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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 2 死 3 伤刑案嫌犯拒捕并畏罪自杀，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也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应当非常慎重地做出价值判断。
比如说，关于莆田欧某中的新闻，提到当事人「畏罪自杀」，这就存在非常强的主观判断：有什么证据表明当事人的确是惧怕刑事处罚而自杀吗，当事人说过哪些话、做了什么事情让人感受到他的畏惧？
一码归一码，杀人是没法洗白的，一个人有再多的不满，也不应该用剥夺他人生命来传达主张，否则就无异于恐怖主义。但作为历史的初稿，新闻报道也要留下更多事实依据，而非主观揣测，否则就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就是成王败寇历史观所主导的的虚无主义。
欧某中案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譬如说，要求四邻签字才能盖房，在可能存在宗族势力的社会现实中，是不是一种懒政？基层政府回避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管理责任，将宅基地相关的社会矛盾甩锅给村民。当公权力退缩了，丛林法则就有可能填补权力真空，形成另一套规则。
至于欧某中是不是这套规则中的弱势者，众说纷纭，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的「畏罪自杀」，就终结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则社会问题并没有被化解，还可能以更为惨烈的方式再次爆发。
欧某中不是英雄，更不是被法律所定罪的「罪人」，毕竟，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况，是无法继续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他只是社会转型大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一条脚注。
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主观臆测的方式，草草给这条脚注安上一个原因。
网红直播喝农药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称直播时一群人起哄「快喝」，起哄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针对教唆、怂恿他人自杀所专门设置的罪名。
大家还记得包丽遭 PUA 自杀事件吗？牟林翰后来是以涉嫌虐待罪被刑事拘留的，而非故意杀人。这还是存在较为严重的语言暴力、用较为露骨的语言要求对方为自己而死的情况。
教唆他人死亡，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可能可能构成故意杀人，就是所谓的间接正犯：死者并没有自己形成结束生命的意志，纯粹是犯罪者用于实现杀人目的的工具。但间接正犯理论一般只能适用于存在胁迫（你不体面我就帮你体面）、欺骗（骗对方说这瓶药喝了不会死）或者死者因精神疾病失去自主判断能力的情况，和问题描述中的事件有一定差别。
真要说追究法律责任的话，或许也只能用「寻衅滋事」来兜底了。现实中，在一些围观跳楼起哄的事件里，起哄者有因此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先例；网络直播间起哄怂恿他人自杀，也是现实中围观跳楼的一种表现形式。
要想避免这种悲剧，刑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较赞同 @郭律Esq 的回答：也需要平台及时对有害内容进行处理、加强对自杀、自残类内容的审核，及时介入处理。
像是《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都要求互联网内容平台加强对有害内容的处理，以现在的技术水平，用算法识别直播中涉及自杀或者其他存在人身、财产风险的内容并及时进行人工核实、采取干预措施并不困难。（我自己就有过在直播中提及一些关键词导致直播中断的情况。。。）
如果能把内容审核的机制用在自杀干预上，及时为主播提供可靠的心理疏导渠道、阻止教唆行为，或许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方面的工作，也期待平台开展起来。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主要责任在不在平台方？

平台难辞其咎，但我们还是要用唯物主义思想去看到更加本质的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交易自己的多余时间和精力时，需要怎样的社会制度来协调这种零工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如果制度本身存在漏洞，那么今天把一个资本家吊在路灯上，明天还有张兴、李兴；处罚了一个平台，之后还有丑团、渴了吗。
根本上，还是要为外卖骑手，以及其他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提供合适的意外保险和社会保障
想让骑手获得保障，有两个极端方法：最为行政化的方式，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强制平台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最为「市场化」的方式，是让骑手自己想办法解决。
两种方式都有不足 -- 管得太死，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会失去灵活性（毕竟，的确存在把送餐、开网约车作为副业的人。对他们来说，强制认定和平台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的话，就没法继续兼职从事工作了）；放得太松，平台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优势，享受骑手的劳动但不承担责任（例如引诱骑手注册成风险自负的个体工商户）。
也有人会说，那可不可以取其中道，不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而是让平台上的劳动者通过市场渠道购买商业保险、或者由平台代为购买商业保险呢？
这其实是个思路，但现实中可能会存在平台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平台强制要求购买某一种保险，而这种保险可能暗藏陷阱、包含诸多免责条款，或者贵而不惠、保费和赔付金额不对等。（例如，某平台从配送费中每天强制抽取三元钱用于购买保险，而相关条款却被认为有「割韭菜」之嫌。」）
所以，还需要第二点：坚决反垄断，通过有序竞争让骑手可以用脚投票、倒逼平台改善骑手待遇。
健康的就业市场，应当存在双向选择，如果一个平台抽成太高，就可以选择润去别的平台，一个平台提供的保险政策没有吸引力，也可以转投竞品。
但是，当存在寡头垄断的时候，这种选择就难以实现了：几个平台可能会横向进行串通，共同约定提供低质量的保险、采取完全一样的抽成比例，让骑手们无论润到哪里、所遭遇的刀法都一样。
市场竞争可以缓解这一状况。在滴滴下架的那段时间，高德地图上各种打车服务争奇斗艳，司机师傅往往拿着几部手机，看那个平台政策更好就在哪接单，这就是竞争的力量。打车和外卖，有一定相似性：骑手 / 司机都掌握了少量自有的生产工具，通过平台匹配客户、提供劳动。打车平台可以存在新玩家，谁又规定了外卖平台只能两家独大？
这种竞争环境，也可以避免 @Lilyann 回答中提到的问题：平台只需要取悦点餐客户，而不需要取悦骑手，可以尽可能压榨骑手来换取用户的良好体验。
平台，本质上是撮合多方进行交易的机制，外卖平台上有三个玩家：食客点餐，商家出餐，骑手配送，他们其实都是平台的用户、按说都应该是平台想要尽可能吸引的对象。然而，平台先是通过「二选一」、通过高额的独家合作保证金，限制了商家的选择自由；又是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精密设置的劳务派遣制度，让骑手难以货比三家。也就食客稍微活出了一点统战价值，毕竟他们可以选择干脆不点。
啥时候让商家、骑手也成为平台需要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用算法困住骑手的情况，就有望得到缓解，这一点对其他类型的平台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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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道题目，应该是知乎第二届「谢邀 开杠」直播辩论大赛 @吴声威 战队的初赛辩题，我来抛个砖，期待各位辩手的表现。这次我虽然没有作为导师参与，但说不定会在之后阶段露个面，可以关注下：
在校大学生为成为「摸金校尉」投资参与盗掘古墓，多次失败后仍不死心，最终被抓获。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这帮盗墓者，属于是赶上好时候了，在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前，盗掘古遗址、古墓葬，最高是可以判死刑的。
再往前一点，刘宝瑞相声里有一句，「偷坟掘墓，斩立决」，其实是有现实依据的。《大清律》规定：
掘常人坟冢，弁棺见尸，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无论次数，俱拟绞监候。其发冢见棺，锯缝凿孔抽取衣饰，尚未显露尸身，为首者绞立决，为从俱拟绞监候。
挖了平民的坟，开棺挖出尸体的，斩首，立即执行，从犯绞刑，等候秋审做「死刑复核」。就算没有让墓主曝尸，从棺材里抽出衣服服饰的，也要判绞刑立即执行。
普通人尚且如此，挖了帝王家、历代帝王、王室成员、先贤名臣的陵墓，更不用说了：
凡发贝勒贝子公夫人等坟冢，开棺椁见尸者为首斩立决枭示，为从者绞立决；见棺者，为首绞立决，为从者皆绞监候；未至棺者，为首绞监候，为从发极边充军。如有发掘历代帝王陵寝及会典内有从祀名位之先贤名臣并前代分藩亲王者俱照此例治罪。
再往上追溯，更是重量级，汉简《二年律令》表明，在西汉，盗发冢要处以磔刑，是一种异常残忍的酷刑，就不具体描述了。。。
诚然，在封建社会，严厉打击盗墓的原因和现在不一样，以前是为了维护亲族感情、维系社会秩序、加强统治阶级的权威，现在立法打击盗掘古墓是为了保护和历史文化相关的公共利益。《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一系列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盗墓也在此列，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真是让盗墓者的好时代来临了。
然而，这是不是也让现代人少了一些对于历史文物的敬畏感？没有了封建迷信思想带来的规训（当然这是好事），也没有了严刑峻法的威慑，再加上流行小说、影视剧对盗墓者的正面刻画，破坏历史遗迹，反而成为了值得夸耀的探险。甚至还有人认为，考古和盗墓本来就是一回事，一些内容平台，为了制造噱头，让盗墓文学的作者和考古学者同台进行科普，更加导致是非观的紊乱。
这未必是盗墓文学和影视作品的错，描绘犯罪题材的作品多了去，也没见大家都跟着去加入黑社会砍人，文学作品不背锅，还是需要加强法治教育。
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研究发现「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教育与收入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

@司马懿 老师的回答珠玉在前，我写啥都是狗尾续貂，就补充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研究。
有评论说，多读书就能多赚钱，这不就跟苹果会掉在地上一样简单，我不识字的太爷爷都能明白这个道理。的确如此，但我们的确需要研究这样的现象来更好地认知社会、指导实践，因为其中又引申出很多问题，随便说几个：
1、多读书令收入更高，但具体延长哪个阶段的教育最有用？
国家有一笔钱打算投入教育事业，可以让 100 万人多读 3 年高中，也可以让 75 万人多上四年大学，投在哪里对于促进就业、提升国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最管用？拍脑袋也知道，两者都管用，但何者更有效地利用了社会资源呢？这就需要经济学提供分析工具。
两位诺奖得主的回答，就为解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内生性，找到最本质的相关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为了解决「聪明人赚钱多，聪明人更容易考上大学，你以为是上大学导致收入高，其实是聪明导致收入高」这样的问题。）
2、多读书收入更高，对所有人都适用吗，如果不适用，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如何取舍？
教育对不同人带来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表明，在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高中前的学业表现相似的前提下，毕业于省重点高中的大学毕业生比其他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高出了约 17%。[1] （在当时上钟笑寒老师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他就举过这个例子，还跟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上清华和上北京的重点高中，到底哪个更有用？）
也许，社会就是不公平的，起点越高的人，付出一份努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越大。面对这一情况，国家该如何分配教育资源，是采取原教旨式的功利主义，一切为了做大蛋糕而服务，把教育资源继续分配给经济发达地区，让少数精英扛着社会前进（正如安兰德笔下的阿特拉斯那样）；还是宁可选择纸面上不那么经济的方式，给寒门子弟更多的倾斜？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需要分析教育对不同人产生的效果，这也需要更锋利的工具。
3、对于个人而言，这样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
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晚一年进入职场。在决定要不要考研时，很多人会问，我这三年时间投入在什么时候可以回本，能否补偿晚一点进入社会的损失。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需要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也需要知道书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就需要结合具体国家、行业的情况，对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关系做出更加精确的计算，同样离不开此次诺奖得主创造的工具。
不识字的太爷爷说得对，开卷有益本来就是朴素的真理，而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不是多此一举，而是让真理能变成更加好用的方法论，解决更多现实问题。
参考
^吴斌珍， 赵心妤， 钟笑寒 《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世界经济 2016年02期
为什么 HR 面试人从来不当面拒绝，总是让你回去等通知？

从业务方的角度来解释下原因。
先明确一点，让候选人回去等通知，不一定就是面试挂了，有可能是 HR 或者业务负责人真的没法当场下决定，又分为几种情况：
1、相近时间段内有多名情况类似的候选人，需要横向对比。有的时候，团队放出来一个名额，一周内塞了三四场面试，周一聊的候选人感觉挺投缘的，匹配度还不错，那就一定要马上推到下一轮吗？未必吧，万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候选人存在比较特殊的情况，需要和团队讨论。例如业务方的确挺想招这个人，但候选人暗示的薪资预期高于了目前能给出的包，需要先跟 HR 谈谈能不能调预算，免得一进入谈薪的阶段直接跪了。再例如候选人和挂出来的岗位描述不太匹配，但突然发现适合业务线另外一个在招聘的岗，想跟那边也说一声看他们愿不愿意聊下一轮。
如果是第一轮的 HR 面，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候选人和岗位描述需求略有出入，但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质，HR 觉得业务方可能感兴趣，需要确认一下。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于有 HRBP 的团队，因为 HRBP 对业务有一定了解，可能会站在业务需求的角度给出自己的反馈。
3、需要先跟下一轮的面试官通个气。面试往往分为很多轮，HR 筛完简历业务骨干面，业务骨干面了团队负责人面，团队负责人面了可能还要业务线领导面。遇到下一轮面试官时间比较繁忙的情况，上一轮的面试官可能需要先简单汇报一下面试过程、让下一轮面试官也看看简历再决定，免得双方有重大分歧耽误时间，这也没法当场决定。
当然，也存在回去等通知 = 婉拒的情况。
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有可能是为了照顾彼此面子，也有可能就是个人沟通的习惯、不喜欢话说得太绝对。（我真遇到过已经送到门口，突然对方来精神了，觉得自己刚才一个问题没回答好，要再来一遍的。。。出于礼貌，还是耐心听了一遍并给出了反馈建议。事后回想，当时送出门的时候就应该给对方一个表示认可的职业微笑。）
说话留有余地，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 或许，最理想的候选人最后自己放弃了 offer 或者薪酬没谈拢，就需要再从之前面过的人里面继续挑选，如果之前拒绝得太直接，就不好沟通了。。
总而言之，让人回去等通知，不一定代表面试黄了，也不尽然是面试官不敞亮、忽悠人，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何看待南京一职员「以同事为原型写狗血剧」被判赔？如何判定文学作品侵权的界限？

在人人都能搞自媒体、写网文的时候，本案有助于帮助各位创作者认识到潜在法律风险。
找到了新闻所涉及案件的裁判文书，（2020）苏01民终1881号、（2019）苏0106民初10612号，简单归纳一下关键事实：
被告在个人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抛妻弃子的 X 公》（X 为原告姓氏，在回答中用 X 代指）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点出原告姓名，但文中主角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家庭情况和原告情况一致
文中主角为了和「公司投资部的一位 Y 姓科级经理」结婚，抛妻弃子（Y 为现实中该公司另一名员工的姓氏，在回答中用 Y 代指）
文中存在 XY 「这一对狗男女，每天上班下班都是一起，还手挽手的」之类具有侮辱性质的表述
该文在社交媒体流传，导致 X、Y 的社会评价降低，Y 出现失眠、疲乏、心悸症状。
法院认为，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文中人物姓氏、工作情况、家庭情况明显指向二原告」，被告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揣测原告家庭变故的原因，对其名誉权造成侵害。法院特别指出，「即便被告的陈述全部或者部分属实，被告的行为也构成了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另外，文中“狗男女”的表述在被告微信公众号传播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对二原告的人格进行贬损，构成侮辱。」
法院的说理，给各位潜在的职场类网文作者提出了三点警示：
1、在塑造人物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和真实存在的人物产生明显的对应关系。要是真的想立足现实素材进行创作，可以淡化具体公司、岗位，或者将两三个人物的经历「移花接木」放在同一个虚构角色身上、将不同人物原型的特征、事迹重新排列组合再缝合起来（这不正是汪曾祺经常用的路数嘛）；
2、如果笔下角色能够明确指向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给这样的人物安排虚构情节，有可能在法律层面属于捏造事实、构成名誉侵权。譬如说，我在文中塑造了一个 Top1 大学打灰专业，白净面皮一米九几的东百做题家，写他在非洲某水电站工作的时候天天就着恩希玛吃木薯粉团团、拿烤大蕉当下酒菜，你们肯定要说，「嗨，直接报那谁的身份证号得了」，这就有很大的法律风险。
3、即使所写的东西是真的，此人真的天天就着恩希玛吃木薯粉团团、拿烤大蕉当下酒菜，但如果我口吐芬芳使用了不文明词汇贬损角色的人格，或者公开了更多隐私信息，同样有可能构成侵权。
总之，仅仅是表面宣称「本故事纯属虚构」，不能洗清一切法律风险，作者虽然是自己作品世界中的上帝，但也要对现实社会中受到保护的权利心存敬畏。
为什么医学院常有附属医院，法学院却没有附属律所？

其实，一些法学院也有自己的附属的、用于给学生提供实践机会、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而且这种机构名字也像是医院，叫做法律诊所（law clinic）。法律诊所是个舶来品，一开始美国法学院搞得比较多，国内也在借鉴。
法律诊所的基本运作模式，无论中外，无非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去「出诊」：在教师和合作律师的指导下，法学生可以接触真实案件，在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指导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检索和材料撰写工作、协助律师进行会见等。这种机构，也有点法学院附属的法律服务机构的意思。
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够了，要是真的让学校开律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可能会扰乱行业竞争秩序、滋生不法利益输送。
疾病对所有主治医生一视同仁，不会因为这个病人是某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治的，就看在学校面子上放他一马。然而，法官是有主观意愿、有七情六欲的活人，今天的法官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律师、后天的客座教授，不得不对潜在的腐败现象加以警惕。
再说了，《律师执业管理办法》都明确禁止律师「利用与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影响依法办理案件。」再大张旗鼓用学校名义搞一个附属律所，把「我们都是法律共同体相亲相爱一家人」写在脸上，社会影响还要不要了？
再者，学校难以从这种附属关系中获利，缺乏开设附属律所的激励
各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也在承担着教学和科研职能，至于法学院，则很难认为具有类似的需求。如前面所说，法律诊所或者其他跟律所合作的实践项目，同样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法学研究也不像医学那样高度依赖第一手临床数据，要是真开了附属律所，学生可就乐坏了 -- 白给一个挂证的机会，薅学校羊毛薅得飞起，学校唯恐避之不及。
最后，学校办律所也不符合当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要求。正如问题下其他回答提到的，只有律师或者国家才能开办律所，法学院没有这个资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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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从评论区想到的，要是法学院可以开附属律所、附属法院，那国防科技大学能整啥活呢？不敢想。。。
工作太累，有没有正能量的句子呀？

分享几个正能量的句子，送给工作太累的打工人：
1、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为举报人保密。
2、 劳动者无须查询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电话，只需直接拨打「12333」短号码举报投诉。接听人员即时将内容录入联动举报投诉平台，移交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查处。
3、劳动者可打开所在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门户网站，选择网上维权中心，注册登录后在线填写举报投诉内容。所有网上举报投诉将实时导入联动举报投诉平台。
4、对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法受理，并于受理之日立案查处：
（一）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发生在 2 年内的；
（二）有明确的被投诉用人单位，且投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被投诉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所造成的；
（三）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并由受理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5、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劳动仲裁常见文书，可通过各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下载官方模板，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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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回答，说得都挺好，但都是在让劳动者改变自己、接受现实，这也不是唯一的应对方式吧，所以提供一个改变外界的视角==
为什么《长津湖》结尾不能对美国那个将领补一枪？

根据《日内瓦公约》，在武装冲突中，「被认为失去战斗力或按照情况应被承认为失去战斗力的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根据《公约》，如果冲突方的士兵因伤或病无法自卫，且并未进行敌对行为或者企图逃脱，则不应当被攻击。
严格来说，新中国政府当时还没有承认《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国民党政府参与了公约的签订），不过，在 1952 年，新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签字，并于 1956 年正式加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方在事实层面也高度尊重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彭德怀司令员要求全军为俘虏提供四个保证，即「保证生命安全；保证不没收私人财物；保证不虐待，不侮辱人格；保证受伤者给予治疗」，在后续的板门店谈判中，中方主动也提出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俘问题。
如果影片中伍万里真的开枪杀死了失去战斗能力的美军军官，看上去很爽，但违背了志愿军的纪律，也可能不符合历史事实，真要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恐怕也是对志愿军形象的抹黑。
有人说，紧急状态无法律，很多人可能对所谓「战争法」嗤之以鼻，觉得都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哪里还能讲究这些繁文缛节。然而，正是因为在极端情形下依然能够坚守原则，一支部队才能被称之为正义之师，才能有别于「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动不动就屠个城筑个京观的旧军队。
另外，考虑到伍万里、伍千里毕竟是虚构角色，从电影情节设置的角度来说，「枪口抬高一寸」的桥段，也能让人物实现真正的成长：从对战争懵懂无知，到为了杀敌立功不顾一切，再到成为有纪律的合格战士，这样的人物塑造才算真正的圆满，也是一种剧情需要了。
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用全力了吗？

赞同 @空间端点 基于翔实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对中美两国而言，这张战争都没有「用全力」，或者说，占人口总数如此之少的志愿军战士用尽了全力、流尽了鲜血，让大部分中国人民不必倾尽一切投入战争。
抗美援朝，对于中美而言都是一场局部化战争。1950 年 10 月 3 日，当美国向北越过三八线时，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传话，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概念；而毛主席在 10 月 2 日拟向斯大林发出的电报中提到，要力争「在朝鲜境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并认为「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1] 可以看出，主席并不希望因为抗美援朝掏空本就单薄的家底、打乱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工作。
而美国同样出于对战争扩大化的忌惮，自始至终没有正式向任何国家宣战，这也就导致了下面要说的情况：美国不具备进行全国动员的正当性。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美国用全力了吗？」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个很小的侧面：碍于不宣而战的性质，美国难以采取战事手段组织物资生产，且在国内承受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法学院宪法课必讲的「杨斯顿钢铁公司案」（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 343 U.S. 579 (1952)）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现象。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因不满杜鲁门政府控制工资的政策，计划发起全国范围罢工。战争期间钢铁停产，这就没法打了，于是杜鲁门试图采取铁腕手段，计划通过行政命令将国内主要钢铁公司收归国有，从而确保能够继续使用行政手段阻止罢工、迫使工人继续生产。
这种方式并非杜鲁门独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确保物资供应也使用过。1942 年，罗斯福总统设立了「国家战争劳动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用于处理战时罢工问题，这一委员会采取「先礼后兵」的争议解决机制，针对罢工行为，先是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劳动者不服，军方可以按照相关法令接管工厂。从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多家兵工厂和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曾因此被军方入驻并宣布接管。
但是，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一套就跑不通了：在 Youngstown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杜鲁门总统的征收令违宪。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总统不得滥用作为「战时指挥官」的权利征收私人财产。
这正是美国没有「用全力」的一个缩影：国会、法院和总统的心不齐。试想一下，如果真是像二战那样倾尽国力打一场不容失败的战争，国会大可以直接宣战或者立法允许总统采取必要措施，而不是左右观望暗中掣肘，法院也可能为了国家利益而在判决上稍有倾斜。（即便是在 Youngstown 案中，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认为，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就应当具备独断专行的权力）。
国会在后面下绊子、扯后腿也是有原因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二战之后，美国虽然本土未被涂炭，但欧洲已成焦土，红色巨熊枕戈待旦，需要在欧洲维持足够的军事存在、解决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更别提，中东才刚打完一次战争，还要保持关注。如果在朝鲜投入太大，其它地方怕不是要给捅腚眼子，想要 all in 朝鲜的话，还是那个问题：用啥？
总之，美国并没有不计一切代价将国家战争机器以最高功率运行， Youngstown 案就是其中一个缩影。但这丝毫不能贬损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正如 @空间端点 回答所指出的，中国同样控制了对战争的投入，并且兼顾了国民经济发展。不是先打烂了再建设，而是边打边建设。
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正是因为占人口总数如此之少的志愿军战士付出了如此卓绝的努力、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用相对而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御敌于国门之外。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有资格在这里坐而论道、堂而皇之地评论这一切是否值得。
参考
^《毛泽东传》相关部分阅读链接：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6147.html
员工拒绝国庆期间上班，被单位辞退，法院判决「双方均有过错，单位支付补偿金」，遇到类似情况该如何处理？

这其实是2016 年作出终审判决的案子（(2016) 赣 01 民终 852 号），不知为啥又被翻出来了。
其他回答珠玉在前，我只指出判决书中的一个槽点：劳动者在合法权益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拒绝工作安排，真的就能推定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这回事吗？
裁判文书中有这样一段说理：
上诉人（答主注：指雇佣劳动者的酒店）在《新闻说报》记者在场时要求被上诉人返岗上班，被上诉人予以拒绝，可见被上诉人本人也有离职意愿，在本院审理案件期间，上诉人仍表示希望被上诉人返岗上班，被上诉人仍拒绝。
鉴于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宜认定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将劳动者拒绝回来上班，解释为表达了希望结束劳动关系的意愿，因此属于协商一致解除，而不是违法解除。（两者的补偿金额度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上述解释方式如果变成了普遍适用的裁判规则，就很有可能被滥用：试想一下，如果公司想要实现低成本「优化」员工的效果，就可以故意给员工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例如安排繁重的加班）或者拒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例如收回各种内网权限和工作电脑、撤除工位）。也许，劳动者在被折腾一番后、在精神压力之下一时上头拂袖而去，于是，就成了所谓的「协商一致」，给公司省下一大笔补偿款。
将拒绝回去上班解释为协商一致，在本案中还有一个问题：结合具体事实来看，这更加像是一种事后追认，而不是真正的协商。
本案中发生了这几件事：1、劳动者因为拒绝加班被解雇，2、劳动者通过诉讼和媒体采访途径维权，3、公司表达了希望其回去上班的意愿，4、劳动者拒绝。（数字表示事件发生的顺序）。用发生在时间点 4 之时的拒绝，推定出在时间点 1 存在「协商一致」，这并不符合客观现实，而是一种人为推定出来的、构建出来的事实。
这种构建方式如果成为了具有拘束力的裁判规则，同样可能被滥用：公司可以先解雇员工，再看看情况，当员工采取仲裁或诉讼方式维权时，就换一副态度，表示欢迎员工回来；如果员工拒绝，那就解释为之前已经协商一致了，同样能省一笔非法解雇的补偿金。
虽然不知道为啥陈年旧案又给翻炒起来，但引起社会更广泛关注也未必是坏事：对于这样的裁判文书，就应该拿出来让公众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服众。
再说了，中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类似案件的判决书和各类指导案例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有可能影响类似案件判决结果的裁判文书，也需要批判吸收，才不会让经越念越歪、越判越离谱。
南通交警回应「江苏一轿车涂日本 731 部队标志」 人车都已控制，涉事车主需承担哪些责任？

根据最新通报：属于寻衅滋事，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十五天。
我想稍微发散一点，谈谈普世价值问题：不仅是在中国，就算在世界范围内、在提倡言论自由权利的欧美国家，宣扬反人类法西斯思想、煽动仇恨，也属于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例如，根据德国刑法典，赞许大屠杀行为、否认大屠杀历史、宣扬纳粹思想属于犯罪行为，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1]
在另外一些欧洲国家，模仿纳粹主义者的行为，可能被处以罚款。例如，2018 年，一名英国男子训练宠物狗敬纳粹礼，并拍摄视频在网络传播，结果被依据《通讯法》（Communications Act）罚款 800 元。[2]
在美国，情况有点特殊。曾经有地方立法禁止展示纳粹符号，但根据 R.A.V. v. City of St. Paul, 505 U.S. 377 (1992) 判例，这类立法因为违反第一修正案而无效（也就是说，展示代表法西斯主义的符号并不必然违法，要具体考察言论性质和影响。）不过，根据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315 U.S. 568 一案关于「挑衅性质言论」（fighting word）的原则，在公共场合发表破坏和平秩序的言论并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行为人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简言之，对于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加以美化、赞许并公开宣扬，不但是在中国被评价为违法犯罪，在世界多个地方都会受到法律制裁，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广泛共识。
参考
^Michael Whine，Expanding Holocaust Denial and Legislation Against it，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 1/2 (Spring 2008), pp. 57-77
^Man who taught girlfriend's pet pug dog to perform Nazi salutes fined £800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crime/count-dankula-nazi-pug-salutes-mark-meechan-fine-sentenced-a8317751.html
塔利班官员称将恢复执行处决和断肢等刑罚，女性法官将参与审判，这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我个人反对废除死刑，但同样反对酷刑 -- 不尽然是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也是出于社会管理效率和法律威慑力方面的原因。
关于酷刑的弊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公开实施酷刑，不但发挥不了阻遏潜在犯罪分子的作用，甚至让接受酷刑的罪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脑补了一个画面：《还珠格格》电视剧中，当某失德艺人扮演的角色被押往刑场时，大义凛然唱起了今天天气好晴朗，围观群众纷纷高呼「民间的格格不能杀啊」，开始冲击囚车队伍。当唐马儒等人吊着威亚，用极不科学的方式劫走囚犯时，群众爆发出了震天欢呼。
用福柯的话来说，此时「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在执行酷刑的过程中，刽子手和罪犯在进行一种不对等的较量，如果处于弱势的一方（罪犯）展现出了一些「优良」品质，临刑不惧、胳膊砍下来哼都不哼一声，横眉冷对屠刀，那么围观者可能会觉得他战胜了国家机器，因而予以赞誉，这恐怕不是施加威慑的手段。
至于允许人们拍照或者录像，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可能更加是一种低效的做法。围观砍头，可能会成为另类的狂欢节，罪犯成为了新的明星和顶流。在目前的制度下，尚且有人因为罪犯具有「魅力」的一些特质成为了他们的粉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全网直播凌迟吴谢宇或者劳荣枝的仪式，要是给他们一个表演机会，这到底是法制教育，还是另一种扭曲的造神运动？
再者说了，真要发挥法律的威慑力，既要关注刑罚的力度，也需要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
假设有两种做法：
1、佛系查酒驾，但一旦查到，一律拉去砍头；
2、在重点路段设卡，进行日常盘查，查到了拘留 15 天。
哪种做法对社会是更加有利的呢？
如果是第一种，那么遇到警察查车，酒驾的司机可能会拼命飙车逃逸、可能会暴力袭警，反正也是一死，豁出去了。这种做法，对社会秩序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如果动辄使用酷刑，也可能适得其反，产生类似的效果。
总之，酷刑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甚至和文明程度无关，哪怕纯粹从效率的角度，也不是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
如何看待罗翔的「爱具体的人，而非爱抽象的人」?

抽象，就意味着从具有类似表面特征的人群中，提炼出普遍具备的品质并且加以描述。
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抽象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社交成本、提高处理信息的效率；从消极层面来说，抽象往往伴随着刻板印象。
爱一个人，本身就是要花一些成本、不这么讲求效率、打破刻板印象的事情，当然不适合过度抽象。
举个例子，你们课题组要招待一位演讲嘉宾，你知道她是广东人，在没有来得及具体询问对方口味偏好的时候，你可能会调用对抽象的女性和广东人的理解，安排吃点清淡的，不准备上高度白酒。在社交场合，这种基于抽象认知的行为被大家所理解，即便这位嘉宾爱吃辣、能喝酒，只要情商还在线，也会对东道主的照顾表示感谢 - 只要不是严重的负面刻板印象，其实我们也都能容忍在陌生人社交过程中被抽象地认知。
而在亲密关系中，对个性的忽视和刻板的认知，就非常让人冒火了。父母说，你就该有个 XX 的样子，往往会让孩子内心不舒服；伴侣会埋怨对方，你难道不知道嘛我不爱吃海鲜（尽管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广东人就应该是爱吃海鲜的）。还是那个道理，我们期待对方花一些成本去了解具体的自己，而不用抽象的符号来走捷径。
更可怕的是，用抽象的认知去看待身边具体的人，会让我们丧失接受他人的能力。听多了一些知名人物的咋呼，觉得男的都油腻、自负、喜欢横加干涉他人生活，或者觉得女性都是消费主义的奴隶、冲动且不可理喻，带着这样的认知，你就很难爱上一个具体的人。
网上讨论社会现象，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社交，为了提高传达和接受信息的效率，人们难免会对一些群体进行抽象。不让这种抽象破坏我们的现实生活，这其实也是一种上网冲浪需要的智慧了。
如何看待外卖平台要求外卖员注册个体工商户，不注册就不让接单？

个体工商户制度有一定优越性。
别急着打我，后面还有个但是：
但是，这些优越性，是工作风险大、收入较低、且将外卖送餐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骑手享受不到的。
如果您想在工作之外，搞点内容创作、手工艺品制作、做技术开发（例如外包写代码）、开网店、做咨询培训之类的副业，或者就是从事自由职业，注册成个体工商户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有税收优惠。不仅月入三万以下免税，而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然而，对于收入可能刚刚超过个税起征点（5000 元）的骑手来说，这种优惠带来的实际变化相当有限。（而且，5000-8000 元部分，税率才 3%，以骑手的收入水平，免税与否真的区别不大，但失去劳动关系保护影响很大。）
如果您已经有了公司缴纳的五险一金，且还有自己购买的商业保险能够覆盖工伤之外的意外情形，那么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影响不大，反正自己也有一份保障了。不过，对于将外卖送餐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骑手享受，注册成个体工商户，意味着在风险面前裸奔。
如果您所从事的副业工作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个体工商户所背负的无限责任还不算太大的坑。然而，对于骑手来说，这就意味着可能让自己倾家荡产的风险。试想一下，如果骑手是外卖平台的员工，在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撞了人或者撞了豪车，公司还有可能会代为赔偿损失；但如果骑手是个体工商户，就只能用自己全部的资产承担赔偿责任。
个体工商户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有一份本职工作的人来说，在公司规章制度和行业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注册个体工商户有助于搞点涉及脑力劳动的副业；对于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时间，看心情送几单外卖、跑跑顺风车的斜杠人士来说，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也不亏。
但是，还是那句话，对于工作风险大、收入较低、且将外卖送餐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骑手来说，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白白便宜了平台。
平台接受个体工商户接单，没问题，像是对网约车司机权益保护比较激进的英国、美国，也有大量的司机属于类似个体工商户的 independent contractor，人家就是搞个副业，所以自主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但如果平台无视骑手个人意愿、强制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那就真的是一种精致利己的恶行了。
中国政法大学专家称「游戏账号租售属违法行为，成年人把账号卖给成年人也违法」，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这位专家的逻辑是：游戏帐号绑定了个人信息，交易账号侵犯了个人信息，因此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换一个例子，看看这个逻辑是否成立。
众所周知，房产绑定了个人信息，房产证上记载了个人身份证号。因此，出租、买卖住房就等于在倒买个人信息，房产中介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行业人均张三，应当抓起来。（好吧。。。一些房产中介的确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但不是这么个弄法。）
看到上面这个例子，大家再回过头去看问题描述中的专家发言，就明白其中的问题了：为什么要默认交易帐号就是在买卖个人信息呢？类比到房产，就是可以允许更改绑定的信息（变更登记）或者设置租户的权益，而这都不会涉及个人信息买卖问题。
对于游戏账号，我们要一分为二看待，其中既包含了虚拟财产，也包含了个人信息。
网游帐号中的道具、人物角色、游戏货币等，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虚拟财产。早在 18 年前的2003 年，就有这类虚拟财产得到法律保护的案例了。例如，003 朝民初字第 17848 号判决书就做出了这样的说理：
虽然虚拟装备是无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的网络游戏环境中，但并不影响虚拟物品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
哪怕这位专家是从世纪初穿越过来的，都能明白一个道理：网游帐号中的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公民达成合意转让网游中的资产，是在行使对个人合法财产的处分权，不是违法犯罪行为。
平台为转让虚拟财产提供便利，并不必然违法（除非游戏运营商主张虚拟财产归公司而非玩家所有，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争议极大），买卖个人信息才算违法。这就好比中介为买卖二手房提供便利不违法，借助买卖二手房的机会获取个人信息并出售才违法。
即便依据各种平台的用户协议，认为游戏账号的所有权归平台而非用户所有，组织买卖帐号是对平台的侵权行为，那我也认了，不必动辄上升到个人信息保护的伟光正层面。
那么，能否建立一种不涉及个人信息买卖、只进行虚拟财产转让或者出租的平台呢？譬如说，可以设定交易规则，要求交易双方必须修改个人信息的绑定再使用相关帐号。
这其实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个商业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只需要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租用虚拟财产，体验一下价值几百上千的皮肤、感受一下顶级道具的效果，试用一下新的英雄，短暂拥有一下土豪的快乐，那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氪金自己购买这些虚拟财产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不可否认，一些人的确是为了规避防沉迷机制选择租用帐号，但租用帐号并不一定是为了从事违法活动。至于为什么很多游戏帐号不提供更改个人信息绑定以实现出租和转让的功能，并不一定是出于正义，也可能是为了利润，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事情。
在职场，公司的管理层是绝对理性的吗？

当然不是，用赫伯特 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解释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往往能更好地反映现实。
在有限理性模型之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绝对的最优结果，而是相对能令人满意、能达成基本目标的结果。
举个假想的例子：
某食品公司的管理层考核关键指标为公司的市值，如果管理层能将市值提升到 100 亿，则公司不需要裁员、高管能获得丰厚的股权激励、现有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关系都能维持下去。
目前，管理层面前有两个选择：
1、增加现有产品线的营销力度，有 80% 的可能性恰好让市值达到 100 亿，有 20% 的可能性让市值达到 90 亿；
2、研发新的产品，有50% 的可能性让公司市值达到 200 亿，但也有 50% 的可能性让公司市值达到 90 亿。
如果管理层是绝对理性的，且公司完全风险中性，选项 2 的预期收益更高，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然而，管理层很难抵御实现「令人满意」结果的诱惑 -- 所有人都安全上岸，自己能拿到股权激励，上下游关系保持稳定，这不挺好的嘛，何必冒险追求绝对最优呢？
这里的「令人满意」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已知存在一种可行的手段，那么人们不会再去尝试穷尽所有潜在的手段继续尝试。假如半年过去了，目前产品线的销售情况不错，有极大概率能完成 100 亿市值的目标，那么管理层很可能并不会再斥重金聘请咨询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方向，尽管这些方向中可能蕴含着更好的结果。
另外，在有限理性模型中，人们并非依据全部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也并不能完全洞悉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回到食品公司的例子，如果这家公司的主营产品是方便面，管理层或许还会顺便关注一下自热米饭的市场数据，但恐怕并不会针对牛肉干做市场调研（众所周知，红烧牛肉面一年只需要一头牛）。即便这个市场有着巨大的商业机遇，有助于实现最优结果，但并不会被纳入决策范围之内。
同时，市场上也存在难以被解释的因果关系，即使能够解释，法律、社会道德也可能不允许公司采取对应手段。例如，疫情爆发初期，人们大量囤积方便面用于应对居家隔离，在两年前，人们很难预测到这样的因果关系。同时，即便人们后来了解到了这样的因果关系，法律和人性都不允许方便面企业故意传播病毒来实现业务目标。
综上，用有限理性的视角去解释公司管理层的行为，也许会和现实世界取得更好的拟合效果。
你都知道哪些诈骗分子的常用「套路」？怎么才能一眼识破那些很唬人诈骗手法？

过去一年间，我认识的人之中，已经有三人遭遇过「介绍薅羊毛机会」形式的诈骗了。
诈骗手法是相似的 -- 骗子是受害者的网友或者群里的群友，声称自己发现了某个海外网站的漏洞，可以薅羊毛大额套利。鼓励受害者往网站里面充值。
充进去之后，按照「网友」的指点一通操作，账上的钱还真的增加了，成功薅到羊毛。
于是，受害者就在网友的鼓励之下，继续加大本钱，甚至充进去上万块钱，直到有一天发现无法提现。
这个骗局，其实还真挺能利用人性的弱点：
首先，它还挺符合「常识」的，接触互联网比较多的年轻人，对于各种营销活动见得多了，知道一些互联网公司就是会为了增长拉新各种砸钱，卡 bug 薅羊毛这种事并不难以想象；
其次，这是一个浅浅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一开始，的确能让受害者尝到甜头，成功提现几次之后，骗子才渐渐收网；
再者，它还利用了受害者自己对「羊毛党」行为的羞耻心，让受害者产生一种遭到黑吃黑的感觉，不敢报案。
我之所以听说这样的事情，还是因为一位熟人来悄悄找我求助，开口就是「我这样做犯法吗」，等闹清楚原委之后，我告诉他，你是诈骗受害者啊，怎么你会觉得自己犯法了呢？对方还是很紧张，说我这样是不是窃取了网站的钱，听得我头大 -- 朋友啊，你还没想明白嘛，那个被你「薅羊毛」的网站就是骗子开得啊！
你看，这其实就把人忽悠住了，受害者还觉得自己有「污点」，不敢声张，导致骗子更加猖狂。
对于这种套路，大家只需要想想一句话，就能破解，跟我念：
「有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凭什么告诉我？」
想明白这个道理，反诈意识就能有一丢丢的提升。是啊，既然对方知道这么好一个包赚不赔无限刷钱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无偿广而告之呢？哪怕他提出分点手续费，都看上去更加可信一点。（不不不，我当然也不是说付费当羊毛党就不是骗局。。。）
这就好比，一个人走在街上，发现了一个会自动往外吐钱的 ATM，他会怎么做？难道会拉个群让大家一起来捡钱吗？不会啊，当然是自己看四下无人悄悄把钱藏起来（当然，在中国这也是违法的）。
这么想一想，是不是这类骗局就显得尤为可笑了？
货拉拉跟车用户身亡案 9 月 10 日开庭，司机涉过失致人死亡，已签认罪书，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据媒体报道，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是一年，可适用缓刑。
考虑到被告人已经被羁押了半年，可以用于折抵刑期，当事人在没有跟外界交流、长期处于看守所环境的状态下，可能还会以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这里说的是「以为」。
也许，你的律师已经充分提醒了各种风险，没有夸大其词，只是将法定最高刑期实言相告，就足以让你在硬板大通铺上好几个星期夜不能寐。
何必坚持呢？我们已经为你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检方也很通情达理，只要你签下认罪认罚书，很快就能和家人团聚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为你争取自由。
啊。。。上面两段其实说的不是货拉拉案，而是想起了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被告人和控方达成协议，用认罪来换取更加有利的量刑建议。在美国，根据肯尼迪大法官在 Missouri v. Galin E. Frye, 566 U.S. 134（2012） 判例中列举的数据，有 97% 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实现的。
当然，我国没有辩诉交易制度，只有认罪认罚从宽，两者有很多区别。
但我们不扯远了，就说这件事：
货拉拉案，应当给司法系统敲响警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最起码，需要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让辩护律师沦为检察官的传声筒，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来回忽悠。
这里当然不是说本案中的法援律师，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辩护律师怠于履行职责。但是，要确保公众对被告人的辩护权建立信心，从程序上应当充分保证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否则各种质疑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辩诉交易也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罢，都有协商式正义的意味，为了保障效率，在程序上做了一些妥协（ 这里还要强调，中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等于辩诉交易，法官还是要对证据进行严格把关的）。
既然双方要谈，就要考虑谈判地位的平衡，确保双方在信息和知识层面处于一个合理的相对地位上，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
对此，推荐阅读中国法院网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28 条贯彻落实意见：
要遵循司法规律，实事求是，既不能为了追求高适用率，胁迫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也不能对无正当理由、要求一再从轻的犯罪嫌疑人过度迁就，防止造成量刑失当、轻纵犯罪，影响司法权威...
加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要注重审查是否存在暴力、威胁、引诱等违法情形，防止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情形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依法保障被害方权益，依法听取被害方意见，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积极开展司法救助。
至于这一意见能否贯彻落实到位，看吧…（划去原来的拭目以待表述。）
盒马员工用钉钉下载文件到个人手机被开除，从法律角度看这是否合理？员工使用公司信息的边界是什么？

看了完整的裁判文书，建议打工人收藏起来、打印下来。法院关于商业秘密的说理很有借鉴意义，以后公司扯起商业秘密这张虎皮，试图以员工将工作文件保存到个人设备、侵犯了商业秘密为借口优化员工的时候，就可以有理有据展开沟通了。
没有相关数据库的朋友可以直接看裁判文书网，（2021）沪0115民初44226号判决书：
本案中，盒马认为「（员工）使用钉钉软件时违规、私自下载大量文件到个人手机上，该行为严重违反了被告处规章制度的要求，亦给被告带来商业秘密泄露的巨大风险，被告据此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行为。」
这显然对打工人来说相当不利，既然员工严重违规，公司不但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而且还不需要支付 N+1 的赔偿。
不过，原告（劳动者）的律师敏锐地捕捉到了被告（盒马公司）主张的矛盾之处，举证表明被告曾经要求原告在手机上处理工作，并当庭演示了用手机使用钉钉 APP 的操作过程：
原告当庭演示操作钉钉软件，原告用手机打开钉钉软件，点击预览一个PDF文件，并未点击下载，显示该文件自动下载保存到了手机文件管理中的DINGTALK文件夹中。
也就是说，只要使用钉钉处理工作信息，在没有主动点击下载的情况下，工作文件就有可能自动保存到设备之中。
这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灵魂拷问了：公司让员工用手机办公，手机办公就有可能自动下载文件，下载文件就算侵犯商业秘密，这不给人设套嘛！
法官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做出了以下说理：
关于原告保密义务涉及到的文件范围，被告在仲裁及本案庭审中对原告能否在手机上下载DWG文件存在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可见被告对于钉钉软件中哪些文件属于员工保密义务的范畴并不明确。被告亦未提出证据证明其曾就钉钉软件上工作的操作事项对员工做出过相应提示，被告主张原告在使用钉钉软件时私自下载大量文件，违反保密义务，给被告造成商业秘密泄露的巨大风险，该主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其次，根据原告当庭演示的结果，钉钉软件上的部分文件的确存在点击预览即保存在原告手机中的情形，被告对此亦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原告存在其他不正当下载保密信息的行为，原告主张其对钉钉软件中文件下载并不知情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对于文件下载到手机上存在主观恶意。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存在严重违纪的行为，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希望这一判决能成为有更大影响力的指导案例，因为它有助于限制公司任意解读「商业秘密」来给优化员工提供便利的行为。
要知道，很多公司并不会为员工配备专门的工作用手机，员工回家后临时加班处理工作任务，也难免会使用个人设备来访问工作文件，也有员工会自己购置更加顺手的设备拿到办公室处理工作。深究下去的话，一些公司规章还可能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一方面允许员工自购设备来代替公司发放的设备，另一方面又要求不得用个人设备存储文件，这样的内部规章不应该被公司任意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在上述几种情况下，如果都像是盒马那样，凡是员工用自己的设备处理了工作，就声称起侵犯商业机密，那就相当于给每个人的脖子上拴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想开出，就可以找到违纪的理由，还不用支付赔偿。
此次判决，堵上了公司的这条野路子，所以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何看待校方回应学生流水线实习致残，称「未强制实习，涉事公司会负责到底」？实习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月发生的事情，到九月份，随着事件在网络有了讨论热度，总算是「一戳一蹦跶」，校方有了表态。
然而，这个表态还是有问题的 -- 「涉事公司会负责到底」还远远不够，无论是于情于理于法，学校也应该负责到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随便看了几个职业学校学生在接受校方安排实习期间受伤的案例，法院判令学校作出赔偿的情况并不罕见。
例如，（2019）鲁 14 民终 775 号案中，在校学生接受学校安排到工厂实习遭到烧伤，虽然接受劳务的公司因违规操作（将易燃品稀料和明火喷灯同处一室）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法院考虑到伤者「长期奔波治疗以及其伤害给其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情况，判令校方支付受伤学生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再例如，（2013）西民二终字第 02321 号案中，某职业技术学院安排学生在建筑工地实习，因工作场所防护措施不充足导致发生坠落事故，法院认为，学校安排的实习属于学生学习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校方未能尽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义务，应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
同时，正如昨天在回答中提到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校方为学生购买保险，而 @TEDCJK 检索相关案例发现，如果学校未能购买保险或者没有签订实习协议，在实务中同样也可能被判令承担原本应由保险赔付的部分。
从各种角度来看，校方都不应该将皮球踢给涉事公司而逃避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
至于如何定义「强制实习」同样也需要进一步调查，如果的确如伤者小鹏同学所说，学校曾经表示「不去不能毕业」（注：结合上下文，指的是去具体某个公司），让学生在拿不到毕业所需学分和不去实习之间二选一，这就是一种强制。既然已经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不妨就继续查下去，摊开来说说清楚呗。
如果我没什么能力，但有为领导去死的决心，领导会给我高薪吗？

工作的危险程度和经济回报，其实并不一定成正相关，劳动力市场毕竟也是受供需关系影响到，「拿钱换命」能不能换到，关键还是看需求，而不是供给。
说得极端点，贩毒需不需要去死的决心，是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
然而，美国社会学家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在调查芝加哥黑帮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多数毒贩不仅还住在贫民区，而且还和自己母亲同住。调查表明，某具有代表性的帮派中，帮派成员平均每人在四年间会遇到 5.9 次逮捕，2.4 次受伤，死亡率约 25%。 （推荐阅读《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混黑帮是真的惨。。。）
那么，做这份入行四年就有四分之一概率送命的「工作」，收入是多少呢？根据文卡特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问卷调查，最低层次的街头贩毒业务员平均每小时能赚 3.3 美元，基层小头目的平均时薪约为 7 美元。而在 1991 年，芝加哥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为 3.8 美元。
没有什么能力，但愿意为了大哥去死，仅仅具备这一点的话，还不足以赚到法定最低工资，去炸鸡店打工都比这个强。
而且，你甚至无法让老板相信自己愿意为他而死。
根据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一个信号必须具备一定的成本，才有可信度。不管是发出信号需要付出代价，抑或是信号的传输要付出努力，都有助于让信号更加值得信赖，反之，毫无成本的海誓山盟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从这个角度来看，黑社会动不动歃血为盟、砍小手指头、再不济再身上纹一个帮派的符号（带鱼也好，皮皮虾也好，总之得显眼，搓澡的时候不容易洗掉），这都是在提升信号的可信度。
那么，作为愿意为领导去死的打工人，怎样传达出可信的信号呢==
如何评价因「转载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侵权」，南北两中院唱起来了「对台戏」？你认可哪个法院的说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来说说两个判决都说了什么，再来谈谈背后的价值取舍。
两个案件的关键事实是类似的：某网站（为方便理解，以下称之为「被告网站」）利用爬虫手段，抓取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依法面向社会公开的判决书，在自己的网站上展示。两案原告均认为，自己的姓名出现在了被告网站上，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对于是否构成隐私侵权，两个法院作出了不同的说理。
苏州中院认为，原告已经要求了被告网站删除个人信息，被告网站不听，属于非法公开使用个人信息。
北京四中院认为，相关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合法的，被告网站的做法，相当于传播已经依法公开的信息，有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不属于侵犯隐私。
两个法律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认为自己在保护某种权利。
苏州中院在保护人们对于个人信息进行控制的权利，这的确是网络时代一项非常现实的诉求。
一个人可能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本身是合法的，但他人使用合法信息的方式，却可能损害对方的利益。譬如说，利用公开信息「挖坟」、翻黑历史、汇总各种零散信息对他人的住所、生活规律、工作情况进行推测，尽管相关信息本身是合法传播的，但使用方式却不尽然正当。
更何况，即便个人信息合法地出现在了网络上，也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遭受误解。 @一丁 所说的情况，我也经历过：有一次我在写知乎回答时引用了一份裁判文书，后来收到了当事人的私信，希望删除相关内容，表示有人在知乎搜索他的名字，误以为他从事了违法活动（实际上的确没有，回答只是用裁判文书举例来说明一个道理），自己解释不清觉得很委屈。这件事情也给我提了个醒 -- 一个人的名字和负面消息关联在一起，本身就有可能降低其社会评价、造成不利影响，哪怕他本人和信息的传播者都没做错什么。
北京四中院在保护公众对于公开信息的知情权利。
假如我要和人谈生意，肯定会担心对方会不会赖账，想知道如果发生了纠纷，对方是愿意和我协商解决，还是一言不合直接对簿公堂。假如我要入职一家新公司，想知道这家企业有没有合法支付加班费、员工离职的时候会不会依法支付补偿。此时，通过裁判文书网站进行检索，了解对方涉诉信息，对我来说当然是有利益的。
前些年，「被遗忘权」是个热词，中国也有所谓「被遗忘权第一案」的说法：某教育行业从业者，希望搜索服务提供商能够删除指向其曾经在某家机构工作经历的搜索链接，认为这些信息会对其后续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法院认为，这些信息对于潜在客户、学员具有价值，原告希望自己的历史被一笔勾销，这一利益利益不具有正当性和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被遗忘权第一案」中法院的说理和北京四中院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人能否得到遗忘，不仅取决于他的主观意愿，也取决于这些信息对于公众来说是否有价值。允许老赖被遗忘、性犯罪者被遗忘，就意味着降低了他们再次作恶的成本。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价值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也说不上哪个判决更胜一筹。价值冲突未必是黑白善恶之争，而是不同价值导向之间的取舍，是要保护一个人掌控个人信息的利益，还是保护公众知情的利益，需要结合个案中的事实来分析才能确保公正。
不过，至少有一条，我不太认同苏州中院的说理。苏中中院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剑指一些网站运用爬虫技术抓起裁判文书网信息的行为，在我看来并没有必要。如果爬虫真的有错，那就让网信办出马，罚他的款，要求它整改，但不宜认为借助爬虫技术获取的信息就是「毒树之果」、本身就不能吃也不能用，这不符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现有的行业惯例。
正如 @徐斌 老师回答提到的，如果使用爬虫技术抓取公开的裁判文书就等于侵犯个人隐私，没说的，建议天眼查、企查查之类的公司马上拉闸关门、及时止损，不然根本就不够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