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如何评价王瑞恩与毕志飞的直播辩论？

知乎已经可以看直播回放了，建议从 25 分钟看起，跳过一开始因为技术原因没法连接的部分：
谢谢大家的关心，收到很多私信，抱歉无法一一回应，我在这里谈几点感受：
今天我准备的主论点有几个：
1、辩题问得是「是对是错」，而不是是否合法，所以合法性只是一个衡量维度。如果在感觉自己受到冒犯时，能够选择对他人侵害最小的方式实现目的，这不是幼稚的「江湖义气」，而是明辨是非的成熟大度。正如，虽然我在回答中误解了当时 @毕志飞 导演起诉豆瓣的原因，但他没有告我，反而耐心去解释。
你可以选择去举报，去提起民事诉讼，进行仲裁，调解协商，这些方法都可以是合法的，但在特定情境下，有高下之分。
2、法治的进步，靠的不是「法律对我有利的时候就谈法律，法律对我不利的时候就拍桌子」，而是能一以贯之去坚守对法律的信任。今天你的爱豆被法律所偏爱是如此，明天法律不站在你这边也是如此。
3、我们要摆脱对父权主义的迷信，不能总指望全知全能的立法者告诉你看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人们的理性和辨别力需要不断的历练。
4、我们要为创作制造土壤。今天在网上写作的人们之中，有下一个村上春树，下一个富坚义博，我们不能今天把苗都掐死了，然后二十年后反思，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巫师三》，而只能忍受低质氪金手游。
其中有几个点的确是临场抓的，稍微开了一下车，感谢平台不杀之恩：
- 如果未成年人为了看成人内容，点击「我已满十八岁」，这怎么办？
我的回应是：国家还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呢，的确有看上去很老成的未成年人骗过店主买烟，解决方式难道就是禁止烟草行业，税收不要啦？
- 怎么看待色情问题？
色情作品的一个判断标准，是是否描写性变态，为了满足性欲而创作且缺乏文学价值。但谁来判断呢？难道国家印发「描写性行为从业资格证」，只有接受了特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写？
这些都是没有事先准备，聊 high 了说出来的话。
- 文学作品描写性行为，就应该禁止吗？
关键要看为什么描写，比如《拯救大兵瑞恩》有一幕，士兵的脑浆子被子弹打出来了，这种描写是要鼓励人们上街突突人看脑浆子吗？不是，是这样的刻画让我们认识到战争残酷，和平可贵。《下坠》中的性描写，承载了更多的东西：人物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一直存在，但还是想要冲破障碍去表达爱，这种描写，难道只是让我们获得肉体刺激吗？
最后的总结，其实是我准备过的，但说着说着眼眶有点红，见笑了：
我们在这里讨论对错，不是为了证明谁更强，而是让大家知道，当我们有一天成为弱者的时候，能不能争取到更多的宽容。
有一点我其实没太说好，我还想说，其实同人圈不是完全的「小众」，它是很多个小众所聚集成的大众，很多因为各自不同原因没有获得更大舞台的人，并肩站在舞台之下。这场冲突，其实是大众和大众的对垒，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事件吸引了如此多的目光。
因为人们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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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讲几点幕后：
这场辩论，并不是知乎深谋远虑的策划，而的确来自我和毕志飞导演的临时起意。昨天我通过想法邀请辩论，毕导晚上忙完工作抽空回复，知乎直播的同学连夜赶出来策划，让大家能第一时间看到。虽然的确有些技术问题影响了体验，但我相信知乎直播会越办越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直播。虽然我的知识面和口才有所欠缺，但至少提供了一种讨论公共议题的可能性，也期待各个领域更优秀的知乎用户来参与。
毕志飞导演在和我的私下交流中，的确非常有涵养，能够包容外界对他的质疑。其实我本来准备了几个讽刺的包袱（类似一开始用《逐梦演艺圈》的「白洁」来暗示使用其他作品名字未必等于侵权），但最后实在下不了手==
感谢 @王妈妈 对我的支持，她被莫名其妙被抢走了手机来临时进行语音对谈，错过了整场辩论，但我现在依然没有跪在搓衣板上，这是爱的奇迹，爱的魔力转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知乎团队正在整理视频回放和精彩内容剪辑，等准备好之后我会告诉大家如何观看，
谢谢大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做更充分的准备，呈现更有价值的讨论。
孙杨公布的血样瓶是否说明孙杨暴力抗检不成立?

孙杨事件，可以用来说明如果将审判完全交给舆论，那么苏格拉底会如何再被投死一次。
首先，如果没有居中裁判者来设定议程，那么人们可能会被误导，用不相关的事实信息来作出判断。
我们的议题是，「孙杨有没有暴力抗检」，不是「孙杨有没有服用兴奋剂」，拿出一管清清白白的血样并不能影响对第一个问题的判断。服用兴奋剂侵害的是公平竞赛的利益，而抗检侵害的是体坛秩序的和反兴奋剂组织的权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如果审判完全由舆论进行，没有双方代理人对证据的解读，那么我们容易错误地看待事实证据。
孙杨晒出的是 A 瓶，是自己保留的样本，持有完好的 A 瓶并不能说明 B 瓶同样完好。这一点，如果是在仲裁庭的辩论上，另一方律师可以轻易地提醒裁判者：样本有两瓶，出示一瓶样本不能证明另一瓶也是完好的。
但如果裁判者不清楚 AB 瓶这个检测方式，且没有人能在他作出裁判前对证据真正的意义作出解读，那么就容易被片面有利于一方的证据所误导。
最后，舆论的审判可能会失控，演变成对无关者的攻击诋毁，导致各方面信息无法充分呈现并且得到评估，这一点大家最近想必也在不同事件中感受到了。
这也正是为什么，即便是保留陪审团制度的司法系统，也会强调双方律师的法庭辩论和法官的居中协调，因为需要：
正确框定讨论问题，避免混淆需要裁判的事项；
让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得到充分的质证，并且确保证据和议题相关，是合法取得的；
维护讨论秩序，避免双方在法庭打王八拳。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票死苏格拉底的人。
如何看待孙杨在微博公布检测人员信息，导致其被粉丝攻击？

没啥说的，未经公民许可，擅自公开其身份证号码属于民事侵权。
在此次事件中，如果被公开个人信息的检测人员起诉并获得法院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孙杨应通过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式承担责任。
不得不说，孙杨还真的赶上了「好时候」：3 月 1 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开始施行，根据该规定，如果网络内容生产者（包括孙杨在内的用户）侵害他人隐私，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比如微博）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信息内容，保存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也就是说，之后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新浪也必须管，多大的 V 也不顶用。
再说得远一点，按照目前的立法趋势，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根据民法典三审稿的定义，个人信息指：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行踪信息等。
并且将隐私定义为：
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
可见，随着法治的发展，违背他人意愿擅自公布他人身份证号这种行为将越来越不被法律所容许。
我们同情孙杨在和程序周旋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奈，但挥刀而向弱者，显然无助于获取更多人们的支持，u1s1，这事做得不对。
孙杨已经 29 岁了，即便不是因为抗检风波，也即将远离赛场，但之后的人生还很漫长。退役之后，何去何从，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其他领域追求新的成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当冠军的光环逐渐退去，作为普通人的孙杨该如何与社会相处、避免自己的人生如流星般迅速陨落，这都是认真要思考的问题。此时，身边亲友，经纪团队和粉丝无条件的纵容，只会害了他。
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在这篇回答中，我将以世界主要移民国家美国为例，论述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1、法律的平等保护
要明确一点，歧视（discrimination）这个词的本意是「区别对待」。第十四修正案和相关判例要求，基于民族（或者原国籍）的区别对待，需要接受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也就是说，需要满足两点要求：
此种区别对待，需要体现「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且
并不存在对（其他公民权利）侵害更小的其它替代性方案。
通俗来说，就是：可以区别对待，但必须有好的理由，并且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了。
在中国社会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基于国家来源的区别对待，背后也有各自的理由，例如吸收人才和推进外交战略，这些理由时常是可取的，但相对缺失的论证环节是，有没有对其他公民权利侵害较小的替代性方案同样能满足目的。
如果永久居留权需要进一步放开，这一环不能跳过。
2、对利用政策套利、从事投机行为的阻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所列举的申请类型，无非就是这几种：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
国际大牛：在科教文卫体育方面的杰出人物
国家政策所鼓励引入的人才
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价值的人士
在中国作出大额投资者
因家庭原因需要在中国生活者
其实，这些类别和美国接受绿卡申请的类型相当一致，体现了我们摸着鹰酱过河的传统（笑）。但在每个环节都存在被钻空子、危害国家利益的可能。对此，申请过美国绿卡的朋友，想必能讲出不少精彩的故事。在实际执行中，对于欺诈行为的识别和惩处，也必须要加强。
值得警惕的一点是，根据征求意见稿「在中国境内投资折合人民币一千万以上」者即可申请永久居留，这可能与「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应当符合国家安全和利益需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存在抵触。这会不会导致大量资本涌入「热钱」已经足够汹涌的领域，导致投资格局失衡，需要关注。
对比美国投资移民制度可以发现，投资移民并不是单纯地花钱买绿卡，而是需要切实把钱投在需要资本的领域，且兼顾拉动本国就业的目的。据此，美国对不同类别的行业投资门槛有不同要求，且强调了创造就业岗位的必要性。
我不希望中国的「投资移民」（准确来说是投资获得永久居留）制度助长一些行业的炒作风气，把泡沫继续吹大，或者是引入了资本但资本仅仅是在空转，没有切实带动就业。这一点，其实其他国家的移民政策有较为成熟的引导机制，不妨借鉴。
3、对于反对声音的正确疏导机制
特朗普的胜选，雄辩地说明了当经济增长存在阻力、本国就业形势存在压力时，人们对于外国人竞争就业机会的抗拒。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美墨边境的隔离墙也是人民用选票投出来的。近年来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都促成了民众对于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抵触，其中有情绪化的因素，也有基于理性的考量。
基于对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政治智慧的了解，我个人并不认为《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会一下子开闸放水，让广州成为第三世界的首都（狗头）。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立法机制能不能正确面对人们的恐惧，用足够开放的机制去吸纳反对意见并作出回应，让改革平安着陆。从目前的舆论情况来看，我对此并不乐观。
最后，复读一下之前在想法中所说的话：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民族主义的觉醒中收益颇多。无论是抵抗外侮，还是发展经济，民族意识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都发挥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了。你可以说它是中国的「政治正确」，也可以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正确的叙事格局。
因此，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受到争议是在所难免的。理性的人有理由反对它，非理性的人也有理由反对它。
见证过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之路的人，如果片面否认民族意识，那么恐怕真的是缺了良心；但如果认为民族主义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那也同样缺乏智慧。
取其中道很难，需要落实更多的配套措施，正如以上所说三点。
如何看待「青年大院」这类通过编造事实获取流量的自媒体号？为何层出不穷？

真实的故事是复杂的，而「复杂」这件事，无法吸引到最广大的受众群体。
最近，我的专栏《美国罪案实录》第一辑收尾了，不得不说，在写这个专栏的六个案子时，时常会受到诱惑。
比如写「西孟菲斯三人组」谋杀案，我可以一口咬定，的确是三名拜撒旦教信徒残忍杀害了男童，割掉了被害人的生殖器任由其失血而死，结果最后通过律师的「狡辩」，只蹲了十八年监狱就重获自由，还成了网红。
我也可以反过来，一开口就喷，这是不折不扣的冤案，是美国愚昧的陪审员票死了苏格拉底，是检方滥用辩诉交易程序，威逼利诱之下让无辜者给自己的判决签字画押。对了，「法国华为」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不就是这样定罪的嘛，我再草蛇灰线一下，笔锋一转就让大家沸腾一个，批臭吃人的司法程序。
黑色和白色都很有视觉冲击力，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真实的故事都是灰色的。
就拿《青年大院》在疫情期间发的文章来说，拿着放大镜去找，都能找出一个国家做得好的地方和愚蠢的地方。运来几十吨物资放在机场就跑的傻憨憨老铁，转眼就关闭了口岸、在街上盘查中国人；被「风月同天」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和现在嘲笑同一个国家「躺平等死」的，可能是同一批人。
昨天在想法里写道：
疫情从中国而起，不是中国的失败，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也还不是全人类的成功。如果还有哪个国家，因为无知而受到惩罚，不要嘲笑他们，因为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一样。
无知不是最可怕的敌人，盲目和傲慢才是。因为盲目，所以容易被故事的惊悚程度和观点的冲击力牵着走；因为傲慢，所以在被牵上歧途之后，会继续片面关注迎合自己观点的事实，一条路走到黑。
一些自媒体，为了圈住用户，就是这样操作的：利用人们的盲目灌输绝对化的观点，把人圈过来（拉新）；再提供耸人听闻的片面信息，强化受众的忠诚度，让他们被质疑时可以频繁通过自媒体输送的弹药反击（促活）。互联网运营的两门功课，拉新和促活，就这样被用到了邪路上。
作为消遣，这样的阅读内容如果能帮助人们打法过剩的精力，收获一些谈资，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让人们失去了理解世界复杂性的能力。
夜啖蛤蜊成滋味，且纵狐狸归山林。追随着半虚构故事带来的感官刺激，却丧失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判断力，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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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广告帖：
资本家是否真的替工人承担了风险？

不是。
寻本溯源，「风险」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承担风险指的是由自己单方面接受不确定性，而让对方获得确定的结果。
比如，A 有 1000 万想用于投资，有 50% 可能性赔掉 200 万，有 50% 可能性赚 400 万。A 不愿意接受赔掉 200 万的可能性，于是和 B 约定：你直接给我 60 万好了，至于投资收益，不论是赚是赔，都算在你头上。
这样一来，B 就为 A 承担了不确定性，并获取了对应的回报：从概率上来说，这笔投资的期待收益是 100 万，B 因为承担了赔钱的可能性而从中分到了 40 万。
那么，资本家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吗？
有人可能会认为，资本家给工人发放确定的工资收入，自己承担了生意失败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成立。
一方面，工人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在「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依法裁减人员。员工在最初签订劳动合同时，根本无从确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无法对自己的收入建立确定的预期。
另一方面，资本家可以轻松地转移风险，进行多样化投资，通过金融运作来对冲风险，但员工却相对难以开辟除了工资性收入之外其他的收入来源。另外，由于现代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在一类岗位上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那么知识和经验也会变得相对固化，一旦行业整体衰退，再就业会有极大挑战，所谓 35 岁失业焦虑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问题下有不少调侃的回答，要是认真答题的话，还就是开头那一点：资本家有没有为工人提供更多的确定性？我认为没有。
没有风险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当海上马车夫向蓝色草原扬鞭奋蹄，当有一名年轻人退学回到自家车库倒腾电脑，他们作为每一个个体都在承担着高昂的风险，而我们最终也间接地从他们的远征中获益。
但这事不能太过，牌坊没必要离得太高，哪怕是唐僧带着三徒弟过通天河的时候，也没有说，
看啊，我帮你承担了淹死的风险。
如何看待科比妻子瓦妮莎起诉失事直升机公司一事?

起诉的事由是民事层面的「过失致人死亡」（wrongful death）。
此类案由的要点在于，被告是否存在过失，如果存在，那么这一过失是否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举证：
一是证明公司存在过失，例如未能充分考虑天气条件而终止飞行、存在操作失误、对飞行员的资质审核和管理方式存在不当等等。有报道称，飞行员 Ara Zobayan 在 2015 年曾因无视低能见度而违规冒险飞行收到过联邦飞行管理局（FAA）的警告。如果公司明知飞行员有不良记录，但仍然疏于管理，放任飞行员再次在恶劣天气条件执飞，那么有可能被认为存在过失。
另外，涉诉公司 Island Express 还有一项更为明显的涉嫌违规行为。根据 FAA 颁发的执照，该公司只能执行「日间能见度超过半英里」的低空直升机客运业务。如果证据表明当时的能见度达不到这一要求，那么公司显然存在过失。
相关报道：
过失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证明机上人员的死亡和公司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需注意，法律上的因果不能是偶然的联系，而必须存在可预见的联系。洛杉矶时报报道称，初步的调查显示飞机引擎并未发生故障，但详细原因尚不明确：
如果有更多证据将事故与公司（及所雇驾驶员）的过失行为建立起更加直接的联系，排除不可抗因素的影响，那么胜诉的概率会更大。
在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中，原告不仅可以针对事件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主张赔偿，也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让责任方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代价。
一个疑点是，尚不确定是否存在「自担风险」（assumption of risk）的情形，即死者明知存在安全风险但自愿承担，要求继续飞行。就这一问题，还需要通过诉讼展示更多的证据才能明确，有可能被公司由于作为抗辩事由。
无论是身价上亿还是一文不名，人们在天灾人祸面前都是弱者；无论是私人包机还是大众运输，玩忽职守的行为都应当被追责，大抵如此。
如果知道父母犯法却一直替他们隐瞒，这种行为违法吗？会被处罚或判刑吗？

要看具体是怎么隐瞒法。
如果父母涉嫌犯罪，法院要求子女出庭作证，那么子女有权拒绝，法院不得强制其出庭作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188 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因此，如果只是消极不配合出庭作证这种程度的「隐瞒」，法律是允许的。
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一范畴，积极地帮助毁坏证据、干扰调查，那么依然可能构成包庇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也隐含了这一点：
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这里的「其他任何人」，并未排除犯罪嫌疑人的子女或其它近亲属。
简言之，不配合法院出庭作证可以，但作伪证不行。
@一丁 的回答提到，古时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传统，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观念在影响立法，虽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体现了对家庭成员的网开一面。例如，美国法律中有「配偶特权」（spousal privilege），诉讼当事人的配偶可以主张这一特权而拒绝作出对另一半不利的证词。
配偶特权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在涉及对家庭成员的犯罪时不能使用，对于结婚前发生的犯罪不能使用（这也可以避免通过策略性地结婚而干扰诉讼程序），对于特定犯罪类型不能使用（例如人口贩卖等经常涉及夫妻双方配合的犯罪）等等。
看上去，国内关于拒绝出庭作证的规定有相似性，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同。由于英美法强调对抗制，重视对于证人的当庭质询、对于法庭之外以书面形式作证有诸多限制，所以配偶特权能有效避免家庭成员之间被逼「反目」。但正如 @月姬魔夜 回答指出的，在中国的「作证豁免」很容易被规避，可以通过庭外的笔录来解决。这一点，最初的回答考虑不周，在此补充。
法律需要追求正义，所以不能违背人性。对于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帮亲不帮理的一面，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容许。不同司法体系下的差异，也代表了在立法中平衡各种价值的不同体现。
2 月 20 日孙小果被执行死刑，孙小果案件对法治有哪些意义？

如果硬要说意义的话，那就是可以启发人们对程序正义有更深入的思考：程序正义不是走程序，需要刺破程序的表面去看待正义是否得到了体现。
有趣的是，孙小果获得减刑，是在程序框架内进行的：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再审改判 20 年有期徒刑，通过服刑期间的积极表现和发明「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的贡献获得减刑，每一步程序都看似有法律依据。
但如果往细处去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滥用程序的产物：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和母亲孙鹤予向审委会、审判监督庭人员行贿，促成了再审立案；通过对监狱管理人员的不当影响帮助孙小果记功；雇枪手帮忙完成「发明」并唆使狱警协助完成模型...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形式审查，那么每一个环节的审判人员、监狱管理人员，想必都有办法制造出严丝合缝的记录，写出表面上无可指摘的裁判文书。若非孙小果因为斗殴再次引起关注，否则又有多少人会从故纸堆的表面继续深挖，发现背后的程序不正义呢？
事出反常，必定有妖，对于从死刑到 20 年这样大幅度的改判，对于「模范」服刑人员，需要存在一种审查、纠错能力。
想到一个最近写书时接触的例子：美国有名叫做 Edward Elmore 黑人小伙子，被指控强奸并谋杀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这个案子从 1982 年审到 2012 年，四次发回重审。每次都是因为发现有「程序瑕疵」（比如法官闯进陪审员闭门评议的房间疯狂暗示之类的严重程序问题），结果每次都是得出一样的判决。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律师根本没好好给他辩护：法院倒是依照程序指派了两名公派辩护律师，其中一个喝醉了上法庭，一个到处跟人说自己特别讨厌黑人客户但也没办法，两个律师没有请来一位专家证人，连犯罪事件这种根本性的问题都任由检方说什么是什么，结果三次重审都是同样的结果。（尽管这个案子后来被人发现警方作伪证的嫌疑很大。）
孙小果和 Edward Elmore，是「程序不正义」的两种极端体现：一种是，用人的因素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程序成为了特权的玩偶；另一种是，程序完全不具有人性，只是机械地把当事人推来推去，哪怕是推到根本没有能力践行正义的人手中。
孙小果案对于法治的一大启示也在这里，需要对每一关的把门人进行更强的约束，不让程序运行的结果因为当事人掌握社会资源多寡的差异，而出现畸形的偏差，让实质正义也照进程序中。
另外，正义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从功利主义角度切入，认为正义是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那么孙小果案的结果不是正义的，当他获得减刑并再次犯罪时，意味着用于矫正和预防的司法资源没有得到高效利用。
既迟到了，也不是正义，但可以让我们意识到问题，避免类似的错误，意义大抵如此。
2 月 18 日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对大家有什么影响?

简单来说，相当于国家给企业发了一笔无息贷款，能够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
对于中小企业、上升阶段的私营企业来说，现金真的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公司金融角度，人们经常说要将现金占资产的比例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一方面赚到了钱要投资出去扩大生产，不能让钱躺在帐本上吃微不足道的利息，另一方面又要积累足够的安全垫，免得陷入资金断裂的困境。
在中国，有一个看似不符合常识的情况：国企的现金持有占资产比例要比私企少，有近年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设。[1]
按理说，私营企业一般更具成长性，更具活力，应该把更多的钱拿出来投资，为什么却比人们印象中更加「守成」的大国企更爱囤积现金呢？
还不是怕的。
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低成本资金的能力本来就差，遇到像这样一两个月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情况，更加难以及时造血来弥补长达数月的缓慢出血。这时候再让企业用宝贵的现金来支付社保、缴纳住房公积金，很有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节流就是开源，能晚几个月缴公积金，就等于获得了几个月的无息贷款，就等于可以把现金用来维持公司存续。昨天，吴晓波频道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小企业遭遇现金流大考， 90% 不合格》的文章，其中提及一项触目惊心的调查数据：
（如果不开工，现金流中断）34% 的企业只能维持 1 个月，17.91% 的企业能维持 3 个月，仅9.96%的企业能维持 6 个月以上。
国家队不出手，地下钱庄就该发高利贷了，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局面。
参考
^鲁欣怡 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 [D]. 湖南大学 2017
这次武汉的疫情会在哪些行业带来机会？

看了很多回答，有一点想法：不能把「实在不行了」的短时红利，当作是「时代不同了」的风口。
就拿远程办公来说，我想问问周围的企业老板、中高层管理者们：
等疫情结束了，聚集办公不会有传染风险了，你愿意继续允许非必要到岗的员工们远程办公，实行灵活工作制吗？你会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考勤机制吗？
疫情爆发已经一个月了，我们看到的远程协作解决方案，基本上还是来自「大厂」，而鲜有听说资本嗷嗷地涌向主打远程办公概念的初创公司。我相信市场的理性，肯定有足够多的人和我一样认为，时代还没有变，我们面临的只是暂时的「实在不行了」。
有的商业模式类似于口罩，疫情期间不得不用，谈不上什么体验，怎么优化体验都不如不用舒服；有的商业模式则类似于无水洗手液，疫情的时候用得上，如果体验再好一些，这次用了觉得不错，那么之后也可以备上一点用于其他场景。
如果说远程办公是前一种类型的话，生鲜电商可能更加接近后一种类型：出不去小区，实在不行，得用一下解燃眉之急；如果发现的确质量不错、价格有竞争力，选购下单还很顺畅，那么之后继续用一下也挺好。
个人认为，真正称得上机会的，是「无水洗手液」型行业，而非「口罩」型行业。
借用一个互联网术语：疫情对于很多行业来说，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拉新」，突然涌入了超过正常增长预期的大量新用户。接下来，不同行业会面临不同的「留存」，也就是指多少新用户会在一段时间后继续使用产品和服务。
对于高拉新，留存尚可的行业来说，这是机会；
对于高拉新，留存没指望的行业来说，这甚至可能是陷阱 ： 如果误判了红利消失的时间，过度融资、过度投入人力和生产设备，那么很容易被闪到腰，最后吃不下来自己铺的这么大一个摊子。
说起来，有的电商企业从餐饮行业「借调」员工临时补充人手，我觉得挺聪明，如果无法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种，倒不妨先用试错成本较低的方式探探路。
最后，其实「口罩」型行业，也未必尽然昙花一现。一种小众的商品或服务，通过特殊事件为大众所知，然后被开辟出新的用法，前景未可知也。「汤力水」本来是应对疟疾的药，但后来被用来调鸡尾酒，正是一例。
但毕竟只是个例，不要贪，别被骗。
一些案子受害人表示愿意不追究罪犯，那么罪犯该不该判刑？

不能仅仅因为被害人的谅解，就放弃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具体展开讨论下：
1、刑事案件大多属于公诉案件，是国家在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者发起的诉讼，而不是为了帮助个人实现复仇。
即便是自诉案件，其背后的罪名也是涉及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而不仅仅是私人恩怨。例如，较为轻微的诽谤行为，只是个人对个人的民事纠纷；但当造谣诽谤行为极为严重，侵害了社会进行有序公共讨论的秩序，那么就已经不再属于私人纠纷范畴，而需要国家出手。
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好回答问题了：我被人打了左脸一巴掌，我自己觉得，其实右脸再给打一下也无妨。但我的个人价值观不能代表全社会，立法者认为，社会上大部分人是不愿意被打脸的，因此要试图阻遏这种行为，这不能凭我一个人的喜好来定。
2、延续上一点，如果仅仅基于被害人谅解就放弃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可能会将社会置于危险之中。
以美国 2011 年的数据为例，有过犯罪行为者，约 43% 在刑满释放 / 假释 / 开始服缓刑三年之内再次犯罪[1]。而在国内，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重新犯罪率比较难以估计，一些地方零星的研究显示可能在 10% 左右[2] （因为我们对违法和犯罪行为有所区分，可能导致了数据上和美国较大的不同。）
对于有一次犯罪得手经历的犯罪者而言，由于获得了更丰富的「经验」，锻炼了「胆量」，如果不经过矫正即马上重返社会，对于公众的危害将会显著高于普通人。仅仅依赖被害人的谅解就不进行矫正工作，是对社会整体的不负责。
3、被害人的谅解有可能基于欺骗、胁迫、经济压力作出，并非真实的意愿。
当年在做家暴案件被害人服务工作时，我们遵循着一条原则：一方面尊重被害人表达诉求、对量刑提出意见的权利，另一方面不能完全依照被害人的意图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实践中，出现过太多家暴被害人处于一时心软与施暴者和解，重新回到一个屋檐下，然后二次受到伤害的例子。这个时候，刑法作为国家公法就开始发挥了父权主义的一面了：我不要你觉得自己没问题，我要我觉得你安全了再说。
类似地，在其他案件中，也可能存在被害人被施加压力，违背真实意图而作出谅解的情况，被这种「谅解」牵着鼻子走，也无助实现公正的结果。
综上，从应然的层面来说，被害人的谅解是在量刑中的一个考量因素，但绝对不应该成为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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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一下自己新推出的盐选专栏，希望能从争议案件的探讨中，帮助大家产生更多角度的思考：
参考
^Public Safety Performance Project, State of Recidivism: The Revolving Door of America’s Prisons, The Pew Center on the States (April 2011)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数据分析调查报告》，广东省惠州监狱课题组，访问链接：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8-05/10/zgjygzxhxwdt_19240.html
如何看待洪湖市处罚0.6元购进1元卖口罩的药店？

首先，坚决反对发国难财的行为，支持稳定物价。
其次，各地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应当充分理解上位法的立法目的，避免机械执行。
我们看看《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间有关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与处理的指导意见》（鄂市监竞争[2020]3号）具体规定了哪些「哄抬价格」的情形：
1、以 2020 年 1 月 21 日前商品销售价格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格为原价， 在 1 月 22 日后超出原价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
2、商品进货成本发生变化，购销差额未与 1 月 21 日前保持一致并扩大的；
3、是所售商品无参照原价，购销差价额超过 15%的。
三者满足其一即可。
那么，效力位阶更高的相关法律是这么说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所认定的价格违法行为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
可以看到，在价格立法，以及紧急事件中的价格立法中，国家要打击的是囤货居奇、散布虚假信息以推动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最终目的在于稳定市场秩序。
进价 0.6 元的口罩，卖一块钱，真的会扰乱市场秩序吗？ 我看未必。看似有 40% 的「利润」，但在这 0.4 元毛利润背后，是人力成本的上涨，是日常经营成本的上涨（虽然没有相关经验，但可以肯定，在当下的武汉营业，每天所付出的成本和疫情前根本不具备可比性）。到头来，这一块钱到底是赚了还是卖亏了都不好说，仅仅从进价和售价的对比来认定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略显粗暴。
要我说，逼着企业亏本做生意，才是真正在破坏市场秩序。试想一下，如果一家药店之前进了一大批口罩，但面对成倍增长的用工成本和日常维持运营成本，只能用高于进价 15% 的价格卖出，理性的企业会怎么做？ 恐怕会直接关店不卖了，反正买的越多亏得越多，这是简单的市场逻辑。因此导致市场上没人敢卖口罩，这难道就是良好的「市场秩序」不成？
诚然，按照《指导意见》进行价格执法，是得到了授权的，程序正当的行政行为。但如果再往上思考一层，想象《指导意见》所依据的法律真正目的是什么，能更好地意识到怎样的市场监督行为是法律所期待见到的。
（题外话：定一块钱，我看挺好，计算简单，避免大量顾客在找零钱时耽误时间，避免用移动支付的顾客在算钱以及打字上耽误时间，赶快买完赶快走，这不也有利于防疫嘛。）
吵架时有哪些十分有用的法律知识？

要慎开嘲讽，不然容易被人白白打一顿还没处说理。
在美国刑法中，有一条重要原则：故意挑拨他人攻击自己，则不得使用致死性力量进行防卫。
有一个经典判例， United States v.Peterson, 483 F.2d 1222 (1973)，本案被告人与他人争吵，挥舞着手枪大喊「你敢过来？你敢过来我杀了你」，结果对方真的抄起一把扳手迎了上来，被告人开枪将其打死。
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他故意吸引别人攻击自己的行为，导致自己失去了防卫权利。
我国刑法中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挑拨防卫」。A 看 B 不爽，想揍 B 一顿，但打人犯法，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故意和 B 吵架，挑拨 B 来动手打自己，然后伺机反杀。对于这种行为，法律不认为属于正当防卫，依然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和美国法律中的挑拨他人攻击自己，存在些许不同，我国法律额外强调了挑拨者需事先具有侵害他人的意图。但不论如何，在争吵中放狠话、让别人「有本事朝着来」，都意味着自己可能对随后的反击行为丧失法律保护。（再说了，吵架过程中打了起来，被认定为互殴而非正当防卫的可能性也会变大）。
嘴欠挨打，打了白打，各位吵架前掂量下吧==
能否从法律角度彻底根治吃野味的习惯？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工具，所能做的是改变一个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对于普通食客而言，吃野味的净收益 = 吃野味的收益 - 吃野味的成本。
我们把成本再拆解一下，有直接的金钱成本（埋单花了多少钱），有社会成本（别人的负面评价），有法律成本，而这部分成本等于违法的代价 x 违法行为被追究的概率。那么，就可以变成：
吃野味的净收益 = 吃野味的收益 - 金钱成本 - 社会成本 - （违法的代价 x 违法行为被追究的概率）。
一个一个来说：
对于金钱成本，严格执法打击偷猎者、野生动物运输加工环节参与者、烹饪野味的饭店，最后的成本会由食客承担，劝退有尝鲜冲动的普通人。
发散一下，美国的禁毒工作之所以全面溃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购买大麻这样的 「入门毒品」（Gateway Drug），成本实在过于低廉了。（所谓 Gateway Drug ，指在毒品中相对危害性较低，但容易引发吸食者对其他毒品产生兴趣的成瘾品）。坊间常说，一定要在口袋里装一张 20 美元的票子当保命钱，原因在于大麻的街头价格一般在 20 美元一克，街头无赖拦路抢劫很多就是为了这一口，给 20 美元就能把他们打发走。
类似地，如果存在大量价格便宜、随处可以吃到的「入门野味」，那么也容易催生更多面向大众专门经营野味的场所。只要受众足够大，那么对应的配套服务也会发展起来，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成本（海鲜市场上「大众野味」几个字不就体现了这一点吗？）
因此，需要打击偷猎者、加工者和经营者，让野味行当不能成行成市，无法做到价格亲民。
但这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 - 正是因为稀有、昂贵、有挑战性，所以会催生炫耀性的消费，用于在商务场合秀肌肉。有知乎回答在分析吃野味的原因时说了一点：请别人吃野味，是在炫耀自己不被一般规则所约束，能凌驾在规则之上。这就需要提高吃野味的社会成本了，需要我们开动舆论工具，强化此次疫情和吃野味陋习的关联，让野味宴等于鸿门宴的观点更深入人心，这就不全是法律问题了。
关于违法的代价和被追究的概率，应当实现一个较为有效率的平衡，不能走极端。有朋友凭着朴素的正义感，认为只要把一个行为入刑、使出刑法大杀器，让行为的代价变得很高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一点未必成立。
美国就提供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美国法律没有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区分，像是乱穿马路、驾车超速、在公共场所喧哗、在街头喝酒等行为都属于犯罪，其结果就是司法成本过高，这么多「犯罪分子」处理不过来，特别是公派的辩护律师忙不过来。
联邦法官 Robert Lasnik 就指出过一个矛盾：把所有东西入刑，意味着到处都需要辩护律师，结果就是很多被告人得到的只是「会喘气的法律文凭」（a warm body with a law degree)，公派辩护律师平均为每名客户提供的服务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根本来不及仔细了解案情。凡事都入刑，在美国导致的副作用就是辩诉交易泛滥，让刑事审判变成了认罪协议上的讨价还价。
因此，在立法和执法中，还是需要进行一些「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平衡。如果入刑收到了社会成本的阻碍，那就多从罚款方面做文章，罚出典型，让大众意识到被抓现行是大概率事件；如果罚款变成了罚酒三杯，那么就考虑适当把大杀器拿出来溜一溜吓吓人。例如，这次疫情期间，对于明知患病却故意前往公共场所者，不久开始追究刑事责任了嘛。
总之，法律可能无法根治吃野味陋习，但能够从多个途径提升吃野味的成本，劝退更多人，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美国《吹哨人保护法案》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吹哨人」的保护，可以追溯到 1778 年。
当时，美国海军沃伦号（ USS Warren）军舰上的十名水手认为海军最高统帅 Esek Hopkins 未能妥善履行职责，违抗大陆会议要求善待英军俘虏的命令对俘虏进行虐待，并时常辱骂其他革命领袖。他们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份陈情状，揭发 Hopkins 的所作所为，要求大陆会议（相当于后来的国会）解除他的职位。
船长 John Grannis 对水手们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亲自将陈情状送到了位于费城的大陆会议所在地。这种行为，要是扣帽子的话，可以说是顶撞上司、擅离职守，以叛国论处都不过分。
然而，大陆会议这次站在了揭发者的一边。1778 年 7 月 30 日，大陆会议通过决议，认可了水手和Grannis 船长的行为，并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公职人员和公民应尽的责任。决议写道：
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的公职人员，以及所有其他居民，都有责任在获知消息最短时间内，向国会或者其他权威机构提供关于国家公职人员任何不端行为、欺诈或者犯罪行为的信息。
It is the duty of all perso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all other inhabitants thereof, to give the earliest information to Congress or any other proper authority of any misconduct, frauds or misdemeanors committed by any officers or persons in the service of these states, which may come to their knowledge
社会学者 Allison Stanger 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保护吹哨人的立法尝试。
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吹哨人保护立法运动出现在 70 - 80 年代。1971 年，越战期间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事件」和 1973 年曝光的水门事件，让社会进一步认识到了内部监督和揭发对于维持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性。在水门事件中，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 Mark Felt 以匿名身份持续向媒体提供尼克松进行窃听的线索，在揭露总统违法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加让吹哨人这一形象获得了民心。
1989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9 吹哨人保护法案》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of 1989）。根据该法案，对于揭发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失职行为、滥用职权行为、严重浪费财政经费的行为以及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行为等的国家工作人员，政府不得进行报复或者威胁进行报复，也不得以泄露国家机密等理由追究起法律责任。
《吹哨人保护法案》的主要适用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而现实中保护「吹哨人」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对其他机构和商业公司的监督中，例如美国证监会允许揭发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的雇员分享对企业罚款中的一定比例等，这就是更广义的吹哨人立法了，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你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中，收获的感悟有哪些？

只要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那么世界会记住你。
李文亮医生，如果看看他生前留下的社交网络痕迹，就会惊异于他的普通：
转发过很多抽奖，从来没有中过；颇为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喜欢肖战；参与了虎扑步行街「漫威电影里的女英雄，谁更符合你的审美？」投票；在广州塔下打卡；转发美食纪录片的资源；吃个德克士鸡腿都要晒一下...
如果你拿着这些生活的痕迹给路人看，说，这是我们的英雄，恐怕对方会一脸懵：
英雄？我看跟我们家二舅每天干的事情差不多啊。
你见过哪个英雄这么财迷，天天转发抽手机的微博，也没见他上天入地，喷蜘蛛丝，耍着锤子和盾牌；
你见过哪个英雄这么怂，就知道说「能」、「明白」，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见过哪个英雄这么倒霉，都不配拥有「最后一分钟」拯救的剧情，最普通最俗套的奇迹都轮不上一个。
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也被人们称为英雄，只要他在每一个选择中，坚持做善良的人，凭着自己的良心作出正确的选择。甚至可能都谈不上选择，只不过是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然后听从了自己的价值观，作出条件反射一般的举动，想让更多人知道，害怕有人因此不明不白患病，想告诉大家要留神。
没这么难的，这些都不需要超级英雄的能力，说得不中听一点，打字谁都会，人人都可以试试。
想成为英雄，只需要一颗善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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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写了个回答，介绍大家普遍关注的「吹哨人」概念。狭义上的吹哨人，指的是揭发上级或者所述机构不当行为的人，但在传播中也有了更广的含义：
相关部门要求严禁发布宣称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预防、控制、治疗、治愈作用等内容的广告，能起到哪些帮助？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一要求，和现行《广告法》所体现的原则是一致的。
广告法第十六条规定：
第十六条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 （二）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三）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医疗机构比较； （四）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虽然法律有此规定，但在疫情特殊时期，还是容易被钻空子，因此有必要通过主管部门特别强调。
例如，我做个广告，宣称一款药物有「广谱抗病毒」的效果（与药品说明书表述一致），然后使用各种模棱两可的文字、图像等，暗示药物与冠状病毒肺炎的联系。例如展示肺部 X 光影像、用动画效果展示人们在咳嗽、喷嚏后服用了此种药物取得效果等，让消费者产生这种药对新型肺炎有效果的认知，这种擦边球的广告也需要引起警惕。
另外，问题中的要求，本质上也是广告法对于禁止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这一规定的延伸。
我并不是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是「多此一举」，恰恰相反，在当前的局面下，把话摊开了说明了，能提高法律得到执行的效率。真要等广告发布后再依赖社会各界的举报或者监管部门的调查进行规范，可能就来不及矫正负面影响了。
看看大家抢购双黄莲蓉月饼的架势，就知道像这样的宣传可能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还有一点小的建议：希望广告法也能对含有野生动物制品成分的产品进行限制，即便使用该成分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得进行宣传。此类广告，在一个侧面让公众形成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保健功效的认知，刺激人们对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具有社会危害性。
有一个论调，说战争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契机，军事装备在和平时期能反哺民用。如果说防疫是一场战争的话，等这场仗打赢了，也希望一些在此期间形成的共识，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价值。
如何看待「无法证伪即为真」的逻辑？

教你一招，如果有人拿「无法证伪即为真」的逻辑和你辩论，那么只需要回一句话：
「我主张，你的祖父在 1941 年 5 月 17 日晚上 11 时 28 分至 11 时 30 分期间，在抚顺市张家沟村口的小树林里，违背一名女性的意愿，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或者说得粗鄙一点，你的爷爷是强奸犯，如果不同意，请设法证伪。」
对不起，这么做有点耍流氓了，姑且认为是以毒攻毒吧。
「无法证伪即为真」这一逻辑的缺陷，在于错误地分配了双方的举证责任，而举证义务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在法律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个概念，比如英美法系中，要求检方承担举证责任，必须「排除合理怀疑」方可定罪，不能反过来，让被告人自证清白。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也就是「疑罪从无」。
「无法证伪」和「真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证据可能灭失，证人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或者的确存在获取证据的方式，但需要高昂的成本。「无法证伪即为真」的流氓之处，就在于说这话的人自己不想去走这一遭发现之路，而把所有的辛苦都甩给了他人。
对此，我们也不妨让他流点汗，跑跑腿动动脑，还自己的祖宗一个清白吧。
在新型肺炎疫情期间，年后上班有哪些注意事项?

感谢 @知乎职场 邀请。受疫情影响，很多公司选择了远程办公，这对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概念，作为互联网从业者，习惯了在家里、出租车后排、机场、马路牙子等场所办公，来谈谈一些注意事项。
1、仪式感和自律很重要。
在宿舍学习跟在图书馆学习有啥区别，为什么考试周一大早就有人在图书馆前排队等着占座？
其实大家都知道，宿舍和家里的诱惑太多，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所以需要在一个更有氛围的地方工作。
其实在家里也可以营造这样一个远离诱惑的「结界」：找一个角落，清理掉无关的物品，给自己一种「这是我的工位」的心理暗示，这样更容易提高效率。
至于我啊，反正家徒四壁，雪洞一般，所以这个倒不必了==
2、和团队找到合适的沟通机制。
在远程与他人沟通工作的时候，个人建议是，可以稍微「话唠」一些，前因后果、思考过程，能说就多说点。
我在上商务沟通课的时候，记下的很重要一条 take-away 就是：哪怕是在工作场景，很多信息都是靠神色、语气、表情、肢体动作传达的。一项任务的优先级到底如何，对方有没有理解你的意图、对这个提议是否支持，是否熟悉相关背景，这些问题在当面沟通中很容易判断，但在文字沟通中就困难很多。
然而，不具备远程办公经验的企业，员工普遍不太习惯视频会议，也一般没有企业级的解决方案，最后只能靠大量的群聊、群语音来解决，这样的会议方式，会导致大量信息损失。
为了把损失的信息找补回来，我建议使用这样一个原则：紧急的事情打电话，重要的事情发邮件，简单的事情微信说，复杂的事情附文档。需要马上找到人，电话最直接；三两句话说不清楚，需要组织一下语言，完整说出背景信息、依据和待办事项的，建议发邮件避免消息变得碎片化，散落在群聊中找不到；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数据，或者需要掰开揉碎了解释的，那么建议写成文档共享给大家。
3、建立参照系，明确每日待办和阶段性目标。
这个其实不需要额外展开了，没有办公环境的氛围，比较容易迷失，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活是不会消失的，它还是在那里，有一天会跳出来吓你一条，只是现在没有周围人提醒，所以看似清闲。对此，还是应该自己注意每天梳理一下待办事项，每隔一段时间和团队确认一下进度，多东张西望，避免自我感觉良好划过一天。
都是要还的啊，朋友。。。
如何看待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在防疫工作中的情况？

我在工作中有一个爱好， 就是没事就喜欢写几句 sql，看看和业务相关的数据 哪怕不是跟考核目标直接对应的。见到有分析师共享过来的报告，更是能当小说一样中午边吃边看。
主要就是因为觉得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想从不用的角度去「盲人摸象」，摸多了，看得就更清楚。而且，这个过程也很好玩，就像当时老师经常说的，toy with it，当成一个大玩具反复摆弄，从而对自己所接触的东西有更好的判断。
知不知道数据，有的时候真的能体现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喜欢，是否把解题当成日常快乐源泉。如果一个人真的对防疫感兴趣，他一定会去琢磨，现在整个卫生系统的承载力是多少，现在的缺口是多少，未来承载力能提高到多少，能不能把坑填上，填不上的话我去哪里找补回来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关心物资调配，他会把这这件事当成一个好玩的谜题，看看存量多少，增量多少，如何开源，如何节流，在用九个盖子去盖十口缸的辗转腾挪中获得乐趣。
这些事情，不能等督察组来了再押题，做不得伪的。
国民对现行法律条文存在哪些误解？

寻衅滋事这个罪名，近日来高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经常被用于规制传播谣言的行为。私以为，对该罪名的认定，现实中还存在误解。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存在「编造」行为，或者需要「明知」行为为虚假，且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者，方可构成此罪名。
另外，无论是四要件、三阶层、还是英美法系中犯意加犯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都会考虑犯罪者的主观因素，看看是否具有主观恶性。仅具备客观上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并不当然地构成犯罪。
这一观点，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在 1 月 28 日发表了社论文章予以强调：
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举个例子：
某甲为了报复社会，蓄意制造踩踏事故，经过长期踩点观察，选中了一处应急通道被堵塞的电影院，在大热影片播放时突然高喊「着火了！」，引发众多观众纷纷逃生，发生了踩踏事故。
某乙并没有为害社会的意图，一日在电影院观影时，误把装修材料的味道当作烟味，以为着火，但见他人无动于衷，心下着急，于是大喊「着火了」，引发众多观众纷纷逃生，发生了踩踏事故。
虽然两者都向公众传播了不实信息，且造成了具有危害性的结果，但对两者的法律责任，显然不应作出相同的评价。
对于在疫情中传播不准确的信息，也应当如此具体分析，不应机械理解寻衅滋事相关法律条文。
如何看待刘强东案第二次开庭，有什么新的进展值得关注？

闲话不多说，讲讲现在的情况：
1、本次开庭主要讨论的，是京东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法院对此没有立刻作出裁定，将择日另行宣布。
2、针对起诉状送达的问题，原告律师表示已经通过国际送达程序发给了中国有关部门，并建议如果不能如期送达，可采用「替代性送达」的方式，由刘强东先前在刑事案件中的律师代为签收。法院预计将在四月份再次确认是否完成送达。
具体解释一下：
原告同时起诉了京东和刘强东两名被告，认为企业应当对刘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的主要理由是：
事发当晚的晚餐属于京东的公务宴请，京东承担了费用；
事发当晚，刘强东使用了京东租用的车辆将原告送回住处；
（这一点说实话我万万没想到可以如此利用）刘强东说要让 Liu Jingyao 成为「像邓文迪那样的女人」，暗示了京东会为原告提供工作机会，因此这属于京东雇员的职务行为、涉及公司运作。
Wil Florin 这骚老头子，有两下的。不过这也着实给企业家们提了个醒：从事私人活动的时候，尽量需要避免使用公司资金，不然容易把公司拉下水。
而被告辩护律师则在一份写给法院的法律备忘录中指出，并没有明尼苏达本地判例将此类行为定义为「与工作相关的行为」。辩护律师 Peter Welsh 同时指出，明尼苏达法律在定义与工作相关行为时，所强调的元素是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地点。
法院并没有当即作出裁决，宣布将择日宣布是否将京东移出被告之列。
至于起诉状送达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刘强东宣称自己还没有见到起诉状，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没有。跨国司法文书送达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具体参照的是《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按照该办法，本案起诉状需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发给中国外交部，再有外交部发给最高人民法院，然后根据当事人的居住地，由最高人民法院层层下发到当事人手中。
由于这一过程非常繁琐，目前原告尚未完成文书寄送，原告律师建议采取替代送达手段，由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安排对双方而言合理的送达途径。具体来说，本案中原告提出向刘强东原刑事案件辩护律师代收起诉状。
被告显然不会这么愿意配合。本案有一个细节：Peter Welsh 只代理京东，而不代理刘强东，刘强东目前没有为自己安排辩护律师，也没有让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继续代理自己，这显然是一种诉讼策略，就是为了避免法院让律师代收。
总之，程序还是要走的，而且会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月份再说吧。
凭借你的本科或者研究生专业知识，可以在抗击新型肺炎的过程中做哪些贡献？

（就是用来回答这道问题的，没有发错地方，请看到最后。）
1622 年，Daniel Frank 成为了北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殖民地居民。然而，直到 1932 年，法院才开始认真思考，在死刑案件中，如何保障被告人得到辩护的权利。
在 Powell v. Alabama 案中 ，法院认为，为「无知、智力不健全、文盲」的被告人提供公派律师，是宪法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和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的共同要求。
但 Powell 案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国家有义务提供律师，但国家有义务提供「好」律师吗？如果一名被告人因为律师的无能被判处死刑，他可以主张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吗？
对此，在 Diggs v. Welch 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律师提供的服务不过是上演了一出「打着正义旗号的拙劣模仿和滑稽戏」（ a farce and a mockery of justice），那么不能够认为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有批评认为，这一原则虽然尝试提供一种判断方法，但所尝试提供的标准过于模糊了，难以指导实践。一些联邦法庭，比如 Scott v. United States 上诉案中的华盛顿特区巡回法庭，直接否认了 farce and a mockery 标准。
随后一段时间，各个巡回法庭莫衷一是，各自在不同的判例中造法，尝试推行新的判断标准。例如，第五联邦巡回法庭在 MacKenna v. Ellis 案中提出了「具有合理胜任能力的律师原则」（reasonably competent attorney rule），要求律师至少要花费合理的时间熟悉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而第二巡回法庭在 Trapnell v. United States 案中，则相对不愿意对律师看似糟糕的策略放「马后炮」，本案中，尽管律师放过了看似对辩护有所帮助的、有利于己方的证人，但法院认为这一选择只要有可能具备策略上的合理性，哪怕在现实中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不必然代表律师失职。第十巡回法院则在 Dyer v. Crisp 案中，开始尝试从「技巧、选择和勤勉程度」三个维度进行考量。
不同巡回法院在探索标准方面的尝试，最终影响了联邦最高法院 1984 年在 Strickland v. Washington 一案中推行的，包含两层判断的分析方式：
第一层：律师所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一般合理的水平；
第二层：如果律师提供了充分的协助，那么是否具有合理的可能性，让人们能够认为案件结果会有所不同。
这就是 1984 年美国司法中，针对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权的演进，从保障获得律师协助方面切入的一个视角。
啊，没错，我写了这些，就是为了回答问题「凭借你的本科或者研究生专业知识，可以在抗击新型肺炎的过程中做哪些贡献？」
凭借我的专业知识，我花了大半天时间来查阅文献和判例，响应国家号召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这不正是对抗击新型肺炎的一种贡献吗？
如何看待网传腾讯员工称春节「王者荣耀创下史上娱乐产品单日收入最高纪录」，在国难面前发「喜报」合适吗？

感谢 @Lilyann 邀请。有两种观念，同样不可取。
第一种不可取的是，见不得一些行业在特殊的形势下获得利益。
亚当斯密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国家呼吁大家在家不动如山，而我们已经不在计划经济时代了，不能指望国家把电影传给大家、把游戏发到大家的手机里，就好比超市里不会单纯因为正义和良知而出现口罩与消毒水。人们有丰富「自闭」期间精神文化诉求的需要，市场就会来提供供给，这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过程。
再说了，让大家安安心心呆在家里有事情做，这不也是「自私自利」的市场主体，在疫情面前无心插柳的一种贡献嘛。
第二种不可取的，是企业沾沾自喜，在对外宣传或者对内沟通中，将疫情视作「利好」。
问题描述中展现的是公司内部沟通记录，但这份「内部」信息，却不经意在行业里流传，文中「人类历史上...最高纪录」的表述，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即便不是公司授意的对外秀肌肉行为，这也是在传达着一种价值判断，激发起员工的自豪感。
价值观是个很虚无飘渺的东西，但也很实际。
你可以说：「疫情来了，大家出不了门只能玩游戏，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我们真牛逼。」
你也可以说：「我们注意到，由于特殊的情况，大家的游戏时间变长了。」
这两种表述的不同，其实是蕴含了一些东西的：
我们是否足够自省，知道现在的「成功」带有偶然的、不可控的外部因素，不能完全复现，也不希望再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复现。
我们是否保持了进取心，理解因为外部偶然因素获得的成就，但还是需要更好地修炼内功，避免现在的收益成为昙花一现。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敬畏心，在社会的不幸面前，知道作为幸运者，不应该因为幸运沾沾自喜。不求当圣人，慷慨解囊回馈社会，也至少当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不在别人的伤口上蹦迪。
新型肺炎对经济的挫伤，是普遍的。货不能畅其流，人不能尽其用，在全球经济大气候下，好不容易逆势培养起来的年节消费热情，被一兜凉水浇了个透。
在不幸之中，总有少数的幸运儿，天灾人祸面前，棺材铺可能是最大的「赢家」，
我们尊重经济规律，尊重时势造就的胜利者，但这些尊重，大家默默一点头，知道就好，敲锣打鼓说出来，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