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着火了，救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真迹还是救一名游客？

我理解此类问题的热度来自于某台综艺节目，但其本质上仍然只是电车难题的“跌落版本”。
为什么叫“跌落版本”呢？因为电车难题之所以经典，在于它并不是要你空口白牙地讨论“我要不要扳拉杆”。很多人视之为哲学思辨，当然它一开始也确实出自于哲学领域。但实际上，它最开始的出现就不是让人“思辨”用的，而是用于批判哲学领域内存在的某种功利主义气息。该难题的提出者认为，讨论哲学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两者选其一时，往往心安理得地选择自认为更有价值的那一边”，于是戏谑地提出了电车难题，用以批判这种风气。
各位朋友，电车难题的初衷是为了批判“觉得谁更有价值，就选择救（帮）谁”的风气，而不是拿出来让大家思辨“谁更有价值”。然而现在网络上大家所热衷的电车难题价值观讨论，所谓的思辨，却正是回到了“要求参与讨论者站队，逼迫每个人表态觉得哪一方更有价值”，使得电车难题的讨论焦点坐到了该难题一开始想要批判的位置上——这不是很讽刺的吗？

所以各位，电车难题，以及所有的“类电车难题”，它都不该是简单的拉人出来站队的问题。如果如此，它就失去了其哲学初衷，从“我们到底要不要衡量每件事物的价值，并决定我们的选择”这样的哲学问题，跌落成“快来站队，你觉得哪个更有价值”的站队问题，变成了跌落版。
当然，这世间并非所有的站队都没意义。然而“类电车难题”这样的站队却意义甚少。主要原因，一个在于“在猫和文稿的问题上，我们即使站了队了，那又怎样呢，对现实有什么影响吗”这样的灵魂提问；另一个还在于它“可以无意义地无限自我复制”。比如说，今天讨论“救猫还是救文稿”，明天就可以讨论“救人还是救文稿”。之后还可以变化成“救美国人还是救文稿”，“救外星人还是救文稿”，又或者“救罪犯还是救文稿”…类似问题还能继续衍生，比如“救一个好人还是救一百个罪犯”，“救一只猫还是救一百只蚊子”，“救一个外星人还是救一百只蟑螂”…
真的是无穷无尽。如果你把每一个类似问题都看待成“哲学思辨”，那哲学也太民科了。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类电车难题”本身。
它的提出，本意是为了批判功利主义。如果说各位有兴趣进行一些哲学思辨的话，我们不妨进行这样的思考：如果我们把这世界变成由理性的功利主义主导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世界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邪恶的反人类世界”。如果各位真的想要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理性的功利主义想象成比如说“让所有老人家都去死，把空间留给年轻人”之类的功利世界的话，它又会让“很多还年轻的人反对这个策略，因为自己总有一天也要老去”。而这种反对会形成社会力量上的分歧，从而制约社会发展，本质上，它其实算不上理性的功利主义。

所以，一个真正的理性功利主义社会，会是怎样的呢？它到底该奉行怎样的价值观？它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吗？它真的会抛弃一些人吗，又或者它会抛弃哪些人？如何协调“迟早会被抛弃的人”参与进社会建设中来？有没有可能“以不抛弃人，而只是抛弃人的某种属性”的方式来间接地抛弃某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而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能无后顾之忧地参与进社会建设中来？
各位，有没有开始觉得这样的思考才开始有意思起来了？比起“救只猫还是救个文稿”这样的口水问题，来得如何了？而这样的思考，只要稍加引导，每个有正常社会阅历的普通人，都可以进行下去，也都可以提出自己一套见解。所以说，我前面指出“类电车问题”的“跌落化”，并不是感叹它门槛的降低，而仅仅只是认为其失去了本来的哲学意义。至于门槛，我一向认为，把思考权交给民众，远比让少数人来代替民众思考，要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作为民众的一份子，不仅仅提倡要让民众拥有思考权，更提倡要让民众有“学习权”。这样的学习权，不仅仅是允许大家去学习而已，更在于“要让大家能够在思考中意识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从而去汲取更多知识，来让自己能够进行更有意义的思考”。后者或许是学习权真正的面目。

所以在类似问题下，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呀，你们的思考非常重要，也很有价值。所以，不要把它浪费在没有价值的问题上。去思考，去意识到不足，去学习，然后继续思考，如是循环下去。
这样，我们的思考才有了意义，民众的思考就有了力量。如果我们一直被困在“救猫还是救文稿”直至“救外星人还是救蟑螂”这样的问题下，我们就忘了自己其实需要学习，忘了还有更有意义的问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思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难道我们就不该去思考“救人（猫）还是救文稿”了吗？
各位，我们不是不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不需要以这样没有意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如先前所说，我们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它不该被浪费在没有价值的问题上。那么各位，如果我们不要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而仅仅是限定在“有价值就可以”的层面，我们又该想哪些问题呢？
我们身处文明社会，而不是长在蛮荒当中。这就使得我们不仅仅有“自然人”的身份，更有“社会人”的属性。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扮演文明社会的一份子，与这个社会交互，与这社会中的每一个其他人产生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供需关系，更有合作关系。

就比如说《祭侄文稿》。这是唐朝名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杰作。我们只需要稍稍懂一点社会学知识便可理解，颜真卿并不只是单一的“自然人”，他还是唐朝社会体系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可以安心发展自己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与当时的文明体系的社会分工是分不开的。有人劳作，有人卫戍，有人为官。当然这也有封建制度下的文明体系维护阶级统治的问题，但在这个话题之下，我们可以说，正是文明体系的“社会分工”，使得很多人可以不用从事稼墙，专心去钻研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在这之上，又有颜真卿这样特别勤奋与优秀的大师，成为了姣姣者。
在这样的现实下，《祭侄文稿》就是与文明体系息息相关的产物，是文明发展的结晶。它固然是某一位特别杰出的大师的作品，它同时也是文明社会下，各层各力总体协作的结果。

那么问题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地脱离文明社会的分工体系，去谈如何拯救这样一份文明社会的产物呢？
或者我们不如这样思考：在这个假设话题下，我们自己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下，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我是普通游客吗？还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被指派保护它的安保人员？是文物学者？是接到报警匆匆赶来的消防员？
我是无关人士？我是那只猫的主人（又或那个人的家属）？又或，我是那个人雇佣的保镖？
各位朋友，我们之所以在前述“跌落版”站队问题下产生无意义的争执，在于即使是讨论基于价值高低进行的取舍本身，我们也脱离了每个讨论者的“社会人属性”。而文明社会中，即使要进行“价值高低”的评估，也是基于社会属性来进行的。于是这就产生了不太明显，但一点就破的矛盾：
我们如何在脱离价值评价体系的前提下，进行价值高低的评估与选择呢？

综上总结：
其一：“类电车难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本意是为了批判功利主义，而不是逼迫讨论者进行价值观站队。甚至于，其所批判功利主义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批判“评估价值高低然后进行取舍”的功利风气。
因此，用“类电车难题”进行单纯的价值高低评估与站队，然后各执一辞各选一边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类电车难题”所要批判的行为。

其二：我们并不是说哲学思辨需要门槛，相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必要参与到哲学思辨当中来。但是，我们不仅仅有思考权，我们更要有学习权。所谓学习权，不单纯指让我们去学习的权利，更在于让我们拥有“在思考中发现自己存在不足，进而自发地去学习”的权利。
如果我们一直在低层次的问题下来回打转，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的思考，永远不会产生力量。

其三：即使我们要进行价值观站队，我们也不能去“脱离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估价值”，那样只会陷入大家各说各话的无意义内耗。如果我们把价值评价体系，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文明本身拿回到思考当中来，我们就能发现，原先空洞的问题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因为它被赋予了现实意义。
我们是消防员，我们就认真地救火；我们是保护文物的安保人员，我们就好好配合消防员，试图抢救文物；我们是被困人的家属，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层面，我们都有义务对被困人员进行力所能及的施救；我们是没有关联的普通游客，就听从现场专业人员的指挥，有序离场。
否则，我们不仅挽救不了文稿，也救不了人（或猫），更只是在添麻烦而已。

在这层意义下，我们的思考还有价值更高的去处：
要如何设置安保人员的工作规程？要使用怎样的材料、设备与制度，才能进一步保护文物的安全？文物保护与向大众的开放展览之间，应当取得怎样的平衡？

各位朋友，我说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