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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财经作家吴晓波接受采访说：我是精英主义者，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

我觉得上个时代乘着风口赚了几个臭钱的油腻中年们，都超级自信的。
天天给别人洗脑，也把自己的脑袋给洗了，还精英，精英个屁。你吴晓波不就是拍资本家马屁、鼓吹商业精神、开“致富课堂”讲生意经骗小布尔乔亚的钱财务自由了嘛，你比于敏、袁隆平、吴孟超还“精英”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
对对对，咱们大多数人都是无用的人，正是他口中这“大多数无用的人”在种粮食、造机器、敲代码、修路桥、盖房子、送外卖，创造数以万亿的价值，然后让他这种投机取巧发了财的油腻中年、资本文棍有机会站在台上装导师，鄙视咱们“大多数”。
吴晓波不是“精神资本家”，他已经是资本家了。
“亲不亲，阶级分”，资本家说出这样的话，符合他的一贯立场，这叫脑臀合一，我们要向他学习才是，身处什么阶级，就要为什么阶级说话，不要站在鸟里装兽，站在兽里装鸟，无论你反对他、还是支持他，都要记住这一点，不忘记自己的阶级和立场。
吴晓波有句名言，叫做“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他一辈子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所以他一生没有干别的，就是为资本家唱赞歌、竖大旗，鼓吹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资本家奋斗出来的，都是自由市场和商业精神造就的奇迹。你翻开吴晓波的书，其实就是资本家的《史记》，讲的都是富人的兴衰成败、悲欢离合，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本纪、世家、列传。
他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本质上和高晓松的《鱼羊野史》并没有区别，他讲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个创业故事、商业神话、告诉你这些人成了、这些人败了…却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些人因何而成、因何而败。他看似客观公正，却从未告诉你，那些“时代的弄潮儿”，真正第一桶金都从哪里来，那些资本英雄们，偷的是谁的东西？分的是谁的家产？赚的是谁的钱？
他的《激荡三十年》堪称“打脸宝典”，比如书中讲到的“不行贿的王石”，“破釜沉舟的柳传志”...
普通的人看他的书看多了，听他的废话听多了，容易变成精神资本家，失去对社会、对经济的正确思考，误以为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白手起家、什么“时来天地皆同力”，会以为那些资本家大富豪真的是时代的英雄、历史的先行者。会误以为历史就是由他们推动的，人民群众微不足道。
他怎么成名的？就是给资本家吮痈舔痔成名的，靠大资本的回馈和热捧成名的；但他成名之后，却是靠割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是无产阶级的韭菜发财的。也就是说，他口口声声瞧不起大多数人，说大多数人都是无用的人，但他却实实在在赚着大多数人的钱。
吴大师最近几年搞知识付费、搞自媒体、搞商业演讲、卖个人IP、卖“吴酒”、直播带货...什么赚钱做什么。吴晓波商业演讲，2015年20万一堂课，2016年40万一堂课，2017年80万一小时，2020年的跨年演讲，某集团赞助一千万，五千人的会场一票难求，票价几千到一万不等，保守估计门票收入2500万...想想当今实业要想赚点钱多难，可吴大师金口几小时赚几千万，比马老师都轻松。
很多人付费购买的“吴晓波频道”中的什么“财富成长计划”，说起来是“知识付费”，其实就是智商税，钱花出去，然后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鸡名师”照着稿子念材料，有这工夫，不如陪老婆孩子猫猫狗狗。他那点玩意儿，百度百科都能搜到。


吴晓波搞的“知识付费”，说来说去就是那些片汤话，宗旨就一个，教你如何发财，如果发财这件事可以“教育”的话，可以批量制造富翁的话，世界上就不存在贫富差距阶级矛盾了。但在那个人人追求财富、崇拜资本家的时代，无论吴晓波的逻辑多么荒谬，总有些小布尔乔亚信他那一套，相信商业会给自己带来“自由”，实际上，这些人钱交给了吴晓波，吴晓波买别墅、修筑庄园，自己“财务自由”了。
其实吴晓波在这次访谈中还有一段更装逼的话，叫做：“我的圈子是一个崇尚商业之美、乐于奉献共享、反对屌丝文化的圈子，如果你认为商业是件肮脏的事情，认为赚钱是件侮辱自己的事情，认为自己就是个屌丝，那么你赶紧走，千万别来，我的圈子不需要这样的人”。
这段话相当恶心，我给你翻译翻译，意思是：“什么叫做分享和奉献？就是把你们的钱送给我！这叫做“商业”！我们这个圈子，都是搞商业的高端人士，商业是美的，赚你们穷人的钱也是美的，不喜欢我们的人，你们都是丑陋的屌丝，屌丝就该去死！”
这段话，已经接近于对无产阶级的直球辱骂了，在他看来不但要赚普通人的钱，普通人还不能讨厌他们，还必须把他们当作老爷一样高高捧起来，还必须崇拜他们，把他们放的屁当圣经，心甘情愿被他们吸血割韭菜，这才是“商业之美”。
吴晓波这种商业文人，笔下不会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毕竟他是新华社出来的记者，但他可以用文字和语言的潜移默化，会让你觉得世界都是资本家创造的。
我们这些年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会毫无底线地神话某些犯过罪的企业家？为什么那么多人把贪污国有资产的褚时健当做英雄和偶像？为什么对诈骗、非法集资的牟其中念念不忘？为什么会对操纵股市、贿赂官员的黄光裕无比关心？因为吴晓波是这套写法的祖师爷———世上无不是的资本家，只有不够好的制度。
吴晓波把自私自利、把对财富的无限追逐神圣化了，简单说就是“赚钱光荣，资本有理”，至于他们为什么失败？千错万错，都是时代的错，是社会的错，是中国不够好，配不上这些企业家。
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企业、资本家、商业论坛都喜欢请吴晓波站台？因为吴晓波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文棍，从来只会站在资本的角度讲生意经，反复说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传播些毫无营养的片汤话。这样的人，适合为他们背书，帮他们圈钱。
他号称有着记者的职业操守，号称“无一句没有出处”，却专门挑拣猎奇的故事和情节，去吸引读者，让人们误以为，商业是如此风骚有趣，资本积累是如此波澜壮阔。
在他塑造的那个世界里，除了资本英雄，除了商业文明，就没有别的了。他从来不会提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从来不会讲资本主义残酷的真相。他只嫌这世界“资”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吴晓波这辈子，从资本家的文棍狗腿子，一步一个脚印，付出了几十年努力，终于站到了资本家的圈子里，这叫“不忘初心，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然后再站在山顶上得意洋洋辱骂无产阶级，这符合他的立场和追求。
他当然要吹资本、吹商业，因为今天他的一切，都是资本和商业给的，他就是给老虎带路、骗人进虎山、帮老虎吃人的那个伥鬼。
这也叫知行合一，绝不背叛自己的阶级。
我们穷人泥腿子，一定要学习他坚定的立场，和永不背叛立场的精神。
美媒主持人称「我们没偷原住民土地，这是打仗赢回来的」，这番言论有哪些问题？

这就是某人吐槽说“我喜欢和右派打交道”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右派坦诚、直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家就是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人家不虚伪、不矫情，说杀人就杀人，说种族灭绝就种族灭绝，说剥头皮就剥头皮。
他这话直译就叫：“我匪帮也，你能怎样”？
和这样的人做敌人，比较痛快。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不会被忽悠、迷惑、被卖了还帮他数钱。你知道他丧心病狂，不会给你活路，所以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你只能团结同志们和他干下去、干到底，他不死你就要死，所以你不会有半点不切实际的妥协幻想。
所以说，和这种人打交道比较简单，如果美国都是这种人，我们的事业就容易多了。
这种人不会一边喊着自由人权，一边到处杀人放火；不会一边喊着爱和包容，一边阴谋颠覆分裂你的国家；也不会嘴上普世价值，私下里男盗女娼道德沦丧。明火执仗的强盗不可怕，捧着圣经藏着匕首的神父修女才令人恶心。
你应当感谢这个坦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匪徒，他完整描述了美国建国的真相：“不是偷，是抢，杀人放火种族灭绝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抢来的土地，也不会还回去。”
人家还说了，“还回去，就不文明”，人家不但要侵略、掠夺、屠杀、奴役、种族灭绝，还要把这一切解释成“文明”，人家要垄断文明的定义权。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主导的世界，才算是“文明”的世界！如果你不文明，那就剥了你头皮恩赐给你“文明” 。
翻译翻译，什么叫文明啊？文明就是——“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
这也是整个西方中心论下近代史的真相，人家打仗赢来的土地、奴隶、资源、市场、帝国主义掠夺体系…人家准备千秋万载掠夺剥削下去，凭什么要把这个世界还给你？
人家用原住民头皮换来的应许之地、山巅之城，凭什么还给你？你想要，请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皮来换。
这不是我的逻辑，这是匪帮强盗的逻辑。匪帮立国二百多年，最信服的不是什么《圣经》，也不是民主、法制、自由、人权，而就是这个逻辑——“谁强谁有理，谁死谁闭嘴”。
总而言之，全世界后发、弱小、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千万要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能死，活一天赚一天，千万别想不开自宫、自首、自杀。它强任他强，活着总会有机会。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它们还会在大家尸骨上“搞文明”。
如何评价陈独秀？《觉醒年代》给他正名了吗？

陈独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个有才华、有良知的倔老头就行了。
这老头性格刚烈，脑子清楚，文笔好，行动力强，对底层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旧时代教育出来的书生文人，容易情绪化，看起来激进，但又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好”，不够实事求是。
他自己说过：“有人说我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我脾气暴躁，其实脾气暴躁是真的，但嫉恶如仇却不尽然，我对于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候甚至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恶当…”
这个自我评价就非常实事求是，我们回想一下，他对于吴稚晖、胡适、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实在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他说过“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的”，他反清、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托派选为“总书记”，最后又反对不切实际的“托派”，被托派开除…你会觉得，这个人“一肚子不合时宜”。
他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上世纪20年代全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火者…
教员同志早年，都视他为导师和偶像，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才华太大了，其实整个《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编写的杂志，天下知识分子无人不知陈君的大名，他拿两幅字都能找资本家拉投资。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学革命”三年后，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他的功绩。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旧学水平更高，曾自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是小学训诂的大家，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写过《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小学识字教本》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李大钊同志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真正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全国风靡的思潮，就是陈独秀。因为全国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的影响力。
我们今天熟知的许多语句、名词，都是陈独秀的创造，比如说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打到列强，除军阀”，其实就是陈独秀最先提出来的。国民党这群老乡绅哪懂“反帝反封建”这么简洁明了、一针见血的革命宣传啊？就连“国民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独秀发明定义的。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文笔、思路、头脑，都更适合做一个党的宣传者、笔杆子，而不是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是个学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并不出色。
其实陈独秀一开始就是瞧不起国民党的，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他早就吐槽过，“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十个里面要开除九个半。”

这一点，电视剧《中流击水》讲得比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党之后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大体上的脉络是符合史实的。
此外，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他甚至试过在一开始拿自己的收入给党组织的同志发工资，拒绝接受苏俄的援助…但这太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不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领导权，把党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无力左右，但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是要负责任的。
在整个国共合作过程中，他都吐槽过无数次“一边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边又让我关注共产党的独立性，你说我该听谁的？”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直到汪精卫政权也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他都没有表现出明确而坚决的斗争意识…只能说，他脑子清醒，但总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罗米纳兹在湖南开会的时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写一句“打倒陈独秀”的字条。
这时候，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倔脾气发作，拒绝去莫斯科，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可惜，他没有那么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远见”发表的时间也不对。
然而，在个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
在两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之后，他也因“叛国罪”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钊的辩护声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但是他说“章士钊说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叛国，我背叛的是国民党。”
他在南京的监狱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日军的炸弹炸到南京，南京国民党监狱的狱卒们都开始跑路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
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探访了他。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
出狱后，他立马投身于抗日宣传，不断发表文章、演讲，宣传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托派分子放出许多谬论，比如“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陈独秀大怒，怒斥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实际上，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晚年的陈独秀亲人凋零，孑然一身，张国焘叛逃后，曾经代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给他送钱，想要拉拢他，结果他断然拒绝，还托人给张国焘带话“告诉国焘，叫他以后不要来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辈子的“反对派”。
他的立场也一直没有变，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曾经来找他，以为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一定会怨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结果发现“他依然以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居…无法说服。”
如何评价《觉醒年代》中对胡适的呈现？

胡适这人说话做事，一向很“胡肯”。
这一点，《觉醒年代》中表现得也非常“胡肯”，你看他一口一个进步、自由、包容…但面临惨痛、迫切、亟待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愿意做，帮助学生不干、帮助朋友不干、雪中送炭不干、写文章骂军阀骂帝国主义更是死都不会干 。
他一口一个“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结果一个问题都不愿意谈，一个问题都不愿意解决。
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说白了其实是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一肩挑的，他是跟风写了个《文学改良刍议》，扭扭捏捏，并不敢对旧文化旧道德开炮，其实影响力很差。
陈独秀当时是全国青年偶像，一呼百应，所以他就跟随陈独秀搞新文化；后来北洋政府打压陈独秀，胡适看到了枪杆子的厉害，立马就站到了北洋政府一边；再后来陈独秀、李大钊传播共产主义、搞革命，胡适更是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直接和蒋介石走到一路去了…表面上，他也说些“进步”的话语，实际上，只是骑墙，严守“中立”。
他天天讲学术，结果什么学问都做了个半拉，写书写一半，论文全是水，最喜欢的事情还是当政客、做国民政府的官，拿蒋介石的俸禄。
蒋介石最了解他，一边给他高官厚禄，一边私下里在日记里骂他：“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
胡适一生，看待国家民族，永远都是个外国人、旁观者视角，他是最早的“世界公民”，无论中国事态多么严重，无论是亡国灭种的危机，还是洋人鱼肉中国百姓，在胡适看来，都要“客观”、“中立”、“学术”、“礼貌”地解决问题。
巴黎和会中国丢了青岛，在胡适看来，小事情，西方文明国家肯定会主持公道，学生就应该学习，不应该关心国家政治这样的事情。
日本侵略中国，胡适表示“中国样样不如人，抵抗三个月就要灭亡”，不如躺平，不如少些“仇恨日本”的情绪，说不定日本就会被感化了，不再侵略中国了。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胡适还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卫合伙开办了“低调俱乐部”，筹划妥协投降。
1946年，美国军人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同学们愤怒无比，要求严惩嫌犯，驱逐美国军队…胡适校长表示：“要相信友邦的道德，相信法律的公正”，“美军强奸女生，是法律问题，不要搞成政治问题，同学们不要被共产党鼓动，还是要好好完成学业。”
然而，北大训导长陈雪屏把沈崇的名字从北大名册上抹掉，国民党官方媒体造谣沈崇是“八路军”、“地下党”，胡适一声不吭。
胡适旁听了沈崇案的庭审，记者问他本案审判如何？胡适说“极为公正”！然而主犯皮埃尔虽然被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判有罪，结果上诉后却被美国海军上级法庭判了个无罪释放…
评价胡适，还是鲁迅先生的文字最有力量：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鲁迅《答KS君》）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鲁迅《伪自由书》）
又到7月7日，84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忘记历史上的苦难和牺牲？又该如何铭记？

7月8日，宋哲元电告蒋介石七七事变真相，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卢沟桥事变向日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7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日本方面达成“协议”，双方“撤军”，结果第二天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反而继续增兵进攻。7月11日，北平当局继续和日军达成“协议”：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
11日当天，这协议还在谈的时候，日军炮轰宛平城，全面进攻。
我们唯一需要记住的事情，就是实事求是，不要想当然。两个教训——1、妥协不得好死！2、不要“把帝国主义想得太好”。
大家读历史，不觉得奇怪吗？日本远在海外，为什么每一次侵华战争发动时，都有数万日军直接进攻我国的大城市？七七事变的时候，中国本土哪里来的那么多日军？
驻扎在河北的，叫做日本“中国驻屯军”，是1901年《辛丑条约》中公然允许外国驻军导致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也就是整个中国北方的核心地区，都驻扎着日军。
看过电影《邪不压正》的同学大概都记得，李天然和他干爹亨德勒大夫出城郊游，被一伙日本兵开着坦克威胁，这群日军，就是驻扎在北平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等卢沟桥枪响，这群日军就会直接杀进北平城。
回顾中国近代史，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日本发动XX事变都很容易？无论是进攻沈阳、进攻北平、还是进攻上海，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附近，总有大规模的日军存在，真打起来，就是变生胁下，防不胜防，中国根本无法抵抗。
你要追溯这件事的源头，就要追溯到大清那里去了，这些“驻军”，都是各自不平等条约里签订的，从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开始，日军就开始占领威海卫，不但如此，还要清政府每年付出白银50万两。日本还在台湾驻扎了一个师团，号称为台湾驻屯军，人数大约20000人左右。后来达到10万之多。到了全面侵华的时候，很多日军是从台湾直接调过来的。
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获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权益，包括租借辽宁关东州，以及在中东铁路支线南满铁路附近驻军的权利。日本长期驻扎东北，对东北蚕食鲸吞，并且勾结奉系军阀，渗透东北军政，土肥原贤二和本庄繁都曾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东北有一段时间，是“日谍遍地走”。
到九一八爆发前夕，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
到了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最后签订《辛丑条约》，日军长期驻扎中国华北，甚至驻扎到了核心的京津地区，本来按条约规定，驻军不能超过2000余人，后来日本私自扩大到6000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把东北、华北联成一片，利用海上的便利条件从秦皇岛等地增兵，日本直接把“中国驻屯军”的兵力扩张到了6万。
清末各国在中国都有大量的“租界”，租界本来就可以“驻军”；到了民国，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并未取消，驻军一脉相承。1926年，日本借口保护日侨，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警备队本部，1927年，日军直接在上海驻扎了海军陆战队，当时上海共有日本海军7个营约2000名陆战队员。所以，日本敢于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在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妥协，双方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我讲这么多，只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所有的被动挨打，都是前面不断妥协出来的。日本之所以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地驻军，是因为签了《不平等条约》，是因为当时战争打输了，妥协投降了，给人家缴巨额的战争赔款，交不起赔款，还要问列强去借钱还款，借了人家的钱，自然就成了人家的买办，海关关税交出去，外国驻军请进来，把自己的命脉交给他人，把刀把子递给敌人，到了再次危急的关头，你还怎么和敌人对抗？
中国的抗战为何那么艰难？因为之前的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政府早已用一次次的妥协，把中国的战略重地、军事要冲、厂矿工业、经济命脉都交出去了。卧榻之侧，都是端着刺刀的日本人，中国的抗战将士们，憋屈啊。
所以说：“妥协一次，遗祸万年；妥协当时，遗祸子孙”。
七七事变，并不是一切灾难的开始，再往前，有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再往前还有八国联军侵华；再往前，还有甲午中日战争；抗日不是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开始的，抗日最先也不是国民党开始抗的，清军、义和团、黑旗军、台湾原住民，都和日军血战过，也都被出卖过、抛弃过。
近代中国屡屡被侵略，其实是有个源头的。
你妥协一次，就会妥协无数次，直到退无可退；你卖国一次，就会卖国无数次，直到卖无可卖！直到给后人留下难以抵抗的困境绝境，直到给后人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教员说过：“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首先要敢啊。
如何看待台湾民众百米冲刺争打疫苗残剂？

台湾的龙应台说过：“我不要大国崛起，我要小民尊严”。
民国的时候，他们让老百姓用小车推着钞票去买菜，让穷人排队等施粥，他们让最繁华的街头都有人饿死冻毙。
今天，他们让民众像狗一样去抢帝国主义施舍的残羹冷炙，他们高价买美国落伍残次的军火，买美国的莱克多巴胺猪肉，买日本福岛辐射区的蔬菜食品，他们还抢着要日本人自己都不敢打的阿斯利康疫苗...然而疫苗还是不足，连疫苗残剂，都要老百姓百米冲刺去抢。原来，这就叫“小民尊严”！
我们所理解的“小民尊严”，是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平等的机会，国家会救助每一个生命，社会会尊重每一个个体，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团结一心，用工业化和高组织度去保护所有人，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人都是人。平等、安全、健康、不断进步地活着，才是作为人类最大的“尊严”。
人是有理性能共情能利他的，活得像个人，才有人的尊严；狗才是自私利己弱肉强食恶狗扑食不顾同类的，活得不如狗，哪来人的尊严？
这就是《礼运.大同篇》中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他们所理解的“小民尊严”，大概就是龙应台那样的老文青，既有名又有利，躲在山里的别墅中，写什么“都蓝山笔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上山捡鸟蛋，下山喂野猫，不知民间疾苦，不讲工业农业，自私自利高高在上当作家，写酸文骗眼泪，张口自由，闭口人性，何不食肉糜。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国家崛起？一定要讲国防现代化？一定要讲工业化？
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防，人民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活着都得靠外人施舍，谈什么“小民尊严”？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和科技产业，你稍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都生产不出来，什么东西都要等帝国主义“恩赐”，处处仰人鼻息，捡别人的残羹冷炙还要90度鞠躬山呼万岁。
政客资本家都当了帝国主义的买办，卖本土人民的血，养帝国主义的爹，一边吃得脑满肠肥，一边装模作样讲民主自由，自己站在干岸上反共媚外吹牛放屁，却要人民像狗一样去抢他们嘴里漏出来的面包屑。
你觉得，这样真的有“尊严”？
如何看待美国倒塌公寓剩余建筑被爆破拆除？接下来的搜救将如何展开？

楼是6月24日塌的，今天都7月5日了，十天都过去了，别说活人了，死人也才找到24个，剩下的一百多人还是“失踪”。
这还搜救？搜救个屁！
炸了剩下的建筑，就能进去救人了？怕不是要埋得更深一点？我看美帝杀人、炸楼的技术很熟练、很高效，到了救人的时候，往往就1核有难10核围观，尽显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你看看美国消防人员现场那个架势？那叫搜救吗？那叫工作吗？大型机械不动，挖土机铲车没有，生命探测我没看到，狗都没看到三两只，一群看起来就很业余的人站在废墟上提着捅递砖头、掸灰尘、唠闲磕，表演那个什么“标准动作”…
周围的围观群众十天来贴纸条、点蜡烛、流眼泪、祈祷、拍照留念，然后远远静坐，望着救援队考古式救援。据说这几天周围卖鲜花、小蜡烛的小贩倒是赚了一笔。
甚至还有人跑到现场去开演唱会，吃人血馒头，人家资本主义才是专业的，这才叫“每一个生命都得到了尊重”！死人也是有价值的！

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磨洋工”，现在看资本主义的工作方式，才明白什么是“磨洋工”。
我现在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只有尊重、敬佩、感恩。
盎格鲁撒克逊人再一次降低了人类文明的下限，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什么叫做“低人权优势”！
如何看待 B 站 up 主党妹在旅顺博物馆门口跳宅舞后公开道歉？

本来嘛，网红就是吃这口饭的，小姑娘穿个洛丽塔裙子跳宅舞卖萌吸引死肥宅，也没啥大不了的，她们做的就是这么个生意，奶头乐嘛，有人买，就有人卖，可以理解。
但旅顺是什么地方？旅顺博物馆又是什么地方？
但凡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应当知道“旅顺大屠杀”，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可能达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
日军在进攻旅顺之前已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随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谍向野坚一即坦言：山地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
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西方列强都被日军的凶残震惊了，美国人评价：“日本文明的面皮下，藏着野蛮的筋骨”。
1895年2月，当地居民将死难同胞尸体分三处集中火化，骨灰丛葬于白玉山东麓。日军为掩世人耳目，曾经在墓前立一木牌，上写“清军将士阵亡之墓”。1896年11月，清政府委派直隶候补道员顾元勋接收旅顺，由他出面主持建立了甲午战争遇难同胞墓，并亲书“万忠墓”刻在一块石碑上。
1994年，正逢甲午战争百年祭，旅顺口区决定再次重修万忠墓。4月5日，在万忠墓陵园举行了甲午战争旅顺殉难同胞遗骨重新安葬仪式，殉难同胞骨灰被装进三口大型木棺入殓，并在墓前立一座百年纪念碑，建一座1000平方米祭祀广场，一座2000平方米的万忠墓纪念馆。墓碑上写着四句话：“一座骇人听闻的城，一座尸积如山的城，一座鲜血凝固的城，一座殊死抗争的城！”
“机智的党妹”跳宅舞的旅顺博物馆，旁边就是“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没错，就是原来的“关东军司令部”，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日本军队就是从这里下令派出去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里密谋策划的；恶贯满盈的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等高级将领就是从这里登台起家的。
这个旅顺博物馆，最初还是侵华日军的“战利品展览馆“，1915年，占领旅顺的日军成立“物产陈列所”；1916年 ，日军将其改为“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这里面收藏的，都是日军、浪人和”日本探险家“们在中国掠夺来的文物，一桩桩一件件，见证的都是日本侵华的血泪史。
党妹的粉丝们还在洗地，说这只是个”艺术博物馆“，是啊，这里确实收藏着文6万余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200余件，考古、铜器、陶瓷、甲骨、玉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碑志、佛教造像、竹木牙雕、新疆文物...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全中国搜刮来的，这里曾是裕仁天皇的姨丈大谷光瑞保管所掠夺的中国宝物的库房。在这个日本强盗全中国到处搜刮文物的时候，大量的壁画、佛像都被他破坏。
“机智的党妹”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旅顺口区就在大连，党妹的母校离旅顺博物馆只有几公里，她在大连渡过了整个大学生涯，她不可能不知道旅顺的历史，不可能不知道旅顺大屠杀和旅顺博物馆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但是，她在道歉的“声明”中解释说——她原意是在毕业季重返母校，翻跳一首“触摸天空”。
那么为什么不去母校跳舞，非要去旅顺博物馆门口呢？她的校友澄清，根本不存在不让她近校园的事情，是她自己不去。所以说，选择在9公里外的旅顺博物馆跳宅舞，不是意外，不是偶然，不是失误，是她自己认真策划的。
普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头这么铁，非要在历史淌血的伤口上撒盐？非要去刺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因为她们就是这种人，就是喜欢干这种坟头蹦迪的事情，她们恨我们恨得深沉。
“机智的党妹”从来都是个两面人，一方面，她是B站热捧的百大up主，是“正能量青年代表”，穿汉服，拍敦煌，传播“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她在微博上却用小号“六个孩子的妈010”点赞恨国党的言论。在被质疑的时候，又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拉大旗作虎皮，炫耀自己的“身份”。





我真不知道她爱的到底是哪个国？
或许，她确实喜欢传统中国的服饰、妆容、戏曲，但她爱国这个人民的新中国吗？爱过这个无产阶级的祖国吗？她点赞的恨国党言论，口口声声厌恶政党、厌恶公权力，但她们明白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公权力吗？知道一个现代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吗？
某些人说她只是幼稚，只是犯了错，我看不是，她一点都不幼稚，她懂得很，她是懂装不懂，故意玩两面人阴阳人的把戏，一边赚得盆满钵满名利双收，一边又骑脸输出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
另外，建议死宅们少看二次元，多出去走走。
这个圈子混多了，很难不沾上恶俗味儿。
如何看待网信办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App ？

还是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资本没有祖国，资本也不属于人民，资本在空间上是自由的，虽然它的财富来自于国家和人民，但因为它是私有的，所以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卖就卖想送就送。
中国本来也不是资本家的祖国，所以无论对他们多好、多包容、多爱护，资本家们也很少有人会爱国，因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资本不爱国，他们自然也不会爱国，爱人民更无从谈起…卖数据算什么？如果可以，资本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卖去做猪仔赚美刀。
所以，我不管它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犯什么罪，是不是把道路数据送给了X国，有没有滥用用户数据？如果有，那是它该死，不只是下架整改，有些人得吊路灯。
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垄断了行业的平台，一个掌握着数亿人衣食住行大数据的平台，一个能够知道全中国的道路地点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的平台，也必须被关进笼子里。
今天不卖，不代表明天不会卖。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寡头们把国家能卖不能卖的全卖了，乌克兰买办们甚至连女人和女人的子宫都卖…
前20年，报纸上有句话叫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话很时髦，中学老师剃头师傅修车大爷都会说。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把资本关进笼子里”，相反还会呼吁“放松监管、减少调控、让看不见的手去解决问题”。
似乎在很多人看来，权力很可怕，资本却一点都不可怕，但是这些人却从来不考虑，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大部分时候说的“权力”是很远的东西，资本却是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管着你衣食住行的东西，你要说权力，资本的权力一点都不小，大的很。一个市场经济下的人吃喝拉撒和世俗政权没有关系，和资本却密切相关，资本决定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使用什么交通方式。对于平民来说，资本才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利维坦”。
在我们国家，权力来自于和人民的契约，来源于每一次革命战争时与人民结成的血盟，所以它必须承担责任，它必须修路造桥发电供水，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水平，必须努力保障每个人的安全…如果做得不好，人民有意见，后果很严重。
但是资本和人民没有任何契约，更没有血盟，它的存在是为了赚钱、牟利、增殖，它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也不关心长远的利弊…就算它不负责任，它把人民卖了，人民也不能直接制裁它，“看不见的手”管不了它，因为它控制着“看不见的手”。
所以，你说这么可怕的怪兽，不关进笼子，能行吗？
如何看待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有的人，该被吊路灯吗？如果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定有人会跳出来骂我们——XX余孽、XX小将、极端分子、“爱国贼”。我们只是讨论个学术问题，他们就吓疯了，可见他们做了多少腌臜事？心里有多慌？
比如说，有人当了中国的互联网地主坐地食利雁过拔毛还不满足，比如说他们垄断市场掌握了国民的衣食住行大数据还不满足，还要在这样的关键时间不顾国家数据安全跑到美国去上市。
你知道美国现在是个什么环境吗？你还记得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是怎么对待TIKTOK的吗？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美国就可以进行管辖，所有在美上市公司都要遵守“美国的制度”，它让你出售就得出售，它让你交出核心数据就要交出核心数据。
现在的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衰退期，制造业空心化，美联储疯狂放水，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去美国上市，不是去赚美国人的钱，而是去给华尔街、美联储输血，赚几张毫无价值的绿色废纸，白白送出自己的产品、技术、数据和生产力。
在如今中美对抗的大形势下，任何一家中国的巨头互联网企业，都应当被国家监管起来，你不要小看这些数据，这些“渠道”，这些是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如果一个app、一个平台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几亿人在哪里居住、工作、生活，出门走那条路，知道中国的交通网络，了解哪里去得，哪里去不得，哪里有什么，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平台了，这就是人民的“基础设施”，和铁路、公路、核电站、三峡大坝一样重要。
你觉得他们委屈吗？是的，委屈，人家只不过想要多赚点钱，你凭什么要管？是啊，明末的某些商人也只是想赚钱，结果把战略资源都倒卖给建州女真了，他们卖出的每一块铁，都变成了清军入关时的盔甲和刀剑；清末的时候，李鸿章旗下的买办企业，把中国最好的煤炭和铁矿石卖给日本，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每一发打在北洋水师官兵们头上的炮弹，都是买办们卖出去的。
这就叫“火星视角”、“国际思维”。
中国人就是对自己的富人、资本家们太宽容，以至于某些人真的以为自己的钱是凭本事赚来的，真的以为是他们养活了人民群众，以为他们的财富就应该是自己的，所以，他们赚了钱之后，不是想着承担社会责任，不是想着先富带动后富，而是转移资产、美国上市、建立海外信托基金、甚至直接肉身出国、换个国籍，直接去做“世界公民”。
他们懂什么资本主义啊？他们连资本家都算不上，资本家是靠掠夺和侵略别的国家累积资产，而这些走资派们只会剥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
的确，如果把资本家都吊了路灯，未免有些过分，全部吊路灯，一定有冤枉的，但是隔一个吊一个，一定有漏网的。
还有人会哭哭啼啼说：“你们要毁掉数十年的建设成果吗？你们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资本家创造的吗？人家凭本事赚的钱，你们为什么要嫉妒？你们就是仇富！”
是的，我就是仇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
今天的伟大成就，今天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企业家们的“商业奇迹”，都是建立在一个强大、安全、稳定、基础设施发达的国家之上，他们积累的所有财富，都来自于无数工程师、工人、农民数十年的奋斗和牺牲之上，他们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他们富起来也就罢了，但他们一不感谢国家，二不感谢人民，三不感谢党，一心要卖屁股，反认他乡做故乡，我能不仇吗？
我对他们只有三个愿望——国有！拆分！还利于民！
6 月 23 日加拿大又一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发现数百个无标记墓地，这对保护原住民人权意味着什么？

一所学校就是几百具儿童的尸骨，一所学校就是上千具儿童的尸骨，加拿大那么多基督教寄宿学校，这是杀了多少人？
现在点个灯、捐个鞋子、上街喊几句口号，就能赎罪了，就能证明自己高尚、讲人权了？

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驱逐、屠杀印第安人，又把他们的孩子抓起来送进基督教寄宿学校。他们说，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拯救”。
你以为他们没有对我们做过吗？武汉、福州、上海，都有当年基督教堂搞出来的“万婴墓”、“万婴碑”。他们也把这个叫做“文明对野蛮的拯救”。



说真的，白人的基督教文明真是前所未有的傲慢和凶残，从十字军东征，到近代殖民主义，他们屠杀奴役压迫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都能称之为“文明对野蛮的拯救”。他们能把任何自私、贪欲和掠夺，都讲成“上帝的旨意”。
是的，在他们看来，我们都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是救世主，我们是异教徒，是野蛮人，甚至不是人，我们要么皈依，要么下地狱…学者们，还会把这一血腥的进程，叫做“现代化”。
是啊，他们像强盗一样踏上别人的土地，屠杀、驱逐原住民，叫做“地理大发现”；他们像匪帮一样摧毁不同文明，剥头皮，贩奴隶，搞庄园，开工厂，让所有落后弱小民族都为他们打工，就叫做“现代化”。
现在，北美的原住民们已经成了“活着的标本”，住在那些“原生态”的贫瘠之地，吸毒、赌博、堕落…接受着白人老爷的施舍，还要扮演展示白人老爷慈悲博爱讲人权的“吉祥物”。
白人老爷们还要写出学术著作，研究考证出这些印第安人不是被他们的枪炮刀剑灭绝的，而是天灾和传染病…
1876年的《印第安法》，规定7-14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前往寄宿制学校读书，这个“种族灭绝”的政策甚至一直执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警察甚至会将孩子从拒绝寄宿学校的父母身边强行带走，然后送入寄宿学校。
直至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被关闭，在这个系统存在的一百多年间，累计有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中接受“教育”，占到全国原住民儿童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的死亡人数据估算就超过万人。
现在，他们开始道歉、反思、假慈悲了。
黑社会、杀人犯最喜欢吃斋念佛，唱大悲咒。
满手鲜血的刽子手、种族灭绝者最喜欢“反思”，还喜欢拉着别人“反思”。
今天加拿大自己翻出这些烂事，看似是坦诚，实际上表达的是“我干都干了，道歉也道歉了，我还让白人小姑娘送过花和玩具了，你还想怎样？”“你看我们基督徒是最诚实的，我们这个民主制度是最能纠错的！”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近代史上做过的事情，全太平洋的水都洗不干净。但在他们和咱们的“江南大儒”的口水洗刷下，他们却成了文明、进步、人权、民主、自由的象征，这真是个没有天理的事情。
今天，有人会讲，盎格鲁撒克逊人屠杀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人先动的手；美国贩卖黑奴，都怪黑人部落自己先贩卖自己；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都怪中国不讲国际规则，不肯“平等地”和英国人做生意…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威力，它能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把是非黑白颠倒过来。
幸亏我们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倒下，否则，我们当亡国奴都不配，我们只会成为他们“活着的标本”，死的标本可不是不可能。
你知道我感谢谁吗？
我感谢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我感谢一代一代被他们称之为“野蛮”、“蒙昧”、“盲目排外”的中国人。我感谢他们强硬、任性、不肯跪的勃勃生机。
正是他们一代一代不断战斗下去，不断抵抗下去，不断失败下去，不断再站起来，才会有那些真正进步、先进、科学、强大的中国人，才会有中国共产党，才会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会有那么一群人齐心协力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他们从井冈山打到延安，从延安打到东北，从东北打到南京，再从南京打到海南岛…然后打到平壤、汉城，撕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明面皮，撕下基督徒的伪善外衣，用枪杆子告诉他们什么是“平等”、“正义”和“真理”。
但是，还不够！
真正的平等没有实现之前，咱们还得继续战斗一百年。
不胜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百年来，出现了很多舍身忘死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哪一封家书让你难以忘怀？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姊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她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用。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这封家书，是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于1928年9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前所写，这封信现存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史砚芬于当年5月，在台城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入狱4个月后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他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被枪杀时，年仅25岁。
史砚芬的狱中难友何瑞麟在《死前日记》里记录了史砚芬行刑当天的情景：“...砚芬临刑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清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美国大楼倒塌事故已致 11 死 150 失踪，四天未发现一名幸存者，被质疑救援缓慢，暴露了哪些问题？

都5天了，还在扯5人死亡，150多人“失踪”，是准备搞数据“矫正回归”吗？
据报道，一批来自墨西哥的志愿者加入了救援队伍。不过报道称，这支队伍因为正在等待地方政府的授权，还尚未开始在现场的救援工作。
救人是十万火急的事情，还在扯什么烟雾、大火、下雨等客观原因，救援队还要等“政府的批准”？
塌楼可以理解，设计缺陷、偷工减料、意外灾难...哪个国家都会有，但是塌了之后，美国这个救援速度、救援态度、处理方式...令人迷惑。我记得有人科普过：“伟大的国家能为任何卑微的生命停下脚步”。
现在，我确实看到了生命的卑微，但我没有看到伟大的国家。
我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效率，也没有看到“民主体制的问责”，也没有看到民众舆论的监督，更没有看到自由世界对人权的关怀。
今天的美国，就两个字“拉胯”，但凡和救人有关的事情，但凡是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干什么都拉胯，疫情他们搞得全美爆发死了70万，德州寒潮大停电他们让老百姓在家等死，修个隧道修了十几年耗资百亿修了个豆腐渣，修个高铁扯皮十年耗资百亿屁都没修出来...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高效”，如果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人权”，我很“欣慰”。
我无意于对比体制的优劣，我只想说，在被他们贬低了几十年的东方大国，在被他们恶毒攻击了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事情，完全是两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的局部动员式救援，全民关注的救援，第一时间调查、问责、对相关人员的处罚。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全力以赴去挽救生命，尽一切可能穷一切手段去解决问题。
有人总喜欢狡辩说，我们的体系是“唯上”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每个人都要如临大敌般履行职责，所以组织动员能力强，解决问题速度快...我现在想，还真是“唯上”的，只不过这个“上”，不是某个人，而是人民，是一个14亿人的强大“组织”。你不唯这个“上”，不为他们服务，你不但要掉乌纱帽，甚至还要掉点别的东西。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上有“天意”，而民心就是天意。
《大明王朝1566》中，连封建时代的官僚都知道：“如果干了这个事，史书上是要遗臭万年的”。
我不知道美国这体制中，官员都需要对谁负责？怎么负责？
最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伟大而平凡的民族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 名同志获「七一勋章」，你对功勋党员有什么想说的？

讲讲马毛姐吧。
她是“渡江英雄”，可有谁知道，她参加渡江战役的时候，只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
1949年2月，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在安徽无为向老百姓征集船只。当地有一个姓马的14岁小女孩，她瞒着家人和哥哥一起报名参加了渡江先遣部队。马毛姐一家和许多劳苦大众一样，对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
她原本没有名字，只知道她姓马，家里排行第三，大家都叫她“小三姐”。
在渡江战役开始时，她大哥已在船尾准备掌舵摇桨送解放军过江。马毛姐也要跟着一起运送。不过，解放军对她说，“你太小，很危险”。就在船只刚驶离岸边时，马毛姐撑起竹篙跃上木船。
这个14岁的小女孩，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江防炮火，驾船为渡江大部队带路。一起出发的四条船中有两条被敌人的炮弹炸翻了，她却没有一丝慌乱，驾船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领航。在江面上，她面对着枪林弹雨也不畏惧，即使右臂被子弹划伤，也坚持驾船，在运送解放军的同时，还救起多名落水战士。上岸后又发挥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给解放军当向导，还用两个手榴弹炸毁了一个地堡，消灭了一个敌军机枪手。
她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渡过了天险长江，解放了南京城，看着同志们把红旗插上了总统府，给了蒋家王朝最后一击，渡江战役结束后，小三姐获得“渡江战役一等功臣”称号。
“把解放军送过江，把敌人碉堡消灭了，穷人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这个14岁小女孩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把人民的军队送过江，消灭敌人，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仅根据山东、皖北、苏北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渡江战役的支前民工就达到320万人，军民比例达到了1比10，也就是说，一名解放军指战员的身后就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
1951年9月，小三姐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3日，中央领导和各地代表一起观看京剧，小三姐的座位一边是毛主席，另一边是周总理。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自己姓马，没有名字，别人都叫她小三姐。
第二天，毛主席邀她去家里做客，笑着对她说：“昨晚看戏回来，我想了想，你就叫马毛姐吧，马是你的姓，名字的第一个字就跟我姓了。”
毛主席还从书架上取出一个笔记本在扉页写下“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2年过去了，马毛姐坐着轮椅，被工作人员一步一步抬着走过红地毯，获得七一勋章的，我们很难想象，72年前，那个撑着竹篙，站在船尾，面对漫天炮火和惊涛骇浪的14岁小女孩，是怎样完成那一切的。
我记得前不久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超级英雄电影”？这个问题很没意思，因为你真要拍中国的“超级英雄”，就有人要说“神剧”，因为这些人只是普通而平凡的人民，他们不信上帝，也没有超能力，但他们就是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们国家没有神奇女侠，没有惊奇队长，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穿着紧身衣的小布乔亚虚幻偶像，只有钢铁一样的共产党人，只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妇女。
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民万岁。
你知道哪些过去 100 年里「说到做到」的故事？

1910年，有一部科幻小说，名字就叫做《新中国》。
作者是晚清小说家陆士愕，他是这么描写的：
“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浦东”。小说中写道，在上海浦东要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要来。在小说里，一觉醒来的陆云翔与妻子游历上海，惊讶地发现，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趾高气扬的洋人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
“未来的上海高楼林立，人民广场（跑马场）建起了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由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橡皮包甲”的兵舰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国家敢来挑衅…”
“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外国人侨寓在吾国的，一律遵守吾国的法律，听从吾国官吏的约束。凡有华洋交涉案件，都由吾国官吏审问，按照大清新法律办理。”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共有近三万名学生，中国所有的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妓女”与“赌博”两样都早已绝迹，在“医心药”和“催醒术”两大发明的作用下，人人彬彬有礼、道德高尚，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礼仪之邦。
街头的新生事物更多，以往经常碰撞行人的电车也改为地下行驶，“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著电灯，电车就在裏头飞行不绝。”更让陆云翔惊讶的是：“一座很大的铁桥，跨著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妻子告诉他，大桥是为开博览会才建造的。
小说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梦幻一场。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丈夫却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中国为什么有很多律师和记者被认为是“公知”？

1923年，有一位叫做施洋的律师被北洋军阀杀害了，年仅34岁。
施洋短暂的一生，不鼓吹“废除死刑”，不替资本家打官司，不替富人喊冤，不替杀人犯洗脱罪名，不讨论什么“海洋法”、“大陆法”，不扯什么“西方宪政”…
他专门为穷人说话，为无产阶级发声，他亲自组织工人运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他高呼“劳工万岁”，他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他是中国共产党员。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施洋先后组织或参与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等数十次工人运动。特别是1923年施洋参与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1923年2月7日晚，施洋被逮捕下狱，在狱中他被问为何参与运动时？他答道：“我为国民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
2月15日清晨，施洋在洪山脚下英勇就义。刑场上，他慷慨激昂，面对军警和民众大声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身中两弹，仍高呼“劳工万岁！”
吴佩孚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定他的罪，只能将他秘密杀害在武昌洪山。

1923年8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悲壮。
“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年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这是董必武同志缅怀施洋烈士的题词。
施洋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夫们了。’”施洋的一生即是如此，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接济穷人和为工人运动奔走，自己却一贫如洗，“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
在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下，施洋律师不做军阀、资本家们的讼棍，却做那些身无半文的中国劳工的“法律顾问”，无偿维护劳工权益，他还创办多所平民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带领工人冲锋在前，不计个人安危。他说：”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个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制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教员同志说他是“劳工的律师”，高度评价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1926年，有一位名动四海的大记者被张作霖杀害，罪名是“宣传赤化”，他叫做邵飘萍。
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他还是是著名新闻人、湖南吐槽王、《湘江评论》主笔的老师和领路人。
他同样是一个共产主义党人，他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无产阶级的记者，是人民的笔杆子。
他是《京报》的创始人，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这是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当时“北京报纸和外国驻北京记者购用的很多”，这有利于打破外国通讯社和报纸对我国舆论的操纵。
1918年10月，邵飘萍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1919年10月，得到“新闻研究院”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这名单中有毛润之、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
他把毕生的力量，都用于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他们的卖国嘴脸。他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反阶级压迫的先驱和斗士。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
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是“已退化于野蛮阶级之人中豺虎，自称文明绅士之强盗化身”；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指出英、日等国政府应负杀人罪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口号。他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
邵飘萍还《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相当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他指出，被帝国主义、军阀、政客指为“赤化”的“祸源”的广东革命政府，其“治绩为全国第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写道：“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
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4月26日凌晨，京师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随后，他被押送到天桥刑场。
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他的一位著名学生曾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他还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