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基层公检法都是怎么看待彼此的？

这里来谈谈我在明尼苏达州拉姆西郡所观察到的美国“基层公检法”情况：
在美国，私人律所与检察院、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和其他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薪酬待遇存在较大的鸿沟，而法官往往在有一定经验的从业人员中选拔，这也导致当打之年的名校毕业生鲜有将公检法作为毕业后的第一站的。以检察官为例，我所在的拉姆西郡会大量招募法学院在校学生兼职工作（每小时工资才19美金，省了老大一笔预算），出庭参加案情相对简单的法庭程序和辩诉交易相关程序；而作为辩护方的法律援助律师，很多时候也是学生志愿者。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检察官和公共辩护律师是为了兼顾家庭而退居二线的，例如我的部门领导就是为了照顾孩子从私人律所辞职，在检察院从事每天工作六小时的非全职工作。
这也就导致，除去严重的暴力犯罪和其他重罪之外，在法庭经常控辩双方都是没有经验的在校学生，脑袋里除了昨晚现查的法条和判例以外空空如也。有时候，法官有时甚至不得不叫停法庭记录，示意控辩双方走上前来，各自训斥一番，责令回去查清楚相关法律再回来。甚至有一次，我享受过被法官直接扛起一本明尼苏达州刑法典摔在桌子上的“优待”，可以说是非常恨铁不成钢了。还记得我的第一次交叉质询，问完了准备的问题后不知道要说一声‘The State rests’，法官以为我想不起来接下来要问什么了，于是主动开始询问证人（这时候我才知道美国法官也可以“依职权提问”），法官问过几个问题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有些该问的问题没有提出来。
也有一次，对面的辩护律师直接在开庭前说，这个案子还是找Laura（我的部门领导）来吧。我说，没这个必要，对面的大胡子律师直接就拿起电话打给我老板抗议，说怎么只派了个学生来。
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演义》里曹操骂阵的那句“卖履小儿!常使假子拒敌。吾若唤黄须儿来,汝假子为肉泥矣!”
也许就是这样吧，有经验的辩护律师或者检察官，看着对面出阵的是在校学生，就仿佛看到插标卖首一般。而我要是看到对面也是个菜鸡，就不禁精神一振，抖擞精神啄了上去，互为对方的经验包，只是苦了庭上的法官。
大概就是: 我看对面是提款机，料对面看我应如是。
但有的时候，法官也需要律师和检察官手把手带着。美国法律圈的职业流动性很强，特别是在基层法院，有大量刚刚从律师转行过来的新手法官，有的未必接触过刑事案件。我就见到过一位法官在双方签订认罪协议的听证上，忘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很尴尬地示意大家先暂停法院，说要回房间再看一遍教学视频。
印象中，还有一次有一位被告人忍不住搭茬纠正了法官在程序上的口误，也许他对于刑事诉讼经验更加丰富也不一定。
--
说起公检法，大家或许想到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殊不知，驾驶国家机器的，也是一个个我们身边的人，
其中有驾轻就熟的老司机，而在基层公检法，更多的是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的新手，现在想起来更觉得难忘。
如何看待去律所实习还要缴费的现象？

一名律师，从月薪不够付房租的小助理起步，看着陌生城市的璀璨灯火，没有一盏属于自己。但他不放弃信念，从一个两个合伙人嫌麻烦丢过来的鸡肋案子中咀嚼出了味道，练出了本领，得到了赏识和信任，积累了案源，一步步打怪升级。
有一天，他坐在CBD摩天大楼上有两面落地窗的角落办公室里，沏一壶普洱，自己暗暗想道：律师这个行业啊，前期赚多少不重要，关键是积累经验，日后都会成为自己的财富。
这是一位值得尊敬得人。
一名律师，从月薪不够付房租的小助理起步，名片上印着一个令人骄傲的律所名字，但荣誉是他们的，自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看老板的脸色，被当成廉价劳力使唤，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他憋着一股气，低头拼命硬干，抬头察言观色，从一个个没有油水得的鸡肋案子中咀嚼出了味道，练出了本领，得到了赏识和信任，积累了案源，一步步打怪升级。
有一天，他环视清晨六点的会议室，点上一根雪茄，教育下面的年轻律师：律师这个行业啊，前期赚多少不重要，关键是积累经验，日后都会成为自己的财富。
这是一个良心坏了的人。
每个行业，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现象，年轻时交点学费，获得日后的回报。如果自己选择了这条曲折艰险的路，吃了一些苦，也终于品尝到了甜头，那是一个励志故事；如果在打通关以后，回过头来告诉每一个收拾行囊的旅者，说世上的路都是这样的，逼迫着每个人都来尝一尝这种苦头，那是一个恐怖故事。
成功的路不止一种，自己跪着走过来，不意味别人不可以昂首挺胸，一路坦途；
更不能理所当然地告诉别人，这就是这行的规矩，给我跪下。
--
也许有人说，愿打愿挨，市场行为，凭什么要横加干预？
经济学上有所谓市场的无效，其中一种导致市场无效的原因就是不对称信息。对一个或许不清楚自己真正价值，不知道自己潜力，不清楚行业真实状况在校学生，“过来人”的几句打压，几句忽悠，也许就让他们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何谈公平买卖？
也许有人说，实习生的工作，本来就是可以替代的，那有什么价值可言？
也许，马云对于贴发票有一套独门心得，遇到有需要整理差旅费报销的时候，整理发票时清楚明白，排列得井井有条，全中国他算独一份。
实习生小王天生手残，贴发票的水平被全国99%的在校学生碾压，在大街上扔块石头能找到十个替代他来做行政工作的实习生。
马云会不会说，这个工作可以替代，所以自己亲自来做呢？
如果嫌犯拒不交代章莹颖下落，FBI 还有哪些办法？

说明：该回答写于 2017 年 8 月，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检方掌握的证据非常有限，而且 FBI 会不会继续调查、会投入多大的力度进行调查，存在诸多不明朗之处。时间来到 2019 年 6 月，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局势看来更为明朗，本回答中一些隐忧（如检方放弃提出谋杀指控）得益于调查工作的持续开展也没有发生。最新的分析请见回答：
谢谢 @陈诺 邀请，这里仅凭目前网上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出评论：
从情感上，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嫌疑人通过认罪协议来换取较轻的罪名，然后此事不了了之；但在现实中，目前的证据还不充分，检方手中的牌并不足以打出谋杀或者过失杀人的罪名。
刑事案件定罪的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目前虽然据传有嫌疑人自己交代绑架了受害者的录音，但嫌疑人可以举出的合理怀疑实在太多了：我讲她带回自己的住所又如何？有没有可能其他人又将受害者带走，有没有可能受害者自行逃脱，有没有可能那段录音只是在编故事？
要知道，刑事案件中检方的举证义务相当的高，“有可能”“有很大的可能”都不够，因此即便是结合了嫌疑人浏览谋划绑架相关的网站或有该方面的癖好，也仅仅是在可能性上进行量的积累，却不足以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如果这个案子交给陪审团，有可能受害者会获得更多的同情因素。但是，对于刑事被告人来说，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义务”。被告人完全可以和检方达成协议，选择放弃审判直接认罪，从而换取比较轻的罪名。事实上，美国超过95%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这种辩诉交易的刑事解决的。
那么，检方有没有可能选择这条路呢？
在美国，检察院对提起刑事指控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受害人或其家属对于一个案件最终以什么罪名起诉，是否起诉，可以提出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在检方。（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如果您是检察官，目前有两种选择：
1. 直接提起杀人指控，然后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而且，如果检方第一次起诉搞砸了，针对同样的行为就不能再有第二次机会，如果证据不充分就贸然起诉，是对所有人的不负责。
2. 提起绑架罪或其他类似罪名指控，然后有两种走向：
2-1： 被告人拒绝认罪，要求开庭审判，然后集火猛攻检方的证据。目前来看，检方能掌握的证据还很单薄，仅有一段录音，缺乏DNA，监控录像之类的硬菜。对了，根据第五修正案，被告完全可以拒绝出庭作证，那么检方还需要在录音证据的合法性上陷入一番苦战。像这样庭外收集的口头证据，有可能被作为非法的”传闻证据”被法官排除掉，其真实性也可能被戳出漏洞。
2-2：也有可能检方为了避免风险，选择抛出优惠条件使被告认罪。在实践中，检方可以在罪名和刑期上作出让步，并签订认罪协议。如果双方签订了认罪协议并对刑期有约定，法官实际宣判时就不能加重处罚，因此在实践中，经常采取所谓以“XX月为上限”的形式进行认罪。甚至，有可能达成协议，以拘役+缓刑的形式代替有期徒刑。
3. 先提出绑架罪的指控，然后继续调查，如掌握更加详细的证据后再修改指控；
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看到的处理方式。毕竟，诉讼程序不允许长期拘留嫌疑人而不提出指控，而诉讼程序法允许检方在起诉后增加或者变更指控。目前先起诉了，就可以在控制住嫌疑人的同时继续开展调查。
那至于会不会真正继续调查，调查的力度如何，会不会达成个大差不差的认罪协议就交差，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毕竟警方和检察院是纳税人养的，也受到民意的影响，还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你经历过怎样的骗局？

有的骗局，并不高明，仅仅是利用了一方的信息和知识优势。
譬如，您可知道，“交趾黄檀家具” 未必就是指全部木材采用交趾黄檀，根据《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2011）这一国家标准，“交趾黄檀家具”的质量要求是：产品主要部位及外表目视部位的木制零部件采用交趾黄檀锯材，内部及隐蔽处可采用其他优质硬木锯材。
假如说，您看中了一套动辄几十万元的交趾黄檀家具，和买家签订协议称，如果经鉴定这不是交趾黄檀家具，则随时全额退款。同时，您也看到卖家提供了相关的品质证明和权威报告，总之就是一大堆盖着印的文件，都说这就是交趾黄檀家具。您觉得，没毛病。
后来，有一天家具出现了质量问题，裂了个大口子，送去专业机构检验才发现家具只有外面薄薄一层才是交趾黄檀，而里面掺杂着各种廉价木材，跟开杂货铺一样，什么都有。
商家说，没毛病，因为国家标准说了，交趾黄檀家具里面允许在内部和隐蔽处用其他优质硬木锯材。
至于什么是“主要部位”，什么是“内部”，什么是“隐蔽处”，什么是“优质硬木”，对方都能举出一箩筐的道理，
然后告诉您，根据国家标准，只有标注“全交趾黄檀”的家具，才是真的全交趾黄檀，而我们可没说“全”字。
似乎对面也不占理，学过法律的朋友可能会说，像这样滥用交易优势地位也可以构成欺诈，格式买卖合同应该做有利于消费者的理解，几十万的对价换来一堆木材什锦拼盘违背公平原则等等，总之法律理论可以有很多。
就打官司吧，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又搭进去一堆时间和金钱，而且对方完全可能破产清算，改换门庭，远走高飞。
哪有什么偷天换柱，这样的骗局无非就似乎两点：
1. 利用信息优势，让一切都在表面上看上去完全合法合规，
2. 至于深入一点的实体问题，赌消费者不会较真去趟这趟浑水。
--
本来还没想到这一层，但写到这里，不禁对 @不老的老回 又增添了一份敬意，
这就是一个敢去趟浑水的人。
难道真的是知道的越多越痛苦？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知道越多，有可能真的更加痛苦。
民法上有所谓“善意第三人”的概念，所谓“善意”，可以简单理解为不知道，例如不知道对方其实无权处分标的物，不知道对方其实没有和第三方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不知道对方转让的票据其实是用违法方式获得。
很多时候，善意意味着安全，意味着自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东西不会被夺走：您在街上，有人嘿嘿嘿笑着走上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说是偷来的，问买不买。这时候，当您有理由认为手机来路不正时，就算付了对二手手机来说还算合理的价款，到时候正主找上门来了也得老老实实把手机交回去。
相反地，如果您在合法，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场所买了辆跑车，哪怕是坑爹的儿子不经老爸同意把他的车卖给了商家，哪怕是太太看不惯先生玩物丧志，不经商量怒卖他的大玩具，只要您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运用一般人的常识和理性，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通过正常方式买下了这辆车，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保有这辆跑车，不会被要求返还。
善意第三人，就是像这样起到了保护交易的目的：没有理由认为不合法，买家就不用被追究责任。这时候，知道得太多，或者有理由被人认为自己知道得太多，反而会让人背上更沉重的义务负担。
--
另外，在从事证券交易时，知道的越多，越有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例如，在美国，“证监会”（SEC）会持续监控反常的交易行为来追查内幕交易。如果您恰好在一家企业发布重大利好消息前大量买入了股票，在发布重大利空前大量卖出，且又有理由让证监会觉得您和这家公司有某种关系的话，证明自己对内幕一无所知才是最好的辩护。
这样的无知者，睡得安稳，很幸福。
如何看待清华给甘肃魏祥的回信？

在我大学时期的某一年，突然发现第三教学楼的入口台阶旁边多了一道斜坡，水泥的颜色看上去还很新。
那一年，很多人在早上骑车上课时也许留意到了，经常能见到一位同学，坐在电动轮椅上，咣当咣当爬上“好汉坡”；在他的身边，经常能看到一位骑着小电动车的女士，他的母亲，寸步不离地为他护航。
有一次我在辩论赛上又见到了这位同学，在开赛前，他对评委致歉道，因为身体不方便，发言时不能站起来，还望谅解。
“恕在下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不如试试这样的台词?
后来，他的队伍打进了校辩论赛的决赛，我们成为了校辩论队的队友，他驾着那部电动轮椅，穿梭于宿舍和讨论室，征战各地的辩论赛。
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羽扇纶巾，安坐在四轮小车上，指点江山。
--
清华的无障碍设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校相比，绝对称不上完备，
教室没有按电钮就能打开的自动门，部分教学楼没有残疾人卫生间，老宿舍楼没有电梯，谈不上残疾人专用车位，很多楼梯旁边都没有斜坡。我无法想象，对身患残疾的同学来说，想去上个课，听个讲座，吃顿香锅等小事，又该面临怎样的艰辛。
情怀不能当饭吃，硬件上的缺憾，软件并不能完全弥补，这里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至少，还有一种东西，这里给得了：
希望。
--
希望本来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像这地上的路。
我们一同出发上路，但走着走着，就有人掉队了，因为疾病，因为意外，因为不可控的命运，
战争片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大声叫喊着“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医护兵一次次奔向倒下的战友。
但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没法帮助所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不过就是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哪怕，连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希望是如此渺茫。
--
那位坐在轮椅上驰骋辩论赛场的同学，因为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特等奖学金，就是那个一年一个院系轮不上一次，牛逼得不行的特等奖学金。
清华没有为他做什么，这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他自己，
清华只是为他修了一道斜坡，给了他一个希望。
如何看待最高法等5部门出台的最新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在我国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有了禁止自证有罪的规定：
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操作：
“(被告人）自侦查、审查起诉至庭审中，均能稳定地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因而得以从宽处理。该四人的供述也与被告人...的原供述一起共同印证了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犯罪事实只有一个，如果都按事实真相供述，必然会出现一致，如果有的说真话，有的说假话，则不会出现所谓的“雷同”。四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义务，也是他们享有从轻处罚的权利。这种“有罪自认”绝不是被告人…所谓的“自证有罪”。检验一个证据的真伪，应当考察其与其他证据能否印证一致，能否证明案件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也是如此，供述稳定且与其他证据一致，能够证明本案事实，这种供述就足以采信。
（节选自（2016）鲁17刑终452号刑事判决书，上述为一审法院的意见。）
当然，我不是要说这个案件本身有什么问题，这只不过是我用关键词在案例库中随便抽出来的，这里只是为了说明一个现象：
你看，”强迫自证有罪“和”有罪自认”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受到刑讯逼供，被逼无奈认罪，和在得知可能得到从轻判决时，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认罪，其中的界限到底算不算黑白分明？
--
有趣的是，上述判决书，还有一句话也能说明一些道理：
“...至于证据中有些词语例如将筹集资金称为“集资”还是“筹资”，将橡胶“促进剂”称为橡胶“防老剂”，等等，只不过是枝节性问题，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也不影响本案性质的认定。”
也许，就是一个用词的枝节性问题吧，
也许，如同很多法律人所期望的一样，这不要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同样的话，通过法律和法规反复多说几次，多敲打几次，就能敲到脑袋里，让更多的人听进去。
在美国有哪些奇特法律要小心注意？

很多美国人，在四月初完成了上一年的退税申请以后，都会大肆庆祝一番：报税，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脱层皮的过程，想从国税局（IRS）手中拿到退税，无异于虎口拔牙，一路要绕过很多的坑。
就拿税法162条关于交通费用抵消方面来说吧，一般来说，为了工作目的支出的差旅费，如果没有向雇主报销的话，可以用来抵消应纳税收入，减少税基。例如，一名自由撰稿人，每年到处飞来飞去追逐大新闻，跑得比谁都快，一年稿费15万美金，机票花了1万美金，实际报税时就可以将税前收入按照14万美金计算（不考虑其他抵消）。
但162条有个例外：用于往返住所和“主要工作地点”的费用，或者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活动所产生的的交通费用，不可用于抵消，也就是每天坐地铁上班的票基本上就不能用于减税了。
但这一例外还有一些例外，而这些例外是通过税务判例或者国税局在实务问题中对纳税人问题的答复所确定的，具有法律效力：
--在同一天内往返于为同一雇主/不同雇主工作的两个不同工作地点，交通费可以抵扣；
--离开市内主要住所到“都会区”（metro area）以外的临时工作地点（指预计持续工作一年一下），且在临时工作地点有住所的，往返费用可以抵扣；（例如，在北京有住房，在白洋淀有住所，在雄安新区的工地上有一份为期八个月的临时工作，那么往返北京和雄安的费用，如果按照美国的税法可以抵消）；
--往返于主要住所和家居办公（home office）场所之间；例如，一个人有一处主要住所，还有一处既可以居住也可以办公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SOHO），那么往返于这两处场所的费用可以抵扣。
...
这样的例外/特殊规定还有很多。于是，在决定要不要向国税局申报抵消每天两三块钱的公交车钱或者地铁费时，纳税人就要开始纠结了：
什么是“都会区”？（在美国，一个大城市之外的小城市也被算入大城市的都会区，但很多时候这一界定并没有唯一的官方标准）
什么是临时工作？我怎么知道这份工作要持续多久，提前离职怎么办？
什么是家居办公场所？在房子里连上wifi码字算不算SOHO？
一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国税局不一样，而又不幸被纳入随机审计的范围，这样的申报就可能惹上官司。
哪怕再小心注意，也架不住税法的繁杂琐碎，于是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闹不清这样奇特的法律规定，索性不要申报抵消了。
永远不要和IRS斗，美国人如此说。
--
针对题目中的情况，再提醒一点：
在大部分州，都有所谓”Opened Bottle Law". 在街上拿着已经打开的酒瓶，或者在车内放置打开的酒瓶，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我见到过有人中招，一定要慎重。
你最富的好友的微信朋友圈是怎样的？

这里不考虑老师，长辈，或者纯粹为了追星而加的大佬们，只考虑现实中真实有交流的同辈微信好友。
这一位是我的学长，比我大两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加了他的微信，还是通过共同好友推荐认识的 -- 他说想要多认识一下学院里的“段子手”，那时我经常在人人上发一些吐槽状态，就有人提了一嘴。简单聊了几句，大概得知他在经营一个自媒体账号，想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普及一些行业知识，打算找人一起合作写稿。回过头去，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一批“内容创业”了，那时候风还没起来，微信公众号也几乎没有商业化的东西，再加上我商业嗅觉很迟钝，没有在里面闻到钱的味道，也就只是客气了几句就没了下文。
那时候他的朋友圈，除了一些生活和校园日常，足球，旅行和吃以外，主要就是抒发对热点事件的看法以及转发自己写的公众号文章，偶尔还会晒一晒运营数据。那时候，一个公众号几千关注就会特别得瑟一番。我们大部分时候只是点赞之交，短短两年间，学校里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公众号这个词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我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股市从五千点跳水，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做一组股市主题桌面，他还发微信给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提到自己一边读着硕士，一边在做一个互联网营销咨询的公司，问我毕业以后的去向，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我手头好像有别的事情，也只是简单回了几句，后来才想起来，我还没问问他要去哪高就，甚至都没问公司的名字。
后来我看新闻知道了，他在25岁那年，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副总裁。
他的朋友圈风格没有大变样，收到了朋友的礼物会得意地拿出来晒，拼好了一个模型会炫耀一番，参与了很酷的活动，体验了未来感十足的产品会表示激动，对于美国大选之类的热点事件也会点评几句，只不过发朋友圈的频率明显少了，也许是忙，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会更加有分量，因此审慎了很多。
--
其实，一个故事未必要讲明白什么道理，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没道理的。有的人，用了很长的时间，扎扎实实做好了一件事，比如写好自己的文章，办好自己的自媒体，然后风起来了，扶摇直上。有的人东摸摸西看看，什么都涉猎一下，学了很多”无用“的东西，有一天他正好站在风口上，直上九霄。有太多种成功的方式，而其中的关键几步，也许只有蓦然回首的时候，才能发现。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魅力。
有哪些听起来很厉害的专业术语？

说一个法律术语：对世权。
对世权，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抗整个世界的权利”。
霸气不霸气？让人联想起一个少年剑客的形象，哪怕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哪怕整个世界都要致自己于死地，也要痛痛快快地亮剑与这个世界一战。
换一个更加学究气的说法，“对世权”也可以称为“义务人为不特定人的权利”，比如说物权中的所有权： 我有一壶酒，只要没有我的同意，别人就不能喝。这里不仅我认识的张三李四不能喝，特朗普不能喝，就连非洲的阿依土鳖公主，都不能喝。不喝我的酒，这个不作为的义务，是由不特定的人所承担的，因此称为“义务人为不特定人的权利”。
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就是对人权，又称相对权，指的是因为合同，身份关系，先前行为等原因，另特定的他人负有义务，据此产生请求权。比如江南皮革厂的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赌债，欠着债带着小姨子跑了。冤有头债有主，债权人的追索要特定针对黄鹤进行，而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开始讨债。这这里的债权，就是一种“对人权”。
不管如何称呼，对世权都是应当是很厉害的一种权力：
对世权在这个世界中画出了一道屏障，外面的归世界，里面的归我。我有一间寒舍，环堵萧然，柴门挡不住风，挡不住雨，但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违法拆迁的施工队不能进。
这就是物权的神圣性，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法律人应当努力守护的东西。
如何看待洛阳冲突篮球场新规定：白天打球 19点半后可进行广场舞？

已故经济学家罗纳德 科斯曾经阐述过一条经济学定理：
只要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则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自发的谈判实现效率最优。
科斯认为，至于产权一开始归属谁并不重要，只要存在谈判机制，社会就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这里的“产权”不仅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物权，而且可以泛指各种权利。上学时教授举过的一个例子是：假设大学宿舍里有四个人，其中两人喜欢在宿舍里通宵打游戏，两人不喜欢听到别人打游戏。不论一开始有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十二点后打游戏，只要允许各方协商并为打游戏的权利买单，则最后总能达成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比如说，喜欢打游戏的人可以选择放弃打游戏的权利，而作为补偿，获得要求其他室友上课帮忙签到的权利；不喜欢打游戏的人可以选择忍受对方深夜开黑的语音，来获得相应的补偿，比如得到允许在宿舍里抽烟。
这类的“科斯谈判”在现实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一个例子就是碳排放权的交易：碳排放许可一开始分配给哪家企业，在理想条件下对经过协商和交易所达成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影响 -- 只要各方可以广泛地开展低成本的谈判，并制定出可被严格执行的协议，那么对排放权的估值越高的企业会通过协议买到越多的排放权。
--
那么，类比到篮球场冲突事件，我们可否认为，篮球场一开始用于什么目的并不重要呢？
不是的 -- 因为这里有几点不能符合上述“科斯谈判”的前提：
首先，科斯谈判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条件 -- 产权必须明确。也就是说，各方只要达成了对产权的协议，那么就会始终严格受到协议约束，按照谈判的结果规范自己的行为。试想一下，在“室友打游戏”例子中，如果各方可以随时毁约，谈妥了各自的条件以后，第二天答应了不打游戏的人半夜照玩不误而不会收到丝毫的惩罚，这样的谈判结果就不可能维系。在篮球场事件中，广场舞者们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一点：已经制定好的规则，对他们的行为没有丝毫的约束力。这样一来，再来讨论出让权利并获得补偿的机制，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谈判必须是可以广泛开展，并且是低成本的，甚至在最理想状态下，应当是可以无限次进行的。在篮球场事件中，打篮球一方为了参与协商付出了惊人的成本：被打一顿就不说了，还承受了广泛的舆论压力，肩负了很多额外的负担。要让一方冒着受皮肉之苦的风险去谈判，这怎么谈？
最后，题目中提到的新规定也暴露出一个能让科斯气得在地下打滚的问题：某些情况下，一方根本没有参与谈判的必要，只需要让一个万能的规则制定者介入其中，拉偏架，和稀泥，往往能获得比在谈判桌上更优厚的回报。
--
呜呼，以科斯谈判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终究行不通，
此谁之过也？
有哪些‘看似很傻、实则聪明’的行为？

1. 排队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被大人批评过，这孩子傻，排着排着队，一会就到排到别人后面去了。
“你看你，以后长大了，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啊？”
好好排着队，怎么会无缘无故排到别人后面去呢，自然是有人插队了。
那就让他们先去好了，下一碗牛肉面还会热腾腾地出锅，下一班车还会来，有人站着，有人坐着，但都会一起到达目的地。
后来，这个傻孩子自己去走南闯北，去异国他乡，出了门，对不认识的人，始终脸上有笑模样，没和人治过气，不和人争那么些个蝇头小利。该吃到嘴的肉没有少了一块，该上的车没有耽误一班。
而且，据说这样可以长寿。
2. 不“找人”
我从小就经常听到“找人”这个词，那时候上幼儿园小学可以找人（听说现在更多要靠择校费了，也算市场化了不成？），分重点班可以找人，找工作可以找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找什么人，我去了家附近一所一般般的“麻雀小学”。这件小学连区重点都不是，除了语文老师之外，没有几位老师能说标准的普通话，校风也说不上好，总之记得小时候老实和人打架了，从给打得不想上学，到抄着板凳把别人追打进女厕所，都是这么挨过来的。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从小就不会口算十位数加减法，但我始终记得，有一位英语老师给了我一点点特权：午休的时候，要是实在不想老老实实趴桌上睡觉的话，可以去她的办公室借英文小说看。
这所小学没有教会我别的，只教会我两件事情：
1)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抄家伙；（当然，这是错误的，非常不应当效仿）
2) 读好英语很重要，只要读英语，就不用挨检查午休的老师骂。
上初中的时候，又是完全的电脑派位，随机分配到附近的初中。如果不想被随机分配的话，那时候广州刚兴起来重点高中和民资合办的学校，教学水平和各方面条件都很有吸引力，我就去考了。
至今还记得，我爸当时告诉我，自己考，就不用找关系，不用看别人脸色。
从那以后，一路踏过三重门，没有任何加分政策，没有看过任何人脸色。
3. 开车让行
上星期，早上有点下小雨，早上出门找找在国内开车的感觉，
看到斑马线前面有位路人，打着伞，不安地来回张望，于是缓缓停下，
对方赶快点点头小跑过马路，对我笑着点了点头，
三秒钟不到的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高兴。
--
就是这样看上去傻的事情，回过头去看看，自己并没有吃亏，而且还占了大便宜：
不争抢，给了自己一种心里暗示，明白自己其实并没有匮乏到需要不择手段的程度。虽然不能幸免于生活的压力，却始终不会感到火烧眉毛。
不求人，因此可以每天吃得香睡得着，只和自己喜欢的，欣赏的，看得顺眼的人亲近，不需要把社交当成负累。
小处多为别人想想，虽不一定每次都即时得到回报，但总是经常能在生活在创造点由头让自己高兴一下。
我觉得自己挺聪明。
彭宇案的社会影响是不是很大？如果是，为什么不积极挽回？

对一个学习法律的学生，影响很大 -- 偏偏这是我学习法律以来，第一个完整读了全文的判决书。
那是大二的时候，刚报上法律双学位，去上第一节法学绪论课。双学位嘛，不怕您笑话，的确是抱着水过的心态去的，特别是面前摆开电脑来“记笔记”时就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了。
已经忘记前因后果是什么了，只记得当时老师上课提了一嘴彭宇案，我当时就想着，光说对法律感兴趣，自己还没真正看过一个法院的判决书长什么样呢，于是搜索了一下，第一次拜读这样的法律文书。
一下子下巴就给惊掉了：难道...这就是判决书？！
摘录几句至今记忆犹新的话：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那时我正式开始学习法律还不到二十分钟，还远远不能随口抖出“举证责任” “高度盖然性” 之类的行话黑话，我所具备的只不过是一个19岁，具有正常智力的大学生的常识与生活经验。
而我发现，这位法官的生活经验和我的不一样，在这位法官的世界里，人被外力撞到了，不是赶快看看自己伤没伤着，赶快爬起来，而是 “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 在这位法官的世界里，如果有人见到他人摔倒了，想做点好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是把人扶起来，而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在这位法官的世界里，如果做好事帮助了遇到困难的人，那么当对方家人到来时，应该果断选择“自行离开”，否则就“显然与情理相悖”了。同样，在这位法官的世界里，没有无条件的慷慨解囊济人之危，而仅有自己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垫付医药费...
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面前是一位这样的法官，我该如何说服他，如何让他跳出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做决定。
--
在美国法学院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判例是学习法律最好的工具之一。当然，在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判例本身就是法律权威。而在我国，虽然一般的法院判决不能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依据，然而，仅仅从帮助理解法律规则来说，判例都是帮助理解法律的钥匙 -- 看一次别人怎么运用法律，自己也可以有样学样跟着运用了。
读一个判决，抽丝剥茧，找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锁定成为判决依据的关键事实，并跟随法官的思路，看如何以这些事实为基础适用相关法律，这是一个将抽象的法律赋予形体的过程。结合了事实，法律就活了，就可以伸胳膊动腿，让人们看到如何与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
五年以后我在读彭宇案的判决书，这一次没有太因为法官的生活经验而大惊小怪，而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了法律适用上：
“...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 较为适宜。"
@逻格斯 已经提到，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告告的是侵权责任，法官不能超出原告的请求范围自作主张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彭宇案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如果是，如何挽回？ - 知乎)另外，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这份判决也明显令被告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无过错，而这同样缺乏法律依据 -- 有句法谚说得好，“谁主张谁举证”嘛。这些个槽点放下不提，单说“公平责任”这一块：读了这样一个判决，我还是不能明白这40%是怎么来的，是法官自己拍脑袋拍出来的，还是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可以量化的计算方式能够加以支持？
就算法官手里拿着一本糟糕的菜谱，上面没有列出各种原料的分量，而只是概略地写道“盐少许，生抽适量”，那可不可以也给出个理由，让我们能够信服，而不是诉诸神秘的“相关因素”。
--
彭宇案，对于我这样一个法律学习者来说影响很大。
在学了二十分钟法律的时候，我感到不服气：你的生活经验和我的不一样，我觉得你的经验是错的，所以不服这个判决；
在学了几年法律以后，我同样感到不服气：你的判决违背了诉讼程序的原则性要求，而且对于判决的关键点也没有做出足够的法律论证。
法治建设，能不能令人信服，很重要。我们都说，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由国家暴力保证实施的，这是句大实话，可这样的话说出去让人觉得很窝囊。总不能让人们仅仅因为法律得到了国家暴力的背书，因为被国家机器指着脑袋，而选择被动守法。理想状态下，社会要形成一种氛围，让大家因为觉得法官说得对，觉得判决有道理，从而越来越尊重我们的司法程序。
这一种氛围，需要慢慢积累起民众对于司法系统，对于法官队伍的信心.
不幸的是，信心倒了，就很难重新扶起来。多少次直中要害的庭上辩论，多少份叙述事实得当，援引法律条文完备，适用法律准确的优秀判决书，抵消不了像这样一个判决所造成的创伤。
如何挽回？前人欠的债，我们努力还呗。
如何评价应届生在面试中说的「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我非常愿意学习」这句话？

没有相关行业经验是难免的事，非常愿意学习是非常优秀的品质，但话不能这样直接说。
哪个雇主不需要员工有终生学习，持续充电的精神呢？
这是个按下快进键的社会，地铁站前卖糖炒栗子的，说关注公众号，票圈集齐十个赞送一斤，都有了「互联网运营思维」。各行各业都需要学习新技能才能赶上嗖嗖嗖飞驰而过的时代。
就算是硕士，博士，也要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淘汰。学术圈和业界，三天不读书，做人不如猪，这不是段子而已。
愿意学习，非常可贵，但直接这么说，一点用都没有。这就好比，在一段关系中，爱情非常重要，但光空口巧言令色说爱爱爱，又如何令人相信呢？
Talk is cheap. 在经济学上，如果一个信号不需要任何成本，这个信号就没有意义。给潜在雇主说，“我愿意学习”也是如此。
所以，不要说愿意学习，要用更实在的东西去展现自己的学习能力。
我们可以试试这么说：
「虽然我没有投融资方面的经验，但我对金融方面的学习能力很强，比如我现在就给学院老师当金融法方面的研究助理，学会了一些研究和分析的技巧，而且也愿意学习业界知识，因为这也有助于促进我作为研究助理的工作。」
「虽然我没有从事涉外业务诉讼的经历，而且的确存在语言上的壁垒，但我在人际沟通方面的学习能力很强，比如大学的时候去少数民族地区做调研，和外国学校办交流项目，都是不断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建立沟通。我觉得，和境外客户的交流，也是这样一种打破壁垒的过程，我非常愿意学习。」
你看，稍微把「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我非常愿意学习」 这句话结合自己的经历扩写一下，效果是不是不同了？还是哪个道理，不要只喊口号表决心，而要告诉面试官，自己过去的哪些经历，能够证明自己上手新事物的能力。
如何看待新闻《女子心情不好做客朋友家跳楼，朋友被判赔 8 万》？

此案法官认为，陈先生应当负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有两种，一种是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一种是特殊的注意义务，后者比前者要高，且必须基于职业身份，知识技能，特殊关系，当事人先前的行为等。
我们假设以下几种情形，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情况下陈先生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1. 陈先生是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芳芳聘请他为自己提供心理服务。陈先生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采取了明显违背职业道德和服务协议的行为（比如在知乎回答“得精神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并实名以芳芳的经历来举例），导致芳芳心理状况恶化，跳楼自杀。
2. 陈先生是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芳芳聘请他为自己提供心理服务。咨询过程中，陈先生完全遵守了行业道德标准，但由于个人专业能力不足，且没有采取必要诊断程序，没有及时发现芳芳的自杀倾向，在咨询过程中芳芳跳楼自杀。
3. 陈先生是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芳芳聘请他为自己提供心理服务。咨询过程完全按照执业标准和被行业广泛接受的惯常程序进行，在这过程中芳芳毫无征兆突然趁陈先生不备跳楼自杀。
4. 陈先生是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但芳芳不是他的客户，两人私下里是朋友关系。芳芳在陈先生非工作时间拜访，期间并未透露自己可能有心理疾病，也为表现出依据专业知识可以判断出的自杀前兆，一言不发就跳楼自杀。
5. 陈先生没有心理方面特殊的职业技能，他是芳芳的前男友，两人在分手后陈先生多次在微博上发表对芳芳外貌，性格，家庭环境等方面具有侮辱性的言论。芳芳怒火中烧，前来要求陈先生删帖，情绪波动很大。陈先生不但拒绝删除侮辱性言论，还讽刺道“你怎么不去死啊”，芳芳心想有道理，于是跳楼自杀。
6. 陈先生没有心理方面特殊的职业技能，他是芳芳的前男友，两人在分手后陈先生多次在微博上发表对芳芳外貌，性格，家庭环境等方面具有侮辱性的言论。有一天，芳芳登门拜访，表现得十分正常，冷静。陈先生虽然感到奇怪，但还是将芳芳请进家门。在陈先生去倒水的过程中，芳芳一个箭步冲到阳台，跳楼自杀。
7. 陈先生是芳芳的好友，两人关系相处十分融洽，有一天芳芳来家里做客时情绪表现得非常低落，并屡次表示活着真没意思，并屡次将话题引到“来世”“循环”“自杀如何获得保费”之类的话题。陈先生虽然听到了这些话，但因为忙着打王者荣耀，把芳芳晾在一边不搭理。芳芳在阳台上徘徊许久，对人性愈发感到绝望，于是跳楼自杀。
最后，是根据《法制网》报道的本案情况，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法院所采纳的事实，只是来自于当事人陈述：
两人是前同事和朋友关系，是否有进一步特殊关系存在疑问，芳芳因为工作时收到批评向陈先生吐槽，陈先生安慰了几句以后去拿水果吃，期间芳芳跳楼自杀。另外，根据报道，法官在解释判决时称“芳芳来之前无任何反常举动”。并表示“在与他人相处时，也要负担起注意义务，如发现对方有异常，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否则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试问此案法官：注意义务从何而来？
我们之前列举了各种情形，大家对于每个情形中的责任分配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实务中，有几种情形可能导致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特殊的职业身份（如心理咨询师对客户，医生对患者等），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或先前行为等（不仅是身份关系，还可以考虑一方的心理状态是否由另一方造成）。存在这样的特殊身份和关系，法官有理由认为当事人比普通人更有理由发觉对方的异常状态。
再者，就算更有理由发现异常状态，就一定有义务及时采取预防或者补救措施吗？
如果一名医生开车撞到了过马路的行人，他理应有义务采取急救措施。但如果一名医生走在大街上，听到一名路人咳嗽声音异常，根据专业知识认为对方有可能患有肺炎，这时如果要求医生承担预防措施，让周围人都戴上口罩并马上为疑似患者做出诊断，这个社会就简直要疯掉了。
在此案中，如果陈先生不具备心理相关的专业能力，作为普通人也没有理由认为芳芳有自杀倾向，且并没有法律所创设的预防义务，则谈不上有任何特殊的注意义务，而仅仅是负有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如果法官的判决并非基于特殊的注意义务，而仅仅是基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就很吓人了：
诸位啊，如果法律要求我们每一名普通人，时时刻刻都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人会不会突然自杀，会不会用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花样出意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有哪些学习法律的好方法？

比被动学习更好的一种方法，就是去主动地把法律条文，理论和关键判例说出来 – 如果能用一句话，三分钟，十分钟和一小时把一件事情说明白，这就说明真正理解了，可以自如地处理详略，有选择性地补充背景知识或者介绍其他相关知识。
举个例子，学美国法律，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宪法判例：马伯里诉麦迪逊。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介绍这个判例，那就是“此案确立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判决违宪的法律无效。” 这一句话就概括了一个判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如果我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进一步展开来讲讲当事人的情况和关键事实，并简单梳理一下法官作出判决的依据：马伯里是前任总统亚当斯离任前准备任命的一名法官，委任状已经签好了但没有寄出去；新上任的总统杰弗逊命令国务卿麦迪逊撕掉了委任状，丢了工作的马伯里于是在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前任总统的委任。法院认为委任状有效，并应该得到执行，但由于法院没有管辖权，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马伯里认为按照1789年的《司法条例》自己可以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而马歇尔大法官认为，宪法该条例和宪法相冲突。宪法规定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可以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而马伯里不属于这一类当事人。马歇尔大法官回顾了宪法制定的历史，点出宪法的至高地位和神圣性，指出宪法的目的是控制其他法律的制定，因此和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另外，由于法官在上任时都宣誓保卫宪法，因此法院有义务对法律做出违宪审查。
如果我有十分钟时间，我可以在上面的骨架上再补充一些非核心，但有助于理解判决的信息。例如，没有钱也没有枪的联邦最高法院当时受到了行政部门的压力，大法官甚至可能面临弹劾。在这一背景下，马歇尔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表面上判马伯里败诉，国务卿麦迪逊胜诉，但判决意见却巧妙地将视角从个人之间的纠纷升高了一个层次，直接触及《司法条例》的合宪性，并进而为司法审查做好了铺垫。另外，在当讲述时间增加到十分钟时，对于非核心问题的论述也可以更加详细展开，有时间谈谈判决中讨论的其他问题，如委任状的合法性，当事人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渠道，法院对于委任状的执行权等等。
而如果时间拉长到一小时，就可以以此案作为切入点谈谈背后更大的途径。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背后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理念之争：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论战（新任总统杰弗逊是反联邦党人，而被告麦迪逊本来是联邦党人，后来却投靠了“敌营”）；可以谈谈美国司法制度的早期发展：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开始如何沦为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又是如何在此案之后，在一系列类似的判决中一步步增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另外，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到其他的司法审查标志性判例，讲讲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后世的影响。
从以上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什么要尝试分别用一句话，三分钟，十分钟和一小时来讲一个案例：从把握判决要点，到梳理所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法律问题，到解释论证过程，再到触类旁通，展现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背景和法学理念，并结合相关的其他案例或者法律规定，这是一个穿梭于宏观与微观视角之间，在最核心问题和其他相关知识点之间做出取舍的过程。能这样讲出来，说明理解透彻了。
那么，选择你喜欢的一个话题，试着讲给别人听吧。
如何评价韩乔生针对「广场舞大爷围殴篮球少年」提出的「人多优先」原则？

文明社会有别于原始蛮荒的一个标志，就在于前者有一种定纷止争的机制。
原始社会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托马斯 霍布斯的说法，就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一开始哪里有法律？每个人自己的意愿就是法律，而法律的执行就靠每个人的暴力。你说这个香蕉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财产权产生了争议，那时可没有法庭来作出裁判，有什么事情都靠痛痛快快打一架。
当一个人的拳头不够大时，还可以依靠血缘关系给自己叫来帮手，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升级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人数多，拳头大，力量强，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领地，食物和资源。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缺乏稳定的社会秩序，生产力就难以得到发展。所谓“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所有人都忙着争兔子了，哪有时间倒腾天文历法，四大发明，蒸汽机和计算机？直到出现了一套规则，且这套规则的执行不依赖个人的力量，而得到国家或集体强制力的背书，划定了产权，每个人才能从无休止对资源的争夺中解放出来，想点别的事情。法律所谓“定纷止争”，就是如此。
人类历史上不时出现社会的“返祖”现象。战乱期间，大灾之后，政治动荡，当超越个人的强制力（也可以成为国家暴力）无法约束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能看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再次打响。
总有这么一些人，直立行走了多少年，还割不掉原始的那一截尾巴。
--
那么，定纷止争的规则，一定要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吗？有人说，法律是一种“反多数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站得更高一点，来看看怎样的社会秩序才能最大化整体的效益。
这不是要否定个人的理性，而是要正视个人在做出利弊取舍时的确会存在认知上的局限。
比如说高速上的紧急停车带，恐怕多数司机都认为在高速上爆胎或者出故障是小概率事件，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这时让所有司机来投个票，堵车的时候能不能在紧急停车带上通行，恐怕大部分人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自己的理性取舍，会选择赞成。然而公路管理部门在考量了更多数据和记录，摒弃了个人的利益相关性以后，可能就会得出对社会更加有利的结论，制定出和多数意见相反的结论，这就是一种反多数的规则制定。
--
这次的事件中，践踏社会规则，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越俎代庖，以人数多寡来制定规则，不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何况，广场舞大爷也不一定是“多数”，只不过嗓门比较大，在某一个时间段，能聚集起更多的人罢了，未必就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韩指导还是需要学习一个。
在美国说「美国不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会怎样？

我们应当承认，就算是在美国，言论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公共安全。但在看到这些边界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有限制就代表着没有自由。
言论自由当然不是为所欲为，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在挤满人的戏院里平白无故大喊一声“着火了”。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用言论来危害他人安全，破坏公共秩序。
类似地，尽管著名的Texas v. Johnson, 也就是“焚烧国旗”中将烧国旗作为“言论”的一种加以保护，大法官还抛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惩罚毁灭国旗的人并不会让国旗变得更加神圣” （We do not consecrate the flag by punishing its desecration）但不代表烧国旗就一定合法。如果我烧的不是自己的国旗，而是爬进邻居院子里烧了他们的国旗，或者烧国旗引发了火灾，这就很可能构成犯罪。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一个问题：说一句话会有什么后果，要看具体的情境。
如果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在爬一架摇摇欲坠的梯子，这时候从后面悄悄凑过去，在他耳边大喊一声：“美国没有言论自由”，把那人吓了一跳，摔下来骨折了，这十有八九要吃官司，被判一笔赔偿。
如果我们回到了冷战时代，美国以自由这套价值观来升起铁幕，作为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宣战，这时到处散发传单控诉美国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有可能被定罪。
在这两个例子中，人们不能为所欲为地说“美国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是因为这样做侵害了他人权利或者国家安全，而不仅仅是因为言论的内容本身。
回到题目本身，在当今美国，说美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会怎样？负责任的回答是：看情况，但绝大部分时候，不会怎样，除非这一句话的杀伤力足以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或者危害了国家安全。
讲真，如果有人能靠说这样一句话能让美国人民的感情受到极大创伤，达到了足以构成侵权责任的程度，或者危害了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请让我见识见识 -- 这该是怎样一位手眼通天，影响力超群的人物啊！
有哪些「还有这种操作？」的故事？

上大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在雨天没带伞被困在第六教学楼了。我们学校那几年逢下雨必观海，更倒霉的是自己的自行车找不到了。此君遥望海景房，计上心来：
打开外卖网站，叫了一份外卖送到教学楼，再让室友在宿舍叫了一份同一家的外卖，并在备注里说明：多带把伞。
然后搭外卖小哥电动车成功回到宿舍，还吃上了夜宵。
英文中这七个译义为律师的单词有何区别？

举例讲讲美国几种“律师”的名词如何使用：
Counsel/Counsellor: 诉讼实践中，这个词可以看作对于诉讼代理人/公诉人的第二人称称呼。打个比方，“老师”和“教师”都可以用于形容教育工作者，但在课堂上，学生如果想发言的话，开口会称呼一声“老师”而不是“教师”。同样地，在法庭上，法官如果想向诉讼双方发文的话，往往会先说一声“Counsel”来开头。说实话，我刚开始出庭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词，特别是害怕法官笑眯眯饶有兴趣地歪着脑袋喊一声“counsel”。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个不太好接的问题。类似地，诉讼中双方律师提到对方时也会用counsel这个词，语气也和称呼他人为“XX老师/XX先生”类似。
能用Counsel/Counsellor称呼的不一定是狭义的律师。在诉讼和非诉业务中代表一方发表法律意见的人士都可以这样称呼，包括检察官/公司法律顾问等。这就好比日常语境中的“老师”不一定仅仅指学校里的教师，也可以泛指传授知识，分享经验的人。（在山东，“老师”可以指任何人）。
Advocate: 这个词侧重强调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用法律途径争取权益的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律师有重合部分，但也有例外。例如，在检察院中有所谓的“victim advocate”，专门服务于犯罪受害者。这样的“advocate”很多并没有律师从业资格，并不能出庭担任代理人。他们的工作和检察官存在着互补关系，例如协助检察官与受害者及家人沟通，告知受害者维权途径，陪伴其参与庭审，确保赔偿判决得以执行等。辩护律师有时也被称呼为advocate，据我的观察，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公派辩护律师或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私人律师更加经常被这样称呼，这也符合advocate一词的情感色彩。
Attorney和lawyer在日常语境中都可以理解为“律师”，但前者更加强调与客户的代理关系。举个例子，别人问你是何方神圣，这时回答“我是个lawyer”就可以了，而回答我是个“attorney”就略显奇怪了点。如果回答“我是张三请的attorney”，听起来就顺耳了很多，这就是突出一个代理关系。另外，各级检察官被称作County/ District/ U.S. Attorney , 这里也有一点“代表人民”的意味。
当然，attorney稍微显得正式一点，但在美国的法庭上法官说起话来并没有这么多文绉绉的讲究，很多时候都混着用。
Barrister/ Solicitor则是英国和部分英联邦国家特有的，业务范围和从业门槛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前者可以独自扛起诉讼业务，而后者更多地是在法律流水线上从事辅助性工作。（感谢
@Three诗睿
和
@Seward Zheng
指正，solicitor在一些案件中也可以出庭）。而在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区分。
如何看待毕业生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 2017 年毕业典礼的发言?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我爸嘱咐过我一句话：
“人要走大路，大路越走越宽敞。”
--
对于留学生来说，踏下心来走大路很难，一路有很多诱惑，很多指示牌写着“捷径”： 和一个自己并不真正爱的人结婚，读一个自己并不真正喜欢的专业，诉说着自己并不具有的学术理想，以及自绝于自己无法真正割舍的祖国。
我没有用“诋毁”或者“侮辱”这个词，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无法窥测此人的真实想法。或许她说的有一部分实情，或许这是她的真实留学目的，这都有可能。
我不否认，中国的空气污染是事实，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在公众演讲中适当的自黑也是常用的调动氛围技巧。我一个广州人，在和北方朋友逛野生动物园的时候，自黑一句“我们那边管这叫菜市场”；我在明尼苏达州上学，遇到德州的朋友来访，说一句“今天摄氏12度，准备夏天的衣服”，这样的“自黑”即使放到公开演讲场合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然而，当这位讲者将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作为演讲核心论点的论据之一时，这就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
有一点可以确定：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这番话，看似走上了一条捷径，但这条路会越走越窄。
利用婚姻获得绿卡，就是放弃了和自己爱的人组建家庭的自由；利用学位获得留美资格，就是放弃了遵从自己兴趣的选择；利用攻击祖国获得在异国的机遇，以此来“融入”别的社会，就是放弃了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荣耀的机会。
古代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以上山落草为寇，这时占山为王的头目往往会让新来的人纳一个投名状，
去杀个人，才能成为我们之一。
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杀一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走在大路上，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你说，这多可怜。
--
我没有资格去教别人走大路。
《白鹿原》里，黑娃恨恨地说， 白稼轩的腰杆挺得太直了。
如果一个人，一生中全都是顺境，从不需要弯腰，却整天规劝别人永不低头，这就难免引起抵触情绪。我必须承认，自己能凭成绩就获得国内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和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能够在两地都有机会体面的生活，有太多在我自己努力之外的幸运成分，世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
我知道今天没有任何资格去给这位演讲者指一条路。我只是觉得，如果她本来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却抵挡不住诱惑走上了捷径，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与现实中的美国司法相比，美国律政剧最不靠谱的地方在哪？

很多影视作品会把庭审本身描述成一种不对称信息博弈，经常有类似的镜头 -- 法庭上，对手突然掏出来一张主角没见过的合同/遗嘱/信件/日记/照片，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或者有类似的镜头 -- 主角苦口婆心说服一名神秘的关键证人，在法庭上，当证人出场时，反派露出了一个惊愕的眼神“你们...怎么可能知道...”。
其实，类似的证据突袭，在真实的庭审过程中几乎不存在，也是诉讼程序法所严格禁止的。
以我熟悉的刑事诉讼为例，明尼苏达州刑事诉讼程序规则(Minnesota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9.01条对于证据的披露有着严格要求：控辩双方的证人名单必须提前发给对方并抄送法庭；控辩双方的书面证据必须扫描后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给对方，并制作内容目录提供给法庭（美国对抗制的庭审中，法官主动参与的程度有限，在开庭前基本接触不到完整的证据，这一点和国内不同）；对于其他证物，也要求制作内容目录抄送对方，像是音像资料之类方便复制的，要求制作拷贝，条件不允许的，也应当在开庭依对方申请为对方展示。未经这一规则向对方披露的证人/证物不得在庭审中作为证据使用。
除了打算在法庭中使用的证据之外，对于一方所掌握的，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即使不打算在庭审中作为证据使用，另一方也可以要求披露，对方没有主动配合的情况下，可以向法庭申请做出强制披露的裁决。
类似的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实践中，有时双方互相提供的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 有一种诉讼策略，就是喂给对方大量资料，让对方遨游在资料的海洋中找不到方向。我的民事诉讼老师，把这一过程叫做“Loading the truck”，事实上，他也的确试过将一箱一箱的文件装上卡车运给对方。
和律政剧相比，真实的庭审过程并不是力求用信息优势碾压对方，而是考虑如何打好双方都能看到的明牌来说服中立第三方。
--
另外，对于证人的交叉质询，影视剧中也经常令人感觉存在着大片的“战争迷雾”，事实要靠在法庭上不断的提问才能揭晓。这当然是为了增强戏剧性，实际上，对任何一方来说，任由证人带着走都是非常致命。对于己方的证人，再不靠谱的律师也会在庭审前加强沟通，力求提高对证人的控制力，确保预先了解证人的可能回答并协助证人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回答。
这绝不是说要和证人串通做伪证。举个我自己询问证人时的例子：证人是一名警察，在巡逻中见到一辆汽车追尾前车，上前发现车中传来一阵酒气，于是命令司机和副驾下车。在会见证人时，我告知证人，到时我会询问为什么你在路中间就直接要求司机下车，而不是指示对方把车开到路边，警察一开始的回答是“我怕他跑了”。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警方是否有理由认为对方酒驾，于是我提醒证人：这类的情况你们是不是会考虑先做酒精测试？证人马上说，对对对，我们在不清楚对方到底血液酒精度有多少的情况下是不会让他继续开车的。其实，两个回答都是事实，只不过侧重不同，这绝对不是捏造证据，而只是有选择地呈现最相关，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
有一句诉讼律师的经验之谈，叫做 “如果不知道回答，就不要提问”，这是诉讼律师所追求的理想效果。毕竟，真实的庭审中，双方追求的还是最大的确定性，而不是未知的惊喜。
有哪些诗句，把一件本来不雅的事情说得清新脱俗的？

@王妈妈 曾经作过四首四季狗肉诗，有“蕉叶覆鹿”的感觉：
1.
狗肉蒸来花气幽，浊醪已至不言愁。
春分过去方三日，相聚何需秉烛游。
2.
酸梅肥杏还无味，日长坐看三面阴。
金鼎莫忘添肉桂，大汪烹得夜初深。
3.
秋风飒飒扫晴天，秋草萋萋漫水前。
最是京都好秋日，闭门高卧赏肥鲜。
4.
何年至日不为客，那有珍馐比大汪。
风雪莫嫌村酿薄，唯求狐友共高汤。

好诗，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