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这世界真的可以让一个做出犯罪行为的人，因为律师的厉害，却逃脱法律的惩罚吗？

类似的问题，以不同形式在知乎上出现过无数次，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是的，这个世界真的可以让一个作出犯罪行为的人，因为律师的厉害，逃脱法律的惩罚。
同样地，这世界也可以让一个作出犯罪行为的人，因为检察官的失误/ 警察的无能/ 陪审团的怜悯/ 法官的错误/ 同伙的狡猾等等因素，逃脱应有的制裁。
有人说辛普森案，我们放一回马后炮：如果检方对己方证人足够了解，或许会注意到在场警员的种族歧视黑历史，提前对辩方的交叉质询问题做出应对；如果检方充分考虑了法医学证据，注意到作为物证的手套可能因为被血液浸泡而变紧，或许不会让辛普森当庭试戴手套，然后因为戴不进去，让这双据称凶手当时戴着的手套，成为辛普森脱罪的有力证据。
有人提到非法证据排除：在通过截停车辆而搜查违禁品的案例中，如果警察花一点时间申请搜查令，或者及时对无搜查令搜查的过程进行详尽记录，以便检察官主张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形，那至少不会让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以“听不懂英语，因此算不上同意搜查”的理由，成功以非法取证为由进行辩护。
有人说，像是美国，陪审团定罪，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才是法律事实。其实，在美国有一种诉讼程序，叫做Jury Nullification， 陪审团否决制。在这种制度下，陪审团可以既认定犯罪事实的确成立，同时认定被告人无罪。例如，如果陪审团认为刑法某一条文不公正，或者认为被告人的确值得同情，那么即使认定了犯罪事实清晰，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仍然可以作出无罪判决。
对了，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或者最高权力机构有赦免权，令被定罪者免受惩罚。例如，美国的福特总统就曾经赦免过因水门事件而被定罪的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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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一名作出犯罪行为的人，有可能因为一千种理由昂首阔步走出法庭。一名专业能力足够强的律师，也许可以找到这些理由，利用这些理由，实现目的。获取证据过程中的瑕疵，检方工作的倦怠，陪审团的不确定因素，政治领域的操作空间，这一切都可能被一名律师所利用--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
有时，公众看到一名“罪犯”在律师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可能会质问：凭什么让他逃脱法律制裁？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很简单，有人工作没做好，没有好好利用法律；而有的人工作做好了，利用法律实现了目的。
这个道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汤姆·克拉克大法官在Mapp v. Ohio一案的判决书中说得最透彻：
如果必须放走一名罪犯，那就放他走，但放走他的是法律。
The criminal goes free, if he must, but it is the law that sets him free.
事实上的犯罪行为，和法律上的有罪判决，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中间隔了一道法律，以及运用法律的人罢了。
外国人吃火锅是种怎样的体验？

我在美国时的室友叫Phil，Phil是堪萨斯州人，堪萨斯是美食的荒漠。
荒漠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吧，一个汉堡，培根放在牛肉饼的下面，而不是上面，就可以作为一种创新菜成为店家的招牌。
不对，Phil说，我们堪萨斯州的菜，从世界美食大花园中采撷了一朵朵璀璨的奇葩，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这是真的美国精神。“我在墨西哥餐厅打工的时候，就自己发明了一道墨西哥汉堡。”
嗯，就是在培根下面，又塞了一片腌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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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太多的机会反驳他。我们那时候都很穷，穷到因为煤气费怎么付扯了几个月的皮，我也自然没能像知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伴着中华小当家式的光环天神降临，端出一盘菜，让老外高呼不可战胜。
我们所在的明尼苏达州，没几个像样的中餐馆子。我们的中餐厅有小四川，老四川，听说还有个“大四川”，不知什么时候会开不大不小中四川。做的菜也差点样子，不过是“午餐特惠”老三样，酸甜鸡，芥蓝牛，酱油炒饭。
所以当Paul告诉我，发现了一个吃火锅的去处时，我精神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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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是中西部本地人，但他的女朋友是中日混血。她是素食主义者，只在吃火锅的时候才吃肉，而Paul是中西部人，肉就是他的命。于是他们达成共识，多吃火锅，吃好的火锅，去找中国人带着吃火锅。
我试图给Phil解释，火锅是什么玩意。“就像那个瑞士的什么来着，煮一锅奶酪，然后各种东西往里面涮。”
Phil可能脑海中已经出现了奶不唧唧的一锅糊糊，所以当他看到飘在红油上的一层辣椒时，世界观崩塌了。
奶不唧唧呢，我的奶不唧唧的东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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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aul的素食主义女友建议下，我们点了羊肉片，肥牛，鱼片，丸子，田鸡，和敲可爱的兔兔。
“It's like...like chicken in rice field.” 我试图这样给Phil解释田鸡。他脑海中可能浮现出了一副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大咕咕鸡自由地漫步，啄食着稻花。
“That's frog leg, my favorite.” 这是青蛙腿，中日混血的素食主义者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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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了青啤，Phil其实不怎么喜欢喝拉格啤酒，如果有钱的话，也许他会喝精酿，但那时候我们很穷。
Phil在很穷的时候，会买像灭火器这么大的一大瓶百威，和美国超市里面的其他商品一样傻大黑粗，贼便宜贼便宜。他一边喝，一边说这是Piss water，跟喝尿一样。
Phil夹了用叉子挑起来一片涮肉，喝了一口青啤，说中国人的piss还真挺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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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Phil哀嚎了一个晚上。他其实是能吃辣的，但那天他嗷嗷地叫唤，说自己食物中毒了，要死，再也不用还学生贷款了。
我对他表示了祝贺，并问他哪中毒了？
“上帝啊，真是见鬼了瑞恩，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
“没事，麻的。”
“啊？”
"There's one thing called Sichuan Peppercorn. It gives you a numbing feeling in your mouth. It feels as if electric current is running through your tongue."
Phil不信，但第二天他的小命和学生贷款还在。
“但我还是想知道，如果我们把Sichuan Peppercorn放到瑞士火锅里面会怎么样？”
也许，这就是堪萨斯州对跨国界美食交流的理解吧，奶不唧唧的，火花带闪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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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Phil阔了，在纽约大律所赚的钱，甚至足以支付曼哈顿岛的停车费。我的日子也好了起来，有的时候拿出手机，打开饿了么，都不带看价钱，随便点。
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告别的人，离开明尼苏达双子城之前，一直在听宋冬野那首歌，
“今天走，明天走，喝不完双城的酒，喝不完双城的酒。”
但我还是离开了双城，酒喝完，电流消散，我们也阔了。
却还感觉有这么一点不带劲，有点难以割舍，就像瑞士火锅一样，奶不唧唧的。
如何评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2判决科罗拉多蛋糕店店主在“蛋糕案”中胜诉？

判决原文链接：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7pdf/16-111_j4el.pdf
我在这里帮大家划一下重点，谈谈自己的粗浅见解：
1）7:2 中的两张反对票来自最坚定的自由派，金斯伯格和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先前都猜测这会是一个5:4的判决。本案的判决采取了一个较为基于个案的，范围相对狭窄的方式解决，这也反映在了大法官们的站队上。有四名大法官发表了单独的协同或反对意见，说明本案的解决方式仍然极具争议性。
2）蛋糕店主之所以胜诉，核心原因在于：法院认为一审原告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的行为对他的宗教信仰展现出了“明确且不可被容许的敌意”（clear and impermissible hostility）
例如，有证据表明民权委员会在讨论此事件的会议中将宗教称为“最为可鄙的花言巧语”（most despicable pieces of rhetoric），称宗教在历史上被用于为奴隶制和大屠杀正名。再比如，同样有证据显示民权委员会在选择本案原告时存在双重标准。本案中的蛋糕店主其实展现过向同性恋顾客销售生日蛋糕，用于其他场合的蛋糕，曲奇饼和布朗尼的意愿。另外，面对和本案蛋糕店主类似的其他一些情形，民权委员会并未做出同样回应。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多数意见中捕捉到了这一点，指出了民权委员会行为具有选择性和强烈的针对性。
3）多数意见认为，州法院在存在上述情形的前提下仍然支持了民权委员会的主张，违背了国家“宗教中立”（obligation of religious neutrality）的义务。根据第一修正案及其司法判例，国家不得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在宗教问题前原则上应当保持中立。肯尼迪大法官承认，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铁律，有时宗教信仰必须让位于“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vali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但基于第2）段提到的原因，下级法院的判决显然越界了。
肯尼迪大法官为了说明本案的情况，举了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神职人员有权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主持同性恋者的婚礼，这一点符合第一修正案，不存在争议。但本案中的情况更加模糊，制作结婚蛋糕毕竟离举行婚礼还差着一段距离，因此此时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需要在个案中平衡不同价值目标的冲突。
4）我个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蛋糕到底是食物还是艺术表达，在本案中没有直接得到回答。从个别语句中，还是能看出多数意见欣然认可了制作订制结婚蛋糕是一种艺术表达这点，但在说理中却没详细展开。例如，肯尼迪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将满足顾客的需求称为“他（蛋糕店主）无法与自身宗教信仰相调和而表达出来的一条信息”（a message he could not express in a way consistent with his religious beliefs.）
肯尼迪大法官将制作蛋糕的过程称为“表达信息”，似乎暗示了订制蛋糕作为一种言论表达的意义，但本案多数意见并没有详细讨论食物和蛋糕的区分标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法院也受不了大家三天连头端来碗臊子面或者举着个驴肉火烧，追着法官们问这是什么。
5）保守派暂且不必欢欣鼓舞，因为判决有其特殊依据，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在本案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败诉，而未来的民权机构行事相比会更加审慎。自由派也不必过分懊恼，本案并没有给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只不过是重申了“宗教中立”这类根植于第一修正案中的既有法律原则。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案件，但大法官们最终选择了一个相对狭窄且争议较少的依据得出结论。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结尾写道：
“The outcome of cases like this in other circumstances must await further elaboration in the courts, all in the context of recognizing that these disputes must be resolved with tolerance, without undue disrespect to sincere religious beliefs, and without subjecting gay persons to indignities when they seek goods and services in an open market.”
“类似案件在不同情势下的结果，必须等待其他法庭进一步阐明。需认识到：此类冲突的解决必须伴随着宽容，不可对真挚的宗教信仰展现出过当的不敬，同时也不可在同性恋者在开放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时，令其陷入丧失尊严的境地。”
本案不是一个结束，甚至也称不上一种开始，不同价值观如何取得平衡，这个议题仍将被不断讨论。
在道德观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在哪儿？

也许说不上“最大”，只是说一个侧面：对于“隐私”（Privacy），我国强调的更多是“隐”，而美国则同样重视“私”。
这不在拆字玩文字游戏，而是“隐”和“私”两者具有不同内涵。“隐”指的是免于公之于众，比如所在抽屉里的日记，个人家庭情况，上网浏览痕迹，位置信息等。而“私”指的是免于公权力干涉，国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上下其手，但有这么一块自留地是不能碰的。
举个例子，在国内最初接触比较法研究的时候，对于一系列和堕胎相关的美国司法判例感觉很困惑：不管是Roe v. Wade还是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这些标志性判决讨论的都是女性的“隐私权”。为什么堕胎自由能和“隐私”扯上关系呢？后来才理解，这其实就是“私”的一面：自己的身体，有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
在美国宪法判例中，有很多基于“隐私权”的判决，可能我们一眼看去和自己一直所理解的隐私并不相关。比如生育或者节育的权利（Eisenstadt v. Baird）, 同性之间进行性行为的权利（Lawrence v. Texas), 看毛片的权利（Stanley v. Georgia）（这里要注意，国家还是可以依法打击传播儿童色情的行为的），拒绝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Cruzan v. Director）等等。
这不是说美国人就不重视信息的私密性，而只是说美国人在看待“隐私权”时也会看到另外一层含义。隐私权还包括“你管我呢”的意味，在公和私之间画一条线，这边是你的，可以根据公共政策加以规范，而这边是我的，你管不着。这也就是为什么隐私权被用来解释堕胎，看黄片和放弃治疗。
同样是看黄片，我们说，这是我的隐私，可能指的是“我干什么你不需要知道”；而美国人讲，因为我有隐私权，更多的意味似乎是“我有权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选择如何过自己的生活”，两者的出发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如何评价 Ayawawa 有关女奴和慰安妇的言论？

以能否存活下来并留下后代作为尺度，衡量某种性别的“优势”，不仅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而且贬损了全体人类的价值。
试想一下，如果我说，一头种牛可能过得比肉牛要好，因为它至少活的时间更长，还能留下自己的后代，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毛病。但如果有人说，“我觉得女性黑奴比男性要好，因为她们至少还有子女”或者说“女性在战争中有优势，因为她们可以当慰安妇来保全性命”，这句话就可能招致普遍的愤慨了。原因在于，我们评价牛的“KPI”可能非常单一，而对于人，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大刘有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句话在网络上经常被引用，但强调的往往是后半部分。《三体》中，这句话出现的背景是全体人类到了灭亡的边缘，人类必须要倾尽一切为生命而战。在我看来，这句话格外的残酷，它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画面 -- 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曾经，我们可以关心自己的邻居，倾听弱者的声音，尊重持有异见者，为不能发出声音的人代言。但当一个强大到无法想象的力量，一只皮鞋即将踏在如同虫子一样卑微的人类身上时，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我相信，大刘的本意并不是要鼓吹“兽性”，他也不是要否认那些失去了的“很多”的价值，而只是用这个艰难的选择来体现局势的危急。那些超乎生存之外的追求，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当生存成为唯一目标时，人类显得如此可悲。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言论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谬误：试图以“实然”推导出“应然”。我最欣赏的知乎答主之一 @姜源 前辈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写道：“描述性命题不能直接推导出规范性命题...是否存在“自私的基因“和”人是否应当自私“是两码事。” 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该情境。在极端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譬如大屠杀，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奴役等，哪怕有数据表明一个性别比另一个性别的生存概率高，都不能推出“某性别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更何况，正如该问题下几位答主提到的，遭到法西斯侵略者的凌辱，并不能保障女性的生命安全。
最后，比歧视和奴役更可怕的，是自愿受到歧视和奴役。按照题目中的论调，一个人能更好地满足奴隶主和战争罪犯利用他们的目的，就具有了“优势”。这无异于把人当做了一种工具，以“好不好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的价值。出现这种论调，不是因为缺乏历史常识，而是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人。
人啊，认识你自己吧！
为什么中国没有律师代理用户集体诉讼的案子？

比较赞同 @倪修智 律师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在这里做一点补充和发散。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判例法规定的，可以进行集团诉讼的几个要素，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在纸面上有一定相似性。在美国，原告团体满足了以下四个要件，且属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条所规定的情形，即可以进行集团诉讼：
1 众多性（Numerosity ）
如果原告人数较少，可以比较方便地作为共同原告一同参加诉讼，但当潜在原告人数众多、人数不确定的时候，再让大家一起出庭，法庭就要被挤爆了，原告之间的沟通也会非常困难。这时候，选出部分原告作为代表进行诉讼，其他人坐在家里等着拿钱，就是一种更为经济合理的选择。至于多少人才算“众多”，不同类型的案件有所区别，但一般认为超过40人的话，就有必要进行集团诉讼了。
2 共同性 （Commonality）
要进行集团诉讼，必须要保障原告团中每一个人提起诉求的事实和法律基础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达成可以适用于全体原告的判决。一个反例是Castano v. The American Tobacco Co. 案。本案中，众多烟民起诉烟草公司，认为对方没有给予足够的健康警示，而法院最终叫停了集团诉讼。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们来自不同州，各个州对于侵权的法律规定不同，而且各位烟民们的身体状况和烟龄差异较大，不具备共同性。
3 典型性（Typicality）
这一点是针对原告代表而言的。之前提到，在美国的集团诉讼中，只有少部分原告作为代表参与诉讼，其余绝大部分原告除了同意加入原告团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做。而为了避免少部分人出于私利，让其他人“被代表”，法院要求原告代表们的诉求能作为典型，反映出其他原告的情况。
4 充分的代理关系（Adequate Representation）
这一条和上一条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在集团诉讼中，原告代表必须要充分体现被代表者的利益，因此需要排除利益冲突，而且给予不愿意被代表的原告们撤出诉讼，以个人名义另行起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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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语言：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可以看到，从纸面意义上来说，我国也有类似于众多性和共同性的条款，而且我国程序法中也有“诉讼代表人”这一概念，其要求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中的典型性和充分的代理关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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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纸面上的法律，并没有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实。
一方面，这个社会对种种大规模，有组织地来表达诉求的行为，依然持较为保守的态度。美国集团诉讼的规模可以有多大？在Wal-Mart Store Inc. v. Dukes 一案中，原告律师差点就拉起来一个总人数超过150万人的原告团体，联邦上诉法院批准了这一原告团体构成，联邦最高法院最终驳回。这一起诉讼虽然没能搞起来，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律师的胆子有多大，原告集团就可能有多大。150万名雇员状告雇主，这在其他一些社会看来，简直是大有阻止地球转动之势。
另一方面，正如倪律师所说，我国律师搞集体诉讼没有什么油水好捞。美国法律中，允许出现非常激进的风险代理，在集团诉讼中，有时大部分赔偿金会落到律师和原告代表口袋中，其余大部分原告只是获得象征性的赔偿（例如我之前写过的，“三明治少一寸案”：三文治少了一寸：这也能打官司？！） 而在我国，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律师拉着原告团去“碰瓷”的积极性。再者，我国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领域外，民事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都很罕见，导致律师也没法指望靠天价赔偿大赚一笔。
一边是政策上的阻力，一边又缺乏动力，这也就不难解释题主的疑问了。
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成功迫降事件。如果由你来做编剧，会如何改编成影视作品？

我一直期待，我国能拍出一部脍炙人口的，描绘专业精神的影视作品，而不是流量明星们披着医生/律师/飞行员/程序员/科学家之类的外衣，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下挣扎，在深色或者浅色床单上哭泣，斗公婆，骗原配，把鼻子怼进试管里使劲闻。
医生凭借精确的专业判断，正确诊断出了一种疑难杂症，或者有一次被表面现象误导了，耽误了病人，在一阵自我怀疑和反思之后重整旗鼓。律师和当事人对话，在充满误导性，饱含戒心的一面之词之中，摸索着客户的真实诉求，确定了可以下锅的证据，制定诉讼策略。程序员勇斗一个玄学bug，试过一切常规方法都没成功，最后发现，原来是磁盘和风扇的振动频率引发共振，拿起锤子一敲，嘿，好了！（玄学bug的设定出自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747929/answer/310031007）
类似地，我想看到飞行员如何一关关闯过身体和心理素质的考验，如何飞过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在模拟机上一遍遍用各种可能遇到的事故考验自己，淡然应对单发失效和鸟击，和雷达图上不断逼近的红绿色块周旋。
我不想看到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而只是想知道，一名肉体凡胎的普通人，要多熟悉机舱布局，才能在完全无法通过视觉辨认物体的情况下夺回对飞机的掌控；没有超能力的机长，又是通过怎样的锻炼和自律，在一瞬间爆发出惊人的抗寒能力，肺活量和臂力。
答案是专业精神。开飞机不是和空乘眉来眼去，打官司不是请客吃饭，医护人员不是在宫斗，程序员也并非不解风情。在我列举的例子之外，还有无数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我希望能有一部影片描绘他们的真实工作状况，仅此而已。
为什么不少人习惯谴责强奸案中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误解，开头必须申明一下： 我个人非常反对苛责包括强奸在内的各类犯罪受害者。而且认为有一点法律常识需要更多人明白,就是在强奸罪中，不管受害者之前做了什么，拒绝就是拒绝，受害者一方的行为不应该被用来减轻犯罪者的罪责。
但有个逻辑问题必须要说明白：“受害人可以做得更好来避免受到伤害”，并不能推出“受害者自身有过错”；反之，其逆否命题也成立，“受害者没有过错”也不能推出“受害者不需要更加谨慎注意”
深夜独自步行去不熟悉的酒吧街，参与美国大学中酗酒甚至嗑药的聚会，贸然约见不知底细的陌生网友，避免这些行为是不是有可能降低遭受性侵的概率呢？是的。但受害者从事此类行为本身，会不会降低犯罪者的法律责任呢？绝不会。
美国有一个关于强奸案的经典判例，Commonwealth v. Sherry 437 N.E. 2d 224 (1982)，三名男性医生将受害者，一名女性护士带到了其中一人的家中，四人在一起喝酒、抽大麻。当他们飘在天上时，一名医生开始动手脱受害者的衣服，受害者口头上表示拒绝，但因为醉酒加上吸了大麻，身体不听使唤没法反抗，结果遭到三名医生轮奸。
在遭到指控后，三名被告提出了“事实认识错误”的辩护理由，认为自己误以为受害者同意发生性行为。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最终作出定论，维持了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并认为在强奸案件中，只要受害者口头表示拒绝，那么不能基于受害者其他的举动来主张误以为受害者出于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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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说明，在法律意义上，不论受害者先前做出什么举动，只要明确表达了不同意发生性行为，那么就已经构成了法律上对于“强奸”的一个构成要素。至于先前的举动，去别人家喝酒也好，孤男寡女一同去旅行也好，在法律上基本可以视为无关因素。
而这一点，可能就和很多人的认知出现了不协调之处。毕竟，能够像一部计算机一样，输入法律规定，输入法律事实，就能排除干扰得出结论的人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受到的是经验和直觉的指引。当经验，不管是一手还是从新闻报道、街谈巷议中听到的，告诉自己某种行为和受到侵害有相关性，那么下一步的直觉可能就是认为进行这种行为的一方对后果负有“责任”。
要切分两者，很难，不管是支持打击性侵的一方，还是固执地认为“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的一方，都有可能混淆。前者可能以为，受害者没有过错，就意味着有些增大自己遭受侵害概率的行为不需要避免，甚至值得提倡，这种态度在法律上无可指摘，却未必能保护潜在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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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找出了一篇我之前在庭上就一个家暴案件的缓刑计划发表意见的提纲，有一段话，我写了逐字稿。“What many neglect, is that a crime victim might not have done anything wrong to be a victim. And what has also often times been neglected is that, even if the victim did noting wrong, there are ways and means to do better. "（具体来说，是指作为缓刑计划的一部分，家暴事件双方需要接受家庭心理咨询。）
“很多人忽视的是，一名犯罪受害者可能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就成为了受害者。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哪怕受害者没有做错任何事，仍然有办法做得更好。”
你为什么买switch?

因为我有可以一起玩游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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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有过PS2, PS4, XBox 1,每次看到Steam打折时，还会忍不住大喊一声:"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我曾经在长坂桥头横枪立马，五下方块，接着连打三角，最后一套无双乱舞，好一个一骑当千；
曾经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缔造三冠霸业，LT加射门，外脚背大力抽射，皮球直挂网底，进球的队员奔向人群，熟知后空翻庆祝动作需要如何按键。
我曾经在废土世界翻箱倒柜，老子的队伍刚开张，三五个瓶盖，一条狗，一把枪；
曾经背着银剑和钢剑，在狂猎大军面前满地打滚，一局昆特牌，几张药方。
曾经随谢菲德舰长征战异星，一直想问问他，红绿蓝三色光该如何抉择
曾经和普莱斯队长全身披挂，隐蔽在草丛中，敌人的步战车贴着头皮隆隆开过。
是的，我曾经去过这么多地方，但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这毕竟是一个人去的。不久之后，下班回了家吃过了饭，一人半边手柄，来一局马里奥赛车决定谁来洗碗。我的这位对手啊，手残瘾还大，好胜心还特别强，和她切磋一番，想想居然觉得比以上所有的冒险都值得期待。
在留学行李箱中，你最后悔从内地带去的东西是什么？

各种易耗品，带之前都得仔细考量考量。
每次离家之前，都被爸妈花样百出塞上各种吃的喝的，箱子放在墙角敞开了这么小半天，就给赛上了豆豉鲮鱼罐头（“妈，这东西我们那亚洲超市有。”“不一定是这个牌子的，以前你去北京的时候都没见过这个牌子。”），仔细包好了的老干妈（“别漏了，漏了就完了” “那还不如直接不带呢！”），各种调料（“你拿去做上次网上发的那个，大锅卤一切。”）。
老爸看着这样的拉锯战，就来笑话我妈，“不知道儿子的心心思”，然后摸索出来一罐凤凰单枞，一瓶白酒。“拿去给美国朋友们尝尝！”
别看我这么半推半就颇为不情愿的，其实可喜欢这些东西了。豆豉鲮鱼炒油麦菜，吃了十几年的经典搭配，人生中第一个学会做的菜，老干妈更不必说了，生命之光，欲望之火。
但问题就是，家里带来的东西总有吃完的那么一天。第一场大雪来了，寻思着今天犯不上专门把车刨出来去趟超市，伸手去橱柜第二格靠里面的位置一抓，结果什么都没有；叫了个披萨外卖，想着这也不算顿正经饭啊，得满上一杯增加点仪式感，晃荡了几下，酒瓶也空了。
那时候，才觉得，真正离开家了。
每次出远门，我都会离开家两次，一次是拉着箱子，转身走向海关，另一次，是吃光喝光了从家里带来的东西。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写作？

1665年前，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呼朋引伴组了个酒局，叫上了谢安，孙绰等人。不是什么名川大山，不过是小河畔的一片竹林，也没有什么大阵仗，大家喝酒，侃大山。酒喝的到位了，什么话都往外倒，好不痛快。
两千五百多年前，也是一个农历三月初三，孔子带着学生们去泡澡。“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岁月长，衣衫薄，一行人忘却了长幼尊卑，跳进河里洗澡，吹着风，唱着歌，好不惬意。
我没有尝过一千多年前的酒，也未曾听过两千五百年前的歌。有一天我会死去，和他们一样，和每个人一样 -- 《寻梦环游记》里面说，人会死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另一次是世界上不再有人记得你。
但我还记得，在那个三月初三，他们喝酒，吹牛，洗澡，唱歌，过得非常快乐。
初次跟女生吃牛排时，女生对服务员说要八分熟，应该说些什么来缓解尴尬？

你知道吗，别说八成熟的牛排了，我还吃过八成熟的刺身呢。
那时我好像是五岁还是六岁，第一次在超市里面见到了刺身，铺在鹅黄色的塑料盒上，旁边还衬着一篇绿色塑料纸裁成的“海草”。现在看起来很廉价的东西，在当时却要使劲咬咬牙才能下决心买一盒尝尝鲜 -- 所以我也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战战兢兢地问妈妈，能不能买一盒年夜饭吃。
妈妈说，这什么啊，生不拉几的，吃了得病怎么办? 嘴上说着，却已经把一盒吞拿鱼，一盒三文鱼放在了购物车里。
电视台的台标下已经开始了春晚的倒计时，爸爸妈妈手里包着饺子，嘴里在嘀咕，这东西到底是生吃的吗？没事，老爸摆摆手，那个芥末能杀菌，日本人都这么吃。老妈却还是不放心，放下饺子，取出一个小奶锅，倒上水搁在炉子上。
等水咕嘟咕嘟冒泡了，她小心地夹起一片吞拿鱼，用涮羊肉的手法在水里烧了烧，不时拿出来看看。待暗红色的吞拿鱼变成了和煮熟的猪肝一样的颜色，她放在嘴边吹了吹，又咬了一口，看到中间还有一点点暗红，于是很满意地沾了点酱油，放在小碗里递给我。
这么一大盘吞拿鱼，妈妈就吃了那么一小口。
--这就是我吃八成熟刺身的故事。
--你也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妈妈吧？
律师能多大程度影响整个案件？

原来的问题说的大概是：既然事实就是事实，律师能多大程度影响整个案件？这个问题很大，我试着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回答。
美国民事诉讼中有一类答辩方式，叫做"Rule 12(b)(6) Motion", 这个名字来源于联邦民事诉讼程序法（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第12(b)(6)条规定: 被告可主张原告的起诉状“没有提出法律能给予救济的事由”（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upon which relief can be granted），因此要求法院驳回起诉。
这个表述有很多法律行话黑话，诸如“救济”之类的，其实用大白话解释起来很简单：就算原告起诉状里面说的事实都对，法律也不管这事。当法官审查这类"Rule 12(b)(6) Motion"时，会假定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全部成立，假定被告并没有对任何事实问题有争议，仅仅考虑在这一事实下的法律问题。当然，如果法官没有在这一阶段驳回原告起诉，被告也可以随后举证反驳起诉状中涉及的事实问题。
举个例子：假设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对于高中成绩和标准化入学考试成绩完全相同的亚裔和白人学生而言，后者得到某大学录取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前者。我在起诉状中提到了这一事实，并状告学校在录取时存在种族歧视行为。
假设被告律师提出了上面提到的"Rule 12(b)(6) Motion"，这就像是在说：“没错，我们现在就暂且假设你说的都对，有数据表明同样成绩的亚裔学生被这所学校录取的概率更低。但我不认为这属于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因为成绩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学校有权综合考虑其他的各类课外活动作为依据。”
诉讼进行到这个阶段，法官并不会让双方列数据或者传唤证人作证，因为事实问题并没有争议。法官可能会让双方进一步提交答辩状或者进行庭上辩论，阐述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原则在本案中如何应用，考虑上述事实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歧视。
在这个虚构的例子中，影响案件的不是事实，而仅仅是法律适用问题，那么律师对于相关法规和判例的解读自然会影响到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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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律中，也可能存在双方对事实认定没有争议，但对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譬如，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可能双方都承认借贷关系的存在，对约定的利率也没有争议，但对于法律是否保护这一借贷关系中的利息存在不同主张。在侵权责任案件中，可能被告同样认可发生了原告主张的侵权事由，但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不能再要求赔偿。
简言之，一个法律问题，既有事实认定问题，也有适用法律的问题，即使前者无可辩驳，后者依然有发挥空间。
如何看待支付宝口碑入口的肯德基蛋挞因失误标价 0 元，招致中国顾客疯抢？

单纯从法律角度来说，商家可以主张“零元买蛋挞”的买卖合同关系因重大误解而产生，因此可以撤销；或者干脆将这一法律关系定义为“赠与合同”，进而主张可以撤销。
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而在具体的部门法方面，《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经当事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可以变更或撤销。
为什么基于“重大误解”的合同可以撤销呢？这一规定涉及到法律上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双方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在题目中，商家并没有要白送蛋挞的意思表示，其内心的意思还是想要卖钱的，仅仅是因为系统出现bug，而错误地导致顾客可以零元下单，因此不能认为达成了合意。
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商家主观上真是想要白送蛋挞，这类赠与合同在实际履行之前也可以撤销。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也就是说，哪怕商家答应白白将商品送给消费者，在实际把蛋挞交到顾客手上之前，也可以完全合法地撤销。
上述条款有一个例外：“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然而，在题目中提到的情况下，显然不符合这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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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法律的情况，假设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可能被认为合同根本就没有成立。在英美法系中，买卖合同必须要有“对价”（Consideration）, 一方必须承担了一定的给付义务，才能获得合同上的权利。通俗来说，就是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不能空手套白狼。像这样消费者一分钱不花就可以下单的情况，在英美法系国家可能被视为根本没有成立。（当然，这里只是发散一下，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要求存在对价，但也会考虑公平的因素。例如，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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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说的是纯粹理论上的情况，在真实世界，再家大业大的企业，也未必真为了几个蛋挞的钱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出于公众形象的考虑，企业也犯不着和消费者较真，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场有正面意义的营销事件。
然而，对方不一定较真，不代表消费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薅羊毛。不给告上法庭，仅仅是一个人行为准则的最低底线，而不是上限。子曾经曰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个道理也无需多言了。
如何看待「高铁泡面事件」中的骂人女子将起诉吃泡面男子「侵犯肖像权」？

在本问题讨论中，最为赞同 @路小疯 博士的回答：路小疯：如何看待「高铁泡面事件」中的骂人女子将起诉吃泡面男子「侵犯肖像权」？
概括一下：虽然《民法通则》规定，未经同意，不得以营利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但学理解释和司法实践都已经表明，以非营利目的使用公民肖像，同样也可能侵犯公民肖像权。
这个问题引起了另外一场讨论，学理解释和司法实践，在我国法律中的确可能存在不同。
从基本逻辑的角度来说，“A得出B”是真命题，不代表“B得出A”同为真命题。例如，命题“老王早上吃三套煎饼果子，就有力气上班”成立，并不代表命题“老王今天有力气上班，他一定早上吃了三套煎饼果子”同样成立 -- 还不准老王靠大饼夹一切填饱肚子不成？
我们具体应用一下这个推理过程，假设有A和B：
A：以营利目的使用公民肖像
B：侵犯公民肖像权
民法通则规定，A可以得出B，但从学理解释的角度来说，不可以逆推回来，说有B就必定有A。老王不一定非得吃煎饼果子，侵犯肖像权的方式也不限于营利目的使用。 @路小疯 的回答提到，以其他形式侵犯当事人权利，同样可以构成肖像侵权。
但另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法律从业人士 @TEDCJK 在回答TEDCJK：如何看待「高铁泡面事件」中的骂人女子将起诉吃泡面男子「侵犯肖像权」？中提到，在指导案例中，的确存在将用于营利与否作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构成要件加以讨论的情况。当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指导判例只能代表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但这也说明，本问题的学理解释和实践存在偏差，仍然有不明确之处。
另外，“营利”在我国法律中并不限于真正获得了经济利益，这一点，对系统学习过民法的从业人士而言都堪称是常识。最后，就算不构成肖像侵权，还有隐私权这顶帽子可以扣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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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说的不仅是这个，我当然也无意为高铁泡面事件中的骂人女子辩护。
我想说的是，“有理”和“正确”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儿，自己的一项权利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遭到了侵害，并不代表自己的行为就因此获得了正当性。
举个例子：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而在Texas v. Johnson 和United States v. Eichman等一系列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还确立了一整套法律原则，认为焚烧国旗也是一种言论表达，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国家不得立法禁止。
好了，我去义乌批发来百十来面美国国旗，拿到德克萨斯州某加油站门前，一把火全部点着。警察叔叔呜哩哇啦赶到现场，先是一灭火器呲过来，又把我按在地上摩擦。请问，这是不是侵犯了我烧国旗的权利呢？我因此起诉了当地警方（在没有被当场击毙的前提下），同时，也被一整个村子的居民起诉了。他们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健康权，各种各样的权。
高铁骂人事件，同样如此。你可以说，我侵犯了你的肖像权；我可以反过来说，你还侵犯了我的人格权；其他旅客可以说，你吵吵闹闹，弄得我高血压都犯了，哎呀，夭寿了，健康权受侵犯了；而国家在一边暗中观察，手里还攥着王炸：寻衅滋事罪。
扪心自问，这种所有人侵犯了所有人，所有人将所有人告上法庭的行为，真的就是“法治社会”了吗？一个人行走在社会的茫茫人海间，身边都带着一个圈圈，里面是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各项权利。而他周围的人们，同样被这一道光环笼罩着。这些圈圈，难免会彼此重叠，发生冲突，用法律的概念说，就是“侵权”了。侵权这件事情，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看待的话，其实非常容易发生，就像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难免会踩到其他旅客的脚一样。
面对无可避免的“侵权”，如何做出回应，决定了您是一个怎样的人，会被社会成员如何评价。这就不是法律范畴内的问题了，而关乎更为本质的为人处事智慧，没有慧根的人，学不来。
像CNN这样对比较年长的名人提前写好讣告新闻在媒体界是普遍现象吗？

美国记者盖伊·特立斯写过一本书，叫做《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描写那些不为人知和脍炙人口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为我们介绍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媒体细分领域：讣告新闻记者。
与一般的新闻不同，讣告新闻报道的不是刚发生的事件，而是从未来报道过去。本书提到了一位专门从事讣告新闻写作的记者，奥尔登·惠特曼：
“当提前写好一篇优美的悼文后，他往往会按捺不住身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尽快去世，这样他的大作就可公之于众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想法会有损他的浪漫气质，但它确实在大多数悼文作者中极具代表性。”
书里还提到，从事讣告写作的圈子里还流行着一种“赌亡灵”的游戏，大家一起来打赌，看自己笔下讣告的主角那位先离开人世，一笔赌注可以达到300美元。
听到这句话，也许您会觉得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很冷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棺材铺老板，做寿衣的裁缝和入殓师，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何况，讣告记者所做的，绝非写好一篇讣告，然后日盼夜盼主角离世。讣告新闻，既然是一种新闻，就要考虑时效性和新闻价值。对此，本书写道：
“很自然，总有这样的一些人，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为他们写好了悼文，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活着；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在这种情况下，用A. E．豪斯曼的话讲，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那么，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
关于讣告新闻这个行业，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绝不能让任何人提前读为他们写好的悼文。美国记者埃尔默·戴维斯说过“人一旦读过自己的悼文，就决不会再与从前一样了。”
也正因为这一重要的行业原则，那些因为写讣告而在媒体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名记者，从来没有读过自己的讣告。《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提到，奥尔登·惠特曼曾经因为心脏病入院，在医院中，他忍不住开始琢磨，自己的讣告会怎么写：
“奥尔登·惠特曼，《纽约时报》员工，曾为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写过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他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600号的家中，享年52岁…”
如此说来，讣告新闻从业者也许会有一种遗憾：终其一生，他们也没法让世界上自己最信任的人，来写自己的讣告。
如何评价漫威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

前几天看了《黑豹》以后，就隐隐觉得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如鲠在喉。今天想明白了：这部电影对真正的非洲人民和非洲文化缺乏尊敬。非洲，在这部电影里，仅仅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猎奇心态而贴在表面的符号而已。
我们假设一下，好莱坞拍了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叫做《红龙》（纯属虚构），背景设定在八十年代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花瓶国。花瓶国人均收入世界垫底，在国际社会上也毫无存在感，从不与他国进行外贸，也拒绝一切外来援助。但实际上，花瓶国蕴藏着一件无价之宝--一种叫做金坷垃的神秘元素。
金坷垃的秘密，掌握在花瓶国的王室手中，一帮格格和阿哥们都是顶尖的科学家，能用金坷垃研制出天顶星黑科技装备，航空母舰，隐形战斗机，磁悬浮列车，要多少有多少 -- 当然，这些好东西是不能和民众分享的，因为他们爱好和平，要韬光养晦低调生存。
说来也奇怪，虽然花瓶国有动动指头就能称霸世界的科技实力，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却仿佛是一块人类文明活化石。他们最精锐的部队，是一群精壮的少林武僧，每人腰间都挎着日本武士刀，头上是顶戴花翎；他们的空军装备了带有反重力引擎，配备激光炮和电磁脉冲炸弹的战斗机，而陆军士兵清一色骑着会喷火的麒麟，使丈八蛇矛。
同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花瓶国的人都说这一口怪里怪气的英语，好像全国人民都是听同一个在线外教学的口语。
花瓶国仍然采取君主制，而老国王死后，选择接班人的方法很简单：所有的王子皇孙们，在祖先祭天的高台上抡起大片儿刀对着砍，活下来的那个就手握立法、司法、行政大权，担任三军统帅，同时还要在晚上巡夜维护首都周围的治安。
电影的主人公王钢蛋就是这样当上的花瓶国国王，钢蛋有个妹妹，叫铁蛋，铁蛋送他一件战袍，上面纹着皮皮虾和带鱼，不，是红色的双龙戏珠花样。王钢蛋白天在紫紫禁城批阅奏折，吃着左宗棠鸡弹着马头琴唱着歌，晚上披着红龙战袍见义勇为，拯救被拐卖的妇女，追查失落在世界各地的国宝。
当国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人给你端过来一碗用各种花花草草熬的药汤，喝了以后能跟十八大祖宗们唠嗑。但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句，云山雾罩的，好像是什么深奥的东方哲学，就跟功夫熊猫的师父和他说的一样。
有一天，王宫外面来了个自称叫做大锤的年轻人。大锤长的一副亚洲面孔，但却从小在美国生活，是一朵由可口可乐浇灌出来的奇葩。大锤说，我也流淌着高贵的花瓶国皇室血统，金坷垃是我的，我的，我要用他征服世界。钢蛋一听就不乐意了，说咱哥俩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大锤吃牛肉长大的，力气就是不一般，叮呤咣啷把钢蛋一同乱cei。众人们一看，钢蛋好像是完犊子了，就虽然满脸写着不高兴，但还是向着大锤山呼万岁，开始将金坷垃装上飞机，向世界输出革命。
谁知，王钢蛋并没有死，他流落到一个以熊猫作为图腾的部落。熊猫族的头头看着凶巴巴的，但其实是个素食主义者。可能是因为吃素的人心善，虽然熊猫大爷之前和钢蛋有点过节，但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同决定发起一场武装政变，夺回王位。
因为编剧是在写不下去了，所以钢蛋披着红龙战袍，大踏步走进了皇宫，和大锤从皇宫一直打到磁悬浮车站。在一系列精彩程度堪比《一代宗师》里面宫二单挑马三的打斗后，钢蛋把大锤扔到磁悬浮铁路上，撞死了，又掏出小手枪，biu biu几下，把已经起飞的金坷垃运输船打了下来，众人又是山呼万岁，岁月静好。
演职员名单在悠扬的二胡声中滚动浮现。但大家其实并不在乎这是二胡还是唢呐，就想赶快看到彩蛋 -- 这几天的经历还是给钢蛋幼小的心灵带给了一些变化。他来到联合国，说我们花瓶国要改革，要帮助世界共同应对我们的紧迫挑战，各国代表很纳闷，说什么挑战啊？
全剧终。从电影院出来的美国观众交口称赞，说这部电影太感人了，让我们认识到了非洲文化是多么美好，非洲人民多么坚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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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好莱坞拍一部这样的“中国主题”超级英雄电影，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会是一番怎样的心情？
幸而我们国家强大了，要不然啊，那帮孙zei还说不定真敢这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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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一下“原著党”们对于“这么拍是忠于原著”的评论。
我个人其实也是“原著党”，从小没少看美漫，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漫威电影并没有“原著” -- 因为现在的电影宇宙和漫画中的宇宙是完全独立的平行宇宙，并没有共同的事实基础。
即便认为电影应该忠于漫画中的人物形象设定，那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忠于原著”并不是天然正确容不得丝毫批评的。一部愚昧，无知，傲慢的作品，放上几十，几百年拿出来翻拍，也不能自然变得伟大光荣正确，同样要允许人批评。
朋友酒驾被抓，公职工作没了，家人郁郁寡欢，朋友有轻生意向，酒驾真的不可饶恕吗？

我认识的一位美国法官经常在酒驾案件宣判时说这么一段话：
“驾驶，不是一种权利（right），而是一种特权（privilege）。要获得资格操纵超过3000磅（1.5吨）的铁家伙穿行在公共场所，你必须向社会承诺自己不会让它成为杀人凶器。现在，本院认为你背叛了这项承诺，因此依法限制你的特权。”
有句很经典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不允许一般公民持枪的我国，汽车可以说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最致命工具了，赋予了很多人随时致他人于死地的能力，而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责任。
题主为朋友被开除公职感到不公平，我想举一个美国的例子侧面说明一点：有的职业就是对从业者的道德素养有更高的要求。前一阵明尼苏达律师协会的负责人来学校开宣讲，介绍明州律师执业资格证的申请程序时就提到一点：如果有酒驾记录，必须诚实申报，并做好准备回答律协的质询，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录，有没有积极改过自新。
负责人提醒大家，如果有酒驾记录的话，自愿上安全驾驶课或许可以更好地展现悔过态度，但依然不排除律协可能因此拒绝颁发从业资格证的可能性。律协也有权颁发所谓“有条件的从业资格”，也就是对于有不良记录的申请者颁发特别的限制性从业资格，禁止其从事特定业务，只有当一段时间表现良好后才颁发完整的律师证。
律师这样的私人领域尚且可以对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何况公职人员呢？
更何况，酒驾的法律后果，即使没有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也不会感到陌生。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说的是不能一声招呼不打就采取严刑峻法。但诸位扪心自问，酒驾的法律责任，这十几年以来对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已经足够充分了？更何况，现代化的各种网约代驾服务和打车软件已经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守法的成本。如果一条法律，不为一般人所知，且需要公民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遵守，尚且可以说这有可能是不合理的“恶法”。
但针对酒驾的立法，显然不属于此列。
如果一个案件，被社会舆论左右审判的结果，到底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

在讨论司法程序和“民意”的关系时，人们可能会有一个困惑：为什么一些法律工作者经常把“舆论不得干预司法”挂在嘴边，而在一些欧美法系的国家陪审团制度却依然保有生命力，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也在探索人民陪审制度。为什么司法程序一方面表现得像是要排除“民意”干扰，一方面又堂而皇之地将民众中的一部分人请进法庭，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或者对民事诉讼中的关键事实作出认定？
这倒是是不是双重标注呢？
区别在于，民众是否通过一种有序的方式参与司法。以美国为例，人民通过陪审团制度参与司法，需要经过法庭的把关，这里捡几个方面来说说。
一是陪审团的选拔过程。一方面要排除可能存在偏见或者与诉讼当事人有利益冲突的人，另一方面，法庭还要避免诉讼双方滥用陪审员的排除机制来给自己造成不正当的优势。例如在Batson v. Kentucky, 476 U.S. 79 (1986)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作出判决，不能仅仅依据种族因素来排除潜在的陪审员。举个例子，如果我因涉嫌犯罪被检方提起公诉，而我有一名华裔同学被选入了潜在陪审员名单。检方有很大概率会以我们有同学关系，对方可能偏袒我为由，将其排除在陪审团之外，但不能仅仅因为他是亚裔而我是中国人这种莫须有的原因将其排除。
这一点在舆论领域就会面临困难。媒体上对热门案件的讨论，一方面可能会沾染公关运作的色彩，几个水军公众号的几篇10万+，就可能将后续讨论的节奏代跑。另一方面，讨论参与者也可能会因为和案件无关的因素给其他的参与者扣上帽子，无端质疑其动机。性别，民族，教育程度，教育背景都可能成为这样的因素。一名说唱音乐爱好者不一定同情吸毒艺人，某个省份的人不一定对诈骗犯心慈手软，女生未必不讲证据就要对性侵嫌疑人千刀万剐...在司法程序中，尚可通过双方律师的调查举证来加以明辨，但在没有规则的舆论环境中，这些身份背景却可能将讨论的重点完全带偏。
二是质证过程。以刑事审判为例，无论中外，非法证据排除都是庭审的重头戏。美国刑辩律师会千方百计排除通过非法搜查所获得的资料，而在中国，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也是不少案件的重要争议点。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信性，一些欧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还尤为强调“传闻证据”的排除，强调一般情况下证词必须要由证人亲口在法庭上说出，不能是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
而舆论场对热门案件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尤其不让人放心。随便想几个这一两年的热门案件，辱母杀人案，江歌案，幼儿园性侵事件，汤兰兰事件...每次有人跳出来说了几句话，立马有人高呼“反转”，但这样那样的“实锤”到底如何收集而来，证据链是否完整，证人的可信度如何，有没有可以作为反驳的证据，却无从而知。
三是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美国的刑事案件有一个特点，就是将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的过程区分开来，由法庭向陪审团介绍所涉及的法律依据，通过“陪审团指示”（Jury Instruction）的方式给陪审团的评议过程提供一个大纲：要凑齐那几个要素才能判定某项罪名成立，每个要素又有哪些例外情形。而陪审团的作用在于认定事实问题，再对照法庭的指示将事实应用到法律要素上。例如，一起杀人案件中，法院作出指示：有预谋的杀人才是一级谋杀（murder），没有预谋的杀人是二级杀人罪（manslaughter），在这一框架下，陪审团再来认定事实：两人在酒吧第一次见面后争吵起来，一人盛怒之下拔枪将另一人打死，这样的行为有没有事实上的预谋？做出这样的事实认定以后，再对应到法院的指示，认定是否构成谋杀。这就完成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上的分工合作。
而在媒体讨论上，就没有这种分工协作的过程，也谈不上有可以依照的法律问题框架。各种“日剧法学家”和“百度法学家”经常对法律作出富有新意的解读，哪怕是执业律师和法学“大V”也不能保证对特定领域的问题理解就一定正确。您现在问我一个国内交通肇事案件赔偿的法律问题，我说一句，百度知道都比我靠谱，这也不是谦虚。
这仅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司法不是容不得民意，而是需要民众有秩序地参与讨论，否则根本无从谈公正。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教育中的科目都有哪些失败之处？

在高等教育方面，个人认为我国法学院的写作训练强度远远不够。部分法学院必修课组里面缺乏实用类写作课程，而且选修课组里面涉及法律文书写作的课程也不多。去年在国内短暂工作期间，我有一个粗浅的体会（仅仅是个人观点）：国内部分律师写作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律师个人经验和律所积累出来的模板，是在从业阶段慢慢摸索出来的；在法律写作这一项上，我国法学院输出的仅仅是半成品。
我们试试以一个批判吸收的眼光看美国法学院。还是以自己所在的美国非著名法学院为例，一共三年的项目，第一年32个必修学分里面，法律写作占了六个学分；第二年必须从法学期刊编辑和模拟法庭中二选一，两者都需要大量写作。
第一年的法律写作项目是12个人的小班教学，请执业律师来教，从如何与客户邮件沟通到如何写诉讼各个阶段的文书，一稿一稿地写，写完发下来打磨修改。第二年我参加的模拟法庭项目，固然有口头辩论的环节，但最基础的还是要去写作 -- “最高法院”提了一个问题，让双方律师写答辩状。写过一次才知道，这不像写学期小论文一样信马由缰，而需要一套方法论的指引：如何在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选取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分析，如何引述相关且能支持自己观点的判例，这都有一定的套路。
说起套路，美国法学院的写作训练的确是在输出标准化的产品。美国的律师，没有哪个不知道谋篇布局的IRAC大法。IRAC指的是一套组织论证的框架：
Issue：点出问题--来来来，大家注意一下我要和大家讲这件事了；
Rule：介绍规则--关于这件事，法条和判例是怎么说的；
Analysis: 套用规则分析问题--你看，现在这个案子比较接近我们引用的最高法院的判例，而和对方引用的判例不是一码事；
Conclusion：得出结论 --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在理。
规范化的写作在实践中非常重要，因为它降低了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拿到一份法律文书一看，马上就知道去哪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方便法官办案，也能避免双方的误解。写字，人人都会，但为了专业目的而写作，却是一门需要花功夫训练的技能了，这一点我们的高等院校做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