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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三在中国街头拿枪射杀了几百名无辜路人，这时非法持枪的李四见义勇为一枪毙了他，请问李四会怎么判？

关于非法持枪这部分，朋友，法定 / 酌定不起诉了解一下？
题目中「非法持枪者击毙歹徒」的假设，其中关于击毙歹徒的行为，随着近年来正当防卫相关指导案例的发布（以「昆山龙哥案」为代表），构成正当防卫问题不大。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指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既可以是保护自己，也包括保护国家、公共安全和他人的安全。
但对于其中非法持枪的行为，则很难直接通过正当防卫来进行辩护。在现有条件下，看不出李四非法持枪和阻止张三杀害路人之间的关系。非法持有枪支，并不是为了阻止不法侵害，且在对枪支形成稳定的控制时，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已达到即遂的程度。
但这未必代表我们的中国队长李四就会因此蹲监狱。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何者属于「情节显著轻微」，法律并未作种类化的列举，就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人员都曾在文章中承认，这一表述存在极大的模糊性。[1] 此为法定不起诉。
另外，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据此，检察机关也可以认为李四的行为可免于判处刑罚，经讨论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此为酌定不起诉。
《刑法》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从所面临的刑罚而言，立法者并没有将非法持有枪支评价为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考虑到对正义的普遍认知，在题目所说的情形中，不对李四提起公诉，也说得过去。
最后，对于李四这样的人民英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进行特赦，也是民心所向。对于「经特赦令免除刑罚」者，人民检察院同样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参考
^王尚新 ，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法学研究》2001年 第5期 19-26页
Dota2 TI9 国际邀请赛在上海举行，那奖金的所得税是中国收还是美国收？

啊哈，题主你发现了「双重征税」的问题。
从法律本身而言，在中国参加比赛的选手，需要向中国纳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假设这些选手在中国短暂停留（不超过 183 天），其所获得的的比赛奖金，属于「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当纳税。
同时，一些选手可能还需要按照国籍所在国的法律，向本国纳税，例如，根据美国的税法，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在海外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其它个人所得），同样属于应税收入。
这样岂不是交了两笔税款，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厚道？
其实，很多国家之间都有税收协议，来减轻这种机械执行各国法律所带来的税务负担。例如根据中美税收协议，美国选手可以用向中国政府支付的税款抵扣对美国的纳税义务。另外，世界一些国家也会在本国税法中创设例外，允许用向外国政府支付的税款抵扣本国税负。
这样做，是外国「吃亏」了吗？
不尽然。双重征税，对于对外交流是一项很大的负担，阻碍了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试想一下，如果电竞选手因为高额的税务负担，觉得去中国打比赛无利可图，那么电竞行业的蛋糕可能就无法做大，对于中国和运动员的母国而言都是损失。
回到问题本身，结论其实很简单：理论上，需要向两国分别纳税；实际上，如果有税收协议，可以得到减免。
如何看待推特脸书以对香港局势涉暴「假新闻」为由删除、停用近千中国内地创建账号事件？

发现这个问题下很多回答跑题了。Twitter 删除用户言论、停用用户账号，其实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没啥关系。
因为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而不限于行政机关）不能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并不约束私人公司。这也正是为什么，特朗普在 Twiter 上拉黑反对自己的用户会涉及第一修正案问题，因为总统这一做法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对私人言论的限制。
相关报道：联邦法院判决特朗普拉黑用户的做法违宪：
Twitter 作为私人公司，删除用户发表的内容、限制用户使用服务，可能会产生合同违约的问题，但不是第一修正案的问题。事实就是，美国的私人公司，可以随意删除用户发表的内容而不涉及宪法问题。
意外不意外==
然而，如果美国政府存在迫使 Twitter 禁止某些用户发言的行为，那事件就升级到了政府对言论的限制，第一修正案就可以发挥作用。此为补充。
如何评价8月21日法工委回应同性婚姻合法化？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是比较得体的回应方式了，因为纯粹从立法技术而言，作为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明确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结合。
宪法中有关于夫妻具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开放二胎不等于全面废除计划生育）、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的规定，然而对于配偶本身的性别，却没有正面做出规定。
有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关键判例 Obergefell v.Hodges, 576 U.S. ___ (2015) 中出镜。本案判决中，多数意见援引《礼记》中「礼，其政之本与」一句，论证婚姻制度对国家的重要性。
在本案反对意见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则暗搓搓怼了一句：称最高法院的水平已经从进行严谨的法律分析，变成了遵循幸运饼中的神秘的格言（mystical aphorisms of the fortune cookie）。
（然而，幸运饼并不源于中国大陆，而孔夫子的这句格言，本意是描述国君的婚姻，在判决中被错误地解读了==）
扯远了，说回到民法典本身。《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关于婚姻制度的表述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一表述和《婚姻法》第二条完全一致，谈不上「进步」或者退步。
从更长远的维度来看，法律总体而言还是对同性伴侣更加包容的（尽管舆论层面存在反复性）。1997 年，随着刑法废除「流氓罪」，同性之间的亲密行为普遍得到去罪化；2001 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近年来，也有司法实践将性别认同纳入了人格权的保护范畴。（如 C 先生跨性别就业案）
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有一些立法之外的替代方案，为同性伴侣提供选择。问题下一些回答提到了，在试点地区，公证部门已经接受办理同性伴侣的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和生前遗嘱公证，使之能够类似配偶一样处理一些社会关系和经济问题。
在舆论层面，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描绘同性亲密行为的影视、绘画、文字等作品，很难得到流通传播。
就此次法工委的发言本身，情理之中，自上而下的立法推进，见得多了，但很难出现在这个问题上。
如何看待2019年8月19日美方给予华为禁令额外的90天延期，但同时在禁令增加46个华为子公司？

如果说禁令延期是明线的话，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案件就是一条暗线。
今年三月，华为起诉美国政府，主张美国政府不经审判即剥夺其在美国的合法财产的做法违宪。今年七月初，美国政府在法律层面做出反击，要求受理此案的联邦法院驳回华为的起诉。
美国政府在七月份主张道，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并不等于「阻止华为经营特定的行业」，也没有直接导致华为的财产权利被剥夺。
目前，联邦法院尚未对这一申请作出裁决，华为起诉美国的诉讼仍在继续。
纯属个人猜测：也许在这条暗线上，法院也对联邦政府模棱两可的操作感到困惑，甚至一个更加不靠谱的猜测是，联邦政府在有意制造混沌不决的状态。
8 月 19 日的禁令延期，主要是出于美国企业的自身诉求。商务部长 Wilbur Ross 表示，商务部持续督促消费者放弃华为的产品，在此过程中，商务部发现需要更多的时间以避免对经营活动的扰乱。「As we continue to urge consumers to transition away from Huawei’s products, we recognize that more time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any disruption。」
在美国广大农村地区，华为的通讯设备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美国政府的多家承包商也使用着华为设备，去华为化，并不是小工程。
8 月 19 日的事件，是这两条明暗线的一次交汇。美国政府在诉讼中的主张是，对于华为的限制并没有彻底将华为排除出美国市场，因此华为起诉理由不成立；而对于华为禁令进行放松的姿态，则在侧面呼应着这一点。双方都已经摊牌，但又都有所顾忌，美国政府连连使出拖字诀，
西线无战事。
如何评价薛兆丰的「资本是弱者」这段话？

问题描述中这段论述，核心逻辑是资本不能灵活转移，而劳动力相对自由，因此导致「资本受到劳动力的剥削」（原话）。这一论述有两个主要的错误：
1、错误理解了剥削的含义；
2、错误理解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
一、
先从「剥削」的含义说起。剥削，表面上的结果是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创造的价值高于实际获得的补偿，但从过程来看，是一系列资本对社会的掌控所起到的结果，例如：
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由少数人占有，无产阶级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
资本对劳动市场发挥支配作用，通过对失业率的控制，让失业者和就业者彼此竞争，压低劳动报酬、通过形成垄断来不正当地制定价格等；
资本干预国家立法和政策，构建对少部分资本家有利的社会上层建筑。
类似这样的机制，是很难套用到劳动者身上的，就拿以上三点来说：
资本家同样可以劳动，劳动者对劳动力的「占有」并不妨碍资本家将劳动作为谋生手段；
劳动力很难实现对某个市场的「垄断」，从社会现实来看，我国的工会还远远没达到攫取超过合理额度的工资来「剥削」资本的程度。另外，让资本进行竞争，寻找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也是一种社会所鼓励的良性竞争。
中国来说，实行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立法，而不是小部分人进行剥削的工具。
这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人，和作为物品的资本混淆了。汽车厂商可以「压榨」出一台引擎的最大马力，破壁机可以「压榨」出一颗黄豆最多的营养成分，人可以最大化的利用资本，实现最高的回报率，这都是人对物的利用。但这个逻辑，不能反过来说：如果因为资本没有「压榨」出人的最大价值，就反过来认为人「剥削」了资本，这显然是贬低了人对于物的支配作用，只看到了人的工具性，这是错误的。
二、
在问题描述选取的论述中，发言者认为劳动者「开小差」、「假公济私」就体现了劳动力比资本更加「自由」，这同样是错误的。
现代企业管理，无论是采用 KPI 还是 OKR 体系进行考核，劳动者都需要对工作结果负责。在必须交付工作成果这个前提下，劳动者选择采取何种方式工作，并不能认为是比资本更加自由的。这就好比一个人钓上来一条鱼，问它喜欢被煮着吃还是烤着吃，难道可以认为这条鱼比钓手更加「自由」吗？
大部分时候，资本都有能力监控劳动者实际产出。投资者在为一家企业注入资本时，可以采取「对赌」，要求企业在一短时间内必须达到投资者所制定的业绩目标，否则就会撤回投资。被对赌协议戴上枷锁的企业，又会将资本定下的目标层层拆分，变成每名劳动者的目标。这正是现代企业的常见的运营方式。题目中的讲者，认为资本进入企业后就会「乖乖地等着」，「不能动弹」，这一说法相当的无知：这说的是炒股，不是投资。
妄自揣测他人的动机是不好的，其它回答提到，这原来是北大薛兆丰，那看来不是坏人，大概只是单纯地无知而已==
如何看待扯国旗扔入海的香港暴徒被捕？后续会如何被追究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属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公共场合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者，也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徽条例》第七条也对此有特别规定：
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
这是说的现行法律本身，从更大的角度上，虽然在一些普通法国家，破坏国旗可能被理解为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而不被追究责任（例如著名的 Texas v. Johnson 案），但并不代表过程中暴力行为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就能被容许。
霍姆斯大法官做过一个著名的论述：言论自由，不代表在拥挤的剧院里有谎称「着火了」的自由。在剧院的例子里，如果这种不实言论表达导致发生踩踏事故，造成「明显而即刻」（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危险，那么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类似地，哪怕在允许损毁国旗的国家，如果这一行为伴随着暴力、足以导致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造成民众的恐慌，也是不被容许的。
更何况，就事论事，作为香港人难道不应该遵守《基本法》吗？
美国大法官，谁来监督？

理论上，国会有权对大法官进行弹劾，但历史上仅仅有一位大法官享受过这种「待遇」，还是发生在上古年代，1804 年。当时 Samuel Chase 大法官因被认为存在「政治倾向性」受到弹劾，但这次弹劾，被后世普遍认为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党争）。Samuel Chase 大法官后来也被恢复了名誉。
后来，陆续有过几次试图对大法官进行弹劾的尝试，如六十年代的 Abe Fortas 大法官因为涉嫌不正当金钱交易一度面临被弹劾，但弹劾的议案没有在国会获得足够票数，最后用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以主动辞职告终。从历史情况来看，想通过弹劾来罢免大法官，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
美国大法官相对不受到监督，也是一种分权和制衡的制度设计。国会和总统都直接或者间接对投票箱负责，是民意的代表。而大法官，由于采取终身制，则任职周期则普遍超过了某个政党、某种政治势力所能掌权的时间。在当今的联邦最高法院，有克林顿时代的「遗产」，也有特朗普新任命的两人。
但这不代表大法官就是自己任命者的传声筒。历史上，立场与任命自己的党派向左的大法官时有出现，例如老布什任命的 David Souter 大法官，就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慢慢走向了自由派的一翼。
如果将「监督」定义更加广泛一点，理解为受到制衡的话，那么行政部门也有对其进行制衡的机制，即通过总统的「战争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中通过总统令实现目标。立法部门也可能通过立法的形式暗度陈仓，例如今年美国多个州推行「心跳法案」限制堕胎，突破最高法院判例中的分析框架。但题目问的更加接近于对大法官个人的监督，就不过多展开了。
身处各个行业的普通人，目前可以为祖国做些什么？

两个字，不退。
「普通人」三个字，有时能成为我们的一条退路。
一名普通记者，可以退到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角色，抛下自己的观点，避开对抗。
一名演员，可以退到纯粹的工作中，扮演安排给自己的角色，不管角色背后的涵义。
一名设计师，可以退到纯粹的审美维度，雕琢字体的美观，而不管文字所传达的意义。
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社会分工，频频摆出侵攻姿态，大多数时候都可能被视作「不职业」的行为：记者在采访对象前亮出观点、演员对编剧工作指手画脚，设计师质疑品牌策略，这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违背职业道德的。
但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小题大做咄咄逼人，而是现实把自己推到了那个位置。比如付国豪，被通过暴力手段曝光身份和立场，被逼着发表观点，他的选择，就是开头那句，
不退。
-
回到题目，「国家」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也可以是一套你所认同的价值观，或者也可以再具像化一点，是你身边在乎的人、你引以为豪的生活方式。目前大家关注的香港问题，更多体现了政治性的一面，但爱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政治话题。
譬如说，传唱广泛的「第二国歌」，《我的祖国》，开头是怎么唱的来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就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保卫，而我也看到了很多普通人们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保卫着自己的生活。
有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朋友，最近把天天上班变成了保卫生活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可，就在于繁荣的市场环境，在于这个时代赋予自己的诸多机遇。如果不幸来到一个政治理念和自己相左的工作环境，随大流参与某些活动，可以是「普通人」在行业环境下可接受的行为，但他们没有退回到一个职场人的角色。
身为各个行业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依法纳税，遵纪守法，自然不必说，我觉得题目在这时提出，想必也不满足于如此的回答。那就多做一点，无非就是时刻准备着，自己有可能成为不普通的人，
而在那一刻，站直了，别贬低自己，别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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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帮助大家跟进当前普遍关注事件的进展，也算是一点微小的贡献了：
如何看待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遭遇及事件后续?

罗斯福曾经总结过四种类型的自由，其中包含「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值得强调。不令他人因持有某种观点，具备某种身份而因担心自身安全受到侵害，亦是维护自由之一部分。
这一点，在打起各种形式的旗号时（特别是像某些人那样，在中国的公共场所打出美国旗帜表达政治诉求时），都需记得。
-
事件经过，很多回答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反对暴力，是有良知的人们的共识，无须多言。我来提供一个比较清奇的讨论角度：
早上和朋友讨论，shame 后面搭配的介词应该是 on 还是 to。个人认为两者均可，意思有所不同。Shame on A 的意思是「A 应该感到羞耻」，A is a shame to B 的意思是「A 是 B 的耻辱」，使用后一种表述时，注意主语即可，需避免容易引发歧义的省略。
如何看待2019年8月13日中国香港机场发生的暴徒围殴、拘禁内地游客及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事件？

罗斯福曾经总结过四种类型的自由，其中包含「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值得强调。不令他人因持有某种观点，具备某种身份而因担心自身安全受到侵害，亦是维护自由之一部分。
这一点，在打起各种形式的旗号时（特别是在中国的公共场所打出美国旗帜时），都需记得。
-
事件经过，很多回答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反对暴力，是有良知的人们的共识，无须多言。我来提供一个比较清奇的讨论角度：
早上和朋友讨论，shame 后面搭配的介词应该是 on 还是 to。个人认为两者均可，意思有所不同。Shame on A 的意思是「A 应该感到羞耻」，A is a shame to B 的意思是「A 是 B 的耻辱」，使用后一种表述时，注意主语即可，需避免容易引发歧义的省略。
如何看待公众号 3 号厅发布的「祝中国女孩早日穿衣自由」这篇文章？

男女都一样，都在承受刻板印象之下，不怀好意的目光。
-
陈律师常常把每次去养猪场做驻场尽职调查称作是「短暂的放纵」。
可以无所顾忌地穿衣，可以穿着大裤衩和运动衫听猪啰啰叫，踩着人字拖跟着饲养员走在乡间小路上。
但这样的衣服，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基本不穿，即使穿了，也会在外面披一件（丑得让法官都心生同情）的律师袍。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他很清楚这么穿面对同行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某场的程序员小张，把每次周末去品酒会称作是「短暂的放纵」。
可以无所顾忌地穿衣，可以给领带打上温莎结，穿着三件套西装，在端起酒杯时不经意亮出设计师限量款的袖扣。
但这样的衣服，，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基本不穿，即使穿了，也会尴尬地解释：我想去面试一个项目经理的岗，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他很清楚这么穿面对同行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
说到底，这些都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刻板印象。
女生穿显身材的衣服，就是「放荡」的，就有可能对伴侣不忠；
律师不修边幅，就意味着不够专业负责；
程序员太过精致，技术能力就令人怀疑，就没有「极客精神」。（谢谢你啊子建，对于打破刻板印象没有帮助2333）
这些都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刻板印象，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被绑定在了一套标签中，稍加逾矩，就会面对世人异样的目光。
-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很尖锐，但格局小了。打破刻板印象，不是某一个性别应当有的诉求，也应当成为人们共同的目标。
只不过，平权话题，大家是不怎么爱听的：一碗水端平，大家都是温吞吞地应一声，倒不如先派出几名吹鼓手，把一半人之中容易被文笔和辞藻牵住鼻子的一部分煽动起来，进而传导到另一半人之中，因为种种原因积怨已久的一部分人。最后，再来像知乎这样的平台，由对这两伙人都颇为不屑，又耐不住表达欲的和事佬们，强行拉个架，给对方下台阶。
你看，我不也被忽悠上套了吗？
如何看待北京大学申请补录河南省被退档考生的决定？

我很好奇，北京大学为什么可以作出这样的操作：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向北京大学投出“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第一志愿8人档案，双方招生办公室经过充分沟通，在录取系统中进行正常交互手续后对第7名、第8名考生予以退档
上述表述来自北京大学的官方回应，然而，北京大学和河南招生办公室经过「充分沟通」就能进行退档吗？
国家专项计划的录取程序，依据的是《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教学〔2012〕2号），该《通知》对于提档程序表述如下：
报考专项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考试。专项计划实行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本科计划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进行投档录取，高职计划在本科批次结束后、高职批次开始前进行投档录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有关省级招办按照高校专项计划120%的比例投档，高校在提档线上依据考生投档总分和专业志愿顺序录取。
根据上述规定，省招办在进行投档后，高校应当「依据考生投档总分和专业志愿顺序录取」。该通知并未提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退档。
行政法有一重要原则，叫做「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点和私法的「法无禁止即许可」形成区别。公办大学的录取工作，受行政法约束，如果法律没有明确授权大学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突破「依据考生投档总分和专业志愿顺序录取」对程序进行退档操作，那么就不得在此情况下进行退档。
有回答提到，教育部规定的退档理由包含「分数偏低」，然而国家专项既然已经有特殊规定，那么适用优先级应当高于普通规定。更何况，宪法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教育部赋予其以主观的「分数偏低」作为退档理由的裁量权，合宪性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这条规则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得到过适用，且北大官方声明也承认了录取存在违规行为，已经对该事件的性质做出了定论，义愤填膺的校友们大可不必高喊「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
更何况，就拿教育部自身的规定来看，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3号)：
（国家专项计划）在本科一批前开始投档录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有关省份，国家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次前开始投档录取，录取分数不低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高校同批次内生源不足时，不得将未完成的专项计划调整为普通计划，应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方式录取或调整至有合格生源的省份录取。经征集志愿仍未完成的计划，应适当降分录取。
可见，教育部本身最新的规定，也要求国家专项应「降分录取」以满足未完成的计划，这就与普通性的规定允许退档低分考生相违背。2019《通知》规定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已经对何者为可接受的分数做出了解释。
另外，北大的官方回应提到：
完成退档手续后，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向北京大学投出“国家专项计划”理工类第二志愿2人（考分均为671分）档案，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予以录取
与上面相类似，对于跳过第一志愿第七、第八名，直接录取第二志愿中所谓「高分考生」的操作，同样超越了国家专项计划相关法规的授权范围，其合法性值得商榷。
程序正义的问题，估计很多人都会提及，这篇回答点出以上两点后，就不再赘述了。大学之大这些道理，也是陈词滥调。如果要发表什么感想的话，那就是
第一志愿第七名的考生，真是今年最大锦鲤。在之前的讨论中，恐怕大家都不知道，除了 536 分的被退档考生之外，还有一名 542 分的考生也被退档，这次一并得到了补录。第八名考生吸收了一吨的舆论压力，经过了大喜大悲的煎熬，所引发的舆论监督，也将第七名考生送进了北大。
不知两人在燕园相见，又是怎样一番感慨？
希望你们都能度过充实的大学四年，用自己的努力，推翻「极可能被退学」的标签。
最后，一点个人的想法：
我特别好奇为啥好多北大的人在说这两位同学配不配上北大的问题。分数低的不配，难道分数高的就配吗？ 用一套规则来分配稀缺资源，本身就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符不符合既定规则的问题。分数只是规则下一个做出区分的方式，本身没有正义性可言。
另外，看到北大树洞上，有人在人肉这两位考生的名字，甚至有极端的声音表示，如果当他们的助教会挂掉他们。（有评论说，原话是如果他们不行就挂掉。问题是，）
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很遗憾你们即将面对这样的恶意。但不要低头，老天爷赏了这碗饭，就要捧起来好好的多吃几口！
如何看待上海迪士尼禁止自带饮食被大学生告了？

本案具体法律依据， @TEDCJK 的回答说得很好了，我来解释问题描述中一个细节：
为什么美国的迪士尼不限制游客自带食物？是什么让无敌的迪士尼法务一筹莫展？
愿意在于，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应充分考虑具有特殊需求的访客，为了他们的健康，需对服务协议或者管理规定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满足此类群体的需求。
具体规定见 28 C.F.R. § 36.302.：
A public accommodation shall make reasonable modifications in policies, practices, or procedures, when the modifications are necessary to afford goods, services, facilities, privileges, advantages, or accommodations to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unless the public accommodation can demonstrate that making the modifications would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nature of the goods, services, facilities, privileges, advantages, or accommodations.
在实践中，食物过敏和特殊饮食习惯也被归为此类。如果经营场所无法满足特殊群体的饮食需要（如存在过敏，或因其他原因，必须食用自带食物才能确保健康），那么该场所就需要允许其自带食物。否则，不仅违反了上述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还可能因为歧视特定人群而承担法律责任。
在美国法律中，如果允许自带食物的规定会根本改变该场所经营活动的性质，那么也可以不考虑特殊群体的需求。但迪士尼乐园的经营性质不属于餐饮，因此无法利用这一规定寻求例外。
@TEDCJK 的回答，侧重点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格式条款的限制，而在美国，真正让「禁止自带饮食」条款没有容身之地的，是健康方面的需求。假设有人因为特殊生理原因，只能食用自备的食物才能确保安全，而迪士尼乐园在设计上就在鼓励人们游玩一整天，那么，禁止自带食物的规定，就会将这样情况的消费者置于要么饿肚子、要么拿自己健康冒险的危险境地。
上面这些道理，经验丰富的迪士尼法务肯定一清二楚，为何只在中国消费者面前搬出「特别定制款」的不合理规定呢？
如何看待北大以「成绩太低，极可能被退学」为由将考生退档？

我们可以玩个思想游戏，看看思想家们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亚里士多德：正如同笛子应该被分配给最好的演奏者、打篮球时应该把球传给最有能力得分的人一样，北大的入学资格，应该被分配给最具备德性之人。
罗尔斯则表示反对：先不说什么样得品质才是符合北大办学目标的「德性」，按照运气分配，又怎么了？令人难过的大实话就是：有的人居住于一个恰好奖励我们特殊强项的社会，这是对好运气而非品德的一种衡量，老天爷赏了这碗饭，尽管端起来多吃几口，只要社会制度能给其他没这么幸运的人留碗粥就好。于是，罗尔斯给分数比这名考生高，但没有获得北大录取的同学们写了封信：
你进入了一个碰巧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各种才能的社会，这并非你的过错。那些取代你而被录取的人，并不应得一席之地，也并不因为那些导致他们被录取的因素而值得表扬。我们仅仅将你和他们一样，作为一种满足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的工具来考量。
边沁听了，来了兴致，开始讨论这种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损失和收益；
康德白了边沁一眼，心想着，这种事情怎么能做功利的加减法，大学以担心学生退学为由退档，到底还是在服从「他律」而已。「北大是不自由的」，康德如此做了结论，仅仅是通过趋利避害做出选择，并不是自由。
安兰德看到这句话说得正气凛然，悄悄戳了亚里士多德一下，想让他阻止康德。亚里士多德则不为所动：我那一套，和你要说的精英主义还不一样。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继续顺着这个问题聊下去，通过这样的讨论去塑造好公民，培养良善的品质，本身就是美事一桩啊！
康德看到了他们的小动作，颇为不以为然，看看表发现已经到了散步的时间，就先起身告辞。
马克思也趁着这当口起身告退，他本来听着一群腐儒大谈分配正义，就兴趣不大。到底还是那该死的稀缺。
罗纳德科斯看到这两尊大神走了，松了一口气，抛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干嘛又是退档又是提档搞得这么复杂，干脆每年随机抽几千个人获得北大录取，录取资格可以交换，然后让他们自己商量去吧。
没人搭茬，这事讨论的核心在斯卡利亚大法官那边，他把肚皮从椅子上搬了起来，擤了一下狮子一样的大鼻头，眼中冒出精光，开始批判这种「国家专项」的配额制。可能是因为国情不同，他几次口误，说成了「种族配额」，但不妨碍观点表达。
在房间的另一边，也聚拢了一群人，庄子在用筷子敲打着装录取通知书的盒唱着歌，引得一片叫好，仿佛再加上个吉他手，就能去报名乐队的夏天。
今年七夕，大家送/收了什么礼物？

没送礼物，哪敢啊，我要送了，怹肯定得直着嗓子，揪着我脖领子质问：
「哪来的钱？」
「出息了啊，还有钱买礼物了？！」
于是继续坚定地抵制消费主义陷阱。
资深摇滚乐迷如何看《乐队的夏天》？

我说自己是「资深」摇滚乐迷，就跟大张伟对盘尼西林的评价那样，都是在「装」。
对于 93 年出生的自己来说，接触摇滚乐的过程，就是一个装的过程。我也用零花钱去买过打口碟，是因为已经从互联网上了解到，这是很摇滚乐迷的事情。我假装自己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识，报菜名一般地说着 Led Zeppelin 和 Pink Floyd， 来和在我看来幼稚而盲目的同龄人划清界限。
周云蓬在《绿皮火车》中提到，自己有一次和朋友在火车上聊天，聊外国音乐，因为说到了很多外国名字，被同车人当成间谍报了警。小时候听摇滚的我，也是一个间谍，假装潜伏在生活里，假装和别人不一样，转眼间，人在曹营十余载。
我对摇滚的热爱，是自己给自己说媒的包办婚姻，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性，让我更多地去看到了节目之中的矛盾之处：
比如旅行团在唱着 Bye bye 房地产，向消费主义诀别的时候，配合的 mv 却是几个人端起赞助商提供的果果昔碰杯；
比如乐迷们伸手掐出一个金属礼，拼了命的摇晃身体，却被海龟先生弄闪了腰，不知道哪个是强拍；
比如欧阳娜娜，比如选手身上用来遮挡纹身的狗皮膏药，比如为了节目效果刻意引入的丑角...
但我也很欣喜，能看到这些很不摇滚的矛盾。或许是因为我对摇滚的喜爱不这么纯粹，所以总能像大张伟一样，用另一种思维模式去看开，去「活明白」：
我希望乐队能有健康的商业化环境。唱片的时代已经远去，互联网著作权保护依然千疮百孔，人困马乏，为首一人遥指前方：我从前玩乐队的时候，知道再向前三十里，就有赞助商，于是众人振奋精神，这或许就能挽救一只濒临解散的乐队。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接受这种表演形式。乐队的夏天，让我想到了德云社，这个组织吸引的是怎样一群受众？有曲艺爱好者，也有饭圈人士，有的纯粹只是因为知道郭德纲这个名字。那又怎样？回到八十年代，最初的一批摇滚迷们，有多少也是从一个名字，一段歌词和旋律开始的。
向流量网红低头，向监管政策低头，向油腻（或者说技巧纯熟）的制作人低头，摇滚就这样低着头走路，因为这是在走着一条陡峭的上坡路。来自红馆的，来自 livehouse的，来自 school 的，来自五道口的，来自海峡对岸的，come together everyone，everybody is here now ，拿起吉他一起走新的长征路。
最后，也许是因为我听摇滚的动机不够纯粹，所以在我的理解中，乐队有音乐之外的社会意义。乐队是宣传队，乐队是播种机，我欣赏的乐队，或多或少都在推动着他们的理念：
新裤子乐队和 Cindy 搭档，或许是为了委婉地对抗网络暴力，或许是为了和自己的一个赌约：你看，就是这样的人，都能和你们站在一起享受音乐。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面，行事颠三倒四的绝世高手，传授了一套稀奇古怪的剑法，让一个农家少女战胜了贵公子，然后飘然而去，留下四个字：好好读书。
九连真人用家乡的歌曲对抗天灾，面孔找来了老伙计们唱着老歌，用新的编曲对抗流年，Mr WooHoo 用潇洒的态度对抗不可避免的死亡，刺猬，剑拔弩张对着这个世界，但却又能如此心思细腻地看到需要扶一把的同路人。
因为热爱，所以对抗。摇滚，对我来说，曾经也是一种对抗世界的方式，虽然起因也是为了装，但同样能够明白。
如何看待青岛红黄蓝幼儿园猥亵儿童的外教获刑 5 年并被驱逐出境？

连续两天看到有洋垃圾被送出国门，快速答一下相关概念：
没错，这次是先执行完有期徒刑，再驱逐出境。（这不废话嘛，要是先驱逐出去了，怎么关啊==）
最高检网站上有篇文章，对理解这个问题挺有帮助的，推荐一下：
结论可以看最后：
当驱逐出境独立适用和附加适用时，其执行的日期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后者则是从主刑即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执行。
而在昨天的另一则新闻中，对于河北工程大学某猥亵女性的在华留学生，则采取了「遣送出境」的处理方法，而不是本次红黄蓝外教吃到的「驱逐出境」：
区别在于：
「遣送出境」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遣送出境：
（一）被处限期出境，未在规定期限内离境的；
（二）有不准入境情形的；
（三）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
（四）违反本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需要遣送出境的。
其他境外人员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遣送出境。
被遣送出境的人员，自被遣送出境之日起一至五年内不准入境。
遣送出境的法律依据并非刑法，适用对象包括有一般违法行为的外国人（例如，在河北工程大学事件中的留学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而非刑法），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与之构成区别的是，「驱逐出境」是《刑法》三十五条中刑法的一种：
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因此，本案判决中使用的概念是「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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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驱逐出境」这种表述，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所提及。
例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二条也有这一表述：
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有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在中国境内继续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
外国人违反本法规定，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以处驱逐出境。公安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
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自被驱逐出境之日起十年内不准入境。
显然，公安部是无权作出刑事判决的，上述「驱逐出境」应当是一种行政处罚。看来，法律法规中对这一概念仍有不相适应之处。但殊途同归，共同的结果是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在未来也会持续受到入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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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保持开放，不能固步自封，但我们也应当追求法律的平等保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司法特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感谢这个判决，让人们更加有信心，这样的时代不会卷土重来。
如何判断上级（或者导师）是在培养你，还是在压榨你？

其实就是让你和 ta 一起工作（work with），还是让你为 ta 工作（work for）的区别。
大家可以想想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是什么体验：
双方都能参与对策略的讨论，而不是一方作出规划，一方单纯执行；
双方所获取的信息大致对等，即使一方因为职级较高、更接近管理层所以通晓「上意」，但也会把必要的信息和职级较低的另一方分享、收集需要向上反馈的建议，而不是摆出「组织已经决定了」的态度终结讨论；
工作过程中会更关注如何做到的，而不仅仅是要求交付成果。我的 mentor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给了我这种感觉：如果一项任务，需要通过 A 方法达到 B 的中间成果，又在 B 的基础上达成最终的成果 C，她会同等地关注 A-B 和 B-C 的过程，而不是仅仅看到结果就满足了。
一起工作时，双方能调动的资源和接触的人也是大致对等的。如果上级是以培养的目的带下属参与项目，往往会更多地向下属介绍与自己平级的人，让 ta 为以后与之共事作出准备。而如果仅仅是为了做事情而榨取劳动价值，则在公司内部的沟通往往更加单向。
另一个判断标志是，看看自己说「不」会带来什么效果。如果是一起工作，那么如果一方认为某件工作方向错了 / 投入产出不高 / 工具和资源不够用 / 能力象限无法适配，需要更多人支持，那么另一方会更加理解基于上述原因对某项工作的拒绝、并协助克服障碍，而不是丢下一句「想办法解决」。这也是相当具有迷惑性的一点：不提供思路、不顾可行性，意味让员工想办法解决，并不是在培养所谓「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养蛊或者刮彩票 - 一件事情，自己也没底，也不知道怎么做，丢给下面人看看能捣鼓出啥来，这就不是培养人的思路了。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标准：看总结报告里面的自己的戏份，就知道大概处境了。
如何看待美国联邦政府决定恢复执行死刑？

联邦层面的死刑，在 1972 年 Furman v.Georgia 一案后的十多年间曾经被废除，随后于 1988 年恢复。然而，1988 年恢复死刑后，仅有 3 例真正得到执行，上一次执行还是在 2003 年。目前，在联邦层面有 62 人被判处了死刑但未得到执行。（相关数据来源：https://deathpenaltyinfo.org/state-and-federal-info/federal-death-penalty）
而在各州层面，美国有 29 个州保留了死刑，约 2600 人等待执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会老死在狱中：由于死刑存在诸多申诉途径（例如各州死刑判决也能通过 federal habeas 流程进入联邦程序，例如即使已经对判决本身无法上诉，也可以挑战执行方法等），因此每年实际执行人数占比很少，每年大约只有 20 例。
据报道，这次恢复执行，主要针对五名联邦罪犯。司法部长 William Barr 强调，这次执行的五名罪犯犯下了谋杀的罪行，其中一些犯罪过程包含了虐待和强奸儿童和长者。（「five death-row inmates convicted of murdering, and in some cases torturing and raping,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美国的死刑问题，在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始终具有反复性，联邦死刑，从 1972 被认定违宪，到 1988 得到恢复，到 2003 年后名存实亡，至今又开始展现法律的牙齿，都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司法理念和政治角逐。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曾明确表示会将死刑「带回美国」，随着两名保守派大法官上任（其中 Gorsuch 大法官曾经公开表示过支持保留死刑），当前的进展，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以杀人犯的犯罪行为来处罚杀人犯有什么问题呢？

抖机灵的回答：因为这可能导致类似《威尼斯商人》的问题。
假如犯罪者持刀刺伤被害人脾脏和大动脉，导致其失血 2300 毫升而死亡。如果在复制这一行为时，执行人员手下得重了些，顺便把肾脏也捅穿了，犯罪者损失了 2500 毫升的血液才痛苦地死去，那么他的家人是否应当要求国家赔偿 200 毫升血液和一个肾？（既然这一架空社会已经把「同态复仇」立法化，想必离「同态赔偿」也不远了）。
严肃的回答是：现代国家的治理，需要将「复仇」的本能冲动加以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刑法满足的不仅是私人的诉求，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社会秩序。
一个或许难以接受的事实是，刑事案件的检察官，代表的不是被害人个人或者其家庭，而是在代表国家。刑事案件，中国有「公诉」一说，美国有的「合众国诉某某」案件命名方式，其背后都是类似的逻辑：犯罪者对公众利益造成了侵害，因此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要求对其作出公正的判决。美国的检察官在面对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时，经常需要作出听起来不近人情的澄清声明：「我很同情您的遭遇，但需要注意，我不是您的代理人，甚至有可能和您存在利益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一方也时常需要聘请自己的律师（例如章莹颖案中，章家人就聘请了自己的代理人。）
的确，国家与被害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国家除了需要补偿具体个人收到的损失、抚慰他们的伤痛之外，还需要考虑案件处理结果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这一维度上，支持保留死刑，不等于支持保留残酷的死刑，因为后者对于国家而言存在诸多副作用：
其一，残忍的处刑方式，可能会变相地传授犯罪方法，甚至导致模仿杀人犯的出现。例如，章莹颖案中的杀人凶手克里斯滕森，就被发现曾经浏览关于变态杀人犯的介绍，模仿其作案方式。如果国家采取变态杀人犯的方式执行死刑，那么此类方法可能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吸引更多潜在效仿者。
其二，执行人员用血腥暴力的方法杀死犯罪者，可能会引发公众对犯罪者的同情。这一点，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举过一个例子：在一次绞刑执行过程中，处刑者在规定动作之外，还用刺刀戳受刑者，导致民众的反感。在同情心的趋势下，人们冲击绞刑台、殴打执行人员，导致一瞬间善恶被颠倒，犯罪者反而成为了人们需要保护的对象。
其三，「非标准化」的惩罚机制，也会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率。法律重要的运行方式，就是将复杂的客观事实抽象为法律事实，从而进行分析。为什么判决书中对于量刑的说理一般会写「情节特别恶劣」，而不是「连刺三十多刀」？这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化的问题，将诸多犯罪情节进行抽象，匹配合适的惩罚，而非重新一头扎进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中。
最后，我想引用苏力教授在《社会变迁中的法理学问题》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法律产生的另外一个条件是集权，而不是民主。理由很简单，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对别人的侵害行为进行“执法”，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因此必须用集权去剥夺个人的“复仇”权利，即“私力救济”的权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收缴民间的兵器，理由也正是如此。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期间互联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上网」这个概念在消失。
十年前，「上网」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件颇有仪式感的事情。虽然已经告别了拨 96169 的石器时代，但我还清楚记得，要如何打开宽带路由器电源，如何在电脑上链接，如何计算着时间不超过每个月 30 小时的套餐限制。（个人情况而已，后面有说明）
至于手机上网，零花钱只够买 50MB 的流量，看 NBA 全得文字直播，发帖提醒一句「多图杀猫」是美德 - 流量真的是个要命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家里爷爷奶奶苦日子过怕了，东西舍不得用、剩饭舍不得扔，水龙头都舍不得拧大。但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笑话他们呢？习惯性「多图预警」，还不是匮乏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嘛。
简言之，那时候上网需要做一点心理准备，而现在，从网上下来才是麻烦所在。据统计，2018 年全球每名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达到 6 小时 42 分钟，平均上网时间最长的国家（菲律宾）人均每日使用互联网时间达到 1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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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不会再有第二个贾君鹏，准确的说，是可能不会再有「网络事件」。后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社会事件」。
贾君鹏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一种流传在小圈子里的亚文化符号，圈子里的人报上这句隐秘的接头暗号，于是确认了，是一路人。就像「匡扶汉室」、「夜店登」之类的词汇对应着一个兴趣群体一样，「贾君鹏」曾经也是一个小圈子中身份认同的标志。但当这个圈子已经达到八亿之巨时，这种符号也在「网民」之间消弭，转而以另外的样子存在于另外的小圈子中。
贾君鹏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验证了网络舆论可以被制造，可以被工业化生产。舆论一直都可以被制造，大楚兴、陈胜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最为原始的载体，也有可能制造一起传播学现象级事件。贾君鹏背后的推手，证明了这种病毒式传播在网上可以达到多大的规模、成本可以有多么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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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竞走十年了，多满怀期待的十年，多遗憾的十年。
十年前，我们期待着互联网成为节省时间的工具，会提高一切事情的效率，将人们的时间解放出来；
十年后，我们遗憾地发现，互联网更加是耗费时间的工具，人们被解放出来的时间，又还给了短视频、直播和手游。
十年前，我们期待着互联网让人们更加平等，不知从何而来的贾君鹏可以做三天明星，你能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我们都能改变周围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十年后，互联网在舆论之中制造着新的不平等，有的人膜拜着自己捏造的土偶木像，被意见领袖们剥夺了自主思考的能力，有的人消费着被洗稿洗到褪色的三手资讯，放弃了亲自探寻真相，网络社区如此喧嚣却又如此寂寞。
十年前，我们期待着，这个时代勇敢的拓荒者们，能够带领我们找到一种全新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带领我们栖息在高处，让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到更大的世界；
十年后，曾经被报以如此厚望的人们，那些「大佬」们，把我们踩在脚下，让我们修着他们给的福报。
我们期待火星，他们给了我们 Facebook；我们期待用表达自己、改变世界，他们将我们驯化成愚昧的信徒；我们期待英雄，期待有人把红海分开，他们带给我们一场军阀割据，一场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的有限战争。
贾君鹏，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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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论里有很多朋友对十年前宽带限时表示了疑问，看来我个人的情况不具备代表性。那时候还在上高一，家里选了每月 30 小时的套餐，也有防沉迷的目的。（题外话：遗憾的是，十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网瘾」是一项需要戒除的精神疾病。。。）
如何看待 4s 店错把 12.98 万写成 12.98 元，顾客执意要按标价买车这件事？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4S 店的确没有义务以 12.98 元的价格卖车。
首先，双方没有达成合意。
「合意」这个概念，指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这个概念在英文中叫做「meeting of mind」，说得很形象，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就是想到一块去了，看对眼了的意思。买卖合同的达成，需要双方的合意，而在本事件中，依据交易习惯和一般理性人所具备的常识，4S 店都不具备 12.98 元卖车的意思表示。
再者，店内的广告不构成达成合同所必须的「要约」。
要约，指一方当事人以达成合同为目的，向另一方提出合同条件。如果另一方接受了要约，那么合同就会成立。需注意的是，面对不特定人的广告一般来说不属于要约，而是一种「要约邀请」。相关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十五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举个例子：
要约就像是求婚，只要被求婚对象说 yes，那么两人就算是订婚了；
要约邀请就像是在说：「来啊，快来向我求婚啊！」，但如果对方手捧戒指单膝跪地，开始说出这话的人依然可以十动然拒。（没错，法律一般会保护这种看上去有点「渣」的行为。）
本事件中，店内的广告并非针对特定人发出，且缺乏成立合同所必须的细节（例如付款方式、详细配置等），且法律没有专门对此类广告的特殊规定（不像是房地产买卖中法律对何为「要约」有专门规定），因此应当理解为一种「要约邀请」。顾客看到这则广告并要求购买，并不会当然地导致合同成立。
有句俏皮话：法律保护很傻很天真的人，但不保护太傻太天真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有各种笔误和口误，法律并不会苛责犯下无心之失之人。但对于「太傻太天真」，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聚众闹事要求 12.98 块钱买车的人，法律恐怕就不会站在他们一边了。
（如果是品牌愿打愿挨的营销行为，当我没说==）
怎么评价网友「林夕的娃娃间」让真人穿黑胶衣当「娃娃」的行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是否涉嫌违反法律？

题目问到了法律上的定性，和 @Three诗睿 简单讨论了下，有几点值得展开：
1、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在服务于特定人群的特殊性癖好，这就需要考虑此类图片是否属于「色情制品」。对此，知乎上有相关讨论：
按照《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且「挑动人们的性欲...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属于色情制品。按照问题描述，题目涉及的图片可能归为此类。
2、如果构成「色情制品」，法律后果是什么？
如果问题描述中的情况基本属实，那么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至于提到可能利用未成年人作为「模特」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应当从重处罚：
实施本解释前五条规定的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具体描绘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的...
有爆料称，该微博账号背后的组织在境外发布过一些大尺度图片，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本网站服务器在美国，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而免除责任呢？
不一定，美国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儿童色情制品。
根据美国有关打击儿童色情的立法 Prosecutorial Remedies and Other Tools to end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Today Act （简称 PROTECT），描绘儿童参与性虐待行为，且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的「任何可视化描述」都属于儿童色情制品，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制作和持有均构成犯罪。
网络，使得儿童色情背后的利益链条可能超越国境，但世界各国正在联合起来，让自己的服务器不再成为儿童色情的挡箭牌。希望此事得到关注，让事实得到进一步确定。
如何评价「中科大一博士点立新规：发篇中文文章才能毕业」？

如果不强制要求发中文学术论文，而只是如报道所说「哪怕在媒体或杂志上发一篇科普文章，甚至科技新闻报道都可以」，那说不定还真值得提倡。或许这不是在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能帮助更多人有能力了解更大的世界。
@梅洋汤 提到，目前在海洋微生物领域，很多新的概念中文翻译质量很差，影响了学习和研究。其实不光是硬核的海洋微生物，就连法律这样离我们距离很近的事情，语言问题都在阻碍我们的认知。
上周， @王妈妈 在准备一次内部分享会，介绍报道法制类内容的经验，我来当美国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顾问」。这个活可要了亲命了：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用贴切的中文词汇，介绍一场完整的诉讼流程。
比如说，在选拔陪审员的时候，有个程序叫 voir dire，指控辩双方向陪审团潜在人选发问，剔除可能存在偏见的陪审员。这个词来源于法语，看网上的翻译，有的叫「预审」，有的叫「审核」，有的直接叫「如实供述」，没有统一的翻译，而且这几种翻译有的过于直白、有的容易和其它审判流程混淆，都不能很好地让人理解这个程序。
有的词汇，费点口舌还能解释清楚，而在很多重要的审判程序中，望文生义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事物认知出现严重偏差。例如，之前华为诉美国案中，华为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作出 summary judgement，有的媒体翻译成了「简易判决」，就导致读者困惑了：这么大的案子，怎么就「简易」了呢？有的法律工作者也着了道，脑补出和中国「简易程序」的相似性。其实，summary judgement 和案件简单或者复杂毫无关系，只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诉讼策略：假设对方对于事实的陈述成立，要求法院依据对方列举的事实，从法律适用角度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如果法院拒绝了，还可以继续正常的审理，而不是说案件进入了一套更为「简易」的程序。
对基本概念的表述达成共识，是学术研究和交流最起码的事情。否则，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两三句注释、介绍一个概念时先说一句「别管网上的翻译，那个不准」，如何能进行高效沟通呢？（当然，也可以直接中英夹杂，但这样学术交流的门槛会更高，也更容易收获围观者的讥讽）。
而这样的共识，需要足够丰富的语料库作为素材，语料库需要熟悉这些概念的人们参与共建，避免望文生义而产恒误导性的翻译，也是为研究工作一点微小的贡献了。
如何评价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Spider-Man: Far From Home）？

如果斯坦李老爷子还活着的话，那么：
借电话给小蜘蛛的大爷、
戴着「夜猴侠」面具的狱警、
看守所里的荷兰哥、
卖黑色大丽花的意大利店主、
摩天轮上另一对目瞪狗呆的游客、
歌剧院检票员
等等之中，肯定有一个人没机会吃剧组的盒饭了。
如何看待章莹颖案被告人克里斯滕森绑架谋杀罪名成立，量刑会如何？

先基于目前事实，介绍一些相关概念：
1、最终成立的罪名有三项，分别是一项「致人死亡的绑架」（kidnapping resulting in death）和两项虚假陈述罪。一些媒体称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绑架罪和谋杀罪，这是不准确的。如果用我国刑法来类比的话，主要的罪名应当是具有加重情节的绑架罪，
2、需注意，本案是以绑架罪起诉的，这或许会影响最终的量刑。伊利诺伊州已经废除了死刑，而本案是由联邦检察官所提起的公诉，适用联邦刑法，而联邦刑法中保留了死刑。根据《联邦绑架法案》，联邦对于绑架罪有管辖权。「致人死亡的绑架」可以被判处死刑。
3、据报道，陪审团仅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评议就得出了结论，这在刑事案件中算是相当快的了，看来对案件事实争议不大。在美国刑事诉讼中，陪审团是所谓「事实的认定者」，最终决定采信何方的证据。在陪审团评议前，法院会做出「陪审团指示」（jury instruction），向陪审团说明认定哪些事实成立就可以判处怎样的罪名。陪审团必须达成全员共识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因此常常陷入僵持，但这一次看来并没有。
然后谈谈案件未来的发展：
美国的死刑案件有一点特殊，陪审团不仅需要定罪，而且需要决定是否作出死刑判决。（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量刑是法官的工作。）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在作出死刑判决时，法院可以「考虑一切可能的减刑因素」，而不限于有限的法定因素 Lockett v. Ohio, 438 U.S. 586 (1978). 也就是说，裁判者可以依据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依据作出非死刑判决，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案庭审中，克里斯滕森的辩护律师在被告的精神状态上做文章，这也可能成为在量刑阶段计划提出的因素。
但精神状态这张牌未必这么好打。根据 2019 年最新的判例，Madison v. Alabama, 586 U.S. ___ (2019)，即使犯罪者因为精神问题不能回忆起犯罪细节，法院依然可以作出死刑判决而不违反第八修正案。也就是说，即使克里斯滕森坚称自己因为精神状态问题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如果陪审团认为理由充分，仍然有可能作出死刑判决。
然而，在这里还要稍微泼一下冷水：即使克里斯滕森被判处死刑，也许正义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在 2018 年，尽管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人数数以千计，但全美国一共只有 25 例死刑得到执行。大部分被判处死刑者，仍然在进行漫长的上诉。他们上诉的理由不仅包括判决本身，也有可能针对死刑执行方法，例如今年的 Bucklew v. Precythe 案就是在挑战注射死刑的合宪性。不夸张地说，美国大部分死刑犯最终是老死的。
不论如何，我们都期待本案最终得到公正的结果，继续关注七月份的量刑听证。
如何看待 6 月 21 日华为起诉美国商务部事件，诉讼将会如何发展？

从目前报道来看，这次起诉和之前的侧重有所不同，针对的是对公司财产的不当扣押，而非之前争议的《国防预算法案》问题。
华为主张，公司拥有的的电信设备在两年前被美国商务部扣押并进行测试，以评估「是否能获得出口许可」。华为诉称，在长达 20 个月的时间中，尽管华为一直配合商务部提供对方要求的材料、尽管该设备依照当时的进出口相关法规不需要特别许可证，但美国商务部一直没能就出口许可问题作出决定，也没有要做出决定的迹象。该设备在此期间一直无故被美国所控制。
报道来源：
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不经正当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如果执法机关滥用调查程序，以「调查」为名行没收之实，导致个人或者公司无法使用自身的合法财产，那么就有可能因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财产而产生宪法问题。
目前，起诉状全文尚未发布，但可以想像，华为的起诉将少不了从正当程序方面发难，可以持续关注。
如何看待“台湾一店员偷吃2颗茶叶蛋被判三个月”?

不玩茶叶蛋的梗，说说背后体现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的职务侵占立法可能欠缺灵活性。
事件中，法院判决依照的是台湾地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对「业务侵占罪」的规定：
对于业务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条第一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其中，「前条」指的是第三百三十五条「普通侵占罪」：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被侵占之物价值如何，台湾地区刑法盖所不问，一律适用六个月最低刑期。事件中，法官依照关于减刑的规定，又将刑期缩短为三个月。
与之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则有「数额较大」这一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数额较大」对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是六万元，即职务侵占的入罪门槛是六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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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是调整社会秩序的诸多工具中，杀伤力最大、副作用最大的之一。职务侵占，固然是需要加以规训的行为，但除了动用刑法之外，社会中还存在多种多样的工具，例如依据公司内部规章进行处理、主张民事赔偿等等。
中国法律中对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做出区分，也是在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社会治理「工具库」，小事用小扳手，大事才上重型机械，根据法益被侵害的严重程度选取最为合适的工具。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不对一般违法和犯罪行为做出区分，但在实际量刑时，则会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广泛使用缓刑来处理轻微犯罪，发挥法律警示作用的同时，避免剥夺犯罪者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避免其因为和社会疏离而成为惯犯。（但美国的缓刑也存在滥用的现象，有统计称美国 52 个人之中就有 1 人在接受缓刑或者假释）。
简言之，虽然刑法的威慑力需要得到发挥，但在使用刑罚时保留适当的弹性，也许能避免像题目所涉及事件那样的荒诞剧。
至于这个案子为什么得到起诉、台湾地区该条立法的历史来源如何、有没有替代的解决方式等问题，推荐阅读 @一丁 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