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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是国际熊猫节 ，关于熊猫你的了解有多少，熊猫为什么叫做「食铁兽」？它的战斗力有多强？

熊猫毕竟是熊开头的，从一则裁判文书中，就可以感受到熊猫的战斗力，参见（2016）云06刑终152号判决书：
2014 年，云南省盐津县村民王文林发现自家的羊被咬死了一只、羊圈旁有动物的脚印，于是设下陷阱用于捕猎动物。次日早上，王文林发现设套的绳子断了、陷阱旁有动物脚印，于是和弟弟王文才携带非法持有的火药枪和猎狗继续追猎。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本领再好，一枪撂倒，能咬死羊、挣脱陷阱的食铁兽，还是抵不过科技与火药。在放狗搜山后，王文林在龙台村郑家湾一竹林地旁边小沟里发现了这只动物，并在两三米外开枪将其射杀，结果发现是一只大熊猫。
如果在此时意识到错误、及时自首，尚且有可能争取到缓刑的机会，但王文林接下来的做法让熊猫展现出了「牢底坐穿兽」的本性：法院查明，王文林兄弟发现熊猫被打死，决定将其出售还钱， 号称有熊肉出售，在联系到卖家后将熊猫剥皮、剔肉，将将肉和四只脚掌出售并将大熊猫皮、胆、部分骨头藏在家中。结果，王文林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王文才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买家李克全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本案中，王文林辩称自己「属边远山区少数民族，法律意识淡薄」，请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二审法院认为这一情况在量刑时已作了考虑，量刑并无不当。另外，买家认定芝士熊肉而购买，并不影响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成立，熊也是濒危野生动物。（这是根据当时刑法所作出的判决，现在的对应罪名叫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需注意，如果有人在野外被大熊猫袭击而将大熊猫打死，这属于紧急避险，不承担刑事责任，人的生命和珍稀动物的生命放在天平上称量，舍熊掌而取人命也。但若是仅仅是为了保护较小的财产利益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就无法拿紧急避险作为免罪金牌了。
如果说王文林有哪里委屈的话，就是面对自家的羊被熊猫咬死的问题只能被动亡羊补牢、不能主动出击以绝后患。这样看来，国家还是很有必要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和保险制度，由财政出钱，给农作物投保，在野生动物造成损失时进行赔付。这一制度在云南、四川、湖北、广西等地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行，搜索「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就能看到不少相关报道。
熊猫吃席，国家买单，作为纳税人，心里还是很能接受的，谁叫它是熊猫呢？
一自然人持刀拦下送餐中的机器人，取走他人所有的食物，可能的罪名与罪数是怎样的？

基本可以排除抢劫罪。要构成抢劫罪，需要使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压制被害人，使其不能或者不敢反抗。假如机器人由真人实时控制，控制者因为担心被顺着无线信号追到控制室里拿刀砍，因此不敢反抗放下了饭菜，还能勉强沾上抢劫的边。如果机器人只是在执行既定程序、没有真人因暴力或暴力威胁而无法反抗的情况发生，就要往盗窃或者抢夺的方面做文章了。
考虑盗窃的话，需要考虑财物价格是否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一千元以上），普通的饭菜估计还达不到立案标准。但如果存在以下几种情形，还是有可能构成盗窃罪的：
多次盗窃 -- 具体来说，就是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题外话：之前新闻报道过的偷外卖现象，如果是惯犯，的确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入户盗窃 -- 长期租住的酒店房间、酒店式公寓在现实中也会被解读为「户」，如果好巧不巧，张三跟随着机器人进入了这样的酒店房间取走饭菜，属于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 按照学界观点，要构成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人需要具有随时使用的意识和可能性，既然题干中说了是在「持刀」实施取走饭菜的行为，应当认为是有这种意识的，总不能说「阿 Sir，我是修车的，所以带把刀仔在身上很正常」吧==
要成立盗窃的话，还有一个难点：盗窃指的是「秘密窃取」，公然拦下送餐机器人，还算是秘密吗？这就涉及一个刑法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存在「公开盗窃」这回事。张明楷说有，也有学者认为公开的盗窃叫做抢夺，应当成立抢夺罪，但张明楷又会说抢夺需要针对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各方大儒有不同观点，此处还有商榷余地。
题主还抛出了一个问题，「机器人未来是否可能可以被法律视为人」，放到这个问题下，就是可否认为机器也可能在面临暴力威胁时产生恐惧、不敢反抗，进而承认存在对于机器人的抢劫犯罪。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结合问题描述中「诈骗」机器的讨论来进行思考：之所以认为机器可以被诈骗，是因为机器处理任务的程序是人类意志的延伸，人类做出了「预先推定的同意」，同意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对应的行为。商家在编写程序时设置好了交易规则由机器执行，诈骗分子利用程序中的漏洞，让经营者误以为收到了特定信息（例如收到了优惠券）从而给付财物（例如办理退款返现），这种做法同样是利用了人的认知错误来非法获取财物，所以属于诈骗。
按照这一逻辑，机器人被抢劫也是有可能说得通的：假设有经营者出于对财产损失的担心，在编写程序时加入一条「如果面临被暴力破坏的危险，应当丢下所运输的饭菜开足马力赶快润回来」，这一规则令机器人的行为成为了人类意志的延伸。当张三持刀拦下机器人时，他实际上是在威胁破坏人类所拥有的财产，并利用了人类在编写程序时预先推定的恐惧心理，借此压制送餐服务经营者的反抗行为。
至于这一套理论能不能在现实中被采纳，就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了，只是提供一个思考方式供大家继续开脑洞。
真的有雇佣兵和杀手吗？

真的有，而且根据公开资料，就在我国，现在就有一位获得过世界级奖项的专业杀手已经刑满释放。像他一样专业的在野杀手，还有足足四个。
此处没有任何比喻象征意义，「杀手」指的就是由司法机关查明的，以获取经济报酬为目的剥夺他人生命（或试图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分子。
这个杀手天团，由以下五人构成：奚某安、莫某祥、杨某生、杨广某、凌某四。
他们是这样执行任务的：
2013 年 10 月，广西一名叫做覃佑辉的投资人参股了一家房地产企业，企业摊上了官司，覃佑辉决定花钱把这事给摆平（指雇凶杀掉起诉公司的原告）。于是，他联系到了奚某安，提供了目标的身份证复印件、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并一次性支付 200 万元的报酬，并许诺事成之后再给 100 万。
随后，奚某安将这单生意转包给了莫某祥，并支付了 100 万元作为报酬；
随后，莫某祥将这单生意转包给了杨某生，一次性支付了 27 万元并许诺事成之后再打过去 50 万；
随后，杨某生将这单生意转包给了杨广某，并支付了 20 万元作为报酬；
随后，杨广某将这单生意转包给了凌某四，并支付了 10 万元作为报酬。
随后，凌某四觉得就十万块，不值当的。
2014 年 4 月 28 日，凌某四通过覃佑辉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了目标魏某，在南宁市的一家咖啡厅中，凌某四告诉对方，有人要花钱买你的狗命，并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请魏某配合拍摄了一张双手被反绑的照片，用于发给雇主交差。
魏某配合了，但没有完全配合，在得知自己的狗命被层层转包交易后，他选择了报案。之后，覃佑辉和他的杀手天团被判处二年零七个月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虽然确实没出人命，但雇主和「包工头」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只是因为意志之外的原因（遇到这样一个梦幻组合、实际干活的人撂挑子了）未能得逞，构成故意杀人未遂。而最终半途而废的凌某四，则构成预备犯，同样没能逃出法网。这一出层层转包杀人闹剧，还获得了 2020 年度「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中的管理学奖，用以表彰相关成员在证明汇报关系层级过多会导致工作低效这一现象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据（2021）桂 02 刑更 1892 号减刑裁定书，由于奚某安「能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已经获得减刑，于 2021 年九月刑满释放。
希望这一次的经历也让他明白，不管是做什么行当，都要尊重管理学的规律，避免患上组织架构臃肿、汇报关系过于复杂、好几个领导指望一个员工吭哧吭哧干活的大企业病。
政教分离的美国，为什么在美元上印着“In God We Trust”，并且1956年国会正式通过法案将“In God We Trust”作为美国的座右铭？是否引起了违宪争议或诉讼？

确实引发过违宪争议，也有相关诉讼，就是 Aronow v. United States432 F.2d 242 (9th Cir. 1970) 一案。
本案中，一名公民起诉美国政府，认为国会立法要求在纸币上印刷「In God We Trust」字样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制定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而在原告看来，在官方货币上宣扬信仰上帝，就是一种将某种宗教视为正统的行为。
我个人觉得原告的主张有一定道理：每次用美元的时候，就被提醒一遍这是一个官方号召相信上帝的国家，那信仰玉皇大帝、佛祖、真主阿拉、飞天拉面神或者不崇拜任何神明的人，是不是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了威胁？
不过，法院没有认可原告的主张，认为国会的立法并不违宪。法院的理由是，这句口号并不是在宣扬宗教，而是在表达爱国情绪，并非是在鼓励某种宗教活动。（判决书相关原文： Its use is of a patriotic or ceremonial character and bears no true resemblance to a governmental sponsorship of a religious exercise. ） 判决还认为，这一口号承载的更多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价值（inspirational quality），而不是产生某种神学领域或者宗教仪式方面的影响（theological or ritualistic impact）。
Aronow 案中，法院的论证逻辑和更早的 Engel v.Vitale, 370 U.S. 421 (1962）案有类似之处：判断某项立法提及 god 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要考虑是否在强制民众参与某种宗教活动。
Engel 案中，纽约州一条立法引发了争议，该法案要求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开始学习前进行祈祷，鼓励使用的祷词中包含「全能的上帝」（Almighty God）这一表述。尽管立法号称学生可以选择不参加祈祷，但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判定这一立法违宪，认为拒绝参加祈祷的学生可能因同伴压力而被孤立，政府不得变相强迫学生参与宗教活动。
再追溯得更早一些，在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330 U.S. 1 (1947) 一案中，法院还提供了一条判断标准：要考虑提及上帝是在服务于宗教目的还是出于世俗（secular）目的，如果是后者，则与第一修正案禁止设立国教的规定无关。
Everson 案中，政府向教会学校拨款用于运营校车的行为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教会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活动中包含大量鼓励信仰上帝的成分，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支持就是在试图设立国教。而法院认为，接送学生上学放学是一种世俗活动，政府为世俗活动提供支持并不受第一修正案约束。需注意，虽然给教会学校拨款不受法律限制，但在Santa FeIndependent School Dist.v.Doe, 530 U.S. 290 (2000)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禁止了鼓励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性质讲话的立法，简言之，政府为教会学校提供物质支持可以，但不得直接鼓励宣扬某种宗教的讲话。
具体尺度如何拿捏，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历史问题。随着保守派的崛起，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基督教节日中活跃起来，例如特朗普就曾直接祝大家圣诞快乐，而非像前任总统一样使用中性的「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s）措辞。原则还是那个原则：法律禁止政府设立国教、允许出于世俗目的提及上帝，但对原则的解读却不断在变化，常看常新。
如何看待竞业协议被滥用的现状？

竞业协议的本意，应当是在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保守商业秘密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而现实中却变成了对劳动者的变相惩罚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但法律总是需要例外的，竞业协议就是一种对自主择业权的例外。
根据《劳动合同法》，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竞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在现实中，我却目睹过恰恰相反的情况：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和资源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充分利用规则规避竞业协议，例如名义上并不在 A 公司工作，而是通过亲友成立一家咨询/信息服务/新媒体策划公司 B ，然后自己和 B 公司「合作」，由 B 公司向 A 公司提供「服务」并获取报酬。至于需要担心五险一金、没有这种渠道和资源或者薪酬水平不值当大费周章进行操作的打工人，就没有这种「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的操作空间了，只能签下保密协议，成为了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并受到竞业限制约束。
另外，在一些热门行业，由于公司经营范围的扩大，竞业协议中的「竞争关系」也在无限扩大。拿互联网企业来说，一个内容起家的平台，同时做图文、短视频、直播、影视制作、电商、在线教育是很正常的操作。被「去肥增瘦」出来的短视频内容运营员工，根据竞业协议不能去给睿叔叔打工，况且有情可原，但因为表面上公司业务存在重合，就不让他去京东、东方甄选，就有点过头了。
对此，法院在一些个案中也意识到了现实的复杂性。例如，在（2021）沪01民终12282号判决书中，法院做出了如下说理：
互联网企业往往在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都包含了软硬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如仅以此为据，显然会对互联网就业人员尤其是软件工程师再就业造成极大障碍，对社会人力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也有悖于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本意。故在判断是否构成竞争关系时，还应当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内容及受众等因素加以综合评判。
本案中，一名万得公司的前员工（从事数据分析工作，月薪约两万元）与公司签订了竞业协议，随后加入 B 站担任算法工程师。万得公司发现后，要求前员工根据竞业协议离职前十二个月工资总额的十倍，而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一主张。
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强调，万得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其主要的受众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学术研究机构，而 B 站「主营业务是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即提供网络空间供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交流。其受众更广，尤其年轻人对其青睐有加」。法院认为，两家企业的经营模式、对应市场和受众人群都有显著差距，不应认为是在提供同样的产品或服务，员工从前者跳槽到后者不受竞业协议约束。
这样的判决，固然有助于纠正公司滥用竞业协议威胁、勒索员工的情况，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毕竟是一条成本高昂、耗费精力和时间的道路，在公司施加的心理压力面前，又有多少人能硬刚到底呢？
若是有读者今天看到了这篇回答，知道公司漫无边际定义竞品的话，不怂，打下去也有胜算，可能就会坚持一下；但也有的打工人不知道，被公司法务吓唬了一通，再对着公司经营范围一看，自觉得理亏，说不定就妥协了。还是需要形成更多的指导案例、司法解释乃至结合新的经济形势修改劳动合同法，让更多劳动者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把问题解决在协商和仲裁阶段，才更有助于扭转竞业协议被滥用的现状。
河南一男子在 BOSS 直聘上求职因户籍地不符被拒，职场中遇到地域歧视怎么办？

如果遇到用人单位的地域歧视，可以主张精神赔偿，今年七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指导案例可供参考，详见指导案例185号：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本案中，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发布岗位要求招聘董事长助理，原告投递了简历，简历中包含户口所在地为河南洛阳的信息。系统记录显示，原告的简历于 2019 年 7 月 4 日 14 点 28 分被被告公司 HR 查看，在一分钟内，HR 就给出了岗位不合适的结论，并留下了「不合适原因：河南人」的评论。
针对这一地域歧视行为，杭州互联网法院作出（2019）浙0192民初640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喜来登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损失共计 10000 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浙01民终736号民事判决中维持了原判。
判决强调，出生地域是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不应该基于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条件。
也许有人要问了：如果某项工作要求劳动者熟悉当地情况、了解当地风俗习惯、掌握当地方言等，是否可以将地域作为考虑因素呢？关键区别在于，用人到底到底是按照与工作内在要求密切相关的、后天可以获得的因素进行选择，还是基于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天因素进行选择。在问题相关的事件中，如果用人单位不能给出户籍所在地和工作要求之间的密切联系，求职者起诉公司的话，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在前述指导案例中，法院指出：「侵害平等就业权在民法领域侵害的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人格尊严，人格尊严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平等对待,就业歧视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严重的受侮辱感,对人的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因此，用人单位作为侵权方，应当依法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及合理维权费用的民事责任。
隐形的歧视，在职场和生活中难以根除，法律也有鞭长莫及之处；对于能落下证据的、明目张胆的歧视，法律还是偶尔能严肃一下、有点用的，可以参考本回答的指导案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3 条、第 26 条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赔偿。
三亚 00 后老板中秋「扣员工 50 %工资代尽孝」，此行为合法吗？如何评价这种「代尽孝」行为？

不合法，违反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可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
用人单位可委托银行代发工资。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事件中，劳动者又不是人在坦桑尼亚没有银行卡，不存在无法领取工资的情形，那就应当按人社部的规定直接打给本人。
那么，如果老板改口说这 50% 不是工资，而是两笔不同的钱，一笔是员工减半的工资，另一笔是专门打给员工父母的钱，这样合法吗？
同样不合法。
一方面，用人单位不能任意调薪。想要调薪，法律只给出了有限的几种情形情形：停工停产、生产经营情况变化（需要公司举证）、事先约定薪随岗变、与员工协商一致等。
另一方面，巧立名目改变工资支付的方式，也可能是为了降低社保公积金缴存基数，降低企业用人成本。中秋「尽孝」一次没多少钱，但如果此类行为不被及时制止，更多公司尝到甜头之后，就可能动更多的歪心思，把工资压低、以「孝心账户」的名义补齐实际到手额度，员工表面上一时感觉不到收入变少，但到了调整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被公司「偷」走了一大块经济利益。
就从尽孝这件事本身来看，这一操作也不妥当。
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家庭，父母只要知道孩子工作顺心、单位靠谱，心里面就很满足了。老板整了这么一出操作，反而让有的员工父母心里咯噔一下：这什么公司啊？老板跟土皇帝一样说扣工资就扣工资，看来不是什么正经工作。这样一来，公司的操作反而让父母更加操心。
如果真的想要尽孝，要不这样：直接在公司里摆个摊，开个爱心邮局，老板给员工家人们写封信，表示公司一切都好，再用员工的名义送上一封红包、备好一份礼物，用印着公司 logo 的礼盒发出去。这种尽孝方式，又有面子又有里子，员工高兴了，一起发力把公司的善举送上热搜，这不挺好？
除了要花老板自己的钱之外，可不都挺好嘛==
我爸和我说中国是人情社会，学法没用，我该怎么办？

在讨论法律有没有用的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两个极端。
一是认为法律是一种「魔咒」，一念出来就可以分开红海、起死人肉白骨、让资本家吓得自己拿起绳子往电线杆上爬；二是认为法律就是一个笑话，在绝对的威权和潜规则面前来看，只是像祥林嫂念经一样可笑。
这都不对，法律没这么有用，也没那么不堪，它不能阻止一切不公，但可以让对方心存顾忌、增加一点作恶的成本，而这一点点成本，有时就能给自己增加解决问题的斡旋空间。
举个例子：前一阵有个朋友遇到点事，已经签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公司不想续签无固定期限，他就开始念经了（有一定夸张化处理和脑补的成分，事情大概是这么个事情） ：
-- 根据《劳动合同法》，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出续订，那公司就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啊，你不会真的想要从第四十条找理由，说我上个月有三天没打卡下班就算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吧？让我康康，这个公司规章制定流程合法吗，还是领导昨天刚在群里发的？就算合法，你确认法院会认可？我这里也检索了一些案例，咋跟你说的情况不一样呢。。。
-- 你要拿第四十条说事，说我不胜任工作呢，我承认自己最近的确有这么一丢丢摆烂，但你也没有调整我的工作岗位或者进行培训啊，是不是你也要反思一下？
-- 好，谈一个经济补偿是吧，谈呗，没啥不能谈的，别忘了，算过去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时候也得把奖金加上。
-- 凭什么？因为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说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 你要觉得法律很可笑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把这个笑话讲给劳动仲裁庭，让他们听听好不好笑。或者咱哥俩也别搞这么麻烦了（在小纸条上刷刷写了几个数递过去），我也不指望严格按照法律拿个 2N 的补偿，各让一步，在 N+1 和 2N 之间双向奔赴一下。老板，你也不想再去麻烦法务跑一趟或者出了负面舆情找人删帖吧，看看这个数有没有得商量？
这样达成的结果，不能说法律完全赢了，最终拿到的补偿比法律规定的要低；但也说不上输，在尽可能少牵扯精力的情况下，拿到了一点毕业奖学金。
对很多打工人来说，问法律有没有用，就像是在问「国家机器有弹道导弹和隐形战斗机，我手里攥着把小手枪管不管用」、「歹徒人高马大的，我带着防狼喷雾有没有用」、「窃格瓦拉千里不留瓶，是不是买车锁也没有用」。确实，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用法律武器跟对方殊死搏杀可能也会落败，但毕竟有的时候能让对方犯个嘀咕 -- 真要闹这么难看吗？就算我能 neng 死对方，溅自己一脸血、咬崩两颗牙，是不是也不这么划算？
能让对方动这种念头、坐在桌上谈判，已经算是有点用了。如果终归不能「上头有人」，那脑袋里装着点法律知识，也不是坏事。
辛巴发长文爆料很多网红明星卖过同款假燕窝，如属实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哪些影响？后续进展会如何？

要讨论卖假燕窝法律后果，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带货主播到底是什么人？是广告代言人，广告主，还是广告经营者？
答案并非显而易见，电商直播模式产生了一定的模糊地带。
广告代言人，指的是「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带货主播拍着胸脯给产品质量做担保、做出正面评价鼓励观众购买，符合广告法对广告代言人的定义。（有内容平台的法务曾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创作者只是分享和产品相关的知识、介绍产品参数、分享使用体验等，并不一定属于广告代言人；但在电商直播的环境下，主播难免会营造气氛、鼓励大家积极购买，这就属于对商品做推荐，更加接近广告代言人的定义了）。
广告主，指的是「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广告经营者则是接受委托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电商直播行业实践中，一些知名 KOL 并不仅扮演了推销员的角色，也在推荐自己参股的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像是辛巴这样有「家族」的 KOL，则利用所签约机构的其他渠道资源承接广告的设计和制作，用行话来说，就是通过旗下账号矩阵，提供定制化的营销解决方案。例如，在辛巴卖假燕窝事件中，广州和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辛有志，也就是辛巴）的主播「时大漂亮」在直播间进行推广，辛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广告经营者。还有的网红明星不仅制作广告，也经营自己的的产品，例如李子柒，身兼广告主的角色。
广告代言人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不一样，广告代言人的责任一般来说会更轻。如果出现了虚假宣传，广告代言人只有在发布了「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发布广告，并造成消费者损害，才应当和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简单理解，就是对于虚假广告，广告代言人更容易撇清干系全身而退）。
假如的确有其他网红明星卖了假燕窝，把自己的身份往「广告代言人」定义上去靠拢，并表示自己很傻很天真不知道产品质量问题，是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但这并不一定符合互联网内容行业的现实情况 -- 和纸媒、电视时代不同的是，电商带货时代，KOL 往往也深度参与了营销策略的制定和相关内容的选题、制作、传播推广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看板娘 / 看板郎。
法律和监管制度需要不断调整以应对新的情况。在老老年间、郭德纲代言藏秘排油的时候，法律还没有对广告代言人提出承担连带责任的要求，明星并不需要对虚假广告承担法律责任；后来，新广告法加入了对代言的约束，但又遇到了电商直播的新形势，代言人和广告经营者、广告主身份难以区分。
辛巴的「爆料」真实性尚未可知，网友也没法键盘断案，但暴露出的问题，也的确值得进一步思考，不失为讨论新型明星代言行为的一个契机。
我创造的ai创作的艺术作品，版权属于谁？

A 用木材、纤维和金属制造了一根画笔，B 合法购买了画笔，用这支画笔绘制了一幅画，B 享有对这幅画的著作权。
A 开发了一种算法，B 在得到 A 授权的情况下，利用这一算法结合自身输入的参数生成了文字或者图画，那么，能不能运用画笔例子的逻辑，认为 B 享有作品的著作权呢？
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首先得确保创作出来的是个作品。
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指的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需要有人的智力因素参与创作过程，而不仅仅是点击按钮执行了一下算法。
假设存在两种情形：
情形一 - A 开发了一种程序，B 只要点击按钮，程序就会自动生成一幅画作；
情形二 - A 开发了一种程序，B 可以输入一系列描述性的词汇（如「和刘亦菲换脸的马前卒、长着猫耳的特朗普和性转版的拜登在黑色敞篷车上多人运动」），并发挥一定的创造力，设置参数为程序输入指令（如要求程序更多地参考野兽先辈的作品进行学习、并要使用五彩斑斓的黑色背景）。
上述两种情形中，法院认为情形二所生成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更大，抛开公序良俗问题不谈（虽然的确很难抛开==），情形二所生成的作品有更多智力因素的参与，能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而不仅仅是程序自动运行的结果。
另外，作品还需要具备独创性。
AI 和 AI 不能一概而论，各种美图软件上的「AI 一键美化」功能也是宣称自己是 AI，利用 Diffusion 模型绘画也是 AI，假设还有三种情形：
情形三：A 拍摄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一幅油画，拍摄时用相机 app 自带的 AI 一键美化功能进行了处理；
情形四：A 拍摄了《蒙娜丽莎的微笑》，用 AI 修图软件进行了夸张的处理，手动把蒙娜丽莎改出了锥子下巴、肤色雪白的上巴和动漫人物一样的卡姿兰大眼睛，将进行图片处理的过程录制成视频，命名为《小红书上的蒙娜丽莎》讽刺网红过度修图行为；
情形五：A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以达利的画作为素材炼丹，形成了生成达利风作品的算法，利用这一算法，画出了达利风的蒙娜丽莎。
以上三种情形中，恐怕司法界也会认为四和五具有更强的独创性（而不是对他人作品的简单记录），认为新作品的作者可以在不侵犯原著作权人权利的情况下使用该作品。
综上，如果 AI 的使用者能够在使用 AI 生成作品的过程中投入了一定智力因素，且作品不仅是对现实的简单记录，而是包含着思想表达、具有独创性，那么使用者更有可能获得所生成作品的著作权。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你认同吗？现在的环境背景适合取消吗？

个人浅见，寻衅滋事罪有两大问题：
1、将侵害不同法益的行为「缝合」到了一个罪名下，容易导致执法者笼统地将其适用于各类行为
2、对「公共场所」和「秩序严重混乱」定义不够清晰
还有一个关于寻衅滋事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而非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看似和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类似，但缺乏必要的司法解释，导致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和处罚权无限扩张。
先说第一点，我们来看看什么行为可以构成寻衅滋事，这些行为又主要侵害了哪些合法利益：
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人格权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侵害他人财产权、影响他人使用公共服务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破坏公共场所秩序
试问，以上哪一点不能「对症下药」吗，何必要概括为一种罪行？
举个例子，在美国法律中有以下四种罪名：
「袭击罪」（Assault）：进行令他人担心受到身体伤害而心生恐惧的行为。袭击罪不需要真的把人打伤打残，用砂煲大的拳头配合威胁式语言恫吓他人也算。
「恐惧威胁罪」（ terroristic threats）：威胁要对他人进行暴力犯罪，使他人受到恐吓，或者导致他人被迫逃离公共建筑、公共场所、车辆或者公共运输设施，或者给他人的社会生活造成其它不便。如果没有亮出砂煲一样大的拳头，只是威胁称「放学别走，看我不 neng 死你」，导致他人吓得不敢住校慌忙逃跑，就可以用这一罪名安排而非袭击罪。
「破坏财物」（damage to property）：不以占有为目的破坏公私财物。乱涂鸦、零元购过程中打砸之类的破坏公共设施行为理论上也算，现实中抓不过来，各州一般都会有 500-2000 美元不等的涉案金额门槛。
「破坏公共秩序」（disorderly conduct）：字面意思。例如，大明律（明尼苏达州法典）609.72 的表述是实施「令人受惊、激怒他人、挑拨他人进行袭击行为或者破坏安宁的秩序」（alarm, anger or disturb others or provoke an assault or breach of the peace）的行为。
一码归一码的立法，虽然仍不能完全避免选择性执法和动辄适用「口袋罪」的问题，但至少从形式上更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也能更有效地指导社会成员规范自身行为，而不是担心一切行为都能往寻衅滋事罪这个框里装。
不过，即便将寻衅滋罪拆分成多个罪，涉及破坏公共秩序问题时也难免会遇到定义模糊的问题。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这样的司法解释，虽然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但依然赋予执法人员较大的灵活性。
涉及网络这一公共空间，模糊之处就更多了。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和网络诽谤行为入刑有浏览量、转发量的要求（转发五百次）不同，在网络上起哄闹事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严重程度。
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更是在没有判断标准、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一路狂奔。仅从文本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与刑法的寻衅滋事构成要件类似，但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一个核心区别：
根据司法解释，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要求具备主观恶意（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等），而常见于新闻报道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似乎更多地取决于客观影响，或者说是给执法人员主观想象的客观后果、造成执法人员主观上觉得不舒服这一「客观后果」。
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三个场景：
场景 1: 几名纳粹思想信徒在微信群约定「找点乐子」，故意身穿党卫军服饰来到俄罗斯餐厅，要求在餐厅演唱的前苏联退伍军人与其合影并四处炫耀；
场景 2: 一名就职于永不变质的视频内容平台的动漫爱好者，为了庆祝新番上线，身穿 JK/DK 服饰上班，搭乘地铁时，旁边一名乘客联想到今天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送上天的日子，上前质问为何要在这个日子穿日式服装；
场景 3：一名普通肥宅终于决定出门走走，打开衣柜发现三年多没买衣服，只有一件学校发的印有 Minnesota Law 字样的文化衫，于是胡乱往身上一套就去了商场。商场门口的辅警正在看关于佩洛西窜访的新闻，对美国人咬牙切齿，看到有人居然在这个日子穿着一件宣扬大明律的衣服，气不打一出来，感觉受到冒犯，其它路人则无动于衷。
试问：何者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
看上去都是一件衣服的问题，但主观恶意和客观影响截然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法律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地方了。
苹果因搜包耽误员工下班赔偿 2 亿，如何看待苹果公司这一行为？法律角度该如何解读？

此事体现了集体诉讼的一个优势：对于少量多次、事实相似的侵权行为，能够积少成多，摊薄诉讼成本、提升原告的谈判地位。
大家可能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你迟到一分钟，全班四十个人就耽误了四十分钟。这句话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对于公司来说倒也成立 -- 假如让一名员工每天花 10 分钟时间不带薪排队接受检查，全公司在加州有将近一万五千名雇员，一天就少发了 2500 个小时的工资，哪怕按加州一小时 16 美金最低工资来算，一年 260 个工作日就省下了 1040 万美金的开销。律所在组织起诉时非常机智，将一个关于隐私权、难以量化的问题，转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拖欠加班工资问题，为员工参与诉讼提供了经济激励。
这笔钱看着不小，但要是让员工一个一个自己去请律师仲裁、起诉，又能劝退不少人。
集体诉讼提供了一种摊薄成本的方式：律所贴出一张召集令，凡是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和事实背景有相似之处的，就可以申请加入原告团，事成之后有肉一起吃、有钱大家分。绝大多数时候，原告并不需要支付一分钱的律师费，律师可以在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时约定自己的报酬。
这又涉及集体诉讼的另外一个优势：能以打促谈、为员工提供了团结起来和公司谈经济赔偿的筹码。2020 年，沃尔玛 4000 余名怀孕员工集体起诉公司，认为公司没有为孕期员工提供福利设施，沃尔玛选择花 1400 万美金和解了事，避免诉讼可能产生的高额惩罚性赔偿。在 Wal-Mart Store Inc. v. Dukes 一案中，代理律师甚至试图组织起人数高达 150 万人的超级原告团，让全美国所有沃尔玛员工就工作条件问题起诉公司，虽然最终因为侵权事实不具备足够的相似性被法院驳回，但也足以让公司出一身冷汗。
在美国，原告团体满足了以下四个要件，即可以进行集体诉讼，可以向法院主张允许组成原告团：
1 众多性（Numerosity ）
如果原告人数较少，可以比较方便地作为共同原告一同参加诉讼，但当潜在原告人数众多、人数不确定的时候，再让大家一起出庭，法庭就要被挤爆了，原告之间的沟通也会非常困难。这时候，选出部分原告作为代表进行诉讼，其他人坐在家里等着拿钱，就是一种更为经济合理的选择。
2 共同性 （Commonality）
要进行集体诉讼，必须要保障原告团中每一个人提起诉求的事实和法律基础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达成可以适用于全体原告的判决。一个反例是Castano v. The American Tobacco Co. 案。本案中，众多烟民起诉烟草公司，认为对方没有给予足够的健康警示，而法院最终叫停了集体诉讼。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们来自不同州，各个州对于侵权的法律规定不同，而且各位烟民们的身体状况和烟龄差异较大，不具备共同性。
3 典型性（Typicality）
这一点是针对原告代表而言的。之前提到，在美国的集体诉讼中，只有少部分原告作为代表参与诉讼，其余绝大部分原告除了同意加入原告团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做。而为了避免少部分人出于私利，让其他人「被代表」，法院要求原告代表们的诉求能作为典型，反映出其他原告的情况。
4 充分的代理关系（Adequate Representation）
这一条和上一条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在集体诉讼中，原告代表必须要充分体现被代表者的利益，因此需要排除利益冲突，而且给予不愿意被代表的原告们撤出诉讼，以个人名义另行起诉的机会。
对于此次苹果面临的集体诉讼，虽然实体层面的法律问题依然有争议，但在程序层面，至少法院并不否认加州一万多名员工符合集体诉讼的要求，这就足以给公司施加威慑力了。
新闻报道提到，苹果公司最终支付了 3050 万美元赔偿一万五千名员工，平均一人能分到 1328 美金，若不是因为可以搭便车跟着同事们一起起诉，又有多少人愿意单枪匹马为了这几个钱挑战大公司呢？公司又怎么会如临大敌破财消灾呢？
打官司要8000块钱律师费，可否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如果官司输了，律师费要退回？

不建议这么做，这样容易招来机会成本极低的不靠谱律师
换位思考一下：有稳定案源、背靠优质团队的律师愿意接这一类委托吗？可能是愿意的，但前提是如 @黄小牛 所说，以更高的律师费作为补偿，一部分钱是服务的成本，一部分额外的钱实质上相当于一种胜诉保险的「保费」（只是类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
如果既想要风险代理，又不想提供额外的补偿，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呢？
能力值八千块的会犯嘀咕：万一接下来了发现一堆坑，证据也有问题，又发现了新的不利事实，罗圣来了也要摊手感叹「咪一鸠样」（粤语，不是还 TM 一样没戏的意思），算了算了，说句另请高明不是谦虚。
能力不值八千块或者本来也拉不到活的，才会稍微动心思：抡一脚试试看，万一成了呢？
市场是有效的， 市场能提供优秀的匹配机制，如果又想让对方承担风险、又不想提供对应的补偿，市场会自己找到平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此类约定也可能扭曲服务提供者的激励机制，遇到困难摆大烂。
诉讼不只有输赢，还可能有小输，中输，大输特输。输了，但赔偿金额可以接受，是小输；输了、要还钱，但律师好歹帮忙把罚息给砍下来一些，中输但损失没这么大；输了，而且自认了一堆不利事实，对方之后还能追着打继续就其他问题提起诉讼，近乎大输；输了，一怒之下咆哮公堂，不厚道的律师叉腰看戏暗暗期待法官帮忙教做人，让客户喜提了银手链，特输，输麻了。
若是按照律师提供的服务来计费，在假定律师有基本职业道德前提下，还不至于化小输为特输，但若是反正也拿不到律师费了，律师干啥都「咪一鸠样」，就有可能堂而皇之摆大烂，事情就有可能往大输特输的方向发展。
这也正是学界对风险代理制度的常见批判：激励机制的变化有可能扭曲行为，带来道德风险。
话又说回来，风险代理在我国虽然有限制（比如婚姻、继承案件不能风险代理，免得律师为了胜诉亲自下场拆散家庭、为了获得更高收益而采取不道德行为），但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选项，如果把针对风险的补偿给到位，也不是不能谈，要加钱而已。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芯片与科技法案》，这会带来哪些影响？我国该如何应对？

事情要做，经也要辩，该法案构成了 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简称 SCM）中「可诉」（Actionable）的补贴行为。
先来看看定义，WTO 将以下四种行为定义为对行业的补贴：
1、直接打钱（例如提供一笔财政拨款）
2、潜在的资金转移（例如通过先向行业借款再免除还款义务的方式间接打钱）
3、减免税费
4、政府采购产品或服务（除去电力、自来水等基础设施）
需注意，在 SCM 的框架下，不是所有补贴都会被一竿子打死。如果一项补贴直接和出口挂钩（例如发布法案宣称「哪家公司能拿到一个亿外贸订单，政府再发三千万红包」），这种赤裸裸的出口补贴就应当被禁止，因为它本身就赋予了出口国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现实中，大多数补贴并不会这么头铁，像是这次的芯片法案，也没有明文规定参照芯片厂商的出口额度打钱（另外，美国还可以主张自己的补贴是针对科研工作的，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公司，这也给证明存在 WTO 所禁止的补贴提供了难度）。
不与出口额度直接挂钩的补贴，就落在了「可诉」（actionable）的范畴内：他国政府的国内产业若是因此受到了损害，或者在出口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则可以向 WTO 提起诉讼或者采取反制措施。
关于可诉的补贴，一个经典的案例是空客诉美国政府补贴波音案。根据 WTO 上诉机构所认定的事实，美国以华盛顿州税收减免形式向波音公司提供了价值至少 50 亿美元的补贴，使其在新飞机的研发工作中获得优势，对空中客车 A320neo 等机型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产生不利影响。而在更早之前，美国政府也曾起诉欧盟，称部分欧盟国家在空客 A380 和 A350 机型的研发中提供了超过 200 亿美元补贴。
这种「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反补贴法律战，最后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收场，WTO 认为双方对各自的航空企业都进行了补贴，并允许进行反制措施，可以合法向对方进行「报复」（例如美国可以对欧盟进口的空客飞机征收惩罚性关税，作为对欧盟提供补贴来主张空客竞争优势的回应）。
这样看来，中国潜在的应对方式是依据 WTO 的争议解决框架提起诉讼，并采取反制措施，但这一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波音空客的反补贴之战打了十五年）。除此之外，更需要国内产业真正能够加强内功，而不是在短时的政策刺激下迎来虚假繁荣，这就超出我能分析的范围了，欢迎各位从业者来谈谈。
外国外交人员有外交豁免权，不在我国法律适用范围之内，那么说外国外交人员在我国杀人是否有外交豁免权？

是，他国外交官即便在我国杀人放火，依然不受我国刑法管辖。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代表对接受国之刑事管辖享有豁免，且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中国作为公约加入国，也遵守这一规则，反过来说，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突突人，同样不会在美国蹲大牢。
为啥会有这样的制度呢？岂不是给外交官颁发了「杀人执照」？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说法，这一豁免的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领馆能代表本国有效执行职务」。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要让外交人员正常履行职务，就不能给各国政府罗织罪名将其逮捕的机会。如果外交人员真的有罪，应当交给所属国依据属人管辖原则追究其刑事责任。公约也提到了，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情况下，凡享有此项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定之义务，而不能为所欲为。
可能有朋友担心：那要是有个国家的政府从上到下疯球掉了，不在乎国际影响、不怕友邦惊诧，公然命令外交官当街行凶，我们就只能束手待毙吗？真要出了这种情况，普通人和警察照样可以使用武力将其制止，必要时可以当场击毙。背后的道理类似于面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行凶依旧可以正当防卫：客观上存在不法侵害既可以制止，不需考虑是否存在阻却事由。
结合最近局势，再补充一点：想要享受外交豁免权，首先得是主权国家派出的外交人员，从国际法和外事活动惯例来看，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台湾伪政权所派出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外交官」。对此，可以参考 2011 年的「刘珊珊事件」：
所谓「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刘姗姗，因强迫自己雇用的菲律宾女佣每天工作 16-18 小时、每周工作 6天并克扣薪资而受到刑事指控。刘姗姗宣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而美国联邦检察院认为所谓「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并非外交机构，刘姗姗亦不是外交官，因此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最终刘珊珊签订认罪协议，向佣人支付了八万美元赔偿并被遣送出境。
以上说的是刑事责任，在民事层面，外交豁免的就不这么绝对了。外交人员在他国拥有的私人不动产所涉及诉讼、外交人员以私人身份卷入遗产继承纠纷、外交人员以个人身份开展商务活动和其他职业活动引发诉讼时，就不能享受外交豁免了。要不然，往小里说可以买了房子不还贷款，往大里说可以欺行霸市非法经营，因为没有杀人放火这么直接，似乎又不值当专门动用外交手段进行抗议和反制，只能眼睁睁看着外交官在本国土地上当人上人，这是其他主权国家所不接受的。
外交部回应「是否针对佩洛西本人制裁」，称「该有的都会有」，这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看可以有什么。
对外国公民个人进行制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不得不说，这个命名方式还挺艺术的，强调并非主动挑事制裁，而是在他人犯我时进行反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至于可以采取什么反制措施，可以直接看第六条：
（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
（二）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四）其他必要措施。
哎== 其实弹药库里的存货也挺有限，基调依然是防御性的，需要找到受反制个人在中国境内的资产才能进行扣押，只能限制与我国境内的组织与个人进行交易。对于佩洛西来说，只要让她老公别炒大 A 股、别跟中国企业做生意，基本就能确保毫发无伤。
真要发挥杀伤力，还要看美国的长臂管辖 ： 对于他国公司和个人在美国境外发生的活动，美国法院也能争一争管辖权。
例如，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的高管涉嫌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商业贿赂，仅仅是因为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使用位于美国的网络服务器传输电子邮件等和美国存在极其轻微关联的行为，就在美国遭到起诉、签下认罪协议。再比如，在 2014 年的 Daimler AG v. Bauman 案中，德国戴姆勒集团在阿根廷的分公司涉嫌迫害员工，导致在美国的戴姆勒集团分公司被告上法庭（不过法院最后驳回了起诉）。再再比如，根据美国的《外贸反托拉斯促进法》，外国贸易主体的行为对美国国内商事行为或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显著，合理可预期」的影响，则利益相关方可以依据美国反垄断法在美国提起诉讼。（通俗来说，你在美国国门之外做的事情影响我做生意了，我依然可以一把把你把住，拉到美国接受审判）。
要是这方面也一比一学习鹰酱过河的姿势的话，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佩洛西一家在坦桑尼亚某水电站的建设中尝试贿赂当地官员以实现中标，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海外商业贿赂法》，在佩洛西的女儿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转机时，指示当地警方将其一举拿下并引渡至中国受审，门磁手环脚链三天两检都安排上。（本段纯属虚构，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事实）。
这时候，我们才会相信是「该有的都会有」，而不是「梦里啥都有」。
《肖申克的救赎》里若安迪被证无罪，但同时发现他准备越狱，那安迪算不算有罪，会不会被逮捕入狱？

公正且合法的处理方式有三种：
1、认定安迪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无罪辩护成立
2、检方依据自身的裁量权，做出不起诉决定
3、脱逃罪成立，但依据法定程序给予特赦
既然肖申克的救赎背景在美国，还是要看一下美国的判例怎么说， People v.Unger, 362 N.E.2d 319（1977）这个判例可供参考。
本案中，一名正在服刑的犯人被狱友威胁要与之发生同性性行为，狱友挥舞尖刀威胁其就范（不知如何带进监狱的），并伙同另外两人对其进行了猥亵行为。由于怀疑受害者将此事报告给了狱警，三名搞鸿蒙行为者又对受害者做出了生命威胁。被逼无奈之下，受害者越狱而去，并辩称自己是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出此下策、一旦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愿意继续回去服刑。
这名犯人因脱逃罪受到刑事指控，法院认为，应当允许被告人向陪审团呈现自己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证据，由陪审团决定是否构成紧急避险（defense of necessity）而免于刑事责任。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安迪也有被狱友威胁进行非自愿性行为的遭遇（记得主角还放下一句狠话：我会咬断一切你们放在我嘴里的东西），可以试试以此为据唤起陪审团的同情。
除此之外，美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刑事指控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今天（8 月 2 日）检方就突然就佩洛西丈夫在 5 月 28 日的酒驾事件提起指控，而不需要解释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起来起诉、之前又为啥置之不理。检方完全可以顺应民意借坡下驴，把枪口 90 度举起放过安迪，毕竟最终也是要对选举投票箱负责的。（在中国，检察院顺应民意做出法定不起诉 / 酌定不起诉也是经常有的事情）。
即便检方头铁、陪审团心狠，对于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案件，总统也可以宣布对安迪进行特赦，这也是制度设计方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一种制衡。总统还可以借此宣传一波自己在奖励吹哨人、打击腐败问题方面的铁腕手段，以安迪的聪明才智，不难找到律师和政客帮忙运作。
所以啊，办法还是比困难多的。
知名演员胡军代言理财产品翻车，疑似涉及 34 万人 390 亿元，你如何评价明星代言？

考虑到证明胡军「明知或应知」广告存在虚假宣传的难度较大，追究胡军法律责任未必能成功，但对于绝望的投资者来说，以向代言人讨个说法的方式引发舆论关注，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有个类似的案例，「九球天后」潘晓婷代言中晋系理财产品引发的纠纷，事实较为相似：
2014 年，潘晓婷为中晋系相关投资理财产品拍摄广告，广告中有「判断源自于观察，更来自于专业；我擅长规避风险！我是潘晓婷，我是中晋合伙人」的表述（关于「我是中晋合伙人」是否为后期配音而非本人所说存在争议」），原告出于对代言人的信任投资了 50 万元。然而，这款理财产品不过是一场骗局，2016 年，中晋系实际控制人被判处集资诈骗罪，受害人投资款的返还率不超过 30%。原告主张代言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要求潘晓婷赔偿自己 20 万元。
对此，法院认为：
在衡量被告的过错时，应当以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审慎审查义务的衡量标准，而不应当以事后刑事案件的结果来倒推审查的义务。正如大量作为受害人的集资参与人一样，如果被告做到了普通人的审查义务，对广告主的情况予以了审查，不应对被告苛以更高的审查义务。[1]
简言之，既然明星艺人并不是金融专家，也不应当认为其有能力洞悉所推荐产品全部的风险。本案中，被告辩称自己在签约之前查看了营业执照和税务手续等资料，也知晓国太公司是上海电视台相约星期六的赞助商，已经尽到了审慎的义务，法院基本认可了这一主张。
不过，潘晓婷至少比胡军多做了一件事情：在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后，她陆续将广告代言费用予以退还。法院认为，从上述情节来看，被告从主观心态上看也没有希望通过任何手段将上述代言费用占为己有，而是在第一时间予以了返还，并未获取任何利益。相比之下，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胡军并未有过关于退还广告费的声明。
潘晓婷案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千万不要高估明星在为投资理财产品进行代言时的审慎程度。本案中，代言人仅仅是看了营业执照和税务手续等资料，就避开了明知或应知存在虚假宣传、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对于投资者来说，切莫把代言人对产品的理解想得太过深入，也不要认为「既然是明星经济团队挑选的合作方，一定值得信赖」，实际上，他们知道的，未必有普通人多，判断能力可能更不如普通人。
对此，银保监会曾经专门发文予以提示：
金融产品信息不对称性高、专业性强，代言人自身如果没有辨别代言产品资质、不了解产品风险，可能产生宣传误导风险。目前，明星为各类互联网平台或金融产品代言种类繁多，常见模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一是为P2P平台代言。近年已有明星代言的平台爆雷，导致参与者资金受损。
二是代言涉嫌非法集资的产品。如“中晋系”集资诈骗案已导致万余名投资者遭受资金损失。
三是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代言。网络平台操作更便捷，但也容易存在风险提示、投保告知不充分等问题，消费者切忌因明星代言而忽略风险告知事项。
四是为金融产品、平台站台。如“泛亚有色”曾邀请某学者出席活动，利用名人光环对公众造成消费误导。五是为银行保险机构某类产品或整体品牌代言。如明星担任银行信用卡推广大使或宣传大使。
此外，部分粉丝无底线追星，为明星集资打榜等不理智追星行为也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一些集资乱象。还有的利用名人效应过度营销宣传诱导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有可能引发过度负债、暴力催收等问题。[2]
2021 年，相关部门对明星代言投资理财平台进行了集中的整改和清退。胡军为悟空理财发布的广告是 2018 年的，避开了监管制度收紧的时间。
然而，总不能用一句「历史遗留问题」搪塞过去吧？代言人是否有法律责任，还是要按照司法流程来确定，没有人可以网络断案；但在法律责任之外，还有社会责任需要履行，比如放弃代言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受害者维权，这些事情总是可以考虑做起来的。
参考
^（2019）沪0107民初9771号判决书
^《关于警惕明星代言金融产品风险的提示》http://www.gov.cn/xinwen/2021-04/22/content_5601431.htm
如何评价专家称「取消预售制可杜绝烂尾楼、未来买房跟买包一样容易」？你认可这一观点吗？

这次站专家，结合原文来看，发言者的意思是房产应当像买面包一样现货交割，而不是房子应当和面包一样便宜，不构成对房价的预测。（原话说的是：「相当于我们去面包店里买面包，肯定是买成品，能够直接吃的，不可能买没有做熟的面包」。）
我们可以想想买「期面包」会带来会带来什么问题：
有个做面点的包师傅，店里的面粉只够做 100 个小面包的，要是拿现金再去买面粉现做，能做出 150 个。但包师傅选择先卖它 200 个，收到买面包的钱以后再去买原材料。
这种制度的辩护者可能会说：那不挺好的吗，更多人能因此买到面包了，包师傅也有激励更麻溜地去买面粉，市场效率得到提升。
但事实并不这么美好，可能会产生以下几点问题：
1、包师傅还经营肉松蛋糕生意，肉松蛋糕更加紧俏，本来用于买面粉的钱，就被挪去买肉松了，面包的交付就出现了隐患。虽然也有法律要求专款专用，把面粉前放在专门的账户里不能用于买肉松，但当执法者本身又能从市场的繁荣中获益时，执法力度就要打个问号了；
2、其他的面包师也眼馋这门买卖，像是什么胞师傅、炮师傅之类的模仿者，本来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和资金储备做不出面包，这下也开始抄作业，反正先圈来钱再想办法；
3、因为越来越多的师傅能拿着热乎的钱在市场上买面粉，市场上面粉还是这么多，但钱变多了，面粉价格因此一路走高，卖面粉的企业趁机抬价，面包价格也因此上涨。
更要命的是，一旦面包市场出了什么政策风险或者食品安全事故，包师傅的店开不下去了，买期面包的钱拿不回来不提，有人打了白条分期买面包的，该交的钱还是一分不少都要给银行。银行会抬出合同的相对性来谈法律、讲道理：虽然你是借我的钱去买面包，但你借我的钱，就得还钱给我，至于面包没买到，那是包师傅的雷，跟我有什么关系？
至于什么货不对板、缺斤短两之类的问题，相比之下甚至不值一提了==
以上弊端，能不能解决呢？有，世界很多国家都能提供石头来摸着过河.
比如新加坡也有预售制，但银行不是一下子把贷款全都拨付给开发商，而是随着工程进度一批批打钱。回到买面包的比喻，就像是看到面粉买来了给一点钱、看到面剂子成型了给一点钱、看到进了烤箱再给一点钱。
比如在美国，虽然购房者可以贷款购买还没建成的房产，但银行只有见到房屋建成并符合居住条件了才会放款，相当于买面包的顾客可以先取个号排队，面包出炉了才付钱；类似地，日本的预售制也规定了房屋在交付使用时才需要付全款，如果房子没建好，购房者最多只是损失了定金。（说起来，这部更符合预购的本质吗？网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如果最终没货了或者不想要了，买家损失的只是时间和精力，充其量损失一点无法退回的定金。）
那么，为什么买面包能用交易模式对于买房不适用？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不一定对，也不太适合说太细，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1、面粉厂需要师傅们把面包做得多多的、香香的、收到的面粉款足足的（而经营这个面粉厂的，不错，正是...)；
2、师傅们通过这一套流程，明明只有做 100 个面包的能力，却能玩起 200 个面包的资金，做大做强；
3、职业买家们有机会就出手，反正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包的价格会一直上涨，只要有渠道、有资格排上号，当然是先上车再说，反正总能有人接盘的。
既然好处这么多，凭啥要让买房的程序和买面包一样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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