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清华大学一学姐称被学弟性骚扰，并公开其身份信息至社交媒体后被证实是误会，她的行为是否欠妥？

我做好了被作为「田园女权」主义者被批斗的觉悟，说一个观点：
抛开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事件更本质的原因，是中国高校缺乏性骚扰、性侵行为的常态化解决机制。
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做「私力救济」，当公权力无法及时介入的时候，或者无法通过中立第三方提供纠纷解决机制的时候，只能通过自身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用美国社会学者布莱克的定义，私力救济指的是：
被冒犯者自己所采取的针对不轨行为的任何行动，其可能借助也可能不借助实施社会控制的专门人员之外的第三方的帮助。
在现代法治国家，如果不允许私力救济，那么就无法实现正义（譬如说，有人把你钱包偷了，你还不能把小偷打一顿当场把钱包夺回来，那这法律还有天理吗？）如果私力救济成为了实现正义的主要手段，那么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说极端点，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有政客提议，公民在街上遇到有人破坏财物，可以直接用枪射杀违法者，这就是走向极端的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的膨胀，可能是来自公权力的缺位。知乎上有不少大学在读的朋友，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或者听说他人尝试过向校方乃至警方反馈过不端行为？在你看来，他们的反馈是否得到了妥善回应？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给出否定的回答。
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遭受了异性的性骚扰，你知道有什么机构能接受举报、展开调查吗？你是否有信心自己所提供的隐私信息不会被泄漏，自己的举报行为不会招致报复
在新生入学时，有没有相关宣讲来介绍此类事件的举报机制？对于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我同样报以悲观的预期。
一边是遥远的、甚至对部分人来说不值得信赖的公权力，另一边，则是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是低成本制造「社会性死亡」的可能性，是面对网络诽谤维权的困难。（江歌妈妈的诉讼耗费了多少心力，在诉讼进行期间，又受到了多少二次伤害，这些我看在心里都很痛心）。
于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被颠倒了，作为侧面补充的「私力救济」成为了常态化手段，舆论的武器替代了常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舆论的煽动者们，有的是真的坏，也有的是无奈。
我不了解当事人，不知道她属于哪一种，但如果仅仅满足于反过来就是一个人肉，靠确保相互造成社会性死亡来进行「核威慑」，不是健康的机制。
有人问我，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依法维权啊？我这么说吧：依法维权并不难，遇到名誉侵权，起诉就是了，并不高深。难点在于，在司法机关作出裁决之前，损害已经造成了，你已经完了，司法途径的救济就是有滞后性的，是退而求其次的。
要治未病。
如何看待佐治亚州一个县遗漏了2600张选票，其中大部分的票是投给特朗普的？

即便存在重新计票结果存在差异，法院也基本不可能要求重新进行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有权决定各州选拔选举人的时间和选举人投票时间，而国会通过联邦法律明确规定了选举人投票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宪法将组织总统大选的权力赋予了国会，且联邦立法给出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如果司法部门代为组织选举，那就超出了宪法的授权范围，本身可能构成违宪。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总统大选重新投票的情形，即便是在选票统计方式存在极大争议、重新计票后候选人票数出现变化的情况，法院也只是针对能否继续重新计票作出裁决，而没有涉及是否重新进行投票的问题。
针对 2000 年的布什诉戈尔案，的确有学者曾主张，法院要求重新投票可以找到法律依据[1] -- 不是依据联邦法律，而是考虑到联邦授权各州组织选举这一点，认为法院可以适用各州法律，在必要时依据各州选举法组织重新投票。
但是，这也只是一种理论构想，在历史中同样没有发生过。
在我看来，法院无法承受要求重新投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意味着未来的所有公职人员选举，都有可能因为流程中偶发的瑕疵被拖入法律战，甚至进行多次重新投票。一个程序的权威性，不仅来自于它的正确，也来自于结果的不可更改，否则每个人都能重新把程序按自己的喜好打扮一遍，就真的乱套了。（毕竟，重新投票 （revote） ，就可能引发「叛乱」（revolt），这个拼写和读音的相似性，恐怕不是巧合）。
对于特朗普来说，强调重新计票带来的变化，未必是真的奔着重新投票而来，而是争取在 12 月 14 日选举人投票前把水搅混。万一炸出几张失信选举人的选票、万一将更多州拖入重新计票程序，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再不济，还能给铁杆支持者加强「选举造假」「胜利果实被偷走」的认知，方便以后卷土重来。
参考
^Mulroy, Steven J., Right Without a Remedy? The ‘Butterfly Ballot’ Case and Court-Ordered Federal Election ‘Revotes’ (August 10, 2011).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 10, No. 2, p. 215, 2001
唯品会因解雇收受供应商 8 杯咖啡 2 盒口罩的员工，败诉并赔偿员工 18 万元，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这个判决的意义在于，避免让公司的「红线」成为选择性解除劳动合同的手段。
唯品会内部实行的《唯品会管理红线》规定「任何违反管理红线的行为，不论职级、不论结果、不论业绩，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其中，「利用职务之便或者公司资源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员谋利」也被视为管理红线之一，一旦违反，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然而，这一公司内部规定，不但可能和《劳动法》产生冲突，也和公司内部其他规章制度产生冲突。
例如，《唯品会商业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有如下规定：
收受礼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职工可以在礼物不对作出客观公平的商业决定构成妨害的前提下接受礼物...仅当礼物价值高于200元时才必须立即交给公司资产保护部门。
可以看到，唯品会其它规章制度，实际上已经允许了部分「违反管理红线」的行为，允许接受小额礼品。
唯品会辩称，自己解除合同依据的是《劳动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这一主张，一二审法院均不认可。法院指出，正常的人情往来，并不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的情形，唯品会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的说理，还有一段特别值得劳动者借鉴：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唯品会未能举证证明有作出任何口头谈话、提醒或书面警告，吴宏妮违反唯品会规章制度的行为之初，未及时履行相应的管理义务，而是任其发展后，选择对劳动者最严厉的处罚措施——解除与吴宏妮劳动合同，不符合常理，存在选择性地使用对用人单位有利的《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条款之嫌，不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正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公司发现了违规情况却不及时提醒员工注意、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直接开除，在法院看来有「选择性执法」之嫌 -- 早干吗去了？需要杀人立威或者「优化」人员的时候，马上开始翻旧帐，找出员工工作中的瑕疵做文章，这并不是法律所鼓励的现象。
有个职场段子，说低级别员工碰红线，员工没了，高级别员工碰红线，红线没了。法院的这一判决，对打工人来说是一种鼓励：别怂，如果发现公司的「红线」只是为了选择性地执行，名为倡导价值观，实为变相解雇，那么该怼回去就要怼回去。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员称要「烧死共和党」，封杀所有特朗普支持者，你怎么看？

本来看到是环球时报提问，已经做好了来辟谣的打算，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原话比问题描述中得还要狠，华盛顿邮报评论员 Jennifer Rubin 说的是，我们需要「烧毁共和党（人）...因为如果有幸存者，他们还会再来一次（指选出特朗普那样的领导人）（burn down the Republican Party... Because if there are survivors...they will do it again.)
本来，burn down 这个表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比喻，并不是「烧死」，这就好比说，「铲除封建残余」并不等于大规模屠杀，也可以是温和的改造。然而， Jennifer Rubin 在后半句强调了「幸存者」这个说法，似乎就更加指向个人了。
我们没必要争论这名评论员的说法到底是比喻，还是死亡威胁，就说一个问题：真的有必要重读联邦党人文集了。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詹姆斯 麦迪逊对党争的危害做出了警示，这一警告，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变得无比现实：
人们对宗教、政府和其他许多问题的不同见解（无论是推测的或实际的）所表现的激烈情绪，对那些野心勃勃、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各种领袖人物的依附，或对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的巴结（这些人的财富已引起人们的兴趣），都已经促使人类社会分成各个派别，煽起派别间的仇视，使其更热衷于互相烦扰、互相压制，而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携手合作。这种已成为人类嗜好的互相敌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没有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想象出来的差异，就足以煽起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并导致极为激烈的冲突。
事实上，美国的两党都非常善于构建「想象出来的差异」来激发起人们的对立，进而呼吁人们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持枪、堕胎、性别认知、移民政策、贸易战、新能源... 在这些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被涂上红蓝两色，甚至有了正邪之分，不同意见者需要被「burn down」，尽管他们在其它社会议题上可能有着共同的利益。
麦迪逊认为，联邦制可以消除党争的危害，原因有二：
1、由群众选出少数公民组成政府，可以避免野心家们用极端理念煽动民众；
2、联邦制国家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各州有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不会过度集中。
而这两个原因，在当下显然已经不成立了。
麦迪逊毕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来看，国家越大，本地利益就会更加多元，极端思想就越难以获得全国影响力。（原文说的是，「党派领袖的影响力可以在自己的州里燃起火焰，但是不可能将大火烧到别的州里去」。）在联邦党人的构想中，「联邦的规模和完善的结构是治理共和政府最易产生的弊病的良方」，只要国家足够大，少数精英政治家能够把好关，那么政党政治就不这么容易煽动起民众的仇恨。
麦迪逊无法想象，在后来的美国，简简单单发一条推特就能覆盖上千万名支持者，煽动仇恨的声音可以瞬时传遍全国。 Jennifer Rubin 的言论，死亡威胁也好，一时失言也罢，不过是又一次印证，党争的危害已经难以消弭了。
美国部分地区拟允许射杀「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抗议者，这一法案实施将有何影响？

emmm... 州长 Ron DeSantis 这是要争当现代法律发明家了，这项草案如果能通过，那么想必是正当防卫立法方面的重大突破。
佛罗里达有所谓的「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 law)，这一立法的目的在于消除「退避义务」（duty to retreat）：别人对你进行暴力侵害，不用逃跑，直接原地站撸怼回去即可。
如果受到侵害者合理地认为，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危害，有可能遭受死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后果，或者是为了阻止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那么可以采取「致死性力量」原地进行防卫。（法律条文中的表述是：Deadly force if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hat using or threatening to use such force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imminent death or great bodily harm to himself or herself or another or to prevent the imminent commission of a forcible felony. ）
可以看到，现行佛罗里达州不退让法，针对的至少应该是能够产生人身伤害的暴力犯罪，而不是财产犯罪。你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砸玻璃偷你的车，不能原地掏枪把偷车贼突突死，因为这在美国法律中并不算 forcible felony （强调一个是否会造成人身伤害）。
DeSantis 州长的提案，则在这个基础上迈进了一步，认为遇到财产犯罪也要允许原地掏枪突突。
客观上，这种做法的确能对暴乱有一定震慑作用，但长远来说坑非常大。「不退让法」之所以要区分人身伤害和财产犯罪，原因在于对前者的损害常常是难以弥补的，而后者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得到救济。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胳膊给人剁下来，就是真的没了，因此，在对人身安全进行保护时，法律对防卫者更加宽容。
毕竟，法律讲究一个价值平衡，生命和财产二选一，前者有压倒性的优势。
再说了，现代国家的立法中，私力救济本来就是最后手段，而非常态化犯罪预防机制，狂野西部的时代过去了，暴力还是要收归国家所有的，再红的州，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执法权下放给每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项提案不太可能通过；
如果通过了，那就是真的牛批==
如何看待爱奇艺会员涨价后，腾讯称「视频订阅价格将跟涨，目前每月 20 价格偏低」？涨价后你还会续订吗？

你是 CEO，
有高管来提议：老板，我们涨价吧。
正常人的反应：emmmm... 现在别家跟我们卖的东西差不多，涨价的话，损失多少市场份额啊。。。
垄断人的反应：（狂喜） 好啊，要涨就大家一起涨，涨幅完全一致，你想用脚投票，我告诉你两边都一样。
你是 CEO，
有高管来提议：老板，现在我们太便宜这些刁民了，买了会员就想看大结局，没有掏钱超前点播的觉悟，这个用户心智教育得不行啊。
正常人的反应：超前点播这事吧，你拦着用户在这看，他就跑我们竞品那看了，不好吧。。。
垄断人的反应：（狂喜）对，就是欠教育，我这就给 X 总通个气，全网一起超前点播，每集价格完全一样。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想必已经明白，为什么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达成「价格协议」来同步涨价具有危害性了：如果一个企业，不需要通过更优惠的价格、更优质的服务来扩大市场份额，那么受损的是广大消费者。
垄断会导致供给量的减少、价格的升高，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量变少了，价格还提高了。
@Richard Xu 在一个回答中就概括得很直接：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或者说保护社会整体的福利。
（推荐阅读这篇回答，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反垄断和效率的关系，并且对反垄断的尺度提供了很棒的思考角度，比如为了长远的经济效率，哪些「垄断」行为是可以被容许的。）
前些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虽然不完全针对视频网站的情况，但也传达出了政策导向：《指南》提出，可以「根据逻辑一致的间接证据，认定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悉状况，以判定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为。」对企业协同一致、进行横向垄断、串通起来联合定价的行为加强约束。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看上去像是串通好了抬价，那么通过间接证据，也可以对行为性质作出定性。
政策的风向已经起来了，此时「顶风作案」，意欲何为？
如何看待美国佐治亚州宣布将重新手工计算大选选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有可能生变吗？

不太可能。
这次重新计票是佐治亚州州务卿 Brad Raffensperger 推动发起的。 Raffensperger 是一名共和党人，有报道称他过去一周受到了共和党参议员施压，要求其因为「未能组织诚实、透明的大选」而引咎辞职。在这个当口，Raffensperger 高调发起重新计票，看起来有点「自证清白」的意味，而并不是因为存在什么实锤选举作弊的证据。
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起的要求重新计票的诉讼直接被法院驳回，也侧面印证了这点。
在乔治亚州法律中，当选举的监督人选票统计存在错误，或者是当选票差距在 0.5% 以内时，都可以进行重新计票。（相关法律依据，可以直接看 O.C.G.A § 21-2-495）
目前，佐治亚州面对的是第一种情况，选举监督人主动发起重新计票，而非依候选人自己的申请；如果重新计票后，特朗普团队还不满意，那么在 11 月 20 日佐治亚州确认选举结果之后，如果和拜登的选票差距不足 0.5%，还可以申请再数一次。
而且，这两次重新计票，根据佐治亚州法律，都是纳税人付钱，不需要众筹。
特朗普当然希望拖一拖，正如他的老对头 TikTok 一样，拖着拖着就迎来了转机。同时，积极使用各种方法证明选举不公，也是一种给铁盘支持者传达信号的方式。特朗普未必真的认为能改变结果，他只是需要展示出斗士的姿态、尽可能多地找到选举的疑点，让更多人相信自己是因为程序不公而落败的。
至于法院介入，为时尚早。布什诉戈尔已经被作为法院干涉行政、违背三权分立的负面典型给批臭了，别看保守派大法官是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更不愿意主动伸长了手去干扰行政机构的运行，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带给人想象空间，但或许只是想象空间而已了。
深圳推行强制休假制度，加班太多将被强制休假，此举如何落实到位？你的休假时间够用吗?

提一个概念：罚则。
罚则，指的是追究法律责任的准则。「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立法，就包含了罚则，假如一个人故意杀人，那么我们看这条法律，就知道应该作出怎样的惩罚。
我们从这个角度评价一下《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三章第四节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安排员工作息时间，对脑力和体力劳动负荷较重的员工，实行轮休制度，避免对员工健康造成人体机能过度损耗或者身心健康伤害。
那么，如果有的用人单位不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没有安排员工作息时间，应该怎么处罚。
好问题，《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第一百三十八条给出了答案：
违反本条例第三章第四节有关规定的，依照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好家伙，闹了半天，原来是依照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规定处理嘛。
这样看来，《条例》更加接近于宣示性、倡导性的立法，之所以说接近，在于它的确存在罚则，不是完全喊口号，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笼统、含糊，在指导实践方面对权利义务关系定义得还不够清晰。
比如说，《条例》要求用人单位实行轮休制度，而用人单位和员工签署协议，让员工自愿放弃轮休，又如何处理？ 一边打出了无懈可击，另一边说，我要无懈掉你的无懈，这就乱套了。
宣示性、倡导性的立法未必就是坏事，不是说这样立法没有用。
我们现在需要宣示性立法，需要立法机构对普遍存在的加班现象表明立场。今年十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有一条值得关注：
允许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
这一条，被不少人理解为 996 合法化，还有人据此质疑，我们国家现在到底姓什么。在这个时候，当然需要宣示，让大家看看特区的底色。
但宣示之后，下一步还需要落地，哪怕整一两个指导案例，都是有帮助的。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指南》出炉，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或被认定垄断，如何看待互联网平台「垄断」现象？

不少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严格来说，都是值得反垄断机构介入的。
《反垄断法》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协议来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生产或销售数量。
然而，在过去一年引发热议的「超前点播」事件中，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两个存在竞争关系的视频平台，同时修改了超前点播的规则，并且非常「巧合」地制定了同样的点播价格。
这种行为就非常值得引起警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一家平台能提前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看到大结局，无疑会极大地促进用户活跃，抢下市场份额。但平台却放弃了这一大好机会，和竞争者同进退。到头来，消费者支付了更高的价格、享受到了缩水的服务，而平台因为不存在更廉价质优的替代者，依然能稳固市场地位。
这正是反垄断的必要性来源：避免企业勾兑起来放弃竞争，一起赚取更高的利润，侵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当然，这并不代表上述事件一定存在垄断行为，相同的价格背后未必真正存在相关协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需要调查）。
有趣的是，该《指南》似乎注意到了发生「巧合」的情况：
第九条 协同行为的认定
认定平台经济领域协同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证据判定是否存在协同行为的事实。如果直接证据较难获取，可以根据逻辑一致的间接证据，认定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悉状况，以判定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为。经营者可以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协同行为。
就看具体如何落地了。
上面说的是「价格协议」，而题目中说的「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同样需要加以规范。
二选一，也就是排他性协议，并不必然构成垄断，需要考虑市场支配地位。小公司可以跟平台独家合作，不代表大公司一定就可以和平台独家合作。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如何定义「市场」并不这么显而易见。之所以成为平台，正是因为广泛吸纳各个垂直领域的上架进行交易（用《指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指南》结合平台经济的实际情况，为如何定义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更多指标，例如决定佣金、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这对于让反垄断执法进入新兴行业是有帮助的。
至于「大数据杀熟」，《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差别待遇。在考虑是否存在差异待遇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二）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对新老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但这也不意味着千人千面的价格一定违规，对于新用户优惠和其他符合业界交易习惯的区分定价，《指南》允许存在例外。（不得不说，《指南》也有一定的自相矛盾指出，刚不让「对新老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转头又说可以「针对新用户的首次交易在合理期限内开展的优惠活动」。
整体来说，的确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行业乱象，但巧立名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依然可能持续，还是要看疗效了。
特朗普在拜登宣布胜选后仍「垂死挣扎」，突然觉得特朗普有点可怜甚至可爱，这是什么心理？

对「自己人」的共情，是一种需要清醒加以分辨的常见认知偏见。
在美国有一条业界普遍流传的诉讼经验：如果个人和企业发生法律冲突，尽可能促成和解或者让法官来审判，而不要让陪审团来审判（在美国，民事案件并不强制要求由陪审团认定事实，可以完全由法官完成审理。）
背后有心理学的依据：当有清晰的区分标准，分开「我们」和「他们」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和「他们」身上的相同事件会得到不同的评价。
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实验，他们将备试按照可清晰识别的差异（例如性别、种族）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分别向他们介绍同组和不同组成员所遭遇的不幸事件。结果表明，大家对于本组成员的悲惨故事表现出了更多同情，而对于小组之外的故事相对冷漠。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这种差异和竞争无关，即便各组之间并没有竞争关系，认知差异依然存在。[1]
如果个人消费者起诉了企业，那么陪审团更容易认为自己和原告处于同一组，毕竟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陪审团中罕有企业主。在围绕事实问题进行质证的时候，自然陪审团更容易对原告产生同情。
特朗普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认知差异。他的推文和讲话看似荒诞不羁，但充满着微妙的划线，例如将「我们」美国人和「他们」中国人作出分组、对「我们」普通人和「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组、对「我们」这些被动接受媒体信息的受众和「他们」那些玩弄民意的媒体精英作出分组。
普通人很容易识别出这种显而易见的分组方式，因此在自己人落败时，对这种不幸产生更多同理心，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也不妨尝试去超越显而易见的分组标志，看到外表不同之下的一致性。
后者显然更加困难。要论证两者存在差异，一句话就可以，看到外表差异下的一致内核，则需要抽丝剥茧的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容易被感知到，也就不奇怪了。
参考
^Cikara, M et al. “Their pain gives us pleasure: How intergroup dynamics shape empathic failures and counter-empathic respon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55 (2014): 110-125. doi:10.1016/j.jesp.2014.06.007
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翻蓝」，拜登反超特朗普领先，后续会如何发展？

才 917 票，说难听点。。。还真管用。
之前，特朗普在佐治亚州提起诉讼，诉状引用了一名证人的陈述。
证人表示，自己看到有 53 张选票被放在了一张单独的桌子上（怎么一眼看出来的？），而没有被放入待清点选票的箱子中。特朗普团队以此为依据提起诉讼，以计票方法不公为由要求终止计票。
然而，今天早些时候，法官 James Bass 驳回了特朗普的起诉，认为原告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事实依据来支撑这场诉讼，当地政府方面的律师对证人进行了提问，证人无法提供照片、录像之类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说法。
这一裁决，让特朗普在佐治亚拖延计票的努力宣告破产，除非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而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义务受理这一案件。根据法院规则，九名大法官中，要经过四人同意，方可受理上诉案件（grant certiorari）。虽然保守派法官整体占多数，但考虑到佐治亚州的诉讼看上去过于捕风捉影，最高法院未必愿意去惹这一身骚。（要是以后的候选人都抬出来一个自称看到舞弊的张三李四，就可以阻挠选举进程，那美国还怎么搞选举？）
要知道，佐治亚州有 16 张选举人票，足以保送拜登平安过线。考虑到「邮寄选票偏向拜登」的预设在这两天不断得到验证，也许，不需要等内华达上车，终局之战就在这里了。
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利用白宫竞选行为是否违反联邦法律，会带来什么影响？

相关的联邦法律是《哈奇法案》（Hatch Act），该法案禁止除了涉及政策制订相关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参与竞选工作，禁止挪用联邦资金用于竞选。
简单来说，根据《哈奇法案》，特朗普并不能指挥联邦公务员给自己的竞选活动跑腿，想要花钱举办演讲，要么自掏腰包，要么让支持者打钱。
这部法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今年八月，特朗普想在白宫南草坪进行讲话，宣布接受共和党人对自己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时，就有执法部门给特朗普发出警告，提醒他不能让白宫工作人员帮忙布置会场或者提供其他辅助工作。
在过往的总统大选中，不乏在哈奇法案边缘试探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总统正常履行职责，发表公共讲话时，说到兴奋处，提起了自己未来的主张，给自己拉票，这时候还有其他公务员在场帮助维持会场秩序。那么，他们是不是要马上放下手头工作找地方躲避，免得一不小心就违法？
玩笑归玩笑，特朗普的确比前任总统做得更加出格一些，例如直接把白宫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指挥部」，大张旗鼓在白宫办公室里面分析选情、下达命令，这个过程，可以说到处都是靶子。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目前报道中提到的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挖出更大的猛料，例如指使邮政系统来隐匿选票？这就不瞎猜了，看看剧情会如何发展。
胜选进白宫，败选进监狱，不是说说而已==
如何看待上交所决定暂缓蚂蚁集团科创板上市？小贷新规将如何影响蚂蚁估值？

如果一个公司，看起来像是银行，做着银行的事情，创造着和银行一样的风险；
而它没有被纳入像银行一样的监管之中，
那一定是要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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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公告说得很清楚，「你公司也报告所处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在 11 月 2 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该《办法》对网络小额贷款的单户贷款余额作出限制，要求每户不超过 30 万；对贷款的用途作出要求，规定不得用于从事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得用于购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并且明确提出，「禁止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
这些措施背后，都有金融监管方面的考量。
网络小额贷款的优势是审批方式简便灵活，和银行信贷相比，对抵押品基本没什么要求，也不像银行贷款一样往往对使用方式作出限制。
这些优势，当然也伴随着风险。
譬如说，如果有人通过借呗搞到了钱，前脚钱打到了卡里，后脚就用来炒股，那么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金融市场就会收获双倍的风险 -- 一方面，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本身就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股市还在跌，股市投资的亏空加剧了借呗的违约率，导致风险被层层放大了。
在譬如说，商业机构的逐利性，可能会促使他们刺激用户为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进行借贷。之前支付宝就有一则极具争议的广告，描绘了一名父亲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的场景：
当时，我就提出了质疑：
广告中，37 岁的施工队队长借钱给女儿过生日，这一行为真正理性吗？人到中年，又不是从事可能一夜暴富的行业，收入水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给女儿过个生日，还要不要继续鼓励他进行借贷？这种宣传方式，到底是温情，还是在鼓励人们作出不负责任的非理性消费决策？
鼓励他人过度借贷，就跟鼓励人们吸烟一样，短时间能带来爽感，长期来看可能会让人作出追悔终身的决策，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监管。
商业机构想要扩大市场份额，并没有错，但银行是一类很特殊的商业机构，它所买卖的商品正是金钱本身，这笔买卖做得不好，受损的不是银行本身，而可能是全体市场参与者。
因此，银行面临着严格的监管，有的钱不能赚，有的客户不能去发展，这不是反对商业，而是提防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蚂蚁集团所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之所以能从银行口中「虎口夺食」，跟他们的「低监管优势」分不开 -- 有些事情银行不能做，有些钱银行不能赚，但他们可以。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点，认为自己「战胜」银行，是因为自己更聪明，更优秀，更勤奋，那恐怕银行不会服气。
如果他们做着跟银行一样的事情，创造着和银行一样的风险，却总是夸耀自己和银行相比的优越性；
更有甚者，罔顾自己和银行的相似性，披上科技公司的外衣，在科创板上市，两边便宜都想沾，
那么，等「低监管优势」被抹掉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信心再赢一次。
如何看待马斯克的SpaceX 称火星不会承认地球上的法律，并表示“自由星球”将奉行“自治原则”？

我们把飞船想像成开往新大陆的船只，把火星想像成北美州，不把印第安人当人，那么一切就都很好理解了，每个环节都能管上。
如果有人在飞往火星期间犯罪，那么根据《外层空间条约》，航天器的注册国对其具有管辖权，这一点和船舶的船旗国管辖是类似的；
如果在到达火星之后犯罪，那么根据犯罪者或者被害者的国籍，对应国家可以进行属人管辖或者保护管辖，正如北美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上的犯罪行为有管辖权一样。只要嫌疑人还需要回到地球补充物资，那么有管辖权的国家就有可能对其进行刑事强制措施。
那么，登陆火星的人，可不可以视为放弃「球籍」呢？
这个问题并不陌生，不需要登陆火星，就在地球上，美国就有很多人宣布「独立」，称自己为「主权公民」（sovereign citizen），不承认国家颁发的身份证件，不承认美国法律。而在现实中，这些「主权公民」涉嫌犯罪时，很快就会被教做人。
例如，根据上面这则报道，一名叫做 Daniel R. Stevenson就因为悬挂自制牌照被警察停车检查。在问话过程中，他坚称自己享有对自己的主权，拒绝配合警方。警察不为所动，敲碎了他的车窗玻璃将其逮捕并拖走了他的车辆。 Stevenson 因为抗拒警察执法和驾驶未经注册的车辆罪名遭到起诉。
还有高配版的，前 Subway 快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Jared Fogle 在面临传播儿童色情制品好猥亵幼女指控时，就宣称自己独立于美利坚合众国，因此不受美国法律管辖。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无情地驳回了这一辩护理由。
火星移民如果宣称自己不承认地球法律，那么结局可能跟上面两位也差不多。
马斯克想要效仿五月花故事，那么别忘了，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的时候，后面还跟了很多兵。
如何看待「广西 13 岁男孩屋顶纵火」一事？当事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刑事责任是不会承担的，14 岁以下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民事责任的话，监护人该赔就得赔。
上个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已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有一点重要变化：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即便刑法得到修正，对于这起事件，肯定也不适用了。
一方面，刑法中有「从旧兼从轻」原则，假如在一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发生了改变，那么原则上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而不是改变后的法律，除非旧的法律对行为人更加不利。
这一原则，为的是保护人们的期待可能性，避免事后立法惩罚，让本来合法的事情，因为立法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变成犯罪行为了。
另外，事件中的「屋顶纵火」行为，即便适用新法，也未必会被评价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未遂，还需要考察嫌疑人是否意识到行为对他人生命健康的危害，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发生。
这一事件也给人们提了个醒：14 岁以下未成年人，除了故意杀人之外，还有很多危害公共利益的方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也做出了应对，在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还注重「两条腿走路」，提到了「专门矫治教育」。
关于「专门矫治教育」，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国一开始效仿苏联，建立收容教养制度，但近十几年来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有外界人权方面的批评，一方面也有内部的反思，认为收容教养制度的「教养」部分做得不够，反而成了收容教养对象和未成年犯罪者切磋交流犯罪技艺的温床。
题目所涉及的「13 岁男孩屋顶纵火」事件，即便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了，当事人也基本不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被寄予厚望的「专门矫治教育」会如何发挥作用，学校和家庭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国家又如何让矫治教育真的起到应有效果，而不是变成犯罪者培养计划。
如何看待 10 月 30 日「外卖员等餐崩溃砸东西被店主殴打痛哭」一事？反映了哪些问题？

对这起事件的解读，伴随着太多的脑补，而正是这种「脑补」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如果有人从十年前穿越过来，看到这段视频，可能会感到纳闷：
不过就是催单的时候，前台顶回去一句「你大声有什么用」，为什么外卖小哥突然情绪失控？
而当下的的网友们，就能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共情能力，提供仿佛人在现场一般的解读。
大厂打工人们可以和外卖小哥共情，他们想起了自己上厕所的时间、想起末位淘汰和 996，于是脑补道，也许他这单马上就要超时了，如果不快一点拿到，自己的评级就会下降，正如自己也在跟 KPI 赛跑，输了就会被淘汰。
内卷大背景下的「做题家」们可以和外卖小哥共情，他们想起自己的经历，各种求之不得，并非因为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别人比自己还能肝。他们脑补道，也许外卖小哥已经足够努力，冒着生命危险飙车，不惜违章驾驶，但还是跑不赢海量数据精密计算出来的时间限制，而这些数据，来自和他一样努力的骑手们。
十年前的人们，可能会代入秩序和规则的视角，把它看作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当下的我们，如这个问题下大家的讨论一样，却更多将自己代入了外卖小哥的视角，关注规则之下的人。
事件中，如果从规则和秩序的视角来看，并没有正义的一方。小哥的行为，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符合「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的定义，处于寻衅滋事的射程范围之内；而商家的行为，也谈不上「正当防卫」，在小哥已经停止实施侵害后，还继续对其进行殴打（可以看问题描述中的视频第 20 秒），要不是因为事后做出了妥善赔偿，拘留都不冤。
不正义，但唤起了广泛的同理心，这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破坏他人合法财产的违法者，成为了人们同情的对象，甚至满足了很多人心目中隐秘的报复欲。这还不足以引发一些人的警惕吗？当破坏生产资料的做法引来叫好声，下一步是什么？
当然，这也是一种过度脑补罢了。如果说现实的，就是希望外卖骑手这样劳动法体系之外的劳动者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保障。
外卖行业中，相当一部分骑手并没有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可能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可能是来自代理商，可能是纯粹的自由注册。因此，平台可以堂而皇之地表示，这不是我的员工，我不需要提供保障。这种主张，或许合法合规，但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
让更多事实上的劳动者，不在劳动保障法律体系之外裸奔，才是正道。
江西省高院就张玉环「国赔案」作出赔偿 496 万元决定，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496 万，说难听点...
说正经的，比张玉环主张的 2243 万元有较大的落差。
根据《国家赔偿法》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应当作出赔偿，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按照 2020 年的水平，应当是每天 346.75 元。
张玉环被羁押 9778 天，仅仅按照上述标准，就可以获得 339 万元。
除此之外，张玉环还针对被羁押其间受到的身体和精神损害主张了赔偿金，从实际赔偿决定来看，只支持了很小的一部分，157 万。
把张玉环案和之前的国家赔偿案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张玉环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多。例如，刘忠林案的赔偿中，包含羁押 9217 天人身自由赔偿金 262万余元（当时的赔偿标准是每天 284.74 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97 万余元；金哲宏案中，赔偿包含人身自由赔偿金 267 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 万元。无论是从绝对的额度还是占总额的比例，张玉环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都不高。
九千多天的痛苦，很难用数字衡量。与其关注赔多了还是赔少了，进行「贪心不足蛇吞象」 vs 「多少钱也无法弥补」的观点站队，倒不如去思考，冤假错案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有没有可能形成清晰的标准，哪些行为可以量化到具体的赔偿金额，让精神损害赔偿不再是玄学。
除此之外，还需要关注一点：
在长期被关押、与社会脱节之后，拿到一大笔赔偿款的张玉环们，还需要怎样的保障？
拿到 262 万赔偿的刘忠林，出狱一年多来就把这笔钱花掉了一大半，他娶了媳妇，而对方似乎把他当成了提款机，大笔挥霍，两人最后通过诉讼离婚。刘忠林自述，在此之后，他「不论是男朋友、女朋友，都不敢交往，怕被骗。」
拿到 65 万元国家赔偿的赵作海，被忽悠着买了大量权健保健品，稀里糊涂成了「代理商」，几十万赔偿款很快被骗光。
得到 275 万元国家赔偿的陈满，被人骗去参加「维卡币」传销活动，一百多万打了水漂...
张玉环还是幸运的，有人在无条件支持、信任着他。但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压抑、在远离正常社会多年之后，他会如何看待这一笔财富，又有多少双眼睛盯上了他手中的金钱。国家在作出赔偿之外，能不能提供必要的协助，引导他融入社会？这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何看待海航空姐庄某某被指与男子谈婚论嫁又出轨男同事并悔婚？男子追求期间百万开销及彩礼能要回来吗？

彩礼是能要回来的，在之前一个视频中提到过：
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给出了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男方可以申请退还彩礼的情况：
第一种，是双方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第二种，是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但还没有真正在一起生活；
第三种，是在婚前给付了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出现困难。
简单归纳一下，就是给了彩礼没领证、领了证没有住在一起，或者给的实在太多了把男方都榨干了，遇到这些情况，就可以依法起诉，把彩礼要回来。
像是问题描述中的情况，起诉主张返还彩礼，是比较有可能得到支持的。
至于这名这名男子追求庄某某期间送给庄某某的财物能不能要回，要拆开来讨论。
首先，这名已婚男子的妻子或许可以要求返还，理由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无权处分。
即便如问题描述所说，这名男子得到了妻子「和平离婚」的允诺，但毕竟两人在法律上依然是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可能构成无权处分。事件中男方的妻子，可以考虑以配偶和「小三」为共同被告，要求返还财产。
其次，这名已婚男子，可以考虑下《婚姻法》中「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不过要看具体证据了，主动送上门的话，悬。
不得不说，这个事件，要素有点多== 既然是在知乎聊情感问题，就提供一点婚姻法视角好了，只是皮毛，蹲一下更专业的解读。
限制激情打赏、高额打赏和未成年人打赏，怎么看即将出台的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规范？

该《规范》中的变化涉及付款冷静期、限制最高打赏额度和限制未成年人打赏三方面，背景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围绕打赏的纠纷。纠纷也不复杂，矛盾就在于：我后悔了，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这就要从打赏的性质说起了，有观点认为是赠与，有观点认为是消费。
赠与说认为，打赏的本质，是观众购买虚拟商品，将其赠送给主播。
法律上，赠与人有「任意撤销权」，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随意反悔。（当然会有例外，这里说一般情况）。
我说，要送给你一个亿，你很开心，把银行账号发过来，我又说，哎算了，当没事发生过，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任意撤销权，应用在限制打赏方面，要迈过一道坎：已经送出了虚拟商品（比如刷了个火箭），算不算「赠与人有财产的权利转移」？
从现状来看，应该算，主播收到了有经济价值的虚拟产品，就已经完成转移了，不能撤销。
但直播平台可以修改一下产品机制，改变权利转移的时间。例如，给打赏功能加一条规则：送出的虚拟产品，将在 XX 秒后从账户中扣除，或者是在系统中默认 XX 秒后到帐，这样就更能规避一些法律争议，应该很好实现，这也符合《规范》关于冷静期的构想（「所谓激情打赏就是一定时间内的不断打赏，对于这类行为平台应当给用户设置付款冷静期。」）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使财产权利转移了也可以反悔，就是附条件的赠与。
我开个直播，说，老铁们，现在表演一个炸西半球，你们刷一波礼物我就点火，
大家刷了一堆二踢脚，我就关麦溜了，这种情况下，即便没有「冷静期」，也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要求返还。当然，考虑到主播们在口头表述中，未必像我这样明明白白地把一个行为作为刷礼物的前置条件，走这条路子比较复杂。
总之，还是得围绕一个赠与的撤销权做文章。看到有回答提出批评，说如果冲动打赏可以限制，为什么冲动购物不能无条件随时退货？关键区别就在于，冲动购物，毕竟是买卖，卖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而且可能会因为履行义务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把生鲜产品发货之后，即便原样退回来，也会受到经济损失）。因此，两者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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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考虑第二种观点，认为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主播和观众存在合同关系，主播提供表演服务，观众支付对价，只不过，这种消费是非强制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激情打赏、高额打赏同样有争议。根据合同法，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者显失公平的合同可撤销。
我们需要考虑，直播打赏中的哪些行为可能构成重大误解。例如，狂热粉丝误以为只要刷了火箭主播就会跟他奔现，算不算重大误解？这一点，行业协会如果能够基于对交易习惯和行业现状的理解提供一些指导，会对实务有很大帮助。
另外，在认定存在合同关系的语境中，平台同样可以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实现「冷静期」，例如引导用户在一定时间后进行二次确认等。
但这一机制也要兼顾主播的利益、避免被滥用，免得大家虚晃一枪，面对着磕头跪谢土豪的主播，微笑着按下撤回键。（一个思路：对于小额打赏，可以即时生效，而对于大额打赏，则需要在一定时间后进行二次确认才展示动画效果，这应该也比较符合行业协会的在《规范》中主张的处理方式）。
综上，产品们，法务们，来活了==
如何评价“中国码农996的原因是中国产品经理水平太差”？996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咱们剥掉表象，把这句话抽象一下：
「中国部分劳动者遭遇雇主违法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劳动者能力太差。」
看出荒诞之处了吧？
在很多行业段子中，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经常被描绘成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关系、资本家的爪牙和雇工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误读。
产品经理和程序员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设计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师无能，的确有可能给工程师挖坑，比如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来实现看上去很美的外观设计，正如产品经理有可能提出罔顾技术可行性的方案（所以产品经理至少要懂点技术的逻辑）。
然而，哪个岗位不存在给同事挖坑的可能性？哪怕是流水线工人，螺丝没拧好，除了残次品，不也是给工友们挖坑吗？
工作不分贵贱、劳动各有分工，设计师和工程师都需要向项目投资方负责，正如产品经理和程序员都在向公司目标负责。产品经理，同样是公司被用于实现业务目标的杠杆，优秀的产品经理，可能懂点技术、懂点项目管理技巧、能要到更多资源、能跟上面扯皮，进而帮助开发老师干活更顺手、人员安排更合理、面临的压力更小。
然而，优秀产品经理起到的影响，最多只能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原型图画得好、对用户需求分析到位，评审会上老板看得很满意，调来更多人共同参演人月神话，是量变的问题；要不要实行末位淘汰、要不要全公司一起实行大小周工作制，这些关系到工作方式合法性的问题，就不是产品经理可以决定的了。
的确，产品经理能影响团队的小气候。高效的沟通，开放的讨论，对目标的认同感，这都是产品经理能改变的。但对于公司的大气候问题，假装是一两个产品经理败坏的，那就找错了人。一个公司都开始在厕所上装计时器了，外面的倾盆大雨泼进来了，怪一个人撑的伞不够大、让狼性的雨点打在每个人身上，这就搞错了表面矛盾和本质矛盾。
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打工人。打工人开始内讧了，把对方当作假想敌，谁最乐见其成？
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但别只看到内部矛盾。
2020年 10月26日 WTO 批准欧盟对美采取报复性措施，意味着什么？会对美国造成哪些影响？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对波音公司的财政补贴。
根据 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WTO 成员国政府原则上不得对企业进行财政资助，从而损害另一成员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当然存在很多例外情形，所以说原则上）。
反补贴背后的道理显而易见：一个私人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上头有人」，遭到了举国之力的针对，怎么能进行平等的竞争呢？
民用航空，是补贴的重灾区。这是个双头垄断的市场，欧盟的空客和美国的波音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市场份额拉锯战。在不同历史阶段，双方政府都曾经亲自下场来支持各自企业。例如，欧盟各国政府曾提供过数十亿欧元的「可偿还启动投资」（Repayable Launch Investment）用于空客 A350 宽体机的研发，而这一举措被 WTO 认定为政府补贴。再比如，美国政府曾经对波音给出诸多税收优惠，并通过军方采购合约进行利益输送。
双方政府神仙打架、违反 WTO 的协议，那 WTO 该怎么办？
面对神仙打架，WTO 数了数自己手里有几个师，发现一个也没有。 一边是欧盟，一边是美国，还真能给强制执行了不成？ 所以还是要把球踢回给争议双方，允许占理的一方采取报复措施。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组织认为你做错了，对于你，其他兄弟们不用讲江湖道义，有什么狠手段自己招呼上去吧。
例如，对于美国在「贸易战」中向中国非法征收的关税，WTO 就允许中国采取报复措施：
不过，和上述情况不同的是，在波音和空客之争中，双方谁手里也都不太干净。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WTO 允许欧盟每年对最高不超过约 39.9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采取反制措施（收税），而在 2019 年的一项裁决中，针对前文所述的，对空客进行的「可偿还启动投资」，WTO 同样认为构成补贴，并允许美国对不超过 75 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和服务采取反制措施。
只要波音和空客的竞争格局存在，这种事情没法避免==
如何看待直播带货必须提供回看功能，网店不能通过删评误导消费者等规定？

支持。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七条，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在网络直播带货中，通过评论、弹幕进行反馈互动，理应被视为新的媒介形态中一种对商品提出意见的方式，加以保障。
在这一基调下，要落地还需要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不删除评论，但如果用水军控评、让个人消费者真实评价无法得到展现，应该如何处理？对此，《管理办法》提到了，网店除了不得删除差评之外，还不得通过「好评前置」的方法误导消费者。但需注意，「控评」未必就是将好评前置，用中性评价、大量无意义内容刷屏同样可以打压差评。
当然了，法律未必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否则会流于僵化；《管理办法》留出了一定的弹性，在实践中遇到问题还可以边跑边填坑。
强制提供回看功能也是不错的想法，能够为消费者针对虚假广告维权的举证工作提供便利。之前我在知乎提到过，带货主播正行走在法律一个空白地带，他们在实质上承担了类似产品代言人的工作，但却没有充分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根据广告法，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的自然人，是广告代言人，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对于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简单来说，广告代言人必须要真正使用过自己推荐的商品，而且出了事要跟着一起担责。目前，带货主播算不算广告代言人依然存在争议，有零星的裁判文书认为属于，但还需要进一步立法加以阐明。
对于知名网络主播来说，他们对于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有重要作用，消费者对他们的信赖需要得到保护。提供直播回放，至少能在程序上更加方便固定证据，另一方面，也需要推进立法，明确带货主播的法律性质，两条腿走路，给鸡汤也给勺，这样才行。
今天，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举行，你对 197653 位抗美援朝烈士有什么想说的？

我的姥姥，姥爷，都是抗美援朝老兵。
姥爷是第一批入朝的的，当时军医是稀缺人才，从学校里拉着刚毕业的学生，塞闷罐子车里就上了战场。
从小听姥爷讲打仗的故事，他总是回忆起那些欢乐的片段，比如「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的故事：晚上，运物资上前线的卡车迷路了，和美军运兵车撞上。黑灯瞎火之间，双方下车打了一场，谁也无心恋战，各自开车就走了。结果上错了车，志愿军把美国兵拉了回来，抓了俘虏，而作为代价，很不幸地损失了一车高粱米。
那时的我，对战争的残酷，一点概念都没有，以为打仗就是这么有趣。随着年纪增长，我才渐渐知道姥爷和姥姥是从怎样的炼狱中爬了出来。
大概是第四次战役（他没有正面提起过，从零散片段中猜测的），姥爷接到了命令，化整为带着伤员后撤。「化整为零」，熟悉抗美援朝战史的朋友，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有的伤员回来了，有的没有，这些事情他不会说，通过他的战友才大致了解了一些。
至于我姥姥，在轰炸中负过伤，直到现在，还留着三叉神经疼的病根。每天都有这么十几次，面部因为突如其来的疼痛抽搐起来，如果您来探望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当时就要大惊失色打 120，看起来就是这么严重，而这就是她的日常。
那个「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的故事，变得越来越不真实，我甚至怀疑它是否真实发生过。也可能，这是一段经过美化的，浪漫主义的记忆，用来忘却没完没了的轰炸，那场几乎要了性命的斑疹伤寒，以及每天面对的断肢和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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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抗美援朝（用他们的话说，韩战），是一场被人遗忘的战争。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敌人，羞于提起。的确丢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们，被政客逼着上了战场，师出无名。
在国内，抗美援朝的重要性，似乎也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在 80 年代之后的时代基调下，又显得有一丝不合时宜。在新的世界秩序下，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虚无化这场战争的意义。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他们唱着这首歌，踏上陌生的土地，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不可一世的敌人；而被他们保卫的人们，是否低估了他们所做的奉献？
战争结束后，姥爷和姥姥继续投身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医疗体系，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批赶赴震中建设野战医院，一去就是几年。这只是一个缩影，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继续组成着国家的脊梁。
去年回济南老家的时候，姥爷还在感叹，说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参军入伍。我非常羡慕他，能几十年如一日，被自己的理想所驱动，这是何等可敬的一种精神力量？
姥爷非常关心国际大事，上次回去，他问我美国大选的事情，问了贸易战的情况，问了很多其他的时事新闻。不知道为啥，有一瞬间，我觉得他就像是这个地球的股东，端详着自己的产业，看着它被糟践了，拍着大腿骂这帮败家的后生仔。
那可不嘛，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在他们内心中，自己还在尽一份力，改造这个很多年轻人已经放弃的世界。
我不配对他们说什么，我想趁着还有机会，多听听那一代人要说的话。
如何评价人类学家项飙关于「内卷背后，可能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的观点？

项飚老师对「一体化」是如此解释的：
一体化，是「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进而，会产生竞争方式和奖惩方式的高度单一。
而这篇访谈，最扎心的一个观点是：在奔向单一目标的路上，除了获得成功之外，没有体面的退出方式。
金融领域有个概念，叫做「退出机制」，可以帮助理解项飚老师的意思：
假如说， @寒冰射手曹草草 开了个澡堂子，他出技术，我砸进去 100 万存款当投资人租店面。
投钱进去，是为了把投资回报拿出来。怎么拿呢？可以从利润中获取分红，但这样太慢了，于是我找到 @邓伯鋆 ，开始疯狂画大饼：D 总你看，一个澡堂一年能赚 10 万，10 个澡堂每年能赚 100 万，您要是投进去 1000 万，那这辈子之内就可以靠税后收入躺平了。
一番忽悠之下，我把原来价值 100 万的曹氏洗浴股权，用 1000 万卖给了下家，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退出机制」。接下来，这个故事可以无限重复，饼越谈越大，接到饼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琢磨如何退出。
最后，他们会发现，退出机制只有一种，就是成功。只有大佐的澡堂不断发展，变成洗浴城、变成沐足主题乐园、变成房地产巨头，他们才能快速收回投资、投资移明，并把接力棒传下去。最高境界，就是上市，让全国人民一起接盘。
在这个卷起来的洗浴行业中，投资人的目标是单一的（做大估值，找人接盘），价值评价体系是单一的（把未来收入贴现到现在），进而也会导致竞争方式的单一（靠不断做大规模来提升估值）。
可是，中国之大，就找不出几个能搓背的？全东北老少爷们躺一块，又能搓下几斤泥？你会发现，所有投资人都在鞭策着管理层，不断打磨服务水平、升级商业模式、让搓澡师傅 996、007 地运转。他们都心知肚明，如果纯靠利润，几千年也收不回投资，必须要靠一个接一个的成功找到人解盘；而正是因为他们都在追求成功，洗浴行业的利润也越来越薄，退出的方式越来越少。
要么暴富，要么暴雷，当成功成为唯一退出机制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项飚老师说，要破解循环，就要培养多样化的退出方式，但这并不容易。
我们先跳出澡堂的比喻。在中国，法律也不禁止唱跳 rap 篮球，但社会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旁门左道」要么风险太大，要么收益太低，更何况还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损失当做题家能获取的一些隐形回报（例如稳定的家庭环境，「正常」的社会生活）。再说了，大家都当做题家，还符合企业主的利益：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进去了就出不来。
再回到澡堂的比喻，我们能不能找到多样化的退出方式，比如靠正常获取利润分红？然而，在疯狂的内卷化竞争中，被绑架了的玩家们已经无法平安降落。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只要维持增长，不断做大，就能获得奖励；而同质化的竞争，又让增长背后的利润率被压得极低。
「小镇做题家」们，何尝不是面临这种情况？ 考上县一中，考上 985，来到一线城市，从事风口行业，这个过程就像是大佐的澡堂冲出铁岭，辐射全国的发展历程。每向前一步，社会都会给予正反馈。人们在正反馈的激励下越走越远，路越走越窄，到达某个时间点，才发现继续做题的回报已经很低了，或者自己已经做不动题了，无路可去。
所谓 35 岁困境，何尝不是一种做题家的穷途之哭？
非洲是答案吗？我觉得这不是唯一解。抱非事亚，非洲亦成东亚。
真正的关，还是在内部，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于退出者们，要拉起安全网、保障他们的尊严与幸福。
真正的关，在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二元对立思想。要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加多元，打破分配壁垒，让人民有更多的方式获取可负担的住房、优质的教育和医疗。人民分不到蛋糕，凭什么在内循环中卖力做蛋糕；人民不去做蛋糕，内循环了，拿什么去分？ 我们先把这道关系理顺了，再谈如何用曲率飞船移民半人马星座。
不入心里的关、不入内部的关，去哪都是卷。
-
一点额外的话：
有趣的是，批判「内卷」的人们，很多也反对英美政治光谱中「自由派」（liberal）的主张。
Liberal 就是坏的吗？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拿来，一是对多元化的鼓励，二是反垄断。
内卷化，来自评价标准和奖励机制的单一。如果社会评价体系高度单一，强迫个人主动跳出内卷不走寻常路，那就是推着人跳火坑。所以说要鼓励多样性。
越努力越贫穷，是因为资源积聚在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只能为了一点蛋糕末末拼死拼活。一个行业出现了垄断公司、出现了托拉斯，可以在降低供给的同时提升利润，可以在劳动市场掌握话语权，让劳动者越来越卷。
自由派不只有 LGBTQA，不只有宠物权利和上女厕所，要批判继承，不要扣帽子。
一团伙买真费列罗装入假礼盒在平台售卖，这一行为算是售假吗？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这波差价操作？

反向暴打价格歧视，很有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团伙卖的巧克力是真的，礼盒是假的，之所以能获利，是因为散装巧克力 + 礼盒 + 自己动手包装的生产成本，要显著低于正规的礼盒装巧克力售价，因此能够从中赚取差价套利。
为什么存在差价，是因为成本吗？我看未必。
一个塑料盒、打印出来的标签，它又不是镶钻的，能值几个钱？
论人力成本的话，小团伙手动装盒，每盒平均人力成本不可能比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低。
主要还是因为「价格歧视」的存在：同样的巧克力，不同的人支付意愿不同，买来自己吃的人，比较抠门，贵了就忍一忍；买来送人的，就要大方一些，咬咬牙也就买了。对企业来说，既不想损失买来自己吃的顾客，又想从买来送人的顾客手里赚到更高的利润，于是推出了不同的包装，采取不同的定价。其中，论单颗巧克力的价格，散装的要比礼盒装的便宜。（这方面我不敢班门弄斧， @司马懿 老师是专业的，手动邀请。）
这个犯罪团伙，并不生产巧克力，而是价格歧视机制下的搬运工，从「自己吃」市场低价采购，从「送人」市场高价倒卖。
不过，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不是因为巧克力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未经品牌许可擅自使用费列罗商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也正是该团伙落网的原因。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这个团伙能获得明年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