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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保，将一个身上有炸弹且即将爆炸的人质推下楼，是否是犯罪行为？

月老师的答案已经很完美了，我来狗尾续貂一下：「一命换一命 / 一命换多命」的行为必须要被评价为犯罪；同时，对于题目中的情形，行为人不应当被处罚。
如果允许一名公民为了自己利益或者「多数人」的利益去剥夺他人生命，实质上就是在赋予人们一种「做上帝」的权力，让普通人可以成为社会秩序的最高裁量者。无论是为了维护秩序还是保护私人权利，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都是不能任意下放的。
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Regina v. Dudley and Stephens ，讲了这么一件事：
1884 年，一名澳大利亚的律师 John Want 在英国买了一艘帆船，准备雇人将它开回澳大利亚。启航一个多月后，1884 年 7 月 5 日，帆船在好望角附近遭遇风浪沉没，四名船员爬上了一艘救生艇。
这场漂流并不奇幻：
第一天，他们合力用船桨击退了鲨鱼。
第三天，他们实在挨不住饿，开始吃罐装的干粮。
第五天，他们抓到了一只海龟，每人大概分到了三斤海龟肉，还喝光了海龟血来补充水分。
第八天，他们开始喝自己的尿。
第十天，海龟壳上的最后一点肉丝也给啃干净了。
第十五天，Richard Parker 首先扛不住，病倒了。
第十六天，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把 Richard Parker 吃掉。
第十九天，Richard Parker 陷入昏迷，人事不省。
第二十天，船长 Dudley 向其他几个人做了个眼神，大家心领神会，有人按住了 Richard Parker 的腿，有人默默转过头去。
Dudley 用一把小刀划开了 Richard Parker 的颈静脉，大家分吃了他的肉。随后，剩余三人得到救援活了下来，迎接他们的是谋杀罪名的指控。
船主，也就是这名叫做 John Want 的律师，代理了参与谋杀 Richard Parker 的两名水手。律师提出了类似于「紧急避险」的辩护理由：
假设两个落水的人，为了活命，在争夺同一块木板。木板只能保证一个人不沉入水中，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入水中，自己活了下来。对于社会来说，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一个人的死换来另一个人的活，并没有增加对社会的危害。
但法官不接受这样的辩护理由，反问道：
谁又能评判你们的做法是不是「必要」的？如何去衡量生命的相对价值？是力量还是智慧？是不是他（17 岁的 Richard Parker）的死，就比一个成年人更为「必要」？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死，你们配吗？
任何普通人都不配，我们不是神明，无法预知什么是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我们无权决定他人的命运，所以，两名水手必须被判决有罪。
如果允许人们为了最大化社会利益而杀人，结果不堪设想：摘下绝症患者的肝脏移植给健康人，构成犯罪吗？一个清华做题家和一名带专人同时被老虎追赶，应不应该故意绊倒其中一人，给另一人争取逃生机会？ 法律不应该允许用人命做这种社会利益的算术题。
但是，正因为我们不是神明，所以我们胆怯，我们懦弱，我们没有随时为他人牺牲的觉悟。法律同样也不强人所难，不会因为一个人并非圣贤，而对他处以严峻的刑罚。
在 Regina v. Dudley and Stephens 案中，两名谋杀罪名成立的水手，虽然按照当时的法律被判处死刑，但在公诉人的建议下，维多利亚女王动用了自己的特赦权，将两人赦免。
也许，对于「将一个身上有炸弹且即将爆炸的人质推下楼」的行为，也只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了：
法律上，必须强调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实践中，应当减免处罚或者依法不提起公诉，否则人性也不会接受。
如何看待媒体称「山东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取得学历」，涉及14所高校？

冒名顶替上学事件的爆发，暴露出一个问题：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代价过低，法律威慑力不足。
「狸猫换太子」的事情一旦曝光，相关人员可能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刑法层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
如果使用了假身份证件、户口本或者其他伪造材料参加录取，就可能构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在招生工作中，明知存在伪造的身份信息而予以认可，帮助冒名顶替者获得录取，可能构成徇私舞弊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滥用职权造成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可能构成渎职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看来，最高刑期可能不足以满足大众对正义的朴素认知。毕竟，在中国社会价值观中，冒名顶替上学断绝的是一个家族的希望、破坏的是具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秩序。
如果相关行为伴随着行贿受贿，那么当然也有对应的罪名。但从目前曝光的一些事例来看，所设计的冒名顶替者未必是巨富权贵，来自普通家庭居多，受贿金额未必巨大。
而在民事层面，针对侵犯他人姓名权，可提出民事诉讼并主张获得经济赔偿。然而，从个案的情况来看，赔偿额度是比较有限的。
在罗彩霞遭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原政委王峥嵘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事件中，通过民事诉讼，罗彩霞获得了 4.5 万元赔偿，而这已经是当时（2010 年）姓名侵权的最高赔偿记录。对于被冒名顶替者来说，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是通过计算收入差距就可以填平的。
希望此次事件能让社会对冒名顶替的阻遏力度加以反思，无论是刑法，民法还是党内纪律，都需要更有威慑力的方式，劝退潜在的冒名顶替者。
618 了，为了蹭下知乎对好物推荐的扶持，推荐波斯纳的一本书。波斯纳是我很欣赏的法学家，他善于使用经济学的视角，让法律不再停留在真空中的球形状态，引导我们思考如何让法律更好地塑造社会，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启发。
我是家暴者，家暴真的不能被原谅吗？

在讨论家暴时，应当跳出是否原谅这个框架。无论回答能或者不能，其实就已经被绕进去了。
在家暴预防中，我们可以考虑很多问题，比如：
受害者是否在经济地位上与施暴者存在不对等关系，导致可能迫于经济压力难以逃离家庭？
受害者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来寻求帮助，抑或连自己具有哪些权利都茫然无知？
社会力量有没有充分介入，例如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提供家暴反馈机制？
这就好比在海鲜制品被发现携带新冠病毒后，立刻反思预防措施，排查仓储和运输链路、对交易场所进行消杀、提供处理和食用生鲜产品时的安全建议。
相比之下，一再追问「三文鱼真的不能被原谅吗？」「三文鱼还配不配被人享用？」毫无意义。谴责三文鱼也好，谅解三文鱼也罢，大家随意，我不关心三文鱼的道德品质，只关心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我国的家暴预防机制还在探索和发展阶段，有了一些初步成效。根据最高法工作报告，2019 年各级法院一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004 份，开始更坚决地「插手」家务事，保护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但家暴预防的社会资源依然稀缺，2019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家暴预防组织的服务范围依然局限在城市。能够向边远不发达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的组织所占比重仅有23.3%。另外，家暴案件中的社区矫正机制也还不健全。一些在反家暴方面起步比较早的国家，已经有了法院强制进行心理咨询的机制，而我国在这方面依然有待探索。
问题描述的例子中，当事人将自己的家暴行为归结为「情绪管理还不够成熟」，并宣称「觉得我已经能控制好情绪」，不知是否真正了解过自己情绪问题的源头，并且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亦或者只是觉得自己不会再犯了？是否了解家暴预防机制并且积极配合？
我们不关心三文鱼的感觉，并不是因为铁石心肠。而是因为，三文鱼觉得自己是否能控制好携带病毒对我们不重要，没有病毒对我们才重要。
如何看待法国男子因「上班太无聊」起诉公司获赔 40 万元，法院称「损害了他的心理健康」？

这则新闻看上去可笑，但背后的问题却很严肃：
如果公司霸凌员工、创造一种具有敌意的工作环境迫使员工辞职，能不能依法维权？
根据卫报在本案起诉时的报道，这名叫做 Frédéric Desnard 的员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被安排和岗位要求相关的工作，只被指派各种与本职工作无关的闲差。在此期间， Frédéric 显然和公司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他曾因诽谤公司被提起侵权诉讼，当时，陪审团认为 Frédéric 和公司之间存在「敌意」。
准确地说，本案原告并不是因为「上班无聊」而起诉公司的，他的主张是公司对自己进行了霸凌。
（接下来，请原谅我二把刀的法语，如果理解不准确欢迎指正）
法国劳动法禁止以破坏工作环境为目的（qui ont pour objet ou pour effet une degrada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侵犯他人权利和尊严、危害他人精神和身体健康、负面影响他人职业前景（susceptible de porter atteinte a ses droits et d sa dignite, d'alterer sa sante physique ou mentale ou de compromettre son avenir professionnel）的，持续性的行为（les agissements repetes）。
这正是本案原告起诉的法律依据：不是因为工作太无聊，是因为公司以没啥技术含量、和岗位要求无关的工作羞辱他。
在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公司想要开除员工，但又不想作出补偿或者不想带来法律风险，于是故意孤立员工、贬低他对公司的价值，以此进行「劝退」。
面对这种行为，站出来维权，又有什么可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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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我的盐选专栏，看到更多「反直觉」案件背后的价值取舍：
如何看待南京一女子利用航班延误骗保 300 多万元？

法律层面，赞同月老师的结论：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保险公司出于「错误认识」而进行赔付，则不宜认为构成保险诈骗；但如果新闻报道中「从亲朋好友处骗来20多个身份证号以及护照号」的情况属实，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法律分析，不可能写得比这个回答更好了：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个人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对赌」，应该让国家公权力介入吗？
假设张三成立了一个「羊毛联盟」，组织起来 20 人，征得同意之后由张三统一购买机票和延误险，通过计算航班晚点概率赚取保费。
这种羊毛党的行为，固然会影响企业利润，也会影响其他公民的利益（票都被羊毛党买了，耽误了有真实出行需求的人们），但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大招适用刑法加以调整。
湖北省高院的张忠斌法官曾经用非常直白的语言解释过刑法的「谦抑性」：
用其他法律手段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为什么刑法需要有谦抑性，是因为立法者们屁股歪了，站在犯罪分子一边吗？
不是，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治理成本的问题：如果能让航空企业优化退票机制，基于过往数据，识别出可能存在恶意操作的用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退改作出限制；如果能让保险企业基于赔付情况，更合理地设计保险产品，那么市场秩序和企业利益同样可以得到保护，而不至于动用刑法，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不光审判和执行刑罚需要钱，犯罪者本应创造的税收和其他社会经济价值同样也是一种损失）。
再者说了，如果刑法对于企业来说过于好用，也可能抑制商业竞争。我的产品不合理，管他呢，出了事情让司法系统兜着；我的精算师搞砸了，没关系，国家公权力会帮我挽回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能否充分进行市场竞争，也是值得怀疑的。
如何看待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队伍将被解散？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明尼阿波利斯市可能只会留下几块有警力覆盖的「安全岛」：
高速公路上（有州警 state trooper 巡逻）
明尼苏达大学校园内（有学校组织的校警）
亨内平郡法院和看守所里（有郡里的警察）。
另外，一些联邦法律管的犯罪，例如绑架，电信诈骗等，也会有 FBI 来管。
如果非要在明尼苏达州遭遇犯罪的话，在以上场所，或者是遇到绑架之类联邦管的罪名，或许还能伸张正义，得看脸了。。
还有一种情形：在美国法律中，如果犯罪行为涉及多个州，那么应该有联邦司法系统来管，一般会由 FBI 组织侦破。如果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受不法侵害，一种获得警察帮助的方式就是赶快往别的州跑，让事件变成跨州犯罪，从而创造条件让 FBI 介入。据我的经验，从明尼阿波利斯驱车，只需要一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威斯康星州的 Prescott 市，形成跨州犯罪的局面。（说句不吉利的，万一在明尼阿波利斯被杀害了，寄希望于凶手开着车到别的州抛尸，还有希望让自己讨到公道，因为这样一来联邦警察就能介入了。）
当然，去圣保罗市避难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是双城地区，从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到圣保罗市中心，也不过二十分钟车程。
如何看待黑人死亡事件拍摄者被质疑见死不救，回到案发现场崩溃大哭？如果你在现场会怎么做？

按照普通法国家的传统，一名普通公民对另一名公民原则上并没有救助义务，除非：
自己的行为将他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如果张三推不会游泳的的李四落水，见到李四在水中挣扎呼救，此时有义务进行救援；
两人之间具有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例如，张三是李四的父亲（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张三的儿子姓李，法律人举例子就这么随便），张三明知李四处于危险境地（例如独自被反锁在家中，没有充足的食物），此时如果坐视李四饿死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两人之间具有特殊的契约关系，例如雇主有义务救助雇员、巴士司机有义务救助乘客。
其它特殊身份带来的救助义务：例如泳池边的救生员有义务救助游泳者等，但局限于他的专业训练和职责范围之内。譬如说，如果有人在泳池持刀杀人，那么救生员没有义务夺刀救人。
希望这名叫做 Darnella Frazier 的 17 岁高中生不要自责，从法律角度来说，她并没有义务救助乔治弗洛伊德，在现实层面也没有办法从警察手中救下他（事实上，其它试图劝阻警察的路人还被警察用枪指着威胁）。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通过你能看到的媒介告诉你这一点。你向世界揭示了这一暴行，让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这两尊「柜中的骷髅」终于见了天日。如果没有你的记录，此次事件可能最终会被淹没在地方小包的角落，涉事警员可能被象征性地停职调查几天之后，随着检方不起诉的决定，再度走上街头。
You have already done an excellent job. You revealed brutality to the world and unveiled the two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 police violence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d there not been your video, the incident would not make it out of Star Tribune. And the police officers could have gone on patrolling the streets after a brief "administrative leave" and the prosecutor's decision not to file charges.
Darnella Frazier ，于法于理，你都应当无愧于心。你只有 17 岁，但已经有了一颗侠义之心，有对他人的慈悲，有不断鞭策自我的自省。你需要把如今的苦涩和不甘化为力量，去上大学，学习关于你们的历史，了解黑色皮肤的意义，Protect your people。
Darnella Frazier, as a matter of law and reason, there is nothing to blame yourself for. You are only 17, yet you have the heart of a superhero, the compassion to others, and the unyielding self motivation. Empower yourself with today's bitterness, go to college, learn about your people's history and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black. Finally, go protect you people.
如果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现实，那就忠实地记录现实。你因为没能拯救一个人而悔恨，但终有一天，你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拯救了无数的兄弟姐妹。
如何看待美国加州一男子携带锤子被误认为手枪，遭警察 5 次开枪射杀一事？

有个类似的事件可供参考：
2004 年 7 月 11 日，一名叫做 Frank Lobato 的拉丁裔男子在自己家中遭到警察枪击身亡。开枪的警察叫做 Ranjan Ford，当时他接到家庭暴力案件报警（Lobato 的侄子是嫌疑人），于是入户搜查。
警察架起梯子，从二楼的窗户进入 Lobato 家中。Lobato 当时患病卧床，警察进入他的卧室时，他手里正好拿着一罐饮料。Ranjan Ford 宣称自己误认为 Lobato 握着一把枪，于是先发制人，开枪击中对方胸部致其死亡。
检察官 Bill Ritter 拒绝对 涉事警员提起刑事指控，并对媒体宣称，自己「无法说服自己，认为 12 名理性人可以排除合理怀疑认定涉事警员（谋杀或过时杀人）罪名成立」。另外，大陪审团也没有达到足以起诉的票数，最终 Ranjan Ford 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Ranjan Ford 在事后回到了警队工作，但不再被布置巡逻任务，改为从事二线工作。在后来的名师诉讼中，死者 Frank Lobato 的家人与对方和解，获得 90 万美元的赔偿。
和装饮料的易拉罐相比，拿着锤子被误认为持枪，似乎还更加容易得到理解。
那就，李姐万岁吧==
2020年摆地摊卖什么比较新颖？

有没有人考虑过摆摊卖法律服务？
看到哪个厂闹裁员了，开个小面包车，后排座椅拆了弄个小茶几小马扎当会客室，扯上一个「代理劳动仲裁，不争 N+1 争口气」的横幅，开到公司门口。看有谁抱着纸箱子低着脑袋出来，马上带着正义女神下凡一般的光芒迎上前去。
要是在美国读过 JD，还能开辟一些当前形势下特殊的业务 - 找个烧烤摊，看到有哪桌摆的空啤酒瓶子多、开始侃国际政治了，马上跟着附和 - -
「对啊，这特朗普太不是东西了，那帮美国律师也是想红想疯了，居然起诉中国要我们赔几十亿」
「咱们也要以牙还牙，这样吧，我在美国读的法学院，联邦法院的法官跟我是撒尿和泥的交情，让我来写个状子，去起诉特朗普怎么样？」
「啊你们也想把默克尔和马克龙一起告了啊？那得加钱。」
「凭啥加钱？主要因为法语和德语我不会，得现编。」
律师摆摊这一行，也要有互联网思维，结合热点。
离婚冷静期一出来，大家都不太冷静了。查好了各地民政局的地址，开上祖传小面包，把横幅改成「距离《民法典》实施还有 XX 天，离婚冷静期正在路上，欲离从速」，等着代理离婚官司。
再比如这两天，有人告爱奇艺超前点播告赢了，大家都很激动，我也可以蹭一下 - 蹬个三轮，提着大喇叭，晃过门卫开进了年轻人租房比较多的小区：
「哎～～ 看了庆余年的有吗？ 充过爱奇艺会员的有吗？代理诉讼，一告一个准，打不赢不收钱！」
当然，这样的吆喝是严重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不能承诺诉讼结果或者用打不赢退钱之类的方式做宣传。但既然扶持地摊经济嘛，为了解决法学生就业问题，不妨也放宽一点。
另外，按照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向当事人明示或者暗示与办案机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同样是不行的。同理，咱就不在意这么多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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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 @郭不紧 律师提供为了规范律师摆摊行业秩序所瞎编的《执业律师摆摊合规指引》，很有帮助：
顺便在网上也摆个摊，卖自己的盐选专栏：
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十万人，对美国社会的震动还不如警察暴力执法整死一名黑人大？

绝不仅是「整死一名黑人」的问题。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2019 年美国一共有 1004 人死于警察执法。
根据博林格林州立大学的一项统计，2005 - 2019 年来，共有 13000 起警察执法致人死亡事件，同期，仅有 106 名警察受到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罪名的指控，仅有 33 人最终被定罪。
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警察有合理事由认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即可使用致死性力量。2016 年明尼苏达州 Philando Castile 案就是一个例子：死者在驾车时被警察 Jeronimo Yanez 截停，被要求出示驾照。Castile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承认自己身上携带了枪支，结果警方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连开七枪打死 Castile。在随后的庭审中，尽管有证据表明警察当时并没有看到枪支，但陪审团认为警察对个人安危的恐惧是合理的，于是 Yanez 得以无罪释放。
一系列司法实践表明，死在美国警察枪下，基本等于死了白死。更要命的是，警察打死人是一个非常看种族的事情：黑人男性死于警察执法的概率是白人的 2.5 倍，每 1000 名黑人，就有一人死于警察暴力。
像是新冠疫情这样规模的传染病，可以说是几十年一遇，而美国警察却在以每年超过千人的规模稳定制造死亡；新冠疫情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同等收入前提下做到了「种族平等」），无论种族、肤色，暴露在病毒下都有可能患病，但警察执法却明显地看人下菜碟。
一个是偶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且新冠面前人人平等；另一个是长年累月挥之不去的阴云，且折射出了社会中矛盾一触即发的种族问题。两者都对人类的生命尊严造成了冲击，足以对社会认知造成震动，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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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写好了详细介绍 Castile 案经过的文章，并发布在了盐选专栏中，有会员的朋友可以免费看看：
离婚冷静期的设立，会进一步减少结婚率吗？

两年前，当离婚冷静期写入民法典分编草案时，我就表达过一点担忧，如今依然认为有必要指出：希望在存在家庭暴力以及其他对配偶的虐待时，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否则离婚冷静期可能会起到劝退结婚的效果。
家庭暴力案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极高的再犯率。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量刑顾问委员会（Sentencing Advisory Council) 2016 年发布的数据表明，该州家暴罪名成立的犯罪者，在五年内再次犯罪的比例为 53%（「再犯」指包括家暴在内的各种犯罪类型），高于所有犯罪者 37% 的五年再犯率。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犯罪数据研究局（New South Wales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也在 2016 年公布了一项基于 1600 个案例的统计数据：20.3% 的家暴罪犯，在得到缓刑机会或者刑满释放后的 12个 月内再次犯下家暴罪行。
美国也有类似的研究。一项基于 1300个 案例的统计数据表明，8% 的家暴嫌疑犯在被保释候审期间因再次涉嫌家暴而被逮捕，31% 的家暴案件犯罪者在结束法院强制的干预项目后一年内再次犯罪。（研究摘要请见：https://domestic-violence-law.com/can-abusers-be-rehabilitated/）
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相关的立法工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阶段，相关数据并不完善，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况仍然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果婚姻中存在暴力虐待现象，这种「冷静期」会不会成为再犯的「黄金时期」?
诚然，随着我国反家暴立法的不断进步，人身安全保护令等保障机制逐步出现，但对于掌握法律资源相对有限的群体而言，是否能争取到这类保护是个问题。在家暴的阴影下，不宜一刀切地要求人们「冷静」。
历史上有哪些本为一时权宜制定的法令，最后却因相沿成习成为了尾大不掉的弊政？

美国建国初期的「五分之三原则」，可能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权宜之计之一了。
美国 1787 宪法第一章第二条写道：「[众议院]代表名额和[向联邦政府]支付的税收...应按照联邦中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加上]其他人（all other persons）总人数的五分之三。」
这里的「其他人」，落到纸面上不好说得太直接，其实就是指黑人奴隶。美国各州想要组成联邦，为了平衡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利益，将国会分成参众两院，参议员人数固定，众议员人数和人口挂钩。同时，各州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金也和各州人口挂钩，这样兼顾了每个州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距。
然而，南方并不支持点人头的统计方法，在他们看来，奴隶应该属于财产，如果在计算人口时算上奴隶，那么「人头税」就变成了财产税，导致南方需要承担额外的税负；而北方也不支持按人口计算代表数量，因为蓄奴的南方各州因此会有更多的众议员，在国会中获得优势。
因此，双方愉快地达成了共识：黑人就按五分之三个人来算，这样南方少交点税，北方在国会也不吃亏。
但这一权宜之计，却给后来美国的动荡埋下了祸根。要知道，黑人奴隶是无法投票的，而且他们的利益也不会被议员所代表。五分之三的实际政治效果是，南方的白人在国会中的话语权更大了。1812，蓄奴州在国会 143 个众议员席位中占据了 76 席，其中 17 席是黑人奴隶带来的，也就是说，黑人抬着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白人奴隶主们成为了国会中的多数，而后者诉求是保持蓄奴、保护基于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
你看，这就递归了吧：南方白人凭借着奴隶带来的席位，让国家政策向支持蓄奴倾斜，这不就是左脚踩着右脚飞上天嘛？
这一自我强化的循环，也的确导致了南北方矛盾的激化，最后引发了死亡人数超过 60 万的美国内战，通过流血，才割掉了这个权宜之计的尾巴。
如何看待钟南山否认商业代言传闻?

我担心钟老误会了「广告代言人」的含义，所谓代言，不一定是要手捧产品出现在广告牌上，旁边带一个「XX 形象大使」的头衔。根据广告法，只要用个人名义对某种产品或者服务进行推荐，都可被视为广告代言人。详见《广告法》第五条：
本法所称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比如说，我在这里使用知乎好物推荐功能，打一个无糖的虚假快乐水广告，跟大家说「我，王瑞恩，从小喝可口可乐，现在每天都要喝两罐。我信得过可口可乐饮料公司，就是因为你们有高质量」。从广告法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是可口可乐的广告代言人了。
不一定直接接受广告费才可以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在实践中，就有主持人应邀有偿主持公司举办的活动而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的例子：
在《谭次洪、谭侃与湖北世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等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1民初5693号）中，法院认为，装修公司聘请湖北电视台的主持人沈馨作为晚会主持人，并在晚会上作出「世界500强旗下企业」、「全行业ISO9001国际认证」、「国家最顶级的双A甲级资质」等宣传，属于代言行为。
钟南山院士所说的「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企业和产品代言」指的可能是没有和企业签订广告推广协议，但这并不必然否定了他从法律意义上成为广告代言人的可能性。应企业邀请参加活动并且在过程中推荐了商品，同样有可能构成广告代言。利用网络进行直播带货，就是一种广告代言的形式：
作为广东人，我个人非常尊敬和感谢钟南山院士，是他所从事的公共卫生事业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因此，我宁愿相信钟南山院士仅仅是因为不熟悉广告法相关概念，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广告代言。
即便是真的与企业达成商业合作，我也非常支持，甚至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向明星一样为优质产品站台，希望研究者们大大方方走到镜头前，通过商业收益改善自己的生活（正如我我希望建政和商业能挂钩一样）。
钟南山谈商业而色变，这其实是一种悲哀，背后是社会对科研工作者「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苛求。
女子 28 年前花 33 万买房未入住，现在涨到 600 万，陌生人撬锁入住十余年，该如何处理？

（以下均为瞎扯，完全是为了展示如何出暴论。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这一套说法完全就是在侵占罪的高塔下裸装蹦迪、堪称一份铿锵有力的入狱指南。）
我来整个暴论，从应然的角度谈谈看法：希望法律保护「撬锁入住十余年」的一家人，并希望物权法能作出以下调整：
如果房主明知、或者有理由知道他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长期没有采取措施，那么房子应该归他人所有，但有权获得合理补偿；
如果房主不知道，且没有理由知道他人占据了自己的居所，则应当将占有者逐出房屋，但需要对其为装修所付出的成本给予合理补偿。
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律应当鼓励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英美法律传统中，认可通过「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方式：
一方公然、公开、持续地占有他人土地，经过较长时间（各国、各州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一般为 10 -20年），且被侵占一方虽有能力主张权益，却并未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则土地归侵占方所有。
有人要问了：这难道不是保护强盗的立法吗？
对，这就是，但多年后144 平方的房子，如果能充分利用起来，对社会是有积极价值的，你不用，就放在那里，别人开始利用了，用的还挺好，让不可以直接用于居住的毛坯变成了经过装修、能让一家人居有定所的精装住宅，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岂是和让毛坯房空置二十多年可以相比的？
你说，物权神圣；我说，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法律保护物权，但法律也应该鼓励效率。
你说，法律应该定分止争，保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我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当争议渐渐尘埃落定，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缔结成了纽带，法律也不情愿再去打破已经依附其上随之形成的社会关系了。所以我们有诉讼时效，所以即使刑事案件也有追诉期限。
你觉得这是诡辩，可能只是因为 28 年还不够长，不够「自古以来」。
你觉得这是诡辩，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炒房团过境之后，留下的一座座鬼城。
一个人，有一个老婆 /丈夫，即便他们几年没有同房，也不应该因此鼓励他人与之通奸；但如果一个人妻妾成群，已经忘记了自己还娶过一个小妾，此时他人与之私奔，难道要一起浸猪笼吗？
（以上均为瞎扯，完全是为了展示如何出暴论。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这一套说法完全就是在侵占罪的高塔下裸装蹦迪、堪称一份铿锵有力的入狱指南。）
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讨论作为业主的责任，提到房产税的意义，提到如何避免房产空置造成浪费，很欣慰。以上内容，其实是在实践「要开一扇窗，首先要倡议掀翻屋顶」。这不，大家群策群力，这就开始讨论如何设计窗户了嘛！
上个世纪日本泡沫时代是怎样的一副光景，繁荣到什么程度？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感谢 @许知远 老师的分享，我针对其中一个方面补充一下：经济繁荣的背后，纸面上先进的劳动立法和现实中的普遍违法，构成了日本泡沫时代劳动者的浮世绘。
「过劳死」（過労死, Karōshi）这个词，最早出现于 1978 年，但有报道的因加班劳累致死，可以追随到 1969 年，一位 29 岁、平时身体健康的送报员在加班劳动时突发中风而死。[1]在八十年代，获得劳动部门赔偿的过劳死劳动者人数在每年 20-60 人的区间波动。[2]
然而，如果仅仅从劳动部门赔偿的案例数来推算过劳死人数，数据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法律中证明「过劳死」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按照八十年代的实践，死者代理人或家属必须要证明死者不仅死于加班，而且还需要证明死者从事了显著比平时更为繁重的工作，且死亡与工作劳累有直接关系。一份后来被曝光的劳动部门内部文件认为，除非劳动者连续工作了 24 小时，或者连续七天每天工作超过 16 小时，否则不宜认为加班是死亡的直接原因。[3]
普遍的过劳死背后，是在亚洲国家中相对先进的劳动立法。早在 1947 年，日本《劳动基准法）（労働基準法）已经明文规定：雇主不得要求雇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但在现实中，法律中允许突破每周 40 小时工作时间的例外情形（如获得了工会或者员工代表的同意、应对急迫的工作需求等）成为了普遍情况，八小时工作制反而成为了例外。
不可否认，「加班文化」背后固然有经济飞速增长期真实存在的需求，但文化因素也助长了这一现象。正如许知远老师的回答所说，对失败者的不宽容、对「意志脆弱」者同理心的欠缺、过度的集体主义下对个性的束缚，也催生了不必要的加班。不少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都描绘了这一现象：先于其他同事离开公司被视为耻辱，拒绝下班后的工作应酬会遭到孤立，准点下班反而被家人认为没出息...
日本泡沫时代的「狼性」文化，也影响了我们的企业管理。「盘子必须洗七次」这样的鸡汤故事真实性虽然可疑，但日本公司对员工要求之严苛，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例如，日本的麦当劳要求员工必须在顾客下单 30 秒之内完成备餐，2016 年的时候，名古屋市一名麦当劳员工因此起诉了公司，宣称自已为了应对这一不切实际要求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压力，并因此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4]
然而，此类诉讼往往不了了之，我没有找到这位麦当劳员工起诉的后续，但发现了另一篇 2017 年的报道：日本电通集团一名 24 岁的女性员工在因加班过劳死，生前最后一个月加班超过 100 小时，法院虽认定公司加班政策不合法，但公司仅仅因此被罚款 50 万日元（约合 3.3 万人民币）。[5] 日本员工在面对狼性企业时维权之艰难，可见一斑。
经济繁荣和对劳动者权益的漠视，从世界主流国家的情况来看，似乎的确具有相关性。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法院高度强调契约自由，反对通过立法来干涉市场自由选择，连保护劳工利益的立法也不例外。例如，在 1923 年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最低工资立法属于违宪。而在 Lochner v. New York 一案中，法院认为，工人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前者自愿接受漫长的工作时间，后者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这一自愿订立的契约不应该受到法律横加干涉。
繁荣时代的光景，环球同此凉热，劳动者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燃烧着自己，化为经济巨轮乘风破浪的燃料。但总有一天，对人性的长期压抑会反噬这个社会，泡沫破碎后，一地鸡毛。今天我们可以笑话日本的「平成废物」和「御宅族」，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三和大神」，还有一名盗窃犯因为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而成为了网络亚文化偶像。
有的人着急了，他们对后浪喊话，说年轻人害怕压力就「白活了」，但他们是否想过，后浪们到底是不能承受压力，还是不能承受非法延长劳动时间、漠视劳动者健康和不切实际的「狼性」管理方式？
日本的泡沫破碎了，泡沫之下的社会矛盾再也没有了五光十色的外衣，历历在目，无处回避。环顾我们四周，后浪依然汹涌，但浪潮之下，又是怎样的光景？
再次感谢 @许知远 老师邀请参与讨论，也在此向大家推荐许知远的知乎盐选专栏《昨日与今日：许知远的日本行纪》，希望能帮助大家在审视日本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国家时，有更多思考的维度。
参考
^Hosokawa, M. Medical opinion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apparatus. In Karoshi, edited by M. Hosokawa, S. Tajiri, and T. Uehata. Roudou Keizai Sha, Tokyo, 1981
^Nishiyama, K and Johnson, J.. Karoshi-Death from overwork: Occupation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he Japanese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engou Tsushin. Schematic manual for Karoshi to be recognized as an occupational disease by the Ministry of Labor. Asuhi Shinbun (Asahi Newspaper), May 19, 1990.
^相关报道：Ex-employee sues McDonald's Japan for unrealistic 30-second service targets, termination.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191213/p2a/00m/0na/010000c
^相关报道：Japanese firm fined token sum after woman died from overwork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06/japanese-firm-fined-token-sum-after-woman-died-from-overwork
如何看待马云谈「年轻人压力大」：现在的时代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年轻人还怕的话那就白活了？

年轻人始终记得一点：抗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有三句话，我想拎出来说一说：
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年轻人的压力还小多了，你倒了还可以再起来，年纪大的的倒了就没了。
然而，当今社会真的在为「倒下去」的年轻人提供更多重新振作的机会吗？
重振旗鼓，要么需要技能，要么需要资本。资本上，年轻人拼不过在城市化发展红利期间购置了住房、占下了山头的前浪，而在技能层面，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又容易让人们早早地把自己的能力固化，得不到充电的机会。
我想起了地铁里的安检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金属探测器贴向进站乘客，一天充分几百上千次，如此度过人生中精力比较旺盛、学习能力较强的几年。当他们腰酸背痛回到几平米的出租屋，匆匆用方便面喂饱自己，用搞笑短视频和流量明星充满大脑，又有什么时间去获取一项可以安身立命的技能？
地铁安检员如此，在格子间从事重复劳动的 996 螺丝钉们，也是如此。
如果阿里倒了，成千上万的都倒下去了。
事实上，企业一直在倒闭，但没有见到人们因为企业会倒闭就永远「倒下去」。
根据美国小企业协会（Small Business Association）的统计，30% 的新企业会在创立两年之内倒闭，50% 会在创立五年之内倒闭。另据统计，在 1980 - 2019 年间，美国每年有 44,768 家公司破产。注意，这里说的破产公司数量，还是使用公司制的企业，已经排除了合伙制、有限合伙制等创业公司常用的架构。
而在中国，2014年至2018年，中国注销企业数量分别为50.59万、78.84万、97.46万、124.35万和181.35万。
没有哪个企业大而不能倒，企业优胜劣汰是经济环境维持健康所必要的。「大而不倒」抑制竞争的垄断企业，才是扼杀经济活力的元凶。
如果年轻人还怕压力，你就白活了。
这就回到一开始说的了，抗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每天，我都在改变世界和享受世界之间来回摇摆，因为想改变世界，所以可以延迟满足，因为想享受世界，所以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领取我应得的奖赏。
连拉磨的驴，都需要在面前悬挂一根胡萝卜；而单方面强调应当接受磨盘的沉重，哪怕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来说，都不是驾驭之道。
还是说，现在的环境下，连挂出一根胡萝卜，都太过多余？
用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判案可行么？

「辅助」当然可行，关键是辅助到什么程度。
信口胡诌一下，个人觉得可以把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的辅助程度分为几个层次：
L0 层：基于裁判文书数据库和法律法规数据库的数据可视化，其本质并非人工智能（只不过有时被宣传成人工智能），在十年前就已经很普遍了。
这一层，如 @立党 所说，其实就是字符串搜索。例如，我想知道实践中围绕彩礼返还的争议，各地每年有多少返还彩礼的主张被支持，就跑一跑数据，然后把面板数据用比较友好的方式呈现出来，把每个省支持返还彩礼主张的百分比投在地图上，会点 hive sql，会点 python 就行。
L1 层：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对审判人员输入的案件事实进行处理，围绕案件争点对法律适用给出建议。目前已经具备了雏形。
这里开始摸着人工智能的门道了，但还离不开人工输入信息。举个例子：经过法庭质证，查明某信公司员工未经开户人同意，擅自向第三方提供了开户人 251 条银行流水信息。法官将这一事实输入系统，系统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识别出这段事实种的争议点（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后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性判例、其他裁判文书，对这个争点给出裁判建议。（例如，发现了关于何种行为构成「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发现了各级法院会如何解释「情节严重」，包含不同关键犯罪情节及其组合的案件量刑区间分别是什么等等。）
这一层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而且我相信一开始召回的样本必然惨不忍睹，像是召回了「中信银行员工吃流水席时擅自曝光他人隐私」之类案件并从此一路跑偏的情况，初期肯定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基于不同的部门法、不同案由进行迭代。
L2 层：在上一层的基础上，摆脱对人工输入信息的依赖，能够在法官把控庭审进程的情况下，自行总结关键法律事实、归纳争点并给出适用法律的建议。目前仅仅被认为理论上有可能。
主要难点在于，什么是「法律事实」，是需要法官进行把关的问题。一些回答认为，只需要实现了语音输入，就能直接切到自然语言处理，进而变成一个 L1 层的问题了，对此我并不认同。
诉讼双方提供的一项证据，需要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被法庭采纳。对此，在必要时需要进行司法鉴定、需要结合案件全貌来判断一项证据是否和诉讼主张相关，对于一些当时并不显而易见的关联，可能需要法官继续对当事人发问获得补充说明，证据是否合法取得，有时有涉及到实体层面的问题。获取「法律事实」作为判案依据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反馈，高度依赖法官的经验。
L3 层：在上一层的基础上，由人工智能主导庭审流程，引导诉讼双方举证、对是否采纳某项证据作出判断，根据审理进程要求双方就指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法庭辩论，而法官处于监督的地位。
基于以上所述的困难，到这一层，理论上是否可行都不好说，那就不继续往下说了。
个人脑洞而已，欢迎探讨。
认为「我有穿衣自由，也有不被骚扰的权利」是女权政治正确吗？

只看这句话本身的逻辑，明显不是，这句话本身就是正确的，不过会有个「但是」
我们把这个句子抽象成「我有 A 的自由，也有不被 B 的权利」，其中：
A 是一种本身不违反法律、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侵害他人权利，但存在一定风险的事情；
B 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其他侵权行为。
然后我们看两个例子。
1、「我有和朋友聚会喝酒的自由，也有不被灌酒活活喝死的权利」。
正确，用关键词「劝酒」「生命权」检索裁判文书，可找到 3200+ 份，其中部分支持 / 完全支持原告主张的接近 2000 条。一个人自愿赴宴，在酒桌上被人强行劝酒，且劝酒者没有采取妥善措施对醉酒者进行照顾，造成对方因饮酒过量死亡，那么劝酒者很有可能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果有严重过错可能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没有限制成年人聚会喝酒的自由，但也保护饮酒者的生命权。
2、「我有吸烟的自由，也有在得了肺癌之后享受公共医疗资源的权利」。
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保护人民健康」，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公立医院可以拒绝诊治吸烟者，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因为吸烟的肺癌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法律不会禁止一切对人们可能存在危害的事情，这样的立法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试想一下，如果法律连人们不能吃某种动物的肉、只能跟特定的人结婚、不能喝某种存在一定健康危险但对社会危害相对不大的饮料，这样的法律像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事情适合交给法律来规定吗？）
再者说了，穿衣暴露和性侵发生率，本身未必是正相关的，关于这个问题知乎上有比较丰富的讨论：
然后说到「但是」的部分：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表述，变成「我可以自由进行某种给自己造成风险的行为，如果因此遭到不利后果，不应当受到任何道德非难」，就难免引发争议了。
譬如说，我们把之前两个例子换一下表述，变成：
「我可以毫无节制地饮酒，一旦出现健康问题，就一定要追究同桌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你还不能批评我饮酒过度。」
「我可以罔顾健康危险抽烟，一旦因此患上疾病，国家必须保我周全，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
虽然看似说的是类似的事情，但显而易见，现在的表述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争议，看上去有点「极端酒鬼」「极端烟民」在打「酒拳」、「烟拳」了。
把正当合法的诉求，采取极端化、容易引发道德非议的表述来包装，伤害的是谁，污名化的是谁，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清楚。
以上，可以说是两边都不讨巧的话了。
如何评价 B 站 2020 年五四青年节宣传短片《后浪》？

对于青年，当人们不需要他们时，可以视之为匪徒，盲目而冲动，只顾自己享乐，砸碎一切，哪怕洪水滔天。
当人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又可以视之为圣徒，敢想又敢做，具备令人目眩的种种品质，敢为人先，哪怕遗世而独立。
但其实，青年们不会在乎自己是否「被需要」，因为他们终将定义什么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品质。能评价他们的，也只有后人，而非前人，因为评价他们的人总会先一步而腐朽。
包括我在内。
节日快乐。
如何评价上海某酒店把回国确诊新冠留学生私人物品销毁？如何补救？

针对这名同学护照被损毁的情况，就说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
护照是国家颁发的、证明持有者身份和国籍的证件，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份认证，也体现了国家的尊严。《护照法》既然是现行有效的法律，即便存在与之相抵触的防疫相关法规或部门规章，也应当以位阶更高的法律为准。更何况，经过检索，并没有发现有相关法规授权私人企业销毁被隔离人员的私人财物和身份证件。
护照上有国徽，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本册子几页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有一条，与本事件无关，仅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国家法定证件的重要意义：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损毁或者故意损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国家法定证件以及人民币的」可被处以行政拘留。像是这样的立法，其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国家颁发的证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尊严。
关于是否能够挽回损失， @TEDCJK 的回答认为不乐观，维权成本可能远高于最终获得的赔偿，酒店工作人员也自然有一千种理由搪塞。
只问一句：你们得到谁的授权，销毁了一名公民的护照？
另外，正如 @表示沉默 提到的，个人和企业无权擅自销毁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故意毁损人民币者可被处以罚款。盗窃也好，故意毁损人民币也罢，挑一个吧。
我不喜欢上纲上线，言仅至此，希望国徽庇佑在它之下的人们。
如何评价「员工拒绝加班，被判赔偿公司1万8」？

劳动法的问题，看 @猴子判官 的回答，说得很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第二版）虽然规定了「商业、供销企业在旺季完成收购、运输、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可以强制加班，但应当认为 2018 新劳动法已经抛弃了这一规定，本案法官有可能存在适用法律「员工拒绝加班，被判赔偿公司1万8」？
用人单位因为生产经营工作需要，安排劳动者加班，应当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征得劳动者和工会同意，这一点很多回答说得很明白了。补充一点，从劳动合同的角度上来说，两人拒绝加班的行为被解读为「逼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个「逼」从何而谈？
如果是从《劳动合同法》的角度来说，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
如果公司本身不想继续雇佣这两名员工，但因为情势危急，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劳动者续签合同，那就主张合同无效罢了，又不是被「讹上了」就无法抽身。法律的确给了公司办法，让公司不至于受到员工「要挟」，你不用，反而在这摆小媳妇委屈脸，给谁看呢？
再者说了，明知员工和公司有矛盾，无法征得其同意而加班，却依然安排员工承担质检工作，导致公司违约、支付赔偿金，把拒绝加班的员工往火坑里推、把完不成工作任务的锅让「害群之马」背，这也暴露出经营管理方式的欠缺。（再说了，宁可背负 12 万违约金，也不愿给两个质检员涨工资，这不知道是因为公司就是「刚」，还是因为有信心最终让员工赔偿来补锅，背后的考量只有企业管理人员自己知道。前者不明智，后者价值观有问题。）
考虑到法院适用法律可能存在错误，本案经过上诉或者再审仍有改判可能，更何况现在社会舆论已经注意到了此事件，开始发挥监督作用，我对于个案的正义依然保持乐观。
但个案背后呢？
今天是劳动节，不说上头的话，就祝各位劳动者节日快乐吧。
学法有多苦？

我本科修的双学位，第一学位经济金融，第二学位法学，双学位并没有「特供」课程，都是和法学院同学在一起上课，自己的体会是：至少不会比经济类专业工作量大，但明显感觉有更多法学生觉得自己「苦」。这种苦，不一定来自于学习本身，据我观察有四种常见情况：
1、对于为什么要学法，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没太想过，只是觉得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学数学、看上去路子又不太窄的文科专业。一个猛子扎下去才发现要现学游泳，拼命踩水才不会沉下去，于是觉得累。
2、靠「大力出奇迹」来学习，认为只要把阅读量堆上去、文科生记忆技能点上就能应付。结果发现，背住了法条遇到案例分析题还是一片空白，反观旁边那个修双学位的，整天上课就是跟老师抬杠、《太黄太厚》就翻开过三次的王胖子，笔走龙蛇，紧急立法不亦快哉，心态崩了，好累。
3、的确有点法学理想，也羡慕法庭上刀光剑影，但进了法学院发现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一杯茶，一包烟，老太太买手套有几个民事行为分析一天。（不得不警告一下：法学院老师绝非人均罗翔，学问做得好，讲课又引人入胜的老师太少了）。
4、学习尚可以应付，但随着临近毕业，发现就业竞争压力太大了。一边是「60 万律师」的美好图景、「两万元俱乐部」的橄榄枝，一边是被列为红牌专业的残酷现实、没点名校背景 / 大所实习 / 留学经历就摸不着红圈所大门的劝退案例，不由觉得揾食艰难，众生皆苦。
不，这不是在劝退，我依然认为法学是能较好兼顾学习乐趣和职业发展的专业，但前提是有几点认知必须扭转过来：
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的专业，一个需要一定天赋和悟性的专业，一个对阅读和写作能力有相当高要求的专业，而不是「随便一个不学数学的文科专业」。法律是门技术活，正如同很少有人会说「太好了，凝聚态物理/ 机器学习 / 核工程专业不需要学历史，我是理科生，我就选这个了」一样，也不应该抱着「法学不考数学，我又是文科生，一定能学好」的态度选择法律专业。你不尊重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会十倍把苦头奉还。
法律不是高中政治。法条要看，重要的是还得背，但还需要用更灵活的方式学习。多跟人讨论，多尝试把自己学的东西说出来、写出来，参加些法律诊所、模拟法庭之类的活动。你会发现，抽时间做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你用来机械记忆的时间大幅缩短，用过一次的东西就很难再忘了。
多想想职业发展的各种可能。前两天见到了赵英男（对，就是那位奇葩说辩手），聊起同学近况，发现真的干啥职业的都有，有在大众传媒视野下的，也有从事「硬核」技术工作的。法律共同体的外延很大，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也涉及更广义地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平衡彼此冲突的利益关系的各类工作，例如公务员、金融、财务、咨询、互联网等等。（说句不正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法学虽卷，但可以在多个赛道上多线程卷。）
别冲动选法学，别暴力破解，别把路走窄，注意这几点，或许就没这么苦了。
为什么社会需要律师，不能按照法律直接审判吗？

问题描述中说，「法律对于各种行为规定很明确了」，真的吗？
假设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进口蔬菜收 10% 关税，进口水果收 20% 的关税，问题来了：按照法律，进口西红柿收多少税？如果税务部门和商家产生了争议，审判时如何按照法律进行？
当然，可以由法官决定，但法官的知识范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未必能从植物学的角度上给这种茄科植物一个科学的归类，他也未必有时间查阅税务部门制定这一规则时的背景、看各类相关会议纪要，同样，也无法穷尽农业部、市场监管部门等一切可能涉及到西红柿的部门相关规章。
更何况，纳税人又凭什么花这么多钱让法院去做这些调查工作，西红柿被定义为水果还是蔬菜，前一种和后一种相比，何者是更为「正义」的结果，何者对每个社会成员更加有利？就算对西红柿爱好者有利，国家应当花纳税人的钱去打破沙锅问到底吗？
法律中的模糊之处有很多，这并不是因为立法者水平不足。前一阵拜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刘晗老师的新书《想点大事》，其中有一点我非常赞同：立法中的模糊性是必须的，有时需要允许创设各种「例外」，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举个例子：14 岁以下者，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 v.s. 14 岁以下者，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能表明其对自身行为的犯罪性质有清醒认知的除外。
前者规定得很明确，差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承担责任；后者很模糊，但有时却能帮助我们避免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个案。
越是模糊，越没法像提问者说的那样「直接按照法律进行」，而需要互相对抗的双方（律师对律师，或者律师对检察官）各自提出主张，将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往法律的框里装，证明自己对法律的解读更加符合立法者的目的。
综上，由于法律存在模糊性，也需要存在模糊性，按照法律直接审判往往是不可行的；而绝对的职权主义又存在弊端，因此对抗制要素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存在。
// 不吹不黑，非律师，纯路人。有些人认为讼棍们借此中饱私囊，行，要是没有律师来承担举证工作、提供法律意见，都让纳税人养着的法官来做，你们就要真的掏钱了。
当前形势下，就读法学的你能做些什么？

感谢 @知乎校园 邀请，个人的建议是：在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提升通用能力，以应对各种变化。
一个人的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两部分。
譬如律师，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对法律法规的检索、记忆、运用，对业务程序的把握等等，都是专业能力。但也有一些隐藏在背后的通用能力，不一定通过某一节课掌握，但也同样重要，比如理解并把握行业趋势、建立起自己的社交资源、沟通表达、时间管理（字面意思）、团队合作、处理公共关系、维护个人形象等等。
专业能力能保障自己职业发展的下限，五院四系，海外 JD、LLM、LB 出身，通过了法考、在靠谱的团队经过两三年锻炼，如果没有大差错，基本就能长期捧住这碗饭，掉也掉不到哪去。
提高自己职业发展的上限，却时常需要通用能力的加持。前几天某明星律师团队写的声明，我也「冷嘲热讽」了一番，觉得水平的确不高明。但吐槽归吐槽，有一点也是实情：为什么他们就能在这个位置上，处理这单子事情？为什么能接触到这一类客户，能让对方建立起信任愿意委托自己，而且说出来的话客户还买账，还能通过网络传播出去？大家都可以说，「如果我是 XX 的律师」云云，但为什么做不到「我行我上」，其实还是因为人家通过通用能力卡住了这个位置，这个得认。
以最近的事情举例，可能把「通用能力」庸俗化了，这样不好，要知道通用能力也不就是请客吃饭招摇撞骗。说几点更实际的，不一定对，供法学生参考：
首先是写作的能力：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写作，就连做一个小组作业，在组员微信群里发消息，都是写作。你能不能做到用几句话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让组员理解你的意图？如果大家意见有分歧，能不能摆事实讲道理，在尊重别人的情况下用文字说服大家？最后定下来一个工作方向，能不能几句话把大家的分工和完成时间讲清楚？
你可能说，发微信嘛，这算是什么能力，殊不知，以后在工作中，加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团队处理一项业务，还真有一大部分时间就像是小组作业微信群一样，微信写作能力的好坏就是一项工作能力。
还有管理的能力：这里讲的是比较泛的管理，不一定是针对下属，也可能是针对平级或者上司，本质上是「让别人一起做事情」的能力。
就拿「向上管理」这个概念来说，有的人就容易从上司哪里获取更多资源、得到领导更多的指导、随着领导接触更多新的业务和从业者，这一定是「拍马屁」换来的嘛？未必。让领导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运用好他所提供的资源、愿意分享一些他平时不愿说的个人想法，这其实是一种「阳谋」，一种能力。
譬如说，领导布置了一项任务，你觉得自己应付不了，想去别的团队请一位有经验的大牛提点支持一下，自己说肯定请不来，得领导去协调。这时候，你去诉苦、说工作艰难自己搞不定，领导未必能接受，甚至可能对你留下负面印象，觉得这人推诿怕事，打不了硬仗，难堪大用。但如果你能先做一点调研分析，把在哪几个关口需要支持，为什么需要支持，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能给自己所在的团队带来什么收益都摊开来说清楚，那领导就更有可能明白给你提供支持对整个团队和自己有什么好处，也就乐意帮你跑这个腿了。
这些事情，法学院不太会教，各种职场课程良莠不齐，忽悠人的居多，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去锻炼。在学校里，通过课程作业的协调练习工作环境下的写作沟通，通过和导师的交流把我向上管理的技巧，事后多复盘一下，问问其它人的想法，给自己的表现做个总结，在水里学游泳，这是正道。
法学专业有很多可能性，专业能力是基本盘，证得拿到手。但也不能迷信专业能力而忽视通用能力的打磨，毕竟这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营生。再者说了，通用能力的提升，也能让人更好地把过往专业能力转移到新的方向。例如，一名律师想转行当法务了，一些专业能力未必可以直接套用，但如果通用能力足够纯熟，就能迅速通过公开资料和公司业务文档吃透所在行业的业务模式，知道各个业务线都在干啥，不说外行话让人笑话；开几次会、跟团队聊了几次，就能很快理解自己可以给业务产生什么价值，每个人所习惯的沟通方式是怎样的，那就更容易上道。
这时候，学做人，重要性还甚于学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