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能够跟警察说出「我的律师马上就到」的人，一般是什么档次的？

这句话很像美剧或者港片里常见的一句台词。题主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富人都有自己熟悉的律师，甚至是专门养着的律师可以召之即来？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至少在美国并非如此，穷人，身无分文的人，也经常说这句话。
一方面，不要被“我的”这个表述唬住了。美国人在语言表述中习惯性地用“my XX”这个词指代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花十几美金剪个最便宜的头发，可以说“我的造型师如何如何”，去医院叫号，可以说“我和我的医生某某某有个预约”，说起自己的车送去保养了，可以说“我把车放在我的机械师那边保养”。这并不代表说话的人有自己的私人造型师，私人医生和专业维修团队，只不过是一个口头表达习惯。
而且这个“我的”也并不一定指具体某个人，譬如，给银行打电话，说“我要和我的理财顾问谈谈”，其实就是想说随便找一个管事的说话，并没有专门指定的意思。
另一方面，美国法律服务市场覆盖面很广，不光面向富人和中产，也有针对低收入者的法律服务和各种法律援助机构。不管是盈利性质的律师事务所，还是非盈利的法律援助机构，都有一部分可以做到24小时接听电话指派律师。对于专门搞交通肇事相关案件的律所来说，做不到24小时有人值班，都不好意思打广告。
请律师并不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件事情，金融诈骗这样的白领犯罪，上千美金一小时的律师也有，一般的刑事案件，几十美金一小时的生意，也有人在做，和送外卖、修电脑一样，都是一种服务。
总之，“我的律师马上就到”这句台词，如果是在美剧里说出来，并没有霸气侧漏的意思，也不能说明说话者的“档次”，每个人都有可能这么说。
--
如果这句话在中国说出来，我认为说话的人应当是一名典型中产者，再精确一点，很可能是有本科或以上学历，月薪在一万到五万元范围，在家乡以外的一线城市从事体制外工作，25-40岁左右的人士。
首先，此人在面临逮捕时没有反抗，没有试图逃跑，说明还有牵挂，有输不起的东西。他没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种气势，但也没有听天由命，依然在试图利用规则解决问题，设法保卫自己的生活。有这种意识的人，并不是社会中最底层者。
其次，他想到的是请律师，而不是找别的人，说明他的社会资源比较有限，并没有上头的人能帮他平事。想到请律师，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认为这是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某些心知肚明律师帮不了的问题，不是“纪律”问题，而这种问题，往往要爬得再高一点才会遇到。
最后，“马上就到”说明他已经习惯了享受现代服务业的成果，惯于现代大都市24小时召之即来的各种便利。也许他以前没有和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但潜意识里面认为这并不是特别神秘的事情，花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服务。
但他应当不是法律专业或者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否则，他应该明白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在逮捕和随后的问询中作用相当有限，还没到他们应当上场的时候。
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此君看律政剧看魔怔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但我还是希望，未来能自然而然说出这句话的人，会越来越多。
如何反驳「犯罪重罚世界就会很美好」？

您就问他，愿意投胎降生在哪个社会：
社会A，实行严刑峻法，刑法起步价十年，上不封顶，枪毙十分钟不嫌多。在这个社会里面，有1%的人可能成为罪犯。(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根据美国监狱人口写的，目前美国有超过220万人在监狱里，考虑到缓刑的人数，那么正在服刑者大约占总人口1%）。
社会B，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对于非暴力犯罪，初犯者有很大可能性被允许缓刑，不同的犯罪根据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出层次。对于严重的犯罪，依然保留了死刑。
您的室友可能说社会A看起来好爽的样子，要是能把开外挂吃鸡的人也吊电线杆就好了。
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是那1%。
--
《射雕英雄传》里面有这么一段，裘千仞和洪七公的对话：
裘千仞：“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
洪七公：“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五百三十一人，这五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
第一次读这段，只觉得荡气回肠正气凛然，但后来想想，觉得似乎有不妥之处。
不说别的，就拿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负义薄幸之辈该杀这一点说，那但凡是男女比例正常一点的大学校园里，还能剩下几人？
固然，艺术虚构不能当做社会现实，那我就基于社会现实说说好了：
你就问这位高谈阔论的室友，您就是从来没违法犯罪，在未来也绝对不会违法犯罪的大大好人？
传播淫秽物品，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这些都是刑法里面的罪名，请君入瓮。当然，还有一个万能的口袋罪名，寻衅滋事，在暗中埋伏着呢。
毕竟，每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有可能成为那1%。
（有朋友说，我就是不会成为那1%，我就是守法好公民。其实，真做过刑事相关的工作，多多少少就会明白，犯罪率和社会经济状况及家庭环境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不能改变一切。您有这个自信，可能是因为在您成长的环境里，守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罢了。更何况，还有被成为1%的情况呢）
——————
我始终相信，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崇尚无差别严刑峻法，种下崇尚铁腕统治的因，那么当自己无法与强权为伍的时候，就难免会吞下自己种的恶果。孕育出一部暴虐的法律，那么，保不齐自己就会被这部法律反噬。
这不是说不要惩罚犯罪者了，我们同样追求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让刑法具有阻遏犯罪的作用。这里只是说一个取舍问题：让尽可能多的犯罪者得到公正的惩罚，和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惩罚少部分犯罪者，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大前提下，有时的确是一个鱼和熊掌的问题，需要权衡取舍。
--
对了，开始那个选择题，罗尔斯管他叫做“无知之幕”。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会位居何处，会不会成为最不幸的弱势群体，因此，我们会希望将这个社会的下限提高一点，为自己拉好安全网。
还有，那位商鞅，不就是将严刑峻法的球，传给了未来的自己吗？
当然，遇到格外自信的，或者特别渴望风险的，当我没说。
如何看待《我是演说家》节目中房琪所述在巴基斯坦持枪军人帮助下获得「买一送一」折扣一事？

这段演讲，反映了一个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正在崛起的中国，要给世界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演讲者提到了，陪同他在巴基斯坦购物的士兵“端起他那个AK-47跟老板说，你买一条送一条，她中国人”。
看到这一段，屏幕前的我顿时觉得万分尴尬。太君吃西瓜的陈年旧帐就不提了，就说不久前的：外国人丢了自行车，警方神速破案；外国人在中国涉嫌盗窃，对方国家总统一句话就能把人捞走；五道口的酒吧里面，外国人，特别是长着白人面孔的外国人，不但能免单，还有异性围过来学习英语...遇到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心里恐怕不太好受。
推己及人，如果您是一名巴基斯坦的小商贩，开着自己的小本买卖。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中国人，身边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在AK-47的帮助下用比本地人更低的价格拿走了两条裙子，只因为他是中国人，您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武装力量？
老祖宗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古代人讲“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价值观”。在我们之前，有很多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登台亮相，各领风骚几十上百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高尚，但他们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东西。航海大发现时期，千帆竞发，勇闯天涯，那是一种上下齐心开疆僻壤的企业家精神；列克星敦一声枪响，葛底斯堡告慰英灵，硫磺岛上传来家书，那是一种为了维护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原则可以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
诚然，这一席华美的袍子背后，也爬满了虱子，但这种叙事方式仍然为大国之崛起赋予了正当性：我之所以能制定游戏规则，是因为我可以给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
类似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讲。在自己还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的先辈为非洲兄弟们修建了一条坦赞铁路，几十名优秀的工程人才埋骨他乡，而正是这帮“黑哥们”，一人一票，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换来乔冠华扬眉吐气的沧海一声笑。有人说，国家之间的博弈无非就是利益分配，但看看这段历史，谁说国际社会上不能有点浪漫主义？我们为了生存，解决了十二亿人的吃饭问题，并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最需要的地方；我们为了发展，一视同仁地看待黑猫和白猫，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美国昔日自诩为“民主灯塔”，而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是实现世界共同繁荣富裕的试验田。
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利万物而不争的故事，与世界分享发展的成果，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生意大家一起做，为了追求各自的幸福而联合在一起，建立世界的新秩序。
而不是，身边手持自动步枪的大兵，拿枪指着自己的国民，撂下一句，“她 中国人”。此乃霸道，非王道也。
好吧，在武装护送之下要了条裙子而已，也许并无关那些“星辰大海”。但是，这个节目，这个特定的场合，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向世界讲故事的过程吗？民族主义从来不是羞于启齿的一件事情，但民族精神也可能被滥用。“我是中国人，我感到自豪”这句话，我从不怯于说出来。但这种自豪，不是来源于我战胜了你，或者你必须服从于我。
希望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是那条恶龙。
为什么美国的辩诉交易连罪名都可以交易？

美国辩诉交易中允许控辩双方就罪名讨价还价，无非是双方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
首先，这种操作能消除风险，避免不确定性。
刑法中，同一大类罪名中不同具体罪名的证明难度不一样。例如，明尼苏达州大明律里的抢劫罪有以下几种类型：
609.24条对应的“普通抢劫”（Simple Robbery）: 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取得他人财物，法定最高刑期十年以下；
609.245 subd.2 对应的“二级有加重情节的抢劫”（Second Degree Aggravated Robbery）: 在实施抢劫过程中，威胁或者暗示自己持有危险武器（而实际上并没有携带武器），法定最高刑期十五年以下；
609.245 subd.1 对应的“一级有加重情节的抢劫”（First Degree Aggravated Robbery）：在实施抢劫过程中使用危险武器，或者使用其他工具并使受害者相信此为危险武器，或者导致受害者遭受身体伤害，法定刑期二十年以下。
我们考虑一个假设的情况：嫌疑人身上并没有枪，在实施抢劫的时候掏出了一把电动牙刷指着受害者，说“老实点，把钱交出来，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这到底应该定什么罪呢？普通抢劫应该十拿九稳，“二级有加重情节的抢劫”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嫌疑人说的话可以被理解为暗示自己身上带着枪，但“一级有加重情节的抢劫”就比较悬了，因为即使考虑了威胁性质的语言，陪审团也不一定会认为受害者会相信这把牙刷是危险武器。
检察官和被告人于是开始做数学题了：有90%的可能性争取到最轻的罪名，75%的可能性判中等程度的罪名，30%的可能性定最重的罪名。最后，双方综合考虑了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后，决定用中等程度的罪名达成认罪协议，这对于双方来说，都相当于消除了风险。
其次，对于检察官来说，这一做法能实现成本与收益的最优组合。
譬如说，在毒品犯罪中，持有的毒品越多，罪名越严重。
还是以大明律为例，152.023 条规定，持有十克或以上可卡因属于“三级持有毒品罪”，最高刑期二十年；152.022条规定，持有十五克或以上可卡因属于“二级持有毒品罪”，最高刑期二十五年。
假设警方拿着搜查令从嫌疑人A的家中搜出了10克可卡因，在搜查过程中，同时在场的嫌疑人B发现事情败露，赶忙驾车逃跑，其中还有嫌疑人A之前放在他车里的15克可卡因，警察拦下了车辆，搜出了里面的毒品。
这下问题复杂了，尽管警察对A住宅的搜查程序合法，但对于搜查B的汽车是否合法，在法律上存在争议，因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执行搜查需要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对于检察官来说，可以毫不费力地用“三级持有毒品罪”定A的罪，但至于能不能把车里搜出的15克也算上，用“二级持有毒品罪”来定罪，就需要让更多的证人来出庭作证，并就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庭上辩论。如果检察官认为额外的五年最高刑期不值得再费这个功夫，可能就会直接提出以三级罪名起诉，换取嫌疑人直接认罪。
--
上面两个例子，都说明出辩诉交易就是一门买卖，双方为了作出最优的风险分配和最优的成本/收益分配，基于共同利益作出选择。也许这不是最能实现正义一种渠道，但考虑到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决方案。
我国经济法学界争论的第一焦点问题是什么？

@姜源 前辈提到，法学领域的“三大玄学问题”之一，就是“经济法是不是独立法律部门”。
这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俏皮话，而的确点出了经济法学科一个问题：这门法到底在研究什么？
从微观的角度，经济活动有其特定主体，例如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合伙企业，以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具有特殊性的主体，但早已有其他的部门法在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我学过一门课程，叫做“金融监管”，讨论的是如何立法防止银行挤兑风险，如何加强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如何防止保险公司滥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如何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等。教这门课的两位教授，Daniel Schwarcz和Brett McDonnell分别是保险法和证券法的学界大拿，在他们看来，研究金融产品的运行机制是这种产品对应的部门法该管的事情，而且自己也完全能够管好，并不需要一个“经济法”学科越俎代庖。
而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和宏观调控这一“看得见的手”，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时，却又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到底是经济法，还是法律经济学，还是法律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到底归法学家研究，还是经济学家研究？
我们学校有位教授，Francesco Parisi，曾经执导我写过一篇法律和经济学交叉学科的论文。根据学校网站介绍，这位教授的研究方向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譬如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双方当事人支出的诉讼费用，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诉讼与和解之间的最优选择等。Parisi教授觉得自己是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分析方法，使用的模型，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法律只不过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对象而已。今天用这套方法分析律师和客户，明天用这套方法分析修车工人和客户，换汤不换药，而这里的“药”实质是经济学。
再者，到底什么是“经济学”，也很难说有什么清晰的边界。最近一次诺奖，行为经济学出尽了风头，而获奖者，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理查德·塞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同行所接纳，他的研究甚至在有些学者眼中根本和经济学不沾边。经济学和数学、统计学的边界同样很模糊，经济学者钱颖一在上学时接受的训练，完全是往数学方向跑。身边在本科时就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朋友，得到的建议往往是打好复变函数、多元微积分、实分析、随机过程等数学课的基础。
连经济学是什么尚且没有定论，更何况衍生出来的经济法学呢？
如果目前的北大和清华爆发学校间的战斗，谁会赢？

个人更看好清华。
清华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自行车的钢铁洪流，不在于阳光长跑锻炼出的长途奔袭能力，不在于校级健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生化战士，不在于理工科人才储备，不在于饮食服务中心掌握的天顶星后勤保障技术，甚至不在于核反应堆。
而在于很多清华学生都具备的，在面对GPA，个人和集体荣誉时展现的狂热精神。
我有一策：将攻占北大作为一门暑期实践课程，将活捉了多少北大学生作为评分标准，并设置与该门课表现挂钩的校级奖学金，将课程表现纳入甲级团支部评比标准，在个人素质测评中加大暑期实践的权重，这样一来：
一天后，博雅塔下见不到北大学生；
两天后，农园传来热干面的香气；
三天后，未名湖里面的甲鱼都被捕捞殆尽；
四天后，一名北大同学交代了流亡大兴区的万柳烈士旅核心成员去向，这名同学被获准参与学生节；
五天后，校园内的流浪猫狗学会了面向紫色的旗帜投降；
一周后，人大的同学惊讶地发现身上多了一张北大学生证，而清华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海淀黄庄。
--
早在军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同学们对于GPA的执着。
当时，个人军训成绩评分中有一项是打军体拳。我身体协调性不好，习武天资愚钝，和宿舍兄弟们挑灯夜谈，原来大家都忧心自己的军训成绩。于是，我们毅然决定向隔壁宿舍拜师学习军体拳，晚上十点，在宿舍走廊里一个一个动作反复练习着，吸引了更多少年侠士们来比武切磋。依然记得，当时有位打拳动作很标准的同学为我们演示了一遍后，有人称赞道：
“学霸!”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自己练的“军体拳”其实是女子防身术。当时学校想搞个女子防身术的展示，于是选了几个有女生的院系统一来教。当我们得知真相以后，才意识到这套“军体拳”的针对性如此明显。多年以后，我一位为人非常随和的室友还经常被人用女子防身术偷袭，这是后话了。）
另外，军训时步枪打靶也和总评成绩相关，导致在打靶前的一晚，还有同学复习军事理论教材，和大家讨论弹道问题。当时，据说有人瞄准时间太长，教官等不及，上去夺过枪自己扣扳机结果脱靶，引发了关于考核标准不明确的争议—可没人说有时间限制啊！
当学期真正开始以后，这种趋势就愈演愈烈了。我们的经济学原理课每周有一次助教主持的小组讨论，一开始大家都很腼腆，助教抛出一个问题，都在眼巴巴等别人先挑开话头。
助教姐姐小声说了一句，“举手发言次数和平时成绩挂钩的哦”。
瞬间炸了。二十多人的小组，二十多只手举了起来，还有人开始喊“我先举的！”
助教说，这就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章里说的，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
而在涉及班级、院系荣誉的比赛中，竞争经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几乎每年的马约翰杯（院系体育比赛）都会有这么一两次充满火药味的事件，对此，幸而有常年在紫荆操场卖矿泉水的“张水妈”及时出面调停，化干戈为玉帛；一二九合唱比赛中，你们请专业的声乐老师来教学，我就出动艺术特长生来伴舞，临近比赛的时候排练到半夜也是常有的事情；到特奖评选的时候，真的会有同学因为自己专业没有产生强有力的候选人而忧心忡忡，向院系领导建言改革...
而这不正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所需要的吗： 进取心，集体荣誉感，执行力。
光荣属于北大，而伟大属于清华。
//再说，现在再喊“砸清华，抢奶茶”之类的口号也不会有用了，放弃吧。
—
后来我知道，锅里的肉有的是，不用和一桌的人争过来抢过去，而且世界这么大，好东西不能一个人全占了，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好。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如此热衷于这样的竞争，真是傻得冒泡，会为了一朵毫无意义的小红花付出动辄几十上百小时的努力。
与其说真的这么想赢，倒不如说是寻找一切机会释放过剩的的精力和才智吧。
但我还是很怀念那时的自己。到现在，每当我又在床上赖过去大半个小时，又得过且过地度过一天，又放任一件事做了个半途而废，一个问题想了个一知半解的时候，就难免会想，当时那个死命钻牛角尖，看谁也不服的二愣子，到底去哪里了。
对于 2017 司考成绩，你有什么想说的？

383，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成绩，大家以后可以尽情地说“别看那个王瑞恩整天在网上咋咋呼呼的，司考还没我高呢。”
写这篇回答，是想告诉在美国学习法律但想要回国参加司考的非法学本科同学，如果明年政策依然允许的话，只要做到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依然值得一战。
我并没有系统学过国内的法律，大学时仅仅凭兴趣听了点经济、金融、证券、银行相关的法学院课程，再就是和相熟的教授侃大山，听美国宪法段子，刑法民法的基础都很薄弱。一开始我想靠看“三大本”解决，但很快发现并不现实，看了三大本，做题还是两眼一抹黑。三大本讲得很全面，对于学习知识来说非常好，但毕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考试，所以难免要带上点功利心，该听音频课就听，该买教辅材料就买。我直到七月份才认识到这一点，当时还在工作，所以只能全程两倍速飙车，幸而后来抽出来一点整段的时间把音频过了个大概。
之前有人问，美国的法律知识对于司考是不是完全没用？这要分两方面说。
一方面，美国法学院的教学和考试方式和司考几乎没有可比性。英美判例法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对比大量同类判例，抽象出一个法律原则适用到未来的案件中；而大陆法的思维方式是演绎法，从法条出发，做三段论的分析。与此相对的，美国法学院的考试答题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尽可能将题目中的事实和判例进行对比，这就是所谓“compare and contrast”。
举个例子：不知大家是否记得抽油烟机里藏金条那题？如果是美国法学院的考试，为了判定这种情况到底是否构成“占有”，我会列举物权法中和“占有”相关的判例，一看，好嘛，有一个判例说有人讲银元放在洗碗机里，法院认为没有丧失占有，所以类比过来。如果有人找到同样有说服力的判例，作出相反论述，只要类比过程站得住脚也可能算对。但在司法考试中，题目是选择题，容不得列举和归纳，就只能细抠占有在民法上的定义。这种非黑即白的答题思路，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另一方面，中美法律的知识框架也有共通点，特别是公司、破产之类的领域，我国本来就从美国借鉴了一部分经验（例如2006年破产法，在程序设计上和美国的非常相似。）至于三国部分的内容，据我选过国际法的同学介绍，和司考的考点还是有颇多的重合之处，而且国际私法中的原则也是通用的。对于这一部分，强行记住一些数字即可（例如公司法里公司各种会需要多少赞同票，各种期限程序的期限；三国法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国内的程序性规定之类）。
--
最后，从技术细节上来说，如果需要在九月中旬飞回国考试，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留出时间适应时差非常重要。我尽管已经尽可能在飞机上呼呼大睡，而且回国后也休息了一晚上，但考试时还是需要全程靠红牛吊着一口气。
另外，对于美国法学院在读的同学来说，必须要面对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暑期实习和备考，到底如何选择？我个人的经验是，努力尝试和老板和同事解释自己的情况，每天给自己划定一个时间，一到这个点，放下别的事情，能甩掉的锅就甩掉，强行开始复习。我身边的确有在国内一流的法学院毕业，但因为工作太繁忙分散精力结果司考失利的朋友。事后聊起来，最大的感触就是缺乏执行力，优先级不明确。也希望大家能够避免类似的遗憾。
在你的学科，领域里，有哪些你们觉得坑爹，纠结的专业术语？

说一个我其实接触过，而且凭借自己朴素的理解（瞎猜）强行赋予自认为正确的含义，最终才发现一直理解错误的美国法律术语：in camera.
在美国的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个重头戏，法官必须要把好关，避免双方律师或者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双方把不符合证据法的东西提交给配审团。但证据合不合法很多时候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例如，一般来说律师为客户准备诉讼时制作的“工作资料”享受客户保密关系的保护，不得作为证据。有一个诉讼程序法上的经典案例，Hickman v. Taylor, 329 U.S. 495，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官认为，如果诉讼双方可以任意申请搜查对方律师的工作笔记或者要求对方律师为自己的准备过程作证，那么诉讼中的对抗原则将荡然无存，律师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然而，什么叫准备诉讼？假如一家手机厂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产品电池有隐患，可能会爆炸，于是在真正发生爆炸事件之前已经请律师商量好了对策，这算不算是准备诉讼呢，亦或必须要等到有消费者起诉了才算“准备诉讼”？
什么叫“律师”？大的公司有自己的法务团队，而且在诉讼中还会聘请顾问，专家证人等，对于这类人员工作资料的保密性，并没有非黑即白的法律规则，很多时候需要结合具体的工作性质来做出判断。
正因为证据的合法性可能存在争议，需要双方进一步举证并进行辩论，因此在诉讼程序中有一种叫做"In camera review”的机制，诉讼双方将有争议的证据提交给法庭，由法庭决定是否可以让陪审团过目。
In camera， camera 是照相机的意思，那这就是“在镜头下审视证据”的意思咯？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合理：证据问题这么复杂，法官肯定不能当时就拍脑袋决定，所以需要用照相机把证据拍下来回去慢慢琢磨。而且因为这些证据涉及商业秘密，所以不能经常到处搬，得照下来保管好了备案。（这当然是错误的理解。）
后来我在实践中接触过这类情况，但并没有见到照相机。我们就是和辩护律师在法官的办公室里面简单说了几句，解释前因后果，提出自己的主张，法官想了一会就决定了，也没见到有人拍照。我当时还想，一定是因为案情太简单了，不值当再申请用专业器材的。
后来，突然有一次在听讲座的时候，一名英国来的律师吐槽圈内容易被误解的行话黑话，才一语道破：
原来，in camera是拉丁语，意思是“在私下里”。这个词直译过来是“在密室中”，引申过来的法律含义是指诉讼双方和法官躲开陪审团，暗搓搓聚在一起商量这个证据合不合法。
根本和照相机没关系啊，摔！
江歌母亲发起的《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合法吗？

司法有义务避免舆论的干扰，但舆论没有义务，也不应该因为害怕一不小心“干扰”了司法就主动进行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一位法官，如果因为看到了签名书，超越了法律所允许的量刑范围作出判决，就绝不是一名称职的法官。司法可以成为一种反多数的力量，构成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的一种制衡，时刻保持清醒和独立，成为汹涌浪潮里的中流砥柱。
但江歌的母亲，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完全可以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江歌母亲在内的公民，有权用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签名请愿也是一种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广泛采纳的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 @Three诗睿 在本问题下的回答还介绍道，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交“请愿书”（日本称为“上申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请愿权受到宪法保护, 还有专门的《请愿法》为这类活动提供引导。
再者，哪怕觉得司法公正容不得一点沙子，认为一点点的舆论宣传都可能破坏司法程序的话，还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舆论可以影响立法。不论是代议制还是直接民主，不论是在什么主义的旗帜下，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认同一点：法律是社会/人民/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体的主体名称可能不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立法是一个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的过程）。如果江歌的母亲希望未来法律能得到修改，甚至提出要增加一种死刑方式，允许用迫击机关枪将类似案件的杀人犯枪毙上一刻钟，她也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方式来给立法者施加影响，表达自己的诉求。诚然，由于法不溯及既往，这一新的立法无法直接应用于本案凶手，但如果能通过本案推动法律的修改，增加对潜在犯罪者的威慑力，于死者家属来说仍然不失为一种告慰。
更何况，签名这种事情在网络暴力盛行的当今社会，已经算是相当克制的一种途径。
更何况，她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
我还在拉姆西郡检察院的时候，主要做的是通过辩诉交易认罪或者经陪审团定罪后的量刑听证，在这一过程中，犯罪受害者或者家属有权向法院作出陈述。另外，根据明尼苏达州大明律611A.038条，犯罪受害者有权要求在量刑听证时代表控方出庭的检察官宣读自己写的意见书，检察官必须如实宣读。
很多时候，尽管我们已经向受害者解释了认罪协议已经包含了刑期上限，或者此类情况在明州法律规定下有三分之一的刑期可以再监外执行，但受害者已然明确表示：我会向法官要求判处此人XX年的刑期。我所遇到的犯罪受害者中，有人就曾经明确表示，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次不太可能从重量刑，但只是想告诉犯罪者，自己不会原谅他。
我曾经问过指导自己的检察官，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要不要说什么？前辈说，法律允许受害者对案件发表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不应当干涉；但如果法官的量刑超出了认罪协议范围或者违反法律，你有义务指出来；如果受害者干扰法庭秩序，或者给他人安全造成威胁，你应当在保证自身安全协助法警维持秩序。
就是这样。
美国陪审团可以做出最终裁决，那法官来干嘛的？

即使是有陪审团的庭审，法官也要肩负以下的职责：
1.证据的“看门人”，决定哪些证据可以被提交给陪审团
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员就好像在双方律师的引导下来“盲人摸象”，根据所得到的信息，试图还原出真相。而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输入，什么样的非法证据不得被采纳，都需要法官来把关。
例如，在交叉质询中可能会有以下的场景：
检察官：10月28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你是否从二楼窗户看到一名穿红色帽衫的男子？
证人：是的。
检察官：当时他在喊什么？
辩护律师：反对，传闻证据。
法官：反对有效。
检察官：我们可否上前讨论？（May we approach the bench?)
法官：好吧...怎么回事？（关掉麦克风，确保陪审员不会听到）
检察官：如果您允许我问这个问题的话，证人的回答将会是“我听到他在喊救命”，这构成紧急情况的例外。
法官：我知道了，但你要避免开放性的提问方式，只问和求救有关的事。（重新打开麦克风）
检察官继续提问：当时你有没有听到这名男子在求救？
证人：是的。
在这里，辩护律师认为由证人转述第三方（穿红色帽衫的男子）在法庭外所做的陈述，属于不得被采纳的传闻证据（hearsay），而检察官认为当时该男子仅仅是在呼救而已，构成紧急求助这一例外情形，可以被采纳。当出现这些争议的时候，法官就需要发挥作用了，及时控制控辩双方提问的方式，确保陪审团听到的证词都是合法有效的。例如，上述例子中法官其实允许了检察官适度做出引导性提问，就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处理方式。虽然引导性提问有操纵证人之嫌，但在这个具体例子里面可以避免夹带不当内容，将内容限制在是否求救的范围内。
2.陪审团评议的引路人，为陪审员设立议程，解释相关法律。
越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人，越有可能被认为可能存在偏见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 -- 我的一位教授就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当一回陪审员而深感遗憾。
但陪审员的评议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法律背景知识。尽管原则上来说，陪审团的职责就是认定事实，因此被称为事实的发现者（fact-finder），但这其中离不开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情况。
举一个我遇到过的问题：一般来说，根据第四修正案，警察没有搜查令不得搜查公民驾驶的车辆，但这一原则有一个例外，就是所谓的“目视法则”（plain-view doctrine）。根据目视法则，当满足以下三点时，警察不需要搜查令也能搜查公民车辆：
a. 从警察所处的位置能用肉眼清楚地看到可疑物品；
b. 警察合法来到了上述位置，并可以通过正当手段取得物品；
c. 可疑物品明显涉嫌犯罪行为。
现在，假设在一个贩毒案件中，警察巡逻时，透过汽车窗户发现嫌疑人车里有疑似毒品的物质，不经申请搜查令就直接拦车检查，发现是100克的海洛因。陪审团听了证人陈述，看了执法录像，现在需要判断是否认定嫌疑人携带毒品这一事实。陪审员其实很疑惑，为什么控辩双方一直在纠结警察眼神好不好，汽车后窗有没有贴膜之类的问题，后来进过法官提醒，才知道这些事实对于判断搜查行为的合法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法官向陪审团解释“目视法则”的三个要素，就是所谓的“陪审团指示”（jury instruction）过程。法官不能越俎代庖代替陪审团作出决定，但有权利也有义务告诉陪审团，为解决最终的问题（定罪）要解决哪些小问题（有多少海洛因可以作为定罪证据），而要解决小问题，又需要认定哪些事实（警察在巡逻时透过窗户能不能看到毒品），以及解决小问题所需要了解哪些法律知识（目视法则）。法官的作用，就是手拉手带着陪审团沿着一定的程序来依次解决这些问题。
注意，在这里海洛因这一物证的合法性无法由法官一人作出决定，因为其合法性涉及了目视法则的应用，而这一过程需要陪审团认定事实，因此和第一个例子有区别。
3. 听取双方提出的动议，对动议作出裁决
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或者双方律师都可以提出各类动议（motion）要求法院裁决。有的是程序性的，例如管辖权异议，追加专家证人，改变下次开庭时间等；有的是实体性的，例如要求法官不经陪审团评议，直接由法官做出判决等（成为“Judgement as a Matter of Law），或者要求法院推翻陪审团的决定。（在刑事案件中，如果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法官可以改判无罪，但如果陪审团认为无罪，法官不可以改为有罪）
对于事实非常简单清晰，或者双方对于证据没有异议，仅仅对适用法律问题存在争议时，往往律师会提议直接由法官作出判决，这事法官就需要决定是否放陪审团回家自己接手了。
--
以上说的是庭审阶段，而庭审只是法律实务中的冰山一角，在以下过程中，陪审员并不会登场，由法官掌握大权：
--在收到诉状后，决定是否驳回起诉；
--监督双方进行取证和证据开示；
--在民事诉讼中，当取证结束后，依其中一方的申请，决定是否不经开庭直接做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
--在刑事诉讼中，监督控辩双方进行辩诉交易，确认认罪协议的有效性；
--监督陪审团的筛选过程，依双方申请决定是否排除某名陪审员；
--就存在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主导双方进行法庭辩论（oral argument）并作出决定；
另外，不论刑事还是民事，上诉案件一律是没有陪审团的，这一点也需要明确。而上诉过程，正是法官解释法律，创造判例的舞台。相信了解过一些联邦最高法院经典判例的朋友们，对这一点都不会感到陌生。
如何评价「It's okay to be white」活动？

事件经过在问题描述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我想讲一个与该活动并不直接相关，但能说明一些情况的事例：
上周课后，我的教授亲自向我道歉，而我自己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再三表示不需要道歉。
我们课上在讨论奥巴马医改的利弊，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按照最高法院在NFIB v. Sebelius判决中的逻辑，将强制收取的保费（mandate）视为一种类似税收的收入转移的话，奥巴马医改和税收的累进性有脱节之处。例如，对于年轻的中低收入者来说，缴纳保费的“税率”其实很有可能突破了个人收入边际税率。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健康的中低收入者承担了超过合理税负的责任，所交纳的保费也和实际医疗开支不匹配，用“税收”来为其赋予合理性的解释会存在矛盾。（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涉及国会是否有权立法推行医改，如解释为一种“税”的话才能符合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
教授表示，有点意思，但我觉得这在实践中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因为父母的保险可以覆盖26岁以下的子女，实际上年轻力壮的中低收入者并不太可能面临这一情况。
当时看到其他人也要发言，我就没再继续说。下课以后我又查了一下相关数据去找教授，解释道自己主要是想到了父母不在美国的新移民群体，他们可没法用父母的保险来覆盖。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要抬杠，只是想争取多蹭一点平时成绩，顺便套套瓷巩固一下和教授的感情而已。但我一说出来这句话，教授的脸色明显变了。
"啊是啊，我怎么没考虑到呢...”
然后他连声表示自己非常关心新移民的问题，也很同情他们在美国遇到的不便，并且一再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道歉。
我都懵了：一方面，我觉得教授作为学界和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能保持这份不断自省的心态，的确难能可贵；另一方面，我也觉得似乎有点过了，因为本来就是学术讨论而已，我自己没有移民，也不是要来给自己“鸣冤”的，只不过是那这类情况作为一个特例来讨论，上纲上线就没意思了。
最后我只好打圆场说，那我也很无奈啊，要废掉奥巴马医改就必须请来特朗普这尊大神，新移民只有更惨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美国式的闲聊那样，对方骂了几句特朗普，空气中重新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氛围。
--
其实，这种下意识的自我思想审查，对于学术和思想的交流来说不是非常可怕的吗？新移民，穆斯林，黑人，同性恋者，这些都是法律，社会科学，经济学等学科需要研究的对象；白人、亚洲人、黑人学者都可以研究这些领域。而如果因为研究者的身份问题给思想的交流套上了枷锁，是多么让人觉得不痛快的一件事。比如，我觉得这位白人教授可能因为我看起来像是饱受特朗普政府迫害的“新移民”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如果是白人学生和他谈起这件事情，也许对话进行的会更加顺畅。这样看来，也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得到了“关怀”还是受到了“歧视”。
对他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白人并不OK，但我很想告诉他，没问题的，不论我们是什么种族肤色，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都可以摆出来大家好好聊。
“让思想冲破牢笼”，《国际歌》诚不我欺。
—
刚回答这个问题，在校园里遛弯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玩意：

“No It’s Not”.
静静看你们隔空喊话吧。。
你遇过的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

2015年的万圣节，我和朋友们从图书馆出来，在学院对面的酒吧小酌两杯权当感受节日氛围。
大概是因为紧挨着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个街区有三间酒吧品字形分布，到了万圣节，真是百鬼夜行：拿粪叉子的，骑笤帚的，长出一双尖耳朵的，青面獠牙的，牙龈出血的，头上蹲着一只蝙蝠的，什么都有。就连蜘蛛侠、斯巴达勇士、绝地武士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等各路神仙也都来增添节日氛围，热闹非凡。
透过酒吧的窗户，能看到这么一位警察，看着就三十岁出头，微胖身材戴着眼镜。我看他一会就从警车上下来巡逻一圈，警觉地张望着大呼小叫的人群。气温已经快到零下了，但他还穿着单衣 -- 这边的警察好像都习惯这样，不知道有设么讲究。
但显然也不是真的不怕冷，我留意到他每转一圈都会在酒吧外面靠近排风口的地方多站一会，装作毫不在意地蹭一下里面吹出来的暖风。
我有一位朋友说，失陪失陪，出去抽根烟。我看他点了烟，向警察招招手说了几句话，竖起了大拇指，警察很得意地挺直了腰杆，给他看自己胸前带着的警徽。
朋友回来了，我问他，你们刚才说啥呢？
“我说，这身装扮不错啊，今年万圣节的冠军肯定是你了。”
“他说，那可不是嘛，你看我这个徽章都是专门订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
--
两年以后，又到了万圣节，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凝望着欢乐的人群的警察小哥。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不知道他的孩子，当时是不是已经讨来了一大篮子糖果，等着爸爸回家展示自己今年的收获。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执行工作任务不能和家人朋友一起过节 -- 我想到了很多其他在本该阖家团聚的时刻坚守岗位不能回家的人们，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的心情都是相似的吧。
“这身装扮不错啊”
鼻头都冻红了的年轻警察，整了整胸前的警徽，看着街对面的人们，笑得很开心。
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真吃到却很失望的？

香槟和鱼子酱。
小时候听过一首英文歌，《卡萨布兰卡》，描绘一对小情侣在露天汽车影院看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空气中都是恋爱的味道。
其中有一句歌词: 星空下的爆米花和可乐，变成了香槟和鱼子酱。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
那时我就觉得这两样东西肯定是了不得的珍馐美味，对了，还有电视上播F1的比赛，我总以为冠军才能奖一瓶香槟，那该是多么金贵的好东西啊！
有的时候看旅游真人秀节目，多大牌的明星，见到了这一团黑乎乎黏黏的东西，也露出一副没出息的表情，淌着哈喇子连声赞叹。我就想着，那天有钱了，我也要挥霍，我也要鱼子酱就着香槟，不活着了！
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次赚了笔几百美金的外快，那时候和 @王妈妈 在华盛顿旅游，看到路边一家看上去挺高级的俄国菜就挪不动腿了，进去就要吃鱼子酱。
服务生说，我们有168美金一份的，298美金一份的, 还有...
王妈妈看着我犹豫不决的样子，好像是想笑，她知道我在点菜的时候非常大男子主义，最烦被人打断，但也知道我心里面其实在七上八下打着算盘计算着收支。（我们曾经有过在某高档生蚝餐厅喝了两口气泡水，看了一眼菜单就狼狈而逃的经历。）最后我们决定就点一个带鱼子酱的小吃，比纯点鱼子酱便宜很多。
端上来一看，底下垫的是煎蛋卷，上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鱼子酱，拿起一块，小心翼翼地嗅了嗅，烘焙的香气似乎有点喧宾夺主，于是直接拿叉子挑起鱼子酱送到口中。
嗯...第一感觉是咸，稍微有一点腥气，再就是发酵的味道，像是带点鱼腥味的王致和腐乳。等我再想咂么咂么味道的时候，嘴里已经空荡荡的了。
这顿饭，后来我们吃了大块的肉排，喝了红菜汤，用免费的面包把盘子都擦得贼干净，敦敦敦灌伏特加，称兄道弟地互相扶着回去了，至于鱼子酱，后来想起来，无非也就是“啊，其实我也吃过那玩意。”
香槟后来也不再神秘了，有次去一个律所办的酒会，桌上就有一杯杯的香槟，抿了一口，感觉还不如六七美金一瓶的“黄尾巴”白葡萄酒好喝，味道很单薄，略带涩口，像是走了汽兑了酒精的苏打水。昨天和朋友吃饭聊起来，朋友也说，有次去参观酒庄喝了香槟，感觉还是鲜榨的葡萄汁好喝。
但这里的“失望”仅仅是对于食物本身的：
能有这么一个人，不管是一起吃爆米花喝可乐，还是香槟鱼子酱，都能有一样的快乐；有这么几位朋友，在一起自己炒两个菜，拎一袋子熟食，喝瓶啤酒吹吹牛，给桌米其林三星都不换，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美国最让人不解的地方是什么？

打喷嚏的时候，总会有人说一句“保佑你” （Bless you），如影随形，逃无可逃。
并不是说这个行为并不理解，我看网上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因为打喷嚏说明人正在和和要侵入身体的恶魔斗争，所以需要加油鼓励，有的说在瘟疫泛滥时期人们发现打喷嚏和生病之间的相关性，于是需要祝愿别人无病无灾。
不能理解的时，美国人，至少以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州为例，真的不分时间场合对向，都可以条件反射一般地听到喷嚏声就说出bless you.
我常年受过敏性鼻炎困扰，所以对这一点非常有发言权：
上课的时候打个喷嚏，教授在讲课过程中插一句“bless you”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走在路上打了个喷嚏，墙角冷不丁传来一句“bless you”，惊得人一跟头；
就连我出庭的时候，代表控方主张应当对被告人从重量刑时打了个喷嚏，对面穿着橙色囚服的大哥也忙不迭地来了一句“bless you”，一瞬间竟觉得有些惭愧 （法庭记录员可能还记录在庭审笔录上了）；
有一次我打自动语音客服电话的时候还在想，如果Siri要真正实现自如的人机互动，应该加入在听到喷嚏声时说“bless you”的功能。
还有，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嘛，遇到粉尘什么的，不痛痛快快打上一长串喷嚏是停不下来的。有一次，学院门口在施工，灰比较大，我进门的时候一直在打，结果我打一声，保安小哥就说一声bless you，我打一声，就一声bless you，双方你来我往好几回，这一定是一场恶魔和上帝之间的拉锯战。
最夸张的是，昨天我在学校洗手间蹲坑的时候打了个喷嚏，旁边的隔间和隔间外面，先后传来两声“bless you”。
谢谢各位的好意，我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好自己了，一定不会输给邪魔外道的，你们也要加油哦！
--
评论区有朋友说，这种社交礼仪还有点小尴尬之处：听到bless you要马上做出反应表示感谢。我再吐一句苦水：如果同时有多个人说了bless you，那只能希望自己有柯镇恶师父那样听风辨形的耳力了，要迅速判断声音的方向，迅速但并不显突兀地向对方点头致谢，没有多年的训练很难做到。
既然法官很懂法律，那律师有必要存在吗？

非常赞同 @姜源 前辈在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浓缩成一句话： 民事诉讼涉及发现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的费用，法官不背，纳税人不背。
“发现事实”到底有多昂贵呢？贵到足以让原被告双方为了调查费用承担的问题再打一场官司 -- 这就是Quinby v. WestLB AG, 245 F.R.D. 94 （2006）一案。
本案原告是西德意志银行的一名部门副经理Claudia Quinby。 2001年，Quinby收到了57.5万美金的奖金，考虑到通胀，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1万。而在第二年，她的奖金缩水到了47.5万了。
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Quinby女士发现，公司中男性管理人员的奖金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降幅远没有自己的明显。同时，她也注意到公司管理层出现了不太良好的氛围，男性高管经常自己闭门开会，不带女性员工一同参会，而且男性高管之间经常背着女员工互相群发邮件。另外，她在公司财务中也发现了一些疑点，猜测男性高管之间可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自己偷偷暗中发奖金，而将女性排除在外。
于是，她以公司存在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为由，将西德意志银行告上法庭。
尽管原告有诸多理由认为公司的确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但始终缺乏能够落实锤的证据。要想取证，必须要得到法院批准，由法院责令被告彻底地检索公司内部邮件系统、会议记录、财务信息等资料。
要记得，案件相关事实发生在21世纪初，大容量存储的技术远没有现在发达，公司想要长期存储历史资料，还需要压缩到卡带一样的“备份带”（backup tape）中。要读取备份带，并不是直接往电脑上一插这么简单，需要进行专门的数据恢复工作。
要在一个银行几年间压缩备份的电子数据中寻找存在歧视性言论的邮件或者记录，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在当时读取备份带数据还是门技术活，需要专门的第三方公司来做。最终，被告为了履行法院签发的调查令，一共给数据恢复公司支付了22.6万美金。 这还是在被告的一再主张下，限制了调查范围的结果。按照原告一开始提出的范围，恐怕光解码数据一项就要花掉上百万美金。
按照美国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诉讼中被要求协助调查的一方有义务承担相关费用，但联邦民事诉讼程序法第26条C款规定，在存在超常费用时，法院可以责令原告承担部分费用。
于是，被告认为22.6万美金属于超常指出，请求法院让原告掏钱，双方的在本来的歧视诉讼之外，又针对费用分配问题单独打了一场官司。
法院裁定，原告应该承担22.6万美金调查费用中的30%，被告承担70%。在本案中，法院提出了决定调查费用承担比例的七个因素，使本案成为诉讼程序法的经典判例。这些因素有：调查与案件的相关性，所涉及信息对判决结果的重要性，所涉及信息来源渠道的唯一性，缩减费用的可能性，双方在取证方面力量对比，双方控制成本的能力对比，申请调查方所获得的利益大小。
而在职场性别歧视问题的诉讼中，陪审团最终并没有认定被告对女性员工存在系统性的歧视行为，但基于被告对原告的报复性解雇，判给了原告254万美金的赔偿。
--
看了这个案子，大家来说说，作为纳税人，你们愿意看着法院花费几十万，供一名一年光奖金就能赚相当于今天80万美金的“有钱人”打官司吗？
对了，上面说的22.6万，仅仅是读取数据的费用，总还要找几个人参与整理分析资料，这又是一大笔开销。
而作为法院，如果要花公家的钱来调查取证，会不惜下血本把一方的家底查个一干二净吗？花多了，纳税人不干，报部门决算时也不好看，花少了的话，当事人又不满意，只能尽量和稀泥。就算法庭包办调查，让当事人买单，说不定当事人还得怀疑法庭是不是徇私舞弊吃回扣，倒不如让双方律师自己想办法，图个清静。
而对于原告来说，本来自己掏钱可以吃好，但偏偏要和大家一样四菜一汤勉强吃饱，能保证人人满意吗？
所以，法官还是让双方自己调查取证好了。
你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哪些效果很好的故事或段子？

在我刚开始上法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合同法老师做过这样一件事：
在第一节课前，他吆喝了一嗓子：同学们，学院有规定了，大家上课的时候要是想用电脑记笔记，得先签一个协议，就是不能上网不能打游戏什么的，签好了我们上课。
大家刚拿到这张五页纸的协议，老师已经开始咣咣咣讲了起来，拉丁语名词和判例名齐飞，很多人随手签了个字，就赶快打开电脑记了起来。
我当时还寻思着，美国人办事就是规矩大，用个电脑还得走程序。
课间的时候，老师把协议收了上来，点了点数，露出了一丝奸笑：
“好了，电脑都交上来把，麻利儿的，Chop-chop”
话音未落，老师已经身手矫捷地扑向第一排，开始收电脑了，一边收一边感谢大家。
原来，在五页纸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本人确认，若出席本学期合同法的第二节课，则视为同意将个人所有的手提电脑无偿赠予授课老师’ 。
在大家的一片抗议声中，老师说道：想把电脑拿回来吗？想保住自己的电脑吗？给我个理由吧。
于是，还没系统学过合同法的全班，开始凭借朴素的正义感和之前零七碎八听来的一点法律知识开始了维权：
有的人注意到了上课前老师说的话： 虽然合同这么写了，但您一开始的口头陈述存在误导性，这是欺诈吧？
有的人可能提前预习了：五页纸里面藏了这么一行小字，谁看得出来啊，那个什么，我听说这是格，格式合同吧，不是对撰写者做不利解释吗？
还有的人不愧是生在星条旗下，长在自由的天地间：您作为公立学校的老师，这么做违宪了！ （“哦你说说，违反了宪法哪一条？”该同学抓耳挠腮了一会，说还没上宪法课呢，但我觉得宪法应该管这事。）
就这么你来我往地辩论了大半节课，老师宣布，这是我给大家开的一个小玩笑，好了，我不要你们的电脑了。其实，当时大家也早就看出来这是一个教学游戏，都觉得乐在其中。
--
这门课快结束的时候，老师又说起了这个送电脑的合同，然后问大家，现在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凭借这学期学到的法律知识，以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都能把电脑要回来了？
看着几个人自信点头，老师接着说：但以后你们是律师了，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可能会被欺诈，可能会不认真看合同，但人们对于律师有更高的期待。没错，你们可以把电脑赢回来，但你的客户会要求你，一开始就别给我整出事来，没有人喜欢为了理解错了合同而打官司的。
至此，我才明白了这个教学设计背后的逻辑：
一开始，很震惊，觉得不好好看合同会摊上大事；后来，胆子越来越壮，觉得总有法律依据能赢回来；到最后，也有了一丝敬畏心--就算能赢，但还不如一开始就把事情弄得稳稳当当。
--
“这节课的最后，还要给大家传授一个知识点。”
一向嬉皮笑脸的老师，突然变得很严肃，敲着桌子，一字一顿地说道：
“好-好-看-他-喵-的-合-同！” （“Read-the-Freaking-Contract!”）
如何伪装成清华北大毕业生不被发现？

在饭桌上，动情地饱含着口水回忆道：
“紫荆 食堂的 康博斯大鸡腿，真好吃啊，毕业以后再也没吃到过了。”
算是清华学子共同的记忆了吧。
如果想冒充隔壁的，请替换成“农园二楼”和“海南鸡饭”。

//为了防止有人真的实践这个问题下面的方法，以保护目的作出无建设性错误回答。
有哪些看似是小事却能定大罪的罪行？

眼见明州的天气就要转凉了，想起去年冬天接触的一个案子：父亲因为给女儿穿衣服少了被判重罪（felony）。
那是一个在明尼苏达州非常典型的冬日清晨，铲雪车还没有造访这处住宅区，一辆警用SUV亮着大灯，沉稳地踏过积雪，在街区巡逻 -- 七点半，天色只是微微透亮，但街上已经有等待校车的小学生了。
一位警察发现了一名看上去八九岁上下的女孩子，穿着“明显不适合冬季穿着”的衣服（引自警方笔录），在街边焦急地走来做去搓着手。警察连忙让她上了车，问是怎么回事，小姑娘口齿很伶俐，三言两语说了个大概：她父亲嫌她起床晚，一通骂之后，胡乱丢给她几件衣服，就把她轰出门去了。
警察按照小姑娘说的地址找到了她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女孩的父亲一开门，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酒气。
根据大明州的大明律609.337条，以“残酷手段惩罚儿童”（Malicious Punishment of Child）是默认是“轻罪”中最严重的一档（Gross Misdemeanor），可被判处一年以下拘役；如果犯罪者再犯同类罪名，或者有暴力犯罪前科，包括家庭暴力，则可以升格为重罪（felony），面临最低一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
虽然名为“残酷手段”，但不仅有暴力行为才能构成这一犯罪。法条规定，任何“结合情势判断属于过度的暴力，或其他残酷的规训手段”（force or cruel discipline that is excessiv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都可以构成本罪。
本案被告人最终选择认罪，重罪指控成立，在刑期上采取了拘役+缓刑的形式，也就是先关一段时间，然后释放出来接受五年的缓刑，期间如果出现违反缓刑管理规定的事由，再重新执行有期徒刑的刑期（具体的判决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是已经认罪的案件，程序比较简略）。至于监护权，有专门的家庭法院处理此事，一般来说，受害者的会由其他合适的近亲属监护，犯罪者必须缓刑表现良好，才有机会重新获得监护权。
--
最近有一个句式很流行，叫做“你要接受XX，就要接受XX的全部”。你要接受法治社会，就要接受警察管天管地管空气，用国家暴力的铁腕隔开兄弟姐妹，父母子女。
有一条路，叫做“家丑不得外扬”，用家庭的面纱掩盖其中的罪恶，闹出诸如离婚登记人员机智地以拖延办事来“劝和”多少对夫妻的荒诞剧（相关报道：“最美红娘”的善意让社会动容--观点--人民网 “...她见证了3万多对新人步入婚姻殿堂，还用“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善意的谎言，让500多对夫妇主动取消了离婚申请，被誉为“最美红娘”）；
有另一条路，就是上面所说的，法律可以掀开每家每户的房顶，揭开夫妻的卧榻，至于如何修补社会中的一道道裂痕，法律拒绝作出回答。
早些年，我只觉得第二条路走起来非常爽快，扬鞭奋蹄，摧枯拉朽一般冲破所有阻碍，现在我却有些动摇了 -- 一定还有第三条路，法律还可以做得更好。
英汉翻译中有哪些难翻译的词？

我觉得中文里形容饭菜的“香”这个词很难翻译出来。Delicious, 是一种打着饱嗝揉着肚子时安逸的赞许； Tasty，是挑剔地咂巴了几下嘴，不温不火的一句客套；Yummy，那就是三岁小孩子才会用的词了。只有“香”，是小时候在外面疯玩了一下午，在楼下就听到了炒锅的滋啦声，推开门冲进厨房，不管妈妈喊着“洗手了没有”，自顾自揭开锅盖时扑面而来的幸福味道。您说，这该怎么翻译呢？
反过来，英文的“Craving” 也很难翻译成中文，不是饿，不是馋，是那种肚子里时而像是有个火球，时而像是有个黑洞。是欲望，是理想，是碌碌无为结束一天后的不甘心去，是明知用食物也无法填满，但只能拿大汉堡和炸鸡糊弄糊弄自己，给自己一个理由重整旗鼓的心理治疗。这也很难用一两个词说明白。
如何看待 2017 年 9 月 22~23 日 NFL 比赛大量球员在奏美国国歌期间拒绝起立？

有句俗话说，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一块倒掉。对于特朗普的反对者来说，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想倒掉的洗澡水，而“美国”这个概念，它的象征物和背后的价值观，在这个事例中就是被一起倒掉的孩子。
从一开始“不是我的总统” （Not my President）口号，到最近个别公众人物不尊敬国旗和国歌的行为，洗澡水和孩子的界限，在特朗普的反对者眼中似乎已经愈发模糊了。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特朗普和他的团队非常善于将自己的主张和“美国”这个概念绑定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过往总统大选中胜选一方提出的一些口号：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幸福的日子已经再次来临。（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斯福一起前进！（Forward with Roosevelt）
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三连任总比三等货色强。（Better A Third Termer than a Third Rater）
194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别在河流中央换马。（Don't swap horses in midstream）
1948年，哈利杜鲁门：让他们喝一壶吧哈利！（Pour it on 'em, Harry！）
1952年，艾森豪威尔：我老爱老艾了。（I like Ike. Ike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1956年，艾森豪威尔 ：我还是老爱老艾。（I still like Ike）
1960年，约翰肯尼迪： 伟大的六十年代 （A time for greatness 1960）
1964年，林登约翰逊：和LBJ一起干下去（All the way with LBJ, LBJ是他的姓名简写）
...
1980，罗纳德里根： 让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984，罗纳德里根：美国的早晨再次降临（It's Morning Again in America）
1988，乔治布什：看我的嘴型，不要再征新税了（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
1992，比尔克林顿：为了人民，为了改变（For People, for a change. 还有一个广受认可的口号是"这是为了经济，白痴” "It's economy, stupid" ）
1996, 比尔克林顿： 建设通向21世纪的桥梁（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0, 乔治布什： 能带来实效的改革者（Reformer with Results）
2004, 乔治布什：更安全的世界，更有希望的美国（A Safer World and a More Hopeful America）
2008，奥巴马：是，我们行（Yes We Can）
2012, 奥巴马： 前进！（Forward）
来源：List of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logans
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二战、冷战等国运系于一线的危难时刻，总统的竞选口号也罕有将“美国”挂在嘴边的。罗纳德里根是个例外，用了两次，布什提到了一次，但主要侧重点还是在于国家安全。
除了（借鉴自里根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之外，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也被打上了“美国”的印迹：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在最近的抗议事件中，特朗普也非常敏锐地打出了爱国牌，不得不说，在混淆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和政府的政策方面，特朗普自己也有主动做出捆绑的意图。
二、对于民众而言，“美国”这个概念已经愈发模糊了。
什么是美国的价值观？对于建国之父们来说，是自由，是脱英自立；对于漂洋过海的新移民来说，是追求财富，是努力终将获得回报；对于西进的淘金者来说，是昭昭天命，是终将建成一个从大洋到大洋的伟大国度。自由和富强，这两大信念伴随着这个国家走过了大萧条，世界大战，美国人民始终坚信自己可以上天揽月，可以为世界点燃灯塔。
有一次我和美国室友看英文配音版的《舌尖上的中国》，他每次听到“只有中国人才能欣赏XX的味道”（Only the Chinese can...）的时候都会发笑，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爷爷就整天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只有美国人才能如何如何”。没错，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现在，这样的话似乎不能大声说出来了，因为要追求“多样性”（diversity），要尊重彼此的不同，要杜绝仇恨。把“多样性”当做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我问您，中国人有什么特点？您说，中国人啊，非常多种多样嘛，都是不同的，而且我们都相亲相爱生活在一起，这就等于没说 -- 这将把中国置于何地呢？
当一面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总要联想到一些东西，才能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祖国。仅仅是“多样”“包容”“停止仇恨”这样的过年话，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
综合以上两点，当领导人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国旗、国歌这样的象征物，又难以引发人们内心共鸣时，又怎能要求人们对国旗、国歌致以应有的尊重？
在Texas v. Johnson，也就是焚烧国旗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写道，惩罚亵渎国旗者，并不能让国旗变得更加神圣。而在今天，赞美亵渎国旗者，也并不能让这面旗帜飘扬得更高，这就是今日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