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在中国，一个美国人打伤了一个日本人，怎么管，归谁管？

啊哈，这个场景正好可以用来对比几种管辖权的来源：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以及（潜在的）普遍管辖。
1、属地管辖，指在哪里犯罪，就归哪里管。世界各国普遍以属地管辖为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对此也做出了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2、属人管辖，可以理解为哪个国家的人犯了罪，就由哪个国家来管。
在美国法律中，根据 Blackmer v. United States, 284 U.S. 421, (1932) 判例，美国政府可对境外美国公民提起刑事指控并要求其回国接受审判。
在中国法律中也有类似的管辖权依据，根据《刑法》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可以理解为，属人管辖方面对于军人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其他人则「抓大放小」。
3、保护管辖，可理解为哪个国家的人受到了不法侵害，就由哪个国家来管。
和上面的属人管辖一样，该管辖权依据在适用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产生冲突，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协调。电影《湄公河行动》中就体现了保护管辖的原则，事件中，外国犯罪者在境外的犯罪行为对中国公民造成了侵害，中国通过外交努力，促成了对犯罪者在中国接受审判。
4、普遍管辖，指的是依据国际公约或者其它国际社会所达成的共识，对于危害国际社会利益的罪行，公约参与国可以进行管辖，例如种族灭绝暴行，人人得而诛之。
除此之外，有的国家还会在立法中创设特殊的管辖权依据，最近有本挺火的书叫《美国陷阱》，我也在看，其中就涉及美国反商业贿赂法对境外企业管理人员的适用。其中，跟美国发生商业联系，也可能成为管辖权的来源，问题中没有涉及就不展开了，看完了再和大家分享。
综上，题目中的问题，原则上由中国管辖（不考虑外交豁免等较为特殊的例外），但也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司法协助，适用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至于一般的打人行为，估计国际公约也管不着，只是顺带提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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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之前默认了事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在民事方面，请参照 @布鲁斯史 的回答。
当对方说想要星星，如何用法学的方法满足她的愿望？

1、
- 我想要星星！
- 好啊，不过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你想「占有」这颗星星，还是想要用拥有这颗星星的完整的所有权？你能接受他人在其上创设地役权吗？哎呀糟了，目前对于外星土地的登记制度太不完善了，该怎么避免他人主张「先占」呢。。。或者我们可以怂恿他人去主张所有权，然后用一种类似永佃权的方式在实质上利用这颗星星，万一有啥纠纷也好及时抽身。
- 啊我晕了我晕了，眼前好多星星，你不要再说了！
2、
- 我想要星星！
- 我也想啊，我还想把这颗星星留给我们的孩子呢。诶说到这个，如果我们写下遗嘱「如果我们的孩子王二小能够大学毕业，就可以获得这颗星星；如果不能，则这颗星星将被捐赠给国家」，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是不是一种 Fee simple determinable？ 不对，我看更像是 fee simple subject to executory interest，我看可以再把语言清晰一下...
- 啊我晕了我晕了，眼前好多星星，你不要再说了！
3、
- 我想要星星！ 你不要再花言巧语了，这里有一份「购买星星承诺书」，赶快签字！
- 哎呀，这下有意思了。。。（提笔签字） 这下我该怎么办呢？是主张合同基于胁迫而无效呢，还是进行履约不能的抗辩呢？但你知道我的，我思考问题一般更靠近本质，我觉得这里根本没有形成合意嘛！你看，这个合同里面没有对「星星」的种类、大小、规格作出详尽说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想要的其实是观测到星星的光芒呢？这是很合理的解释，因为那些几万光年之外的星星，可能本身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们的光依然能被我们观测到。也就是说，人们讨论的「星星」，很多时候是指星星的光芒。（拉开窗帘）喏，这个就是。
- 我。。。信不信老娘打得你满眼星星！！！
在清华大学读经济与金融专业是一种什么体验？

经 14 班的来打卡了，工作间隙写回答，想到哪说到哪：
1、清华经管的培养项目，对于通识教育是费了心思的。大一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彭刚老师的「西方文明」。通过这门课，很多人第一次真正阅读了柏拉图、边沁、罗尔斯、密尔、安兰德等人的作品，开启了更多思考问题的路径。
经管学院有一门课，叫「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则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发挥思辨精神（而不是玩哲学家报菜名）。印象很深刻的是，这节课有个小作业：采访你认识的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以此为契机探讨分配过程中的正义。说到底，经济学不就是在学关于稀缺资源的分配吗？在研究分配问题时，多想想，没毛病。
2、但所谓「社会贡献大」（一个自黑梗）的经管学院，毕竟不是人文学院，是要恰饭的。这一点，钱颖一院长显然很替学生着想，所以在大一大二就安排了实用类写作和商务沟通课程。我们那时，说实话执行的有点走样，写作老师夹带私货有点重，但据说现在有了改善。
实用类写作，中国高中教育强调得太少了。工作中的写作，说到底是在传达信息，而不是靠堆砌新奇的素材和漂亮的词藻来展现技巧。而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则会专门用几门课程来教传递信息的能力。
（一个侧面：在全校公选课上，涉及小组作业，自告奋勇做 ppt 的往往是经管同学，恐怕是此类课程的后遗症。）
3、经济类必修课设置，和对门差异不大，无非就是大一的经济学原理和数学基础课（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大二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我因为数学实在差劲，大三开始就走上了靠行为经济学等边缘学科凑数的邪路。
必修课程另外的半壁江山，则是公司金融、投资学原理等金融基础课程。另外，像是会计学原理等财会类基础课程，经管学院非会计专业的同学也要学，事后回看，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有助于读懂报表。
4、经管的老师总体而言非常负责，像是白重恩、李稻葵等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经济学人，也会坚持留出 officer hour 和学生交流。另外，请大家珍惜钟笑寒老师讲的经济学原理。他的讲授，每一个环节都显得很自然，但显然又经过了打磨，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做出了本土化的演绎（比如用李逵和张顺来解释比较优势）。对于毕业后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朋友来说，很多东西可能都慢慢忘记了，但钟笑寒老师传授的思维方式却能跟随人们很久，正所谓 a little knowledge can go a long way 是也。
5、经济与金融专业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有种不太讨其他院系喜欢的特质。以我为例吧，习惯于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都可以辩证看待强行五五开，追求世俗上的成功同时还喜欢立牌坊，这种心态还挺普遍的。经管有大牛，但相对其它学院而言，少了一些「极客精神」，多了一些利用规则的好手。
6、所以，回到一开始说的，入学时读一读边沁和安兰德，以后内心就舒服多了，学院的课程设置的确高明。
大学什么专业最好？

这个问题很大，姑且把「好」定义为「有助于达成期待的目标」，这就可以分几种情况来回答：
1、如果你对未来从事什么职业尚没有太清晰的认识，可以考虑培养计划比较「杂」的专业，多给自己留后路。
大学本科我学的经济与金融专业，我们学院被戏称为「School of English and Maths」（本来是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这是因为英语和数学构成了每天学习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不少经管类学校搞英文授课或者使用英语教材，虽然一开始的确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但事后看来是有收益的。短期来说，对于海外交流或者研究生阶段留学有帮助，长期来说，具有实用英语进行工作的能力，在多个行业都是加分项。经济学专业也能帮助学习者储备一些通用的数学技巧，积累比较基础的回归分析能力，了解一点统计学。这些技能，对于以后跟数字打交道也是有益的。
以上所说的，简单归纳，就是「听得懂话、看得懂数」，能让人获得这两项能力的专业，可称之为迷茫者的万金油。更不要说代码能力了，同样可以被归为「听得懂话」的一种。
2、如果你对于学什么相对不在意，而比较看中就业前景，那么不要盲目追高，而要关注「下限」。
有一次听老师讲当时做学生就业辅导的经历：有一天，他走进院馆大厅，看到前几天摆在那的易拉宝倒了没人扶。随后，他就迎来了开始工作之后最煎熬的几天，一边安抚着被毁约的学生，一边联系着雇主，问能不能再来安排招聘宣讲，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
那是 2008 年，那家在学院做宣传的公司叫做雷曼兄弟。
知乎上有很多「劝退」专业都曾经一度引领潮流（「21 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现在的当红辣子鸡，人工智能，不知道会不会加入这张名单，没有人能精确预测四年后的供求关系。
也有的专业，虽然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也长期活跃在舞台的边缘，比如法学专业。 @敏大 写过一篇回答，说法学「下限很高，而上限很低」，有的读者很奇怪：三四线城市小律所实习律师收入这么低，红圈所合伙人「年入百万」的故事这么多，为啥这么说呢？我的理解是，像这样的专业，行业整体波动不大，不容易忽冷忽热，哪怕出现了一时的过度扩招，行业也会慢慢消化冗余供给，但这样的行业，也很少能够引领社会认知、重建游戏规则。
财会和管理类，对于文科生来说，可以算作「下限很高，而上限很低」的方向。（至于管理类为何被归为此类，是因为成为知名企业家改变社会走向是高度偶然时间，而且此类人也大多不是从管理类专业起步的。）
3、如果你对自己的发展方向又很清晰的认识，大胆尝试之余，也要留下容错空间。
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能够极大提升大学四年的幸福感，无须多言。这里只强调一点：如果在你的规划中，实现梦想需要分为多个步骤，那么就需要考虑每一步到下一步的衔接中，有没有替代方案。越精巧的系统越易碎，如果你的梦想需要靠读 X 本科专业、考 Y 专业研究生、在 Z 机构实习才能实现，就必须在开始 X 专业学习前，考虑万一实现不了 Y 到 Z 的跨越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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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选喜欢的专业啊，假设「反正最后都找不到工作」成立，选择喜欢的专业，至少可以多快乐几年，不是吗？
假如美国第二宪法修正案（即支持公民持枪的那个）的制定者穿越今天看到枪击案给美国造成的痛，他会作何感想？

恐怕会气昏过去，就像字面意思那样，昏古七。
华盛顿：
「啥，你们 2008 年搞了个判决，不需要参加民兵组织就能持枪了？持枪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吗？！ 怎么现在变成一帮快乐红脖坐在自家阳台上打土狼玩了？这大美利坚药丸！昔日武德丰沛，当今 XX 不堪啊，啊我死了！」（口吐白沫）
来自弗吉尼亚的 Richard Henry Lee 赶忙上前猛掐华盛顿人中：
「总统您醒醒啊！ 美利坚丸不了的，我听他们说了，现在咱们的军队天下无敌啊！ 您别担心英国人了，听说他们现在舰队规模还不如当年，就一艘航什么母舰，还趴在港口里出不来。」
（路人小声道：李先生，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现在我们美国军队主要是常备职业军人，不是民兵。。。）
Richard Henry Lee ：
「什么？！ 常备军？就是英国人鱼肉百姓的那一群兵痞吗？这么大的常备军去侵占私人财产，那谁扛得住啊？美利坚啊，你变修了，我认不出你了，啊我死了！」（口吐白沫）
来自费城的 William Rawle 皱着眉头：
「我博学的朋友们，刚才我去街角那家武器店看了一圈，店员说，这里卖给平民的武器和军队的武器是不一样的，比如平民可以持有的步枪不能连发。虽然我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感到欣慰，谁能想到现在已经有了单人操作的马克沁机枪呢？但我还是满怀忧虑的：这算不算是实质上在解除人民的武装、让民众面对政府更胜一筹的火力难以抵挡呢？」
Thomas Jefferson：
「我的律师小老弟您可收起那一套车轱辘话吧！还说什么形式和实质啊，你看看现在的联邦政府变成什么样了？吃喝拉撒上学看病啥事都掺合一腿，前几年有个 XX（政治不正确消音）总统，还觉得政府能强迫人民买西兰花吃呢！」
Aaron Burr：
「对啊！ 现在那个黄毛老匹夫也不像话，管得也忒宽了点，前一阵还命令人民不能买那啥玩意，就那个，叫做什么哇什么为瘦鸡的玩意，联邦政府管得着吗？汉密尔顿你出来，要不是你这小子鼓吹什么联邦政府，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汉密尔顿：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特朗普招你惹你了？我当时写得社论你看清楚了没有，联邦政府管国家安全有什么不对的吗？我看特朗普那小子干得还行，不说别的，就凭南方那几个州的尿性，自己能修起来这么大一堵墙？」
Aaron Burr：
「多说无益，咱哥俩出去比划比划。」
汉密尔顿：
「比划就比划！」
（砰，砰砰，啊！）
汉密尔顿：
「啊我又死了。。诶为什么我要说又？」
约翰马歇尔：
「诸位，诸位，咱也别争了。第二修正案这事啊，啊，它是个宪法问题。宪法问题谁说了算呢？诶我看现在的做法就挺好，联邦最高法院说了算。有的小同志说，现在枪杀案太多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的确也没考虑过。那时候忙着跟英国干仗，忙着跟印第安人干仗，的确忽略了人民群众对于安定生活的追求。现在既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嘛！ 这样，听说他们后来还修了栋新的法院大楼，正好去看看，听一听年轻人的想法。」
Jefferson：
「什么？你是在说，现在联邦最高法院能解释宪法？！气死我了！啊我死了！（口吐白沫）」
马歇尔：
（wink，wink）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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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相关的梗，如有其它需要解释的，欢迎在评论区提出，稍后会再补充：
1、2008 年，通过哥伦比亚诉赫勒案，参加民兵组织不再是持枪的前提条件，而在美国建国初期，组织民兵以保卫国家是持枪的重要理由之一；
2、美国建国初期对于常备军具有很强的戒备心，依赖民兵组织承担国防并认为常备军会增加暴政的威胁；
3、联邦党人，如汉密尔顿等人，认为应形成有力的联邦政府，而杰弗逊和 Burr 等反对者认为，联邦政府的规模应当被严加限制，各州自主权应当得到充分保留。
4、Burr 和汉密尔顿因为政见分歧进行决斗，汉密尔顿不幸死于枪击。
5、马歇尔是推动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关键人物，他写下的判决，虽然当时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但在后世成为了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宪法问题的重要依据。
如何看待 5 月 30 日 CGTN 主播刘欣与 FOX 主播的这场辩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这场所谓的「辩论」，是一次电视辩论的失败案例。
没有发言规程和时间分配，导致一方发言频繁被打断，难以将完整的论证逻辑展现给听众。
没有居中协调者（例如总统辩论的 moderator），导致对话缺乏议程设置，双方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聊到哪了。打过辩论的朋友可能会熟悉「切分战场」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聊完一件事情，再进入下一个阶段，上一阶段达成的共识（或者让听众认为已经达成的共识，不管另一方接不接受）会延续至下一阶段。
而这次电视对话中，双方聊到最后，对于在哪里让对方承认了什么，依然各执一词。当然了，辩论不可能要求对方再一方论战之后心悦诚服，所谓「让对方承认了什么」是给听众看的，需要靠总结对方的回应，让听众认为：「哦，原来到最后对方也自知理亏了啊！」
而 Trish 的总结，则没能达到这一层面。例如，在关于专利的辩论中，双方给听众的感觉是：
Trish：中国偷我们的技术！
刘欣：不不不，我们很愿意购买技术。我们和美国可以互惠，比如我就是从美国学的英语。。（英音）
Trish：可是你是花钱学的啊！
Trish（事后总结）：刘欣承认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
你看，这样强行「共识」，对听众来说也是一头雾水的。这时候，一名帮助辩手梳理场上局面，让观众明白双方各自承认了什么的协调员就非常重要了。
最后，这场辩论的确不太好看，这也是双方所背负的东西所决定的。 Trish 所服务的，是节目效果和收视率，难免就会采取更为咄咄逼人、更具戏剧化的表达方式，而刘欣，不管以什么身份出席，她的一言一行都不可避免被解读为国家意志。在这场辩论中，Trish 为了节目效果急于给对方挖坑，而刘欣不可避免地采取最为滴水不漏的回应。（例如在关于中国是否搞 state capitalism 的时候，唯一的正确答案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Trish 四处挖坑并不奇怪，刘欣展现了很扎实的功底，并没有跳坑，而且能及时指出对方引用数据的错误（例如 Trish 错误地将美国企业受到知识产权侵权的总损失额度，偷换概念成了中国制造的损失额度。）但因为承担的东西太多，也无法放飞自我抛出神回答。福克斯的事后总结，也乏善可陈，讨论起了「欣」在中文里面是开心的意思。
唯一记住的，是辩论之后的广告歌，还挺好听的，叫做 Hall of Fame，推荐给大家。
如何理解华为在美提起诉讼：禁令是 「用立法代替审判」的暴政？

还是熟悉的操作，华为目前的表态和之前起诉美国政府的策略类似，主打法律对「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的禁止。
华为的主张是：美国近期发布的禁令，在没有给华为提出举证机会的情况下，预设立场认为华为为中国政府服务、危害美国用户的信息安全。华为认为，这种以立法代替审判的行为违宪而无效。
相关外媒报道引用了华为首席法务宋柳平的说法：
Song Liuping, who is Huawei's Chief Legal Officer, has also said that this law doesn't allow for Huawei to rebut the argument that the company work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also doesn't allow Huawei to produce proof that it does not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r does it spy on its users.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认为，该法案（指特朗普的禁令）不允许华为反驳自己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论调，不允许华为举证来表明自己并非听命于中国政府、并非进行对用户的间谍行为。
「剥夺公权法案」不是一部具体的法律，英国法律传统中，对公民权利的剥夺被称为 Attain，被剥夺公民权利者不得拥有财产，而Bill of Attainder就是指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深受英国政府强征豪夺之害，因此在脱英自立之时，将「不允许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这一点明文写入宪法之中，从而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害，禁止立法部门通过制定法律来惩罚个人。
「简易判决」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理解，就是承认对方在事实方面的主张，在事实层面不做反驳，要求法院基于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仅仅从法律层面作出判决。通俗来说，就是「我姑且假设你说的都对，但从法律层面你赢不了。」
而美国政府可能有两种大的应对思路，一种是援引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和《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主张美国总统在受到「非同寻常之威胁的外来威胁时」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以管理国家的经济活动。另一种则是将案件拖入举证程序，摆出支持华为禁令的事实依据。
结果还很难预测，从华为的角度来看，本周二要求进行简易判决推翻禁令的做法，更像是一次战术性的试探，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再者，即使法院支持华为的动议，特朗普政府也不缺绕过法院判决的手段，毕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已经展现了对于程序的熟练使用。
以正合，以奇胜，拭目以待吧。
近期针对女性的一系列犯罪是所谓「3000 万光棍」的影响吗？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但我偏要用一种杠精的方式来回答：也有可能是因为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
别笑，法学界的确有关于气候和犯罪率关系的研究。例如，上图显示了芝加哥气温（横轴）和犯罪率（纵轴）的关系。去除几个极端气温天气的影响（可能在级热或极冷的异常天气，人们连出门犯罪都没有心情），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正相关关系。（来源：http://crime.static-eric.com/）
还有更加严肃的论文。例如，Matthew Ranson, Crime, Weather, and Climate chan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ume 67, Issue 32（2014）这篇论文，就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对气温和犯罪率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趋势：
作者发现，气温较高的时候，杀人和强奸等恶性犯罪发生的概率也较高。其中，有预谋的杀人和临时起意的杀人相比，前者受气温影响的程度较小。在美国法律中，有预谋的杀人（Murder）强调事前的谋划行为，而类似于题目描述中的南昌红谷滩等犯罪，很可能以无预谋的杀人（Manslaughter）被定罪。也就是说，气温较高的时候，发生临时起意杀人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数据表明强奸罪的犯罪率和气温具有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论文做出了一个预测：受到全球变暖的进一步影响，在 2010 - 2099 年间，美国总的谋杀案件数量会增加 22000 例，强奸案数量会增加 180,000 例。（PDF 链接：https://www.p-plus.nl/resources/articlefiles/Opwarmingencriminaliteit.pdf）
恶性犯罪的发生，背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经济因素、教育、公共安全投入力度等等，但也可能有更加间接的影响因素，例如气候和性别比例。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从相关性和因果之间，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各种花式跨越。
那么，为研究犯罪率而引入不同参数的过程中，到哪一步才算过拟合了呢？ 想听听各位的观点。
考一个三本有多难？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去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22.16万人。同时，根据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 2017 年的抽样调查，15-19 岁的年龄段约占总人口数的 5.17%。
我们做个粗枝大叶的计算，就当 15-19 岁群体中，有五分之一在 2018 年达到大学入学年龄，大概是总人口的 1%。百分之一乘以十四亿，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一千四百万，其中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能得到普通本科教育，也就是达到「三本」及以上。
在出生时，我们都刮开一张彩票，命运给每个人或多或少的禀赋，无论如何，总有一半的人得到了中位数以下的馈赠。有一半的人，智商低于另外百分之五十；有一半的人，家庭财富低于另外百分之五十；有一半的人，享受的教育资源不如另外百分之五十。
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低于百分之五十，最终依然在追求更好的教育的道路上，走在了前三分之一。
看到这个问题下有很多认真的讨论，其实是颇为欣慰的。在知乎上，有太多优秀的人，985 和清北是真的有，青椒和年轻的管理者也活跃在这里。但同时，也必定有人拼尽全力，超越了一切与生俱来的局限，跨域了先天伴随着自己的一道道壁垒，最终来到一个名字并不煊赫的学校。他们的确非常了不起。
你问，考一个三本有多难？
我说，人生的每一处精进，都来之不易。
从法律的角度如何理解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影响有多大？

《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是一项于 1977 年开始施行的法律，对于这项法律的立法目的，我们可以参考立法过程中的国会报告： H.R.7738 — 95th Congress (1977-1978)。（链接：https://www.congress.gov/bill/95th-congress/house-bill/7738）
简单来说，这部法案的目的在于：
「在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给美国造成非同寻常之威胁的外来威胁时，授权总统管理与外国的经济活动。」（Authorizes the President to regulate foreign economic transac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declares a national emergency to deal with any 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a foreign source.）
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宣布紧急状态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一种突破，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签发总统令，达到类似立法的效果。而《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就是这一制度设计的具体落地形式。
国家紧急权利法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应用。1979 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中，吉米卡特总统就曾经使用过这部法案以冻结相关伊朗人员的资产予以制裁，这是该法案在历史上的首次使用。在九十年代期间，该法案曾被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毒品和非法武器贸易。
《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不可避免地和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挂钩。例如，在针对科索沃战争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生效后，美国政府曾于 2001 年，以该法案为依据，对「妨碍 1244 号决议推行」的人员之经济活动作出限制。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涉及利比亚、朝鲜、南苏丹、委内瑞拉的问题上，《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都得到过应用。
在 2019 年 5 约 15 日生效的 13873 号总统令上，特朗普同样是依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危害美国通信安全」的相关方作出限制。这部法案，可以立即为总统的一个「外挂」，和紧急状态搭配使用，为总统的决策赋予法律依据。
波音承认 737MAX 飞行控制系统与空难有关，波音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空难遇难者家属、波音合作方和波音的投资者，都有依据对波音提起诉讼。
在遇难者家属方面，已经有一名遇难者家属在 5 月 22 日，在美国提起针对波音公司的侵权责任诉讼，索赔 276 万美元。（相关报道：https://www.independent.ie/world-news/europe/ethiopia-plane-crash-victims-widow-sues-boeing-for-247m-38136338.html）起诉状中主张，波音出于疏忽，未能充分向飞行员告知传感器和飞行控制系统的风险，导致事故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起发生在美国境外的空难，一名法国国籍的遇难者家属试图在美国提起诉讼，这是空难事件中常见的一种策略：利用美国法律对集体诉讼较为友善，且侵权责任案件赔偿额度较高、允许惩罚性赔偿的特点，最大化自己的维权收益。
2004 年 11 月 21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 MU5210 次航班在从包头飞往上海的航程中坠毁，55 人不幸遇难。空难发生后，遇难者家属就曾经尝试远赴美国进行集体诉讼，以最大限度获得补偿。需注意的是，尽管坠毁的是一家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生产的客机，但当时的律师依然试图以飞机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为由，请求美国法院审理此案。尽管包头空难最终没有在美国开庭审理，但这个操作，依然在实践中具有代表性。
回到埃航空难事件。和包头空难相比，此案和美国的相关性要更强，毕竟波音是主要营业地点在美国的公司，管辖权依据更为直接。面对遇难者家属的起诉，波音公司可能会提出管辖权异议。对此，法院需要综合考虑获取证据的便利性、诉讼成本、美国的利益相关性等因素，对管辖权作出裁定。（参照 Piper Aircraft Co.v.Reyno, 454 U.S. 235 (1981) 案，该案同样涉及发生在美国境外的空难事件。）
除了遇难者家属之外，投资者想必已经磨刀霍霍了。上个月，已经有波音公司的投资者发起了集团诉讼，理由是波音公司未能依法准确披露安全风险，误导了投资者，导致投资受损。（相关报道：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19/04/10/boeing-shareholder-files-class-action-lawsuit-alleges-plane-maker-concealed-max-safety-risks/?utm_term=.bae3ef66e1c6） 波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有义务向投资者准确披露足以影响投资决策的风险因素，如果没能做到这点，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就有可能提起诉讼。另外，波音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全球购买了问题机型的航空公司，也可能以合同违约为由要求赔偿，主张波音未能按照合同中明示或者默示的条款，交付适航性符合使用目的的飞机。
空难遇害者已逝，而波音所面临的一系列法律纠纷，才刚刚开始。
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华为下手，华为海思回应「极限生存的假设成为现实」，科技自立、芯片转正意味着什么？

谈谈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个操作 : 这是总统突破三权分立、代替国会行使实质上的立法权的一种手段。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中，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但总统有一个外挂：按下「紧急状态」按钮，一秒升级装备，获得类似于立法机关的权利。
在正常状态下，如果美国意欲采取立法的形式制裁一家企业，那么需要经过两院的提案、辩论和表决，使其成为一项法案。特朗普显然有些等不及了，于是直接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直接签发总统令以实现目的。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个概念，听起来有些吓人，但其实近年来正在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的常态。奥巴马曾经宣布过 13 次国家紧急状态，小布什宣布过 14 次。有的的确和战争相关，比如在 2014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宣布冻结特定为俄方提供资金支持人士的资产。也有的政治意味更加浓厚，比如小布什在 2003 年宣布制裁阻碍津巴布韦民主化进程的特定个人和组织。（参考：https://www.dailysignal.com/2019/02/19/how-many-times-trumps-predecessors-declared-a-national-emergency/）
有回答说，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针对一家公司，堪称人类商业史上的传奇，这其实有些夸大了。在当今的美国政治中，紧急状态这把剑，也时常被用来指向平民。作为被限制的一方，华为官方没有过度渲染悲壮感、没有过度打政治苦情牌，的确可敬，也符合当今美国政治中对紧急状态的定位。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宣布紧急状态未必意味着战争，但从其中肯定嗅不到一丝和平的意味。特朗普已经从「宣布紧急状态」这种操作中尝到了甜头（指之前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推动边境隔离墙修建），未来可能会在突破权力制衡的道路上越跑越欢。这正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控因素。
之前的相关回答：
如何看待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总编选拔改革？

清新时报虽然小，但不缺专业性，不缺骨头。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属于学生的媒体。
作为社区，学校需要有自己的「地方小报」，这里没有太多的宏大叙事，但是有自己的身边事。新宿舍有刺鼻的味道、老食堂被拆了、主干道旁的修车铺不见了、C 楼开了深夜自习室...这些是学生关心的本地新闻，需要有学生认可的眼睛来发现。而在发现他们的过程中，办这份报纸的学生们，也在学习着向真正的新闻人一样追问。（比如，我的一位朋友就是通过报道新宿舍的味道，了解了关于室内空气的各项标准。）
而从我六年多的阅读体验来看，清新时报也能以小见大，从身边事看到家国情怀。通过「自强计划」，获得降分照顾进入校园的寒门子弟，过得是否习惯？面对高中成绩或许不够优异的「双培生」，我们能不能容下属于他们的一张书桌？沸沸扬扬的 GPA 改革，到底怎样才算公平？
这些探讨，是大学很重要的一课。清华有太多人，没有切身体验过什么是「稀缺」，什么是「分配」。坐拥的资源，对他们来说是低垂的果实；他人的求之不得，在他们看来难易引发共鸣。而就是这一群人（或者说这一群人中有所成就的少部分），有朝一日会参与分配稀缺资源，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他们必须上一节公正课，学会倾听不同人群的呼声。一张批判而独立的校园报纸，可能就是一个起点。
新的总编选拔方式，以上这篇文章提到了。简言之，在未来两年，总编将由学院指定，且不开放给本科生。学院的理由是为了提升专业性，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学生的媒体，需要的是足够热爱、足够好奇，至于匠气和熟练，会有的，不必着急。
学习是一件事具有时效性的事情，也是学生媒体的独特性。毕业之后，找不到哪家公司会说：我们的重要目标，就是给员工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实现经济或者社会目的。但学生自己媒体却可以说，我们的使命之一，是培养一名有理想的新闻人，从写好一篇报道，到引领一场到讨论，到学会管理一个同样怀有新闻理想的团队，去照亮更多的地方。老牛逼了。
最后，说一下利益相关。
我收了清新时报的钱，那是大概六年前了，一篇投稿得到发表，拿了六十多块稿费，美滋滋吃了一顿香锅。香锅是快乐来源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来源于一种对公共讨论的参与感。（虽然「公共讨论」这个词，说起来真像是北大的。）
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要同时维持和讨论者的亲近感，又要体现讨论深度，又要让参与者有所成长，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拒绝讨论者们自己所推举的主持人，恐怕无助于达成目标。
入户抢劫罪的量刑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嫌疑?

一些回答提到了法益的问题。抢劫比起盗窃，除了侵害财产权益之外，还侵害了人身安全；入户抢劫和一般抢劫相比，还侵害了住宅安全。因此从法益被侵害的严重程度来看，入户抢劫 > 抢劫 > 盗窃。
题主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僻静的小路蹲点抢劫，被害人同样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不是同样可怕吗？这里就来说说，「户」和僻静的小路有什么不同。
刑法中入户这个概念的权威定义，据我所知，最早见于 1999 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在提及入户盗窃时，将「户」定义为：「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篷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
从最初的定义来看，「户」和僻静的小路等公共场所相比，有两个特殊性：一是用于家庭生活，二是与外界相对隔离。因为是用于家庭生活，我们期待生活不受外界打扰；因为与外界相对隔离，我们期待在其中能享有更高程度的安全、可以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稍微放松警惕。
要理解「户」的特殊意义，还可以参照 2016 年《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对于部分时间从事经营、部分时间用于生活起居的场所（比如同时也供店主居住的商铺），如果经营区域和生活区域没有明显隔断，那么，行为人在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不认定为入户抢劫，但在非营业时间入内实施抢劫的，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同样的一间屋子，四四方方，有时是对外界开放的商店，有时是不对外开放的住所。同样是以抢劫为目的侵犯这一间四四方方的屋子，为什么随着时间不同，法律上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原因也在于「期待」：在营业时间，店主期待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这里；而在非营业时间，店主期待不被人打扰，希望在浩渺宇宙中，有这么一处卑微而神圣的场所，可供躺平身体，在疲惫的生活中稍加喘息。
这种期待，值得受到法律保护。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家」。
如何评价《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五集 S08E05「The Bells」?

1、攸公射龙（Queen Screwer Shooting a Dragon）
形容因为之前的成功而被寄予厚望之人，因为难以解释的原因突然一败涂地。
例句：索尔斯克亚在取得七连胜之后被任命为曼联教练，随后的一系列比赛却成为了攸公射龙。
Suoersikeya was appointed the manager of Taijia United after seven consecutive victories, only to be proven as another Queen Screwer Shooting a Dragon.
2、北境之谢（The Northern Curse）
历史上，被斯塔克家族表示过感谢的人运气一般不会太好，因此用于表示受到了诅咒。
例句：席恩在得到布兰的北境之谢后，勇敢地迎战夜王。
After Dickless received the Northern Curse from the internet addicted cripple，he charged at Ye king bravely.
3、百密一蛛（One Spider Too Close）
形容看上去深思熟虑，却因为低级失误而导致功亏一篑，就好比瓦里斯密谋反叛却因为与一个二傻子推心置腹导致计划败露。
例句：一伙抢劫犯蒙面抢劫银行，却因为忘了给面具掏洞而失败，真可谓百密一蛛。
A group of bank robbers failed, because they forgot to leave a hole in their underpants before using them as masks. That was one spider too close!
4、养山为患（Create a Mountain at One's Own Peril)
柯本学士制造的魔山最后杀死了自己，形容养了一只白眼狼，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例句：李某在自己创办的搜索引擎上寻找医疗信息，结果进了莆田系医院，真是养山为患。
Li Yanhong looked for medical advice on the search engine he created, and ended up in Putian Hospital. He has created a mountain at his own peril.
5、掩耳攻城（Turn a Deaf Ear to the Bell)
形容一种不畏（别人的）牺牲、没有牺牲也要制造（别人的）牺牲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
例句：明明平安县城上已经高挂白棋，李云龙依然选择掩耳攻城，命令二营长开炮。
Despite the white flag hanging over Eastern Stalingrad, Li Yunlong turned a deaf ear to the bell and ordered Second Yingzhang to fire his Italian canon.
为什么火车和电影院宁愿剩座也不降价满座？

祝贺题主，你已经开始像一名经济学人一样，在边际上思考问题了。
在边际（margin）上思考，可以理解为关注每增加 / 减少一单位 XX（产出、投资等）所带来的改变。以电影院的例子来说，如果影片无论如何都会放映，在开场前降价多吸引一位观众，边际成本微乎其微（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了 3D 眼镜的折旧），但边际收益却是实打实的票款。如果从边际收益的角度来思考，电影院的确应该在开场前降价促销、最大化自己的单场收益。
但现实中，我们却几乎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一些回答提到了影片发行方的限制，我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谈谈经济学会如此解释。
一个解释是，电影院在眼见要剩座的情况下降价，可能会创造不利于自己的激励。
同样的商品，按照不同价格卖给不同的人，经济学上称为「价格歧视」。学生票就是一个例子：学生消费能力较低，如果不降价，电影院会损失学生市场；同时，电影院又不想针对消费能力较高的已工作人群降价、损失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于是，电影院通过学生票的形式，把电影票区分成了学生和非学生两个市场，在两个市场使用不同的定价、分别获得了利润最大化的定价策略，同时依靠查验学生证，确保两个市场之间不会倒卖套利。
然而，经济学上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常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只要存在低价票的市场，人们就有激励混进去。对于电影院来说，最理想的结果是给「富人」卖贵的票、给「穷人」卖便宜的票，但单纯从购票时间来说，难以区分谁是富人、谁是穷人。晚买票，未必是因为穷，保不齐是王思聪临时起意想要看看竞争对手的情况，或者存粹是偶然有了看电影的念头。
如果电影院开始实行「剩座降价促销」的模式，人们对于这一激励做出反应的方式，可能会彻底违背商家初衷 - 人们通过晚购票，「伪装」成穷人，买到更便宜的票（而本来就算不降价促销他们也会买）。
你也可以反驳，说愿意等待的人，本身就暴露了自己支付意愿较低的特性，有钱人看到就买，不屑于等待。这也是一种思路，但「剩座降价促销」依然是一种不太明智的价格歧视策略：支付意愿较高的人，可能纯粹只是较晚了解到了上映信息，就被误认为是因为舍不得买票而等待的低支付意愿群体，导致电影院没能从他们身上榨出足够的油水。
题目中还提到了火车票，这个其实到有一定操作空间，可以类比欧美国家的「候补（standby）机票」。候补机票有两种，一种是购票了但不确定有没有座、如果临起飞前发现坐不满，持有候补票的旅客才可以登机；另一种是，旅客已经有了一张正常票，但可以再买一张更早班次的候补票，如果有机会提前走就提前走。
上述第一种候补票是一种成功的价格歧视：有的旅客对时间不敏感，甚至对能不能走得成也不敏感，通过候补票，航空公司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取更多边际收益。这一点类比到火车上，也同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但正如一些回答所说，我国火车票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不是完全的市场主导，所以「候补火车票」也就是开个脑洞了。
如果遇到女生被强奸，报警需不需要征得她的同意？

不需要。
刑法是「公法」，所谓公法，指的是所协调关系的主体至少有一方是国家。具体来说，面对犯罪行为，刑法处理的不是犯罪者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犯罪者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公法，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公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被害人个人的利益。
刑事案件的起诉之所以被称为「公诉」也在于此：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刑事案件起诉与否、如何定罪量刑，裁量权不在于被害人。不过，在实践中被害人的意愿也会被国家所考虑。例如，在美国检方虽然有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裁量权，但在做出决定时会听取受害人的意愿并将其纳入考量（虽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这是形而上的东西，落到纸面上，在中国就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关于美国法律， @NonThreatY 的在题目下的回答做出了解释，这里补充一点：
法律如何看待「报假警」? 我们假设 A 向 B 谎称自己受到强奸，B 受到了误导，不顾 A 的反对执意报警，这时候 B 是否要被追究责任呢？
明尼苏达法律中有一个罪名，叫做 「虚假报告犯罪」（Falsely Reporting Crime)，属于轻罪，详见大明律 609.505条。（Minn. Stat. 609.505). 这一罪名有三个构成要素：
1、向警方报告犯罪，且
2、明知所提供信息为虚假，且
3、期待警方依赖该虚假信息做出行动。
在上面的假设中，对于 B 来说，如果没有理由认为 A 所述信息（遭到强奸）为虚假，那么不构成虚假报告犯罪。具体而言，如果 A 仅仅是以「我担心报复」、「报警没用的」等原因劝阻 B 报警，而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让 B 认为被强奸的信息为虚假，那么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最后，我们暂时搁置近期热议事件，从一般常理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发现答案并不复杂。试着将「强奸」替换成其他对公共安全造成侵害的犯罪，例如「遇到女生被诈骗/ 抢劫 / 殴打，报警需不需要征得她的同意」就很好理解了。刑法的运作，靠的不是私人之间的合意，而是国家对某种行为的约束。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将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传达给国家机关，然后让国家机关接手。
只是，在个别时候，面对复杂的真相，我们只能基于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价值观，依照直觉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做出决定，并因为真相的复杂性承担沉重的代价。
网络社会是否允许发表针对群体或个人负面信息征集提问？

看到 @李建秋 提到了美国法律中的「公众人物」，补充一点：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的确和普通人相比有着不同的保护标准，这一点在中外法律中都有所体现（比如 @李建秋 提到的范志毅名誉侵权案）。对公众人物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为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应当适度放宽。
但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网络中讨论的「公众人物」，很多只是在小圈子内为人所知，或者在特定时期内、因为特定事件而走到聚光灯下。美国法律对此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有限目的公众人物」（limited purpose public figure）。
例如，如果我在知乎发表了一篇几百万阅读量、引发网络热议的回答，其中有事实错误或者其它不妥之处，那么在知乎范围内、在特定事件范围内，我就有可能成为「公众人物」，接受更加严格的审视。但当这个瓜吃完了，曲终人散，关于我本人的讨论不再具有公共价值，那么我也有可能不再是「公众人物」，重新享受作为普通人的名誉权保护。
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考一个近年的判例，Kahl v.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简言之，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时效性，不能一概而论。
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该不该全覆盖？

出于好奇，看了一下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公派辩护服务 2019 财年的预算说明，看看公派辩护律师是如何说服国家给自己拨款的。其中从经济的角度，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正当性做出了论述。
预算说明提到了一项数据：2016 - 19 年间，哥伦比亚特区为赔偿被错误定罪者，付出了 3900 万美元的代价。注释中提及了一个案例，Santae A. Tribble 案，本案被告因为错误的 DNA 分析结果，被定罪并关押了 28 年才平反，获得了 1320 万美元的赔偿。本案中，法医实验的漏洞其实非常明显（被用于检测的毛发来自三个人，他们都不是本案被告，还有一条被检查的毛发来自一条警犬），如果被告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很可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有效的质证就能够脱罪。
预防冤假错案，不仅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也能够避免财政浪费。上述预算说明还提到了，以 2015 财年为例，每名联邦监狱被关押的罪犯，各项相关费用加起来，需要花掉纳税人 33,000 美元。对犯罪者进行惩罚，需要实打实的财政支出，如果这笔钱不能花到刀刃上，同样是一种浪费。
以上虽然是举的美国的例子，但算经济账的思路，对于中国也同样值得参考。
近年来，国家赔偿制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践。比较知名的有聂树斌案，聂树斌家人获得了 268 万元国家赔偿，其中精神赔偿金额达到了 130 万。另外，金额比较大的冤假错案国家赔偿还有陈满案的 275 万、刘忠林案的 460 万等。（ @TEDCJK 指出，以上例子属于按照现行法律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这里举例是为了帮助读者直观理解国家赔偿的潜在成本。至于哪些案件已经得到了法律援助覆盖，可以参考 @TEDCJK 的回答。司考的时候背过「盲聋哑，半疯傻，无期死刑未长大的口诀，记忆犹新。）
在每个个案中，如果能实现让被告人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得到公正的审判，也许就能避免用更为昂贵的方式在未来纠正错误。
法律援助可能是在给纳税人省钱 - 这只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为大家思考此类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如何评价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Avengers: Endgame）？

存在剧透，慎重服用。
《复联四》有一点做得很棒：对于接触漫威宇宙不深、相关电影没看全的观众来说，观影经历的缺失不会严重影响理解，只会影响情绪感受；而对于看过之前作品的观众来说，额外收获的是那种各条线索都能得到交代的共鸣。
（以下部分涉及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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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队和打入神盾局的九头蛇特工同处电梯那一幕，没看过美队二的观众，也能从镜头语言中明显感受到氛围的紧张压抑，之前的队友台词铺垫（好像大概在反问，难道他们长得不就是坏人脸吗？）也暗示了环绕美队的绝非善类。而对于看过《美队二》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一拍脑门：和一幕何其熟悉啊！美队二就是这样打起来的。而《复联》中，美队机智地假装九头蛇，骗取周围特工的信任，又给熟悉美队系列的朋友们一个额外的「啊哈时刻」：啊哈，你这个骚老头子现在学坏了啊！
类似的情节也有很多：不知道钢铁侠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也能理解时间穿越梗里面父子相见的尴尬，而看过前作的观众，能感受到更多弦外之音，体会到角色的成长。没看过复联 1 纽约之战，也不耽误理解一行人拿宝石的过程，但看过的话，就能从现在的班纳博士会看过去的暴躁自己场景，体会到一丝反差萌。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星爵：看没看银护，都会在复联四中觉得这位大哥怕不是个傻子，但如果看过的话，就能为自己添加一个「听歌时我以为自己是什么样 / 朋友看我是什么样」的笑点。
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钢铁侠喜欢吃芝士汉堡，火箭被称为「兔子」，史蒂夫罗杰斯的舞会之约，同一句「我是钢铁侠」的不同情感色彩等等，大可以将其视为漫威对老观众的奖赏 - 被男女朋友们拽来的新观众依然能理解剧情，而哪些一直陪伴他们的老朋友们，也可以拆开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彩蛋。
一个新想到的槽点：问题来了，一切即可五五开的美队，和自己打谁会赢？ 这个问题，电影也巧妙解决了。
最后，虽然穿越回去和过去的自己相见这一技巧，真的挺泛滥，电影里也官方吐槽了。但不得不说，这一套的确吃得开。或许是因为我们也曾经想象过，如果与过去的自己相见，会发生什么。是仅仅得到了挫折，还是真的有了成长，是徒然增长了年纪，还是的确有了阅历。这部复联，为角色们给出了答案。
到最后，我们发现，杨过可以守襄阳，而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郭靖，也可以卸下自己的重负，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
和生活一样，也许没有属于每个人的完美结局，但又如何呢？
刘强东明尼苏达性侵案再爆酒局新视频，可能会给案情进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段视频部分解释了检方之前的不起诉决定。或许，这就是检方所担心的「合理怀疑」。
首先明确一点，按照明尼苏达州法律，只要一方没有作出明确同意，另一方使用强力与其发生性关系，都属于强奸。
然而，美国刑法中的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是说，虽然从法律层面，受害者和被告人在发生性关系前的亲密行为，不能在法律上视为「同意」，但有可能在辩护律师的演绎下，成为让陪审团合理怀疑行为出于自愿的依据。（视频中女方主动挽手、刘强东没有展现出侵略性、双方在视频中并没有产生冲突的迹象等，都可能产生合理怀疑。）
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面对民事诉讼，刘强东或许有几种应对方式：
答复起诉状。注意，在答复中须逐条对起诉状所列举的项目表示承认 / 否认 / 不知情。期待看到被告对事件经过的理解。
在答复起诉状以及在后续的程序中，对于可能导致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引用第五修正案来拒绝回答。
以原告的起诉理由在法律上存在缺陷，或者因为法院没有管辖权等理由要求驳回起诉（dismiss）。
要求法院做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判决原告败诉。即决判决可以理解为「哪怕你说的都对，也是我赢」，被告假设原告起诉状所列举的事实均成立，仅在法律角度认为基于这些事实应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另一种应对方式：甩出监控视频。这在舆论层面，可能对原告更为致命。
大家或许留意到了，原告的起诉状对于刘强东如何进入原告公寓，交代得极为模糊，不知是否意识到这部分的事实可能对自己不利，于是选择了极简的处理方式。
至于这段视频是否能够填补起诉状的空白，甚至说这段视频的真实性如何，那是侦探的工作，也可能是本案进入审理以后，作为「事实发现者」的陪审员的工作，我就不多添油加醋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优证据原则」（best evidence rule），如果存在完整的，未经剪辑的一手视频可作为证据，那么这段网上流传、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就不属于「最优证据」，而有可能被排除。有一种可能：这段视频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片面选取了有利于一方的内容。如果存在更为完整的版本，可能对诉讼双方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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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个人想法，不针对事件本身：
说我被打脸的请随意，之前被我按在地上 XX 了几个月，现在也大可以把我按在地上 XX 几个月。但有一点我问心无愧：所有对于起诉书的分析，都强调了起诉书不是证据、强调了是「起诉书称」。
诉讼就是这样，双方当事人彼此举证，把各自的故事拼成完整的真相，所以美国法律中的陪审员被称为「事实的发现者」（fact finder），发现真相的过程中，何必要害怕脸疼呢？
（看了评论一些说法，其实不是律师，也没有在自我介绍中说过自己是律师，个人所作所为不代表行业，也没有拿知乎扩展案源的必要。都是来上网冲浪的，坚持不折叠评论、不删除过往内容，大家可以随意评说。）
美国队长的盾是钢铁侠的爸爸送的，那么钢铁侠有权利要回来吗？

之前接受过托尼史塔克的委托处理这个案子，当然现在盾牌也没了，起诉意义也不大，说一说当时的分析。（话说我拿着明州的执业资格，怎么就帮纽约人打官司了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钢铁侠之父，霍华德史塔克，并没有盾牌的所有权。如果进入诉讼，对方很有可能让《美国队长1》的编剧站上证人席，证明霍华德史塔克仅仅是接受美国政府委托加工了盾牌，并交给美队，这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没关系的，我愿意使用自己的超能力 - 有钱，来达到目的。」
考虑到托尼史塔克先生坚持要以「美国队长的盾牌是我爸爸送的」为由要求对方返还。为了对话能进行下去，我建议托尼史塔克花重金买通政界说客，促使国会制定法律：一切振金制品的初始所有权，归加工者所有；加工者可通过赠送的形式，转让振金制品所有权。同时，我还建议托尼史塔克先生花钱操纵总统大选、让自己的傀儡总统重新任命大法官，从而避免这一法律因为违宪而无效，并形成判例让这部法律可以溯及既往。
好的，现在假设上述事情办妥了，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上一代人的赠与行为。美国合同法中有个概念叫做「附条件的礼物」（conditional gift）：如果赠与者以期待发生某种结果为前提赠送礼物，当期待的结果落空时，赠与者可以要求返还礼物。实践中常见的「附条件的礼物」是订婚戒指：如果受赠者悔婚，那么赠送戒指的一方可以要求取回。
然而使用「附条件的礼物」有一个坑：如果法院认为条件已经达成，那么该物品就不再属于此列。还是以订婚戒指为例：在 Lipton v. Lipton, 514 N.Y.S.2d 158 (N.Y.Sup.Ct.1986) 一案中，法院认为在离婚的时候，男方不能再主张取回订婚戒指，因为一旦婚姻达成，那么礼物的所附带的条件就已经实现，不再具有主张返还的法律基础。
因此，我向托尼史塔克先生特别强调，如果要打「附条件的礼物」这张牌，那么一定要把条件往大里解读。可以尝试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例如，找到一段卡特特工的和霍华德史塔克交谈的录音，其中霍华德史塔克提到，赠送盾牌的目的在于让美国队长永远忠于国家。这样，当美队被列为叛国者的时候，就能要求返还了。
「史塔克先生，我当然不是建议您去伪造证据，您在说什么呢！我只是在说，或许，我们恰好能找到一份之前没有曝光的录音带。。。」
事情大抵如此，感谢知乎邀请，祝大家下周观影愉快，也欢迎关注知乎复联圆桌：
拥有「斜杠力」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斜杠」是一个很容易被滥用的词，见过不少人开了个每篇几千阅读的公众号就称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在网红景点打了个卡就成了「旅游博主」，更别提各种自封的「XX 咨询创始人」们了，还有人当真以为帮人回答问题就算是从事咨询行业。
个人认为，爱好广泛不等于自己是「斜杠青年」，这一点需要明确区分。爱好是一种消费，通过消耗时间和精力来给自己带来满足感；而「斜杠」是一种生产力，通过运用和主业相关的技能，为主业带来更大的收益，或者是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给自己提供更多的选择。
回到问题本身，既然问到了「斜杠力」，那么就要在后者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取悦自己的爱好来看待。个人认为，发挥斜杠力首先需要有能力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在成本方面，既要考虑为获得某项技能要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也要考虑自己的主业能不能为掌握这项技能提供便利；而在收益方面，既要考虑这项活动本身的价值，也要考虑对于主业的加成。
就拿写作来说，有的行业，个人影响力和社交资源对于主业的促进比较明显，有的行业，个人频繁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反而可能给自己挖坑、带来风险。一个例子：知乎上的诉讼律师在展现个人品牌方面就普遍比非诉律师和法务更积极，而法官几乎不会公开表明身份。而在另一个极端，在个人品牌曝光方面最激进的，可能根本不是律师，而是卖考研课程的。（仅仅是个人观察，可能会以偏概全，请勿对号入座。）
其次，还要时时问自己：写在斜杠之后的身份，如果投入合理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能力成功上位，成为自己的主业？
很多时候，「斜杠」后面的身份看上去很美好，是因为我们心里明白这个身份不会顶在前头。我在一篇回答中提到：
人们对副业的期待较低，时常抱有「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态，干得成当然可喜，干不成也不会过度懊恼。而对于主业来说，工作搞砸了，上级的批评、同事的不信任、发展前景的挫折都会接踵而至，逃无可逃。
如果副业变成了主业，过往的快乐来源也可能变成焦虑的源头。工作之余写点东西，有人喜欢看，得到一些关注，感觉还挺有成就感；如果把搞自媒体当成职业，完了，一会担心阅读量、一会要伺候广告主，一会担心监管政策收紧了直接炸号，每天过得跟打仗一样。
对于立志成为「斜杠青年」的朋友们来说，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理智看待斜杠后面的多重身份、正确区分斜杠和爱好，这也是「斜杠力」的体现。
如何看待女留学生起诉刘强东，以及明州事件的发展？

补充一下 @洛胭 的回答。这个角度很好：刑事案件不起诉，对现在的民事案件意味着什么？（回答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465463/answer/657315298）
做出起诉与否决定时，检方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考虑达成认罪协议的可能性，看能不能用较轻的判决换取认罪；一方面考虑无法达成认罪协议的话陪审团会怎么想。一个猜测是： 刘强东的辩护律师很可能不会接受认罪协议，因为这样对京东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对于刘强东来说，判轻判重都是无法接受的，有利的认罪协议对他而言意义不大，必须要拼尽全力争取无罪判决。
认罪协议这条路被堵死了。同时，检方也会考虑陪审员的心态（证据有彼此矛盾之处，检方得举证，未必能超越合理怀疑，而且陪审员对于外国公民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可能没这么上心），再加上 @洛胭 回答所提到的，强奸案的复杂性，于是综合做出了决定。
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极高，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陪审团需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哪怕及其微小的可能性，受害者其实给出了同意。案件中两次报警的不寻常现象，以及之前在晚餐中和下车后受害者的言行，都有可能让陪审员产生这种怀疑。而且，陪审团需要达成一致才可定罪，哪怕有一人未被检方说服，也不得定罪。
而民事案件的举证难度就低得多了，在本案这类侵权责任案件中，只要一方能举证到超过「五五开」的程度即可。只要能证明，原告主张事实有超过 50% 的可能性成立，那么原告就能满足自己的举证义务。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打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