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法定代表人就是公司老板吗？

不一定。
根据公司法，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都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并不一定能独立决定公司重大事务（例如，一名持有公司 1% 股份的高管，也有可能被任命为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甚至不一定在实际业务中承担重要的管理角色（例如一些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在一轮轮融资中淡出决策层的元老级联合创始人，依然挂着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说得不那么严肃一些，法定代表人甚至有可能只是个「背锅侠」：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如果公司出现违法经营、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法定代表人也有很大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定代表人不一定有实权，但最终仍要为公司的过错埋单。（记得之前我就跟公司技术中台的同事开玩笑说，大家要是胡搞搞出事来，最终是我们敬爱的 XX 老师（并非 CEO）去蹲海淀看守所的，诸位，你们也不想把他送进去吧？）
针对题主的另一个困惑（大股东是不是一定就是公司老板），也一并作出解答：大股东不必然就是公司的「老板」，也不必然就是法定代表人。中国大陆的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同股不同权」的制度设计，1% 的股权不一定代表 1% 的投票权，小股东也有可能通过公司章程的设计而拥有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至于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也可以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让名义上的小股东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近年来，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更多同股不同权的试点。
而在欧美国家，同股不同权的现象更加常见，这是为了方便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 -- 公司创始人可以在不稀释控制权的情况下邀请更多投资人入伙，你当股东我欢迎，你抢方向盘我不干。
再说了，还可能存在复杂的代持协议，导致仅仅看天眼查上的股权结构也未必就能精确判断谁是公司真正的「话事人」；涉及母子公司的问题，情况也会更加复杂 -- 子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可能只是母公司的一个大头兵来凑个数，实际上还是唯母公司马首是瞻。
以上种种可能，都能用来帮助理解问题的答案：法定代表人，不一定是公司的老板，
美国禁枪违宪，禁子弹不就行了吗？

简单的回答：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不是「持枪的权利」，而是「持有武器」（bear arms）的权利。
稍微展开一点解释：
历史上，关于第二修正案曾经出现过两种解读，
一是认为该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民兵组织、藏兵于民从而巩固国防。现实层面，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尝到过将英国军队淹没在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的甜头，自己在北美大陆上没有强敌环伺，只需要针对印第安人和英国遗老遗少搞搞治安战，民兵足以应对建国初期的国防需要；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启蒙思想家普遍将职业化的常备军队描述为国王横征暴敛的工具、是人民的对立面，而纪律严明的人民子弟兵，必须来自人民、自己也身为人民的一部分，民兵也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正确」。
在立宪组建联邦政府的过程中，民兵也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联邦党人论述到「管理民兵以及在发生叛乱和入侵时指挥民兵作战的权力，是负责管理共同防务和保卫邦联内部和平的必然职责」，宪法中也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权「为组织、装备和规范民兵提供用度」(to provide for organizing, arming, and disciplining the Militia)。
看官朋友们，这并没有跑题，马上回到问题的核心了：第一种解读认为，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实际上是指的参与民兵组织保卫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且第二修正案的原文也明确说了，「一支受规范的武力乃确保自由国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可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那么，立法者禁止持有子弹、废弛民兵制度，岂不是违背了祖宗遗训？
号召忠于宪法原意的一派或许会这么说，而对于第二修正案，还有一种将其于民兵制度脱钩的解读。 2008 年的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判例之后，各州不得将加入民兵组织作为持有手枪的先决条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早在独立战争前，各州的法律实践已经逐步认可了公民的自卫权，认为第二修正案是在保障这种自卫权。
至于为何要强调自卫权，这也和「有限政府」的传统有关（对此， @莱茵行宫伯爵 的回答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 尽管从财政支出和公共部门的规模来看，美国是一个「大政府」，但基于小政府的制度设计依然在发挥作用）。
例如，在 1981 年的 Warren v. District of Columbia 案中，法院进行了一段我们可能觉得难以相信的说理，主张警察没有义务保护个体公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针对的是公众整体，除非警方和一名个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否则警方和个人之间不存在具体的法律责任」（the duty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is owed to the public at large, and, absent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and an individual, no specific legal duty exists）。
这就是一种小政府思想的体现：政府不「管」这么多，往积极的一面说，是划清了个人和公权力之间的界限，往消极的一面说，是政府也拒绝承担这么多的责任，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简言之，对于第二修正案，按照第一种解读，子弹也是维护民兵制度所必须的，因此不能禁止；按照第二种解读，对于犯罪问题，如果政府既不想、不能管，又不给民众提供自己管自己的途径，这就像是既不组织防疫又禁售退烧药一样，显然是荒谬的。无论按照怎样的方式理解，都不是一禁了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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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针对评论的补充）
这个回答提到的论述方式，恰好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普通人买不了坦克、F22 和核导弹：因为不是民兵的装备，而且也超越了自卫的目的。
理论上，法律也给普通人提供了购买这些武器的机会 -- 向联邦政府申请拥有 Destructive Device 然后再持证联系卖家。联邦政府也是有说法的：没有侵犯持有武器的权利嘛，我们是有申请程序的，资质上作出限制不等于剥夺权利[惊喜]
只不过这套逻辑对于限制子弹来说说不通、民意不接受而已==
为什么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在审前交钱保释很普遍？

保释金不等于免罪，这一点其他几位答主提到了，我来解答问题的描述中的追问：为什么一些国家要有保释金制度？
因为要平衡无罪推定和公共安全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一个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应视为清白的，既然没犯罪，凭什么把他关起来？
另一方面，既然有理由怀疑他行凶作恶、他也有逃避审判和刑罚的动机，似乎又不能这么轻易放虎归山。
于是就有了保释金制度：不是「花钱免罪」，而是先拿出一笔钱放在法院这里再走，只要按时出庭受审、在外面别为非作歹，就能把钱拿回来，否则这笔钱就要没收充公。
以美国为例，保释金的额度和罪名的严重程度、嫌疑人的前科记录挂钩。小偷小摸非暴力犯罪很容易得到保释，还有一种叫做 Own Recognizance 的处理方式，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凭自己良心」，意思是不需要上交保释金、只要承诺会按时到庭受审就能先走。但如果嫌疑人得到了机会自己不中用、有违背 Own Recognizance 的黑历史或者属于累犯，那就可能被要求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保释金了。
另外，如果法院认为嫌疑人有重大的潜逃风险或者有可能连续作案，也有可能裁定不予保释金。例如，当年的章莹颖被害案中，克里斯滕森就没有获得保释的机会，一直被羁押到开庭。这方面，法官的自主裁量权相当大，我就见过一位对酒驾案件尤其不宽容的法官屡屡拒绝保释，并表示「如果他出去以后还喝酒开车的话，那么我让他走出这个法庭，就是放他去街上杀人」。也有的法官会关心嫌疑人在别的州、别的国家是否有门路，我也见过有法官以嫌疑人在墨西哥有家人和地产、逃出国也能小日子过得不错为由拒绝保释。但总体来说，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以保释为原则、以不保释为例外的。
那么，要是有人交不起保释金，是不是就该认了这条穷命？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告诉你：市场机制会提供答案，我们有「保释债」（bail bond）-- 一种专门用于支付保释金的短期高利贷。
保释债一般采取一口价的定额利息，不论还款时间如何（合同里会将法院裁定返还保释金的日期视为借款人的还款时间），一般都是 10% 左右的利息，在放款时一次性付清。也就是说，嫌疑人付出了保释金额 10% 的「融资成本」，就能换来几天在外面相对逍遥自在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保释债还起到了促进嫌疑人到案的效果：如果嫌疑人跑路了，借来的保释金被收归国库，受损失的是保释债的经营者。因此，他们也会采取各种方式（甚至包括聘请私家侦探）帮助法院把拒不到案的嫌疑人带回来。这也算是市场机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了==
这三年疫情都让你明白了什么？

疫情三年，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没到讨论「制约公权力」这一步，首先，还要闹明白「什么是公权力」这个问题。
这三年，人们多多少少经历了被「管」，被社区管，被大白管，但什么是社区、什么是大白呢？
有的地方，社区指的是街道，有的地方指的是居委会。两者的法律性质其实全然不同 -- 街道至少是个衙门，代表了官家，是人民政府设置的派出机关；而居委会则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工作人员在行政法角度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头老百姓（或者寸头、分头老百姓）。一个是官、是公权力，一个是民、和我们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三年来，他们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灰色地带。
类似的，还有「大白」。这个称呼开始可能是为了消除公众恐慌、想要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但也渐渐产生了副作用 -- 消解了严肃性的同时，也在模糊着事物的性质。
我尊敬、信赖医护人员，因此不喜欢「大白」这个表述方式：医疗工作者、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性质完全不同，穿上防护服就都成了大白。对于有执法权的大白，我作为一个守法公民会配合，如果觉得执法方式不合理，可能还会记录下来以备后续申请行政复议；对于是冲锋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真的希望说声感谢（无讽刺意味）；对于披上一副白皮就吆五喝六乱作为的社会闲散人员，我甚至会动「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念头：要不，我也弄套防护服穿上，反正我们的法律地位都是一样的，权威都来自一张皮，为什么不是我来管管你？（狗头）
上面这些话，说得可能有些轻佻了，那就再认真举个公权力定义模糊的例子：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健康宝。
这种东西，关乎出行自由、关乎采购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关乎能否正常开展工作和教学，看上去是公家该负责的事情，一旦出现了错误，到底应当向谁申诉、由谁承担责任并消除影响？
不知道。
前几个月，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能不能就健康宝错误弹窗提起行政诉讼，文章看不到了，节选其中一段可能不那么敏感的：
从行政法角度来看，行政行为可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前者可诉，后者在行政法领域一般不可诉（在国家赔偿方面有例外）...各类健康码、健康宝制造了一种灰色地带：赋码和弹窗到底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
一方面，健康码仅仅是对事实信息的加工处理，根据市民的行动轨迹、核酸检测信息等，根据程序输出对应的结果；另一方面，健康码也在影响着权利义务关系，关系到出行自由、工作机会乃至健康和生命权利（谁也不希望因为弹窗被挡在急诊室门外吧？）。
我自己可能不那么害怕弹窗，毕竟，对我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靠着现代服务业吸血的社会蛀虫来说，被弹窗了正好，反正食物都是从超市货架长出来的、工资都是根据合同每个月打到账上的、遇到什么委屈是可以上网发帖写作文的；但对于手停口停的打工人们、企业在居家办公期间只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钱的劳动者们、没有机会表达意见的人们来说，健康宝的变色，就是一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行为了，而这种行为如果做错了，需要弥补的途径。
随着最近的政策调整，有人欢欣鼓舞，认为我们已经走出来一段弯路，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我们正在地板油冲向新的一段发卡弯。
而我在想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不管是因为疫情的反复，还是因为新的危机事件，当有一天我们再度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做一件事的时候，还能不能弄清楚公与私的界限。
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讲主义、论述西方那一套群己界线问题，而是要讲很现实的问题：
谁在作为国家公权力分配物资、谁是借机揩油的个人投机分子；
谁在代表国家执法、谁在浑水摸鱼泄私愤；
谁有权管我们、谁在狐假虎威趁着疫情体验当爹的感觉？
务实一点，都别虚空讨论制约公权力问题，先明确下来谁是公权力再说 -- 这就是三年疫情对我看待问题方式的影响之一。
官方回应「当前全国各地疫情形势」，称「各地已经成立了整治层层加码工作专班」，这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一家之言：之所以「层层加码」现象屡禁不止，是因为它被称为「层层加码」。
这不是废话文学，层层加码这个措辞有两层意思：
1、上头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阶段出了偏差；
2、我们在讨论的还是一个行政层面的问题，是方式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针对第一点，上头的本意好不好咱也无从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量本身没有执法权的、没有得到合法程序授权的、法律地位和我们一样的人在管着我们，比如小区保安、居委会人员和不明身份的「大白」。针对这种现象，讨论是否在执行阶段出了偏差，只能得到「甚至称不上错误」（not even wrong) 的答案 -- 一个没有执法权的主体，讨论他有没有正确执法，难道不是变相抬高了他的地位吗？
诚然，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出现了执法权下放的趋势，例如第二十四条就规定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但即便下沉到这个程度，街道办的人也是正正经经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还在居委会上头呢。
针对第二点，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破坏公私财物、诬告陷害（例如「扣个帽子、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不是简单的「工作没做好」。
菜是菜，违规是违规，犯罪是犯罪，三者不能混淆。知乎上文化人多，打个比方帮助理解：
一名科研工作者，看别人都往石墨烯里加吧加吧东西灌水发论文，自己也有样学样往石墨烯里兑狗屎水文章，这是菜；
实验结果不理想，把图片 PS 了一下、抄了别人的成果发论文、因此评上了副教授，这是违规；
搞了个地下实验室，绑架了大活人过来做人体实验，这是犯罪，
这三者，能简单地统称为「学术不端」吗？
有的地方，的确没资源、没能力、上头的要求执行不了，这是菜，要想办法给资源给出指导方案；
有的地方，履行程序不够严谨，没有政府盖章的文件就开始封小区，这是违规，要予以纠正；
有的地方，没有执法权的人直接大锤砸门撬棍撬锁进屋消杀、反锁房门非法限制居民人身自由、甚至根据网传爆料，可能出现了一些暴力行为，这是犯罪，要上刑法。
这三种现象，同样不能以「层层加码」一概而论，否则既有可能打击了真心想办事但条件不足的人，让防疫向摆烂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助长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气焰，仿佛他们做的事情只是「方式方法不得当」而已，被轻轻带过了。
如果新闻发布会上每天通报的是「XX 地出现了居委会人员、小区物业假借防疫名义破坏公私财产、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侵犯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现象，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临沂兰山殴打居民的「防疫工作人员」受到的是行政处罚），而不是空洞的一句「各地出现了层层加码的现象」，那么，层层加码问题才算是离得到解决更近了一步。
谁可以决定采取封控措施？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如何整治？还有哪些防疫细节需要关注？

这个问题之前回答过：
给一个太长不看版：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封控措施；
2、居委会不是政府，只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人员不但没有执法权，而且说得破防一点，连个编制都没有，还好意思觉得自己是公权力；
3、根据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只有高风险地区才可以进行封控，低风险区可以实行的防疫措施为「个人防护、避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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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谁可以决定采取封控措施？」的解答，至于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如何整治这个问题，从自己和周围人推动提前解封的经历来看，要想让法律并不那么可笑，在沟通时要注意三点：
1、非必要不激化矛盾，沟通的策略也要讲一个「胡萝卜加大棒」，
所谓「胡萝卜」，指的是尽可能寻求共识（强调居委会做工作也不容易、也是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安抚对方（说明一个道理：按照二十条做事，出了问题上面要追责的话，我们居民也会支持你）、给对方递台阶下。
当然，真要遇到拿着鸡毛当令箭，借着掌握了一点点权力的机会就开始骑在居民头上的顽固分子，也要开始上大棒讲明白第二个道理：
2、让居委会明白，如果自己主动加码过度防疫，闹出来什么问题，上面是要让你们背锅的。
谁家没有老人孩子呢、谁家的年轻人没点窦性心律不齐脂溢性脱发呢（后者乱入），要是有人去不了医院买不了药出了问题，你猜上面会怎么说？上面会说「封控的要求是我们提出的，我们负责」，还是说「都是居委会层层加码理解错了上面的意图，才导致人民生命安全受到损失」？
到时，说不定正好要找个编外人员来扛雷顶罪、掩护领导撤退，居委会的朋友们，想必你也不愿成为这样的耗材吧== 要说明一个道理：依法办事，也是在保护你们自己。
3、如果到这个关头对方还顽固不化，能否自己动手争取解封，就取决于当地法治水平大环境和居民构成小环境了。前者我们不能短时间改变，对于后者，可以未雨绸缪，不要事到临头才想着发动邻里。在平时就要注意下小区居民构成、多水一水居民群，观察其中有没有迫切需要回归正常工作状态谋生的年轻人，他们是争取解封诉求强烈的基本盘，还要找有一定社交媒体动员能力的人，极端情况下按闹分配可耻但有用。
哪怕社恐，也要和上述两类朋友建立联系，老乡找老乡、同行找同行、铲屎官找铲屎官、遛狗的时候多夸夸别人家狗子，这些事情都要做起来，不要让原子化的社会生活状态让自己变成孤勇者。找机会（在避免显得是在不怀好意心大山骚扰的前提下）聊聊天、借着世界杯的机会喝喝酒、吹吹水，遇到别人物资短缺的时候匀一点出来、遇到社区人力紧缺时协助一下分发物资、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搭把手、别人向居委会提出诉求时，适度应个声捧捧场 -- 我相信，大部分人心里面并没有那么多主义，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让自己觉得小日子还能过下去的生活环境。当这种环境被破坏的时候，站出来保卫它、帮助曾经对自己释放善意的人、也是人之常情。
同时，也一定不能把老人视为自己的对立面 -- 不少年轻朋友上网冲浪多了，容易陷入二极管思维，认为老人一定惜命、不在乎年轻人的活路、自己有了退休金就希望在家躺到天荒地老，这一点并不一定成立。我也曾经先入为主地认为父母就是「防疫爱好者」，最近深入聊了下这事，才发现父母也很赞同要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于各种乱作为的现象批判了一番，并表示「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争取的，不能什么都听之任之」。我们国家的老人，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吃过见过的，听听他们的建议未必会错，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在太平岁月里泡得太久了，斗争经验还真不一定有上一辈丰富。
最后，在心态上，不要对法律一笑置之。不是喊出法条、当场让居委会跪在地上唱征服才叫法律有用，以前一张没盖章的纸就能封五天七天，现在测过没事就能走，这不能说是没用；以前不跟你讲道理，现在有的谈，这也不能说是没用；以前大家只会发泄情绪、盲目硬干，现在有了能共识的依据，这也不能说没用。
法律不是用来「打」才有用的，如果能帮助自己谈出比原来更好的结果，那还是值得去学习和运用。
地球上是不是只有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

咱们都是接受过唯物主义思想熏陶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在讨论「某国和某国之所以不同，是不是因为前者有人说了什么话」这个问题时，不可忽略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
世界上表达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人有很多，比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曾经发出质问「Do those gentry certainly have blue blood？」（难道那些贵族就一定具备高贵的血统吗？）。从卢梭、孟德斯鸠，到潘恩、富兰克林，再到曼德勒和甘地，对不平等社会秩序发出质疑的声音响彻人类历史。
但平等并非一句话就能得来的，有鏖战数载而仅乃得之者，有屡战屡得而复失之者，有屡战屡败而迄今仍未得之者；那些得而复失、仍未得之的国家，是因为喊得不够响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只用英雄史观进行唯心的分析了。
有学者认为，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容易滋生腐败和专制 --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大部分经济来自几口油井、国家对产业形成了自然垄断，「王侯将相」是否更容易通过贩卖许可证来攫取暴利、更能吸引资本攀附？这就产生了「监管俘获」现象，本应维护市场秩序的裁判也成为了场上的第十二人，球迷喊破嗓子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观点认为，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出现「发展专政」 -- 国家在强人领袖带领下转舵需要力排众议营造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奇迹又给一言堂现象提供了正当性。这些学说不一定正确，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专制还是自由，不是虚空的主义问题，也离不开各自的经济基础。
平等问题也是如此：英国在 1807 年就立法废除了奴隶贸易，但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汤姆叔叔还在弯腰摘棉花，是因为美国没有平等思想，还是因为南方的经济支柱决定了一些人的屁股位置？另外，奴隶制的废除，也离不开地理和经济因素的作用：
有研究认为，烟草种植园在当时成为了相对「进步」的生产环境，而背后有自然因素在起作用[1]：和棉花、甘蔗相比，烟草生产劳动强度更小，育苗、移植、除草、掐叶、晾晒和烘烤等环节可以由女性承担。因此，烟草种植园的黑奴性别比例更为均衡，可以实现自然人口增长、且平均寿命更长，进而更有条件形成彼此间的文化认同、组织起来争取权利，更容易出现陈胜吴广式的人物、也确实产生了更频繁更有组织的反抗运动。
一种思想固然能够引领人们追随，但思想落在地上，也需要合适的土壤和水热条件供其生长。我无法给出严谨的分析、逐一论述两者贡献度的大小，但至少认为应当保持谦虚，不要指着一片戈壁滩洋洋自得地发问：是因为没有人在这里播下思想的种子吗？
参考
^高春常. 人口因素与切萨皮克地区奴隶制的演变 [J]. 美国研究. 2003 (02)
文风存在抄袭一说么？若存在，如何界定？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文风」是不可能被「抄袭」的，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一些作家在遣词造句、段落划分、对话描写的节奏、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等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这属于思想范畴，思想上的借鉴并不侵犯著作权。
若是我用古龙的文风讲述煎牛排的过程，可能会写成这样：
锅，
铸铁锅，
烧红的铸铁锅。
没有人看到牛排是如何下锅的，
厨房门开，牛排已盛在盘上。
「是完美的五分熟吗？」
「是完美的五分熟。」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这种模仿，很难被认为是抄袭。
另外，一些经典情节套路的使用，也属于思想范畴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在《星球大战》之后，电影编剧、小说作家依然可以使用「自己以为的仇敌竟然是亲生父亲」这个桥段；除了JK罗琳之外，其他人也可以自由地使用「寻宝」式的剧情套路（哈利波特可以去满世界找七个魂器，你笔下的人物也可以去收集七种宝物来战胜大 Boss）。
此处有一个但是：但是，如果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和表达方式都和他人作品存在高度相似，就有可能构成抄袭了。郭敬明抄袭庄羽一案的判决书对此就有非常透彻的说理：
在小说创作中，人物需要通过叙事来刻画，叙事又要以人物为中心。无论是人物的特征，还是人物关系，都是通过相关联的故事情节塑造和体现的。单纯的人物特征，如人物的相貌、个性、品质等，或者单纯的人物关系，如恋人关系、母女关系等，都属于公有领域的素材，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以其相应的故事情节及语句，赋予了这些“人物”以独特的内涵，则这些人物与故事情节和语句一起成为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还需要注意一点：过度模仿的法律后果，不仅有著作侵权一种形式。
假设，我在网文平台写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名叫做张作乐的厨子，曾经在新东方厨艺大赛中获得第二，人称张榜眼，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百分百做出五分熟肋眼牛排。此人为了成全朋友，将祖辈经营的大饭店送人，去国外旅居十年，一次回国时，结识了一名有些恋爱脑、一根筋的年轻烹饪天才，和他一起被卷入大阴谋中...
这样的故事，搭配上与古龙文风相似的表达方式，还用于商业目的，就算不属于抄袭，也有可能构成其他形式的侵权。一名作者，若是「换皮」他人的 IP、利用他人角色和故事情节的知名度来抢占市场份额，属于不正当竞争。对此，金庸诉江南案的判决可供参考：
金庸笔下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元素，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能够让作者与之产生稳定的联系，具有商业价值。江南利用这些元素进行文学创作并获取收益、借助金庸原作品的影响力获取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综合来看，文风方面固然可以放开手脚模仿借鉴，但要真正做到为我所用、融会贯通，而不是借鉴完文风还不满足、还要继续逮着一只羊使劲薅、模仿同一名作家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否则，即便法律层面不构成侵权，也容易在道德方面招致非议。
如果我在公司发放年终奖之前离职了，公司有权不给我发年终奖吗？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7 月新发布的指导案例，如果劳动者已经完成了或者几乎完成了一整年的工作、符合公司与年终奖相关的绩效考核标准，那么即使在真正下发年终奖前离职，劳动者还有得一争。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83 号承认了公司对于决定年终奖的金额和发放方式有一定的自主权：
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另一方面，指导案例也要求企业不得用经营自主权作为万能的挡箭牌，还要考虑公平合理原则：
但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这一指导案例给打工人三条启示：
1、即便不能拖到年终奖落袋为安后才离职（一些在美上市互联网企业因财务处理原因，会在四月份才发布上一年年终奖），那么也要尽可能在获取该年绩效评定后再离职。有了当年的绩效，不论是跟公司谈还是闹到仲裁的地步，都更有底气证明自己的贡献程度符合年终奖发放条件；
2、离职的原因也会影响最终结果。员工在基本完成了一年的工作后被「优化了」，属于非主动离职，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争取到年终奖，在谈离职补偿时，除了 N+1，也可以将年终奖问题摆到台面上和公司谈。
3、要是存在宣称「收到年终奖前离职等于自愿放弃领取」的公司规章制度，不要被吓倒。指导案例 183 号已经说了，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不是万能的，法院也会审查规章制度的公平性。
大家可以试试在各类裁判文书检索平台上搜索「年目标奖金在发放前因任何原因导致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我司将不再向您支付此奖金」这句话，就能看到一系列相关案例，而其中不乏劳动者打赢了的例子。例如，（2021）粤01民终5631号判决书认为，年终奖也属于法定的劳动报酬，上面这种公司规章制度，属于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的权利，依法应属无效。
最后，也许有朋友说法律挺可笑的说他干啥，我严肃地说一句：法律或许可笑，但打工人维权并不需要尽善尽美的法律。只要能够给公司增加一点管理成本、让公司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打，就有助于促成公司和自己更好地坐下来谈。
有哪些类似 达摩克利斯之剑，阿克琉斯之踵，尤里卡时刻，荷兰郁金香 的短语？

所罗门式审判：
指通过技巧诱使他人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似乎中外传说故事里，都存在「青天大老爷审案」的元素，所罗门断案的故事就是一例 -- 两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都说自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所罗门大老爷说，这事简单，既然你们各有各的道理，那就把孩子劈成两半，一人拿走半拉。听闻此言，堂下一人崩溃大哭，连说使不得使不得、孩子不要了，另一人则高呼老爷明见，搓着手手甚至有些期待。
于是，所罗门将孩子全须全尾地交给了说不要孩子的妇人，在这场极限压力拉扯之中，她证明了自己才是关心孩子死活的生母。
「所罗门式断案」还有一个衍生的歇后语，叫做「split the baby」，字面意思就是把孩子拉（二声）成两半，形容漫不经心地进行分配。当谈判遇到僵局，说一声那我们 split the baby 好了，耸耸肩一摊手一个战术后仰就地开摆，就很灵性。
卡尔·萨根的喷火龙：
这条喷火龙同样和举证责任有关，说的是除非主张者能够给出证明，否则应当认为某种事物不存在。
天文学者卡尔·萨根打过一则机锋，说自家车库里有一条神奇的喷火龙，这条龙是完全隐形的、悬浮在半空中、它喷出的火焰没有热度，你用各种仪器都探测不到，但它确实就在那里，张牙舞爪喷吐着无色无味不会留下痕迹的火焰。
在探测不到的情况下，你会认为卡尔·萨根的确拥有一条喷火龙吗？当然不能了，要是这么说，我家还有十吨反重力金条、十名隐身魅魔、一场由不存在的客人参与的银趴，你要把我抓起来吗？
当我们在讨论生活问题和法律问题时，都要注意「无法证明就是不存在」这个道理，否则就有可能造就「卡尔·萨根式凶手」：虽然没法证明行为人和死者之间有肢体接触、有言语威胁，无法证明存在操作失误之处，但我就是认为有人故意或者过失致人死亡，这就是在预设答案制造冤假错案了。
当然，法律中也有「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但举证责任倒置也不意味着可以仅凭一张嘴就要求对方承担责任。例如，建筑悬挂物坠落、高空坠物砸伤了人，伤者可以要求楼上居民自证清白，否则就要赔偿，但伤者也要证明自己的确受伤了、的确是在这栋楼下被砸的，而不是摸着自己看不见的「卡尔·萨根式伤口」要人赔钱。
皮洛士式胜利：
「秦始皇吃花椒摸电门式胜利」的反义词 -- 赢了，但没有完全赢；赢了，但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形容得不偿失的惨胜。
公元前 281 年，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应希腊城邦的摇人邀请、为争夺亚平宁半岛的控制权和罗马连战两场。皮洛士拿手的马其顿方阵配合骑兵和战象冲击发挥稳定，锤砧战术玩得叮当响，交换比也不难看，以己方八千人左右的伤亡造成对方约一万五千人伤亡及被俘。
然而，这次胜利却让人振奋不起来，孤悬海外作战的皮洛士得不到补充、百战老兵和军官的伤亡也埋下了失利的隐忧，皮洛士仰天长叹 -- 再这样赢下去，我就要完了啊！
因此留下了一个说法：宁做秦皇吃花椒，不学皮洛士传捷报。
以上都是符合题主要求的例子，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如何看待鄂尔多斯针对防疫发通告，称「紧急情况时，您有权采取措施自救或紧急避险」？

希望这一通告不仅要给普通市民看，也要组织基层工作人员学习，这有两层意义：
1、对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借防疫名义释放自己扭曲的权力欲的人来说，要让他们看到，情势所迫之下，居民们真的有可能跟他们上强度、上对抗，自己在拉网阻拦之前，不要低估鱼的冲击力；
2、对于仅仅是执行好自己的「任务」、害怕被上头追责、把「我们也是按规定做事、不要为难我」挂在嘴边的基层工作人员，这一通告也能让他们放下心理负担：既然紧急情况下放人一马也是有理由的、自己也可以拿这个理由免责，那为何不成人之美呢？
紧急避险，指为了让本人、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损害较小的利益来保护较大的利益。
为了保护一条生命而牺牲另一条生命，并不是紧急避险。例如，自己的孩子要被饿死了，持刀出门买奶粉遭到阻拦，情绪激动之下挥舞水果刀试图逼退对方，失手捅死了阻拦者，那么杀人者依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可能在定罪量刑方面有所宽大处理（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杀人）。
但是，为了保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破坏财产、损害较小的利益，这就属于紧急避险了，根据刑法，这种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例如，自己家人疾病发作但无法出门买药就诊，在多次和居委会沟通无效后，自己撬开门磁、砸开小区门口的围栏将人送往医院，不构成故意破坏财物罪。（也希望开头提到的第二类社区工作者意识到，这种情况下自己出手阻拦，也不会因为保护公共财产有功而被颁发一个大奖章的）。
在进行紧急避险时，还要注意两点：
紧急避险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毁天灭地进行破坏，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是这样规定的：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举个例子：小区封闭管理期间遇到地震，如果只需要在围栏上砸个洞就能逃生，但还不过瘾，顺势把小区门口搭建的临时隔离帐篷也给扬了，就超出了避险的必要限度。
第二，是要注意保存证据，证明危险正在发生、自己的生命健康正受到紧迫威胁，避险手段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如有可能，尽可能保留相关视频、通话记录、截图等证据，证明自己已经穷尽了其他手段，情势所迫只好采取破坏财物、侵害他人利益的方式进行避险（如有对话记录表明已经拨打了 120 但救护车进不来、有视频记录表明已经说明了情况但防疫人员依然试图阻拦等，就是在证明已经穷尽合理手段，不得已之下采取非常手段）。
有句话说，法不强人所难，希望鄂尔多斯的通告能确保这一点。
人为制造动物之间的矛盾使两只国家保护动物之间打架,致一只死亡，各个国家的法律都是怎么解释这一行为的？

在中国，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者能到十年。
题主的问题描述脑洞大开，但陷入了两个误区：
1、杀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只有杀害、没有买卖也不能脱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说的是「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只有捕猎杀害、没有运输和出售，不影响罪名的成立。
2、利用动物的习性操控动物进行捕猎，同样属于捕猎
让动物当「工具动物」来捕猎其他动物的行为普遍存在，如利用鹭鸶捕鱼、利用猎犬来捕野兔等。如果有人以实施犯罪活动为目的，借助工具来达成这一目的，并不能以「刀杀人，非我杀人」为由成功为自己辩护。
举个虚构的例子帮助理解：假如有人眼馋隔壁邻居饲养的名贵金龙鱼，于是精心训练自己家的鹭鸶叼鱼，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纵鸟行凶。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说这是鸟没管住自己，难道就能逃脱盗窃罪名吗？
把客观事实抽象成法律事实，就会发现，几吨重的棕熊也好，三尺长的猎枪也好，都是「物」。物不是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根据客观规律运动。当猎人扣动扳机时，火药受化学规律的支配燃烧、爆炸，驱动子弹依据物理规律飞向猎物将其打死；当题主将一只熊的尿液倒在另一头熊的领地时，生物学规律驱使两只熊殊死搏斗，一只熊不幸命丧当场，而这正是题主所期待的（至少是放任其发生的）结果。同样是利用规律，使用某种物来实施犯罪活动，凭啥区别对待==
题主想要脱罪，最大的指望是否认挑拨行为和动物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打个比方：张三对李四怀恨在心，天天扎小人下符咒诅咒对方飞机失事，结果李四真的坐上了永不抵达的 MH370 航班，张三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迷信诅咒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本质、必然的联系。
类似地，如果没有科学依据表明题主的挑拨行为能够引发动物之间的争斗，题主只是心中暗自期待两熊相争，结果赶巧了，言出法随、好像释放出了烈娜塔的恶意收购技能一样（在题主的主观想象中）引发了动物之间的打斗，这也不构成犯罪。
英美国家的法学理论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既然有了犯罪意图（mens rea），又有了危害行为（actus reus ），还缺乏抗辩事由，那么同样会因杀害濒危野生动物受到对应的惩罚。
七部门联合「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将依法追究广告代言违法行为各方主体责任，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既然是《指导意见》，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主管部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也起到了督促平台修订完善自身业务流程和审核机制的作用。
但终究还是希望能落实到立法上的 -- 现在的广告法，已经暴露出了一些和新型商业模式不适应的地方，个人比较关注以下三点：
一是对「代言人」的定义需要更加清晰。
《广告法》第五条对于产品代言人的定义是：「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一定义在电商直播带货盛行的当今，已经难以有效回答现实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例如，小红书上的种草笔记中，笔记作者展现使用某种产品的过程，引发购买冲动，算不算以自己的形象对商品做推荐、证明？数码博主对一系列产品的参数进行介绍，分析各自的亮点和槽点，是不是在进行代言？
这类问题，我在某平台开设带货功能时，和产品运营、法务进行过交流探讨，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如果认为在内容中提及某款产品的优势就算是代言行为，那么普通创作者对产品发布会的讨论、对产品原理的科普也有可能招致等同于代言人的法律责任，扼杀创作热情；但是，如果笼统地认为只有明星网红才能成为代言人，同样也可能导致「虚空测评」、「云测评」的水军内容扰乱市场环境。
《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同样没有对「代言人」做出非常清晰的定义，仅仅是笼统地提及「部分知名艺人、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以下统称明星）违法代言、虚假代言甚至在代言活动中宣扬错误观念」，但没有给出可供量化的判断尺度。理论上来说，我也可以在本条内容中加入一条广告，推荐可口可乐新推出的小罐装产品，并表示「可口可乐，我从大喝到小」，那么，我是可口可乐代言人吗？如果我犯事了，平台要不要撤下这条内容？可口可乐把人喝出事来，我应不应该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承担相关连带责任？这些问题依然是模糊的。
二是要对明星对产品的了解程度作出要求。
《广告法》对于明星还是相对友善的，一些案例中，明星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产品的风险，但在产品出现问题时同样得以摆脱连带责任。
例如，在 2014 年，台球运动员潘晓婷为中晋系相关投资理财产品拍摄广告，广告中有「判断源自于观察，更来自于专业；我擅长规避风险！我是潘晓婷，我是中晋合伙人」的表述。2016 年，中晋系实际控制人被判处集资诈骗罪，一名受害者主张代言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要求潘晓婷赔偿自己 20 万元。
对此，法院认为：在衡量被告的过错时，应当以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审慎审查义务的衡量标准，而不应当以事后刑事案件的结果来倒推审查的义务。正如大量作为受害人的集资参与人一样，如果被告（潘晓婷）做到了普通人的审查义务，对广告主的情况予以了审查，不应对被告苛以更高的审查义务。[1]
简言之，既然明星艺人并不是金融专家，也不应当认为其有能力洞悉所推荐产品全部的风险。本案中，被告辩称自己在签约之前查看了营业执照和税务手续等资料，已经尽到了审慎的义务，法院基本认可了这一主张。
在明星对产品和服务需要尽到的审查义务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了比广告法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求明星代言人「对被代言企业和代言商品进行充分了解，查阅被代言企业登记注册信息、相关资质审批情况、企业信用记录、代言商品的商品说明书（服务流程）以及涉及消费者权利义务的合同条款和交易条件等信息，审看相关广告脚本。」既然明星、网络红人的一言一行可能会令公众产生信赖感、网友也普遍相信明星选品团队的力量，那么，从法律层面要求代言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产品情况，也是应有之义。
三是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使用」做出定义。
根据广告法，代言人不得推荐自己未使用过的产品，这样看来，李诞推荐女性内衣、知名男性电商主播推荐卫生巾和吸奶器、女性主播来抢「冈本六君子」的生意，都会产生法律风险。
对此，《指导意见》对何为「使用」做出了更加清晰的定义：「明星本人应当充分使用代言商品，保证在使用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象征性购买或者使用代言商品不应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已经依法履行使用商品的义务。明星为婴幼儿专用或者异性用商品代言的，应当由明星近亲属充分、合理使用该商品。」
这样看来，假如李诞选择了自己试戴胸罩，同样不属于尽到了使用义务，因为还不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难以感受到承托效果；电商主播在带货异性使用的产品时，从合规的角度来说，最好也事先让近亲属来代自己体验一番，或者请异性小助手代为进行产品介绍和推荐。
这样的规定，同样需要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仅仅由平台进行自我审核，否则容易导致尺度混乱、「刑」不可知。
参考
^（2019）沪0107民初9771号判决书
最高法表示「加强反垄断司法，依法审理电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案件」，对规范市场秩序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之所以反垄断，为的就是促进市场竞争，让消费者从竞争中获益。
没有竞争的市场，意味着消费者丧失「用脚投票」的能力，这种剥夺可能体现在多个层面：
一是达成价格协议：你嫌我们贵？那你去看看行情，大家都是一个价，去哪都一样！
价格协议这种垄断形式比较粗糙、原始，而且也有可能从内部瓦解，难免会有企业想暗搓搓降价从而攫取对手的市场份额。因此，还可能衍生出其它形式的垄断协议，比如可以约定限制产量，故意制造稀缺，从而提高利润；比如可以分割市场，两家巨头凑一块商量，这一茬韭菜是你的，一茬韭菜是我的，各自割自己的；比如可以限制第三方转售价格，禁止经销商不经自己同意擅自降价等等。
这一类协议看似是商事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实际上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可能导致产量降低、价格被抬高、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偏离有效率的均衡水平，因此需要有形的手来监管。
二是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不必多说，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要是英特尔和 AMD 合并了，可口和百事合并了，阿里和腾讯合并了，消费者这日子还咋过？本来不爽英特尔的挤牙膏策略，还可以高喊 AMD Yes，现在根本没得选==
三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种垄断行为同样在影响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在技术的加持下，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微妙。
就拿问题中提到的「二选一」来说，也许电商平台并没有直接达成垄断协议、规定谁必须在我狗场卖不能在猫场卖，但可以暗搓搓地下绊子来形成实质上的独家合作关系：你不是去年双十一在那边卖得挺欢嘛？那今年我的 618 就别来了。要是不识抬举，非要来凑热闹，休怪我给你搜索降权、限流、封你的店。（虚构举例，不代表真实情况）。
这种行为，也在让消费者失去「货比三家」的能力，无法多渠道比价。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大数据杀熟，同样是对这一地位的滥用。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在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差异来对不同的交易对象实施不同的定价策略，这样一来，企业就能够让每一位消费者付出更加接近于自身支付意愿上限的价格，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
话说回来，独家经营权和千人千面的价格策略，本身并不一定是罪恶的，甚至可能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例如，要是不授予一家道路公司在两个城市间修建收费高速公路的独家经营权、不提供足够的激励来刺激开发建设，消费者就只能走坑坑洼洼的国道；如果一概不允许企业「看人下菜碟」来扩大销售额，也有可能导致浪费 -- 有些产品本来通过更灵活的定价策略可以放在市场上流通，现在只能烂在仓库里，不也是一种低效吗？
要判断二选一和「大数据杀熟」要不要进行打击，还是要回归反垄断法的根本追求：为了提升市场效率、保护消费者。对于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而言，其本质是在「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来自《《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指南》的定义），是一种撮合交易的服务提供者。
平台采取二选一，意味着用户选择的减少；平台进行差异化定价，意味着片面在给经营者提供价值、而不是给用户提供价值，这已经违背了平台的初衷，对其进行监管，从经济和法律角度来看，也就更具正当性了。
我所理解的互联网，本应是连接万物的技术创新，但现在看来，已经渐渐背离初衷。算法更智能了，杀熟的刀法因此更加精准，平台可以根据手机型号、消费习惯、出行轨迹、搜索关键词等特征来制定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价格；平台越做越大了，也越来越封闭，不听我的规矩不让进来，商品的流通反而受到阻碍。
让互联网平台回归利万物而不争的状态，就是我对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最大的期待了。
有哪些给学法学的大一新生的建议？

想到哪说到哪，提几点思维方式上需要完成的转变，供参考：
1、别光顾着听段子，要注意通过虚构案例理解知识点。
有不少朋友可能因为罗翔老师的视频喜欢上了思考法律问题，这很正常，我当年就是因为沉迷律政剧转到法学专业的。但真正开始学习后，要脱离「看热闹」的阶段，学着听出背后的门道，理解看似荒诞不经的案例中涉及对哪些重要概念的把握。
记得在法学院课堂上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案例：张三卖给李四一头牛，李四付了钱，张三将栓牛的绳子从畜栏上解下来正要递给李四，这时突然空中咔擦一个炸雷，可怜的牛子竟然被当场劈得外焦里嫩，这时张三应该再找一头活牛来交给李四吗？
这种生活中发生概率极小的案例，并不是要教你怎么去买牛，而是要用于帮助理解占有、交付这样的民法基本概念，更进一步来说，也是在为学习部门法、解决更现实的问题打下基础，例如理解运输在途的货物损失如何分配责任的问题（双十一买的东西，路上快递车起火烧没了怎么办？）。再往大里说，也是在启发对研究前沿问题的兴趣。换个更加炫酷的设定：汉斯向伊万购买了一亿立方的天然气，汉斯刚拧开阀门开始输气，海面上突然开始噗嗤噗嗤冒泡泡，原来是管道给人炸了，这时候谁应该承担损失？这就成了一个三国法的研究课题。
教学中的段子，是为了理解概念、启发对法理的思考，别光看到了「整活」的一面，这样才能从普法视频的观众变成法学生。
2、要执着于「翻译」，将生活化的语言翻译成法律的语言
这并不是要让大家卖弄专业术语不说人话，而是要注意给事物定性，这样才能展开后续的法律分析。
不管是处理现实问题还是做题，给万事万物一个「名分」都是必须的。举个例子：双十一要到了，某男性主播在直播间介绍一款卫生巾，某母婴领域网红在小红书笔记中展现了自己孩子使用绘本的过程，用孩子的口吻带货，这些行为有哪些法律风险？
还真有，根据广告法，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且「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看来上述行为有可能违法。
但是，此处的「代言人」该如何解释？主播介绍产品的功能、材质、原理，但本人并没有鼓励观众购买、仅仅是通过小助手来提醒大家可以限时秒杀，这算不算代言？（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大人模拟孩子的语气说话，想象孩子的内心戏，作为工具人出镜的孩子算不算代言？男性主播曾经用过这款卫生巾来当鞋垫（军训常用小技巧），算不算使用过？
这些问题都涉及定性问题，需要将日常语言翻译成法律的语言，才能在解决现实问题和做题时找到答案。
在刚开始学习法学时，也要不断训练自己带上法学的透镜看待日常事物，眼睛里不再是物，而是特定物和种类物，是遗忘物和埋藏物，是抽象概念在现实上的叠加，先培养看山不是山的能力，才能返璞归真。
3、既要学知识，也要学做题
据我有限的身边统计学观察，太热爱法学的和太不热爱法学的同学，就业过程往往更加坎坷。
太不热爱，仅仅是因为不需要学太多数学、因为好考、因为被调剂来进入法学院的话，要么努力先结婚再恋爱，要么提前了解好转专业、跨专业考研的技巧，法学这门学科，没有思考的热情、不爱琢磨，靠毅力逼着自己背诵，是学不好的。
太过热爱，容易分不清学习和做题，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钻下去，因为想明白了一两个问题就产生过度自信，殊不知，要通过法考，还需要从枯燥无味之处抢分数。
这里有一道刺激的刑法题，那里有一道味同嚼蜡的法制史题，那边还有一道你法我笑的国际法题，分值一样，你能说这道题比那道题更高贵，更重要吗==
所以，在放飞兴趣的同时，也别忘了通过一些公开的法考学习视频、试听课程来提前做好规划，了解法律职业资格证这块敲门砖怎么拿。
对此，知乎知学堂的法考领航训练营就能在做题能力和做题意识上提供一些指导，毕竟，本做题家也是参与了课程策划的，可以先通过免费试听课看看对不对自己的口味：
论文好像看了个寂寞，请问各位学长学姐大佬们怎么看论文？

在我看来，避免「这 paper 看不进脑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自己的选题、带着目的性去看论文：
先扫一眼 introduction（特别是作者对本文各部分内容的介绍），然后就直接跳到跟自己研究的问题最相关的部分，其他部分大胆地跳过或者只看小标题或者段首句（遇到写作习惯比较好的作者，直接把重点信息都给堆在段落前头，就很容易做到一目十行了）。
例如，我现在要研究中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差异，看到一篇文献在讲「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理论在互联网行业的体现。作者说了，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介绍监管俘获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过程、第二部分讲为什么立法对监管俘获经常无能为力、第三部分讲监管俘获在互联网领域的具体表现、第四部分讲对完善立法提出的建议。
理解了作者思路后，带着「研究目的是对比中美不同」这一指导思想去读，就更容易区分详略了：
第一部分我已经知道了，所谓监管俘获，意思无非就是监管部门可能会被利益集团所渗透，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知道的事情没必要再被科普一遍，跳过。
第二部分有点触及戏肉了，眼睛得放亮一点，我要带着找相似和找不同的眼光去看，看看哪些地方是中美不同的（比如后者有竞选时的政治献金），哪些地方是看似相似的（比如两者都有前公司高管在监管机构任职的情况，但具体任免流程和履行职责的方式会不会又有什么区别？），还有哪些地方我现在不知道是否相似，得再找更多文献去看（比如作者提到了反垄断和监管俘获的关系，没太想明白具体作用机制，得专门用反垄断相关的关键词再查一查）。
第三部分是案例，这个我爱看，虽然重要但可以不求甚解、知道来龙去脉就好，不如去泡杯茶弄点小饼干，翘着二郎腿看大戏，不费劲，边看边想中国哪些企业和这里讲的美国企业案例比较相似，回头再去找找相关的中文材料。
第四部分和研究目的不太相关，我还没有打算做到规范性那一块，只是水一个偏描述性的文章，跳着看。
你看，带上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再去看文献，是不是轻松一些了？
最后提醒一句，带着目的性去看文献，不等于预设结论。看文献不应该是一个先射箭再围着箭杆画靶子的过程，即便照着自己想象中的寻宝图去挖掘却找不到能支撑自己研究的内容，也不能主观臆想曲解原文含义，该放手就放手，也可以考虑顺着一篇文献中的脚注再去找看上去更为相关的论文。学术流水线上的成果万万千千，何必逮着一只蛤蟆攥出团粉来呢？
长沙一女子遭无故开除，公司用 122 斤硬币支付工资及赔偿金，共计 1 万元，如何看待公司这一行为？

这一事件告诉我们，现实中的法律，往往是不同价值之间的平衡。
天平一侧，是人民币的无限法偿地位（国家赋予法定货币无限的支付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天平另一侧，是司法的尊严，是生效判决的有效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对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单位，法院可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当两者表面上出现冲突时，司法机关不能孤立地根据文本来制定法律，也要考察背后的立法目的和社会价值。本案中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对公司处以五千元，就没有孤立地看待人民币的无限法偿问题，而是平衡了多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两种价值未必真的存在冲突。之所以法律要求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人民币，是为了维护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市场交易的便利性。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国的地界上出门买东西，店主表示自己只收美刀，那是要干啥，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不好使还是咋地？ 然而，当有人以「法律禁止拒收人民币」为由，舍弃更加便利的支付方式、用人民币作为消极对抗司法判决的工具时，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立法目的，不能机械地要求劳动者接受这 122 斤硬币。（再说了，劳动者也可以表示：我不是拒收，只是有理由认为金额不对，你当面给我点一下呗。）
另一方面，当两种价值的确存在冲突时，也希望立法者能够及时修订法律，避免出现恶意卡 bug 的操作。毕竟，类似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新闻了，印象中 2020 年相关讨论就上过知乎热榜，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耗得起、有智慧和精力继续围绕履行判决的方式和公司继续打下去。
说到修改法律，借这个事情发散一下，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引入「有限法偿」制度，避免滥用硬币给社会生活带来困难。
所谓有限法偿，指的是货币具有有限的法定支付能力，特定类型的货币（一般是指硬币）只能用于偿还一定额度以下的债务。
例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硬币条例》就有以下规定：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授權發行硬幣，其設計、面額、成分、標準重量及可容許的公差，須於命令內指明，而只要該等硬幣沒有經過任何受法律禁止的形式處理，即屬作為支付下列款額用途的法定貨幣 —— (由1999年第68號第3條修訂)
(a)以面額不少於$1的硬幣而言，所支付的款額不超逾$100；
(b)以面額少於$1的硬幣而言，所支付的款額不超逾$2。」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掏出 200 个一港币硬币来结账，商家可以只收 100 个「银仔」（硬币），并要求顾客另外拿一张纸币或者「碌卡」（刷卡）；如果商家找给消费者四块五，排出来 45 个一毛钱，消费者也可以拒绝。
这样一来，或许能够在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交易的便利性之间达成合理的取舍，也不需要频繁地依赖个案来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平衡了。
网络平台有没有可能和上亿用户协商订立不同的网络服务合同？

网络平台能不能根据个人需求提供不同版本的服务协议？这个问题就好比是问「餐厅有没有可能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推出不同的菜色」，当然是有可能的，无非就是以下两种情况：
1、个性化定制产生的成本能被收益所覆盖
2、个性化定制的成本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得以降低
用开饭店来类比，承接单位团餐供应的业务收益足够大，就能支持个性化需求：要是给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工作的 100 名喇嘛提供团餐，就可以在合同里特别约定没有荤腥且每天固定时间用滑竿抬着送上去。说回到互联网行业，这实质就是一种面向 B 端用户的业务，根据大客户的需求订制。
那么，普通 C 端用户怎么享受这种待遇呢？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土豪、每个月花 8888 购买 VIP 中 P 会员，让法务和产品专门审核自己提出的合同条款并为此调整产品功能，但有一种替代的可能性，就是一部分有类似需求的用户来众筹某种个性化的产品功能，拼团购买一种特别定制版。这种模式对于初创企业和小平台尚且有可能实现，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估计看不上这一点点蚊子腿上的肉。
第二种模式，有点类似于在赛百味点餐 -- 同样是火腿三明治，你可以选择千岛酱加洋葱、西红柿和橄榄，我可以选择奶黄酱加生菜、青椒和酸黄瓜，只要可以拼装的模块足够多元，也能实现千人千面的效果。
例如，在首次使用平台时，用户就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个性化推送（而不仅是在接受一揽子的隐私协议后，在使用过程中再选择关闭个性化推送），可以选择是否开启每月自动续费（而不是只能被动勾选接受自动扣费协议，否则就无法注册）等等，最终形成一份能反应自身意愿和喜好的用户协议，而不仅是面临「要么同意要么滚」的处境。
题外话：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地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然而，不少内容类 app 却将关闭个性化推送的选项埋在很隐蔽的设置菜单里，也没有做出充足的提示，导致很多用户意识不到自己本来就有权拒绝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
提供定制化的协议模块供用户选择，需要在用户自主权、使用体验和商业价值方面取得平衡，这就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了。
说回赛百味的类比，知乎上有分析认为，赛百味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表现得不温不火，一个原因在于点餐方式过于繁琐，对部分用户起到了「劝退」效果。类似地，如果 app 需要在注册时逐项添加协议条款搭建属于自己的组合，也难免会加剧用户流失、提升互联网企业获客成本。即便能够通过设置新手教程、提供几种适合不同用户的预制选项等方式降低操作成本，只要增加了操作步骤，都会造成转化效率的降低。另外，关闭个性化推送，意味着不管是信息流广告还是商业内容的投放精准度都有可能降低，意味着广告营收的下降，这时，又有多少用户愿意真金白银为定制化的协议支付额外费用，同样会成为复杂而又危险的商业决策问题。
简言之，想要实现「独家定制」的服务协议，提供模块化的组合是一个思路，但也要给企业提供足够的激励。这种激励也分两个层次，要么让使用定制化协议的企业能因此得到政策扶持，要么让依旧使用一揽子格式协议的企业承担更高昂的代价、形成更多关于霸王条款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否则行业现状也并非旦夕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