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美国为什么经常就其他国家或地区事件制定法案？例如香港事件？

1、立法技术层面可以；
2、政治层面需要。
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举个不敏感的虚构例子：
在美国本土两千多英里之外的地方，有个叫做棕榈国的热带小国，棕榈国的支柱产业为捕鱼，其中蓝鳍金枪鱼带来了最主要的外贸收入。这个国家一百多年来都在用鱼叉来捕猎金枪鱼，有一天，美国某位议员提出：
用鱼叉捕猎金枪鱼太不人道了，你可曾见过金枪鱼被贯穿身体后绝望的挣扎？我们必须通过一部《棕榈国金枪鱼权法案》制止这种行为。
然而，美国毕竟不能派人到棕榈国执法，给渔民开罚单或者没收鱼叉，这一点哪怕是美国也做不到。但议员说：
「我们这个《棕榈国金枪鱼权法案》如此规定：所有美国企业都必须确保使用以人道的方法捕捞的金枪鱼，不得使用用鱼叉捕捞的金枪鱼作为原料，否则所有相关产品不得上市销售。诸位，我们没有半点要在棕榈国执法的意思，这个法案完全是约束美国企业的。」
技术上，这部《棕榈国金枪鱼权法案》可能的确没毛病（假设通过精妙的技术手段绕开了合宪性的坑），也的确没有直接干涉棕榈国内政（管的是美国企业），这就是第一点，技术层面可以。
但是，不太会放在明面上说的，可能是棕榈国总统的专线电话里面那句话：
「川普...呸，特朗普总统托我给您带个话：你要是把那谁谁谁给引渡过来，总统就再想想办法。哎呀，渔民兄弟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失业率上个月又提升了五个点，可怜啊。。。」
大抵如此。
《奇葩说 第六季》第七期辩题「奇葩星球新规定：给做好事的人发红包」，你支持吗？

不支持，因为当「好人好事」的价值开始用金钱衡量、像是商品一样被买卖的时候，善行的「供给量」可能会减少。
《怪诞经济学》中介绍过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家幼儿园为了避免家长接孩子迟到，试图用「经济学的手段」提供激励，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款。
幼儿园本以为，人们会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考量避免迟到，殊不知这样一来，迟到的家长更多了。
作者评论道：幼儿园的举措，将一项受到道德约束的行为，变成了纯粹的金钱交易。一些家长本来或许出于道德因素尽可能确保守时，但当出现罚款机制后，感觉只需要缴纳罚款就已经和园方两不相欠，因此乐的花钱买个迟到。
正如 @司马懿 回答所说，这就是将本来道德层面的问题，放到了「金钱的框架」中进行衡量。对于一些人来说，驱动自己做好事的本来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但当社会开始用金钱鼓励这种行为的适合，性质却变成了社会在花钱购买他们的服务。
有的人可能不差这点钱，不屑于在劳务市场参与交易。他们愿意为了当个好人而扶老奶奶过马路，却不屑于花十分钟赚十块钱的陪护费。当社会开始将人们之间的好意施惠行为打上价格标签时，这些人可能会退出市场。
拿自己来说：在知乎写东西没有钱，但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每天还写的挺起劲。有段时间，某问答每篇 500 块雇我写东西，反而没这么有兴致，搞了一段时间就停了。我觉得自己写回答的时间和精力不止这个价，可以为了获得满足感无偿去做，但不会当成一笔买卖。一些人做好事也是同理。
因此，我对发红包能否鼓励更多好人好事，持怀疑态度。
《奇葩说 第六季》第五期辩题「感兴趣的工作总是 996 ，我该不该 886 （说再见）」，你怎么选？

用人单位实行 996 是否违反劳动法？是。
那么这个问题可否变成：如果感兴趣的工作方式是违法的，我该不该说再见？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当然啦，为了应对特殊工作需要，劳动法四十一条也允许公司在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延长劳动时间（当然也要支付加班费：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有的工作对社会有重要意义，有的时候需要劳动者作出奉献，因此法律还有特殊规定，但这也更多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条的限制：
（一）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
（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那么请问：
1、实行 996 的公司，遵守劳动法吗？
2、实行 996 的公司，既然延长工作时间了，与劳动者协商了吗？延长的时间超过三小时了吗？
3、每日延长时间超过三小时的公司，是因为自然灾害、事故等，为了公众利益做此决定的吗？
-
也许会有人说，我自愿接受这种工作安排，凭什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
的确，拒绝 996 不是一个人的义务，但这是一件对你的同事、朋友、同龄人有利的事情。我们套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大军」的一个论述：存在常备的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人口愿意为了就业接受更低的薪酬，与正在就业的群体发生竞争，导致工资不断在竞争中压低。类似地，愿意接受 996 的群体，也在和其他的劳动者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导致工作时间在竞争中不断被延长。
原来，大家都是工作八小时。后来，有的人表示：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我愿意加班。
他们以为在追求着个人兴趣的实现，殊不知，这是在阻碍他人过理想的、符合法律要求的生活。
KOL 推荐自己并未使用过的产品或者服务，是否违反广告法？

昨天提出这个问题后，和 @法的守夜人 、 @TEDCJK 、 @一丁 、 @棠邑小廌 等朋友讨论，又做了一些检索，形成了更全面的认知，倾向于认为违反。
首先，KOL 在直播中推荐商品，仍有可能被认为是「广告代言人」，不得推荐未使用过产品或服务。
在现实中，企业可能用「品牌大使」「体验官」等模棱两可的表述，或者直接不将推荐者称为代言人。但是，法院不管这么多：
在《谭次洪、谭侃与湖北世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等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1民初5693号）中，法院认为，装修公司聘请湖北电视台的主持人沈馨作为晚会主持人，并在晚会上作出「世界500强旗下企业」、「全行业ISO9001国际认证」、「国家最顶级的双A甲级资质」等宣传，属于代言行为。本案中，沈馨未提交接受过世匠公司装修服务的证据，违反广告法中广告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规定。
另外，正如 @bad Lucy 在回答中提到的，「代言人」并不一定是明星，法律上本来就不区分网络 kol 和传统意义上的明星。例如，在《武汉鱼音绕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与陈丽洋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鄂0192民初2800号）中，法院认可了将「在直播过程中，每周穿戴该品牌服饰至少直播4次、直播间摆放鸿星尔克字样的饰品、每天口播3次以上进行宣传、拍摄了视频广告和平面广告等」定性为「代言」的主张。
可见，广告代言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不拘泥于明确以「广告代言人」的头衔进行宣传推广。
其次，KOL 推荐商品，其性质属于广告，应适用广告法。
现行广告法适用于以下情形：
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
昨天的讨论中，各位对于带货算不算广告，产生了不同意见。 @TEDCJK 认为，为探究立法者意图，应当结合 1995 年的《广告法》相关条文进行分析：
本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可以看出，其关键在于商家是否承担了费用。我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各种 kol 带货，经常会采取返佣的形式，甚至商家不付出直接成本、不承诺保底酬劳，完全看 kol 带来的流量给予佣金分成。而 @TEDCJK 认为可以类比律师的「风险代理」作出解释：风险代理不是无偿代理，不确定收益的广告也是广告。
但还有几点问题，没有讨论明白，想进一步听听各位见解：
1、「使用」的定义是什么，是否要符合产品的通常用途？
例如，男性主播推荐卫生棉条，在镜头前展示了棉条良好的吸水性并推荐购买，但实质上不可能按照通常的方式来使用这种产品，如何处理？ 再譬如，我读过一本书的英文版本，然后推荐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严格意义上并没有阅读过中文译本，对翻译质量一无所知，是否存在风险？
2、如果没有完整接受过服务，但接受过具有一定关联性的服务或者对服务提供者有一定了解，是否可以推荐？
如另一位朋友提出的：现实中经常出现对未上映的电影、未公开演出的节目进行宣传的情况。如果推荐者看过片段或者参与过拍摄、排练的过程，但没有看过向公众呈现的版本，是否属于接受过了服务？
钻牛角尖真好玩。
最后，在法律边缘试探一下，欢迎来告，希望能借此让法院解答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双十一什么也不买，是种损失吗？

未必是损失。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要对比成本和获得的效用。在成本方面，要考虑直接的金钱成本，也要考虑机会成本；在效用方面，需注意考虑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下面展开来说：
机会成本，通俗理解就是因为选择做一件事情，而不能做另外一件事情所放弃的收益。每个人做同样的事情，机会成本可能是不同的。
假设我只有半小时闲暇时间，花这半小时去弄明白双十一活动规则、看各种攻略确保不被坑，就无法用这半小时写一篇回答来带货，导致无法赚到 100 块钱，这是我的机会成本。我的兄弟是大企业家，让他花半个时间跟双十一活动规则较劲，就得耽误谈生意，机会成本恐怕就比这个要高了。我把规则研究透了，这个双十一省下超过 100 块，还比较划算；让我兄弟花时间盖楼、抢红包，对他来说可就得不偿失了。
至于效用，这其实考虑的不仅是物品的价值，而是物品带给人的感受：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之前我看中了一款降噪耳机，心想着等 618 大促的时候说不定能省两百块，就一直放购物车里没买。就当它躺在购物车里的时候，坐了次长途动车，一路上孩子哭，大人隔着车厢聊天，有人公放电影，当时我就想，宁可花多两百块现在就有个耳机。尽早得到一件东西，产生效用可能大于在较晚的时间花更少的钱入手。提前买，未必就是损失。
最后，双十一什么也不买，那么恭喜你，这意味着你日子过得还不错。正如 @司马懿 指出的，双十一其实是一种精巧的价格歧视机制，区分开了「再便宜点就买了」和「其实我不看价，想买就买」的两类人。双十一活动成功在特定的时间将商品集中卖给了前一类人、扩大了销售额，同时在其他的时间确保从后一类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兼顾了利润率。双十一创造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一个薄利多销的市场，一个有钱任性的市场。
如果我告诉你，什么都不买，说明在理性世界的作用下，你被归于后一个市场，是不是感觉舒服了一点？
如何看待各类「美女博导」、「美女博士」的宣传，围绕科研工作者颜值进行宣传是否弊大于利？

感谢 @知乎校园 邀请，个人认为弊大于利，主要有三方面：
1、侧面强化了学术圈由男性主导的刻板印象；
2、无助于向公众进行有效科普；
3、对有志于科研的学生来说，可能成为变相的焦虑贩卖和劝退。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看到警方宣传「美女特警」，但很少看到有医院会把「美女护士」作为对一个行业的正面宣传，面向全社会呈现。「缺啥补啥」的思路，在很多宣传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当我们强调某个行业从业者「巾帼不让须眉」时，其实暗含的一层意思是该行业由男性主导。
在七所国内高校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女教授在理、工、医、人文、社科类专业的比例分别仅有17%、10%、35%、22% 和 27%[1]，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香港地区八大高校的高阶教职（senior academics）中女性只占不到两成[2]。在这样的氛围下，强调女性研究者的外貌，可能会导致更多人认为女性在科研圈带有「花瓶」的性质，甚至令一些不清楚她们学术成果的吃瓜群众，猜测这些典型人物是通过颜值上位。
这也引出了第二点：此类宣传，可能将学术工作肤浅化。
诚然，对公众难以了解的事物进行通俗演义，有助于扩大传播范围。《三国演义》将复杂的战争艺术简化成武将单挑、民间段子将微妙的大国外交博弈简化成周总理答记者问、媒体将艰深的特种作战训练简化成徒手劈砖、钻火圈的马戏。这其实都是在降低公众的理解门槛。
然而，科研工作真正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受众只有能力从「颜值」层面理解学术圈吗？至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题目描述中提到的李琳博士，研究方向之一是基因测序。基因测序很神秘吗？不至于，高中生物就有涉及，而且一些应用离我们很近，商业化应用已经很普遍，正好可以正面讲讲，避免智商税。
至于第三点，其实是留着抖机灵的。
这些宣传，基本都集中在生化领域，这让该专业的学生怎么看？众所周知，当生化环材被正面吹的时候，就意味着坑又挖深了一尺。在内行看来，只有两个字：
快跑！
参考
^国内数据调查：性别歧视导致学术圈女性流失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6052
^学界性别问题依然存在，香港八大高校高阶教职 80% 为男性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6802.html
如何看待滴滴调整顺风车服务时间，一律朝 5 晚 8？

抛开指责与站队，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之前八点后仍然运营，只是不为女性提供服务的做法，可能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如不调整会带来问题。
按照国家《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规定，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络预约出租车司机，是不得无理由拒载的。
滴滴顺风车一直号称自己是「合乘车」，但国家对合乘车的定义要求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点，似乎和滴滴目前的经营方式不符。（例如，有报道称，顺风车业务曾经一度占滴滴净利润的九成：https://www.huxiu.com/article/298267.html）
合乘车的非营利性质，在一些地方规定中有所体现，例如，上海市《关于规范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实施意见》认为：
合乘出行也称拼车、顺风车，是由提供合乘出行驾驶员（以下简称“驾驶员”）通过合乘服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预先发布合乘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合乘者选择驾驶员的车辆合乘出行、合乘者分摊部分合乘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该规定强调了，「合乘车」是一种分摊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出行方式，而非一种营利行为。而在现实中，存在以滴滴顺风车为营利手段的情况，其是否属于合乘车范畴，或有争议。
另外，上述《实施意见》还指出，合乘车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是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1年以上驾驶经历；二是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三是自注册之日前1年内无驾驶机动车发生5次以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四是应在经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平台进行注册提供合乘出行；五是提供合乘出行的驾驶员应为车辆所有人或者车辆所有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
有观点认为，滴滴无义务审核司机背景，这是不准确的，相关法规也体现了对司机背景审核的要求。
今天还在跟人讨论，如果滴滴顺风车推行了八点后拒载女性的规定，可否主张其性质实为网约车，而非共乘车，进而主张拒载行为违反管理规定。一个想法，可能无法验证了，而且不一定对。
每天带饭去上班很丢人吗？

要是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天上班带饭，应该感到很自豪。
首先，这说明你有厨房，有冰箱，或者至少能轮得上跟合租室友共用厨房。
2013 年，北京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 5 平方米。今年，一度有呼吁将这一标准提升至 10 平方米，但由于现实压力未能实现。能让自己每天用上厨房的居住环境，已经足以令人羡慕。
其次，这说明通勤时间不会太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8 年北京平均通勤路程 13.2 公里，平均用时 56 分钟。
如果通勤时间超过一个小时，那么饭菜恐怕容易变质，能坚持每天带饭（我就推定题主没有因为食物变质引发不适而被劝退），说明通勤时间至少不太糟糕。
最后，这说明题主在一天的工作之外，还有余力买菜、做饭，或者有人可以为你做饭 / 一起做饭，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奢望。（本人就是卡在了这一环，每周只有周末才能做饭，权当消遣。）
羡慕还来不及呢。
如何看待字节跳动被曝明年赴港上市，现在还是加入字节跳动的好时机吗？

即将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容易出现几个坑：
1、为了做出比较好看的财务状况好上市，可能会严控人效比，意味着一个人要当成两个用，工作压力会提升，考核标准会变严格；
2、为了招股书看上去不明觉厉，可能会尝试一些不太成熟的新业务，以求显得面面俱到。如果进入了尝试性质的业务线，可能有一言不合整条线被砍的风险。（结合上一条，那就是压力又大又不稳定）。
3、如果真的明年上市的话，除非空降管理层，不然恐怕期权是没份的了，公司上不上市，对你来说可能不构成直接利好。
4、续第三条，可能有不少拿到期权的老员工，采取「再等等，熬到行权了就捞一笔跑路」的心态，可能会出现倦怠、不愿意提携新人的情况，所在部门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比较大的变动。当然对于渴望挑战的人来说也是机遇。
5、头条采用大小周工作制，隔一周才有一次双休。
劝退的话就是这些，看造化吧。
头条挖人真的很猛，前一阵子还联系到我了，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些信息的，一个个人疑惑。
如何看待女子因来自河南求职遭拒事件，是否属于侵权？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添加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不知道能否就此产生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上述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地域歧视」，但有的法院在实务中做出了扩大解释。
例如，在《上诉人魏巧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洪辉商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269号中），法院认为：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歧视的原因还可能包括地域、身份等原因。
问题相关中，用人单位涉嫌将「（候选人为）河南人」作为不合适的理由，的确有可能构成对平等就业权的侵犯。企业的自主用工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平等就业权的限制。
事件中的现象，其实也暴露出了涉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欠缺。最近，我所在的业务线在招聘，有时需要作为面试官提供候选人的反馈情况。我们的 HRBP 就很重视收集合理的反馈意见，一方面，详细、结合岗位需求综合作出评价的反馈，能够帮助 HR 找到更适合的人选，提升招聘效率；另一方面，贴合岗位需求来写拒绝理由，也能避免这样的纠纷。
法律不惩罚思想，一个人心里仇男也好，仇女也罢，歧视河南人也好，笑话东北人也罢，在脑子里想想也没人拦着。但落到白纸黑字上，还是得体面点，不然别人会教你体面。
如何看待江西一男子有偿代抢大量火车票，并因此被判刑？

很久以前知乎上有句话：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新闻报道提到，被告人购买了实名注册账号 935 个用于抢票操作，向购票人收取 50-200 元佣金，倒卖了票面数额 123 万的车票，获利 31 万余元。
新闻标题用了「帮」这个表述，听起来好像是被告人乐于助人反而遭到牢狱之灾，比「掏鸟窝」被判刑的大学生还冤枉。但结合金额来看，一点都不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
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的，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倒卖车票情节严重」。
而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具体规定道：
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倒卖火车票，看似只是普通的民事行为，但背后是对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破坏，特别是在中国的国情下，火车票的价格制定本身就带有经济调控的性质（岂不见，每年都有经济学家建议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如果完全交给市场，票价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水平。）
当然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主张，通过加价倒卖，可以让更有支付意愿的人更容易获得火车票，实现有效率的分配。但在火车票的分配上，是效率优先还是兼顾公平，仍然没有定论，且本案被告人购买近百个帐号进行抢票，人为制造稀缺然后加价卖出，在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来看，也会构成市场的失灵。
最后，还是那句话，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猴子判官 举过一个例子：河流湖泊中的水，是国家的资产。一个人渴了，弯腰去捧一把来喝，不会有警察来抓你，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国家许可就投资办厂，用机器抽水装瓶来卖，那么国家也不会放过这个大自然的搬运工。
类似的道理，对于火车票也适用。
如何看待电影《少年的你》中，郑易警官坚持要求陈念认罪？

额，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参加罢工；
（二）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
（三）弄虚作假，隐瞒案情，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
...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代表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利益。郑警官在调查校园暴力案件时，代表的不是被害人，而是代表国家；同样，他在侦破魏莱案的时候，也并非代表具体个人的利益诉求。
电影可以表现郑易作为人的怜悯心，但如果他摆着案件中的诸多疑点不顾，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那么在中国院线电影中，导演和编剧也必须要让他脱下警服。
此为剧情杀，无解。
《少年的你》这部电影算抄袭吗？

先说结论：《少年的你》电影是否对东野圭吾作品构成侵权，和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是否构成侵权，是两个独立的问题，都需要满足「实质性相似 + 接触」的判断标准。而这一标准对于电影来说更难满足，这也正是目前行业的一大灰色地带。
判断两部作品是否实质相似，是很困难的过程。在庄羽诉郭敬明案[1]中，法院分析道：
涉案两部作品都是以现实生活中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从以上本院认定的构成相似的主要情节和一般情节、语句的数量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可以用“巧合”来解释的程度，结合郭敬明在创作《梦》（注：指《梦里花落知多少》）之前已经接触过《圈》的事实，应当可以推定《梦》中的这些情节和语句并非郭敬明独立创作的结果，其来源于庄羽的作品《圈》（注：指《圈里圈外》）。
可以看到，法院在此案的分析，立足于作品的情节和语句。另外，在本案中，法院强调了两者应当互相印证，综合看待：
对于一些不是明显相似或者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些素材，如果分别独立进行对比很难直接得出准确结论，但将这些情节和语句作为整体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具体情节和语句的相同或近似是整体抄袭的体现，具体情节和语句的抄袭可以相互之间得到印证。
譬如说：
《圈》中有主人公初晓的一段心理活动:“（高源）一共就那一套一万多块钱的好衣服还想穿出来显摆，有本事你吃饭别往裤子上掉啊（见原作第79页）”。
这一情节取自生活中常见的往衣服上掉菜汤的素材，同时加上了往高档服装上掉菜汤的元素，因此使其原创性有所提高。
而相应的，在《梦》中，也有主人公林岚的一段心理活动:“我看见他那套几万块的Armani心里在笑，有种你等会儿别往上滴菜汤（见原作第38页）”。
显然，如果单独对这一情节和语句进行对比就认为构成剽窃，对被控侵权人是不公平的。
但如果在两部作品中相似的情节和语句普遍存在，则应当可以认定被控侵权的情节构成了抄袭。
可以看到，虽然两部作品中相关情节的语言表述有不同，但法院判决文书指出，当两部作品出现数十处相似的情节时，可认定存在侵权。但至于一定要出现多少次，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践中也没有普遍认可标准。
但是，如果仅仅是「人设」相似，则被认为存在侵权的可能性不大[2]。例如，在李鹏诉石钟山等案中，法院分析认为：
两部作品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设置方面存在一定的相同或近似之处，但由于上述相同或近似之处缺乏相应的个性化特征，从而难以使得该创作元素脱离公有领域。
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借用了其他作品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例如借用了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共生」关系，但缺乏足够相似的情节，仍不足以认定为侵权，依然要和上一段的分析结合看待。
至于是否存在「接触」，则相对没有悬念：需注意，侵权行为人具备接触作品的可能性，即可被认为存在接触。东野圭吾的作品在《少年的你》剧本创作前即广为人知，完全具备接触的可能性，这一部分不会成为问题。
一些答主提到了，提起诉讼的举证过程会相当繁杂。在《少年的你》个案中，又涉及电影和文学作品的对比，可能涉及跨国诉讼的问题，更何况电影在《少年的你，如此美丽》基础上对情节和人物设定上又做了一些调整，举证存在实质相似会更加困难。
或许，《少年的你》是否构成抄袭，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法律能给出结论的问题。但我们在作出评价时，也不能背离开头的那一点：《少年的你》电影是否对东野圭吾作品构成侵权，和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是否构成侵权，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这不是在「洗地」，甚至，（此处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下），我认为导演、编剧、演员理应充分认识到小说所存在的争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参与改编和拍摄所可能起到的导向作用。
这个产业链中，有太多的人把法律的下限当成上限，而忽略了更高一层的道德要求：写出具有独创性的、能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好作品。
参考
^庄羽与郭敬明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2005）高民终字第539号
^梁志文 《版权法上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法学家》2015年 第6期 37-50页
如果你遭遇了像《少年的你》中的校园暴力，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校园霸凌是无法仅仅靠被霸凌者处理的。
在《少年的你》电影中，女主并不是施暴团伙第一个受害者，学校存在的校园欺凌氛围，成为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而施暴者有任何一个人被提起刑事指控了吗？
我们中国的未成年人，和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相比，似乎特别遵守法律，特别不爱犯罪：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表明，有 35,743 名未成年人被定罪[1]；在 2017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26,700 名未成年人被定罪[2], 而后者的人口总数不到 6000 万，也就是我们的大概百分之五。而在美国，2017 年有 80 万人次的未成年逮捕[3]，当然了，美国刑事程序的滥用已经被诟病已久，没什么可比性。
朋友们，难道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人，都是如此遵纪守法、道德高尚的接班人吗；难道只有西方国家，才存在如此之多不可救药的未成年罪犯？
电影之中，代表了正义的警察郑毅非常坦诚地说，校园霸凌取证非常困难，大部分时候只能通过教育系统自己解决。但在取证并不困难的案例中，当整个犯罪过程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的时候，受害者却只想通过私力救济、依靠国家机器之外的力量保护自己，这是否又是一个个「取证困难」的案件种下的结果？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校园暴力」这个说法。校园不是法外之地，不是说刑法只适用于「社会」，而在校园中我们需要遵循另一套秩序。非法限制自由、故意伤害，无论发生在社会上，还是发生在体育馆或者学校厕所，都是非法限制自由和故意伤害。很少有人说：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有人暴力行凶，应该多从自己的角度想想如何正确处理。但只要场景变成了校园，就会听到别的说法。
在公共场合「当众」进行犯罪行为，是很多罪名的法定加重情节。法律严厉打击当众犯罪，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践踏法律权威、视法律为无物，比一般的犯罪对社会秩序破坏更加严重。校园也是公共场合，然而在这里的当众犯罪，在现实中换来的反而是忽视 - 或者说，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从当众犯罪变成了「校园暴力」。
常说，命案必破，有强大的技术资源来支撑公安系统放出这样的豪言。命案必破，是给过去一个交代；而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有案必立，立案必破，则是给未来一个盼头。
参考
^China sees less juvenile crime, fewer school dropout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0/27/c_136710435.htm
^Youth Justice Statistics 2017/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4866/youth_justice_statistics_bulletin_2017_2018.pdf
^https://www.ojjdp.gov/ojstatbb/crime/qa05101.asp
大学生实习（即劳动行为）真的是（应该指反映出了）廉价劳动力（即劳动者出售自己）吗？

感谢组里两位实习同学邀请，在这里瞎说两句大实话：
是的，实习生获得的经济收益，往往和自己为公司所创造的价值相比十分悬殊，远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有人可能会说，实习生从事的工作非常基础，没什么价值，此言谬矣。哪怕是全职员工在各项工作上具有绝对优势，全面超过实习生，但公司依然能够通过实习生发挥比较优势而获益。
举个虚构的例子：某律所有两项工作，打官司和贴发票。打一场官司价值为 10，贴一张发票收益为 0.1，资深律师样样行，每天能打一场官司，贴 20 张发票，实习生每天只能贴 8 张发票，而律所必须要每周贴满 40 张发票才能正常运转（不要在意是否现实，就是那打官司和贴发票作为抽象的符号比喻一下）。如果没有实习生，资深律师每周需要用两天时间来贴发票，实际创造价值是 34；而如果有实习生承担贴发票的工作，虽然他的工作本身只带来了 0.4 的直接价值，但律所创造的价值变成了54，增加了 20，这时候盯着 0.4 的直接产出来衡量实习生的价值，就不够全面了。
再者，实习生可以为公司节省大量的招聘成本。像是互联网这种人员流动频繁的行业，员工离职比较集中在入职前三个月：可能是之前对岗位的性质、工作强度、团队的靠谱程度有了误解，来了以后发现不对，趁早跳出坑。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公司有需要重新投入时间和人力来重新招聘。而如果是和团队磨合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生转正，则因为彼此比较了解，能够显著降低频繁离职带来的成本。
另外，也奉劝各位不要尽信「实习最大的价值是来学习」这套说辞。再瞎说一点大实话：实习生日常接触的管理者，往往是刚获得提拔不久的基层管理者。他们往往有过不俗的业绩（要不也不会来这个位置），但他们拥有的经历，未必是可复用的经验。他们完全可能通过一次歪打正着的成功来到这里，所深信的一套方法论尚未经过验证，但却又迫不及待地想要传道授业。对待这种情况，一定要理性看待，将你的学习范围扩大到公司的业务模式、各部门协作的规程，积极参与真正的业务骨干所组织的培训，而不要仅仅对标自己直接的汇报对象。
大抵如此。
俞渝李国庆事件看，「同妻/同夫」如何在婚姻中「维权」？同性恋可以作为「撤销婚姻」的理由吗？

就问题本身而言，不可以。婚姻可撤销，多用于一方受到胁迫而结婚的情况，一般不适用于夫妻一方是同性恋的情况（除非存在足以构成胁迫的情形）。
如果夫妻一方是同性恋者，另一方无法接受，有可能通过诉讼离婚，主张双方感情破裂。但在实务中，如果一方仅仅是表现出加入同性恋者社群、在生活中表现出特定的性取向等，有可能不会被法院认定为「感情破裂」。
例如，在《朱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5）亭伍民初字第0390号中，原告诉称：
婚后原告发现被告隐瞒了先天性股骨头错位的疾病，还加入了同性恋的群，致夫妻感情不睦，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之可能。
而法院并不认为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双方感情破裂：
婚后双方共同生活并生育了一个女儿，理应珍惜夫妻感情，共建幸福美好家庭。
近年来，原、被告因家庭生活琐事及被告的身体疾病等原因产生矛盾，夫妻感情受到影响，但双方的夫妻感情并未破裂，只要双方加强交流、沟通，多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考虑，原、被告还是能够和好的
另外，举证夫妻一方是同性恋，也存在困难。仅凭一方和同性的暧昧言谈，恐怕足以被认定为感情破裂。
例如，在《李某某与袁某某离婚纠纷民事一审判决书》（2016）鲁1728民初1140号中，原告主张称，发现被告在网上与同性聊天，其具有同性恋的倾向，违背了夫妻之间相互遵守忠诚的原则，致使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而被告坚决辩称，自己并非同性恋，「在网上与同性聊天，是因为当时家庭及工作压力比较大而找人倾诉一下，并没有在外倾注感情。」法院则认为此类聊天不足以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对应到李国庆事件，虽然瓜很精彩，但如果仅仅是一方不认可对方的性取向，恐怕还不足以构成法院作出离婚判决的裁判依据。（更何况，现在也只是一面之词呢。）
如何评价期权 (Stock Option) 这种激励方式？

@何明科 珠玉在前，我用浅薄的大白话补充几句：期权，可以让员工成为公司的「精神股东」。
「精神股东」一词并非贬义，而是用于写实地说明期权的性质。它并不是股权，而是指让员工可以在未来以约定的价格购入公司的一定数量股票，员工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可以成为真正股东，也可以不成为股东。
譬如说，如果某甲有 1000 股某公司期权，行权价格为 10 元，而到达一定时间之后，发现公司股价为 20 元，那某甲可以选择让公司十块钱卖给我 100 股市价 20 元的股票，赚到其中差价。如果到时候公司股票价格只有 8 元，则可以选择不行权，再等等看。
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一些新的玩法，就可以实现几方面的目的：
1、避免业务线关键人物跑路
期权一般不会一次给到手，而是逐步生效。例如，公司授予某甲 1000 股期权，约定一年之后生效一半，随后每个月再生效二十四分之一。那么，某甲需要再待满一年，才能真正行使 500 股期权，待满三年，才能完全行使 1000 股期权。如果公司业绩表现的确不错，期权的价值较高，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对忠诚员工的一种奖励。
2、统一员工和公司的利益
@Sean Ye 说过一句话我特别欣赏，大概意思是：要想让员工有主人翁（ownership）意识，首先要让员工成为公司的主人（owner）。如果持有一个公司的股权，或者退而求其次，持有公司的期权，当一会「精神股东」，和拿死工资相比，就能更加直接地从公司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不过，这也可能有反效果：对于高级职业经理人来说，过于激进的期权授予，可能会产生负面激励，让职业经理人为了自己获利而不顾一切做高公司股价，过分关注现阶段估值而放弃长期业务规划，捞一笔跑路。（只是作为补充，绝大多数普通员工不用担心到这一层）公司在设计期权激励时，也需要考虑上述「代理人问题」，避免被反向割韭菜。
3、帮助上升阶段的公司，用较少的现金支出请来高身价大牛
这一点非常直观了，薪酬是实打实需要花出去的钱，而期权则是远方的大梅林。但这也不是随便画画就灵的大饼：滥用期权激励，将其作为低成本忽悠人的邪术，招来的可能是一帮要么游艇要么天台的亡命之徒。将期权当成刮彩票，其实也背离了前两点初衷，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如何评价西安某高校要求为减少宿舍垃圾，取快递不能带走盒子，违反罚 3 万？

然而，学校不一定具有行政处罚权。。。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而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机关，如无授权并不具备行政处罚权。
但《行政处罚法》也有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学校理论上也有可能被授权实施处罚。
事件中的西安某高校能获得授权吗？那就要看具体相关的法条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受到委托的组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至于大学是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这一点值得商榷。大学工作人员不是「城管」，不是专门进行社会管理的执法人员，承担的社会职责主要是教书育人，而并不在于确保公共秩序。在此次事件中，也需要具体判断有无行政机关对该大学作出授权，如无授权则不得罚款。
同时，行政处罚也需要遵循「比例原则」，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说，如果能通过批评教育、宣传引导等方式实现目标的话，应当慎重使用高额罚款这一具有一定侵害性的措施。从法理的角度，判断是否能够进行罚款，一方面要考虑有效性（罚款是否能实现某种管理目的），也要考虑必要性（是不是必须要用如此高昂的罚款才能解决问题）。
以上都是值得考虑的地方，如果受影响的个人认为大学罚款于法无据或者超出必要的限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相亲是怎样的一番体验？

人生第一次参加相亲，聊出来的都是业务==
是这样的： @王妈妈 出于对保媒拉纤的热爱，参与组织了一个「谁是卧底相亲局」，20 个人的集体相亲中，有两人（我们）是真实 CP，包下了一个酒吧，大家随意聊三小时，找出来谁是真实情侣。
根据不知道谁编的研究，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有助于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而我又自带社恐属性，且就像《老友记》里的 Chandler 一样擅长用搞笑来掩盖社恐，于是就被拉上船了。（本来还考虑要不要虚构人设编个剧本，但为了避免引起大家对我的兄弟的过分关注，除了没有说自己是明尼苏达的，其它经历都如实相告。）
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一桌聊了起来，果不其然，都是在谈工作。某团，某字节，某探，某乎的员工探讨起了产品驱动 / 商业驱动 / 技术驱动的不同公司风格，并且抛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那边厢，两位金融从业者已经加上了微信，约定下次一起切磋业务。
有位朋友说，相亲是她了解陌生行业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至少这次看来的确如此。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压缩机能够有怎样广泛的应用，也不太了解同声传译到底是怎样的一份职业，结果通过相亲局得到了完美的解答。我和 @王妈妈 的身份一直没有被撞破，甚至没有被任何人投票认为是卧底（也可能是因为现在颜值下降严重，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找到对象的）。
投票的时候，有位参与者说起自己认为某人是卧底的理由：
「我感觉 ta 其实并不是真正想要了解别人」。
也有新认识的朋友告诉我，ta 其实也没有太急着开始新一段关系，只是周围的社交太过单调，被工作榨干了，平时都没有精力去认识别人。
酒吧里后来过来了一对来旅游的英国夫妇，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这是一个 match-making party，这时候有人正好在离开，英国夫妇对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帮忙问问，他找到爱情了吗？
「Would you do us a favor and ask him, if he has found love tonight？」
「He said, maybe next time.」
我毫不怀疑，这三小时过来，有人能收获新的内推，也有人会促成两家公司之间的握手。我端着一杯金汤力晃晃悠悠，本以为会有人聊房子和车子，但听到最多的，还是在介绍自己的工作。
北京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我对那对英国夫妇说，窗外能看到工体的计分牌：
People work here, and work grows into them.
// 最后，感谢陌上花开组织活动并提供酒水招待。
我工资是我老公的两倍，我给弟弟十万买房怎么了？

虽然这个问题被怀疑为「钓鱼」，但其实从法律角度，还是值得做个科普的。
根据婚姻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使用、处分，除另有约定外，应当在取得对方的同意之后进行，特别是重大财产问题，更应该得到对方同意，否则对方有权否认此次处分的法律效力。（当然，一方如果明知对方处分了共同财产，但未作反对，也视为同意）。
对的，这和是否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钱无关，和双方收入差距无关。把性别对调一下，如果男方工资高于女方，要从自己的工资卡里拿出一大笔钱赠与他人，也受到同样的约束。两个独立的人，将彼此的家庭、社会关系和财产结合起来，共同承担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婚姻所伴随着的东西。（在一些国家，夫妻双方被认为是个人申报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小单位，而不是个人进行申报，也是出于这一点）。
所以啊，女士，还是寄希望于获得丈夫的同意吧。这位女士的丈夫，如果你的确无法接受这样的做法，也不要怯于作出反对，否则法律也帮不了你。
再说了，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不是完全能用金钱衡量的事情，对彼此的尊重也不应因为收入差距而改变。
对内容/产品运营来说，什么是「过度运营」的误区？

把左口袋的东西，一通操作放到右口袋，美其名曰运营了，是最常见的误区之一。特别是左口袋和右口袋一样好，东西装到哪都能实现目的的时候。
对于渠道资源，用户资源，市场资源都是如此。调动和使用资源，是运营的技能，但不是目的。沉醉于自己能调配对少资源，而不检验这是否在原地踏步， 就陷入了「过度运营」误区了。
新晋管理者，如何同其他之前平级现在却成为下属的人相处？

简单来说，与对方达成共识：我们都是在给一个大的团队做事情，为了实现整体的目标有不同的分工。
如果不能达成这一个共识，要么自己去说一句另请高明，要么让大老板把对方劝退，要不然这团队真没法带（认真脸）。
说实话，基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再来攀比那点「权力」，真的是「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以互联网公司为例，一个十人之内的小团队，管理者真的不是在管人，而更多的是一个协调者、一个团队对外的接口，在自己的业务中抽出一部分时间用于跨团队跨部门的沟通，更多地像是一个团队的代言人。有的人活成了团队的面子、四处刷脸，有的人活成了团队的里子、把事情做成，但其实真的只是个人能力象限差异带来的分工问题，这一点也需要内部认知达成一致。当然，作为新的团队 leader，也要首先自己摆清定位，明白是团队把自己捧到前面的，团队也可以把自己拽下来。
在这个基础上，我倒觉得所谓「之前平级现在却成为下属的人」更应有理由觉得舒服，因为在「向上管理」这个技能点上，会处于一个开挂一般的位置。啥叫向上管理？大白话说就是推着上级帮自己完成目标。资源不够想办法要，其他业务线协同不顺利，让 leader 出去把事情平了，有想做的事情，让上级去找大老板画大饼，这都是向上管理的例子。对于曾经一起工作过，而非空降而来的管理者来说，向上管理大多数时候还是可以更顺畅的。基于这一点，我会非常明确地告诉对方，欢迎利用自己这一点优势和我沟通，告诉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最后，还是要通过确保团队交付业务目标，来让整个团队处于士气高昂的状态。玩《荒野大镖客》有感：开始哪怕是帮大哥做工具人，但想想大家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也就忍了；但当团队的事情一件件办砸、团队中的老人离开，那么对于管理者的质疑就压不住了。成功不能解决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与天斗」成就感的确能让人暂时忘记与人斗。
如果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作为管理者自己也有自信。在大部分靠谱的公司，从行伍之中提拔管理者，往往都是因为在正式被赋予一个头衔之前，这人就已经有能力去影响他人、忽悠着大家一起做事了。作为被选中的孩子，也要自信地端起这碗饭多吃几口。
知道你们会看，知乎熟人多，就不匿==
有哪些法学专业反直觉的知识？

想到哪说到哪：
1、「白纸黑字」的约定未必有效。例如，合同中过高的违约金，如果和实际违约造成的损失相比非常悬殊，在中国法律实务中是很可能不被法院支持的。不要被合同中的违约金吓到了，不怂，能赢。
2、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用户的内容，在世界普遍范围来看，真的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至少在法律层面而言）。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只针对政府行为，而不约束私人公司。这就是为什么推特公司可以封禁用户，但特朗普不能拉黑用户（因为后者属于政府不让人说话，而前者只是私人公司拒绝提供服务的商业行为）。
3、接着上一条来说，然而，私人公司未必有权拒绝提供服务。以美国为例，如果企业拒绝交易的行为具有歧视性质（如拒绝接待特定种族而缺乏合理解释），那么同样可能是违法的。法律有的时候就可以「强买强卖」。
4、在大部分时候，对于网上的侵权内容，网站的运营者只要没有被告知存在侵权行为，都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内容这么多，看不过来，要开网站的人去管并不现实。但（就中国法律而言）如果网站运营者选择、编辑、修改、推荐了侵权内容，就很有可能承担侵权责任，因为这说明经营者的确看到了，也使用了这些内容。简言之，做多错多。
5、在英美法律中，你合法拥有的土地房产，如果别人公然待在上面，待得足够久，就可能变成别人的。。意外不意外？
之前写过一篇回答介绍「逆权侵占」，可能比较冷门看的人很少，在这里复读一下：
一方公然、公开、持续地占有他人土地，经过较长时间（各国、各州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一般为 10 -20年），且被侵占一方有能力主张权益，却并未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则土地归侵占方所有。
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逆权侵占」的适用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判例法中创设了一些额外的限定条件：
Van Valkenburgh v. Lutz, 106 N.E.2d 28 (1952) 一案中，原告从市政府处购买了一片土地，购买后一直闲置。被告在上面上开路犁地，养鸡种菜，并随后主张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判决称逆权侵占的「占有」需要伴随着对土地的「投入」和「改善」，仅仅是圈地养鸡并不属于一种「改善」。
Manillo v. Gorski, 255 A.2d 258 (1969) 一案中，法院对「公开」做出了解释，认为被占有的土地大小必须是肉眼可见的显著区域，仅仅是因为砌墙时丈量错误导致将院墙砌在他人土地上、占用了小块土地，并不能构成「逆权侵占」。
逆权侵占这一概念长期伴随着争议：为什么自己的土地会白白落入他人手中？从立法目的来看，这是为了鼓励土地所有者积极利用土地资源、珍惜自己的权利。如果「躺在权利上睡大觉」，面对明显的侵权行为无动于衷，那么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如何看待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

有益的尝试，希望能扫清「性骚扰」问题的模糊地带。
性骚扰行为一直处于立法者的视线范围之内，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还扩大了其范围，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将强制猥亵的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了不限性别的「他人」）。
另外，其它部门法也有相关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但正如上海市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到的，实践中大多以行政处罚方式处理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行为，在使用刑法这一大杀器方面，仍有空白地带需要填补。希望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能够推动法律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甚至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
而在民事角度，本案中受到骚扰的当事人也能追究「咸猪手」的侵权责任。2018 年 12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纳入民事案由范畴。理论上，问题描述中提到的现象，放到 2018 年之前或许也可以从人格权的角度提起诉讼，但新增设的案由，无疑能更直接解决对「咸猪手」起诉立案难的问题。
有没有很少人知道但是很有意思的法律知识？

展开介绍一下 @吴声威 提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法」（或称为「两小无猜条款」），这类立法在世界多个国家都存在，但也面临争议。
「罗密欧与朱丽叶法」的形式有很多，抽象一下可理解为：在法律规定，与特定年龄以下者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自愿，都视为强奸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性关系的双方年龄相近，则不构成强奸。
还是有点绕，我们来捋一捋，假设存在一个架空的国家，有着以下立法，各自的理由如下：
1、违背他人意愿与之进行性行为，构成强奸罪。（因为侵害了他人的性自主权）
1 -1 ：反之，在他人自愿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性行为，不构成强奸。（性自主权没有受到侵害）
2：但是，如果一方年龄小于 X 岁，哪怕其声称是自愿的，与之发生性关系也属于强奸。（因为立法者认为，「很傻很天真」的当事人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对行为的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且容易被年长者所哄骗、利用，需要特别的保护。）
2 - 1：然而，如果在上述情况中中，发生性关系的双方年龄大致相同，则不会因为立法 2 被判处强奸罪名成立。（因为在没有明显的年龄和社会阅历差距情况下则年长一方通过经验和社会地位哄骗年幼一方作出同意的可能性较小，更加有理由认为双方的行为是出于真实的自愿。）
2 -1 的情况，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在美国的一些州就有这样的规定。例如，明尼苏达州大明律中，虽然将与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自愿）一律视为强奸，但 609.342 Subd.1 (b) 条给出了一个例外：如果双方年龄差距在 48 个月之内，且的确出于自愿，则不构成强奸。
@吴声威 的回答认为，中国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回答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部分：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其中，「幼女」指 14 岁以下的女性，也就是说在中国法律中， 16 周岁以下者与 14 周岁以下的女性偶尔（自愿）发生性关系，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则不认为是犯罪。
像是这样的立法，在世界多个国家都存在争议。支持者主要站在性自主权的分析框架中，认为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行为不构成对法益的破坏。而反对者主要考虑的有两点，一是在性行为对年龄较低的未成年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生理和心理危害性；二是此类例外有可能被滥用以掩盖犯罪行为，导致对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够（或者说对未成年人犯罪者的惩戒不足）。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类立法背后的逻辑还是挺有趣的，值得了解一下。
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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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表示支持萧华「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你对哈登的表态有何看法？

这次真的不带观点，就说说哈登到底说了啥。（问题中的「权力」是不准确的，言论自由作为一种社会成员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应当是「权利」。）
哈登具体说了这几句：
We all have freedom of speech, that is the world we live in.
我们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世界（的情况）。
立法保障言论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 当然，可能的确存在没有立法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哈登又不是法学博士，没必要苛求精确，可以理解为对普遍情况而言。
Everyone should (say) how they feel and their thought process, be able to speak it.
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自己思考的过程，应该有能力说出来。
对上一句的展开，从实然推到应然。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some type of ways, others are going to agree. That is just the world we live in. I am here for Adam Silver.
显然，有的人会有特定的想法，有的人会同意（这种想法）。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我和亚当肖华同在。
这一句话，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可能理解为前半句指的「特定想法」指莫雷和肖华的言论，而哈登则指出，现实就是有的人会表示认同。
至于「here for Adam Silver」，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分歧。有可能结合上文理解为支持「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自己思考的过程」，也有可能结合事件大背景理解为 NBA 总裁对于事件的态度。说白了，其实就是到底是在支持发表言论这一行为的形式，还是言论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没法判断，但既然问题描述和问题下前排回答没看到哈登的原话，还是有必要补充在这里的。
大家都能能有自己的观点，我也保证过不会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大家，但至少讨论问题还是要尊重事实，不要断章取义。
最后普及一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国家不得立法限制自由表达，NBA 作为私人机构，不管是限制还是鼓励成员的言论，其实在法律意义上和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无关（正如推特可以删除用户发布的内容而不涉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但特朗普拉黑用户就不行，因为后者是政府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不会在意这点区分。可以理解为，这一事件中的「言论自由」更多是对一种观念的探讨，而不是对技术问题的探讨。
研究生面试应该更看好低级院校的学生吗？

克服更大的困难取得相同成绩，因此应该被优先考虑，这一逻辑在现实中的确曾被用于指导教育资源的分配。
例如，美国大学录取考试 SAT 就曾经计划加入「逆境分」（adversity score），对于教育资源较差地区的大学申请者给予额外照顾，但这一政策因为涉及对特定种族的人数平衡（或者说对亚裔的打压）遭受争议，且最终被中止。中国大学录取中对于贫困地区有国家专项，也具有类似的考虑：在不利条件下依然能取得良好表现的候选人，值得被青眼相看。
然而，研究生阶段录取名额分配却不太适合沿用这一模式。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如同 @司马懿 所说，在排名较低的本科院校取得良好成绩，这一信号中所包含的「噪声」太大。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可能是因为投入了显著过高的精力用于考研；参与的活动和本科 GPA 亮眼，可能是「矬子里头拔将军」，这些都是干扰项。
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所关注的不仅是学习能力，也在于生产力。学习能力强、悟性好的学生，当然值得招；但根本不用特别作出点拨，而是能够「即插即用」，一旦录取就能迅速开展工作的学生，岂不是更好？学历歧视也好，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也罢，985 211 的本科教育经历，往往意味着有更多机会接受学术能力训练，在进行文献检索与学术写作、进行实验设计和执行方面有更多的积累，这都是研究生导师所看重的生产力。
那么，有没有机会逆风翻盘呢？还是那句话：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paper。不要被自己弯道超车的学习能力自我感动，而要秀出自己的生产力。
研究生，跟一份工作有些相似，而不仅仅是在学习。最近在工作中陆续面试了一些候选人，很残酷的一点是，团队经受不起「刮彩票」的风险（招进来，不行的话试用期之内再解约，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没有太多时间等待一个人来之后再学。具体来说，如果有候选人的学历不起眼，但是有大厂实习经历，参与过不错的项目，那同样是极具竞争力的。
还是要想办法，证明自己有能力做事情，而不是有能力变得有能力。
你的母校是如何建校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如果我不够红，又不够蓝，甚至还不够「精致」，那我算是什么？
1911 年，一所学校在屈辱之上建立了。按照《辛丑条约》，清政府应当向美国支付「赔款」，而西奥多·罗斯福决定从其中拨出部分款项，用于兴办学校。学校采用美式教材和教学方法，就连主建筑群，也是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设计。这所学校所培养了大量留美人才，被非官方地称呼为「留美预备学校」。这个梗，一直被玩到今天。有个段子说，如果第六教学楼被炸了，那么美国的科技将会倒退十年。
此为「不够红」。
这所学校在建校早期也并不够「理工」，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文大师曾在此任教，也走出了钱锺书、杨绛、季羡林、梁实秋这样的知名校友。随着院系调整，这所全科目综合类大学才变成仅有八个工程系的工程技术大学，而这一变化至今依然制造着流行文化中的「理工男」标签。
此为「不够蓝」。
这所学校的同学们，从建校早期就习惯于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反正是留美预备嘛，脚底抹油便是了，为什么要建设这个国家？反正有传统嘛，吃点救济粮，是「不忘初心」。但看看事实，就会发现这样的声音从来没有成为主流。
此为「不够精致」。
那就如此罢，那我自己来说，不够中，也不够西，脸皮还不够厚，也是发扬传统了。
如何看待国人对小费文化的不理解?

小费这东西，本来就很令人费解啊，因为它很难自圆其说。
如果说小费是服务费的话，为什么要按消费额度百分比计算？ 如果我点了一瓶四十美元的酒，按照给 15% 小费的惯常做法，要支付六美元小费。而我的兄弟点了四百美元的红酒，就要支付六十美元。难道说，开一瓶高级红酒所付出的服务，价值要比开一瓶普通红酒高出五十多美元？是瓶塞特别难拧出来，还是高级红酒特别不好倒？ 作为服务费，这种计算方式是难以自洽的。
再者说了，小费是在餐后才给的，我甚至不能预先购买优质的服务，只能被动地接受。（没听说过有人对服务生说：「老铁，我埋单的时候会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小费，你得把我伺候好了。」）
如果说是对优质服务的奖励，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帮酒店老板提升员工素质的。企业本来有必要进行员工培训，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方式，激励员工更好地完成吧本职工作。现在倒好，我还要自己掏钱帮他们来管教员工了。
另外，小费的存在也会让人们无法准确判断外出用餐成本。你以为一份牛排二十美元，其实还要加上百分之十五的消费，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税没写在价格中，但这些都是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菜单价格要比实际支出显著偏低 这也可能误导消费者。
最后，正如 @Luxenius 回答提到的，小费也未必能让顾客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服务生一般只会从他们服务的那桌客人处收到小费（只有少数餐厅可能会让服务生平分小费），所以很多人会对别桌客人的需求漠不关心或者来回踢皮球，极大降低用餐体验。
不理解就不理解吧，没啥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