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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分离的连体人如果触犯刑法，要如何处罚？

因本人知识储备有限，在此基于美国刑法理论及判例回答，外表看起来和三阶层有相似性，但因为法律体系的差异，未必能严格对应国内法律情况。
这个问题，应当考虑犯罪的主观方面（mens rea）、犯罪的行为（actus reus）和是否存在正当的辩护事由（或者用国内的行话，「违法阻却事由」）。
先说主观方面：除了非常特殊的「严格责任犯罪」之外，绝大多数犯罪都要求犯罪者对自己行为（或者不作为）的不法性具有认识。
有一个刑法经典判例，Martin v. State, 753 S.W.2d 384 (1988)。此案中，被告人因涉嫌犯罪被警察调查，期间，警察将其带到了高速路上 - 而按照当地当时的法律规定，醉酒在公共场合吵闹或作出不得体的行为属于犯罪。检方认为，高速路也是公共场合，因此依据该条法律提起了公诉。而被告人最终获得了无罪判决 - 法院认为，被告人没有主观醉酒走上高速路的意图，因此其行为不可罚。
回到问题本身：如果医学上能够证明连体人 A 和 B 的意识是彼此独立的，A 主观上存在犯罪意图并实施了犯罪，B 如果对此完全不存在认知，则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在涉及连体人时，如果认为两人具有独立的意识，还可能出现一种特殊情况：A 和 B 均有犯罪意图，但犯罪的主观方面有所不同。例如，A 和 B 是一对连体人，A 意图谋杀 C，将致命毒药拿在手中，告诉 B 说：「我看 C 不爽很久了，这是一瓶泻药，我们把它倒进 C 的水杯里整整他。」B 信以为真，配合 A 一起完成投毒的动作，C 喝下毒药后死亡。这时，A 成立谋杀罪，而 B 由于缺乏杀人的故意，而且没有参与预谋，很可能不构成谋杀而成立其它较轻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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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点，犯罪行为，这里讨论两点连体人可能面对的特殊问题：
第一是不作为的犯罪。犯罪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如果一人负有作为义务而疏于履行，造成了危害后果，也可能构成犯罪。在 Jones v. United States, F.2d 307 (D.C. Cir. 1962) 一案的判决中，法院列出了四种产生作为义务的情形：
1. 法律规定存在作为义务
2. 因特殊关系而对他人负有作为义务（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
3. 基于合同关系的作为义务
4. 因先前行为而负有的作为义务（如将他人置于危险境地）
其中第四点，对于连体人的情况可能存在应用上的问题。这个概念本身很好理解：如果一人将他人推下水，见他人在水中挣扎而拒绝施救，结果落水者溺死，那么这种袖手旁观的做法属于犯罪行为。而对于连体人来说将人推下水的「行为」本身由何者作出，就是一个非常烧脑的问题。
假设有一对连体人 A 和 B，A 用自己可以控制的左手将 C 推落水，见 C 挣扎呼救，生出恻隐之心，意欲施救。而 B 说：我又没主动推他下水，你用你的胳膊做的事情与我何干？拒绝移动自己所控制的肢体配合 A 的动作，结果 C 溺水而死。这时，B 似乎可以主张，自己并没有参与先前行为，因此不负有作为义务，不构成不作为的犯罪。
而这就引出了在犯罪行为角度的第二点问题：如何区分一对连体人各自的「行为」。
假设有一对连体人 A 和 B，A 控制左半边肢体，B 控制右半边肢体，A、B 与 C 一同去打猎，其间，C 出言挑衅 A、B，另两者都勃然大怒陡生杀心。A 控制的左手持有一把手枪，B 知晓这一情况，站立不动任由 A 举枪。A 将 C 打死，此时是否应追究 B 的刑事责任？
从主观方面来看，虽然 A、B 都有杀人的意图，但由于是在电光火石瞬间产生杀心，不存在共谋。A 用 自己所能控制的肢体完成举枪扣动扳机的行为，表面来看 B 并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存在争议：如果没有 B 的半边躯体，A 不可能完成呼吸、血液循环、处理视觉信息等对达到犯罪目的所必须的行为；如果 不是 B 静立不动，A 未必能准确打中 C。B 的确具有杀人的主观动机，至于其静立不动的行为是否属于着手实施犯罪的行为，恐怕也只能由陪审团作出事实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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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辩护事由方面，常见的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精神失常等，此处一时还没想到「连体人」的假设会带来的、值得特别讨论的点。如果大家有兴趣一起来「一本正经」开脑洞，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你对法学新生有什么不得不说的建议？

你会接触到很多法言法语，并在某一个阶段跃跃欲试想要使用它们 - 这时候，别忘了停下来想一想是否真的合适。
举个今天的例子：我在写一个项目中团队成员使用云端协作文档的规范，文档编辑权限有三种，「只读」，「可评论」，「可编辑」。我想说明一点：如果 A 将文档共享给 B，如果 A 的权限是「可评论」，那么就不得让 B 具有 「可编辑」的权限，以此类推。当时下意识写下的一句话就是：
「被共享一方不得有优于前手的文档权限。」
这个表述哪来的？ 票据法。用在这里合适吗？不合适。
什么叫「优于前手」？票据法尚可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案例形成对这一概念的共识，难道我还能为一个短期协作项目搞出一套规则解释和判例不成？如果有人没看出这是在玩票据梗，认为「前手」指文档最后打开者或者创建者，就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你可能会受到诱惑，接触到了一个非常凝练又看上去颇具腔调的表述，然后想将其用于沟通，或者想用某一部门法的概念用于分析另一部门法。
但这有可能导致关公战秦琼的局面，应当注意避免，还是得老老实实说人话。
大学计算机专业有非编程的吗？

被 @gashero 的回答逗乐了。我因为有遇到难以复现、且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神仙 bug 体质，而被程序员朋友善意地建议可以考虑做测试工程师，并在认真考虑这一可能性。（而我恰好就是 @gashero 回答所说的，21 天学会 Hello World 的类型。）
回答提到：
开发工程师做了个玻璃杯并告诉测试工程师说这是用来喝水的。那么一个合格的测试工程师会在杯子底下打个孔去喝水，并反馈杯子不好用，撒了一脸的水，嘴里还有玻璃碴会伤害用户。
这个例子还可以扩展一下，合格的测试工程师会：
用杯子喝水
用杯子喝热水
用杯子喝一氧化二氢
用杯子喝 water
用杯子喝 l'eau
用杯子喝王水
用杯子喝氢氟酸
用杯子呵氢氟酸
用杯子每隔两微秒喝下 0.233 毫升氢氟酸
用杯子喝
用杯子喝半杯水
用杯子喝根号二杯水
往杯子里吐了一口水
接过杯子，称赞道：「这个杯子把手的弧度真优美！」
接过杯子，茫然地看着开发工程师
接过杯子，恍然大悟一般开始用它来撬公司大门
接过杯子，飞奔到知乎楼下，试图翻进办公室从他们的饮水机倒水
接过杯子，大声质问：我的爱马仕限量款马克杯呢
接过杯子，将标签上的直角引号改成 ““ 并还给开发工程师
接过杯子，开始试图从中提炼单晶硅
接过杯子，拍照并发到同性交友网站
接过杯子，飞奔出门，跑到开发工程师看不到的小河边，把杯子放在一边，趴下去吨吨吨吨吨喝起了甘甜的河水
抡起锤子将杯子砸个粉碎
抡起锤子，砸下去的一瞬间迅速将杯子藏起来并在旁边撒上一堆玻璃碴，然后告诉开发工程师杯子被自己砸碎了
抡起锤子，高呼一声「李姐万岁」
就先瞎扯这么多吧，李姐万岁！
如何看待张扣扣案一审判处死刑？

昨天和很多朋友讨论了邓学平律师公布的辩护词（当然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朋友，笑），有几点不吐不快，趁还有印象先简略记下来：
一、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
邓律师的辩护词，大开大阖，旁征博引，气势恢宏，但仔细一推敲就觉得缺了些东西。检方公诉意见书提到了诸多不利于辩方的情节，例如「自首」出于被迫，误导侦查，缺乏主观悔罪意愿，杀人经过长期预谋且选择的作案对象并不限于三名死者，作案的动机不单纯是「复仇」，当众杀人造成了恶性社会影响等。
在讨论纪伯伦和古代法制史之前，还有很多可以交锋的地方（比如针对检方看似「强无敌」的作案动机分析进行反驳）。在只看到邓律师的辩护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些争议点被忽略了。但在 @TEDCJK 提醒之下，了解到了另一位辩护人殷利清律师所做的工作（他也是于欢的辩护律师），以及没有得到完整披露，但在法院微博直播中有所提及的殷律师辩护意见，才有一种「阴阳调和」的感觉。
邓律师的辩护词，引起社会热议，成了面子，但也要看到里子。
二、两头堵
死刑判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能接受，当庭宣判的处理方法更是招致非议。我听到一些评论，认为结果已经被安排了，认为邓律师是明知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所以做了一番漂亮的困兽之斗以警醒世人。
当庭宣判就是内定了结果，那如果择日宣判呢？在一份漂亮的辩护词广为传颂之后，法院再作出判决，舆论或许就变成了快播王欣案的风格：「公诉人全程被吊打，居然这么判」。
如果心中有了预设，无论对方如何处理，都能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依据。至于真相呢？
我也很好奇，我也很无奈，毕竟法官的评议不对外公开。不然问问万能的崔永元 （认真的）。
三、经得起检验的价值观
我很喜欢苏格拉底式的追问：
你认为杀人应该偿命吗？
是。
张扣扣杀人了，就该死吗？
不是，因为他是为了复仇。
复仇，是谁杀了他的母亲？
王家老三。
张扣扣杀了谁？
王家三个人。
他们都是王家老三吗？
。。。
刑罚应该体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吗？
应该啊。
包括王家人吗？
不包括，他们是恶人。
王家 1996 年之后出生的人也是吗？
呃...
张扣扣是不是很可怜，看着自己的亲人口鼻冒血，在自己的怀中死去？
是。
三名死者的亲人呢？让我们假设存在 1996 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好了，ta 看着他们身中十几刀，在家家户户喜迎春节的气氛中，在血泊里挣扎？
。。。
这样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真的有一以贯之的评判标准吗？
霍布斯描绘过一种「自然状态」，每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发起对所有人的战争。后来，大家打打杀杀得太累了，依据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建立了秩序。
维护这种秩序，需要对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勤假拂拭，
莫使染尘埃。
如何评价中科院硕士被署名为论文第二作者，将导师告上法庭？

恕我直言， @Three诗睿 老师的回答可称之为正确、专业而无用。
该回答结合相关裁判文书中的分析认为，如果学生有充分证据认为自己对论文做出了较大贡献，那么要求位列第一作者的主张可以得到法院支持。这固然是对现行司法实践非常准确的概括，但很遗憾，我不认为这能够指导学生用于维权实践。
首先，有多少学生，会在参与研究项目的时候随时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并注意整理相关证据呢？
哪怕是考核标准和工作时间高度挂钩的行业从业者，也未必能做到。几年前，我在国内一家律所实习，当时有个做律所管理 app 的公司出了个产品，方便律师随时记录自己在某个项目的工作量，和我们合作试用。那段时间，办公室里回响着「卧槽忘了点开始」「卧槽忘了点结束」的声音。
其次，有多少审判人员，有能力对难以量化的学术贡献作出事实认定呢？
99% 的汗水相对容易举证，而 1% 的灵感却难以衡量。过一百次柱子和一套正确的实验设计思路何者对论文贡献更大？这个不属于我的专业领域，难以评论。就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说，老师一句：「某某年那个判例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谁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对于论文整体的价值，似乎不亚于我吭哧吭哧读几十页的期刊（而且很多时候省去了无用的汗水）。但反过来，对于不怎么样的「灵感」乃至随口就来的拍脑袋式假想，审判人员没有经过相关领域的训练，恐怕也难以甄别出来，导致过度放大了导师指导意见的价值。
最后，片面鼓励学生锱铢必较地记录工作时间和内容，也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一种逆向选择是导师排斥认真记录工作情况的学生，一味和「老实巴交」的学生合作，令看上去「不好惹」的学生丧失发展机遇；而一种道德风险，可能是双方竞相瞒报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质量，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给自己揽功而非推进研究工作。
以上三个问题，都可能导致按照实际贡献认定署名权的裁判方式难以得到公正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否定 @Three诗睿 回答本身的正确性 - 的确，从司法的角度也难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又不能真的对学生的署名顺位作出推定，让导师单方面承担证明义务，这显然也是荒谬的处理方法。
与其是对某篇回答不满，更多的，还是对于学术圈一些现象的无奈吧。
女孩子到底要不要买很贵的护肤品？

昨天看到 @王妈妈 （注：不是我妈）在网上买护肤品，非常震惊。
在我的印象中，她可是能生生把一瓶卸妆水放到过期、买个故宫口红只是为了看包装，还要检讨自己「我怎么就这样滋拉一声滑进了消费主义的油锅」、一瓶大宝走天下的，铁骨铮铮的汉子。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懒。」 @王妈妈 解释道。
「你看，我免不了出差或者出去玩的时候要和其他女生住一起吧？别人拿出来一瓶一瓶东西往脸上拍的时候就该问了吧 - 你都用什么啊？」
「这时候要是咕咚往床上一躺就此睡倒的话，似乎又不太合适。」
「所以还不如买瓶好的，包装又小一点的，这时候拿去用，免得解释一大堆又显得不合群。」
所以，可能有时候的确是为了懒得动嘴皮子吧。。。
如何看待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陆经纬疑似因与导师陆琰君不合跳楼自尽？

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美国法律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经常从合同法的角度来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将教授提供授课与指导的服务，以及研究生完成科研任务，视为双方基于合同的义务。而根据 2016 年美国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的一项裁决，私立学校的研究生和学校之间可被认为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私立大学研究生属于学校的「雇员」，受到劳动法保护。（Columbia University, 364 NLRB No. 90 (2016)）。
在中国，导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仍然存在模糊之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认为高等院校和学生之间在学籍管理学位授予方面存在「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如果将研究生导师视为履行学位授予职权的工作人员，似乎可以视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但本起事件中，按照陆经纬家属所述，导师陆琰君要求陆经纬承担大量和获取学位无关的工作，频繁占用学生节假日的事件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甚至阻挠陆经纬完成自己的课业。这种超越学位授予相关职权的行为，似乎有着雇佣的意味。然而，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并不参与调节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也无法据此主张劳动者的权利。
各位，或许你也有过被导师深夜微信布置任务、给导师跑腿干私活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导师是你的什么人，彼此负有何种义务，又享有何种权利，这些问题依然混成了一锅粥。
不是封建时代的家徒，做的事情时有超越学术范畴，却又不是雇员和雇主 - 不理清这团乱麻，类似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
人可以愚昧到什么程度？

不需要听「我老家」「我亲戚」的故事，也不需要小说家的妙笔。只需要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驱鬼」关键词，过滤条件选择刑事案件，就能看到我们知之甚少却又确实存在的，愚昧而可怕的另一个世界。
比如《王文福等故意伤害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鲁01刑初31号，其中一段关于犯罪手段的描述：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文福、王文花、王文凤系兄妹关系。因其母亲被害人杨清梅自2017年上半年以来时常精神异常，王文福等三人因迷信认为杨清梅是被“小鬼”缠身。2017年6月25日至28日，在商河县沙河镇碱厂王村408号其父母家中，王文福、王文花、王文凤采取让杨清梅喝“黄符”等迷信方法为其治病。6月29日上午，杨清梅病情仍未好转，王文福等三人又采取往杨清梅身上搓白酒等方式进行所谓“驱鬼”。期间，被告人王文福为控制杨清梅，用手捂压杨清梅口鼻，致杨清梅因外来暴力捂压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王文福等三人又认为所谓“小鬼”在其父王仁刚身上，该三人又将王仁刚强行控制，并在其身边摔砸瓶装啤酒、让其吃辣椒等进行所谓“驱鬼”。期间，王文福、王文花、王文凤三人用手抠王仁刚嘴部、掐其脖子、用啤酒瓶砸其头部、用碎玻璃片切割其脚部、腹部等，致王仁刚因遭受多处外来暴力促发严重心脏病死亡。当日13时许，王文福让其邻居代为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将在家中等候的王文福抓获。后分别在王文花、王文凤各自家中将其抓获。案发后，经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王文福、王文花、王文凤均无精神病，作案时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再比如，《王蓉、周燕琴利用迷信致人死亡一案刑事裁定书》王蓉、周燕琴利用迷信致人死亡一案刑事裁定书：
上诉人周燕琴的供述，供认其在利通区从事“无限极”保健品生意，闲暇时给人看“邪气病”，也就是“鬼上身”，其没有行医资质。2016年3月16日前后，被害人王某乙到其家里看病。其用双手拉着王某乙的双手和她进行对话驱鬼，后又用火罐在王某乙的肚子上、头上拔火罐。王某乙不让在她头上拔火罐，其和王某甲就按住王某乙的手，在王某乙脸上拔了三个火罐。肚子上的火罐也拔了几个小时才摘掉。2016年3月21日早上，其和王某甲发现王某乙没有反应时，就买了大头针、大颗粒盐、桃树条子、红柳条子，并缝了一个小布袋放在王某乙头上。到了晚上其感觉到王某乙身上冒冷气，身体比较凉，没有意识和反应，且指甲盖已经变成黑色，手指也变成了弯曲状。2016年3月22日，其发现王某乙面部、胳膊、腹部整个都浮肿了，其将手放在王某乙鼻子上，感觉有呼吸。当天下午，王某乙身体开始变的冰凉。到了晚上，王某乙身体已经变得像冰棍，已结冰。当晚9点多，其继续为被害人王某乙“治疗”。2016年3月23日早上，其和王某甲发现王某乙身下的毛巾已经湿透。喊了多次，王某乙都没有反应，像是睡着了，胸口、腿上、脸上还有冰絮状。当日中午2点多，其给周某某打电话之后，周某某打电话报警，并打了“120”。大夫来后宣布王某乙已经死亡。王某乙曾告诉过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其感觉一直处于幻觉中，没有拨打“120”，因为没有意识到王某乙已经死亡，认为还有救治过来的希望。王某甲是按照其的吩咐帮忙给王某乙驱鬼。王某甲可能也一直处于幻觉中，没有阻止其给王某乙看病，也没有意识到王某乙已死亡；
注意，在这个案件中，保健品和愚昧的「治疗」行为同流合污了。
链接：- 全文页 - 中国裁判文书网
再比如，《朱宜侠犯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5）宿中刑终字第00121号：
证人邓某甲的证言，证实在2014年春节前求朱宜侠给其儿子邓某戊看病。在苏某的见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其给朱宜侠25000元，邓某戊无论生死不找朱宜侠。之后朱宜侠让把邓某戊手绑起来，用桃树枝砸邓某戊身上。2014年3月23日朱宜侠让用桃树枝不停地摔不让魔鬼进门，治病期间不给邓某戊饭吃，给邓某戊喝碱面水，连续喂食三天，后又用九个万年青的头子和七粒稻煮水给邓某戊喝。直至邓某戊死亡，一直没给他吃饭，就只吃了苏某送来的水果和牛奶。邓某戊死亡后，其打电话给朱宜侠，朱宜侠让其祷告，祷告没用，其和张某就去找朱宜侠，朱宜侠说耶稣三天复生。礼拜六和张某带孙子去做礼拜又找朱宜侠，朱宜侠审问其孙子，说邓某戊魂被强盗抱到雪山上，会把魂还回来。礼拜天又去找朱宜侠，朱宜侠说复活了，回家之后发现邓某戊没有复生，就把邓某戊葬了
链接：- 全文页 - 中国裁判文书网
而知友Atlas (抱歉@ 人的结果找不到： 知乎用户 ）在看了关于第一个案例的讨论后补充道，还有父母允许他人为孩子「驱鬼」致其死亡的案例：
被告人彭小禾在与被害人刘某1的父亲刘某2聊天时得知刘某1精神不正常，认为刘某1是魔鬼附身，而其信仰的“基督教”可以为刘某1“驱鬼”治病。同月14日左右，被告人彭小禾两次到刘某1家劝说刘某1的母亲邓某1“学道”。18日，被告人彭小禾纠集陈某、两名男子和周某1（均另案处理）到刘某1家中为刘某1“驱鬼”治病，彭小禾等人先进行一番祷告，后两名男子提议用桃树木枝将刘某1身上的“毛某”打出来，陈某砍来7根桃木，邓某1提供尼龙绳，陈某和周某1按住刘某1的脚，两名男子将刘某1捆绑起来，随后两名男子用桃木棍殴打了刘某1一个多小时，彭小禾、邓某1等人在屋外烧刘某1家的老东西。20日下午，彭小禾又纠集两名男子到刘某1家为其“驱鬼”，两名男子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刘某1捆绑并用桃木棍殴打了一个多小时，彭小禾继续烧刘某1家的老东西，刘某1被打后被两名男子抬到床上，不久后停止呼吸。经鉴定，刘某1符合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详见：
郭德纲有段相声，说于谦的母亲信一贯道，生病了喝香灰，拉出一盘蚊香来。「小鬼缠身」，「驱鬼」，「喝符水」 ，「还魂」... 这些词汇，我们可能以为只存在于老老年间的传说中。
然而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这些愚昧的思想依然在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使用尖刺外壳、刃甲、折射、反伤、法术反制、青莲宝珠、刚毛后背触发针刺扫射等技能和物品属于防卫过当吗？

对 DOTA 的了解限于大学四年天天围观室友玩，看到这道题目想到了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给这个讨论加一个角度：
如果我主动嘲讽对方英雄，然后用技能或者物品将其弹死，算不算正当防卫？
假设对战发生在美国服务器，双方英雄受美国法律管辖。在美国法律中，有判例认为，挑动他人攻击自己并将对方杀死的挑衅者不能主张正当防卫。具体的判例是 United States v.Peterson, 483 F.2d 1222 (1973)。
本案中，死者 Keitt 因为试图擅自拆下被告人 Peterson 报废了的汽车上的零件，与其发生冲突。两人争吵一番后，Keitt 自知理亏，转身上了自己的车准备离开，谁知 Peterson 不依不饶，拿起一把手枪大喊 “你敢过来我就敢杀了你！”（ "If you came in here I will kill you" ）。Keitt 结结实实吃下了这记嘲讽，上头了，拿着扳手从车上下来，走向 Peterson，结果被其一枪带走。
Peterson 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杀人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法院没有认可这种主张。判决认为，如果主张正当防卫的一方的挑衅（provoke）行为令死者「挥出第一拳」或者首先做出了「威胁性质的动作」，则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这个案例里面，按照 @正净 的说法，或许可以认为死者的行为属于攻击前揺。
挑衅者不能主张正当防卫，这一原则在判例法中也有例外情形，例如挑衅者已经穷尽所有方法退避。另外，联邦法庭的量刑准则也将死者的不当行为作为从轻判决的依据，可以使用在挑衅他人攻击自己并反杀的情形。
简言之，释放嘲讽技能有可能导致无法继续主张正当防卫，这一点在讨论游戏中的正当防卫问题时也需要注意。
如何看待美国检方宣布不起诉刘强东？

之前写过一个回答，将此时依然相关的部分摘录出来并根据新情况做一些补充。
依然是以 Q & A 的形式，不做任何预测，仅仅是介绍未来的可能性。
Q：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检方不起诉？
A：一方面是证据是否会被采纳的问题，一方面是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
正如检方在声明中提到的，他们面对着「严重的证据问题」（“profound evidentiary problems”）。有媒体将其理解为存在「证据瑕疵」，这不太准确。在国内的法言法语中，「瑕疵」一般指取证过程存在问题，而个人基于公开报道揣测，刘强东事件的主要证据难点不在于此。
检方可能面临最大的障碍，可能在于证据规则上对于「传闻」（hearsay）的排除。「传闻」的定义是：
「除声明者在庭审或者听证过程中发表的以外，用于证明所宣称事情真实情况的声明。」
「statement, other than one made by the declarant while testifying at the trial or hearing, offered in evidenc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
有点绕，举个例子：
假设 A 的助理 B 对 C 说：「我的老板 A 邀请你晚上来酒局」，C 想要证明 A 邀请了自己，但如果 A 和 B 无法作证，那么想要用「我的老板 A 邀请你晚上来酒局」这段话证明 A 作出了邀请，就有可能被作为「传闻」而被法院排除。（感谢 @踩雪猫 指出一开始举例的错误。)
所以，如果当事人对警方的陈述包含了大量引用他人言论的成分，就会带来「证据问题」。（当然，传闻规则也是有例外的，不多展开。）
其次，是合理怀疑。美国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而根据澎湃新闻所引用的刘强东律师声明（刘强东律师：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女方曾反复索要钱财），的确有几处事实可能让陪审团对于是否存在自愿而心生疑虑。
Q：不起诉等于无罪吗？
A：这个牛角尖或许值得一钻，虽然现在看来没什么区别。有罪 / 无罪是陪审团决定的，而是否起诉是检察院决定的，程序上有所不同。
理论上（注：此处无意带有偏向性，只谈理论可能）检方在未来仍有可能重新作出起诉的决定。美国法律中有禁止「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宣布无罪或者已经被定罪，那么不能就同样或相似的事实被再次起诉。
然而，美国法律并不禁止检方在起诉并撤诉之后，在不超过追诉时效的前提下，在未来重新起诉。同样，也不禁止检方再决定不起诉之后，在未来再次重启调查并起诉。
当然，这只是理论可能，就跟中国男足出线一样。
Q：接下来当事人可以怎么做？
A：明尼苏达州法律中不存在类似国内「刑事自诉」的机制，当事人在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无法自行发起刑事诉讼。
但理论上，尽管存在不起诉决定，但当事人还可以就相关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burden of proof) 会低于刑事案件。一个烂大街的例子是，辛普森案中刑事谋杀罪名没能达到定罪标准，但民事层面的过失致人死亡（wrongful death）成立。
根据 AP 报道，当事人的律师 Wil Florin 的确在考虑提起民事诉讼。（https://www.apnews.com/438b2c2eee674528a2535c65be19dc9a）
另外，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不可能被缺席判决，而民事诉讼中如果一方在程序规定期限内没有应诉，法院是可以做出缺席判决(default judgement)的。另一点不同是，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受第五修正案保护，可以拒绝作证。而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通过传票，强制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作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就不得不把事情摊开来说明白，并且需要经受对方的交叉质询。
如何看待「网友假装外国人，ofo 火速退押金并诚恳道歉」这一事件？

和大家分享几个英文词汇和短语吧：
1、 Conversion 侵占动产
这是一种针对动产的的侵权行为，定义是：
「taking with the intent of exercising over the chattel an ownership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l owner's right of possession.」
「以行使财产权利的目的取得动产的所有权，而该所有权和真实所有者的占有相抵触」。
2、Breach of implied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违背交易习惯中默许的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
3、Unjust enrichment 不当得利
4、Fraud / 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 欺诈/ 处于过失的虚假陈述
5、Breach of contract 合同违约
以上五条，都是英美法律中主张财产返还请求权的依据。如果您的财产权利受到侵犯，对侵权方说 I will sue you 结果被反问 「Sue for what？」，为了显示自己的真的是「外国人」、避免露馅，就可以灵活运用这几条词汇了。
例如：
- I will sue you.
- Sue for what?
- For fraud or 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
Ofo represented to general public that any deposit should be refunded within 15 days upon request. The representation is false. The false representation is made either with the intent to defraud, or Ofo had no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e representations were true when they were made. Ofo intended that consumers rely on the misrepres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oliciting business. I have reasonably and justifiably relied on such statement and suffered harm as a result. （Ofo 向公众宣称，押金会在提出申请后 15 天内得到退还。这一声明是虚假的。该虚假陈述要么出于欺诈的故意，要么，Ofo 在作出陈述时缺乏合理依据能够确信其真实性。Ofo 寄希望于消费者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信赖，从而实现扩展业务的目的。我对 Ofo 的陈述产生了合理、正当的信赖，并因此遭受了损失。）
再例如：
- I will sue you.
- Sue for what?
- For unjust enrichment.
Ofo has been unjustly enriched as a result of wrongfully appropriating the deposit for P2P lending. Ofo has unfairly, improperly and unreasonably received a benefit to the detriment and expense of consumers.（Ofo 因挪用押金从事 P2P 借贷而获得了不当得利。Ofo 不公平地、不恰当地、不合理地以消费者为代价获得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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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么一大段「例句」，其实是心有不甘、心有不平。像是这样的表述，是美国民事诉讼中非常标准化的语句，一年级法学生在理解了相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后能张口就来，一般公众只要关心社会焦点案件、有过维权经历，也能知道个大差不差。
但这样的话，在国内，恐怕只有换一个身份，摒弃自己习惯的母语，说出来才能起到效果。中国人遭到了歧视，作为同胞我们都很愤慨。外国人拍视频拿他们想象里面中国人（亚洲人）的长相开涮，因为国籍问题作出区别对待，我们都很愤慨。而当这种行为由中国人自己作出时，却又有点黑色幽默的悲哀了。
前几天写了个回答，美国当年因为拒绝把蛋糕卖给同性情侣而吃官司的蛋糕店主，又因为拒绝把蛋糕卖给变性人，要打官司。有人的评论很不客气，说 LGBT 就是矫情，不能强买，店家可以自由选择跟谁做生意。
是啊，我们的企业，选择给谁提供服务、不给谁提供服务的时候，还真挺自由的。
之所以反对歧视，不是矫情，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们以什么形式成为了遭受不公正区别对待的那一部分。
中青冰点特稿《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是否真实反映了教育现状？网课直播是教育普及的出路吗？

太长不看版：
网课直播的贡献值得肯定，但其缺点不是靠现有模式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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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块有趣的试验田，高考制度跨越了地域、社会经济阶层和文化圈，将在不同环境接受教育的人们聚集起来进行竞争和比对。
我很快发现，大学课堂内外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氛围：课堂上的高度「标准化」和课堂以外的极度「差异化」。在课堂上，不论是线性代数，大学物理还是马原毛概，大部分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同一套操作系统处理新知识，这得益于可能是世界上最高效、标准化程度最高的一套基础教育体系。
而在课堂外，同学们的能力点却有着很大不同。省会、沿海大城市的同学，在大一的时候就能娴熟地制作出「商务范」的演示文稿用于参加各类「商业竞赛」「创业大赛」，而有的人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写过一份简历。有一位在招办工作过的朋友回忆道，当时有一位「自强计划」的候选人在申请该计划前从来没有参加过「面试」。当时有一个交换项目，面试选拔时需要一段英语自我介绍，有的同学因此犯了老大难：尽管他们的高考英语分数动辄 140+。
不得不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毕业快四年，回头一看，当时看着让人捏一把汗的同学大部分在金融界、商界如鱼得水，「小县城学霸」们成为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弄潮儿。当初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根本不是能力的问题，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
没有需求，没有供给。
这时候拿谁举例子都像是「地域黑」，就拿我生物学意义上的老家来开刀，以「不会写简历，不会英语面试」为例子：那里的学生除了完成考试、参与校内的文体活动之外，没有什么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的项目（比如模拟联合国，志愿活动，商赛，科技竞赛等），此为没有需求。基层教师大部分对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最新商业模式缺乏认知的渠道（不开玩笑地说，《创业时代》这种片子，在很多像我老家这样的地方能唬住一片人），所以也很难教学生认识职场，此为没有供给。
这些供需关系，都是在课堂之外体现的，然而它们难道不是当下教育的重要一环吗？
能在科技、艺术、人文领域作出重大突破的先行者，毕竟是极端少数。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得安身立命的本钱，为了帮助自己追求更多的机遇、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您能认同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强调课堂外的东西了：这本身就是教育要实现「改变命运」目的的一环。
这能完全靠屏幕带来嘛？关键点还是要落在需求和供给上，前者的重要性甚至更大，但不是网课能够解决的，还涉及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本质问题。一个例证就是职业教育，特别是以考证为目的的教育。参加过司考（现在叫「法考」）的朋友们或许都很熟悉，司考培训的网络化程度可能冠绝整个教育行业，不少人将网上的讲课视频、音频、课件作为最主要的学习资料。因为有了现实需求，所以催生了配套服务的供给（比如各类学习包、app、学习者的社群）；也因为有了现实需求，学生能够自我鞭策，实现较高的课程完成率。如果一个能让受教育者感受到对相关能力的需求，供给会跟上；如果感受不到这种需求，只是单方面的灌输，面对面都未必灌得进去，更何况网课了。
当然，如果「一块屏幕」的作用理解为将更多人扶过独木桥，送到东南沿海、省会城市的高等院校，在哪里继续学习改变命运的能力，逻辑也是通顺的。只不过，对边远地区人才储备能做出什么贡献，就要打个疑问了。
中国当前留守儿童问题有多严重？

「陪伴」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成长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或许就是将他们推上犯罪的道路。董士昙所著的《山东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分析》披露，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率比非留守儿童高 24.54 % ，违纪率比非留守儿童高 12.73 %。而石艳芳在 2014 年进行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和青少年占全国未成年人口的比例约20 %，却制造了约 70 % 的未成年犯罪。
为什么，是因为城乡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还是存在更多难以量化的因素？
上学的时候，我参与过一项在粤西山区的支教活动。说实话，我对各类「支教」一向不太感冒 – 都是放假的时候去，到哪去抓孩子们上课啊？志愿者们怕不是匆匆摆拍几张「其乐融融」的照片，在简历上留下一项志愿活动经历就各回各家了吧？
但组织方有一句话触动了我：「我们就是要去陪他们玩」。
据当地合作的校方介绍，暑假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最头疼的时段。一群或是调皮好动，或是血气方刚的未成年人，突然有了闲暇，有没有父母的「束缚」，面对着大千世界有一千种方法宣泄自己过剩的好奇心和精力。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在野外游泳导致的意外，也会看到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叼着烟打麻将，俨然一个个「社会人」。
怎么办呢，校方总不能公然违法补课，把孩子们都圈在学校里吧？所以有了这次支教的尝试：不在课堂传授知识，而是以陪伴为出发点，一起玩耍。记得当时我们仿照美式橄榄球的规则发明了一种飞盘游戏，不需要什么设备，只要有一片空地就能让二十来个人疯跑上一天。那一年，有人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支曼妥思可乐火箭，完成了第一幅印象派作品，也有人第一次学习心肺复苏、知道如何使用避孕套。如果这些「第一次」能替代未成年人的第一根烟、第一次盗窃、第一次聚众斗殴，那也算功德一件了。
「陪伴」对于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上，国外也有类似的讨论。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陪伴的孩子，因在青少年阶段犯罪被逮捕的几率是有双亲陪伴的孩子的两倍，在18-30岁阶段犯罪入狱的几率是有双亲陪伴的孩子的三倍。这项研究还提醒了我们，虽然传统观念中认为母亲在儿童教育中有着重要作用，但在避免孩子误入歧途方面，父母双方都举足轻重。
技术能不能用来增强陪伴感呢？ @村长李锐 在回答中提到，要用科技帮助留守儿童，我想到上次参与知乎「互联网洞见者」活动时看到的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不会导致城市消失？
城市消失了，人们在更亲近乡土的环境工作，自然不会再有儿童独自「留守」。但这种设想，在短期内并不符合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路铭教授写了一本书，我见人就推荐，叫做《大国大城》，其中就有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生产要素的集中并不是洪水猛兽，城市化带来的红利依然存在。
科技并不能完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涉及更宏大的公共政策层面，但科技在提供「陪伴感」方面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在参与支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也曾参与过一些社会调研项目，来到偏远民族地区。颠覆自己过往认识的一点是：那里的物质生活水平要比自己想象得丰足，而精神生活却比想象得匮乏。能上网的智能设备已经不再稀罕了，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是用来更好地规划课余活动、学习新的知识技能，还是纯粹在短视频、直播和游戏中打发时间，如何选择，也值得引起关注。
村长提到，要在知乎征集支教故事，探讨如何用技术帮助留守儿童。要我说，短短几星期的支教，所能教的具体知识非常有限，更多的还是之前说的两点：一是陪伴，一同参与有益的活动，合理引导儿童的好奇心和旺盛的精力；二是学会正确地使用互联网技术，在对内容判断能力有限的阶段，学会筛选网络上有价值的信息。
也期待大家关注此次活动，一起来讨论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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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许已经猜到了，这的确是给「为留守儿童」读书公益活动写下的回答，欢迎进入专题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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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董士昙: 《山东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2、石艳芳：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 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新探
3、Cynthia C. Harper and Sara S. McLanahan, “Father Absence and Youth Incarcer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4, (2004): 369-397.
如何认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提起第五修正案，不少人可能会先联想起「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米兰达警告。其实，第五修正案不仅和刑事程序有关，也涉及到物权领域。
第五修正案最后一个分句写到：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未经公平的补偿，私人财产不得被用于公共使用。」
在早期宪法判例中，这一表述被解读为：「如果得到了公平的补偿，那么私人财产就可以被用于公共使用」，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征用条款」（taking clause），或者用题目描述里的戏谑说法：强拆法案。参见：Kohl v. United States, 91 U.S. 367 (1875)
在 Kohl 之后的一百多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征用条款的解读并没有太多值得赘述的地方，然后，2005 年的 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545 U.S. 469 (2005) 如同平地一声雷，掀起了巨大的争议。
一直以来，个案中对于「公共使用」的解读，都离不开现实的「占有」。政府必须要在物理意义上长时期占有一块土地，在其之上修建公共道路、车站、公立学校等公共设施，才称得上「公共使用」。参见：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458 US 419 (1982)
但 Kelo 案打破了这一模式。在本案中，政府试图征用的土地是供私人使用的 - 准确来说，是供辉瑞集团修建厂房。辉瑞是一家私人所有的制药企业，这显然有别于前面说的公共道路、车站、公立学校等。但市政府解释道：引入辉瑞的工厂，是振兴城市经济、创造就业岗位这一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为了「公共目的」（pubic purpose）。
联邦最高法院以 5-4 的票数，最终判决市政府胜诉。根据这一判决，社会因经济发展所享受到的福利，也可以作为一种「公共使用」来实现土地征收。
Use 和 Purpose，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认为「public purpose」也属于征用条款范畴的话，那么政府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征收私人土地并转让给其它私人企业，似乎也并无不可。正如已故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在 Kelo 案反对意见中所论述的：如果能证明，大酒店比汽车旅馆能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政府铲平所有的汽车旅馆，将土地转卖给利兹卡尔顿呢？
2005 年的 Kelo 案宣判后，一部分民众和学者陷入了恐慌之中。这一判决，似乎意味着政府可以高举经济发展的旗帜，将推土机横在家家户户门口。但联邦和各州的立法机关迅速发挥了制衡的作用：2006 年 6 月，小布什签订总统令，禁止联邦政府单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征收私人土地。而在各州的层面，截至 2012 年，已有 42 个州出台法律，限制州政府征收土地的权力。Kelo 给了各级政府力量，但立法者和行政部门自己却及时约束住了这股力量。
随着联邦最高法院转向保守化，推翻 Kelo 案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但司法机构毕竟不能主动出击对现有法律进行审查，还是要通过具体个案来实现。
针对SCA5法案等族裔平权诉求是否可采用折衷方案兼顾两者，如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呢？

感谢 @丢失的鹿掌柜 邀请，首先正面回答问题：
不可以采取「折衷」方案给特定族裔设定比例（如题目描述里提议的 35%），如果将族裔因素纳入「打分」体系的话同样会面临合宪性的挑战。
这里的「不可以」既包括和目前仍具拘束力的判例抵触，也包括不符合一般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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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为什么折衷方案不可行：
在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 265 (1978)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是违宪的。高等院校可以为了促进各种族的「融合」（integration），推行有助于提升多样性的录取政策，但不得明确划分各个种族的录取比例。
好吧，一刀切的配额行不通，那更为柔性的方案呢，例如题目中描述的「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
最为相关的判例是 Gratz v.Bollinger, 539 U.S. 244 (2003) 。本案中，密歇根大学采取了一项「积分制」录取政策，综合申请者的 标准化考试成绩、 GPA、活动经历和经济社会背景等因素打分，满分 150分，少数族裔自动加二十分。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录取政策同样违宪：首先，二十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对录取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一种变相的「配额」；其次，简单粗暴的「积分」方式缺乏对个体的评估，不符合增进多样性的目的。
自己举个例子帮助理解：黑人小伙 Clarence 和白人姑娘 Ruth 都申请了，Thomas 虽然是黑人，但极度反对增进多样性，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鼓吹种族隔离；Ruth 虽然是白人，但关心少数族裔的平等机会，参与了很多帮助新移民的志愿项目。如果给 Clarence 加了二十分而不给 Ruth 加分，这样的录取政策真的能促进种族「融合」，提升多样性吗？
要说「折衷」的话，Grutter v. Bollinger, 539 U.S. 306 (2003) 一案中的路径可能是相对无可争议的。说「无可争议」，不是说它一定正确，是因为它并无定规、不成定型，一拳打过去没有着力点。
这种路径是：在录取学生时综合考虑包括种族之内的多个因素，促使少数群体人数达到一个「临界值」（critical mass）。
Critical Mass 和解？最高法院的定义是：如果少数族裔学生人数达不到这个这个程度，那么该群体无法在学校中舒适地表达想法并参与学习。举个例子：如果 40 个人的课堂上只有一名黑人，那么 ta 有可能因为感到自己受到孤立而不敢畅所欲言，影响参与学术讨论的积极性。
但这个标准也面临挑战：如何定义「少数群体」，如何定义能够引起舒适的「临界值」。我信仰飞天拉面教，如果中午找不到教友一起吃拉面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无法正常学习，这怎么办？另外，不同族裔对于引起舒适的人数比例也不尽相同，或许我可以主张：西裔美国人对美国主流文化了解较为深入，更加适应美国大学中的氛围，因此百分之十的西裔学生就能确保大家舒舒服服了；而亚裔因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孤立和排斥，融入美国校园主流文化的能力差，所以要百分之二十才自在，这种主张合理吗？
因此，该路径同样会遇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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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几位朋友聊起这个问题，关于平权的未来发展， @Manolo 提出了两点需要关注的：
1、如何理解「教育」在宪法中的地位，这是不是一项「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
2、能否采取「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监管教育，推行平权。
这两点提得很好。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的本质就是一种歧视（Discrimination），因为其中伴随着对不同种族的区别对待。有些歧视是法律许可的，而涉及基本权利时，这样的歧视行为就要受到更高标准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必须要存在「不可抗拒的公共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才能将其正当化。目前，尚未有判例明确将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但基本权利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最高法院疯起来可以随便推翻自己）
而对于「商业条款」，不要被名字骗了，以为这个就是做生意。其实，商业条款的本质是赋予联邦政府监管广义商业活动的权力。有一种可能：联邦政府以管理「教育产业」的名义，立法将平权制度化。但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同样面临挑战：在United States v. Alfonso D. Lopez, Jr., 514 U.S. 549 (1995)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拒绝将教育认定为一种商业活动（不过这个案子和校园禁枪有关，背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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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太大了，以上仅仅是比较片面的理解，期待看到大家的补充。
2018年，作为法律人，你都取得了哪些成长？

今年算是真的走出校园了，有几点很粗浅的体会：
1、 不管是广义的法律相关行业，还是竞争关系最激烈的律师行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过去一直惊讶于前辈们在提供指导和帮助时的无私 - 本以为律师会为了争抢案源而打得不可开交、对他人充满提防。现在愈发明白为什么大部分人不会以同行为壑：首先，国内 40 万律师看上去很多，其实具体到地域和执业领域，圈子又很小。一个人的言论和行为，大家看在眼里，心里有杆秤。其次，面对不断更新的知识和全新的行业动态，同行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最后，的确会有人因为单纯热爱研究法律问题、充满好奇心、喜欢与他人讨论，而将自己的经验倾囊分享。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几乎不可能和任何从业者构成利益冲突，所以体验尤其好吧==）
2、 法盲真的很可怕。这里的「法盲」绝不是想要嘲讽没有受过法律训练或者请不起律师者，而是特指明明有能力、有资源寻求法律服务，但依然不拿法律当回事的人。
我没有在网上开拓业务的必要，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贩卖恐慌好给自己拉生意。只是近距离体验了一些事情，真切地感受到：身居高位者蔑视法律，在需要谨慎处理的事务上搞一言堂、不让律师法务参与决策，最后坑害的是普通员工和投资者。
3、不要迷信「名律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自我营销用的功夫多了，钻研业务的时间就会少，除非能像华为员工一样一天 36 小时，一周九天。（个人之前不太愉快的经历表明，有时在公共舆论场所太活跃还容易给人留下「不沉稳」的负面印象，影响未来发展。但现在无所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快乐的方式，也难免因此承受后果，只要能接受就好。）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网络上频繁参与讨论的法律从业者一定是「水货」：有的具体领域工作量本来就「旱涝不均」，经常一起交流的朋友就有的一阵在在网上动若癫痫，一阵子人间蒸发；有的人能有效通过写东西来不断锻炼自己专业能力；有的人爱好就是这个，不写点什么一天都不舒服，这都是确实存在的。
还有一种开挂的存在：年轻时抓住机遇，在擅长的领域很快打下一片江山，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模式和可靠的团队，实现了「嗯今天没啥需要操心的不如水一天知乎吧」的自由。对此只有羡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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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律不算是什么「精英」行业，人不会因为接受了几年专业教育就脱胎换骨不食人间烟火了。这个行业里，有的人道德水平还不如贩夫走卒，为了不大的一点利益就胡言乱语试探执业规范的底线；但也有的人，让人能感觉看到理想社会的样子：为人谋而尽忠，与人交而守信，既得传道则时时研习，这也是我在新一年的榜样。
（不点名地特别感谢几位朋友在这一年的帮助，向大家学习！）
如何从专业角度解释「城堡法则」？

「城堡法则」（Castle Doctrine）是英美法系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在住所中遭遇不法侵害时，退避义务（duty to retreat）会相应减轻。
城堡法则起源于英国，法学家爱德华 柯克爵士说过：
一个人的住所是他自己的城堡，每个人的家都是他最安全的庇护所。
美国司法实践沿袭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需注意的是，美国早期判例谨慎地将「城堡」解释为房屋，而不是范围更广的私人土地。例如，在 Lee v. State, 92 Ala. 15, 9 So. 407 (1890) 一案中，被告人走出房屋以外后开枪击毙与其发生争执者。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判决说理中虽然认可了「城堡法则」的意义，但认为只有「房屋」才是居住者的「城堡」，维持了一审过失杀人罪成立的判决。
在当今美国，城堡法则在各州刑事立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以明尼苏达州法律为例，美国明尼苏达州法（Minnesota Statute）第609.025条列出了两种故意致人死亡不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
一是为了阻止行为人有理由认为可能对自己造成严重伤害或生命危险的侵害，
二是为了阻止在行为人住所中发生的重罪
该立法所体现的正是「城堡法则」：面对在住所中发生的严重不法侵害，防卫者的退避义务得到减轻；一般情况下只有在面临严重伤害或者生命危险时才可以采取致死性力量防卫，而在住所中面对其它达到重罪标准的不法行为，亦可以采取致死性力量加以制止而无需退避。
需注意，各州法律对这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成文法或者判例法，不得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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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判例及法律条文：
Lee v. State, 92 Ala. 15, 9 So. 407 (1890)
Office of the Revisor of Statutes
如何从专业角度解释「蛋壳脑袋规则」？

「蛋壳脑袋规则」（Eggshell Skull Rule）是英美法系中侵权责任法领域里的概念。按照该规则，如被侵权一方存在非同寻常且常人难以预料的状况，导致其因侵权方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遭受伤害，那么侵权一方仍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例如，假设 A 存在先天疾病，头骨就好像蛋壳一般脆弱，该疾病极端罕见，B 不知道也没有办法预见到 A 具有此种状况。如果 B 为了开玩笑，故意用力在 A 的脑袋上敲了一下，导致其受到严重脑损伤，那么 B 仍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即使这样的敲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害。
美国法律中体现该规则的早期经典判例为 Vosburg v. Putney, 50 N.W. 403 (Wisc. 1891)。在此案中，被告（一名 11 岁男童）在教室里一脚踢向原告（一名 14岁男童）的小腿。被告并不知道原告之前受过伤，这一脚好巧不巧踢在了过去的受伤部位，造成了伤口严重感染，医生认为可能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终身损伤。此案经过审理，陪审团最终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 2500 美元 （按照通货膨胀率，约相等于今天的七万美元），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决定。
本案中，被告虽然对原告之前受伤的情况不知情，也没有理由可以合理遇见，但依然需要对侵害其健康权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是「蛋壳脑袋规则」在实践中的体现。这一规则提醒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充分承担后果，不但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考虑到他人可能存在的特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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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链接：Vosburg v. Putney
什么是「逆权侵占」？

「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是英美法系中物权法领域的概念，是一种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方式。
一方公然、公开、持续地占有他人土地，经过较长时间（各国、各州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一般为 10 -20年），且被侵占一方有能力主张权益，却并未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则土地归侵占方所有。
通俗来理解，可以解释为：别人占了你的地，你无动于衷，过了一段时间地就归别人了。（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表述，仅仅为了帮助理解。）
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逆权侵占」的适用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判例法中创设了一些额外的限定条件：
Van Valkenburgh v. Lutz, 106 N.E.2d 28 (1952) 一案中，原告从市政府处购买了一片土地，购买后一直闲置。被告在上面上开路犁地，养鸡种菜，并随后主张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判决称逆权侵占的「占有」需要伴随着对土地的「投入」和「改善」，仅仅是圈地养鸡并不属于一种「改善」。
Manillo v. Gorski, 255 A.2d 258 (1969) 一案中，法院对「公开」做出了解释，认为被占有的土地大小必须是肉眼可见的显著区域，仅仅是因为砌墙时丈量错误导致将院墙砌在他人土地上、占用了小块土地，并不能构成「逆权侵占」。
逆权侵占这一概念长期伴随着争议：为什么自己的土地会白白落入他人手中？从立法目的来看，这是为了鼓励土地所有者积极利用土地资源、珍惜自己的权利。如果「躺在权利上睡大觉」，面对明显的侵权行为无动于衷，那么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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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判例链接：
Mannillo v. Gorski
VAN VALKENBURGH v. LUTZ | 304 N.Y. 95 (1952) | 304ny951389 | Leagle.com
什么是「汉德公式」？

「汉德公式」是美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个不等式，写作：
B < PL
其中，B指的是避免危险的成本（Burden），P（Probability）指的是发生危害的概率，L（Loss）是危害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当满足B < PL，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避免较大的损失，此时潜在的致害者如果没有采取充分的预防或者警示措施，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之所以叫「汉德公式」，是因为该理论由美国法官勒恩德 汉德（Learned Hand）在司法实务中提出。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判例是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一案。
本案中，一艘停在港口中无人照看的拖船因缆绳松动，脱离了停泊位置，在海上随波逐流，撞沉了另外一艘倒霉的船。法院最终判决认定拖船的管理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汉德法官论证到：当时港口为了运送战略物资异常繁忙，一旦船只缆绳松开，造成损失的概率和损害的严重程度都不可小觑（PL 很大）；而在白天派船员值守传上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 （B 较小），因此应承担侵权责任。
类似地，在后来 The Tj Hooper, 60 F.2d 737 (2d Cir. 1932) 一案中，汉德法官采取了类似的说理方式。该案中，一艘船只遭遇风暴沉没，法院认为：船只运营者只需要花很小的成本安装收音机来收听天气预警，就可以避免高昂的损失，因此按照 B < PL 的公式，应当承担责任。
汉德公式在实践中面临了诸多挑战。对于小概率事件，诉讼双方很难将公式中的 P 值精确量化。但其体现的法律原则却对司法实践持续发挥着指导意义：如果一方能够轻易避免重大风险，那么法律应当激励其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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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判例链接：
1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2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F2/60/737/1542549/
如何看待这次马蓉称自己被打事件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有性伴侣的妇女中近 30% 报告称，她们一生中曾经遇到由其亲密伴侣实施的某种身体和/或性暴力。全球高达38%的妇女谋杀由男性亲密伴侣所为。
之所以列举这则数据，是因为，如果马蓉为实现不正当目的「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将有可能极大地消解家庭暴力（或者更广义来说，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这个议题的严肃性。
我对娱乐圈一直没什么关注，前一阵子刚被科普了蒋劲夫是谁，但我觉得蒋劲夫涉嫌家暴实践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比如，之前我就了解到 2015 年底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在纸面上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同居伴侣之间，而且伴随着人身保护令等制度的创新。围绕蒋劲夫事件， @棠邑小廌 @吴如翔 @刘京成 等朋友为大家介绍了反家暴法这些年在实践中的情况，这就是能够推动法治精神不断进步的讨论。诚然，受害者国籍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受害者过错轮依然存在，但能看得出进步。
马蓉「被打」事件之后，有人将其和蒋劲夫事件联系在一起，说前者是从后者身上「找到了灵感」。对这种论调，我是怀有忧虑的：希望大家真的只是当这是一句玩笑，而不会因此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有女方「碰瓷」「陷害」的成分。
最后，马蓉应该感谢中国的法治环境 - 如果事情发生在美国，而王宝强一方所述情况属实（从监控录像来看，携带剪刀深夜上门的说法是有依据的），恐怕网上流传的照片就没这么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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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美国法律中的「burglary」罪名指在夜间以从事不法行为为目的擅自闯入他人住宅，在大部分州属于重罪（特别是当存在持有武器这一加重情节的情况下），住宅的合法居住者可采用致死性力量进行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