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经典的打脸案例？

你们都是狙击手式点射，一两个点吐槽的，让你们尝尝我的加特林机关枪，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打脸的力度
我只是截取了那么一点点而已，不要以为就这一点，我只是跟你看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打脸.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么严重？叛徒？走狗？南斯拉夫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铁托死不瞑目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栈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九评苏共>
让我们高呼：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