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富农为什么是敌对分子？就因为有钱才这样划分的吗？为什么地主可耻，贫农光荣？

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作为中国基层的统治阶级、中坚力量，不曾为保卫国家、造福人民、社会进步承担起任何责任。
每一次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运动，都没有地主阶级的参与，冲在一线的，反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反而，地主阶级大多数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土匪的帮凶；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大肆屠杀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农会干部、进步妇女的的主力，就是“地主乡绅”。
4.12之后，地主乡绅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

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近代中国，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时代，地主田连阡陌，还通过灾荒、高利贷吞并了无数农民的土地，掌握了生产资料之后，却不思提高生产力，发展近代工业，而是继续扩张土地、城里买房、兑换黄金美元…继续残酷盘剥农民。
（国民党政府）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美.白修德.《中国惊雷》）
土地革命期间，地主组织武装民团，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一起，大肆屠杀苏区革命群众，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许多著名红军将领，一家人都被地主杀了个干净。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在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的“维持会长”，鱼肉乡里的“和平军”，几乎都是地主阶级组建的，他们配合日军扫荡，屠杀抗日群众，作恶不下于日伪军。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结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
在解放战争期间，地主武装“还乡团”配合国民党军队，对翻身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手段之残酷，早已脱离了人类文明的范畴。
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进到活埋。

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结活埋或枪杀了。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地主还乡团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戳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的还乡团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农会会长的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一个华野战士的军属母亲被地主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折磨死。死难的村民，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地主还乡团。高里区一个妇女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
在水旱蝗灾，人民吃不饱饭，饿殍遍野的时候，地主阶级不但没有放松压迫，还加紧了对贫农、佃户的剥削了掠夺。
那年头麦子单产不足一石，水稻也仅每亩两石左右。而地租每亩要一石二斗五至一石五斗稻不等。佃户送租谷进仓，那些管家、账房或庄头还要从中作梗渔利，在验收租谷中百般挑剔，过数时用躬腰淌子刮斛、刮斗，刮过后这斛或斗里的稻子都是冒尖进仓，这样佃户从家里挑来一石稻子，三下五除二只剩八斗。每年交完租子，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有什么虚田实租、尾欠租加利、看稻费、写田礼、高利贷滚利等，这样佃户辛苦一年，所剩已不足裹腹。秋后冬春，很多户只能连锅一担，泥门逃荒要饭（旧时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时，都用土墼塞门，再用泥封好，故叫泥门逃荒）。
地主家大年三十算账收钱收利息，往年的陈账加上本年的新账，逼着人还钱，不还钱就在大过年，别人来来往往拜年的时候把人绑在集市上，游街示众。你要反抗，腿给打断了，你要是武德充沛，直接报你一个“通匪”，剥皮点天灯杀全家都有可能。
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被租子、高利贷一套连招之下，盘剥成卖儿卖女的杨白劳。地主和地主的后人还会说：这是你自愿的。
所以，讨论单个地主的善良或者邪恶，进步或者落后都没有意义，你就算找出一千个、一万个所谓的“好地主”、“大善人”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阶层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反动、落后，阻碍社会进步，阻碍生产力发展，危害四万万穷人的…不彻底推倒这个阶级，中国就不能迎来解放，国家也无法工业化、现代化、人民更没法获得生存的权利。
1953年，烈士黄继光的母亲，曾经给教员写过一封信：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好的。”

“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作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恕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的英雄和模范。”

你看，自从有了共产党，有了土改，推翻了地主在中国基层的统治，我们的人民爆发出来多么令人惊叹的伟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