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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刑警赚钱不多、又不安全，还是有人会去干？

今天我在做一个小案子的认罪协议，看了警方报告，脑补以下情节：
-- 一名警员在开始晚班前进入一家咖啡馆，打算买杯咖啡提神
-- 和人物“咖啡馆店员”对话，得知约50分钟前有一名“奇怪的顾客”花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怎么推开门，进店以后举止十分怪异。
-- 继续和店内其他顾客对话，得知“奇怪的顾客”刚刚离开，似乎向着“停车场”方向前进
-- 来到“停车场”，发现引擎正在运转的“银色小汽车”
--使用道具“强光手电”照亮“银色小汽车”周边，发现车中有人
--与“车中的人”对话，发现其言辞含糊，双眼充血
--要求“车中的人”下车，发现对方站立不稳，满足醉驾的初步条件，
--宣布发现实施逮捕的”可信事由“
-- 右手装备武器“格洛克警用手枪”
-- 念诵符文“米兰达警告”，获得“合法取证”效果加成
-- 使用技能“抓捕”
-- 制服“车中的人”后，呼唤同伴在数据库中检索该人信息
-- 发现有针对”车中的人“的搜查令，
-- 使用道具”搜查令“，
-- 在”银色小汽车“中发现物品”塑料包中的粉状物“
-- 押送嫌疑人回到地点”警察局“，与”毒品鉴定科“人员对话
-- 失去物品“塑料包中的粉状物”
-- 获得物品”鉴定报告”
-- 阅读“鉴定报告”，得知粉状物成分为海洛因，重0.3克
-- 向“检察官办公室”递交初步事件报告，支线任务完成。
虽然我无法设身处地站在那位办案警察的角度去想问题，只能猜测，这样一个和商店NPC对话触发的支线任务，做起来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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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牌成就（达成）：不使用“警笛”的情况下，五分钟之内驾车回到警局
银牌成就（达成）：拍摄至少五张清晰的现场照片
金牌成就（未达成）：不装备武器“格洛克警用手枪”完成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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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要点：
1. 如没有及时宣读“米兰达警告”，则嫌疑人在抓捕过程中说的话不可以作为证据，任务失败；
2. 如没有得到道具“搜查令”，应宣布存在进行搜查的可信是由，否则所发现的粉末不能作为证据，任务失败；
3. 受到攻击时，如开枪击中嫌疑人，则会引发抗议活动，触发新剧情任务“大陪审团指控”（注意，这个任务中嫌疑人的肤色对后续发展有影响，要慎重决定）；
4. 在受到攻击时，如使用电棍及催泪喷雾 ，则可能受到伤害，无法通过道具回复生命值；
5. 完成此支线任务后，解锁隐藏人物“拉姆西郡的检查官助理”。在未来任务中，与该人物对话，有概率提高警察局的“声誉”。
刚步入律师行业的你从师父身上学到最有用的一课是什么？

要让法官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不仅要提供法律依据，而且要给法官一种安全感：这样判不会有问题。
去年夏天刚开始在检察院工作时，我们办公室处理过一个性侵案件，默认刑期是78个月，法定最高刑期是120个月。明尼苏达州的“默认刑期"（guideline sentence）是和被告前科记录挂钩的，所以同样罪名的刑期可能不同，检方可以在默认刑期基础上要求加重判决，最终刑期以法定最高刑期为限。
主要负责此案的检查官要求法院从重判决，在默认刑期基础上再加30个月，理由是被告有胁迫受害者作伪证，威胁受害者家人，以报复为目的传播受害者照片等加重情节。
审理此案的法官读了我们从重判决的动议以后，表示希望我们写个回函进一步阐述一下量刑依据，老板让我先草拟一个回函让她看看。
我一开始的思路是，我方提出了三个加重判决的因素，所以我应该进一步阐述各个因素作为量刑依据的合法性。于是我找了一些判例，来证明威胁、报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确是法律所规定的加重判决因素。
老板看了第一稿，表示判例找的不错，法律依据的阐述也没毛病。
”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官的问题。”
“啊？法官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可以重判吗？”
“没错，但是你的回答只是说明了有这样的法律，却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法官可以 这么判。”
老板问我，如果你是这位法官，检方要求再默认刑期上增加30个月，法官肯定会想：这是不是太多了？被告会不会不服？如果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的话，上诉法院会不会驳回判决？如果上诉法院驳回了判决，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其实你已经很接近真正的答案了，你只需要再加一点东西，让法官看了这个回函以后能确信这个判决即时被上诉了也不会被驳回，或者退一步说，既是被驳回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
于是我又补充了一部分，列举了近些年在明尼苏达州同类性侵案件中法官做出从重判决的代表性案例，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额外加上30个月不算多，有相同从重判决因素的案子最后给出法定最高刑期的都不少见；二是在达到现行法定最高刑期且被告单纯为了推翻量刑而提起上诉的案子里，被告还没有胜诉的先例，而且上诉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可了此类案件中一审法庭的自由裁量权。
也就是说，放心判吧，法官大人，比这判的还要重的不稀奇，而且还没有在上诉中被打脸的先例；万一被打脸了，您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这方面自由裁量权，没有滥用司法权力。
于是，我们如愿达成了想要的判决。
诉讼，就好比治水。
水的天性是低处流，你让流水去勇攀高峰，流水不会答应，因为只有向着低处流才能汇入大江大河，从而不至于干涸；
你让每个人都沿着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向着人迹罕至的道路走，不是所有人都会答应，这也是人趋利避害，在群体中寻求安全感的天性。
因此，作为律师，要让法官听自己的意见，按自己指的路来走，不仅要让法官觉得走这条路是对的，也要让法官觉得，这条路是无数人走过的，因此得到安全感。
法官也是人，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的肉体凡胎，不是圣人，大部分法官也害怕犯错误，也害怕背离业界同行的惯例。
这完全可以理解，羲皇上人这个物种，只存在于上古传说里。
我们都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社会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毕竟是少数，
我对他们充满敬意。
有没有一些冷门有趣但又深刻的历史故事？

1907年11月2日，时年70岁高龄的银行家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连夜乘坐汽船从里士满赶到了纽约，
前脚刚踏进他在纽约三十六街的私人图书馆，摩根就召集纽约多名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来开会。
不出钱，谁也别想走，老摩根这样告诉众人。他伸出手，围着自己的书房一比划 “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1907年，美国银行系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钱荒”。
20世纪初，券商们第一次尝到了加杠杆的甜头以及泡沫破灭后的苦果，大量投资者向银行借债购买“联合铜业”（United Copper）公司的股票，催动热钱持续涌入股票市场。1907年10月15日，联合铜业的股价达到每股60美金的高点。
热钱来的太快去的也太快，10月15日下午，有投资者开始套现离场了。一天之后，联合铜业股价在16日收盘时生生掉到了每股10美金，恐慌之中，多家大企业的股价陆续跳水。这样的故事，放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股灾”，更何况当时的人们哪见过这阵仗啊！
眼看之前借债炒股的投资者要还不上钱，吓坏了的银行们纷纷捂紧钱包力求止损。银行贷款年利率一度高达70%，远超如今大部分地下黑钱庄高利贷的水平。一时间，金融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急剧萎缩--银行不放贷了，只进不出，市场上自然就没有了钱。
老摩根带头动用自己的大部分流动资产给银行注资，并说服了当时最富有的一批企业家给银行输血。其中，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 洛克菲勒 指示秘书，马上往一家濒临破产的银行Stillman's National City Bank存1000万美金（按照通胀率，相当于今天的2.6亿美元）。
这一救市行动是否能成功，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有十全的把握。银行到底有多少坏账，谁也不好说，往这样一个无底洞里投进去自己的真金白银，无异于飞蛾扑火。五十多名企业家和银行家就在摩根的图书馆里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凌晨，摩根和洛克菲勒的不要命举动终于感召了众人。11月3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门开了，老摩根收集到了足够的弹药，得到救命钱的银行有钱重新开始放贷，在恐慌中一度休克的资本市场重新一步步运转起来。
1907年的危机，给美国政府上了一课：
万一再次发生金融市场的崩溃怎么办？我们不能总是指望有摩根和洛克菲勒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引领救市，政府必须有一套成体系的应急机制。
1913年，美联储横空出世。早期的美联储职能非常简单：成为金融市场的蓄水池，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紧急注资，恢复市场流动性。
同年，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辞世。可以说，早期的美联储在功能上就是借鉴了他在1907年危机中的举措。
1907年救市行动的一百年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向JP Morgan Chase注资300亿美元，协助其完成对贝尔斯登的收购。
有人说，这是美联储成功的救市举措，也有人说，凭什么要救呢，难道有谁可以真正“大而不倒”吗？
JP Morgan，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
之前故意卖的关子在这里可以解开了：老摩根在1907年引导的救市行动，为美联储的建立提供启示，为在金融市场崩溃时的救市行动作出了示范。
而一百多年后，美联储又在危机中，拉了老摩根所创立的JP Morgan一把。
正所谓：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何看待回国人士说话夹带英文？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认识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变化：
自己英语水平还是二把刀的时候，觉得这样说得顺口，而且也挺洋气的，管得着嘛；
后来比较熟练掌握英语了以后，觉得自己再这么说话挺难为情的。一方面说明语言能力不过关，不能很自然地用中文表述出来，只能照搬英文词汇，在语言上失于融会贯通。我很敬仰的林语堂大师，就能把西文中含义很难捉摸的"humor"翻译成“幽默”，能将中文中营造意境的描述用英语取其精髓写成《京华烟云》，对这样的神来之笔，我表示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这么说话太自我中心了，没有照顾听众的理解能力，是比较自私的做法，因此也希望大家在和同胞交流时多用纯粹的中文。
后来，在学习工作中接触了更多背景和习惯不同的人，觉得交流这个东西还是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根据手中的习惯灵活调整。如果对方在国外上学和工作时习惯了特定的表述习惯，在对话时肯定要主随客便，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交流。
简言之，说话夹英文未必是装逼，坚持用中文也未必就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鼓励。语言分东西中外，沟通却不应因此产生不必要的阻碍，还是要以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吧。
特朗普当选总统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别的还不好说，有一点可以确定：
特朗普的当选，会直接影响德云社春节后的演出，
下次美国再请中国军事家率领老和部队剿灭恐怖分子的时候，就该是老特站白宫门口说“你咋才（四声）来呢？！”
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是什么想法？

我有位美国同学和我讨论过中医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能相信靠一堆花花草草和树叶就能治病呢。”
我当时就反驳道“不少美国人不也相信一种叶子能治病嘛？这些年这么多人呼吁要让'药用大麻'合法化。”
至于怎么想的，无非就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已。
作为法学生or法律人，你经历或听说过哪些奇妙的案例？

分享一下去年我参与的一个案件，State of Minnesota v. Lucero，这只是一个小案子，但很能体现法律人的创造力：我们成功说服法庭，说被告因为努力戒酒产生了幻觉，在法律上等同于“醉酒”。
大概事实背景是这样的：深夜，我们郡一位警察在巡逻时突然听到噼里啪啦爆豆子似的一阵枪响，赶忙呼叫支援赶往现场。
到了枪声响起的地方一看，好家伙，路边停着的一辆小车给打成了筛子，满地都是霰弹枪打出来的钢珠，街两旁房子里小孩哭大人叫，闹腾得像特朗普当选总统当晚的市政厅一样，万幸车里没人，路人也没受伤。
被告自己高举着手过来了，老老实实告诉警察，就是我干的，是我开的枪。警察先把他铐起来了，说完了“你有权按保持沉默，你说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然后问他怎么回事。
被告说，自己之前以为有黑社会要来追杀他，眼看着四个拿着枪的人下了车来到家门口，所以赶快抄家伙自卫。砰砰砰一通好打以后，冷风一吹，才发现根本没人，打的是邻居家停在路边的车。
这哥们也真是个练家子，火腿肠粗细的霰弹枪子弹，不到一分钟功夫打出去八枪。
警察搜查一番，并询问目击者以后，确认的确没有黑社会来追杀被告，于是初步认为被告因为喝酒，嗑药或者有精神疾病，出现幻觉了。后来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原来他之前酗酒特别厉害，现在正在立志戒酒。警方的医学专家表示，严重酒精依赖者如果突然戒酒的话可能产生“戒断症状”（withdraw symptom），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幻觉。
我们以“非法使用枪支”（Unlawfully Discharge of Firearm）和破坏他人财产罪名提出指控，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审前听证时表示，在庭审中辩方会以“暂时性精神失常”（Temporary insanity）为理由作出辩护。如果辩护方能证明事发之时被告完全丧失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则被告将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暂时性精神失常这一辩护依据有一个例外：如果被告自主，自愿地导致自己陷入精神失常的处境，则不能使用这一辩护理由。
这一例外情形最常见的应用是所谓的“喝断片"：要是一个人自己喝酒喝醉了，跑出去杀人放火，那么不能以自己喝醉了不知道在干什么为由作出无罪辩护。这一例外又被称为“自愿醉酒”（voluntary intoxication）。
我们想利用”自愿醉酒“这一例外情形驳回对方的辩护理由，但有一个问题：被告不是自愿醉酒，而是自愿不喝酒啊！
经过一番研究，我们提出了两种解释，并在这个案件开庭前与法官和辩护律师交换了意见：
1. 在”自愿醉酒”相关的判例并没有限定喝酒与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这个案件里，长期酗酒对被告精神状态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事发之时，因此可以理解为他当时仍然在受到酒精的影响。
2. “intoxication”这个词在英语里可以广泛地表示收到酒精影响，既可以表示因为摄入酒精而受影响，也可以表示因为没有摄入酒精而受影响。被告自愿选择不喝酒，导致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因此也属于“自愿醉酒”。
法官说，有理，辩护律师表示，好吧，各让一步，只要你们允许被告缓刑，那我就信了你们的邪。
于是被告认罪了。
有意思的是，辩护律师还提出了一点请求：
一般来说，缓刑的条件之一就是缓刑期间禁止喝酒，但很显然，此案的被告不喝酒是要出大事的。
于是辩护律师提出，将这一缓刑条件改为“禁止过量饮酒”，并接受专业的戒酒治疗项目，
我们欣然同意了。
在清华失去骄傲，大三一事无成。该怎么做？

失去骄傲也好，一事无成也罢，请不要放弃挣扎。
大二的时候，我发过一条朋友圈：“求助万票，清华像我这样的差生后来都去做什么了？”
过了一天，我收到一条信息，是一位我很敬佩的学长，
大概意思是，清华的差生，自然就是变成了差公司的差员工，社会中差劲的一批人。现在都觉得自己是差生，开始想着如何‘保底’，那么你给自己的下限就会越来越低，最后什么都不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真是从悬崖边上走了回来。如果那时就让自己甘于平庸，年纪轻轻就开始给自己找退路，那就真的应了那句”有的人在二十岁已经死了，只是在几十年后才被埋葬。“
大二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极限。
从前的日子很好过，看到前面有座山，迈开双腿就能翻过去，看到前面有条河，甩开膀子就能游过去，只要努力没有办不到的。
而在清华，才发现自己好像是攀在垂直的岩壁上，要非常努力才能勉强不掉下去，
旁边不断有人手脚并用蹭蹭爬上去了，而我感到很诧异，明明我也用尽全力了，怎么就不能和他们一样
我相信题主是非常有上进心的，成绩排在中游就已经能让他/她感受到切肤之痛。
好强的心，是命运给你的礼物，也可能成为一种诅咒。目标立得高远，就会额外感受到求之不得的痛苦，也更容易在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时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
这种情绪非常危险：回到攀岩的比喻，如果开始的目标就是第一个登顶，那么当发现自己费尽力气也只能半死不活吊在半空时，难免会质疑自己努力的意义。
但转念一想，难道非常努力也不能超过别人，就意味着可以不要努力了吗？费尽力气才能半死不活吊在半空，难道就要一撒手听天由命？
人都是有自己的极限的，
我当助研时搞过一段经济和法律交叉学科的研究，发现数学建模能力的不足阻碍我在经济方面继续挖下去；
我做了一段时间诉讼，发现自己在阅读复杂判例时理解能力经常跟不上，别人一下字总结出来的东西我得琢磨很久；
包括最大的业余爱好，码字，我也发了四百多个回答和文章，但在深度和影响力上就是不如几位高人。
有这些极限，难道我就不学习了，不工作了，不写字了吗？
人难免会遇到自己的极限，总会到达一个阶段，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过是勉强维持现状。
即便如此，也不要放弃挣扎。
学法学需要学习很多法律吗？

看到题目没有限定是在中国，我来介绍一下美国法学院法律博士(J.D.）项目的课程安排。
只要是获得全美律师协会（ABA）认证的法学院，第一年都会有一下几门必修课程：
宪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刑法，物权法以及法律写作。
这几门课程，构成了美国法律学系的基础。
宪法无所不在。例如，刑事诉讼中，从是否应当做出死亡判决这样的生死大事（涉及第八修正案），到是否允许一名证人作证这样的程序问题（涉及第六修正案），都是宪法问题。宪法课有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案例，例如某市政府能否强制要求本市出售的牛奶必须经过巴氏杀菌，例如联邦政府能否将财政拨款额度与各州执行饮酒年龄限制的严格程度挂钩。经过一学期熏陶，很多法学院同学形成了一种直觉--只要是涉及到公权力，那就一定会涉及到宪法问题。
合同法构成了民商法的基础。正如罗纳德科斯说的那样，公司就是一种交易的机制，哪一个商业帝国不是靠一次次的交易所构建的呢？合同法，讲的就是如何确保每一次的交易能够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进行。合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共识，然而人是会犯错误的，会有误解，也可能有欺诈和胁迫。这门课的案例中，有的在讨论什么叫“鸡“ （买家想要买小母鸡，卖家发来了老母鸡），有的在讨论什么叫“偷窃”（保险公司在条款上用小字声称“没有破坏防盗设施的就不叫偷窃”）。这些问题看似无厘头，但所涉及的合同条款解释问题却是商业活动离不开的。
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其实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保护“我的”东西。物权法研究的是如何保护我的财产：别人开山采石，爆炸声吓死了我养的貂，我能不能得到赔偿？别人偷走了我的画，几经辗转，画作又被不知情的买家拍得，我能不能要求完璧归赵？别人盖房子，墙砌进了我家土地一尺，我能不能要求对方拆掉？这是物权法上保护个人财产权的问题。 而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则更为广泛，涉及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方面，但其本质是相似的：在这个浩渺宇宙中，划下“我”所占据的一块地盘。这块地盘不是指具体的土地，也不限于财产，而是指属于“我”的权利。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都是研究如何保护这渺小却神圣的一亩三分自留地。
刑法被称为“最不幸的法律”。刑法所能保护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受害者本人--正义对于受害者来说，已经迟到了。刑法也是残忍的法律，要靠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来实现，要靠国家的武装力量来背书。说道武装力量，“武”这个字拆开来就是“止戈”，是制止暴力，而如何实现有限度的以暴制暴正是刑法所关心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简单说来就是教人如何打官司。学法律，程序和实体都要重视，脱离了合法程序，再有膀子傻力气也没用。例如，一个应该起诉到联邦法院的案件，如果起诉到州法院，还没摸到法庭大门就会被驳回；再有利的证据，再必胜的主张，如果忽视了证据开示规则和诉讼时效，也毫无用武之地。有的时候，程序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巧妙利用集团诉讼，可以联合众多个体消费者，在与大公司对垒时获得足够的筹码；善用管辖权方面的规则，可以有技巧地为客户选择更加适合进行诉讼的州。这都是程序法能够决定胜败的地方。
最后是法律写作。这门课可能是比较“美国特色”的了，而内容一点都不神秘，律师每天写什么，课上就练什么。从和客户的邮件往来，到提交给法官的书面辩论，都有从业律师参与授课，手把手教怎么写。印象很深刻的是，有次我在模拟给客户写的邮件中写到“XX对你的诽谤言论...” 被老师建议修改为“XX在法律上可能构成诽谤的言论”，就这一个细节上的改动，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的后果也迥然不同。夹带一句私货：这种咬文嚼字的训练，在国内的法学院很少能见到。我认识的一些国内法律从业者常常抱怨说刚招来的应届生不会文书写作，这和课程设置也许有一定关系。
在法律博士(J.D.）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年，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度就更大了。虽然很多学校会划分所谓的“专业”（concentration），但一般不会限制选修专业课组外的课程。
以我们学校为例，共有商法，民事诉讼，刑法，环境与资源法，家庭法，健康法，人权法，移民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和劳动法专业，在毕业前任何时间点只要修满了专业要求的学分就可以获得专业认证，并没有一定的课程表安排。
目前我正走在商法与刑法双修的道路上，主要学的相关课程有刑事诉讼程序，证据法，公司法，破产法，反垄断法，金融监管等，也出于兴趣选了一门关于死刑的研讨课。
而这只是法学院众多技能树中的一条分支罢了。
为什么异性恋者要支持同性恋平权？

有一位同性恋友人和我说过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曾经有人知道了我的性取向以后，很惊讶地问我 '你怎么会是gay呢？一点都不像啊！'”
“没错，我又矮又肥，长得不好看，每天也没有穿得像杂志封面。但我也可以做gay啊。”
--
我在同性恋平权方面还是持比较保守态度的，特别是在同性恋婚姻方面，受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我对于同性构成家庭有很多疑虑。
但在有一点上，我认为目前我们的舆论环境还存在亟需纠正的认识偏差：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同性恋就一定有高“颜值”，有非常高的时尚品味和生活格调。
那么，难道卑微平凡的人们就不配做同性恋了吗？
所谓平权，首先不能让出柜仅仅是部分人的特权。即使我不支持同性恋群体的全部主张，我依然坚定地认为，每个人，无论相貌，家境，出身，学历，都一样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就是我所支持的平等。
如何评价宝马司机强行变道并减速致后方mini发生严重事故，后宝马司机逃逸？

在视频中，并未看到宝马车主开启转向灯，非要”较真“的话，这已经足以构成违法行为。
2004年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以下规定：
第四十四条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第五十七条：
机动车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使用转向灯
1. 向左转弯、向左变更车道、准备超车、驶离停车地点或者掉头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
2. 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超车完毕驶回原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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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向灯，我想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一位”老司机”给我传授过一点经验：“变道的时候，看到后面车速度差不多就别打转向灯了。你一打转向，别人知道你要变道了那就得加速抢道。”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且荒谬的）
第二件事，是我在回国的时候观察过一个有交警执勤的路口，来往车辆在交警面前钻来钻去，一边鸣喇叭一边变向加塞的不在少数。交警只是扶着摩托车把默默看着，最多挥挥手警示一下。
第三件事，是我在美国经手过一起持有毒品的案件。之所以警方破获这起携毒案，是因为嫌疑人变道的时候没有打灯，巡逻的警察认为其危险驾驶，直接闪灯截停调查。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么说是“崇洋媚外”，只是想指出，我国的交通安全领域，至少在“路权”这个方面离“有法必依”还差得很远，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完全武装到牙齿。
交通安全不应当是静态的。目前我们对于超速，逆行，实线变道等违章行为的确有落到实处的处罚行为。但对于不尊重其他司机路权，妨碍他人行驶甚至给他人造成危险的行为，监督和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这又进一步导致大家对看似没有违章的危险驾驶行为不以为然。
举个很小的例子：您在左转时，会认为不让直行车是违法的吗？
有道是法不责众，交通中有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违法行为，民不举官不究，也没人较真。
没人较真，则违法者众，于是就有了”法不责众”。
2016 年法律行业有哪些大的转变？

2016年，有两项改革在我看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巡回法庭的设立
截至2016年底，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在深圳，沈阳，重庆，西安，郑州和南京设立巡回法庭，受理周边省市重大跨行政区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
“巡回”有两方面意思：
一是指这样的法庭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在地方行使审判权，相当于让最高人民法院有了地方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可以通俗理解为最高法院下到地方“巡回演出”。这样就保证了不同地区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可以交由相对利益中立的最高法院来受理，遏制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对于疑难案件，尽早让最高法院经验丰富，法学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介入，也能提高审判质量。
二是指法庭的法官不固定，会定期轮换，且在任命上不由地方决定。这同样也可以避免法官和地方行政部门的利益捆绑，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说起地方保护主义，我想起一个例子：腾讯大战360
这个案子里，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是双方的管辖权之争。腾讯认为此案应当在广东审理，而360认为应当在北京审理，一个程序上的管辖权之争一直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才得出定论（相关判决书：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权异议二审民事裁定书-中国法院网
）
腾讯的注册地在深圳，360在北京，双方为了能让案件在自己的“主场”审理不惜动用大量资源将管辖权问题打到最高法院，其背后暴露出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值得深思。
假如此案是由最高法院设置的巡回法庭进行一审，在这块中立球场上，双方会不会少一些围绕主场优势展开的程序之争？
巡回法庭的设置，某些程度上借鉴了美国。诚然，中美两国制度有根本性差异，美国是联邦制，有联邦和各州两套法律，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系统也相对独立；而我国并不存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两套法院体系的现象。这里说的借鉴，指的是学习美国对“异籍案件”（Diversity Case），即诉讼双方来自不同州的案件的处理。美国联邦法院对于异籍案件拥有一审管辖权，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各州法院偏袒本地当事人。

加强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律学者之间的职业流通性
2016年，中央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这一办法提出要让律师，检察官和学者以考察考核而非考试的方式获得担任法官的资质。这一改革的意图，在于更多地以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经验作为任职依据，而不是让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担任法官的唯一渠道。
个人认为，让律师当法官是个很积极的尝试。我在美国出庭时，对于美国基层法院法官对庭上程序的控制力印象非常深刻。美国的诉讼是由律师主导的对抗制，法官的角色设置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国家要被动一些。但在实践中，美国的法官经常能及时对案件的走向做出干预，例如提出一个法律问题另双方当庭对该问题进行口头辩论（oral argument）或提交书名备忘（memo），在律师发言时适时提问或者追问，在交叉质询中及时打断不符合程序的问题，在结案陈词后对陪审员做出指示(jury instruction)等等。在这些过程中，法官要及时发现实体和程序问题，控制庭上气氛，把握陪审员的心理状态，离不开丰富的实战经验。某种意义上，要不是有作为律师的经历，很难看透律师心里打的小算盘。
让律师当法官，能够给法官队伍带来一些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兵油子”，这对于庭审中发挥法官的积极干预作用是有帮助的。
当然，司法改革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探索，例如更多地发挥仲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借鉴外国辩诉交易制度等。这里只谈两点，且做抛砖引玉吧。
什么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简单来说，两者都来自信息的不对称，即一方掌握对方所不具备的信息（例如餐馆店主知道自己用没用地沟油而食客不知道，二手车车主知道自己的车有没有泡过水而买家不知道）。
区别在于，“逆向选择”指的是一方因为信息上的劣势而做出不利的选择；
而“道德风险”指的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在做出选择之后，另一方采取了事先无法预期的行为，导致信息劣势的一方收到不利影响。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会阻止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从而带来社会损失。
一个可以区分两者去别的经典例子是医疗保险：
投保者更加清楚自己有无重大家族病史或者疾病先兆，往往更容易患病的人会更倾向于投保，而保险公司如果仅仅依靠社会平均患病几率做出判断就会吃亏，这就是逆向选择；
而投保者在有了保险后，可能会更加有恃无恐，想着反正看病不花钱，于是就可能更加不注重保养，纵容自己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就是道德风险。
关于这两个概念，
@Busch
在回答
什么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Busch 的回答 - 知乎
中讲得很好，
我在这里主要补充一下法学实务中的例子：惯犯问题
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行为，也包括威慑力。其中既有震慑潜在罪犯的“一般威慑”，也有组织特定个人再次犯罪的“特别威慑”。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更有可能再次犯罪的罪犯我们再量刑时可以考虑从重，以发挥更大的威慑力。
但我们怎能在某名被告第一次犯罪时，就知道他可能是一名未来的“惯犯”呢？法官和检察官或许可以依据经验来总结出一些惯犯经常具备的因素，例如有吸毒史或参与过团伙犯罪等。
但只有被告知道自己真正有没有悔过，有没有再犯的意图，在这方面可以说法官和检察官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如果错误地预测了被告的再犯可能性而没有给出合适的刑罚，不但是检察官和法官工作上的失败，而且也会导致社会利益受损，这就是一种“逆向选择”。
如何解决？
很多国家都把犯罪历史作为量刑依据，同样的罪名，先前有犯罪记录的被告会面临更重的刑期。
我认为，明尼苏达州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运用”量刑表格” （sentencing grid）作为决定刑期的依据。表格的纵列是各项罪名，横列是“犯罪历史分值”（criminal history score），量刑时依照纵横两列按图索骥，通过罪名和犯罪历史的组合来决定刑期。这样一来，一名罪犯在第一次被判刑时，就可以意识到再犯的后果，因此威慑力就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
另外，再犯倾向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带来道德风险问题：一旦定罪量刑，法院不得再加重处罚，一旦刑满释放，则法官无法再干涉犯罪者的行为。
美国为了避免这一道德风险，在各州普遍运用了“假释”（parole）和“有条件释放”（conditional release）的制度。两者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刑满释放后，犯罪者会面临一段短则数月，长则十多年的考察期，在考察期内一旦有犯罪行为会特别加重处罚。同时，会有专人负责在考察期内定期约谈犯罪者，进行毒品检测（美国吸毒和犯罪呈现非常强的相关关系），了解其工作状况等，及时发现再犯的苗头。
小结一下：由于被告比法官和检察官更清楚自己有没有很强的再犯倾向，因此在量刑时的“逆向选择”可能导致量刑不当，在刑满释放后犯罪者的行为也不再收到法官的控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强化再犯对于刑期的影响，也可以在事后进行跟踪考察，这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制度设计。
你如何总结自己的 2016 年？

2016年，我就做了一件事：说人话。
一方面，在网上要说人话：
我之前发回答和文章时，有时涉及一些学科里的问题，也习惯性夹杂一些英语表述和“高大上”的概念，劈头盖脸甩出去。别人说看不懂，说这样很“装逼”，我还生气，觉得我平时就是这么学的这么用的，哪能怪我呀？有时在一些领域自以为懂行了，语气也会比较武断，容不下别人的合理质疑。
也不怕您诸位笑话，早些年我在网上的确会和别人对喷，遇到措辞不太客气的反对意见也会炸裂。来自江河湖海的我，能熟练地运用多个语系的方言问候他人的先祖。
今年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十三亿人，其中上知乎的撑死了也只有百分之四（据报道有6000万注册用户）。如果我发表意见的方式，连像这样相对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尊重知识，有自我提升的意识的群体中都无法让人接受的话，我又怎么能真正与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的人们沟通呢？总不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用只有自己最熟悉的人才能接受的方式自说自话吧。
所以我力争要用让大家都能看懂的方式去讲一件事情，涉及外国法律系统里大家比较陌生的概念，一定要同时给出原文和翻译并作出简短解释，也多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去说明抽象理论。
另外，工作里要说人话：
我在拉姆西郡的检察院工作，对应过来，就是国内区县一级最为基层的单位了。接触到的偶尔有凶杀，强奸，团伙贩毒之类的大案，但更多的是家庭暴力，小偷小摸，酗酒斗殴之类相对“鸡毛蒜皮”的事情。
办这样的案子，接触到的证人，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可没有上过一天的法学院，文化水平也很有限，有时英语水平还不如我一个外国人，经常要围绕一个词汇的意思向对方解释半天。在花了一番功夫以后，我渐渐也学会如何把一个案件从调查取证，起诉立案，到审前程序，认罪协议，保释听证，量刑听证，赔偿金额听证，缓刑听证的程序用浅显的语言解释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听。
有时，对方会提出一些我们满足不了的要求，比如有一起汽车盗窃案，被告被警察追赶时慌不择路撞了车。当时法院判决中要求被告赔偿修理费用，后来辩护律师对受害者提出的额度又异议，要求安排一场重新评估赔偿金额的听证（restitution hearing），检方必须证明受害者要求的赔偿额度不超过令被损害财产恢复原状所必须的限度。我们联系受害者，希望他能提供维修费用明细并出庭作证，对方很不理解，认为法院明明已经判了赔偿为何还要再折腾一次，直接报了一个数目让我们务必争取到。对于这样的要求，既要搬出具体法律所要求的程序，也要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解释为什么还要出一次庭，具体要准备什么，怎么回答交叉质询的问题。
最后，对家人也要说人话：
每到春节前，网上经常有人抱怨家里亲戚不理解自己的工作，不明白自己的专业，以为经济就是炒股票，计算机就是修电脑，觉得去投行就是银行柜员，土木工程就是包工头。
我斗胆说一句：对方不理解，是对方眼界不够开阔；可是您没法说明白，只会对着同行抱怨，这就是您沟通能力还欠火候了。（当然，很多人也只是出于“自黑“的调侃，这里只针对心里真心希望对方理解的情况）。
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专业方向，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大家都不是三体星人，没法靠脑电波就共享你的知识和见解。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用语言这种低效的方式去获得别人的理解。
家里亲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带恶意，也有耐心倾听，尚不能三样两语说清楚，
行走在茫茫人海，无一人天生是知己，无一人生来是舜尧，更多的人会用挑剔的眼光看你，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耐性给你，
这时再做顾影自怜之叹，又是谁人之过呢？
如何评价电影《摆渡人》？

作为一名公检法从业者，
当我看到酒吧打架那场戏的时候，只想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
第二件是"3rd Degree Assault"
不讲笑，像他们这样厉害的人，在平时工作中我一天可以关起来十个。
--
我在这里批判一下《摆渡人》，甚至还不是因为剧情或者台词，
而是因为背后一种对暴力的美化和宣扬。
什么是宣扬暴力呢？就是“好勇斗狠”，鼓励人们从暴力中获得乐趣。
您可能要说，王家卫有很多电影都有武戏，《一代宗师》，《东邪西毒》，不都是渲染暴力场面吗？
但至少没有赤裸裸到展现人物因为使用暴力而获得快乐，找到自我，甚至“摆渡”了他人，
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理由伸出拳头，可能是为了生存，可能是为了某种信仰，可能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暴力，
在《一代宗师》里，这叫做“留一口气，点一盏灯”。
但《摆渡人》里面那场打戏，传递的价值观却只有一个，就是“打架好开心啊” （当时我脑子里冒出一句粤语，“哈, 小朋友齐齐来打交啊”），不需要理由，就是你要怼我一下我怼你一下。
可以说这就是“侠”和“地痞流氓”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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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以随便挥出拳头，就如同人不能随便喝醉酒。
可能很多从事刑事工作的朋友都可以告诉大家，酗酒可以如何轻易毁掉一个人，
酗酒的危害电影里也说了，一杯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直接上轮椅。
但电影画风马上一转：原来这样天天喝断片来自残，就可以感动对方，获得真挚的爱情啊。
这无异于，拿把刀，仓啷啷出鞘，调转刀把扑哧扑哧捅自己，以为只要能溅对方一脸狗血就可以收获真挚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观，我现在只觉得吓人。
然而，谁没有十七，谁没有十八，要不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几岁，说不定会真的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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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引用《一代宗师》，
我要说的是，张嘉佳的人生观，勉勉强强到了“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第0.5层，
在他的作品里，所有人只是去看自己，而且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自己，
以为靠感动自己就可以改变他人或者世界，为了感动自己去玩什么九洞高尔夫（不知道那些吃瓜群众为什么可以这么high，建议朝阳区群众查一下有没有嗑药）
会将自己最极端片面的品质无限发展放大，以为打街机打得好就是找到了自我。
所以他的作品没法再继续提高，就是困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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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苦口婆心说“后生仔，不要打架啊，后生仔，不要喝酒啊”，非常老夫子气，
而且有人可能说，不就是一部虚构作品吗，难道看电影还要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别忘了，当年柯震东吸毒的时候，粉丝还要和他一起吸毒，抗议不公正的法律呢。
--
最后，影院门口有人在骂
@张佳玮
，
这真是一个类似于快播案中乐事薯片被喷的故事。
如何评价龙应台《大河就是大河》？

《我的祖国》并不是一首“红”歌，它并没有号召我们去保卫一种理念，为一种颜色或者一面旗帜而战斗，
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守卫的东西：家乡的江河湖海，和被它们所哺育的人们。
今年的感恩节，有位法学院的朋友烤了一只火鸡，在家中摆宴，邀请我去。
他是美国的退伍军人，从伊拉克回到故乡明尼苏达，拿了退伍军人的补助来读法学院。
当天去的有同学，也有几位在双城一带的老战友，
吃罢火鸡上甜点，他对众人说：这个核桃派，四年还是五年之前的圣诞节，我们在部队里吃过，我还要到了个配方，一直想着回来以后自己做。
“但是，我保证，这次我做的比那时候要好吃--这是用密西西比河水和的面！”
在座的老兵一阵喝彩，端起威士忌对瓶咣咣咣地喝，把我都看傻了。
不是为了“自由民主”，不是为了星条旗飘扬，而是为了再一次喝上家乡的水。
但我还是能够理解这种情感的，在我的心中，也有这么一条大河。
从我家走路一刻钟，就到了珠江。小时候经常坐船到对岸的中山大学老校区玩，那时候对岸已经有不少高楼了，但现在人们去广州都要看的“小蛮腰”还没建起来。那时候还有担着新鲜菜蔬和鸡笼子到对岸卖的人，现在却已经见不到了。柴油发动机响起来，我就一会看看菜，一会戳弄一下笼子里的鸡，小时候胆子小，经常给鸡吓一个跟头。
关于珠江的一件事情，很能体现老广州人在天高皇帝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性格。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市政府喊了好几年要治水。有一年，当时的市长为了展示治水成果，搞了一个千人横渡珠江的活动。市民表示，只要市长带头下水，我们就去游。
于是，会不会游泳成了检验市长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前些年有一位姓万的市长，后来因为贪腐给抓起来的，是个旱鸭子，到横渡珠江的时候套着游泳圈还不放心，要靠保镖一左一右扶过去，第二天南方都市报毫不客气地登出了市长的窘态。
看最近的新闻，连旁边的佛山市，为了展示在“广佛同城化”，也派市长来游珠江，这条河要是污染了，市长也没法独善其身。
仅仅是广州市内短短的几公里江面上，就发生过不少事情。清朝时候，舢板上运着茶业和瓷器，往返于十三行和江中心停着的大船之间。后来列强的铁甲舰开了近来，镇海楼的炮台也没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仓惶北顾，孙中山曾经在这里登船逃离总统府；山河如血，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断过海珠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人一手抱着一个篮球，要从这里漂流到香港；八九十年代，来参加交易会的海外客商，坐满了珠江夜游的花船。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变了，制度变了，有好时候也有坏时候。但故乡还在，故乡的人们还在，这条河还在。天寒天暑，不舍昼夜；浪起浪伏，不废万古流。
这就是我的一条大河，你的呢？
这样的情感，也不是某个国家的某一代人所独有的。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里说，希望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土山丘上，奴隶主和奴隶的后代能够像兄弟一般谈天说地；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会为了密西西比的河水而举杯同饮，用河水下酒。
而有人说，红土不过是红土罢了，河水不过是河水罢了。
你在律师生涯中得到过哪些教训？

道行尚浅，谈不上自己的经验教训，只不过是听到一位前辈的话，颇受感触。
前一阵我们郡有一位退休的辩护律师回来讲座，有人提问，和您二十多岁入行时相比，您现在对这个职业有什么新的认识？
老律师说，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打赢一场诉讼是因为我更聪明，更努力；
后来，我意识到，打赢一场诉讼，可能是因为我的团队非常强大；
现在，再回想起来，才发现大部分打赢了的官司和我个人与团队无关，对面的律师同样优秀，根本还是因为事实本身就非常有利，自己只不过是把事实本身呈现了出来。
想想自己的工作，在听证中十次能有九点五次把对方要求从轻量刑的动议驳回去，
开始我很高兴，每天都欢天喜地发朋友圈，说今天又赢下来一个，今天又成功乱拳打死老师傅，非常得意。
后来也渐渐明白了，到量刑听证阶段还要用一个动议(departure motion)来申请从轻的被告，往往都是事实证据非常清晰，辩护理由很有限，实在没什么别的办法的。要不然，被告应当早就争取到了比较有利的认罪协议，或者铁了心直接上诉，不会等到这时候再指望着拼人品争取让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判自己少蹲几个月。
在这里要警醒一下自己，不能走入一种思维偏差：赢了的都归功于自己，输了的都怪证据不好；
如果反过来想想，可能会对自己的提高更大。
有哪些漂亮但无用的制度设计？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原则上检方可以强行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但在有限的几种情况下例外。
其中有一条，就是被告本人可以无条件拒绝出庭作证。
这一程序上的设计，脱胎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既“不得自证其罪”，和脍炙人口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出于同源，为的是在制度上避免被告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词。
但在实践中，这这一程序设计并不能保障被告“保持沉默”的权利，辩护律师往往会设法说服被告出庭作证并通过其他的证据法规定排除不利证词，而绝不至于大大咧咧地“无条件”拒绝作证。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虚构的例子：
假设有这么个卖苹果的人，他有一箱的苹果，箱子里面可能有0-100个苹果，只有他知道确切数目。顾客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苹果，也不能开箱看或者称箱子重量。
顾客可以询问卖苹果的人到底有几个苹果，卖苹果的人可以拒绝回答，但如果被发现说谎的话则要面临巨额惩罚。顾客随后决定报价多少。
那么卖苹果的人在知道箱子里至少有多少个苹果时会主动公布苹果个数呢？
答案是，在有1-100个苹果的情况下，卖家都会主动公布数量，只有在没有苹果时才会保持沉默。
假设买卖双方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一步步推下去：
首先，假设箱子里有100个苹果，卖苹果的人巴不得马上让顾客知道，这样才好卖出高价（注意，这里说谎是有代价的）；
那么，如果有99个呢？
顾客会想：如果有100个苹果，那么卖苹果的人肯定会主动公布，如果他不说有100个，那么说明肯定苹果个数在0-99个的区间。这时候，有99个苹果的卖家肯定也会主动公布苹果数量，这样才能在0-99个的区间卖出最高的价格；
那么，如果有98个呢？
同理，顾客明白，如果有99个苹果，卖家肯定会告诉我，他不告诉我，说明苹果个数在0-98个的区间。这时候，主动承认自己有98个苹果对于卖家来说是最合理的选择。
以此类推，箱子里有1个苹果的卖家也会选择向顾客公布苹果个数。
这又和在刑事诉讼中作证有什么关系？
我们做一个类比：
有100个苹果的卖家，相当于知道自己完全清白的被告；
有1-99个苹果的卖家，相当于知道自己有违法行为，但情节比检方起诉的事由要轻；
有0个苹果的卖家，相当于知道自己百分百有罪，百分百符合检方的指控。
说谎的代价，就是法律中对作伪证的惩罚。
而顾客就相当于陪审团和法官，顾客的报价也就相当于定罪和量刑。
运用前文的推论，只要不是心知肚明自己没有任何胜算的被告，唯一理性的选择都是出庭作证（公布苹果的数量）。
这一论证思路，经由经济法学者Douglas Baird总结，在Game Theory and the Law一书中讨论，
而在实践中，检方早就谙熟这一套讲故事摆道理的方式，在庭审中一旦被告拒绝作证，就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提醒陪审员注意，这被告是在给自己做“有罪推定”啊。
这样一来，诉讼制度中允许被告拒绝作证的设计，并不能让认为自己无罪或者应当轻判的被告高枕无忧地拒绝作证。
同样地，在雇工时允许员工拒绝提供家庭病史，在征兵时允许士兵对自己的性取向保密，在大学招收学生时不得强迫申请者公布种族出身（美国大学招生会限制亚裔的比例）。这些规定也并不能阻止信息的披露，只要自己不是身处最“差”的情况，相关方都会选择主动公布自己的情况。
在博弈论上，这就构成了一个信息悖论：禁止强制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往往并不能阻止信息的主动披露。
很多智商高的人情商低吗？为什么？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在您口中“低情商”的人处于不知道什么原因，想让您不再搭理他，想让您觉得和这个人对话就是自讨没趣，感觉简直无话可说，
甚至这个人有心让您心里膈应着，老是心里不舒服放不下这个事，还特意来提问。
而您还不记恨他，反倒是心疼他，心疼有的人脑子涨偏了智商和情商不匹配，
您仅仅是觉得这个人情商低，却不觉得他有任何坏心，不觉得这是个恶人，也不觉得自己被算计了。
准确高效地达成了人际关系管理的目的，却不招人记恨，
您说这种情况下，那个人的情商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不是教您诈也不是灌毒鸡汤，只是说句大实话，也是希望我们都努力提升自己，直到有一天，您也许会发现周围人不少人的情商显著提高了。
--
当然，我很反对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也绝对不提倡这种人际关系技巧，但这种人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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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 不一定对。
竞赛退役是种怎样的体验？

@悬客
的回答把我给炸出来了...
我高中时是文科生，但有幸能获得老师赏识，一直默许我跟着生物竞赛队瞎胡闹。
算过遗传概率，背过花程式，画过三羧酸循环的过程，也手刃了环毛蚓。
有次晚上做梦，被人拦着问磷酸烯醇式丙酮酸化学式怎么写，吓醒了。
能参加的比赛都参加了，高中阶段能拿的奖，一个没落下。
竞赛队辅导老师也带文科班，有的时候还让我代他上课，现在想起来都挺瞎胡闹的，幸好我代课的高三五班参加文科生物水平考试没人掉队。
一轮轮比赛，一开始有说有笑踏上征程的队伍，人越来越少。放学后的教室里，大家曾经热热闹闹说着“乳糖操纵子，胚胎干细胞”的段子，曾经总结过”卷柏不是柏，JB不是B”之类的谐音规律，慢慢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两个人，在啃着大学的教材。
一直到后来，能参加保送生考试的时候，我说，就到这里吧，理科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我都没学过，去了也是零蛋滚下来。老师，您说过，我是第一位能拿省一的文科生，要不然我再破个记录，查查我是不是第一位放弃保送生考试的竞赛生。
没有参加保送生考试，也没有加分，但是我自己考上了清华。
第一学期的时候，我特意查了吴庆余老师的的上课地点，课间拿了一本上面画了一只变色龙的《基础生命科学》去找他，说，这是您著的书，也是我参加竞赛时用过的教材，请您在上面签个名吧。
吴庆余老师在看教案，并没抬头，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是经14，老师说：现在的学生啊，一个两个都想着学经济。我说，老师，也不是我想这样，那可是贵院不要我啊，我是文科生。
老师这才抬起头来，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
（写答案的时候满脑子还是想着陈阅增老师，其实应当是吴庆余老师，正如评论区指出的，陈阅增老师96年已经驾鹤西去了。另外
@nirv andy
还帮我捋清楚另外一件事情，我本来记得签名的书是《普通生物学》，其实应当是《基础生命科学》，因为吴老师开的课叫做普通生物学所以记混了，和陈阅增老师联系在了一起。充分暴露出来我高中后就没碰生物这个事实）
后来我并没有继续学习生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只是某些时候在路上见到一只野兔，一只野鸭子，会突然转过一个念头：这家伙，到底是几个心房几个心室来着？
有时候，想想自己是怎么走到现在的，无非就是这几个字；站在法庭上，对面是久经沙场的辩护律师，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加油的话也是如此：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总能走到的。
法庭上律师不可以对被告人律师说「假如那是你亲人你还会这样说吗」吗？

在美国的庭审中，原则上的确不可以。
美国庭审禁止使用“推己及人”的论证方法，也就是禁止“golden rule argument"
所谓”golden rule",直译过来是“黄金法则”，算是英语里面的一个俗语，讲的是设身处地站在他人角度去想的处事方式。
例如，在乔治亚州最高法院Braithwaite v. State一案的判词中，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指出，检方在结案陈词中询问陪审团“如果你们是本案被害者，该做出怎样的决定”的一做法不仅是一个程序上的错误，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妥当的论证方式。（此案最终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及时对检方的不当言论提出反对，而并没有在上诉中改判。）
在密西西比州Anderson v. State一案里，检方法庭辩论中面对法庭上众人问道：你们有谁曾经受到过家庭暴力的侵害？这个案子上诉到州最高法院时，法官在判词中特意批评了检方的做法，指出试图唤起庭上众人“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种不应在法庭中使用的论证方式。（法官指出了错误，但认为这一错误并不会导致结果根本性的扭转，因此维持了原判决）
证据法的老师和工作中的前辈，几次纠正过我把平时说话风格带到法庭上的毛病。我们平时说话，总是把“你”“我”“大家”之类的人称挂在嘴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时不自觉采用一些“换位思考”的论证方式，可能还显得很有同理心，很机智。
但在法庭上，特别是刑事诉讼中，要评价一个证据的分量，评价一个证人的可信度，要考量某种行为的危害性，不是你和我这样具体的个人在做决定，而是由一个抽象的，代表一般社会理性和常识的虚拟人格列席审判。
这就是英美法所说的“理性人”　（reasonable person）
而当我们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带入这个角色中时，这位理性人，就再也不理性了。
其实，法庭上的“你我他”称谓，也力图将个人存在感降低，淡化个人感情色彩。
例如，检察官在要用第一人称表示自己的时候，不说“我”，而是说“检方”（Prosecution）或者“国家”(The State); 在用第二人称称呼对方律师时，很少说“你”，而是说"Counsel";在用第三人称提及某人时，一般口头辩论可能分的不是这么严，但在文书写作，尤其是上诉文书写作时，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被告”，“受害者”，“上诉人”等称呼。
这些称呼方式，都带有一丝疏离感，甚至可以说有种”性冷淡“的意味。
《神奇动物在哪里》中有哪些不易察觉的彩蛋或细节？

作为一名学法律的法师，觉得美国巫师界的法制状况堪忧：
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保障公民在受到刑事指控时有权获得律师协助，第七修正案规定公民有权在受到刑事指控时获得陪审团的审判。
然而，主角一行在被指控叛国以及暴露巫师界信息后，不经审判就直接给拉去刑场了，
没有律师，没有庭审，没有上诉的机会。
另外，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忍且不寻常的惩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也就是禁止酷刑，
但电影里面死刑执行的方法，竟然是把人放到装满腐蚀性液体的池子里（连椅子都能给化掉），
相比之下，阿瓦达索命都显得更人道了。
--
另外，有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的：
片中的麻瓜警察在试图逮捕主角时并没有做出”米兰达警告“，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这并没什么问题，因为“米兰达警告”是在1966年Miranda v. Arizona一案之后才被采用的，在故事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这一程序。
在你亲历的短短时间内，世界有哪些惊人的改变？

家附近的邮局，柜台上有一个显示屏面向顾客一侧，可以即时显示重量和邮费供寄件者参考，
上面贴了个醒目的标签，用大写字母写道“这不是触摸屏” （NOT A TOUCH SCREEN) 。
有次我就问了，经常有人去点这块屏幕吗？
员工耸耸肩，说上个月有人戳了几次屏幕发现没反应，用力去按，结果直接把屏幕碰到地上了。
知友
@fishmoon
在回答
在你亲历的短短的时间内，世界有哪些惊人的改变？ - fishmoon 的回答 - 知乎
中提到，现在的小朋友，见到电子屏幕就习惯去用手触摸。
说起来，人们习惯用触摸的方式和电子设备互动，不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吗？
不光是小朋友这样的触摸屏时代“原住民”，就连我们这些触摸屏时代的“新移民”，行为习惯也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
今天早上，我在麦当劳的“得来速” （Drive-through， 不用下车就可以点餐的通道）买早饭，习惯性伸手去触摸屏幕上的套餐编号，远远听到有人喊：不是触摸屏啊，对着下面那个话筒说话！
前几天，在路边的咪表想交停车费，和一块电子屏较了半天劲，求助路人，大家研究了一会才发现电子屏幕旁边其实有按键，黑灯瞎火看不清楚，都以为这是触摸屏。
人和机器的互动，有很多可能性：
今天我们用刹车油门踏板与方向盘和汽车互动，也许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让语音指令代替手脚并用；
今天我们还用手指和屏幕互动，也许未来的VR技术能让身体各个部位都能实现独有的操作指令；
今天我们码字还在敲键盘，拼着腱鞘炎的风险工作，未来说不定一人头上扣个锅盖直接脑波输入。
有朋友可能就问了，这里不是问我们所经历的改变吗，为什么要说未来的事情？
其实，对这些可能性的探索，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见证的改变 -- 将人类，和人类所创造之物，用更符合人类本能的方式连接起来：
书写需要训练，而触摸是本能；驾驶需要训练，而给出指令是本能；打字需要训练，而思考是本能。
让人们可以仅凭本能就与所创造之物互动，这难道不是一件惊人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