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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易纲表示去年我国保持了非常理想的通胀水平，将推动《金融稳定法》出台，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通胀，经济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是一种长期的货币购买力稀释的过程，但并不都是坏处。且往往只有一个判断标准，收入增速高于通胀，则通胀的影响并不大，尤其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增速大于通胀，相反，收入增速低于通胀，则面临的是购买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胀与失业率负相关。两种极端，长期高通胀会让居民对本币的信用产生动摇，达到一定的阈值触发恶性通胀，货币贬值速度呈现指数级别的上升，没有信用的货币则是一张废纸。通缩螺旋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且往往伴随着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比如美国大萧条期间约28%的失业率。所以高通胀和通缩都是政策预防的方向，一般认为通胀控制到2%是比较合理的预期，放宽一些可以放到1~3%。
产能输出国和产能输入国情况不同，产能输出国的通胀往往可控。
对于贸易顺差国的话，本国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如果你缺基础生活用品，都可以拿这些产出去换，国际贸易的核心就是商品和商品的互换，除非有相互制裁，比如贸易战这样的逆全球化现象，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对我国的限制是科技产品，而我国对美国的制裁则更多的是农产品。回归正题，产能输出国通过贸易可以换取必要的生活物资，比如能源和粮食，这些物资非常影响基础本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也让产能输出国更有利于控制内部的通胀，甚至还可以积累大量贸易余额。
典型的国家是我国、德国以及日本，尤其是日本，极度的量化宽松并没有带来通胀，而是长期的通缩压力，要靠安倍经济学这样的更极致的宽松货币，强行把通胀目标拉高到2%。基本表现是：低增长、低通胀、极致的宽松货币政策集合极致的财政政策工具应用。 至于德国近几年的通胀，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我国从货币政策来看，无疑是宽松，尤其是去年，gdp增速3%与货币供应量M2增速12%远远背离，我国央行的目标其实和日本类似，是在阻止经济收缩趋势而非抑制通胀，货币供应量预计今年就会破300万亿，通胀低的原因大概不能归入到金融体系的功劳，真正让我国近十几年通胀可控的是我国几十年工业化海量劳动力所创造的红利。
所以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央行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降低通胀，而是消费不足下的拉高通胀，至少劳动力红利耗散之前是这样，你能看到的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表现为GDP增速与M2增速的差额较大。
目标是目标，如何实现也是一个问题，高通胀也未必意味着高就业和薪资福利上升，由于存在系统性的分配问题，让通胀向就业和居民收入的转化效率不高，出现比日本低通胀低增长更不好的可能，居民收入福利并没有因为宽松货币政策而变好，反而通过债务转移而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代价。表现为：居民收入赶不上基础物资的通胀、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只能削减非必要开支。顶层的奢侈品销量大涨，底层的生活成本大涨，而中间作为我国经济根基的制造业产能通缩进而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天天要提扩大内需，扩大的大概不是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这类需求刚性很强，涨价降价都得消费，而真正扩大的就是我国的制造业产能，这仅靠宽松货币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哪些积极意义？

扩大内需不出意外的再次被提出来，难点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或者增加公共福利占比。
产业升级是长期坚持和攻关的重点，难点在于资源配置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先讨论扩大内需，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产能供应国，而任何产能供应国都无法规避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经济活动即使商品的产出，也是商品的消费。工业化之前，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提升经济产出，各种资源的缺失和效率限制了经济体的产出，这也让工业化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的产出效率增长缓慢，而工业化之后，产出的东西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卖出去，从注重供给转向注重消费，这其实也能理解企业愿意斥巨资找明星代言，找主播带货的原因。
我国作为最大的工业国，自然也会有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一个靠出口，另一个靠的就是内需，如何让居民的消费能力跟上工业化产出的速度，必然非常依赖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依赖资产负债情况。往大了说就是经济发展红利的分配问题，从财富结构上来说，少数人拿走大部分发展红利必然意味着多数人的消费不足以消化对方生产的商品。从资产负债上来看，居民负债占gdp的比重又经历了一个暴涨周期，消费主体的中产和伪中产几乎都有负债，负债同时有源源不断的产生利息，吞噬居民的现金流，从而限制消费能力。
所以想要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增加收入就需要企业有利润，企业有利润就需要居民有消费能力，居民有消费能力又依赖收入和资产负债情况，想要转出这个死循环，现在的做法是给企业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增加专项债来刺激投资（以工代赈的一种），但对于居民收入和资产负债表修复是间接影响，效果往往也要大打折扣。
所以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可以考虑从两个新的方向上做尝试：
1）从低效的基建支出中分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增加福利支出，且确保分配是向普通大众，比如教育支出和公平，社保养老资金池子补充，年轻人婚育扶持等等，增加收入和增加福利都可以降低居民的生活压力。
2）增加明面税直接税，降低隐形税间接税，税收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基础，也是调节财富结构的重要工具，隐形税间接税往往都具有很强的累退效应，是向中低收入群体征收的税，甚至累加效应的个税也是工薪阶层在支撑。想要增加消费，必然要想占主要消费群体的中低收入群体让利，现有的税收体系需要作出调整，增加明面税直接税，向高收入群体高资产持有者征税，向工薪和低收入群体减税，比如土地税，消费税。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让居民自己修复结果就是缩减开支的收缩螺旋，政策干预的方式就是向消费主体的让利，比如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发钱都是可以尝试的，毕竟我国是工业产出国而不是贸易逆差国，其次就是在税收上作出改变，否则扩大内需年年提，缝缝补补的依旧在走大基建等间接影响居民收入的低效途径。
产业升级其实和内需密切相关，市场总是会自发配置资源，行业有利可图才是吸引市场化资金的关键，比如我国强势崛起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为数不多吃完补贴还能返还就业和利润的行业，根本原因是市场在为这种商品买单，但你要说汽车行业有多景气，也未必，更多的是从油车上抢的订单，高端商品依旧需要居民的消费买单。光靠补贴长期还是大概还是一地鸡毛，所以核心还是提升内需，让货币和商品更好的在居民和企业之间流转，企业从居民部门获得投资和消费，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就业和薪资，经济进入稳定的内循环结构，至少不应该过于依赖外循环，一旦国际需求受阻，内循环又无法发力，经济增长就会陷入长期的疲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累计减税 5.4 万亿元、降费 2.8 万亿元，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近五年的大基调，降明面税，增加隐形税，先挖掘居民负债，后增政府负债。
1）降明面税，增加隐形税
狭义的税收是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向政府部门无偿强制转移的财富，税收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基础，包括政府自身的运转，比如维系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再比如公共支出，基建、教育、福利保障等。降低明面税主要是针对企业，详细可以参考近五年的减税降费政策清单，盘活经济的方式是降低企业的税收压力，进而增加就业和薪资福利，向居民部门让利是相对间接的。
而广义的税收则是企业和居民部门为某些集体财富买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土地财税，把集体的土地卖给集体，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本质是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且最终往往是居民端的隐形税负。我们可以列举下近五年的土地财税增长情况：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6.99万亿元，同比增长34%；2019年土地出让金达到约7.79万亿元（7.7914万亿元），同比增长11.4%；2020年土地出让金8.4万亿，同比增长16%；2020年土地出让金8.7万亿，08年之后首次增速到个位数，3.5%；到了2022年终于迎来了土地出让金的下行，总额约6.69万亿，同比下降23%。虽然2022年出现了下滑，但总体五年还是拿走了大几十万亿的隐性税收，而且大多数都最终需要居民来买单。
尤其是去年，债务转移受阻，房企暴雷无法拍地，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而做法则是我国特色版的赤字货币化，即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比如城投从市场举债，杠杆率计入到企业部门，而收入计入到地方财税。如果地方不违约，就需要从其他地方挤出钱来还款，那么加税开源，要么削减公共支出节流，往往会砍向民生而非庞大体系自身的运营费用。假设这个钱不还，一直展期或者直接违约，这本质也是向社会征收特色的铸币税。
所以过去五年的税收上，大方向是降明面税，主要向企业让利，而同时增加隐形税，主要向居民部门征收，普惠和公平可能还有待改进。
2）先挖掘居民杠杆，后增加政府杠杆
我国居民的韧性是主要经济体里面独一档的存在，但负债能力也有极限，比如每月收入5000，月供2000的时候，可以拿出3000块钱维持基本开支和消费升级，比如基本开支和消费升级各一半，当居民端负债上升，月供变成3000的时候，基本开支的衣食住行医教很难缩减，还有可能因为高cpi而增加这类开支占收入的比例，通胀也得花的钱就是必要开支，只能从非必要支出挤出，原本1500加上通胀可能要缩减到比原来三分之一还低。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非必要开支的削减必然带来一连串的是收入下降。当然非封闭经济体可以通过外循环来出清产能，卖给国内和国外都可以赚钱，居民削减开支影响没有那么大，比如近几年屡创新高的贸易顺差。
但居民杠杆最终还是要极限的，当月供高于4000的时候，就要削减必要开支了，生活就需要降级了，尤其是收入预期放缓的时候，当然我国居民抗压能力强，无非是在基础开支里面看那些相对不那么刚性的，还可以继续削减。当月供5000呢？收入涨不动的同时还面临通缩螺旋导致的失业问题，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危机和现代金融危机的集合体，既出现了消费不足很产能过剩问题，还出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
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居民杠杆极限很难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018年到2020年之间，居民杠杆率从48.7%增加到60%，2022最高到62%，从2020年至今，基本稳定在62%左右，没有进一步增加，比同为产能输出大国的日本德国还高。这与土地财税的数据基本吻合，房地产热不热，最终要看杠杆能不能通过房地产顺利转移到居民头上，这也能理解今年所谓的小阳春和居民的中长期贷款数据不符合，大概是有人要造势。对比来看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情况，2018年的36%增长到2022每年末的50.4%，尤其是2020年开始猛增，近三年增长12个百分点，也对应的是居民杠杆加不动以后开始动用政府杠杆。
这部分总结起来是，先挖掘居民杠杆，之后再加政府杠杆，本质是很难放弃的债务驱动gdp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总有人要加杠杆，要么企业加，要么政府加，要么居民加，而且我国是集体所有制占主导的企业部门，政企在一定程度上有关联，加杠杆往往是联动，如果居民还能加杠杆，大概想办法往居民端转移，比如强行刺激的房地产，只有实在加不动的时候，再动用政府端的杠杆，这也是债务驱动型所要付出的成本。
我们重回开头的几句话：近五年的大基调，降明面税，增加隐形税，先挖掘居民负债，后增政府负债。
买房人从银行借 180 万还房贷被判 10 天还清，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此事件？

不能总盯着几个点的房贷利率差异，而忽略违规违约的风险，结果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结合另外一个热点，某人依靠中介从银行贷款出来，自己虽然没有用，但中介是要抽走几个点的提成，但偿还的时候，这部分成本不可能算在中介头上，都得借款人来还。即便经济增长放缓显著，至今最赚钱的还是金融相关的诸多产业，直接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分配方式比直接抢高明的多，当然一般都会配合着人性的贪婪来收割，一个是你把钱交出去投资，另一个是你借钱，都有各种坑等着你踩。
回归正题，不管是基准利率还是lpr利率，都只是参考，实际执行利率需要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定，比如基准利率的上浮和打折，或者lpr的加点，比如基准利率4.9时，有上浮20%、30%的5.88,6.37的利率，也有打九折打八折的，4.41和3.92的利率。这部分由什么决定呢？就是市场的供需关系，房地产市场越热，大家都去抢房子的时候，都是求着银行放贷的，银行反而在设置各种限制来不给购房者放贷，当时就衍生了大量的贷款中介，分布在打征信的地方，公积金门口，银行门口的拉客户，负责帮你做收入，也是隐形的购房成本。
当购房者扎堆贷款时，能拿到的贷款利率上浮或者加点就是高，当大家都不抢房子了，你不买我不买，各种让利蜂拥而至，3开头的利率城市越来越多，根据平均利率来看，基本都在4.1%这个正常的利率下限，说到底还是大家的决策，早买早享受，18年之前买的还有增值预期，晚买有折扣。其实还有类似的现象，涨价不会给房企补钱，而房企想降价回款，一个是地方的限跌令不让降价，另一个是之前的业主也会去售楼部闹，现在购房者能拿到的诸多利好，不是既得利益者好心，也都是还未购房群体的决策争取来的。
以前房地产热度高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求着银行放贷，现在新增贷款利率下行了，又想通过违规的方式来降低利息，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本身就是投机的一种，虽然我们经济体对房地产相关投机者的大家几乎没有，但并不意味着一直不会有。
全国政协发言人郭卫民称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想要让房地产走向正轨，就要真的做到房住不炒，想要做到房住不炒，就必须逐渐剥离房地产除居住属性以外的金融属性和税收属性。
这里先简单回顾下房地产的三个属性，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满足居民的投资需求，满足地方的财税需求，根据我国过高的房价收入比，较低的租售比，说明居住属性占房价的比重并不高。而根据房价过去十几年的几波大涨，非必须需要大量的介入是必然的结果，涨的时候三五套都认为自己是刚需，金融属性和居住属性相反，买涨不买跌。而房地产最大比例的属性大概还是税收属性，虽然地方没有直接从居民身上收，而是通过房企这层皮简介收取，根据我国官方的发言，可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恰好也基本占到房价的一半，本质是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征收的税。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去年，房企拼命扩张的库存无法高价出售，这种税收的转移就会受阻，但近十几年平均每年几万亿的税收，最高时可达到8.7万亿每年，征税力度远超过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
房地产本身就是挖掘居民储蓄和负债的一种工具，而且现有的发展模式几乎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建立的，想要扭转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必然要削弱和逐渐剥离房地产的金融投资属性和税收属性，让房子真正成为居民居住的慢消费品。
至于怎么改，最紧迫的就是拓宽地方的税源，政府部门削减开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问题，能做的大概只能是开源，其实今天的另一个热点也涉及一部分，就是增加资产税、遗产税、离境税等富人税，降低土地税，消费税等中产和穷人税，从而真正的发挥税收调控财富结构，抑制贫富分化的职能，最重要的是不要总把切蛋糕的刀口对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地方对土地财税的依赖，才有可能转出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否则任何触及税收属性的房地产模式改革都无法在各地方推动。
最后，想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整体上来看依赖经济增长，结构上来看依赖分配改革，确保多数居民收入跟上经济的增长，同时降低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明面和隐形税负压力，否则很难扭转消费不足的趋势。最简单的数学题，收入就这么多，既要多缴税，又要少享受福利，同时还要贡献消费，怎么看都无法均衡，现在的做法还是进一步引入负债，拿负债弥补收入不足，但终归欠债还会产生利息，利益链条上谁都可以违约，唯独居民部门的违约卡的死死的，终归还是要回到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中去。
代表建议「扩宽房企融资通道，优化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当一个瘾君子并入膏肓，亲朋好友都借遍了，无计可施的时候，是建议给瘾君子戒毒，调整生活方式，还是继续借钱给他，当然借钱的时候还会特意叮嘱，一定要用在戒毒上一样。
房企在整个房地产利益链条上只能排第三，第一是直接拿走房价一半左右的地方财税，第二个是靠宽松货币政策稳吃利差的银行，扣除建设成本，即便我国房价收入比已经普遍高于10，但真按照房价的占比，房企能分到的利润率相当有限，往往只在几个点的水平，尤其是房地产下行的时候。
这并不是为房地产开脱，这个链条上一共有四个既得利益者，地方、银行、房企以及炒房者，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既然正常的渠道无法获得受益，那只能另辟蹊径，就是寅吃卯粮，前提就是预售制，除了形同虚设的监管资金制度以外，没有任何购房者权益的保护，那么大家都在通过房地产瓜分居民的储蓄和未来的负债，房企作为钱直接的经手方，不可能不去动这个蛋糕。一方面把预售制的钱拿去拍新地，维系后续的楼花售卖和回款，另一方面把预售资金当利润分配，比如高管的薪资，特别的分红，只有后来者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才可能维系。
一旦房价增长停滞、后来接盘者不足呢？盖子就盖不住了，且并非个例，所有高杠杆高周转的企业都有现金流压力，无非是有些信用没有破产，还没出现挤兑，供应商还敢垫资而已。由于分利链条除了所谓的预售资金管理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大规模烂尾发生以后，银行可不管抵押物是否安全，你拿不拿的到房子都得还款，房企现金流受阻，可以把扩张时期房企拍地的钱退给房企度过难关吗？也不现实。甚至连房企降价自救都不允许，你可以违约，但不能降价，限跌令进一步降低了房企回款的可能。
利益分配不均，权益保障不足，所有刀砍向购房者，造成如今的问题，没人会愿意让利，地方财税不会、房企的分红也不可能退回，办法要么是让后来者举债接盘，让房企继续玩寅吃卯粮的游戏，要么允许以债养债，但钱谁来出？银行的话其实还是转嫁风险到银行理财或者储户的资金安全，比如地方银行的风险吗，所谓的盘活，很可能是用更大的风险去置换短期的风险。
不系统性的改变现有房地产的分利方式，比如预售制，地方财税改革、金融体系监管、居民购房的权益保障，给供应多少信贷都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好比一个四处漏水的壶，想灌满谈何容易，这种分利模式靠主观制定政策改变往往是很难的，动谁的蛋糕都不行，只能寄希望于硬着陆以后的修复，所谓的不破不立，只要还能缝缝补补，就很难重新审视购房者的利益。
如何看待专家建议将 1000 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是否具有可行性？

税收改革是深水区，尤其是动既得利益者蛋糕，但现在的其他的改革多是隔靴搔痒，想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资产税、遗产税等税种推出是必然的趋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继续向没有发言权的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蛋糕去切。
迈出第一步，劳动税从低到高的调整，遗产税从高到低的试错，现在最大的问题大概还是房地产估值，要说1000万的现金很难找，但1000万的房子一大批，我国房地产存量约400万亿左右，一个房产税、空置税，一个遗产税，不能说完全替代土地财税，但至少可以大幅度缓解向年轻人征收的未来稅。
日本去年新生儿数首次跌破 80 万，连续 7 年减少，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看起来和我们的人口大省差不多，但一看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有1.27，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时约1.5，三十年的时间下降约0.23，相比东亚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加坡和韩国，做的只好不差。
对比我国的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75，照这个速度下去，预计不出几年成为全球第二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经济体，所以对于日本生育率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值得参考的。要说我国和日本对比有很大的差异，可以先对比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类似的发展阶段，类似的城镇化水平，类似的人均gdp。不同的大概是房价收入比，公共福利占gdp的比重，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胃口了吧。
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过去发展非常仰赖的方式，对于日本生育率的研究，除了嘲讽以外，更应该去借鉴一些模式，日本是如何做到三十年的时间把生育率下降速度减缓到0.2，长期维持在1.3左右，而不是进一步下行到1，甚至更低，也给我国岌岌可危的生育率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ps：
有时候吧，看见那么多专家提出的刺激生育率的方案，实在难以忍受，比如对三胎的扶持，真正的问题出在年轻人的婚育压力的一胎上，往深处说是我们沉重的“广义税收”和极低的“公共福利”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价格远超居民收入的本质就是税收，同时有些本该成为福利的资金池甚至也能成为税收，给三胎的扶持反而是从这些资金池拿钱，比如各地为三胎提高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既想做政绩和宣传，又不想出钱，只能从各个能出钱的公共池子里面出，结果除了财富再分配的更不均以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毫无意义。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抓住主要矛盾，其次才是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现在抓住主要矛盾的第一步都跨不出去，畅想扭转生育率下行速度可能有点过于自信人定胜天了。
摩根大通预测 2023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5.6 %，房价下半年有望回升，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预测一般是作为一个参考，比如2022年，摩根大通就更改过几次，最终还是相对乐观的预期，说明误差还是有的。个人观点是5.7%相对偏乐观，但差距不会太大，暂时还没看到官方的保5%还是保5.5%的消息，从现实情况来看，2023年有相比2022年经济增长乐观的点，也有需要值得警惕的问题。
2023年经济增长数据有几个显著的利好：
1）一个是防疫政策的放开，我国的防疫政策基本与世界接轨，也是最后一个放开的主要经济体，大家的生活几乎已经达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至少心态上是这样的，各类经济活动都在走向正规，餐饮旅游娱乐等一众产业迅速恢复，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早几年三产的就业和GDP占比就已经超过二产，防疫政策的放开必然让三产的信心得到巨大的回升，这也将在2023年对GDP增速做出贡献。
2）2022年低的基数，和美国通胀一样，今年的cpi下行得益于计算同比时依赖去年的高基数，基数越大，计算同比的数值越低。相反，我国2022年最终的GDP增长最终落在3%，也就意味着2023年计算同比的时候基数相对较小，就和2021年可以实现8.1%增速一样，主要是前一年的GDP出现了负增长，两年的平均增长大概在5%。
3）用债务刺激经济是一个相对见效快的做法，比如美国08年次贷危机之后的政府负债迅速攀升，疫情期间政府债务更是疾速积累，约占110%以上的GDP。我国在疫情之前的凯恩斯主义是经过改型的，即政府增加支出刺激经济，但负债通过土地财税的方式转移到居民部门，主要经济体中，地方财税有一半的收入靠卖集体土地的真不好找，结果就是应用凯恩斯主义本应该加在政府身上的杠杆转移到居民头上，让消费活动大幅度的缩减。从疫情依赖，我国的凯恩斯主义重回原始状态，即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佐证是政府明面负债占gdp的比重三年增长12个百分点，比08年到19年之间增长的总和还要高。今年财政部公开表态：将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如果只看短期的数据，举债刺激经济必然是见效最快的方式。
说完利好，不可能不提风险，2023年即便防疫放开，依旧有一些旧账要还：
1）财富结构失衡下的消费不足问题，大家消费信心恢复，但依旧需要稳定的收入和储蓄作为增加消费的支撑。尤其是2023年全球需求端收缩的大趋势下，不能向去年那样对净出口抱有太高的期待，经济外循环肯定会救，比如主动的贬值，但这次不是供给端的问题，而是全球消费端的问题，这也是商务部表态的2023年外贸的主要矛盾就是订单不足。从摩根大通预测数据也能看到这个预期，“出口可能转为负增长，预计下拉经济0.5个百分点”。全球居民消费不足，我国又依赖出口出清产能，避免陷入通缩螺旋，那么问题来了，国外居民需求收缩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就能提升吗？大概还是会像过去那样，年年把扩大内需抬出了，而又无法扭转财富结构失衡趋势。
2）债务问题，我看到一些回答经常会用到的是内债不是债，内部债不会违约，其实是内债违约了没有热点罢了，城投债的展期，只还息不还本，这本身就是违约。其次，房地产的烂尾潮和断供潮并没有真的解决，只是舆论不会去关注而已。政府举债刺激经济确实立竿见影，但依据会遇到过去十几年同样的问题，资金的使用效率，比如3600买一个插线板，确实会体现到当年的GDP中，但积累的债务依旧是要靠税收来支撑，房企的违约可以让供应商购房者吃下，城投债和地方债务和利息，税收最终还是全民买单。最悲剧的结果是重启债务转移，盘活房地产把负债转嫁到居民身上，变成更严厉的税收，结果就是大家对经济增长乐观和个人的负担悲观形成鲜明的反差。
经济增长很重要，但也要兼顾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成本，对未来的透支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资产泡沫安全，很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且成本大概已经显现出来。
人社部表示「会适时调整个人养老金缴费上限」，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向高收入且接近退休群体的定向让利，但个人还是觉得挺好。
现在的第三支柱，运作模式是税前扣除，长期封锁，市场化运行，提取统一征收3%的税率。
从收入结构来看，原则上是税率越高，税收优惠越大，比如加上六项扣除后不需要交税的群体，本身就没有享受一分钱的让利，这部分人收入往往不超过1万，且家庭开支比较依赖收入，衣食住行医教，以及可能的长期贷款月供，再把钱放进去封闭几十年，提取时多交3%的税，大概是没有任何的吸引点。收入越高，税率越高，能够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就越大，比如45%税率的群体，就可以享受到约42%的税收优惠，但又有1.2万的额度，也就是最高每年5000多块的税收优惠，年收入超过96万的人，优惠又显得鸡肋。所以个人养老金更像是定向中高收入群体的一种封闭式理财，这部分钱可以拿来储蓄存款，购买银行理财，以及入库的基金，在满足相关条件前不可支取。
从年龄结构上来说，越接近退休，吸引力越大，比如有一位高收入者，税率45%，再有一两年就退休，这时对他来说，短短的几年封闭期就可以最多每年省下5000的税，并且可以选择在退休后一次性支取。相反，对于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考虑到未来大概率的延迟退休，即便是高收入者，预计要四十年多年才能拿到这笔钱，时间本身就是风险，一个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最近的医保账户问题，再比如公积金的使用问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总结起来，个人养老金更像是给高收入且年长群体的一种定向让利，而对于中低收入者或者年轻人来说吸引力很弱，即便增加了缴费上限，对于相关的理财投资品是一个利好，因为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够买相关产品，入库的竞争预计会异常的激烈。当然个人觉得挺好的原因是，毕竟中低收入者基本不参与，提高上限吸引高收入者进入，即便这些资金运转除了问题，或者变成另类的税收，普通人也仅仅是看看，我们有把各种福利类资金池子变成税收和化解风险的特点，放开上限一方面是让利，另一方面也是试错，让高收入群体去试错也没什么坏处。
「排队看房」「千人摇号」再现，楼市回暖消息引发热议，「小阳春」真的来了吗？

现阶段市场有个好的趋势是投资者逐渐褪去，从而筛选出真正的刚需，原因在于即便一线城市，房地产跑赢资金成本越来越难，稍微加点杠杆都是贴钱给银行打工，即便资金成本已经压低到4%左右，现阶段的70城数据并不可能支撑这个收益预期，并且如果坚持软着陆的话，跑不赢通胀已经持续了几年，还将继续持续十数年直至贷款基本偿还，消化房地产征收的税。
至于小阳春，之前也分析过，更多的是来源于防疫政策转向，尤其是三产的信心恢复显著，三产容纳超过一半的就业，即便薪资收入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至少比严格防控期间看不到尽头更有盼头，挤压的需求得以在短时间内释放。与问题的描述“数据的起色与春节过后的惯性回暖、积压的刚性需求释放等有关”是一致的。
未来的房价，金融属性逐渐剥离，因为房子本身就是变现周期长，中间成本高的资产，长期跑不赢通胀，金融属性就会剥离，逐渐回归到居住属性，这也是只看不买，更多的人还在观望的原因。如果房价能更加接近居住属性，就非常依赖刚需的收入，还是会带来泡沫的逐渐出清，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房价跑不赢通胀，甚至像去年那样70个大中型城市，55个普跌，更不要说经济基础不好的中小城市。
首套房相对容易管控，有限跌令等政策，房企即便现金流出了大问题，也不允许降价出售，违约都不需要担责任，唯独降价会惹火烧身，表现为量的大跌和价的微跌。为了刺激房地产热度，公积金、税收、限售期、利率等还在让利，比如还可以绑定所谓的生育率，一鱼多吃，当然这些都不是地方突然心善，而是经济热度和潜在购房者坚持的结果。
最后，当各路媒体都在炒作回暖的时候，是否应该跟进关注下烂尾问题的解决进度，不能大家都摇晃着车，假装车在前进，用各种周同比，周环比来引导居民的购房，无法保证购房者的利益，就像开盲盒一样，忽略已经存在的巨大灰犀牛。
调研称手机沉迷催生乡村新问题少年，「上万留守儿童中近七成看短视频，1/3 玩游戏」，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这个问题的核心大概不是七成看短视频，而是更普遍的留守儿童问题，父母辈需要常年在外打工维持家里的开销，即便穷其所有在本地的城镇买房，几乎无法分出时间来照顾孩子，很多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见面。出于对子女的陪伴和教育缺失，往往会在物质上进行补偿，电子产品的使用上，儿童比祖父母辈还更容易上手，隔代教育不可能兼顾各种问题。
这个角度上来看，或许睡前消息的社会化抚养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模式，尤其是资源分配不均的广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针对养老第三支柱创新问题，政协委员金李「建议发展个人养老补充基金」，如何看待这一建议？

直接给结论吧，靠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来解决我国的重度老龄化问题，无异于想放开三胎来刺激生育率一样，隔靴搔痒。
首先我们必须要正视老龄化问题，四十年前，我国作为贫穷国家的一员，原始积累既不能对外掠夺，又没有先天的工业化技术和财富积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依赖人口红利的挖掘，几亿的劳动者前赴后继的参与到工业化进程，奠定了今天全球最大工业产出国的地位。当劳动者逐渐进入退休年龄，这也是任何东亚国家的普遍问题，不可能干活的时候嫌人少，吃饭的时候嫌人多，这是要正视的问题。
其次，我国养老金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本就不在第二和第三支柱，后两个本身就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真正出问题的是第一支柱。对应我国生育率疾速下降，根本就不出在二胎和三胎，而是年轻人婚育成本和税负压力上。第一支柱的特征是老龄化后的基本保证，应该更加注重公平，然而现存的统筹养老制度普及相对较晚，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说以前的窟窿是现在的人在补，并没有太多的结余，尤其是深度老龄化后，越来越多的城市池子都是空的，进来多少出去多少，还要依赖其他省份的调配。
以前的窟窿还都不是现存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矛盾，而是体制内外差异，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低于国际警戒线的55%，约在40~45%之间，虽然还差着十几个点，但考虑到老后还能拿到4成的工资水平，也不算太差，然而考虑到多轨制，真正缺钱的只能拿到100块到几百块，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养老金替代率不能到10个点，池子里面的钱更多的去了并不缺钱的人手里。本该成为公共福利的第一支柱，变成了向少数人倾斜的工具，劳动者参与工业化进程积累的发展红利本身就是向少数人倾斜，连养老医保这样的资金池子依旧向少数人倾斜，结果导致了本就不高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下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比如今天的另外两个热点，73岁的老人扛水泥，和65岁的人办假证只为去工地打工。我国维持了近四十年的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创造了诸多经济奇迹，要说存量和增量蛋糕不可能没有，只是如何把发展红利向大众返还的问题。
至于第三支柱，本就是为了效率向高收入群体让利的制度设计，谁月薪不到5000去购买个人养老金呢，当你税率超过10%，又真的缺几十年后不确定购买力的养老金吗？第三支柱的上限被卡的死死的，这个税收返的政策都没吸引力，再提出了一个金融产品，让被雇佣者拿出自己8%的收入，然后雇主配比4%，一起交给国家进行统一管理，不是第一支柱没有强制力，第三支柱靠的是吸引力，大头是自己交，而且还要说服企业配合，然后再像第一支柱那样交给国家统计管理，这不又把养老基金变成税收么，毫无实践参考意义。
如果真的想解决养老问题，还得从现有的第一支柱上做文章，但动蛋糕往往只是向容易的方向切 ，比如没有发言权的农民和没有资本积累的年轻人，既得利益者往往都是可以干预政策制定的决策者，难之有难。就和建议地方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缓解年轻人的负担来缓解生育率下降速度一样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都假装在努力，而眼看着生育和养老问题越来越难以处理。养老和生育问题应对政策出奇的相似，一个寄希望于三胎，另一个寄希望于第三支柱，记得政治课讲过，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至少给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
财政部部长刘昆称「将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此举将带来哪些影响？

不管从大政府干预经济模型还是客观现状，财政政策工具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开始讨论之前，先引用一下去年6月的文章的结论，王克丹：货币政策工具 vs. 财政政策工具：
“经济下行压力肉眼可见，救市政策的工具全球都是通用的，可以在中短期抑制经济下行的经济模型莫过于凯恩斯主义，但我国过去十几年只学了一半，即政府部门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来扩大支出，但并没有学另一半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而是通过土地财税把债务压力转嫁到居民和企业部门。导致现在的经济下行和居民企业高杠杆同时出现，救市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几年的透支中边际效应和副作用都已经过度积累，降息降准工具本身筹码不多，且几近失效”
“抑制经济下行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原始构型，即发挥政府的财政工具，减税降费给企业和居民让利，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扩大中央财政部赤字，增加基础社保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缓解企业居民杠杆压力，同时发挥税收调节贫富分化的作用，增加对于高收入高资产群体的征税力度，期待能够转出消费投资利润的循环阻塞，抑制经济螺旋下行。”
一般的救市政策中，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货币政策工具，另一个是财政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更多的依靠市场的利差，假设市场预期收益是操作6%，信贷的成本也是6%，当政策手段将利率水平下调到4%以后，就给举债带来了获利的利差，从而鼓励市场的信贷热度，信贷创造货币，进而增加经济货币的供应，常见的是降息和降准。货币政策调控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宏观制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剩下的交给市场，比如企业和居民的信贷意愿，刺激效果一般也比较迅速，具有一定的兴奋剂效益。当然任何政策干预经济运转都要拿出成本，副作用一般是资产泡沫、债务陷阱、以及通胀压力。
而财政政策工具的特征是政府部门以扩大支出，降低税收的方式来给市场供给购买力，典型有大基建，以工代赈，公共福利支出增加，企业居民的税收优惠等等，就是让更多的钱流入企业和居民部门进行流转。副作用短期是财政赤字，长期积累就是政府的债务，并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该经济体是否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如果支持，还要增加一个恶性通胀的风险。
结合上面的讨论，我们再理解这个问题就会相对清晰一些，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筹码越来越少，经营贷房贷利率都屡创新低，出现了一大批3开头的房贷，相比于公积金贷款利率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非常弱，消费投资依旧疲软，这就是过度使用兴奋剂的结果，剂量越来越大，但效果越来越差，核心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带来的预期收益下降，企业居民现在举债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利差，简单理解就是现在给4%利率的贷款，你拿来干什么？投资还是消费呢？市场用脚投票，甚至出现与借钱相反的选择，提前还贷，结果就是一方面货币政策筹码下降，另一个方面是刺激效果大幅度减弱。
我国不可能放弃大政府刺激经济的基本政策，所以想要扭转市场收缩的趋势，必然是动用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工具，其实去年已经用了，疫情这几年几乎都在用政府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2019年的政府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是38.6%，而到了2022年底，已经增长到50.4%，仅2022年新增的专项债就有4万亿，三年比过去十几年的杠杆率总增长还要高，这还不包括计入到企业部门的城投债，每年大致也在4万亿左右，都属于地方的隐性债务。适度扩大财政政策工具大概说的是地方的明面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城投债往往承诺的收益较高，资金成本大于政府部门直接发债，与其让各个地方自己找钱，不如增加专项债的发行，风险和资金成本以及地方的压力都要相对小一些。
总结起来，货币政策工具失效，财政政策工具的扩大是必然的结果，但也应该约束花钱的方向，钱就真没多，而且地方花钱多少都不够，如何确保钱花在刀刃上而非低效的投资和浪费，比如花3600买个插线板，即使发债再增加个几万亿，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刺激效果。个人观点是向公共福利倾斜而非投资收益极低的大基建项目，同时降低对土地财税依赖和居民负债的透支。现在加大力度引入财政政策工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不足带来的经济收缩，要藏富于民，让利于民，如果一方面增加的债务无法转化成居民的公共福利，又依赖土地财税和其他隐形税负（比如罚款）来偿还债务的利息，一出一进，反而带来了更大的居民负担，加剧经济收缩。现在很多公共资金池子都缺钱，民生永远是最优先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也是现阶段经济循环阻塞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023 年国内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我们从最基本的公式出发，分析可能接近现实的情况：
MV=PT，其中M是货币供应，V是货币流通速度，P是价格指数，T则是经济体的产出。
首先回答题目中的问题，为什么美联储的超级大放水，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近十几年不管是美联储降息周期，还是加息周期，我国都处于宽松周期，且并没有出现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指数由货币供应、货币流通速度和产出三个因素共同决定，虽然我国的M供应极高，预计将在今年破300万亿，一部分原因是金融体系落后，货币流通速度V相对缓慢，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是产能供应国，经济实际产出T也在跟着增加，从而中和了一部分通胀，是此涨彼也涨的状态。而美国则是产能进口国，尤其是疫情期间的运输阻塞问题，结合能源供给端的涨价，导致了T的供应受损，同时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M增加，是此消彼长的过程，欧美的通胀都不低。
这里也能看到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人类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的人均产出增长基本是停滞的，然而到了19世纪的工业化以后，产出大幅度增加，人均寿命、粮食产出、医疗资源、人均可支配的商品都在增加，人口在工业化下更多的变成了红利而非负担。题外话，工业化和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根本不是什么房地产支柱，这也是为什么个人更加倾向于房地产泡沫出清来阻断经济发展对未来的透支，挤压和牺牲消费能能力，影响制造业转型的机会，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只要制造业还在，经济总能恢复，金融存在的意义是服务实体经济，最差的结果是即便金融也烂了也可以重塑，本身现有金融体系就有很大的问题。
回到正题，2023年，预测价格指数P，还是可以去逐个分析M、V以及T的可能发展方向：
1）M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依旧趋于极度宽松，宽松幅度可以达到涨价去库存阶段，长期维持11~12%的货币供应量增速，政策通过增减货币供应来拉经济的意图非常明显，本质还是凯恩斯主义那一套。但我们把货币供应进一步拆分，毕竟靠信贷给市场供应货币，总是要变成居民的收入后才能发挥作用，就又回到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分配体系问题，放在多的水无法有效转化成居民的收入增长，反过来总希望鼓励居民负债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结果是信贷转移而非宽松货币的收入转移，只会让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多一分压力。如果读者了解90年代的日本，有一个词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即便存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和居民并不会主动的去举债，相反还会跟多的偿还此前的贷款，修复资产负债状况，比如提前还贷潮问题。钱谁在借呢？从数据来看是企业，正常企业在消费不足下看不到收入预期，很难去举债扩张，很可能变成地方的平台债务和以债养债的金融空转里面去，而无法真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和消费。
2）货币流通速度V，一般情况下，讨论费雪方程式会把V设定为一个常数，变化相对缓慢，但排除特殊时期，去年的另一个现象也能佐证这个论点，就是居民的储蓄存款类创新高，增加约18万亿，很多人称为超额储蓄。这说明什么呢？流动性出了问题，也就对应货币的流通速度V在下降，居民的防风险意识增加，其他类投资转化成存款回到了银行而非投资和消费，金融体系相对原始结合居民的防风险意识增加，让货币流通效率下降。货币只有流通起来企业才有利润，大家才有收入，政府才有税收。再考虑到财富结构问题，少数人是储蓄的主力，而多数人结合负债只有少量的防风险资金，让消费问题更加捉襟见肘。
3）最后再看产出T，我国是典型的的外循环经济体，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意味着输出商品T，输入信用创造货币M，而2022年末的贸易数据表现出明显的下滑，随着美联储加息的继续，国际上货币供应收缩逐渐影响消费能力，让产出T更多的留在国内，和08年有些类似，更加依赖所谓的扩大内需政策 。
总结起来，2023年影响价格指数的货币供应继续宽松，但现有的分配体系很难保证转移到居民口是收入而非负债，从而很难判断宽松货币政策能否真的拉起来cpi，很可能接近日本的状况，海量的宽松货币政策，换来的仍然是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提前还债而非借钱，银行想给的企业和居民人家未必要，想要的大概是政治压力和以债养债的群体，让M刺激消费的效率并不高。能确定的是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以及出口受阻的T增加，上次这种状态还是通过商品三下乡出清的，这次就看那些居民还有钱来贡献消费了。所以2023年对于非必需品来说，大概率是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降价出清，这是居民收入和负债情况已经防风险意识决定的，而对于必需品，属于涨价也得买，非常依赖供给，比如猪肉周期，过年还吃上了9块钱的猪肉。两种可能的结果，生活必需品不涨，工业品等非必需品也通缩，另一种是生活必需品通胀而工业品等非必需品通缩，相比来说前者可能更好一些，毕竟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中，收入预期不会太好，收入不涨生活必需品也不涨，还算是一种慰藉，最悲剧的情况是收入不涨而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涨。
很多人总说用通胀来解决债务，两个基本的误区，第一个是通胀的来源增加货币供应M，而现代金融体系创造货币的就是债务，你借更多钱还款能否解决债务问题呢？第二个是唯一能解决债务问题的是居民收入增加，在一定范围内通胀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假设超过了这个区间，这条规律就失效了，比如形成滞涨，再比如流动性陷阱，不能增加居民收入的通胀只会增加债务负担。
为到工地干活办假身份证，64 岁男子被警方行政处罚，如何看待此事？

银发红利？
安徽一中学 488 万招投标出现 3600 元插线板，涉事中学称「相关部门正调查」，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什么叫分配？这就是分配的一种，预计也只是冰山一角，最后的成本转移上，要么是公共福利缺失，要么是居民的税负增加，更值得担忧的是，公共福利占gdp的比重本身就少，居民综合稅负本身就高，如果还无法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将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尤其是经济增速放缓新增蛋糕无法满足既得利益者欲望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102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如何解读？

首先，这里的GDP增长是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增长，去年的基本表现是低通胀、低增长，和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状况类似。还有一种增长模式就是前两年的美国，极高的通胀伴随着较高的名义增长率，2021年和2022美国的名义GDP分别是10.7和9.2，但实际增长率却还要更低。
回到正题，我们把GDP拆分，第一部分是国内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第二部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投资，第三部分是出口。由于现在的经济体基本都在采用大政府干预经济运转，所以有必要单独把政府购买列出来，这在我国尤为突出，大基建、以工代赈的等政策均可以归入到此类刺激经济的渠道。
去年要说三驾马车对增长贡献最大的，大概还是出口，我国去年的净出口创新高的达到5.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2.7%，经济外循环依旧是增长的最大动力，虽然表现上净出口拉动增长停留在0.5个百分点，但其带动的就业，就业又带动的消费都是间接的贡献都是实打实的在贡献者gdp增速，202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42.07万亿，进出口占经济产出的百分比约为34.7%。
投资和消费增长相比此前的经济增长来说要缓慢一些，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和信贷扩张，去年即便给市场供应28万亿左右的广义货币，同比增长约为11~12%，然而以及无法拉起来投资和消费，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想用通胀换gdp增长都未能成功，反而变成居民的储蓄和金融体系的以债养债空转，无法转化成投资和消费。
这里再引入单独列出的政府购买，去年政府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从46.8%增长到50.4%，这个数据从08年之后到2019年末疫情冲击之前，十一年间仅仅增长了10个百分点，而疫情这三年就增长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明面债来说，疫情之前的大政府刺激经济依赖居民加杠杆，而疫情之后的政府刺激经济增长靠的是政府加杠杆。还有一组数据是地方政府的隐形杠杆，通过地方平台融资，比如城投，再转移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中，本质是地方的隐形杠杆，按照现在的负债规模约占GDP的50%，尤其去年居民参与楼市投资以后，地方的支出非常依赖隐形杠杆，负债上大项目利好短期GDP增速，但会给未来的债务偿还和政府财税增加负担，这也是一个相对透支的做法。
2023年的GDP增速有哪些利好和不稳定因素呢？
1）利好比较显著的就是防疫政策的放开，多数的经济活动得以恢复，尤其是去年增长表现最差的三产，结合今年的低基数，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三产会在2023年表现不会太差，5%都是有可能的。
2）利空的因素则还是给过去还债，房地产的烂尾问题、庞氏信贷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地方财政依旧缺口巨大，当然明面债务不会是大问题，而城投债融资和偿还则是一个大的隐患，至于消费，年年提也并没有真的想解决，收入和债务把非必要消费卡的死死的，结果是大量供给货币依旧无法拉起通胀，因为很难转化成居民收入，最差的结果是生活必需品通胀而非必要消费品通缩，变成穷人的铸币税。
3）另一个利空消息来源于外部，美联储加息还在继续，实际利率也快拉回正值，这时市场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带来的则是国际需求的下降，今年的进出口未必能像去年那样乐观，这与商务部表示“2023 年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外需走弱、订单下降” 的矛盾定位其实是吻合的。
最后，好在2022年的基数小，防疫政策的放开会让2023年的经济增长变得好看一些，比如可以乐观的定在4~5%，但两个核心的风险依旧存在，债务问题和消费不足问题，尤其是外需下降的时候会放大消费不足的问题，这两个也都是长期要面临的问题，与其期待经济重回高增长，更应该放低经济增长预期，也就是要逐渐适用经济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的大环境。
如何看待南京出台新政「公积金可提取支付首付」？这一举措会带来哪些影响？

公积金本身就是为了购房缴纳的基金，购房不能提取才是不合理，尤其是对于只缴纳未使用的刚需。
公积金一般的缴纳比例是1:1，即企业和员工各承担一半，企业计入到用工成本，原则上属于福利，员工则是直接从工资里面扣除，这部分怎么看都不是福利，而是自己给自己买房的资金积累。假设这部分资金无法用于购买房屋，仅仅享受3.05/3.25%的房贷优惠和用于偿还贷款，那么这东西就不是福利，而更偏向于是强制征收的税。
房价上涨的时候，各种限制使用公积金，一般没用过的多是刚需，投资者反而并不那么依赖公积金贷款。各种公积金的乱象，有的地方不支持组合贷，要用公积金就需要多交首付，刚需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只能去使用更高利率的商贷，有的地方不允许作为首付资金，那么这部分钱只能用于偿还月供，但首付依旧是个问题，更多的限制还是在首套房上。
现在各地不断下调利率下限，让公积金就变得更加鸡肋，首先要缴纳一定的时间，如果还不允许提取作为首付资金，商贷和公积金贷本身就差不太多了，个人预估的商贷下限在3.5~3.8%，现在很多城市都在3.8左右，公积金最低无非3.05%，加上各种限制，根本很难理解成福利。
当然，有的地方是限制，有的地方则是鼓励，比如一人购房全家帮，不断提高公积金贷款上限，又有点矫枉过正，变成了对不买房但缴纳公积金人群的权益掠夺。
政策紧与松完全取决于地方的需求，导致朝令夕改，本身作为福利性质的资金池，政策干预的自由度极高，具有所谓的“最终解释权”，这就让福利性质倾向于税收属性，今天需要刺激楼市放开，搞不好资金池子枯竭后又开始限制，不确定性本身就是风险，随着商贷的不断探底，公积金缴纳也变得越来越鸡肋。
董明珠两会将再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到 1 万元，「让工薪阶层得到实惠，敢于消费」，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其实还是三个部门之间的财富流转问题：
企业和家庭部门向政府部门纳税，企业从政府部门获得订单，家庭从政府部门获得公共福利。
企业从家庭部门获得投资和消费，家庭部门从企业获得就业、薪资以及投资收益，企业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缴纳。
货币、商品在三个部门之间的流转，构成一个大的经济循环，但有时候这种循环也会出问题。
比如传统经济危机，当家庭部门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掌握资本积累的人往往是少数，更倾向于投资来获得收益，而普通家庭依赖劳动收益来支撑基本开销，流入多数人的财富不足消费能力就会下降，而提供商品的企业就无法获得利润，只能缩减就业岗位，结果就是消费能力的进一步下降，进入通缩螺旋，循环的阻塞只能通过被动的爆破来出清，就是传统的经济危机。传统经济危机一般都是小政府情况下，政府不会过度的干预经济运转，尤其是工业化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的传统经济危机频发。
假设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呢？当上述通缩螺旋预期出现时，就会主动的去扩大支出，比如大基建，通过派发订单去企业，企业获得订单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增加的就业和薪资变成新的投资和消费，进而转出通缩螺旋。原始的设计中，当市场的钱流转起来，企业获得利润要纳税，居民获得收入也要纳税，政府的税收增加就会降低其刺激经济所积累的财政赤字，让经济重回正常的循环。
我们把“税收”的定义更宽泛一些，就是居民和企业向政府部门输送的货币，比如房企购买政府部门的土地，部门地方派发的罚款任务等等，这些都是实际增加了居民的负担，货币从家庭部门转向了政府部门。在我国过去十几年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循环阻塞，就是政府部门过度的征收土地税和未来税，让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并没有跟上经济的产出规模，在大政府下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之所以没出问题，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让大量的产能通过出口消化掉，2022年的贸易顺差就高达5.8万亿。
当然也有潜在问题，就是一旦国际需求收缩，比如美联储的加息长期影响必然是全球各个央行逐渐收缩货币供应，那么经济体内部的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就会愈发显现，家电、电子产品以及其他类的非必要需求的矛盾都会凸显，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相互影响，疫情放开的红利有，但也仅仅是部分贡献，这就让2023年的政策选择可能会难于2022年，比如今年商务部表示 2023 年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外需走弱、订单下降，依旧不会寄希望于内需来消化产能。
回到正题，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就相当于削减了家庭部门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税收，而且还是定向中产阶层（5000~10000）的群体，考虑到六项减免，这个定向让利群体收入区间还要提高一些，其实还真就是中端家电和消费升级潜力的群体，从而刺激相关的消费。
但是，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的三个部门之间的财富流转，我国是最典型的大政府干预经济运转的经济体，其本身的运转就需要巨大的消耗，此外，干预经济往往靠的是真金白银，两方面都需要海量的税收支撑，要么从企业出，要么从家庭部门出，就会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现状：一方面持续的给企业和居民在税收上的让利，另一方面强拉房地产和信贷，征收土地税和铸币税。不管何种方式，终究是政府部门从家庭部门拿走的税收，结果很可能是直接税上给居民一颗甜枣，但却在“隐性税收”上拿走了一堆西瓜。
最后，也不难得到一个结论，现阶段真想要扩大内需，要从广义的税收上做文章，给家庭部门多留一些储蓄而非鼓励其过度负债。要在财富结构上做文章，向高收入、高资产持有者征税，向中低收入群体增加公共福利支出，我国的税收和公共福利占gdp比重远不成正比。要从政府部门运转费用上做文章，降低运转的冗余和无效的投入。事实上，哪一个都不容易，也很少有人会真的提出。
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之际，美财长称「与中国恢复经济对话很重要」，如何解读？

这个问题试着理解一下：
1）贸易余额
当一个经济体的出口大于进口时，就会积累贸易余额，我们知道贸易的核心是商品的交换，一个经济体对外提供的商品多于进口，意味着其他国家拿走你的东西比给你的少，差额就是一种“债务”，对于净出口国，这部分“债务”以他国货币的形式积累就是外汇储备，这是你未来向该国索取商品的凭证。
我国、德国以及日本是经常性的贸易顺差国，在疫情冲击期间，德国日本相继出现贸易逆差，即花掉之前积累的贸易余额，而我国恰恰相反，比正常时候更快的贸易顺差增速，2020年贸易顺差3.7万亿，同比增长27.4%，2021年贸易顺差约4.37万亿，同比增加18.7%，2022年贸易顺差更是惊人的5.8万亿，增速高达32.7%。
考虑到外汇储备更多的是美元，美元本身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央行的负债，则意味着美国欠着我国海量的“债务”需要在未来偿付。
2）贸易余额的收益
假设我国把贸易余额以货币的形式存放，就和我们家庭的钱以活期存款或者现金的方式存放一样，几乎不会产生收益，一般情况下都会伴随着长期的通胀，虽然美国在大几十年的时间通胀控制的还不错，但也有失控的时候，比如近两年的表现，如果仅仅把贸易余额以货币方式存放，就要持续的损失购买力，这也是美元能够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一种方式。
如何止损，或者对应我们家庭储蓄如何保本，要不直接花掉，而更多的方式就是投资，投资分很多种方式，既可以购买实物资产，也可以购买金融产品。其中购买美国国债就是一种低风险的投资，目的就是保本，降低货币贬值的速度。如果把美债全部赎回变成货币，无非相当于家庭把投资理财赎回变成活期存款，这种货币状态一般不会持续太久，能让大家把理财赎回变成几乎没有收益的货币，要么是这种投资品本身的风险增加，要么是有更好的投资品。
至于哪一种情况，个人更加倾向于 @青山布衣 的观点，因为我国现阶段把国债赎回后依旧是美元，外汇储备依旧更多的是美元资产，对美债不信任和美元不信任能有多大的差异呢。我国也并不像日本那样在疫情期间出现了贸易赤字和汇率失控，需要消耗外汇储备，至少过去几年还是以平均二三十个百分点的贸易顺差增速，可能的解释是持有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其他类的美元投资。另一个佐证是，2022年，中国买入美国长期国债2590.6亿美元，卖出美国长期国债2716.6亿美元，净卖出仅126亿美元。
全国 450 个小城市超 9 成房价不过万元，海南万宁列第一，如何看待这个数据？

谈收入觉得高，谈房价觉得低。
客观的统计应该给出450个小城市的平均收入，这样可以大致得到房价收入比，以及扣除基本开支后的结余，这样可以大致得到攒够首付的周期以及偿债能力，这些数据一起给来证明房价的上涨空间可能才具有说服力。
2 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大涨 96%，近七成购房者为首套刚需群体，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算法有高赞也说了，找出一周算环比和同比得到极高的增速，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当然，一线的回暖真正的影响大概是防疫政策的转向，根据控制变量法，去年该放松的楼市政策都放松了，利率、信贷门槛，长期维持两位数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量也并没有起色。防疫政策让很多经济活动受阻，放开后会带来一波积累需求的释放，尤其是三产的恢复至关重要，所以要考虑的还是这种防疫政策转向红利积是否可以持续。
央行、银保监会拟出台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17条政策，支持发放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市场化的租赁住宅即使在供需关系极其紧张的大城市，都很难推动，为什么？市场化就是奔着赚钱去的，而租赁住房的主要收入原则上就是租金，我国的租售比大概在1~2%，不考虑其他成本，约50~100年回本，这样的投资收益很难做到市场化运作，当然这还只是表象，我们可以进一步深挖背后的逻辑。
1）低的租售比主要来源于高的房价收入比
如果只看租售比，感觉好像租客压力并不大一样，但现实中真的压力不大吗？房租往往占据收入的很大比例，尤其是大城市，合租蜗居也得上千块钱，为了省电房租，几千万劳动者忍受着极端的通勤。房租与当地的平均收入有关，房价则是刚性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结合体，我国普遍20以上的房价收入比，一线城市则可以超过30，即使放款国际上的房价收入比的限度，超过10也是比较高的水平了，而这在我国低于10的城市才是凤毛麟角。所以低的租售比，根本原因是极高的房价收入比，这让很多人所谓的你不租有的是人租，以及房地产持有税转嫁给租客的理论并不适用，如果真能随意涨房租，现在也根本就不会维持在1~2%的租售比。
2）高房价的背后是税收
这个讨论的比较多了，房子最大的成本是土地，而土地又是“集体所有”，地方有权出让土地获得出让金来贡献财政收入，本质是向居民征收的税，这也是房价一旦有下降的趋势，总是有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策强行干预的原因。不管是商品房开发商，还是租赁的开发商，都是要赚钱的，对于商品房来说，一次性的可以把土地税的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当然去年这个转嫁负债中断了，带来了更大规模的烂尾。对于租赁开发商，这个成本转嫁就要慢得多，按照2%的租售比，光土地成本就得几十年消化，直接导致市场化的租赁很难成功。
3）融资成本
回到本问题，本身一个很难赚钱的产业，再向他输出信贷，额外会增加一个利息成本，即使做到最低，也在同期的lpr附近，土地成本、租售比死死的卡死了利润和现金流，以后的增值先不说平前期的建设成本和土地成本，就是利息偿付可能都是问题。
总结起来，市场化的租赁市场，在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两个指标的限制下，很难自发的发展壮大，本身很难赚钱的模式，还要挤出利润供给地方税源和银行的融资成本，真有人敢干，那就一定要顶住补贴和贷款，谨防烂尾和套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