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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歌母亲接受「诉刘鑫案」一审判决结果，决定不上诉，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不上诉是合情合理的决定。
从现实利益层面来说，本案的赔偿金额已经属于较为理想的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应当结合以下几方面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本案中，精神损害抚慰金额度达到 20 万元，在山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相当罕见（可以参考周垂坤律师在接受央视网采访时的分析：律师详解“江母诉刘鑫案”一审判决 为什么本案精神抚慰金会高达20万元？）。
中国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还是很谨慎的，不像美国，陪审团一旦上头、同情心爆发，分分钟整出几百几千万的精神损害赔偿。
做个跨界对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致人精神损害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赔偿金总额的 50% 以下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自然不是国家赔偿案件（是私人对私人的侵权行为），但通过对比可以感受到本案精神损害赔偿占比的可观程度：一个人若是蒙冤失去自由、健康或生命，法律认为他所遭受的精神损失大致就是这个比例；对于民事案件来说，49.6 万的经济损失基础上就加上了 20 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点突破传统的意味了。
而从对行为的定性来看，法院认定刘鑫属于危险引入者，并基于这一身份肩负着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堪称原告在民事范畴能争取到的最大胜利。
至于刑事层面，目前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让陈世峰在中国被判刑？
我在之前一个回答中探讨过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根据《刑法》第十条，犯罪者在外国服刑完毕，也有理论可能在中国被再次追究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鲜少有可以借鉴的操作。（有一个黄道金案，但在我看来指导意义不强，上方卡片中的回答有具体分析）：
和新闻中提到的黄道金案不同的是，陈世峰案中日双方司法协助的深度有限。黄道金案中日双方一开始就有「眉来眼去」的沟通，在日本被刑满释放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和中国司法机关的衔接（详见链接中的报道），最终实际加起来的刑期也不超过 20 年（日本有期徒刑的极限就是 20 年），多少有些对他国司法主权的尊重意味。而江歌案在没有此种「默契」的情况下，恐怕比较难以复制黄道金案的操作。
对于江歌母亲来说，民事层面的硬仗已经打完，痛打落水狗在经济层面和道义层面都没有必要；而刑事层面的交锋，还要 15 年后才见真章。
不论江歌母亲做出怎样的决定，她都已经改变了社会。
也许只改变了一点点：有这么一点点可能，卑鄙者从此心怀忌惮，不再向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喷吐恶意；有这么一点点可能，勇敢者放下后顾之忧，在挺身而出的同时，不必担心会被自己试图保护的人背后捅一刀。
这就很足够了。
年前找工作好还是年后找比较好？

年前和年后都要找，这不是单选题，说几个年前就要开始行动的理由：
1、虽然年前机会一般比年后少，但也有一部分公司在春节前、元旦后会确定新一年的预算，包括人力成本预算。这就意味着有多少 HC （多少坑）也随着预算的确定有个眉目，这时候不主动找地方去填坑，还留着过年？（所谓冻 hc，一般也是说不入职新人，不是说完全不跟候选人聊。。。）
2、年前竞争压力相对小。如果您是跟社招人群竞争，年前有相当多潜在竞争对手还对年终奖怀有幻想，犹豫着没有加入就业市场；如果您是跟校招人群竞争，考研成绩还没公布，部分人还会有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念头。真拖到年后，竞争激烈程度就不一样了。
3、如果已经离职，早点开始行动有助于带着更好的心态过年。现在有个新词，「社交牛杂」，指的是在社交场合忽而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忽而胆小怯场畏畏缩缩。如果带着「休息一下，年后再开始」的心态应对过年各种聚会，就容易陷入社交牛杂的处境：因为需要准备应对别人的问题、想好怎么出言解释正当化自己的选择，难免会变得过度敏感、产生戒备心，影响自己的过年体验。
4、如果还在职，年前找好下家交接工作，方便更好地利用剩余年假。在工作不太繁忙的时候把年假用了，一方面给自己一个更纯净的休假体验，不会频繁有未交接好的工作跳出来诈尸，另一方面也显得更体谅老东家，办各种手续更好说话（而不是给人一种团队都摩拳擦掌准备新年大干一番，就你突然掉链子的感觉）。但务必要避免没找好下家先裸辞，这个经济形势裸辞是有多想不开==
但这也不是说年前就一定要定下来，人们推崇「金三银四」不是没理由的，过年前后公司人员变动大，更多岗位放出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也是事实。
推荐一个能两全其美的操作：年前先聊个两三轮面试，把终面或者最终跟 HR 谈薪安排在年后（反正 HR、业务负责人也会有凡事「年后再说」的心态，提出这样的要求很合理），既要一鸟在手也要十鸟在林。
另外，真要是看到了更好的机会，接到 offer 也是可以拒的。Offer 并不是正式的劳动合同，只是用人单位发出的一种要约，邀请候选人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发出 offer 却毁约，最终没有和候选人签订劳动合同、导致自己损失了其他工作机会，有可能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实践中有不少因此赔了一两个月工资的例子）。不过，候选人接了 offer 但最终没有入职，不太可能出现需要赔偿公司的情况，因为公司难以举证自己因为候选人没能入职遭受了具体的损失。（极端个别情况下，可能 offer 中会有不入职需要进行赔偿的约定，但这种约定的合法性存疑）。
当然，做人还是要诚信，只是提醒大家一句，年前找着，然后年后继续骑驴找马，也不寒碜。
如何看待《虚拟偶像行业舆情风险管理前瞻研究报告》？其释放了哪些信息？

小圈子走向大众，迟早要经历一次「渡劫」，看看之前的繁荣到底是不是低监管优势。
至于这份报告，说不上是政策本身，但为我们揭示了将来可能存在的监管态度，指出了潜在雷区，例如：
诱导冲动打赏、过度消费；
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等方面的侵权问题；
煽动对立，搞饭圈那一套；
发布价值导向错误、违法违规的言论。
对于「铁拳」来说，这些问题并不陌生，针对传统主播秀场、互联网内容制作和运营，已经有了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范进行监管。
例如，《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不得以打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炒作网络表演者收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于不得制作的违法信息、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抵制的不良信息作出了定义，这都同样适用于虚拟偶像运营团队。
虚拟偶像所带来的法律和舆论风险，很多都能在既有制度设计上找到答案。就像是「开盒」本质上就是隐私侵权问题，涉及获取跟特定自然人相关、能够单独或通过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该特定自然人的信息，这是老问题了。再比如，《XX 炫舞》的人物形象和某宇宙顶流、最纯洁天真善良能吃的虚拟偶像雷同，本质上还是个著作权问题。
然而，过往的答案有时不足以满足新问题。涉及虚拟偶像「开盒」的问题，就需要法律作出更清晰的定义：「中之人」（使用动作捕捉技术进行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属不属于公众人物？对于舆论监督有没有更高的容忍义务，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向公众披露「前世」的情况？（还是说，认为非公众人物的过往工作经历属于个人隐私，因此受到保护。）
传统的著作权问题，也会遇到新问题 -- 如果我们认为虚拟偶像的人物形象属于动漫作品（别管为啥，反正在老一辈看来不就是那一套嘛），就可能遇到像是唐立燮与腾讯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情况，法院认为：
漫画有很强的工业性，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会采取很多基础图形元素。原被告的作品均以圆形脑袋、圆形眼睛和圆形耳朵为基础图形元素进行构图设计，这类基础图形元素属于公有领域，不能作为比对特征。
也就是说，虚拟偶像的形象设计到底如何定性，有可能影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需要明确定义。
针对这些新问题，题目中的《报告》其实是有所回应的，例如：
二是回应文本符合虚拟偶像人设，尽量收紧对幕后内容的披露。涉事企业必须充分考虑用户文化属性及虚拟偶像人设定位，以贴近二次元语境的表达，精准切中舆论关切点，避免对幕后内容过度曝光。
这或许意味着，官方对于「开盒」行为表达了不支持的态度，在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和虚拟偶像人设的特殊性方面，倾向于尊重虚拟的人设，而并不鼓励为了所谓的知情权就无限度挖掘中之人的信息。
总之，个人觉得讨论铁拳是不是砸下来了、是利好还是利空并没有意义，大家心知肚明，小众、亚文化圈子里的东西，迟早要接受监管的凝视，所以说是「渡劫」。
其实并没有很担心然然，大厂在处理合规性问题、协调政府关系方面经验很充足了，血也比较厚，担心的还是更小、更 UGC 导向的虚拟主播。如果在监管的驱使下，虚拟偶像也出现了向头部集中的情况、乃至发生垄断，那是不是有种化为恶龙的感觉呢？希望不要成真吧。
如何看待马化腾说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随时可被替换？腾讯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想象这样一个社会：
你进入办公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入餐厅影院商场都需要打开一款 app，展示其中的小程序上的二维码 -- 而这款 app 完全由私人公司运营。
一些地方政府开发了自己独立的 app，但也有的地方完全依赖这家私人公司提供平台；有的场所提供小程序之外的核验方式，但也有的场所，保安直接挥挥手，一问三不知。
那么，这家关系到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私人公司，还只是「普通公司」吗？
我们熟悉的一些私人公司，正在提供着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它和供水、电力等实体基础设施具有相似性，例如：
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普通人难以选择有效的替代方案（你能选择家里的电是用 A 电厂的水电还是 B 电厂的火电吗？）
一旦形成一个巨头或几个寡头，新的竞争者难以通过合理的成本进入市场。
对于互联网巨头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可能存在「监管俘获」现象。经济学家 G.J.Stigle 提出，本应用于监管企业的机构，在和被监管对象长期共存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对方所控制、以被监管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政策。
这种「俘获」可能很直接，例如本应由监管部门确保公平竞争的招标、政府采购环节被私人公司所掌控；也可能更为间接，例如私人公司参与到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学术理论的建设；更有甚者，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对象之间开启了一道旋转门，猎人和猎物随时改换门庭。（反垄断部门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企业高管，也不是没发生过）。
还有学者指出，存在一种「被动监管俘获」：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或者出于现实条件的局限，选择了将资源和权力让渡出去，让私人企业主导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1] 例如，由于政府不具备互联网巨头的技术能力和快速开发迭代产品的管理能力，面对防疫紧迫需求，将重要的公共健康信息提供给了私人企业，并将私人企业所研发的产品用于社会管理，这就是一种被动的俘获。
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公司，是否已经成为了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以至于大而不能替换；我们的监管机构，是否又被这些普通公司所俘获，以至于缺乏动机和能力将其替换呢？
这个问题，还在期待答案。
参考
^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http://govreform.cupl.edu.cn/info/1022/7000.htm
为什么《赛博朋克》世界观中的超级公司很少是金融垄断财阀?

关于问题描述中金融是否具有垄断倾向这个问题，回答是当然有，只是看上去不像是实业那么显著而已。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垄断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这三种形式，在虚构世界观中金融行业同样可能发生，例如：
垄断协议：大财团联手操控贷款价格，通过协议来固定存贷款之间的剪刀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金融科技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例如规定某一类金融产品只能在两个平台之间二选一（你这个基金只能在我的 App 上卖）、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整个夜之城，想买房子必须在我这贷款）、无正当理由搭售产品或者设定不合理的条件（使用我们的电子支付，默认开通到账自动转存 XX 宝服务，想要赎回，自己到荒坂塔顶层办理）；
经营者集中：整个赛勃世界的消费贷有三家，某呗，某条，某粒贷，这三家我都收购了。
这样看来，其实赛勃世界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垄断，但在游戏中展现出来却有些鸡肋。即便游戏中有借贷、投资的设定，但也只是数值的变化而已，不如通过武器、药品、载具来展现「都是我的人、你怎么打」这一层意思这么直观。当然，也可以通过剧情来展现出金融垄断者如何鱼肉百姓，但对于游戏体验来说却有点舍近求远的意思：不就是说大企业、大资本家很厉害嘛，用更加直观、有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展现也挺好，没必要搞得理解成本这么高。
从对玩家的激励角度，和垄断集团的仿生人大军、末日兵器大战三百回合最终一发入魂欣赏烟花秀，带来的爽感更加直观。但如果变成斗败了金融垄断巨头，贷款利率降了几个点、在系统里能解锁更多的投资品，似乎。。。也没啥？倒是更适合设置成一个支线，完成了之后有助于在最终决战中占据有利位置。
我倒不觉得是因为金融财阀打不过实业所以没出现在游戏中，毕竟两者本来就是相伴相生的关系。现实中因为政策限制，民间资本碰不得特定领域，但在虚构世界观设定中，实现了对钱的垄断，进而通过投资并购实现对暴力的垄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个人认为，还是对于游戏性帮助不大，所以没必要做这个设定而已。
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二审维持原判，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如何看待这一判罚结果？

每一个引发社会讨论的法律问题，都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可能让人更勇敢，对着气势汹汹的金链子黑社会大哥，划地为营，不退缩；
可能让人更懦弱，看到挣扎想要起身的老人，迈出一步，终是摇了摇头，的确不敢，为何怪我冷漠？
可能让人更关心我们的邻居，看到路人被高空坠物砸伤、全楼验 DNA 「追凶」的报道，马上把阳台沿上的花盆往里挪了挪；
也可能会让人疏远我们的同胞，知道大部分人是理智的、可以沟通的，但我不敢赌，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说起来，我甚至觉得这个判决法律上说得通，不要低估中院在这个烫手山芋面前的业务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提起货拉拉案，都只是讨论的程序问题：
先行行为嘛，说话辣么大声把人给吓着了要负责的，自己挖了坑要自己填嘛；
司机对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嘛，之前没这么引人关注的跳车案，其实也是这么判的嘛；
虽然不知道如何避免，但你是个经验丰富的司机了，总是能想到办法的嘛。
法律上都能说得通，判一缓一，人也出来了，算了吧。
但真的只是说得通，能下个台阶，这就可以算了吗？
之后怎么办，关注案件始末、并将在之后的日子里，根据这个结果采取行动的人们怎么办？
是要拒载女乘客、焊死车窗？还是换个灵活就业的营生、否则哪怕乘客拿刀捅也要用脸硬接？
也许，你们也可以承认，这就是一个意外 -- 这并不是让你们做超越法律的事情，而是在同样符合法律的情况下，换一种运用裁量权的方法。这一念之差，就是一次次顺畅、舒心的出行，一份能养活家庭的营生，就是少一点基于理性而产生的性别歧视。
对，我的确是在说法律之外的东西，因为这个判决仅仅合法是不够的，不能把头埋进沙里，假装可以因为合法（或者说，解释得通，能经受住再审）就算是对社会有了交代。
不是说司法就要考虑舆论，司法不需要对舆论负责，但需要去思考，这样的判决会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未来。
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可以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会带给我们另一种可能。
为什么律师不能承诺可以打赢官司？

因为律师无法确保能够打赢官司，从逻辑上来看，这句话一出口就属于虚假宣传。
稍微发散一下，联想到《广告法》中对于宣传投资服务的要求：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金融背景的朋友会觉得这很合理，因为总有无法规避的风险，基金经理持仓再科学，扛不住打仗了、疫情爆发了、国家一句话一个行业没了，总会有一些不以服务提供者意志为转移的系统性风险存在。
再例如，法律也同样禁止在药品广告中包含「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实验室里再安全的药物，遇到自身条件特殊的患者，也可能有风险；禁止「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因为再厉害的名师也拦不住学生忘了涂答题卡，不能承诺包过。
这样的立法，本质原因是一样的：人不应当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对于律师行业来说，允许承诺包赢的协议，就等于承认了律师，而不是法官、不是证据和法律，能决定案件的结果，这不打司法系统的脸嘛？国家的正当性要不要了？
那您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立一个协议，打不赢不要钱，或者稍微柔和一点，结果越好给的钱越多，行不行？
这其实就有点「风险代理」的意思了，但风险代理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不适用于所有案件。
例如，婚姻、继承案件不能风险代理（不能基于结果计算律师费），因为这可能会带来道德风险：律师可能会为了更高的收益，采取法律之外的野路子方式促成离婚，像是花钱雇小白脸与对方当事人同居；也有可能为了追求更高的律师费来干涉当事人的自由，例如，官司打着打着，一方后悔了，而律师为了拿到律师费千方百计劝分，这就违背了客户的利益。
另外，风险代理也可能主张律师滥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来忽悠客户的可能性：也许一个案子客户本来就很有利了，律师故意做出大义凛然的样子，拍胸脯表示 -- 这个案子五五开，但我保证，如果打不赢可以退费，答应的话，一半赔偿金归我。客户被律师的豪迈所感动了，稀里糊涂在本来胜算很大的简单案子上花了更多的钱。
扯远了，总之，律师承诺结果必定属于虚假宣传，而如果按照案件结果决定律师费，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世界各国普遍对于变相的承诺结果（根据结果决定律师费）也有一定限制。
2022 年 1 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知乎「亲自答」知友提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邀请最高检来答？

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如何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诱使无辜者认罪、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具？
辩诉交易制度，指的是被告人放弃自己的辩护权，承认指控，与检察官就量刑建议达成一致，换取较轻的刑期。
辩诉交易的确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但在美国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检方为了争取更大的谈判优势，可能会提出所有理论上有机会成立的指控给被告人施加压力，像是《美国陷阱》的主角，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的高管皮耶鲁奇，就被检方告知自己的刑期最高可达 125 年，从而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而这种虚张声势，这也可能带来辩护律师和和检察官之间的「默契」：检方漫天要价，意外事件说成过失杀人，过失杀人再说成谋杀，辩护律师在客户面前表演，让客户觉得自己神通广大，硬是把谋杀指控给怼了回去、争取到按照过失杀人定罪量刑的「优惠」，劝客户快快接受。
辩诉交易的确很好用，以至于美国的司法系统对其形成了高度依赖，2017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联邦刑事案件中，有 97.2% 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选择通过辩诉交易而认罪，放弃了得到开庭审判的机会。有批评者认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滥用，让刑事审判变成了商业谈判，让法院变成了讨价还价买卖正义的大市场。
当然了，这里说的都是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缺陷，期待看到权威分析，看看都有哪些配套措施有助于克服其弊端 。也希望了解，在一些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中，如何避免认罪协议的滥用，从而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在个案中感到司法公正？
山东高法发文「不能仅以出轨为理由请求离婚」，随后又删除，这一观点是否有法律依据？

不确定是在宣传造势、试探舆情反映，还纯粹就是新媒体小编错误理解了法律。
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倒是有点能猜到是如何得出错误结论的：
已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条对同居给出了定义：「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2、根据《民法典》，夫妻一方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法院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
3、《民法典》一千零四十三条说的是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条说的是：「当事人仅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根据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形成两个结论
第一个：出轨不一定是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如果只是偶尔约炮呢？看来不太稳定，根据 2，如果一个人在离婚诉讼中提供了对方偶尔出轨的证据，未必能胜诉。
第二个：出轨属于违背了互相忠实的义务，司法解释都说了，不能仅以违背忠实义务这一点来起诉要求离婚。
然后，文章把这两个观点缝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不能仅仅以出轨为由起诉要求离婚，这就离谱。
一方出轨，另一方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那当然是可以的 -- 能不能告，跟是不是能确保告赢，那是两码事，如果诉讼是一场比赛，那么把判定胜负的规则用来限制选手入场竞技，就是很严重的错误。
再说了，出轨虽然不是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但法院完全可以结合出轨导致感情破裂的证据、认为存在「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而判决离婚。
作为一个省高院的公众号，一言一行，都会被公众理解为对法律的权威解读，这样的谬误的确不应该，如果是要为了某种政策吹风、造势的话，作为司法机关来说，也有些越界了。
有些法律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为什么不废止？

法律文本中，的确存在大量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条款，此类条款并不包括行为法律后果（并没有说明如果违反了会怎么样），有的也不包含行为模式（并没有说明可以做什么 / 应当做什么 / 不能做什么）。
例如，《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条法律其实就不太适合直接用于裁判。张三开了个牛排馆，李四觉得这危害了西双版纳的森林，援引这条法律起诉，会被法院怼回去 -- 哪怕凭环保法整个公益诉讼，都没这么离谱。
再比如，《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又说了，如果对方出轨了，不能仅仅用这条提起诉讼：「当事人仅以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那么，这类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条款，是不是就需要废止呢？
如果要给个台阶下的话，或者可以这么理解：调整社会关系，并不仅有诉讼这一种方式，通过宣示性条款倡导一种价值导向，也能和具体的裁判依据结合，起到教育公众的效果。
另外，这些条款有助于理解立法目的，为裁判提供间接的指引。例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存在所谓的「常回家看看」条款，一开始也有不少人吐槽这是将道德立法、没有可操作性，但涉及到赡养义务的纠纷、公司不让劳动者请年假回家看老人的劳动纠纷，这些原则也确实影响着法院判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写宣誓性条款，否则就可能让法律的权威性受到损害。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放出过一句狠话：「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
从字面上来看，这可不得了：我可以写一个合同，里面加上一句「双方同意，本合同产生的争议适用阿富汗法律解决」，欺负别人不懂阿富汗法律（我也不懂），有了争议自己随意解释。
有学者解释道：别太当真，这就是个宣示性条款，表达一下对私意自治的尊敬而已；后来又出了个补丁，相关司法解释说，除非有法律明确允许这么做，否则选择别国法律的行为无效。
你看，这不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了嘛：法律如果允许你这么做，就可以做，但法律并没有允许的话就别做。
这样的废话文学，倒是可以的确废止一些。
如何看待深圳一家臭豆腐摊老板月收入最低过万，地摊经济秒杀许多深圳白领？这会成为就业新趋势吗？

我希望类似的热搜能脱离靠制造反差来「羡煞旁人」博取眼球的阶段，而是真正引发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的关注。
劳动合同一签，相比于灵活就业，就多了一层保障。不说失业、医疗保险和社保，对于深圳收入一万多的白领来说，单位擦着缴存比例下限 5% 来缴公积金，也相当于多了每个月多了 500 块钱，可以在失业的时候拿出来应急。至于个体工商户，那就真是手停口停，各类保险还需要自己购买。
打工人面临裁员潮，丢了饭碗固然难熬，但遇到吃相不太难看的企业，还有 N+1；而个体工商户被时代的灰犀牛撞倒时，不仅没有这笔「分手费」，还需要以个人或家庭财产对经营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民法典》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有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我国共吊销注销个体户、个转企等主体301万家[1] ，这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债台高筑？
再说了，打工人的每月一万，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就是家庭月收入两万，而个体是工商户的每月一万，往往意味着全家上阵。据 2019 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一家个体工商户可带动 2.37 个人就业[2]，换句话说，就是两到三个人共同付出心血，才能实现新闻中臭豆腐摊老板的成绩，真要算人均收入，输麻了。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媒体别光渲染灵活就业的好处、为了迎合白领读者进行媚俗化宣传，也需要指出个体工商户的艰难，引发相关配套优惠措施的讨论。
说一个很小的侧面：当发生了封城，上万个体工商户被断了生计的时候，能不能把已经开始试点的个人破产制度用起来，让不幸的老实人避免砸锅卖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能不能对因不可抗力而违约的合同、拖欠的店租出台司法解释、形成有利于个体工商户的指导案例？
像这样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应该是媒体尝试发起的，而不仅仅是制造反差对立上热搜。
参考
^《百万家倒闭，小店“熬冬”》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3/02/c_1127155545.htm
^《带旺“烟火气”,为“小店商铺”打开新的发展空间》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3/08/t20210308_36365140.shtml
如何看待知网下调论文下载价格，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分别下调为 7.5 元每本、9.5 元每本？

个人浅见：知网需要的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不是舆论逼得近一点就调调价格，而是要回到作为平台来促进知识分享的应有之义，不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躺着收买路钱。
知网之所以能运营付费下载业务，是因为它获得了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知网不生产论文，而是论文的搬运工，正如电商平台也不生产商品，只是在撮合交易。
说到这，就有了两个问题：
1、知网是如何获得论文传播权的？来路正当吗？
2、知网撮合了对学术成果的交易，原作者得到正当补偿了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知网和诸多学术期刊存在合作关系，当论文作者成功中稿、和期刊签订协议时，一般会有一则条款，要求作者授予知网该篇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一种双方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格式条款，且期刊和知网往往不会做出显著提示。知乎上有不少学术工作者，可以想想自己发表论文的经历：可曾有人提供过拒绝上知网这一选项？可曾有机会讨价还价，要授权给知网得加钱？恐怕没有，作者稀里糊涂就把重要的权利送给了知网。
至于一些学位论文，校方往往会要求学生签订协议，其中包含授权知网使用的条款，学生也难以拒绝 -- 都到这时候了，谁会为了这点事情耽误自己毕业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更加显而易见：可曾听说有人因为论文在知网上成了「爆款」而获得分成的？没有吧。。。网文平台都知道根据浏览量、订阅量给作者分成，知网做的真是无本的买卖，甚至原作者看自己的论文都要收钱，引发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起诉知网一案。
所以说，问题不在于下载费用的量变，而在于性质上能否名正言顺：一是要确保得到原作者的授权，二是要让原作者也能通过著作权获益。
如果还有一点的话，就是针对知网这种在细分领域具有极强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还需要加强反垄断执法。这样一来，作者可以自由选择将学术成果放在哪一个平台来传播，平台为了吸引用户注册、争夺市场份额，也会开始打起价格战 -- 让他们打起来、为了更高效传播知识而竞争，不正是学术搬砖工乐见其成的现象嘛。
如何看待、理解“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眠的人”这句话？

这句话说的是诉讼时效制度：如果明明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收到侵害，但迟迟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我国一般是三年），那么就有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导致起诉被驳回。
这一制度背后有节约司法成本的考量：随着时间推移，取证会越来越困难，诉讼所产生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十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再放到今天提起诉讼，考古一般的举证需要更多投入，法官恐怕也得研究一番当时的法律，为了溯及力问题掉些头发。
但也不只有成本因素。我们假设有两种情况：
发现有人未经授权把我的知乎回答改编成抖音视频，用自己的名义发布，我知道了但不说，过了三年半，想着闲着也是闲着，起诉一波；
有人未经授权把我的知乎回答改编成抖音视频，用自己的名义发布，我去了北极，没有网，过了三年半，才连上 4G 刷到了视频，马上起诉一波。
论司法成本，两个差不多一样高，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为我很无辜 -- 我没躺在权利上睡大觉啊，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对此，《民法典》说的是，「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这样看来，诉讼时效制度，除了节约成本之外，还有一层鼓励权利人积极行动起来保护自身权利的意思 -- 不知道情有可原，知道了但不作为，法律也帮不了你。
另外，法律追求的不仅有是非曲直，还有效率和稳定。
两个人有了纠纷，一方说：信不信放学打你，到了放学时间，没挨打，另一方就高高兴兴回家，该吃吃该睡睡。但如果对方这一拳也没落下来也没收回去，这几天恐怕都要惴惴不安。法律上的事情也是如此，需要一个时间点让大家意识到这事翻篇了，不用再担心涉诉风险。
说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中存在「逆权侵占」制度：如果一个人公然占有了他人的土地，吃亏的一方明明知情，却始终不采取行动，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土地就归占有人所有。
听起来这像是在保护强盗、打压「苦主」，实际上，这类法律保护的是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既然你不要，别人能利用它发挥价值，那就让他去吧；如果社会成员也接受了，那就不再过多干涉。
总之，属于自己的正义还是要及时去争取，不然有理也变成没理了。
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在支付宝买理财产品？

支付宝要是「跑路」了，我在上面买的基金该怎么办？
即将过去的 2021 年，发生了太多挑战人们想象力的黑天鹅事件，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倒。在知乎上，有 260 万人浏览了问题「如果支付宝倒闭了，余额宝的钱还能取得出来吗？」，类似的疑虑，对于基金理财同样存在。
要解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把握同样的本质：余额宝也好，支付宝上买的基金也罢，用户转出去的钱并没有落到支付宝手里，支付宝不经营基金，也不持有投资者的资金，只是交易的撮合者。对于这一身份，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用户通过支付宝买基金，是和基金公司签订了基金合同，冤有头债有主，哪怕支付宝跑路，和基金公司签订的合同依然有效。在交易过程中，支付宝扮演的是被委托人的角色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要么是依据《账户关联及基金交易委托协议》帮助用户申购基金份额，要么是在基金公司通过平台直销的情况下提供技术服务（余额宝就是这种情况）。简言之，支付宝就是交易场所的管理员，而不是场内玩家。
这一区别对用户的安全来说很关键，我们可以看一个反面教材：发生「暴雷」的长租公寓。长租公寓平台要是能扮演好当中介的本分，只是为房东和租客提供信息、完成匹配，那么即便中介跑路，房东和租客也能继续履行合同、相安无事。然而，当平台开始自己下场操作时，事情变得不对劲了：租户没有把钱直接交到房东手中，而是通过借款一次性给平台交足了钱，一旦平台资不抵债、没钱打给房东，收不到钱的房东赶起人来也是理直气壮。由此可见，平台安守作为中介的本分，用户才会更加安心。
对于支付宝来说，法律不允许它「不守本分」，这就涉及第二方面了：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托管制度也给基民提供了一道保障，对应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六条：
「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我来翻译翻译：
用来买基金的钱，不是基金公司的钱，基金公司不能把它放到自己账上；
基金经理赚钱了，这也不是他自己的钱，同样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
如果基金公司倒闭了，基金公司自己账户上的钱可以拿来分，基金公司的大楼可以卖，但基民的钱不能拿来分配，要还给投资者。
这一制度对于保护投资者具有重大意义。还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 P2P 平台吗？为什么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暴雷事件、让投资者血本无归？一个致命因素就在于资金流向的不透明、托管制度的缺失 – 一些平台收到投资人的钱之后，不论投的是什么项目、期限是多少，先统统把钱汇集在一个池子里。至于是拆东墙补西墙搞庞氏骗局，还是直接卷款跑路，投资者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通过支付宝这样的正规平台买基金，钱最终流进了托管银行，平台也无法染指。
为什么说支付宝是正规平台呢？因为它的确是持证上岗的，获得了「证监许可【2012】481 号』许可，依法从事基金代销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对从事该业务设置了严格的要求，从治理结构、风控机制、财务状况，再到有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人数和比例，都做出了规定。通过考验获得牌照，体现了平台的合规性和实力。
安全性是一方面，在支付宝买基金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选择，也离不开成本方面的优势。
支付宝平台上对于单笔申购金额在100万以下的A类基金费率为0.15%，而如果通过传统银行渠道购买，费率要达到 1.5%，相较于传统渠道，通过支付宝认购基金优势显著。
这一优势，离不开规模效应的作用。支付宝的月活用户人数已经突破 7 亿，庞大的体量，意味着可以「薄利多销」。不仅如此，由于支付宝正在成为互联网流量的兵家必争之地，基金公司为了实现品牌影响力，也更乐于通过更优惠的费率和平台达成合作、促进曝光。
规模的扩大，也促成了选择的多样。支付宝基金的平台属性，意味着风险偏好各异的投资者能够各取所需：
投资知识有限、只求尽可能资产保值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货币市场基金；稳中求进、希望在水里学游泳在实操中学理财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偏债型基金和 ETF 基金，跟踪大盘走势；对于能够承受一定风险、希望共享行业增长红利的投资者，在充分理解风险、确保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的前提下，可以选择股票型基金，借助支付宝平台所提供的行业资讯、分析报告和基金经理直播分享，更好地进行决策。
面对市场的动荡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通过支付宝基金储备知识、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贯彻长期主义。例如，每个月根据自己的收支状况设置好定投，就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之道。网上总有人说，要进行左侧交易，也就是要在低点之前买入，等待触底反弹芜湖起飞。但谁也没有开天眼，谁又知道现在会不会抄底抄在半山腰？通过设置定投，能避免盲目 all in 导致被套牢，有助于摊薄成本、分散风险。
2022 年，怀疑，乃至恐慌，依然可能徘徊在每个人心头。如果心存疑虑，就去分析、去理解、通过各类理财平台所提供的渠道实现对自己的投资者教育，以平和的心态和更为充足的知识储备，坦然迎接市场波动。
（本文纯属知识分享，所提及的产品、策略仅为举例，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大家务必谨慎。）
《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发布，不得未经授权剪辑影视剧，其中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将带来哪些影响？

我比较担心的是，平台为了避免被主管部门约谈、罚款，为了避免涉诉风险，直接层层加码、进行一刀切的审核，把影评类短视频、利用电影片段作为创意素材的知识分享类作品也给图图了。
首先明确一点：引用电影片段，对影视作品进行点评、介绍，本身不违反《著作权法》。根据《著作权法》，在「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且「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不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可以不经授权无偿使用他人作品。
假设，罗翔老师做了一个普法视频，讲述真实生活中的黑社会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引用了《扫黑风暴》影视片段，并搭配解说词，评论这一片段中的嫌疑人会被判几年、是否存在现实原型，这就比较接近著作权法所允许的合理使用；而张三做了一个「一小时看完《扫黑风暴》」的影视剪辑视频，配合自己对剧情的解说，将 28 集内容浓缩在一个小时里展示，那么就很有可能构成侵权了，平台如果接到权利人投诉应当及时删除，否则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合理使用和侵权，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一概而论。我自己在和做影视剪辑类帐号的自媒体人交流时，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选尽可能老一点的、国外的、后台没这么硬的（别是几个大厂投资出品的）作品来剪辑，这样安全一点。我说，这也不能保证合法啊。对曰，的确，但是会安全一点（指不容易被找上门来）。
对于这种行走在侵权边缘的灰色产业，出台规则进行监管，本来应该是令人快乐的事情，为啥我还是有些担忧呢？说白了，无非就是「我真的有一头牛」而已：
一方面，大量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本来就不值得认真看，大概通过影视剪辑排排雷、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已经算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投入满足了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另一方面，对影视作品的创意剪辑，本身也形成了独特的魅力。B 站有位历史类 up 主，特别喜欢用电视剧画面充当游戏 CG，让「山西的小米养人啊」、「存在就是一切」、「我孝庄 XXXX」、「西班牙的事情总是这么糟糕」等电视剧和电影台词焕发新的活力，这不也是一种创作嘛；
再者，一些影视作品，如果没有影视剪辑和解说，本来也是看不到的，这就不展开了==
总之，保护著作权我支持，但始终要记得，保护著作权的目的不只有让权利人获得更高的收益，也是为了鼓励创作、保护创作者、构建更好的创作环境。
看到一些互联网企业裁员，他们为什么不采取大家都降薪一半，不裁员，共渡时艰，这样企业文化才有力量呀？

互联网企业裁员，往往是因为某项业务做不下去，不是因为人力成本太高这件事情本身。例如，学科教育有了监管政策，导致字节的大力教育几乎全部被砍掉，这一裁员，是业务方向本身没有价值所导致的，不是因为员工工资太高。
如果业务还要搞，单纯想节省人力成本的话，有可能采取别的方式，比如冻结 HC 今年先不招人了，比如年终奖基数下调，比如加班费机制改一下，需要主动申请，卡一卡名义上的加班时间、少发加班费，这比全体降薪搞得天怒人怨要好。
而且，全体降薪这事，也的确不合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变更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内容，需要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公司未经同意单方面降薪，属于非常直给的违约，直给到劳动仲裁的申请都可以套模板写、举证只需要留几个截图、劳动监察部门甚至有可能主动出手的程度。
不能单方面降薪，那就只能谈，让员工「自愿」接受降薪。这对于公司来说是自掘坟墓的一件事：试想一下，工资腰斩还愿意留下的，都是什么人？可能有自知能力有限，能有地方混口饭吃已经感恩不尽的；可能有为了房贷压力委曲求全，害怕工作经历断档，但一有机会就投简历面试的；可能有凭着期权已经财富半自由，对工资无所谓，只求不被开除，上一天班当一天老绵羊的。带着这群虫豸，怎么能搞得好业务呢？
而且，无差别全体降薪，也会在业内传递非常糟糕的信号：这公司是真的药丸了。
互联网行业中，顺风 XJB 搞，乘着投资人给钱多、有新的增长风口匆匆上马新业务，逆风马上投，见势不妙马上壮士断腕，这都是常态。今年，多少公司杀进社区团购、VR、元宇宙？而其中大部分尝试难免会以全部门裁撤而告终。
非核心业务被裁，从业者和投资人心知肚明，是正常的业务调整，不要慌。但要是全部业务都开始折腾人力成本问题、顶着巨大的人才流失风险也要压成本，那就说明公司一定遇到了系统性的问题。例如，爱奇艺这波连核心业务都在裁人，不是因为之前太浪要怂一怂，而是全线溃败，这就比一般的裁员更能说明问题、更不利于公司雇主形象了。
综上，无论是从相对不重要的合规性，还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降薪一半都比裁员要糟糕。
如何看待北漂女孩顾萌的两只柯基犬绊倒了晨练的徐女士，导致其颈椎受伤生活不能自理，徐女士索赔260万元？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如果被别人养的动物咬了、撞伤了、绊倒了，主人哪怕什么都没干，也要承担责任。
对应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提醒一嘴：别看到这个法条就到处找遛狗的人碰瓷：如果自己手欠去招惹拴了绳的狗结果给咬了，狗主人拦都拦不住（既针对人也针对狗），那恐怕是咬了白咬。
对于遛狗不牵狗的情形，就算受到损害的一方自己也有过错，也不能完全免除狗主人的责任（只是减轻责任），对应的是《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有人可能觉得很委屈：我没错，错的是动物。但动物又知道什么呢？只是服从动物本能而已。
作为有思考能力、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给他人带来的风险的万物灵长，人类选择将动物带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增加了他人因此受到伤害的风险，就要为这一选择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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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个冷知识：饲养动物致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在国际上很普遍，而在美国的一些州，则有一个折衷版的「one-bite-rule」：如果动物主人明知自己所饲养的动物有造成他人受伤的危险倾向，依然疏于管理，那么之后动物再伤人的话，不论是否存在过失，动物主人都需要承担责任。
有人对这类法律做了一个脑洞解读：对于外表看似不危险的狗来说，至少有机会无责任咬一次人：咬之前，主人不知道这狗会咬人，不承担责任；暴露了自己的凶相之后再伤人，主人也无地自容了。（所以称为 one-bite-rule，能咬一口的意思）。
这是个过于简化的解读，作为谈资而已，就算人在美国，也别真因此去放狗咬人==（因为对方可能列举其他证据证明狗主人对危险性是知情的）。
2021年12月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铭记历史、守护真相、传递和平，我们该怎么做？

有能力设立国家公祭日，祭奠死难者，并不容易。
如果没有无数英烈的牺牲，没有屡败屡战的坚忍不拔，以致中国被灭其国、亡其史，纵然有一天受难者的遗体被发现、史料得见天日，也只会被陌生的人们用疏离的神色审视，报以礼貌的注视和出于恻隐的同情，犹如讨论捕鲸或者破坏热带雨林一样冷静。
如果没有张纯如等少数人的坚持，随着一代人的逝去，将不会有人记起野兽的面貌。凝视野兽需要卓绝的勇气和毅力，仅仅是采访幸存者、整理图片和文字材料，就已经直面了太多的野蛮，更何况还要用一个人的血肉之躯面对一个系统、一股政治势力的恶意。
如果新中国的建设者没有挺起腰杆，导致中国成为了某个超级力量的傀儡，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可能会被任意引导，沦为国际政治、网络舆论中的一件工具、一个案例。每逢纪念日，就连能否点燃烛火，都要看国际形势来决定、要顾全大局。
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对死难者寄托哀思，本身就是一种殊荣，是无数英烈、抗争者和建设者为我们争取来的。而我们要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保卫历史，保卫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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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丧心病狂刘老湿 发布的视频，这条视频为我们介绍了张纯如女士对历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在文案方面也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对于本条视频归属于我的联合创作收益，我会把十倍于此的金额捐给关怀退伍军人的公益项目，用以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大学严重作弊直接开除的处罚是「恶法」吗？

要避免让用意良好的规则成为恶法，在我看来需要注意四个方向，想到哪说到哪，未必全面：
1、规则本身是清晰的
什么是「严重」？
可以按照具体的行为来区分，比如携带电子通讯设备比夹带纸质材料更严重；可以按照涉及人数多少、有无组织来区分，比如组织一个宿舍的人互相传纸条比自己偷看更严重；可以根据造成的后果来区分，比如已经影响到了保研名额归属和奖学金评定。
法律难免具备一定的模糊性，事实太复杂，为了让法律能套进去，必须留出解释空间。模糊性可以理解，但至少要给出大概的判断标准，避免裁判者可以根据主观好恶过于灵活地使用。
2、规则已经得到了充分说明
有道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实现不对规则和违反规则的后果进行说明，遇到事了再抬出规则来处罚人，也不是不行（毕竟类比到其他法律的话，不知法也不是能被接受的抗辩理由），但在道义上未免矮了三分。
3、不存在选择执法问题
司法尚且要讲究一个「同案同判」，选择性适用的规则，显然是不能服众的，无须多言。
4、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不违背上位法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具有「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受教育权固然是公民的权利，但法律已经对大学进行授权、允许其依法进行学籍管理，那就没啥说的了。相反地，如果学校规定严重作弊者罚 500 块，在涉及财产权时缺乏必要的授权，就不是正当的规则。
以上四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审视校规、公司规章，对于法律本身也是如此。
《亲爱的》原型被拐孩子孙卓表示不希望养父母被判刑，被拐儿童本人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到法院对买家的判决？

被害人出具谅解书，的确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接收被拐卖儿童者不虐待儿童、不阻碍其回到原家庭，也会影响判决。
但我在这里想说点别的：
从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来看，这不仅仅是亲生父母、被拐卖孩子、人贩子和「养父母」（姑且这么称呼吧，是否构成收买被拐卖儿童要看进一步调查）之间的事情，而是天下父母的事情。
刑法是国家公器，不是照顾一己之私，而是要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如果因为对孩子还不错就可以免除刑事责任，就等于降低了拐卖儿童产业链的成本。再说了，考虑到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受家庭教育影响很大，买主在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中，有条件慢慢进行思想灌输，影响儿童的是非观，导致对方行杨康故事。
打击拐卖儿童的「买方市场」，是我国立法发展的趋势。《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需注意，原来的法律说的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改成了「可以从轻处罚」。买家就算不虐待孩子、不阻碍其返回原家庭，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 这不是孩子和买家之间的矛盾，而是人贩子与全社会的矛盾，法律的修订，在实质上向着「买卖同罪」更近了一步。
本案事实扑朔迷离，到底「养父母」是否明知孩子是被拐卖的，还有待查明。以及，本案还涉及一个「从旧兼从轻」的问题，在案发之时，还没有《刑法修正案（九）》，当时的法律规定的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被拐儿童本人的陈述，结合相关证据，在适用旧法的前提下的确有可能帮助「养父母」脱罪。对此，推荐 @一言 老师的分析，真正就事论事回答了提问：
当国法和人情相矛盾时，一码归一码的态度就很好，本案中，付建涛父母的做法就值得品味：
一方面，允许孩子探望所谓「养父母」，是因为体察了人性的复杂之处，对面临重要人生抉择的孩子报以尊重和理解，没有将自己复仇的怒火强加给孩子；
另一方面，拒绝出具谅解书，是站在天下父母一边，哪怕面临非议和潜在的打击报复、哪怕给自己的大团圆结局埋下一丝隐忧，也不向人贩子妥协。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算是有个交代了，这样就很好。
「让死刑犯去踢足球」的方案可行吗？

可行，既然都这么魔怔了，为啥不整个更大的？
已知：
根据国际足联规则，足球比赛中，一方场上球员人数少于七人，直接 0:3 判负（含七人）。
假设：
死刑犯勇夺世界杯，可以原地赦免。
那么，只要在在本土举办一届世界杯，由死刑犯组队参赛，上来不管别的，先把对方砍剩七个人，自动获胜。
反正都是死刑了，没啥区别。
开场不是唱国歌，直接吟唱「天生万物以养人」，一路砍赢，坐等特赦。（这就是为啥只限定本土举办的比赛，因为到别人地界上砍人，按照属地管辖原则，由当地法院审判并执行判决，没法赦免）。
是不是很刺激？这种比赛形式，也有古罗马遗风。
（本回答只是为了凸显提议的荒谬程度，不代表政策建议。）
南京一员工主动辞职未获回应后又遭辞退诉讼获赔 51 万，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这个公司，属于知道了一点劳动法，但也真就知道了一点。
@珍惜当下 的提问，比媒体报道的标题更加严谨：不是「辞职未批」，而是「辞职未获回应」，一字之差，说出一个关键知识点：劳动者提出辞职，然后啥都不干，三十天后合同就自动解除了（试用期是三天），不需要批准，公司不同意也没用，只管掀桌并表示「敲里妈，老子不干了」，就能跑路。
对应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在本案中，双方属于一同把桌子扶回去了：公司提出涨薪、调至新岗位，员工接受了这一安排并继续工作。此时，应当视为双方就继续劳动关系达成了合意。
在五个月后，老板反悔，想起对方曾经提出离职，于是眼珠咕噜噜一转想出一个低成本优化员工的好办法：哎呀，我们这边刚通天翼 3G，之前的消息有延迟，你的辞职申请我收到了，准奏！
这就属于玩小聪明玩过头的做法，老板其实给自己挖了两个坑：
1、如果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合意、继续劳动关系，那这属于非法解雇；
2、如果认为员工的辞职通知有效，在 2019 年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就相当于公司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又让对方工作了四五个月，应当支付双倍工资。
对应的是《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本来以为可以借坡下驴优化员工，但其实给自己来了个请君入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 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选一个吧==
所以，提醒各位老板：当初把人挽留住了，那就要言出必践，不能转过头来觉得不划算，又尝试翻旧账，这点小聪明不好使。
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代年轻人可以做些什么？

每一代年轻人，都需要历练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不要坐等「肉食者谋之」，有些东西就在自己旁边：
家乡出现灾情，高效、有序利用社交网络传递信息；行业中存在违反劳动法的不规范现象，合法合规反馈情况督促公司改正（这事我还真做过并且取得了成效）。还可能有更小的事情：小区强制使用人脸识别门禁、校园禁止外卖、为了防疫政绩限制未打疫苗者出入公共场所... 遇到这样关乎公共利益的事情，如果年轻人不出头，又能指望谁呢？
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关心公共事务需要勇气和智慧 -- 当前的国际形势，让公共事务难免带上路线之争的色彩，尝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也因此容易被上升为意识形态之争，可能会被怀疑为动机不纯、「行走的 50W」，但总不能因为害怕误解，有的事就不做了。与此同时，一些真正蛊惑人心进行政治宣传的媒体，却摆出了引导「独立思考」、做公益做慈善的姿态，也需要我们加以辨别。
具有一定建设性、也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讨论，有时会被扣上帽子，网民在这件事情上相当善于联想 -- 想到限制口袋罪，保障辩护权，就想到「西方那一套」，想到意识形态渗透；想到更为人性化的政策，就想到了「白左」，想到意识形态斗争；想到要对防疫人员提要求，就想到是在诋毁清零政策，想到鼓吹群体免疫...
这样的联想能力，固然有时令人寒心，但我不认为尽然是这届网民不行所导致的。一方面，中国的确委屈，被邀请登台、聚光灯亮起，谁知是被安排了丑角和反派的戏码，用扭曲了的滤镜拍摄转播，大家心里有气没处发。另一方面，一些媒体、自媒体人是不是也有故意挑拨矛盾的心思，导致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立？
扯远了，说回到「可以做什么」，在我看来分为三个层面：
如果有心有力，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公共事务，哪怕是单位食堂招标、小区施工杂音扰民这样的小时，只要和公共利益相关的，吾辈义不容辞；
如果有心无力，就尝试积累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资源，特别可以了解一下法律、政治学、社会学常识，了解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
如果没与主动参与的意愿，现阶段只是相对被动地接受各类资讯或者围观网上讨论，那也可以尝试去理解各方观点，对看着顺眼的观点，要保持批判性，跳出信息茧房看看有没有可取的反对意见，对于看不顺眼的观点，也要做到优先反驳事实，不要一上来就攻击动机问题。
为什么要提升这样的能力，还是开头说的观点：年轻人就应该有朝气，有参与社会建设并改变社会的意愿和信心。
哪怕是吃着地沟油的命，也要有关心中南海的心，这没什么可笑的 --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如何看待安倍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两岸统一路上还会遇到哪些困难？

这番疯话，是安倍关于所谓「集体自卫权」野心的延伸，在下台之后，嘴上不需要把门，说出了自己的最终幻想。
回答前半部分做个背景知识的科普，最后开个脑洞给安倍支一招。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所以，日本的武装力量不能叫皇军了，得叫自卫队。
安倍在首相任上，就一直试图突破宪法的限制，开始鼓吹扩大集体自慰权：
本来，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和日本应当共同应对发生在日本领土上的军事攻击，通过后续一系列协议，美日也可就日本周边事态采取军事系统行动。但这多少有点被动技能的意思，不能随心所欲地触发。
于是，在安倍政府的推动下，2015 年，日美修订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拓宽了「影响日本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情况」定义，规定这一情况不仅基于地理位置，而且是一个基于「情境」的概念。（The concept, 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 is not geographic but situational.）
本质上，安倍政府扩大了美国可以介入的情景，原来是日本周边有事美国可以管，现在成了日本觉得自己有事，不管是在钓鱼岛、南海、还是遥远的索马里亚丁湾，只要日本觉得跟自己的安全有关，就可以呼叫美国支援。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自卫队开始携手美军出现在了世界的更多区域，而安倍则开始以「军队」称呼自卫队，并在国际上进行高强度辩经，论证自卫队也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军队。
可怜的是，在安倍任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日本有事，美军不动如山」，我们的大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时，也没见美国积极响应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也许，在安倍下台之后，他也曾梦见过「王师」百万雄兵。
-------- 以下全是不切实际的键政口嗨----------------
其实，安倍可以换个思路：蔡英文政府这么听日本的，为啥不挑拨台湾入侵日本？台湾一旦入侵日本本土，美国再怂也不合适，而中国要是不出兵应对美日同盟的反攻，也太拿台湾不当自己一个省了。
这样一来，日本成功唤醒了美国的防卫合作，给集体自慰权解开了最后的枷锁；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越过海峡；美国也可以表示说，震惊我全家，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台湾对我动的手，管不了，撤了，成功抽身，如阿富汗故事；韩国欣然表示，Sir，this way please，以后我就是山姆大叔在远东最后的不沉航母了。
赢四次啊。。。这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大好事，不比口嗨过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