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世界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来侧面看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那就是整理一下近期万亿级别的救市政策，为了救市逐渐砍向了原本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方向，侧面也可以反映为了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正式的回答。
经济不确定期必然意味着政策的高频颁发期，只是以往都是千亿级的政策微调经济中即将到期的债务违约风险，而随着疫情影响的延续，企业和个人逐渐消耗着储蓄，相应的越来越多的万亿级别的救市政策密集的被推出，这些政策中有隐形的输血政策，比如重启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向市场增加4~5万亿货币，直接用于刺激消费而补贴的消费券政策，各地加起来也在亿级别以上，与普通平台的消费券政策不同，地方背书发放的消费券是可以直接在原有商品的价值上减免，这部分起到了不讲价而增加消费者货币购买力的作用，带动的消费也在万亿级别，提升财政赤字直达基层的2万亿级别的疫情特别国债，作为地方经济恢复的扶持资金，这几天，政策又要求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1.5万亿，直接从亲儿子银行头上割肉，本篇文章梳理自从疫情黑天鹅之后，可以堪称万亿级别的救市政策及其特点。
1．重启宽松货币政策的潜在4~5万亿补血
连续三个月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10%，分别是3月的10.1%，4月的11.1%以及5月的11.1%,自此广义货币量超过210万亿大关，由于基数的增加，新增的货币供应量在相同的增速下以幂指数的速度增加，当然这个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欧洲所有经济体货币供应量之和，即使基数不同，上一次货币供应量增速高于10%还是在17年的3月，时间内刚刚好是3年，而自从17年货币供应量增速收紧到9%以下后，维持了三年所谓的中性货币政策，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去杠杆阶段，其实你从宏观负债率来看的话，确实在2018年实现的近十几年首次宏观负债率下降，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居民负债率在2018年还在上涨，这种好情况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2019年又一次大幅上涨，而特别的是居民负债率占所有非金融机构负债率上涨总和的一半，说明很可能所谓的去杠杆只是一个杠杆转移的过程，由居民部门的负债置换其他机构的杠杠率。
去杠杆的初衷是好的，但紧缩货币政策限制了市场货币供应量，居民有限的钱仍然流向了房地产方向，高负债企业和个人在居民支出方向错位的时候，消费在货币供应降低时下降速度更快，很多人发现生意不好做也多是在货币政策收紧以后变得非常显著，此前的货币创造的文章根据货币供给市场的过程，给出了一个结论：货币创造和财富创造并不是一个过程，大量的货币进入到财富转移和金融体系空转，虽然资产价格泡沫会让参与者都非常满足，但实际上利息在逐渐吃掉未来的现金流，进一步挤压消费的空间，结果就是虽然货币政策收紧了，但居民负债在去杠杆过程中仍然是快速的上升，截止2019年底已经上涨到55%，疫情下又上涨2%左右，说明钱绕一圈又进入到了居民的负债率中。
都知道超发货币会逐渐出现越放水越缺水，利息黑洞逐渐吃掉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应的企业利润再到就业问题，不同的是疫情没有发生时，这种杠杆转移要稍微慢一些，比如一年1~2%的居民负债率在增长，07年开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泡沫之前，这个数字在17.9&,十几年间迅速攀升到57%，谁都知道负债率越高，未来偿还的利息越多，同样的对于企业负债率也是如此，放水只会吃掉未来更多的现金流。而疫情下不放水现在就要出问题，即使越放水未来缺口越大，但也不能让现在出问题，结果就是连续3个月的10%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速，相比维持了三年8%~9%之间的中性货币政策，在190万亿的基数上，相当于多出4~5万的货币供应量给市场输血，边际效应也是相当明显，遥想08年的4万亿大基建货币供应，直接让我们逆世界经济颓废的趋势，第二年就实现了快速的反弹，而现在这些钱似乎很难起到08年的效果，这就有了后边更多的万亿级别救市资金。
2．财政赤字下的2万亿特别国债
增加财政赤字1万亿，发行特殊国债1万亿，总共2万亿转交给地方，用于抗击疫情对经济体的冲击，重点突出在保就业、保消费上面，说到底其实还是保实体经济，正如非金融部门的负债率的结果，企业在疫情下负债率已经接近170%,独树一帜的拉开各大经济体的企业部门负债率，是现在最要保护的对象，居民负债率在上面的去杠杆中扮演了被转移者的角色，并且最终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不出意外还要依靠居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但至少不是现在，疫情下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再将债务转移到居民负债率上只会加重居民的消费不足，相对较低的只有政府部门的40.5%负债率，排名前两名的分别是250%左右的日本和110%左右的美国，即使针对国际安全线60%仍然有一定的挖掘潜力，负债即意味着还款的压力，现在国内压力最小的只有政府部门的负债，也就是说只有政府现在加杠杆是相对安全的。
人们借钱的时候都是依赖正常情况下自己现金流作为贷款偿还的依据，企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以宏观负债率为260%为参考，利息取5%来计算，每年将产生13万亿的利息，还不包括部门到期要偿还的本金，疫情打乱了企业和个人参考自己现金流可以维持到期债务的计划，疫情冲击下企业并没有收入那么多资金，而个人也因疫情而收入福利下降，债务偿还危机提前爆发，企业债务如果违约就要面临诉讼甚至清算，个人如果债务违约则可能会被收回按揭的房子和车子，这还仅仅是直接影响，企业削减开支降低人员成本，裁员降薪，失业率上升，个人削减开支，消费支出下降，又会传递到企业利润，收入进一步下降，陷入恶性循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维持居民消费和企业利润，居民在未来的预期收入下降，那么就会削减开支，不削减开支就要增加负债，增加负债又会加重利息负担，企业在消费能力下降后必然还是利润下降，陷入死循环，那么政府通过财政赤字一方面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压力，另一方面用于补贴居民的消费能力，杠杆转移反向，凯恩斯主义下所有部门负债率本应该剧烈的上升，我国的土地属于公有，政府获得土地转让金，以前是居民企业通过购买土地房产置换了本该政府部门承担的负债率，现在这个过程逆转过来，居民企业双高杠杆时，救经济就变成了特殊时期通过政府负债置换居民和企业杠杆的情况。
3. 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1.5万亿
只放水不能说是让利，因为企业的债务规模增加，同样的利息也会增加，未来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对于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怎么才算让利呢？降低债务成本-利息，我们一直假设的是利率恒定时的情况，债务越高，利息越高。但如果金融体系进一步下调给企业的利率，比如原本5%，下降2%，就相当于企业增加40%债务可以与原本债务规模相同的利息，所以方法大概率或者一定是定向降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未来的违约风险，为什么这次明确说是金融系统让利而不是其他，我们的存款利率一直在下调，即使大额存单也并不会太高，银行只是个中介，自己的资金并不多，最大比例的是居民的存款，吃的是利息差，一时间让金融体系降低对企业的利息，如果不能直接转移到储户身上（利息本来就很低），就意味着金融体系要为这部分贷款利息而让利，相当于原来的挣4%的利差，现在只能挣2%，金融系统不能给储户负利率吧，那大家不如都把钱兑付成现金，所以这部分利差要金融体系来出，这条政策说的大概率是这个事情。
只有降低了企业负债压力，就业和福利才能保住，企业负债率疫情下飙升了10%，在世界上大经济体中独树一帜，远高于其他经济体，疫情冲击下压力可想而知，光放水只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破产风险，所以政策选择是一方面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助力消费，让企业产能流动起来，另一方面直接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减低放水在未来对企业现金流的蚕食和违约风险。直接影响是金融体系要过苦日子了，因为本来给储户的利息就非常低，很难直接转移到储户身上，但间接影响是降息下货币涌入市场，本该在消费不足和经济下行中表现为通缩并不会出现，甚至可能出现通胀。
总结起来，短期内多个万亿级别的政策救市政策，包括隐形的4~5万的宽松货币政策，2万亿增加财政赤字的特别国债，1.5万亿金融系统让利实体经济，所有的初始目的都是为了拯救实体经济，在不确定期稳住经济体的企业安全和就业，房子涨不涨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就业，大量失业的人又结合高负债社会问题也会愈发矛盾，谁能想到连自己的银行利润也被砍了一刀，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其实这也是必然趋势，房地产金融属性与居住属性比值越来越高，必然有大量的杠杠投机房地产，不管直接还是间接，谁提供杠杆，谁从中抽取利息，可以说是躺着挣钱，前十几年投资增加百十号人就业的实体制造业的利润不如买几套房，金融本该是服务实体的职能，关系反倒出现本末倒置，逐渐吃掉未来经济体的现金流。从此也能看到现在的实体经济的困境，一方面全球最高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极高负债率，另一方面居民支出偏向失配结合高负债，消费能力下降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放水救实体经济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只能通过从政府自己身上割肉打破恶性循环，有财政赤字，有金融体系利润，当然救市仍在继续，下一刀会是谁的利益呢?
文章摘自《逻辑与现实经济》公众号，每周日更新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