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如何评价明尼苏达大学女留学生起诉刘强东，事件将会如何发展？

4.20 补充：
需注意，起诉状不是证据，案件事实需要双方在随后的程序中举证。
接下来，被告方面可能有几种应对方式（列举未必详尽）：
答复起诉状。注意，在答复中须逐条对起诉状所列举的项目表示承认 / 否认 / 不知情。期待看到被告对事件经过的理解。（经 @踩雪猫 提醒，在答复起诉状以及在后续的程序中，对于可能导致自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被告在这起民事诉讼中也可以引用第五修正案来拒绝回答。）
以原告的起诉理由在法律上存在缺陷，或者因为法院没有管辖权等理由要求驳回起诉（dismiss）。
要求法院做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判决原告败诉。即决判决可以理解为「哪怕你说的都对，也是我赢」，被告假设原告起诉状所列举的事实均成立，仅在法律角度认为基于这些事实应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
个人预测，考虑到起诉状对侵权事实的列举非常切中要害，被告要求即决判决的可能性不大。而在程序上，可能还会有一轮攻防，随着被告律师进行下一步行动我会继续提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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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更新：
在此事件中，大部分知乎用户，无论自己有着怎样的猜想，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进一步「扒皮」当事人。民事起诉状是可公开的信息，目前也的确有起诉状原文在网上流传，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信息：
起诉状称，京东承担了刘强东参与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博士项目的费用，并承担了刘强东在美期间的开销。
起诉状称，刘强东在原告不知自己会露面的情况下，借由他人出面，邀请原告参与京东的「商务晚餐」，并在期间强迫原告饮酒。
起诉状称，刘强东在晚餐之后，迫使原告坐上京东租用的车辆，在京东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违背原告意愿触摸原告身体。
起诉状称，刘强东进入了原告居住的公寓，使用暴力迫使原告屈从，进行了性器官的侵入，并留下了精液。
起诉状称，原告向朋友发微信表明自己受到了强奸，朋友报警，警员赶赴现场并发现了当时赤裸的刘强东，为其戴上手铐并带离现场，过程被警员佩戴的可穿戴摄像头所记录。
起诉状称，原告始终没有表示过同意，并且在事发的凌晨向警方明确表示自己遭到强奸。
起诉状称，原告在随后接受警员询问时，重申自己受到了强奸。
起诉状称，原告接受了医学检查，医疗人员提取了DNA证据。
起诉状称，刘强东在被警方逮捕后，在律师陪伴下向警员做出供述，承认自己与原告进行了性行为。
起诉状强调了京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刘强东是京东员工，在进行工作职责范围之内的商务活动时进行了侵权行为，且京东为刘强东在美国的活动，包括举办商务晚餐、购买晚餐上的酒等行为提供了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出了偏差，原告要求赔偿的金额不一定限于五万美金，五万美金只是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立案标准。起诉状中声明，原告保留主张更多损害性赔偿的权利。
该事件，暴露了人性中贪婪、傲慢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同学们的善良。起诉状提到，有明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积极鼓励原告报警、并且为警察执行公务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协助。
总该有人站出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正义的事情，而不是受到任何势力的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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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原回答
刘强东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如果积极应诉，那么当时的事实细节就有可能一件件在法庭上被披露，接受陪审团的检验（当事人也可以选择不交给陪审团审理，在民事案件中，申请使用陪审团是一项权利）；
如果不积极应诉，无论是败诉还是和解，都会给人留下理亏的感觉，侧面让公众认为指控属实。
在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时候，我在回答中提到，当事人还有机会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burden of proof) 会低于刑事案件。一个烂大街的例子是，辛普森案中刑事谋杀罪名没能达到定罪标准，但民事层面的过失致人死亡（wrongful death）成立。
另外，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不可能被缺席判决，而民事诉讼中如果一方在程序规定期限内没有应诉，法院是可以做出缺席判决(default judgement)的。另一点不同是，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受第五修正案保护，可以拒绝作证。而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通过传票，强制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作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就不得不把事情摊开来说明白，并且需要经受对方的交叉质询。
目前，路透社和纽约时报都进行了报道：
有几点值得关注的信息：
起诉事由有六项，包括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民事上的故意伤害等。前面提到，民事侵权责任成立的标准要低于刑事；
一些国内媒体报道将起诉事由翻译为「殴打」，怀疑是对 battery 一词的错误翻译。Battery 是一项民事侵权事项，指一方故意进行对另一方造成伤害的的身体接触，而不一定是通俗意义上的殴打。
具体要求赔偿的金额没有公开，相关报道根据立案标准来推论，要求赔偿的金额高于五万美元（这一点一些国内报道出了偏差）。不论额度如何，这次起诉都间接否认了之前所谓的「5000 万美元和解」传闻。
原告要求京东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侵害行为发生时，刘强东表面上看来正在从事和工作相关的事务。在美国的民事侵权法中，公司雇员如果在从事工作事务时侵害他人权益，被侵权方可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有两名京东工作人员，刘强东的助理 Yang Han 和 Zhang Yujia 参与了侵权行为，这也同样成为京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
提起民事诉讼，意味着原告身份全面曝光，Liu Jingyao 这个名字已经被外媒披露了。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同学们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一起引发如此关注的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只有在自己选择走到台前时才被公之于众，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北境永不遗忘。
如何评价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中的演讲？

感谢 @Ikaros Sigure 提供的翻译，建议大家在关注这道「女权」相关的问题时，先了解一下背景再形成观点。：
演讲涵盖了几个方面：
1、介绍女性在获取教育资源方面遇到的困难：成绩更加优秀的女性考生，受到学校选拔方式和家庭教育观念的双重影响，在升学率的表现上反而不如男性。
2、指出了女性在校园和学术圈中遇到的刻板印象：校园主流文化让女性不敢展现自己的竞争力。大学社团排斥女性加入，而这一排斥也在社会中得到了延续。
3、介绍了性别研究（或称「女性学」）这一门学科，回顾了这一新兴学科所遇到过的质疑，并阐述了自己该学科的见解：孕育了女性学这一学问的虽说是所谓「女权主义」的女性运动，但女权主义绝非要让女性像男性一样、或是让弱者变成强者之类的思想。女权主义追求的正是让弱者本身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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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以为，这篇演讲对于讨论我们身边的性别问题也能提供很多启发，至少能扫平一些常见误解，比如：
1、误以为给女性提供消费品、提供被宠爱的感觉就是「女权」的体现。
上野千鹤子在演讲中指出了日本社会价值观中存在的一点问题，在我们身边也同样适用：
女孩子从小开始就被期待要「可爱」。那么「可爱」是一种怎样的价值呢？作为一种被爱护、被选择、被保护的价值，其中隐含着绝对不能威胁到对方的意思。
国内一些自媒体和商家，将平权问题庸俗化，试图用一个包包来解决问题。殊不知，女性成功让男性伴侣为自己购买消费品，并不是女权的体现。抽丝剥茧，其本质依然是男性在进行资源的分配，让女性感受到了自己被选择、被保护的价值，并不是权利的平等。
2、混淆了「性别歧视」的内核，不断攻击表层的稻草人，而忽视更为系统性的区别对待。
性别歧视的本质，在于基于性别而剥夺平等竞争的机遇。「歧视」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在现实中经常伴生出「侮辱」「刻板印象」等等更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衍生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不断打击这些衍生的移动靶（比如某些企业家的奇葩言论、商家不当宣传语等），同时也需要思考其社会经济来源。上野千鹤子的演讲中举了教育资源分配，对于职场方面没有多展开，而后者在现实中同样值得关注。
3、误将个别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借助偶然的个人特质而取得财富和知名度的女性作为「女权」标杆人物。
就像褚时健成为创业偶像一样，邓文迪也荒谬地成为了「女权」榜样。之前我在评论「马云谈 996」事件中提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每一个都将财富摆在权利之前。用财富衡量成功本就值得商榷了，再用成功去丈量权利，所得到的误差只能更大。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演讲中所说，「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仅仅用在让自己站在金字塔顶之上」。邓文迪站在（用财富衡量）的金字塔顶，而如果她并没能让出身普通家庭、除了教育之外没什么额外禀赋的女性就能在职场更平等地和男性竞争，那么也称不上什么「女权斗士」。
这就是结合该演讲和我所见的社会舆论产生的一点想法，再度感谢译者，并向大家推荐这篇演讲。
如果霍格沃茨的校长是郭德纲会怎么样？

7、死亡圣器
老老年间，有三件圣器流传：
一件是镶了翡翠的长老打 x 棍。老老年天气冷，巫师们经常出恭出到一半冻上了，就得打碎了再用消失咒变走。一般的打 x 棍，经常打不断，最后还得自己坐回去 -要不然一个消失咒出去，半拉屁股跟着没了。只有长老打 x 棍才能每次都打干净。
一件是独角兽嗉的隐身衣。独角兽毛，诸位见得多了，但这独角兽嗉可是稀罕东西。独角兽经常用舌头去舔脖子下面的毛，这个地方就叫做嗉，穿上去特别暖和。当然也有仿的，比如说斯内普院长那件，就是用独角兽胳肢窝毛编出来的，隐形效果倒也还行，就一股咖喱味容易暴露目标，只有在印度能使用。
还有一件，是梅林的胆结石，斯内普院长的父亲以前就有一块。塞弗勒斯斯内普院长的父亲，约翰史密斯先生，有一处三十三平方公里的院子，里面就二十平米一间房，房里摆一口冥想盆。约翰史密斯先生每天在盆里面泡澡以及潜水，早上泡澡，中午开始潜水。晚上捞出来，把梅林的胆结石塞嘴里，一会一看，嘿，栩栩如生！

6、混血王子
郭德纲：斯院长有三大爱好--
全体学生：熬魔药、抹发胶、打小报告！
郭德纲：说得不齐，我们再来一遍-
全体学生：熬魔药！抹发胶！打小报告！！！

5、凤凰社
哈利：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罗恩：哦？
哈利：古人说，梦都是有预兆的。比如说，梦见水，要发财了；梦见家养小精灵，就是要犯小人...
罗恩：那你昨晚梦见啥了？
哈利：我梦见把亚瑟韦斯莱先生给咬了一口。
罗恩：我爸爸？
哈利：诶！！！！！
罗恩：去你的吧！不是啊，这咋回事，你把我爸爸给咬了，然后呢？
哈利：然后就醒了呗，醒来一看，发现坏事了，坏大事了。
罗恩：哪坏事了？
哈利：我昨天脱下来的袜子少了一只！
罗恩：嗨！！

4、火焰杯
（背景：伏地魔让虫尾巴看下来一条胳膊，帮自己复活了。谁知一魔杖下去，给哈利硬是拿个除你武器咒扛下来了。哈利抓住门钥匙飞回学校，郭德纲校长慌忙问事情的经过。）
哈利：就看这么一大锅药咕嘟咕嘟灌下去，伏地魔嗝喽一声...
郭德纲：死啦？
哈利：又活过来了！然后虫尾巴在哪嗷嗷的哭啊...
郭德纲：高兴感动的？
哈利：疼的！

3、阿兹卡班的囚徒
霍格沃茨的禁林里面有一群鹰头马身有翼兽，每一匹都是海格的骨血。
马尔福：嘿，你看！那还有匹双峰骆驼！
赫敏：你看清楚点，那是海格骑过的鹰头马身有翼兽。

2、密室
（哈利和罗恩没赶上霍格沃茨特快，只能驾驶罗恩他爸的飞车上学；飞车的油箱就饭盒这么大，在纽卡斯尔下来加了一次油，问农场主，霍格沃茨在哪，农场主也说不知道，得问村长。）
哈利：咱们的采取点麻瓜的高科技。
罗恩：啥高科技啊？
哈利：扔鞋吧。

1、魔法石
郭德纲：这个厄里斯魔镜啊，每个人在里面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你，哈利，苦命的孩子，没爹没娘的，看到的就是一家人在一块。斯内普院长，看到的就是自己抹着发胶，熬着魔药，跟伏地魔打小报告。
哈利：校长，那您说说，伏地魔看到的会是什么啊？
郭德纲：伏地魔啊，我猜他看到自己拿着长老打 x 棍，披着独角兽嗉的隐身衣，嘴里含一块梅林的胆结石。
哈利：去你的吧！
如何评价蔡徐坤给哔哩哔哩发律师函？

若恶搞不自由，则打 call 无意义。
何帆法官在《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一书的译者序之中，提起过中国法院一个关于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判决 -- 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
该案判决书对案件事实做出了归纳：
2002 年 6 月 14 日，《体坛周报》刊出一篇题为《某国脚涉嫌赌球》 的文章，该文称“有未经核实的消息透露，6 月 4 日中哥之战，某国脚竟然在赛前通过 地下赌博集团，买自己球队输球。” 又称“某国脚总在最关键的时候失位，两个 失球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被告《东方体育日报》转载了《体坛周报》的文章，并发布了一系列后续文章，指名道姓将赌球传闻的主角指向范志毅。范志毅随后起诉东方体育日报，主张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万元。被告则辩称，自己的报道是对传闻的「求证式报道」，并未降低原告的社会评价。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范志毅败诉，而判决的说理部分颇为精彩。
判决书首先指出，被告行为并不存在主观过错、未对原告名誉造成损害后果。而随后关于「公众人物」的一段说理，堪称是裁判文书的经典之笔：
本案争议的报道是被告处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闻规律，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出发，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而采 写的监督性报道。关于原告赌球的传言，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个人的私事或名誉，但原告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原告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被告作为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其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划重点：公众人物应当对舆论监督予以容忍与理解。
不止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另眼相看」。例如，在美国法律中，针对公众人物所发表的言论，即使存在不实信息，只要不存在真实的恶意（actual malice），也不构成诽谤。在法律的眼中，公众人物通过舆论获得了影响力，也应当承受舆论更加挑剔的目光。
当然了，这不是说只要人出名了，我们就可以肆意对其施加网络暴力。看了问题下一些回答，发现事件还有一些待查明之处，比如是否存在血腥暴力内容等（哪怕是蔡徐坤，也有权利起诉以阻止人们把他的脑袋配上血浆特效当球打）。
但也希望蔡徐坤的法律团队们能够反思一下：在享受关注度带来的收益时，是否能够容忍并理解舆论？更何况，除了少部分不这么友善的视频之外，绝大多数视频都只不过是复制或者戏仿了蔡徐坤本人的动作而已。照这么说，我上周打球的时候，从三秒区一个后撤步撤到三分线外跳投，也没见哈登给我发律师函啊！
想要饭圈山呼海啸打 call 声，又要隔绝一切不想听的声音；想要源源不断的流量，又想流量服从于自己的指挥...
人啊，不要太贪。
有哪些被滥用或误用的名言或熟语？

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经常被误读为「法律不用讲道理」或者认为社会中的「实然」就能推导出法律中的「应然」。
其实霍姆斯大法官本意并非如此，他在说出这句话时，其实是带有回溯的眼光，检验法律的来源，而不是用前瞻的眼光来检验法律应有的样子。
这种误读，可能和中英翻译所流失掉的时态有关。
原文是：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这里使用了现在完成时的时态，说得啰嗦一点，可以理解为「法律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不是因为逻辑，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的经验。」
这一点，完整阅读这句话之后的内容，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In order to know what it is, we must know what it has been, and what it tends to become. We must alternately consult history and existing theories of legislation. But the most difficult labor will be to underst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to new products at every stage...
法律包含着一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变迁的故事。对待法律，不能像是对待一本仅仅包含着定理和推论的数学书籍。要了解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曾经是什么、倾向于变成什么。我们必须检视历史和现存的立法理论，但最艰难的工作，是在每一步中都理解上述两者的结合。
（节选自霍姆斯所著《The Common Law》
结合下文，可以看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话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法律发展变迁的历史，而并不意味着用经验来指导未来的立法。
例如，研究婚姻法中的彩礼和嫁妆，评价该类财产是否应当算作夫妻共同财产，需要考虑历史中彩礼和嫁妆的作用，但这不代表就不能作出超越历史传统的立法。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移风易俗、引领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作用。
再比如，在美国十四修正案相关的平等保护与民权问题中，一个种族是否在历史上收到过系统性的压迫，是理解在特定时期平权相关判例所必须，但这也不意味着未来的法律就一定要依赖这种「经验」（否则司法的能动性也无法得到体现）。
简言之，「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话可以指导我们分析某条法律如何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但并不是说，未来的立法就要对社会现实亦步亦趋。
如果回到20年前，以自己的所学有可能成为当时法学界的学术新星吗？

感谢 @一丁 邀请，
假设题目设定中的「自己的所学」包括语言能力，假设签证不存在问题，那么我选择先申请美国 JD，在当时甚少有中国学生选择这条路径的情况下，有望冲击 HYS 水准学校。
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知乎，所以我忘我地投入法学院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法学期刊编委会。期间，由于多次神预言联邦最高法院的关键判决，包括 2000 年的 Bush v. Gore「世纪判决」，我成功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年轻人，你很有想法，来跟我参与宪♂法♂时♂刻♂吧！」
-- Bruce Ackerman
3 年 JD，一年跟着州最高法院法官当书记员，一年忙着抢在刘瑜之前写了一堆关于美国法律的畅销书，然后又读了四年 SJD。时光荏苒，转眼来到 2007 年，这时朱苏力还在北大法学院任院长，加把劲，三十年太短只争朝夕，利用这一时期的大环境足够刷出副教授成就了。
教练，我想研究比♂较♂法♂学♂。
然后，就看自己的操作了，
Bad Ending：在某次赴美参与学术交流时，被海关告知不准出境。
「我是一名学者！学者就该说话！」
养老结局：到隔壁清华大学带大一新生读红楼梦，与世无争。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网红结局：继续出书，靠穿越者外挂，把世纪初一群稚嫩的公共知识分子压制到怀疑人生。
「拨开历史的迷雾，自从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历史必然。（写于 2015 年）」
郭沫若结局：在 2018 年，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增添道路自信，社科基金拿到手软。
「一个王瑞恩，能顶美国几十个研究中心。」
自强不息结局：在自己原有研究道路遇到天花板之前，运用穿越者外挂迅速转向其它新兴领域，如企业破产法、金融衍生品、网络主权、虚拟货币、隐私合规等，永远引领潮流。
「咦，这里有道题目：如果回到20年前，以自己的所学有可能成为当时法学界的学术新星吗？」
如何评价浙江拟用征信约束频繁跳槽？

知乎上「如何评价」的问题有点泛滥，不过对于一项政策，倒是有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框架：从正当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作出评价。
正当性方面，则需要考察该政策是否符合法的精神，是否符合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观念；有效性方面，要看能不能实现目的，是否属于实现目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在这两个维度上，用个人信用体系来约束「频繁跳槽」，都很难得到正面评价。
先说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写道：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法》也秉承了宪法的精神，劳动法之中有「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等表述。不合理限制择业自由、打击劳动者就业积极性的政策，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至于是否符合现阶段社会价值观，其它答案已经有多方面讨论了，不赘述。
至于功利性，就要看看征信的目的是什么，再来评价某种手段是否有助于实现该目的。
个人征信的目的，在于为判断个人未来不按期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性提供依据。不履行合同，可能是由于经济能力不足以履约，也可能存在特定的行为模式表明此人会出于其它原因违约。而在这两方面，记录频繁跳槽的行为都无助于识别出违约风险大的群体。
然而，职场有一种较为普遍、也经常能得到验证的现象：跳槽可以带来收入的提升。知乎对此还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照这么说，频繁跳槽者的收入水平，不会亚于其它条件类似而工作更为「稳定」的群体，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不能履约的风险未必更高。
其次，某人频繁跳槽，也不代表 ta 具有频繁违约的行为模式。辞职不等于跑路，频繁经过协商中止劳动合同并不等于频繁违约。当然了，如果有实证研究证明，换工作频繁的人更容易成为老赖，那我也无话可说 - 但至少先跑个回归证明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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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额外的想法：
人力资源市场可以靠无形的手来惩罚不诚信的应聘者，不要低估 HR 做背景调查的能力，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行业，圈子其实小得很。再者说了，劳动者频繁辞职背后的原因是否更值得关注，是不是因为原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虚假承诺薪酬待遇，导致劳动者不得不跳出火坑？
不过这就有点跑题了，回到评价「浙江拟用征信约束频繁跳槽」这一政策本身，无非就是两个维度：是否正当，是否有效。
或者说得直白一点：是不是坏，是不是蠢？
如何评价 2019 年京东校招撤销录用意向函的行为？

第一反应是：撤销录用意向函算不算缔约过失责任，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明确一点，校招的录用意向并不是劳动合同，尚不涉及劳动合同的问题。offer 在法律效力上不等同于劳动合同，而是一种单方发出的要约。
但这不代表用人单位可以随时撤回这一类的通知或者函件。法律中有个概念，叫「缔约过失责任」，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
翻译成大白话：对方不厚道，谈着谈着谈崩了，导致我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感情。至于撤回录用意向函，是否属于此列，需要考虑具体有哪些信赖利益受到损失。
例如，在周某诉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案中，被告向原告发出聘用通知书，表示被告已决定聘用原告。原告得知后，向原工作单位提出辞职。不幸的是，原告的体检结果未能达到被告公司《新员工录用前招聘体检标准》，于是被告拒绝录用原告。
法院认为：
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聘用通知书，并不意味劳动合同已成立。原告应当知道体检合格是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但原告在体检当天，即正式体检报告尚未出具，体检结论尚处待定状态的情况下，就向原单位提出辞职，显然有违必要的审慎义务，也是造成其目前无业状态的原因，可适当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法院酌定被告应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原告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失（因为收到聘用通知而辞职）是决定赔偿责任的关键。而对于被撤销录用意向函的同学来说，如果曾经因为信赖京东的录用结果而拒绝其它工作机会，可能成为一个提出主张的方向。
另外，还需要考虑公司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点就比较依赖于具体事实了。如果京东 HR 已经做出了较为具体的承诺，足以让学生产生信赖，那么就更有可能被认为违背了该原则。但较为职业的 HR 一般不会这样给自己挖坑，企业在发送录用意向邮件时一般也会作出充足的提示。
以上是非常粗浅的一点思考，期待更专业的知友补充。
假设有个游戏，你可以无偿获得五千元，但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当场毙命。那么你会玩多少次游戏？

把生死概率摆在台面上，心平气和地讨论风险偏好问题，趋利避害的心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然而，如果根本没得选呢？
根据钟开斌《煤矿安全：转型期中国政府监管面临的挑战》（《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自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中国国有统配煤矿千人死亡率长期在 0.5 以上（千人死亡率指每一千人死亡人数），而国有地方和乡镇煤矿的千人死亡率则高出这一水平。即便是安全措施相对完善的美国，煤矿千人死亡率也要到 0.3 左右。至于收入水平，2016 年有统计称，掘进、综采一线煤矿工人平均工资4200元。（http://www.xkxm.com/news/20160715-105811.html）
玩题目中的死亡游戏和当煤矿工人，哪一种更加划算？
玩 X 次游戏不出事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 X 次方。照这样计算，玩 500 次游戏而不死的概率约等于 99.95%，死亡率为千分之零点五，相当于在国有煤矿当矿工的水平。而完成 500 次游戏收益为 250 万元，粗略来说相当于一线煤矿工人 50 年的收入。更别提，抽出几十分钟时间，玩上 500 回这个游戏，还不会在中年就遭受尘肺、矽肺、关节炎、风湿等职业病的侵扰、不用忍受矿井下恶劣的工作环境。
死亡率听起来很可怕，但为了爬生活这座高山，谁又没扛起过风险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在听到这个游戏规则时第一反应是抗拒，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
或许是潜意识中，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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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不这么沉重的脑洞，如果现实中真存在这种游戏，而且假设只有很少人知道如何玩，那么，摆在会玩者面前的将是巨大的无风险套利机会：
找到一名只有三个月生命、在疾病的痛苦之下有意愿接受安乐死的绝症患者，告诉 ta，现在有一个机会，我教你如何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玩一万次，那么我们平分收益，每人两万五百万，你可以接受最好的临终关怀来缓解痛苦，还能留给家人一笔遗产。微不足道的缺点是，你有百分之一的概率会提前结束只剩三个月的生命。
我们再进一步想象，在这个不合理的架空世界中，可能还存在风险对冲的手段：
还有一个游戏，往一个神奇的机器中投入现金，就有一定概率在下一次死亡后原地满血复活。投的越多，复活概率越大，然而复活概率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随着投入的增加呈现边际递减，且永远不会达到 100%。（比如，投入一万元，50% 概率复活，十万元 73% 概率，一百万 84% 概率）
那么，你会如何在这两个游戏之间配置资产，从而实现风险和收益的最优组合呢？这就是一个金融问题了。
考虑美国的城堡法和不退让法，在自己院子里埋地雷防贼合法吗？

答案很简单，不合法，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地雷本身受到严格管制，合法持有收到严苛的限制。
这一点，推荐阅读 @刘翔熙 的回答，持有爆炸物即使在美国也面临非常多的局限，个人几乎不可能达到合法持有地雷的条件，一些州也直接禁止了持有地雷。另外，禁止使用地雷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已经有约 170 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用地雷的《渥太华协议》。美国虽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已经于 2014 年推行了和协议精神大体一致的政策，包括禁止在除朝鲜半岛以外的任何地区使用反人员地雷、禁止生产和获取反人员地雷等。
我们姑且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将问题中的地雷理解为「一种隐蔽的，可被闯入者触发而造成杀伤的设备」。那么，在院子中使用这种设备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依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后院并不属于城堡法则中的「城堡」。
美国早期判例谨慎地将「城堡」解释为房屋，而不是范围更广的私人土地。例如，在 Lee v. State, 92 Ala. 15, 9 So. 407 (1890) 一案中，被告人走出房屋以外后开枪击毙与其发生争执者。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判决说理中虽然认可了「城堡法则」的意义，但认为只有「房屋」才是居住者的「城堡」，维持了一审过失杀人罪成立的判决。
随着法律的发展，一些州的立法开始扩大「城堡」的范围。例如，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就将城堡法则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了和房屋紧密连接着的门廊和露台。但从目前的法律实践来看，后院还没有被纳入城堡的范畴。
2、单纯进入后院，尚不足以触发城堡法则。
很多朋友可能误解了城堡法则，城堡法则并不是说可以对于自己家中的一切犯罪者都可以格杀勿论。在存在城堡法的州，法律普遍有限定要求：只在发生重罪（felony）级别的犯罪或者存在暴力行为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致死性手段进行防卫。如果仅仅是闯入他人后院，而不存在诸如携带武器之类可能被认为构成重罪的行为，那么充其量只能达到轻罪（misdemeanor）级别的非法闯入（trespass），尚不足以触发城堡法则。
3、在私人土地上设置陷阱造成伤亡，还会被追究民事侵权责任。
美国侵权责任法有个经典判例，Katko v. Briney, 183 N.W.2d 657 (1971)，对设置陷阱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讨论。
本案中，被告在一处长期被空置的房产中设置了一个可被弹簧触发的霰弹枪机关。原告未经许可擅自闯入，触发了机关，被霰弹枪击中腿部造成重伤。原告对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胜诉，法院在判决中总结道，「法律对生命安全的价值评价要高于财产安全」，并阐明了一条原则：虽然土地拥有者没有义务确保非法闯入者的人身安全，但也不能设置陷阱人为制造生命威胁。
简言之，哪怕刚下飞机，人在美国，也还是别在家里埋地雷了，城堡法帮不了你==
如何评价经纬张颖的那句「跟中国的创始人厮杀，你们会被杀得片甲不留」？

判断自己是否「躺赢」，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酒吧斗殴，又赶上停电了，那么王八拳说不定能放倒拳击冠军；但如果双方都站上敞亮的擂台，真的会「再赢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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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美国科罗拉多州向 Uber 开出 890 万美元的罚单，原因是 Uber 对司机资质审核不严，有 12 名带有重罪前科和 17 名有严重交通违章记录的司机蒙混过关开上了 Uber。同年，Uber 以支付 2000 万美元赔偿的代价，和美国联邦运输委员会在一场诉讼中达成和解，诉讼的缘由是 Uber 涉嫌虚假宣传、夸大了司机的平均收入，宣称在旧金山开 Uber 的平均年收入是74,000 美元，而真实水平只有53,000 美元。
2019 年 3 月，亚马逊上一个卖减肥产品的商家因为伪造商品评价，也就是俗称的水军刷单，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 1280 万美元。说到亚马逊，这也真是邪门的一年：CEO Jeff Bezos 婚外情曝光，和妻子 MacKenzie 的离婚正在进行中，1400 亿的财富面临分配。虽然法律并没有强制对半分，但考虑到 Jeff Bezos 的不忠行为，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会被分给女方。没有人想要守得云开见月明。
对了，我还找了很久的资料，想知道那些公开宣布周六属于正常工作时间的欧美公司怎么样了，很不幸，没能找到。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他们知道这种话不能落在纸面上。
题目中「跟中国的创始人厮杀，你们会被杀得片甲不留」的言论，出自所谓的创业纪录片《燃点》，片中还有一句：「中国的创业者更加全面，更加拼命，更加渴望，更加聪明，对目标的实现也更孤注一掷。」
真的是别人不渴望、不拼命、不孤注一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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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而能力全面的骗子，首先是一名骗子；对成功充满渴望的传销头目，首先是一名传销头目；实现目标孤注一掷的违法者，首先是一名违法者，这一点区分非常重要。
有人可能会说，站在道德高地进行说教很容易，纵观全球，真正双手干干净净完成原始积累的商业帝国又有几个？但我们依然有必要判断，一名创业者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仅仅因为得到了时代的眷顾。
2019 年初，Ofo 创始人戴威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徐小平评论道：「限制戴威坐飞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恰恰相反，戴威出生在了中国数千年来对于商业冒险最为宽容的年代。如果穿越到盛唐，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戴威恐怕要给被拖欠押金的用户们打工还债，甚至连他的男性家人也会收到波及。
唐宋法律进一步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注：《宋刑统》卷二十六《杂律》“负债强牵财物”条下引唐《杂令》。参见《唐令拾遗》，第789页。） 私债也可以劳役抵偿。
破产者的债务能够得到免除，是现代社会的创造。创业者们不希望自己被卖身为奴、家破人亡的恐惧所笼罩，这才逐渐有了法律中的破产制度。在中国，破产制度直到 2006 年，通过《企业破产法》，才相对固定下来。早生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都赶不上这个对企业家精神如此鼓励的时代。
更别提，对于那些「孤注一掷」乃至不惜跑路、爆雷的 P2P 金融「创业者」来说，再早个几年，集资诈骗罪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
特殊的时代背景，为一部分具有特殊品质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荣耀，这并不代表这些品质更加优越、更加值得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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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创业者就需要将对手杀个片甲不留？
想问问各位创业者，你们为什么要开创一番事业？难道是因为热衷于让自己和团队遭受非人的折磨，难道是因为享受摧毁一个个对手的快感，难道是期待在摧残了自己和对手之后，观众对这一切报以热泪和掌声？
不是啊！有这种念头的人，或许古罗马斗兽场更加适合他们。
我一直认为，创业者是一群给世界做加法的人，能够脱离拥挤的坦途，另辟蹊径，在地图上标记出新的道路。
有一则谣传，我们姑且搁置其真实性，只是用来说明一个道理：
为了得到最优秀的獒，训犬者往往将数只同样年纪的幼獒放在一个窖坑内，没有食物，或许只有极少的食物，仅够一只獒吃的，这些獒，必须经过残酷的竞争，最后只能有一只獒活下来
再怎么说，踏着同伴的尸身脱颖而出的狗，依然是一条狗。
现在的人为什么不好好工作，都想着「搞点副业」？

或许是因为副业的收益能够迅速得到量化，提供一种即时的正反馈；而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工作中能力和资源的积累，要通过比较长的时期才能体现。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接了一份辅导英语的家教，从圆明园地铁站上四号线、海淀黄庄转十号，一直到团结湖出来，往返折腾两个小时，再上两小时课，每周去一到两次，每次赚 400 块钱。当时可是把这份兼职当成个大宝贝来看待啊 -- 跑上四趟，一个月生活费就出来了，每次都拿着鼓鼓的钱包回来。这种满足感，在当时的确提供了一种莫大的正反馈，驱使我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四小时。
相比之下，教育带来的正反馈要迟缓得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给他的生活费翻个倍，马上就能感受到激励；要是告诉他，四年乃至六七年后，你的选择可能会导致第一份工作起薪差个百分之几，却未必有这么强的激励感，哪怕后者贴现过来也远高于这点生活费的变化。
当然了，每周花八小时做家教，未必就会降低教育的回报，以上只是基于一个经不太起推敲的暴力假设所做的说明，但道理是那个道理：把时间花在副业上，收益非常直观；投入到主业上，收益更加虚无飘渺，这也导致人们对前者更有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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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搞副业就是鼠目寸光了。私以为，以下几种搞副业的方式是非常有益的：
通过副业来锻炼专业能力。不少程序员和设计师会接私活，也有一些律师朋友喜欢写东西、制作课程，更不要提媒体界的朋友了，给公众号写个稿啥的都是家常便饭。这些工作，可能会锻炼到一些对于本行业十分重要，但在工作环境的流水线中很少得到应用的能力。通过私活来运用一下吃饭的本事，手不容易生，知识技能可以得到更新，对于工作也有帮助。
通过副业来增加发展机遇。 谁知道这个临时搭起来的草台班子会不会捣鼓出一款话题级别产品，火爆一时的千千静听不就是搞副业搞出来的吗？可能这个饼画得太大了，往小里说，通过搞副业来嗅探行业动向、结识一些脑子活络的同行，也不失为一种资本。
把副业当作一种消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比如 @王妈妈 从小就喜欢给人介绍对象，现在用业余时间捣鼓一个相亲平台，看着还挺乐呵的。
也有一种可能，对于特定行业来说，搞副业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理性选择。
前面提到，要警惕沉迷于副业的短时回报，丢了西瓜捡芝麻，但如果所在行业摸索到尽头也没有西瓜呢？如果一份职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安全网，但向上的空间也很有限，在专业能力上的投资回报比很低，那么搞点副业也就相当合理了，此处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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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副业如此诱人？或许还有一点：人们对副业的期待较低，时常抱有「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态，干得成当然可喜，干不成也不会过度懊恼。而对于主业来说，工作搞砸了，上级的批评、同事的不信任、发展前景的挫折都会接踵而至，逃无可逃。
如果副业变成了主业，过往的快乐来源也可能变成焦虑的源头。工作之余写点东西，有人喜欢看，得到一些关注，感觉还挺有成就感；如果把搞自媒体当成职业，完了，一会担心阅读量、一会要伺候广告主，一会担心监管政策收紧了直接炸号，每天过得跟打仗一样。
我其实也动过靠写东西走上自由职业之路的念头，但看到张公子、跳舞、流浪的蛤蟆等几位的分享，瞬间被劝退了：自由职业，看似自由，但真搞起来，所需要的自律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抗压能力甚至高于朝九晚五（或者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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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警惕「斜杠青年」的称号。要我说，一些「斜杠」不过是为迷茫者定制的骗局：所谓「自由撰稿人」「自由摄影师」「XX 博主」，没有受过实用写作和新闻道德训练、游不出摄影论坛这么一点点大的池塘，对个人品牌和变现模式都没有系统规划，就急不可耐给自己添上了一道杠，却没想过自己扛不扛得起来。
要么当个普通的爱好者，别想太多；要么就当一份事业来做，琢磨透、下功夫。靠不断画斜杠来安慰自己，到头来却事事无所用心，这并不可取。
以此自勉。
作为研究生，你认为导师应该遵守哪些行为准则？

说一个很小的细节：和学生在办公室里一对一交流的时候不关门。
我在明尼苏达上学的时候，到教授办公室去请教问题，进门的时候随手要去关门。教授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敞着门就好」（You may leave it open.）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少教授都有这个习惯，有的直接在办公室上加了个门挡，一到接待学生的时间（office hour）就有意把门敞着。
学法律嘛，好琢磨，就觉得这事应该是有意为之。看了一些网上的讨论，发现会见学生时敞着门的确有几大好处：
能够降低学生受到性骚扰的几率。UCLA 就曾经禁止一名受到性骚扰指控的教授关起门来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可见「打开天窗说亮话」的确是防止不正当接触的可行手段。（链接：Universities Slap Rules on Professors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 [incl. Gabriel Piterberg]）
能够降低教授受到不实性骚扰指控的几率。这是上一条的另一面，万一被「碰瓷」了，敞开的门也是自证清白的重要证据。
能够劝阻学生的非分要求，避免一些学术不端行为。难免会有学生想要找教授求情修改考试分数，甚至尝试贿赂。对此，坚持和学生会面时敞着门，也宣告了自己内心敞亮，别想关起门来搞小动作。
其实 @我是Nell 的回答已经非常详尽全面了，这里只是想到哪说到哪，做一点微小的补充。
刑法中为什么要区分作为犯与不作为犯？

因为社会对不同人的行为底线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做两组假设，先是第一组：
A-1 ：某甲听到自己隔壁房间有婴儿哭闹，并听到了邻居和别人打电话，电话里邻居说要把她的孩子饿死。某甲依旧该干啥干啥，结果婴儿被饿死了。
A-1: 某乙生了孩子，她在怀孕的时候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没能成功进行人工流产。在孩子出生后，她不给孩子喂食，婴儿很快就饿死了。
第二组：
B-1: 某丙在海边散步，看到有人落水呼救。某丙想：虽然我会游泳，但救人太危险了，何必呢？于是转身离去，落水者被溺死了。
B-2:某丁是受雇于海水浴场的专业救生员，每月领取 7000 元工资。在工作时间内，某丁看到有游客溺水，且纵观当时的状况，凭借某丁的能力，足以救助溺水者而自身无生命危险。某丁拒绝救助，游客溺死了。
朋友们，如果你是立法者，希望选择谁来接受刑事处罚、被剥夺自由乃至其它基本权利呢？又会认为谁的做法虽然「不道德」，但又似乎不应该受到刑法制裁呢？
我会选乙和丁接受刑法的制裁。虽然甲乙丙丁都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导致他人死亡，但他们的身份不同。甲和丙只是旁观者，乙是死者的监护人，丁基于职务有义务保障游客安全。乙和丁肩负着更重的义务，他们「撂挑子」的不作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不道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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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如翔 的回答，对于问题解释得很充分了：作为犯和不作为犯是刑法学的概念，两者构成要件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不作为犯具有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作为义务而不履行」。
这一点区分，对于社会的运行很重要。虽然有时我们感叹人心的冷漠，但另一方面，让我们因为非自己分内之事而遭受刑罚，被剥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同样是可怕的事情。
我们赞美见义勇为者，鄙夷袖手旁观的看客，这都是道德在发挥作用。而如果法律挥舞着刑法的武器，逼着人民跳进冰冷的海水，那的确有些过界了。
不辞职就找下家，属于缺乏职业精神的表现吗？

个人看来，以下行为属于缺乏职业精神的表现：
1、向潜在雇主暗示自己掌握并愿意泄露现公司商业机密，从而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
2、使用公司资源为自己求职提供便利，例如使用公司服务器的计算资源，完成潜在雇主布置的笔试任务；
3、为了应聘而搁置在现公司的重要工作任务，影响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度；
以下行为不属于缺乏「职业精神」：
1、遵守各类合法有效的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在寻找新工作时不损害原公司利益；
2、在非处理工作事务的时段，关注行业动态和机遇；
3、依然勤勉完成现公司的任务，并妥善准备离职交接，确保自己负责的事务有人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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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句：现实中，滥用竞业禁止协议的现象非常普遍。
在法律实践中，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必须有经济补偿、必须有明确且合理的期限、必须具有一致性（限制从事的职业范围必须和原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致）、必须确实具有商业秘密（而不是一般的商业信息、知识或技能）、必须存在签订对象和商业秘密特定的接触（例如，腾讯的前台被要求禁止去阿里工作，这样的协议有效性就相当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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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完毕，回到问题本身。
尊重行业的流动性，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职业精神」吗？择业自由，有各种制度上的「基础设施」铺路。比如上面提到的，竞业协议不能滥用，比如律师行业的利益冲突不能拍脑袋，而要基于明确的行业规范来判断等，这都是在为劳动者自由择业而创设便利。
我们需要提防的，是管理者高举「职业精神」的旗帜，内心却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家仆，以职业精神为名侵蚀员工在履行职责之外的自由，以此来渲染服从文化。
这才是不职业的体现。
如何看待医生高铁上救人，却被索要医师证？

感谢 @朱熙杰 邀请。这件事之中，从程序合规的角度来说，医生干得漂亮，乘务员大体思路可以理解，但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很委屈。
医生发挥专业能力，承担了工作义务之外的负担，妙手仁心救病患于危难之中；
乘务员做事滴水不漏，既然发布了广播寻找「医生」，就要确保找来的的确是资质齐全的医生，同时也有效避免了自己的法律责任。问题在于，保证书是在事后签下的，也就是说，乘务员可能并不是为了阻止潜在的非法行医，而只是单纯想要撇清自己。
假设，改变事件设定，真的出现了冒充医生者，而乘务员在进行诊治前就要求核查证件。乘务员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有效制止了犯罪行为吗？（非法行医属于犯罪。）
对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让医生简便地证明自己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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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必备技能。
规避法律责任不可耻，有则笑话说：法务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在飞机上发的，上面画了大大的花生图案的油炸花生零食包装袋上写 「小心，内含花生！」。这听起来很荒谬，但却很合理 - 万一对花生过敏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吃了一口致死，至少相关方可以因此避免天价赔偿。如果不允许他们印上这样的包装，航空公司可能采取更加一劳永逸的做法：干脆不再飞机上提供花生了，这可真是对花生爱好者不友好的世界。
我们可以做个发散思考：如果你的眼镜上有一台微型摄像机，随时拍摄实时影像，会不会更加愿意扶起摔倒的老太太，而相对不这么害怕被家属讹诈？记录扶起老太太的全过程，并不是对你的贬低，而有可能成为一种保护。
诚然，事件中采取的写保证书的方法，在互联网时代实在太落后了，具体操作尺度上也可能显得不够尊重人。如果能有国家认证的网站或者 app，一键调出执业资格，自动生成保证协议，这或许能缓解像这样的尴尬局面。
另一种可能是，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列车广播：
15 车 7 排 C 座一位旅客突发重病。注意，这条广播不是在寻找医生，仅仅是陈述事实，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在寻找医生。
我们无法保证什么人会在听到广播后赶往现场，我们无法预期 ta 会做出什么举动。如果有任何人在听到广播后，对该名旅客采取了任何措施，都是他自身的决定。我们没有义务核查任何人的职业，也不会提供这样的服务。注意，这条广播不是在寻找医生。
一个脑洞，不一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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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医生在现场紧急对病人实施急救，虽然不在法定医疗场所中，但并不属于「非法行医」。详见评论区。
感谢 @胡远东 提醒，核查身份发生在诊治之后，原回答已做修改。
如何看待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事件？如何确保学校食堂安全？

无意比较中美法律差异，仅供提出一个脑洞：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美国，律师肯定激动地拍着轮椅站起来：私立学校？提供发霉过期食品？受害者可能多达上千人（据报道，涉事公司向多家学校提供服务）？
赶快发个链接，让家长们一起参加集体诉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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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诉讼的精髓，在于汇总众多个人类似的诉求，共享胜诉后的果实。一名家长能支付的法律服务费用和投入的时间成本是有限的，但如果汇集上千人组成原告团体，就能进行规模化操作，形成更大的合力。（在美国法律实践中，一般 40 名以上具有类似法律主张和事实基础的原告就能发起集体诉讼。）
律所也乐于承担这样的工作，因为诉讼规模大了，赔偿的总额也可能水涨船高。律所通过按赔偿金的比例收取风险代理费用，能获得较高的期待收益。
不好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集体诉讼赔偿的大头都被发起诉讼的原告代表和律师团队拿走了，普通原告时常只能拿到象征性的赔偿，聊胜于无。
我国法律虽然理论上允许集体诉讼，但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困难。这方面 @倪修智 律师过去的一篇回答写得很充分，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另外，中国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态度比较保守，对于民事案件中的赔偿，立法思路上更加倾向于填平被侵权者的损失，而非将赔偿作为一种阻遏侵权行为的手段。（可以想像，如果是在美国，像这样关系到孩子们身体健康的案件，如果原告方能争取到几名为人父母的陪审员，那么在同理心的驱使下，陪审团可能会做出何种天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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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到一开始说的：拿中美比较来说事，并没有实质作用，因此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期待各位前辈立足当下，分享自己的专业建议。
死者发在网上的信息应该被广泛传播吗，还原事件和「消费死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是否应该拥有「被遗忘的权利」？
@invalid s 的回答认为，发布在网上的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单纯转发受害者生前发布的微博的确不属于隐私侵权。（不过，带有侮辱性质评论的转发，可能构成名誉侵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就保护死者名誉提起诉讼。）
然而，受害者在发布微博时，可能无法想象自己面对的受众有多么广大。
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突然坐在了马化腾的位置上，会删除自己之前的微博吗？
对我来说，回答是肯定的。本来只是抱怨一句，ofo 退押金排在了一千多万名，现在可能被解读为对 ofo 开始了资本的最后围剿；本来只是晒一下在一号公路自驾的风景，现在可能被解读为和苹果公司眉来眼去。
埃航事件中的受害者，本来对于使用微博的预期可能很简单，只是记录生活、和熟悉的几十位亲友分享日常，而不是持续多天霸占热搜榜、相关话题得到 6.6 亿次浏览（该数据由 @梓泉 在「小声比比」公众号文章中提及。）
发布 / 不发布之间的区别，和发布给几十个人看 / 发布给上亿人看之间的区别，何者更大？从法律性质上来看，可能前者更大，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显然后者更大。
一张照片，发布给上亿人看，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浏览者会被唤起性冲动，那也是有一万人对着照片撸；一段旅行经历，发布给上亿人看，哪怕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浏览者写下评论说这是在千里送x，那也是一千人发表了侮辱性质的内容。
我们的确需要「被遗忘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欧盟数据隐私方面的法律的确有这个概念，指的是个人有权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删除过时或者其它依法可以被抹去的个人信息。在国内，也的确有个人起诉搜索服务商，要求断开特定搜索词的链接，从而让个人无法被搜索引擎找到的案例。参考 @王融 的文章：
在埃航事件中，尽管微博已经应一名遇难者家人要求，关闭了其微博账号，但遇难者所发布的内容，仍然能以各种形式被搜索到。一个脑洞：或许以后社交媒体会增加一个选项：「我要求网站在本人死亡后，删除所有发布过的内容，并断开搜索功能与本人所发布内容之间的链接。」（例如，禁止搜索引擎抓起本站特定的内容。）（不过相信技术上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或许一时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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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上面仅仅是在回应目前看到的关于隐私的讨论，在新闻伦理的部分期待从业人士的观点。
从读者的角度，我认为最近一些自媒体文章和《永不到达的列车》这样的特稿有本质区别。后者显然是花了一定功夫，寻访相关人士，仔细还原死者的生活。特稿写作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的创业项目最近引发了一位撰稿人的关注，对方甚至要求自己在公司实习一段时间以了解商业模式。
相比之下，如果采访仅仅靠看图说话，对人物的刻画只限于在几条微博的基础上不断抻长扩写，那么我倾向于认为，这位写手对生活和死亡都缺乏敬意。
如何摆脱自己复读机的状态？

重复，是学习与他人沟通的必由之路，但在掌握基本沟通能力之后，务必要让思想驾驭语言，而不是让语言控制自己的思想。
人类的本质的是复读机，这句话说得没错。去看看牙牙学语的婴儿，哪一位不是在重复他人的话呢？上学的时候，不少人拿着经典句式练英语作文；进入职场的时候，搜「面试自我介绍模版」，Google 上有 736,000 个结果；就在昨天，我还求同事发来一份文档，学习其中的表述，用于自己的一份相似工作。
很多时候，语言表述的统一都在帮助我们降低沟通成本。一个尽职调查项目，几名律师分别介绍一个分公司的情况，都用着同样的框架一条条说下来，互相可以横向对比印证；一个项目，不同部门在协调，大家用同样一套数据统计口径，免得你用环比、我用同比，最后大家介绍的数据放一块对比也比不出来什么可用结论。
甚至有的时候，使用网络语言或者亚文化圈子里面的表述，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沟通。例如，加一个「手动狗头」，可以让别人知道这是在故意说反话或者讽刺，免得吃不上意大利面。
然而，在使用流行语的时候，要特别回答开头提到的一点：不要让语言控制自己的思想，不要满足于让脱口而出的流行语代替自己真实希望表达的情感。
有一阵，「朋克」这个词很流行，当时我觉得 @王妈妈 特别朋克，在她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夸赞一句：「真朋克！」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交换的时候，跑到边境和叙利亚士兵合照；
写了篇论文，研究香港情色电影；
写了一篇有争议的稿子，就是不改，谁说都不改。
可以看出，这三种行为体现的性格特质是有所不同的，分别可以概括为
乐于追求具有稀缺性的独特经历和体验
对小众且「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进行探究
在反对声中能坚持己见，不容易因外界评价而动摇。
这些品质，被简单用「真朋克」一词概括，就发生了失真，减损了很多本可以传达的情绪色彩。频繁的使用，还可能导致自己为流行语「脑补」出很多自己能理解，但其他人无法理解的含义。还是上面的例子，可能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朋克」一词代表了「具有独特的兴趣」，只有我习惯于让 @王妈妈 的一切所作所为皆朋克。那么，在向他人介绍这位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以为已经充分传达了自己要描绘的人物形象，对方却一头雾水，只是留下了个「抽烟喝酒烫头弹狗学猫叫」的形象，就失之千里了。
另外，流行语可能会绑架我们的情绪，让他人无从得知自己真实的内心状态。一个人说在座诸位「都是垃圾」，未必是因为愤怒，也未必出于狂妄，仅仅是因为表情包中毒太深。如果大家有着相同的上网冲浪经历，那倒无所谓，但一旦对方和自己信息储备不匹配，不知道背后的典故，就可能完全接受到了错误的信息。
因此，希望大家实验一个「三步法」，摆脱复读机的状态：
1、回顾自己最近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或者句子，梳理一下这个表述的来源，明确它被大众所理解的含义是什么；
2、回想自己最近在什么场景用了这句话，当时自己想要表达的事实信息和情感色彩是什么，与流行语的含义是否匹配；
3、试试重新组织语言，如果不用这句流行语，那么有哪些词汇可以替代它实现沟通效果。
希望大家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做「两行泪」和「两开花」的奴隶！
日前，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可能成功吗？成功后美国方面会有什么举措？

要看如何定义「成功」了，诉讼的目的可能有很多种，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只是其中的一种。
单从诉讼胜负来看，近年来，具有相同事实基础和法律主张的卡巴斯基案以卡巴斯基败诉于美国政府告终。同样是被国会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交易、同样是以「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作为主要依据主张立法违宪，卡巴斯基在 2018 年11月刚刚在上诉中失利。
在卡巴斯基案中，一审法院直接作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驳回了卡巴斯基的起诉。所谓「即决判决」，可以理解为「哪怕你说的事实依据全部成立，但还是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我要判你败诉」。在这种判决中，法官假定被做出不利判决的一方在起诉书或者答辩状中所述事实全部成立，不进行事实方面的检验，就根据法律依据做出判决。在上诉中，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应该赋予国会一定的自由度以保卫「国防安全」。
有理由认为，美国政府也可能采取类似的策略，争取尽早通过「即决判决」驳回华为的起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华为在起诉状中反复强调国会的立法没有国防安全方面的依据。例如，起诉状提到了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对华为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自己「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同时，起诉状也大量援引了相关立法提案在国会辩论时具有仇恨性质的发言，例如汤姆·科顿参议员发言声称华为「不值得信任」，认为应当对华为判处「死刑」，令其彻底无法在美国进行经营活动等。可以看出，起诉状在极力传达一种信息：国会对华为的惩罚性立法没有现实依据，仅仅是出于不信任、恐惧、仇视等。
如果能越过「即决判决」这道关口，进入实质性证据的检验阶段，事情就会变得相当有趣了。注意，美国司法部曾在 2019 年 1 月起诉华为，称华为窃取商业机密，声称华为窃取了 T-mobile 的手机质量检测机器人技术。另外一份起诉状则声称华为和伊朗进行交易，并隐瞒了这一事实。这些指控，如果成立的话，无异会给「国防安全」论增加口实。华为以攻为守进行起诉的做法，也可能释放出了一种信号，展示自己有底气将相关事实拿出来接受检验。
现在说胜负还为时尚早，不过从这几天的舆论来看，这一波广告算是做得不错。最后，还希望大家保持理性，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评价华为手机 - 明明可以靠技术碾压，没必要强行「不买不是中国人」。
本国公民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触犯本国法律且不触犯当地法律当如何处置？

感谢 @TEDCJK 邀请。
根据属人管辖原则，在美国境外的美国人，以及美国公司的非美国籍雇员都可能受到美国法律管辖。一个早期经典判例是 1932 年的 Blackmer v. United States, 284 U.S. 421 (1932)。本案中，一名美国公民以自己当时身在法国为由，拒绝回应美国法庭的传票，被判处蔑视法庭罪。此案经过上诉，由联邦法院维持了有罪判决，明确了一点：身在美国之外，不是逃避美国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的理由。
题目中问到了 21 岁以下美国人在其他国家饮酒的问题。理论上来说，美国可以依据本国法律追究本国公民在外国犯下的联邦罪行。然而，未达到法定年龄饮酒在美国属于各州立法中的犯罪。正如 @踩雪猫 在评论区中指出的，联邦政府应该无法出手起诉具体这一种犯罪行为。虽然联邦政府曾经通过立法要求各州将最低饮酒年龄设定为21岁，但在具体的未达年龄饮酒个案中，起诉的依据应当是州法。
在现实中，我也的确没找到有关 21 岁以下美国人在合法饮酒年龄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喝酒而被定罪的判例。
中国法律中，对于题目中的情况采取「抓大放小」的立法方式。
《刑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法律可以将手伸得很长，管天管地管空气很爽。但有的时候，得收手时且收手，也是一种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