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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观众给编剧寄了刀片，而编剧真的用刀片自杀了，那寄刀片的人有罪吗？

题目中的条件很简单，但法律不是真空中的球型鸡，需要分条件讨论，大概有几种可能：
1、观众为了表达对作品的不满，邮寄剃须刀、美工刀等非管制刀具。
2、观众为了表达对作品的不满，邮寄匕首、军用刺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
3、观众期待编剧收到刀片后使用刀片自杀，但没有主动鼓励编剧自杀，除了寄刀片之外没有附言，而编剧真的自杀了。
4、观众期待编剧收到刀片后使用刀片自杀，并且附上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怂恿编剧自杀，甚至还附上了高效使用刀片自杀的方法。
个人认为，1、2 充其量也就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1 有可能被归为「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情形，2 要加上一条非法携带管制器具，这一点详见 @明·涛 的回答：
如果有观众给编剧寄了刀片，而编剧真的用刀片自杀了，那寄刀片的人有罪吗？
3 也不构成故意杀人，因为缺乏了必要的因果关系。需注意，这里说的「因果」并非基于先后顺序判断的，而要考虑有无合乎规律的联系。不能因为寄刀片在先、自杀在后而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否则，寄刀片者的母亲，就要因为把「凶手」生出来而被判刑了）。
4 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问题下的主流观点认为，通过批评、辱骂的方式导致他人自杀并不属于故意杀人，从实践来看，像是「牟林翰 PUA 致人自杀」等受到官方关注的案件，最终也是按「虐待罪」提起公诉，而非故意杀人。
不过，考虑到题目并没有严格限定事发国家，我们就把视角放大一点 -- 在世界范围内，倒也有教唆自杀成立杀人罪名的例子。例如，我在自己的盐选专栏中，就介绍过 2014 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案件， Michelle Carter 教唆男友 Conrad Roy 用发电机产生一氧化碳自杀，最终被判处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专栏是这个，开通知乎会员可以免费看：
没有会员且不想花钱的朋友，可以直接看重点：
Michelle Carter 明知死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有自杀的念头，非但没有劝阻，反而发短信怂恿道：「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打开发电机，就可以一直自由且快乐，不要再推迟了。」
Michelle Carter 分享了一篇关于用发电机产生一氧化碳自杀的文章，说明了采取这一方式的可能性。
当死者选择关上车窗、打开发电机产生一氧化碳时， Michelle Carter 继续进行教唆，并在对方有半途而废的意图时打电话要求其返回车上。
在判决中，法官是如此解释定罪依据的：如果一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但出于对生命的漠视，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那么应当成立过失杀人罪（美国的 manslaughter 罪名，一般翻译成过失杀人，但和国内过失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有所区别）。
类似地，如果观众明知编剧因为作品饱受批评有消极厌世的念头，但依然提供了危险工具（类似上文中的发电机），写信鼓励编剧使用这一工具结束生命、引发或者加强了对方自杀的念头，并且在明知对方因此面临生命危险时，放任其死亡结果的发生，那么在一些国家的确可能构成杀人罪。
其实，这一理论，和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故意是有相似性的，在此也抛个砖，有请更加熟悉相关司法实践的朋友来谈谈国内法律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如何看待美国一男子无故袭击华裔老人，反被对方打伤入院？

简单介绍下相关法律问题：
1、加州法律中，面对严重不法暴力侵害时没有「退避义务」，街上遭受袭击，遇袭者完全可以就地反击，打死活该。
美国各州法律有所不同，有的州认为，只有在无法退避到安全场所时才能用致死性力量反击，也就是有「退避义务」（duty to retreat）。而根据加州法律，一个人如果合理地认为自己可能面临严重的身体伤害，那么可以当场使用致死性力量防卫，不需退避（这类法律被俗称为「stand your ground law」，强调一个可以原地反击。）
考虑到近期美国发生了多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考虑到袭击者年轻力壮、被袭击者年老，老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面临严重身体伤害的威胁；更何况，用木棍打人，并非使用危险武器，从刑法「举重以明轻」的角度来看，既然当场打死都不算犯罪，现在的情况，是正当得不能再正当的正当防卫。
2、老人及家人应当密切关注案件公诉进展，同时积极尝试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赔偿
考虑到老人也被打伤了，而且在现场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可能后续还要自掏腰包支付医药费，更加应该积极争取让检方对袭击者提起公诉、并且作为被害人要求法院在判决中加入经济赔偿部分。
刑事案件中对被害人的赔偿，称为 restitution，其中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复健费用、营养费和其他弥补伤害相关的开销。Restitution 的数额由控方主张，但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关证据，如医药费账单等。这事得盯着，万一因为被害人是社会影响力较低的亚裔老人，控方不上心，这事说不定就耽误了。
同时，也不要只通过刑事案件获得赔偿，因为刑事案件的赔偿主要目的在于填平损失、恢复原状，数额有限。要想更加积极地采取经济手段让袭击者付出代价，还是要通过民事诉讼争取更多的精神损失赔偿，这就没法提起公诉了，需要自己请律师代理。
这也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华人、华裔法律人站出来的时刻，就像是「屋顶上的韩国人」那样，搞出一个天价赔偿的例子，有现实的大棒，也有经济的铁拳，让种族主义者下次动手前冷静冷静。
清华大学为禁电动车强行给同学电动车上锁，如何合理解决校园电动车问题？

两个问题：
1、大学是否有权锁车
首先明确一点，为了维护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电动车当然可以管，但是谁来管、怎么管，还是要有依法治国的精神。
校方可能认为，我是在「管理」校园，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一管理措施是否于法有据。
@Your honor 知友提到，「扣押电动车属于行政强制」，那么，就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是怎么说的：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锁电动车，属于一种对「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问题是，大学可以采取这种行为吗？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二条说了：
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
要知道，大学属于「行政事业单位」，而不是「行政机关」，知乎上说的 XX 大学「副部级」是基于管理关系而来的民间俗称，并不意味着大学就真的是个行政机关了，自然也没有进行行政强制的权力。
哪怕大学是行政机关，那么，也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扣押，而不是随意上锁：
查封、扣押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查封、扣押的理由、依据和期限；
（三）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名称、数量等；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2、如果大学没有权力进行行政强制措施，那么事件中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赞同 @郭不紧 律师的回答，属于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对应的是「排除妨害」请求权：
上锁毕竟还不等于没收，说「盗窃」就过头了，学校并没有转移占有的目的，只是对电动车的车主利用这一个人财产造成了障碍。对此，车主可以要求排除妨害，让自己的对财产的使用达到圆满的状态。
-
离校多年，做这些分析也不是为了装嫩，而是希望给学校再做点贡献。
清华的学生，之后是要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些佼佼者还要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对于这些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对于一刀切的管理熟视无睹、没有养成讲道理的习惯，那么这个社会就有人要遭殃了；另一方面，如果遇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放弃了讲道理，仗着「我们人多、声音大」来按闹分配，同样不是社会运行的健康方式。
舆论要利用，理论建设也要搞，不妨试试把电动车管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次社会实践，去做好这道题。
如何看待从北京大学生物系退学转学到北京一家技校的周浩，成功拿到北京户口与教职？是否说明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倒是觉得，这不是说明「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在提醒我们，在理想的状态下，处处都应该变成罗马。
罗马正统可以在 _____，可以在 _____，也可以在 _____；一个人的成就，也可以用多个维度衡量，包括薪酬，包括发展机遇，包括社会关系带来的安全感，包括岗位和个人兴趣的匹配度等。
很多人，包括这个问题的提问者，依然在用一系列标签去定义成功，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户口」「教职」等；似乎一名技校学生，顶着技校出身的 debuff 还能取得这些成就，才算是走到了罗马 -- 这到底还是没有跳出传统评价体系的窠臼。
但又有什么可以苛责的呢？刻板印象来自于社会经验，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北京户口就意味着后代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教职就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刻板印象的可怕，不在于心态，而在于物质和社会制度也在加强这种印象 -- 一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技校学生，放言称自己和周浩一样实现了技能成才梦，恐怕没有人会祝贺他，反而会笑话他是精神胜利、阿 Q 精神。
不但精神层面的罗马太局限，物质层面，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处处是罗马」。最起码的，在户籍政策、购房购车资格限制政策影响下，人才还不能自由流动；而为了实现理想的人生状态，却又必须流动到特定城市。（毕竟，各地的营商环境、办事效率、各种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还存在很大差距）。
这并不是对周浩老师有任何负面评价的意思，而只是针对题目的第二小问发表下看法 - 等到什么时候，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任何一名技术工人都能自信地表示自己实现了人生理想，别人也会由衷地表示认同，人均成为 @伏罗希洛夫射手 所说的「修车工」（比喻意义的），那才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正如之前想法中所说，一个理想社会本应如此：
对于想要积极改变自己的人，提供渠道和工具；对于浑浑噩噩的人，给他展示一个人可以成为的样子；对于努力过的失败者、对于因为各种先天的客观的阻碍无法改变一些事情的人，尽可能把社会提供的安全网拉高一点。
要做到这样，才能让处处都是罗马正统，而不仅满足于追捧难以复制的个案。
如何看待九江银行推出「彩礼贷」且声称「贷」来稳稳的幸福 ？

无意挑动两性矛盾，不谈道德问题，就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贷款形式就无法实现逻辑自洽：
虽然法律不禁止基于民间习俗给付彩礼，但对于会给给付人带来生活困难的高额彩礼，是可以依法要求返还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明确，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问题来了：一个人掏空六个钱包还不够，还需要贷款付彩礼，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彩礼会「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吗？从立法者的意图来看，借款送彩礼本身就是法律所不鼓励的行为，银行以「彩礼贷」作为卖点推广相关产品，本身有点顶风作案的意味。
再说了，在现实中彩礼可能会伴随一定程度的强迫，很难说清楚自愿和强迫的成分何者更重，既然民法典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必须要考虑贷款所涉彩礼是否超出了民间习俗的合理范畴，而本身目的违法。更有甚者，一些家庭会用获得的彩礼「扶弟」，并没有真正用于九江银行宣传海报中列举的「新婚旅行」「购车」「购家电」等用途，这也对风控机制提出了质疑。
其实吧，一年 4.9% 的利息，也不算高，甚至可以说比市面上主流消费借贷产品还低，但坏就坏在拿彩礼做文章。但凡别这么贪、别这么想利用吾等国男的焦虑来收割，哪怕就说是面向年轻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家庭推出的消费贷，那我都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自以为聪明地把握了用户的「痛点」，其实是在揭用户的疮疤、在法律的边缘试探，不可取啊。。
如何看待智联招聘、猎聘平台大量简历流向黑市？简历信息究竟如何被售卖出？如何有效保护个人信息？

抛砖开个脑洞谈谈解决之道，如有欠考虑之处，欢迎互联网从业者指正。
个人觉得，一方面要打击个人信息买卖，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招聘平台实现业务闭环。
当然，闭环这个词一出来，有的朋友又该说「别念了别念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无非是这个意思：让简历筛选、面试沟通和 offer 发放都能在平台内部完成，不需要私下通过电话或者其它通讯工具沟通，这样有助于集中进行监管、提升市场监督执法效率。
@Sean Ye 提到，一些招聘平台已经有了「虚拟电话号码」的服务，猎头或者用人单位不能直接看到求职者的电话号码，只能通过平台提供的渠道、拨打平台提供的虚拟号码联系求职者，这样就不会暴露真实电话号码。这一服务在一些送餐平台也得到了运用，用户联系商家、外卖员的时候，对方看不到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而是平台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很奇怪的虚拟号。
但 Sean 老师也提到，现实中还是禁不住有猎头、用人单位上来就索要电话号码，而且大部分求职者出于方便对方联系自己的心态，会大大咧咧地直接上传电话号码，而放弃使用有助于保护隐私的功能。
的确没法苛责用户「拿隐私换效率」，现实情况就是大家都在卷 -- 我守身如玉，他放弃隐私保护直接露着个人信息裸奔，结果他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而我被嫌麻烦的 HR 忽视了，换我我也卷。
那么，有没有可能直接立法禁止招聘网站对外展示真实电话号码，强制使用虚拟号码呢？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私以为是利大于弊的。
一方面，这和当前的相关立法精神相契合。要知道，刑法中是有「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
(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失，情节严重的；
(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同时，从民事的角度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既然刑法已经在打击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民事角度个人也能起诉维权，那么，为了从根源上打击贩卖个人信息黑色产业，从源头上禁止招聘平台对外展示电话号码，也有助于减少司法成本。
另一方面，正如一开始所说，让简历筛选、面试沟通和 offer 发放都能在平台内部完成，也并不违背商业的逻辑，平台可以从相关服务中获利。例如，可以让猎头、用人单位付费购买使用虚拟号码或者平台内部音视频通讯工具的使用时长，可以按照虚拟号码的使用次数收费，可以追踪招聘进度，精准推送增值服务（例如，可以根据用户是否已经有 HR 联系，决定推送面试技巧付费咨询服务还是提供简历润色服务，实现精准的转化，这个属于正路子赚钱，相比于卖信息而已不那么寒碜。）
这其实就是强制相关各方在平台内部完成交易，而不是私下里打电话在场外进行交易，对平台来说，把更多人聚拢在场内也能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同时，这也更加有助于提升市场监督执法效率 -- 一旦出了问题，直接追责企业即可，而不用和数以万计的皮包公司、黑产人员纠缠。
一个想法，不一定对，欢迎拍砖。
如何看待重庆一女子应聘被要求「书面保证怀孕主动辞职」？面临类似情况应该如何维权？

期待更专业的劳动法领域从业者回答，大方向上，可以考虑主张合同无效，就是不辞职，看公司能那自己怎么样。
要知道，《劳动合同法》对于辞退孕期员工是有限制的。一般情况下，遇到以下三种情形，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对于「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辞退员工。另外，在遇到公司需要裁减人员的情况下，也不得裁减孕期员工。
像问题描述中这种「书面保证怀孕主动辞职」的协议，本质上是在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用强制员工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实现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效果，用看似合法的民事行为，来掩盖实现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同时，劳动者可以主张这类协议侵害了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违背公序良俗。
因此，员工即便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在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据《民法典》第六章第三节相关条款，主张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
总之，不怂的。
在法庭上 rap 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吗？

说到「藐视法庭」，很多人可能从欧美律政剧中接触了这一概念，那我们就以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为例，看看大明律中这一罪名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是的，藐视法庭属于犯罪行为，根据 Minn. Stat. § 588.10 可被判处最高六个月监禁）。
藐视法庭氛围两种类型，直球藐视和间接藐视（别笑，法律条文中就是根据 Direct / Constructive 来分类的）。
直接藐视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法庭上进行各种扰乱秩序的行为，破坏正常的司法流程，法律条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
(1) disorderly, contemptuous, or insolent behavior toward the judge while holding court, tending to interrupt the due course of a trial or other judicial proceedings;
(2) a breach of the peace, boisterous conduct, or violent disturbance, tending to interrupt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
间接藐视就比较复杂了，大明律 Minn. Stat. §588.01 Subd. 3. 列举了 11 中情形，原文比较长，比较有意思的有这几种：滥用法庭程序阻挠审判、假扮律师或者司法工作者干扰庭审、伪造司法文书来释放被羁押的人员、在审判进行过程中非法限制证人的自由。（听听，这都是人干的事吗？！）
另外，拒绝遵循法院签发的传票、拒绝履行判决、拒绝接受作为陪审员等程序性问题，在美国法律中也可能构成藐视法庭，但跟本题关系不大，略。
从相关法律文本和从中体现的立法意图来看，唱 Rap 是否构成藐视，关键不在于 Rap 这一表达形式，而在于目的和效果。只要是为了推进审理程序进行，别说 rap 了，来段 beat box 都行；只要是扰乱诉讼程序，哪怕唱歌剧一样要被架出去。
举个例子帮忙理解：如果案件涉及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涉及歌词是否构成对他人的名誉侵权，那么在进行举证的时候，只要法官允许，直接唱出来想必不会有什么负面后果。但如果被法官认为是在干扰诉讼进程，经过法官提醒仍然我行我素释放表现欲，那就可能要被关小黑屋了。类似地，如果在交叉质询的时候，为了证明「证人无意中用手机录下的一段 rap 就是被告人在昨天 21:30 分在隔壁唱的」，从而作为不在场证明，那么让被告人当场来一段，也的确值得一试。
殊途同归，在中国虽然没有专门的藐视法庭罪，但扰乱法庭秩序同样不被容许。虽然的确不太可能达到 《刑法》第三百零九条的情况，但罚款、拘留还是有可能遇到的，对此可参考 @猴子老湿 的回答：
总之，控制住心中的练习生，respect.
人大代表建议将虐待动物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实现可能性有多大？如何通过法律法规惩治虐待动物行为？

看到关于立法打击虐待动物的建议引发热议，其实，不妨想想我们在讨论虐待动物时，想要保护的是什么利益。
个人认为分为四种：
1、与科研、自然资源保护、食品安全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虐待实验动物、用残忍手段捕杀作为自然资源具有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或者用可能影响农副产品质量的方式不当养殖禽畜，侵害了不特定社会公众的利益。
例如，《动物福利评价通则》对动物饲养和屠宰方面人道程度作出要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护，不得戏弄或虐待」，这是为了保护食品安全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社会利益。
2、与个人财产相关的利益：虐杀、虐待他人饲养的宠物、禽畜，使个人财产价值下降，侵害了财产权；
3、与个人健康权相关的利益：传播血腥残忍的虐待动物图片、视频，引发受众强烈的不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
4、与动物权益相关的利益：认为动物权益本身值得保护，即便没有任何人类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可以立法进行干预。
以保护前三点法益为目的进行立法，相信大家不会这么难以接受，至于第四点，就很容易引发争议了。毕竟，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人民，不是动物嘛。
有争议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与虐待动物相关的价值诉求，可以往以上哪些篮子里装，哪些跟动物相关的利益，归根结底可以被评价为人的利益，而哪些是不适合公权力介入的领域，一杆子打死任何一方都不合适。
人大代表建议强制平台为外卖员买意外险，该如何落实？成本会转嫁到外卖员或消费者身上吗？

会转嫁，关键问题是怎么转嫁，谁应该负担更多。
只要不是国家开着直升机撒钱让外卖骑手买保险，那么最终无非就是平台、骑手、消费者来承担成本。
在这个成本转嫁的过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谁的需求弹性越小，谁就要承受更多的负担。
如果骑手可以轻松地拎电瓶跑路，可以方便地找到别的谋生手段或者找到待遇更优厚的平台，那么商家就无法将成本大幅度转嫁到骑手身上；反之，如果骑手对某个平台提供的匹配机制高度依赖，就会承担更重的成本。
如果外卖平台的主要受众，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年轻职场人，能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做饭、能有更充足的午休时间，那么可以更轻松地选择用脚投票放弃外卖平台，那么商家就无法将成本大幅度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反之，如果点外卖是生活必需，那么就要忍受更高的价格。
强制购买意外险，是一种「实在不行了」的补救措施 -- 如果实在没法让平台向骑手提供劳动合同、适用工伤保护，那么就用市场化的机制进行补救。
但这是最后的兜底，我们可能还有更积极有为的选项。不说强行更改立法这么伤筋动骨的事情，哪怕是通过相关司法解释，为新经济形态下的劳动者提供类似于劳动关系的保障呢？而这是有先例可循的：
就本案而言,许昌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快递员虽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快递员能够提供其工作时用过的骑手App截屏、出勤记录、工资流水交易明细、带有明显标记的工作制服等证据,可以证明其与该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张某提供的证据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故依法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1个月的次日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将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关系，认定为「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在发生纠纷时提供更多的保障，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脑洞，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尝试。
再说了，这样还更有可能杜绝平台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避免利用「量身定做」、贵而不惠保险条款再收割一波。
如何看待人大代表方燕建议：子女随母姓任何人不得干涉？

咱们先来明确一点：在中国，一个人本来就是可以随母性的，法律保护这种权利。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甚至可以姓曹，只要不被爸妈打断腿的话==
而且，这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早在《民法典》施行前，婚姻法第二十二条也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另外，提案声称要让「妇女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子女随母姓的，任何人不得干涉」，其实，前面一条也不需要单独立法，《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已经对「姓名权」做出了立法：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如果硬要去解释提案的意义，我倒觉得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方面：
1、减少更改姓名过程中的不合理限制；
当子女成年，对相关行为的法律和社会意义有了充分认知、有能力承担后果之后，选择改变自己的姓名，是依法行使姓名权的体现，任何人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局限。（目前，公民想要办理改名，还挺困难的，各地规定不一样，个别地方门槛较高、手续相对繁琐）。
2、在为子女冠姓时尊重配偶意愿，不得使用欺诈、强迫或者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决定子女姓氏。
这一点虽然很难确保执法到位，但至少可以倡导形成夫妻互相尊重对方意愿的社会风气，避免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强使的一方滥用优势地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如果存在一方趁人之危、滥用经济手段实现关于冠姓的约定，应当允许另一方主张合同有违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效。
这样说，是不是更有建设性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开发具有我军特色的优质军事游戏」，你怎么看？有啥想法？

我担心的不是质量，担心的是「明确市场化产品导向」能不能实现。
想让一款游戏真正从市场层面取得成功，而不是通过政府采购或者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来吊着一口气，需要玩家去讨论，需要主播来分享各种邪路玩法、需要各种搞笑吐槽视频扩大影响力、需要衍生产品、需要二次创作。
我自己是一名内容创作者，RTS 和射击类游戏爱好者，《使命召唤》年货从四代开始没有错过，《钢铁雄心》魔法师的视频全都看过。我的姥姥姥爷都是抗美援朝军人，打小我就希望，能把奇袭白虎团、上甘岭等传奇战役做成游戏，那不比双人狙击关燃。
但如果有这样的游戏，我的确不太敢去分享游戏经历或者做二次创作，雷区太多了。
今年 3 月 1 日起，侮辱英烈入刑了，我当然非常支持，特别是看到一些无良 KOL 通过一些无端揣测恶意诋毁戍边英雄，当然支持依法处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举报文化盛行的网络环境中，当游戏涉及真实历史人物的时候，善意的戏说和恶意的造谣中伤，边界有的时候在外界看来就可能模糊。当玩家扮演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进行各种「骚操作」时，相关视频到底是在致敬还是侮辱？
这不是问心无愧就能解决的问题，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当误解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时候，表达就有可能失去生命力，就很难在市场上成功「破圈」吸引非核心玩家。
想要市场化产品导向，就要接受市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松紧的尺度，可能比技术问题更难解决。
如果给你一次赦免你一个罪行的机会，你想犯什么罪？

第一，要避免可能成立多个罪名的行为，或者避免被认为存在多个行为。
例如，在火锅店给人下毒，虽然躲过了故意杀人罪，但机智的检察官还能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把我给办了。如果上面还能算是一个行为的话，也可以拆成多个行为，查查怎么弄来的毒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也能安排，赦免一个罪不够用的。
第二，即便法律约束不了我，也不能暴力冲高地，导致不得不出动正义伙伴替天行道。比如间谍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家处理其这些事情，不讲伍德一些，直接半夜麻袋套头扔下水道里，相信人民也会拍手称快的。
第三，也要注意一下道德影响，避免社会性死亡。到头来，法院上公诉人一读公诉状，好家伙 -- 侮辱尸体罪，味太冲了。。。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机会，且假定这个「机会」包含了能够机械降神自动达成犯罪的构成要件，我选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首先，这是个身份犯，不是所有人都能犯的，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题主快给我编制）；
其次，这意味着我至少天降一笔 30 万元横财，这样才算达到了立案标准；
再者，这也不意味着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一定存在真正的受害者。这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未必百分百要真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题主 @猴子老湿 给我悄悄塞个大红包，跟我说，这个是给你答题举例子用的，别人问起来源，你就说「打死我也不说」，这也算。
综上，我选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借了给别人几个比特币，手里有欠条，欠条上写的是比特币数量，请问讨债受不受法律保护？

假如问题描述事实是真的话，可以考虑直接要求对方返还同等数额的比特币。
通过检索裁判文书就可以发现，涉及「借贷」比特币的案子，法院有的判令返还原物，有的判令按照双方在诉讼期间达成的共识来返还现金。在这类纠纷中，基本上法院会认定比特币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客体。
例如，在去年的《宋现艳与刘长营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鲁1723民初1096号）中，法院认为：
尽管比特币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在占有支配以及权利变动公示方法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但并不妨碍其可以成为交付的客体。
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但具有财产属性，能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具有经济价值并可用人民币来表现，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 至本案开庭之日即2020年6月3日，原、被告均认可每个比特币兑换人民币66961元，2.519个比特币折合人民币168674.76元。
因此，原告诉请被告偿还2.519个比特币人民币价款168674.76元，本院予以支持。
而在《闫向东等与李圣艳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件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689号）中，法院从物权法范畴内「物」的特征角度，认定比特币可以作为权利客体：
比特币的物理形态为成串复杂数字代码。
要获得比特币，既需要投入物质资本用于购置与维护具有相当算力的专用机器设备,支付机器运算损耗电力能源的相应对价,也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成本,该过程及劳动产品的获得凝结了人类抽象的劳动力,同时比特币可以通过金钱作为对价进行转让,并产生经济收益。
因比特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故其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
这样看来，题目中所涉及纠纷的本质，无非就是借出了一种价格波动较大、具有一定投资属性的「物品」，这个物品，可以是茅台，可以是君子兰，当然也可以是比特币，同样可以要求返还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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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仅作为兴趣交流，不代表对潜在判决结果的预测，也不构成专业法律建议，建议咨询律师。）
如何看待肖战发长文道歉，称意识到了自己「偶像失声」的错误？偶像应该尽到哪些义务？

已阅，看到这篇道歉，字里行间都展现出了惊讶、错愕，强调自己不知道为何事态会失控到如此地步。
这么说吧，「不知者不罪」这个概念，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成立的。在中美和世界众多国家的侵权责任法理论中，一个人即使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体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有理由预见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同样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多是道德问题，这里只是用来反驳「不知者不罪」的逻辑。）
肖战不是中国第一个明星、不是第一个流量时代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明星、不是第一个具有狂热粉头和庞大粉丝组织的明星、不是第一个通过粉丝经济获得高额收入的明星。227 事件不是肖战粉丝第一次控评，第一次施加网络暴力。对于粉丝的狂热行为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何种侵害，即使肖战不能完全预见，至少也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形成大致预期。连我一个键政选手，发表过一次不友善的言论，都能切身感受到关注者的举措可能造成怎样的伤害，从而吸取教训，一个有经济团队包装的明星，难道没有预见的能力？
那个时候，我还没能清晰地了解整个事件，没有理清楚大家情绪的方向，更加没有明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此，我错过了和大家沟通的时机，也错过了承担疏导这种对立情绪的责任。我现在清楚而明白地认识到，在这一年当中，大家针对我个人提出的关于 "偶像失声"的质疑与批评，是正确的。在这一年当中我不断反思，我作为公众人物除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更要有所担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敢于去表达正确的价值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引导那些喜欢我、关注我的人。
的确，你可能是真诚的，可能的确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但你有理由预见。你需要为你不知道的事情承担责任，你需要预见一言一行潜在的危害并采取妥善措施及时解决。
为什么普通人没有义务救援落水者，但持证上岗的专职救生员需要积极救助？为什么住在高层建筑的居民，遇到楼下有人被高空坠物砸伤，需要提供证据自证清白，否则要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流量明星就需要对粉丝行为作出预测，在事情失控时及时发声？这太不公平了！
但对对于处于特定位置的人来说，事情就是这么「不公平」的。力量越大、有理由知道得越多，就肩负更多的义务。
无知并不能博取同情，承认自己一开始就有理由知道，没有这么难。
如何看待 Ubras 请李诞带货女性内衣，文案「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是否涉嫌冒犯？

是否冒犯，我不是女性，没法帮人判断，但的确涉嫌违反广告法。
首先，根据《广告法》第三十八条，「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
至于什么是「广告代言人」，《广告法》也有说明：
本法所称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此次事件中，李诞发微博称「没有我带不了的货」，并且发布了带有品牌名称的文案，宣扬产品给用户带来的「收益」，并且在图片中打出自己的名字、张开双臂展示商品外包装，应被认为是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进行推荐，属于广告代言人。
那么，李诞是否真正使用过 Ubras 内衣呢？即使的确穿戴过，男性穿戴内衣，是否能真正代表此类内衣目标受众的使用体验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跨性别着装是人的自由，但毕竟生理结构存在差异，男性用户可能无法真实感受到内衣的承托效果，偶然的穿戴，也不能充分代表 Ubras 内衣在日常穿戴中帮助女性减少约束、更加轻松的卖点。凭借自己不具代表性的使用体验进行推荐，也有违广告法关于广告代言人的立法精神。
至于广告文案本身的问题，广告法第九条指出，广告不得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李诞所发布「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这一文案，是否暗示女性职场人通过出卖色相、通过性资源上位，这一点要结合社会认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个人看来，作为公众人物，用这种具有性暗示意味的文案，的确不妥，如果的确如事后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让女性职场人身心更加轻松进而获得优势，为何要用「躺赢」这种具有歧义的措辞？
再者，作为一名职场男性，我也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样看来，我所提拔的或者给予正面绩效考核的女性下属，难道是通过不正当方式「躺赢」的吗？这种对于职场的庸俗化解读，让我作为男性也感到不适。
有没有冒犯另说，作为广告代言人，推荐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产品，因此违反广告法，这一点实锤了吧？
如果给你六千万，代价是余生都看不见月亮，你会答应吗？

假设有一家巨型财团想加入知乎脑洞宇宙，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为了和不特定人进行交易，预先拟定了「不看月亮协议」，
那么，根据《民法典》中对格式条款起草者做不利解释的原则，我觉得很欣慰，有机会暴打狗大户了：
第四百九十八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余生都看不见月亮」有多种解释方式，有的对于收钱的我来说很不利，比如：
收款方不能采取任何方式主动观看月球，并且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因过失而看到月球
再厉害一点，还可以加上：
收款方不得观看任何描绘月球的摄影，绘画，影视制品
但也有的方式对合同提供者不利，比如：
付款方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炸毁月球、将月球涂满吸光材料、将月球移动至半人马星座、干涉收款方视网膜成像等方式，确保收款方无法通过肉眼观测月球。
根据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如果有了纠纷，应该适用最后一种理解。如果狗大户做不到，我不但可以收下六千万，还可以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这类脑洞提问，还是建议带上问题描述，这样才好做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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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更欣赏 @王妈妈 的回答：
昨天回家路上，她还跟我说起这个问题，
「如果月亮都可以放弃，还有什么是不能用来交换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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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会怎么选？ 我会选择在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用一半钱来资助白内障患者，这样，世界上总共的美好不还是增加了吗？
每天晚上坚持看书，但之后又记不住，这样对自身成长真的有好处吗？

针对问题描述的情况，我说一个自己的体会：不必太抗拒网络三手资料，可以先通过三手材料来定位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这样能帮助解决读不下去、记不住的情况。
解释一下「三手材料」这个说法：
假如你对美国刑事诉讼流程感兴趣，想通过经典案件了解相关制度，那么辛普森案的原始法庭记录可能就是一手材料，可以看到陪审团是如何被选拔的、交叉质询如何进行。这些材料，是直接、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因此称为「一手材料」
如果你觉得啃不下来，那么也可以诉诸二手材料，例如《辛普森：美国制造》纪录片或者解读此案的书籍。这些材料，包含着作者对原始信息的选取、加工，受到作者自身价值观和立场的影响，因此称为「二手材料」。
而至于网络社区上的一些内容，我称之为「三手材料」，比如在知乎用「辛普森案」进行搜索看到的高赞回答、视频网站的科普内容、各种拆书稿、豆瓣上的热门书评影评等。这些素材，往往是专业能力有限，但具有网络内容创作敏感度的 PGC、PUGC、UGC 创作者对于二手材料的再度演绎。
三手材料由于作者水平限制，难免存在事实性错误、有失偏颇的解读，但由于作者网感好、熟悉受众的阅读习惯、知道怎么吸引人，所以不知不觉能刷很久。
题主在问题描述中说，希望「抵制自己无节制的刷抖音，想让自己变得自律，文雅，和深沉一点」，其实，与其抵制，不如想想如何引导。不妨就从你最近看过的一个短视频、一篇爽文、一个高赞回答开始，想想其中提及了哪些自己深感认同的观点、有哪些让自己感兴趣的关键词，然后在网络平台继续去搜索相关讨论，直到看到有一篇内容提及了相关书籍。
这样一来，你就完成了关键转变：从被推荐算法灌内容、无意识地被动接受信息，转变到主动探寻自己的兴趣，再从中找到阅读的方向。拿我自己来说，有一次就是被网上一组城市圈灯光密度的图片吸引，然后去搜索城市规划相关书籍，然后根据系统推荐的结果读到了《大国大城》，再继续沿着书中的观点去搜索，接触了其他相类似的作品，例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解锁了一个之前陌生的阅读领域。如果想继续攀登，甚至可以再尝试接触更加原始的素材，这就是更加进阶的事情了。
至于阅读的方法， @姜源 老师的回答说得非常好，需要建立体系、从一本书出发来集中阅读一类书，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记录，与他人讨论（这其实也体现了所谓「费曼学习法」的精神，通过跟别人讲，来加深自己的理解）：
我的回答，主要是在解决兴趣层面的问题：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这样是读不下去的，尽可能选择一个当下感兴趣的点，从这个点发散开去，直到自己掌握了读书的能力，接下来就可以一路平推了。
英雄屹立喀喇昆仑，读了解放军报发布的「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典型事迹，你有什么想对英雄说的？

在英烈面前，倍感自己的渺小。
不论民族、种族、意识形态，世人对牺牲精神的赞颂都普遍存在：
牺牲塑造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认知 -- 因为我们都被烈士保护过，所以成为了「我们」。丘吉尔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里的「我们」包括所有反对纳粹主义、心怀良知的人们；
牺牲也在为一项事业赋予正当性 -- 我们必须要为一项事业增添更多的荣誉，才不枉先烈付出的代价。林肯说，「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这是在激励更多人实现人类的解放；
牺牲表达了一种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 有的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继续改造这个世界。伟人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宏大叙事的下半句，却是凡俗生活，夕阳和炊烟不再属于烈士，但却的确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意义。
认同感不等于盲目排外，侵略不具备正当性，相信先烈们也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团结，而不是分裂。在浮躁而嘈杂的网络空间和日益极端化的内外环境中，让爱国精神变成凝集核，而不是用于指摘他人的工具，也算是对英雄的一种尊重了。
贾玲就《你好，李焕英》采访时表达的瘦成闪电言论，如30亿达成没有瘦成闪电，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算是挺经典的意思表示问题了，个人认为贾玲的言论在法律上属于「戏谑行为」。
戏谑行为，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开玩笑、吹牛逼，严谨一点来说，可以参考王利明教授领衔起草的《民法典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134条：
行为人故意隐瞒其真实意思作出意思表示，并期待对方会了解该意思表示并非出自真实意思，法律行为无效。但行为人应当赔偿对方因合理信赖产生的损失。
结合采访的背景来看，贾玲在谈笑风生的环境中，用夸张的语言表达对票房数字的期待，并且有理由期待对方将相关言论理解为一种美好的祝愿，符合上述对戏谑行为的定义。
虽然民法典最终没有明确对戏谑表示作出规定，只是相对笼统地在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上述建议稿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关概念。
因为贾玲的言论并不属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自然也不会产生履约的责任。至于是否会导致因合理信赖产生的损失，机会也不大（最离谱的可能性，就是有编剧专门投入资源准备拍一部以贾玲为主角的减肥励志题材电影，但这不太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信赖。）
法律没这么机械，吹牛的自由还是要有一点的。。。（比如九月份的日韩大片）。
另一种解释，参考 @明·涛 老师的回答，或者可以理解为单方允诺：
但即便如此，也似乎没啥理由认为能够形成债的效力==
如何评价「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句话？

在我看来，这句话有三重意思：
1、应当限制强者制定规则的自由，避免强者成为自己的法官，让一切人可以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
2、应当为弱者赋能，使之可以和「强者」掰手腕；
3、任何人都应当保持自律和自省，不因自己的优势地位肆意妄为。
以上三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自由不是毫无限制的，但也并非出于良善动机可以任意限制的，任何的立法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 对自由的限制是否维持在合理的限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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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点，要防止强者成为社会的裁判员。
举一个虚构的例子：包子上有多少个褶，基本不会影响口味，营养价值和健康程度也没有差异。假设只有市场份额最大的速冻包子制造企业有制作出 18 个褶的工艺，而这家公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行业协会，让行业协会出台了「速冻包子行业标准」，规定只有 18 个褶的包子才能在市场上售卖。
这显然就是在滥用优势地位来打压弱势竞争者了，而现实中还真有类似的例子。
美国反垄断法中有一个标志性判例，Allied Tube & Conduit Corp.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本案中，全美最大的钢管生产商试图操控行业标准，要求将 PVC 管排除防火材料认证体系，尽管有科学证据表明 PVC 管在特定工艺下也能具有优异的防火性能。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操控规则制定的方式也是一种垄断行为，并不合法，阻止了龙头企业对竞争者的打压。
市场中，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强者值得尊敬，但如果强者开始干涉规则的制定、创立不合理的规则来阻止竞争对手变强，那就走到了市场秩序的对立面，应当予以限制。
罗翔老师有一次提起这句话，是在讨论器官买卖、卖淫等出卖身体的情况，认为适当的时候应当限制「弱者」的自由。在我看来，这一例子也同样适用于制定规则的问题：在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富人当然希望一切东西都可以摆在市场上买卖，包括鲜血、器官、子宫、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弱者自由是表象，本质是避免「强者」制定以牺牲基本权利为代价而满足自身需求的规则。
有人也许会说：可是，制定规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吗？
这就错误地理解了立法过程。少数服从多数，说的仅仅是民主表决机制，这并不妨碍处于少数的一方宣扬自己的理念、通过代表提出诉求、通过合法途径争取更多的支持，让制定法律的过程体现自己的利益。
这就来到了第二点，应当为弱者赋能，使之能够与强者抗衡。
诚然，由于人类不可避免的短视、信息不足、过于自信等原因，弱势群体有时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是对自己好。《贫穷的本质》一书提到了一个例子：在非洲一些国家，价格不到一美元的蚊帐，就能有效减少疟疾，让家庭年收入提升 15%，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抗拒购买蚊帐、把慈善机构捐赠的蚊帐改成婚纱来穿，而没有日常使用。在这时候，「我这是为了你好」的父权主义或许会有一席之地。
但在很多时候，弱者并不是愚者，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只是没有趁手的工具、合适的渠道。伟人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而在打扫屋子的过程中，谁更熟悉家里灰尘的位置、谁最有激励把屋子打扫干净、谁更清楚多大尺寸的扫帚适合自己家的犄角旮旯？是住户，还是有编制的环卫工人？显然是前者。
这就是「赋能」的重要性：要当严父，也要当慈母，从「我不要你以为」，变成「妈，我那什么东西在哪呢」种的那个妈妈，在合适的时候，为弱者递上合适的工具。
这方面，我国显然是在进步的，但还不够，我们要跟班里从前最好的学生比。美国在 1963 年的 Gideon v. Wainwright 一案后就基本实现了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全覆盖，任何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告无钱支付律师费，就可以获得公派辩护律师的免费服务，而我们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全覆盖还在试点中；纽约州规定，要想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必须先提供 50 小时法律援助服务，而我们的律师行业中，接法援案子的年轻律师，还经常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说是因为没有案源只能捡垃圾。
为弱者赋能，应当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是行业需要形成的共识。
第三，「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句话，本身包含了一层意思，就是强者应该保持自省。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
自由一定要受到伦理的约束，如果自由不受到伦理的约束，自由一定会导致放纵，自由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是自律的自由，而不是放纵的自由。
说得太好了，盖因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个局部成为强者，而此时应当常常念起心中的道德律令。
一名小小的科员，在科长面前处于弱势，但对于来办事的群众来说，绝对是手握资源的强者，他有使脸色、卡流程、消极怠工的「自由」，像这种不明显的小恶，法律真的很难触及，但并不代表就可以任意妄为。
老师在学生面前是强者，基层管理者在员工面前是强者，就连大半夜上门通马桶的师傅，在火烧眉毛的我面前，都算是强者，具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在看到罗翔老师这句话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把自己代入了弱者的地位，殊不知，我们都有可能在某个局部、某个片刻成为强者，那时候，你是否依然能保持批判的态度，通过和律他一样严苛的标准来律己？
最后，我们要注意避免曲解这句话，成为不假思索限制自由的托辞。
限制自由是有代价的，在与疫情斗争的这一年，大家想必深有体会，如果一个人否认封城、小区封闭管理、健康码登记、核酸检测要求在特定时期的重大价值，那么他脑子可能有点算不过账；但如果一个人否认这些行为是有代价的、是会伤害一部分人利益、侵犯一些基本权利的，那么这个人的人味就不太够了。
对自由的限制无所不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言论自由，但法律并不允许创作描绘儿童性行为的作品；我们的民法典体现了契约自由精神，但对于格式合同的制定者充满警惕。对自由的限制在法律中比比皆是，但与其为这些限制叫好，不如多想想，为什么要限制、有没有对自由侵害较小的方式进行限制。
金庸作品中，有一段情节，越想越觉得沉重 -- 空见大师为了化解一段仇怨，自愿挨谢逊十三下七伤拳，如果能挨下来，谢逊就放下复仇的计划。打到第十三拳的时候，谢逊使诈假装要自杀，骗空见大师出手相助、金刚不坏体出了破绽，结果受了致命伤。
临终前，空见大师说了一句话：
「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有时想起老衲」
这是真正的大仁、大智，空见知道，谢逊不可能不再杀人，自己阻止不了更多的冤仇，但至少可以割肉喂鹰，让他之后多一分敬畏心。
如果对自由的限制在所难免，但愿所有人之后也多想想代价。
俗话说「正月理发死舅舅」，假设明知这个俗语依然去理发导致舅舅杀了外甥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注：以下讨论基于问题描述的假设，假设正月理发真的会导致舅舅死亡。现实中，「正月理发死舅舅」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应当是因为谐音导致的以讹传讹。
在现实社会中，答案非常简单：不算正当防卫，属于故意 / 过失杀人（取决于舅舅主观上有多大程度相信了这个迷信的说法，如果误以为自己的确受到了生命威胁，那么可以主张成立过失杀人来获得较轻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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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题目假设的条件下，个人认为正当防卫 / 防卫过当五五开。
题目中提到，某个人的舅舅是开理发店的，自己的外甥来店里要求理发，舅舅一开始没有拒绝，在理发过程之中实施了防卫。有回答认为，舅舅属于自杀，因此不能进行防卫，个人并不认同，以上因素不改变外甥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的事实。
首先，开理发店并不影响事件性质。按照题目中的表述，正月理发属于「剧情杀」，是真的，而且广为人知。这其实就是在说，一种可以合法经营、正常使用时并无危害的服务，在特定条件下是有害的。
这其实有点类似开店卖百草枯：农药可以合法在市场上销售、如果使用得当，并不会致人死亡，但如果使用方式不当（喝下去），近乎必死。如果有人强迫卖农药的商店店主喝自己店里的百草枯，那么店主同样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其经营性质不改变结果。
其次，即便舅舅一开始没有拒绝，外甥依然可能成立故意杀人。一种理解是，中国法律并不允许安乐死，协助他人自杀以故意杀人论处；另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外甥通过要求舅舅给自己理发的方式结束舅舅的生命，属于故意杀人的教唆犯（但这里不应认为成立间接正犯，因为从题目假设来看，舅舅对于自身行为的危险性是有充分认知的）。
也就是说，即便舅舅同意开始理发，外甥依然在进行犯罪行为，此时任何人都可以出面阻止这种不法侵害。区别在于，外甥的行为如何定性，是正在协助他人自杀而构成故意杀人，还是仅仅构成教唆犯？这就要考虑更多的证据了，需要结合双方当时的对话过程来判断。
如果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形，根据 2020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实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也就是说，遇到有人正在杀人，实施防卫致人死亡，不算防卫过当，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形，则属于防卫过当，本可以通过拒绝理发的方式保护自身安全，但却诉诸极端手段，造成了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
因为题目中的条件过于诡谲，超出了现实社会的认知水平，套用现在的社会经验进行分析难免存在不同观点，因此本题下出现不同的回答很正常。从脑洞问题中了解更多法律知识，可能比答案本身更有价值。
男朋友说想换个显卡，我心急口快说我帮你买啊，然后一搜显卡一万多买不起，然而话已出口该怎么办？

大过年的，适合聊聊家长里短。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像是这样不附条件的赠与协议，赠与人是有「任意撤销权」的。除非满足特定的例外（例如为了公益目的赠与、经过公证等），否则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随时可以反悔。
所以，话已出口也无所谓，收回去就是了==
当然，我猜题主目的也不是为了摆脱法律责任，那么，我们再来掰扯掰扯。
首先，别有心里负担，相当一部分男生，仅仅因为另一半对自己的兴趣表达了理解和关注，就已经能乐上天了。能理解对方对游戏的喜爱不是一种幼稚、倒腾显卡不是瞎花钱，就跟男生尝试理解口红色号一样，本身就有助于增进感情（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向多少人表达了「 @王妈妈 要给我买游戏本，还是带 3070 的」，不惜因此牺牲了多少友谊）。
其次，真没必要买一万多的顶级显卡（更何况现在因为矿工抬价，30 系列显卡价格虚高），关键要看对方的需求。
如果是用于游戏的话，看看他平时主要玩什么、配置需求是多少。说实话目前 RTX 3070 已经能面对 3A 大作横着走了（一万多的 3090，他现在的电源和散热也未必压得住，买了不能用也尴尬）；要是不需要光追的话，GTX 1660 还能再战几年；如果是用于机器学习炼丹的话，很多时候已经不是消费级显卡能满足的事情了，需求也因人而异，贸然买的话可能会花冤枉钱。
更何况，像是这种贵重的礼物，的确应该量力而为，如果双方对彼此经济能力还没太知根知底、或者过去就有为了取悦对方勒紧裤腰带买礼物的习惯，更加要慎重。
显卡这玩意，一旦开始爬天梯，就是一条不归路。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一千预算进卡巴，双路泰坦提回家，消费一上去就不好下来了。
出于各方面原因，都真心建议题主好好跟男朋友沟通下，别勉强==
钻法律空子的人是否比知法犯法的人更恶劣？

依我看，可以用一个公式来对比：
恶劣程度 = （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主观恶意强度 X 实际造成的社会危害）+ 对法治的侮辱性。
例如，同样是卡 bug，主观恶意和实际危害可能存在很大差别。
美国证券法就曾经存在一个「漏洞」：法律禁止内部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但死抠字眼的话，并没有禁止「非内部人员」利用偶然获取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
于是就有个叫做 James O'Hagan 的律师动了歪主意。他在律所工作期间，得知其他团队正在处理一起并购交易，如果交易完成，股价会大涨，按照 O'Hagan 律师的理解，自己作为外部人员利用这个消息交易并不犯法，于是大量购入相关公司股票，赚了四百多万美元，而且非常理直气壮：我不是内部人员，你能拿我怎么样？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案子，一名印刷店员工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个神秘规律：有一种特定的文件，上面出现的公司股票大概率会涨。虽然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不太正当，但印刷店员工还是运用起了这一神秘规律，两年间炒股赚了三万美金。
两者同样钻了法律漏洞，但主观和客观恶劣程度显然是存在差异，一个是有恃无恐，作为专业人士破坏市场秩序，获利上百万；一个是个人小打小闹薅羊毛，法律果然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O'Hagan 的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内部人员」的概念做出了解释，认为滥用职权获取内部消息的人也属于内部人员，内幕交易罪名成立；而至于印刷店工作人员，最终则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其实也体现了法律对这类行为的评价：如果你明目张胆地表示「我就是要卡 bug」、侮辱力拉满，而且因此获得巨额利润、有可能引发整个行业纷纷效仿，那么我就算撕破老脸，哪怕要被别人指指点点说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要给你个教训；如果只是自己小打小闹利用一下灰色地带，我自己悄悄把坑填了就是了，差不多得了。
这一公式，对于「知法犯法」也成立。像是「药神案」，虽然知法犯法，但毕竟是迫于无奈，而且客观上也对罕见病患者起到了积极意义，法律也因此网开一面。但也有的知法犯法情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诬告陷害，比普通人犯罪危害更大、侮辱性更强（还像话嘛，国家工作人员拿着法律公器私用），因此需要从重处罚。
简言之，姑且代入一下 「恶劣程度 = （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主观恶意强度 X 实际造成的社会危害）+ 对法治的侮辱性 」这个（我随口瞎掰的）公式，就更好理解了。
（注：这个回答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上--合法的事情同样可以「恶劣」，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与之并不完全等价。）
如果在西餐厅里，你提前预判到三秒后你对桌的小孩将要举枪杀你，此时你手里有一把餐刀，你会怎么做？

（本回答并非法律建议，现实中遇到类似情况建议逃命，控制你心中的张三）
基于现有讨论，假设预判是准确的（虽然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小孩举枪杀人是确定会发生的事件。
那么，亲，建议直接飞刀，哪怕要被判刑也比被打死好，而且未必会判很重。
考虑到存在「西餐厅」这个表述，假设事情就发生在中国（毕竟如果实在美国的话，这就应该叫做「本地餐厅」了。）
所以你在告诉我，有人在中国携带了一把能杀人的手枪前往公共场所？这本身就已经构成犯罪了，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告诉我们：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讨论就三个衍生的问题：

1、三岁小朋友，还没到刑事责任年龄，对于 ta 的不法侵害能防卫吗？
回答：不影响结果。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正在实施的针对其他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应当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实行防卫。」
再者说了，三岁小朋友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因为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因为存在有责性层面的阻却事由，而并不是在否认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去吧。
2、带枪去西餐厅虽然是犯罪，但被我直接一刀 neng 死，算防卫过当吗？
很有可能算，刑法第二十条第二、第三款接着规定了：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此有一个建议：能不能别造成重大损伤？譬如说，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以下情况仅仅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轻伤」：
一手拇指离断或者缺失未超过指间关节。
一手除拇指外的示指和中指离断或者缺失均超过远侧指间关节。
一手除拇指外的环指和小指离断或者缺失均超过近侧指间关节。
那么，仅仅废掉对方扣板机的手可以吗？既然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观中，三岁小孩都能拔枪杀人了，你一个成年人能飞刀断手指有什么奇怪的？
3、如果法官不相信你有预判能力，怎么办？
那么，至少争取通过成立「假想防卫」或者「事先防卫」来减轻自己的刑事责任。
假想防卫，指的是误以为要发生不法侵害，于是实行防卫行为造成损害；事先防卫，指的是不法侵害尚未发生，可能处于预备阶段，此时先发制人实行防卫造成损害。
至于成立哪一种，看律师水平和证据了。如果有证据确实表明你的预判能力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或者发现小孩的确进行了相关准备，比如在口袋里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和自己的照片，那么更有理由说服法官，对方已经进行了犯罪预备，成立事先防卫，争取轻判。再不济，哪怕仅仅是假想防卫，至少也能把自己的罪名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变成过失杀人 / 过失伤害。
以上几种结果，都比被打死要好，当然，前提是小孩杀人在我们的设定中属于必然事件；在现实中，要是突然脑海中响起这样一个声音告诉你即将发生危险，那还是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