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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广西玉林卫生健康委出台措施「 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已在城区新购房的应届毕业生」？

很少见到有人劝退体制内，此事件倒是能暴露当公务员的一个弊端：遇到明晃晃赤裸裸的就业歧视，也不归劳动法管，连讲法律让大家笑一笑的机会都不一定有。
劳动法第二条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公务员归公务员法来管，因此劳动法中关于就业歧视的条款也帮不上忙。
虽说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也有「录用担任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的原则性规定，但较为笼统、模糊，受到歧视的报考者想要发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毕竟属于「民告官」，会比劳动仲裁压力更大。
劳动法在知乎上向来是要引人发笑的，但它的兄弟，就业促进法，偶尔也有王老菊吃章西 -- 支棱起来的时候。前一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 32 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有个「闫佳琳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案」，对就业歧视难得亮了一回铁拳。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对一名求职者反馈的拒绝录用原因记载道「不合适原因：河南人」，面对这种就业歧视行为，法院作出了以下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在明确规定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四种法定禁止区分事由时使用“等”字结尾，表明该条款是一个不完全列举的开放性条款，即法律除认为前述四种事由构成不合理差别对待的禁止性事由外，还存在与前述事由性质一致的其他不合理事由，亦为法律所禁止。何种事由属于前述条款中“等”的范畴，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用人单位是根据劳动者的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技能以及职业资格等与“工作内在要求”密切相关的“自获因素”进行选择，还是基于劳动者的性别、户籍、身份、地域、年龄、外貌、民族、种族、宗教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行选择，后者构成为法律禁止的不合理就业歧视。劳动者的“先赋因素”，是指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不应该基于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条件；反之，应消除这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的现实上的不平等，将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先赋因素”作为就业区别对待的标准，根本违背了公平正义的一般原则，不具有正当性。
而这一案例也指出了一个潜在方向：体制内的就业歧视现象，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呢？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可并没有排除国家工作人员。（而且，《玉林市卫生健康系统引进卫生人才支持加快人口进城政策措施（试行）》中说的是「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大力支持人口进城就业工作，优先聘用符合条件且在同等条件下已在玉林城区新购房的应届毕业生」，也涵盖了各种没有编制的合同工，更是可以适用就业促进法了）。
即便认为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优先使用公务员法来处理招录过程中的争议，玉林卫生健康委带头设置与工作能力无关的录用条件这一做法，也违背了就业促进法中「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这一要求，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果，应当由上级部门责令改正。
有人说，体制内都是人上人，我倒是觉得，也许是人上人更适合体制内。前一阵围绕考编的争议事件中，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们因为自己没能生在罗马而受尽了权威媒体的冷嘲热讽，而「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已在城区新购房的应届毕业生」的操作则又打出了组合拳，送上一个购买赎罪券的途径：只要为国接盘在城市买房，就能享受准罗马人待遇，赎去没能早些进城的「原罪」。
求求了，整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操作吧，还以为卖官鬻爵现象已经跟大清一起亡了呢==
中国的烂尾楼问题，跟美国的次贷危机有什么区别？

都是监管失灵的恶果。
次贷危机事件中，去监管化导致银行系统之外出现了「影子银行」，也就是说，非银行金融机构干着银行的活却不受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制约、加杠杆融资的玩法也更加野蛮，导致劣质债务被包装成了优质资产在市场上交易。
而中国房地产的去监管化，则表现为期房交易的监管账户形同虚设。本应用于保障楼盘交付的资金被挪作他用，房地产商也在利用监管失灵给自己加杠杆，将本应用于施工的资金继续用来买地进行资本运作。
次贷之所以酿成危机，是因为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可以将购房者用于偿还房贷的现金流包装成资产，用于抵押融资。随着玩法越来越花哨，哪怕现金流的稳定性本身很可疑，金融机构也能将产品粉饰一番找到人接盘。
史密斯大爷之前住在破拖车里、领着食物券、打零工谋生，搁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十年，正经银行会给他发放贷款买房吗？不会啊，这八成要成为坏账。但 21 世纪初的金融机构敢做这样的事了：创造一种金融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来自千万个史密斯大爷的还款，再搭配上一丢丢的优质资产搅和搅和，拿去卖、拿去融资、拿去包装成名目繁多的其他投资品。到最后，已经几乎没人能看懂底层资产本来的模样，或者看出来了，但相信在击鼓传花的游戏里，总能找机会脱手。
这种操作，只要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就能继续奏乐继续舞 -- 虽然史密斯大爷砸锅卖铁也还不起房贷，但大不了卖掉他的房子啊，钱总能回来的。
一切都很好，直到房价下跌，大厦崩塌。房价进入快速下行区间后，不仅实体的房子因为缺乏接盘侠卖不出去，构建在劣质资产上的金融产品，也瞬间失去流动性，成为废纸一张，这就是次贷危机的极简版解读。
而中国的烂尾楼，本身并不是因为贷款「次」而酿成危机，相反地，中国的房贷可能是极为优质的资产。百姓太「优质」了，也太苦了，他们不敢不成为房贷这一「优质资产」的后盾，胆敢不优质的话，上征信、影响工作、殃及子女；而企业主可以不优质，大不了宣告破产一笔勾销；金融机构可以不优质，大不了让卷款跑路的境外机构背负一切；甚至主管部门也可以不优质，大不了呼吁用市场化机制参与风险处理，但普通人必须优质。
虽然从底层资产的优质程度来看，烂尾楼和次贷危机有云泥之别，但两者依然具有共性：去监管化环境下野蛮生长的怪物，在房价无法继续上涨时，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
在美国，因为监管缺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银行和投行的边界被打破），次级贷款相关的金融产品一旦爆雷，传统银行也受到冲击；在中国，因为房地产商并没有足够的资本用于建设，将本应保交付的钱用于扩大经营，一旦房地产行业遇冷，「十个水缸九个盖」的生意就敞开来一个大窟窿。
监管部门的失察，造就了烂尾楼和次贷危机这样的怪物，而令人沮丧的是，要亡羊补牢，还很可能需要继续给这样的怪物喂食、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把抛售金融资产的恐慌压下去重建市场信心。2008 年美联储的救市方案争议重重，有人质问，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钱给金融巨头们提供降落伞，他们骗了民众的钱肥了自己的钱袋，现在还要人救他们一命；2022 年，为了处理烂尾楼问题，国家也不免要再苦一苦老实人，筹措资金用于完成建设项目，避免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
老实人总是要被枪指着的，都一样。
如何看待「小镇做题家」？

投胎越幸运的人，努力带来的回报率就越高；而没有被出生彩票眷顾的人们，却因为自己努力向上而受到嘲讽，这大概就是「小镇做题家」的无奈。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邢春冰教授在去年发布了一篇题为《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及区域分布特征》的论文，其中提到，2018 年城市教育回报率为 8.3％，农村教育回报率为 5.8％，在城市家庭投资教育能对提升收入产生更好的效果。（全文链接如下：）
对此，农村做题家最好的策略就是润（指进入城镇），研究指出，以 2018 年的数据为例，考虑移民样本后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上升了 3.1 百分点，进城的魅力就是如此直接，用作者的原话来说，就是「迁移机会对农村居民实现教育回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杀出重围来到县一中的做题家们会很快发现，城市也分三六九等。邢春冰教授的研究指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的教育回报率较高，多数情况下都在10％以上，而山西这样的内地省份教育回报率只有北京的 40%。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罗马，却发现罗马人正在用更加矫健的步伐将他们甩在身后。
生在罗马，意味着更容易找到回报率更高的努力方向（拿我自己来说，因为生活在大学老师的家庭，所以从小就树立了远离天坑专业的卑微理想）；意味着能更为娴熟地给自己争取资源（我个人的观察是，来自北上广的同学，在大一大二就能更加自如地和学长学姐勾兑实习内推机会，反正人际沟通能力在高中玩模联和各种社团时都练出来了）；而长期接受的素质教育，也在评价维度更加多元的大学校园中开始获得回报（遇到英文授课、双语面试的时候，别看同样都是高考 140 分，从小能接触到英语环境和从小对着录音机学哑巴英语的差距就显出来了）。
小镇做题家们，拼尽全力给自己打造了一条长板，让自己能站上更大的舞台，却沮丧地发现自己的短板暴露在了聚光灯下，手忙脚乱四处堵漏子，左右支拙，面上露出了既羞愧又不甘的神色。此时，旁边还有一位「北上广眼界侠」侃侃而谈，诉说着自己有多么努力，如何惊险地杀出了海淀区这个修罗地狱，掏心掏肺地感慨自己除了努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什么还要被人说三道四。
委屈吗？在一些幸运者看来，的确挺挺委屈的，明明我也是努力考上的（或者合理利用规则得来的），为什么小镇做题家的怨气还往自己身上撒？
活该嘛？活该，有的人，眼界大得很，能跟五湖四海千里之外的人共情，却看不到翻山越岭走到自己面前的同路人；什么都能反思，却很少反思自己为何越努力越幸运、为什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因为出生时的幸运，坦然走上了一条努力回报率更大的 VIP 通道。
不强求人人都反思、也无法干涉人们自愿选择狭隘，但至少，请不要再逼着小镇做题家们先反思自己、责备他们心胸狭隘了。
航天科工下属公司员工遗失涉密手机，司机归还却遭其威胁报警，航天科工回应称该员工已被停职，如何看待此事？

司机的做法，已经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义务，额外承担了保管遗失物的风险，却换来一顿辱骂，难免让好人寒心。
对于返还遗失物的义务，《民法典》第第三百一十四条提出的要求是「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司机只要通知到位、让失主自行前来领取，或者就近放在派出所，都已经完美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
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善心多做一点，反而可能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六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真的是涉密手机，万一在路上磕了碰了再弄丢了、交接的时候一个没拿稳摔了、对方拿到以后说数据被破坏了等等，都会给自己惹上更多麻烦。交到派出所，让警察对物品当时的状态做个见证，总比自己跑一趟要来得稳妥。
更何况，采取上述处理方式，也不耽误自己继续拉活，时间和成本支出都更合算。根据民法典，「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法律虽如此说了，但费用问题依然有可能产生争议：是开回来的过路费，还是要包括耽误接单损失的收益，还是得加上油钱？ 从新闻报道来看，从高速上下来专程交还失物的师傅收到了十元转账，可能只获得了过路费作为补偿，至于其他隐形的成本，在失主已经骂骂咧咧威胁报警的时候，估计为了避免差评投诉也很难开口索要，吃了哑巴亏。
至于员工受到公司内部调查这事，倒是值得查一查：如果的确是丢了涉密手机还态度嚣张弄得天下皆知，看看有没有违反对应的保密规则；如果只是虚张声势造谣，给人一种涉密单位做事如此瞎胡闹的感觉，影响了公司形象，一般也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予以处分。
但后果已经造成了，不论后续如何，这种做法都让拾金不昧者寒心：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随便找个顺路的派出所往那一放，省得劳神费力耽误自己工作当好人还要被人拿枪指着。
律师起诉拼多多砍价活动涉嫌欺诈，法院判定「构成知情权侵害」并赔偿 400 元，在法律角度有哪些价值？

企业侵权代价太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太高，而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三条路子解决，总得沾一样：
1、放开集体诉讼；
2、增加惩罚性赔偿金额；
3、允许社会组织通过公益诉讼来「为民请命」。
拼多多看似输了，但没有完全输。通过砍价活动拉新，是一本万利的买买，用极低的的成本就能实现用户增长。从之前网上的信息来看，刘律师通过各种形式砍价，又是买加速包又是喊人，叫了十几名好友帮忙，最终砍下来两毛多，把产品价格从剩余 27.99 元砍到了剩余 27.74 元。
也就是说，平台只花了两毛钱，就能给自己带来十几个活跃用户，这都是真金白银、都能带来更高的估值；如果是新注册的用户，更是价值连城，在极度内卷的互联网行业，一个新注册用户就能价值大几十块。
反正钱已经赚到了，再吐 400 块钱回去，又算什么呢？毕竟，法律讲究一个不告不理、不会主动出手，等真有头铁又专业的用户找上门来再想办法应付便是。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要么降低诉讼门槛，要么增加维权带来的收益，要么让消费者可以找人帮自己出头。
第一种就要靠集体诉讼制度，有「带头大哥」发起诉讼后，有类似经历的其它消费者可以搭便车，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能参加诉讼，打赢之后论秤分金银；
第二种需要惩罚性赔偿，图一个「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虽然钱进了私人的钱包，尽管有助长职业打假风气的争议性，但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价值。
第三种，在我国国情下看上去更加可行，就是由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出手发起公益诉讼，我在另一篇回答中介绍过：
400 元的赔偿背后，是一年多漫长的拉锯战，作为刘律师的关注者，我也不时能感受到他「荷戟独彷徨」的迷惘、对自身职业前途的顾虑。
作为中国十几亿消费者中的一员，能被少数杰出人物所保护，是一种幸运，感激之中又饱含着心疼 -- 什么时候，一些本应被我们享有的权利，不再需要个别孤勇者以身涉险才能拿回来呢？
大理美容美发行业协会定价「剪发 60 烫发 300 」，市监局表示「在跟踪调查」，该协会是否有权定价？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六条，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而固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是一种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垄断协议。
有一个典型案件可供参考：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与娄丙林垄断纠纷二审民事案 （2013）高民终字第4325号。
基本事实挺简单粗暴的，北京市有个「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出台了所谓协会章程，章程规定道「不按协会规定的销售价格折价销售扇贝的，经督查发现，一次罚款10000元」。有证据表明，协会经常以「小双赢组合会议」的形式对会员的产品定价作出要求，例如，在2011 年 11 月，协会发布了以下通知：
为了保证獐子岛扇贝在北京市场销量不断增大，为了庆祝协会成立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回馈首都市民，经协会研究决定，从11月1日起，獐子岛大贝销售价格每斤19元，结算价18.6元；中贝销售价每斤17元，结算价16.6元，小贝销售价每斤13元，结算价13.6元，扣贝销售价每斤11元，结算价11.6元，到11月底止，协会按实际销售量补贴给会员每斤1元
一名会员没有执行上述价格，结果被协会处以 2000 元罚款，可见这样的通知还是长出了牙齿的。
终审判决认定，这一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法院作出了以下说理：
在水产批发协会2011年9月29日登记成立之后，水产批发协会多次组织会议对于不同种类的扇贝产品的销售价格、禁止不按规定价格折价销售以及相应处罚等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意图通过固定和变更价格减少甚至消除会员之间的竞争，并尽可能的提高销售利润，从而获得獐子岛公司的销售返利，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或消除市场竞争，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这一判决体现了反垄断法背后的价值导向：要鼓励市场竞争，避免经营者串通起来排除竞争、攫取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至于大理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的行为是否违法，还有两个问题有待查明：
一是所谓「参考价」的强制力度有多大、经营者如果恕不从命会怎样；
二是是否存在法律所允许的例外情形，例如为了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统一规格增进效率等。
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才能更准确地对行为进行定性。
说句题外话：去年，各种「肉夹馍协会」、「香梨协会」在商标问题上做文章、进行收保护费式的「维权」行为，当时网络上就掀起过一阵整治各类行业协会的呼声。网络是健忘的，总会有新的热搜话题占据公共事业，但有些事情不能跟着跟着就丢了，如何避免各类协会组织欺行霸市耍流氓，还值得持续关注。
《乘风破浪》修改《星星点灯》歌词，遭原作者郑智化批评「感到震惊，愤怒和遗憾」，你怎么看这次事件？

政治化的改歌词行为，背后是对作品改编权的漠视，主管部门和节目方共同造就了这个「谈著作权法都觉得可笑」的环境。
尽管可笑，但有些道理还是要说：
根据《著作权法》，「改编权」也是著作权的一种，指的是「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他人作品，同样需要得到原作者授权。
另外，著作权法也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改编不是乱编，未经同意对他人作品进行改编、歪曲了作者原意，那是要向原作者谢罪的。试想一下，如果我获得了金庸作品的改编权用于创作漫画，却把原作品的四大恶人改成四大善人，其中有一个专门帮助别人接生孩子提升大理国生育率、一个帮助段正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一个粗中有细专门见义勇为、一个是护花使者专门护送吃夜宵的女子回家，就算金庸老爷子没有气活过来，享有著作权的个人或组织在保护期内依然可以告我侵犯了原作的完整性。
不管「晴朗的天」和「肮脏的天」哪一个更显得「正能量」，都是原作者进行的艺术表达，将曝光肮脏社会现实的作品强行粉刷成表面光鲜、实则逻辑不自洽与前后文矛盾的拙劣作品，也是对原作品的歪曲、对原作者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再说了，原作「肮脏的天空」指的是被台独分子李登辉糟蹋的中国台湾，进行批判不也很正能量吗
要我说，真要改还不如直接改个大的，比如小岳岳的《五环之歌》，就没有被认为是对《牡丹之歌》的改编，对此可以参考（2019）津03知民终6号民事判决书相关部分：
《五环之歌》是否构成对《牡丹之歌》歌词的改编，应当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原有作品主题、独创性表达等基本内容。
将上述两首歌的歌词进行比较，首先，两首歌歌词的立意不同：作为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曲，《牡丹之歌》的歌词通过赞美牡丹的美丽、顽强，借花喻人，歌颂电影主人公；而《五环之歌》作为电影《煎饼侠》的插曲，延续了电影的喜剧风格，以戏谑的方式反映了北京的城市道路和交通状况。其次，两首歌的歌词内容除了语气词“啊”字相同外，其余文字表述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五环之歌》与《牡丹之歌》的歌词作品从立意到内容均不相同，《五环之歌》歌词构成了全新的作品。因此，《五环之歌》没有利用《牡丹之歌》歌词的主题、独创性表达等基本内容，不构成对《牡丹之歌》歌词的改编，四被上诉人也未侵害《牡丹之歌》歌词的改编权。
要不然，就干脆获得原作者对旋律的授权，对歌词进行原创，而不是从主管部门到电视台，一层层加码将正能量内卷化、以致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权。
美国超 78 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弹劾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哪些影响？弹劾流程是怎样的，有先例吗？

对于大法官，为数不多的制衡机制就在于通过国会发起的弹劾程序了，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操作极为罕见。美国开国到现在，只有 Samuel Chase 一位大法官在 1805 年被成功弹劾并接受了审判，而在两党分庭抗礼的局势下，想要推动弹劾程序只会比两百年前更加困难。
最近发生的争议，暴露出美国大法官制度有三个难以自洽之处，激化了民众和大法官之间的矛盾：
其一，是司法独立性问题。
一方面，终身任职、非民选的的大法官不需要向民意负责；另一方面，大法官由民选总统提名、由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却又让其屡屡成为总统政治理念的延伸。
假设有一个真空中的球形国家，该国国民可以大谈「因为前总统在最高法院安排了和自己政治理念一致的法官，所以他的继任者未来几年会很难过」、「因为这名法官是某某总统提名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他很有可能这样判案」，那么，你还会认为这个国家存在真正的司法独立吗？
而这样的事情，几十年间一直在美国发生，公众似乎已近默认了大法官和提名他的总统穿同一条裤子，并以此为前提预测未来的社会走向。
反例还是有的，大法官也有改变一贯立场的时候。例如，Harry Blackmun 由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提名、一度被认为是铁杆的保守派，但在职业生涯后半程加入了自由派阵营。在 Blackmun 大法官履任的前五年间，他在 87.5% 案件中和当时的保守派旗手、自己的明尼苏达老乡 Warren Burger 大法官投票一致；而在 Roe v Wade 和后续的一系列堕胎权相关案件中，他又坚定地站在自由派一侧，维护女性的堕胎权。
然而，反例之所以是反例，就在于其不常有。如果对基本权利的解读要被托付在民选总统身上、仅在出现例外时才有可能打破这一定势，司法独立这一口号还能喊得响亮吗？
第二个难以自洽之处，就在于司法也在讲政治、讲经济、讲科学，而大法官却不需要接受对应的专业训练。
保守派大法官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仅仅忠诚于宪法，而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干涉政治，但他们的判决，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
2015 年的时候，斯卡利亚大法官来我们学校讲座，在提问环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大致意思是：在 Kelo v. New London 一案中，多数意见大谈征收私人土地用于修建制药厂的经济利益，并以此正当化征收行为，而您的反对意见却比较宽泛，是出于什么考虑？ （在我看来，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说理修辞意义更强，仅仅从价值导向上强调不能允许国家「把汽车旅馆变成利兹卡尔顿大酒店」，但并没有详细针对自由派的说理算对应的经济账，没看过瘾）。
而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回应也很直接，表示自己没有必要回应自由派在经济方面的论证，因为大法官只需要解读法律，而 Kelo 案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将发展经济解释为「公共使用」（public use）而允许征收私人土地的法律问题，所以并没有必要像经济学家那样做出分析。
这一回应的确铿锵有力，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平息民众的质疑。制定经济政策时，人们需要海量专家精密计算；而当法院的判决产生深远经济影响时，却不需要遵从专业人士的意见（诚然，学者可以向法院提交材料作为参考，但大法官可以不听）。国家经济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时常被交给交给九个在法学领域有极深造诣的人来决定，专业不对口啊==
有评论认为，社会经济方面的专业问题应该交给立法者去解决，法院不该揽这个活，也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理想状态下的确如此，但由于美国宪法修订程序的复杂，加上法官通过判例造法的路径依赖，现实情况就如我们所见，大法官可以为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领域指出方向而不受制约、不需要为错误的决策负责。
第三个难以自洽之处，就是大法官甚至不需要忠于自己的判决先例，他们的权力几乎无法受到制约。
就拿最近的事来说，保守派在 Dobbs v. Jackson 一案中强调了让各州通过民主程序自行立法的主张、表示要尊重各州的立法权，而在前后脚发布的 Bruen 案中，托马斯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书又站在了州立法权的对立面，对第二修正案做出了扩张性解读，并宣布纽约州人民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控枪法律违宪而无效，其双标行为也引发了批判 -- 为啥谈到枪的时候，你们的逻辑就跟堕胎问题不一样了、不再尊重各州人民的选择了呢？
对于这样的质疑，大法官在程序上无需回应，他们可以随时推翻自己所写下的判决，不受先例约束。
对此，能不能通过弹劾程序来制约呢？正如回答开头所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实际上很难产生影响。
如何看待罗翔在课上说如果他想，他一定能实施完美犯罪?

完美犯罪也有不同层次：
有的是因为执法成本过高、社会危害很低，没有追究的必要。
比如「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而根据《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了。
好嘛，我徒步钻到大山旮旯里，施展超强的荒野生存能力，一路走下来累得晒得跟刚从黑煤窑里逃出来一样，正好借着这一身保护色，大晚上找到一块界碑施展左右横跳之术。
嘿我润了，
嘿你给我回来。
往复三次，礼毕，只要不在网上到处宣扬引发恶劣社会影响，恐怕也没人想要追究。
这种「完美犯罪」不需要法律水平，更多是考验整活的能力以及闷声发大财的战略定力（因为除非高调对外宣扬，不然就这点社会危害实在没必要追究）。
第二个层次的完美犯罪，就有些技术含量了，那就是利用程序让自己免于审判。
我之前在一篇回答中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位法学教授发现了程序上的 bug：
在美国黄石公园一片面积为 50 平方英里的地块，司法辖区和州界划分带来的矛盾会导致找不到足够的适格陪审员来进行审判，以致刑事审判无法进行。
如果懒得看回答全文，把握核心理由即可：如果有人在这个区域犯了事，应当由在司法辖区上属于怀俄明州，而在行政概念上属于爱达荷州居民的美国公民担任陪审员。因为当地人烟稀少，几乎不可能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居民，被告人只需要坚持自己得到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会导致诉讼程序进行不下去。
不过，还是不建议有人自恃法学知识渊博而明知故犯，因为实施犯罪的技术如果不够高超，也可能把自己折腾进去。就比如说，如果您要到黄石公园这块地方杀人越货，那要不要把人绑起来运进去或者骗进去杀？犯罪的预备工作要不要在其他地方进行？检方同样有可能结合相关证据主张犯罪并不仅发生在此地，说服法院将案件移交到陪审员供应充足的地方审判。
而第三层次的完美犯罪，在我看来应该是指用当下刑侦技术无法破获、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无法开展侦查和起诉工作的案件。这就不是法律知识能解决的问题了，要么技术高超，要么关系过硬，这不是我能想象的层面，还是应当让张三老师解答。
美国一保守派大法官表示「避孕权和同性恋也不应被宪法保护」，如何看待此事？

为何堕胎能和避孕权扯上关系？因为他们都涉及「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
我一直认为，「隐私权」这个新闻报道中的常见翻译不太准确，个人更推崇「支配私密空间的权利」这个表述，虽然拗口，但更贴近关于避孕的标志性判例 Griswold v. Connecticut，381 U.S. 479 (1965)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解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康涅狄格州有一条法律，禁止「使用任何药物或者医疗器具避免（人的卵子）受精」，违者可能被判处 60 天以上、一年以下的监禁。当时美国不是闹嬉皮士嘛，避孕的需求就摆在那里，于是出现了各种上环、节扎的黑诊所，成了地下避孕游击队。其中，一名叫做 Estelle Griswold 的诊所老板被警察盯上了，于是就有了 Griswold 案。
在本案判决中，威廉 道格拉斯大法官强调了「隐私区间」（zone of privacy，或者说「私密区间」）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宪法创造了众多不受公权力干涉的私密空间，如第一修正案保护思想的空间、第三修正案让私人住宅免于军队的驻扎、第四修正案让公民免于非法搜查等，这都体现了对私密生活空间的保护。此处的隐私，不仅是「不让家长看日记」那种个人信息方面的隐私，而是划分出一道公和私的界限，让个人生活免于干涉。
在判决书中，道格拉斯大法官进一步论述道，个人与伴侣就是否采取避孕措施作出决定，是一种发生在私人空间中的关系，法律对其进行干涉，会对私人空间中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可参考判决书以下段落）：
The present case, then, concerns a relationship lying within the zone of privacy created by several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it concerns a law which, in forbidding the use of contraceptives, rather than regulating their manufacture or sale, seeks to achieve its goals by means having a maximum destructive impact upon that relationship.
隐私权，并不是宪法明文列举的权利， Griswold 案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大法官援引宪法第九修正案论述道，立宪者的本意并非要把明文列举范围之外的其他权利排除出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之列，只要一项权利符合宪法的精神，同样也可以受到宪法保护。
而问题描述所提到的托马斯大法官，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解读，并始终坚持原教旨保守派不扩张解读宪法中的权利这一立场。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也对同性婚姻持有否定态度。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标志性案件，Obergefell v. Hodges 一案中，托马斯加入了罗伯茨大法官主笔的反对意见，该反对意见认为，宪法中关于婚姻的权利不包括要求各州改变婚姻定义的权利（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 does not include a right to make a State change its definition of marriage.） 也就是说，法院不能越俎代庖定义什么是「婚姻」，而应该交给民众投票或者通过民选代表立法来决定。
作为保守派急先锋，托马斯大法官已经开始吟唱「没写就是没有」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我们算个啥」了，并瞄准了下一个施法对象。
话又说回来，保守派自己也时常在解读宪法时发挥创造力，例如，在关于持枪权问题上，保守派自己也解释出来过一个宪法中不存在的「自卫权」，所以咱也没必要认为保守派就是志虑忠纯的宪法守护者，还是要批判地看待双方立场。
白宫表示拜登考虑以行政命令对抗堕胎权裁决，但仍尊重最高法院，透露出什么信号？

拜登可以打的无非就是两张牌：
要么利用宪法中的一个漏洞，增加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人数；要么变成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样子，效仿特朗普，运用国家紧急状态制度签发行政命令维护堕胎自由。
根据《1869 司法法案》（Judiciary Act of 1869），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应当是九人，但这毕竟只是一般法律，用保守派的逻辑来说，只要不是宪法定死了的数字，都是可以根据人民的意志来修改的。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在独立初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长期只有六名大法官，也没有刚刚好好就是九个人的传统。
也的确有总统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当一系列新政时期的立法被最高法院阻挠时，时任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份《司法程序改革法案》（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 of 1937）。该提案非常贴心地表示，大法官年事已高、工作繁忙，应当为每名年龄在七十岁零六个月以上的大法官额外配置一名大法官来「协助」其完成工作。
当然，按照美国宪法，额外增补的大法官应当由美国总统提名，这就给了总统一个把「胶己人」安插进去的机会。
罗斯福的极限施压，最后换来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妥协，新政立法通过了违宪审查，而罗斯福也没有真的推进给最高法院掺沙子的立法。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宪法依然没有作出修订来限制大法官人数，既然宪法没有明确表态，国会依然可以推进相关立法，增加法官人数的立法还可以提，没什么不能提的。
至于通过行政命令来制衡法律，特朗普也多次示范过操作方式，例如：
在 2019 年 2 月，宣布为了应对猖獗的偷渡、边境贩毒问题，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质上是为了调拨资金用于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
在 2019 年 5 月，使用《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以限制「危害美国通信安全」的公司与美国公司进行贸易（华为禁令）；
在 2020 年 3 月，宣布因新冠疫情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便于拨款用于支援各州防疫、放宽法律对医生行医资质和诊治程序的要求。
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拜登也可以考虑宣布美国进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利用自己作为紧急状态下最高指挥官的身份，调拨资金组织人力用于在各州提供堕胎服务。
拜登的师爷们，想必都是玩程序的高手，在 Politico 等时政类资讯平台上，早在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发布判决前，就有相关讨论。但恐怕师爷们也难以预测民意会站在哪一边：如果为了实现在自由派、民主党人看来正义的事业，而采取特朗普式的手段干涉司法，民众又会怎么说呢？
如何看待河南一女子因「健康码无端被赋黄码」起诉河南省卫健委？

想表达的观点和 @猴子老湿 如出一辙：
同样提出这一呼吁：各地健康宝应当显示谁进行了操作、告知市民是谁做出的健康码变色决定。
从郑州日前发布的通告来看，「赋红码」背后牵扯到的「有关部门」非常多，包含了政法委维稳指导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大数据局、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等多个机构或者私人企业。
普通人想要去起诉，很容易遇到「鲁迅做的事，你找我周树人干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鲁迅做的事，你找我周作人干啥」（不同的主体，但普通人分辨不清）的情况，陷入程序问题泥潭，早早被打了回来，这就给维护自身权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告知做出决定的是谁，在技术上没啥困难的，我连骑电动车逆行给罚 20 块钱，罚单上至少都有个章，告诉我如果不服可以找谁评理；健康码变色虽然不是一种处罚，但错误操作造成的金钱和时间损失比一般的行政罚款还要大，难道不应该给人指一条申诉的明路嘛？
另外补充一句：原告面前还有一道门槛 - 改变健康码颜色的行为，到底可不可诉？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行为中的「法律行为」（如发布行政命令、进行行政处罚、执行行政强制等）是可诉的，而纯粹属于开展业务的「事实行为」是不可诉的。在国家赔偿法发布之后，这一理论得到了一定突破，从属于行政处理决定的强制和执行实施活动等纯业务行为也可诉了，但关于健康码错误变色导致的损失是否能纳入国家赔偿，还没有法律法规、指导案例可供参考。
以上是抽象的理论，具体到健康码变色问题，到底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是否可以起诉，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在此无法做出预测，要看法院的回应了。
什么样的人适合学法学？

如果你擅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现实问题收敛到事物的性质上，同时又有能力将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喜欢探究来龙去脉和背后的价值考量，那还是能从法学学习中获得乐趣的。
举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复杂问题简单化：
我在 4S 店看中了一辆凯迪拉克 SUV，和我高雅的爱好非常匹配，已经签署了交车单，店员正要把钥匙递给我的时候，我问：「油箱里有油吗？」 对曰：「不多了，我给您开去附近加油站加个油吧」。我欣然同意，吸溜吸溜喝着免费咖啡等着店员送车。
谁曾想，正在加油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泥头车突然冲进加油站，所到之处，砖石土木化为齑粉，恐怖如斯，可怜我的新车，当场被创得稀烂看不出车型。
已知：
店员上有 80 岁老母下有刚出生的孩子；泥头车司机酒驾了；泥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声称加油站不算道路所以这不是交通事故；加油站的护栏用了劣质钢材；店员为了搞钱和加油站老板娘串通一气，虚报油量打算找我多要钱。
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有一句话：你还没有把车交付给我，请完成交付。至于员工有没有错、这辆车的损失谁来赔，跟我一个坐在沙发上吸溜吸溜喝咖啡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情节有多狗血曲折，我只关心目前谁在承担商品损毁的风险，而对于汽车这样的动产来说，应当随着交付而转移。
这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但法律又是复杂的，当你以为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后，又会看到一堆新冒出来的小问号：
你说交付是关键，那么签署交车单算不算交付？如果不算的话，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真正完成了交车呢？是钥匙递过去、买家驾车离开了 4S 店、还是已经办好了上牌和保险之类的全套手续？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学习使用解释法律的工具，从法律本身、相关司法解释和经典案例、行业规范和交易习惯的角度不断寻求答案，甚至需要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到底怎样去解释一个概念，能够让人们更有效地开展交易、更有助于维护公共秩序、更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
适合学法学的人，在捕捉事物性质时，能够像黑客一样精确，在发散思考时，又能像画家一般散漫（注意，这是学习者需要有的品质，而实际工作中，则更多地需要收敛、需要追求确定性）。
他是冷峻的，知道什么时候该摒弃无关因素的干扰，他又是热情而敏感的，会被远方的哭声所触动，时常去思考规则背后的人。
就拿最近河南村镇银行赋红码的事情来说，经受过法学思维熏陶的人，往往会执着于给事物定性：是存款，还是投资？是行政问题、纪律问题，还是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和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问题？但这种刻板、较真的思考方式，也不排斥情绪 - 他去阅读、去思考、去检索，但他也会愤怒，会失望、会因为有劲使不出而咣咣捶大墙。
这是比较玄虚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能力要求，个人觉得以下三点对于法学学习会有所裨益：
1、有能力阅读大段的文字，能高效吸收信息；
2、懂得在记忆理论和概念时使巧劲，能够在学会一个新的知识点后很顺畅地向别人解释，并通过这种方式加强记忆；
3、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能高效传递信息、步步为营地论证观点。
以上说的都只是学习的层面，至于如何做好法律相关的工作，也请前辈们多赐教了。
河北省公安厅通报关于陈某志等涉嫌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等案件侦办进展情况，伤情都有哪些分别？如何定伤？

相信很多人在关注被害人的伤情 - 轻伤二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以直接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在这里指个路：
根据等级划分原则，轻伤二级指的是「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或者由原发性损伤引起的并发症，未危及生命；遗留组织器官结构、 功能轻度损害或者影响容貌。」
结合案件相关视频，可以重点看一下关于颅脑、脊髓损伤的标准，以下情况都属于「轻伤二级」：
a)头皮创口或者瘢痕长度累计 8.0cm 以上。
b)头皮撕脱伤面积累计 20.0cm 2以上；头皮缺损面积累计 10.0cm 2以上。
c)帽状腱膜下血肿范围 50.0cm 2以上。
d)颅骨骨折。
e)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f)脑神经损伤引起相应神经功能障碍
关于面部损伤的轻伤二级标准，也摘录出来供参考：
a)面部单个创口或者瘢痕长度 4.5cm 以上；多个创口或者瘢痕长度累计 6.0cm 以上。
b)面颊穿透创，皮肤创口或者瘢痕长度 1.0cm 以上。
c)口唇全层裂创，皮肤创口或者瘢痕长度 1.0cm 以上。
d)面部块状瘢痕，单块面积 3.0cm 2以上或多块面积累计 5.0cm 2以上。
e)面部片状细小瘢痕或者色素异常，面积累计 8.0cm 2以上。
f)眶壁骨折（单纯眶内壁骨折除外）。
g)眼睑缺损。
h)一侧眼睑轻度外翻。
i)一侧上眼睑下垂覆盖瞳孔。
j)一侧眼睑闭合不全。
k)一侧泪器损伤伴溢泪。
l)耳廓创口或者瘢痕长度累计 6.0cm 以上。
m)耳廓离断、缺损或者挛缩畸形累计相当于一侧耳廓面积 15%以上。
n)鼻尖或者一侧鼻翼缺损。
o)鼻骨粉碎性骨折；双侧鼻骨骨折；鼻骨骨折合并上颌骨额突骨折；鼻骨骨折合并鼻中隔骨折； 双侧上颌骨额突骨折。
)舌缺损。
q)牙齿脱落或者牙折 2 枚以上。
r)腮腺、颌下腺或者舌下腺实质性损伤。
s)损伤致张口困难Ⅰ度。
t)颌骨骨折（牙槽突骨折及一侧上颌骨额突骨折除外）。
u)颧骨骨折。
由此可见，官方定义的「轻伤」，也可能存在伤筋动骨的情况，并没有字面意思看上去这么轻描淡写。（补充：关于网传「肋骨骨折」情况，可以看标准中的「胸部损伤」部分，肋骨骨折 2 处以上同样属于轻伤二级）。
在定罪量刑方面，嫌疑人主要涉嫌的罪名是寻衅滋事（法定刑五年以下）、故意伤害（轻伤三年以下），因为是一个行为对应多个罪名，择一重罪，奔着五年刑期去了。如果发现了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正在调查中的涉黑犯罪行），数罪并罚，刑期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同时，此次警方通报还确认了一个关键信息：此案嫌疑人之一陈某志，就是 2015 年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他人的陈继志。从 2018 年的冀0203刑初286号判决书来看，直到 2018 年 12 月，陈继志都属于刑拘在逃状态，因此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检察院也应当就 2015 年的犯罪行为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逃期间，陈继志还能买车、借网贷、打官司（从相关交通肇事案所涉及的人物来看，极大概率是同一个人，翻来覆去还是陈继志的「朋友圈」在横行霸道，参考上面链接中的回答），这说明唐山市的追逃机制出现了极大的漏洞，应当彻查纵容在逃犯的保护伞，这才能真正让人民重拾安全感。
著名词作家乔羽逝世，曾作词《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还有哪些作品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每个人心目中，或许都有这样一条大河，天寒天暑，不舍昼夜，浪起浪伏，不废万古流。
我曾经为自己心中的那条河写下这样的文字：
仅仅是广州市内短短的几公里江面上，就发生过不少事情。清朝时候，舢板上运着茶业和瓷器，往返于十三行和江中心停着的大船之间。后来列强的铁甲舰开了近来，镇海楼的炮台也没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仓惶北顾，孙中山曾经在这里登船逃离总统府；山河如血，侵华日军的飞机破坏了海珠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人一手抱着一个篮球，要从这里漂流到香港；八九十年代，来参加交易会的海外客商，坐满了珠江夜游的花船。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故乡还在。有人顺流而下，有人逆流而上，但这条河还在。
每个人心中，或许也都有那样一个眼里有光的时代，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中流击水，歌咏而归。说起那个适合荡起双桨的时候，我也写过初中时的一件小事：
班里有一位香港同学，家里在粤北自驾时遇到南方冰灾，受困在公路上。她在作文里写了自己获得援助的故事，其中有一句：“看，是解放军！” 老师请她给全班读作文，她最后说，“作为一名大国公民，我觉得很自豪。” 我当时忍不住笑了，这真的不是从罗大佑《皇后大道东》那里学来的词吗？但她脸上那种自豪感如此坚定，一点都没有原作里面若有若无的彷徨。
哪怕这样的日子之后，是寒冬、是怀疑、是浩劫、是见识了更多的现实之后，才发现那个看似浮光跃金的年代，只不过是少不经事时的惊鸿一瞥。至少，在载途的风雪中，依然有眼中被点燃的火提供温暖。
乔羽老爷子的词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感，在于捕捉到了人性中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共识：
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奏起钢铁的风暴，在反人类纳粹分子的头上绽开万顷云霞。世界上有无数人在守卫者他们的大江大河；
乔治亚的红土上，不同肤色的双手紧紧握住，青年一代不分你我高低，都能够坦然平视对方。每一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生活的缔造者们，或许都在憧憬这样的景象。
这大概就是乔羽老爷子带给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了，青山在，人未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也总有人依然年轻，总有人在保卫自己的大江大河，与梦想中光芒万丈的生活。
如何看待「婚庆公司网购 60 只花瓶用完就退货」？「 7 天无理由退货」的标准应当如何衡量？

想要真正理解一项原则，就必须理解其例外。
法律之所以设置例外，往往是为了平衡不同的价值，例如平衡消费者权益和市场交易秩序，在消费者居于弱势时，降低维权门槛，在商家被羊毛党盯上的时候，也提供一条逃生之路。
法律中的例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避免机械适用规则，导致被人「卡 bug」。例如，如果显卡也无条件适用七天无理由，挖虚拟货币的矿工就得明着乐了：下单几千张 RTX 3090 的卡，拆掉风扇、24 小时不断电疯狂使用，算着时间，七天之后再装回盒子里，申请七天无理由，这还得了？
我们来看看七天无理由相关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是这么说的：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乍一看，花瓶不在明文列举的例外情形中，但别忘了，还有「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这就需要翻开《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看看哪些产品适用这种例外。
《办法》第七条是这样说的：
第七条　下列性质的商品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一）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二）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三）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也就是说，卖家也可以事先跟买家把丑话说在前头 ： 我们家的东西金贵，经不起试用，要是包装不完好恕不退换，这并不是霸王条款。（从新闻报道来看，事件中的买家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已经向买家说明了「商品未使用前提下，可以享受“七天无理由退货”」。）
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作为买家，也别闭眼买，想当然地认为网上买东西可以随时反悔，还是要看店家关于退货条款的说明。
即便没有专门说明，卖家也有权以商品不完好为由拒绝接受退货。《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八条是这么说的：
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好。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
第九条补充道：
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
从新闻报道来看，婚庆公司退还的 60 只花瓶有明显水渍，存在使用过痕迹，商家拒绝接受退货也有法律依据。
更何况，法律之上还有道德，如果只是两三只花瓶，商家出于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心态（或者更加现实一点，怕被打差评），或许也就忍了；而当羊毛党玩太大，直接要退掉价值 5800 元的一批产品，那商家也有法律罩着。
这也正是开头所说法律存在例外的意义之一了：提供一定的灵活性，遇到不讲诚信、违背公序良俗的钻漏洞操作，也能及时把口子堵上。
在我的小说中使用了其他作者的设定，但是在简介中做出了标明，这样是可以的吗？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述，而不是思想。
借鉴他人的人物特征，是思想范畴，即便《亮剑》珠玉在前，你也可以在军事题材小说中塑造一位不拘小节、粗中有细的非典型军人形象。但如果能体现人物特征的故事情节与语句存在实质相似之处，例如你笔下的独立师张海鹏师长围攻安平县城、敌人的田中小队长绑架了他的嫂嫂，但张海鹏师长不为所动，用德国造的火箭筒含泪轰塌城楼，就构成侵权了。
关于这个道理，庄羽与郭敬明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的判决书（2005)高民终字第539号）有一段论述非常有参考意义，建议网文创作者朗读并背诵：
在小说创作中，人物需要通过叙事来刻画，叙事又要以人物为中心。无论是人物的特征，还是人物关系，都是通过相关联的故事情节塑造和体现的。单纯的人物特征，如人物的相貌、个性、品质等，或者单纯的人物关系，如恋人关系、母女关系等，都属于公有领域的素材，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以其相应的故事情节及语句，赋予了这些“人物”以独特的内涵，则这些人物与故事情节和语句一起成为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比如说，一个人出身富贵人家、喜欢穿名牌，一个人用功利的角度看待爱情、一个人有个门当户对的男友，这都是公有领域的素材。在《小时代》之后，所有人依然可以塑造这样的女主人公形象，不是说从此以后小说里的女性不能穿 Prada 了。
但是，如果有人写了一段故事情节，讲的是来自富贵人家一身名牌的女主和男友争吵，并表示没有物质的感情就像一缕烟，一吹就散了，并把他送的一堆牌子货扔进了长江里表示决裂，这就是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这样的描写如果仅有一处，尚且可以说是玩梗、致敬，但如果整部作品中还有多处与《小时代》类似的、用于刻画相似人物形象、体现相似的人物关系、在情节和语句上也有相似性的表述，那么构成侵权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不管是传统文学创作还是网文，借鉴设定都普遍存在，在网文创作中，一些模式化的人物设定也能方便读者理解人物和剧情，有助于快速交付爽点和共鸣感。扮猪吃老虎的人物设定，让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人们获得精神抚慰；天降和青梅竹马之间的两难抉择，满足了人们大胆的幻想。像是「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的主公形象，凭借《军地两用人才之友》平天下的穿越者，都是常见的人设，能带着读者快速入戏，常见的战斗力体系和系统功能，也几乎可以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素材。
借鉴像这样的设定，是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构成侵权，但要是频频借鉴用于塑造人物的情节和表述，那就离侵权更近了一步。
高考倒计时 1 天，让我们把最好的祝福传递给高考生，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我们带着自己既定的禀赋，去迎接他人所设定的标准 -- 高考并不是第一次这样的经历，也不是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众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一次。
有的筛选，我们还没意识到，就浑浑噩噩地发生了，比如出生彩票。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2015 年进行的一次调查，44.7% 户口在城镇的孩子进入了普通高中，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个数据只有 22.8%。在进入考场的 18 年前，一些人就已经比另一些人有了更高的成功率。
也有的筛选，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有一位在互联网行业的朋友感慨过，那还是（相比之下）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的 2019 年：我作为面试官看着对面的候选人，他在各方面都比我更加优秀、更适合这个岗位，我们的唯一区别在于，他晚出生了三年，没能先坐在这个位置上。
通过筛选的人是幸运的，他们恰好进入了一个某方面特质能得到奖赏的时代。
对于战火中的阿基米德来说，他的睿智与博学并不能帮助自己逃脱利刃相加的命运，因为身强体壮得以幸免的人，并不配得意洋洋地宣称「多亏我有远见，平时练出这一身腱子肉，具备了能跑马拉松的速度和耐力，才能润得脚下生风、润得一日千里」。类似地，那些特别擅长安安静静坐上四十分钟、记忆无规律的字符、理解数理逻辑的人，也不配趾高气扬地嘲笑他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的禀赋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不适合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主流评价标准这一区别。
如果你是幸运的，我希望你乘胜追击，把你善于学习、善于理解并利用规则的特质完整地发挥出来，去解开生活这道难题，像是能够应对经典例题的十八般变化一样，不断拥抱时代的不确定性。我也希望你清醒，意识到在高考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考验，而在这些考验面前，过往的优势也可能成为负累 -- 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在其他方面的无知和无能，不因为在一场考试中获得高分，就把所有宝贵的东西视作自己理所应得。
如果你是不幸的，我希望你能坚毅而柔韧，用一个我刚进入社会时听到的说法，就是 being relentlessly resourceful，既坚信总会有一场符合自身特质的考验，在面对这种筛选时不顾一切抓住机会，也要保持灵活，不断尝试新的方向。
关于高考，我其实没什么要祝福的，既然录取名额是既定的，一部分人通过了筛选，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错失了这些有限的教育资源。如果有什么祝愿的话，那也针对的是高考之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兑现禀赋的方式，不管是在几天后，几年后还是更遥远的某个瞬间。
有哪些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文案呢？

作为成年人，我用来勉励自己的话是：不要问假装儿童可以获得什么，而要问可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教科书插图事件，讨论了两周，依然没有结果。我反正不搞捕风捉影的揣测，只问事实问题：
1、2011年10月27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吴勇签订了《委托设计制作合同》，金额是多少，是否符合当时的政府采购标准，是否根据《政府采购法》，采取了法定程序招标或者竞争性谈判的方式采购？
2、根据（2021）京0491民初36810号判决书的记载，并不存在「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这一单位，而教科书版权页却注明「版面设计：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插图：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含封面）」，为何存在不实信息？
3、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根据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儿童色情制品」的定义为「以任何手段显示儿童进行真实或模拟的露骨性活动或主要为淫秽而显示儿童性器官的制品（物品）」。在网友反馈的教科书中，出现了疑似展示儿童生殖器和隐私部位的图片，是否在教科书审阅中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4、教育部表示，将成立调查组，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将严肃追责问责。然而，教育部并不具备针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提起公诉的职能，是否需要公安机关介入？
5、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检察院能否进行公益诉讼？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儿童节继续提出并寻求回答。为了儿童的成长环境做点事情，也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庆祝节日的方式了（当然要是有可达鸭也是很好的，不冲突）。
为什么法律里会有一条超过追诉期就不能追诉这项法律？

题主问，「张三在二十年前犯过杀人罪，但是没人发现，而二十年后才被人发现，这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起诉张三了？」
很明确地回答题主：多虑了，依然可以追究张三的刑事责任。
乍一看，刑法中有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不再追诉，但我们别光盯着这一条，还要看例外的情况：
1、张三罪大恶极，不追究到底无法给人民一个交代，那么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可以追诉；
2、被害人家属当时报案了，国家机器也启动了，但凶手一直在逃避侦查，迟迟未被缉拿归案，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3、被害人家属当时报案了，但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没有立案，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形，题主可能还会好奇：对于小偷小摸，或者民事方面的纠纷，为什么就不能接受迟到的正义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要督促人们更积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要躺在权利上睡大觉。有道是「DDL 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有了时间限制，人们会更加积极、及时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是节省司法成本，毕竟追求正义也要花纳税人的钱。
调查取证是很贵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学过的一个案例，Quinby v. WestLB AG 案：打工人因为职场性别歧视问题起诉公司，法庭签发调查令，要求被告提供相关邮件沟通记录和工作文件，被告为了读取多年积攒下来的备份带，足足花了 22 万美元用于数据恢复（这还是 2006 年的水平），结果双方为了谁该承担这笔费用又打了一场官司。
这还是民事纠纷，而且是在强调对抗制的美国，这笔钱尚且可以让原告和被告掰扯掰扯谁来出，而在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下、在公诉案件中，到底花多少钱去「购买」正义，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虽然听上去很崇高，但提供正义这一项社会公共服务也是要纳税人掏出真金白银的。
三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尊重既定事实。
这样说可能有点残酷：公正也只是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当公平和效率发生矛盾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做出取舍。
例如，在一些欧美国家有「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制度，一个人公然、持续地占有他人的土地，苦主明知这种情况但没有维护自身权利（一般要经过 20 年），那么占有者就能合法取得土地产权。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 -- 这什么强盗法律？明抢还有理了吗？但立法者也有自己的理由：如果一块土地的物权归属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就不利于在市场上流通进行交易，买家听说背后还有法律纠纷的风险，可能就扭头走人了。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效率，立法者作出了权衡取舍，强行搁置争议、提供了产权的确定性。
不说逆权侵占这种比较流氓的极端情形，其实我们身边的债务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也是如此。当一个人头顶永远悬着一把剑、随时可能掉下来的时候，恐怕没什么人敢跟他做生意，免得自己给溅一身血。但如果能有一个判断标准、知道在什么时候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行了，相关业务就能更顺畅地开展起来。
这些理由，肯定有朋友觉得难以接受，我有时也觉得难以接受。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个道理：正义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但这个世界上宝贵的东西还有很多，作为社会管理工具的法律，必须要面对种种无情的选择，结合不同的情形，给宝贵的事物排出优先级，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