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北京预收房租不得超过 3 个月租金，有哪些好处？

《关于规范本市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活动的通知》的其中两条内容，显然是为了蛋壳公寓量身定做的：
四、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预收的租金数额原则上不得超过3个月租金，收、付租金的周期应当匹配...
七、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不得将承租人申请的“租金贷”资金拨付给住房租赁企业。
分别是为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避免形成资金池。
二是为了限制掠夺性贷款。
资金池可能会带来「期限错配」的问题，也就是说，现金流入的时间和需要履行给付义务的时间不一致。按说，蛋壳应该收到一笔租金之后，转给对应的房东；但实际上，蛋壳一次性收了一年的钱，用于其它经营活动，等到需要给房东打钱的时候，可能账上恰好没有现金能履行义务了，这就发生了「暴雷」。
掠夺性贷款，指的是专门向不了解信贷市场、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贷款者，采取具有欺骗、误导性质的方式放贷的行为。从蛋壳公寓的事件中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租户并没有意识到房屋租赁合同和贷款合同之间的无因性。用人话来说，没有意识到哪怕自己被赶出来了还需要每月还贷。
租金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质，没有充分理解其中法律关系的普通人，很可能被「租金」的名义所误导，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按月还款就能继续住下去，对风险估计不足。禁止将租金贷资金直接拨付给住房租赁企业，能够避免租金贷被滥用，防止企业把租客当成「工具人」，借租客之手掏出来租金贷以后挪作他用，哪怕之后洪水滔天。
总体来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类似这样的政策虽然有补锅的意味，但也的确对未来的市场监管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提出离职，怎么挽留他？

其实，为什么要挽留呢==
我见过有的领导，自己完成 OKR 的抓手就是一两名得力的下属，下属出活、领导缝合周报邀功，用这样的模式躺平混期权。这样的领导，得力下属要走了，那自然慌得一匹不惜代价也要挽留。
也有的领导，不管是接手一个怎样的团队，被硬塞的也好、自己空降的也好、因为新业务急着上马短时间内就在市场上看到谁招谁攒起来的也好，磨合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能打仗。这样的领导，如果听说下属有了更好的机遇、更适合的平台，应该是高兴才对。（还能享受一下带新人的乐趣）。
有的员工比较吃体系，需要逐渐掌握了跟其它团队成员的沟通协作节奏，才能稳定交付工作成果。挽留，或许对他们来说是好事，稳定的环境对他们的确有价值；也有的人，相对不依赖体系，到哪都能快速融入、快速上手新业务，他们在遇到更合适的平台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尊重你、关心你的想法而犹豫，但这个时候，称职的领导应该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什么是对他们来说更负责的选择。
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一次非常「不职业」的对话，团队里面非常优秀的一名员工有了更好的机遇、更高的薪资（按照我们自己的团队人力预算，的确争取不到同等待遇），但感觉现在的氛围很好心里有些纠结，被我果断「劝退」了 - 我是真心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是在耽误 ta。（HR 看了应该顺着网线过来砍我了，给他们挖了个大坑，造成高潜人才流失。。）
问题描述也提到，这名下属「一个人做出的业绩我每年都能拿 30～40 万的提成」，可见的确是名业务能手。仔细一想，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行业，但按照这个夸张的数据来看，你可能有幸和一名神仙共事，这得贡献了多少 GMV 才有这个提成。。。
真实性两说，遇到类似的情况，不妨再想想，你们是什么类型的领导和下属呢？谁有求于谁？如果作为领导的你，的确要依赖个别人才能完成自己的业绩目标，是不是自己要反思了；如果作为下属的他，离了你的确会发展得更好，你愿不愿意成全？
先问应不应该，再问怎么做。
京东买显卡仅拆封试了一会儿性能不支持七天无理由怎么办?

根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特定商品在销售时如果作出说明，的确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第七条　下列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一）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二）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三）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正如其它回答所提到的，显卡经常被用于「挖矿」（运行特定算法以获取比特币），这一行为对显卡使用寿命的损耗要显著高于正常安装在电脑中进行使用，会对商品价值产生较大的贬损。
即便认为可以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退还曾经用于「挖矿」的显卡，也可能不符合《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九条对于商品完好性的要求，商家可以拒绝接受无理由退换：
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
一个难点在于，第九条对于电子电器类产品「不完好」的标准是有列举性规定的：
（二）电子电器类：进行未经授权的维修、改动，破坏、涂改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指示标贴、机器序列号等，有难以恢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用痕迹，或者产生激活、授权信息、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存等数据类使用痕迹。
至于将显卡安装在「矿机」上挖矿，是否属于未经授权的改动、破坏，这一点如果产生纠纷，可能需要更加详细的举证。但至少，作为消费者，我支持显卡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毕竟有组织的薅羊毛行为，成本最终会被消费者所承担。
20多岁仍然有为国奉献的壮志这幼稚吗？

其实，为国奉献这事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消极」和「积极」的维度，一个是共同体大小的维度。
先说消极 / 积极的维度。
存在纯粹的「消极」为国奉献方式，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真正做什么，就在对社会起到积极意义，比如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公司为你代缴税款，这时候，但凡你没有拿枪指着财物让他把税款还给你，不然都是在奉献。
也存在需要牺牲精神的，非常积极的为国奉献方式，比如参军、成为缉毒警察、见义勇为（保护其它公民的安全，当然是一种为国奉献）。
类似地，从共同体大小的维度来看，也存在光谱的两端。
最「小」的一端，是你的家人、邻居，再往大点说，可能是其它小区住户、同行、同乡，在扩大一点，就包括更加不特定的同胞，乃至包括有相同文化归属和价值认同感的外国人。
覆杯水于坳堂之上，能承载起一根芦苇，这并不可耻。
你只有一杯水的能力，但也足够在看到小区的消防通道被堵塞的时候，打个电话反映一下，这是略微比纳税积极一点、能惠及几十个人的奉献。
你有一条河的能力，看到行业不健康的发展趋势，去写文章揭露现实、接受访谈发出呼吁，给从业者无偿提供法律咨询，这是更加积极一些，能惠及更多人的奉献。
能力小从来不幼稚，承认自己能做的很有限，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就很值得尊敬了。更何况，一个人的能力大小、社会资源的多寡、心智的坚定程度，都是在实践中能够锻炼出来的。
幼稚的是空谈报国，却从不行动。
为什么网络上有关青少年的灰色内容层出不穷？背后是否存在产业链等利益因素？

产业链当然存在，而且绝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 2006 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上，美国参议员 Joe Barton 就介绍过相关分析报告，认为美国未成年人色情制品的市场规模在 200 亿美元以上。如今，随着内容制作、传播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和各种「暗网」的出现，这一规模更加难以预估。
未成年色情制品是一个产业，经常伴随着其他犯罪一同出现。还在明尼苏达的时候，参与过相关案件的公诉工作，（还有幸为明州史上刑期最长的强迫卖淫案，Antonio Washington-Davis 案的量刑贡献了一点力量。）在未成年色情制品黑色行业中，犯罪者往往不满足于单纯地录制色情视频，而且会通过强迫卖淫获取利益、通过毒品控制被害人。不少被害人从小被诱拐离开家庭，除了出卖身体之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也没有正常的社交渠道，导致被困在黑色产业中无法脱身。
对色情内容的需求客观存在，这是人性。知乎上有一个段子，用来论证黄、赌、毒各自的危害程度，大意是：
如果你吸毒，我会马上拉黑你，躲得远远的，甚至会不顾多年交情揭发你；
如果你赌博，我不会再借给你一分钱；
如果你上网看片，我会说，嘿嘿，老司机借一部说话。
我相信，这个段子的本意并不包括未成年色情制品，毕竟，具有良知的人们，都知道未成年和成年人进行色情表演的社会危害性有极大的差异。但在现实中，对浏览色情内容相对宽容的态度，也会给执法带来困难（做个可能不太恰当的类比：如果购买大麻合法且得到民众支持，那么，社会对待海洛因的态度是否也会改变呢？）
另外，法律对持有型犯罪的打击盲区，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色情制品灰产难以根除。《刑法》打击的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而仅仅浏览或者为了个人观看储存在设备中，却缺乏加以规制的的直接依据。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本身视为犯罪的立法非常普遍，美国联邦法律中，在设备中存储儿童色情图片、影片即可构成犯罪，就连我们一贯看不上的韩国，都有相关立法规定，「持有未成年人色情制品，并明知其中人物是未成年人者，应被处以不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或不超过 2000 万韩元的罚款」。
我们的确处于一种矛盾中，一方面，对于成年人的色情制品，似乎管得太严，夫妻黄碟案还在不断上演；另一方面，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制品，似乎管得太松，法律还没有覆盖到生产、制作、消费的整个产业链。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色情制品背后是人性，但更高一层的人性，是去区分人性和兽性。如何打击未成年色情制品，这是一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不过一定会有答案，感谢 @知乎日报 邀请。
成都一试用期员工提前 30 天申请离职被指无效，还被要求承担下任员工培训费，你怎么看？该怎么维权？

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需特别强调一点：用这种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获得公司的同意。通过检索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实践中，劳动者通过邮件、微信、其它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工具提出辞职的要求，就已经充分履行了提前告知义务，劳动合同依法解除。
在我看来，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离职申请」是一个法律意义上不严谨的表述。假设一名员工明天就要解除劳动合同，姑且可以说提出「离职申请」，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与公司进行协商，申请解除合同；如果正式员工提出在 30 天后离职，试用期员工提出在 3 天后离职，根本不需要和公司进行协商，此时严谨的表述应当是「离职通知」。
至于所谓旷工罚款和下一任员工试岗费用，更是无稽之谈。此次事件中，员工在 12 月 5 日提出离职， 2021 年 1 月 5 日，劳动合同已经解除，根本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谈不上旷工。再说了，公司向一个和自己没有合同关系的人索取财物，往大里说，是不是沾上敲诈勒索的边了？在劳动合同解除后，依然要求当事人工作了 27 天班，如果存在各种威胁、限制自由的行为，是不是有点接近强迫劳动罪了？
@章牧之 的回答提到，这家公司高管的语气还挺自信，一副不服来告的姿态。
要我说，也别花这么多律师费了，直接搜索当地扫黑除恶举报方式，打个电话也就几毛钱的事。
如果中国采用英美法系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很大，我用一个虚构的例子来谈一个侧面：如果判例成为法律的主要渊源，我们的司法实践会变成怎样。
设计师李某所在公司因疫情宣布「远程办公」，劳动合同上的工作时间为 10:00 - 18:00。某个工作日晚上 23:00，李某刚躺上床准备就寝时，接到领导微信：「这个图甲方说不行啊，再改改」，李某在去客厅取电脑时，迎面撞上入户盗窃的张三，与之发生肢体冲突，被张三捅了一刀。
问题来了，这算工伤吗？如果是判例法国家，李某若起诉当地社保局，代理律师脑海中的声音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来找找有没有事实相似的判例... 好的找到一个！广东高院去年判了的，在咖啡厅远程办公被烫伤算工伤... 诶不对，这个判例里面法官还说了几句题外话，强调了需要同时满足在双方约定的工作时间范围内。我去！这法官跟我过不去吧，以为写知乎呢字数越多赞越高，多余提这个干啥？我得跟客户再聊聊，23:00 起来修图这事领导具体是怎么说的，到底算不算工作时间啊。。。
嗯没事没事，我再找找，裁判文书网你个辣鸡加载这么慢，啊坏事了，上海高院前几天刚有个判例，在家跟客户打电话的时候滑倒摔伤不算工伤。。。没事稳住稳住不慌，这个判例里面，原告没能举证当时自己处于工作地点，我们的客户有邮件截图，公司已经明确了需要在家办公，这个判例伤害不了我...
霍，这里还有个工作期间跟人打架的，嗯，这个没认定工伤不奇怪，法院说的没毛病，与人斗殴不算是工作原因；但我们情况不太一样，我的客户是为了保护公司的生产工具，为了能完成设计任务勇斗试图偷走电脑的窃贼，陪审团会同情我们的。。。
如果换成大陆法系国家，可能画风就会变成这样：
我来看看工伤保险条例... 好的找到了：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直观上意识到，判例法法律检索工作门槛相当高，时常存在彼此矛盾的判例，需要说服法官为什么适用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也给律师留下了不少操作空间，可以通过有选择性地呈现事实来适用有利于自己的判例。
还是要强调一点，大陆法系国家也需要判例来帮助理解法律条文。我国的最高法、最高检每年发布大量的指导案例，实践中，律师也经常提交类似案件的裁判文书给法官参考。成文法并不和判例互斥，判例能够帮助理解成文法中模棱两可之处。
不过，总体来看，判例法较高的法律检索成本、判例背后较为晦涩难懂的规则，的确有可能为普通人理解法律带来困难。某种意义上，能出现「百度法学家」是好事，虽然理解可能存在谬误，但至少百度法学家们能动动键盘能知道个大概。
从这个侧面来看，中国如果实现判例法，会导致有能力理解法律的人口基数进一步下降，释经权进一步转移到少数人手中，这未必是好事。
如何看待某律师收 200 万现金「捞人」，犯诈骗罪被判 14 年 ？

这不由让人想到了「保证生男孩，生女孩全额退款」的骗局。。。
其实，就算律师没有什么「关系」，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而且越来越有可能实现的。根据 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检察院对侦查、审判中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建议取保候审75457人，较5年前上升279%。虽然没有见到官方发布的取保候审率数据，但至少可以看出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也不是通过「关系」才能实现的，只不过是刑事诉讼中的常规程序。
事件中这个律师的做法，没啥说的，就是行业败类行径。一方面，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不能在招揽业务的时候声称自己「上头有人」：
第四十二条：律师应当尊重同行，公平竞争，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支付介绍费，向当事人明示或者暗示与办案机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或者在司法机关、监管场所周边违规设立办公场所、散发广告、举牌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真这么做了，但上头没人，这还可能构成诈骗。比较好笑的一点是，承诺收钱捞人的罗建平律师，在自己被提起公诉后，请了一名律师为自己辩护，而辩护理由是，自己确实通过法律咨询、联系朋友、甚至网上算卦等方式积极促成该事项，没有欺诈故意或虚构事实。
emmmm... 网上算卦...
不论如何，大家还是需要记住两点：
1、取保候审并不是掌握「关系」才能有的特权，而是正常的诉讼程序；
2、一个需要通过违反职业规范和道德来招揽业务、铤而走险的律师，可能除了上网算卦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如何看待武汉大学 2021 年招聘的辅导员以名校毕业博士生为主？

与其说内卷，我倒是觉得，这更加像是一个人岗匹配的问题：辅导员到底需要什么能力，这种能力和学历是否一定相关？
如果让我给学校辅导员写一份岗位描述，在其中对能力的要求部分可能会写这几点：
1、具有教育学或心理学背景，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手段，倾听学生遇到的困难并提供相应的支持资源；
2、对所辅导学生对应专业的职业发展前景和科研方向有基本的了解，能够在学生面对职业选择时提供信息、帮助其与从业者建立联系；
3、具有组织各类线上或线下团队建设活动的经验，能够独立策划并执行各类集体活动。
有这些能力，难道不是已经很足够了吗？
无非就是在学生遇到困难、发生矛盾的时候进行心理疏导或者提供支持，如果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至少也能对情况作出初步判断，交给专业人士解决。
无非就是在学生纠结求职、考研、科研的时候，能够提供职业发展建议，哪怕自己没有从业经历，也能找到渠道和过来人们牵线搭桥。
无非就是当个后勤部长，带着大家搞搞事情，设计一些有助于加强班级 chemistry 的活动（突然想到这个词，还真不知道咋用中文恰当地表示出来，说融洽的氛围有点老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又不是研究高精尖黑科技，不需要多少个影响因子。再说了，老娘舅的工作，博士生就真能胜任吗？就真的人岗匹配吗？
如果你具有每行走一小时必定捡到300元的能力，如何将利益最大化？

如果你是国家工作人员，别管啥收益了，赶快自断双腿来规避法律风险吧。
因为，有种东西叫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有钱，而且不能说明从哪来的钱，本身就是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只要额度大于 30 万，就能达到立案标准。这个额度，走 1000 小时也就够了，正常生活两三年就能进去。
您也许会说，我这个来源说明了啊，就是捡来的嘛，
那么，恭喜你，参考 @猴子老湿 的回答，还有侵占罪等着你：
再说了，就算你说得明明白白，但是司法机关的理解能力可能跟不上知乎提问的脑洞，还是认为不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依然等于没说。
总之，建议断腿，动手吧。
春节返乡需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费用自付，返乡后进行网格化管理，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信息？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返乡」的话，是不是就不受这个限制？
比如说，我家乡是广东，工作在北京，和家人约定，一起去上海过年，
我们都没有「返乡」，
但这样一来，人员流动的范围还更大了。
（这就叫做钻法律 / 政策的空子，不要学。。。）
如何看待半藏森林发长文，回应插足事件后经受的道德审判，称承受的「私刑」已越过道德底线？

从法律的角度，我不同意「没人能为无限膨胀的“道德审判”划定边界」这句话，
我们来模拟一个苏格拉底式追问的情形：
问：国家可以禁止可以在公共场所发表言论，从道德层面指责他人吗？
答：不可以，因为很多国家在宪法层面保障言论自由。
问：如果国家不禁止这种行为，那么当对他人的指责变成了侮辱和诽谤，就真的好吗？
答：这也是不好的，但我们不需要从国家公法的角度去禁止；如果个人感觉自己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受到侵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问：所有人都是如此吗？那么，为什么我看到不少明星艺人在网上也有负面评价，但却没见他们逐一起诉网民？
答：因为法律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保护有一定的限度。明星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获得利益，一些公众人物的言行和社会整体福利息息相关，应当容许普通人对他们进行监督。
问：所以说，我可以随便辱骂公众人物而不受惩罚，这合理吗？
答：这同样不合理。我可以说，某网络红人在爱情方面不专一，但我不应该恶毒咒骂她的家人；我可能一时无心，转发了一条质疑她过度美化照片的帖子，这虽然有损她的名誉，但还是在正常的监督公众人物范畴，但我不能以「搞臭」她的名誉为目的，炮制虚假的聊天记录罗织丑闻。
问：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为相关言论划定一条边界？
答：是可以的，例如，在美国法律中，通过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确定了一条原则：对于公众人物，只有出于「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进行不实陈述方可视为诽谤，仅仅是进行少量错误陈述并不构成侵权。
问：这里说的是诽谤层面，那么，如果不涉及事实问题，仅仅是在道德角度表达观点，是否可以划定一条边界？
答：我相信，这样的边界也一定可以存在，虽然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但通过继续讨论下去，一定可以找到。
问：为什么需要继续寻找呢？也有人说，「没人能为无限膨胀的道德审判划定边界」？
答：必须要去寻找，因为在我看来参与构建这个社会的价值认同，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义务。当商家告诉我们，你消费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品质，我们需要讨论消费主义的利弊；当网络红人告诉我们，可以通过过度美化自己、通过性吸引力来获取关注并且实现商业收入，我们需要讨论什么是年轻人应当有的职业态度。
我们同样需要寻找的，是进行道德讨论的秩序，明确哪些是不能触碰的底线，哪些是社会应当容忍的讨论方式，在什么时候，个人的名誉应当适度让位于公共福利。这些讨论必须进行下去，因为道德本身就不应当由少数人定义，而不容他人置喙。
如果设计一款工作 App，规定下班时间不许发消息，或发消息需要付费，这个 App 会有市场吗？

要想让这个 App 有市场，除非其他的即时通讯类应用都死绝了，但实际上不可能==
其实，与其纠结能不能用产品功能避免下班后的消息打扰，不如往另外一个方向想象，怎样避免工作场景中对即时通讯工具的依赖。
我特别敬仰的一位行业前辈，在企业微信上的签名是「紧急的事情打电话，重要的事情发邮件」，我对此非常赞同。
真要遇到马上需要处理的事情，电话可以确保对方得到提醒，同时能够更加高效地交换信息和意见；遇到跨团队的、对业务有重要影响的事情，通过邮件可以方便日后查询、方便附上背景信息和相关资料确保认知对齐。
相比之下，即时通讯工具有种半半调调的感觉，你要说它可以应对紧急状况吧，也没有回复时间的限制，消息一多，高优先级的和低优先级的混在一起，更加不知道应该先处理哪一个；你要说他可以留下文字存证吧，拉个工作群，里面应当做出行动的和仅仅是需要知情的人混杂在一起，而且可能变得越来越大，讨论越来越发散，最后都不知道那句话是关键的了。
而且，即时通讯软件有一个很大的坑：对发送者很友好，对接受者非常不友好。试想一下，如果你要打一个电话、跑到别人工位说个事，或者发一封邮件，肯定需要整理一下思路，准备好了相关资料，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会思考一下，而且自己也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相比之下，通过微信发起一次对话，可能就是漫不经心有了一个念头，甚至自己都没想好沟通的目的，就轻率地把对方拉到了讨论的环境。
我自己的习惯是，企业微信基本只用于讨论不太紧急也不太重要的事情，或者针对重要的事情和别人约会议时间，跑过去之前打声招呼或者发送一个需要协作的文档（共同协作文档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邮件的变体）；最近正在养成习惯，每天固定时间清理还没有回应的信息，让更多人意识到一点：我当然可以被打扰、当然乐意为了紧急的事情即时作出反馈，但如果你给我发微信，我就默认这事不紧急也不重要。
只有这样的观念普及了，才能解决下班时间连环消息催命的问题，靠产品功能是没用的。
如何看待上海政协委员拟倡导婚前检查，设「结婚冷静期」保障知情权？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设结婚冷静期？

「冷静期」是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噱头，其实重点在于婚检、信息披露和结婚登记异议期。
曾经，我国是有强制婚检制度的，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要求「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这一制度，存在一些在当今看来具有落后性的地方，例如，对于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应当暂缓结婚，对于患有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的，应当在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才能结婚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婚姻自由的精神相抵触。
在 2003 年版的《婚姻登记条例》中，婚检报告不再是登记结婚所必须的环节了，宣告了强制婚检制度得以取消。
婚检制度需要一个平衡，在我个人看来，真正的「自由选择」应当建立在充分了解信息、明确了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进行。有风险，就摆出「我为你好」的姿态，干涉公民婚姻自由，这样未免太家长主义了；但缺乏足够信息的盲目选择，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契机，让我们来再看看怎样看待婚检问题。另外，这也是隐私权和知情权重新进行平衡的重要契机。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健康信息的如实披露是社会有序运行必须的，近期得到媒体报道的诸多家暴、骗婚事件，也让我们意识到充分了解一个人的犯罪记录、婚史，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至于异议期，想到啥说啥，我觉得对于解决彩礼纠纷是有帮助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对于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彩礼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如果双方离婚，可以请求返还彩礼。但这一过程挺麻烦的，还要诉讼，还要举证。如果存在一个婚姻异议期，在异议期内推定为满足退还彩礼所需要的条件，能减少很多扯皮，避免婚姻带来的经济纠纷浪费社会资源。
冷静期内，的确冷静下来了，就自动退还彩礼，免得扯皮，整挺好。
如果公司开始推行超长时间加班制度，应当如何自救？

之所以发起这个讨论，是因为我在和近期引发关注的某公司员工、前员工交流的过程中，有些认知被刷新了：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愿打愿挨」选择了超长时间加班的公司，而是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发现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解脱。
有人提到，18 年加入某公司时，HR 宣称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减去午餐时间，也算是八小时工作制；也有人提到，得到过诸如完成了工作任务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承诺，但这样的承诺很快被背叛了，直接主管发现他完成工作先于其他同事离开后，会约他谈话，当场指派新的工作或者要求他留下来协助其他同事。
这不是某一个公司特有的问题，这个提问，和我接下来要发表的回答，目的非常简单：希望能联合知乎上的各位，给发现自己深陷「狼性」公司的年轻从业者提供一些启发。
那我先来抛个砖：
1、首先，要警惕被加班文化所裹挟，乃至同化。
在跟几位某公司前员工交流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关于工作时间的要求，没有通过邮件、文档进行过任何官方的通知，甚至在企业 OA 系统里也几乎不会被作为一项要求来提及。那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有几个了解到的情况：某公司并不鼓励员工在工作场合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不鼓励员工拉非工作微信群，甚至 HR 会「卧底」加入各种群聊将其解散（这一点，在最近很火的一篇文章中也有提及）。另外，还会进行高密度的绩效考核，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绩效打分。
这种管理方式，就像是班主任不断在教室巡查时的晚自习：同学不能交头接耳，班主任密切关注着大家，随时可以警告表现不好的同学。
这时，如果有一个插班生突然加入了班级，他会如何选择？我猜，大概率就是照着旁边同学的样子，有样学样，以至于这一套潜规则可以自发地维持下去。
认识到目前的氛围不健康是第一步，如果能记录下明确的加班要求，对于后续采取法律手段也很有帮助，因此，年轻人还是需要录音笔。
2、其次，要有能力「提桶跑路」
「如果公司开始推行超长时间加班制度，应当如何自救？」这个问题，看似有非常简单的回答：辞职跑路就是了。但在互联网行业，就连跑路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 不提供离职证明、动用竞业禁止协议只是基础操作，还有所谓的「脱敏期」的折磨。
有位朋友跟我介绍过「脱敏期」：简单来说，就是在你提出离职后，公司会收回你的办公设备，冻结全部权限，但依然要求你每天来公司打卡，按照和其他同时一样的上下班时间出现在公司，否则就没有工资。
有的人的确有颗大心脏，利用这段时间刷题准备面试，甚至还有人借此机会把公司当成自习室准备考研，但更多的人，会因为在公司什么也干不了，还要接受各种目光的凝视感到极大的心理压力。
对此，我半开玩笑地说，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没皮没脸一点，就不当老实人。
那位朋友深表赞同，跟我讲起一个故事：
某公司曾经有一位员工遇到了不开离职证明的情况，她上演了一出行为艺术，在前胸后背各贴了一张大字标语，在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游行，结果成功被两名 HR 和主管带进了会议室，但也成功拿到了离职证明。
我听了这个故事，虽然觉得解气，但也有一丝担忧：大家都是在这一行混，如果做出这样的「出格」举动，留下了黑料怎么办？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某个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态度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那么，他们给离职员工留下的「黑料」，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所以，还是要多进行行业讨论。
当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离职员工当然是可以要求公司出具离职证明的：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但考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维权成本的高昂，具体效果存疑。
3、多抬头看路，意识到自己其实手握更多可能性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家暴受害者不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庭？」，不少答主从经济能力方面给出了回答：因为娜拉无法出走，她们渐渐失去了独自谋生的能力，只能忍受。
在和一位某公司技术岗前员工交流时，他说出过一句自嘲：觉得自己在大厂做得久了，手艺慢慢都没了，变得更像是螺丝钉，只会处理一小块业务。也有员工表示，自己每天两三点回家，只想倒头就睡，根本没时间更新知识准备其他公司的面试。
其实，大厂的高薪，一部分包含了对未来可能性的「买断」，应届生容易被大厂光环所吸引，认为这样优秀的平台能够给自己的履历加码，却没有意识到，命运中的礼物，都已经被市场给出了精确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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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套用一句名言，我不认为这是资本的问题（狗头），这是一个行业系统性欺负老实人的问题。某公司的管理，越是去了解，越是惊讶于它的粗糙、原始：通过人盯人的方式确保加班制度延续，通过恐吓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
但这一切，对应届生真的管用，在走出校园后，他们见到了更多为了每个月的考评积极表现的同学们，因为班主任的一句批评心里难受好久。
他们之中，有的人会长大，不再老实，变得没皮没脸，会耍滑，会闹，会知道公司并不能带给你什么，自己的手艺和资源才是闯江湖的本钱。
但在他们之中，也有的人不会再有机会了，
他们只是不再老去。
如何理解「太穷不宜学法学，因为容易偏激；太富也不宜学法学，因为缺少对人类苦难的理解」这句话？

我的理解是，如果太功利，会变得善于解答现实问题完成特定目标，而不容易有闲暇抽身讨论价值取舍（比如琢磨胎儿算不算人，做定制蛋糕算不算发表言论之类的问题）。反之，如果太不功利，就容易满足于提出问题，引发讨论，却不追求确定性的回答，因为不想把手弄脏，而缺乏了很多和人性复杂之处的拉扯。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业务做得好的人，和在网上写得好的人，往往不是一群人。因为做文章需要发散，而做事情需要收敛。
林来梵老师研究的是宪法学，对于宪法学来说，急于赚钱的人肯定不会学，因为这就是屠龙之术，除非你能稳定成为国师，不然没啥对口的工作。真正有权势的人也犯不着学，因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经验远胜于书本上的逻辑。
但如果是中产的家境，中等水平的资质，小富则安的心态，倒不妨学一学，因为的确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中复杂的价值冲突，也能时常借助课堂上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来指导自己与这个世界相处，顺便影响更多的人。
拼多多回应解约发帖员工，称「员工网上发布极端言论 ，违反员工手册」，公司是否有权利因网络言论开除员工？

时间紧，谈几点：
1、
如果所谓极端言论就是「想让拼多多死」「把拼多多那个 XX（某物流方面合作企业） 的骨灰扬了」的话，那我作为一个老互联网冲浪者，不禁要说一声「就这」？
企业是没有生命权的，这里的「死」显然是一种带有调侃性质的比喻，指的是希望企业停止经营，那么，这种言论哪里称得上极端？如果员工批评自己的公司，都能算作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打工人都可以被开除一遍，而且公司还不需要支付赔偿。
2、
公告中说，「根据王*所发帖的某匿名社区公开页面外显ID（JgD+STsWV2E），公司查询到其既往匿名发帖内容充斥不良「极端言论」」
我就觉得奇怪了，通过外显的用户名，怎么能找到匿名发布的内容呢？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是脉脉泄露用户隐私，二是拼多多翻看了员工手机，或者通过其他方法发现了员工使用的痕迹。拼多多公关的春秋笔法，似乎是让人们往第一方面去想。
3、
公告中提到，：
在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之后，王*及其周边人继续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包括公司HR通过翻看其手机获悉其在某匿名社区发帖，以及公司HR威胁毁坏其档案，公司有300小时工时的“本分计算器”等，被各网络社区置顶推送，引发了新一轮网民关注。
公司特此对上述不实谣言予以澄清。
这个回应也非常糟糕，请问，拼多多是在否认上述一切内容都不属实吗？
结合第二点来看，如果是说翻看手机不属实，那么就是在说脉脉泄露匿名发帖用户隐私了，这是在把脉脉架在火上烤。
还记得上次为什么被知乎锤吗？因为你们的「辟谣」声明在让知乎背锅，指责知乎传播不实信息，导致知乎不得不做出回应。
现在还要让脉脉也来跳警？绝了！
其次，对于所谓的「本分计算器」等，拼多多也在否认真实性，那么，我在这里不自量力地向全体拼多多离职员工或者被开除的员工，包括 @王太虚 先生发出邀请，希望能够有机会交流，展现相关证据。
希望我们能更加接近真相。
如何看待拼多多员工称内部调整加班：买菜业务强制轮休，需正常回消息但不计加班，督促大家 11 点下班？

抱歉，这次不想谈法律问题了，因为真的没啥好说。因发布同事被抬上救护车图片被开除的 @王太虚 提到，拼多多要求员工每月工作 380 小时，这显然超出了《劳动法》每月加班不能超过 36 小时的规定，具体怎么处理，是劳动监察部门的事情。
我想换一个方式，运用媒体作为第五权力的力量，发起一个对话邀请。
邀请从拼多多离职或者被开除的员工来和我做一次对谈，可以在北京撸着猫当面聊（在我家，我来整点好吃的）也可以视频或者录音回答几个问题。
我会将相关访谈音频或者视频进行剪辑制作，并且在主流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传播，帮助大家了解这个企业。如果有兴趣参与，可以私信联系我。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一本叫做《The Jungle》（《屠场》）的书。作者乌普顿·辛克莱尔从员工的视角，描绘了屠宰场中骇人听闻的现象：老鼠在腐败的肉堆上觅食，被一起丢进绞肉机，血污遍地，化学试剂腐蚀了工人的双手。
据说，西奥多·罗斯福在看到这本书时，大叫一声推开了面前的早餐盘，把香肠奋力扔出窗外，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
如果 @王太虚 的视频还不足以让足够多的人大叫一声拍案而起，那就再整点。
相关内容：
如何看待推特永久停用特朗普个人账号？

严格来说，这其实不是法律语境中的「言论自由」问题。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因此，如果国会制定《特朗普禁言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唐纳德 特朗普使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那么这样的立法会因违宪而无效；但是，如果一家私人企业宣布，根据自己的用户协议拒绝为特定客户提供服务，那么，第一修正案其实管不着。
这也曾经导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特朗普不能拉黑用户或者删除他人回复，但推特可以关特朗普小黑屋。
在 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v. Trump 一案中，法院判决道，特朗普在使用推特时是在履行总统职责，特朗普的推特评论区属于公共讨论区，因此特朗普不得通过拉黑的方式限制公民在他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虽说不是法律上的「言论自由」问题，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舆论，都的确围绕言论自由这个概念展开，这也说明了一个矛盾：为社会生活提供重要「基础设施」的私人企业，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类似「公权力」的作用，但这一「权力」却经常得不到制衡。
市场或许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如果存在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今天推特封了特朗普，明天有它们的竞品感觉这是个不错的商机，以特朗普独家发声渠道的卖点来招揽活跃用户。但市场也会遇到缺陷，比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联合起来抑制竞争，就会削弱用脚投票的机制。
千言万语，谁叫你当时对 TikTok 这么狠，现在还能再去那边开个号不成？
如何评价《拼多多女孩「润肺」之死》一文，引用多处去世女孩社媒中的言论？

@猴子老湿 说的是实然层面的问题，不构成隐私侵权，因为相关内容在当事人主动公开在社交媒体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了。
但在应然层面呢？不构成侵权，就一定合理吗？
当媒体在凝视逝者过往的社交媒体时，仅仅是在单方面进行观察，而不是进行采访。报道的对象已经走了，她无法选择自己回答问题的方式，无法拒绝回答，只能被动地接受凝视。这本来就不是一次平等的访谈，却包装成了采访一般的效果。
再说了，我们不谈法律，从良知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不构成隐私侵权只是一个底线，媒体应该考虑的还有更多。
女孩或许曾经选择展现过自己的生活日常，但在展现这些信息时，她不知道自己会用一种残酷的方式「走红」，被亿万人所知。她对于社交媒体的预期可能很简单，是记录生活、和熟悉的几十位亲友分享日常，而不是持续多天登上热搜热榜，被无数人从各个角度浏览和解读。
发布 / 不发布之间的区别，和发布给几十个人看 / 发布给上亿人看之间的区别，何者更大？从法律性质上来看，可能前者更大，前者不是隐私，后者是隐私。但从法律之外的角度来说，显然后者更大，对人的影响更加深远。
所以我们需要被遗忘的权利，需要一种体面的方式，在网络空间抹去自己的存在，避免自己的生活被解读。这些年来，「被遗忘权」引发了互联网领域越来愈多人的关注，但在实践中却还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
例如，在所谓「中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某与百度名誉权纠纷案中，某教育行业从业者认为，自己在某家名声不好的机构从业的经历是自己的黑历史，导致自己社会评价降低，影响了后续职业发展，要求百度干预搜索结果，断开和自己相关的搜索结果链接。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法院认为，相关信息对于公众有一定的价值，有助于潜在的学生和其他客户在进行决策时了解必要信息。
可以看到，当个人「被遗忘的权利」和公共价值存在冲突时，问题会变得相当复杂。存在两种价值的冲突，个人有体面退场的需要，公众也有知情权。
相关问题已经在得到解决了，去年 10 月21 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草案第四十七条指出，在个人信息「约定的保存期限已届满或者处理目的已实现」后，「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或者根据个人的请求」删除信息。在正式立法之前，也有零星的个案，信息服务提供商出于保护死者隐私的需要，主动或者依家属的申请，删除死者在社交网站留下的信息。
不过，即使有了被遗忘权，偶然被众人所知悉的，被动成为「明星」的公众人物，依然难以彻底摆脱亿万目光的凝视。社交媒体删除了信息，但相关报道依然会继续流传，经过他人转述的二手信息依然会充斥网络空间。
我不喜欢南方周末这篇报道，它或许在法律层面没有侵权，但它有一种傲慢，用挑剔的、贪婪于构建矛盾对立的、有倾向性的方式审视逝者在网络留下的痕迹，而死者是没法与他们对话的。
如何看待特朗普支持者闯进国会，并出现人员死亡？

今天，可能是本世纪美国联邦法律中「暴动」（riot）罪名犯罪人数最多的一天。
根据联邦法律，利用跨州邮件、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途径（可以想像，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应当包含社交网络）煽动、组织、参与暴乱，可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所以要求跨州，是因为根据 dormant commerce clause，国会不能对各州内部事务立法；但如果涉及人员的跨州移动或者信息的跨州传递，就进入了国会的射程范围。发推特鼓励暴动当然也在此列，因为这就构成了跨州通讯，从跨国州界「发兵勤王」也在此列。
18 U.S. Code § 2101 - Riots
(a)Whoever travels in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or uses any facility of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ail, telegraph, telephone, radio, or television, with intent—
(1)to incite a riot; or
(2)to organize, promote, encourage, participate in, or carry on a riot; or
(3)to commit any act of violence in furtherance of a riot; or
(4)to aid or abet any person in inci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or carrying on a riot or committing any act of violence in furtherance of a riot;
and who either during the course of any such travel or use or thereafter performs or attempts to perform any other overt act for any purpose specified in subparagraph (A), (B), (C), or (D) of this paragraph— [1]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根据联邦法律，在多人集会中，如果出现了单人或者多人进行的暴力行为，对他人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明确且紧迫的威胁，即可构成「暴乱」：
(a) As used in this chapter, the term “riot” means a public disturbance involving (1) an act or acts of violence by one or more persons part of an assemblage of three or more persons, which act or acts shall constitute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of, or shall result in, damage or injury to the proper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o the person of any other individual or (2) a threat or threats of the commission of an act or acts of violence by one or more persons part of an assemblage of three or more persons having,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the ability of immediate execution of such threat or threats, whe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atened act or acts of violence would constitute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of, or would result in, damage or injury to the proper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o the person of any other individual.
这样看来，美国，特别是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可能会迎来一个法不责众的难题：要对通过社交媒体或者肉身攻占白宫的特朗普支持者提起公诉吗？是装作无事发生，还是象征性起诉，然后立即动用总统的赦免权，宣布进行特赦？
这可能是交给新总统的第一个挑战。如果不将事件定性为犯罪，那么女性抗议者被枪击致死就说不过去，没犯罪，警察为啥要开枪？但如果定性为犯罪，那么特朗普支持者会彻底被激怒，可能会发生更激烈的报复事件。
但反正特朗普怂了，发推呼吁克制，用 Law and Order 劝退支持者，
不然，他可能就要成为第一个因为暴动被起诉的美国前总统了。
天津某公司招聘规定「不招天津本地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吗？

作为天津姑爷，我今天就是要得罪一下家乡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上述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地域歧视」，但有的法院在实务中做出了扩大解释。
例如，在《上诉人魏巧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洪辉商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269号中），法院认为：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歧视的原因还可能包括地域、身份等原因。
所以说，虽然劳动法没有明确禁止地域歧视，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明确拒绝特定地区的候选人，可能会被法院锤。
法律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啥企业会不愿意要本地人呢？
还不是因为本地人有退路。
但凡家里还有点资产，都有底气提桶跑路；但凡本地有点同学的人脉关系，都能帮忙介绍一下机会；但凡认识几个地头蛇，都能跟公司杠一杠，总之，比外地人更不好忽悠，更不好欺负。
要我说，公司的招聘要求还可以更加精准一点：
不招已经还清房贷的，不招单身的，不招有律师朋友的，
是不是更合你们的心意？
如何看待阿里巴巴向云南咖啡协会发函并代起草「提升三合一咖啡质量倡议」，以及云南方面的回应?

其实不算啥新鲜事，设定行业标准，本来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实现垄断的手段，这一点还是要看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Allied Tube & Conduit Corp.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设定行业标准来进行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可被依据反垄断法追究责任。
在 Allied Tube 一案中，美国最大的钢管生产企业试图干预另一家私人机构推出的防火材料标准。制定标准的机构正在考虑把塑料管材（PVC） 也纳入标准所容许的范围内，但这一行为会极大损害钢管生产者的利益，导致自己的产品可能被 PVC 管替代。于是，该企业联合其他钢管生产商操控了标准制定机构的表决会议，迫使防火标准制定机构排除了 PVC 管。
在联邦最高法院看来，这种干预行业标准制定的行为，同样可以被认定为是垄断行为。法院指出，虽然企业可以通过正规的立法程序来表达诉求，但本案中的钢管生产商 Allied Tube 并没有遵循法定立法程序，而是动用了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联合其他存在利益关系的企业，共同对私人机构施加压力来影响行业标准制定。这种行为客观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导致 PVC 管材生产商被剥夺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
中国的一些企业，是不是也在做类似的事情？试想一下，举个虚构的例子：如果一家生产淡水虹鳟鱼的企业参与设定标准：只有在海拔 3000 米以上、年均温不超过 10 摄氏度地区养殖的虹鳟鱼才可以上市出售，恰好全国只有自己有这样的养殖条件，那么岂不等于赤裸裸的市场垄断？
设定行业标准，就是在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决定谁可以参与竞争、谁不可以参与竞争；如果排除竞争者的权力掌握在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私人企业中，就需要引起警惕了。
2020 年，你亲身经历了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参与了历史」？

回顾了一下一年间参与讨论的法律相关问题，有欣慰也有遗憾，更多的还在风中飘荡等待时间的解答，就每个月选择一个代表事件好了。
一月：李文亮医生被「训诫」，「训诫」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2020 年 1 月 3 日，李文亮医生因在微信群中发布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华南水果海鲜发生的疫情，受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的训诫。
后来，国家监委调查组撤销了这份《训诫书》，但依然留下了一个问题：行政机关到底有没有权力进行训诫，如果有的话，规范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被训诫者如果不服，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申辩、提出复议？亦或者说，如果训诫的确不会对受训诫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我们能否坦然承认，不需要复议机制？
需要一个定论。
二月：战时状态，更需要明确底线
经常有人说，紧急状态无法律，防疫工作就是在一种「无法无天」状态下开展的。
这种情况很正常，应对突发事件，必须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关键时刻效率至上，但我们仍需要明白一点：灵活性，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
二月份，一则新闻表明，大理强行扣押征用了重庆、黄石采购的口罩且拒不归还。这一操作，超出了行政法的授权范围，在得到曝光后，涉事部门受到严肃查处。
疫情之中，行政法中「法无授权即禁止」这一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我身边的人，都非常愿意为了公共利益适度让出部分私权利，但是，等仗打完了，公私权利的边界就值得再来划定一下，别搞成特朗普那样，宣布个「紧急状态」就可以想干啥干啥。
三月：率众举报，是「滥用公权力」吗？
早年间知乎有一句话，「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对于如何行使合法权利，这一句话同样成立。
今年三月，On Archive of Our Own (AO3) 因出现肖战相关同人作品，受到了肖战粉丝的密集举报。举报者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合法，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而反对者认为，这是在扼杀创作自由。
在事件之后一段时间，我还在想，到底有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方式，能帮助人们理解「合法的事情不一定对」这个道理呢？直到看到罗翔老师在脱口秀中的一句话，才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大概意思是：法律是一切的底线，如果一个人整天标榜自己所作所为完全合法，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不友善词汇）啊。
不要满足于达到底线。
四月：鲍毓明「性侵」疑云
有媒体称，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具有美国国籍和中美两国律师执业资格的鲍毓明，存在性侵其「养女」的情况。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多方面调查表明，不存在违反当事人意愿，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情况。
整个事件，不少人觉得自己浪费了同理心、奔走呼吁却一拳打向虚空，也有不少人因为看到他人「翻车」而感到快慰。除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之外，或许我们可以多想想，事件能带来哪些启示，例如开始重视「性同意年龄」这个概念，如果存在社会地位和阅历的较大差异，应当更加警惕。
世界上，有蠢人，有坏人，有心怀叵测的人，有自以为可以骗过所有人的人，这是他们的选择/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围观中得到点有价值的东西。
五月：「我不能呼吸」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了一起警察暴力执法致人死亡事件，黑人男子 George Floyd 因涉嫌使用 20 美元假钞遭到逮捕，执行逮捕过程中，白人警察Derek Chauvin 一共压住 Floyd 的颈部 8 分 46 秒，导致后者窒息而死。
2020 就要过去了，此案依然在审理中，而在法庭之外，人们已经通过走上街头的方式作出回应。2005 - 2019 年来，共有 13000 起警察执法致人死亡事件，同期，仅有 106 名警察受到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罪名的指控，仅有 33 人最终被定罪。
这只是冰山一角。
六月：冒名顶替上学引发关注
聊城市冠县陈春秀女士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曝光，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查发现，仅山东省就存在 242 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对于冒名顶替上学现象，法律的威慑力显著不足，要是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或者「徇私舞弊罪」论处，恐怕会存在盲区。
对此，12 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随着公民身份信息管理越来越现代化，即便不入刑，冒名顶替上学的事件也会越来越少，现在的立法，也许只是给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交代。
但你还记得吗，围绕教育权，曾经打出了中国「宪法第一案」。
七月：「逗鹅冤」闹剧
几名骗子，用「萝卜章」骗过了腾讯法务，在老干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促成了老干妈和腾讯 QQ 飞车游戏的活动。被李鬼忽悠瘸了的腾讯，在被拖欠合同款后，对李逵发起诉讼，并采取诉前保全机制冻结了老干妈的财产。
经过调查，事情证明是一场误会，老干妈和腾讯和解。但此次事件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众多争议解决机制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上来就起诉、就冻结财产，是最合理的方式吗？
八月：特朗普「封杀」TikTok 和微信
特朗普签署总统令，要求任何美国人在指定的日期之后，都不得继续和微信、 TikTok两 个应用所属的公司及关联公司进行交易。
而在后续的法律战中，比任何人都懂诉讼的特朗普，被达成了筛子。先是美国微信用户组成的原告团体打出言论自由牌，成功让法院签发禁制令，暂停了禁令；然后是几名 TikTok 网红打出了私人财产不可剥夺的大旗，同样取得初步胜利。随着特朗普仓皇北顾、离开白宫时间进入倒计时，也许这一禁令就真的会不了了之。
九月：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
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一名美国法官的去世？
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就会意识到，金斯伯格大法官赋予人们的精神力量，和意识形态、国籍和党派无关。她承认客观差异的存在，但坚决捍卫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机遇，她的背后是无数个没能获得充分代表的小圈子，是不断扩展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是一道晨昏线，那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正在熄灭。
十月：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调整
虽然最终靴子落地要等到十二月，但在十月，就已经听到楼梯上的响声，刑事责任年龄要调整了。
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是如此规定的：「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之所以存在刑事责任年龄，背后的考虑是，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才能够承担刑事责任。近年来，多起恶性案件让我们思考：14 岁以下者，真的对自己进行的恶性犯罪行为没有充分认识吗？的确，到了重新画线的时候。
十一月：美国大选大戏
选战最终变成了法律战，然而像「布什诉戈尔」那样，由司法部门决定白宫归属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布什诉戈尔的说理非常巧妙，堪称司法系统不得不下场淌混水时最佳的应对方式：选取过程的瑕疵，违反的是「同票同权」，侵害的事人民的选举权，不是司法干政，而是在保卫基本权利。
至于今年嘛，法院的态度就很直接了：看也不看。
十二月：互联网反垄断露出牙齿
上市受阻、监管约谈、《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指南》呼之欲出... 互联网企业通过掠夺性定价抢占市场，再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攫取利润的套路，近年来上演了许多次，这次会不会真的走到尽头？
刀已经高高举起，至于是不是轻轻放下，交给明年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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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一年，无非就是两条线，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线，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线。
共同的敌人让我们让渡出更多的权利，让我们不再计较个人得失，
共同的底线，又让我们去思考，哪些最基本的价值需要不计代价去保卫，
哪怕与这个时代看似格格不入。
有哪些把圣诞节等外国文化「反向输出」堪称经典的案例？反映出了怎样的文化与社会学现象？

想这个机会，严肃来谈谈「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这个现象。
开头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到外地人模仿自己的方言、穿着自己的本地服装、表演自己的当地民俗，会让你感觉受到冒犯吗？这个答案因人而异，有的人认为是成功的文化输出，有的人认为是对自己的嘲弄。
这就涉及到「文化挪用」问题，法律学者 Susan Scafidi 曾经提出过一种激进的主张，认为特定的文化表达应当享受知识产权保护，从而避免特定群体的智慧成果被他人所掠夺。
但这一主张在法律上很难实现，因为知识产权法律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如果有人创作了一副圣诞老人坐雪橇的画，那么可以阻止他人把这幅画印在贺卡上出售；但没有人可以阻止任何人在 12 月 24 日通过赠送苹果、在电商平台购物等方式，用自己对圣诞节的理解来度过这种节日，正如美国人没法阻止中国人在感恩节也吃火鸡一样。
（不过也有成功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保护文化的例子，例如扬州市烹饪协会曾经指定过扬州炒饭的配料和操作手法标准、申请「扬州炒饭」集体商标，也可以视为对文化成果的一种保护。）
虽然一般不会涉及著作权问题，但文化挪用，有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其他文化的冒犯，甚至涉及侮辱、歧视现象，这就跟双方的权力关系相关了。
在美国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名白人女性穿着旗袍拍照上传至推特，亚裔人群普遍感觉受到冒犯，而中国留学生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会构成冒犯。在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看来，主体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都占据了优势地位，剥夺了自己接受教育、谋求职业发展的机会，现在还要吃干抹净，连自己的文化都要拿走，这是无法接受的；而并没有深切感受到这种不平等的留学生、大洋对面的旁观者，则未必能理解这种情绪。这就好比，如果美国白人穿戴印第安头饰进行表演会让印第安人感觉不适，但印度人看待此情此景可能无动于衷，是类似的道理。
另外一种对于「文化挪用」现象的批判，在于挪用者可能对创造文化的主体施加「挤出」效应。很多人可能会感慨，自己的家乡菜火遍全国之后，经过一轮「魔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甚至本地市场也被魔改版本攻陷。（试想一下，如果天津人民在街头看到黄太吉的煎饼。。。）当强势文化魔改弱势文化，并且进行反向输出时，就更加容易引发抵触情绪。
这样看来，倒不妨尝试在欧美国家进行中式圣诞习俗的展示，也许会收获不少社会学研究的案例，也许能成为中西文化话语权强弱对比的一个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