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网传前英孚教育外教涉嫌性侵，真实情况如何？外教行业的现状是怎样的？

想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可以直接搜索 United Statesv.Baldwin (6:20-cr-03036) 这个案件号，或者通过 PACER 购买完整的法庭记录。
想要大概了解情况的话，可以参考美国司法部官方发布的新闻稿：
简单来说，这名叫做 Curtis J. Baldwin 的 47 岁男子，曾在英孚（EF Education First）任教。Baldwin 在 2019 年 11 月回到美国，并且通过微信威胁了一名 12 岁的女学生。在微信中， 他要求这名未成年人继续发送自己进行性行为的照片，否则就把她之前的性爱视频公之于众。
女生的父亲看到了这段对话，向警方提供线索。FBI 探员搜查了 Baldwin 的电脑，并在其中发现了大量中国未成年女性进行与性相关行为的视频。（FBI 新闻稿措辞是 sexually explicit conduct）。
Baldwin 受到两项罪名的起诉，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 of a minor，指的是拍摄、录制或加工未成年人进行性表演或者从事性行为的作品），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前一罪名法定最低刑期是 15 年，数罪并罚的话，刑期应该在 15-50 年之间。
美国司法部发布的 10 月 19 日发布的新闻稿提到，Baldwin 已经签订了认罪协议， 量刑听证将择日进行。认罪协议，指的是被告人放弃辩护权利、承认罪行，并以此交换较为宽大的量刑。从公开资料暂时无法确认控辩双方对刑期达成了怎样的约定，需等待量刑听证会上法院作出的判决。
从起诉的罪名来看，并没有涉及性侵儿童本身，仅仅是因为制作并传播儿童色情制品而被定罪。至于在制作这些录像时发生了什么，视频中的未成年人有着怎样的遭遇，并没有在所指控的罪名种体现。由于中美双方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即便 Baldwin 做出了更加令人发指的行为，也难以因此在中国被追究刑事责任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常言道，当你...一只...party； 又常言道，一...够...。 对于制作儿童色情制品来说，一只蟑螂也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它经常和人口贩卖、虐待儿童与强迫卖淫结合起来，给未成年人带来难以修复的伤害。试想一下，如果本案中的对话记录没有被及时发现，这名 12 岁女童迫于威胁继续发送自己的图片，那么还要过多久，才能从施虐者构建的精神牢笼中得到解救？
不要再用「这只是个案」的措辞来和稀泥了，one is too many.
如何看待台湾媒体称中国驻斐济外交官「打伤台方外交官」，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台湾没有外交官」？

台湾地区没有外交官，应该是国际共识了吧。
昨天的回答中，提到过「刘姗姗事件」：
刘姗姗是伪「中华民国」任命的「驻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台湾方面将其称为「外交官」（diplomat）。
2011 年，刘姗姗雇用了一名菲律宾女佣，强迫其每天工作 16-18 小时、每周工作 6天，每月仅支付 四百多元工资，而非雇佣合同上约定的 1240 美元。女佣不堪虐待，卷铺盖跑路，刘姗姗报警要求警方提供女佣下落。在后续调查中，FBI 发现了刘姗姗克扣工资、强迫女佣超时工作的证据，以合同欺诈罪名对其提出指控。
面对刑事指控，刘姗姗抬出了国际法中的外交豁免原则，宣称自己作为外交官不受美国法律管辖。
而法院没有理会这一主张。法院指出，刘姗姗持商务签证入境美国，而并非而非外交官使用的 A1 或 A2 签证，台湾地区并非美国认可的主权国家，且「经济文化办事处」也并非美国认可的外交机构，因此不适用外交豁免。
有趣的是，法院似乎并没有理会 1980 年台美签署的《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台湾当局援引该协议表达了抗议，然并卵。（不过，2013 年修订后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与美国在台协会特权、免税暨豁免协定》又有了那么点实质外交的意味，这是后话了，不论如何，只要一个国家和中国建交，那么就不可能承认台湾地区有「外交官」）。
最终，刘姗姗签订认罪协议，承认了合同欺诈罪名，支付了经济赔偿并被驱逐出境。
非外交官的「民间交流人士」，就是这么弱小、无助、且离谱。
如何评价九月底至十月持续发展的快递罢工？

1956 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席说：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1975 年，罢工权加入了宪法，当时的《宪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写道：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1982 年的宪法，则删除了关于罢工自由的表述。
目前，《工会法》第二十七条有以下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这一规定，间接承认了罢工的合法性，但毕竟不能跟 75 宪法将罢工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加以保护相提并论。
以及，中国于 1997 年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根据该公约，各国应当保障罢工的权利。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劳动者罢工依然有法律依据。
只不过，对罢工者违反公司规章、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同样具有法律依据。
-
最后说几句纯粹的个人想法：
我挣的钱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大公司在人造的节日中假模假样地「让利」；
我的生活已经足够丰富了，写写东西、读读书、跟人聊聊天，都能自得其乐，不需要网购这么多快销品。
网购少一点，收快递慢一点，对我来说不构成什么影响，
如果这样能让你们的待遇好一点，员工保障多一些，生活更有尊严，那我受到的这些「不便」又算什么呢？
各位（无论男女）对强奸案件司法中“不等于不”规则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要将罗翔老师视频中的故事应用于真实生活场景，一定要记得一个词：
证明标准（Burden of Proof）。
在英美法国家，普遍采用的刑事案件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控方提出证据，表示被害人说出了「不」，而辩方列举了其他证据，例如被害人邀请嫌疑人发生关系的短信对话，被害人事先准备好的情趣用品，双方携手走进房间的监控录像等，据此提出了合理怀疑，认为这句「不」并不能证明性行为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
这种情况下，「不就是不」是对的，存在合理怀疑，这也不假，最终结果可能是控方举证无法达到证明标准，因此无法定罪。
至于国内的情况， @月姬魔夜 老师的回答已经说得非常充分，不敢班门弄斧。结论是类似的，「不等于不」可以成为裁判规则，但不能理解为一项证据的证明规则，否则还开什么庭，法槌一敲就直接送进去了。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不等于不」是对的；与此同时，一方说「不」，但实施性行为者不一定构成强奸罪，这也是对的。之所以两个看似矛盾的表述能够共存，就是因为现实中的定罪量刑还存在「证明标准」这道门槛。
如果被害人口头作出的拒绝，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那么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是对人们性自主权的践踏；
如果在存在大量证据，对被害人「不」背后的真实意思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令人信服地表明双方情投意合，而它们不能作为脱罪的证据，同样是对司法程序和个人自由的亵渎。
罗翔老师的视频，还是得完整地看，多看的同时还得多想，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古人诚不我欺。
网信办拟规定「平台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强制关注账号」，平台为何会强制关注？规定生效后会有哪些影响？

互联网用户运营其实不必执着于给帐号「灌粉」，
大量平台的用户活跃数据可以表明，新用户的流失率要显著高于周活用户，进行新用户默认关注，就算是真人注册的，从活跃情况来看也容易长得像是「僵尸粉」，除了装点门面之外，对促进内容消费帮助不大，还有可能伤害用户体验。
从促进新用户留存的角度来说，由于新用户尚未进行足够的浏览、互动、搜索行为，这时候如果强行塞一些特定话题垂类的「官方帐号」，是否能实现内容的有效触达用户，我是表示怀疑的。毕竟，这时候双方都是两眼一抹黑，很难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推荐。（相比之下，将一系列帐号放在引导关注页面，由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勾选关注，反而能够更精准地嗅探用户话题兴趣）。
从行业竞争秩序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指出，「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应当建立公众账号监测评估机制，防范账号订阅数、用户关注度、内容点击率、转发评论量等数据造假行为」，这一点我认为对维护市场秩序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帐号的关注数量，和帐号的商业价值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帐号关注数量显而易见，帐号粉丝的「质量」则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或者掌握内部信息才能作出准确判断。
试想，一家机构希望找「百万关注大 V」发布一篇品牌宣传文章，帐号 A 100 万关注，但其中 90% 以上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登录过 app 了；另外一个帐号 只有 50 万关注，但 50% 以上是周活跃用户。这两个帐号中，显然后者更符合品牌方的要求，发布内容的传播效果更好，但 A 帐号的报价可能远高于 B。有经验的客户，或许能通过帐号其他一些特征来加以辨别，但不熟悉其中门道的「土老板」，就可能被表象欺骗了，花了冤枉钱。
我们都能明白，市场交易中不能以次充好、货不对板；而在互联网内容市场，强制关注带来的注水帐号，不也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吗？
给互联网内容挤掉水分，我看可以的。
「O 泡果奶」病毒违法吗？开发病毒和参与传播的人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开发并传播计算机病毒的确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作出了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于什么是「后果严重」，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出了说明：
（一）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
（二）获取第（一）项以外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的；
（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台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从新闻报道来看，「O 泡果奶」虽然不会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但传播范围较广，控制的设备数量较多，且对教学秩序、个人名誉有一定破坏作用，这一病毒的制作者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
有人可能好奇，「O 泡果奶」病毒影响的是智能手机，干扰手机系统功能也算吗？
算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智能手机终端，应当认定为刑法保护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锁定智能手机导致不能使用的行为，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参考曾兴亮、王玉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另外，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还可能构成其它犯罪。例如，如果通过计算机病毒威胁他人交付财物，不打钱就删除计算机中的文件，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使用计算机病毒破坏企业生产秩序，可能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等。
十多年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一罪名就开始发挥威慑力了。早年间上网冲浪的朋友，可能还记得「熊猫烧香」病毒。病毒制作人李俊完成了源代码，其它三名被告人参与了病毒程序的「优化」，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手段用于协助病毒传播，并配合其他木马病毒盗取他人游戏装备，获利近 24 万元。
经审理，李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成立，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其它三名被告人也被判处一年到两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另外，正如其他回答提到，单纯制作病毒，自己不主动传播，而是假由他人之手进行传播，也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
制作病毒，听起来很有「黑客精神」，但技术未必无罪；技术大神们秀操作的时候，需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法律后果，不要拿无耻当有趣==
如何看待刑事责任年龄拟调整： 12 至 14 岁故意杀人等犯罪或将负刑责？对司法实践有何意义？

有观点认为，这是借鉴了欧美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这一观点其实并不准确。
恶意补足年龄的意思是，对于特定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法律原则上认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有证据表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较为成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清醒的认知、主观恶性较大，就可以推翻之前的假设。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说的是「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其实还是沿用了刑法过往的框架，还是基于特殊的罪名做特殊的处理。
根据现行法律，「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比之下就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和先行刑法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把个别社会危害较大的罪名单独拎出来，个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这一处理方法，背后的逻辑和恶意补足年龄有根本差异 —— 恶意补足年龄并不跟具体罪名挂钩。
两种处理方法，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恶意补足年龄的适用，非常依赖具体证据的调查和质证，灵活性较大，也意味着在司法资源并不充足、辩护律师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不公正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有的人能请来顶级心理学家、神经科学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进行海量调查来论证自己的客户「还是个孩子」，这会不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
在特定罪名中「圈地自萌」，能够在发生具有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案件时，实现个案的公正，但只要画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就会持续遇到「一厘米难题」：如果刚刚好差一厘米没到线呢？ 11 岁零 11 个月的未成年人杀人怎么办，13 岁未成年人强奸他人怎么办？只要有线，就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也许正因如此，法工委特别强调了需要「两条腿走路」，把矫正措施也抓起来。毕竟，刑罚的目的还是预防，矫正措施的完善，也能形成补充，让公众对社会治安有更多的信心，少刷一点「地狱空荡荡」（大雾）。
我国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调整，具有怎样的意义？

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从世界各国相关立法的角度，谈谈刑事责任年龄的线如何画，正好跟今天的新闻应景：
世界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立法千差万别。在美国的 33 个州，法律完全没有对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作出规定，一个小朋友刚生下来就犯罪了，理论上也有可能被判刑。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因为控方还必须要证明这位小朋友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如果陪审团结合证据认为，嫌疑人的大脑发育程度不足以理解和控制自身行为，那就无法定罪。其它的州，刑事责任年龄在 7-10 岁不等，对于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年龄设在了 11 岁。
也有的国家，设置了比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比如印度尼西亚是 8 岁，伊朗是 9 岁，马来西亚是 10 岁等。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在英联邦国家比较常见，就是存在「恶意补足年龄」。什么意思呢？我们拿澳大利亚的法律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法律有两条线，一条在 10 岁，一条在 14 岁。10 岁以下的人犯罪，哪怕是杀人放火、炸平西半球种族灭绝，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14 岁以上，需要正常承担刑事责任，而在 10 至 14 岁之间，则存在一个「缓冲地带」：法律默认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这种默认的前提是可以推翻的，称为「rebuttable presumption」。
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者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同样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时候，犯罪者所展现出来的主观恶意，就能补足对应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所以称为「恶意补足年龄」。
看来，世界各国多多少少会给刑事责任年龄画一条线，有的清晰，有的比较模糊。为什么要画出这条线呢？那就要从犯罪的构成说起了。
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不仅要看客观方面，也要看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很好认定，一个人，手里有一把刀，把人给捅死了，那就是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但主观方面就很难说了，这个人有可能是在梦游，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有可能是别人强行拽着他的手，把他当成杀人的工具；有可能是被张三威胁的，张三告诉他，你不帮我捅个人，我就杀你全家。这几种情况下，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的人，主观恶意就存在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规定特定年龄以下者不承担刑事责任，背后的原因也是如此。立法者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才能够承担刑事责任，儿童心智还不够健全，不能分辨是非，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这种逻辑，有一种常见的批评：道理我明白，可是为什么要把线画在 14 岁？如果有这么一个小朋友，12 岁就出来当社会人，嘴里叼着华子，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从行为和言谈举止来看都已经是很成熟的张三了，说他不能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会有人相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法律反正是如此相信的。关于 14 这个神奇数字，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法律规定中找到联系。例如，根据刑法，14 周岁以下的女性是没有性同意能力的，换句话说，和 14 岁以下女生发生性关系，哪怕是「你情我愿」，依然构成强奸。法律认为，这个年龄以下的女生，对于性行为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并不具备充足的认知，在作出同意的时候，也不能理解自己同意了什么，所以这种同意无效。
对于 14 岁这条界限，个人的猜测是，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资讯还没这么发达，未成年人还没这么容易早熟，所以在大家看来，14 岁以下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然而，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恶性案件，却又隐约让人们意识到，部分未成年人对自身行为的性质有着清醒的认知，并非那么「纯真无邪」。
2019 年，大连一名 13 岁男性蔡某某，将一名 10 岁女童骗到家中，在强奸未能得手之后，对被害人进行殴打，掐住了对方脖子令其窒息，然后连捅几刀杀人灭口，最后将被害人抛尸灌木丛中。像这样的恶性案件，加害者真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知，不知道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吗？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无法如此冷酷地进行补刀、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进行抛尸。对于此类案件，一刀切的年龄设置，显然无法让公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正。
大连 13 岁未成年人杀人案，法院最终判处蔡某某三年收容教养，要求杀人者父母赔偿被害人家庭 128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然而，根据今年九月的报道，蔡某某的父母并没有进行赔偿，也没有道歉。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网开一面，主要的考量是，他们还是能够被教育的、能够得到矫正的，因此存在收容教养制度，或者是正在完善的专门教育制度。但总会出现蔡某某这样的个案，他们扭曲的家庭环境让我们产生怀疑：在如此扭曲的家庭价值观念下，教育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要不要取消 14 周岁这条线，直接按照个案的情况，逐一判断犯罪者的认知水平和主观恶意，或者引入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一方面，具有弹性的标准存在优势，能够更好地吸收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避免个别极具争议的案件让人们怀疑法律的权威性，甚至觉得法律是僵化刻板的「恶法」；
另一方面，具有弹性的标准有可能被滥用。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取消了明确的年龄标准，完全看具体案件中律师如何举证、法官如何裁判，那么同样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辩护，穷尽各种方法，从心理到生理来证明「他还只是个孩子」，甚至有可能贿赂法官、找到自己的保护伞。如果标准变得灵活，那么就有可能对金钱和权势网开一面。
学法律久了，真的会失去人性。这里的失去人性，指的是压制住替天行道的冲动，认识到法律其实是不同价值之间的取舍，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不管是一刀切的标准，还是具有灵活性的标准，都存在弊端，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通过不断的思考、讨论，让法律保持生命力，不断去回应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
如何评价杰士邦广告「如何评价一个女生真正嫁给了幸福」？安全套广告该如何把握尺度？

《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如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对广告主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对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布违法广告的举报，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根据网络公开信息，可知杰士邦的主要经营地点在武汉市，任何人有权向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馈这一情况：
2017 年的时候，绝味鸭脖就曾因色情低俗广告被罚款 60 万，广告中含有「鲜嫩多汁，想要吗？」的表述，广告画面主体部分展示了张开两腿被铐在床上的女性形象，具有性暗示意味。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广告创意的表达不是一种言论自由的权利吗？
事实上，基于公共利益目的对广告内容进行管制，是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可以行使的权力。例如，在 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447 U.S. 557 (1980), 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政府可以为了公共管理的诉求而管制广告内容。
杰士邦的广告，用具有暗示意味的图片展现女性婚后的身体变化（而背后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两性刻板印象，知乎上搜索一下，有不少内容论证了性生活和阴部松弛缺乏直接关联），以隐私部位的变化暗示婚后生活，并称这一变化是「真正嫁给了幸福」，广告传达的这一婚姻家庭观念对部分人群而言存在冒犯性，也和社会所提倡的婚姻观念不符。具体是否违反广告法，就交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判断吧。
另外，这一广告对男性也具有一定侮辱性质。 如果性能力不足以让伴侣变成广告中的样子（再度强调一下，某个部位的松弛也和男性性能力无关），难道就算不上拥有幸福婚姻吗？
//不是打拳啊，我就问一句：这一广告是不是暗示着婚姻中强迫的性行为也是一种「幸福」？
微软允许员工永久在家办公，互联网行业距离全面远程办公还有多远，有哪些挑战？

从内部因素来看，远程办公对管理能力是一面照妖镜，今年年初经历过远程，深有体会。
有的会议，组织者提前分享好了文档介绍背景，会议邀请的日历项注明了议程和各部分的时间、期待谁来针对哪方面发言、有专人总结待办事项，会后邮件同步给参会者，注明必须完成的时间。如果会议组织能达到这个水平，线上线下来开真没啥区别。
有的会议，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被拉进去了，隔着屏幕也不知道对方是来干啥的，遇上网络不好听不清更加思维掉线，发言又容易抢话筒或者过度谦让，开完了之后达成了什么共识、有什么待办还是稀里糊涂的。最后，该做的事情跟丢了，反而甩锅是因为远程办公条件不行。
类似地，工作中很多环节都有这个问题：有些企业的管理模式跟不上远程办公的要求，人在现场还能亲眼盯着工作进度，布置和指导工作全都要靠领导耳提面命、老员工手把手教，工作一撒出去就两眼一抹黑了。
我发现，年初远程过一轮回来之后，公司不少团队都更加强调把工作流程文档化、数据追踪报表化，这是好现象，说明管理方式在告别人盯人的阶段，这才有可能全面走向远程。
发了个投票帖，看看各位从业者怎么想，在你看来全面远程办公能实现吗？
人为什么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身体不是自己的吗？为什么不能想卖个器官就卖？

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有必要用强制力克服短视的个人决策。
@阿源老师 提到，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合法买卖器官的国家，而且，伊朗还有一点特殊性：出于宗教信仰原因，伊朗法律禁止从尸体上移植器官，所有的器官移植必须来自活体。
在九十年代，花费大概 500-1500 美金，就可以合法从伊朗买到一颗肾脏；有研究表明，大约 60% 的伊朗器官卖家在出售器官后发生了健康恶化，79% 卖家在事后表示后悔出售器官。[1]
禁止器官买卖，毫无疑问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据报道，我国现阶段的器官供需比是1：30，有将近60%的肾脏需求要等待一至二年，有超过40%的肝脏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2] 在未被满足的 97% 等待者之中，我相信一定有人能给出公允的价格，也一定能找到这么一些例子，买家通过延续自己的生命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利益。
但也总能找到一些例子，有的卖主支付了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公允价格，得到了丰厚的补偿，却在之后的一天悔恨自己的决定 —— 伊朗的器官买卖市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可能都不太喜欢父母的唠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几乎总能成功激起人们的反感。但你会发现，无论中西方，为了避免人们后悔而阻止人们随心所欲的立法无处不在：强制疫苗接种、义务教育、缴纳社保... 这些立法，都在干涉人们的自由，同时也在防止人们因为日后的疾病、贫穷、老无所依而后悔。
当然，除了避免后悔之外，禁止自愿买卖器官的依据还有很多。例如，你可以论证器官买卖侵害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有可能导致更多人因为出售器官而影响劳动能力，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你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质疑买卖双方是否有对等的议价能力、器官交易的负外部性是否会削弱自由市场的价值（例如增加了社会医疗成本，而这部分成本无法通过交易价格来吸收）。
这些角度，或许还没有定论，也正是因为如此，「自由」的边界，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推移。但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来看，买卖器官的自由，还是免除不了家长主义的唠叨。
因为立法者还普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更多信息，矫正个人短视行为带来的遗憾。
参考
^Zargooshi, Javaad. “Quality of Life of Iranian Kidney “Donors”. The Journal of Urology, 166(5)
^《我国申请器官捐献人数飞速上涨 器官短缺问题仍严重》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9/01/c_1121581525.htm
如何看待用花呗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

前些年，谷歌、Facebook 等公司宣布，平台将全面禁止并下架「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的广告。平台认为，这一举措是为了避免用户选择对自身有害的金融产品。
所谓「发薪日贷款」，正如其名，是一种针对个人消费者的高利息小额贷款，用于渡过发薪水前几天「断粮」的窘境。即便是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发薪日贷款也经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它创造了一种路径，让没有存款、没有抵押品、没有良好信用评级的个人也能超前消费，掏空了人们未来的钱包。
个人消费信贷，本身未必是罪恶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可能有助于提升效率。如果一个人仅仅按照当前的收入水平进行消费，未必是理性作用下的最优结果；理性的消费者会综合考虑当前与未来的收入、当前的资产、当前与未来的消费等因素来做出消费决定。而各种信贷产品，则有助于帮助消费者实现这一结果。
最简单的例子：人在年轻的时候贷款买房买车，贷款上学（常见于学费高昂的欧美国家）是理性的结果，因为按照一般的收入预期，他们在未来能赚到更多的钱。如果仅仅是盯着年轻时的收入水平来消费，其实没有达到生命周期中最理想的消费水平。
然而，payday loan，和花呗广告中所列举的场景，都无法从上述理论中获得正当性。广告中，37 岁的施工队队长借钱给女儿过生日，这一行为真正理性吗？人到中年，又不是从事可能一夜暴富的行业，收入水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给女儿过个生日，还要不要继续鼓励他进行借贷？这种宣传方式，到底是温情，还是在鼓励人们作出不负责任的非理性消费决策？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知道，鼓励穷人贷款消费是不道德的，市场中存在这种产品，源自真实的需求，但在投放广告时要注意避免刺激这种需求。
我们的一些企业，是不是比自己的师傅们还要资本主义了？
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和妻子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美国宪法小知识时间：如果川普在大选中获胜，却因健康原因无法就任（包括因为死亡彻底无法就任），那该怎们办？
宪法第二十修正案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如果尚未就任的当选总统在任期开始前无法履职，那么应当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责
If a President shall not have been chosen before the time fixed for the beginning of his term, or if the President elect shall have failed to qualify, then the Vice President elect shall act as President until a President shall have qualified...
根据美国政治传统，如果胜选，那么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搭档将被任命为副总统。
这样看来，特朗普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新策略：
既然大家觉得我和拜登都不靠谱，希望我们两个都输，那要不然你们再看看，彭斯当总统吼不吼？
支持我的人可以投我，彭副统领会秉承我的遗志；
纯粹是因为两个都不喜欢，所以不投票的，可以投我，这样你们说不定就会得到一位新总统；
一举拉拢摇摆票，妙啊。（狗头，纯属瞎扯）。
四川金川网红拉姆直播时被前夫重度烧伤， 9 月 30 日晚不幸离世。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如何看待此事？

看到有关于「拉姆法案」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说几点：
1、通过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推动立法，在我国并不罕见。
2009 -10 年间，唐福珍、罗志凤等「钉子户」的悲剧，推动了 2011 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以前法律允许“先拆再补偿"，而现在，原住户不得到补偿，就不得进行拆迁。
最近一两年，龙哥案和其它引发媒体关注的正当防卫事件，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矫正谁死谁有理的惯性。
保持关注、参与公共讨论，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
2、当然了，相关法律不会真叫「拉姆法案」。
欧美国家经常见到用人物命名的法律，主要有两种可能：
一是由发起立法的议员命名，例如多德弗兰克法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步法案，是欧美议会制政客们光辉的政治遗产；
二是来源于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在判例法国家，法官通过裁判文书中的说理来解释法律、创造法律，一些经典判例中的说理逻辑通过法案固定下来。
这两点和我国的社会土壤、司法传统都不太符合。并不是说用人名立法就是更加尊重人，不能一概而论。
3、在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遭受家庭暴力时，家暴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根据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 年间，全国各级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004 份。
但说实话，2000 份，说难听点，够干啥的？当年我在明尼苏达州 Ramsey County 的时候，每个月因为违反禁止接触令被判处成立重罪的，每个月少说也有一二十例，这还就是人口五十来万的一个郡。
拉姆的悲剧表明，当女性已然遭到家庭暴力、多次受到生命安全威胁，警方和司法机关已经介入的情况下，纸面上的人身安全保护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讽刺的是，上一次「人身安全保护令」通过新闻报道走进大众视野，还是源于李国庆和俞渝的一地鸡毛。
拉姆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本身。忽略各种人群的标签和符号，事情的本质就是，一名长期努力寻求帮助、寄希望于法律介入的潜在受害者，最终没能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需要的不是「拉姆法案」，而是让已经存在的立法发挥作用。
你怎么看《蜘蛛侠 1》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是否应该因为不作为而受到谴责？

这虽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我们可以看看作为底线的法律是如何看待的：
有人在游泳池溺水呼救，孙杨和场馆当值救生员都在池边，两人均没有出手相助，导致泳客溺水而死，谁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给出的答案是，救生员应承担责任，孙杨不应当承担责任，前者因职务有救助义务，后者没有救助义务。
听起来很冷漠，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假设水池边不是孙杨，而是三名围观群众，张三是大学游泳校队成员；李四体育课选修的游泳，马马虎虎及格了；王五勉强能在水池里游一个来回。问题来了，这三个人之中，谁的能力大到足以承担救人的责任？我们在哪里画一条线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作为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学问，痛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能力是模糊的，所以法律更多从职责的角度切入。职责很清晰，一个人要么是当值救生员，要么不是，要么因此具有救助义务，要么没有。
当然，还是有一些扯皮空间的，美国就有很多关于警察什么时候才算「当值」的判例，在掰扯各种细节问题，比如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但还穿着警服算不算当值，穿了警服但还没来得及带上警械算不算当值之类的，但至少我们能够形成一套可以客观评价的标准。
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在进行谴责之前，我们能够清晰地定义「能力」吗？道德判断虽然不需要法律那样的精确性，但如果标准不够明晰，也容易产生鸡同鸭讲的彼此攻讦。
当然，如果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用于自律，我是一万个赞成，以上讨论的仅仅是用于律人的问题。
如何看待对于「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的提议，教育部表示「意义重要，将充分采纳」？

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1、把决定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权下放给导师，如果就是否准予毕业发生纠纷，有什么争议解决机制？
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来看，高校关于是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如果被校方拒绝毕业，学生可以起诉学校，但需要注意一点：从田永案的处理方式来看，法院没有判决要求学校颁发毕业证，而是充分尊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仅仅是判令了北科大组织学位委员会研究讨论。
问题来了：现在我们把主体从学校换成了导师，导师拒绝学生毕业，这一行为是行政行为吗，可诉吗？如果可诉，法院判令重新研究讨论，是不是把皮球又踢回到了导师手里，让研究讨论过程变成了「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情况？
这样看来，有必要设立用于争议解决的机制，而且需要确保其中立性，而非导师对自身决定提供正当性的橡皮图章。
2、如何全面了解导师相关信息，避开「天坑」导师？
导师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就需要更加强化双向选择的机制，要选择就必须有信息。
无可回避的一点是，各种「非官方」评价导师的路子还不够充分。就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导师评价网因为一些原因被限制访问了，一些关于大学导师的负面新闻，难以在网络得到充分的流通。各种社群、论坛的零星爆料吐槽，没法充分沉淀下来并高效触达有需求的人群。
你可以说，这些非官方评价途径充斥着未经证实的传闻、涉及名誉侵权、隐私侵权等种种问题，而且容易被滥用。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如果官方渠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帮助选择导师，又怎么能怪民间的路子太「野」呢？
3、如何为导师的行为划清界限，避免让学生成为自己的「生活秘书」、「门徒」
在理想世界中，你问我，大学去行政化好不好，尊重学术自由好不好，让最了解学生的人评价学生好不好，那我当然都说好了。但在现实中，行政化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家长式的人治；学术自由了，自由的是导师的最终解释权；导师最了解学生，同时也最知道学生的软肋和把柄，知道在哪里卡脖子最有效。
对于德才兼备的好导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而且我相信学术圈的好导师还是多数。
但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毕竟不是 999 个好人，而是其中极其个别的一个坏人。依赖于人性之善来发挥作用，但不能规避人性之恶的规则，一定是会出问题的。
9 月 22 日曲婉婷为母亲张明杰贪污案发文，称「6 周年无果，继续保持相信正义」，你怎么看？

曲婉婷在海外奔走相告呼吁「公正」，仿佛她妈的权利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对此，咱们得用魔法打败魔法。
曲婉婷她妈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涉案金额达 3.5 亿元，贱卖国有资产导致五百多名职工下岗，有报道称，受牵连的下岗工人因无钱取暖而绝望自杀。
我们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有权利出国接受教育、搞音乐，东北的国企职工们也有权利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你说，应当追求程序正义，每年报一次羁押的时间，仿佛这就是莫大的不公；
我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张明杰案的赃款到底在何处，能不能追回，还有什么人牵扯其中，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给安置款遭到挪用的五百多名职工一个交代，这体现了对人民群众财产权的重视。刑事诉讼法本来就允许对「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案件延长审限，像这样情况特殊的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也是于法有据，符合程序。如果觉得程序走得太慢，不妨来配合一下取证工作，降低一点审理难度。
曲婉婷在海外媒体频繁发声，呼吁平等和自由，巧了，这条微博正显示了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曲婉婷可以自由地在中文社交媒体表达观点，哪怕将一名犯罪嫌疑人称为「英雄」，但也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受欢迎而被剥夺声音。
哦对了，事件还体现了中国对他国司法主权的尊重：尽管曲婉婷用于海外生活的资金来源可疑，也没见她和案件毫无关系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机场被逮捕接受调查。
挺好的，你尽管呼吁你的公正，我从事件中看到的，只有对基本权利的尊重，我对东半球的司法系统只有感恩。
如何看待美国一移民拘留中心被曝「滥摘」女性移民子宫？

如果爆料属实，那么不管是进行了一例，二十例，还是两万例摘除子宫的手术，都会产生严重的合宪性问题。
「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是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必须要说明一下，这里的「隐私」和中文里我们通常理解的意思不一样，并不是说不让家长偷看日记，或者不让邻居架着望远镜偷窥自己卧室，而是强调政府对私人生活不得过度干涉。
其中，也包含了不得干涉公民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Right to Privacy 在司法领域经常和堕胎建立联系，例如著名的 Roe v. Wade 一案中，女性支配自己身体、进行堕胎手术的权利，就是从「隐私权」中汲取的正当性；再比如，Griswold v. Connecticut，381 U.S. 479 (1965) 一案中，原告也是通过强调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推翻了康涅狄格州一条禁止「使用任何药物或者医疗器具避免（人的卵子）受精」的法律。
万万没想到，当今的美国，Right to Privacy 居然要反着练了，以前是让国家允许进行堕胎或者避孕，现在是避免国家强制进行节育。
说起强制节育，之前有朋友说起一个上古案例，Buck v. Bell, 274 U.S. 200 (1927)。当时，宪法判例中的经典反派角色弗吉尼亚州施行了一条法案，允许对智力残障人士进行强制的医学避孕措施。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法案并不违反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判决进行了这样的说理：「与其等待处决犯罪的劣等后代，或者让他们因自己的智力缺陷而饿死，社会可以防止那些不适合延续生存的群体继续繁衍，这也对世界更加理想」（It is better for all the world, if instead of waiting to execute degenerate offspring for crime, or to let them starve for their imbecility, society can prevent those who are manifestly unfit from continuing their kind.）
朋友们，不要有任何疑惑，这就是法西斯言论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优生学」的背书，在后世被纳粹主义者引用，用以论证种族灭绝的正当性。
时过境迁，Buck v. Bell 一案在后世的司法判例中经常被拉出来吊打，但从来没有真正被推翻过。有一说一， Buck v. Bell 背后的荒唐立法，放到今天大概率会因为违反其它宪法基本权利而被推翻，
但我们真的需要对此类违反基本权利的立法钉上最后一根棺材钉，防止它复活。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将问题引导到目的之争，也是被带偏了：不管是控制非法移民后代人数也好（听起来我也觉得不这么可信），还是因为其它更加「合理」的目的也罢，事情的本质都是有选择地限制特定群体的生育权利，限制女性对身体的自由支配。
不是一个，二十个，或者两万个的问题，法西斯思想的毒性，不需要考虑剂量。
如何看待女子离职后仲裁获赔6000元补偿金，公司拉来两桶一角硬币，称「硬币也是人民币」？该如何应对？

公司自以为很聪明，以为宣称「硬币也是人民币」所以不得拒收，就可以恶心一下劳动者。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如果有人恶意使用硬币履行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法院也会看不下去的，对此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8月30日下午，江苏灌南法院执行局根据申请执行人郜先生的申请执行一起陈某的欠款纠纷，被执行人陈某却扛来一袋硬币前来兑现，令执行法官及申请执行人郜先生哭笑不得...
考虑到一角、五角的硬币在现实流通中的不便，针对陈某的这种有意妨害执行公务的行为，李法官当场对陈某予以批评教育，并告知陈某如果与郜先生还有其他纠纷，可通过合法途径寻求解决。
诚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文本，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要考察背后的立法意图。
规定任何人不得拒收人民币，为的是保护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试想一下，如果国家发的货币公民可以不认，那这个政权就真的药丸），也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避免市场主体对交易设置障碍。
请问，如果事件中的女子不接受公司支付补偿金的方式，是要颠覆国家政权了，还是要欺行霸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了？ 我倒是觉得，公司为仲裁裁决的履行设置不合理障碍，才是真的把国家对劳动者的保障体系不当回事、给人力资源市场造成了阻碍。
也不用劳动者自己拒收，别让人家为难，批评教育一下公司相关人员，让公司财务自己微信转账解决就是了，也不多浪费司法资源。
美财长称收到的 TikTok 解决方案「不涉及出售和技术转让」，在你看来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吗？

在昨天的回答中，我提到了一种可能性：是否可能达成一种妥协，TikTok 的控制权依然在字节手里，仅仅是通过与美国企业的合作规避特朗普的禁令？
目前看来，这一假设正在成为现实。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接受，中国政府能否接受。
在 9 月 10 日，特朗普就 TikTok 问题发表了评论：「我们要么出于安全原因把它（TikTok）关掉，要么它就要被出售。」（ So we'll either close up TikTok in this country for security reasons, or it'll be sold.）
特朗普看似硬气，其实也有顾虑。在之前字节跳动起诉美国政府的主张中，有两条诉讼理由，是足以世界范围内科技互联网公司普遍关注的：
特朗普以保护通讯领域的国家安全为由签发了总统令，但各类社交网站并非传统认知中的通讯服务提供商。万一被无端打成通讯公司，享受华为待遇，哪个公司受得了？
特朗普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扩张解读，在所有互联网公司头上都悬了一把刀；在字节跳动看来，特朗普并没有充分说明公司的哪些行为造成了国家安全问题，也没有给公司留出足够的时间举证进行反驳。这种武断的程序，扎在字节身上，看在其它硅谷公司的眼里。
虽然我们调侃「火星视角」，但不得不说，能够展现出火星视角的美国互联网公司，是字节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博弈的重要盟友，背后的舆论声量，也是让特朗普心怀忌惮，延长禁令生效时间的重要因素。Oracle 此刻扮演了真正的「斡旋家」角色：一方面规避中国政府对核心技术出口的限制，强调不会掌握 TikTok 源代码，另一方面给特朗普政府递台阶，尝试满足美国「国家安全」诉求。
同时，中国政府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列入了限制出口类别，这一举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收购」这一选项，已经被强行拿出了谈判桌，自己只能追求次优解。
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尚未表态，财务部长 Steven Mnuchin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将在本周对此次合作进行审查，随后向特朗普给出政策建议。
以懂王过去的表现来看，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下台阶，且看着吧。
14周岁以下犯罪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真的科学吗？

在我看来，不是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是否要容许「必要的恶」，在规则的清晰性和灵活性之间做出取舍。
世界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立法千差万别。在美国的 33 个州，法律完全没有对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作出规定，一个小朋友刚生下来就犯罪了，理论上也有可能被判刑。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因为控方还必须要证明这位小朋友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如果陪审团结合证据认为，嫌疑人的大脑发育程度不足以理解和控制自身行为，那就无法定罪。其它的州，刑事责任年龄在 7-10 岁不等，对于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年龄设在了 11 岁。
也有的国家，设置了比较低的刑事责任年龄，比如印度尼西亚是 8 岁，伊朗是 9 岁，马来西亚是 10 岁等。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在英联邦国家比较常见，就是存在「恶意补足年龄」。什么意思呢？我们拿澳大利亚的法律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法律有两条线，一条在 10 岁，一条在 14 岁。10 岁以下的人犯罪，哪怕是杀人放火、炸平西半球种族灭绝，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14 岁以上，需要正常承担刑事责任，而在 10 至 14 岁之间，则存在一个「缓冲地带」：法律默认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这种默认的前提是可以推翻的，称为「rebuttable presumption」。
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者的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同样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时候，犯罪者所展现出来的主观恶意，就能补足对应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所以称为「恶意补足年龄」。
看来，世界各国多多少少会给刑事责任年龄画一条线，有的清晰，有的比较模糊。为什么要画出这条线呢？那就要从犯罪的构成说起了。
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不仅要看客观方面，也要看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很好认定，一个人，手里有一把刀，把人给捅死了，那就是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但主观方面就很难说了，这个人有可能是在梦游，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有可能是别人强行拽着他的手，把他当成杀人的工具；有可能是被张三威胁的，张三告诉他，你不帮我捅个人，我就杀你全家。这几种情况下，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的人，主观恶意就存在不同，因此不能一概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规定特定年龄以下者不承担刑事责任，背后的原因也是如此。立法者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才能够承担刑事责任，儿童心智还不够健全，不能分辨是非，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这种逻辑，有一种常见的批评：道理我明白，可是为什么要把线画在 14 岁？如果有这么一个小朋友，12 岁就出来当社会人，嘴里叼着华子，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从行为和言谈举止来看都已经是很成熟的张三了，说他不能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会有人相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法律反正是如此相信的。关于 14 这个神奇数字，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法律规定中找到联系。例如，根据刑法，14 周岁以下的女性是没有性同意能力的，换句话说，和 14 岁以下女生发生性关系，哪怕是「你情我愿」，依然构成强奸。法律认为，这个年龄以下的女生，对于性行为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并不具备充足的认知，在作出同意的时候，也不能理解自己同意了什么，所以这种同意无效。
对于 14 岁这条界限，个人的猜测是，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资讯还没这么发达，未成年人还没这么容易早熟，所以在大家看来，14 岁以下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然而，大人，时代变了。在 2009 至 2017 年间，14 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已经从 12.3% 上升到了 20.1% （相关报道：杨莉珊委员：借鉴“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管控未成年人恶性犯罪）。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数量在下降，14 岁以下犯罪的比例却在上升，而他们还游离在刑事惩罚之外。
2019 年，大连一名 13 岁男性蔡某某，将一名 10 岁女童骗到家中，在强奸未能得手之后，对被害人进行殴打，掐住了对方脖子令其窒息，然后连捅几刀杀人灭口，最后将被害人抛尸灌木丛中。像这样的恶性案件，加害者真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知，不知道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吗？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无法如此冷酷地进行补刀、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进行抛尸。对于此类案件，一刀切的年龄设置，显然无法让公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正。
大连 13 岁未成年人杀人案，法院最终判处蔡某某三年收容教养，要求杀人者父母赔偿被害人家庭 128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然而，根据今年九月的报道，蔡某某的父母并没有进行赔偿，也没有道歉。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网开一面，主要的考量是，他们还是能够被教育的、能够得到矫正的，因此存在收容教养制度，或者是正在完善的专门教育制度。但总会出现蔡某某这样的个案，他们扭曲的家庭环境让我们产生怀疑：在如此扭曲的家庭价值观念下，教育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要不要取消 14 周岁这条线，直接按照个案的情况，逐一判断犯罪者的认知水平和主观恶意，或者引入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一方面，具有弹性的标准存在优势，能够更好地吸收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避免个别极具争议的案件让人们怀疑法律的权威性，甚至觉得法律是僵化刻板的「恶法」；
另一方面，具有弹性的标准有可能被滥用。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取消了明确的年龄标准，完全看具体案件中律师如何举证、法官如何裁判，那么同样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有钱人可以请最好的律师辩护，穷尽各种方法，从心理到生理来证明「他还只是个孩子」，甚至有可能贿赂法官、找到自己的保护伞。如果标准变得灵活，那么就有可能对金钱和权势网开一面。
学法律久了，真的会失去人性。这里的失去人性，指的是压制住替天行道的冲动，认识到法律其实是不同价值之间的取舍，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不管是一刀切的标准，还是具有灵活性的标准，都存在弊端，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通过不断的思考、讨论，让法律保持生命力，不断去回应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
如何看待因网友发布差评视频，王府井狗不理称「恶意中伤，已报警」？网友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关于是否构成侵权，有一段判决书我觉得写得很好，节选出来分享：
评价的好与坏都是网络用户的一种情感表达，“差评”只是该情感表达一种不认可的表现，但并没有侮辱、诽谤。
经过买卖双方的良性互动，可以使互相之间更加了解，促进商家提高服务水平，这亦是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下，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来源 惠州市东南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平山分公司与周源达名誉权纠纷案（（2017）粤1323民初3246号）
狗不理发布声明宣称视频中「所有恶语中伤言论均为不实信息」，这句话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其中大量对主观感受的情感表达无法用「真实」或者「虚假」进行定性。例如，视频作认为包子的口味就值 20 块钱，100 元两屉有点贵，这在狗不理看来可能属于「恶语中伤」，但它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因为只是一种给予主观评价的情感表达；再比如，认为包子太腻，需要喝饮料冲下去，同样无法归入诽谤的讨论范畴，因为一个人吃什么东西会觉得腻，和当事人身体状况、饮食习惯都有关系，「腻」这个概念难以存在客观标准，自然也难以从是否属实的层面进行定性。
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对自身所接受服务进行评价乃至情绪宣泄，如评论内容并不涉及侮辱、诽谤之意，则不构成名誉侵权。可以看到，视频作者还是对狗不理进行了一定的正面评价的，例如认为服务水平高于预期、「也没那么难吃」，这也体现了基本态度还是在进行基于真实体验的点评，而非蓄意进行诋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视频博主的行为，也是在积极践行这一权利。
最后，「报警」这个行为，恰恰解释了狗不理近年来经营存在困难的原因：没有把自己当成平等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平等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纠纷，第一直觉是喊一句「我上头有人」，希望寻求公权力庇护，有了这种思维定势，就很难真正具备竞争意识、打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经营效率了。
各种「老字号」的困境，很多就是这样产生的。
饿了么凌晨发文将推出新功能，用户可选择是否愿意多等外卖员 5 分钟，你愿意多等这 5 分钟吗？

思考「我」愿不愿意多等五分钟，就被绕进去了。
做个政治不正确的比喻：美国建国初期的南方人，可以选择每个月送给黑人奴隶一个西瓜，而这并不能根本上改变劳工的生存状况，只能获得虚无的自我满足，甚至也能让奴隶主获得道德上的解脱，代为承担了非难。
背后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作出调整，说啥都没用。
@stan 的回答揭示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外卖骑手都不是平台的「雇员」，彼此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就意味着，平台可以享受骑手的工作成果，但不承担雇主的义务。五险一金咱也不指望了，哪怕是提供劳动安全保护、保障员工休息权等基本的义务也不需要承担。
有的人说，这就是市场经济，不爽不要玩，平台提供了一种谋生的工具、骑手从中获取了报酬，愿打愿挨而已。
市场经济表示，别赖我。
2020 年 8 月 1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一场诉讼中签发了临时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责令共享出行平台 Uber 和 Lyft 将平台上的司机定性为公司「雇员」，并承担雇主相应的义务。
在之前的 Dynamex Operations West, Inc. v. Superior Court, (2018) 4 Cal.5th 903 一案中，法院提出了一种「ABC 测试」来判断平台上的司机是否为「员工」。如果司机满足以下三点，则属于「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而非员工，否则，就算是平台的员工：
A ：此人在进行具体工作时，不受平台的控制和指示
B：此人所从事的工作独立于平台日常业务之外
C：此人惯常于从事独立进行的交易、职业或商业活动。
按照这一标准，如果 uber 请了一名小包工头装修的办公室，那么这名包工头大概率不算「员工」，而平台上的司机，因为受到了平台的指示开展工作、开展的工作和平台主营业务相关、且日常以开 uber 为主要谋生手段，则大概率属于「员工」。
可以看到，饿了么、美团等公司的骑手，如果放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大概率被认为是平台的雇员而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如果骑手成为了平台的员工，那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中所说的乱象，能不能得到遏制呢？虽然肯定还会存在问题，但至少会给企业提供更强的激励去做出改变：为了避免承担高额工伤赔偿，而避免在时间限制上走极端助长危险驾驶；为了避免承担连带责任，而避免为了利润默许违章驾驶。
改变平台和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才是根本之策，比唤起顾客的恻隐之心粉饰太平更有用。
-
你是否支持外卖平台为了骑手安全放宽送达时间要求？欢迎加入互联网从业者交流圈投票发表观点：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反映出了外卖行业的什么现象与问题？外卖效率与外卖员人性化待遇应如何平衡？

大多数时候，我都对法律干涉市场竞争持审慎态度，但对于外卖行业，我认为有必要立法禁止踮起脚尖，限制企业以劳动者安全为代价严控送达时间。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外卖平台和消费者，那么充分的竞争会提升效率：企业努力缩短送餐时间以扩大市场份额，消费者也从竞争中获益，享受到了更快速的服务，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
但我们把视角放远一些，就会发现上述竞争过程存在严重的「负外部性」，对于企业和消费者而言的「最优送达时间」，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害（例如因为赶时间而受伤的外卖员、因为外卖员在超时压力下违章驾驶而受到威胁的路人等）。将他们列入功利计算的框架中，那么对于企业和消费者而言最优的时间限制，就未必还是最优结果了。
像这种市场负外部性的出现，就为立法干预提供了正当性：避免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而片面压缩送餐时间，从而实现更大的利益共同体的全局最优。这样的立法，我们并不陌生：排放限额、大客车司机强制休息、八小时工作制、烟草产量限制等，都是为了抑制负外部性而禁止踮脚的立法，对供给量作出一定限制，避免市场参与者追逐局部最优而造成整体上的损失。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提醒了我们，让市场自发规避负外部性是很困难的 -- 企业擅长的是表面实现合规、对外展现社会责任，而对利润的追求会让他们的动作变形。
文中有一个故事：为了保障外卖员安全，平台强制外卖员不时观看安全宣传录像，而严苛的等级考核机制，又让骑手很难在高峰期放弃接单安心看录像。一名骑手为了赶着在高峰期接单，临时停车看安全宣传片，结果被撞伤。
平台用游戏化的机制，用简单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让骑手陷入了不断踮脚竞争的过程。大部分人超速、逆行、闯红灯的背景下，规规矩矩开车就意味着收入损失；大部分人证明了，用 30 分钟就能把餐送到，32 分钟才能送到的外卖员就面临淘汰。至于这两分钟是如何换来的，是违章、是用命来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平台在所不问。
他们可以躲在合规的围墙后，宣称已经做了足够的安全培训；可以躲在算法背后，说这是基于海量数据的结果，是完全可行的；可以躲在消费者的背后，让消费者习惯了便捷、习惯了关于送达时间的承诺，让他们将不满发泄在少数不踮脚的骑手身上。
对外卖配送行业立法，还有一个正当性来源：要把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劳动关系重新管起来。（感谢 @Lilyann 提供的启发）
外卖行业中，相当一部分骑手并没有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可能是第三方劳务派遣，可能是来自代理商，可能是纯粹的自由注册。平台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雇员，我们之间并不存在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生产工具。
在这种体系下，平台享受了劳动者的工作成果，采取一定的机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要求其承担义务（比如在特定时间拍微笑照片），但自己却不像劳动法律体系中的雇主一样承担责任。
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越来越多劳动法体系之外的劳动者，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各种新的经济形态，传统行业的弊病五毒俱全，却又因为足够「创新」而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
我们当然不能枪毙踮脚的人，
那么，应该「枪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