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电影越来越受欢迎？

话题应该从80年代说起，80年代中后期大量录像机录像带涌入内地，录像厅这个新事物出现在大家面前，那时候的年轻人发现了一个精神新大陆，所有电影都在视觉、制作上明显高于国内电影，《英雄本色》《赌神》《A计划》《警察故事》这些电影在录像厅里称霸了十多年。
而美国大片从1994年开始进入内地，《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六个城市上映，最终票房2500万，1995年《真实得慌言》上映，票房1.05亿，这些电影让国内观众一下子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很多人搞不清楚那些出现的飞机、大炮、爆炸、车祸是真还是假，在纯以道具制作电影道具的年代，中国观众被看懵了。
那么美国电影到底好在哪里？很多人下意识会说“大制作”“刺激”等等，1995年是什么年代，中国电影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已经亏损5年了，亏损一年比一年大，明明市场在卖钱，《真实的谎言》黄牛票在1995年炒到80一张，《红番区》票房9500万，算引进片。
当时市场化中国电影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5000万，反战电影《红樱桃》以全裸后背为噱头卖了4000万，这时候中国电影和国外电影区别开始出现了。
那就是引进电影卖座的必然是视觉大片，国产电影必定是以文化为内核，可是那是什么年代，90年代一个全民不自信的年代，西方文化汹涌进入，全民鄙视本土文化，柏杨抄袭的书《丑陋的中国人》大卖，本土卖的最好的书就是《厚黑学》。
在视觉上我们拼不过好莱坞，在文化上我们越来越不自信，这种文化不自信至今还在，不只是文化，还有工业产品，科技产品，政治结构，诋毁中国在今天仍然可以圈粉。
电影在中国被赋予太多意义，什么是电影，为什么要看电影，被太多人赋予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可电影就是娱乐，其次是教育。
如果想学习，想了解一段历史或者新闻事件，书是最好的工具，两个小时的电影如果单纯教育，肯定会被观众嫌弃。
可是电影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负担，视觉类电影拼的就是工业，中国曾经有这样的工业基础，以长影为主要模式的中国电影，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但是从90年代开始这些电影厂面对市场选择的不是改变，而是等待死亡。曾经有句话“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国营电影制片厂们不知道怎么改革，编剧上的限制让曾经的中国电影厂们纷纷倒在市场面前。
而文化不自信，让当时的中国电影人把电影评断的标尺，交给了欧洲，那就是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为首的欧洲电影节矩阵，成了中国电影人出头的标尺 ，这个标尺是以欧洲政治形态和传统价值观为标准的，戛纳喜欢反社会、反体制、揭露社会阴暗面，柏林喜欢政治体制思考，威尼斯喜欢先锋意识形态。
欧洲电影节也在中国开始扶持自己的文化追随者，王小帅、贾樟柯、张元、娄烨这些导演开始拍摄西方标准的电影，他们曾经是90年代到新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影，但是市场从未接纳他们。
市场接纳的是冯小刚、姜文、周星驰这些以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导演，他们的作品有多少人谩骂，就有多少人喜欢。
从1995年到2020年，几乎所有的引进大片，卖座基因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视觉，偶尔几个爱情片会过亿，视觉永远是主流。
中西电影文化到底哪里不同？
先看欧美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的不同，文化产品内核不过是原有国家哲学观的延伸，。
这些年来中国文化产品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西方哲学观来写中国社会百态。
西方哲学观继承自柏拉图，社会观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学观和中式哲学观的不同，导致个体与群体关系之间关系不同，让西方小说主人公只适合西方社会存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观，其中的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诞生在希腊社会盛行的众神崇拜，盛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发扬于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假说的延续，并且在其理论上继续添砖加瓦。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个人对于群体远离，才能保持个人清醒与立场，不被以神信仰为主题的社会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对神的存在。
在西方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分封制的神权时代，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的团体格局，群体以上帝为主要崇拜对象，任何质疑神存在的人，都将会受到极端惩罚。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用直观映像质疑神的存在，个人和对群体理性的半脱离。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家成长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还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战后基督教开始被现代社会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学和神权社会的对立关系依然如此。
而西方自文艺觉醒（所谓文艺复兴）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说的主角是独立于群体之外，个人永远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说，主人公永远都是孤独的，群体对于个人，大部分小说里都是群体愚昧，个人独醒。
宗教带来的原罪理论和拯救理论，仍然影响着西方，所以西方的小说是柏拉图理论和宗教理念的复杂混合体。
中国永远都是另一个景象，儒家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社会的影响，不必晦涩的映射群体的无知愚昧，儒家的核心哲学不是去质疑神，也不必脱离群体才能保持清醒，而是直接进化到，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然后进入群体管理结构中改造群体。
中国人不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通过基督山伯爵式的奇遇改变自己，而是相信通过一番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后，才能进入管理层，改变国家与群体。
所以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个人融入小团体，然后进入大团体取得地位。
《水浒传》是无数个体组成大团体试图改造社会。
《三国演义》是个人直接领导群体，改变国家命运。
《红楼梦》是一个小群体与大群体的关系。
今天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仍然占据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仍然影响政治与经济，大量人群依旧以基督教为主要凝聚手段。
大量小说作者依然保持自己独立于群体之外，这样才不会被群体意识绑架。
这都是柏拉图式假说和西方宗教社会矛盾的体现，群体对于个体超然的恐惧，其实就是宗教社会里对于哥白尼式人物的处理方式，宗教对于觉醒者的态度就是恐惧，然后毁灭，而哥白尼也正是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最极端的映像投射。
但是西方观众们喜欢哥白尼式的悲情，总期望有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但是自己却沉沦在宗教里拖着改革者的后腿。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中国永远都是个体要通过磨练和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的资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本质都是个体人物，通过磨难与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资本，进而改变社会的能力与地位。
中国人不需要哥白尼式的悲情，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其实没人理解，因为不需要，中国是盘古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改造自然，神农尝百草改善人们体质。
喜欢西方哲学的的人 在哪里都是孤独的，在西方是注定孤独，在中国是没市场，中国主流社会从来就没有神权社会，所有以质疑为主题的哲学观念都没市场。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在中国的孤独感也来自于此。明明每句都是人话，但是整个人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
而西方小说主人公，面对整个人群的非理性成为主流，群体的愚昧就是衬托主人公清醒的最好工具，同时脱离人群的人，比如是悲惨的，宿命般的孤独总是存在西方小说里。
可是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群体陷入神权的，中国人向来欢迎改革者，刘邦起义天下英雄来投，刘秀如此，曹操如此，李渊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亦如此，孙中山如此，延安亦如此，这就是中国读书人都希望能改变社会，并且不会因为神权和贵族群体压制而失望。

西方至今特权阶级仍然存在，中国在唐朝解决的问题 ，西方直到二战的大规模死亡，才解决贵族群体问题，而群体神权化，这个只解决了一半，社会却又被各种理念构成的群体绑架，西方小说里最终其实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立问题。
西方小说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才是主角一生要面对敌人，他们恐惧主角的力量，害怕他们改变社会，同时人群被各种舆论所引导，趋向与愤怒与无知。
中国不会这样，儒家社会影响的中国人，都是期望自己思想能改造社会，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里最基本的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成就事业，改造影响社会，个人引领社会进步，个人致力于改造影响群体，才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体现，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根本的不同，让中国这些文学家们走进西方文学创作路径里，但是又苦苦挣扎，找不到国人认可的方向。
莫言的诺贝尔奖，就是来自于其小说里面，个人与群体的对抗，这种从柏拉图哲学观衍生出来的东方小说，外国人自然一看就懂。
中国传统评书《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里面，都是个人进入群体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种基因根植于国人血液之中，西方小说永远都是少数人读物，就是那种哲学观在中国土壤极小。
欧美那种神权社会人群，在中国就是没有土壤，欧式哲学观诞生的文学土壤，会催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可是在中国，这种个人改造社会的，并且和群体融合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观是相互冲突的。
可是那些被西方电影喜欢电影导演，个体在群体面前的痛苦与无力，用西方的思考与哲学观去构造电影内核，这些电影在中国永远少数人坐在家里才能细细体味。
终于中国电影人面前那个横亘的大山变成过去，数字特效成了主流。数字面前有学习就平等，现在打开电脑，千万投资的电影特效已经可以追平同样千万的好莱坞电影，拼到最后还是文化内核。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同，《你好李焕英》里面家庭生活的穷困没有归咎与社会，《流浪地球》拯救人类不再是是一个人拯救世界，《战狼》群体协助才能改变命运，大多数电影里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按照中国人哲学延续。
中国电影终归要拍给中国人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