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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写学术论文无从下手怎么办？

先来说说选题。
我第一次接触学术写作，是在大学的暑期实践，而那一次的经历给我带来一个颇为“鸡贼”的经验之谈：善于进行跨学科选题，有助于开展研究。
那一次，我们跑到了阿坝州小金县调查酿酒葡萄产业，研究政府控制收购渠道行为对价格的影响。为什么想到这个选题呢？因为我们学院有几笔暑期实践的奖学金可供申请，一个是关于农业问题，一个是关于民族问题，一个是关于贫困问题。当时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薅羊毛的办法：去经济欠发达的民族自治区，研究一项当地特色农业生产中的经济学现象，不就一下子可以申请三笔奖学金了吗？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学术研究，在选题时也要讲究一些类似的技巧，通过找到一个能将不同问题连接起来的选题，作出跨领域的研究。
那一次的暑期实践，还带给我另外一个关于论文选题的启示：既要具备创新点，也要具备和学科的结合点。
当时有一个支队，报了这样一个选题：
赴天津调查狗不理包子有没有十八个褶。
结果选题被学院毙了。这个团队痛定思痛，改了一个表述方式，说是要调研传统工艺的保护对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结果学院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为什么这么一改就通过了？因为新的问题满足了研究选题的基本要求：要有创新点，也要有结合点。创新点很简单，要么就是别人没做过，要么就是别人做过，但我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方法。至于结合点，就是要将一个学科的训练和一个有意义的现实问题相结合，透过现象总结出一种规律。
然后，就要“广积粮”，广泛阅读相关文献。这里也分享一点个人在担任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时的经验之谈：
要确保研究的独创性，在阅读文献时就要特别注意一点：区分哪些是文献观点，哪些是自己的思考。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要善于使用pdf的批注功能，不要怕动键盘，如果看到有重要的数据或者文章作者有意思的观点，打算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就要标记出来并且结合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段评语。这其实就是一个将他人的思考成果转化为自己的思考素材的过程，一定要将自己的对观点的评价结合到研究之中，这也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避免抄袭的关键一步。
除了要勤加批注以外，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多动笔，就是记下文献关键部分的位置。我刚开始做研究助理的时候，往往一周读了七八篇文献，下周见老师开会，脑子里各种小人在吵架，一会这位教授说几句，一会想起来那篇文献的作者还反驳了一段，但一说是在哪里看到的，就不记得了。后来我发现，阅读文献的时候，为了方便日后引用，应该自己创建一个文档，在这个文档中总结每一个有用数据或者相关论述过程具体出现在哪一篇文献的第几页第几段，这样等到需要引用的时候就可以按图索骥了。
接下来，就需要考虑具体写作的行文风格。这里我说一个侧面：要特别注意摆脱高中作文写作风格的负面影响。
很多初入大学的朋友，可能被高中的写作教学耽误了，养成了非常不好的写作习惯，进而也影响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举一个例子：如果让你论证，逆境能让人取得更大成就，你会如何行文呢? 要是按高中作文的讨论，我们恐怕又得请出司马迁，请出孙膑，让他们一次一次遭受非人的折磨。但这里我要问一句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到底是经受过宫刑的人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还是健康的，所谓“无病到公卿”的人取得成功概率更大？有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高中作文的议论文行文方式存在一个硬伤：从孤立的实践中总结所谓的“规律”，关注特例而忽略普遍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中作文不重视认定事物的性质，不重视定义。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什么叫“逆境”，身体残疾或者遭受贫穷，身患重病或者父母双亡，逆境的定义是什么？取得成就的定义，又是什么？司马迁，司马懿和C罗纳尔多，都算是取得了成就吗？如果你开始考虑定义问题，就已经距离独立思考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感受一下，如果我们写一篇文章，分析论文被引用次数前十名的法学家，在各自16岁时的家庭收入水平，就更加像是一篇有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一研究给成就做出了衡量指标，论文被引用次数，也给逆境的大小赋予了尺度，就是年少时的家庭收入，这样的写作方向，才能呈现出一个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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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只是个人对于学术研究和写作一点非常不成熟的思考。最近我收到知乎编辑老师的邀请，要开一场关于大学生如何独立思考的live。结果我在准备的时候稍微跑偏了一下，准备了比较多关于如何进行研究的内容。
但事后想想，写学术论文，呈现思考的成果，不也是独立思考的一部分嘛？
给自己安利一下：
在这场live里面，我会更加全面地介绍如何提出问题以获得信息，如何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后，通过写作呈现出来。欢迎大家明天晚上来一起交流。
科大讯飞用人类翻译的内容冒充智能 AI 同传一事是否属实？AI 同传「造假」是否普遍？

以后我们可能会需要“反向图灵测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测试人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装成AI而不被发现。
通过测试者，可能会收到各大科技公司追捧，被邀请参加各类产品发布会或者面向投资人的路演，以展示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突破。
如何看待高铁一女性乘客称座位标识表意不明强行霸座一事？如果座位被霸，如何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次我倒是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两句。
经济学有个“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
什么意思呢？在火车座位场景下，如果双方可以无成本地进行谈判（假设双方可以语速飞快地完成交流，一个眼神就能让对方get到自己的意图），那么不管这个座位一开始归谁，那么都能实现最有效率的分配结果。如果一名乘客更偏好靠窗的座位，那么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理估价范围内像其他靠窗的旅客出价购买。而靠窗旅客如果认为获得的经济补偿足以抵消他因为换座所减少的效用，那么也会欣然成交，两者的效用都得到了提升，能够实现有效的分配。
当然，“交易成本等于零”这个假设是非常强的。在现实中，恐怕只有闪电侠或者快银这样的角色才可以瞬间与大量靠窗旅客进行谈判。
然而，科斯定理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产权的配置必须明确。也就是说，要实现有效率的谈判，那么谈判双方必须明确一点：这是你的，这不是我的，我要使用的话必须付出一定代价。
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能强占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钱去买？这样一来，谈判机制将无法存在，更别提保障效率了。
这也正说明了法律对于社会的作用：确认权利，定分止争。设想一下，如果霸座乘客能明确知道自己没有享受靠窗座位的法律权利，如果强占的话，会面临严峻的惩罚，那么或许会转而和有权使用该座位的乘客进行谈判，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者干脆作罢，这完全取决于她的偏好。
像这样关于座位的“市场”，如果没有法律对权利的保障，是无法实现的。屡见不鲜的霸座事件就是例证。
为什么中国大陆无法采用陪审团制度？

假如我们完全照搬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画风可能是这样的：
一天早上，王志明的手机响了，
“先生您好，您有一张来自法院的...”
王志明心里暗骂一声“骗子”，挂了电话。然而很快他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中午的时候，前台告诉他，有一份给他的快递，拆开一看，原来是海淀区法院要求他下周三前去履行自己担任陪审员的义务。
王志明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上个月自己的朋友被抓壮丁当陪审员，关在一个酒店里俩星期，每天才给250块钱，每天不让看新闻，甚至连能上网的手机都不让用。（注：当前美国各州陪审团每天的报酬在40-50美元区间.）回来一看，客户也跑了，正在谈的生意也黄了，老板虽然碍于法律规定不能因此歧视他，但脸色还是颇为不好看。
他打开百度，刚渐入“如何”二字，就弹出了联想搜索关键词：“如何落选陪审团”，王志明眼睛骨碌一转，有了主意...
到了筛选陪审员的日子，王志明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法院。一看，来的人可真不少啊，四五十号人等着双方律师问话。据介绍，这是一起两个大公司之间的专利权纠纷，生产手机的大麦公司状告欧巴公司侵权。
律师一个一个叫屋子里的人上来问话：
“您是在哪里毕业的？”
“西政”
“啊...您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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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用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呢？”
“大麦埃克斯艾斯麦克斯”
“您能把这个名字说顺溜了也不容易，您也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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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请回吧”
“啥啥啥，还没提问呢”
“我申请无理由排除这位潜在陪审员”
...
一上午过去了，才选出来四个人，双方律师嗓子直冒烟，法官一敲锤子，下午继续。
王志明趁着午饭，又重温了一遍自己准备的台词，等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他终于被叫到了。
“我七舅姥爷的三外甥女在深圳瓦围公司上班！我有偏见！我不能公正地看待大麦和欧巴公司的诉讼！”
“没关系，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双方律师说道。
王志明仿佛头上响起了一道炸雷，
“不不不，你们听我解释啊！我买过大麦的扫地机器人！我女朋友管欧巴公司的代言人叫老公！我有偏见啊律师朋友们，你们不能选我...”
王志明的语气从悲愤，变成了哀求，法官说，
“履行陪审团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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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后，在烟雾缭绕的陪审团评议讨论间里，王志明绝望地将头埋在臂弯中。
庭审进行了九天，双方各自请出了5名专家证人，而证人们说的话，似乎并没有半点灌进这几名陪审员的脑袋里。
“就是美国人挑拨我们中国企业窝里斗！” 一位穿着挎栏背心，摇着蒲扇的大爷一拍桌子说道，“这个什么，立体KFC..”
"NFC” 有人小声纠正
“对，就是这个KFC，中国人先搞出来的，中国企业就能用，中国人不用美国人就要用，让他们两家都用去呗，我看挺好。”
“但是，按照之前法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现在应该看看专利侵权的构成要件，然后...”
“法官说的那是法律问题，但小伙子我跟你讲，这个已经不是法律问题了，这就是有人要让中国人自己乱起来。你看现在这个贸易战...”
王志明脑袋被大爷的大嗓门吵得嗡嗡直响。他听了证人的证词，也听了律师的发言，认为应当大麦应该胜诉。但现在陪审团分成了两派，大爷一派坚定认为，大麦就不应当“挑事”，不能“坏了大局”。
就在这时，书记员敲门了，屋里安静了下来
“谢谢各位履行作为陪审员的义务，就在刚才，法官接受了原告方的JMOL（Judgement as a matter of law, 指法官越过陪审团直接对民事案件作出判决，抱歉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译）。大家可以回家了。”
“义务...”王志明默默念到，义务就这样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不论他有没有准备好。这几天之中，他尽力去听专家证人说的每一句话，盯着法庭投影仪，试图弄懂NFC技术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不可能忽视背后传来的一阵阵鼾声。他试图去弄懂法官给陪审团的指示，四页纸的文档，尽可能用大白话介绍了相关的专利法律。而这份文件，很多陪审员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就拿来垫外卖餐盒了。
“我们真正准备好承担这种义务了吗？”王志明问，没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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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评论区有人认为这是在抹黑中国人素质的，其实本意是在讽刺美国陪审团制度运行过程中我所见到或者听闻的怪现状，代入了一个中国的叙事背景。
让民众参与司法过程，这是好的，但目前我们最为令人瞩目的范本--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能照搬。这才是回答的本意。
如果现实中出现刘慈欣《朝闻道》中的真理祭坛，你会走上去吗？为什么？

我猜想，法律人应该有很多不会选择走上真理祭坛，因为这一学科的“真理”是一个非常基于价值判断的概念。不同的价值诉求，会带来不同牢不可破的真理，而追溯到价值随求的层面，却又很难区分出绝对的正确与谬误。
每次联邦最高法院来了新的大法官，都会有几个问题被拎出来：堕胎，死刑，控枪，移民，平权...
就说堕胎这一点，双方打出来的旗帜是什么呢？
一个叫做“生命”，Pro-life；一个叫做"选择”，Pro-choice。 在美国高速路上开车，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广告牌：“胎儿在XX周大的时候就有了心跳”，相信很多人会为之动容；但翻开历史，看看那些为了夺回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而勇斗风车的人们，却也不由肃然起敬。
如果一名大法官走上祭坛，问，“当两者矛盾时，法律应该更尊重生命，还是更尊重选择的自由？”我不知道那高高在上的神明会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总会有人对非此即彼的回答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关乎人性本身。
更何况，法律，乃至政治哲学，很多时候看重的都不是结果，而是探索的过程。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抛出过一个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 这个问题，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答案的过程，以及上下而求索的决心，坚信可以通过良好的公众参与构建更好的社会。（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一场南北战争，约六十万人战死，“走了一段弯路”。）
最后，有一些法律的实务问题，说不定倒是可以让真理祭坛回答一下，比如辛普森到底有没有杀人。
但事实不一定就是真相，基于某种前提对事实所做出的评判，也未必是真理。哪怕知道了当事人这一生中每一分每一秒的每一个举动，可以像带上VR眼睛一样重回事发现场，每个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当事人动机的不同理解，对事件的性质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
哪怕可以有一个唯一且最终的权威，在具体个案中作出评判，但事件的性质也会在后世被重新审视，甚至彻底颠覆。
而每一次审视时的结论，可能全都是对的，也可能全错。
如何看待离婚冷静期拟写入民法典分编草案？

不赞同，至少不赞同在夫妻一方存在虐待另一方情节时准予“冷静期”。
家庭暴力案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极高的再犯率。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量刑顾问委员会（Sentencing Advisory Council) 2016年发布的数据表明，该州家暴罪名成立的犯罪者，在五年内再次犯罪的比例为53%（“再犯”指包括家暴在内的各种犯罪类型），高于所有犯罪者37%的五年再犯率。（链接：https://www.sentencingcouncil.vic.gov.au/news-media/media-releases/family-violence-offenders-more-likely-to-reoffend-than-other-offenders）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犯罪数据研究局（New South Wales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不知为何，澳大利亚似乎特别关注家暴案件的再犯问题）也在2016年公布了一项基于1600个案例的统计数据：20.3%的家暴罪犯，在得到缓刑机会或者刑满释放后的12个月内再次犯下家暴罪行。（报道链接：http://www.abc.net.au/news/2016-06-14/prison-does-not-stop-domestic-violence-perpetrators-re-offending/7510744）
美国也有类似的研究。一项基于1300个案例的统计数据表明，8%的家暴嫌疑犯在被保释候审期间因再次涉嫌家暴而被逮捕，31%的家暴案件犯罪者在结束法院强制的干预项目后一年内再次犯罪。（研究摘要请见：https://domestic-violence-law.com/can-abusers-be-rehabilitated/）
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相关的立法工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发展的阶段，相关数据并不完善，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情况仍然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果婚姻中存在暴力虐待现象，这种”冷静期“会不会成为再犯的”黄金时期“?
如何看待滴滴再次出现温州女孩搭乘顺风车遇害事件？有哪些措施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曾有人问前苏联黑海造船厂的厂长马卡洛夫，怎样才能让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完工，
马卡罗夫说，“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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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故事，不是在鼓吹工业党人的星辰大海，而是要引出我的观点：要防止下一次悲剧，我们需要惩罚性赔偿，需要集体诉讼，需要反垄断，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监管环境。
先说惩罚性赔偿。还记得上次郑州乘客遇害事件后，滴滴大张旗鼓地作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给予三倍的补偿”。
具体是多少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有如下计算方法：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乘以二十，乘以三，大约是156万（这里还假设了使用滴滴的主要是城市居民）。
一百五十六万。
一家市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承诺为每名死亡的用户赔偿一百五十六万。
而这还是发生死亡的恶性案件，至于其他刑事案件，答主 @云舒 通过检索刑事案件数据库发现，涉及滴滴的刑事案件共有595起，其中涉及人身伤害的有故意伤害罪78起，强奸罪11起，强制猥亵、侮辱罪3起。（链接：知乎用户：如何看待温州乐清 20 岁女生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 ？是否反映出客服系统存在问题？）对于这样非致死案件，人身伤害的赔偿额度更加难以确定。
南京大学法学院李友根教授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中国模式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有关于按照价款或损失加倍赔偿的规定，但我国法律体系中惩罚功能主要由行政罚款制度承担，而不是靠消费者提起诉讼并主张惩罚性赔偿实现。
在美国若发生类似滴滴乘客遇害事件，死者家属可以向滴滴提起“意外致死”（wrongful death）民事诉讼。在此类诉讼中，家属既可以要求被告就死者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称为"pain and suffering"），也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这种惩罚性赔偿并不需要依托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而可以基于对“遏止”（deter）未来此类行为的效果作出考量。这种惩罚性赔偿的依据，并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而是为了督促责任方改变自己的行为。
滴滴拿出所谓“壮士断腕”的勇气，承诺平均下来区区156万元的死亡赔偿，还自认为肩负起了责任，这种怪现象，就是因为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没有惩罚性赔偿，公司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罚单，这种自罚三杯式的惩罚，是惩罚吗？“你只管死，我只管陪”是一句气话，但不得不说也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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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集体诉讼和反垄断。
在关于滴滴的网络讨论中，不少网友都反映了类似的问题：实际遇到的司机和网上信息不符，车辆牌照与网上显示不同，投诉遭到客服打太极。这样的行为，我们只能在网上发发牢骚，谁又会真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诉称滴滴提供的服务与描述不符，存在欺诈行为呢？
一个人，既没有时间和精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激励去投身这样的诉讼。有人这么做了，比如 @不老的老回 诉三星。几年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大企业已经足够难缠，还有人出来说风凉话，说此人是在沽名钓誉，说他还真把自己的当什么英雄了。
有没有别的可能？比如说，我收到一封邮件，邮件写道：如果您在使用滴滴提供的服务时，发现过司机与网上显示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请填写邮件中的表格并回复。我们正在进行对滴滴的集体诉讼，如果胜诉，您将自动获得50元的赔偿。
试问一下，遇到这样的邮件，大家会不会乐意动动鼠标，花十分钟填一下表格。“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又不需要我请律师出庭，万一胜诉得到赔偿了呢？
而这就是集体诉讼的精髓：汇总众多个人相类似的诉求，共享胜诉后的果实，这就能避免“店大欺客”的现象，大企业无法再将个别“刺头”的消费者各个击破，而需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然，我也要指出一点不这么美好的地方：在美国，很多时候集体诉讼赔偿的大头都被发起诉讼的原告代表和律师团队拿走了，普通原告只能拿到象征性的赔偿，聊胜于无）。
至于反垄断，还记得滴滴与uber中国合并的故事吗？
就说一点：柳青是滴滴快的总裁，柳传志的女儿；柳甄是Uber中国区战略负责人，柳传志的侄女；在滴滴和uber合并后，新公司当时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90%。（评论丨滴滴、Uber合并后，出行市场格局将发生怎样）
我该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如果一项涉及人们基本需要的服务，被一家市场份额超过90%的私人公司所占有，接下来的傲慢与冷漠就无可避免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成功的时代，人人斗快过终点。当滴滴和快递展开烧钱大战时，我们兴致勃勃地下注，猜测赢家，却很少人想到这是否涉及反不当竞争法；当滴滴和uber合并时，我们看着云端神仙打架，或是叫好或是叹惋，监管部门却没有出手进行反垄断调查；当滴滴顺风车已经发生了数起意外，国内还没有多少法律从业者，能说清楚“网约车”和“共乘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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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问我，我们需要什么？
滴滴事件，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所有的愤慨与遗憾，也照出了我们所有的向往与不甘。
如何看待温州乐清 20 岁女生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 ？是否反映出客服系统存在问题？

不厘清顺风车的法律性质和滴滴在其中的注意义务问题，类似的事件就还会重演。
美国侵权责任法中有一个“汉德公式”，严格意义上叫做应该叫做“不等式”，写出来很简单：
B < PL
B指的是避免危险的成本（Burden），P（Probability）指的是发生危害的概率，L（Loss）是危害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如果满足B<PL，意味着当事方用较低的成本，就能避免较高的期待损害，于是有义务采取措施避免危害发生。
代入到滴滴顺风车系列：
如何避免危险，滴滴其实知道得门清。今年5月4日郑州乘客遇害之后，滴滴做出了整改，不再显示用户头像，禁止司机挑单，避免有预谋地针对女性乘客劫财劫色（顺风车整改后体验 不再显示乘客信息车主没法挑单）。在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期间，的确未见悲剧重演。
然而，在此次温州乐清事件发生前不久，就已经有乘客留意到，滴滴悄悄摸摸又恢复了乘客头像显示（滴滴顺风车乘客遇害事件反思：不应成陌生人社交平台）。至于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商业决策，也许是因为具备社交功能可以带来更多流量，更加吸引与其他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或吸引投资者，这或许可以视为“汉德公式”中的“成本”。另外，改进客服面对紧急情况时的应答处理机制，加强员工培训，准备应急预案，这也是成本。
然后看概率。顺风车乘客遇害，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光在全社会引发大范围关注的，我印象中就能想起至少两期：今年五月发生在郑州的事件，以及2016年发生在深圳的事件（相关问题：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383896）除了命案之外，这个问题的讨论下还有人提到了更加频发的性骚扰和跟踪事件。
至于危害，不必多说，而这也是这个不等式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生命的价值。
不等式的两边，一边是社交所带来的流量，商业机会，和讲给投资人的故事，另一边是生命，对于一些做社交做的走火入魔的公司来说，光靠他们自己去算，恐怕算出来的结果能让人们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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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案件，要扯到美国侵权责任法的判例？因为在我看来，“汉德公式”虽然简单，但却直击要害：
区分什么是不能，什么是不为。
这个世界有很多意外，很多无奈，如果经营者竭尽所能也无法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法律也不会过于苛责（除非是涉及到严格责任的特殊行业），此为“不能”；如果明知道如何让乘客享有更安全的乘车环境，而采取措施所需要的成本并没有超越生命的价值，那就是“不为”，对此应当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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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对于顺风车平台经营者的责任问题，仍旧是一团乱麻。 @TEDCJK 在五月份曾经写过一篇回答，堪称是关于滴滴顺风车最为专业、详尽的法律分析，但读了之后让人感到深深的愤慨与无奈：在现行法律中，滴滴顺风车完全可以辩称自己不是“网约车”平台，称顺风车属于“共乘车”的范畴。而我国目前对于“共乘车”的立法，依然是混乱，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TEDCJK：如何看待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被杀害一事？此类事件应如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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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生命消逝了，有人说她死于平台的贪婪，有人说她死于执法者的不作为，有人说她死于立法者的懒惰，
平台可以搬出法律的定义，撇清自己的责任；客服可以有一百种方法怪警方不立案，而执法者也很无奈，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滴滴的配合; 立法者可以说，快了，我们在研究共乘车监管问题了。
而我们，面对着滴滴作响的下一次悲剧倒计时，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改变。
如何看待男子高铁上「葛优躺」霸占座位并拒绝归还的行为？列车员沟通无效，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这个事例启示我们：执法不严，伤害的可能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位“座霸”刚开始口出狂言，就被铁路乘警制止，并且搬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加以警告：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那么，再蛮横的人，恐怕当时也要向国家机器低头，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被占座的乘客虽然还是难免会像吃饭吃出个苍蝇一样觉得恶心，但看到警方及时处理了问题，气也消了几分，看看书，刷刷剧，一路无话到了目的地。
结果，现在这档子事可倒好，事情闹得无可收场，当事人觉得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不得已采取了舆论曝光的手段加以声讨。
结果，事情发生了雪崩一般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下，“座霸”的身份被一层层扒皮：先是真实身份被通过公开资料加以揭露（陈劲松：如何看待男子高铁上「葛优躺」霸占座位并拒绝归还的行为？列车员沟通无效，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再是顺藤摸瓜，通过查询学术文献数据库，发现了疑似的学术不端行为（邹禹同：如何看待男子高铁上「葛优躺」霸占座位并拒绝归还的行为？列车员沟通无效，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试想一下，对于一个混学术圈的人来说，被警告或者罚款，和被扒出学术造假，对个人发展来说孰轻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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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权力遇事退缩，当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时，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就可能不得以动用私人力量来进行救济，乃至报复。
公权力的运行尚且有边界，这一行为充其量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且情节说实话也并不严重，不至于真的被拘留。但私力救济完全就是无规则的自由搏击了，而且会通过社交媒体无限放大，让每个人都成为私法制裁者。
到头来，恐怕“座霸”也会感慨：要是警察叔叔早一点制止我，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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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何看待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是否认同完美人生谢幕的说法？

我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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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地勤偷飞机事件，本身是一起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却被强行引申出了浪漫主义的意味。是非被颠倒了，盗窃者损坏价值超过3000万元的财产，拿无数人的生命当儿戏，反而享受了英雄般的喝彩。
或许是因为，我们羡慕他：去做一只没有脚的鸟，划出几道优美的弧线，去看一看传说中的那头鲸鱼，为自己放出一团白日焰火。他做到了，而我们依然被日复一日地束缚在地面。于是，有的人羡慕他的自由。
真的自由了吗？
患上胃癌，会失去进食的自由，不能享受火锅盛宴；高位截瘫，失去了运动的自由，只能在脑海中策马奔腾；不幸得了精神疾病，同样会失去一些自由 -- 疾病接管了理性，剥夺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这同样是一种不自由。
如何获得自由，无数的人给出过无数回答，但可能都经不起细细推敲。
变得强大，就能获得自由吗？“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多么逍遥，可如果心之所向在十万里之上，在半人马星座，在宇宙的边界呢，就只能慨叹力有不逮吗。
甘于弱小，就能获得自由吗？有个词叫做“佛系”，看一看北京房价，就好像一尾鲫鱼看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再腾跃而上也只是徒然碰个头破血流，倒不如随波逐流，随波飘荡多么自由。可这种自由，终究还是顺着水的方向，水流让往东，就去不了西边。
关于自由的回答有太多自相矛盾之处。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人们有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为了捍卫免于贫困的自由，推行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制度，但有人就跳出来指责他：你破坏了契约自由，工人愿意每天多工作几小时来养家，凭什么不让他们和企业主签订工作时间的契约？
面对这种矛盾，一种自然的回应就是给出中庸调和的解决方案。
东方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西方的”群己权界“，说的都是一件事：与自己的欲望握手言和，将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划出界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信马由缰。
但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喜欢这种解答，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小小的私人领域还在不断收到挤压。
我们想要的不多，不过是稳定的居所，洁净的饮食，安全的药物，然而这不过分的欲望却四处碰壁；我们安于自己的权利，但他人却对自己磨刀霍霍，遛狗不牵绳的路人，凌晨发微信的上司。
退无可退，战无可战，看到西雅图天边那一朵焰火，就像是对这个世界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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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日，傅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他是一名失败者，在最后一刻，也放弃了背水一战的机会。他在地上垫了一床棉被，这样在自缢时，就不会让踢倒凳子的声音惊扰邻居了。
和那位偷飞机的人相比，可真是一败涂地啊！
然而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臧否人物呢？若是面临相同的处境，我断然做不出更好的回答，我也不能阻拦人们用他人的人生，作为自己的谈资和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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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自由，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但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徒然做一番“众生皆苦”之叹，而是希望我们要多去想，不要满足于偷看别人的回答。
至少，不要人云亦云 -- 我毫不怀疑，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新世相会策划一出“丢飞机大作战“，这也非常能照出时代风貌了。
外国有哪些限制房租滥涨，保护租客权益的法律和政策手段？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洛克纳主义”盛行，立法者充分“尊重”市场参与者的契约自由。哪怕州政府出台了限制租金的法案，也往往会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例如，最高法院通过1924年的Chastleton Corp. v. Sinclair, 264 U.S. 543一案，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调控房租的立法。
在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放任无为的监管理念被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干预所取代，各州出现了一系列限制最高租金、控制租金涨幅的法案。到八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Fisher v. City of Berkeley, 475 U.S. 260一案，进一步为各州调控房价扫清了障碍。在本案中，法院认为伯克利市授权“房租稳定委员会”（Rent Stabilization Board）设置房租上限的做法并不违宪，也并不违反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联邦法律（例如谢尔曼法案）。
目前，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结合本州情况灵活制定调控房租的法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Costa–Hawkins Rental Housing Act。
该法案允许加州各个城市设置本市租金涨幅的百分比上限。例如，圣何塞市于2016年发布市政法令，宣布本市用于居住的出租房屋每年租金上浮不得超过5% （链接San Jose approves stricter rent control – California Apartment Association）（注: 根据评论区补充，这一限涨是针对连续租住的租户而言的。）决定这一数值的，一般是市政委员会（City Counsel），也有的城市会由专门的委员会作出决策，例如之前提到的伯克利市房租稳定委员会。
美国虽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照样会在出租房屋市场中积极使用“有形的手”进行调控。这一点，值得一些新兴市场借鉴。
你见过最不要脸的一句话是什么？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
这句话据称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于2018年8月16日接受采访时说的（新闻链接：政法大学教授：不仅要设生育基金 还要对丁克征税）。当然，我不排除新闻报道可能有所加工，但下面这一句在相关报道中是用的双引号直接引用原话：
“从民族复兴大业（来看），生育关系的不仅是当政者，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祖孙万代的一个事情”
中华民族为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力量，崇拜那种迎难而上百折不回的勇气。大洪水来了，我们不是修一艘大船，挑几个人飘在海上苟一苟，而是正面杠上去治理水患。
因为我们在乎每个人的尊严，不放弃每一个需要扶助的个体。古代思想家构想的理想社会，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而不是像这位胡教授说的，将无子女的老人视为累赘:
“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创造力，就像一位离我们不远的伟人那样，哪怕是在最茫然的时候，也有一种坚信中国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是像胡教授论证时所说的那样，看到“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以此来论证生育基金的合理性。
因为我们在豪迈之外还有细腻，就像水一样，可以化作惊涛拍打悬崖，也可以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我们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智慧，并不标榜“赌国运”的一膀子傻力气，并不像这位胡教授说的，
“我们永远要备战。中国古代都是三丁抽一，也就是家里有三个男丁才抽一个去当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未来至少做到二丁抽一”
再说了，现代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要跟谁备战？胡教授你坐下，不要妖言惑众破坏我们爱好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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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这些品质，而不是贞节牌坊，不是裹脚布，不是让不生孩子的男子进不了家族祠堂（很不幸，进祠堂这个例子，还是胡教授举的。）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并不孤独，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同侪，他们也有宝贵的品质：
葡萄牙人的开拓精神，几个人，一叶孤舟，扬帆想着水天相接的地方；
荷兰人对财富的尊重，用公司制度和股票市场，让创造力在市场中涌流；
美国人的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相信可以通过辩论来产生一个国家，相信一套政治制度的实验可以经受时间考验...
到现在，说什么中国能和世界上其他优秀的民族比肩，靠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文化，好意思吗？
据我所知，那些搞生殖崇拜，把夸张畸形的，展现生殖器形状的土偶木像当成图腾来崇拜的，应该属于博物馆的古代展区才对。
说出这种话的人，不管是不是处于本意，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要么为无知而羞愧，要么为懦弱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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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克税”的严肃讨论，请移步：
如何看待异烟肼毒狗的行为？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能从关于“异烟肼毒狗”的讨论中收获任何意义的话，大概就是认识到法律“定分止争”的作用。
所谓定分止争，就是指通过确认权利的归属，来避免争议。（有人可能基于《礼记·曲礼》“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一句，认为“分”指的是财产权，但按照人民大学冯玉军老师的观点，这里的“分”也可以泛指权利。）
举个例子：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也就是大明律，允许任何人捕捉任何没有牌照并未拴狗链的犬只(“Any person may seize, impound, or restrain any unlicensed dog which the person may find running at large.”M. S. A. § 347.14)
这就是一种对权利的确认，本质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
到处乱跑的无牌犬只，是公害，人人得以捕之；
有执照有狗链的犬只，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不得加以侵害。
狗链和牌照，就是用以“定分”的区分标准。
再例如，北卡罗来纳州法律禁止任何人放任未拴狗链的犬只在夜间进入公共场所(N.C.G.S.A. § 67-12)。在这里，是否栓狗链，是否属于夜间，这两条标准同样起到了确定权利的作用。（当然，在晨光熹微或者暮色四合的时候如何处理，就是一个真·法律灰色地带了，这也是立法中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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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我国的情况，为什么会有鼓吹异烟肼毒狗的声音呢？难道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缺乏同理心，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吗？我宁愿相信，是因为缺乏更加合理且有效的程序，让受不文明养狗行为所害者只能诉诸极端手段。
诚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有相关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但这种对于被侵害人的救济，只是事后的，基于已经发生的损害的，针对特定主体之间的，并不能再更广的维度内给养狗人的权利划上边界。
既然不能“定分”，自然无从“止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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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域，往往有这种感觉：每个人都很自由，每个人又都很不自由。
自由是因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爱不栓绳就不拴，爱怎么养就怎么杨；
不自由是因为，自己的权利没有边境线，没有自己的“主权领土”，别人在边缘反复试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义正词严地表示，越界了。
而上述两点，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在养狗这件事情上，用法律划定界限，才能让人们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上享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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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法律界的前辈老师，写文章讨论投放危险物质，损毁他人财物等等问题，这样当然也是一种确定权利界限的方式，但还是稍嫌不够直接，有争议的地方太多了。
举个例子，如果要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约束投放异烟肼者的行为的话，请回答：
--异烟肼是否对人具有毒害性？
--即使认为异烟肼对人没有毒害性（医学上存在争议），是否可以认定狗是一种“家畜”，从而同样满足该罪名的构成要件？
--在主观方面，投放者阅读网上文章后，真诚地认为异烟肼不会对公众安全造成危害，是否构成刑法上的故意？
这些问题，单独开个问题，请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讨论，能出来一堆“实名反对高票回答”。
倒不如采取简单的区分方法：有狗链的，和没有狗链的。
英文中有哪些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汇、需要用一句话解释的单词？

Panoply: 一系列配备齐全，光彩照人的陈列品（一般指兵器、盔甲等）。
这是个名词，来源于希腊语pan（全部）和hopia（武器），在古英语中被用来形容一整套用于陈列展示的武器装备。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法学院一年级的宪法学课上，教授介绍《权利法案》的时候，说道：“The Bill of Rights has laid out a full panoply of fundamental rights.”
当时有美国同学笑了（而当时我在愣神，在笔记上空着一格等着回去查） ，下课我问他这一句说的什么意思，对方就跟我解释了，说这个词太生僻了，在美国可能只有看“古装剧”的时候才会听到。
但我们的教授很喜欢用panoply这个词，什么一系列配备齐全的基本权利啦，一系列配备齐全的法律救济途径啦，都可以用a panoply of 这个短语来形容。期末，我在考试的时候，出于某种“致敬”或者恶趣味，还专门用了这个表述来答题。
这种遣词造句的恶趣味，不但是这位老师有，我在一些法学期刊中也能见到。例如，有次读一篇关于获得律师协助权利的论文，作者就用了panoply一词来形容嫌疑人从被逮捕，到首次出庭聆讯，到证据交换，到庭审，到上诉和定罪后的申诉程序中，不同阶段不同的获得律师协助权。也有作者用这个词来形容股东在面对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时的一系列法律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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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次，我在刷国内的时事新闻，突然又想起了这个词汇：一系列完备的，光彩照人地陈列着的权利，就好像擦拭干净的甲胄和剑戟一样，等待着勇敢的骑士披挂上阵。
铁马冰河，身后何时会有千军万马？
如何评价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文章归纳道，“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
而在“生不起”的原因方面，文章写道“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 对此，作者提出了解决之道：“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指教育和医疗方面）建立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什么感觉呢？我们类比一下:
有个人三天没吃饭了，专家分析道“这人快不行了，是因为饿的。” 然后具体揭示原因:“为什么饿成这样呢？是因为他三天前那顿饭吃的烧饼里面芝麻撒得太少。”随后得出结论：“国家应当在烧饼上多多撒上芝麻，这样就能有效避免民众饿死了。”
这么多有待解决的困难，偏拎出来最不重要的一点展开来敲打，而真正的系统性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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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排斥国家对社会生活的适度干预，但俗话说，唱戏唱全套，管杀也得管埋。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如果国家决定要管了，那么至少应当考虑以下这几方面：
1 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
我和 @王妈妈 开玩笑说，咱们这个组合不错，一个学法律一个学新闻，万一给房东赶出来了，可以先打官司，不行的话还可以利用舆论嘛。
“对啊，真摊上这种事，那写出来得有几千赞吧？”
后来，真看到一位朋友被房东赶出来的经历（链接：为什么我今天心态崩了），暗自思忖着，要是单单我们自己遇上了这种事情，说不定还觉得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呢，但如果还带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还真要来一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母）子（女）兵”不成？
我和 @王妈妈 都算得上是新时代的赤贫阶级了，除了一身屠龙之术外，资本约等于零，一身捡来的装备就踏进了北京这个消磨了无数青春和血汗的战场。而这大人世界的战斗，总不该让孩子早早卷入其中。
2 拥有完整家庭生活的尊严
房子只是一方面，想想养孩子的各个方面，都觉得头皮发麻：虽然都万幸遇到了非常良心的雇主，不至于996，但带孩子的时间肯定是没有的。托付给谁呢？除了带颜色的幼儿园，怕不是要请父母出马了。
可是，我们的父母就不配稍微享受一下退休后的悠闲时光吗？再者，我们不配享受一下亲自陪伴孩子成长的，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吗？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在为国家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后，可以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晚年，是一个良性社会应当给予其建设者最起码的尊严；同样地，一个人可以和孩子一起吃晚饭，玩游戏，给予充足的陪伴，也是一件关乎尊严的事情。
如果生孩子意味着放弃这些尊严的话，算了吧，我们还没有自卑自贱到如此程度。
3 开放、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
好的，说到文章中关于补习班的部分了。为什么要上补习班呢？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赶上各个民办学校花样翻新的考试题、面试题。为什么要上民办学校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户口制度挡住了上公立学校的途径。为什么要有户口制度呢，因为...
我已经过了会被一小撮“公共知识分子”忽悠得热泪盈眶的年纪了，但有这么一句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写在判决书里的，每次读起来，都还忍不住要咂咂嘴：你看看人家！
“旅行穿越我们广袤土地的自由，不应受到对旅行构成过度负担和限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限制” （"Freedom to travel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our land uninhibited by
statutes, rules or regulations which unreasonably burden or restrict this
movement."Shapiro v. Thompson, 394 U.S. 618. （1969））
据此，法院判决道，对新到达某个州的外来人口，应当给予平等的社会福利资源，不得因外来者身份加以歧视。这被称为“旅行的权利”（Right to travel）.
在看到“我们广袤土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落基山脉或者密西西比河，而是我们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我们960万平方公里河山。马伯庸曾经以“沙发上的游牧民族”自居，而我们也梦想着逐水草而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祖国的不同地区工作和生活 -- 但如果要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种生活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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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如果仅仅是“家事”的话，本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不幸的家庭多了去了，不自由的人多了去了，哪怕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得目标，只要我们还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总会有上亿人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但既然国家把这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了，把人民生不生孩子、生多少孩子当做了自己的工作目标，那我也就大胆说一说，有哪些事情是应该管全套的。其实还有很多，从疫苗，奶粉，到孩子以后进入社会所要面临的职场歧视和性骚扰，但这些可以放一放再说，
毕竟，不能让国家觉得我们是在碰瓷啊。
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老段子翻新」？

一名中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在谈论自己的国家，
中国人说：在我的国家，我可以自由地表扬我们的最高领导人，甚至可以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关于他的正面报道，你们能吗？
“这有什么难的。”美国人冷笑道，“在美国， 我也可以自由地表扬中国的领导人！”
如何看待电商大佬们对平台出现「山寨货」的回应？

黄铮这话，跟我们说没用，得去跟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掰扯去。
2018年7月19日，就在拼多多上市前夕，美国一家叫做Daddy's Choice的纸尿布生产厂商向位于纽约州的美国联邦法院递交起诉状，诉称拼多多侵犯其商标权利。诉状中主张道，拼多多“故意容许印有其品牌名称的仿冒商品在网站上销售”。（链接：China’s latest tech darling is selling a treasure trove of fake goods）
美国联邦法律中，从商标侵权的角度来说，对于黄铮所谓的“山寨”和“假货”并不做区分，销售两类产品均属于商标侵权。联邦法律中的“山寨”，正式的称呼叫做"似是而非的模仿”。15 U.S. Code § 1127条对其做出了释义：
“The term “colorable imitation” includes any mark which so resembles a registered mark as to be likely to cause confusion or mistake or to deceive.”
“‘似是而非的模仿’包含任何与注册标记如此相似，以至于容易引发混淆、错误或欺诈的标记。”
而在有关被侵权者的法律救济途径方面，15 U.S. Code § 1114条将制造“假货”（counterfeit）与制造“山寨货”，也就是上文说的“colorable imitation” 采取并列的形式在条文中列出，并没有区分对待。（链接：15 U.S. Code § 1114 - Remedies; infringement; innocent infringement by printers and publishers）通俗来说，不管是收购六个核桃的旧易拉罐，自己灌上仿冒饮料在里面卖，还是在易拉罐上印“大个核桃”商标，再画个陈鲁豫，在美国联邦法律中的侵权性质是一样的。
截至目前，拼多多并未就被Daddy's Choice起诉一事发表公开回应。
希望不要每次都要麻烦美国人帮忙管我们的企业。
有哪些在中国符合道德礼仪，但在国外却不是的言行表现？

以美国为例，分享几个在日常对话中可能因为文化差异而踩雷的领域：
1 祈使的语气。
场景：去麦当劳点餐
顾客：Please give me a Big Mac with fries and a large soda. 给我来个巨无霸，薯条，大可乐。
没毛病？
毛病大了，遇到脾气不好的店员，当时就要拉下脸来。
因为在美国的沟通语境中，虽然您用“Please”开头，但这个句子说出来是命令的语气，像是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仆从来发号施令。
正确做法：Can I have a a Big Mac with fries and a large soda?
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句子中没有用敬辞（“please”），但在美国的日常交际中，会被认为是更加礼貌得体的表述方式。这是一个问句，摆出了和店员商量的姿态，而不是颐指气使。
哪怕是真的遇到双方地位不对等，一方具有权威地位的情况下，美国人也习惯于保持商量而非祈使的语气。例如，上司交代下属完成一项任务，在正常的职场交流中一般会说“Would you...”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哪怕是警察拦住了涉嫌违章的车辆，对司机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Would you please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真到警察要对自己采取祈使句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2 详细询问他人的计划
这一点并不绝对，有的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近，闲话家常比较正常。但有的地方，问不太熟的人“吃了吗？” “一会去哪啊?” 之类的问题，可能就会给人留下多管闲事的印象。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美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有时出于礼貌并不会用含糊的方式作答，而是真的会一五一十告诉你他们的日程安排，这就很尴尬了：
可能您期待的对话节奏是：
“一会干吗呢？”
“没啥，出去溜溜”
这就相当于“How are you today?” "Great, Thank you!" 不过是寒暄而已。
但在美国，就可能变成：
“一会干吗呢？”
“啊，我要先去九十五街和富兰克林大道那个路口的塔吉特商场买一个吸尘器，然后十点半和我的发型师有约...” （心里暗自好奇，你管我呢？）
当然，朋友之间问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也有副作用：对方可能理解为提问者现在闲得发慌，热情洋溢地邀请您一起来。
这不是说美国人就不唠嗑了，照样会闲聊，但可以选择几个绝对安全的问题：
--（如果对方养宠物）问对方的宠物近况如何，比询问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更加不容易踩雷。
--（如果知道对方的毕业院校）问对方学校的橄榄球队最近表现如何。
-- （如果是在工作日）问对方周末有什么计划。这里有朋友得问了: 不是说不能问别人具体计划吗？ 这一点不太好解释，但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周末是有特殊意义的。周末的计划，不是一般的日程，而是代表了一种憧憬，一种向往，一轮地平线上的初阳。问对方周末有什么计划，就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让人尴尬的，问别人“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方式。（在明尼苏达州，问“夏天打算干什么”有同样的效果。）
3 过多用“我”开头
这一点，经常进行学术写作的朋友应该会很自觉地遵循。写论文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位作者，也要用“We”而不是“I”. （听过一个故事，一位学者觉得这样太荒唐了，但又的确没有合作者，于是把自己的猫列为了第二作者，然后心安理得地在论文中以“我们”开头。）
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是多人共同完成了小组作业，哪怕是每人完成了各自的部分，在介绍相关部分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我们”。美国人虽然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但在校园和职场，团队精神都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点，让很多人哪怕在介绍真正只有一个人完成的项目时，也一时改不过来，还是把“我们”挂在嘴边。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个人也要走得像一支队伍吧。
法官审理案子，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和法律，会怎么做？

2015年10月的时候，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来我们学校讲座。讲话之后有回答学生问题的时间，当时我入学才一个来月，也不知道哪里着了魔，就曾经问过他一个类似的问题。具体表述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
“在很多案件中，法院都会分析一个判决对社会经济的意义，但背后的经济学依据是如何来的呢？例如在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的案件中，多数意见讨论了新建制药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当时大概问的是，法官又不是经济学家，怎么保证他们的分析一定权威）
现在想起来，当时问这个问题挺蠢的，因为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其实不需要具体分析案件中建设项目的经济效果，只是需要解决一个法律问题：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征收私人土地，是否属于基于“公共用途”？
斯卡利亚大法官当时就指出了这点，说这在Kelo案中并不是个问题（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浪费了一个提问机会，例子没举好）。这个案子激发了他的谈兴，老爷子当时就大谈了一番，说这个Kelo案是他最希望最高法院能够重新来过的一个判决。我也没敢再继续追问。
第二天，有教授课间私下找到我，说小伙子啊，我以前也曾经问一位联邦法官类似的问题。
“那对方怎么说？”
“问书记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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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法官的书记员可不是类似于“文秘”之类的角色，而是实打实地承担了法律检索乃至撰写判决书的工作。法律人如果能在简历上留下为州最高法院法官或者联邦法院上诉法院法官当书记员的经历, 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书记员，更是足以吹一辈子牛逼的事情。
例如，最近刚刚获得提名，有望成为下一位大法官的Brett Kavanaugh，就曾经在1993-94年间为肯尼迪大法官担任书记员。随后，他以这段经历作为敲门砖，得到了参与对前总统克林顿调查项目的机会，并在之后为弹劾克林顿撰写了法律意见备忘录。在Kavanaugh法官得到提名时，媒体立刻捕捉到了这段作为书记员的经历，作为他专业能力的佐证。
一名法官往往拥有多名书记员，形成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和经历，具有互补性的团队，以应对潜在的复杂问题。我们看到的判决书，大方向上肯定需要法官亲自把关，但涉及到具体的论述（特别是那一长串相关判例的解读）和相关背景的梳理，大部分时候都靠书记员执笔。
另外，诉讼中还有一种叫做"amicus curiae" （直译过来就是“法院的朋友”）的制度。与诉讼相关的各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自己的备忘录，解释其中所涉及的专业问题和法律问题，供法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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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上诉阶段，而在美国的庭审阶段，法官一般不需要就专业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事实认定，那是陪审团的工作。对于复杂的专业问题如何向陪审团解释清楚，就看双方律师如何质询专家证人了。而对于陌生领域的法律，例如外国领域，诉讼程序也允许外国法律专家作为专家证人来接受交叉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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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庭审靠陪审团，上诉法院还有书记员和“法官的朋友”，不慌。
为什么说「Driving is not a right; it is a privilege.」？

现有回答大多从语义的角度来辨析权利（right）和特权（privilege）的区别。其实，题目中这句话还要结合美国的法律背景来理解：之所以强调“驾驶不是一项权利”，是为了和宪法所赋予的“旅行的权利”（right to travel）作出区分。
旅行，被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确认为一项“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公民有权自由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州移动到另一个州，在此过程中不受超过适当限度的阻碍。
关于这一权利，联邦最高法院在Shapiro v. Thompson, 394 U.S. 618 （1969）一案中做出了总结：“旅行穿越我们广袤土地的自由，不应受到对旅行构成过度负担和限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限制”。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旅行，就已经逐渐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被法院加以认可了。
于是就有人来“钻牛角尖”了：旅行需要开车，开车需要驾照，那么如果政府拒绝给我发驾照，是不是就等同于在我行使旅行权利的过程中施加了过度负担，是不是就违宪了呢？
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曾经拿出这套逻辑，主张有权无证驾驶，但他们没有成功。
在Hess v. Pawloski 274 U.S. 352 (1927)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写道：
“机动车是一种危险的机械。哪怕小心操作，使用这种机械也可能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危险。出于公共利益，各州可以制定并执行合理计算的监管措施，以确保该州居民和非居民使用公共道路的安全意识。”
Motor vehicles are dangerous machines; and, even when skillfully and carefully operated, their use is attended by serious dangers to persons and proper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State may make and enforce regulations reasonably calculated to promote care on the part of all,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alike, who use its highways.
在Reitz v. Mealey 314 U.S. 33 (1941) 一案中，法院认可旅行权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政府经过正当程序（due process）,可以对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方式作出限制，而颁发/撤销/拒绝授予驾驶执照的行为，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而在Wells v. Malloy 402 F. Supp. 856 (1975)一案中，法院说得非常明白了：
尽管，在这个属于汽车的时代，驾驶执照代表了重要的财产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驾驶的权利”在宪法中具有基础性。
Although a driver's license is an important property right in this age of the automobile,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 right to drive is fundamental in the constitutional sense.
这一判决，对“旅行的权利”和所谓“驾驶的权利”作出区分，前者是基本权利，后者不是。所谓"驾驶的权利”在宪法中没有依据，不受宪法的保护。
基于这一逻辑，各州政府可以在宣传材料中称“驾驶不是权利，而是一项特权”。
罪犯出狱后为什么还要被查？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我想起一个经济学小故事。
史蒂夫·莱维特在《魔鬼经济学》里面记载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家幼儿园不满于家长接孩子时经常迟到，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对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本以为，理性人肯定会锱铢必较趋利避害，谁知，这下迟到的家长更多了，各个满心欢喜地缴纳罚款。
莱维特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督促很多家长按时接孩子的，不是几块钱的惩罚，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在设置惩罚后，部分人产生了一种心态：只要我接受惩罚，就算是“两不相欠”了，也不再有什么负罪感。
对于刑罚来说也是如此啊。
请大家扪心自问，阻止你偷窃，诈骗，纵火，杀人的，除了刑罚之外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就在心里面，每当动了邪念时就会扎你一下？
网上有个说法，“三年血赚，死刑不亏”，我希望这只是一句调侃 -- 如果大部分人都将刑罚作为作恶的“价码”，认为付出了几年的时间就能给自己买一张犯罪执照，那这个社会未免也太可怕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注意到，近年来政府设立了很多“halfway house”之类的公共房屋，供刑满释放者集体生活，重新学会适应社会。在刑罚制度的设计上，很多国家都有假释制度，就是强调一个过渡的过程，离开监狱并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开始一段新的规训，重塑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能力。
监狱的大门不是超市的收银台，想要两清，没有这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