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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是什么样的？

什么是法治社会，这周经历的两件事情可以作为例子：
第一件事，我手头上有个案子宣判了。去年十一月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警方接到一起报案，有人说自己在网上看到“XX园林公司” 广告（后查实此为冒名），就约了上门修建后院的树木--入冬之前打理花园迎接积雪，是明州的传统民俗。有人院子里有比较大的树，就得请专门的园林公司架着梯子上去修剪枝叶。
这个园林公司，来了一辆皮卡，两个工人，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商量好价钱签了合同，就开始登高上低，动剪子动锯。干了一会活以后，其中一人给户主说，麻烦先签张支票给我们吧，钱先付了。户主也没多想，写了张三百多美金的支票递给他们。又过了一会，两人说这梯子不稳当，回去换一架，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户主再打“园林公司”的电话，才发现自己的号码被屏蔽了。
意识到遭遇诈骗的户主马上报警，警察来了，做记录，勘验现场，拍照，调附近监控录像看车牌号，略过不提。无独有偶，短短几周之内，还有另外三起类似的报案，警方也都出警做了记录。十二月，两名警察驾车在街上巡逻，随机扫描街上车辆的车牌号，发现了那辆涉案皮卡，警灯一闪，命令靠边停车，将车中的犯罪嫌疑人抓个正着。
由于总涉案金额已经超过一千美元，检察院按照重罪级别的诈骗罪提出指控，被告人选择认罪。法庭判了五年缓刑，六个月之内必须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如没有按时赔偿的话撤销缓刑，执行一年有期徒刑。

第二件事，前几天有朋友说问我点事情，说有位同学的男朋友被抓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
我一听就有点头大，我又不是专业做辩护的，管杀不管埋，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把人捞出来啊！
朋友说，不不不，不是问你怎么捞出来，那姑娘说，男朋友不要了，就问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不久前两人在街上吵架，男方动手打了女生一下，结果路人报了警，警察把他带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保释出来。
于是我就大概介绍了一下作为受害者可以做点什么，包括如何联系检察院的受害者服务，如何要求法庭签发禁止接触令之类的。

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呢？
第一件事情里面，警方面对这样的“经济纠纷”，没有和稀泥，没有因为涉案金额才几百美元就敷衍了事，而是每一次出警都认真记录，拍照取证，调取录像。
第二件事情里面，路人没有因为这是别人的“家事”就袖手旁观，警方也迅速作出反应，果断采取强制措施。

法治社会这玩意，复杂吗，不复杂吗？
想来想去，无非就是几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们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美女博士放弃年薪百万只为上辽宁舰当军官是真事么？

我有一位清华经管一字班的同学，大二在读期间休学去当兵了，
后来他趁着有半天休假回了趟学校，到我寝室聊了几句，剃着比军训时还短的圆寸头，晒黑了很多，咧着大白牙，到各个寝室蹭烟抽，我笑他说，这才几个月啊，就已经有了几分兵痞的气质。
我问他，还真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就决定去当兵了，以前也没听你说起过啊，再说等毕业以后再通过学校的渠道入伍起点不是更高吗？
那时候经管的就业形势还挺好的，四大和一线券商都只是保底的选择。
不记得他具体回答的原话了，大概意思就是：我一直就想当兵，无所谓清华不清华的。
听他讲了些部队的事情，我觉得他过得很快乐。

最近看关于航母的报道，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想起了这件旧事。
对于有些人来说，什么博士学位，什么百万年薪，也就是顺便的事，随便拿得起来，也可以随便放下，真没有什么艰难抉择。
有的人不理解，说怎么可以放弃呢？
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何谈放弃，他们只在乎了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需要唱赞歌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有余地做出选择。
传说，李嘉诚最喜欢吃的是豆豉炒蒜蓉拌着白米饭。李嘉诚并没有经历多么艰难的抉择才“放弃”了鲍参翅肚，而只不过是真的喜欢豆豉蒜蓉，于是选择了后者而已。
那些牛逼闪闪的履历，羡煞旁人的资本，无非就是让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罢了，而能拥有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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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试着在搜索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但并没有找到，
"吾不愿为死龟,巾笥藏之庙堂之上"，我为他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希望被当作”典型“来大张旗鼓被高高捧起来宣传的人，而是一个希望把腰弯得很低，做点事情的人。
至于事情的真实性，如果您真的想核实的话，我可以透露的是，这位同学是2011年入学，经13班的，来自宁夏吴忠。
美国有哪些价值宣传和内政外交上的虚伪表现？

说说美国人的“包容”吧。
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在法学院的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大家接连喝了几次大酒。
有一哥们，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问我，你们中国学生来美国读法学院需要面试吗？
我说，不一定吧，看学校，怎么了？
然后我默默地听他颠三倒四吐槽了十几分钟，大意就是说，有个中国学生，你肯定知道是谁了，明明英语说得不行还每节课抢着回答问题，每次我也听不懂ta在说什么，这不耽误大家时间嘛...
我当时就指出来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如果你仔细听ta说话，你就会意识到ta对于上课讨论的问题理解非常透彻，说话也很在点子上。（而且，这位同学的英语也比较流利，只是能听得出来比较明显的口音）
这哥们不依不饶地争辩道，但是做律师怎么可能说不好话呢，我要是招生官的话，每个中国学生都要面试一遍确保他们会说英语。
这当然是醉话了，但我自此就记住了这个人。(也难为他来了明尼苏达这个以厚道而闻名的州，此君一手包办了我在美期间听过的所有来自同学的歧视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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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时候，对着我发表过这一番高论的那位兄台，参加了一个帮助新移民的法律援助项目。
有次看到他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心得体会，非常悲天悯人地说道，很多新移民因为语言不通，没能在面临遣返的时候有效主张自己的权利。他接着讲起自己一年夏天在法国旅游的经历，说自己也曾因为语言壁垒感到非常无助，因此希望能帮助新移民得到及时的翻译服务援助。
没错，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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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还振振有词地说，英语不好别来法学院，后面就一心要架起跨国语言障碍的桥梁，为了尚未合法的外国移民做孺子牛。
是虚伪吗，是双重标准吗？
不是的。
那位让他无名火起“耽误大家时间”的同学，成绩非常优秀，很受教授青眼相看，而且早早就积累了相当拿得出手的实习履历。
那些让他长太息以掩泣，哀民生之多艰的新移民们，和他根本就不认识。
那位“英语不好”的同学，耽误了他上课时积极发言提高平时成绩，耽误了他和教授搞关系，占了他的实习机会；那些英语不好的新移民，给他扫着车道上的积雪。
哪里双重标准了，我只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很有教养？

我认识一位辩护律师，每次开庭前，都会递给法庭记录员和书记员一张纸。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觉得很奇怪，按说一方律师提交什么东西给法庭的话必须要向对方开示的，于是要求对方拿来让我看看。
一看才发现，上面写的无非就是一串名字和音标。
原来，英文中经常出现同样或者相似发音的人名写法不同（当然中文也是如此），比如Alan和Allen， Kathy和Cathy， Derreck和Derrick。
另外，美国是移民国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姓氏都有，比如有东欧风情的Bartscher, Pawlowski, Thimmesch，很少有人能光凭听一耳朵就拼写对了的; 有南美风情的Vazquez, Muniz, 而且西语中的姓氏经常是一长串，比如Garcia-Hernandez，说不清楚哪个是中间名哪个是复姓；我们这里还有不少苗族人，经常有Xiong, Vue之类感觉和汉语沾点边的姓氏。
有的外来姓氏在拼写美国化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写法，比如犹太姓氏Schwartz, 也可以写作Schwarz或者 Schwarcz。 在读音上，有的人倾向于美式读法，有的倾向于保留原来的母语读法，莫衷一是，比如Ambrose这个姓氏，有的读作“安布罗斯”，有的读作“安布罗塞”，这就是母语发音规则和英语发音规则的不同。我的姓氏也是如此，有的美国人读“Wayne”音，有的读“Wong”, 很少有像中文那样发“王”音的。
所以，这位律师每次出庭前，都会把拼写和发音可能混淆的名字在小纸片上列出来，递给法庭书记员和记录员各一份。
这样一来，书记员在叫当事人或证人出庭的时候就不会读错，记录员在做法庭记录的时候也可以一次就写对，不需要打断别人发言来询问如何拼写或者之后再对照着案卷来校对。
只是一个很小的举动，却避免了书记员的尴尬和记录员的麻烦，也能展现对当事人的尊重。
知乎上有哪些律师大神？

如果“大神”是指业界地位的话，基本没有。因为知乎这个平台还很年轻，有的东西，它给不了，就是给不了。
您说要名？知乎给不了。目前阶段，的确没有人能单纯通过在知乎上的写作来获得大范围社会认可。比如说，目前法律问题下赞同数第一的回答者，您把他的名字搜索一下，出来的第一页结果大多是一个过气的电脑游戏主角。最露脸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自家人小范围聚会的时候，往台上一站，哗哗的飘彩带，台下大部分人还是为了张译老师来的。
您说要利？知乎给不了。有的人说起靠开live变现，恨得眼珠子都很不能瞪出血来，说大V如何圈钱了，如何收智商税了。其实又有几个钱呢？稍微受众面窄一点的话题，能有五六千都算相当好的，这个数，能在全国前十大所混到合伙人级别的律师根本不会看在眼里，很难靠个live就能动之以利。
您说，不看名利，我们单看看传播知识的快乐。真正功成名就的法律人，想要到全国各个法学院开开讲座又有何难？或者挂个客座教授，往台上一站，下面都是笑脸，特别能过一把授业解惑的瘾，远胜过对着屏幕换几个虚无缥缈的赞同数。说到这里，更加有一点尤为感到幸运：我最喜欢的两位法官，何帆与斯卡利亚，两人都是大胖子，而通过知乎能听到何帆前辈亲口讲法律写作，这简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然而这样乐于在网上传播知识的博学之士，目前还是太少了，咋咋呼呼的“意见领袖”太多。
对于一名“大神”律师来说，知乎能提供的名望，利益和快乐，都不能满足他们，这也是一个无奈的事实。

但我不希望大家因此就对知乎的法律板块丧失热情。的确，这里没有大神，没有权威，这里的活跃回答者们，会因为看到赞同往上涨就高兴得蹦起来，会因为被叫一句“老师”就心里暗搓搓得意半天。这里没有大神，只有小学生。
这里同样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壁垒。大多数圈子，都有自己的进入壁垒，当你看到远方拔地而起的城堡时，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护城河与壕沟已经深深地挖入地下。而在知乎的法律板块，目前还是一片百家争鸣的态势，有很多爱较真的朋友在努力试图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像法律这种“文科”领域，谁也说服不了谁，就瞎吵吵着呗。
我不赞同。
学法律的，看家本领就是要说服人，要靠说服人来吃饭糊口。生活中，您和您女朋友争论其现在热点问题了，您说于欢应该无罪，女朋友说于欢就该给活剐了，双方各不相让，最后说，哼，我们三观不合，冷战个三五天，后来买个包包，一什么泯恩仇，这事就过去了。而在法律上，如果您是于欢的律师，总不能对着法官说“哼，反正我们三观不和，谁也别说服谁了，看吧。”
目前的知乎，虽然在“大神”看来，有点菜鸡互啄的意思，但能感受到大家不断完善自己的论证，守卫自己的观点的热情，不断培养说服人的能力，这很好，胜过依赖少数德高望重的“大神”指点江山。

论知名度来说，知乎上也许的确没有律师大神，但没关系。
看看现在法律话题下的活跃者，虽然成名成家的还很少，但专业水平扎实，写作条理清晰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大都还很年轻，在和大家一起不断学习进步。（比如说，您看看徐斌老师，多水灵啊！）
只要维持这种热情，大神会有的。
你在哪一刻体验到了贫富差距？

这一阵大家都在讨论抵制美联航。昨天，看到朋友圈里一位校友也发出了声讨，讲起自己的不愉快乘机经历，开玩笑表示要“做空美联航。”
“抵制”与“做空”，下意识随口一说的事，差距就体现在这里了。
大家认为的「民法精神」是什么呢？

如果说民法有什么“精神”的话，两个字：自由。
可能有的朋友玩过Minecraft，一砖一世界，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想象力来构建自己的王国。而民法上的主题，搬起权利和义务这两种砖头，也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构建出自己的世界，而在这一建造的过程中，有无限种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或相似或略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国际燃油价格瞬息万变，航空公司为了控制风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以通过远期合同，约定在未来以一定价格买入燃油，提前锁定价格；可以订立期权合同，为自己创设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以特定价格买入的权利（以及不买入的权利），当然，这样的期权比远期合同要多花钱，花钱让交易对手多承担风险。会玩的航空公司，还可以尝试商品掉期合同，直接根据市场上浮动价格和远期固定价格之间的差异来获得收益（或产生损失）简单来说，就是和别人约定，燃油涨价了，你给我钱，反之我给你钱；当然，也可以采取更为间接的对赌手法，采取买入看涨/看跌期权的方式与现货市场对冲，将总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么多种玩法，基本的元素无非就是两种，权利和义务，基本的需求只有一个，控制风险。通过市场上平等主体的合同约定，可以用多种方式设置权利和义务，服务于这一基本需求。

相比于民法的自由，刑法的强制性更强。在很多国家的刑法中，只要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就算对方是自愿的，比如协助安乐死，依然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刑法对于生命权的保障就是这么绝对，容不得人的自由处分。
而民法就不同了。比方说，我国非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欧阳青松先生，在保定有一块地，三面围墙，每面长三十公里。而在欧阳青松先生的地正中间，还有一个别人家的大鸡窝，鸡窝的所有者有时邀请朋友来看鸡，要先坐直升飞机开到鸡窝上空，然后一捏飞机闸线降下来。
有人说，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谁不经许可从于谦父亲的地上过，枪毙五分钟都不嫌多。而学过民法的人也许会说，财产权神圣，所以你要“侵犯”它，必须得多加钱。物权法上有种“地役权”，其中有一种“通行地役权”，也就是为了便利而通过他人土地的权利。鸡窝的主人和于谦的父亲，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创设地役权，允许来看鸡的客官直接走路过来，并基于土地使用权所有者一定报偿。在这里，财产权依然是神圣的，但不是一成不变，可以在双方的合意之下，在此之上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

我在这里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我合同法的老师曾经问过我们一个问题：我左边的邻居和我右边的邻居签订了一个合同 -- 如果我太太三年之内出轨了，左边的要给右边的一百美金，如果我太太三年之内没出轨，右边的要给左边的一百美金，大家觉得，这样的合同合法吗？
“不合法吧，这是您的隐私啊”
“假设说我是公众人物，我太太一出轨了电视上马上报道”
“这多无聊啊...”
“无聊就不合法了吗？国际上这么多买卖原油期权的，好多就是在打赌中东会不会打仗，为什么能赌打不打仗，不能打赌我太太出不出轨？”
“这会有不好的社会影响吧，要是左边的邻居为了得到一百美金，雇人去引诱师母，这不是败坏社会风气嘛...”
“Bingo！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民法的权利义务往往是由私人创设的，但却不可避免地对第三人乃至社会有影响。为什么很多国家不保护高利贷，不允许代孕，不允许一些特殊服务行业的劳务合同，原因正在于此 -- 私人之间的行为具有外部性，私人之间的约定，履行起来会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行使个人自由要和公共价值统一起来。
说得老学究一点，就叫“公序良俗”。

我心目中的民法精神，就是这种建立在一定规则下的自由。在不损害他人权利，不危害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民法就是每个人都能使用的万能工具，可以用权力和义务这两种原料建造宏伟的宫殿，令人惊叹的奇观，可以九天揽月，可以五洋捉鳖。
我希望，每个人各种各样的诉求，都能在这样的探索和创造中得到实现。
法律解释中【文义解释】有没有行不通的时候？

举个美国税法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文义解释需要立法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补充：
美国联邦税法162条规定了几种“课税减免”（tax reduction) 的情况，其中有一类就是“商务旅行”费用减免 -- 纳税人为从事商务活动或因工作需要离开经常居住地，可以从税前总收入中扣除差旅食宿费用来计算税基。
打个比方，假如我国非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威廉 约翰逊先生，家住在美国纽约市中心的皮条胡同，每天在家里脱好了衣服，叫辆洋车拉着去马路对面清华池澡堂试水温。由于他并没有离开经常居住地，所以车钱并不能算入162条的减免，约翰逊先生在澡堂赚来的钱都要纳税。
然而，加入约翰逊先生因为生活所迫，必须离开纽约市，到东北的新罕布什尔州卖西洋参，那么他可以按照162条在报税时抵扣差旅费用。假如约翰逊老爷子卖参赚了1000美金，来回火车票花了700，在新罕布什尔州买烟酒花了200，烫头花了200，那么他可以在1000美金总收入中减免掉700美金，只需要按照300美金的收入来纳税。（说明一下，162条有一个细则：只计算因为前往外地工作所增加的费用，而不是全部在外地的开销。由于约翰逊老爷子在纽约一样要抽烟喝酒烫头，所以不能全部减免相关费用。）

您得问了，这题目问“文义解释”，这都不挨着啊。
别急，要讲到点子上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家，没有长期居住地，他的心一直在流浪，在流浪，那该怎么办？
约翰逊老爷子的故事是编的，这是真的，这就是 1971年Rosenspan v. United States一案。
此案中，Rosenspan是一名珠宝商人，他行走在美国各地推销珠宝，虽然偶尔会住在亲戚家，但始终没有自己固定的居住地。在报税的时候，他主张应当在总收入中减去买火车票和住旅馆的费用来计算税基，理由就是这是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产生的差旅费。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原因正是基于对税法162条文义的解释：
162条原文对于“离开居住地”用了“away from home"的字眼，非常的大白话，法官也对其中的”home“做出了常识性解读：home就是“家”，Rosenspan没有家，所以也不可能离开家，所以也不可能减免离开家去外地工作的旅费。
在判决中，法官还补了一刀，把另一种解释”家“的方式也堵上了：Rosenspan的律师辩称，”home“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居所，也指当事人主要开展活动的区域（principle place of business）。法官表示，首先，这不符合home一词的文本意思，其次，就算你说的对，Rosenspan处处为家，那也不会改变判决结果--走到哪都是家，那也就等于没有离开家吗！

从文义上来说，Rosenspan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非常符合162条的文本，然而，在和其他判例做出对比时，可能就会感觉到不合情理之处。
在1991年Andrews v. Commissioner一案中，法官遇到了和Rosenspan一案不同的情况： Andrews的家，也就是法定经常居住地，在波士顿，然而每年冬天他都南下佛罗里达的牧场养赛马，一待就是几个月。Andrews在报税的时候，引用162条，将自己的总收入减去了往返佛罗里达的旅费。
在此案中，联邦第一巡回法院依旧对162条做出了严格的文义解读：波士顿是Andrews的“家”；而他前往佛罗里达也是出于商务或工作目的，因为经营牧场和养马也是他的收入来源，因此应当允许减免旅费。

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公平吗？
一个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推销员，因为没有“家”，所以不能不能在纳税时减免旅费；
一个在波士顿有房产，在佛罗里达有牧场，在冬天逃离阴冷的东北部前往阳光明媚的南方，悠哉游哉捣鼓赛马的有钱人，因为离开了“家”，所以可以在纳税时享受减税优惠。
按照文义，两个案子中法官对税法162条的解释都没错，的确，只有因离开家工作产生的旅费才能享受课税减免。
如果我们按照立法目的解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从立法目的上，给予差旅费以税收减免优惠是为了鼓励纳税人积极开展商业活动，积极把握工作机会，不会因为机会在外地就因为高昂的旅费而打退堂鼓。从这一目的为出发点，也许推销员Rosenspan能获得税收政策的照顾。
如果按照体系解释，也许法院可以借用税法中其他部分对于居住地和商业活动的规定，对相应概念做出扩大或者限缩解释。例如，考虑是否能把Andrews的牧场也解释为他的“家”，是否能对养赛马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商业活动这一点重新审视（例如，利用税法其他部分的规定，界定商业活动与个人爱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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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这两个案子判得不对。这两个判决，都是依据法律文义解释所做出的，完全符合法律。
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超越文本，看到背后的立法目的，看看立法者到底希望法律鼓励什么行为，限制什么行为；再看到背后其他相关法律，看看某条文中的用词是否和同一体系下其他法律条文有一致性，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就算结果相同，也许在综合考虑这些解释方式后，所写出的判例更能够说服人。
这两个判决都没有错，但可以更好。
在已犯罪的情况下，接受警察审问时，保持沉默是最好的第一反应吗？

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确保刑事案件嫌疑人有权无条件拒绝提供证词，也就是“不得自证其罪”。大家看影视作品，也经常能看到“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台词。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中，辛普森本人正是利用了第五修正案的保护，庭审全程拒绝站上证人席，检方无可奈何。然而，“打死我也不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有利的选择，这里讨论两种可以考虑据实回答警方问题的情况：
1. 有其他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的共犯
其他回答中提到“囚徒困境”问题，即可能被同伙出卖，这里补充一下相关法律。美国联邦证据法原则上排除“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也就是在庭审中不允许证人引用自己听到的言论作为证词，必须要说这句话的本人出庭作证。举个例子，如果王大发在街上听到张三给李四打电话，说“你那批meth（一种毒品的俗称）八点钟放我车里”，那么当检方传唤王大发出庭作证时，王大发对这句话的转述不能作为合法证据。这一规定是为了确保证据可信性，并保证辩方质询说话人本人的权利。
然而，对传闻证据的排除有几种例外情形，其中一种就是联邦证据法801(d)(2)所规定的，同一犯罪行为中的共犯可以就其他共犯的言论当庭作证，不受传闻证据排除原则的限制。也就是说，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李四虽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当他作为贩毒案件的共犯受到起诉时，就可以在法庭上指正张三说过这句话。
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检方会尽可能多地起诉所有可能的共犯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各个击破，总能找到愿意开口的，而完美规避传闻证据的限制。
另外，检方甚至可以利用认罪协议的方式，将是否愿意出庭提供对同伙的证词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实践中，我们办公室就有开出过如愿意作证，就撤销某项指控，或将某项指控改为未遂罪的价码。同时，我们也告诉其他嫌疑人，说我们已经对他们的同伴开出了这样的认罪协议。
效果拔群。
2. 有可能获得较为有利的认罪协议
在美国，超过95%的刑事指控以认罪协议的方式解决，而没有真正进行庭审。（来源: Oren Gazal-Ayal & Avishalom Tor, The Innocent Effect, 62 Duke L.J. 339, 341 (2012)). 而对于小额盗窃，少量携带毒品和其他法定刑期在五年以下的非暴力犯罪，几乎全部都通过认罪协议来解决。
不仅是检方，被告们也很喜欢认罪协议，对上述犯罪，很多时候被告都能通过辩诉交易争取到缓刑的机会。在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州，采用的是用犯罪严重程度和犯罪前科记录综合决定刑期的量刑方式，而认罪协议可以突破法定默认刑期，直接通过双方的协议来缩短刑期或者允许缓刑。
对默认刑期（presumptive sentence）的突破，叫做”departure“， 明州法律，也就是大明律，规定必须要满足配合警方工作，认罪态度良好等条件才能允许在认罪协议中实现departure，大明律上一些判例法的表述是"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showing of remorse and early resolution of matter” ，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么，问题来了，嫌疑人是坚持保持沉默，争取微小的脱罪可能和随之而来的法定默认刑期，还是配合警方工作，通过认罪协议百分百实现宽大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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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保持沉默在少数情况下能够实现脱罪，美国的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嫌疑人自身的证词很多时候是证据链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然而，当这缺失的一环能通过其他方法补上，或者在权衡了风险和收益后，认为认罪并争取轻判才是最优选择时，那就是时候开口说话了。
在我看来，保持沉默最现实的意义，还是给自己一个冷静下来思考对策，寻求律师帮助的机会。建议大家平时就了解一下当地有什么24小事能够接听电话的刑事诉讼律所，存下号码以防万一。
毕竟，虽然第六修正案保障寻求律师帮助的权利，但在被拷起来的时候，恐怕很难优雅地上知乎提问。
监狱里的危险重刑犯真的如影视里那么可怕吗？

今天在法庭上经历了一次状况，被告是一名越南裔新移民，在押等候宣判，因为他声称不会说英语，法庭为其指派了翻译。
开始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法官报案件编号和被告人姓名，法警带被告人上庭，翻译宣誓忠实翻译被告人所说的内容，记录员就位。
这哥们一开口，大家都一个激灵，感觉要出状况。
法官问：“你是XXX吗？”
被告：“￥@%！！”
翻译：“不是”
法官一愣：“那请问你是谁”
被告：“&*@#！！！”
翻译：“I am a demon" (我是恶魔）。
话音刚落，本来站在他背后的两名法警同时做出了反应，一名迅速站在被告和辩护律师之间，一名站在另一侧，两名警员隔开他和周围的人。
法官：“Wooooooah...”
被告：“@#%#@#￥，*…*&…*！”
翻译：“我想和你发生性行为。”
法官：“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本庭宣布，XXX精神状态不适合继续司法程序，本庭按照明尼苏达州刑事诉讼程序法第二十条，要求辩护方协助被告在一个月内完成精神鉴定并进行听证，在此之前不得保释。”
被告（这次是用英语）：“I am a demon, you bitch."
法警把他带下去了，我看到一名警员手里已经拿出了电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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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的时候，一名警员给我们解释到，你注意了吗，他穿的是绿色囚服，以后看到穿绿色囚服的在押者要特别保持警惕。
不知道在美国其他地方是不是同样情况，但在明州来说，看守所和监狱的囚服分为橙，红，绿三种颜色。橙色是基本款，在押期间有严重违纪记录的是红色，有自残/自杀倾向或怀疑有精神疾病问题的穿绿色。
“简单来说，红色是危险但可以预测，绿色是危险，但不可预测。
想起几个星期之前，也是遇到一名穿绿色囚服的，在法庭上开始抗议看守所内伙食不好，当庭扯开衣服，让法官看自己多瘦。
问题是，这可是一位大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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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暑期实习的时候，有机会去参观监狱，狱警说自己有个职业病，每次坐电梯都习惯性背部紧贴着电梯壁，一只手放在腰带上。
有太多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了。
你遇见过老师做过的最奇葩的事是什么？

我们家大当家的给我讲过她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则轶事：
正在讲着课，老师突然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摔下书本，抬手指着教室后排。
“某某某，你给我站起来！”
被叫到的同学一脸茫然，“老师，怎么了？”
“你自己说说，你这是在干什么？！”
“老师我不知道啊...”被叫到的倒霉孩子脸都白了，低着头用求救的小眼神周围瞄，但全班也都是一脸茫然。
“不知道？我在讲台上都听见你打嗝了。你这样是在破坏课堂秩序--我允许你打嗝了吗？你这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
一字一咬牙，眼睛里好像要瞪出血来。
小同学可能是吓得连哭都不会了，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煎熬的几秒钟。
一秒，两秒，三秒，
老师脸上的笑意再也藏不住了，
“现在，你还打嗝吗？” 转眼间又是春风般的温暖。
“报告老师，嗯，我不打嗝了。”
“很好，请坐吧。”
什么是「圣母病」？

我遇到过一位真正善良的人，对比之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一些人的行为被讽刺为“圣母病”。
这是一位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者，当时她驾驶的汽车在通过一个无红绿灯，仅在辅路一侧有停车标志的路口，被肇事者驾车从侧面高速撞上。（美国有的路口没有红绿灯，主干道的车可以不减速直接通过，而辅路上有停车标志，司机必须停在标志前让主干道上的车先行）。熟悉汽车的朋友可能知道，侧面永远是汽车最脆弱的部位，更何况直接被撞上了驾驶员一侧。强烈的撞击造成受害者小腿骨折，肋骨骨折，轻度脑震荡，入院治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检方对此次交通肇事案件提起了刑事指控。当时肇事者的车速大概有每小时55英里，而该路段限速30英里，而且警方在事发后进行的酒精测试表明当时肇事者体内酒精浓度已经达到醉驾标准。
在这个案子在辩诉交易阶段时，受害者主动联系了我们，询问这案子会怎么判。我们说肇事者一旦认罪，可能会面临36-48个月的刑期。她表示，保险公司会赔付自己的财产损失和医疗费，对方还很年轻，这时候背上一项重罪前科的话以后上学，找工作和租房都会面临很大困难，希望我们能给他接受缓刑的机会。
我们解释道，肇事者虽然只有二十岁，但已经有醉驾前科和一次暴力犯罪记录了，因此为了公共安全考虑必须给予处罚。另外，肇事者也有严重的酒精依赖和毒瘾问题，在监禁期间他可以接收更为系统的戒毒和戒酒瘾治疗。
受害者随即表示，你们比较熟悉这样的案子，做你们认为对社会最有利的事情就好，自己只是表示一下个人观点，但也认同检方对公共安全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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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位女士是一位真正善良的人，而不是“圣母病”。
她，作为受到伤害的一方，依然愿意谅解对方，并为对方的前途未来考虑；
而一些人，作为八竿子打不着的旁观者，一味要求当事人原谅加害者。
她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充分尊重公共利益；
而一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不惜令公众面临危险。
“这个小伙子肇事伤害了我，但我关心他的前途，希望他能得到第二次机会”，这是善良。
“这个小伙子就是撞了你一下，你就要让他蹲监狱，毁了他下半生吗？”这是圣母病。
“我们不仅需要惩罚，也需要教育，我觉得对于公共危害较低的犯罪者可以给予缓刑机会”，这是善良。
“黑人和新移民太不幸了，我们的社会需要包容接纳他们，我们的司法系统应该尊重他们的特殊情况”，这是圣母病。
对比之下，高下立现。
你见过的最奇葩或最具争议的侵权法案例有哪些？

在美国的侵权法中，有一类针对人身的侵权行为，称为“Battery”。这里的Battery不是“电池”的意思，有的翻译成“殴击”，有的翻译成“故意侵犯”，个人认为“故意侵犯”更为贴切：在以下两个案例中，侵权一方并没有真正殴打被侵权人，甚至并没有直接接触被侵权一方的身体。
在1994年的Leichtman v. WLW Jacor Communications一案中，原告作为嘉宾来到一档电台节目，宣传二手烟的危害，并提倡公共场所禁烟。主持人是一杆老烟枪，为了身体力行地反对这位嘉宾的观点，在嘉宾说话的时候深吸一口烟，喷在嘉宾的脸上。
嘉宾感觉受到了羞辱，于是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美国特色的方法进行报复：提起侵权诉讼，主张电台主持人的做法对自己造成了故意侵犯。
故意侵犯有三个要件：
1. 与他人进行接触的主观意图；
2. 与他人的接触；
3. 该接触给他人造成伤害。
在此案中，主要争议点在第二个要件：被告向原告喷出的烟雾是否造成了侵权法意义上的“接触”？
法官认为，烟其实是一种有形的固体颗粒物，被告从呼吸道喷出固体物质打在原告身上，足以构成有形物体的“接触”。法官进一步解释道，这一行为毫无疑问有主观故意性，同时也造成了人格上的侵害，因此满足以上三个要件，故意侵犯成立。
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对着他人吐一口烟，和捡起一块板砖对着人扔过去，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有可能产生侵权责任 -- 因为这都是有形的物质啊！

另外，构成非法侵犯的“接触”不限于接触身体本身，
在1967年 Fisher v. Carrousel Motor Hotel, Inc一案中，一名餐厅服务员对黑人顾客用N开头的单词致以问候，并伸手抢走了顾客手中的盘子，声称这里不接待黑人。顾客同样以故意侵犯为由提起诉讼，并主张道，服务员接触自己手中的盘子等同于接触自己的人身，因此满足上述第二个构成要件。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接触他人持有的物品，算不算接触了他人？
如果大家觉得把人手中拿着的盘子作为人身一部分有点扯的话，可以设想其他一些物品：
比如假牙，比如老年人的拐杖，残疾人的义肢或轮椅，人穿的衣服，戴的眼镜...似乎，像这样与人身有着密切关系的物体，也有必要基于法律上的保护。
此案中，法官正是基于这一理由，认为接触他人直接持有的物品，等同于和他人进行接触，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当然，这个案子的结果，也受到了当时民权运动的影响。

这两个案子，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碰瓷”。
侵权法保护的是人的私权利，相当于以人为中心，画了一个圈，这个圈里面是个人不可侵犯的私人权利，只要他人不经允许闯进圈就构成侵权。合法碰瓷，就是善于利用法律，把这个圈画得尽可能大一些，就是这么简单。
「在国外遇见台湾人」是种怎样的体验？

明尼苏达州拉姆西郡，有一位公共辩护律师，姓蔡， T-S-A-I, 蔡。
蔡律师的父亲来自台湾，但小家里缺乏中文语言环境，他那半瓶水的中文还是自己后来上课学的，说不上有哪里的一股子口音，可能是课本腔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印象其实不怎么好，因为一聊起各自是哪人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摇摇头说
“我是台湾人”
然后说“我没去过中国，但一直想去。”
我回了一句“我是广东人”，算是嘴上讨了个便宜，蔡律师显然一下子就明白言外之意了，哈哈笑一声，和我又握了握手。
公共辩护律师，相比起私人律师来说薪水少得可怜，水平也参差不齐，小案子里很多时候都检方都只会派在读学生出战，经常出现双方都不太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凭借各自朴素的正义观奋力相搏的场面。个别双方两眼一抹黑的时候，法官只能叫停法庭辩论，把双方叫过来各自敲打一番，责令回去查清楚法律再来。菜鸡互啄，饶有趣味。
蔡律师在公共辩护律师里面，专业能力算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和检方派出的学生能打个平分秋色。法律界有句俏皮话，说“如果你的律师西装不合身，你就得进监狱了”，指的是穷困的律师想必水平不怎么样。蔡律师的西装不合身，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太胖了，衣服装不下他。他腆着大啤酒肚，我穿着咧了缝的皮鞋，生动地诠释着在美国靠纳税人赏饭的生存状况。他中文水平真的不行，但见了我很爱叨叨几句
“王先生，你-吃饭-了吗？”
“这个-案件-你-我，啊，我们的，啊，用英语说..."
我在法庭上被他吊打过，比如有一个非法持枪的案子，我以为因为这是第二次涉嫌和枪支有关的犯罪，因此适用最低60个月的法定刑期。结果蔡律师当场主张到，检方必须在提出认罪协议之前就主张最低刑期，否则认罪协议无效。这的确是我不熟悉，也没有想到会成为问题的一个程序规定，结果当场就懵了，被法官叫过去，关掉法庭记录，训了一顿，蔡律师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眯着眼笑。
但我也让他下不来台过，有一次他可能是给客户吃了定心丸能争取到减刑，但没能成功，客户直接抓着他手腕子很生气地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蔡律师显得很沮丧，我赶快把握机会撒了一把盐：
”蔡律师，干得不错，下次再见啦”。

认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见我们在聊天，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他依然说，“我是台湾人”，我说“他来自中国台湾”，问话的人很识趣地摆摆手走开。美国人有一点很有趣：看到半熟不熟的人之间产生政治分歧，就像看到个定时炸弹一样，马上抱头鼠窜，豕突狼奔。
然而，我们对于政治的争议，也就限于此了。

上个星期我忙得焦头烂额，学校有模拟法庭和期中作业，工作上有两个需要传唤证人的听证一点头绪也没有，走在法庭大堂，心情很烦躁。
对面走过来一个大胖子，隔了老远，就大声笑着打招呼，
“嗨，兄弟，你吃饭了吗，你好吗，你周末有什么计划？”
一如既往地，像是中文课本里的例句，
我说“不怎么样，实在不怎么样”，
我其实还想说，“你他妈脖子上顶的是脑袋吗？上午十点吃什么饭啊吃？”，但这对于他的中文水平来说太高深了，就没说；我想到一句“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我英文水平不够，翻译不出来，就也没说，只是摊一下手，擦肩而过。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拉姆西郡的法庭上，有这么多人，律师，检察官，法官，书记员，一个郡里负责重罪案件的公共辩护律师就有将近二十多个 -- 这么多人，寒暄的时候问一句"How's going", 我都是习惯性出于礼貌回一句”Good, how are you？”
但就是这个政治上顽冥不化的台湾人，会问我一句，“吃饭了吗”，“你好吗”，
而我可以回一句，“不怎么样。”
法律裁判过程中是否会考虑人性？

这个问题很大，在这里，我想结合一个具体的判例来说明：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人性”也许太难定义，善与恶太难评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仅仅依靠法律给出答案。
1981年，美国新泽西州的David Zarin受到了来自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以下简称IRS）的通知，要求他为一笔290万美金的个人收入缴税。
1981年的29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约770万，谁要是能一年赚到这么多钱，梦里恐怕都会笑醒。但是Zarin笑不出来--他觉得很冤枉，这290万美金的收入，我可是一美分都没放进口袋啊！
原来，Zarin是一名嗜赌成性的赌棍，在1980年的一场豪赌中，他欠下了了赌场340万美金的赌债 -- 正可谓“姚明进去，潘长江出来”。
Zarin是美国人，面对来追债的人，他做了一件非常美国特色的事情：请律师起诉赌场，声称赌场给他“赊账”的行为不合法，因而自己没有义务还债。
他找到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原来，新泽西州赌博业管理部门（New Jersey Casino Control Commission）早已留意到了自己的赌博记录，并特别给赌场签发了指令，对允许赊账的最高额度做出限制。Zarin指出，赌场明知这一规定，却放任自己赊账340万美金，由此获得的债权不合法。
后来，Zarin和赌场达成了和解，各退一步，赌场只需要Zarin还50万美金，而Zarin主动撤诉。
然而这还没完， IRS闻讯找上了逃过一劫的Zarin：听说你本来欠了340万的债，结果现在只需要还50万，也就是你的个人净资产增加了290万，请缴纳个人所得税吧。
这个案子，Zarin一审败诉，而在上诉中，联邦第三巡回法院驳回了原判，这就是Zarin v. Commissioner, 916 F.2d 110 (3d Cir. 1990) 一案。
这个案子涉及太多和“人性”有关的因素：
Zarin值得同情吗？也许值得，人性中有着禁不起诱惑的，脆弱的一面，他只是一个你我一样的凡人，再加之被惟利是图的赌场所利用，尤有几分可怜之处。也许不值得，男子汉大丈夫，牙齿能当金子用，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买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能够免除大部分债务已经是得了大便宜，为何还要得寸进尺？
然而，巡回法院的法官并没有讨论人性善恶，判决的理由很简单：
由于赌场违背管理部门指令擅自允许赊账，340万美金的“赌债”合法性存有争议，债务额度是通过双方和解程序最终确定为50万的，也就是合法债务额度自始至终均为50万，因此对于Zarin来说不存在个人净资产增加。
这就是法律的裁决 -- 判断善恶实在太难了，再博学的法官，也无法给出令所有人信服的回答。
用法律来给出回答，往往更加容易，在这个案子里，只需要给“债”做个定义，问题迎刃而解，管你人性如何。
大部分人，还是会朝着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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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各位已经指出了，这个案子还将IRS雁过拔毛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何看待中政法的校长说「司考应只由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人才可参加」？

如果说，考医师证必须受过医科教育，我觉得很合理，因为医科院校能够提供诸多在理论学习之外的实践机会，学生能实打实地获得临床经验，这不是靠背书和看视频就能替代的；
如果说，考民航驾驶资格证必须上过航校，我也绝对支持，不断积累飞行时间是应对复杂情况的保障，这不是靠理论学习飞行和模拟软件就能替代的。
从事法律工作，的确有很多仅仅靠理论学习无法掌握的能力，我现在是一边读着法律博士一边工作，有时的确会感觉到摸着石头过河的吃力感。
最简单一个法律写作，我第一次给法院写“备忘”就意识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所谓的"memo"，指作为诉讼一方回答法官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我觉得自己已经把法官提出的两个问题解答清楚了，结果法官直接一封邮件：我问你们两件事情，你怎么只回答了一个？后来想，就是因为写作的时候谋篇布局做得不清楚，把两个法律问题混在一起谈，其实如果把小标题和观点句弄明确一点就不会造成误解。
还有和法官及其他当事人的互动。第一次和辩护律师一起坐在法官面前开会（chamber conference），讨论是否允许保释的问题。对面辩护律师做好了提纲，一二三四提出自己的关于保释请求和依据，我到半路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了，在法官表示允许保释以后不知道下一步能提出什么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开始眨巴着眼睛问法官现在怎么办。法官急得拍桌子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不是你们要对法院提出要求吗？（后来意识到，其实我可以提出很多替代方案，比如要求增加保释金，增加保释期间的条件，给被告戴上电子监控等等，但当时缺乏经验，一遇到挫折就蒙了）。
很多像具体的能力，比如法律写作，审前程序的策略规划等，甚至当庭发言的礼仪，都无法用一场考试检验出来，因此有人强调科班学习的必要性，也不奇怪。
可是，我在这里问一问正在学习法律的同学们，现在国内的法学教育真的能够提供这些靠自学无法获得的能力吗？
读书，听课，背法条，划重点，考试，基本上就是国内主流法学院的日常。有些理念走在前面一点的法学院，也有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实践性强的项目，但在我国目前来说还是少数。
都是在实践中试错，何必问出处？
有人也许会说，法学院能提供独特的氛围，能培养一种法律思维。
我说，耳机在凌晨一点左右最适合听交响，因为这时候用的是水电，气势更加磅礴，不是火电能媲美的。
这是玄学。
再者，我们很爱强调法学思维，在我看来有些误入歧途了。
很少有人强调汽车修理工需要“工程思维”，强调会计师有“经济学思维”，强调厨师有“美食文化素养”的。对于一名普通的机修师傅，我们的期望是修好一个变速箱，除掉发动机积碳；对于普通的会计，我们的期望是记对一笔账；对于一名普通的厨师，我们的期望是按照菜谱做出品质稳定的出品。
的确，我们需要改车大师，需要财务顾问，需要美食家，但这个市场上，很多时候提供基本的技术服务就已经足以满足需求了。
有的时候，我们只希望律师把一个起诉状写好了确保能立案，能掌握住己方有利的证据等等。这个世界需要学者和大师，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名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法律工作者。
因此，退一步说，即使只有法学科班教育才能提供“法学思维”，我也不认为科班教育是从事法律工作所必须的。
最后，在这个问题之外表达自己的一种期许：
我在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曾经评论道：“现在有些人咋咋呼呼，说某‘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如今沦落成‘法学界的蓝翔’，我倒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法律蓝翔，希望清北人大，都能像蓝翔一样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
我深感赞同。
律师有哪些行业内普遍认可的职业道德？

这个问题很大，只说其中具体的一点：
不要故意让客户形成过高或过低的心理预期，尽可能充分解释所有的可能结果。

我们起诉过一个携带毒品的案子，认罪协议很明确，不需要蹲监狱，五年缓刑，
在宣判前我们也听了缓刑监督部门(Probation Office）的看法，他们认为建议先继续羁押三十天，主要原因在于对有吸毒问题的被告，一般在开始缓刑之前都要做一系列体检并找到合适的治疗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最好能完全掌握被告的行踪。
在宣判及量刑的听证上，被告让法警带上来时显得很轻松，还向法庭后面旁听的朋友吹口哨打招呼（被法警喝止了）。
然后检方陈述量刑意见，我向法庭介绍了认罪协议，然后要求继续关押三十天，理由如前面所说，引用了两个判例。
辩护律师做了以下反驳，感觉就是套话，没有特别强调是否应该继续关三十天的问题。
于是法官当庭宣判了，同意了我们的主张。
于是--被告突然发飙了，当场就飙出了一句“What the FxxK”，
我，法官，书记员和记录员都转过头去看着被告，他继续指着我的方向，各种F字头此起彼伏，法警一左一右把他按住。
我一摊手：“法庭记录应当标明，被告对检方使用不文明语言” (For the record, Defendant has used vulgar language against the State)
被告说，我不是骂你，我是骂我的律师，他骗我，他说今天我就能走的。
法官说，我不管你的律师说了什么，你不闭嘴的话，我就要提醒王先生注意了，他现在完全可以代表检方提出蔑视法庭的指控。
被告不说话了，低头直到宣判完毕。
本来挺好的事情，被告利用认罪协议免去两年的刑期，这怎么看也是一闭划算的买卖，
但就是因为心理落差太大，在法庭上情绪失控，险些给自己惹上新的指控，而且法庭鉴于他对司法程序的不配合，最终决定将缓刑期延长到七年。
要是辩护律师充分解释可能的结果（在开始缓刑期前一般都会继续关押一段时间完成一些过渡工作），让被告有一个正常的心理预期，这些都可以避免。
盲目拍着胸脯给客户描绘光明前景，到头来可能坑了客户；而靠故意打压客户的心理预期，制造一种获得意外胜利的感觉，同样不可取。
如何看待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于目前在海外的我而言，看到这则新闻，读到了这样一个信号：
好好干，不管在哪里干出了名堂以后，有一天选择回到祖国，都能获得和自身能力与贡献相称的荣誉与回报。
母上大人在国内某间非第一梯队的211大学任教，今年回家的时候，她和我唠叨：这几年不得了，年轻老师待遇都上来了，很多在国外大学的都愿意回来。
对比几年前，我和老妈逛街，看到地摊上几十块钱一件看上去很有廉价感的衣服，她还感叹说“年轻人不容易啊，我那几个小同事还只能穿这样的衣服。”
你说现在的青年人才凭什么开始愿意回来？
什么“远人不服，以德来之”，那是冠冕堂皇给人看的话。能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以鼓舞的，也许更多的还是看到他人名利双收时，流着哈喇子感叹的一句“大丈夫当如此”。
与此同时，世界上另一些个国家，却在把前来学本事的青年人才往外推，把奸滑凶恶之徒，投机钻营之辈往里请。您说，此消彼长之下，再过一代人时间，这又是谁的天下？
从小学到高中你最喜欢的语文课文是哪一篇？

当属《藤野先生》-- 那时候我并没有明白鲁迅先生的心情，现在却感觉懂了一点。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
有次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开庭前有些过于热情地来和我寒暄，聊了几句，法警说被告已经带上来了，在会见室，辩护律师就去见他的客户。
门还没全关上的时候，我就听到里面飘过来一句话，
“别担心了，这次他们派了个中国学生。”
那一次，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求胜欲。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幸运的是，在我身边更多的人会对我的背景和我所代表的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
有一次我们办公室在做一个家暴的案子，老板找我过来说，这个案子有一点特殊，被告是华裔，他的主要辩护理由就是他的行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没有问题...我们觉得涉及到这些我们不懂的领域，还是应当谨慎些，有人说想让你和辩护律师谈谈，但我又怕你为难...
我说，多虑了，在我们的文化里打老婆一样是不对的，我倒是有兴趣看看他有什么文化传统。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的确有为难的时候--法学院的同学和检察院的同事，熟识起来以后也不避讳谈政治，酒过三巡，就有好奇心重的人问我，“听说中国会强迫监狱里的犯人做玩具卖到美国？” ”听说在中国私人开银行会被判死刑？“ ”听说你们把一个做中国版Porn Hub的人关起来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就觉得酒一下子醒了：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看了一面之词误解了事实，有的戳到了一些中国法治中的问题，但也有片面之处，需要好好掰开了揉碎了讲明白。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我的法律写作课老师，在教学上颇有些藤野先生的感觉，有次和我谈作业，指着一个案子说：光看法官的判决，可能觉得这个判例正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仔细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构）案件的事实和你引用的判例，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你不能回避事实的不同就这样引用，尽管这样看上去很有力，但不能歪曲事实。
现在的时代，已经和当年不同了，但只要有人的地方，人性都会有共通之处。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我所认识的留学生里，有以图书馆为家寒窗苦读的，有努力在职场上不断打破天花板的，但也有借着天高皇帝远，终日声色犬马的。
然而比起一些不争气的同胞，更让人心里难受的是，还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国人，见到留学生群体里有谁倒霉了，就先怀着恶意去揣测别人。
同胞遭到抢劫遇害，在路上好端端被人一枪打死了(
震惊 美国女子“路怒”枪杀中国女留学生(图)
)，成为了犯罪受害者，总有一些无良媒体蜂涌上来，写出“留学生豪车中被杀”之类的标题，评论区有许多不堪入目的粗鄙之语。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过去和现在，国内与国外，斗转星移时光变迁，有些东西并没有变，
那就是所谓的人性吧，有好有坏，在哪里都一样，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美国也无非是这样，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
不同的是，现在的我在读这篇文章，更多地看到的，是鲁迅先生冷言冷语之下一副热心肠。
如何看待00后《知乎 •「假装万能组」成立宣言》？

我很羡慕这一代年轻人，互联网社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试错成本很低的学习途径，可以早早就接触社会，学习如何掌握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会生存技能。
比如个人形象的管理。一是打造个人形象的技巧，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有很多朋友表达了对着一群零零后的怀疑：他们的知识积累能不能配得上自封的XX领域“干货”输出者称号？当大家有这样的质疑时，也许你们可以琢磨一下，是不是自己一开始姿态太高了一点，要不要换一个更加符合公众预期的形象定位？ 二是对公众形象的”危机公关“：在这个回答下，有不少陈芝麻烂谷子给翻出来了，有组织成员和自我宣传风格不一致的回答，有不太友善的评论。这很正常，有一天你们将自己展现给公众时，过往留下痕迹的一言一行也许都会被抖出来。说个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和朋友扯淡唠嗑时说过的话，后来在他竞选的时候不就成为“侮辱女性”的口实了嘛。如何在这些“黑历史”被展现给公众时做好自己的形象公关，现在就是一个练习的机会。
比如从容面对反对意见的能力。这个组织的成员中，有人已经在积极参与同性恋，性别认知，性别平权等有争议话题的讨论，必定会面临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你们在未来遇到的不会更少，只有更多，回应反对意见的目的也可能千差万别。同样是面对异议，律师可能是为了争取中立第三方的支持，程序员可能是为了让产品经理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学者可能是为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些不同的情境，有的情境需要求寻找共识，也有的时候必须寸土不让，不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对内保持心态平和理智，对外展现良好风度，都很考验人。
比如组织协调能力。我看这篇组织宣言里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头衔，看上去各安其职有模有样的。然而，给成员设立分工仅仅是经营一个组织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比如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什么？现在您可能会说，是为了让零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恕我直言，这等于没说。做个假设：如果我们要成立一个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组织，目标不应仅仅是“为留守儿童发声”，而应当落实到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是为留守儿童争取更多心理辅导资源，降低入城受教育的门槛，还是争取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家乡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就业机遇，这才是组织的“目标”，而不仅止于”发声”。再比如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是扁平的，高度自主的，还是设立自上到下的垂直架构，有专门的决策层？现在的大学教育中，有个日益被用烂了的概念，叫做“领导力”。领导力一点都不神秘，无非就是如何把有不同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个人拧成一股绳，共同实现组织的目标。现在你们能尝试管理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的成员还相对而言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诉求，这是个挺好入门的新手教程，以后还会遇到更难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为人处事方式存在不同很正常。我妈经常对我说，你们九零后有些做法我觉得挺不可思议，很多个人很私密的事情，都摆出来在网上和大家说，我们那一代人相比之下要内敛很多。
现在我看这一个零零后的组织，也会觉得有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方，正如我的上一辈人看我自己一样。必须承认，这篇宣言在我看来非常心高气傲，换做是我的话，很难想象如何能毫不脸红地给自己戴上这么多高帽。
但我又有什么权利去苛责呢？也许有一天，你们偶然翻出这篇宣言，会觉得自己当时口号喊得太大了，抓抓头发哈哈一笑，正如我现在也羞于看自己的当年写下的一些东西一样。
或者，也许有一天，你们回过头来一看，发现自己原来已经为了实现当年的承诺，不知不觉体验了这么多，走过了这么远。
毕竟，对于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小姑娘来说，最大的奋斗动力，莫过于圆自己吹下的牛逼了。
你说过或听过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

有一次我参与做一个性侵案件的量刑听证，被告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的美国，在这里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一直没有工作。
这个案子中由于受害者年龄在16-18岁之间，且被告年龄比受害者大48个月或者以上，所以不需要其他的加重情节就可以在法律上算作三级性侵。最后判的刑期是98个月。
法官宣判完毕以后，被告突然问道：“这对我的绿卡申请有什么影响？”
法官说，我没有义务而且也不被允许向您提供法律意见，您可以和自己的律师讨论一下。
被告随后转过身去，对着法庭后面候审的其他人喊道：
“这是美国啊，他们不能就这样把我踢出去。” (This is America, they can't kick me out like this.)
审理这个案子的，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黑人法官，
他等被告喊完口号，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提供什么法律建议，但我个人觉得，去强奸别人对您申请绿卡帮助不大。”
被告继续大声抗议，说法官这是在“歧视”他，因为他是有色人种, 质问法官说他是不是觉得所有有色人种都是强奸犯。
法官伸出一只手，指一指自己手背，说，
“自己看看这里--关于‘肤色‘，我知道的不比你少。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会因为我的肤色看不起我吗？”
被告说，不会。
“因为这是我自己赢来的。”
“Because I earned it.”
女子骑车坠亡，父母起诉同学及公路部门索赔86万，联系宁波老虎咬人事件，是不是死哪讹哪的时代要来临了?

古代叶县有个人叫子高。他很喜欢龙，在家里到处画上龙的图案，饮食器具上也都是龙。天上的龙听说自己有这样一位真爱粉，很感动，亲自下界来拜访。真龙刚在窗前一探头，我们的叶公子高就吓得躲到床下了。
现在，我们有些朋友，平时总是呼唤“法治”，现在有人真的开始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了，又看不得这样“死哪讹哪”的行为，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区别？
有一些人，爱嘲笑别人用看上去很牵强的理由提起诉讼，但在双方举出证据之前，谁有能百分之百确信究竟是谁在理呢？如果您经常关注社会新闻，也许能列举出几个经过几轮反转的故事 -- 靠二手信息接近事实真相的我们，不过是盲人摸象罢了，与其靠道听途说的信息来猜测是非对错，不如摆下一个擂台，让双方都有机会把自己的证据拉出来遛遛。
有人也许会说，这类理由看似很牵强的诉讼浪费了社会司法资源，而我不这么认为。作为这个社会的公民，我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为税收做了贡献，国家用税收来建立司法机构，这些国家机构凭什么纳税人用不得？难道使用公共服务还要区分个三六九等，只有有把握的案件才能配进入法庭不成？
进一步说，多一些这样看上去“蛮不讲理”的案子，对于完善立法和司法工作也很有裨益。法律不可避免有很多灰色地带，需要结合实务中具体遇到的情形来填补。以前我在美国的法学院学侵权责任，就见到过一些乍一看有些荒诞，回过头看却颇为值得推敲的判例。
例如 Stahlecker v. Ford Motor Co., 667 NW 2d 244 (2003). 本案中死者生前驾驶的福特汽车在荒村野岭爆胎，死者在走去求救路上被人杀害。死者家人于是起诉福特公司和轮胎生产商，认为汽车爆胎在法律上与当事人之死有直接关系。经由此案，法院得以进一步解释侵权责任中“因果”的界定范围，为后来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借鉴。
再例如Herrera v. Quality Pontiac, 134 NM 43 (2003) 一案，被告是一家汽车修理店，被告将一位车主送来修理的车停在库房，将钥匙留在车里，却忘记锁上库房大门，结果汽车被盗，偷车贼开车撞伤原告，原告于是起诉修理店，认为其过失行为造成了事故风险。在这一场诉讼里，法院详尽解释了什么算是因过失行为而给他人安全造成风险，同样发展了侵权责任法的司法理论。
诚然，我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但客观上法院的经典判例和指导性判例依然对于未来处理相似案件有借鉴作用，我们同样也需要一些实践经验让抽象的法学理论在各类案件中得到检验。
最后，这些案件的当事人选择自己请律师把起诉状递上法庭，而不是呼朋唤友雇几个闲散人员去现场闹事，这样的觉悟本身就值得提倡。法治社会，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利用法律程序提出自己的主张。不管是善人，恶人，蠢人，还是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该被淘汰的作死的人，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您说他们是“死哪讹哪”，我反倒是觉得，这大概就是普通人能为法治社会做的一点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