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各位的 EDC（日常携带）都有些什么？

1 雅迪电动车钥匙一串
可用于开启 2018 款雅迪小王子 pro 电动自行车。此车使用可拆卸电池，将原厂铅酸电池替换为锂电后续航提升至 40 公里，开一天以后电量还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雅迪小王子 pro 平地跑速可达每小时 25 公里，由于北京市法规要求，加入了限速锁，限速每小时 15 公里。追求速度的朋友，可以在北京市以外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pro 版最大的升级在于采用了高强度碳钢车架，在夜间的表现。。额其实和白天没啥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说明这不是恰饭贴），车架强度没有考虑轮胎承重这一短板，搭载乘客时很容易发生爆胎，更换轮胎的费用要达到 150 元，非常不划算。
2 盼盼 U 型锁
购买雅迪小王子 pro 电动车时的赠品，油光黑配色，九代防撬技术。盼盼是国产锁皇自然不必说了，第九代产品虽谈不上有多大亮点，但整体不过不失。和诺基亚注重防护性相比，盼盼 u 型锁也具有一定的进攻效果，能对颅骨造成一定伤害。
3 某厂工牌
带防尘塑封和挂带，兼具实用性（刷开门）和社会属性（装逼）（对四十上以上亲属无效）。
4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及充电线
型号未知，个人对地主为佃农发放了什么材质的锄头不甚关心。后盖上张贴了大量贴纸，用以和其它佃农的锄头区分开来。
充电线用以应对在常规工作时间外的突发需求。
5 @Jacob贾超 赠送的小叶紫檀手串
可通过不同的盘法，在会议中传达不同情绪色彩的「Oh that's interesting！」
6 红米 k20 pro 手机
够用就行，没别的了，还跟小王子 pro 凑了一对== 毕竟专业人士嘛，必须得 pro，盼盼 u 型锁最好也能加个 pro。
2019 年国庆大阅兵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

70 周年阅兵，展示的武器装备一个比一个厉害，从 15 轻坦，一直到无人潜艇和东风 17。
在战略核导弹之后，来了一群骑着自行车的，跳着广场舞的人们。
特朗普惊讶地问身边的顾问：这什么？比核导弹都厉害？
身边的顾问连忙介介绍道：
「这是中国的人民群众。」
2019 年你阅读过的书籍中最值得推荐的是哪几本？

你可能因为其中的阴谋论要素和对美国「霸权」的批判，而喜欢《美国陷阱》这本书，你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不喜欢它，认为这是一本迎合民粹主义的地摊文学。本书讲述的是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高管皮耶鲁奇因商业贿赂罪名在美国入狱的故事，作者亲身经历了一趟美国的刑事诉讼流程，带来了一手视角。
这本书除了宣传价值之外，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去思考，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个问题：一项用意良好的制度，是可以如何被玩坏的？
比如证据开示制度。要求控方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像辩方充分披露相关证据，本来是一项具有进步性质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具有信息优势的控方进行「证据突袭」让调查能力有限的辩方措手不及。然而本书却展现了一种玩坏证据开示的方式：这次，控方不是披露得太少，而是故意披露得太多，让辩方不知如何下手。书中提到，控方在本案中列出的 150 项证据足足用了 11 张光盘才能装下，涉及阿尔斯通公司十年间的邮件往来，完整审阅完需要三年的时间，在证据上进行攻防将会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战斗。
再比如辩诉交易。这项制度本来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让事实相对清晰的案件，能够通过被告人自愿签订认罪协议的方式得到快速解决，但在实际中却助长了控方滥用指控进行心理施压的做法。阿尔斯通商业贿赂案中，控方足足提出了十项罪名的指控，将一系列涉嫌洗钱的行为拆分出来起诉，使得理论最高刑期达到 125 年之多。控方主张的刑期计算方式，如果进行了完整的法庭辩论和量刑听证，很有可能被法官认为是不妥当的，但在谈判桌上，这无意给被告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其为了接受刑期的「大幅削减」而认罪。
还有监狱对私人公司承包这件事，看似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式：国家减少了财政支出、纳税人减轻了负担，私人企业从中获利，但也被无情地玩坏了。私人监狱为了最大化收益，小心翼翼地避免犯人获得减刑，避免提供「表现良好」的机会，并利用垄断地位哄抬物价，从犯人身上攫取垄断利润。
这些问题，都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批判不尽然是愤怒，也不尽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被「玩坏」的制度，审视自己所接触到的制度设计，反思其脆弱性，并且警惕既得利益者滥用规则为自己牟利，这也是本书除了带来「爽感」之外另外一层价值了。
其实也可以在知乎阅读：
《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中，是否排除了印第安人和黑人？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人生而平等，却会因剥削、压迫和侵略丧失了平等权利。
问题描述中问，《独立宣言》是否在「人人生而平等」之后用括号排除了黑人和印第安人，这一点我看过国家档案馆的原文，的确是没有的。但在美国早起司法判例中，可以看出（至少是一部分）博学多才的白人法官如何看待这句话：
在 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1857) 一案中，代表多数意见方写下判决的 Roger B. Taney 写道：
「毋庸置疑，被奴役的非洲族裔并没有被意图纳入到独立序言中，也并没有构成制订并推行该宣言的人群。」（it is too clear for dispute, that the enslaved African race were not intended to be included, and formed no part of the people who framed and adopted this declaration...)
本案中，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运动阅历的黑人奴隶 Dred Scott 试图通过起诉的方式获得自由，而法院判决称，一名祖先作为奴隶被进口到美国的黑奴并不是美国的公民，因此不得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判决直接剥夺了黑人平等使用司法资源的权利。
在其它美国早期宪法判例中，印第安人同样被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平等权利，例如不得合法拥有并转让土地。同时，妇女的投票权也要等 1920 年、在独立宣言发布将近 150 年后才得以实现。
但还需要注意一点，《独立宣言》并不是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并非法院作出判决的直接依据。独立宣言更多地是表达着一种愿景，一种让独立战争具有正当性的目标。
起草独立宣言的白人男性们，的确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税，却没有赋予他们参与代议制政治的权利。独立宣言号召（北美殖民地的白人男性们）为了与生俱来的平等而与英国殖民者对抗，这也正是这份「讨英檄文」的现实目的。
至于一边蓄奴，一边高呼平等自由，是否存在自相打脸之处， @我不是蟾蜍先生 的进行了解读，并提供了非常生动的事例：
简言之，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的矛盾，在制订《独立宣言》中就已经存在，但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南北方在独立战争中搁置了这一争议。随后，美国宪法也继续了这种妥协。南北方的妥协，一直持续到美国内战，持续到需要用一场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的战争，让这个国家在血与火之中重铸，诞生了被称为「第二宪法」的十四修正案以促进法律的平等保护。
美国内战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 - 否则，就不会有《绿皮书》中那样荒谬的场景，富有盛名的黑人钢琴家，在登台演出之前，只能在狭小逼仄的储物间吃饭，而不能和白人听众一起用餐。之后就有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
他的梦想实现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一对在加拿大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发现，她们并不能像真正的夫妻那样享受遗产税方面的待遇。后来，她们的梦想也实现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
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排除的何止印第安人和黑人。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它所代表的仅仅是特定时期、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少部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但我们也不必因为这一表述的虚伪性，而否定追求平等这一目标。
好听的话，大多都不能细想。情人口中的海誓山盟，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但人还是要去爱的。
如何看待俞敏洪所说的「当你工资比同学少一半，说明你的生命已经浪费一半」？

从什么时候开始，恐吓式表述成为了公众人物发表观点的常用方式？
如果对大家说：
「不要太迷信老板给你灌的「情怀」，一个人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职业技能，应该反映在收入上。」相信年轻职场人和大学生都会觉得很舒服。
偏不，偏要说：「当你工资比同学少一半，说明你的生命已经浪费一半」。
如果对大家说：
「不要迷信学历，大学不是人生努力的重点，名校毕业生也要多接触社会、保持思考，选择和努力都很重要。」这也听着像是句人话，能帮助从过去十八年打怪升级的学生们，开始认真看待职业规划。
偏不，偏要说「那个寒门出身的清北毕业生，已经死啦！」
究其本质，还是因为恐惧更能激发人们的欲望。
大学的时候旁听过一点市场营销课程（学杂了），老师分享过一个例子：口香糖广告中，很喜欢展现一个人口臭的景象，比如有人一张嘴，花都枯萎了、周围的人纷纷捂住鼻子，这其实就是利用了人的恐惧心理。未必有很多人喜欢薄荷味，但大部分人害怕遭到社会负面评价，害怕招人厌恶，害怕口臭，因此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 - 嚼口香糖。
这可能成之为贩卖焦虑的进阶版。焦虑多了，人们可能会更多地把时间花费在寻求安全感上，具体方式可能表现为依赖网络社交、沉迷宣泄观点的爽文、在公号文章中寻求价值认同，这充其量也就是带带流量。
但贩卖恐惧，是能带货的。
你害怕自己的生命「贬值」？那赶快来上节课充值吧。
俞敏洪的讲话中，九次提到了新东方，两次是在介绍新东方的理念，两次是在感叹这个时代给了新东方发展机遇，一次是说与新东方合作的是，「知识结构特别好的人」，其它是介绍自己创立并发展新东方的经历。
讲话中为年轻人的奋斗提出了建议：一方面要学会改变环境，一方面就是从艰苦的事情中获得乐趣。对于第一点，俞敏洪提出可以换个城市发展，「可以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留学」；对于第二点，俞敏洪则介绍了背单词可以如何成为一种有趣的事情。
简言之，都在新东方服务范围之内。
诚然，俞敏洪在演讲中也是给自己铺了台阶的。演讲中也提到「钱和社会地位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加重要的是生命内在丰富性」、「浅薄的人有了钱以后更加浅薄，深刻的人有了钱以后更加深刻」等等，算是留了一点余地。
对于演讲全文中，讲者所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诸位也可以自己判断，看看我有没有冤枉他：
为什么美国对企业可以存在惩罚性判决？

法院判决企业作出惩罚性赔偿，是为了避免企业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损失变成可以承担的经营成本。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企业在明知产品可能会导致死伤，而进行技术改进的成本要比赔钱息事宁人更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放任事故继续发生。
美国企业真的这么做过。
1972 年，Lily Gray 驾驶的福特 Pinto 汽车在路上熄火，被后面的车辆追尾导致油箱着火。Lily Gray 死于撞击，而车上的另一名乘客 Richard Grimshaw 被严重烧伤。Grimshaw 起诉了福特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浮现出了一个惊人事实：
在 Pinto车型投入市场之前，福特公司就已经发现了油箱存在的隐患。福特进行了 40 多次撞击测试，在每一次来自后方、车速达到每小时 25 英里的撞击中，都出现了油箱裂缝的现象，这无疑可能导致汽油泄露起火。
福特工程师分析认为，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安全风险，例如：
在油箱周围增加护垫，成本约 5-8 美元；
强化车体尾部的结构，成本约 4.2 美元；
在油箱和差速器之间加入塑料护圈，成本约 1 美元。
然而，福特公司出于节省成本和降低车重的考虑，并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措施。另外，即便 Pinto 汽车在投入市场后已经暴露出了油箱起火问题，福特公司也拒绝进行召回：据评估，召回汽车重新加工的成本，要高于对死伤者进行赔偿安抚的成本。
简言之，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福特的策略可以是「你只管死，我尽管赔」。
然而，法院的判决打破了福特的如意算盘。Grimshaw v. Ford Motor Co. 一案中，陪审团作出了 1.2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这种惩罚性赔偿并不需要依托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而可以基于对「遏止」（deter）未来此类行为的效果作出考量。这种惩罚性赔偿的依据，并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而是为了督促责任方改变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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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惩罚性判决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碰瓷」，催生暴利的职业打假行业呢？美国法律对此也有预防机制：
法官有权削减陪审团作出的惩罚性赔偿额度，从而避免陪审团在同情心或者对大企业愤慨驱使下作出非理性决定。在上面的 Grimshaw v. Ford Motor Co. 一审法院的法官就的确将 1.25 亿的惩罚性赔偿额度削减到了 300 万美元（这在 70 年代也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相当于 2019 年的 1800 万美元）。双方对判决均不满意，并分别进行了上诉，最终福特与原告和解，具体赔偿金额未披露。
简言之，惩罚性赔偿能够提升企业更好地审视产品风险，在合理使用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需要避免助长对诉权的滥用。
如何看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偷偷给贫困生打钱，大数据精准帮助贫困生是否值得推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转移支出难免伴随着浪费，就好比用有裂缝的桶来运水一样，运一次漏一点。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做法，从制度设计上堵住了很多漏洞，值得赞许。
这一做法本质并不复杂：通过学生在食堂消费的行为，判断其经济状况，给有需要的同学每月充几百元的饭卡。
首先，这一设计增大了伪装贫困生骗取补助的成本。
如果采用提交家庭收入等方式让学生自行申请补助，那么家庭收入中非工资性收入占比较大的非贫困家庭就有可能从中获益（但从工资流水来看，包租婆应当属于赤贫）。
但行为不会骗人，类似的例子是勤工俭学项目。来自殷实家庭的同学，可能会有激励去填几张表格，编几段故事，但不太可能会为了骗取补助，假装贫困生去参与勤工俭学，在教学楼下每天花两小时摆放乱停的自行车。同理，也不太可能为了骗取补助，坚持在食堂不吃贵的菜，月月如此。
（其实当时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机制，一段时间内饭卡消费金额不足，就会收到短信提示，介绍申请补助的方式。但这个系统比较糙，我们寝室当时因为吃外卖吃得多，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是一个「精准扶贫」的 bad case.）
其次，补助发放的方式压缩了二次交易的空间，能避免通过转售而获利。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发放的补助不是现金，而是专门用于在食堂消费的饭卡充值额度。这一做法，其实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机制中普遍存在，比如发放专门用于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须品的「食物券」，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大「薅羊毛」难度。诚然，食物券和饭卡也能通过非官方许可的手段，在「地下市场」中兑换成现金，但这毕竟伴随着额外的成本，这一「黑产」会因此得到遏制。
最后，这种扶助贫困生的方式，也维护了受助者的自尊。
贫困生补助发放时的公示，对于维护程序公开透明而言很有必要，但也很伤人。这种做法，不再是机械地在大广场上对贫困生大喊一声「嗟，来食！」，而是悄悄地在背后推了一把，这种做法很体贴。
鼓掌！
不参与公司非工作事务算不算职场大忌？

这次职场圆桌，议程设置挺有品味，支持。
回答问题：不经思考就盲目参与或者武断拒绝，才是真正的职场大忌。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面对不喜欢且成本收益不相抵的活动时，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态度，能避免之后左右讨好的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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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来讨论下。首先圈定讨论前提，假设这里「非工作事务」是指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算一笔成本收益的账。
收益：
1、跨部门刷脸。对于为自己负责任的职场人来说，「关系」没这么神秘，无非就是两点：
我知道你和其他人一样有能力把事情做成，但我认识你，所以为了减少沟通成本，我宁愿和你而不是陌生人共事；
我对于你和其他人的能力都不知道，但我需要从中找人一起把事情做成，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想先了解你的情况。
在互联网、金融、法律这些业绩考核指标精确到人的行业，上述两类情况能涵盖大部分使用「关系」的场合。对自己前途负责任的从业者，涉及到自己的前途，分分钟会卖掉能力不足的酒肉朋友。这时，让更多日常工作中没有接触过的同事认识自己，在自己的确有能力的前提下，能争取到更多机遇。
2、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一点，没啥好遮遮掩掩的，也不是在教你玩阴的、搞办公室政治。
「有用的信息」包含很多种：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了解一下别人到了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自己要当 leader 了，听别人吐槽讲讲自己刚带队踩的坑）；扩展一下间接人脉，听听其他部门同事的口碑风评性格特点，这些都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3、提升团队士气。昨天跟 @Jacob贾超 交流，听到一个观点很受用：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给自己重新注入能量的方式不同。有的人把独处作为休息的方式，有的人需要通过社交来给自己回血。如果自己的团队有很多第二种类型的同事，那么帮助大家回回血，也是对自己工作有帮助的事情。
然后再来看看成本：
自己的个人时间被占用了，这一点自然不必说。我想强调的是衍生出来的一点：对外传达出错误的信号，让他人以为自己对个人时间被占用的容忍度很高。
听到过有同事抱怨，各类团建和分享会太耽误时间，让 ta 整个人疲于奔命。我当时还挺意外的，因为感觉 ta 对于此类活动都挺热心，而且经常在非工作时间在工作群中表现的很活跃。直到听到吐槽，才知道之前的热情都是在应付。
露出「职业假笑」是很危险的事情：一开始，大家可能真没把你参不参加活动这事想太多，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高优先级的事情，大家也完全可以理解，不会往脑子里去。但如果你不说，还表现得特别积极，那么他人可能会接收到和你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信号，有事就拉上，甚至造成了双方都以为在取悦对方、而没人因此而开心的糟糕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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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的成本和收益，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算盘。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如果确实不想参与公司组织的非工作活动，如何在不参与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获得部分收益：
1、给大家留下自己「以另一种形式参与」的印象。知乎上有我的同事，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基本不跟同事出去玩的人，甚至翘掉了部门的出国团建。但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我会主动提出坐镇后方，做跨部门项目的临时对接人、帮大家盯一眼突发事项。当时有人在团建出去玩的群里说，「老王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也很荣幸能以这种形式「活在大家心中」，帮助大家玩得放心。
2、在工作中关注他人的动机和感受，让他人感觉到是在与活人共事，而不是和人工智能打交道。个人觉得，将「职业化」理解为工作中没有情感、对所有同事一视同仁不带情绪，是过于狭隘的解读。团队协作，不是流水线上把加工件搁在传送带上而已，也需要去理解他人同步工作时隐藏在背后的情绪，或志得意满、或忧心忡忡、或略带抱怨、或期待肯定。
对这些情绪予以回应，不会占用太多工作时间，但能收获更多的善意和默契感。这同样是在进行了一场点对点的「团建」活动。
程序员写的代码很糟糕，导致后面无法维护，这样的情况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太难了。。什么时候人都会因为弱鸡而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了？
极端条件下，用人单位要求程序员为糟糕代码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有法律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十六条规定道：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２０％。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在实际中，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首先，糟糕的代码未必是「本人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公司 code review 机制不完善、对于代码风格的规定和培训有欠缺、产研排期不合理、项目管理流程不科学、产品经理（消音）等因素综合导致的，难以归因到程序员具体的个人行为。
其次，维护代码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属于企业正常情况下应负担的经营成本，而不应当被认定为经济损失。实践中通常认为，不应将企业应负担的经营成本、经营风险纳入劳动者赔偿责任中的「损失」范畴。
第三，代码难以维护，未必能够和公司的经济损失构成法律上的因果联系。法律上的因果联系，不是偶然的、主观的，而是客观必然的。公司恰好要上线一个新功能，恰好因为看不懂陈年代码导致 delay，进而导致错过几个亿，这样的联系具有偶然性，难以被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
最后，赞同 @Joseph Holy 的观点：
如果坑挖的足够多，就会连成一条护城河，未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
我再补充一句：
如果堆成一座 X 山，就能让你坐在上面收门票，成为自己的铁饭碗。。。（狗头）
电影《杀人回忆》的故事原型真凶被发现，会对案件发展和影视作品有什么影响?

很遗憾， @逢君 的回答是对的，按照韩国的法律，本案已经超过了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嫌疑人无法被提起公诉并定罪。
按照韩国的法律规定，2007年之前发生的案件的公诉时效是15年，因为这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连续杀人，公诉期限按照最后一个案件的发生日期来计算——可惜最后一个杀人案是1991年4月3日发生的，到现在已经28年，已经过了公诉时效，也就是说从法律上不能再对犯罪人处以刑罚了。
虽然韩国相关法律已经作出修改，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杀人回忆》的原型案件并不适用修改后的法律，依然无法得到追诉。
也很幸运，根据中国刑法，如果这类案件发生在中国，那么犯罪者未必因为程序上的原因而逍遥法外。
一方面，对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经过最高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依然可以提起公诉；另一方面，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为什么刑法上会规定追诉期限，为什么有的犯罪行为，过了几年、几十年，就不再会被追究责任？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从刑法的目的来看：刑法的目标在于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其中「特殊预防」指的是避免特定的犯罪者再次犯罪。如果犯罪者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再次犯罪，那么追究其刑事责任、限制其自由或剥夺其生命避免其再次犯罪的的必要性或许就没这么强了；
2、从司法成本来看：对于多年前发生的犯罪，获取证人证物会存在困难，进行侦查和审判的成本将变得极为可观。另外，随着证人的记忆变得模糊、物证变得稀少，产生冤假错案的概率也会上升，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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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理由，对于像是杀人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而言，有经不起推敲之处。对于第一点，以本案为例，嫌疑人长期在监狱内因为其它犯罪行为而服刑，客观上没有再次作案的可能性，并不能确认特殊预防的目的能达成。至于第二点。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对于多年前留下的疑案，面对同样的证物，警方是有能力获得新发现的。我在之前的一个回答中，介绍过明尼苏达州拉姆西郡一个真实的案件：
1987年2月1日，一名租户报警称发现房东死在家中，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81岁的女性死者躺在自家主卧室中，头部被枕头盖着。法医初步验伤结果表明颈部软组织有内出血迹象，推断受害者是被人徒手勒死的。然而，租户有非常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房间内虽然有一些散乱的物品，却没有留下可疑人员的指纹。有一扇窗户开着，但窗台的灰尘上也没有留下痕迹。警方在死者指甲缝里提取了部分样本，在这类案件中，受害者指甲中往往会因为挣扎搏斗而留下嫌疑犯的皮屑，血液，毛发等可供提取DNA的人体组织。
然而，DNA检测的结果令人失望，指甲里的人体组织含量太微小了，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凭借样本锁定嫌疑对象。警方也在死者的衣物上提取了其他生物学痕迹，却无法锁定合理怀疑对象。这桩命案成为了悬案，相关证据被封存。
负责调查此案的圣保罗市警察局有一项悬案追踪制度，会在刑侦技术取得进展的时候回访当时因为技术条件限制无法破获的案件。2010年，圣保罗警方掌握了新的DNA检测技术，他们重新分析了死者指甲缝里的样本，这一次，警方发现了多个可能的匹配结果，其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警方重视：Michael Anthony Withers，一名有多起入室盗窃前科的惯犯。然而，2010年的匹配结果还包括一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同样有盗窃案底的女性嫌疑人，这又将刑侦工作引上了弯路。
2017年3月，又一次检验技术的进步促使警方重新进行了DNA检测，这一次，新的检测方法帮助警方第一次在死者指甲缝中提取到了男性独有的Y染色体，同期进行的其他调查也排除了那名女性匹配对象的嫌疑。在全部样本中，警方找到了四个含有Y染色体的细胞核--四个细胞核，在三十年后终于让我们离真相进了一步。这一次，检方认为证据已经足以提出指控。
像这样的案例可以表明，对于陈年旧案，随着技术的发展，刑侦人员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找到新的突破口。（我国的「白银案」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武断地划下界限，认为 15 年前的案件就很难侦破，这不是在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因此，个人更赞同在刑事案件追溯时效方面保持灵活，对于恶性案件不设「保质期」。
第一批马上奔三的 90 后们，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感谢知乎邀请，我的状态就是：保持愤怒，晚点投降。
三十岁前后，人的膝盖处于人生中比较脆弱的阶段 - 受了一些社会的毒打，但有没有强大到能迎着巴掌直起腰。
现在职场有个说法，Fxxk you money，指的是一笔能让人对上司说出这句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还能大摇大摆活上一段时间的钱。大部分九零后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笔原始积累。
这只是比较直接的层面，还有其它形式的投降：
比如向抵抗力最小的快乐投降，习惯用碎片化的方式获得乐趣，而不再投入一种需要些时日才能见到回报的爱好；比如向着曾经看不惯的事情投降，学着融入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群体；比如向着消费主义投降，用物件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比如向着焦虑投降，非常善于倾诉和倾听种种怀才不遇的故事，通过环顾四周，发现有更多的人同在一条漏水下沉的船上，而获得崩溃过后的安全感。
比投降更糟的，是习惯性假装自己是卧底、是在忍辱负重曲线救国。
刷了一晚上社交网络，假装这只是在辛劳了一整天后舔伤口，说什么「成年人需要疗伤的时间」；把「妈的」改成了「好的」，假装自己只是忍辱负重，有一天会爬到上面去教做人；复读着网络流行语、买下不需要的轻奢品，假装这只是为了潜伏在人山人海；习惯性地无病呻吟，假装这就是「九零后该有的样子」。
终于有一天，宁汉合流，你忘记了这是假装，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在潜伏，扑通一声，成为了自己假装的样子。
如何不再假装？我的回答是，保持愤怒。这不是说要抄起键盘喷人，也不是说要不顾后果地摔门出走。我并不是凯鲁亚克，不是末路狂花，也不希望你成为那样。
我只是希望，对自己一切的妥协保持愤怒。
有时我会生自己的气，为了自己配合氛围讲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段子生气，为了和内心深处不认同的人为了利益而合作生气，为了因为自己的倦怠而没有用心做好一件事情生气。有的时候，还可以弥补，有的时候，也只能自己气得在床上摊大饼，但气得翻来覆去，总比浑浑噩噩让这一天过去就好。
很喜欢《权力的游戏》中的艾莉亚，每天，她都在睡前念着哪些需要对其复仇的人们。我不念叨别人，我念叨着自己做过的事情。
也许有一天，你可以耸耸肩，翻翻身让这一天过去，
但你也可以说，不是今天，
Not Today.
有哪些问题是法学背景的人很难去跟非法学背景的普通人解释的事情？

看了 @猴子判官 的回答中列举了一些很难解释的事情，颇有感触。其实，如果能让对方接受「法律需要在彼此冲突的价值中作出平衡」，那就会更容易交流下去。
以下选取 @猴子判官 回答中的几条，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公司欠钱不能让老板还钱？
因为法律既需要保护债权，又要适度鼓励商业冒险。如果商业冒险动不动就要伴随着倾家荡产、卖身为奴的风险，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技术和经营理念上的创新。有限责任给我们带来了罗永浩和戴威，但毕竟也给我们带来了乔布斯和雷军们。
为什么欠钱不还经过一定时间不催索，就失去了胜诉权利？
因为法律既希望保障人们的合法权利，也希望人们能积极行动起来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要躺在权利上睡大觉，
为什么卖方明明没有所有权，但是买卖合同却是有效的？
因为法律既保护无辜的失主，也保护无辜的买家。假如 A 捡到了我遗忘在咖啡店手机，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卖给了 B，B 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 A 并非手机的正当所有者。这一情境下，我固然很冤，但 B 就活该倒霉吗？
为什么讲究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法院去查清楚民事案件真相？
因为司法是有成本的，如果人人都可以让法院当自己的私家侦探，纳税人又该痛哭流涕了。（尽管这可能导致「有钱人」们一次又一次利用法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总之，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遗憾，有太多珍贵的东西彼此构成鱼和熊掌的关系。世界太不完美了，这本身就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
为什么知乎里学术性的问题越来越少？

因为有能力提出本领域学术问题的人，一般也有能力通过更加直接高效的方式得到解答。
学术文献的检索、各类数据的获取，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都是基本功。而且学术这个东西。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实是越来越窄、越来越不适合在一个大社区中寻找答案的，因为信息的噪音太大了，一网打下去，不知道捞出来什么海鲜。如果找不到对应的资料，还不如去小圈子里问问，能更加直接地触达有可能给出建议的人。
最近知乎上架了新的产品形态，「圈子」，不知道能否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在大广场上面找人，总是没这么方便。
事实上，知乎很多学术性极强的讨论，是由「跨领域」的提问引起的。一名接受过基本学术训练且具有好奇心的用户，对自己一知半解的领域，往往能提出不错的问题。提问者知道一些基本常识，能够适当地圈定讨论框架，又能承认自己知识的空白，以开放的心态期待有能力解答的人来完成填补，这样答题者也舒服，提问者也舒服，咬钩体验极佳。
这样的问题，未必是「学术性」的，因为其目的不是帮助提问者本身进行研究，但的确是有价值的。
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办事速度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快？

中国有众多国家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员工和私营企业雇员在 24 小时待命，应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突发需求，这种对岗位的投入，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享受者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题目问「一些发达国家」，其实不必遮遮掩掩的，众所周知，在该语境下，基本上就可以等价于美国。我对美国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状态有切身经历：非工作时间，想要找到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是对民众而言，在同事之间也是如此。工作一年多，我和我的直接上级互相都没有对方的私人联系方式，没有任何规定要求我在非工作时间回复工作邮件，工作邮件不会发送到私人邮箱。
这也的确造成过社会效率的浪费，给民众带来不方便。有一次，法官因为日程安排原因，周五晚上发现需要将下周一听证改期，结果直到周一上午，各方才开始缓慢行动起来：公派辩护律师通知被告人、法警更改排班、检察官调整日程、受害者服务负责人告诉证人不必来了==
但这并不是说要一味鼓吹奉献，让人们为了社会效率神经紧绷着时刻准备接电话。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关键岗位也会存在电话值班，但往往为这种奉献作出经济激励。
今天，中秋假期开始了。昨天下班的时候，看到大家纷纷把办公电脑收进包里，随着一声叹息，又装上了充电器。这个中秋佳节，又有多少人，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私企员工，都在处于「薛定谔的休假」状态？海上明月，簪菊把酒，都变得不真实起来，叠加上了一个电话就被召唤去应对突发事件、修 bug、改方案、沟通客户的另一种现实。
这种随时待命的状态的确加快了中国的办事效率。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一样勤劳敬业，一些文化作品（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言论）还将工作繁忙、工作起来不顾生活作为正面价值加以宣扬。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希望为此付出的人们，能够为自己 24 小时待命的状态获得收益，共享效率提升带来的果实。
也祝各位劳动者中秋佳节快乐！
阿里的离职率是互联网大厂里最低的吗？

问题描述中的「平均司龄」可能具有欺骗性，需要结合中位数来一起看待。
假设存在两家公司，两家公司成立时间相同，成立以来员工人数规模变化大致相同，目前都有五名员工，
A 公司五名员工的司龄分别是 0.3，0.7，1，1.5，11.5，平均司龄 3。
B 公司五名员工的司龄分别是 1，2，3，4，5，平均司龄也是 3。
那么，在这几年来，哪个公司员工离职更为频繁呢？
题目论证「离职率」的依据是：
阿里的平均司龄2.47年，腾讯的平均司龄2.28年，百度的平均司龄2.19年，京东1.86年，头条0.37年。
但正如我所列举的例子，平均司龄一样的公司，离职率可能有天壤之别。对于 A 公司来说，可能存在较为稳定的核心管理层和流水的员工，相比之下，B 公司则能保持团队的相对稳定。
我们可以让数据更加鲜活一点，加入一点故事：A 公司有个司龄 11.5 年的老人，带着兄弟们积累福报，大部分人撑不到两年就被分类为三类人惨遭淘汰，再换一茬员工接着一起拼，离职率非常高。B 公司员工，能够在行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有足够长但时间参与一些项目、留下自己的作品，然后在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因为个人更高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因为生活规划的原因，选择去更适合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但我个人不太倾向于赌五分之一的概率，搏一把自己能不能成为 A 公司的那名 11.5.
（以上论述，在于说明问题描述中的依据不能支持「阿里离职率低」的结论，需要更多依据才能判断。）
美国的量刑可以是100年以上，这是不是违背了富勒所叙述的法律不应该是不现实的特点？

几百年的量刑，有两点现实意义：
1、对减刑 / 假释作出限制
假释，指的是对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犯罪者，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在一些州的法律中，假释的最高时间和判决里的刑期相挂钩。例如，明尼苏达州的「大明律」244.101条就有所规定，必须在完成有期徒刑判决总时长三分之二的时间之后才能得到假释。一名犯罪者被判处 30 年有期徒刑，那么在服刑 20 年之后，理论上就有可能得到假释。
对此，一个量刑技术是在刑期上留出「冗余」：30 年有期徒刑，争取 20 年后放出来，还有点操作空间，但如果是 300 年，那么即便一通操作猛如虎，最后发现还有 200 年要蹲，不如死了这条心。
这不代表 100 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必须存在，因为严格限制减刑 / 假释的无期徒刑在理想状态下也能起到这一效果。
2、对被害人的告慰
对于连续作案 / 侵害多人合法权利的犯罪行为而言，每一名被害人都盼望着正义得到伸张，他们本人或者家属，期待着看到犯罪者承担相应的代价。刑法的累加，体现了这一理念，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犯罪者对自己的侵害落实在了具体的刑期上。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二十年，是侵害我的代价。
当然了，这不代表几百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相比有任何优劣之分，两者都是在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都具有现实意义，只不过方式存在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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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光霁 补充的角度也很有意义：这种量刑方式，也能向社会传达司法系统对某一行为严重性的认知，100 和 500 年，其对应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存在差异，而如果都归入无期徒刑，则没法像这样清晰地传达出价值判断。
这就让人想起了一个段子：孙越老师体重 280 斤，因为体重秤只到 280 斤，这就导致我们对其体重的认知不够清晰了 （狗头）。
如何看待美国法院判定「变种人不是人类」？

题目说的应该是 Toy Biz, Inc. v. United States，其实是个挺老的判例了，由于当时 X 战警系列只上映了一部，社会对于变种人的「人性」一面认知有限，所以作出了这样的判决。（狗头）
不是啦，当然是因为税的原因。
按照税法，对于人形玩偶（doll）（比如芭比），税率是 12%，而对于「玩具」（toy），税率则只有 6.8%。因此，变种人玩偶的生产商 Toy Biz 展开诉讼，希望法院认定自己的产品属于玩具而非人形玩偶。
教授啊教授，你这一辈子都在为变种人融入人类社会作出努力，是不是也要感慨一声「陛下何故先降」。
本案详细判决书可见链接：
其中，法院先严肃讨论了 doll 的定义，认为其必须「展现人类形象」，然后结合双方的举证，论证为何变种人玩具并非展现人类形象。法院注意到了变种人所具备的「爪子和机械眼睛」等特点，法院甚至分析了其中一些角色的超能力，我在这里节选一段判决原文，可以看到法官是如何一本正经地在判决书中介绍风暴女控制暴风的能力、 Rictor 「制造类似地震的震动的能力」，火人「控制火焰的能力」等，从而得出他们有别于人类的结论。
For example, "Storm" (a tall and thin figure with white mane-like hair and dark skin) in assortment 4900 K has a lightening bolt as an accessor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s power to summon storms at will. "Rictor" in assortment 4950 E which has a human appearance but comes with a built-in wheel in the back which when turned makes the figure vibrate and thus is designed to simulate Rictor's "power to generate earthquake-like vibrations." "Pyro" in assortment 4950 E has a costume that, with two long hoses attached to it, is designed to aid the character's "mutant ability to control and shape flames."
另外，法院从「变种」（mutant ）这一措辞，指出原告在营销宣传中强调了变种人有别于人类这一点，并没有引导用户认为这些角色属于人类。抛开上面的调侃，这或许是原告获胜的核心因素：生产商所传达的用户认知中，就强调了变种人不属于人类这一点，因此判定此类产品属于「玩具」符合大众认知。
（教授，你怎么了教授！）
资本啊，为了六个点的税，就可以践踏一切道德，破坏 X 战警为变种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
从你的经历来看，什么时候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很幸福？

生活在一个对毒品零容忍的国家，令我感到很幸福。
近年来，数不清有大小毒枭，栽在了中国人手中。
「金三角新教父」糯康，「威名」了得，拥有用突击步枪、重机枪、火箭筒武装起来、人数约 400 人的私人武装力量，以此掩护制毒贩毒产业。2008 年以来，糯康团伙制造了 28 起针对中国船只和公民的暴力犯罪，包括致 13 名公民死亡的「湄公河惨案」。
结果呢？2012 年，糯康在老挝被捕，引渡至中国，接受了中国法律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于 2013年3月1日被执行。
加拿大毒品贩子，Robert Schellenberg，2019 年 1 月在中国被依法判处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自己跳出来给他「撑腰」，质疑判决合理性。加拿大政府也坐不住了，提出「旅游警告」，警示加拿大公民注意中国法律的「执行中的任意性」（arbitrary enforcement）。
其实，哪有什么任意性，对毒品的雷霆手段，70 年来是一以贯之的。加拿大也有明白人：就是这位被判处死刑的毒贩 Robert Schellenberg ，2011 年的时候曾因贩毒被加拿大判过刑。当时的法官Neill Brown 恨铁不成钢地对他说道：「你已经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了」。而 Schellenberg 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自己前半生多么有幸生活在一个「宽容」的国家。
我对美国司法有一些粗浅的接触，不长的工作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困惑。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也就是大明律之中，持有 42.5 克以下大麻，法定最高刑期是一年。对于持有更「硬」的毒品，比如海洛因、可卡因等等，初犯者可以获得一种叫做 Stay of Adjudication 的处理方式：不被判处有期徒刑，接受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如果表现良好可以不留下犯罪记录。
我无意靠贬低其他国家来体现自豪，也不想像三流公众号一样，渲染美国人民的水深火热博取眼球，只是想说出这一让我至今仍深感不解的制度：
第一次持有毒品，在美国法律中，有可能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然而，毒品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这样的制度，真的不是在开启无数个「无数次」吗？
中国对于毒品的打击，超越了立法和司法层面，而深入到了文化之中。除了中国之外，我一时难以想到还有哪个国家会把禁毒代表人物奉为民族英雄。然而，林则徐是悲情的，在他的时代，虎门销烟的壮举被英国商人称为破坏「商品」，给了侵略者话柄。
至少，那个在海边架起几门炮，就能让中国丧失司法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何看待女孩模仿博主办公室小野「易拉罐制爆米花」不幸离世？短视频平台和视频创作者是否该付起其责任？

2013 年 4 月，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10 岁男童李某顺模仿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烤羊肉的画面，将两名比自己年幼（分别为 7 岁和 4 岁）的儿童绑在树上，用打火机点燃树叶，导致两名儿童被烧伤，其中一名儿童全身烧伤面积达到 80%。
被烧伤儿童的家长将制片方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李某顺的监护人一起告上法庭，认为制片方没有作出充分的危险提示，导致判断力较差的儿童效仿其中的行为。
2013 年 12 月，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制片方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法院作出了如下说理：
被告广东原创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制作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传播对象主要是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其在制作、传播相关音像制品时，除应遵守《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受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主动严格审查、过滤未成年人不宜的情节和画面，并负有提示风险、警戒模仿的注意义务。而其在制作、发行的涉案音像制品中，仍存在暴力情节和画面，对本案未成年人的行为认知产生了不良影响，误导本案未成年人模仿其情节，导致原告李某冉、李某被烧伤的严重后果。虽然该片的制作、发行经过了行政许可，但实际造成了损害的客观后果，该后果与被告广东原创公司的发行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广东原创公司未尽应有的注意义务，对损害事实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办公室小野」制作团队，属于专业的视频制作机构，具有充分的用户画像分析和传播渠道分析能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制作的视频受众包括未成年群体。其视频中展示的一些操作，如用易拉罐制爆米花、饮水器打火锅等，容易引发年幼观众的好奇，引发效仿行为，并可能会带来烧伤、触电等风险，应当背负进行风险提示的义务。
法律的确保护「很傻很天真的人」，事实上，每个人在人生中都经历过无知、缺乏辨识能力的阶段，这是立法者所面对的现实。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不能自己通过风险提示来保护观众，那么法律就可能出手来作出保护 - 而且是通过企业不喜欢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企业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保护的也是自己。
（本答案是回应问题中关于法律责任的疑问，因此提供了类似案例，帮助大家理解实践中可能会如何处理，不代表本人支持或者反对喜羊羊案的判决结果。）
如何看待盒马鲜生晚上九点半后丢弃临期食品？

看到大部分回答在赞扬生鲜定期报废制度，我来唱唱反调。
的确，保障食品安全，离不开严格执行这些看上去「反人类」的管理方式。但我们要同样警惕生鲜超市过度囤货行为。
Claire Beswick 针对美国食品超市 Woolworths Food 的研究发现，当消费者面对满满当当的货架时，更容易产生从中取下一件商品的冲动。大家逛超市时也不妨留意一下自己的消费决策：琳琅满目的货架或许更能吸引人去挑选，而如果冰块上只可怜巴巴摆着几条鱼、几只虾，反而会疑心这是挑剩下的，没有去一看究竟的冲动。这一点，对零售从业者而言并不是秘密，商家会利用这一心理，过量囤积商品，刺激顾客消费。
对于商家而言，过度囤货难免导致浪费，但既然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要浪费导致的成本能够通过消费者的更多购买得到补偿，那么也符合商业的理性。
对于商家而言，有两个平衡点：
1：低存货、低销量、低浪费，收支相抵；
2: 高存货、高销量、高浪费，收支相抵。
（我甚至可以在餐巾纸上画出一张类似拉弗曲线的图示，来呈现这两个点）
对于商家来说，1 和 2 在经济效益上没有本质区别，第二种选择还能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加市场渗透、作出更好看的流水。
但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这难道仅仅是简单的会计问题吗？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报告称，美国有七分之一的生鲜货物最终被超市直接扔掉，40% 的食物在美国是被扔掉，而不是吃掉的，我们也要警惕这种趋势。这不是要站在道德高地上，让我们回到物质短缺的年代，只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这一问题：
「浪费」不可避免，如果这种所谓的浪费能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时，也提供更安全的产品，当然值得提倡；但我们真的要把经济推向高浪费、高消费的平衡吗？
高校提供一小部分只招女性的岗位，以鼓励女生从事科研，这是一种好办法吗？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想法，值得得到理性的讨论。
个人看法是，需要警惕这一想法变成变相的「隔离而平等」，培养出一种畸形的招聘方式：让有的岗位变成女性专属，同时，在系统性歧视未得到消除时，遵循「潜规则」把另一部分岗位变相变成男性专属，形成男性和女性科研工作的隔离。
毕竟，种族方面的经验表明，隔离容易导致不平等。
对于所谓「隔离而平等」这一理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896 年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中有过论述：如果街道两边的风景一样好，那么强制黑人走一边，强制白人走另一边，又有什么错呢？
这一论述，看似很雄辩：的确，法律并不歧视黑人，毕竟白人也被强制只能走街道的一边。不幸的是，由于白人在社会经济层面占据优势，他们所拥有的那一边，很快就成了「风景这边独好」。
例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佛罗里达州，供白人上学的教学设施，估值超过 7000 万美元，同期，供黑人上学的教学设施估值只有 490 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14 倍，而黑人占佛罗里达州人口的 42%，这是天大的不平等。
类比到题目中的问题，如果男性在科研领域本身就占据了巨大话语权优势，在这一前提下，变相创建全女性的岗位和全男性的岗位，会不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变相削减女性岗位的经费、争夺优秀的学生、和业界进行更深度的合作，等等。
简言之，如果学术圈（如问题描述所隐含的前提一样），对于女性存在系统性的歧视，那么仅仅靠在部分岗位实现「局部最优」，未必能确保「全局最优」。
最后，我非常尊敬这个想法的提出者，但仍然不能掩盖自己对这一举措会不会适得其反的担忧。在经济社会基础没有完全修不好之前，强行试图拉平，可能会催生新的「隔离而不平等」。
2019 男篮世界杯中国队 59:72 不敌委内瑞拉，无缘世界杯 16 强，你有什么想说的？

说真的，我宁愿看一晚上腾讯体育的广告，毕竟在奥妙洗衣液和污渍之间，我有信心奥妙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看了一圈回答，知友们总结的原因有很多 - 后场篮板也好，投篮的坚决性也罢，都是很明显的软肋。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这支球队已经集体沉默了，没有人在说话了。
@潘志立 老师跟我打过球应该知道，我是那种打篮球的时候话特别多的人，队友打得好的时候鼓鼓劲，有人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喊一声，对手发边线球的时候喊一声「你鞋假的」或者「你打球像周琦」，总之都是在说话。（大雾，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
但今天这支男篮，我看不到有人能喊一嗓子。这场球不是没有提气的时候，方硕顶着连续两个空位不进的压力，投中两个三分；赵继伟有过很果断的突破；就连周琦都有过解气的大帽，这些时候，总得有人去喊一嗓子，撞个胸，摇个毛巾啥的吧？
看不到给队友的反馈，看不到挑大梁的担当，似乎每个人只要把球倒一倒，就能平均分配赛后的锅一样。或者不以恶意揣度，每个人都只是在执行战术而已。
最糟糕的状态，莫过于一脸茫然地问：「我该干的都干了，怎么还会这样」。这只男篮，感觉就是以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作为最高目标。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仅仅以执行战术这一最基本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
美国联邦大法官终身制有没有漏洞？

问题描述中关心的是，大法官年老之后精力不济，履职能力会不会受到影响？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影响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因为每名大法官都有「法学天团」级别的书记员作为智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每名大法官可以配备四名书记员，首席大法官可以配备五人。不要被「书记员」（clerk）这个名字骗了，以为这就是大法官的秘书，实际上，大法官的书记员经历过千挑万选，代表了同届法学生的最高水平。
远的不说，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就有五人曾经为之前的大法官担任过书记员。Breyer，Roberts，Kagan，Gorsuch，Kavanaugh 大法官都曾经担任过书记员，后面两位还曾经同时为 Kennedy 效力过，可以说是毅种传承。
这的书记员，所承担的工作可不仅仅是端茶倒水复印文件。在我们看到的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相当一部分法律检索的工作和起草工作是书记员完成的。由于判例法的复杂性，一份严谨的判决需要检索各个联邦巡回法院、各州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自己的，几十年间的相关判例，提取其中的核心说理，从中汲取养分（尽管上述判例对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强制拘束力）。
再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工作量其实不如很多人想象中的大。平均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只会审理 70 个左右的案件，2017 - 2018 年度，联邦最高法院处理了 69 个案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轻易不出手，一般只会处理对于解决各巡回法院存在重大分歧、对社会导向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案件。
最后，高龄的大法官们，筋骨硬朗着呢。86 岁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以热爱健身闻名，至今仍然坚持定期去健身房，她的方法甚至被写成了健身教程。前一阵子，老太太意外摔断了几根肋骨，但以惊人的速度康复并重新投入工作，向世界宣布自由派不认输。
美国是不是以孝治国？

原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不以孝治国，回答如下：
纯个人解读：因为美国先有「地方」，再有「中央」。
君臣父子的叙事中，将国家描述成家长，隐含的意思是国家需要承担类似父母的角色，为子民提供赖以生存的条件。但要是去问刚打赢独立战争的北美 13 州人民，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他们肯定会感到惊诧：国家没有为我们做什么啊！ 从 1620 年五月花号靠岸，到 1776 年发表独立宣言，北美大陆上只知道有 13 个州，不知道有什么「美国」，这一百多年前，13 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不也过得挺好的？
更何况，刚刚赶走了一个横征暴敛的英国国王，这时想要让美国人民给自己找个爸爸，也有点不合适了。联邦党人费劲了口舌，又是讲英国人要打回来的鬼故事，又是算各州之间关税的经济账，好不容易才让各州挤出来一点点权利给联邦，成立了联邦政府。这个过程，更加像是几个成年人经过一番权衡取舍，决定搭伙过日子，而不是说大家一起认了个爸爸。经过两百多年时间，联邦政府的权利已经膨胀到了联邦党人们始料未及的程度，但「合伙制」的色彩依然鲜明。各州有自己宪法和刑法、有自己的司法系统，形成州和联邦两条司法路径，就是其中一个侧面。
如果是从社会价值观纬度理解，那么美国社会经济条件也意味着很难贯彻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孝道。根据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统计数据，美国人在 18 岁之后，平均要搬家 9.1 次。因为户籍管理方面带来的局限性较小，且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各个区域所承担的经济角色更加鲜明，因此美国人更加有种「游牧民族」的气质，频繁地在一生中逐水草而居。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个人金融服务的普及，也相对不存在「养儿防老」的需求。
这一点，很可能也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未来。
如何看待 8 月 30 日乱港分子黄之锋被捕一事？

有消息称，黄之锋已经于今天下午获得保释。保释，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得到暂时的、有条件的释放，需在指定时间按照法院的要求继续进行司法程序。黄之锋得到保释，这是不是说明，香港的法律只是一道虚掩着的「旋转门」，进出随意呢？
某种程度上，这还真是英美法的「体制问题」。英美法系中，对于犯罪嫌疑人，以保释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这一点，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自洽的：如果一个人尚未被证明有罪，则他的人身自由也依然存在得到保护的价值。对于这一点，中国大陆的法律虽然没有「保释」制度，但也存在「取保候审」，在实际效果上具有相似性。
但需注意，英美法系中的保释，并不是必然的，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潜逃风险、证据较为确凿的犯罪嫌疑人，法院可以拒绝其保释申请、检方也可向法院要求禁止保释，由法院作出裁决。。例如，在不久前引发广泛关注的克里斯滕森绑架谋杀章莹颖一案中，法院就拒绝了被告人的保释申请，将其羁押等候审判。在题目中提及的事件中，如 @Cheung Michael 指出的那样，据报道，检方应当没有提出不得保释的要求。
保释，在像这样引发社会恐慌的、危害公共秩序的事件中，的确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更何况有沉痛的前车之鉴：2016年旺角暴乱案中，涉嫌暴动罪的黄台仰正是在获准保释后，弃保潜逃至德国匿藏，至今仍未能受到法律的审判。
在司法实践中，以美国为例，法院会谨慎在无罪推定和潜逃风险的两难之间做出平衡，采取没收护照、电子监控等方式控制风险，但仍然无法排除嫌疑人弃保潜逃的可能性。在香港事件中，考虑到有乱港分子在他国获得政治庇护、生活相对得到保障的先例，有理由认为嫌疑人存在潜逃的激励，本应更加审慎做出考虑。
如何看待清华大学公布暑研名单，导致学生美国旅游B1/B2签证批量被拒？

看了 @立党 、 @魏俊年 和 @知乎校园 的回答，已经没有什么多余可说的了，这就是两难。
根据联邦法律，伪造事实、通过虚假陈述获得签证并借此入境，属于犯罪行为，法定最高刑期有可能高达 25 年（如涉及「恐怖活动」），对于初次违反且没有其它加重情形的，法定刑期最高为 10 年。如果用 B 类签证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理论上有触犯这一罪名的可能性。
刚才和 @白赟昊 聊起来，据说有的美国教授明确表示不会提供 J 签。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哪个教授胆敢建议学生使用 B 签，那么可能涉嫌教唆或者帮助（aid or abet ）犯罪。如果有教授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可能的确法律素养不怎么样。如果教授在明知法律风险的情况下，疯狂暗示学生自己想办法，默许学生用非法手段入境，那么其居心更加险恶。
学生有积累阅历、接触学术界的诉求，美国教授抠门，法律利剑高悬（特别是在今年陆续有国内研究者在美国涉嫌犯罪被捕的背景下），形势的确是难上加难。
而清华统计并公布名单有错吗？似乎不公布才是有错的。
有同学向我介绍道，参与暑期研究项目的同学，得到了校方的经济支持。试想一下，对于此类校方资助的活动，如果名单还秘而不宣，岂不是成为了校方主导的「黑幕」？清华大学作为事业单位，也依法有进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即使不积极主动公开，也难免会遇到依申请必须公开的情形（特别是当资助人选存在争议的时候）。
如果说清华还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切实想办法，帮助同学们在和美国学校进行沟通时有理有据地要求获得 J 签所需材料，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毕竟，万一要是有学生被个别美国无良教授忽悠瘸了，人折在那儿，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
理性辩论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感谢知乎圆桌邀请。
辩论和吵架最明显的不同，就在于辩论的主要目的是说服中立的第三方，而不是为了摧毁对手。 事实上，严肃场合的辩论，很多也无法做到说服对手： 在法庭辩论上，原告律师有可能说服被告律师，令其放弃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服务吗？不太可能，谁要真能被说服了，才是真的会因为违反职业道德惹上麻烦。美国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目的也不是为了让对方卸甲而降，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拉拢摇摆中的选民。
照这样说来，诸葛丞相对王司徒一番高论的反驳，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的「辩论」。
辩论的目的在于说服中立的第三方，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就不难理解存在哪些值得考虑的因素了，这里说三点个人认为重要的原则：
首先，要确立能让双方都被充分倾听的发言规程，但这不代表对发言自由完全不做限制。英美议会政治中有个概念，叫做 filibuster，有人翻译成「费力把事拖」，可谓信雅达。这个单词指的是通过冗长无意义的发言、讨论毫不重要的议题等，拖延议事程序，阻挠持不同意见者发表意见。
举个滥用规则「费力把事拖」的例子：假如我们团队有个规定，每天中午大家都要轮流提出要点哪家的菜，全部人提议完毕之后团队进行表决。我来第一个发言，为了实现让全组人跟自己一起吃蓝蛙汉堡的目标，我开始从牛的育种，讲到牛肉汉堡的起源地，讲到美式餐饮在中国的市场策略，一直说到大家饿得直翻白眼不得不同意为止，这显然是滥用了发言的过程。因此，在辩论中，保障各方表达机会和限制滥用发言自由，这两点需要平衡。
图为笔者在吃汉堡
其次，要坚持就事论事，如果能在事实层面对对方的论据做出反驳，就应当避免抨击其动机。例如，如果有人列举数据，称有统计表明中国该年出生的男性平均身高为 169.67cm, 同期，日本的数据是 171.46cm，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存在身高方面的先天劣势。对于这一论证，，有人可能按耐不住怒火，斥责对方「汉奸」，认为对方是在刻意矮化中华民族。
但你也可以选择从事实本身反驳，在这一具体例子中，上面的数据是对 1979 年出生的男性进行的统计，而如果使用 1993 年的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男性升高已经反超了日本，对方的结论也不攻自破。所谓「理性辩论」，不是说在表面上摆出谦恭客套的姿态，不是不要「力量」，而是要使用有力的事实和逻辑进行回击。
这一例子来自我在知乎的一篇回答：
最后，希望各位在与他人进行讨论时，也能够保持开放，将讨论视为进行学习的过程。
运用理性，是对自己的一种教育：当你开始广泛收集信息时，你的知识储备就变得丰富；当你开始思考如何用事实来巩固结论时，你的思维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当你在中立第三方面前有条理地进行陈述时，你的人格魅力也在加强，这都是理性参与辩论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