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哪些深远影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入世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那些带领中国成功入世的人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中国，这一事件直接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实现全面工业化，入世居功至伟。
入世对中国的影响太多太深，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主动接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主动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主动成为全球产业大分工的一员，这种主动接入和主动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运转方式，并对中国的社会意识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总体上看是极为有益的。
入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中国经济得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现金流，这极大缓解乃至部分根治了中国自建国以来长期面临的资金绝对不足问题。
这一进程始于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开始实行汇率并轨，将汇率从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进行统一合并，并将汇率与美元挂钩。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挽救了中国经济。
在汇率改革的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中国经济由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角债问题而陷入严重困境之中，1990年到1992年的三年三角债清理时期未能解决问题，巨大的连环债务超出了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承载能力，当时中国的银行系统超过三分之一的资产成为坏账，整体无法估值，金融层面事实破产，资金的绝对短缺状态成了悬在头上的一把刀，甚至引发了1993年惨烈无比的银行支付危机。
但和银行系统缺钱缺到破产相对应的，是社会面的严重通货膨胀，1993年第一季度，中国的CPI涨幅达到了历史性的14%，物价飙升，各地就像是钱被大风刮来一样的猛上项目，那时的经济主要表现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当时项目审批约等于无，审批部门被戏称为签字厂，银行放贷快如流水，各地乱上项目，乱开公司。
一边是银行的极度缺钱，另一边是经济层面的通货膨胀，这种两极对立的乱象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层面资金的严重匮乏——各地资金匮乏，因此本着有钱快花，有水快流的原则猛上项目，争取把资金以项目形式留在本地，而银行放贷如流水，则是因为社会面资金短缺，经济社会运转对资金的需求几乎全部来自于各种债务，甚至中央组织部都一度落魄到要向银行借贷发工资， 有限的资金从银行中被抽出来，集中到各地乱上的项目和乱搞的建设中去，于是形成了全社会都缺钱，但建设投资却过热到通胀，整体通缩而局部通胀的怪异局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急需获得新的，稳健的资金渠道，大量印钞是不可取的，那样只会重蹈80年代中期疯狂印钞，随后资金回笼困难的覆辙，届时只会闹出第二次三角债来，在内部提取死路一条的局面下，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于是，有了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
1994年汇率改革几乎治愈了当时中国经济对资金的严重饥渴，这个改革起到了这么几个作用：
一是让人民币从美元身上获得了信用担保，当时中国的外贸蓬勃发展，大量外汇进入中国，中国实行外汇强制结算兑换制度，每有一笔美元进入国内，就按照挂钩后的汇率发行一批人民币将这些美元买下，这样一来，美元和人民币实现了刚性挂钩，人民币事实上成了美元的辅币，二者的信用就此实现了部分捆绑。
二是几乎消灭了汇率双轨制下的汇率黑市，实行汇率双轨制时，中国存在巨大的汇率黑市，当时官方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约是1：5，市场汇率大约是1：8，而黑市上一度达到了1：10，而并轨后的单一汇率，则是中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七家银行综合前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协商后共同制定的，具有极高的市场认可度，这几乎一夜之间摧毁了黑市的生存空间。
三是让蓬勃发展的中国外贸成了中国经济最大的现金牛，外汇进入中国进行强制结算兑换后，外汇就成了新发行的人民币事实上的准备金，这种以外汇作为准备金新发行的人民币叫“外汇占款”，外汇占款伴随着中国外贸的兴旺在中国新发行的人民币的总量中占比越来越高，从1993年开始筹备汇改时的10%，到2014年时一度超过80%，这一雄厚现金流进入了整个中国社会，而且这些现金流与80年代核动力印钞印出来的货币不同，它们有外汇做准备金，信用扎实，根基厚重，几乎治愈了中国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
严格来说，让人民币成为美元的辅币，是在货币主权乃至金融主权上做了让步，是把一部分主权质押给了美国以换取现金流，但我以前说过，质押乃至出售主权并不是问题，对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质押和出售主权是获得发展机会的唯一办法，重点根本不在于有没有出卖主权，而在于主权有没有卖出一个好价，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问题是他们的主权连贱价卖都卖不掉，根本无人问津。
历史证明，这一次中国把自己的货币主权质押给美国，换来的不是贱价，不是好价，而是溢价，乃至天价，中国把自己货币主权哄抬到了一个本来达不到的极高溢价质押给了美国，换来了人类文明史上有最巨大的现金流，实现了贸易，投资，金融的三顺差，财富如同洪水般涌入中国，助推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仅仅是自身的制度层面做出了改革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八次危机》里有这么一句话，在没有外来资源输入的情况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既做到高积累，又做到高消费。这句话可谓至为贴切，1994年汇率改革只是打通了让外贸成为现金牛的内部制度通道，但要想让这个通道发挥作用，中国还需要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来获取外部资金，于是，入世成为必然选择。
你有登云功，还得有上墙梯。
在中国进行汇率改革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世贸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成为世界市场的入场券，中国从1986年开始就在争取恢复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身份，当时称之为“复关”谈判，1994年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复关”谈判也变成了“入世”谈判。
入世谈判从1994年到2001年，历经7年之久，整个过程艰难无比。
彼时的中国产业发展水平还很薄弱，与接入世界市场所需的配套制度建设还极不完备，财政困难，人口多底子薄是当时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尤其是农业和乘用车行业，是当时中国入世谈判中最着力于保护的行业，1994年中国开展入世谈判时，中国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超过71%的人口为乡村人口，中国的农业孱弱单薄，广大乡村依然维持着小农经济，却吸纳了巨量的就业人口，而美国的农业极其强大，产品质优价廉，技术水平高，集约化程度高，物流仓储体系完备，一旦直接对接，美国农业可以轻易摧毁中国广大乡村薄弱的小农经济。
与之类似的还有乘用车行业，中国的乘用车行业是从1985年引进桑塔纳之后才算是真正起步（在此之前的乘用车行业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乘用车行业利润丰厚，上下游配套行业广泛，战略意义重大，但中国的乘用车行业起步不久，比农业还孱弱，此时如果和世界乘用车市场直接对接，直面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乘用车巨头的正面竞争，将绝无幸理。
但要命之处在于，这两个行业恰恰是美国重点进攻的领域。
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在美国国内是树大根深的大型政治山头，在美国政治版图中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产品消费潜力极大，因此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极其渴望打开中国市场。
而汽车行业则是另一个情况，美国的乘用车行业在80年代被日本和德国的乘用车行业打的丢盔弃甲，以至于美国直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要求日本汽车企业搞配额生产和配额出口的地步，当时灰头土脸的美国汽车企业急于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打开销路，把美国车企重振雄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决策层进行了积极游说。
因此美方在谈判过程中，在农业和汽车领域态度极其强硬。
然而当时的中国领导层顶住了这种压力。
入世谈判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中方在其它领域态度灵活，很多市场都乐意做出让步，唯独在农业和汽车这两个美方重点进攻的领域寸步不让，态度强硬到宁可让谈判停摆也绝不退让的地步，这一点令当时美方非常诧异，但又无可奈何，入世谈判之所以长达七年之久，与此密切相关。
美方志在必得的关键方向毫无进展，其它领域则态度灵活，这种姿态让美国方面非常难受，当时美方负责人巴尔舍夫斯基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想得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但我们至少应该有一辆开往月亮和星星的汽车，在谈判桌上，你的最终目标就是得到那辆必不可少的车。可中方就是在美方最强势的领域抵死不松手。
“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那一代中国领导人常给人以灵活务实，态度圆滑的印象，但实际上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从不放手，不论是清理国内银行间互相拆借搞出来的各种烂账，还是面对美国人在谈判桌上的强硬要价，原则面前没有选择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我甚至怀疑如果96台海危机进一步升级，就算当时中国手里只有平板船放着自行火炮，他们也真敢打，毕竟当时一线部队已经收到了集体写好遗书的命令，所有能用的家伙什都搬出来了，甚至渔船和货轮都接到了动员命令。
但与美国方面在谈判中的得寸进尺相比，入世谈判最大的阻碍其实在内部。
当时国内对入世前景根本就不看好，市面上充斥着美国企业只要一进入，就能摧枯拉朽整垮中国企业的种种都市传说，这类传说的离奇程度和抗美援朝之前关于美军战斗力的传说不分伯仲。很多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旱涝保收的大环境下摆烂了几十年的国内企业惧怕市场经济，惧怕参与竞争，视世界市场为畏途，把外国企业当做战无不胜三头六爪的八臂哪吒，对主动接入世界市场，参与世界产业分工，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视为吃砒霜喝百草枯的取死之道。
国人抱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中国的近代史始于被列强以坚船利炮打破国门，随后被工业化国家的产品冲垮市场，伴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经济崩溃，社会瓦解的绝境，社会财富基本枯竭，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倒退，整个民族陷入近乎亡国灭种的绝境。
可以说近代中国是大大吃了对外开放的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近代以来始于开放的灾难，直接导致国人对打开国门满怀恐惧，主动入世在当时国人的脑子里实属自投火坑。
近代的苦难甚至让很多人遗忘了，中国曾经是大航海时代最大的获益方之一，明朝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品供应商，西方国家将从美洲获取的黄金白银拿到中国，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有多少买多少，中国人依靠把持全球消费品供应链的有利地位，坐在家里就有无穷无尽的西班牙银元像洪水般涌入国内，以至于中国作为一个贫银国，竟然因此建立了一套银本位的财政制度，全地球一半的白银都在中国手里。
海洋和全球市场本应是我们的印钞机，可我们却因为近代以来的苦难而对其退避三舍，甚至在社会意识层面对海洋产生了深深的畏惧，进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想尽办法以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黄泥巴里刨食吃的庄稼人自居，这是历史的悲哀。
当时的中国领导层除了要和美国人斗智斗勇，还要想尽办法说服国内放下思想包袱，勇于直面竞争，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宣传口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是一场危机，但危机既是危，也是机，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看，即使是劝说国人接受加入世贸的宣传，也只敢把加入世贸组织说成是五五开，既是危也是机的程度，你要是和当时的国人说，加入世贸组织能让中国经济井喷式爆发，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贸易国和航运国，当时的国人只会觉得你脑子不正常，吃错药了，就像你和1949年的中国人说志愿军能从鸭绿江一路打到汉城一样，根本就没人信。
但他们依然把事情坚持做了下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社会沉寂已久的经济活力在全面接入世界市场，参与到世界产业大分工之后被全面激活，整个中国社会突然发现，那曾经令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世界市场居然到处都是经济机会，居然有如此广袤的空白有待填补，居然有如此无能的竞争对手有待挤垮，居然有如此多的市场有待占领，世界市场哪里是什么十死无生的火坑，那分明是吃用不尽的金山银海，我们甚至后悔自己来的太晚，对自己入局太迟悔不当初。
曾经的中国一提起外汇就头疼，资金短缺到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因为善于拖欠债务而获得提拔重用的地步，而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中国就迅速到了另一个极端——外汇太多，以至于汇率的变动对自己影响太大，资金过剩，以至于要想办法消化的地步，曾经令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几乎在数年之间就变得不再是问题，2010年，中国的农业人口首次少于非农业人口，从那一刻起，中国社会从此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华民族从此不再是一个农耕民族，这是五千年未有之改变，五千年未有之进步。
而这距离入世成功，还不到十年。
我要是美国人，我估计肠子都得悔青。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对世界市场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畏惧和惊恐，甚至深深的依赖上了世界市场，当初我们为了即将打开的国门而担惊受怕，现在反而必须自己想方设法去把全球化进程继续维持下去，我们看向海洋的目光不再像近代那样充满畏惧和警惕，而更像是我们明朝时期的先祖那样，满是渴求和计算，我们看向那些拒绝打开国门的地区的目光，逐渐带上了列强曾经打量我们的色彩。
钱，更多的钱，无穷无尽的钱！我们要赚尽世界的每一分钱！我们的！都是我们的！
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我们没有错过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无遮无拦直接接入世界市场，直接参与到世界产业分工中的行业，成了中国最具竞争力，最能占领市场，甚至可以直接把竞争对手挨个挤垮的行业，其他国家只能靠贸易保护主义才能挡住中国企业的竞争，而当初花了大力气才保下来的农业和汽车行业，却一直有萎靡不振的问题，像是扶不起的阿斗，尤其是汽车行业，入世谈判时花了很大的功夫保护乘用车行业，结果这种保护反而成了国内合资汽车企业摆烂的安乐窝，他们的表现如同国足一般丢人现眼，直到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砸了这群饭桶的铁饭碗，把他们驱赶进市场去参与竞争，情况才算有所好转。
荒野中的杂草，长成了擎天密林，温室里的花朵，成了半死不活的病秧子，这其中的讽刺实属耐人寻味，终究是不经战阵，不成虎狼。
入世，是近代以来中国做出的最重要经济抉择，在面临这个抉择时，中国社会表现的战战兢兢，畏首畏尾，而那位长者拉着中国社会的手，像老妈子一样充满耐心的劝说着——不要害怕那深海中的巨兽，你就是巨兽，不要害怕那时代的洪流，你就是海啸。
他带领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发现自己，找到了我们应该迈步向前的道路。
他从不表露勇气，却充满勇气，他看似从不坚持，却始终坚持。
他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从泥土中起身，踏浪而行，他治好了我们对海洋和世界的恐惧，他赶走了我们的心魔，他改变了我们。
愿他的旅途步履轻快，鲜花盛开，愿我们所向披靡，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