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在你的专业领域，你觉得最悲哀最无奈的事是什么？

“法律没有用”。
这句话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过，但那一次是最印象深刻的，直到五年之后，我还不时会想起当时的情境 -- 说这话的人没有愤怒，甚至称不上有什么情绪，就像是在说“地球是圆的”一样自然。
那是2012年夏天，我大一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暑期实践项目。当时我所在的经管学院对三类课题有资金支持：农业问题，民族问题和赴边远、贫困地区的调研。
机智的队友们于是想出了一个计划：去阿坝自治州某县调查当地开展酿酒葡萄种植的情况，这下就完美解决了资金问题。
这是题外话，总之我们从成都出发，在盘山公路上绕了七八个小时以后，到达了目的地。之前我们联系了当地酿酒企业的负责人和林业部门的官员，至少可以写出报告交差，但大家真正最感兴趣的，还是希望真正能和种植户聊一聊。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非常幼稚了：几个细皮嫩肉，抹防晒霜，戴遮阳帽，大包小包，扛着摄像机的学生，漫山遍野田间地头想要找农民伯伯，不远处还停着政府的车辆，收获的不是故事和酒，更多的是戒心。这种戒心来自面前，也来自身后 -- 总觉得热情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们，在描绘宏伟图景之余，好像在回避什么。
在某天晚上吃着烤鱼 （当地藏民不吃鱼，烤鱼的价格惊人地便宜 ），身体中下部还在因为几天前在成都吃的牛油火锅而隐隐有灼烧感之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确立了既要挖得再深一点，又不能处处都怀着“一盘大棋” “阴谋论”的心态去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要在麻将桌上深入群众，以闲聊扯淡听故事为主的工作方法。
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去和当地民众打麻将了，也听到了更多的东西：
一切矛盾都指向了收购价格。
酒厂和林业部门给我们讲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引进良种，规范管理，技术下田，综合开发，营造品牌，保证销路...这个美好的故事有个不太美好的结局，在一个种植季的劳作后，酒厂给出的收购价格远远低于当初承诺。要知道，酿酒葡萄和一般的水果葡萄不是一码事，没有什么使用价值，除了作为葡萄酒原料之外就没什么别的销路，而当地又只有这么一家成规模的酒厂，各州土法小作坊就算酿了酒，也没有卖出去的渠道。
至于能不能卖到收购价格更高的地方呢？的确，山区的交通不便，但五菱之光已经开始向这段高海拔的山路赛段发起了冲击，农村物流的微血管已经开始焕发生气。然而，有人告诉我们，去年的时候，政府直接在进出道路上设下了关卡，盘查是否向外运输酿酒葡萄，将村民几次想要另谋销路的举措都堵了回去。
几名组员对视了一下，如果这是在拍影视作品，恐怕就该一拍大腿喊一声“这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了，但我们没有 -- 听人讲故事的时候，要不断问“然后呢”。
然后呢？
村民围住了酒厂，有门路的开始动上访的主意。这场较量的决胜点在于，是先爆发出政府兜不住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堆积如山的酿酒葡萄烂在地头。
这场博弈，将每公斤收购价格提高了两毛钱，然后又是一个新的种植季。
当时有人问我们，“你们是记者吗？” “你们认识省里的人吗？”
然后，我问了一个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耻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那位麻将桌旁的大叔没有当场笑话我的无知 -- 他抽了口烟，像是在组织语言，然后用一种长辈在传授宝贵的人生智慧一般的语气，很平静地告诉我，
“法律没有用”
没有愤怒，没有丝毫的抱怨，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点谆谆教导的意味，像是在告诉他的孩子们一天要上几回农药一样。
类似的话我听过很多次，说这话的人，有和我一样，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的同龄人，有法学院讲坛上口沫横飞的教授，甚至还有执业律师。
但唯有哪一次印象最为深刻：除了说话时的淡定从容之外，还有背后隐藏着的一丝画外音，一种自信：我们知道更有用的办法。
在上一轮博弈中，他们将收购价格提高了两毛钱，那么下一次，如果再下更大的本钱，是不是能再把价格推高一点？而他们的对手，这一年间想必也在总结着经验。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酒香四溢的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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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几次惴惴不安地查询过当地的新闻，害怕真出了什么大事。
岁月静好，特色高附加值农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相关的民俗旅游项目也在铺开，就算是遭了点什么灾，党和政府的关怀也是使命必达。
我也会想，是不是自己太小题大做了，哪有这么多的黑暗，不过就是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罢了。
矛盾总会有，然而这艘巨轮，只要拉响了汽笛，就会坚定地乘风劈浪继续她的远航，发展会给出答案。然而，令人无奈的是，法律并不是很多人解决问题的第一选择，更加不是最为经济、实用的选择。
说出来也许诸位不信，但我还是对这片充满机遇和疑问的土地充满信心：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不会缺少埋头苦干的人；中国人民又是充满智慧的，总能找到最实用的解决办法，不吝于拿来任何有用的方法。只要创造了条件，法律终究会成为其中之一。
如何看待美国弗吉尼亚州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种族相关事件：从大规模集会到暴力冲突，并导致至少1人死亡？

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中，观点对立的两方本来都握着一手好牌，都能使自己的主张获得正当性。但在最近几年，这场路线之争竟然变成了毫无底线的互相摆烂。
先说说以“黑命贵”为代表的非洲裔美国人一方：
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吗？存在的。
以我熟悉的领域为例：
根据刑法学家 David C. Baldus在1983年的研究，以乔治亚洲为例，在受害者为白人的杀人案件中，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概率，是受害者为黑人的杀人案件中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率的11倍。考虑到行凶者肤色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了：黑人杀白人案件的死刑概率，是黑人杀黑人的22倍之多！
有人可能会说，死刑判决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是不是可能黑人杀人的手段特别残忍，导致死刑概率更高呢？Baldus的研究的确考虑了这一因素，在剔除了从重/加重情节后，上面的结论依然成立：受害者为白人时，被告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为受害者为黑人的4.3倍。（参考资料：McCleskey v. Kemp 481 U.S. 279 (1987)）
这哪里是“黑命贵”了，这明明是“白命贵”！如果翻起历史帐来说，黑人妥妥的苦大仇深，能够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充分唤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心。
再看看主张机会平等的偏右翼一方：
现在的积极平权运动和政治正确，是不是做过头了？是的。
类似的段子层出不穷：每个电影里面都要有善良朴实正直的黑人形象；某州立大学的招生宣传册上本来全是白人学生，硬是用鬼斧神工的PS技术P上去一名黑人；有历史学家开始论证：五月花号上可能有黑人...
这样过度的政治正确，本身就是虚伪的，一撕就破的：哪有这么多善良正直的黑人？在美国，黑人男性被判有期徒刑的概率是白人的六倍，就算其中有歧视性成分，也至少能说明黑人没有比其他种族更加守法（Race and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大学中普遍有限定给黑人学生的“少数族裔奖学金”，却没见有谁把更为少数的亚裔作为关怀对象。五月花号上没有黑人，创建这个国家列祖列宗，看着今人的一些举措，恐怕要在墓地里直哼哼。
的确，在这场关于种族问题的论战中，双方都可以基于不同前提和价值取向，各自选择能最大限度争取同盟的表达方式。然而他们没有。
演化成暴力对抗和破坏社会秩序的黑命贵运动，以及对于社会资源贪婪的索取，触犯了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普通人哪有这么多的普世情怀，无非就是希望世道安稳，希望没有苛税，政策不折腾人，又怎么会支持一个端起碗来吃社会福利，放下碗来骂白人中产的团体？美国的大学生，也不都是很傻很天真的“自由派左翼”，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利益被触犯了：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中，一名白人学生Abigail Fisher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告上了法庭，认为该学校自动录取本州各公立高中成绩排名前10%学生的政策构成了对白人的种族歧视，相当于黑人社区的学生不需要和战胜白人竞争者就能得到录取机会--自己的奶酪被人动了啊！
而另一边的猪队友也不少，以这次的弗吉尼亚州事件中，满街群魔乱舞的是什么 -- 纳粹标志，3K党的火把和尖帽子，有人驾车冲进了人群...这次事件之后，不知有多少对白人充满同情，对黑命贵运动和“政治正确”冷嘲热讽的中立旁观者们动摇了。的确，有人反对分配不公，反对社会中的虚伪，但这次的事件让大家认识到，一个错误的反面未必就是正确。
一手好牌，被打成这样，多么令人痛心！ 然而别人家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痛心呢？还不是因为我们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国部分群体“按闹分配”，公然发表仇恨言论，干涉其他民族和信仰群体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这当然值得反对，对于极端主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旗帜鲜明地与之对抗。
然而，“过犹不及”的道理也同样成立，屠龙的勇士，可不要自己变成了恶龙。
响鼓不用重锤，话已至此，诸君共勉。
世界观被颠覆是种怎样的体验？

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假期翻家里的书柜。不得不说，那时候的好奇心实在旺盛得很，现在觉得很枯燥的东西，能沉浸下去一直看不停；而且记忆力也惊人，就算看不懂的地方，也能印在脑子里。这是背景。
一直到最近，不知为什么又想起重温87版，大概是因为每集时长很适合吃外卖时作为晚餐剧场，突然间发现了很多了不得的事情：
原来宝二爷和秦钟是那样的关系，
原来宝二爷对蒋玉菡是那样的意思，
原来碧痕服侍宝二爷洗澡，洗了两三个时辰，可能不光是打水仗而已，
原来宝二爷在秦可卿房间里...
厉害了我的爷！
柳湘莲把薛蟠打成个猪头，不仅是“行侠仗义”，而且是因为自己被调戏了，
薛蟠做的那个女儿诗，难怪大家这么开心，以前以为笑点在前两句呢。
知道了多姑娘并不是因为罕见疾病导致经常晕厥，也没有骨质疏松，
知道了焦大为什么被糊上一嘴马粪，
知道了藕官和菂官官的关系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也就是说，前八十回红楼梦里，LGBTQ里面，除了T因为当时的技术限制没有实现之外，其余的一应俱全，陪伴了我的童年的公子佳人们，也不是没有故事的男女青年。
厉害了，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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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世界观颠覆，也不仅于此，更多的是一种感慨：
小时候知道什么呢？无非就是对着茄鲞，胭脂鹅脯，玫瑰露，烤鹿肉和大螃蟹流口水，觉得“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闲睡鹤”，“暖亲猫”之类的急智有意思，看着宝二爷拿什么耗子精变香芋之类满嘴跑火车的话来强行尬聊替他觉得着急。
而对于其中的人情练达，勾心斗角，复杂的人物和利益关系，却浑然不觉。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只因那时还不明白。
有哪些常被认为是违法的其实是合法的事？

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些课程会用到昂贵的外文教材，有的在国内根本没有销售，去亚马逊上一看，乖乖，动不动就要几百美金。
这时候，有的教授会直接给大家提供影印的教材或者节选了教材内容的讲义供课程使用。一开始，虽然得了便宜，心里还是非常惴惴不安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大学教授公然影印课本，这样真的可以吗？
后来接触到一些著作权相关的法律问题，释然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二十二条规定：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也就是说，少量复印的教材供课堂教学使用，在我国是不违法的。
当然，《著作权法》二十二条也并不意味着让每个老师都可以堂而皇之当盗版的二道贩子。
例如，在毕淑敏与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2009)皖民三终字第0014号] [2009.04.23]中，法院认为“这样的复制不应超过课堂教学的需要，也不应对作者作品的市场传播带来损失”。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认为如果教学目的复制的作品被放到网络上面向公众传播，足以和正版作品构成竞争关系的话，就已经不再是合法的“合理使用”而构成了对著作权的侵犯。在实务中，也有法院认为将为教学目的所复制的教材再度用于销售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您的老师为大家提供了这样的福利，还是应当闷声发大财，不要再扩大传播范围。
另外，也有规范性文件特别提及了外国作品的复制问题。
《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版权局、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加强科技知识产权法律贯彻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科发政字〔1994〕118号）规定：
我国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广大科技人员因为科学研究和课堂教学需要利用外国作品的，可按照著作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少量复制外国作品供自己使用或教学使用，但不得借机大量复制，从事经营，牟取利益。
这份文件，虽然有些年头了，但依然是合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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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一个： 少量复制用于课堂教学不违法，不是说老师印书天然合法。在大学中，有的老师为了进一步避免法律风险，会特别节选和课程相关的段落，制作成课堂上下发的讲义供学生学习，这就相当稳了。
有朋友指出，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中复制使用他人作品的主体应该是教学人员，而不包括学生。这里，我个人的一种理解是做成教学材料给学生看，使用的主体依然是教师：用于展示，也属于使用的范畴。即便将使用的主体理解为学生，那么按照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个人学习”也属于合法的“合理使用”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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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了课堂教学目的少量复制教材并不违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条件鼓励这种规避著作权的方法。社会上很多事情并不违法，但不违法不意味着值得提倡。
有道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不违法是底线，而不是我们做事做人的最高追求。这也是我对本问题下个别答案想说的话。
穷学生，看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影印教材不违法。然而，如果事事抱着“我穷我有理”的态度，对他人的劳动和智慧成果缺乏尊重，那是可耻的。
以上。
如何分辨出＂道德绑架＂？

《季氏将伐颛臾》 里有一句：“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不失为一种解读的方式。
这句的意思是，君子鄙视那种想干什么事情又不直接说，非要讲一堆大道理来体现自己“伟光正”的人。
这样的人，生活中能见到很多：
不说：“战狼2拍的真不错，推荐你去看一看”
偏要说什么“选择看什么片子决定了未来的国运” “不看就是不爱国”。
不说：“我就是不喜欢看你在宿舍里吃猪肉的样子，边儿玩去”
偏要搬出来“民族团结”之类的大义。
这真是非常难缠--
如果直接说“我想要让你如何如何”，好办，不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嘛，
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法无禁止即自由”，我有看战狼的自由也有不看的自由，要是有人拿枪指着我逼我去，告他，一告一个准。
在行政部门授权的事业单位和公民之间（比如学校和学生），“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授权学校管学生的饮食习惯，学校就不能横加干涉。如果不服，行政诉讼领域已经有多个学生告学校的案例了。
但当抬出来爱国，民族大义，核心价值观，别人家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简直无法反驳：
--不看战狼就是不爱国，
--好，那我就不爱国。
--吃猪肉就是破坏民族团结，
--好，你七舅老爷的民族团结。
能这样说吗？
在逻辑学上，对方的这种话语技巧被称作“稻草人谬误”，也就是在所讨论的问题之外另外立起一个靶子，例如“不爱国”，“破坏民族团结，”然后猛烈攻击那个靶子。
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真的会去推敲呢？
如何看待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口碑全面扑街？

请原谅我这次忍不住要讲个故事：
前一阵子，我认识的一位大哥和某影业部门人员（以下简称A君）聊天，说起最近中国的影视剧市场，聊到了男性向作品和女性向作品的问题。
A君说，最近人民的名义和湄公河行动两部作品红得发紫，是不说说明男性向作品崛起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富矿。
大哥说了句不合时宜的大实话：什么男性女性的，这两部能走红难道不是因为拍得好吗？
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那一次，还谈到了早些时候的某IP网络剧，A君很得意地介绍到，当时策划出来以后，负责人员觉得这个项目可能要扑街，剧情和布景都有点弱。后来，某影业临时决定大价钱请来了某中上价位的鲜肉流量男星，结果一下子咸鱼翻身，大获成功。
场面又变得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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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当然只是个例，但的确能反映出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个问题：资源的诅咒。
资源的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指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享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业资源，却反而因此拖累了经济，丰富的资源反倒成为了发展的障碍。例如，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享有丰富石油储备的OPEC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
为什么会有资源的诅咒？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仅仅靠出口资源就能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财富，而忽视了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的综合布局，导致一旦资源价格波动或者国内储备耗竭，经济就面临停滞或者崩溃；另外，以资源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格局，也使得财富集中在少量人手中，而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社会总体消费水平降低，无助于形成发达的国内市场。
看看现在的影视行业，是不是有点相似：
自带流量的明星，就好比石油和铁矿石，不需要经过捶打加工，只要原样摆在那里，就能卖个好价钱。至于背后的编剧、导演、美术等等，乃至于演员的培养体系和对演技的雕琢，都是不重要的 -- 能靠卖石油躺着赚钱，谁还有耐心倒腾投资回报慢的其他产业呢？
这对于电影行业，也是一种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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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情似乎起了一点变化。
彭大将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说道：“西方列强在东方架起一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说，靠流量明星和不知怎么搞来的ip就能坐收几十亿票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现行法律有哪些不合理、不完善的部分？

我国虽然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在实践中，法官借鉴参考其他案件中的判决意见，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国内工作了一小段时间，有一点困惑想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也许是我国法律一个有待完善的地方：
判决意见，效力到底有多大？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一句话就可以回答：在我国，判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因此没有约束力。
在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上级法院在过往案件判决书中的一句话，可以直接在法庭辩论中加以引用，约束力相当于成文法。而在我国，法庭辩论中也往往有律师提交其他案件的判决书给法官作为“参考”，但很少有律师会直接要求法官照葫芦画瓢按照别的法院那么判，就算有这个心思，也只能委婉暗示，不然恐怕要当庭吃一记法槌。
的确，判例没有约束力，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假如把判例的效力从0到100打分，0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100是必须遵循，“没有约束力”这个回答，只是说判例的效力小于100，但并不能表明它处于0-99的哪个位置。
在实务中，可能很多律师在做法律检索时，对于如何选择有借鉴意义的判例都有自己的心得，例如优先考虑选本省、本市的，选法院层级高的，选经过再审的，选指导案例，选最近的...也许大家模糊地认识到，上述判例比其他的更加能够说服法官，更加具有“借鉴”意义。但这种效力大小真要排起座次来，却又是一笔糊涂账，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则能给他们分个伯仲，而是一股脑地交给了法官来自由裁量。
例如，在实务中我们遇到过一个问题：债务人和债权人在二审判决生效后自行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后来双方围绕该协议发生纠纷，问原告能不能另行起诉？
通过法律检索发现，某省高院的一个判决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可以作为诉权的依据，可以再起诉；另外一个省的高院则认为，就和解协议再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能再起诉。广东高院没有类似判决，但广东省不同的中级法院，又有判决得出了彼此不同的结论。
面对这样的矛盾，对于一名广州市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到底别的省高院的判决和本省中院判决哪个更“牛逼”一点，这就没有任何程序法指引了。
诚然，在一个非判例法国家，判例只有借鉴意义，严格来说都不是法律的渊源。然而，在实践中律师和法官又大量地参考借鉴了之前相似案件中判决书的说理逻辑。在这一过程中，至于什么样的判例比别的更有说服力，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简单来说，判例这东西，很多人觉得管用，但至于哪个比哪个更管用，说不清楚。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尚有待完善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外来和尚很粗浅的一点牢骚，还希望各位多批评指正。
你身边有哪些「东宫娘娘烙大饼」的言论？

有一次我路过书店，想挑一本不太费脑子的读物打发二十小时的旅程，路过外文书架的时候，听到一对父子在说话。
小男孩看上去可能有小学四五年级，胖乎乎的，像个男生版的“梦娃” （就是中国梦广告里那个），指着封面认上面的英文，似乎是有意想在爸爸面前炫耀一番。他挑了一本书，举到爸爸面前，很认真地说，
“这些英文书很贵的，我这次先买一本，看完了再买。”
“等我有钱了，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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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以前中学的时候，周末经常去购书中心顶楼那个叫做New Page的外文书区淘进口原文小说。这些书对那时的我来说太贵了，都是直接按照汇率折算的价格，偶尔有运输中受损的或者滞销的，可能会降价到三四十块钱一本。
当时我就想，有钱人真好，买书都不用看价。就好比段子里说的那样，等有钱了，豆浆买两碗，一碗加红糖一碗加白糖，我也可以买书买两本，英文一本中文一本，对着来挑翻译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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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自己，但凡得了点闲钱，总是有千百种花法，唯独没有首先想到要去买哪本书。回想最近两三年，除了必要的课本和专业书籍外，还真没有对阅读产生过特别强烈的兴趣。
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自己啊。
有哪些让人过目不忘，越想越有道理的法律格言或谚语？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葛优瘫”还没有红遍网络，但已经能隐约在脑中形成一幅画面：一个大白胖子敞着肚皮呼呼大睡，正义女神在一旁摇头叹气无可奈何。
在民事领域，一般而言，当事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之内提起诉讼，则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国一般规定为两年），就不再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 -- 如果对方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法院可以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简单来说，超过时效，你就输了。
借用《重庆森林》里的一段台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 其实，就连法律也是会过期的，用学究气一点的话来说，如果怠于行使权利，权利就真的会过期。
这一原则，一方面是为了督促大家更加积极地行使诉权，提高司法效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加接近真相，趁着证据相对完备，证人还能够提供有效信息的时候，尽快解决纠纷。再者，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当争议渐渐尘埃落定，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缔结成了纽带，法律也不情愿再去打破已经依附其上随之形成的社会关系了，这就成了所谓的“自古以来”。
将这一法谚的精神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大概要算美国判例法中的的“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了: 如果一方当事人公然、持续地实质性占有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达到一定时间，则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就完全归占有者所有。
例如，隔壁老约翰逊有一亩菜园子，我直接用篱笆把他的园子围了一块在上面种地，每天大摇大摆扛着锄头到围起来的地上播撒希望的种子，老约翰逊虽然看着这一片绿色，却一言不发，既不起诉也不对那块地宣誓主权，二十年后，这块地就完完全全是我的了，老约翰逊再想进来，我可以反过来告他侵权。
不管这样做是否符合“正义”的追求，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句话已经广泛被各国立法所吸收。正义女神不是观世音菩萨，没有义务天天下凡微服私访去，更何况，正义女神还是个瞎子，你不去叫她，她是没法知道的。
哪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逛知乎真有用？

昨天我起草了一稿法律备忘录，发给合伙人看有无修改意见，过了半晌收到回复，全篇只略微修改了格式和两个错别字（这也是我的老毛病了），并添加了一段导言。
合伙人说，“没有别的补充就可以发给客户了”，又说了一句 “文字功底真好”。
文字功底哪里来的？还不就是每天都坚持写东西嘛。
我们每天都需要写很多东西，学生时代的大作业小论文，工作以后各类案牍之劳形，微信上热闹的群聊和安静的互道晚安，这些都是内容的创作。然而这样的写作有一个问题：很难得到大量的反馈意见。作业交上去，分数给下来，很少有老师能逐字逐句品评；工作任务完成了，一份文件从上游推到下游，也可能直接落入故纸堆里，和千万人的工作混为一体；社交圈子里，要是对别人的文法和说理评头论足，则很容易被理解为抬杠。
我们写下了文字，文字离开了我们，沉入深深的湖水。
而在知乎上，所写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能得到众人的反馈，有像点赞，手动点赞这样的正面评价，还可能有或理性或耿直的负面评论。得到肯定固然欣喜，遇到有让人看了眉头一皱的评论，也可以帮助自己反省：是不是自己写东西主旨不清晰，导致意思被误解了？是不是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是不是因为自己屁股做的位置导致视角太过狭隘？是不是论证内容太单薄经不起推敲？是不是纯粹因为行文不顺眼，语气太找抽，导致受众难以接受？这都需要不断的试错和打磨。
我从14岁起坚持每天写作，这里的写作不单只是动笔动键盘，而是指对写出来的东西有自知，有反思，现在已经十年了。可以说，用知乎的不到两年时间，是我写作能力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虽然还不敢大言不惭说有什么“功底”，但至少算是越来越经得起推敲，这也是拜知乎所赐。
作为律师，如果官司输了，你会如何跟当事人解释？

简单来说，既要事先调整好用户的期待，也要勇于负起责任，正面向客户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有两种情况是要避免的：
一种是事前胸口拍得震天响，似乎闭着眼睛就能赢，躺着就能拿到巨额赔偿，这样一旦判决结果和之前的描述有差异，哪怕是小胜，在客户眼中看上去都可能是大败。这就导致律师花了时间和功夫，甚至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是招致了客户的不满。
另一种是事先到处扎预防针，美其名曰“风险提示”，官司输了以后再来当事后诸葛亮，不痛不痒地说这也是能够预见到的和理解过。这就好比有些不靠谱财经节目里面的“股评家”，在点评一只股票时正反两面都说，既说利好消息，也说利空消息，第二天无论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都可以翻会之前对应的言论，说自己真是“料事如神”。拜托，客户请律师打官司，不是要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而是要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轻描淡写的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并不是一个负责人的解释。
上述两种错误，在我这两个月的工作中能找到例子：
有一场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的官司，土豪客户花将近七十万买了一套黄檀木家具，谁知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杂牌木头。一审是另外一家律所代理的，律师大概了解了事实以后，觉得这个官司没有什么难点，拿着鉴定报告平A上去即可，告诉客户不必亲自出庭，在家等着好消息就行。谁知，在开庭时被告对鉴定报告的有效性和诉讼时效问题大做文章，最终法院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鉴定报告也不予认可，原告铩羽而归。后来我们代理二审的时候才发现，一审原告律师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上述两方面的风险，但均没有告诉客户，导致客户压根没考虑和解就直接兴冲冲地杀向法庭，输了一审以后自然非常不满意，毫不犹豫地另找别的所代理二审。
另外一个是自己的例子，因为还在进行中不好说得太多。在出法律意见书的过程中，我们本意是尽可能提示风险，让客户认识到所有的可能性，然而沟通过程中感觉客户似乎很不满意，对法律意见书里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有次走在路上，一拍脑袋才想过来，这也难免的嘛：如果有一天我去追一笔一个亿的债（这里只是随便举一个数字），律师告诉我，有可能不但拿回一个亿，还能让对方赔违约金，有可能只能追回七八千万，但追回两三千万也是合理的结果。客户听到这样的话，怎么可能高兴呢？反而会觉得我们把自己的责任撇的太清，不想承担责任。
上述两种做法均不可取的话，可以考虑怎样的解释方式呢？这里谈几种可能有的思路：
1. 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充分考虑能减少损失/争取更多未来利益的方式：
一审败诉了还可能有二审，二审之后还可能有申请再审，判决效力确定了，执行阶段还可能主张执行异议，还可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因此阶段性的失败未必就意味着全盘皆输。
2. 讲明白为什么输，在哪些争议点上输，因为缺少了哪些证据/法律依据而输：
讲明白了这一点，客户才有可能明白自己在上诉/再审中有没有可能翻盘，后续可以做哪些工作，对于的确心服口服的判决，也能丢掉不切实际的想法，及时止损。
3. 勇于扛起锅，展现负责任的态度，保持专业的精神：
毕竟，法律行业圈子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口碑对于争取案源至关重要。一场官司的失利无可挽回，但客户走出这个律所以后，在别人面前所做出的评价，其影响会一直持续。不指望客户各个都心特别大，输了官司还乐呵着说“你有看到他们的努力吗”，只求不再无谓地扩大不利影响，买卖不成仁义在，如是而已。
律师如何应对亲戚、同学、朋友的免费法律咨询要求？

"举手之劳”本应是一个自谦的词，但可能很多律师朋友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是需要劳神费力去解决的法律问题，却成了亲戚，同学，朋友眼中的“举手之劳”，被当做无偿的劳动力加以驱使。
很惭愧，我也曾经是一名吃伸手饭的“同学，亲戚，朋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这样的心态，主要是对律师的工作出现了以下偏差：
1. 误认为律师都是活的法律百科全书，通晓各方面法律问题。
事实上，法律行业和很多现代产业一样，都存在着内部的高度精细化分工，不同领域律师之间的知识储备和实务经验差异，可能比律师和其他行业从业者之间的差异还大。搞房产的、交通事故的、知识产权的、刑事辩护的几名律师凑在一起聊天，说到细分领域的时候，一个人侃侃而谈，其他的也只能老老实实当小学生。
您可能说了，不同领域的律师，不都是过的统一司法考试吗？
实际上，法律行业知识更新速度太快了。前一阵子我参与了一个国资企业的合规性调查，深刻感受到“不折腾”的重要性 -- 相关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一会一个样，如果不是长期持续关注的话，认知很快就会落伍。律师也许在某一个时刻是法律百科全书，但只要远离了某个领域，知识库很快就会落伍。
2. 误以为法律问题就像数学题一样，掌握了方法就可以推出明确的答案。
如果您遇到一道泰勒展开的数学题，拿去问数学老师，三下五除二就能给出答案 -- 具有工具理性的学科，只需要输入初始值，就能像一部精密运转的仪器一样一步步推出结果。
而在法律方面，说“可能” “有风险” “不一定”之类的话，不一定代表律师水平不行，而且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前一阵有个案子，涉及到一笔合同里性质约定不明的“投资款”到底应当视为债权（股东借款）还是股权（增资扩股） -- 说它是债权，还款金额又和利润挂钩，而且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说它是股权，却又不符合“同股同权”之类的特征，而且退出不需要附条件。团队里几名律师检索了大量事实基础相似的判例，发现实践中的判决结果也大抵是五五开。
如果说，律师的工作就是给出一个是或否的答案，我们的工作可以说相当不合格了。但律师的工作不限于此，还包括充分提示运用不同策略开展诉讼需要的资料、涉及的法律问题、可能的结果，以及对客户未来的工作方法提出建议。在日常生活中的咨询者，包括我在内，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以为律师就应当给出明确答案。
另外，没有真正从事法律行业的朋友，可能会忽视信息和细节的重要性，而在日常生活的咨询，很难有机会慢慢分析有利或者不利的潜在证据，导致无法做出判断，这里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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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认识偏差，可以有以下应对措施：
1. 转介绍： 律师未必熟悉某个领域的法律问题，但很有可能会熟悉从事该领域的人。这不是踢皮球 -- 认识到一个问题的性质，并指出解决问题需要什么工具，并推荐相对靠谱的渠道，这一服务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都能接受地产中介收取服务费，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中介服务的价值呢？这一点要说明白。
2. 提示风险：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我国正在尝试推广的“家庭医生”，简单的小病就自己试着治，治不了或者无法诊断的大饼、疑难杂症，及时建议送医院。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治好病症，也体现在判断什么病该投入什么程度的资源去治，什么病的确值得去大医院治。类似地，法律工作者的价值也不在于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也在于判断一个问题到底多严重，有什么潜在后果，是否值得花高昂的律师费去解决。
如果通过以上两点类比还是不能把事情说明白，或者对方认识到了，但还是继续当伸手党。那么，如果有其他方面的利益交换，或者的确认为这个人值得帮，那帮一下又何妨；反之，就需要说不的勇气和智慧了。
如何评价「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

@Three诗睿 在他的回答中提到，“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翻译传播过程中的错误。参考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096289/answer/199999560
这里，我姑且假设这句法谚的确存在，然后来评析以下这句话：
有一种逻辑谬误，叫做“偷换概念”，即明明已经改变了一个概念的范围和修饰词，使之内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但仍然通过语言修辞上的技巧，令改变前与改变后的概念看上去是等价的。
举个例子：小明在2015年7月初以每股10块的价格买入股票A，八月底股价跌到3块钱，小明忍痛割肉卖掉了股票，后来再也没买卖过股票A。2017年7月初的时候，股票A股价是每股30块。小明见人就说，我的股票涨了，我真是炒股大师。这句陈述就偷换了“股票价格"的概念。

在上述陈述中，“股票价格"这个概念有两种可能的含义：
1. 股票A的价格；
2. 股票A在小明买卖时或持有期间的价格。
可以看到，含义2的范围要比含义1窄，有一定的时间和交易主体的限制。为了评价小明炒股的眼光，显然用含义2比较贴切，但小明在他的陈述中却用了更为广义的“股票价格"概念来得出结论，这就是对概念的偷换。
回到“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我们同样来评析以下“正义”一词可能有什么含义，相关的理论太过繁杂，我们仅仅在这里列举几种：
1. 个案的正义，具体某个案件能否达到公正的结果（例如，“辱母杀人案”中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是否公正）；
2. 立法的正义，实体和程序立法是否公正（例如，对于“正当防卫”的立法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感知到的正义观）；
3. 对当事人（或与其有密切关系者）的正义，例如聂树斌的家人对当年死刑判决和如今平反昭雪的看法；
4. 对旁观者而言的正义，例如知乎网友在看到聂树斌案近况后的评价。
...
这样的列举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在此不多赘述，我们回到题目中那句话本身，试试把它作出扩写：
扩写1：个案的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如果我们善于总结、反思个案判决，完善立法，那么立法的正义不会缺席。
扩写2：对聂树斌和他的家人来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得知聂树斌平反昭雪的网友们，都欢欣鼓舞，坚信正义不会缺席。
您看，通过在“正义”前面加上了限定词，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前后两个分句里“正义”的概念已经有了本质区别。而题目中的这句话，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都小小耍了个流氓，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
关于「普通话发音不准」是不是对广东人的一种偏见？

我是北方出生、广州长大的新广州人，我的小学在广州老城区，同学基本上都来自于土生土长的老广州家庭，就算外地同学，也是以潮汕、粤西地区来的为主。
小学的前四年，我包揽了“推普积极分子”荣誉。在推广普通话的领域，我就好比是红土场上的纳达尔，离开CBA前的姚明，环法赛场上的阿姆斯特朗 – 每天的早读都是我的表演时间，我是课堂朗读时扛把子，我是词语正音的最终答案，我是红领巾广播站的灵魂人物。
我不是金字塔的塔尖，我是金字塔上面的天空。
如果小学的六年可以分为四季，五年级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寒冬。那一年，班里又转进来一名北方同学。这里的北方，指的是秦岭淮河以北，而不是广州人心目中的北方（白云山以北）。四年来第一次，我失去了推普积极分子的称号，失去了红领巾广播站首席播音员的地位，就像电影《无极》里面说的那样，失去了鲜花盔甲，变得一无所有。
我对着红领巾宣誓：自己的东西，要亲手夺回来，为了推普积极分子，为了光荣与梦想。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好胜心，这种全身上下冒出一把火的感觉，在之后的岁月中我又感受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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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很多朋友可能不会相信，但“推普积极分子”这种东西的确存在，早些年的时候，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很有用的一项技能。
然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激发了一些抵触情绪。有一段时间，坊间（主要是QQ空间）流传着“粤语以一票之差落选全国标准语言”的传闻（后来才发现，四川话、湖南话、闽南话等方言也曾经有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语文课上，有的老师会自豪地说，粤语发音才最贴近古汉语，因此读古文和诗词要用粤语（吴语默默点了个反对）；有一阵子，校内网上还流传着一篇粤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独立语言的文章，号召广州人保卫自己的语言。
这种矛盾的心态长期持续着，对于相当一部分广州人来说，一方面认识到普通话在从商、从政、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交流的时候至关重要，本着务实的精神虚心练好普通话；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语言和背后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甚至会对于“北方话语体系”的“侵蚀”感到忧虑。
这种充满矛盾的共存关系，导致了语言表述的极度丰富。翻开一份本地报纸的社会新闻，一方面能看到“嘚瑟”“忽悠”等常见于北方地区的俗语，一方面也有“巴闭”（指洋洋得意穷显摆，也可以表示很厉害/争气），“博懵”（指利用别人的无知来占便宜）等粤语中的表达。在天河体育中心，能听到diu声不绝于耳，也能找到熟悉的那一句“X安，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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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广州人说出来的普通话的确不够标准，但全国上下，又有谁能说自己的“普通话”真正标准呢？按照定义，普通话是指是“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这样说来，“北京语音”之外的发音方式，都或多或少存在“不标准”的地方。
这一点，我在后来回到北方求学时，感受的尤为明显。谁想到，当年的“推普积极分子”，被同学认为说着一口“港台腔”，还因为说话有独特的“综艺感”而成为了学院歌手赛的主持。
我们每天的谈吐发音和表述方式，或多或少都有不标准的地方。这不应该成为区分你我高低、远近亲疏的依据，“推广普通话”，目的是为了大家更好地交流，有钱一起赚，有肉大家吃，有好玩的事情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而不是以此产生优越感，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偏居一隅敝帚自珍。
毕竟，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如果章莹颖案嫌疑人被判无罪，会有哪些影响？

这个问题下很多朋友在讨论“程序正义”。
这里必须要明确一点：程序正义不仅有“程序”，还要有正义。如果说仅仅靠走完了一套程序，就能说是法律的“胜利”的话，这样的“胜利”未免也太廉价了一点。
汉娜 阿伦特在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平庸之恶”：按下毒气室开关的，不过是一套程序中最普通不过的人，他们未必怀着泯灭人性的滔天恶意，而只不过是作为庞大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在执行着合法的程序。
一个刑事案件中有很多的程序，传唤、问讯、搜查、羁押，都有自己的规则，法律为操作这套程序的人们发布了一系列的说明书，这就是诉讼程序法。
这样的程序，往往表现为禁止性规定，例如不能连续羁押超过XX小时而不提出指控，一次问讯不能超过XX小时，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合法证据，只要有合理怀疑就不能定罪等等。它们大多是在告诉这个程序中的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程序为人们的行为画出了下限，但却没有给出上限：法律不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案子多久可以破案，不会要求法官将多少真正犯下罪行的人送进监狱。避免错抓，这当然是很重要的，经历过某个特殊年代的人们，会比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刑事领域设定“指标”的可怕。
有人说，避免错抓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应该接收他的副产品，也就是不可避免地错放一些人。这句话，要分情况讨论：如果我们已经穷尽了一切调查手段，警察、检察官已经足够勤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仍然存在疑点，那么我们也要接受法律程序的结果。但如果这套程序的运行者，已经首先怀着一种“宁可错放”的预设去履行职责，以程序的下限作为努力的上限，然后回过头来要求民众接受所产生的结果，甚至美其名曰“程序正义”，那就是在作恶。法律要求“疑罪从无”，是定罪量刑时的标准，而不是取证和起诉时的标准，疑罪从无，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正义的唯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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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题目的要求，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呢？
法官和陪审员好比是背对着岩洞洞口的一群原始人，看着外面的景物投在岩壁上的光影，似真似幻。警方，检察官和律师去探索了一圈，回来说，这是剑齿虎，那是猛犸象，这是电话录音，那是监控录像。他们在岩壁上涂涂画画，于是洞穴里的人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有的人肩负了去发现真相，引导他人接近真相的使命，有的人肩负了结合这些描述作出判断的使命。正义，要靠双方的一同努力，才能降临这个漆黑的岩洞。
不管哪个环节的负责人做得不够好，都是一种无可弥补的遗憾，后果都是正义的缺席。
什么是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正如其名，就像影子一样模仿着银行的一举一动，但却又没有具体的形体。对于影子银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
国际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在2011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正常银行监管系统之外作为信用中介而运行的机构或者交易行为” （“credit intermediation involving entities and activities (fully or partially) outside the regular banking system”）
然而，Stijn Claessens 和 Lev Ratnovski两位学者并不认同这个定义，他们认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定义一方面“误伤”了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受到一定程度监管、一般不认为是“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银行本身也在开展类似影子银行的业务，例如资产证券化、回购业务等。
尽管定义上有差异，但大方向上，只要看到两点特征，就可以大致称之为“影子银行”：
1. 从事类似银行的业务；
2. 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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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业务，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就是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倒腾钱，把未来的钱倒腾到现在用，把通过吸存来取得的钱用于放贷用。这样的业务模式就会产生最致命的一点风险：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银行吸收了大量的短期存款，储户随时有可能要求取款，但却要用这样的短期存款去支撑长期的放贷，这样长短期限的差异，就可能导致银行长期贷款没收回来，却要应对迫在眉睫的取款需求。
这也就意味着，银行不可能将全部存款都用于长期放贷，必须留出一部分准备金用于应对取款，否则就可能导致“钱荒”。钱荒不是银行真的资不抵债了，而是缺乏流动性资金，储户担心不能随时取回存款，于是争先恐后冲向银行 -- 这下子，钱更加荒了，所以人们说银行挤兑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除了上面所说的流动性风险之外，银行业务还产生另外一种风险，系统性风险。当银行和其他机构之间互负债务债权关系，或者互相持有对方的产品时，一家机构的的违约，就可能导致与之联系的其他机构受到冲击，导致危机在系统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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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述一下银行的业务模式和风险，我们再来看看“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业务，也是在拿时间来变戏法。举个例子：有种很传统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叫做资产支持证券(Asset Backed Security),就是将未来的现金流打包起来放到现在卖。我做小生意，一年能赚一万块，五年有五万块入账，那么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者就可以找到我说：“给你四万块，未来五年的现金流都流到我口袋里好了”，这就是用把未来的预期收益一下子挪到现在来买卖。而发行者可以把买回来的收益权打包成证券，找到其他的投资者，你五块我十块，购买这样的证券并许诺投资回报。
这样的套路，类似于银行面向公众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存贷款利息差。以资产支持证券这种基本款的产品为蓝本，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变体，例如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这就是讲将未来贷款的还款现金流打包成证券来发行。 甚至连投资这类证券的预期收益，也可以继续打包成资产，在上面一层一层叠上去。也就是说，不仅做生意的预期收益可以用于作为资产来做成证券化产品，就连投资证券化产品的收益，也可以再次打包成证券。
不管怎么挪，期限错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抵押贷款证券的收益来源于贷款买房者在未来的还款，当这笔还款落空的时候，就无法向投资者支付投资收益。这就类似于银行的长期贷款出现了坏账。然而，银行有了一笔坏账，还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满足偿付的需求，而资产证券化产品则缺乏这样一个安全垫。（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强调发行者自己持有一部分产品，目的就是要像银行的准备金一样，提供吸收违约影响的缓冲区）。
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系统性风险还更高了。银行贷款毕竟还不能轻而易举地来回倒手，而证券产品可以很灵活地来回买卖。而且，一家机构的资产，很有可能被打包成产品，为另一家机构所持有，这就将大家都捆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风险并没有减少，但监管却少了，没有类似于准备金之类的强制性要求，也没有充足的信息披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起“影子银行”谈虎色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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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举了金融衍生品的例子，但影子银行的具体表现形式远不限于此。说一个东西是不是影子银行，寻本溯源，还是要把握一开始说的两点：
1. 从事类似银行的业务；
2. 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外。
这样说来，经营民间借贷的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可以是影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业务，可以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不一定是多么高大上的金融创新，有一种“影子银行”已经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当铺。典当，不就是一种原始的抵押贷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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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未必是坏的，它能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降低获得资金的门槛。举个例子：在存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无论是贷给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赚取的贷款利息不会有太大差别，但两者的风险和管理成本却有天壤之别。在不允许银行对两者分别制定不同利息的情况下，您说，银行会偏好向谁贷款呢？
影子银行，则能够突破这样的限制，给风险水平不同的贷款定下不同的利息水平，这就是一种对分配效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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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Simin Gao & Qianyu Wang, Chasing the Shadow in Different Worlds: Shadow Banking and its Regulation in the U.S. and China,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 2016 , 11 (3) :421-458
有哪些奇葩的法律文书？

《吴静怡与黑龙江瑞丽整形美容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肖像权、名誉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4)南民二初字第610号）节选：
“原告吴静怡诉称，其艺名为伊能静，系我国台湾著名艺人，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曾发行音乐专辑《春暖花开》等；曾出演电影《回马枪》等；曾出演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画魂》等；曾获“2006年度最具人气慈善大奖”、“最知性女艺人”、“第32、34两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等诸多奖项，吴静怡同时应邀担任了金珀莱、东森购物、De Mon美白品牌、秀域古方减肥、欧诗漫、卓碧泉等知名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其肖像已具备了相当的商业代言价值。”
《吴静怡与潍城九龙医院肖像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4)潍城民初字第51号）节选：
“原告吴静怡对诉称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吴静怡照片原图，证明涉嫌侵权照片系原告本人照片，原告系本案适格主体。2、潍坊市潍城区卫生局出具的证明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2013）京方正内民证字第39674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并存在侵犯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事实。3、原告吴静怡个人档案一份，证明原告吴静怡，艺名伊能静，是中国台湾艺人，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是公认的娱乐圈中才情与美貌并重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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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帮朋友应对过一点法律纠纷，所以特别关注过这类艺人明星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案件，其中，吴静怡（伊能静）女士相关案件的判决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特备是那句“是中国台湾艺人，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是公认的娱乐圈中才情与美貌并重的才女。”
画风和别人总觉得不太一样，
就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安吉拉大宝贝，都没有享受过这么多的称号，例如：
《杨颖（Angelababy）与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名誉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朝民初字第05245号）节选：
“原告诉称：原告系北京风尚时代国际模特文化有限公司签约艺人。2014年9月，原告获知被告在其网站http://www.lvchengzx.com的网页中，擅自将原告照片用于宣传介绍被告整形美容项目的商业宣传配图，更让原告气愤的是，文章竟以“Angelababy整容前后照片曝光，美女曾经竟是丑小鸭”为标题，这使原告蒙受了诸多误解，对其肖像、名誉均造成了及其严重的侵害。”
也仅仅是用“签约艺人”来描述自己。
再比如：
《北京于哲铭仁形象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与景甜肖像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京03民终4312号）节选：
“景甜系演员、歌手，其演出了《战国》、《特殊身份》、《警察故事2013》、《澳门风云》、《班淑传奇》等电影及电视剧，并演唱了多首歌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就连景甜，而且是2017年的景甜，也不过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更别提于谦老师的父亲所仰慕的柳岩了，参考
《北京新时代伊美尔幸福医学美容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与柳岩肖像权纠纷民事二审程序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京03民终3810号）节选：
"柳岩系主持人、演员，曾主持《音乐风云榜》、《每日我最大》以及辽宁卫视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等综艺节目；曾出演《画壁》、《嫁个100分男人》、《岳母的幸福生活》、《屌丝男士》、《煎饼侠》等影视作品；曾应邀出任法国DCE植物护肤品、花印卸妆水等诸多知名品牌代言人；曾获“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电视主持人”、“年度最具潜力主持人”等奖项。据此，柳岩认为自己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虽然也罗列了主要作品和所获荣誉，但最后也只是称其形象“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而已。
看着吴静怡（伊能静）女士的一连串头衔，我不禁想起来三顾茅庐中那位给皇叔开门的童子：
“我记不得许多名字”。
如果放到《权利的游戏》里，应该称为“暖春降生，欧诗漫和卓碧泉之王，四月人间全境守护者，不肥者，画魂，东森上的代言人，美白女王，回马枪撅折者，风衣带和鞋带缔结者伊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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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所引用的判决书，均为依法律法规可以公开，可供公众通过公开途径查阅的裁判文书。
注2：好吧，就是以前严肃八卦的萝贝贝和伊能静有过往来，于是关注了这方面。严肃八卦这个号现在已经没有了，今天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来，有些感慨。
注3: 法律文书也包括诉状，以及判决书中引述的部分，不限于判决书中"本院认为"之后的部分。
如何看待拟定推出的 18 位号码卡式台胞证？

前些天，在广州体育中心附近看到一位黑哥们，用手机刷开摩拜单车以后，举起手机，扶着车把，来了张自拍。
不禁想起，一些个去美国留学的朋友，第一次驾车去公路旅行时，对着一个方向盘都能拍上半天；对着刚申请到的信用卡，也能嘚瑟好一阵子（有这么一位，把卡的正反面都发了朋友圈，不知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但我又有什么资格笑话他们呢？拿我自己来说，也免不了从一些器物或者食物上，产生出对一个陌生国度（或地区）的亲近感。
在我小时候，读一本书就能奖励吃一次麦当劳（于是我变成了一个识文断字的小胖墩），一手掌握不了的牛肉汉堡和甜滋滋的冰可乐，就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后来，我读到珍珠港和奥马哈滩，读到联邦党人和宪法判例，这些历史里总有伴随着一种甜甜凉凉的触感。
您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哪里会因为什么历史，制度之类厚重的东西，就陡然成了一个陌生国度（或地区）的拥趸呢？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往往先看到些具象的东西，麦当劳、可口可乐、福特皮卡、牛仔裤。
对于相当一部分大人也是如此，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脚不沾地地生活在高处。每天，我大概有这么二十来分钟（大部分是在马桶上或者莲蓬头下）思考一下正义，公平，良知，美德这些玄之又玄的事情，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在这滚滚红尘中，与一些器物在纠缠，淘宝和移动支付，高铁和共享单车。
有的时候，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感也并不在高处。早些年，我们的宣传机构打了很多张文化牌，孔子学院，茉莉花，大红大绿的大片，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总感觉和普通人之间还隔了什么 -- 普通中国人的一天，不是孔子和茉莉花，或者说，这些东西隐藏在更深的地方，曲径通幽，要经过很多弯弯绕才能悟出来。普通人的一天，就在于每天睁眼，掏出手机，能用手机干点什么。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他们离这种日复一日的凡俗生活之间，还隔了点什么，还需要经过多一道程序才能像这个地方的其他人一样生活，用上同一种器物。现在，种种迹象表明，18位的台胞证能架上这座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这非常值得欣慰。
前些年，我们打的是血缘纽带牌，讲的是一个团聚的故事，是当年出去打醋的路上被抓了壮丁带到台湾的孩子，回来时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拎着一瓶醋，跪在父母坟前。
只是渐凋零。
面对新一代的台湾年轻人，在这座岛上长大的一代，我们还能继续用这种血浓于水的叙事，去让他们“回归"吗？
也许不行，北京不是他们的家，北京没有小确幸。但北京有别的东西，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能够提供给人们的一切便利，一切享受。
从前我们讲，"相逢一笑泯恩仇"，什么恩，什么仇，雨打风吹去了，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这些历史包袱，没有那些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复杂情感。我们有的，是同样的揾食艰难居不易，同样的勇敢新世界，人人都要奋力争先。
这不是一个回归的故事，这是一个融入，接纳的故事。大江大海里的鱼上了岸，或许就不是鱼了，不会再回到水中，但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片新的沃土。我们的对台工作，走在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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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那位对着摩拜单车自拍的黑哥们，是要对家乡的朋友展示他在这里的见闻，还是要向在这里的朋友炫耀自己的新技能，抑或只是记录一下自己的日常？不管怎么样，他过着和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像我们。
有朋自远方来，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不是风雪夜归人，不是重逢，相遇时也许带着些陌生和尴尬，
没关系的，
来之，则安之。
别人对你说过最棒的赞美是什么？

我压箱底的一针鸡血，是别人说的一句“这事不是每天都能遇上的”（"It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今年初还在拉姆西郡检察院工作的时候，办公室每个人会轮值电话值班，接听刑事案件受害者来咨询的电话。一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某个案子正式起诉没有，什么时候开庭，判决情况如何，有多少赔偿之类，基本流程就是来电者报上案件号，我们在内部系统里查询了以后，简单的当场答复，复杂一点的记下来电者邮箱再发邮件说明。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问一个盗窃案进展如何了，我问他案件号码多少，答曰没有案件号码。我接着问警方提供的报案号码是多少，对曰没有报案号码。
“就是警察出警以后会递给您一个蓝色的卡片，最上面会有一个号码的”
“警察没给我啊”
又问了对方的姓名和中间名和案发时间，同样没有找到结果。
“抱歉啊，我们的系统里只支持用这两个号码或者姓名去检索，要不您再联系一下警察局？”
对方没有再说什么，挂了电话。
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的大半天我都觉得不太自在，总觉得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
于是给我在圣保罗市警察局认识的一位警官发了一封邮件，说能不能帮忙查一下这位大兄弟在某月某日报的案进展如何。
第二天收到答复，说可能是录入错了，有一个警方系统里报案人名字拼写和我说的受害者信息很接近的记录，可能就是这个案子。的确是个挺罕见的姓氏，看得让人眼晕。
于是我要到一份出警报告，回了个电话，问这是不是您的情况。
对方说，是啊是啊，于是我就介绍了案件进展。
挂电话的时候，对方说，我还没有向警察局打电话，觉得反正打了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没想到能收到回应。
“这事不是每天能遇上的”
"It doesn't happen every day"，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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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可能我们都习惯了日复一日的推诿，踢皮球，
习惯了“有消息联系您”，但从此再无音信，多少天都是如此。
能让人感觉到，这次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也不是多大的事，就是帮忙多问了一嘴，也不是多慷慨激昂的溢美之词，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而这对我来说已经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如何看待出租车冲入正在机动车道上的「暴走人群」致一人死亡的事件？

在刑事方面 @丁大龙律师 回答的比较详细，这个答案讨论民事赔偿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除非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俗称的碰瓷），机动车一方才可以完全免除赔偿责任。否则，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也有可能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那么，什么算是“故意”呢？民法上的“故意”分为两种：
一是“直接故意”，指意识到了某一行为必然会导致特定结果的发生，并积极追求这一结果；
二是“间接故意”，指意识到某一行为可能会导致特定结果的发生，并放任这一结果发生。
比如说，某甲知道某乙对花生过敏，知道某乙吃了花生以后脑袋会肿到平时三倍大，并且强行绑住某乙的双手往里面玩儿命地塞花生，像让某乙脑袋变大让大家开开眼，这就成立了直接故意；
如果某甲知道某乙对花生过敏，在邀请某乙来家里做客时炒了一盘宫保鸡丁，但由于厨艺过于黑暗，从外观无法判断出这是什么菜，如果某甲看到某乙大吃大喝桌上的菜而不做出提醒，就成立了间接故意。
回到本题目中的事件：
也许在这里直接故意的成立有点牵强，毕竟很难说“暴走团”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去撞机动车；
但从间接故意的角度来看，如果暴走团成员能够意识到走在快速机动车道上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但仍然自由自我，继续高唱我歌，那么就有（微弱的）可能构成间接故意。
然而，我没有通过威科判例和裁判文书网检索到基于间接故意理论运用《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提出主张并获得支持的判决，也许这一思路只存在理论可能。
在实践中，即使机动车不存在过错，法院将行人占用机动车道的行为认定为对事故存在过失，令机动车承担10%以下赔偿责任的可能性较大。
而如果调查结果表明机动车司机存在过错，司机赔偿责任应当落在10%-100%区间，要看进一步证据来决定责任分配。
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无法确定机动车是否存在过错，无法确定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报道称司机被刑拘，应该还处于侦查阶段），故这里仅讨论民事赔偿问题。
说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