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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被调查？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二选一」行为之所以需要进行监管，是因为会导致限制竞争的后果，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
我们生活中有大量「唯一指定合作方」的协议，法律对此基本是认可的，比如麦当劳只提供可口可乐，肯德基只提供百事可乐，这是市场主体的交易自由。（可能有例外，比如当一个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足够强、实质上可以控制某种产品的总供给时，独家协议也可能被认为构成垄断，可以参考美国的 ZF Meritor, LLC v. Eaton Transmission Corporation，顺嘴一提，不重要）。
然而，对于电子商务平台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重点在于「平台」二字，平台就是一个小市场，直接关系到市场效率问题。
根据《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阿里巴巴所提供的各种电商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根据《反垄断法》第六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对于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来说，限制特定主体使用平台进行交易，本质上就是在限制市场竞争，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少。
二选一的协议，对于 B 端来说同样可能有害，试想一下，如果某宝告诉企业：如果你胆敢把东西放在某东上卖，我就把你挪出搜索结果前五十条，这种「流量惩罚」机制也是在限制市场竞争，让货不能畅其流。甚至还有可能为价格协议提供温床，让平台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促使平台上的商户抬价。
反垄断并不复杂，无非就是在让市场充分竞争而已，把握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监管动向了。
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出台：企业不得低价倾销、哄抬价格、利用大数据「杀熟」，将对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看到市场监管总局提到「掠夺性定价」，想到一个美国反垄断经典判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进行监管，这就是 Brooke GroupLtd.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509 U.S. 209 (1993) 一案。
本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两步走的评价方法，来确定是否存在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行为，
首先，定价必须是低于成本的；
其次，经营者存在「损失补偿」（recoupment）机制。
这两步，说出了掠夺性定价的本质：先宁可赔本也要扩大市场份额、击垮竞争对手，当形成市场支配地位之后，在通过抬高定价来收割利润。
Brooke Group 一案强调了一点：要采取反垄断措施，不需要「损失补偿」现象真实出现（真要出现就晚了），只要证明存在「合理趋势或者危险的可能性」（a reasonable prospect or a dangerous probability），认为企业有可能实施后续涨价行为，就可以采取反垄断措施。
不愧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企业想打什么算盘，一清二楚。企业不是来做慈善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比如流动性出现困难、库存积压）必须亏本甩卖，那么，持续在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交易，必然有妖。
现在的社区团购业务，在获客方面还是老一套，烧钱发补贴，九分钱一颗白菜，一分钱一盒鸡蛋，注册就送红包，买菜不但不花钱，甚至还能赚钱。先忍受一时亏本，用低价、高补贴来抢占市场份额，然后回过头来杀熟。从网约车到共享充电宝，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次。
掠夺性定价，在当今的互联网「烧钱大战」中可能还有一个危害：这场游戏选择出的胜利者，很可能并不是效率最高、消费者体验最好、产品和服务质量最优的商家，而是家底最厚、最烧得起的商家，这其实也有悖良性的市场竞争精神。
「九不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我也不是海量专家，没法作出预判。但能认识到掠夺性定价这一危险的趋势，至少方向上值得期待。
对于目前的社区团购业务
律师明知他的当事人有罪，还为其辩护是否违反律师真实伦理？

简单的回答：
明知当事人有犯罪事实，但不妨碍律师进行轻罪辩护，就量刑问题提出主张。
前一阵看知乎的讨论，一女子不忍被铁链拴等方式虐待 50 余年，将丈夫杀害。证据非常清晰，适用法律也没什么障碍，就是故意杀人，但恐怕不会有人觉得，为这样的当事人要求从轻判决有悖伦理。
稍微复杂一点：
「明知」这个词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律师不承担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职责。
当事人说：「律师我承认了，我当时被他骂了几句，扇了一巴掌，一上头，顺手拔出刀就把他捅死了」。请问，律师明知当事人有什么罪呢？
如果是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那就是个谋杀还是过失杀人的问题（区分点在于，这种行为算不算事先进行了预谋）；如果是在中国的法律中，那就是个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的问题。律师无法决定当事人有什么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工作，要交给第三方，控辩双方双方各自列举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由第三方作出判决。
再回应一个大家可能有的顾虑：律师明知道当事人可能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危害社会，还有必要为他服务吗？其实，在这个时候，律师也可以选择「大义灭亲」。
例如，根据美国律师协会发布的 《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律师出于阻止严重犯罪的需要、出于避免他人死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的需要（包括保护自己的需要），可以不再为客户保守秘密而选择揭发。如果律师明知当事人有罪、且可能在等待审判期间继续犯罪行为，也可以选择放弃辩护并报警。
中国律师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果客户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那么律师可以不再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总之，律师「明知」当事人有罪依然继续辩护，不违背伦理；律师明知当事人有可能继续犯罪，而因放弃辩护，同样不违背伦理。
如何看待媒体评论文章《「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

出现这种评论，说明国家正在处于对「人才」评价体系进行转型的阶段，不可避免会产生判断标准的认知混乱。
之前读桑德尔的《公正》一书，对于论证如何分配资源，列举了不同的思想流派观点，在这里说几种：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公正地分配一样东西，必须要讨论获得他的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品质。如果亚里士多德在篮球场上打控球后卫，那么他在考虑将球传给谁时，考虑的不是谁最有可能投篮得分，或者让谁控球能打出更好看的场面、赚更多的门票，而是考虑在自己心目中谁才能代表体育精神。亚里士多德或许会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信「惟有读书高」、崇尚知识和勤奋的社会，那么更多的社会资源应当分配给体现这一精神的人，而忽略对经济收益的影响。
而如果让杰里米·边沁来主导分配，那么将会更关注「总体幸福」的最优，而这一最优值是可以被量化的。如果一名网络红人对当地旅游收入的贡献超过了一名名校选调生，那么边沁会倾向于让前者代表当地旅游事业。（当然，也要考虑作出这一决策的负面影响，但总之需要量化）。
或许，在做题这个领域，我们正在处于亚里士多德式社会向边沁式社会的转型。
文章中提到，「一些“做题家”对丁真“羡慕嫉妒恨”，对着丁真“开火”，希望以此改变社会评价标准，注定是缘木求鱼，只会在伤害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添堵。」
至于什么是文章认为的「社会评价标准」呢？文章举了个例子：「每周彩票开奖，都会有人毫无来由地成为百万乃至千万富翁，然而，我们很少听说有人会嫉恨彩票得主。」
也许，在文章作者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社会中早已出现了大量纯粹因为幸运、因为得到时代眷顾，而通过能力之外的因素获得财富的个体，为什么做题家们如此「友邦惊诧」呢？
在我看来，也许在学习这个领域，亚里士多德式的正义观依然深入人心，这和历史文化传统、恢复高考之后的社会舆论导向都密不可分。
对这篇文章，愤慨是正常的，更何况还顶着个《中国青年报》的名头。承认社会资源按照可以幸运分配，这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但批评哪些质疑这种现象的人，就有些过分了。
但愤慨并不能扼杀问题的存在：你进入了一个碰巧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各种才能的社会，这并非你的过错。那些取代你而被宠爱的幸运者们，并不因为他们恰好具有的品质，而理应得到赞扬。大家都一样，作为一种满足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的工具来得到考量。
对此，也只有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明月照大江。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遵从社会设定的规则，按照外部给自己指定的目的去行动，从按照康德的理论，也并不真正拥有自由，无论如何，忠于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就好。
这也许是「做题家」们的一个强项了，善于通过知识和教育，找到跟这个世界共处的方式。
哥谭当局应不应该逮捕蝙蝠侠？

这个问题，看似是在说应不应该为了程序正义而放弃实体正义，而在我看来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前提是「哥谭市」。在这一前提下，以程序正义为名，追究蝙蝠侠故意伤害、非法闯入私人住宅、非法限制他人自由等行为的法律责任，恰恰是在践踏程序。
哥谭市是什么状态？在不同的漫画、电影、电视剧作品中，有一些共同特征：法律彻底被悬置，政府成为傀儡、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这一情况下，人民呼吁得到超级英雄的拯救。
这就有点像是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 阿克曼所说的「高级立法」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刻。
根据阿克曼的宪法学理论，民主社会存在两种立法：以人民民意进行的高级立法，和除此之外的常规立法。注意，第一种指的是「人民被动员起来」，「广泛而深刻地」参与社会规则塑造的情形；至于「而平时人们关心自己是否会失业、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家庭超过公共事务」，则属于更低层次的常规立法[1]。
如果让阿克曼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或许会认为，哥谭市通过逮捕蝙蝠侠，阻止民众推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对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作出表态，那么就是在阻止民众参与「高级立法」，从而破坏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有趣的是，在阿克曼的理论中，这一点似乎对《小丑》电影中所塑造的小丑角色同样成立。对于何者属于「高级立法」，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更多地是参与热情，而不是公民的良善程度。
不论如何，这一理论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跳出程序 vs 实体正义二元对立的窠臼：在特定时刻，否定常规立法所规定的程序，而遵从高级立法过程中由人民意志定义的程序，也是一种程序正义。
所以我的看法是，至少，不应该用「程序正义」这一理由支持逮捕蝙蝠侠。
参考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xth Printing, 1999, p. 263
如何看待李佳琦所售美容仪涉虚假宣传？李佳琦需要承哪些责任吗？

不键政了，写个认真的回答。
李佳琦承担哪些责任，取决于如何认定他的身份，是否属于「广告代言人」。
根据广告法，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的自然人，是广告代言人，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对于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问题是，带货直播属于广告嘛？
有趣的是，今年七月，中国广告协会发布了行业自律性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其中将带货直播解释为「商家、主播等参与者在电商平台、内容平台、社交平台等网络平台上以直播形式向用户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
咱们把这一定义和《广告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来对比一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用本法。
可以看出，根据《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的定义，商品经营者与主播签订协议，要求主播通过网路平台介绍自己的产品，似乎也是再通过一定媒介来介绍自己推销的产品，符合广告法的适用范围。
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主播仅仅是介绍商品客观情况，并未用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进行推荐、证明，则不属于广告代言人，这一点应该根据李佳琦在直播中具体的话术来判断。如果的确属于广告代言人，一旦相关产品对消费者健康构成危害，李佳琦也应当和商家一起承担法律责任。
这也凸显出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直播带货必须提供回看功能的重要性了，这样才有利于消费者进行举证。
总之，直播带货虽然看上去很创新，但本质上无非就是一种媒介升级后的「电视购物」，电商主播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如何看待公益人士起诉虐猫大学生侵害其生命健康权被驳回：无直接利害关系？

首先明确一点，起诉依据是虐猫视频给观看者带来不适，侵犯了人的健康权。
但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也非常牵强，「公益人士」不应被认为适格的原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原告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对潜在的侵权行为进行起诉的。
因观看他人拍摄的视频导致不适者，属于利害关系人吗？在我看来得分情况看。
如果有人明知我这辈子最见不得人玩奥利给，一看到就会生理性不适，依然录制了一段制作老八小汉堡的视频。在视频中，他指名道姓地说，「王瑞恩给我看好了，奥利给！」，并且逼迫我观看，导致我浑身发冷，胸闷气短。那么，看来行为，过错，因果都齐活了，我可以提起侵权之诉。
但如果仅仅是面对不特定的公众，发布辣眼睛的视频，那么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则不应当认为所有观众都是适格被告。否则将有可能催生大量诉讼，让所有人都因可能无意中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而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
虐待动物，不完全是法律的盲区。我国已经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实验室动物的立法，对于传播虐待动物视频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规制。更何况，对于利用网络传播有害内容的行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也对内容平台运营方提出了要求，可以通过举报、投诉阻止有害内容的传播，并非毫无救济措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虐待动物，是否能进行公益诉讼？
前面提到，原告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有一个例外。根据《民事诉讼法》五十五条，对于「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不限于利害关系人）。
然而，从目前的司法解释来看，并没有依据表明虐待动物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至于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变化，那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仅从当下来看，法院驳回起诉的决定是合理的。
如何看待特朗普称「拒绝在拜登就职日离开白宫，除非被人强行架出去」？

有一说一，的确需要架出去。。而且有法律依据。
根据《总统过渡法案》（Presidential Transition Act），联邦政府的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将为总统过渡提供服务，以确保安全、有序的总统权力交接工作。
《总统过渡法案》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前总统抬出白宫，而是主要为了解决胜选总统为就任做准备时的开销问题（入主白宫前各种准备工作的钱有谁来出）、为开始履职而获取必要信息的问题（各种国家机密情报，怎样提前做好功课免得上班第一天懵逼）。
但《总统过渡法案》也体现了一点精神：阻挠总统权力交接，就是在危害国家安全。法案提到，对行政权力交接的任何阻碍，都会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和福祉造成危害（Any disruption occasioned by the transfer of the executive power could produce results detrimental to the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eople.） 这一表述，也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确保总统权力过渡的有序进行提供了必要性。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修正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任期将于 1 月 20 日正午结束，如果特朗普拒绝离开，总务管理局可以高呼一声「午时已到」，并且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将特朗普护送出白宫。
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总统被强行带出白宫的情况，说不定能看个大热闹呢==
网友因字节跳动口头 offer 放弃其它工作机会，之后公司变卦，该怎么办？如何避免同类事件发生？

火星厂，又是你们==
简单来说，offer 虽然不是劳动合同，但是，企业口头承诺会发 offer，但实际没有录用候选人，可能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什么是缔约过失责任呢？
比较学术的说法是，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之中，一方违背诚实信用义务，给另外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
说人话，像是问题描述中的情况，就比较接近上述定义：HR 和候选人谈录用相关事宜，还没有签约，但 A 忽悠 B，说肯定能签，B 相信了，做好了签订劳动合同的准备，推掉了其它工作机会。
如果结合各方面证据来看，A 隐瞒了关于签约的重要事实（比如公司这个岗位根本没有坑）或者做出虚假陈述（保证一定可以签订劳动合同），且 B 合理地相信了这样的承诺，那么就有可能认为 A 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在实务中，如果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发出了录用意向书（也就是俗称的 offer），导致对方因此辞去原来的工作，但最终在劳动者无过错的情况下未能签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需要做出经济赔偿。
一个可能有争议的点是，遇到像题目中的情况，公司承诺发 offer 但没有发，是否可以同等看待。这方面需要劳动法专业人士解答。个人倾向于认为可以同等看待，毕竟，从截图显示的情况来看，岗位描述、工作安排已经基本明确，且 HR 反复表示「打包票」「下周一定」，能够合理地让候选人产生信赖。
建议当事人以缔约过失责任为由，要求火星厂赔偿丧失工作机会导致的损失，不怂的。
百草味零食包装正面写「严选北美产地」，背面看产地是银川，这到底产自哪？算虚假宣传吗？

这事或许还真不算「虚假宣传」，看看公司怎么解释了。有一种可能：原材料的确来自北美 / 越南，但因为产品的最终制作地、加工地或者组装地在银川 / 浙江，所以将后者标注为产地。
相关依据是《产品标识标注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技监局监发[1997]172号），对这块我也是一知半解，如果有更权威的依据欢迎指正。
根据这一《规定》第十八条：
生产者标注的产品的产地应当是真实的。产品的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的地域概念进行标注。
本规定所称产地，是指产品的最终制作地、加工地或者组装地。
产品形成后，又在异地进行辅助性加工的，应当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产地。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产地的认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公司从北美进口生的豌豆，在银川煮熟晒干调味，那么应当标注「最终制作地」银川为产地。
当然，这也不是说百草味就一定不存在虚假宣传，而是说，仅仅从包装上标注的「产地」来看，无从作出判断。毕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它也只能这样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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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是正经的，再给百草味法务提供一条不正经的思路：
公司举证自己的确到北美探访了，发现北美奴隶主种族灭绝匪帮产的豌豆没有银川的好，所以最后选了银川，这不也符合严选北美产地的宣传嘛。
正是因为很严格，所以没有选（大雾）。
如何看待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认拜登赢得美国大选，成为第 46 任美国总统？

没有意外了，今年甚至没有出现哪怕一名「失信选举人」，所有选举人都按照所属州的民选票数结果进行了投票。
今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Chiafalo v. Washington 这一判例，确认了各州可以对失信选举人作出惩罚。在选举人投票日之前，学界还有探讨：如果有的选举人甘愿冒着受罚的风险投票，在进行处罚的同时，这张票是否有效？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并没有解决的必要，用五条人的一句歌词来说，就是「问题出现再告诉大家」好了。
从概率上，现任总统进行连任竞选具有极大的优势，在美国历史上，一共只有十位现任总统没能赢得连任。要不是混得差到一定程度，还真不容易完成这项「成就」。
这十名输掉连任选举的卧龙凤雏中，有应对大萧条不力，差劲得被写进中国历史教材的胡佛；有接替尼克松上台，未经选举即「转正」，随即宣布赦免尼克松的，得位不正、不讲伍德的杰拉德 福特；有因为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声誉扫地的吉米 卡特；有把经济搞得稀烂的老布什。总之，都是人才。
特朗普在法律战方面表现得同样无能，12 月 11 日，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得克萨斯州挑战诉讼结果的主张。没有一名大法官写下有利于特朗普的反对意见。Alito 和 Thomas 两位保守派法官，虽然认为得克萨斯州有权起诉，但并不认为在实体层面应当支持相关主张。巴雷特大法官，所谓特朗普布下的棋子，彻底哑火。
关于此案程序问题，推荐 @徐睿翔 的文章，非常详尽：
现在特朗普个人层面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因为税务问题、可能的滥用职权甚至「通俄门」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赦免权来预防性赦免自己了==
不，总统先生，不是那个红色的按钮，那个不能按。。。哦我的上帝啊。。。（大雾）
公司要我上一家公司的源代码，该不该给？

从法律和职业发展方面考虑，都不该给啊。。
这种行为，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随便检索下裁判文书，就能看到不少程序员向竞品公司提供本公司 / 前公司代码被判刑的案例。对于给公司造成 50 万元以上损失的，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损失额度达到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可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判断损失方面，用于研发的成本、因商业秘密泄露损失的市场份额和利润，都可以用于举证判断损失额度。）
所谓商业秘密，指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计算机代码，如果满足上述条件，也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
一般来说，员工都会和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其中通过合同条款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作出解释。员工以不知情、不知道什么是商业秘密、没有主观泄密意图为由进行抗辩，往往站不住脚。再说了，即便员工离职，同样有可能受到相关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的约束。
你以为就是随口一说文件一发，这是要判刑的啊==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其它回答也有提到，你怎么知道新公司不是把自己当作工具人，吐出商业秘密之后就处理掉？再者，用不职业的态度处理此事，也会让新雇主心生顾虑，担心你转头把他们也买了，更加想要榨干利用价值赶快优化掉。
说自己不知道 / 为了遵守法律不能说，是最安全的选择。
如何看待网传字节老板张一鸣在公司《原神》群内活捉员工上班摸鱼？

首先，YS YYDS，瞬间把火星人破防，从宇宙奥义探索者，拉低到了中学老师的格局。
其次，说正事，我当然不配教张老板做事，不过这个对话也反映出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
高管应当用价值观来进行实现管理，而不是用具体的「微操」来管理。
比如说，你去带一个五六个人的团队，看到有人工作状态不太对劲了，可以去督导一下，提供具体的工作建议；你开始变成二阶管理者，你带的人也在带人了，要多授权，订好了目标，明确了赏罚机制，基层管理者各自带着人去做就是了。
而混到了老千层饼的级别（当然这也不是我目前能想象的状态），你带的人在带着人来带人了，想要做管理，就只能靠价值观来实现。
要是大领导下场催活，一方面他得累死，一方面员工得吓死，这时候的「催活」，其实就是在强调团队要能按时交付、要把按时按量出活作为一种习惯，这其实就是讲价值观了。
有的行业，老板们会说，咱们讲究一个职业精神，哪怕在家办公，都得穿戴整齐像个人样；也有的行业，讲究极客精神，带猫带狗上班无所谓，鼓励晒出自己的爱好，为了激发大家的创造力可以接受各种怪癖，甚至以表现的得奇奇怪怪不务正业为荣。
但是价值观这东西吧，就跟策略游戏里选择国家政策一样，加点会存在冲突。又要人一丝不苟，工作的时候别的都不管不顾，又要人来回换着视角看问题、充分发挥创造力，Professionalism 和 Geek spirit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哪有这种好事==
成都 20 岁确诊女孩发声致歉「负责酒吧气氛和营销，当时不知道奶奶确诊」，网络暴力「狂欢」该如何整顿？

人肉搜索问题，是一笔十几年的糊涂账。如何定义、怎样让立法具备期待可能性、如何阻却潜在侵权行为，都存在挑战。
首先，定义是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一度存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的表述，被解读为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但在修改中被删除。
删除就对了，因为这一表述过于模糊、缺乏期待可能性。也就是说，不足以让普通人认识到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譬如说，我在网上发布了摄影作品，无意中拍进来路人的面容、街边汽车的车牌号，难道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吗？让普通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就说明法律不具备足够的期待可能性，不是正确的立法方式。
一种折中的方式是，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做出约束。例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
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得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散布谣言以及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基于这一规定，当个人隐私权遭到侵害时，个人可以向相关侵权信息得到传播的平台进行举报，要求平台移除侵权信息。既然擅自公布个人身份证件信息属于隐私侵权，那么自然可以要求平台移除，否则平台将和发布信息者共同受到惩罚。
但是，这样的路径往往是一种「马后炮」行为，从成都确诊女生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仅仅需要几个小时，相关信息就可以在全网获得惊人的热度，传播之快，远远超过当事人收集事实依据、提出举报、网络服务商进行处理的速度。
有人可能会说，遇到隐私侵权，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在隐私泄漏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侮辱、诽谤行为，还可以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例如，在最近二审宣判的江歌母亲江秋莲诉谭斌侮辱、诽谤案中，捏造事实并发布侮辱性质漫画的微博用户谭斌，就因此获刑一年零六个月）。
此次事件中，部分网民仅仅是看到当事人辗转于多家酒吧，就进行脑补，宣称当事人生活奢靡放荡，殊不知这是她所从事的合法职业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侵犯隐私，而且还近乎侮辱诽谤。
但是，诉讼毕竟只是解决纠纷的众多方式之一，而且伴随着极大的副作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二次伤害、更多的隐私信息随着媒体报道而曝光，事件的热度进一步发酵，也可能招致更多负面舆论。
人肉搜索的确是一笔糊涂账，定义不够清晰、消除危害的举措总是滞后、诉讼维权存在局限性。
还是需要去治未病，看到法律的价值，但也不要奢望用法律解决一切问题。这需要媒体、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在追热点的同时，给公众留下点东西。这一点非常困难，造梗玩梗，永远比严肃的说教讨人喜欢；吃瓜、分享和进行「神预测」，总要比谈论价值导向更低门槛；在下一个热点来临时继续找乐子，要比呼吁反思更合群。
虽说如此，还是能看到一些进步的，比如这次事件中，看到不少知乎用户都站出来呼吁保护当事人隐私、制止人肉行为。这些功夫，虽然难以量化，但积少成多，总会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京东收购美家买菜加大对社区团购的投入，社区团购最终的胜利者会是谁，这一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

说实话，不希望有任何胜利者。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互联网公司习惯于「雇两个人，给三个人的钱，干四个人的活」，普遍关注「人效比」，也就是一个人能创造多少的营收。外卖平台用游戏化的登记激励机制、基于海量数据得出的送达时间限制来尽可能提升骑手配送效率，就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然而，社区生鲜、日用品零售，对社会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创造就业。从下岗潮后的早点摊，到疫情中的「地摊经济」，在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创造岗位，不单是为了税收，更多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诚然，地摊的效率远不如社区生鲜团购，但这种经济上的低效率，未必不是全局最优解。
社区团购业务模式中的「团长」，大多是便利店店主、有闲暇时间的家庭主妇，他们对互联网思维模式并不陌生，经过培训很容易掌握社群运营和社群营销技巧，而被他们所替代的，则是数字时代的难民们，他们怎么办？
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来说，更加需要警惕通过「掠夺性定价」登上王位的胜利者。
掠夺性定价，通俗来说就是先忍受一时亏本，用低价、高补贴来击垮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然后回过头来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弥补之前的投入。从滴滴到共享充电宝，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次。
对于电商平台寡头来说，涨价可能会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例如进行「大数据杀熟」，对养成使用习惯、黏性较强的老用户收高价，同时继续用低价吸引新用户上船；再例如和寡头垄断局面下的竞争者进行共谋，同步调价，让消费者不知不觉被温水煮青蛙。（对这两种行为，新出炉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指南》都明确加以禁止，不过，这不也正说明「缺啥补啥」这个道理嘛）。
至于胜利者是谁、模式是否可持续，个人觉得需要关注几个点：
首先，当然要看烧钱能力。不少互联网巨头似乎都指望取得速胜，例如美团号称要在三个月之内覆盖 20 省（相比之下，社区团购模式的先行者兴盛优选，花了三四年时间才真正吃下湖南市场），想要速胜，就得靠低价和补贴（新闻报道一分钱一袋盐、一分钱一个橙子，都是烧出来的），得靠重人力投入的地推工作，这都需要家底。
然后要看对产业链整合的能力。社区团购，无非就是让几个带头大哥大姐收集需求，将需求反馈给供应商，然后通过仓储、物流体系的支持来完成配送。不同的玩家，各自有比较优势，比如拼多多会玩社群，美团擅长地推，京东有生鲜物流。但一些明显瘸了一条腿，在某一方面能力欠缺，跟风进来玩的企业，可能会先退赛（比如滴滴）。。
至于是否可以持续，我悲观地认为，是可以的，不是因为商业模式本身多高明，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丧失逛菜场的奢侈。
社区团购模式对 996 社畜们挺友好的，利用工作划水时间和通勤时间完成购物，高效获取生活必需品，拎了就上楼，便利，但没有乐趣，安排得明明白白。
只要还有人再被这样安排，社区团购的模式就可以持续。
中方用漫画讽刺澳军，法国称「这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值得采取的外交手段」，如何看待法国和新西兰纷纷表态？

我倒是觉得，呼吁让人性压倒兽性、在野蛮中追求文明，正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发出的声音。
有段时间，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存在「战争法」这种东西。
战争，意味着一切平和解决争端的机制被悬置、交战人员的大部分基本权利不会再得到保障。
说起来，战争法的存在，本身不是挺荒谬的吗？它规定人们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杀人，例如不得使用化学武器，不得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的投射物（也就是所谓「达姆弹」）。这是何等的卑微 -- 已经无法阻止杀戮，但还在试图规定人们采取何种形式进行杀戮。
但我后来逐渐明白，战争法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它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尊严：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在坚守共同的底线。
1950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生效。根据公约，交战各国对「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平民和失去战斗力的军人）施加暴力，不得进行「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200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议定书强调，「谴责在武装冲突情况中以儿童为目标，以及直接攻击受国际法保护的物体，包括学校和医院等一般有大量儿童的场所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8 年，澳大利亚还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根据该规约，「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构成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具有管辖权。
那么，督促一个国家履行自己许诺承担的国际义务，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更何况，引起争议的是一张由民众创作的讽刺漫画，传播手段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真的严重伤害了世界人民的感情吗？
这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法西斯主义者脱下了华美的袍子，当街裸奔，喊出「它没穿衣服」的小男孩，却因为破坏公共秩序而被千夫所指；屠杀儿童的士兵得到了国内媒体同情，讽刺他们的「境外敌对势力」漫画作者却成为了大奸大恶；在荒诞中呼吁人性，在人类的底线被突破时要求履行国际责任，却被认为不合时宜，方式不当。
昔日辉煌的灯塔坍圮了，摧毁它的，只有它自己。
如何看待黑龙江日报发表题为《叹一声雪乡「窦娥冤」》文章回应烤肠 15 元一根，称：市场规律在那里摆着？

文章只看到「稀缺性」导致物价上涨的规律，但其实没有看到另外一层规律：重复博弈。
别把「博弈」理解的太复杂，简单理解为选取怎样的定价方式即可：
如果定高价，那么店家获得高收益（假设收益为 3），顾客觉得不值，骂骂咧咧地接受了，并表示下次不来了，再来宁可自己带方便面（假设收益为 -1 ）；如果定低价，那么店家和顾客都觉得还行，假设收益均为 1。
雪乡的策略，就是进行一次博弈，获得收益 3；而另外一些景区，则认为和游客的关系是一次重复博弈，双方均获得正收益，游客还会继续玩下去，只要能重复多轮，那么双方的总收益都会变得更大。
为什么去网红餐厅容易踩坑，容易出现价格虚高、服务质量差、货不对板的情况；而本人经常帮衬的餐厅就更有可能做到物美价廉？
道理是一样的：前者是单次博弈，而后者是重复博弈，店家知道进行一次欺客行为就会永久损失未来的收益，因此宁可多让利，也要让和顾客的博弈进行多次。
雪乡觉得冤枉，觉得供求关系这样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怎么大家还不能理解。你以为我们在地下室，我们其实在第二层。
不少景区，其实也已经站在了第二层，通过严格控制景区物价来吸引回头客，例如 @王逸然 回答提到的情况：
当然了，如果雪乡就是把话说明白，这也是精确计算出来的最理性的结果，我就吃准了大家一辈子最多来一次，那我也没啥说的，市场规律嘛，不寒碜。
别趾高气昂指责大家「翻炒旧闻，甚至故意编造谣言，或将八杆子打不着的丑闻恶意嫁接给雪乡」「不讲武德」（原文如此）、嘲讽全国人民不懂经济就好。
再说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出来做生意，有些委屈就是要自己扛着、兜着，兜不住了，劈头盖脸把顾客骂一顿，就砸了招牌。
这也是市场规律。
（不管如何，今年元旦还是会去趟东北泡澡堂子，大概也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为什么我国还不出台反虐待动物法？为什么西方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区别在哪里？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反虐待动物立法，不等同于「反虐待宠物立法」，后者只是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就有规定：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并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除了法律之外，我国也有一系列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来覆盖畜牧业、科学实验领域的动物福利问题。例如《动物福利评价通则》对动物饲养和屠宰方面人道程度作出要求；在例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
至于虐待常见伴侣动物，例如虐猫、虐狗等，如果将相关视频、图片、文字描述进行传播，还有可能因涉嫌寻衅滋事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乏相关事例：
的确，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没有系统的动物福利立法，但也并不代表中国法律就是在纵容虐待动物的行为。毕竟，正如开头所说，动物不仅包含宠物，也包括家禽家畜、野生动物、实验室动物等。
说到底，在评估虐待动物行为时，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种行为侵害了何种公共利益。传播虐待动物的视频，引发观者的反感、破坏了社会安定；虐待实验动物，破坏了科研秩序；用不人道的方式饲养家畜家禽，影响了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这些都是可以立法规制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大部分人仅仅是因为得知动物被虐待就会产生厌恶情绪、感到极度不适、社会秩序因此受到影响，那么自然会有更大范围动物福利立法的土壤。
说到底，法律还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平和看待即可。
如何看待 58 岁男子网恋见面十天转账 160 万，分手后想要回两次被判赠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进行有条件的赠与时，说清楚条件很重要；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不要标题党，新闻报道原文其实写得挺好，给煽动男女对立的标题毁了。
法律上存在「附条件赠与」这回事，在送人财物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履行一定的义务，受赠人不履行的，赠与人有权要求受赠人履行义务或者撤销赠与。
如果是把结婚作为赠送财物条件，考虑到法律也不能强制人们结婚，不能判令履行义务，那就只能判令返还财物了。
本案中，法院采纳了被告的主张，认可了 160 万元属于附条件赠与（而非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对应的条件是女方辞去工作；从报道的后续部分来看，法院考虑了女方年薪 40 万、辞职后很难找到相似的工作的情况，认为女方已经履行了赠与附带的条件，不得要求返还。另外，从报道后续部分来看，女方也已经主动返还了 72.5 万元。
试想一下，如果男方再赠送财物时，强调是以结婚或者共同买房为条件的，是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方面 @jessiexu 律师想必更有经验，蹲一个后续解答。无论如何，不要认为法院会主动钻进人的脑袋瓜里，揣测这笔钱是不是以结婚为条件。另外，法院也不会进行脑补，把恋爱期间赠与的财物自动认定为是以结婚为条件，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就落在纸面上，不要让法院来猜。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有不同，我就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中年管理者在这个经济形势下，的确很难再找到工作，赠与所附带的条件是合理的，你奈我何？
2020年感恩节有哪些文案呢？

「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印第安部落是残暴的野蛮人，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是（对这个国家）的战争，放任他们土地进行占有，就是让这个国家处于荒蛮状态。」
([T]he tribes of Indians inhabiting this country were fierce savages, whose occupation was war...To leave them in possession of their country, was to leave the country a wilderness.)
出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823 年 Johnson v. M'Intosh 一案中的判决书，通过这一判决，美国否认了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为强迫迁徙创造了依据。
但是，但是，请不要急着赞同或者反对，请继续看。
2016 年，奥巴马政府决定，美国政府将支付 33 亿美元进行赔偿，用于在 100 多起和印第安部落进行的诉讼中达成和解。在这些诉讼中，印第安部落指控美国政府在 19 十九世纪以来采取不当方式处理印第安人的财产。
你选择看到什么呢？历史上进行大规模屠杀、强迫印第安人走上与死亡相伴的迁徙之路、不承认公民基本权利，这是真的；当下采取司法程序，受理财产权之争并且作出赔偿，也是真的。
不忘历史，但也不沉湎于历史，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谴责反人类暴行有必要，认可有债必还的担当，也有必要。
总之，XX，还钱！
如何看待杨超越进入上海临港新片区2020年第五批特殊人才名单，将落户上海自贸区？

跟着 @TEDCJK 的观点说一嘴。杨超越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本身就有一种讽刺意味：
杨超越的成功，在流行文化中被赋予了「锦鲤」的意味，她被一些人认为纯粹凭借幸运拥有了今天的影响力，而她坦然接受自己的幸运，也让很多人「黑转粉」，看到了她的坦诚和自信。
然而，更多的人，比杨超越还要幸运，还要坦然。他们在出生的一刻，就比大部分中国人更加成功。
杨超越凭借后天的幸运，弥补了和先天幸运者之间的差距，这不得不说是户籍制度下的一种黑色幽默。
举个例子，无意对比各国体制优劣，只是为了分享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户籍制度，限制的是公民享受祖国大好河山的权利。
在美国宪法相关判例中，「旅行的权利」（right to travel）被分成了三个层次：
1）有权从物理意义上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
2）有权在非居住地州以“受欢迎的客人”（welcomed visitor）身份被对待；
3）有权迁居到别州，且被平等地认定为该州的居民。
其中，第三点已经超过了旅行观光这一「旅游」的字面含义，而指向了更加广阔的公民权利，Shapiro v. Thompson, 394 U.S. 618 这个案例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本案中，一名单身母亲 Vivian Thompson 从马萨诸塞州迁居到了康涅狄格州，却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必须经历一段「等待期」才能享受到康州对儿童发放的补助。Thompson 提起诉讼，认为「等待期」的规定给她迁入康州造成了阻碍，侵犯了旅行这一基本权利。而康州政府则为自己的举动辩护，称这是为了外州人随意揩油蹭社保，占康州纳税人的便宜。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Vivian Thompson 胜诉。布伦南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道：
旅行穿越我们广袤土地的自由，不应受到对旅行构成过度负担和限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限制（the freedom to travel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our land uninhibited by
statutes, rules or regulations which unreasonably burden or restrict this
movement）。
他解释道，对于社会福利的限制，也在上述被禁止的类别之中。
再次强调，我并非否认户籍管理制度全部的合理性，也不是说一种制度优于另外一种制度，只是觉得，享受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在自己喜欢的、认同的、能够施展才华的地方工作、生活、组建家庭，而不受到不合理局限，应当成为一种基本权利。
不可能让人人都生在罗马，但也不希望，要靠超出凡人的幸运，才能真正属于罗马。
如何看待蛋壳公寓暴雷致租客房东矛盾升级 ，年轻女孩持刀与房东对峙？房东和租客该如何维权？如何追责？

蛋壳公寓之所以暴雷，就在于把房屋租赁玩成了金融产品。
无非就是有两个法律关系：
1、房东把资产委托给蛋壳管理；
2、蛋壳把房屋租赁给租客。
这个模式本来不会「暴雷」，无非就是找租客收了房租，抽取一定分成之后再交给房东罢了。
坏就坏在，蛋壳搞了个「租金贷」，租客可以一次性从银行获取一笔贷款交给蛋壳，然后按月向银行还款。
一大笔钱，就这样进了蛋壳的口袋，你说，他眼不眼馋，动不动心？蛋壳肯定希望尽早向租户收到更多的钱，尽可能晚把钱打给房东，这一来一去的时间差，就让一大笔钱留在了自己账上。至于钱如何使用，真就只有天知道了。
住建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九月，住建部发布《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
但还是晚了。
蛋壳公寓处理资金的方式，让风险在租客、房东和银行之间传导了起来。租客 A 的贷款违约、房东 B 要求还款，这些本来应该彼此孤立的事件，一旦击穿了蛋壳的资金池，就可能加剧系统性的风险， 担心收不到租金的房东，开始要求中止合作拿到应收款，这就发生了类似于恐慌性挤兑的后果。
面对这一场小型金融危机，蛋壳是怎么做的呢？
来回骗，转移矛盾。
一边对房东说，可以「清理」租客，把仍然欠着银行租金贷的租户赶出去，一边对租客说，解约了可以继续住。最终，酿成了租客持刀和房东对峙的紧张局面。
如何维权？在真空中说站着不腰疼的话，那当然是呼吁房东和租客一致对外，针对平台发起诉讼。但现实中，房东也有自己的无奈，多少人欠着房贷买了房子，希望通过租金来还房贷，这下子也面临着违约。
承认吧，就是因为监管不力，把用来住的房子搞成了金融产品，放任风险蔓延。
教训呐，教训。
如果有极其完备的法律及完善的法治，还需要道德来进行约束吗？

必然需要。
一个「极其完备」的法律，必须要存在模糊之处。留下模糊地带、留下解释的空间。这不是疏漏，而是立法技术的体现。而这些解释的空间，需要结合公序良俗、行业习惯和生活经验去填充，这就是道德发挥作用的地方。
举个例子，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立法不够严谨，为什么要强调「严重」呢？这不是需要引入人的主观判断了吗？
那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公司规定，员工进入公司大门时必须迈左脚，如果右脚先进了门，视为违反公司规章，应该开除。如果有劳动者因此被开除，那么「模糊」的法律反而更有助于保护的他，凡是神志正常有良知的裁判者，都能做出这一违规并不严重、公司在小题大做的道德判断
其次，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往往比法律更加低价、高效、富有灵活性。
举个真实发生的例子：有家火锅店，宣称顾客必须得到女士的邀请才能进入，男性不能独自进店消费。有个小伙子等号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排到的时候，却被告知不能进店。
这个矛盾，你要用法律来调节，可以，但非常麻烦。店家可以主张，自己有经营自主权，有权拒绝提供服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经营者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这都有法律依据。哪怕是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白纸黑字对火锅店能否拒绝独自前来的男性顾客作出明文规定，到头来还是需要双方各自举证、进行法庭辩论。而如果让道德发挥作用，这样的闹剧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或者可以通过更加低成本的方式解决。
最后，法律很多时候只能填平损害，却不能确保避免损害发生。
有人遭到了不实指控，隐私信息被挂在网上，面临「社会性死亡」的威胁；而进行威胁者，又因为自己的过激言论，同样被扒出了隐私信息，遭受了大量非议。面对这种情况，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名誉侵权方赔偿精神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但这些赔偿，与之前受到的屈辱感、心理上的折磨，真的能完全等价吗？
法律可以要求人们赔偿损害，如果这种赔偿的额度足够大、确定性足够强，还可以事先对侵权行为起到阻遏作用，但还是比不上一开始就没有侵害的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已经有了刑法，但还在教育人们向善。
简言之，「完备」的法律依然不可避免存在解释空间，需要道德提供答案；「完善」的法律需要成本，也充满遗憾，因此需要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
成都一男子因无女伴陪同不让进「女神主题」火锅店，后餐厅安排女员工陪同才能就餐，这是否存在被歧视或违规？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但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经营者也具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我们经常说「不得强买强卖」，对买卖双方同样适用。
在特定情况下拒绝提供服务，是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行业习惯，例如高档餐厅要求「衣冠不整不得入内」，网约车平台要求醉酒者必须有他人陪同，否则不提供服务，这些行业中的习惯同样得到法律认可。
关键还是看条件是否公平、合理，而在我看来，「无女伴陪同不得入内」并不是合理的条件。
为了保护他人的合法权利，可以拒绝提供服务，例如不让体重超标者走上玻璃栈道，保护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清真餐厅禁止携带酒精饮料者入内，保护了信仰宗教的权利。
可是，不让单身狗吃火锅，到底保护了什么权利？保护了顾客不跟单身狗出现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吃饭的权利吗？
商家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为了「推行特色的女士邀约制度」。咋一看，似乎说得通，国内外都有大量的会员商店、会员俱乐部，知乎在早期也需要邀请码才能使用，都是一种「邀约制度」。会员邀请制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能够提升复购率、提升用户粘性、延长用户生命周期，是一种合理的商业行为。
但这家火锅店的行为，本质上却又和会员邀请制有很大的区别，从视频中展示的情况来看，商家提供服务的标准仅仅是有没有女性顾客同桌（哪怕是工作人员陪同都行），这种规则从商业角度来看都很难找到合理性。
经营者能不能拒绝服务，这个问题其实很难一概而论，你说你有经营自由，我说我有公序良俗，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常识和理性，不要耍小聪明。
电商直播中的数据造假行为有多严重，应该如何加以规范？

法律层面，可以注意几点：
第一是行业自律。
根据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网络直播营销主体不得「虚构或篡改交易数据和用户评价」。这虽然只是行业自律性文件，但也体现出了电商直播带货已经进入了监管视野中。
第二是主管部门出台的规章。
近日，网信办搞了个《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虚构或者篡改关注度、浏览量、点赞量、交易量等数据流量造假」。
这就有点亮出牙齿的意思了，从业者应该都有这个感觉，网信办的话，有的时候比法律还管用，发个文要求整改，甚至直接 app 下架，那谁受得了？
第三是《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虚假宣传指的是对产品的性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进行不实陈述。打击网络刷单、刷好评也在反不正当竞争的范畴之内。
在我看来，直播热度、观看人数造假也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刷单。直播间的虚假人气，虽然不等于好评，但营造了一种相关商品是当季「爆款」的错觉，让观众可能为了不甘人后而冲动消费，在购物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和虚假好评有类似之处，希望引起市场监管部门重视。
最后，当然也可以考虑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但也仅仅是兜底而已。
传统的广告中，我们都知道，不能谎报数据，用虚假的「全国销量 XXX」，「XX 名消费者的选择」作为宣传语；换到电商直播，就可以前端数据一改，直接几亿人观看。新兴行业不是这么个新法啊，讲点武德吧==
清华学姐称学弟性骚扰后个人信息被曝光，比起用更大的网络暴力对待网络暴力，有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吗？

中外历史上，通过非制度化的力量实现正义，一直是一种可选的处理方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制度化了，比如「司法决斗」。
例如，中世纪《萨克森法典》就如此规定了司法决斗的流程：
审判官应为诉讼双方各指定两名见证人，双方在见证人面前按习惯武装...他们一手持出鞘之剑，也可有备用之剑，另一手持盾牌，盾牌只有带扣可为铁制，其余只能用木料和皮革制成...法官应为双方指定一人，由他在决斗场地的分界线立起一杆。若决斗一方倒下，他把杆插在双方之间，若一方受伤请求刺其一枪，经法官同意后可这样做。法官不能干预决斗。
司法决斗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存在依据：调查技术的落后，导致伪证泛滥。参与决斗者，事实上是在用生命来担保自己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其实，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奸出妇人口」背后的逻辑和「司法决斗」也有相似性：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下，女性当中指认施暴者，已经拼上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乃至身家性命，如果仅仅是作假诬告，未免过于得不偿失。
网络曝光他人隐私，何尝不是一种「决斗」呢？实名反对、实名举报、实名发帖控诉他人不道德行为，都带有决斗的色彩：如果我所言不实，甘愿承担死于刀剑之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事件中女性当事人的做法就有些「没有武德」了：既希望用法律和校园规章之外的方式来进行「比武审判」，发动舆论支持自己的主张，又不希望自己实名下场。这时候，隐私遭到他人曝光，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毕竟，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如果你在庙堂上尝试解决问题，可以享受庙堂的好处，涉及隐私的案件可以申请不公开审理，可以申请不公开裁判文书，可以获得制度的保护；而要是想用江湖「道义」解决，那么就要准备好迎接无底线王八拳。
不过，我还是要说，制度化解决方式，是缺失的，不仅是司法层面，就连舆论层面也是如此。
事件已经发生了三四天，从校园媒体，到正规新闻媒体，都非常安静。高等学府，男女对立，又是沾上「性」的话题，这本来应当是多好的报道题材？即便当事人的确不愿意发声，事情发生在公共场所，难道真的无法进行突破？
诚然，舆论管控可能是一方面，但大学里的事情，真的有这么说不得、碰不得嘛？
新闻道德，也是一种准制度化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也缺失了，事情就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纯粹的无规则舆论审判。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思考：
事件中的「清华学姐」，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众人物」，因而需要容忍对隐私权的侵害、对其的隐私保护应当受到限制？
我个人倾向于给出否定的回答，严格来说，她应当属于「非自愿公众人物」，以特定的偶然事件为大众所知悉，法律对其隐私的保护依然适用。
但还是那句话，非制度化的争议解决机制一旦开启，制度所提供的保护，就显得格外苍白，甚至有悖「道义」了。
如何看待网传奇葩说选手杨奇函网恋被骗 100 万一事？是真的吗？有可能追回这些钱吗？

我就不明白了，同样是清华男性遭到了异性的侵权行为（侵犯财产权和名誉权都算侵权），为什么大家不关心网恋被骗的杨奇函？
你们只在乎自己！毕竟你们有手有脚吃食堂，但没有一百万。
黑人有钱了，就不算黑人了（比如辛普森）；鱼上了岸，就不是鱼了；男人有了一百万，你们就不关心他了嘛？
你们根本不在乎男性同胞，只在乎你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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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正经的。
如果想要追回财产，一开始就不要往「诈骗」的方向走，而要坚持将对方的行为定性为「盗窃」。
从爆料的情况来看，女方在获悉杨奇函的银行卡密码之后，趁其熟睡，通过手机银行进行转账来获取财物。这就构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属于盗窃的范畴，而不是诈骗。
什么叫诈骗呢？指的是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处分财物。
举个例子：如果女方跟杨奇函说，自己想帮忙打理他的财产，替他买理财产品，杨奇函信以为真，告知对方银行卡密码，让她帮忙为自己购买理财产品，实际上钱被汇入女方自己的账户用于个人消费，那么就属于诈骗；而如果杨奇函无意中透露了银行卡密码（但没有要让女方进行转账的意思），女方使用该密码登录网上银行转账或者取款，那么应当属于盗窃。
按我个人的看法，将对方的行为定性为盗窃对杨奇函更加有利，因为不容易横生枝节。毕竟，「欺骗感情」这事，跟法律上的诈骗还隔着很远；一般来说，恋爱期间为了维持两人的亲密关系，购买合理额度价款的生活用品或者赠予小额财产，是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的。再说了，感情之中欺骗是常态，又如何证明恋爱关系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虚构了事实呢？
所以问题可以改一下，把「被骗」改成「被盗窃」，可能更加准确==
有哪些广泛被错误理解或者误用的英语单词？

「去罪化」（decriminalize）和「合法化」（legalize）这两个单词经常被混用，一些权威媒体也可能翻车。
去罪化，指的是降低或者免除对特定行为的刑事处罚，但依然确认行为的非法性。例如，美国俄勒冈通过公投通过了一项提案，个人以非贩卖的目的持有少量毒品，面临的惩罚是不超过 100 美元的罚款，这就是「去罪化」而非「合法化」。形式上，不承认行为的合法性（要不何来罚款一说），实质上，则将惩罚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比超速罚款额度还低）。
这两个概念在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时，尤其容易引发混淆，在我看来，还是法律的锅：罪、罚、合法本来就是不同维度的事情。
例如，在中国，特定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但可以受到处罚，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卖淫嫖娼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不属于「犯罪」，而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在这里，区分一种行为是否犯罪，看的是是否属于刑法范畴。如果属于刑法范畴，需要经过法院审判来定罪，如果仅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就算是违法行为，行政部门就可以做出处罚。
而在美国，同样有「civil violation」一说。对于 civil violation 行为，理论上仍然需要法院作出裁决，方可进行处罚，但处罚的严厉程度显著低于犯罪（只需要缴纳罚款），举证标准也更低（不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程序更加简易（一般可以通过邮寄形式完成），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更轻（不会成为犯罪记录，不会对其他公民权利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构成 civil violation 的行为，依然不是「合法」行为，这一点不能混淆。
最后，中美司法系统的差异，也可能加剧相关概念的误读。对于轻微的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法律一般评价为「违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而美国则一般评价为「轻罪」（misdemeanor），依然属于刑法范畴，但处罚比较轻微，法定刑期在一年以下，初犯一般不会涉及实刑，而是可以通过缓刑、社区矫正、社区服务之类的替代。将一种原来属于重罪，需要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行为变成「轻罪」，严格来说也应当属于「去罪化」而非「合法化」。
究其本质，还是那句话：去罪化，指的是降低对特定行为的刑事处罚，或者用其他追责方式替代刑事处罚。
至于说，如果处罚降得足够低，某种不合法的行为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代价，能不能算实质上的「合法化」呢？个人觉得，从理解法律发展大趋势来说，认为某项立法在实质上推动「合法化进程」有情可原，但如果是权威媒体报道，还是应当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