間，本於專業作衡量判斷，在整個制度設計上不要貿然宣告違憲，這是我呼籲的地方，謝謝。
審判長：請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答詢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答：向審判長及各位大法官報告，在監獄的標籤裡面執行強制治療，是非常不得已的措施，所以我們也希望對於執行性侵害罪犯的強制治療，可以建立治療專區。我們現在與衛福部的部長有高度共識，要建立司法精神病院，將來就可以讓一般刑犯與受處分人作區別處遇。有關實務上到底他們比一般刑案人犯多哪些待遇，請臺中監獄陳永慶心理師向大法官報告。
陳永慶臨床心理師答：有關他們與受刑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不違背母法的狀況下，原則上與治療或再犯預防有關的措施，在處所裡面都會想辦法嘗試，比如可能有音樂野壓、藝術課程或運動體能活動，在處所原則上都會嘗試執行。強制治療的目的其實是改善受收容人可能的風險，相關處遇的出發點都是希望能讓風險降低。我們曾經嘗試過，我們認為母親對於受處分人相關風險性影響有很大關係時，就邀請母親過來作長達1年的親子教育，讓他在知道以後後續受處分人如果出走之後，怎麼跟他相處，讓風險可以降低。甚至我們發現受處分人進來時，因為溝通上障礙，他根本沒有辦法作一些有效治療，強制治療處所就想辦法彌補這個缺陷，建立一些溝通工具，引進一些溝通輔具，讓他有辦法作情緒表達，我們就有辦法進行處遇。在治療處所執行的相關部分，最核心的出發點是想辦法把風險降低，讓他有機會回歸社會
審判長：請3位心理學、犯罪學專家，針對剛才黃大法官提到美國是不是不以再犯危險作為標準，可能是人格異常的問題，另外，針對我們的法律是不是涵蓋過廣這幾個問題答詢，先請鑑定人吳建昌醫師答詢。
鑑定人吳建昌醫師答：謝謝審判長與黃大法官的詢問。從精神醫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可以看到精神疾病的診斷準則是會改變的，即使是同樣的名稱，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容與判準也會有所調整。但最明顯以前被認為是性異常，譬如同性戀，後來經過一段時間，認為對整個人身功能並沒有影響，只是性偏好的問題，所以後來同性戀就不再被認為是精神異常的情況。像我之前也曾經在作診療時，碰到戀童癖的人，他問我，他只是性偏好和別人不一樣，沒有其他精神異常的問題，為什麼認為他有疾病的現象？疾病的判斷本身帶有社會價值的觀感，以及他的性對象本身權益受到侵害的程度來決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必須澄清一件事情，美國曾經有過爭議，即使他們的法條有寫到所謂心理異常與人格異常這些現象，可是法律所描述或者期待性侵害加害人異常的形象，與精神醫學使用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所看到形像是不是完全一樣？我很遺憾地說，答案並不是一樣。在美國精神醫學界以及臺灣精神醫學界都曾經出現同樣爭議，就是可能認為他有某種異常，可是擺不進任何精神疾病診斷準則中，最後就硬塞到垃圾桶，就是其他未明定的精神疾病現象。如果是這樣來談，這是我們期待的一種結果嗎？因為我要作治療，再怎麼樣都可以塞一個病給他。我想大概不是這種想像。毋寧是說，我們認為他有一種異常的現象，這個異常不一定是用精神醫學來作定義，所以這個異常如果有一些治療技術，也不一定只有僅限於精神醫療技術能夠產生幫助，我們應該用這種態度理解我們到底在做什麼。其實以前有很多人在討論到底這個人治療到什麼程度能夠改善到令我們覺得滿意，因為要等到他的再犯發生時，我們才確認他真的有改善或沒有改善，可能會太晚，所以要更早一點作評估，就會找到如剛才林明傑教授提到的這些量表。這些量表給的是機率的情況下，我們永遠還是要作專業的價值判斷。目前大概都是科學量表資料，再加上專業評估，兩個結合而決定到底再犯有沒有到顯著降低的情況。所以中間有很多不確定性，有很多價值判斷。至於強制性交與強制猥褻這些行為模式之間有沒有可能會有跨界，從過去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過程當中知道，有些時候行為是有些升級的情況，譬如他以前只是做一些比較輕微的行為，可是隨著時間的演變，他的行為程度會越來越嚴重，所以這是其中一種發展性行為升級，危險升級的狀況。另外，他在當下的作為到底是強制性交或強制猥？，其實有時候不太容易區分。性交是性交的結果產生，才到達性交，如果他在過程當中，他沒有接受他的想法，可是事實上他最後達到猥褻的情況，有可能我們會認為他的行為比較輕，可是從整個評估結果還是有可能認為他是再犯風險比較高的個案，因為要考量未來發展性的問題。再來，關於評估，我稍微說明，像神經科學、抽血這些東西其實非常間接，與行為的距離非常遙遠。現在科學告訴我們，還是要小心為上，他不是行為層次的，參考比較有限。至於關於測謊，有些人會考量，結合影像醫學，與一般用皮膚導電，這些其他說謊的生理跡象，作為結合。有些人認為這樣判斷的準確性比較高，不過還是要注意他的有限性，不要以為科技的新穎能夠給我們最好的答案，就完全相信，謝謝。
審判長：請鏗定人沈勝昂教授答詢
鑑定人沈勝昂教授答：請看我剛才提供的PPT，這是一個很大的圖，但是我們剛才談到，不管是治癒或再犯風險，一定要回到當初這個行為怎麼發展出來，因為這牽扯到底是神經上問題、心理上問題，或社會問題而導致。剛才提到美國在討論再犯標準，大法官或法思齊教授提到，精神異常或人格異常，其實在考慮所有行為發生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因果關係很重要，但是有沒有辦法從現在的病理或是行為發展過程中，將因果關係非常精準界定，這才是要討論的問題。我剛才特別強調，在討論著這四個關於現在從大數據中堆累出來，可能影響性犯罪行為會發生的這些原因中，我們看到他只是一個看得到的東西，看不到透過臨床上晤談，回去印證當初看到這些東西在他行為過程中是不是確定真的發生，有發生之後，再來確定因果關係的可能性。所以臨床推論的過程中，通常會有一個有趣的，就是風險概念化，把知道的這些風險透過學術上研究與臨床經驗概念化，這不是一個generalprocess，但是每一個性犯罪當事人，每一個臨床的人都會對這個人行為最後發生，去構成對這個人病理行為概念化的過程。從此延伸出兩件事情，第一，我們怎麼作風險評估？就從這裡面的變項去評估。我們怎麼作治療？我們從這裡面看到的問題，提供不管是精神醫學或心理的病理問題，形成治療計畫。當然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可能要透過社會性的練習，所以我們可能會加入社會學的觀點看這些事情的發生。至於風險評估，我整理過一個我認為比較完整的評估，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關個人資料與從科學知識或研究來的大數據，每一個地方看得出來有量表可測量的部分，也有透過臨床推論可知道人心理、病理的部分。當然，在臨床上看到特殊狀況，大概也可作一些推論，每一個路線有一些指標性，有的可透過測量去理解，有的可透過臨床推論去理解。事實上，臨床推論不是空的，沒有一個人用沒有知識的結構去作臨床推論，臨床推論是像這麼多年臨床工作人在醫學、心理治療、病理上的訓練，而推論的過程。最後這三個一定要有一個一次性的結論，才可作通盤性的判斷，就是這個人在風險程度上可以怎麼推斷，在可治療上面可以怎麼推斷，再去推斷再犯可能性。再犯可能性其實有一個更嚴肅的議題，我們在治療室裡，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把這些想法想出來之後，勢必要把它丟到一個可以練習的場域，才有辦法偵測。其實直接丟到社會這個場域，我們很害怕，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場域可以同時作治療，然後又可以作從治療裡堆累出來的再犯風險因素的檢驗場所，反覆測試才有可能發生比較精準，更接近這個人在真實狀態裡面，會不會再度發生這樣行為的判斷。這也是一個判斷，沒有辦法是一個黑白、對錯的一個答案。最後談到猥？、性侵與其他問題，剛才吳醫師談到發展及連續性的問題，某個行為要發展到性侵行為的發生，有很多遠因與近因。在每一個階段，譬如這些人可能到監獄裡面已經30、40幾歲，我們跟他作臨床晤談時，可能要從他小時候，一直談到那個行為本來只是對性的好奇，怎麼他會採取另外一種奇怪的方式，到最後本來只是猥褻，可能發展成實際性侵。問他是否只滿足摸這個東西，就可以了嗎？但事實上如果給他機會，他很有可能會發展出更嚴重的侵犯行為。
審判長：請沈教授再用書面說明。請鑑定人林明傑教授答詢。
鑑定人林明傑教授答：其實我很難分類，因為我是社工師，也是諮商心理師、犯罪學者，現在我在大學系上又教犯罪營養學，所以我也是營養師。第一，剛才有問到，再犯危險或人格異常，這部分會不會是我們在考慮刑後治療。在美國這個方案叫做SBPAR，正式名稱是性暴力掠奪者法，不是每個州都有，其實只有22個州有，而美國有50州。那麼為何要有這個法，我剛才講最早在1988年，1990年開始，華盛頓州發生姦殺男童，所以該法是在解決實際問題。我們知道長期以來，英美法與歐陸法，哪一個解決問題比較快？一定是英美法，只要用判例就可以。其實美國這22個州都有一個最低徒刑，我們當時跟他們講一定要有最低徒刑，他們都不願意，他們說最近就要改，其實我這兩三年來都有在衛福部的跨部會會議，我在性侵害家暴法之法令推動小組十幾年，但是我提一些先進的意見，甚至是務實的意見，他們有些時候不太接受。我跟他們說，其實就是要訂一個譬如最低徒刑3年，幾乎他們都是訂3年。也就是如果判兩年半，基本上不會走到刑後治療。我在2年前，甚至10年前就有提，我當時立原法時就有提，後來被？除，變成司法院到現在反對自己的意見，這很麻煩。第二，行為到底怎麼來的？剛才有講到生理，我先說明家暴、性侵加害人，包括我在大學上課的大學生、研究生，他們都有一個口訣，行為怎麼來的？行為是關鍵，第一個，悶來的，再來是想來的、學來的，再來是營養不足或身體異常。下面那個就是生理，我後來發現營養學可能是關鍵。這四個，每一個都是行為原因的四分之一。第一個，悶來的，就是有過去的幼年創傷，或者他的女友講一些話刺激到他，這部分需要心理治療，而不是生理治療。生理治療也治療不好心理創傷。這個輔導要到位，全國在受訓時，我後來發現有出一些問題，我想要校正這些全國訓練方案，發現很多已經治療10年的治療師，我去督導，我問他幾年，結果後來發現問一個問題：兒童性侵害犯分為哪兩種？治療10、15、8、5年的治療師，沒有人會。我說你們心理、病理都不懂，怎麼治療，還治療10年。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悶來的就不會去治療他的創傷。我剛才提到性侵男童的人，他性侵的是11歲男童，我問他11歲時有沒有被性侵，通通都說有。性侵10歲的人，我問他10歲時有沒有被性侵，他也說有。就從這裡治療。到現在我才發現很多治療團隊，即使在刑後治療機關，我問，他也講不出來。第二，想來的，他只要一直想那件事是可以做的，這叫做認知學派，這個也占了4分之1。這也是麻煩點，他認為可以，但事實上法律說不行，那他怎麼會覺得可以？原來他創傷的時候，扭曲他自己。為什麼別人對我這樣，我為什麼不能對別人這樣？這就是創傷。第三個是學來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他幼年的學習出了問題。就像這一次在臺南長榮大學的案子，他不斷地偷女生？褲，但這是竊盜罪，沒有進來輔導。我的想法很簡單，我的輔導個案，連我的學生，我有提供一個性愛三加一原則，A片篩選都要符合才可以，後來他們懂了，A片在這裡演錯了，這種不可以看。然後，第四個是營養，剛才我有講到fMRI、睪固酮，這個應該要測，不曉得現在刑後治療機關有沒有測，當時我很明確建議營養學上一定要測他的血清？與血清鈣，因為這些如果極度不足，會讓他脾氣變暴躁，結果都沒有測，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三個，讓我補充說明，美國後來本來在找地方都有問題，但是後來發現一種作法沒有問題。我要趕快跟大家講，當時在找臺中國軍醫院時，大家全部都反彈，法務部找我，我跟法務部的承辦檢察官說，趕快比照美國的作法。我去美國考察過，紐約州有兩個刑後治療機關，一個在中紐約，一個在北紐約，就在聖羅倫斯河旁邊，你們可上網查，叫做聖羅倫斯精神病院，那裡有一個性侵害治療專楝，我到那個地方考察，我說你們這個地方怎麼不會被抗議？他說本來被抗議，但是跟他們坐下來談，我們百分之幾會引進你們的工作人員，也會透過你們來幫我們採買，後來都沒有意見了。甚至我去考察的前兩年，他們說這部分要裁掉，要回到中部，當地還抗議。我當時就跟他講，趕快列入會議紀錄，趕快寫一個辦法，透過嫌惡設施協調辦法，就有法源，不用擔心圖利廠商。本來就是要圖利他，他才給你蓋。我當時有跟法務部官員講，結果他沒有聽進去，結果到現在沒有辦法蓋。我講完了，謝謝。
審判長：請鑑定人法思齊副教授答詢。
鑑定人法思齊副教授答：謝謝黃大法官虹霞的提問。可能我剛剛講的*沒有講得很清楚5我主要是針對刑後強制治療，就是已經開始繼續治療之後，其實在我們「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作業要點」第25點跟第26點裡面都有規定，就是檢察官如果認為就他在收到鑑定評估的報告之後，認為再犯風險已經顯著降低了，那我們的規定要點裡面是規定說，他應該要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治療，所以，停止的那個程序是會經過法院。好，可是續予治療的部分在第26點裡面的規定，是不會經過法院。就是如果檢察官認為他收到鑑定評估報告之後，認為再犯風險沒有顯著降低而沒有停止治療的必要的話，那麼他只會以書面通知那個受處分人，只會告訴他說：好，那你可能就要再接受一年。可是，這個續予治療是完全沒有經過法院，只有在第26點後面還有規定說，就是如果受處分人他接到書面通知他認為有意見的話，他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聲明異議，不過，這已經是後面法律救濟的部分，所以，其實有關續予治療，對我們來講，我覺得就是要繼續再關你一年，就是嚴重繼續拘束你的人身自由這樣的程序，可是在我們目前的作業要點裡面，只是完全就是檢察官來決定，他並沒有經過法院的程序。謝謝。
審判長：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請揚大法官惠欽提問。
楊大法官惠欽問：耽誤大家一點時間，首先請問法務部與衛福部，您們對於強制治療，都主張是執行面的問題，則對於這個執行的應然面，也就是您們對它的願景或是理想，您們認為應該是什麼樣？您們有沒有作這樣的一個研究？或是否有這樣的？部規劃？如果有的話，能否以書面提出給我們。另外是想請教林明傑教授，在您的鑑定意見中，您有提出一個草案，就是對於刑法第91條之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規定的修法建議，您採的是德國的10年時間，本席想了解這個10年時間僅是因參考德國的立法例，還是您有實證的資料？如果有，也麻煩給我們書面。今天因為時間關係，所以這兩個問題都麻煩您們以書面提供，謝謝。
審判長論知：大法官詢問程序完畢，認有補充必要者，請以書面補充說明
審判長諭知：現在進行最後陳述之程序。請聲請人方最後陳述（人民聲請人5分鐘，法官聲請人5分鐘，共不逾10分鐘）
聲請人代理人周宇修律師：謝謝審判長、在座各位大法官、聲請人，然後還有相關機關、法庭之友以及鑑定人大家好。今天其實我們在這邊做這個結尾的陳述，而我們其實是想要表達幾個我們自己的當事人的一個想法，乃至於如同我剛剛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所說，我們希望能夠併同的找尋到這個社會在一個連帶的狀況之下作的合理的風險分配。所以，從一個違憲審查的角度來講的話，我們想要跟各位說明的事情是「違憲審查的目的」，其實某程度是告訴大家說，在立法自由形成的這個空間裡面，到底它的上限是什麼？行政機關乃至於其他的機關在執行這個法律的時候，它的界線到底在哪裡？我們並不是要完全的推翻一個制度，或者是要完全的讓這個制度就是長得跟現在一模一樣，我們毋寧是說能夠讓大家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我們必須要把它當作是一個不可碰觸的部分。鈞院曾經在釋字第755號解釋，曾經說過只要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人，我們就應該要給他一個人權保障的地板。所以，當時我們看著釋字第755號解釋，乃至於後來的第784號、第785號解釋，我們認為特別權力關係破除之後，再也不會有這種當事人無從救濟或者是他所受到的各種待遇都沒有法律依據的狀況，本來以為這些事情其實都是灰飛湮滅，而且，我們如果再參酌鈞院曾經在釋字第567號解釋的說法，告訴大家說良心自由是件很重要的事，我們不能夠因為他的？心真的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而給他作一個某種程度思想上的改造，可是，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這個制度來看的話，我們發現誠如李茂生老師曾經在早期的文章中提到過說，如果一個制度只是想要把社會上看起來是垃圾的東西把它掃到邊緣的話，我們不會認為這個制度是一個合理的制度，所以，我們其實一直想要批評的，就是如果制度某種程度允許讓我們讓他能夠披著治療外衣而行懲罰之實，這件事情本來就應該要予以檢討。此外，就是我們發現在整個制度設計裡面，所謂的受處分人、受強制治療者，其實他某程度已經成為一個劣於受刑人的三等對待，他除了欠缺任何治療的相關依據之外，他在程序上其實也受到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也沒有任何的保障可言。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看，例如說，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受處分人他能夠在這個治療的過程面申辦健保卡，但是，相較於受刑人或者是受羈押被告，他可以享有相關規定的補助，可是，受強制治療之人是沒有任何的法律可以給他所謂補助可言。此外，我們可以再看到的是，例如，受處分人想要申請調閱這個治療的評估會議記錄來提供救濟，但是，我們作決定的對象竟然是臺中監獄，而且他告訴你說，我口頭跟你說不可以就結束。然後，此外我們在這一個所謂治療的過程裡面，如果要寄很多的書信都會被要求全面性的檢閱，這個其實也不符合鈞院在釋字第756號解釋所給與受刑人的最低通信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保障，乃至於說如果我們要跟律師有一個碰面的話，我們甚至無法如同釋字第654號解釋去主張說，這裡我們可以要求要有律師的共同陪伴，而沒有人在旁邊作一個共見或共聞。還有一個狀況是，例如，雖然培德醫院是醫院，可是你不能在醫院抽煙，然後，監獄規定說要抽菸在室外，但是，因為你不是受刑人，所以導致你所有的能夠獲得的待遇，其實真的是劣於在這個監獄裡面的所有人，因此，我們其實並不是故意要講說這個法治國的？隙到底有多麼深，我們只是想要指出說，如果一個制度規範不夠完善，當它產生？隙的時候，這些所謂的受處分人他看不到那個？隙能夠照射出來的光的時候，我們不禁懷疑這些人要如何在未來能夠回歸到社會？62我們也認為在這裡單討論所有的憲法議題，不是單純的比較法之爭，應該要更本土的去思考的事情是究竟這個制度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所以，我們從聲請人的角度來看，或者他們會覺得在那個空間裡面他們受到了很多的待遇，或者某程度這個可能是他們必須要去付出的代價，畢竟他們確實是有犯罪的行為，但是如果一個制度真正的目的是要讓人，不論你是誰都能夠回歸這個社會，乃至於跟一般人相處的時候，我們希望鈞院不應在此拋下任何一個人，讓陽光能夠普照在每個人的身上。謝謝。
聲請人張淵森法官：沈勝昂教授剛剛在回答大法官提問的時候，說明如何評估再犯的程序跟方法，對法官來說這完全是陌生的，如何把開始治療跟強制停止治療的標準寫的讓受治療人可以預見，我是比較存疑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不主張再犯危險顯著降低違反法律明確性的關鍵。性侵犯強制治療這種案子全國一年大概就十幾件，十幾年來全國大概就100多件而已，收到這種案子要結案非常容易，把別人的裁定拿出來改一下，10分鐘就結案了。但是，在4年前我收到這個案件，對於當時我這種基層到不能再基層的候補法官來說，要不要聲請釋憲是非常掙扎的。如果不聲請釋憲，讓他去強制治療，他會被關到死；如果聲請釋憲讓他暫時不進去，他如果又去犯案那怎麼辦？他會不會再犯案是不確定的，但是，如果我裁定他進去治療，依他的年紀他已經5、60歲了，很可能會被關到死。我也很害怕出獄的性侵犯會不會再次的犯案，但是，作為法官，我不能因為我害怕，也不能因為我怕被民眾罵，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關進去，最後，我考量被告年紀、他前案的狀況，還有他的前任的被害人並不是未成年人的狀況下，最後我還是決定聲請釋憲，期待大法官可以通案性地改變現在不合理的規定。從105年聲請釋憲到現在，4年多了，我三不五時就會上去查他有沒有再犯案，沒有查個上百次，大概也有50次。終於在去年他因為另案關係入監執行，在監獄裡面沒有再犯的可能性，我才總算放下心中的大石頭。就如同今天言詞辯論中所呈現，強制治療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是非題，法律明確性夠不夠？治療時間的長短？還有如何判斷再犯的危險，都是有考量的空間。雖然聲請人律師主張強制治療條文立即失效，但是，我和潘韋丞法官都不贊成這樣的主張，因為這樣的主張會造成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之下，正在治療的人就會被立即釋放。我們認為治療的程序固然有修正的必要，但是，仍然應進行治療，請庭上宣告相關條文違憲。最後本案聲請案中，聲請人附帶請求大法官就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聲請解釋，簡單來說就是庭上要宣告法律違憲要有大法官3分之2以上出席、3分之2以上的同意才能通過，立法者在憲法無授權之下通過法律制定箝制大法官行使職權的門檻，形同立法院、立法者箝制大法官行使職權，避免其法律遭受違蕙宣告的高牆。再者，多數大法官為了達到3分之2的門檻，勢必要與少數大法官妥協，導致解釋文與理由書常常前後矛盾、曖昧不明，更形成多數服從少數，違反民主的基本原則。3分之2的門檻造成解釋上多大的困難，相信庭上比任何人都還要了解，院長在一篇文章中也不諱言3分之2的門檻是造成大法官解釋效率不佳的重要原因，像今年至今只製作了8號解釋。雖然憲法訴訟法將表決門檻降為2分之1，距離該法施行也大約只剩1年的時間，當初我聲請的時候是4年多前啊，當初是希望可以早曰，如果到庭上願意面對這個法條的話。距離蕙法訴訟法施行大約只剩1年多，如果庭上能擺脫立法者不當的限制，自行訂定表決門檻，在未來的一年加速審查進度，作出更多維護人權的解釋，相信是國家人民之福，以上謝謝。
審判長：請相關機關總結陳述（衛福部、法務部、本院刑事廳各5分鐘，共不逾15分鐘）。
相關機關衛福部代表張秀鴛司長：審判長，我是張秀鴛，代表衛生福利部作最後的總結。每部法律都有它的立法目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它的目的是防治性侵害犯罪以及保護被害人權益，而性侵害是很特殊的犯罪，從實務中發現它有三高：兒少、心智障礙者發生率高，社會迷失影響被害人的求助意願，加上舉證不易諸多原因造成犯罪黑數高。另外，一旦發生1件性侵案件，不但社會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而個人也為此承受代價極為大。由於性侵害它的特殊三高也對應到低求助、低定罪、低自尊，為了回應這一類的犯罪避免再犯，發展加害人處遇有它的時空環境跟脈絡，早在民國83年在刑法第77條規定獄中處遇、86年在監獄行刑法第81條規定患有精神疾病的性侵害受刑人，在假釋前應經輔導或治療。當年也制定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第18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對行經保安處分執行完畢、假釋、緩刑、免刑、赦免的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跟？導教育，也就是社區處遇。而這個制度發展到88年在刑法第91條之1規定：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這就是所謂的「刑前強制治療」。由於刑前強制治療基於刑的確定性以及治療的時機，在94年修正刑法第91條之1將刑前修正為「刑後強制治療」，同時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修第22條刑後社區強制治療的規定，總括為了預防加害人再犯，不管是在刑法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都做了非常多的防治措施。在99年發生一起白玫瑰運動以及100年發生林姓性侵害犯罪，累犯出獄一個多月再度性侵一名國二女學生，性侵後將之殺害棄屍，震驚整個社會。因法律的信賴與不溯及既往，導致法律對高再犯危險的性侵加害人無法施以強制治療，因此，在10G年對於預防性侵害再犯增訂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完成最後一塊無圖，彌補了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的刑法立法的空窗，而這一段的修法歷程是用一條人命所換來的，竟也成了今日法庭的違憲說。前面談了許多治療的目的在於避免再犯，在國？有許多的研究，我引用林明傑與董子毅的研究，就1994年到1996年這3年，全國釋放的性罪犯追蹤7年，再犯率是11.3%。另外，追蹤1997年到1999年，3年出獄的性罪犯同樣也追蹤7年再犯率，已將降到6.7%，說明治療與社區處遇是有成效的。最後，我想說，我們今天在這裡為這一群具高再犯的性侵害加害人的人權在辯論，不管是違反人身自由的保障、比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信賴原則、信賴保護，還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我想問的是，當年那名國二女學生的生命、生命權，法律保障在哪裡？明知林姓加害人回到社區很危險，就因為當時的法律遵守了這些原則，讓遺憾就這麼發生。今天，我要代表衛生福利部，向過去在性侵害預防再犯立法以及實務工作者的朋友們致敬，因為有完善的刑後強制治療以及社區監督機制，讓民眾得以信任法律、婦幼人身安全獲得保障，最終，我們都不希望有下一個葉小妹。
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蔡碧仲政務次長：我要當這個國王新衣裡面的那個小孩子，我們的刑事廳的廳長說：伊藤關了40年。我們都可以知道在臺灣有多少個超過40年的伊藤的父母親，跟被害人的家屬，不管是心理、生理，發生的一些行為造成了被害人的創傷，國家的責任不管是慰撫被害人或者是去教化這一個受處分人，不管是保安監禁或監護，有關刑後強制治療的開啟跟停止都是法官保留，這是一個對有關受處分人在程序上的保障，應該規範在刑事訴訟法或其他相關的程序法規，這不是法務部可以置喙的。所以，詹大法官森林剛剛講這是可以改善的，今天法務部跟衛福部已經合作了，我們希望刑事訴訟法既然法官那麼在乎、要讓法官來檢驗，為什麼刑事訴訟法是司法院訂的，刑法是法務部主責的，這兩部法律都是要會銜的，既然是這樣，那如果讓法官去檢驗就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麼刑事訴訟法不趕快把開啟之後的續行，每一年的評估，都讓法官來檢驗一次？剛剛我們的法官也講，他很害怕當事人關到死，全世界到現在為止包括這個沒有期限的，包括美國、包括德國，沒有一個人關到死，遑論是在臺灣今天有8成以上的人統統只有關4年以？，所以，迄今102人有92個人都是在5年以？就放出去了，包括現在的56個人，現在關5年以上的也是個位數。所以，大家要討論問題一定要去探討在臺灣是患寡不是患不均，你今天對一個受處分人你擔心他關到多久，其實，現狀就是在非常嚴格的，包括林明傑教授也曾經參與的，我們不能再用成效不佳、我們不能用專業不足，我們不可以說這個人我沒有辦法判斷他到底有沒有恣意的可能，如果是這樣，哪一個受矯正的受刑人，誰能夠保證他出來不犯罪呢？所以我們不能用極端的個案來否定，我們都住在這裡要努力，我們現在老百姓在乎的不是這個人因為思覺失調有沒有被判罪或判無罪，他在乎的是關在哪一邊；他在乎的不是你關在監獄、不關在監獄，你只要不要讓他出來就好了，但是，我們現在不考慮這個方向，儘量趕快讓他出來，我們的老百姓的人權不是人權嗎？現在不要說一般的嫌犯出來再犯率有多高，這些精神障礙的人，我們不管基於用保護，或者是用一種這個保安的這個方式都要盡量能夠讓他在一定機制裡面直到我們的專業人員說OK，這個人可以出來了。所以請各位大法官不要擔心，到目前為止法務部所有的一個機制裡面，從來沒有一個人超過10年了，今天是一個9年的，也已經出去了，所以我們在國外也行之多年，不是臺灣獨創的。那麼國外也發展出一套可操作的這個治療跟評估的模式，現在的鑑定人也參與過這樣的模式，我們不管說他周不周延、成效好不好，但是可以改善。程序的規定，不是法務部可以置喙，沒有發生的這個法律，也沒有辦法宣告它違蕙，所以我們只能改善。那今天大律師他有兩個女兒，我也是有兩個女兒，各位大法官我們在判斷這個之前，思覺失調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我們再努力補破洞，希望這個案件請審判長跟各位大法官能夠詳細的審酌，我們可以在刑事訴訟法去改善，我們可以在法務部裡面有關剛剛所指摘的、大律師講的不能寄信或是教育的不周延，我們都可以改善，但是，不能因為說這些事情因為有一些人謀不臧、因為有一些成效不周延、因為有一些立法怠情，連立法怠情我們也不能拿來作為宣告違憲的理由，所以，請各位大法官務必審酌社會安全跟人權保障的平衡點，最重要的，如果宣告違憲，違憲之後當然就有56個會馬上回歸社會，那這樣的一個責任我們沒辦法負責，謝謝大家。
相關機關司法院刑事廳代表彭幸鳴廳長：審判長、各位大法官、各位先進，司法院刑事廳進行最後陳述。每一位法官的都是社會的一份子，都可能是為人父母、子女、配偶，每當社會發生性侵害的重大案件，看到被害人受害，我們都是感同身受、心如刀割，但是，當我們一旦坐上了法檯、穿上了法袍，我們不再只是我們自己而已，我們要考慮的除了被害人的感受、社會大眾的安全，還有為什麼加害人要犯下這樣的罪行？什麼樣的處遇可以讓他負起責任？同時也可以幫助他有朝一曰可以回到社會上重新做人。要完成這個任務非常的難鉅，法官們必須去思考什麼是我們所追求和保障的公平正義，目前強制治療的開始與停止的程序，都是採用跟其他保安處分相同的裁定程序。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第2項的規定審理方式是裁定，如果是因為當庭的聲明而為的話，應該經過訴訟關係人的言詞陳述，那為裁定前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調查事實，所以，法院可以依職權來決定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以及是否進行相關的調查，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我們看到從民國99年到108年，10年間的統計資料，地方法院聲請強制治療案件的終結，被告人數有186人，其中能140人被准許，駁回40人。如果扣掉是因為那些程序關係而駁回的情況的話，那裁准的比率，地院來講是82%，高等法院部分用相同的方式來統計，裁准的比率大約是87%，就裁准比率來講並不是特別的高。那至於處理一件強制治療案件要花多久時間？根據統計資料，地方法院的平均結案日數為19.54天、高院為8.94天，雖然不是張法官剛剛所說的10分鐘，但是，以不到3個星期的結案日數來推論，應該比較少有使加害人到庭陳述的一個機會。實務運作的結果，這樣的程序保障，我們顯然是必須要再努力。不過，我們仍然必須要指出來，要解決今天強制治療的爭議，必須要看清楚為什麼我們會走到今天違憲爭議的這一步，否則，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從整體宏觀的角度來看，實體法跟程序法是一對姊妹，程序法的目的在於實現實體法，法院的任務能是在於合乎程序正義之下正確的來適用實體法，作出兼顧不同利益的決定，另外一方面在憲法的保障之下，實體法剝奪人身自由的程度越嚴重，程序法就必須要給予更多的保障，以確保法院決定的嚴謹跟妥適。那我國一路走來，強制治療從刑前改為刑後，同時把3年的最長期限改為不定期限，並且沒有替代措施，當時加大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的時候，那使得長期甚至永久監禁變成可能，相形之下程序保障顯得不足，但是更核心的是實體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和所追求的是什麼？有人說加害人很危險不可以放到社會上來，但是，加害人他已經接受了刑罰，對於他自己的行為已經負起他的責任，他也許還有再犯的危險性，但是，這和社會一般人的犯罪危險性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讓他必須用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人生來支持現行的制度，在刑罰之後用保安處分繼續的將他隔離於社會，目的到底在哪裡？是我們覺得這個人很危險、很壞，要把他排除在社會之外？要像以前流放隔離麻瘋病人一樣？還是我們想要把它當作是一個人，想要治療他、幫助他，讓他有朝一曰可以回歸社會，以監禁為中心思維的制度，不論給予如何的程序保障都不會讓監禁變成治療，但是以治療為中心的制度，治療犯罪所必要之下的拘束人身自由，加上嚴謹的這個程序保障，可以讓治療成為真正的治療。那也就是說我們當正視沒有最長期限以及沒有替代措施的強制治療，對於拘束人身自由的疑慮，參酌醫學、心理、社會等專業及其實證，證明一般的這樣子狀況的加害人，需要以拘束人身自由的方式作為治療處遇，才可以降低再犯危險性的相當時間，擬定出拘束人身自由強制處份的實質？涵，包括一階段採行審查，有沒有繼續執行的必要，而且決定是否延長處分的措施。之後在這個基礎上統整思考，完備強制治療各階段合於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本廳最後陳述到此，謝謝。
審判長論知：本案言詞辯論程序終結，本院將於一個月？指定公布解釋之期日，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