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作为一名律师，如果你知道一个案件必然会输，还会不会让当事人聘请律师？

假设我是一名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通灵律师，在一名客户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已经算准了，这个案子开庭肯定赢不了，那我会接这个案子吗，我对于这名潜在客户来说还有没有价值？
答案是有可能，以下是几个考虑因素（以美国为背景）：
1. 在民事案件中，能不能通过和解最大化客户的利益
据统计，在美国约有97%的民事案件以和解的形式告终（来源：
http://www.bizjournals.com/phoenix/stories/2004/05/31/newscolumn5.html
），和解可能发生在开庭前，也可能发生在庭审过程中。
民事诉讼，大部分时候争的是金钱利益，双方都要考虑这个官司值不值，有个最简单的公式可以表示这种考虑：
诉讼净收益 = 胜诉收益 x 胜诉概率 - 诉讼成本
在假设对方胜诉概率为100%的时候，作为必败一方的律师，我们仍然可以试图降低对方的胜诉收益。例如，在侵权责任案件中，对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
我们也可以通过符合程序的方式增加对方的诉讼成本。例如，在商业活动的诉讼中，利用证据开示程序，要求对方提供尽可能多的商业记录和交易伙伴的信息。一方面，这些信息的收集成本需要对方负担，另一方面，对方可能不希望承担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因此会通过别的程序驳回我方的要求--而这就意味着额外的律师费用和时间成本。另外，公司被告如果深陷旷日持久的诉讼也会影响正常商业活动的开展，不利于公众形象，这也是诉讼成本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通俗来说就是告诉对方 “杀了我你自己也要溅一身血”。当对方已经清楚认识到胜诉所带来的收益远不如尽早和解，甚至胜诉反而会带来损失时，就可以带着客户走上谈判桌了。
2. 在刑事案件中，能不能通过辩诉交易为客户争取宽大处理
在美国有大约95%的刑事案件以认罪协议告终，也就是被告放弃接受庭审的权利，直接承认指控。（来源：
http://www.nytimes.com/2012/03/23/us/stronger-hand-for-judges-after-rulings-on-plea-deals.html
）
检方为了提高定罪率并降低开销，往往会以撤销部分指控或者承诺给出宽大的量刑意见的方式作为条件，要求被告认罪。
在这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相对于孤立的个人，律师对检方的工作流程、案件负荷、内部政策、相似案件的处理方式等有着更多的信息，有经验的辩护律师往往更能洞察检方的“痛点”和底线，从而增加被告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亲身经历：当整个郡检察院团队都为一起谋杀案超负荷工作时，对于日常的盗窃和携带毒品案件，就会更加倾向于尽快达成认罪协议，从而节约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更倾向于达成有利于被告的协议。了解这一情况的辩护律师，就有可能趁虚而入，在最合适的时机达成认罪协议。
3. 能不能设法把潜在的共同被告拉下水，共同承担败诉后果
这样做有点不厚道，但的确是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常见的套路。
假如你的客户，一家汽车生产商，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被起诉，而你知道胜诉概率非常渺茫，这时候可以考虑把其它可能对产品质量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列为共同被告，例如研发平台设计者，零配件生产商，经销商等，这样败诉以后众多共同被告按比例分配赔偿义务，有难大家当，稀释了自己需要负担的额度。
在刑事案件中，作为“污点证人”为检方的其他共犯的案件提供证词，也是辩诉交易中常见的筹码之一，也是换取宽大处理的常见方法。
4. 能不能通过一场诉讼“锁定”损失，避免更大的潜在后果
法律中有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方这场官司打赢了，就不能在未来以相同的事由再次起诉，通俗来说就是对方未来不能再继续“鞭尸”。
对于公司客户而言，有时尽早来个了断确定责任归属，要比日后一直被诉讼威胁缠身要好。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可以帮助客户正确表述争议事项，确保此类事项不再出现在未来的诉讼中。
5. 客户在有没有除了胜诉之外的其他诉求
最重要的一点放在最后：也许，胜诉本来就不是你的客户所追求的目标呢？
有的诉讼，是为了展现一种姿态，例如艺人的名誉权，网络创作者的版权等，胜负本身不是目的，客户需要的是公众关注。这时候，如何尽可能让案件获得影响力，如何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体面地帮助客户走完程序，也是现实中律师关注的工作目标。
例如，面对政治人物的诉讼，很多时候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例如Paula Jones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至今都被被民主党怀疑具有政治攻击的目的，至于谁胜诉并不重要，都足以对克林顿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有时一个案件能够成功实现起诉，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例如今年开庭的秋白诉教育部案，原告认为教育部制定教材中对同性恋者的描述构成了歧视，这个案子能够开庭，本身就向社会传达了某个群体的一种诉求，令相关问题获得社会关注，已经称得上是阶段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让法院受理此案，需要有效归纳事实基础并正确援引相关法律，并确保符合起诉的程序要求，这也需要律师的协助。
以上几点肯定还不全面，抛砖引玉，期待同行前辈加以补充。
--
在实务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fall-back position", 这个说法最早源于军事，讲的是丢掉初始阵地以后的第二道集结点。在诉讼中，“第二道防线”的意识同样重要，就算知道第一场遭遇战胜算不大，律师也会考虑后手，没有一场打不赢就全军投降的道理。
清华大学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自习地点？

以前我经常在宿舍楼的洗衣机房自习。
学校为了大家健康工作五十年，强制十一点断电，于是不得不亚健康工作的我发现了宿舍楼中没有断电且通宵有照明的地方：洗衣机房。虽然插头一般都用盒子锁了起来，但我们楼有一个地方锁是坏的，正合我意。
说起刷夜，很多朋友可能会推荐东门外麦当劳和柏拉图，其实这些地方我也常去，不过冬天晚上蹬着车子出门实在痛苦。经常想起那句“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
题目问wifi信号，这当然是没有的，但我在这里要传授一个小经验：除非是课题展示这样需要用到多媒体资源和网络素材的作业需要走很多流量，否则我都会用手机wifi热点。在关闭电脑占用上网流量的进程后，其实手机流量能够满足查文献和文字资料的需求，而且用手机流量也可以敦促自己不要上和学习无关的网站或者手贱点开LOL，无形之中提高了专注度和效率。
有的时候我会搬宿舍里的椅子，拿洗衣机当桌子，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站在洗衣机前。海明威说他经常站着写作，这样可以不写废话。其实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论文作业和发在网上的文章，相当一部分是站着写的。
而且，在洗衣机上写作，能有种笔下涌起惊涛骇浪的豪迈感。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多大？

讲一下我所知道的美国法庭上体现法官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的一个细节:
到法庭的时间和能否获得宽大处理有一定关系。
在美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被告或者前科记录较为良好的被告，法庭经常允许保释或者“有条件释放”（Conditional release），也就是在通过审判或者认罪协议定罪了以后，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释费或者签订一些条件（例如每天向警方报告行踪），就可以释放出狱，到量刑听证的事后再自己去法庭报道，接收量刑。
在我将近半年的工作时间内，一共有两次，法官以被告早早来到法庭为由，给出了宽大的处理。
法庭量刑需要按照量刑指导意见（sentencing guideline），而给出和指导意见存在15%以上长度差异的刑期，就叫做“departure”（不太好翻译，直译的话近似于“偏离”的意思）。而法官要做出departure的决定，必须向检方说明理由。
于是我听说过这样的“向下偏离”（downward departure通俗来理解近似于“减刑”）理由：
“被告下午一点半就来到法庭报道了，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他已经收到了足够的惩罚（He's been punished enough") " （我暗暗想，我们不也是一直在法庭忙活到五点半吗）
”今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我看到被告站在法庭门口，说明他是有责任心的人。”（这波不亏，早到了一个小时，刑期短了两个月)
您可能要问了，这不算滥用职权吗？
其实，要不是因为这两个具体案子的确有其它很好的减刑理由，法官也不敢如此任性地抖机灵，毕竟逐字逐句的法庭记录都可以在上诉期间被调用，法官也不想背上一个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锅。
我只是要说，法官也是人，人类思维在做出决定时，有太多考虑因素，“自由裁量权”也是一种人类思维自由度的体现。
给辩护律师朋友们提一个建议：不论如何，让客户早点到法庭报道总没什么坏处。
遇到台湾人说：“我不是中国人。”怎么办？

我们这边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公共辩护律师（Public Defender），姓蔡，在法庭上经常遇到，每次都会很开心地用中文聊上一会。有一次正好遇上一位华裔法官，听证进行一半的时候蔡律师突然像是想起来很重要的事情一样，示意书记员先不要记录，说我们"off the record"一下，然后走到法官面前，招手让我也过来，给法官说，这位是你同乡啊。
法官问我会不会粤语，
“讲得，点解讲唔得啊！”
然后就当着傻了眼的被告和书记员，愉快地聊了一会。
--
但我要说的，是回答题目中的问题：遇到台湾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怎么办，
有一次和蔡律师在用中文聊一个案子，另外一位律师随口一问道”你们都是中国人啊？“
蔡律师很自然地回答，“我是台湾人。”话说出来，看看我，觉得有点尴尬，提问的美国律师，看到这个情形，也有点为难。
当时三人的心理活动估计是：
蔡律师：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嘛，也不是有什么政治主张的意思，以前别人问我都这么说，结果今天在场还有大陆人，这就尴尬了。
美国律师：您瞧我这脑子，这下不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吗，本来就知道大陆和台湾不对付...
我：我顺着你的意思吧，弄得好像我默许了台湾是独立国家；我和你较真吧，今天在法庭上大家都有公事，而且平时关系都不错，似乎也不应该上纲上线。
于是我接了一句，”我是广东人”。
这下子，一方面沾了对方一个便宜，把台湾和大陆的一个省并列，
另一方面，也没有正面和对方做不必要的争执，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机智的反应，自夸一下。
有哪些让人不慎暴露身份的行为？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家里招了佛爷，一早起来发现客厅窗户给人卸了，室友的电视和PS4不翼而飞，
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还想着这下可真凉快，晚上才醒悟过来想到要报警。
一会警车屋里哇啦到了，两名警官和一名探员进来照相，收集指纹，再找我录证词，
一名警官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学法律的的吧？
我暗搓搓想：一定是因为我在报警的时候准确说出了这是疑似“二级入室盗窃” （Second Degree Burglary), 而且在陈述事情经过时事实清晰，详略得当，紧扣罪名的构成要件。
于是得意地问警官，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哦，就是看你穿了一件上面印着‘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衣服”。
--
注：
补充一点后续
嫌犯叫做Abdi Omar Ikar，第二天就被抓住了，目前已经被宣判。
我在拉姆西郡工作，这是汉宁平郡的案子，为了跟踪这个案子我特别要求办公室开了权限让我看别的郡资料库。
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判决书？

想起几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里的句子, 没有特定主题：
1. "我们并不能通过惩罚亵渎国旗的人来让国旗变得更加神圣“
”We do not consecrate the flag by punishing its desecration"
出自Texas v. Johnson, 法院认为在抗议游行中焚烧国旗属于一种”观点的表达”，属于言论自由权利的范畴，因此这种表达行为受到宪法的保护。
2. ”本案问题在于，洛杉矶国际机场禁止“与第一修正案相关的活动”的制度是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The issue presented in this case is whether a resolution banning all 'First Amendment activities'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X) violates the First Amendment."
出自Board of Airport Commissioners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v. Jews for Jesus, Inc. 与第一条结合来看效果好。这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反对言论自由的言论，是否应当属于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范畴？多数意见认为这样的言论不被言论自由权所保护。
3. "(如果我们允许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理由征收私人土地）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挡国家把汽车旅馆变成丽兹卡尔顿大酒店，把住宅变成商场，把农田变成工厂”
Nothing is to prevent the State from replacing any Motel 6 with a Ritz-Carlton, any home with a shopping mall, or any farm with a factory.
出自Kelo v. New London中Scalia大法官的反对意见。此案中，法院认为政府有权以“发展经济”为理由征收私人土地，并支持了市政府征收民宅用于给辉瑞公司建造厂房的决定。Scalia大法官留下了这样的反对意见。
4. "（如果医改获得通过的话）你就可以强迫人民买西兰花了
“you can make people buy broccoli."
出自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中Scalia大法官的反对意见。Scalia反对法院的主流意见，认为不能因为医改对人民有好处就强制推行医改，正如同虽然吃西兰花有益健康但政府不能强迫人民都去买西兰花一样。
5. ”我们大法官必须直面自己超乎寻常的责任，这一庄严的责任被交给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定义什么叫高尔夫球。我确信，立宪者一定是了解1457年詹姆士二世因妨碍弓箭练习而禁止高尔夫的决定，所以预知到高尔夫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会再次浮现，且庄严的法院和博学的大法官们终会解答这个历史悠久的司法问题：坐车环游高尔夫球场的人，到底算不算是高尔夫球手？。回答是确定的，法院最终决定，按照本国法律，步行并非是高尔夫运动的基础要素。”
We Justices must confront what is indeed an awesome responsibility. It has been rendered the solemn dut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to decide What Is Golf. I am sure that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aware of the 1457 edict of King James II of Scotland prohibiting golf because it interfered with the practice of archery, fully expected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 paths of golf and government, the law and the links, would once again cross, and that the judges of this august Court would some day have to wrestle with that age-old jurisprudential question, for which their years of study in the law have so well prepared them: Is someone riding around a golf course from shot to shot really a golfer? The answer, we learn, is yes. The Court ultimately concludes, and it will henceforth be the Law of the Land, that walking is not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golf.”
本案争议在于一名高尔夫球运动员是否一定要全程亲自步行进行比赛，亦或可以乘坐电动车。
事实上，美国的法院经常被要求给词语下定义，从定义一个买卖合同中什么算是”鸡“，到在同性婚姻案件中定义什么是”爱情“。只能说，责任重大。
6. "我们并非因为不犯错误而成为最终权威，我们因为是最终权威所以不犯错误“
"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
出自Brown v. Allen，一句话说明了最高法院的性质。
你有哪些大开眼界的经历？

昨天刚刚结了一个家暴案件的量刑，辩诉交易是另外一位检察官做的，我只是负责量刑听证。
我开始拿到案卷的时候很诧异：为什么默认是重罪(felony）的家暴案件，可以给出按照轻罪（Misdemeanor）来判且直接缓刑的认罪条件，而且检方和缓刑官都不建议签发禁止接触令。
同事说，你看看被告的生日。
我才发现，这个案子的被告老太太已经92岁了，而受害人有96岁，
有一次被告忘了按时吃阿普唑仑（一种治疗焦虑症的药），和受害人吵起来，两人一人拿着切肉刀，一个抄起磨刀棒，从厨房叮铃咣啷一直打到楼下，老头不敌，向邻居家方向跑去求救，老太太紧追不舍，一刀捅过去，刀刺进邻居家的墙（美国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结构，这里的墙也是木制的，毕竟两人也只是肉体凡胎）。
万幸的是，两人刀光剑影好一阵子，居然都毫发无伤。
邻居报警，警察将老太太带走了，大抵如此。
检方，辩护律师和监狱都很犯难，老太太一直闹着，说这日子不过了，他竟敢让警察抓我？！好吧，我就去蹲监狱了，你们别拦着我。
监狱那边找到缓刑官，说你们也和检方一起劝劝老太太吧，我们怎么请的起这座佛啊。
好不容易把老太太劝好了，说人家监狱也不敢要您啊，好好缓刑，好好过日子，老太太才勉强签了认罪协议。
听证的时候，96岁的受害者老大爷也来了，身子骨看着挺硬朗，就是耳朵背，
我向法官介绍了认罪协议的情况，辩护律师说没有异议，并补充了一下老太太精神状况的背景，
法官又再三嘱咐到，缓刑期间要好好吃药，按缓刑官要求接收心理咨询和治疗，别舞刀弄剑的。
最后法官告诉老大爷，作为受害者，你有权在庭上做陈述
“啊？！”
“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听不见！！”
法官示意老大爷上前，老大爷迈起步子就走上前来，没想到脚下被放各种电线的槽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单腿跪倒在地上。
我当时脑子转了好多念头，还在想美国的大爷摔倒了能不能扶，
辩护律师手里抱着文件，赶忙把文件放在地上就要去扶大爷，
但还是没有老太太动作快，直接抢上去把老大爷扶住了，
“你为什么要报警？！”老太太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
“啊？！！！”
“你为什么要叫警察抓我！”
“不是我叫的！！”
”法官，到底是不是他叫的警察“
法官摇摇头，我也摇摇头，
“回家吧”老大爷说，
...
“回家吧，我爱你啊，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法庭后面长椅上，其他等候听证的人之中，有人长长吹了声口哨，
”回家以后你要好好吃药，他们说了，你不吃药的话我就真叫警察来抓你了"
"好！！！” 老太太对着老大爷的耳朵吼
两人手牵手离去的时候，我对老大爷喊道：“祝你们幸福！”
“啊？！！！”
“GOOOOOD LUUUUUCK！”
“啊？！！”
法官歪着脑袋说，爱情真是件奇怪的东西啊。
--
对了，两人是四年前才认识的，大爷是老太太的房东，
爱情真的是说来就来就像龙卷风。
中国法律界影响力大的案件有哪些？

这个案件，曾经很有影响力：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简称“齐玉苓案”，又被称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1990年原告齐玉苓参加了中专考试，达到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分数线，
然而同村党支书之女陈晓琪利用家中和滕州八中、济宁市商业学校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的关系，顶替齐玉苓的名义获得了录取，
齐玉苓误以为自己落榜，囿于家庭条件限制，也未能深究此事。
接下来的几年间，齐玉苓来到金属加工厂打工，不久后下岗，靠卖早点糊口，
而陈晓琪毕业后到了中国银行工作。
1998年，齐玉苓偶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银行某支行的岗位牌上，进而发现了当年陈晓琪冒名顶替之事。
1999年，齐玉苓以姓名权和受教育权受侵犯为由，起诉陈晓琪、陈晓琪之父陈克政、济宁商业学校、滕州八中、滕州教育委员会，要求赔偿 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一审，法院判定齐玉苓姓名权受到侵犯，但并未认定受教育权受侵犯，齐玉苓仅获得三万五千元赔偿，齐玉苓随后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向二审法院做出批复：“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随后，山东省高级法院做出判决，认定齐玉苓的受教育权被侵犯，令被告赔偿齐玉苓48045元经济损失，五万元精神损失。
这并不是一场惊天命案，不是上亿元的商界鏖战，没有明星八卦，
但“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几个字在法学界掀起了惊涛骇浪：
要知道，这可是我国法院第一次直接引用宪法作为判决依据啊！
可能大家在高中政治中都学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在生活中，我们又何尝听说过谁因为“违反了宪法”受到制裁？宪法虽然作为一切法律法规的上位法指导着立法工作，但却并不能直接用于在具体判决中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依据。
因此，很多人说宪法是txt格式而不是exe，说宪法的政治性意义强于实践意义，说这并不是一部活的法律。
齐玉苓案，让人们嗅到了一丝变革的味道，
既然有了宪法第一案，什么时候我们会有“宪法第二案”？
15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等到宪法第二案，
昨天，我问一年前刚上过宪法课的一名大二学生，知道齐玉苓案吗？对曰，上课提了一句，没仔细听。
你可知道，在不久前的一个时代，有多少法学鸿儒曾经看着这一纸判决红了眼眶，
赵晓力，朱苏力，强世功等风华绝代的法律人，曾经围绕这一判例有着太多精彩的讨论，
他们以为，那些宪法中许诺的，很多很好很好的权利，都能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他们有的乐观一些，有的悲观一些，但至少都认为宪法司法化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
十五年过后，他们有的已经不再主要研究宪法，有的已经转而醉心于古典文学--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不如做红楼一梦，
论师承来说，我算是他们其中一位的徒孙了。
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在2008年遭到废止，
对了，当时主要参与撰写这份批复的最高法院法官，大家猜猜他如今在哪里？
十五年过后，一片白茫茫大地，又还剩下多少人凭吊旧战场，荷戟独彷徨。
--
感谢
@逻格斯
的评论，我认为说得很中肯。
我国法律界影响力大的案件有哪些？ - 逻格斯的回答
逻各斯提到，在我国抛开具体部门法而直接引用宪法是一种“懒政”，且齐玉苓案在现实中并没有对实践起到太大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这个“懒政”的批评很有道理。
我回头也想了一下：可能我的思维模式还是习惯了与美国作为对比，但是忽略了我国的一个情况：可以用于“解释”宪法的“素材”不够，导致法院在用宪法原则的时候只能像喊出一个大招一样喊出宪法条款，却很难在逻辑上解释为什么应该在具体案件中试用。
的确，齐玉苓案是有些激进了，没有实践基础，一步迈得太大，所以的确如如批评意义所说，在实践上影响有限。但这也并不能否定在学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嘛，给自己说句公道话。
--
更新：
逻各斯的回答被政治敏感了？！ 替他喊冤！！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句话有道理吗？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和好朋友开公司时，情感上很难将对方往坏处想，而对于人性适度的悲观，对于设计公司章程是很必要的。
这学期教我公司法的Matheson教授讲过一个故事：
他有位亲戚，早些年在爱荷华州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做房地产中介生意，三人打算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LC），三人各占三分之一股权。
教授建议到，在章程里面一定要设计好，万一股东转投竞争对手或者自立门户怎么办。例如加一条股权强制转让条款，如果股东单飞或者转投竞争对手则公司可以自动以一美元的价格收购此人全部股份。
教授的亲戚没有照办，表示都是一起玩泥巴大的兄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结果，几年后其中一人自己开了家地产中介公司。
要知道，在地产行业，客户资料和房源信息就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单飞的那位，作为股东依然可以查阅公司的全部信息，公司有什么动向看得一清二楚，每次股东会议也腆着脸皮出席，怪恶心人的。
最要命的是，公司章程还没法修改了，因为修订章程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这一点当时没有做进一步背景说明，但在美国法律下，如股东有事先约定的话，是可以规定修改公司章程需要超过简单多数甚至全体股东同意的，我猜测可能是这种情况。）
您可能觉得，这种事情明显属于不正当竞争了，不能告那人吗？
的确，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诉讼解决，但诉讼需要时间和金钱投入，没事谁愿意天天打官司。两三个人的小公司，也经不起这样伤筋动骨地折腾。
而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只要把人稍微往“坏”里想一想，用制定设计来限制人性的贪婪，做好各种状况的预案，就可以在成立公司时完美解决。
有哪些简单但有效的制度设计？

美国联邦证据法409条规定，
当发生事故时，一方如为另一方支付或承诺支付医疗费用，该事实不能作为用于证明前者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证据。
“Evidence of furnishing, promising to pay, or offering to pay medical, hospital, or similar expenses resulting from an injury is not admissible to prove liability for the injury.”
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街上扶起摔倒或被车撞倒的人，将其送到医院并支付医药费，则这一行为不能被法院作为认定其为肇事者的依据。
解决了“人不是你撞到的你为什么要把他送来医院”的问题。
如何评价中国留学生张佳恩被控性侵犯且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我来简单解读一下伊利诺伊州刑法720 ILCS 5/11-1.20条对“性侵”的规定。伊利诺伊州并没有直接在法条中使用“强奸”（rape) 一词，而是采用了”criminal sexual assault"这一表述，和通俗理解上的强奸没有本质差异。
该罪名有以下几个构成要素：
1. “性（器官的）插入” (sexual penetration)。 在各个州的判例法中，"penetration"已经得到了广泛解读，并不限于双方性器官的直接接触。
2. 使用强力，或威胁时用强力。根据判例法，此处的强力比”暴力“门槛要低，并不需要达到足以造成肢体伤害的程度。
举个侧面的参考例子：加州法律对“威胁”有更详细的解读，扩大了被威胁对象的范围，将对其他人的威胁也纳入其中，并具体列举了威胁的类型：绑架，限制自由，制造极度的痛苦、身体伤害或死亡。可作为理解该条法律的参考。
3. 未经同意。这里，除了没有获得明确允许外，以下情形也视为未经同意：
a. 受害者对行为的性质缺乏认识。例如，受害者将对方误认为其他人，误认为所发生的行为是科学实验或医疗程序等。不要笑，有真实案例作为依据：People v. Evans一案中，被告谎称在与受害者进行一项“社会学实验”而实施性行为；Boro v. Superior Court一案中，被告谎称自己是医生，称性行为是治疗的一部分，受害者为此还付了1000美金的治疗费）
b. 受害者没有能力做出同意。如果受害者因醉酒，服饰药物或毒品，存在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昏迷，睡眠等原因无法表示同意，则被告不能主张受害者默许了性行为；在此情况下，即时受害者做出了同意，则法院可以认定该同意在法律上无效。
另外，720 ILCS 5/11-1.30列举了几种性侵罪名的加重事由，如具有性犯罪前科、持有危险武器、威胁使用危险武器、对受害者造成生命威胁、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在性行为过程中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等。
假设题目中提到的事实基本成立，那么检方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在证明被告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时取证有难度。由于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阵，物理证据可能没有得到保留，且行为发生在较为私密的空间，知情者和潜在证人数量有限，在证明存在威胁方面可能面临困难。
2. 被告可能辩护称性行为得到了同意，而由于证人的局限性，检方可能缺乏这方面的有力证词。在我看来，检方也可以另辟蹊径，证明受害者因精神状况原因无法做出法律上的同意。这是一系列重复对同一人发生的性行为，检方可以尝试证明受害者在此过程中已经存在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PTSD），因此即使做出了同意也在法律上无效，不能令被告免除责任。
3. 检方可以试图寻找加重罪名的依据，在“对受害者造成生命威胁”和“在性行为过程中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两方面做文章。
在实践中，这个案件的结果会如何？
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在陪审团面前进行审判，也可以选择放弃庭审并认罪，也就是所谓的“辩诉交易”，
如果被告被陪审团定罪，或者通过辩诉交易认罪，下面就是量刑的环节。
法律会规定最高刑期（此处，730 ILCS 5/5-4.5-30所规定的刑期为4-15年，根据具体的加重情节可以继续向上累加），而法官可以综合考虑被告的犯罪历史纪录和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决定实际刑期，并决定是否允许缓刑。
本案中，辩护律师有可能主张缓刑，即宣判后并不直接令被告入狱服刑，而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般为5-10年）遵守法院所提出的一系列缓刑条件（例如不得饮酒、不得离开特定区域或前往特定场所、不得以任何形式接触受害者、进行社区服务、向受害者做出赔偿、接受心理咨询等）。如缓刑期内没有严重违反规定条件，则期满后不需入狱服刑。
辩护律师和检方可以在辩诉交易过程中同意缩短刑期或者同意实施缓刑。
那么，对于受害者来言，为了让被告得到应有的惩罚，有什么可以做的呢？这里提出几点：
1. 务必积极联系检方，尽早与检方交流沟通。强奸罪往往因为目击证人少和物理证据不易保存的原因难以取证，作为当事人，如果希望寻求属于自己的公道，还需要再加一把油，努力从阴影中振作起来，为调查取证提出帮助。要知道，一旦检方证据不足缺乏底气，就很有可能在在辩诉交易中做出不必要的妥协。
2. 务必积极干预辩诉交易的过程。检方迫于案件量的巨大，不得不在有些案件中作出让步，通过承诺撤销部分指控、减刑或者允许缓刑等手段与被告在庭外达成认罪协议。如果受害者担心检方可能放被告一马，还需要明确表达自己对于量刑的要求，并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渠道使此案获得更高的关注。在实际工作中，受害者的要求和案件的影响力都会或多或少影响检方在辩诉交易中的强硬程度。
3. 尽可能出席量刑听证并向法官阐明主张。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权在量刑阶段直接向法官做出陈述。在实践中，法官对于量刑有一定的自主权，受害者的诉求也的确是法官量刑时会考量的因素。如果觉得亲自出庭压力太大或者担心收到打击报复，也可以通过检方专门服务于受害者的人员(victim advocate)来传达诉求，甚至可以写一份声明要求检方在量刑听证中当庭逐字宣读。（我就在家暴案中读过一次这样的声明，如泣如诉，闻者泪下。）
善恶终有报，希望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湄公河行动》中为什么不当场击毙毒贩？

因为我们要告诉犯罪分子：我们可以制裁你，不是因为我们的拳头更大，枪更多，而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股比任何个人和团伙都强大的力量，在维持着法律的运行。
我在之前提到过，我是个胖子，现在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矮胖子。
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自己穿越到石器时代，恐怕就算侥幸碰上个把瞎了眼的猎物，也要被其他原始人洗劫一空；如果自己生在权力的游戏那样的乱世，恐怕只能在“魔山洗劫村庄”之类的戏份里有一句台词：“啊！”。
仅仅靠拳头大来服人，意味着正义将被拳头大的人所定义；
但现在，哪怕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站在法庭上，和比自己高大壮硕的被告对视，平静地陈述观点，提出检方对于量刑的意见，向法院传达受害者和受害者亲属的诉求。
哪怕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可以面对被告挑衅的眼神，自信地展现出“像你这么叼的，我一天可以关起来十个”的气势，也可以对受害者及他们的亲友们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有人说，这个世界需要英雄，
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只有英雄，不能仅仅靠少数人冒着极大风险，依靠过人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以舍生取义的气概来维护正义，
这个世界还需要一套有效的程序，让平凡普通的人也能去为那些受到侵害的、需要保护的人们做点什么。
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为了维护这套程序的运转，为了让程序获得权威，有很多人选择了比“当场击毙嫌疑人”更加费劲，更加危险的方式。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
你见过最人性化的设计是什么？

今天要出庭，所以一早上出门就穿了正装，结果上午去打流感疫苗的时候尴尬了：
我胖，加上衬衫袖子又紧，无论如何都卷不上去，当时我就想，不行的话马上去旁边卖学校纪念品的地方买件宽松的衣服换上好了，要不然错过了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预约上打疫苗。
护士二话不说给我一件T恤，让去洗手间换上再来。顺利在胳膊上扎了针，然后再把医院提供的衣服换下来，扔到回收桶里拿去消毒。
我一看，还有一大叠这样供临时换上的T恤，不同尺码男女款式都有。连这个都有应对流程，讲究，服气。
如何装逼装得别人一愣一愣的？

有次在学校东门外麦当劳刷夜时，听到这么两位在聊感情问题，
其中一人说，自己被甩的原因是“试图多线程维持亲密关系，结果进程冲突了”，
我愣了一会才明白，不禁一拍大腿，还有这么玄乎的说法！
今天在给A律所发套瓷邮件时（又）误写了B所名字，突然想起这个。
你听过哪些迷之笑点的段子？

偶尔不严肃一下：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我每周六都会做顿饭和美国室友们一起吃，
他们从开始开口就要吃酸甜鸡和芥蓝牛，逐渐被练出来了，
现在已经可以很自然地吃着卤水大肠头和折耳根拌皮蛋，嗞溜着（这边要卖十美金一瓶）的红星小二锅头。
有一天，室友们说，Ryan啊，你能不能做点我们想都不敢想，见都没见过的中国特色食物？
我说，要不然下周末来个牛鞭？
某室友沉吟片刻，说：
“可以啊，我还从来没试过把动物的雄性生殖器放在嘴里”
如何看待新闻《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一中国留学生遭枪杀》？

看到这样的报道，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好好活，千万不能早早见马克思。
我承认自己可能比全国99.9%的同龄人都幸运，有条件在这个年纪，尽管寸功未立一事无成，但已经享受着很多人打拼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生活环境；回想童年，物质方面上从来没有哪怕一样没得到满足的要求。
我自己的努力，不能很好地解释自己现在还挺滋润的生活，而且，也许我自诩的“努力”在别人看来都是顾影自怜的矫情。（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
可能有人会说，准备了几个考试算什么，你知道那些抹黑走山路上学的孩子有多辛苦吗？实习加点班算什么，又没人真叫你养家，穷苦人家孩子假期还都要帮家里看店干农活呢。
他们说，你们不要装作一无所有了，承认吧，你们就是幸运的
但这种幸运，也让我感到一丝惶恐：不想有一天慨叹道“上天给了我一座花园，可我让它一片荒芜”，
而要努力去对得起自己拥有的一切。
要让自己对的起这种幸运，这种念头，可能很多人都有，也都应该有：
要对得起父母在书包里塞的一个煮鸡蛋，对得起惦记了好久的新书包，对得起每个月学费相当于家里小半个月收入的双语兴趣班。。。
钱多钱少，不想辜负父母对教育的投入的心情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人倒在了半路，还请你记得，
我们都是怀着同样的念头，曾经一同走在路上的朋友。
在法庭上碰见法盲是种怎样的体验？

我遇到过一位“法盲”情况有点特殊--他是一位聋哑人。
事情是这样的，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的工作包括出庭参与一些违反缓刑条件的听证，
比如，在明州，按照明州的法律，也就是大明律，团伙犯罪的被告在假释或者服缓刑期间，基本会有不得接触共犯/其他帮派成员的特别要求。一旦违反要求，就有可能被中止假释或者缓刑，收押到监狱服刑。
有这么一位，正如开头所说的，是聋哑人，在出庭时法庭为他派了翻译，一位看上去很文静的姑娘。
这位哥们很能说，在缓刑监督人（Probation Officer）出庭作证而我在询问证人的时候，一直在旁边很激动的打手势，
于是翻译姐姐也就如是翻译
“不是这么回事啊！”
“法官！ 他在骗人”
“别逗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法官几次提醒他保持安静，解释说现在是检方在询问证人，你有什么问题一会有机会说，
被告坚持说，不是这样的，我看电视里都是被告都是可以打断询问，
法官只好又解释道，你看到的是庭审里的交叉质询，在缓刑听证里规则不一样，一般不可以打断对方询问证人；而且就算你要提出反对的话，也要声明证据法所规定的反对理由。
被告手势打得更快了，
翻译姐姐也如实地（用朗读式的语气）说道：
”去你的吧，操！” （Screw you, fxxk!)
法官这下给惹怒了，指着翻译姐姐，说你这是蔑视法庭，
翻译给吓了一跳，露出一副很无辜地眼神，摊了摊手，然后转向被告继续做手语，
法官的手还在指着翻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指错人了，但手还伸在外面，于是直接转了个角度指向被告。
书记员，速记员和后排等待的当事人哄堂大笑，不知为何本来火药味十足、连法警都作势要上前去的紧张氛围一下子就没了。
办案过程中被嫌疑人（当事人）威胁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也许不是刻意的威胁，但的确受到了当事人的惊吓。
这是一个违反缓刑条件的听证，在准备听证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人不简单。我们就叫他T先生吧。
T先生是退伍军人，去过阿富汗，可能是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原因，存在一定程度的臆想情节。
比如，他在缓刑期间就曾经打电话到明州的一个军事基地（鬼知道他怎么找到的电话号码），要求派飞机轰炸俄罗斯。
但这并不是他被抓起来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按照缓刑的要求接受治疗按时吃药。
被捕的时候，他还声称自己是葡萄牙总统，要求外交豁免，就是这样一个人吧。
由于他身体和精神状态不适合羁押，所以辩护律师为此人申请假释，付了保释金，等听证的时候再去法庭报道，这就留下了伏笔。
听证那天，按照一般的惯例，我作为检方的代表会和缓刑的监督人（Probation Officer）在法庭上碰个面，听取Probation Officer的建议：要不要中止缓刑收押服刑，亦或是关押几天作为惩罚然后继续缓刑，抑或只是警告一下。
当然，也有的时候Probation Officer本人不来法庭，这时候我们就会按照之前的报告决定提出什么处理意见。
这个案子里的Probation Officer，我们称他叫S先生好了，我之前没见过他。
一到法庭，就见到一人，西装笔挺，梳了个大背头，说我就是S，T先生的Probation Officer.
“幸会幸会，不知先生对于今天的听证有何见教？”
S先生说，还请借过一步说话，于是我们到法院的走廊里聊了一会，S先生说，T先生在保释期间表现非常好，已经联系到了一家诊所接收入院治疗，所以我们就别再提监狱的事情了，直接让他去就医就好。
我说这和之前报告里的意见不太一样啊，不过情况有变，也合情合理。你有医院的证明吗？
一应俱全，递给我一份复印件。
到开庭时间，还有别的听证安排到这个时段，书记员叫当事人姓名，一个一个案子的过，
叫到T先生名字的时候，刚才和我说话的”S先生“也上去了，
我问，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啊？你问我？我就是T啊！“
等..这是什么状况==
对方爽朗地笑了，听起来特别瘆人。
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不怎么样，我马上给法官说，我们可不可以先让法庭记录员停止记录，”off the record“讲几句，然后我给法官讲了刚才发生的事。
一边解释，一边也在自己纳闷：怎么就一点都没发现不对劲呢？
对方对于专业词汇和业内俗话、简称、法庭程序等等非常熟悉，
自己打印出来的”医院证明“里，信纸抬头和签名一应俱全。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是新来的不知道，但真正听证的时候不就一下子被看出来了吗？“
法官说，现在你更加了解刑事领域了吧？有时你的确没法知道当事人会怎么想，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点头如捣蒜。
从此，我就养成了和自称Probation Officer或者辩护律师的人说话前，先看对方证件，以及提前记住当事人长什么样的习惯。
在清华大学完全不重视GPA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针对这个/这类问题，有几点个人的想法：
1.
如果抱着听取成功经验的心态来看回答，那就一定要注意鉴别所谓的“幸存者偏差”。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场海啸袭击了村子，有的人使劲游泳，有的人两腿一蹬听天由命，
灾难过去后，记者来到了村子，问各位活下来的人们：你们到底为什么能够逃出生天啊？
有人说，我有非常强的求生欲望，拼命划水，所以游到高地上获救了，
有个人说，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能不能活命，也没有努力挣扎，两眼一闭顺着水飘，不也活下来了嘛，
于是记者得出结论：其实在海啸来临时，奋力求生和听天由命都可以活命，说不清那种方法更好。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只听成功者谈成功，只听幸存者谈求生。
2.
如果你不想太汲汲戚戚于GPA，没问题，GPA不过是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方式，不喜欢这个的话还可以换别的。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李开复前辈来交流，展示了几个目前在孵化的项目。（题外话，那时我还刚用上智能机，当晚下了一个米聊一边听一边玩，觉得这东西太好了。互联网真是不可以预料）。有一位大一新生，再提问环节随口就说出了几个UI上可以改进的地方，李开复老师想了一下，说有道理，让助理记一下。
我知道这么一个人（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说得就是我自己），考试成绩也就那样，但是遇到感兴趣的问题，就会追着教授扯一路。后来，有位教授说，我在准备做一个金融法的课题，觉得你对这个领域有点了解，要不要入伙。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在说，要展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获得别人的认可，给自己的事业找到敲门砖，不一定要靠分数，还有别的办法让别人觉得这人有两下子。
但无论用什么方法，也许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设法让自己在人潮人海中展现出点东西来。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充分的世界里，一个人有多少学问，有多大的能力，不可能像游戏里一样有个战斗力或等级指标挂在脑袋上。很不幸，如果我们需要一些认同，为自己争取一些机会的话，还是需要通过一些途径来证明自己。
当然，如果你完全不在乎的话，当我没说。
3.
学到点知识很容易，水一天知乎可以学到点东西，听一天评书可以学到点东西，坐在出租车上在北四环堵半小时可以学到点东西，
人生这么长，会遇到的人这么多，哪里不能像题主希望的那样，去“学到点东西”呢？
可是啊，有些东西，只有在这短短四年间才有人能教，才有人陪你学。
4.
不怕您笑话，我就是一个很在乎GPA的人，每学期出分数前，家里的地板都不用打蜡，我一圈一圈踱步就能把木地板磨出光来。
但这也不妨碍我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搞点自己的小爱好，培养点没什么用的技能（摄影，烹饪，占卜，中华绒螯蟹养殖等，都是半个行家）。
学习，应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事业，就是当兵打仗吃粮领饷。打完收工，还有自己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好好学，好好玩。
最怕的就是，学习的时候想着自己牺牲了多少本可以用于兴趣爱好的时间，玩的时候又在纠结这样荒废学业会不会输给别人，
这样多费劲啊。
有哪些法学专业的梗？

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是学宪法的时候教授当段子讲的，但莫名感觉被扎了一针鸡血。
一名法学院学生的一次期末作业，推动美国宪法第27修正案的通过。
1982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不是山东那个）一名叫Gregory Watson的学生写宪法课期末论文时发现了一件怪事：有一条203年前提交国会讨论的宪法修正案还没有接受各州表决。
按照美国宪法，只要有两院三分之二的代表支持，国会就可以建议修改宪法，只要有四分之三的州赞成，该修正案就可以获得通过，并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Gregory发现，有一条“国会议员不得在国会召开期间提议给自己加工资”的修正案已经获得三分之二同意，可以提交给各州表决，但不知大家是不是当时疏忽了，各州一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修正案等待通过。两百多年过去，在实际中，并没有哪个二百五议员在会议过程中提出给自己加薪，于是这条修正案也再没被人提起。
Gregory觉得这下发现了新大陆，在期末论文中得意地指出了这一发现，并建议国会尽快通知各州来通过这一修正案。
老师觉得这个问题很新奇，于是给这篇论文打了C，理由是这个想法“毫无现实意义”。
Gregory不服，谁说没有现实意义的？我这就试试让它通过。
他给每个州的参议院都写了信，提醒他们，还有一条宪法修正案等待他们的决定呢。
1983年，缅因州的参议院偶然看到了信，觉得这条修正案虽然看上去意义不大，但毕竟程序还是应该走的。于是，缅因州议会通过了此条修正案。
1984年，科罗拉多州表示赞同。
同年，怀俄明州一名参议员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了一则趣闻，听说有一名法学院学生呼吁各州通过第二十七修正案。参议员觉得这事挺有意思，回去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州已经通过了这条修正案，只是大家没留意。。
1985年，又有五个州的议会通过了二十七修正案。有个学生提出修改宪法的故事，在政界一传十，十传百，其他州也纷纷效仿。
到1992年，已经有38个州批准了这条修正案，达到了四分之三州的要求，第二十七修正案正式在全国范围生效。
如今，如果您打开美国宪法的维基词条，上面会写着“最近一次于1992年修订”，
没错，那就是第二十七修正案，
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那篇拿了C，被批评为“毫无意义”的期末作业。
相关链接：
How a C-grade college term paper led to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国外有哪些名字「野鸡」但是不错的大学？

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一家壕气冲天，常常包下飞机接送学生的中部地头蛇大学，
就因为译名的缘故，经常被问起是否开设宗教学专业。
同理，圣母大学的同学也经常被问到这类问题。
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我了解这个学校是因为最近它们和清华开展了法学硕士的联合培养项目，
这间大学的法学院五脏俱全，算是四平八稳。
但这个名字吧，英文还有“庙”的意思，中文听起来有种普天同庆的雀跃感，
总觉得像是去逛庙会。
维克福里斯特大学/维克森林大学 Wake Forest University
一件人文类专业很有积淀的学校，输给了翻译，
音译的话，没有存在感，意译的话又让人觉得是个林业专科学校，
实在不行，破罐子破摔，翻译成“唤醒森林大学“试试？
西北大学/东北大学/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
第一个是真牛校，第二个的法学院是刷排名狂魔，最近被美国酒吧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酒吧协会是段子，实为“美国律师协会”）警告了，第三个真的是山寨==
华盛顿和李大学 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
声誉相当不错的学校，法学期刊水平很高，
但不知为何一看中文名字瞬间出戏了：
华盛顿和李（云龙），一个是落英神斧，一个是意大利炮。
施瓦兹莫尔学院/鲍登学院/米德伯里学院/波莫纳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他们都是以我当年的SAT水平想都不敢想的顶尖文理学院，
同样是败给了乱码一般的音译，
让人联想到当年可口可乐被翻译成”蝌蚪啃蜡”的惨剧。
更别提广为人知的“高露洁学院”了。
达特摩斯大学/达特茅斯大学 Dartmouth College
是我高中时期的梦校，常青藤之一，
但被中国同学称为“禅院”，大概是因为和达摩祖师一派的，
而另一个译名，达特茅斯，又有种“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联想。
还有一个因为文化差异无故躺枪的学校：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属于加州公立大学体系中相当不错的一所学校，常被作为申请伯克利时的备胎，
但因为“巴啦啦小魔仙”的联想和UCSB的学校简称，经常被以为是用来搞笑的。
作为法学院学生，面对咨询的法律问题不确定，如何答复比较妥当？

类似的问题，我请教过一位久经沙场的律所合伙人，
“如果潜在客户向律师咨询问题，而律师不知道答案，应该如何回应？”
我们就这个问题聊了半个多小时，总结一下，就是：
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不知道，
而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之后说的话，能够体现律师的能力和风格。

承认自己“不知道”，一是对客户负责，避免客户稀里糊涂接收错误的法律建议，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自己的保护。
在美国，律师如果用错误或者与案件事实驴头不对马嘴的法律依据提起诉讼，不仅会输掉官司，还可能被法院依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第十一条加以制裁。制裁手段轻则警告，重则罚款，甚至可能会被吊销从业资格。
例如，在Christian v. Mattel, Inc.一案中，原告律师就因为对专利相关法律理解错误，草率提起诉讼，且引用法律和准备的证据根本不相关，结果被法院开出50万美金的罚单，用以补偿被告莫名其妙被卷进官司带来的损失。
另外，如果律师因对法律的不了解给出错误的法律意见，并被证明存在过失，则属于“不当执业” (malpractice)，很可能面临客户的起诉并收到处罚。
作为律师，一知半解就乱拍胸脯的话，不但可能被打脸，钱包可能也要出血的。
承认“我不知道“，然后呢？有水平的律师不会这就算了，可能有以下几种回应：
1. 我不知道，但我有办法去弄明白。
作为学法律的，纵使法律知识积累深厚，也总免不了遇到自己不熟悉的细分领域，这时候，就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分析这个问题的能力。
例如，前一阵我在准备一个强奸未遂案的量刑听证，根据明州的法律，也就是大明律，强奸犯在刑满释放之后必须面临为期十年的“有条件释放”，也就是在出狱后还会受到持续监督。
这一条，针对的是强奸犯，那么对强奸未遂犯有没有这个要求呢？
我问有经验的老前辈，对方愣了一下，说这个法律是这几年才有的，我也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有这几种办法弄明白”
可以在Lexis, Westlaw之类的数据库检索相关判例，看本州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判决；
可以看看立法部门的立法解释和会议记录，看看立法时议员们有没有讨论“未遂犯”的问题；
可以看看同类型的法律，比如看看其他哪些罪名也有“有条件释放”的规定，而这些罪名下的未遂犯是否同样适用此条规定...
这样，不就有一条系统可行的方法去弄明白了嘛。
2.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谁擅长这个领域。
不同律师之间，虽然会有法庭上的厮杀，会有对案源的竞争，但也有合作，会互相输送案源、互通有无共享信息。
和我讨论问题的那位合伙人，擅长的是反集团诉讼和医疗纠纷。今天遇到个关税问题的案件，他就会琢磨了：说句另请高明吧，真不是谦虚，我把一个自己做起来费劲的案子，推荐给擅长这个的人做，到以后，他再遇到集团诉讼案子，再让我来接，这样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不是两全其美？
大家可能觉得这样太理想化了：哪有这么多活雷锋？
但这种互相引荐的机制，在美国的律师行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自己做起来可能没有任何收益的案件，让给别人，收获了人情，打开了渠道，这本帐这么算还是划算的。

3. 我不知道（您提的法律问题），但解决您面对的问题，还有别的法律渠道。
也是工作上的事：有这么一个人在服缓刑，缓刑期间，有要求说不能持枪，
有次此人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下来了，警察在他的车后座上发现了一把枪。
枪放在车里算不算持枪呢？
这个问题，我其实在专栏文章里写过，没想到居然在现实中遇到了，我很兴奋，真是撞枪口上了，于是洋洋洒洒准备了一篇备忘，拿去给老板，论证为什么在车里放了一把枪也算是持枪。
老板说，这个论证很好啊，引用的判例也丰富，但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你看，车后座不是还坐了一个人嘛，
那个人不是他当时的犯罪同伙吗，
缓刑条件里，不是还有一条，要求他不能和之前的犯罪团伙成员接触吗，
这不直接就能证明此人违反缓刑要求了，干嘛非要揪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费劲呢。
对啊！
我之前就想着，要将此人送进监狱，必须回答“车里面放枪算不算持枪”的问题，并花了大力气去试图解答这个不确定的问题，
却一叶障目，没有意识到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还有更加直接，简单的办法。
对于解决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也是这样。可能你无法回答其中一个相关问题，但你能用别的方式达到同样效果，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简言之，遇到题目所说的情况，您可能有以下集中回答：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我有办法去弄明白。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介绍个人给你，他应该能解答这个问题。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您这个问题啊，其实用这个办法也能解决。
--
当然，别提法学学生了，就算是执业律师，在签订正式的代理协议前，都没有义务解答任何具体问题。
如何评价《我的战争》这款「旅游」病毒宣传视频？

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这首歌创作背景是什么？
我们的爷爷辈，没吃了几天饱饭，没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又顶着头上飞机没日没夜的轰炸到异国他乡，
冬天穿着单衣单裤，一口炒面一口雪，叫是炒面，一点油星都没有，就是粗粮粉末干往嗓子里倒，
不管是内战老兵还是新兵蛋子，怎么可能是不知道战争有多残酷？
军队里，厌战情绪是有的，不是光空谈主义谈理想就能解决，
于是有了这么一首歌，大家一听，哦，保和平，为家乡，保卫自己的老婆孩子爹和娘，
于是身上就又有了力气，也不害怕了。
因为身后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是风吹稻花香两岸。
至于占领别人的首都，本来就不是这场战争的意义，
而真正到了汉城的人呢？入城是一片焦土，出城，则是第五次战役的失败，
志愿军轻敌冒进、后勤线脆弱的痼疾集中爆发，离开了北朝鲜的山地后，火力的差距在开阔地带彰显出来，
60军180师被打没了番号，大部队开始“化整为零”撤退。
什么叫“化整为零”？跑一个算一个呗，大批伤员，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救助，也没有车辆转运，很多人就这样被抛弃在了路边，这些事情，我听我的姥爷，经历过第五次战役的老兵，亲口讲起过。
汉城，对于志愿军老兵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伤心地。
幸存下来的部队，痛定思痛，忍辱负重，
于是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国防，开始重视制空权，以制空权保障后勤运输；开始重视野战医疗，给很多伤员带来生的可能；我们不因占一座城而骄傲，不因失一座城而绝望，而是始终在战争中思考，如何更好保卫国家？
这部宣传片的编导，如果要采用旅游主题，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是这样的：
秋高马肥，自古以来都是用兵之时，
但如今重阳登高，但见山谷间层林尽染，山脚下风吹麦浪，青砖小屋炊烟袅袅，村口池塘顽童光屁股嬉戏。
不见旌旗蔽天，不闻喇叭声咽火炮声隆，
”我的老战友，你看到了吗？”
可以是这样的：
先是高铁，再倒飞机，从豪华空调大巴变成了吱吱嘎嘎前苏联造的旧车，
车窗外的山路也愈发崎岖，
车上一行老者，毕竟有了八九十岁的年纪，路途一长，都开始东倒西歪打瞌睡，
但不知谁说一声到了，
一车人忽然坐直了身子，一丝不苟地整理衣领，袖口，正了正胸前的勋章，
镜头拉近，老人的双目虽然已经有些浑浊，但仍挡不住眼中透出的一股不怒自威的英气，
眼眸中，苍松翠柏环绕着一面国旗，国旗盖在棺木上，
当地导游要搀扶老人下车，老人只是摆摆手，踉踉跄跄，却又坚定地走上前去，
“我来了，我来接你，回家！”
可以是这样的：
青年人第一次出国旅行，在一处青旅和异国的朋友天南海北拉家常，
带着三分酒，说起自己家是干什么的，
“我爷爷是韩战老兵”
“我爷爷也是，不过在另一边“
双方都一时有些尴尬，也不知是谁，先试着咧嘴笑一笑，然后摊开手，
“这世界真奇怪，可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尽付笑谈中。
这才是那场战争的意义。
--
写这个答案的时候，想起我的姥姥和姥爷，他们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
姥爷是第一批入朝的，从跨过鸭绿江，一直战斗到停火，
他说，这辈子做对了三件事，
一件是参军，第二件事娶了个好老婆，第三件每次说都有不同版本，
我可不觉得，他说第一件做得对，是因为打打下多少城池，消灭了多少敌人，
这个世上，还有更多值得战斗的东西。
好大学对未来很重要么？

对我个人来说，还真挺重要的。我是一个脸皮很薄，挺在意别人言语的人。也许这样拿一个学校的招牌扯虎皮拉大旗，才能很自然地说选择现在的路径是因为自己真正喜欢，或者因为认为做这样的事情有意义。
而不担心被人说“这人混不下去了才怎样怎样”或者说这人嘴硬，打肿脸充胖子。
一点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