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了吗？

经济发展不是为了让下一代少吃苦吗？为什么非要年轻人吃苦才能彰显经济体是向好的？我们尝试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理解这个问题。
1、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的能力
这是很多经济学教学中常用到的十大基本原理之一，怎么理解呢? 一个家庭好吃懒做，另外一个家庭加班赚钱， 那么往往辛勤劳动创造商品和劳务的家庭生活水平要好一些，尤其是我国走市场经济初期，很多人都在同一起跑线，我本人在农村长大，见证了不少人通过辛勤劳动日子过的越来越好，家具家电更新的更快，总结起来就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也可以从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如果生产力水平变化不大时，这个趋势是对的，但20世纪是科技的大爆发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业化进程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不仅靠劳动时间，还要靠工业化进程，手工纺织和机械生产是质的变化，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纳鞋底，织抹布，但现在基本看不到了，人们有更多的选择去创造更高的价值。
我国迅速崛起和生活水平提高就来源于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的能力从改革开放以来大幅提升，一方面我们不缺劳动力人口，60后和80后婴儿潮提供了巨大的高品劳动力，且勤劳肯干，劳动时间大幅领先于发达国家，我国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世界领先，这就是高品劳动力的来源，加上完整的工业化链条，自从加入WTO以后，长期坐稳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宝座，凭一己之力维持着世界各国大量的产能需求，我们生产100件商品，自己用50件，还有50件可以卖出去，换来外汇储备或者其他的必需品。
2、参与创造的商品更多意味着可以消耗的更多吗？
我们如此巨大的产能，按道理应该人均可消耗的商品更多才对，但事实上我国的消费市场是非常不景气的，这两年最为明显，每次出口受阻问题都会伴随一个政策，就是扩大内需，现在又推出了内循环，也就是说，期待自己生产的商品自己人用，获利再以工资的形式进入到居民手里，居民有钱继续消费，形成良性的循环，这个假设是非常好的，只是各个环节利益如何分配只有未来才能知晓，比如居民除了基本生活支出以外还有没有闲钱来消费，用来消费的钱有多少比例能以薪资形式回到居民收入，回不去那不叫内循环，还叫扩大内需，这是两者在设计上根本的不同。
回到正题，如果高品劳动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分配，多创造多消耗，但过去十几年这条规律弱化了，资本收益占据主导，站在风口疯狂造富，而对普通人却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薪资上涨水平赶不上物价（包括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就和《装台》里面的敦敦一样，攒钱为了娶媳妇，每次快攒够了彩礼就又涨了，其实房子也很像，赶不上上车的，越攒发现缺的越多，但事实上，工人的劳动效率并没有下降，劳动时间也没有下降，薪资也没有成倍的涨，问题出在哪里了?
另外包括金灿荣在内的一些学者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14亿人口补贴美国3、4亿人口，但没有往更深处挖，本人尝试往下说：我们创造的商品多，但很大部分被欧洲和美国居民消耗掉，换来了什么？外汇储备，尤其是世界第一的美元外汇储备，对于美国来说美元不过是政府的信用，他们输出信用，换走我们实实在在的商品，尤其是极其廉价的商品，可以保证美国即使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也不会出现高通胀，因为有更廉价的商品远远不断的供给到美国国内，也就是14亿人创造商品，被3、4亿美国人消耗掉，我们手里积累的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到美国，一个政府发国债是多为了支持其经济建设，结果就是我们劳动者加班加点创造出来的商品，以廉价的方式被国外居民消耗掉，我们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很大一部分以国债形式进入美国支持其建设，比如疫情下给每个成年人发放津贴，不仅如此，每次的量化宽松都是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这都是转嫁到我们劳动者身上的成本。
3、经济发展成本
经济正常运作是一个讲究成本和收益的，举一个买房的例子，为什么年轻人买房如此困难，这就需要对房地产成本的大头进行分析-土地转让金，读者可以调查一下，现在有多少城市的财政收入不依赖土地转让金。这和年轻人吃不吃苦有什么关系？年轻人不管靠自己还是靠家里，只要买房，就要为高昂的土地转让金买单，这是一种社会成本，并且是一种与基本生活条件挂钩的成本，大部分人是逃不掉的，经济是相通的，假设地价占到房地产成本的50%，地价只要涨，你就要为同样大小的房子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方式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很多人也会去探究这50万去了哪里？这是一个地方财政支出的问题，有多少比例进入了民生，意味着你可以享受到自己出资的福利，反之亦然，这种转移成本的方式特别多，自08年以来，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大规模上涨，反而明面负债率没有明显的上升，土地财政功不可没，经济中不是没有成本和代价，而是被转移了。
新基建同样面临此问题，靠投资拉动GDP是没问题的，但靠投资长期拉动经济是要讲究成本和收益的，比如投入1000万，赚100万，甚至有些直接烂尾，总有人为此付出成本。
4、劳动力红利消失与资本收益的矛盾
高经济增长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分配，比如一个群体参与生产了100件商品，其中40件的收益用于支付劳动者收益，高经济增长时，由于生产时间和设备的更新，同样的群体生产了200件商品，其中50件的收益用于分配给劳动者，这种玩法就可以持续下去。最终消耗这些商品要么靠卖出去赚的外汇，一旦出口受阻，多余的部分就要内部消化掉，但市场分配给劳动者的钱只够消耗掉50件，问题就来了，200件商品不出口完全靠内部消化，要么降价，要么增加劳动者薪资，这两种都是要求既得利益者把赚的钱吐出来，这就是传统经济危机的来源。
现代金融体系给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居民负债来接盘，比如居民可以借来消耗掉另外150件的钱，就可以保持企业的收益，下一个周期企业又可以拿出50件的收益给劳动者分红，短期是不会出事的，但读者也会发现，随着每次的循环，居民 的负债越来越高，负债是有成本有利息的，最后穷人还不起就是现在看到的金融危机。解决办法大多数是治标不治本，有的发达国家的解决办法就是负利率，你借钱维持这个循环是要奖励的，比如日本欧洲的负利率。美国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迅速把利率下调到0，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利率水平非常高，结果就是债务水平越来越高，增长也越来越快，除了分配问题，还有利息成本也都要转移到居民头上，相应的年轻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但这条路也走不远了，让下一代人偿还上一代人挖的债务大坑，就要求下一代人要更多，如此大的成本平摊到2000万和1000万年轻人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科技不能让1000人劳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体量翻倍，劳动力红利消失意味着年轻人必然要吃苦，上面有老龄化的养老压力，左边有土地财政的成本要转移，右边有经济体积累的债务成本要维系，下面有超发货币下推高的各类生活成本，这些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加减乘数的数学问题，债务到期就要连本带息的偿还、老龄化以后就要会出现消耗大于产出、超发货币就要推高生活成本。
当然也有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比如我国积累这么多年的发展红利，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一些压力可以通过对外政策转移出去，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加上未来可能的技术壁垒突破，还是有机会走输出信用，换来商品的西方国家路子。
总结起来：为什么非要年轻人吃苦才能彰显经济体是向好的？发展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让下一代少吃苦，而不是把现在经济透支的债务问题丢给未来的年轻人处理，一个经济体居民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的能力，我们经济体一点都不缺，劳动时间和工业化产能都不缺，缺的东西就是建立内循环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分配和福利问题。正常的发展应该是年轻人在科技突破中获得更高的闲暇福利和更轻松的工作环境，一代比上一代更幸福，目的也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不需要996仍然能够消耗掉我国劳动者生产的优质商品。努力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1、降低经济内循环各环节的不必要消耗；2、建立更科学的监管和审查机制，限制各种假借科技创新的资本运作游戏，只会徒增内耗，让科技创新的相关扶持资源用在刀刃上；3、不要继续增加无谓的杠杆，尤其是去救假创新和僵死企业，今天经济体借的债，下一代年轻人要加倍劳动时间来偿还，然后还要再被扣上“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苦”奇怪逻辑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