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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到底谁才是野蛮人？

按照美国在 19 世纪时期的定义，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才是野蛮人。
这不是我说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在 Johnson v. M'Intosh, 21 U.S. (8 Wheat.) 543 （1823）一案中做出的判决书里写的：
「...the tribes of Indians inhabiting this country were fierce savages, whose occupation was war...To leave them in possession of their country, was to leave the country a wilderness.」
「居住在这个国家之上的印第安部落是残暴的未开化之人，他们的对土地的占据是一种战争…保留他们对国家的占有，等于让国家停留在蛮荒状态。」
对于此案的历史意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 Stuart Banner 评价道：这是「奠定美国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判决」，该判决确认了两点：印第安人并不拥有北美大陆的土地，美国人因为「发现」（discovery）而首先对其拥有产权。（ Banner 教授本人对此判决持反对态度，在他的书中，这一案件的始末被描述为印第安人失去土地的过程）。
说起来，Johnson v. M'Intosh 并不是美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土地纠纷，而是两名白人之间的矛盾：一方主张自己的家族从印第安人处购得土地，因此继承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另一方则反对这种主张。印第安人并没有参与这场诉讼，而诉讼结果却导致自己被做出了「未开化之人」的定义。
判决原文使用了 savage 这个词，题目中的「野蛮人」一般对应英文中的 barbarian。而 barbarian 一词的起源，并不向表面看起来这么具有茹毛饮血的意味。一种说法认为，barbarian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 bárbaros，意思是「说话不清楚的人」。希腊人用「bar bar」这个拟声词来描述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就有了这个单词，表示外地人。（链接：Where did the word “barbarian” come from?）。
从根源来看，野蛮也好，残暴也罢，一言以蔽之：
不是自己人。
（而这种傲慢，不是某个民族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隐藏在人性之中。这一点在我们面对世界时也应自勉。）
华人在国外得到尊重，跟中国的强大是否有必然关系？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能够为来自该国的新移民在攀登美国社会阶梯时省下一到两代人的时间。但华人全方位受到尊重，还需要在美国国内政治领域更大的建树。
我们可以看看十九世纪末的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情况：当时，华人在美国几乎只能从事两个职业，洗衣房和中餐馆。因为这两个职业几乎不存在职业技能和语言要求，也不依赖于拥有不动产（由于《排华法案》的限制，华人移民当时几乎不可能拥有不动产。）
当时有一个宪法判例，Yick Wo v. Hopkins, 118 U.S. 356 (1886)，争议点在于旧金山市政府禁止在木质结构建筑中开设洗衣房是否属于歧视行为。其中一个关键背景，在于当时旧金山市约 320 家洗衣房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由华人经营，其中 95% 只能开设在简单的木结构房屋中。洗衣服和做炒杂碎（Chop Suey），几乎就是当时华人所能从事的唯二工作了。
早起华人移民在职业种类方面的边缘化，从另外一个侧面能得到印证：1933 年，经济危机期间，纽约市有百分之九的白人得到了联邦失业救济，而华人却只有百分之一。（来源：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从事的职业不够「主流」「高端」，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收入方面的，也会塑造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
因为游离在美国社会福利体系之外，早期华人移民需要依赖同乡之间的互助来度过难关。二十世纪初，旧金山的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火，摧毁了唐人街的大部分建筑，市政当局选择袖手旁观，重建工作只能靠华人社区自发组织。
同时，职业方面不受认可，意味着在获得个人信贷方面困难重重，难以获得资金开创事业。2016年，一部叫做《国宝银行》的纪录片和公众见面，纪录片讲述了唐人街一家社区银行因涉嫌欺诈被起诉的故事。影片有一个讽刺的副标题，叫「小到可以进监狱」，和金融危机中「大而不倒」的美国大银行形成反差。国宝银行的商业模式，和早期唐人街的地下金融一脉相承：由于华人移民不受主流金融市场待见，只能通过朋友、同乡之间的关系，以人情作为担保获取信贷。这在一个崇尚创业、赞美企业家精神的国度，从获取资本这一条起跑线上来说就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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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移民受制于教育水平而只能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个模式在很多族群中都得到体现。如今提起犹太人，很多人会想到投行和咨询公司，然而早期犹太移民却是美国纺织行业的主力；在美国南方，当奴隶制被废除以后，爱尔兰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填补了空缺 - 总比在老家饿死于「马铃薯饥荒」要好。
这两个种族的早期移民，在到达美国的时候都吃了基础教育水平跟不上的苦头：爱尔兰在十九世纪的饥荒导致人口锐减，到 1914 年，爱尔兰全国人口只有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半，饥饿和疾病几乎摧毁了国家的教育体系；而早期东欧犹太移民，在接受现代科学方面也是后进生，同样被困在了低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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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移民要想在美国站稳脚跟，光靠有文化是不够的，也需要尽快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力。
第一批日本移民和华人差不多同期到达美国，由于明治维新带来的教育水平提升，相当一部分第二代日本移民已经开始从事技术型工作，但二战的爆发直接抽掉了他们爬了一半的梯子。1942年二月，罗斯福总统签署行政令，授权军队将美籍日本人强行迁往指定的「军事地区」，超过 10 万名美国籍日本移民受到影响，被迫贱卖在城市中积累的产业，被押送至隔离营地。有个关于该事件的判决，Korematsu v.United States, 323 U.S. 214 ，当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违宪。
有趣的是，在日本移民最为集中、距离前线最近的夏威夷，反而没有出现针对日本人的隔离营 - 日本移民已经在当地形成了局部优势，开始施加政治影响力。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时，夏威夷有大约 15.8 万日裔，占当时全岛人口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在当地公共领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结果没有像在远方大陆上的同胞一样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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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一些回答提到，华人要在美国全方位受到尊重，光靠中国强大是不够的，还要在政界多展露锋芒。本回答也不反对这一观点，但同样也要看到讨论这一切的基础。
活跃在中文互联网的在美华人，大多是第一代移民，我所知道的频繁使用中文社交媒体的第二代以上华人移民屈指可数。当今第一代移民在讨论华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时，讨论的是子女入学，是高等教育录取，是在学术环境下因为说中文受到歧视，是在金融、法律等行业撞上玻璃天花板等等。能够讨论这些问题，背后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和一代人的财富积累。
这时候如果引用战狼，就不太合适了，容易引发严重 PTSD（狗头）。的确，追求幸福，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揪着一个人的脖子，让 ta 对一个政府表示感谢，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只是，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能够来到现在所站的地方，未必是一件多余的事。
如何在知乎撰写一篇高质量回答？

总体而言，一篇高质量回答能够体现回答者专业知识的储备，行业经验的积累和 / 或独到的见解。其中又蕴涵了对事实准确性的负责，用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人找到方向的诚恳，以及对待不同观点的包容。
知乎回答大概可以分为「知识」、「经验」和「见解」三大类，我分别谈谈对这三个类型回答质量的理解。
一、
知识类的回答，应当立足于信息的准确性，同时兼顾可读性。
虽说知乎不是知网，对于参考资料的出处门槛要求较低，但在对待网络资料时也应慎重。知乎上有个问题，「美国有哪些奇特的法律」，一些回答大量引用了网络段子、公众号文章乃至上古年代的《读者文摘》中的材料。像这样不加鉴别地摘抄二手资料，真实性就可能得不到保障，至少应该试图寻找一手信源。在这一过程中，标注资料出处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了避免创作者自己惹上麻烦：如果为了论述某个问题，少量引用他人作品并注明出处，在法律中更有可能被解释为「合理使用」。注明出处，不仅是对知识的尊重，也能够让自己少一些涉嫌侵权的后顾之忧。
在分享知识方面，可读性同样不容忽视。「干货」未必等同于高质量，如果太干，也可能把读者噎着。可读性不单纯等同于语言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也要靠清晰的逻辑来体现。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如果想回答《流浪地球》中蚯蚓干是否有营养，一堆杂乱的表格和数据未必能让读者明白答案。对此，可以先对「有营养」作出定义- 到底是指高蛋白低脂肪，还是能够均衡满足人体一天所需，还是对人体健康有其他的积极影响？明确了这一讨论前提，再呈现数据来解释蚯蚓干的营养构成，最后基于前提给出结论，这就在逻辑上提升了可读性。
二、
经验类的回答，不仅要确保真实性，同时也要考虑个人体验是否可以复用，能否给读者带来参考借鉴意义。
不要分享刚编的故事，这一点无需赘述，这里重点谈第二点。
有个笑话说，年轻人问亿万富翁的成功经验，富翁侃侃而谈：
「16 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个曲别针，让我换来一栋大别墅。我拿曲别针换了一支铅笔，又拿铅笔换了一把小折刀...」
「我明白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您就是这样一点点提升资产的价值，最后换到了别墅对吗？」
「不对，第二天，我妈看我太辛苦，直接给我买了一栋。」
你看，如果忽略了富翁对于追问的回答，那么曲别针换铅笔的经验，对于读者来说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往前看，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困惑；往后看，努力、幸运和禀赋共同让我们走到今天所处的位置。如果要以你所在的地点，给后来者绘制一幅寻宝图，那么过度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让他人误入歧途，也就称不上是高质量的经验分享了。
三、
对于见解类的回答，要体现质量，则不应单纯在观点上站队或者宣泄情绪。
中立和客观在知乎经常被作为美德来赞颂，但要求人们不带任何观点地进行公共讨论，却又像计算一只真空中的球形鸡的体积一样不切实。自然灾害不仅是大气的运动，也包含我们的悲痛；法律制度不仅是管理社会的技术，也体现我们对良善的追求。面对学术不端，我们可能会产生义愤；面对冤案平凡，我们会感到振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脱离观点谈见解，这个社区就少了很多烟火气。
但有质量的见解绝非简单的「我支持」或者「我反对」。人的主观好恶总得有所凭依，如果你愿意和大家分享，是什么促成了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会给他人带来更多启发，也更能促成有价值的讨论。
也期待你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见解。
如何评价翟天临的道歉信？北电风波是否就此为止？

利益相关：翟天临的道歉对象。
我不接受翟天临的道歉。
在美国的一些州，花费 9-13 万美金，就可以让他人代为孕育胎儿。同时，还有人花钱让他人不再生育：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举例，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民间机构，悬赏 300 美元让染上毒瘾的女性承诺不生下子女。同样是在美国，通过辩诉交易，只要足额支付赔偿金就能换取刑期「封顶」，这样的约定可以被写入法院认可的认罪协议中。
根据《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南非政府可以授权猎杀五头濒危的黑犀牛，南非政府把每个名额卖了 15 万美元。
去年，一名日本富豪前沢友作向埃隆马斯克购买了一张太空旅行的船票，价格未披露，但有分析认为可能达到上亿美元。
你可以花钱买到生命，买到自由，可以体验射杀珍稀物种的乐趣，可以（字面意义上）上天。但我们还维持着一丝脆弱的共识：博士，作为人类能够授予的最高学位，是非卖品。
的确，教育资源也不能完全和金钱撇清关系。学区房可以让人出生在罗马，中产家庭的财富积累和相对应的视野可以让海外 PhD 成为一件可以企及的事情。但最后那本真经，还是要自己亲自闯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
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负外部性。如果买卖一种东西的成本需要交易双方之外的人来承担，那么这种东西就被认为具有负外部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供给，超过社会最优水平。这可以在经济学角度解释为什么博士学位不能买卖：信赖的丧失，这一项成本需要社会共同承担。
这里的「信赖」是什么呢？
知乎做了个专题，《翟天临们，放过博士学位吧》，其中有一句说得很好，引用了 @太空精酿 在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致辞中的一句话：
「你的博士学位意味着社会可以信赖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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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相信一名博士在他 / 她所属领域的判断，是因为我相信他有能力全面检索相关信息、大胆提出假设并严谨地加以验证；我相信他和领域中最聪明勤奋的人们为伍，能通过审慎而活跃的讨论来不断对自己的认知进行打磨；我相信他习惯于让发表的作品迎接挑剔的目光，也知道弄虚作假的代价。
这是我信赖博士的理由，而不是因为财富或者在流行文化中的知名度。
我不接受翟天临的道歉，各位朋友，你们呢？
如何评价作家刘慈欣在电厂上班时「摸鱼」写作？

有必要明确一点：对于你的雇主来说，期待交付的是结果，还是兢兢业业的工作状态？
我不会傻到跑去问老板：「Hey Boss！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您每个月往我的卡上打这么多钱，到底是希望我完成工作目标，还是希望花钱让我每天拿出一段时间，摒除私心杂念，端坐在这里？」
正如 @鹤云声 回答中提到的，刘慈欣老师的工作是在「出现故障的第一时间给出技术方案。」这项职责本身就不要求一动不动盯着显示屏 - 在某种意味上，时刻保持紧绷对于履行这份职责而言可能是有害的。
我曾经和 supervisor 严肃地讨论过一个问题：我不介意在工作需要的时候，在非常规工作时间迅速对需要处理的事件作出回应，但与之相对地，也希望能在没有工作需要的时段做自己认为适当的事情。至于我对于「工作需要」的理解是否准确，只要看最终的成果就能评估。
当然了，即使双方达成了以结果论成败的共识，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彻底放浪形骸，在办公室表现出「您的工友已下线」的状态，这也是职场的基本情商。
这样看来，最好的状态是：达成了工作目标，同时又通过高超的摸鱼技巧让旁人看不出来，没有影响他人的工作积极性。（大误）
要是这样说来，那刘慈欣老师的确做得很好。
如何评价「医生为了赶到医院抢救病人，连闯五六个红灯」这种行为？

说「如果」很容易，做出抉择很难。
我国法律中有个概念，叫做「紧急避险」，指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较大的合法权益，牺牲了一种同样受到保护的，较小的合法权益。英美法也有类似的概念，一般作为侵权或者刑事案件中的辩护理由，称为 defense of necessity。
具体到题目中的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对于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应当予以消除。如果事件中的司机被开出了罚单，可以主张自己是为了保护更大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紧急避险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至于何者是较大的合法权益，那就可以提出很多「如果」了。从题目表述来看，放在天平两端的是生命权和交通秩序，但当我们引入更多条件时，问题就复杂了起来。
如果闯红灯剩下的十几秒钟，对挽救生命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
如果闯红灯的行为引发了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造成数人死亡。
如果十字路口另一个方向开来一辆车，上面运载着一瓶珍贵的血清，正要送给中了蛇毒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而这位病人是汶川地震中救过数十人的人民英雄。。。
看到了吧，当我们带入具体的情境时，这种比大小的游戏可以无限玩下去，成为堪比「电车难题」的「医生闯红灯难题」。
说「如果」很容易，做出抉择很难，特别是当抉择的两端收入产出不成正比之时。医疗工作者的执业规范中并没有明文要求不惜代价赶赴医院救治病人，也没有规定因此驾驶私家车辆闯红灯能得到豁免。这个抉择，对于医生来说并非义务，对于个人升迁或者薪酬增加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却可能被个人完全承担。
类似的讨论，在美国读法学院的时候也发生过，最后都会变成一个词：policy，直译过来是「政策」，在具体语境下，可以理解为立法或者判决所体现的社会导向。我们是要求每个人都像人工智能一样，在几秒钟能计算出救人成功概率、评估每一个举动带来的社会整体收益，还是容许人类，大脑运算能力有限而又冲动的人类，在危难时刻选择站在自己的原则一侧？
这才是讨论的核心。
如何看待三体世界缺乏人文关怀和精神？

如今大家一口一个「电工」叫着，似乎刘慈欣先生就是一个人文素养严重偏科的技术工人。但只要读过他的更多作品，就不难看出其中对人类社会深邃的思考。
比如《赡养人类》中，先进的文明在殖民地球前要对人类进行一次考察，来确定按照何种底线水平来安排人类的生活。为了拉高最低值、让自己在地球被殖民后仍能过上好生活，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们开始疯狂将财富分给穷人，甚至派杀手消灭不愿意接受馈赠的穷人，意图拉高人类生活水平最低值。
这不正是罗尔斯的「最大化最小值」思路吗！罗尔斯主张，在衡量社会分配是否公正时，应当关注处境最不利者的状况。《赡养人类》中的外星文明，凭借压倒性的技术力量试图重新分配人类社会的财富，而所采取的原则依然落入了人类哲学家在讨论公正时的框架。
有趣的是，《赡养人类》还提及了另一种构建社会的方式：高度信奉契约自由，社会管理者对贫富差距袖手旁观，坐视财富渐渐集中。刘慈欣通过想象力，描绘了一种极端的结果 - 就连水和空气都被富人所拥有，穷人生活在和外界隔绝的「泡泡」里面，量入为出地购买着空气。这又仿佛带着对所谓「最小限度政府」的嘲讽。
前一阵，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而刘慈欣在《天使时代》中已经想象过这一天：非洲某国科学家为了解决饥饿问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让人类能够以草为食，结果被视为魔鬼。而《天使时代》还蕴含着更多关于人性的反思：吃饱了饭的人们，从科学道德层面抨击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的尝试，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傲慢。
这样如痴如狂地思考着人类社会，哪里缺乏人文精神呢？
而在「人文关怀」方面，刘慈欣的很多作品都能让人感受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
《吞食者》中，人类面临科技和体格都远超自己的外星文明，穷尽了胆识和智慧，通过一连串核爆，驱动月球撞向外星飞船殊死一搏。《梦之海》中，大海被抽干了，人类文明已经悲观到开始给自己设计纪念碑，但依然没有放弃将水重新引回海洋的尝试。
人类是虫子 - 这个概念在刘慈欣的小说中以不同形式反复重现，但人类这种虫子，就是赶不尽杀不绝。哪怕记忆不能隔代保留、信息通过语言的传输效率只有每秒 1KB，但人类文明还在一代代延续。这也是一种对「人文关怀」的诠释，关心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刘慈欣并不只会一味地进行宏大叙事。地球大炮建成了，消息被传回地幔，告慰被困其中的探索者；宇宙在思考，恒星闪烁如神经信号一样以光年为单位传导着，而在两次闪烁之间，两位仰望星空的人立下了约定...事件固然宏大，但刘慈欣同样看到了其中的个人。
也许刘慈欣的确在娘子关火电站关停后的确感到过悲观，但他的作品始终饱含着对人类美好品质的珍视，这也是在讨论刘慈欣作品时应该认识到的。
《流浪地球法》若真实制定会包含哪些内容？

本回答基于《流浪地球》电影基本沿用同名小说的世界设定这一前提，相当一部分论据来自小说。
流浪地球的法律应当高度法典化，法律条文和少量司法解释构成了几乎全部的法律渊源。判例、习俗和法学理论几乎不会被考虑。随着「学校教育都集中在理工科上」，晦涩艰深的判例让步于简单易懂的条文。法律共同体人才凋敝，不能指望靠法官释法造法，学术界也暂时搁置了和生存并不直接相关的领域，法律被简化成了一份社会生活说明书。
至于《流浪地球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我猜测应当是一部全球宪法。征用车辆，应当属于物权范畴。电影中直接引述《流浪地球法》而非物权法，要么是这类部门法已经不存在了，一部流浪地球法治天下；要么说明《流浪地球法》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在于普通法律抵触时，优先适用流浪地球法。
看小说就会发现，流浪地球社会还是存在部门法的，例如，F112 市发生岩浆渗入事件时，广播就强调「撤离时按危急法第五条行事」，而没有直接引述《流浪地球法》条文。再者，从电影来看，虽然成立了联合政府，但流浪地球社会依然具有一定民族性，各个族群可能需要适应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法律。从这两点看来，《流浪地球法》应当不是唯一的成文法典，而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占据至高地位的宪法性文本，联合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在其基础上制定法律。
既然相当于宪法，那么大体框架也就出来了：
第一部分为总纲，回顾全人类为寻找新家园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明确共同的愿景。
第二部分对联合政府的职权、构成、政府部门的组织方式作出规定。这里，我赞同 @晓玥同学 的观点：鉴于领航员空间站的重要性，可能在此部分作为联合政府重要构成部分做出特别规定，因此出现在了《流浪地球法》第五条。
第三部分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些我们熟悉的公民权利可能不复存在，最明显的是和家庭生活相关的权利。小说中提到，由于资源紧缺，新婚夫妇需要抽签获取生育权，末日阴云下，传统的婚姻观念也在瓦解：
爸爸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呵，忘了告诉你们，我爱上了黎星，我要离开你们和她在一起。」
...
「过一阵我肯定会厌倦，那时我就回来，你看呢？」
「你要愿意当然行。」妈妈的声音像冰冻的海面一样平稳。
家庭的瓦解，在小说中多处得到体现。在岩浆渗入事件中，机器人保育员抱着的婴儿优先逃离，而他们的父母只能排在队伍后面，承担被岩浆吞没的风险。在危急关头，联合政府评估的是个人对于种族延续的价值，而非家庭。与之相适应地，继承和被继承的权利可能也不复存在。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可能还会得到保障，毕竟重元素核聚变已经实现了，环境严酷归严酷，社会生产力却不必担心。在小说和电影中，都没有看到有组织的弃老行为。
宗教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联合政府需要统一的价值观来撑过这段封闭而又容易令人绝望的地下集体生活。不排除在流浪期间，人类点开了属于大刘宇宙另一条科技线上的思想钢印技能。
从电影来看，流浪星球社会没有实现完全的公有制，否则就不必多此一举地列出关于「征用」的条文了。但私有财产的产权应当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具有生产工具性质的财产，以至于《流浪地球法》第三十条要特别对车辆征用作出规定。流浪地球社会仍然需要合理的贫富差距来激励创造性和奋斗，在法律上可能表现为一种具有强宏观调控手段的市场经济。
《流浪地球法》第四部分会对联合政府的标志等作出规定，可以大胆倾注一切对于赛博朋克风的想象。
《流浪地球法》如果具有宪法性质，还应当对于自身的修订程序作出规定，并且可能具有单独的附则。附则一般是临时性的规定，考虑到流浪地球社会需要经过刹车时代、逃逸时代、流浪时代等多个历史阶段，在刹车时代制定的《流浪地球法》可能会对本时期特有的问题通过附则作出规定，并明确规定会在进入逃逸时代后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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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流浪地球法》，至于具体部门法，开几个脑洞：
刑事和民事诉讼法会高度简化，人工智能将被用于大部分案件的裁决，只有在诉讼标的较大的民事诉讼和较为严重的刑事诉讼中才会使用人类法官。
刑法方面，高风险的强制劳动可能成为一种刑罚手段。
知识产权方面，为了激励创新，专利制度依然会存在，但保护力度会减弱，与之对应的是联合政府的赎买计划。创新者会习惯于在有限的专利保护期内尽可能证明发明的实用价值，争取更加优厚的政府采购报价。
婚姻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家庭生活更多的承担了排解寂寞、消遣娱乐的功能，婚姻的财产属性被大幅削弱，甚至法律有可能不再认可夫妻共同财产。
总之，一切法律制度服务于这一场远征的需要，
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你读过哪些有「跪感」的判决书？

美国法学院的第一节宪法课，往往会讲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第二节课也是，第三节有可能再复习一下。
马伯里诉麦迪逊是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里程碑式判决，为司法部门监督国会立法提供了依据。没有它，分权与制衡也无从谈起。
然而，在 1803 年写成之时，这份判决书却没有掀起波澜。那时来看，这或许只是一次技巧高超的和稀泥，一次政治斗争下的绝地求生。它留下的火种，在后世才掀起燎原之势 -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惊异于它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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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即将卸任。距离莱克星顿的第一声枪响已经过去 26 年，距离美国宪法得到批准已过去 13 年，而乔治·华盛顿去世，也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开疆万里，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只是理想化的一面。现实是，美国的早起政治家们，已经开始热切尝试通过各种政治工具给敌对党派下绊子。
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决心要给继任者托马斯·杰弗逊留下一个烂摊子，没有烂摊子也要紧急制造一个，于是它连夜任命了 16 名偏向于联邦党人的联邦法官，并紧急设立了华盛顿特区法院，任命了42名特区法院法官，其中就包括威廉·马伯里。
可能是因为搞政治斗争的手法还没这么熟练，亚当斯政府犯了一个疏忽：在把位置让给杰弗逊的时候，还剩下几份签了字但还没寄出的委任状。杰弗逊自然不会给他面子，吩咐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把这些委任状扣下，拒不送出。
杰弗逊知道，这一举动将会激怒联邦党人，但他的身边可不缺乏狠角色。就拿副总统阿伦·伯尔来说，在三年后，他将和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进行一场殊死决斗。在那个年轻的国家，政治较力都带着一种青春期的毛躁。
杰弗逊是在 1801 年 3 月 4 日就任的，几个月间，他和麦迪逊都迟迟没有发出委任状的意思。拖到 12 月，马伯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在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麦迪逊，要求法院签发命令状，强令麦迪逊寄出委任书。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留意到了：马伯里诉麦迪逊的判决是在 1803 年作出的，而起诉是在 1801年底，为什么花了这么久？
1802年，联邦最高法院的日子不太好过。这一年，杰弗逊一方成功废除了联邦党人主导下通过的 《1801 司法法案》，以《1802 司法法案》取而代之。新法案不但让联邦党人多多安插「自己人」当法官的计划落了空，而且因为时间衔接上的问题，导致联邦最高法院在 1802 年一年之间没能真正着手审理案件。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审理期间，党争的阴云也始终笼罩着最高院。就在案件审理期间，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 John Pickering 遭到弹劾，联邦党人愤怒地表示，杰弗逊政府干涉联邦法官任期的行为是对宪法的篡夺。不仅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就连联邦最高法院的萨缪尔·蔡司大法官，也感受到了弹劾的压力。
联邦最高法院，法学家亚历山大·比克尔称其为「最不危险的部门」，此时正在陷入党争带来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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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制史上充满着妥协。从 1787 年宪法对奴隶制的宽容和「五分之三原则」开始，这个建立在辩论之上，充满实验性质的国家似乎习惯了取其中道。但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中，最高法院的妥协并不是退让，而是一种以退为进：这也正是这份判决书的「跪感」所在，杰弗逊和麦迪逊一开始觉得自己赢了，但在后世来看，最终的赢家只有最高法院。
马伯里诉麦迪逊的庭审只进行了四天，这对于美国「宪法第一案」来说，似乎过于潦草了。庭审如此短暂的原因，还得从被告麦迪逊身上找 - 他根本就没出席庭审，摆出一副听候法院做出缺席判决的态势。
球传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脚下，历史的目光，投在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身上。马歇尔是一名坚定的联邦党人，但他也是首席大法官；在法庭上，他是最终的裁决者，但在政治斗争中，他也可能随时成为杰弗逊的猎物。
1803 年 2 月 24 日，马歇尔公布了判决。
马伯里败诉，法院拒绝命令麦迪逊寄出委任状。
认输了吗？是不是杰弗逊霍霍磨刀声吓坏了大法官，是不是停摆一年的联邦最高法院终于认清了现实，是不是最高司法权力从此就要成为行政和立法的附庸？
不是。马伯里败诉了，但他败诉的理由是起诉所依据的法律违宪， 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
在判决书中，马歇尔论证到：马伯里之所以起诉，是因为《1789年司法法案》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具有一审管辖权，而宪法可不是这么说的。根据宪法，「诉讼当事人为大使、公使、领事及一州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有一审管辖权，其他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有上诉管辖权」。《司法法案》说最高院能管，宪法说不能管，当一部法律和宪法相冲突时，必须是宪法说了算。
对于宪法的至高性，马歇尔在判决中写道：
「宪法要么是最高法律，不能通过常规手段改变；要么就是和其他法律地位相当的立法产物，立法者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修改。如果第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与其相抵触的立法行为就不是法律；如果第二种说法是对的，那么编写宪法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荒谬的，人民不过是在徒劳限制一种无限的权力而已。」
这话扔出来，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如果否定宪法的至高地位，将要置那些为了宪法流血牺牲的人民于何地？
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这一点已经说得不容辩驳了，那么谁又来做这个决定呢？马歇尔说，没错，正是在下，不对，正是联邦最高法院。
马歇尔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引用了大法官的誓言，誓言强调大法官应当效忠于宪法。在判决书红他写道，如果大法官宣誓忠于宪法，而又不能检验一条法律是否符合宪法，那么这一誓言就不仅仅是一场「庄严的愚弄」这么简单了，而且「相当于一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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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判决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据说，杰弗逊只是扫了一眼，得知马伯里败诉了，就将判决书放到了一边。
真正的跪感，只有在后来才感觉得到。直到 1857 年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出手废除违宪的法律。而这个为奴隶制辩护的不光彩的判决，成为了美国内战的诱因之一。但正如一开始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是一颗火种，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后来，在几乎所有美国重大政治议题上，不论是医改、移民还是平权，都会有一个问题引发讨论：这一立法违宪吗？
而马伯里诉麦迪逊，就是这一切的开始。
广东「广式肠粉」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吃？有什么特色？

肠粉，是一种可以在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夜宵时段享用的早餐食品。
说起肠粉，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是拉肠。拉肠，无非就是将米浆摊在平板器具上入屉蒸熟，然后卷上各类肉菜（也有仅仅在米浆中打上鸡蛋一同蒸熟的蛋肠）、淋上豉油和熟油食用。
最早，用来承载米浆的是竹篾编成、形如簸箩的窝篮。可能由于工艺繁复，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人用布来代替窝篮，称为「布拉肠」。我小时候的确吃过这种布拉肠，到后来，用方形铁盘盛米浆，插入形如抽屉的蒸箱渐渐成为主流，布拉肠这个说法也渐渐少有耳闻了。
这是米皮的部分，至于用料，每名老广可能都能说出自己心水的搭配：猪肉片、牛肉片、猪牛混合的「鸳鸯」（并不是真的要吃掉这种象征爱情的水禽）、鲜虾、叉烧、猪肝、猪腰、鱼片、香菇滑鸡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肉类之外，肠粉里面也往往会有生菜 - 要想生活过得去，盘中总得添点绿，广式拉肠早就意识到了这点。
广东经营粥粉面饭的档口，往往极尽排列组合所能。预先处理调制好的肉类，可以用来制作肠粉，也可以用来滚粥、蒸饭、混迹粉面之中。但这种跨界并不总是成功：尝试过一次牛腩拉肠，筋肉堆成一座小山的大块牛肉横亘在绵软的米皮上，像是江南水乡中大马金刀闯进来一位关外武夫，有失绵长顺滑的口感。
肠粉上淋的豉油，考究一点的店家会特别调制；至于植物油则必须是熟的，否则会有涩味。虽然作用是为了增添香气、润滑口感，但我没见过哪家用香油的，可能是怕香油的味道喧宾夺主。潮汕地区有用芝麻酱或花生酱加上沙茶酱调成的肠粉酱汁，与牛肉同嚼，有火锅味。随着不同菜系的交融，这十几年来广州人对辣味的接受度也在提高。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早餐档还会挂出警示：「椒酱劲辣，请勿浪费」，而现在对于不少人来说，辣椒酱已经成为肠粉的标配了。
肠粉是属于市井的美食，不少菜系喜欢玩的「粗菜精做」在肠粉上玩不出什么花样，茶楼里的「顶点」、「特点」段位似乎已经是肠粉的上限。到了 2019 年，在老城区还可以用 10 块钱左右吃到肠粉 + 粥的经典广州早餐搭配。
然而这种广式早餐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享用的。拉肠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必须坐下来吃，不适合单手持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完成进食。
最后，广义的「肠粉」不限于以上介绍的拉肠。还有将米浆蒸熟后卷成大号果丹皮、浇上酱料食用的「猪肠粉」。将米浆蒸熟后加上配菜的沙河粉、陈村粉等，似乎也和肠粉沾亲带故。但大多数人在听到「肠粉」一词时（注意不是「粉肠」），还是会想起拉肠：
一种可以在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夜宵时段享用的早餐食品。
观点「东亚人平均智商世界最高，黑人、拉丁族裔和阿拉伯人较低且懒散」是否真实？

读了托马斯·索威尔的《美国种族简史》，里面一些记载颇为耐人寻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普遍得分较低，被认为是智力低下的种族。而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水平。
20 世纪初，意大利移民在公立学校的成绩出了名的差；1931 年，只有 11% 的美籍意大利人子女能坚持到中学毕业，当时有专家认为意大利人在智力层面属于“劣等”种族。
20 世纪 20 年代，美籍波兰人的平均智商测试得分为 85，到 70 年代，这个数字提高到了 109。
在《排华法案》的时代，华人被认为普遍智商低下，只能从事开洗衣房、修铁路等低技术含量劳动。正如 @鱼吞舟 在本问题下的回答中指出，当时甚至有严肃的学术研究认为，华人的平均脑容量如此之小，以致「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
关于某个种族是否「懒散」，索威尔以美国黑人为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奴隶制存在的时期，由于黑奴的创造力和自主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激励，往往在完成被指派的任务后就没有别的目标了，导致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进行自我规划，表现得较为懒散。这样看来，社会和历史因素可能导致某的种族表现得工作积极性不强，但这未必是写在基因里的。
而近年的数据表明，我们真的有必要先问是不是。根据美国劳动部门 2018 年 7 月的月度《雇佣情况摘要》，各个种族每周平均劳动时间情况如下：
白人：38.7 小时
黑人：38.4 小时
亚裔：38.8 小时
西裔：38.0 小时
的确，黑人和西裔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略短于白人和亚裔，但最大和最小数值之间的差距不到 1 小时，平均下来每天不过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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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对书写它们的人网开一面，社会衡量标准难免会向指定它们的人倾斜，舆论风评也时常由引领它们的人主导。再者，有的群体，可能在能力秉赋上并不亚于其他人，但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源，潜力没能得到充分展现，反衬出特定群体的优越性。
智商如此，所谓种族天赋，很多也亦如此。
你的 2019 春节，和之前几年的过法有什么不同？

2016 年除夕，一位波兰裔美国朋友拉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一家 gay bar.
在美国，互相拿对方种族开玩笑，说明已经熟到一定程度上了。那位朋友就说，全靠我的异域风情来帮他吸引关注。
和酒保说起中国新年，酒保给我做了一杯猴年特调酒，还问我属相，对曰：
Cock.
于是我们共同为 Cock 敬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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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除夕，在明尼苏达州拉姆西郡地方法院出庭，那时候在检察官办公室实习，做一些和量刑、保释相关的听证。
有一位获准保释的被告人，记得好像是姓 Vue，比较典型的越南苗族姓氏，和我们的吴姓同源。
在确定了缓刑条件，办好佩戴电子监控设备的程序以后，被告人突然问法官，可不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法官提醒他，和检方沟通最好先征求辩护律师的意见，而被告人说：「我只是想问问，今天也是他们的新年吗？」
然后他祝我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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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除夕，那时候 @王妈妈 来美国看我，我们从明尼苏达开车南下，到圣路易斯去给她现居美国的中学老师拜年。
天黑得早，在没有路灯的山路上盯着前车的尾灯，盯了不知道有多久，在一家汽车旅馆停下，买了一张披萨，看春晚的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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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真是件有趣的东西。五岁到了广州，我是北方人；十八岁到北京上学，我是南方人。在高挂彩虹旗的酒吧，我是闯入者。我好奇地观察着他们，他们也好奇地观察着我。在异国的法庭上，我是可以说一声新年快乐的人。越南裔和中国人，吃春卷和吃饺子，这些细微的差异似乎也模糊了。
而今天，我是归家之人，四年以来，这还是头一回过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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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春节的时候，一切你试图远离的价值观都会重新包围你。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 我选择着自己所接受的价值观，比如从 @王妈妈 身上看到的独立。而对于并非自己选择的原生家庭价值观，我也同样选择去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老妈的自律和进取，比如老爸的正直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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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各位归家之人都能被自己的家庭所庇佑，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自己选择的家庭；祝各位远行之客都能从你们的精神家园中获得力量，不管选择用哪一种身份向世界介绍自己。
给大家拜年了！
怎么看待咪蒙矩阵旗下文章《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反映了哪些问题？

一种套路，我称其为「清北爽文」。通过描写(想象中的) 高学历人士在生活中遭遇的落差和不幸，通过与(作者价值观中认为)比他们更卑贱的人们做对比，制造焦虑，恐慌，甚至快慰。
或者可以称为「清北小时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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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你或许赞同精英主义，或许反对精英主义，但那条向上的梯子就在那里。你或许不相信安兰德，但还是忍不住去看：今天阿特拉斯耸肩了吗？
有梯子是好事，路还没有堵死，但过早在爬梯子方面展现出过人能力者，也难免承受更多的注视。
讨论他们是安全的：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回击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还没能得到充分检验，容易被捉住瑕疵；他们之中总有不幸者会踏空跌落，所有可能降临在人类头上的灾厄，没有人可以靠高考分数独免。
讨论他们又是一本万利的：看，清北又如何，还不和我一样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清北有什么用，这个社会就是不让好人活，杀人放火绿水鬼... 有太多撩拨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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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事实错误，已经有回答指出了。 @红发的塔肖尼 提到，文中塑造的人物，不符合四川省在对应时间范围内高考状元情况。至于在大学期间在麦当劳打工、发一天传单赚 60 元的经历，别的不敢说，光拿清华大学的情况来看，一名高考状元有更高效的方式养活自己。各类面向贫困学生的奖学金太多，真正符合领取资质的寒门弟子太少，不够分的，个别院系拿着指标到处找穷人 （如果让我写一个寒门的故事，这才是真正引发焦虑的一个切入点）。另外，高校争抢状元时，也不免做出各种许诺（这又不太方便明说了）。
就算不愿意接受资助，也有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打工方式。我没有高考状元光环加成，但我当时辅导高中生英语的收入也足足有每小时 200 元。哪怕是参加学校勤工俭学项目，课间去摆放校园内乱停的自行车，收入也比一天 60 块发传单高得多。
都 2012 年了，国内顶级学府有的是办法，也有的是资源，让高考状元们过得体面一点。
而且，野路子多得是。说句揭自己短的话：我入学的时候，有个通讯公司和校方合作，充话费送自行车的活动，车上会印清华大学的标志。我转手就把「清华自行车」卖给了参观校园的一家人，市价一百多的飞鸽，卖了四百块。或许只有像我这么市侩的人，才会在上学期间就无师自通地变现身份。现在看来，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相对单纯，和现在一些新玩法相比不值一提。
这也正是 YY 爽文的一个问题：战斗力体系的错乱。圣阶多如狗，个个都在酒桌上夸耀高收入，仿佛进了一个圈子，就连顽石也能被点成金；另一方面，这个飘在云端的神秘组织，却不能给其中「战斗力」最高的一员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要引发人们的羡慕，就捧到天上，要赚取眼泪，就踩到泥里。人造的落差感，到底还是缺了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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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收到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邮件，Larry 离开了我们。
Larry 跟我一届，1L 的时候分在同一个 section，我记得破冰游戏的时候，主持人让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他第一个抢答，主持人还热情鼓掌，说恭喜我们 section 有了第一个 gunner。
如果要写一个法学院精英的故事，上面这一段充满行话黑话的行文，是个不错的开头。
但我一次都不想提笔。最近几天，我每天都醒的很早，写得很多，心里有火。我在想，生命这么脆弱，到底要怎么才能报以足够的尊重？如果有一天，我也以反高潮的方式谢幕，在小说家的笔戈下如何容身？
想来想去，无非就是这个念头：我有一技之长，又何等幸运，生活在这种特长符合社会评价体系的时代。在十几二十岁的年纪，和最有趣的灵魂交流，和最优秀的人共事，被报以特别的期许，这是一种快乐。
每个时代对幸运者的选拔规则，不是我们决定的。以前是出身血统，不久前是学习成绩，未来（希望不会如此）有可能是买房子的时机。每个时代的幸运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难免以自己无法控制的方式被他人演绎；当上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选择方式出现断层时，焦虑、落差感也会趁虚而入。
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继续兑现自己的潜力，不求一帆风顺，只愿不断乘风破浪。
任由他人评说。
杜克大学涉嫌歧视说中文学生事件有何新进展，如何评价校方的回应?

当地时间 2019 年 1 月 27 日，先前发布请愿书的学生们就事态进展发表了《关注事态进展的杜克学生请愿书起草委员会公开声明》。原文为英文，本人（王瑞恩）提供翻译初稿，经请愿书起草委员会修订并授权发布在知乎，转载需经过起草委员会授权。
以下为声明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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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我们行动的关注。
本声明谨代表杜克学生请愿书起草委员会的观点，并不以任何方式代表杜克大学中国学生群体，也不代表任何研究生群体。在这份声明中，我们会在适当的地方引用截至 2019 年 1 月 27 日对我们所撰写的请愿书的 2000 多条回应中的一部分。出于保护回应者隐私的考虑，我们会用他们发表回应的顺序编号和所属院校机构来代替姓名。这些人中有杜克大学的在读学生和校友，也有来自其他院校的师生。以下所有的引用已经获得了评论原作者的许可。

正如我们之前请愿书中所明确的，我们认为杜克大学应当为全体学生创造一个包容的环境，并对基于种族、民族和出生国家的歧视行为零容忍。正因为如此，杜克没有理由限定学生在课堂外所使用的语言。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是哪国语言，杜克大学都不应该以此为理由限制我们的学术或者职业发展机遇。这一观点得到了请愿信签署者的广泛共鸣。例如，第168号签署者对「国际学生在杜克继续说本国语言」表达了直接的支持，并补充道「和很多能够说中文的学生练习中文让我十分愉快。」第208号签署者则尖锐地指出：「在美国使用自己的母语绝不意味着对英语的不重视。另外，非母语者有『需要』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这一假设本身就含有歧视性的意味，这种观点在高等教育领域没有容身之处。」 第681号签署者简单而又深刻地指出：「我从来不知道，言论自由仅限于英语。」

为了将其反歧视政策落到实处，我们已呼吁杜克大学对 Neely 博士邮件中提到的两名姓名不详的教授的行为进行全面调查。目前，负责监督教职工行为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主席 Don Taylor 已经对我们的请愿作出回应，并承诺：杜克大学机构平权办公室（OIE）「已经开展对本事件所涉及的相关部门的调查」。杜克医学院院长 Klotman 也发表了一份「个人承诺」，承诺「迅速且严谨」地应对该事件，并承诺「针对我们（医学院的）文化意识情况开展工作」。我们期待 Klotman 教授兑现她的承诺并完全配合 OIE 的调查。我们希望 OIE 以完整报告的形式发表调查结论，并对涉事教授采取适当的措施。重要的一点是，杜克大学需确保没有任何生物统计学的学生因为 OIE 的调查再次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报复。我们同样希望，未来没有任何一名就读于任何项目的杜克学生受到来自学校的歧视。

我们相信，除了矫正在这一事件中的错误之外，该行动能够开启对杜克国际学生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讨论。正如第186号签署者所写：「这甚至不是杜克大学近几个月来唯一对中国人缺乏尊重的事件。显然，这种行为对于杜克管理者来说已经成为了常态。」就在上个月，负责学生事务处副主管 Larry Moneta 就在拜访昆山杜克大学时（昆山杜克大学是杜克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的合作项目）公开发表了配有「去中国的理由——无」字样的系列图片。针对 Moneta 发表的图片，杜克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CSA）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其「缺乏文化理解力」，批评称 Moneta 的行为「违背了昆山杜克大学本身肩负的使命」。CSA 的声明继续写到：这种对文化敏感的漠视「正在被杜克大学的一名领导人物所制度化。」Moneta 的行为和 Neely 博士的邮件都昭然若揭地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华人群体缺乏理解。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纠正这一基调。作为杜克大家庭中来自海外的成员，我们发布请愿，以此抗击在杜克逐渐常态化的仇外情绪以及对中国学生的歧视。

这次请愿，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在发现了不符合杜克大学价值观以及不符合 21 世纪高等教育的精神理念的事件之后，我们决定通过公开发声的方式来争取杜克大学的回应和改变。作为国际学生，我们希望展示一点：当我们被某些大学教职工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我们有胆量也有能力组织起来抗议，并且通过克制、理性、明辩的方式推动政策改革。
诚然，语言上的困难可能是一些国际学生所面临的壁垒，但这正是杜克应该尊重和理解国际学生的原因。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大学之一，杜克应尽力确保全体学生能够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我们认为，在生物统计系发生的事件之后，杜克大学的教职员应当接受更多培训，学习如何针对英语非母语和对适应英语教学环境存在困难的学生进行教学。语言上的障碍是一个可以通过校方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而绝不是某些教职员工歧视国际学生的理由。现实是，国际学生构成了杜克大学生物统计学硕士项目的大多数，在 2018 - 2019 学年，国际学生甚至构成了研究生群体的近半数。国际学生所支付的学费不仅为杜克不同院校和部门提供了资金，我们在杜克的学习和生活本身也对杜克的多元化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杜克大学应重视我们的呼吁，并致力于让国际学生在杜克大家庭中感到被接纳，有归属感。我们对请愿书收到如此多的签名感到欣慰，并且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共同为在杜克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学术环境而努力。

请愿书起草会
关注事态进展的杜克学生

2019 年 1 月 27 日
于北卡罗来纳州徳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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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英文原文请见：杜克学生请愿信起草委员会最新公众声明
请愿书请见： 如何评价杜克大学生物统计系劝阻中国学生在学系大楼内讲中文？
相关事件：如何评价杜克大学生物统计系劝阻中国学生在学系大楼内讲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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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个人的评论：
需要注意，杜克大学一些老师不仅仅是劝阻学生说中文，而且以就业和参与学术研究相要挟，声称要在「这些（说中文的）学生申请实习接受面试，或者在硕士项目中要求与自己共事时记住他们」。
很荣幸有机会协助请愿书起草委员会 (简称草委会) 发布关于事态的最新声明。有人或许没能理解，这远不仅仅是在争取「说中文的权利」，而是重申一个不言自明，且当前美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的道理: 没有人应该因为自己的母语，而在学术研究和就业方面受到歧视。
不是争取说中文的权利，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因为母语遭受不公平对待。
如何看待《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一文刷屏？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一过？

预警:
如果您读完后想要留下评论，不妨先看一下本题 @MetaD 的回答，或许已经说了很多您可能要说的话。
可能我的确眼界狭窄了些，「底层」的经历和落差感并没有带给我新的审视自我的视角，甚至没有给心理健康带来更大的裨益，所以就停在了很浅的尝试。
一个人手里有把锤子，看啥都像钉子。自己无法解决某种问题，看谁都像是错误回答。这大概是我自己的困境。
最后，答主 @MetaD 愿意借此分享相关的哲学观点，更是难能可贵，别像我一样光拿来当游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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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题目问，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一过？
大一上西方哲学课的时候，老师讲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未经检验的人生不值得过。老师接着说，罗伯特 诺齐克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被检验的人生》。我下了课蹬着车直奔图书馆，抢在所有人之前接到了这本书，看了半天没明白诺老大爷在说啥。
去问老师，老师笑了：我就这么一说，就是说到苏格拉底突然想起来了，其实我也没读过这本书。
我明白了，人生值得检验，但不是所有人生都值得自己去过一遍 - 有趣的人生，就像那些看上去颇为经过检验的书名一样，大可以让它留在封面上，匆匆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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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妈妈 不是北大硕士，她看了这篇文章，说道：
假使我去送外卖，我的姐妹们怕是不会有任何惊讶，倒有可能琢磨着怎么蹭我的电驴偷我的餐具听我的后厨内幕八卦。
她可真是个妙人，我经常一路小跑跟在她身后，趁着她说出来的俏皮话没落到地上，赶快接住了装起来。
我很羡慕她，这个人总是浪掷着一路有趣的见闻，从来没有想过记录下来。或许对她来说，不管是在叙利亚边境混进一群大头兵当中看热闹，还是在特拉维夫大逛同性恋酒吧，都不算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 以至于不必向第一次进熊猫馆的外国游客一样，把相机举过头，匆匆拍下一张照片，记下每一个场景的样子，然后再被人群推向另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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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刚才说的，把自己当成一名旅客，抻长了脖子，唯恐看漏了一处景点。
另外一个，则是文字深处的拧巴。有两种劲头在翻滚，一种叫「积极的避世主义」一种叫「高傲的脚踏实地」。
文章说，「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你告诉我的底层，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此为积极的避世主义。去制造冲突，错配感，把自己放到一个认为不该属于的地方。老僧酿酒，名妓读经，将军作文，公牛闯进陶瓷店，书生驾起小电驴，积极地让自己投身一场荒诞剧。
然而，那些被动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所面临的人生要更加荒诞：据央视网报道，上海每两天半就有一名外卖送餐员死伤，每 20 名送餐员中就有一人至少经历过一起交通事故。你积极地逃向一场噩梦，只要使劲掐一下自己就会醒来，而他们则是噩梦的底色，当你醒来时，他们依然被留在那里。
文章中，送外卖的北大硕士有一群老同学，在校园里有约他一起拍照的姑娘，在老家有不需要他赡养的父母。他可以和外卖骑手比业绩，学习如何与保安斗智斗勇，可以隔着门缝看冷暖人生，可以给自己沾上尘土。但只要他愿意，老同学依然能告诉他金融界最近的天气，一袭白裙的姑娘会撑起透明的伞，而父母依然会微笑看着他与自己和解。
就好像变成「没用的阿吉」的三少爷，只要他拿起剑，依然是神剑山庄的谢晓峰，带着他不可一世的落魄，高傲的脚踏实地。
谢晓峰审视着阿吉的生活，看着阿吉在泥坑里翻滚，正如北大硕士旁观着，那位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外卖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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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挺喜欢这篇文章。人多少应该接受一点通识教育，这样，当你走进这个摩登时代，徒劳拧动社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时，就可以骗自己说：「我还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在清醒地体验着生活。」
一个北大毕业生去送外卖，一个清华毕业生为资本家工作到凌晨三点，一个人大毕业生做着 996 的工作，他们都可以骗自己 - 这是我在体验生活，学着扮演我自己。
如果故事的结尾，是这名北大硕士成为了东城区最杰出的快递员，不断钻研业务，持续优化路线，而且推出了更多基于外卖的附加业务，改变了外卖行业。
那我会高看一眼。
正如我敬佩那些，把生活强加给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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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一位朋友丢掉了工作。他毕业于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最近每天都能看到他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家乡的见闻，展示自己的新技能。
我真是恨啊，恨这个世界太不好玩了，为什么不能「啪」一声打个响指，他就结束这种扮演，回到自己在办公楼里的格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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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王妈妈 送外卖一事，她的朋友少龙老师说，
「你肯定是话最多的外卖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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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频繁使用「北大硕士」这个称呼，是因为从那篇文章中，我能感受到作者始终在意这个身份。因为自己同样曾经在意类似的东西，所以体会得到。
放下吧，我都没从北大硕士联想到北大，你又何必认真呢？
至于我啊，还是超越妹妹那句话:「捧着老天爷赏的那碗饭，多吃几口。」而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幸运的人，或许可以借用迈克尔 桑德尔一句戏仿的「大学拒信」来告慰：
你进入了一个碰巧不需要你所提供的各种才能的社会，这并非你的过错。那些取代你而被录取的人，并不应得一席之地，也并不因为那些导致他们被录取的因素而值得表扬。
祝大家都在尘世中， 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
2019 年春节，你的年终奖发了多少？

感谢评论区@徐连哲 提醒，为了避免故弄玄虚，发一句话版本：就是让同事用 X 元买走了我未知的年终奖，提前落袋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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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司还没有确定额度，但我已经能够确定自己会获得 X 元（具体金额确定，但在此保密）
为什么可以确定？因为使用了「对赌协议」：
我和同事签了一个协议：如果我的年终奖低于 X 元，同事需要给我转账 X 元，而我将实际获得的年终奖全额打给同同事（相当于对方帮我补足到 X）；
如果我的年终奖高于 X 元，设实际获得 Y 元，则我需要向同事转账 （Y - X）元，自己留下 X 元。
举个例子：设 X = 5，如果领导说「瑞恩，赏你 3 块钱年终奖」，那么同事再给我垫上两块，我最终获得 5 元，同事「损失」了 2 元。
如果我实际获得 8 元，那么我需要给同事 3 元，最终还是获得 5 元，同事额外赚了 3 元。
通过这一份协议，我获得了确定性，锁定了 X 元收入。同事承担了一定风险，但有可能在我人品爆发时获得高回报。本质上是用无风险的固定现金流来换取有风险的浮动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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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到一个进阶版本，并没有付诸实践，形式是类似的：
和同事 A 签订协议，如果同事 B 的年终奖低于 Z 元，同事需要给我转账 X 元；
如果同事 B 的年终奖高于 Z 元，而我实际获得的年终奖为 Y 元，则我需要向同事转账 （Y - X）元。
效果是一致的，我锁定了 X 元年终奖，只不过同事 A 的收入和同事 B 的年终奖挂钩。
这就叫做「金融衍生品」。
如何看待徐小平：「限制戴威坐飞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的言论？

戴威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运了。
如果穿越到盛唐，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戴威恐怕要给被拖欠押金的用户们打工还债，甚至连他的男性家人也会收到波及。
唐宋法律进一步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注：《宋刑统》卷二十六《杂律》“负债强牵财物”条下引唐《杂令》。参见《唐令拾遗》，第789页。） 私债也可以劳役抵偿。
（来源：李玉生 《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债和契约制度的比较研究》，《法学家》2005 年 第 5 期）
如果穿越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无比光荣的古希腊，戴威一家男女，包括他的孩子，都可能沦为「债奴」，被强迫劳动直至债权人的损失得到补偿。如果幸运地来到较为进步的城邦，被奴役的期限可能会被限制在五年以内。
破产制度，是时代的产物：冒险家们需要减轻负担开辟新的商路，不希望自己的创造力被卖身为奴、家破人亡的恐惧所笼罩。在阿姆斯特丹，在佛罗伦萨，一艘船沉入海底的消息传到了市场，赔了钱的投资者们愤怒地砸碎了商人摊位的长凳（而这正是「破产」一词的来历：被砸碎的长凳），却没法去抄他的家、把他的妻女卖到妓院，这就是破产制度的魅力 - 让资本没有后顾之忧，好望角千帆竞发。
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破产律》，实施两年就被废除，破产制度想要扎根这片土壤并非易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 1986 年，市场经济的需求才催生了《企业破产法》(试行)，直到 2006 年，通过《企业破产法》，破产制度才相对固定下来。
早生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都赶不上这个对企业家精神如此鼓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