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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同学们，该如何应对上学、考研、就业过程中潜在的歧视行为？

我来说说就业歧视的问题，两个字，告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劳动法》也体现了这一要求。
在实践中，法院将对其做出了扩大性的解释，将地域歧视也纳入其中。例如，在魏巧林与武汉市洪辉商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法院就认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歧视的原因还可能包括地域、身份等原因。」
就在去年，法院就在反地域歧视方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判决。来自河南的闫女士在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应聘董事长助理的职位，结果简历遭到拒绝，申请系统上，拒绝原因赫然写着「河南人」几个字。
闫女士在律师协助下起诉了浙江喜来登，2019年11月26日上午，杭州互联网法院以线上视频的形式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认定被告构成就业歧视。
相关报道：
在此类案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招聘方是否提出「与职业没有必然联系的地域事由」。如果某些职业要求对特定地区的方言、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较为熟悉，那么提出地域要求尚有情可原，但如果地域完全无法对是否能胜任工作产生影响，那么就很有可能属于法律所不容许的地域歧视。
对于武汉的情况，如果用人单位坚持认为武汉人更容易传播冠状病毒、会影响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的胜任程度，私以为应当由用人单位基于具体个案给出可信的理由，提供必要的医学证据，否则不得一概拒不录用。湖北的朋友们如遇到求职方面的歧视，可以尝试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为什么有些人不想参加公司年会？

昨天刚开完年会，体验极佳：
老板讲话也就五分钟，把公司上下感谢了一遍。表演节目，端坐着听摇滚可以，蹦野迪也可以，企业微信发弹幕也可以。语言类节目随意吐槽公司和玩内部梗，老板们穿着奇装异服逗乐。抽奖从三等奖开始就有戴森 V11 （我一个漂泊无家的浪子，抽中它有何用）。抽完奖，各回各家，自愿组局，跟谁喝，喝多少随意。
可能是在自己公司给惯坏了，听别人吐槽，才发现年会这事有几大雷区：
出节目搞指标摊派，HR 各部门抓壮丁。 @章牧之 说过，一流公司的年会，都是老板扮丑给大家看，但一些公司，是让大家在年前本来就很紧张的冲业绩关口，抽出精力来被迫斑衣戏彩给老板看。
年会变成述职大会，汇报大会。好不容易有个时间，能大家聚在一块，跨部门认识下，刷刷脸，在企业微信大群随便开弹幕，还搞得一本正经，让人大冬天汗湿一后背。
现场出现雷人行为，让人羞于提起自己在这个公司，简直想默默划清界限，今年就有不少翻车的例子，不赘述。
低俗，媚俗，庸俗现场。有的公司把取悦员工这件事简单理解为开开荤，包括本意和衍生含义，完全不考虑有的人会觉得低俗节目令人不舒服。至于后两点，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员工把语言类节目变成歌功颂德诗朗诵、在酒桌上拼命糟践自己的公司，是因为 HR 慧眼识人，招了一群贱骨头吗？未必，公司老板喜欢什么，大家心领神会，叹口气使劲演，都是人之常情。
芝麻绿豆大一点奖品，还又是玩游戏，又是买公关稿吹，层层传话让大家千万别忘了发票圈吹公司福利，写小学生日记来赞美公司年会多么好。
要我说，除了在朋友圈卖年会奖品的是真心的，其他的晒，到底有多少发自内心，都得打个问号。
你有什么事会拨打110呢？

感谢 @中国警察网 发起提问。110 是公共资源，这就有两重意思：
1、作为社会成员，如有正当理由，要有意识去使用，就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自来水一样自然；
2、同时，为了高效利用社会资源，避免耽误真正需要的人，也要避免恶意骚扰 110。
其实，在必要时候使用 110，不仅是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犯罪，侵害的不仅是具体的某一名被害人，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法律并不苛求我们成为英雄，用超乎常人的勇气亲自出手与犯罪斗争，但的确会期待我们动动手指及时报案。如果大家去过美国，不难发现很多公众场所都有「If you see somethin, say something.」 的宣传，这就是在鼓励大家面对疑似会造成公共安全风险的行为，不再沉默，积极说出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在国外上学期间，我不止一次拨打过报警电话，除了因为自己遭到盗窃而报警之外，也有几次路遇公共安全威胁于是「较真」拨通电话的经历，比如在地铁站见到有人手里握着酒瓶子、隔着轨道就能闻见大麻味，对路人骂骂咧咧，于是果断拨打 911。 先不提在美国很多城市，拿着开启了的酒瓶子进入公共场所本身就构成犯罪，遇到这种可能给他人安全造成威胁的人物，难道不应该给警察叔叔提个醒吗？
但是，也请大家明白，这并不等于鼓励大家把 110 接线员当成知心姐姐，有事没事聊两句。需知道，骚扰、辱骂 110 接线员、谎报警情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罚款乃至拘留。严重的诬告陷害行为，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赞同 @中国警察网 的倡议：「危难时拨110，无事禁扰110，请把110让给真正需要的人」，也希望大家都能一同做到。
如何看待 360 公司 CEO 周鸿祎称今年年会特等奖为「免裁券」？

朋友，如果你抽中了「免裁券」，请不要动「在家带薪休假一年，反正可以免死」的心思，有坑。
如果我是万恶的法务，可以提出如下主张：
免裁券，对应的是《劳动合同法》四十一条中因为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而裁减人员的情形。
然而，如果员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宅家里一年死活不上班），或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那么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可以主张，后一种情况不属于「裁员」，因此无法使用免裁券。
如果员工认为免裁券性质存在歧义的话，公司可以从行业习惯、合同的目的等角度提出主张。有消息称，360 推出免裁券的理由在于鼓励员工创新、鼓励冒险精神，让员工不必因为对业务探索失败而被裁员。如果公司的确有内部通信记录等材料能证实这一点，则更有理由认为免裁券对应的是四十一条的情况，而不适用于三十九条的过失性辞退。
另外补充一个小点，对大家可能更加实用：年会的赠品，公司如果反悔的话，是不可以撤销的。理论上，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也就是说好要送给别人东西，送出之前还可以反悔。但实践中有案例表明，法院可能将年会抽奖解释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而不属于赠予，因此公司不能反悔：
最后，360 的特等奖。。其实挺没意思的。大家都是成年人，知道就算中奖了也不能横着走，更多只能用作调侃谈资。即便员工能受到激励，大刀阔斧 all in 更加冒险的新项目，只有自己带着免死金牌，又未必能忽悠起其他人来跟着浪。简言之，员工用着没这么爽，公司的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估计中奖的同学要哭了：
我自以为全身冒着欧气，谁知道活成了段子==
IBM 工程师在奥克兰被抢身亡，嫌疑人可能面临怎样的判决，案件后续发展会怎样？

感谢 @Lilyann 邀请。
目前，一名嫌疑人 Javon Lee 受到过失杀人（involuntary manslaughter）罪名指控，法定刑期为 2-4 年；另一名嫌疑人 Byron Reed 受到基于特定情节的谋杀罪（special circumstance murder）指控，可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考虑到加州上一次执行死刑判决还是在 2006 年，嫌疑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解释一下两种罪名。
过失杀人包含两种情况：
1、在进行某种本质并不危险的犯罪过程中致人死亡，或
2、在进行本身并不违法的行为时，因罔顾合理的注意义务致人死亡。
基于特定情节的谋杀罪（Special Circumstance Murder） 则是依据加州刑法 190.2 条的规定：一般的谋杀，法定刑期为 25 年以上，但如果谋杀犯罪过程中包含特定的加重情节，如使用爆炸物进行谋杀、为了逃避执法进行谋杀、谋杀证人或者是在进行其它重罪级别的犯罪时进行谋杀（也就是本案中的情况），那么将会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
另外，加州刑法中还有「重罪谋杀」（felony murder）原则，具体由加州刑法 189 条规定，这个原则比较难理解，我试着做个简单的解释：
一般来说，谋杀需要进行预谋，具备致人死亡的故意且的确造成了他人死亡。不考虑 felony murder 原则的话，抢劫过程致人死亡并不会构成谋杀，因为只有抢劫的故意，而没有杀人的故意。
felony murder 则制造了一个例外：犯罪者在进行足以构成重罪 （felony）的犯罪行为时，造成了他人死亡，即便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也可按照谋杀罪名论处。刑法经典判例 People v. Burton 中，法院解释道，这一原则是为了阻却潜在犯罪者采用危险的方式进行犯罪。
例如，如果有人持枪抢劫时，自以为使用了一把没有子弹的枪，但实际上枪装有子弹，在用枪威胁被害人时枪支意外走火打死了被害人。那么，虽然犯罪者没有致人死亡的故意，也可以按谋杀论处。
至于为什么两人受到不同的指控、为什么不能通过 felony murder 原则对另一名嫌疑人提出谋杀指控，目前的报道并未提及具体原因，可能是因为两名嫌犯在抢劫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具体的行为有所区别，需要结合更加详细的证据来判断事实基础。
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目前本案还在提起公诉的阶段，有可能开庭审理，也有可能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解决，即控辩双方就具体成立何种罪名、如何量刑达成共识，被告人放弃辩护权利接受检方的价码。实践中，这种辩诉交易可能会导致较轻的量刑，甚至有可能导致检方修改起诉的罪名，以其他罪名定罪。
鉴于法院不可以突破检方起诉的罪名进行定罪，而检方可以在之后任意修改起诉罪名，实质上检方对于定罪量刑具有很强的主导作用。
对此，被害人家属和亲友应当积极联系检方，密切关注案件进程，避免检方达成不合理的辩诉交易条款或者改用显著过轻的罪名起诉。按照诉讼程序，被害人家属和亲友有权利在法庭上陈词，向法院表达自己对于量刑的诉求，这一权利需要积极利用。
考虑到加州司法资源紧张，压缩司法成本的需求很强烈，本案被害人家属需要非常关注案件进展，避免司法系统成为了让嫌疑人来去自由的旋转门。
「贩卖焦虑」对「卖出产品」这件事的助益究竟有多大？会不会引起反效果？

谢谢 @司马懿 邀请，我试着借用一个互联网运营中常见的「转化漏斗」思维来回答。
转化漏斗不难理解：如果你希望让用户完成一系列行为，来达到特定的目的，那么就需要考虑用户在每一个行为之间流失了多少、最后留下多少。
举个例子，你希望在网站上卖一个「2020 升职加薪训练营」，面前有两条路径，假设时间和金钱成本是一样的，
路径1 ：简单粗暴，直接打开 APP，开屏页面斗大的八个字 - 升职加薪，就点这里，用户点击就进入购买页。
路径2: 先贩卖个焦虑，请当下最火的 kol 写一篇百万家爆款文章，《你其实死在了 2020 年的第一天，你的同龄人都是凶手》，描绘了一个小镇青年如何被同事们用更高阶的思维模式碾压，如何被优化、还不起房贷、生了重病跳楼的故事，最后话锋一转，抛出一个概念，「不想从 2020 第一天开始走向死亡，就需要掌握更先进的思维底层逻辑」，然后引导大家去买课。（以上内容为故意为之的讽刺，请不要效仿。）
前一种路径，每一层转化筛剩下多少用户，是可以基于过往数据和经验，大概给出预期的：假设 4-6% 用户会点击职业发展类的开屏广告，进入购买页面的用户，又有 8-12% 会购买此类课程，这么一算，就知道每展示 1000 次开屏就能卖出去五单，相对可控。
后一种路径，转化的漏斗就更复杂，更难以预期。如果 kol 翻车了，文章引发极大的争议直接炸号，或者文章太成功了，用力过猛，受众普遍觉得人生无望，直接躺平放弃治疗，这课都卖不出去。或者说，用户的确焦虑了，但没有把焦虑感和升职加薪的诉求联系起来，反而觉得自己有必要买一份重疾险，这都可能导致无法有效实现转化。
「贩卖焦虑 - 刺激潜在受众产生需求 - 针对需求提供产品 - 引导用户购买产品」这条链路之间，每一层都是一个跳跃，每一层都会有流失。贩卖焦虑的确很多时候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但从引发注意到完成购买，之间的环节更为复杂，任何一环崩掉了都可能导致转化的失败。
「贩卖焦虑」不是万能的玩法。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能扩大潜在受众群体，但不确定性在于转化的链路更长，不确定性更大。
抛开道德争议不论，其实都是权衡取舍。
如果明年不是 2020 年，你希望跳转到哪一年？

我想去 2008 年看一眼，我们是如何面对如此多的难题，依然如此光芒万丈。
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班里有一位香港同学，家里在粤北自驾时遇到南方冰灾，受困在公路上。她在作文里写了自己获得援助的故事，其中有一句：「看，是解放军！」老师请她给全班读作文，她最后说，「作为一名大国公民，我觉得很自豪。」我当时忍不住笑了，这真的不是从罗大佑《皇后大道东》那里学来的词吗？但她脸上那种自豪感如此坚定，一点都没有原作里面若有若无的彷徨。
我想问她，如果再相逢在狮子山下，你还有没有这样的自豪。
5 月 12 日那天下午，上最后一节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突然走进教室，敲了几下黑板，「同学们，四川发生地震了。」当时没有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用每月50m 的流量都已经是奢侈，只能在教室后排偷偷看文字版的 NBA 直播。老师说，有手机能上网的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当时有人在哄笑，问老师会不会没收手机，下午一起打篮球的哥们大声嚷着，刚才投不准一定是因为篮筐被震歪了。很快，大家都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们向老家在灾区的同学捐了款。
如果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我想问问周围的人们，在一无所有之后，你如何去相信明天会更好？
北京奥运开幕没几天，高中入学前的军训开始了。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家集体住宿，果然要搞出点事情。我们因为拿强光手电照对面女生宿舍被教官拎下楼罚蹲，教官骂道，奥运健儿在给国家争光，你们在这里给中国丢脸，当时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国家这么争气，我却如此流氓，这样不好。那次军训是我第一次见到 iPhone ，好像当时在国内还不能打电话，事实证明，还是一台装了各种游戏的诺基亚 N95 比较抢手，大家都借来玩。
「一代机皇！」N95 的主人自豪地宣称到，活像是韩寒《乘风破浪》里面那位囤积 BP 机、投资录像厅的大哥，高高举起手中的诺基亚。
我想去看看，有哪些当时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东西，随着时间被淡忘，又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在十年后枝繁叶茂。
架桥，不要修墙，那时很多人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小。高中班里有这么一位，瞒着家里借钱考托福交申请费，拿到奖学金，本科出国读书没花一分钱学费。后来，他作为学生代表采访昂山素季，回来和我们讲，「我奶奶逢人就说，我见到了鞍山书记」。
就是他，在英语早读上用大喇叭放奥巴马的竞选演讲。Yes We Can！大家跟着说，Yes We Can。
电视上一到假期总在一遍遍重播《武林外传》，但也有人开始追 Gossip Girls 之类的美剧。那一年，我在搜狐上看了好多律政剧，那时候没有 VIP、VVIP，会有互联网公司真金白银买下一部部美剧的版权，只需要忍受几个广告就能看完全片。没有这么多套路，人傻，钱也不多。
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起飞了，已经有人开始喊出现泡沫了。但是谁又知道，十年后人们还在猜测天花板有多高。我爸经常念叨，已经涨出来了一辆索纳塔，已经涨出来了一辆凯美瑞。后来，我们家真的买车了，还好没有卖房买车。
2008 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几年后，我和学校职业发展中心的老师聊天，他说，哎呦，零八年可把我愁死了，学生怎么找工作嘛！雷曼兄弟倒闭前两天还在学校开宣讲，说没就没了。但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这些厉害，
去清华经管，北大光华，仿佛那里是世界之巅；去学生物，去学材料，二十一世纪是你们的，实验室就是勤奋者的游乐园；去学环境，去学工程，下一个十年你们将决定人类如何与世界相处；去学 CS，去当程序员，去制造一个新的乌托邦。劝进，劝探索，劝你在艰难险阻面前依然昂扬，我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那时候啊，我们走路都带着风，眼睛里都有光。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禁止任何人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将对医患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围绕「医闹」立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 290 条第一款修改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可见，除了对医生的生命健康构成侵害的极端刑事犯罪之外，仅仅是扰乱医疗秩序，也可用刑法进行规制。
问题所提到的立法，正如 @猴子判官 所说，属于宣示性立法，如需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还需要依据其他法律的规定。
个人倒是觉得，先不必急着批评这部法律「没有牙齿」。宣示性立法也有助于在适用其它法律时提供指导。例如，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经常被人诟病为「口袋罪」，被认为过于宽泛、适用过程任意性过强。
那么，如果通过更多的实践案例，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与寻衅滋事罪名中「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要件建立稳定的映射关系呢？
再者，针对暴力威胁进行立法，在世界范围来看有可行的尝试。例如，美国很多州的法律中都有「恐惧威胁罪」（ terroristic threats），构成要件为威胁要对他人进行暴力犯罪，使他人受到恐吓，导致他人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生活。 此类罪名，在构成要件方面与我国的寻衅滋事罪名有相似之处，但更为具体。
开个脑洞：宣示性立法，和有牙齿但经常让人看不明白往哪下嘴的罪名，结合一下，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2019 年 12 月 24 日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杀，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一再发生？

想起一个美国知名死刑案例，或许不直接相关，但在看到此次的讨论后莫名想了起来：
1974 年，Gary Alvord 因谋杀自己的前女友全家三口人而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之后的十几年间，死刑都没能得到执行：Alvord 在等待执行期间患上精神疾病，他的律师主张，处决对自身行为没有辨别力的罪犯，属于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酷而不寻常」的刑罚。
Alvord 因此在 1981 和 1984 年两次逃过了执行，而随着 1986 年联邦最高法院 Ford v. Wainwright 的判决全面禁止对精神病人执行死刑，Alvord 实质上拿到了「免死金牌」。
后来，法院要求将 Alvord 送去进行治疗，然而，Chattahoochee State Hospital 的医生拒绝「治好」他的精神疾病。医生们认为，如果治疗一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能被执行死刑，那么已经违背了医生拯救生命的职业道德，因此拒绝进行治疗。[1]
最后，这名杀人犯在狱中度过晚年，66 岁自然死亡。
在世界各地，医生都以挽救生命为天职，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生命的消逝，挽救生命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本能，即便对方恶贯满盈。
如果医生的本能是仁慈，那么希望法律的本能也能得到体现罢。
参考
^Salguero RG. Medical ethics and competency to be executed，Yale Law J. 1986 Nov;96(1):167-86.
「蝴蝶效应」中的「蝴蝶」需不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真有个能体现「蝴蝶效应」美国经典侵权责任判例，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 Road。
案件基本事实是这样的：
在火车站台上，客运公司雇佣的列车员伸手去扶赶火车的乘客。当时这名乘客差点误车，火车启动的时候还一只手扒在车门上要上来，于是列车员来拉了一把；
这名乘客携带的行李之中有烟花，列车员一拉，行李掉了下来，烟花爆炸了；
爆炸的冲击波，把车站顶棚上的瓦片震下来一块；
掉下来的瓦片，不巧正砸在站台上另一名乘客头上，将其砸伤。
受伤乘客起诉客运公司，认为列车员的行为导致瓦片坠落导致自己受伤，要求获得赔偿。而法院判决乘客败诉。
法院认为，即便在事实层面，列车员的行为和原告受伤具有因果关联，但因为列车员并没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
这一分析方法，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所谓「蝴蝶效应」：引发风暴的「蝴蝶」（这里当然是个比喻，所以假设主体适格），有没有避免风暴的注意义务，决定了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列车员在装卸货物的时候，把一个上面写着「危险！内有易爆品，请小心轻放！」的箱子从火车上扔到站台，结果引发了爆炸，则很可能需要承担责任。但对于一般理性人来说，或者用法院的说法， 具有 eye of ordinary vigilance 的人来说，谁又能想到去搀扶乘客会有引发爆炸的风险呢？虽然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法律对两种行为有不同的评价。
法律需要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不应苛求人们对本身不构成过错、也难以预见会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付出代价。对于偶然的、难以预见的事实因果关联，不宜构成法律上确定责任归属的法律因果关系。
在你的专业，哪些「学科常识」可以有效识破相关「智商税」？

感谢 @司马懿 的邀请。
大家找律师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拍着胸脯说一定能打赢，请务必扭头就走：承诺诉讼结果的律师，要么业务不过硬，连《律师执业管理办法》都不知道；要么法律意识淡薄，顶风作案知法犯法。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律师承办业务，应当告知委托人该委托事项办理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用明示或者暗示方式对办理结果向委托人作出不当承诺。
另外，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则（试行）》，在律所宣传中也不得使用胜诉率、过往案件赔偿金额等「使公众对律师、律师事务所产生不合理期望」的数据。
在一些普通法国家，例如美国，律师执业规范也禁止律师就案件的结果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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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律师不能承诺必胜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形而上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无法对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事情作出百分之百的承诺。我们的司法，讲究的是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在向潜在客户进行宣传时还没有充分了解相关事实，法律知识再充分，也架不住事实完全不利于自己。况且，在不同法律体系下都有律师无法掌控的因素，大陆法系有法官的自由心证，英美法系有凭借自己的一般理性对事实作出认定的陪审团，律师是无法就他们的行为作出承诺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承诺必胜的宣传，可能成为了一种筛选「病急乱投医」客户的机制：你越是着急、越是非常看重结果，越是有可以利用的空间，可以层层薅羊毛进行不合理收费。知乎上有一个讨论，揭露了另外一个衍生智商税：
几位答主都指出，承诺不起诉、承诺可以取保候审，同样是在利用客户的无知，违背了职业道德。
律师用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向客户承诺并收取额外费用，类似于段子里说的骗局：保证生儿子，生女儿全额退款。办成了，跟客户圆一下吹过的牛逼，收钱；办不成，骂一通司法不公、批判一下体制，最后安慰客户，我们这行讲究的是信誉，全额退款。
还是「保证生儿子」这一套。
微信称朋友圈表情包评论功能「为灰度测试」并确认已关闭，原因是什么？

你说的灰，到底是什么灰==
灰度测试指的是对于产品的新功能，不全量对所有用户开放，而是先小部分让部分用户体验，分析对相关数据产生的影响。如果符合预期，那么可以考虑逐渐扩量，如果不符合预期，那么就进行修改完善或者下线。
灰度测试到底有多灰，比例应该是多少，没有定论。而从这几天对票圈的观察来看，此次评论区发表情包功能开放范围对于测试而言的确比例不低。
对于一项引发如此广泛讨论的功能，就这样整个停掉，挺令人意外的。如果我是负责该项目的产品，可能会重点关注新功能对用户发表评论次数、访问朋友圈次数和停留时长等数据的影响，而从这两天的观察来看，大家各种收猫收狗收杰尼龟玩得不亦乐乎，并没有见到大范围的负面反馈。即便数据表现不如预期，也犯不上因为一两天效果不如预期而直接下掉，毕竟这样具有相当大的公关风险。
不负责任盲猜，也许不是产品机制问题，而是因为合规性问题。借助微信表情包来传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害信息，比用文字信息进行监管的难度更大，识别更为困难。对于新的传播渠道，相关策略可能更难以迅速跟上。
只是一个猜想，不一定对。
（关于评论区的疑问，就说一句：一种产品形态能解决某种问题，不代表另一种产品形态能在 两天之内迅速解决 类似的问题==）
电视剧《精英律师》有哪些槽点？

看了 @小钱 的回答，补了下对应片段，有感而发：
「优秀的律师肯定把法条倒背如流」这个思维定势，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扭转，挺遗憾的。这说明公众对于什么是优秀的法律工作者，还缺乏足够的认知，没法正确衡量律师的「战斗力」。
这就好比，演义小说里面描写武将有多厉害，往往侧重于单挑能力的渲染，这是因为当时受众乃至作者难以理解复杂的统帅工作 - 怎么进行侦查、怎么调配军粮、怎么训练士兵、如何排兵布阵（而不是摆出奇门遁甲搞玄学）。类似地，在描写律师工作的时候，「背法条」因为简单直接、容易理解，编剧想得到，受众看得懂，所以成为了犹如武将单挑一样的名场面。
不吹不黑，关键的法条还是要背的。就好比报菜名，开口就是「蒸羊羔蒸熊掌鱼香肉丝木须肉」肯定不行，要是把什么是无效、什么是可撤销、可以主张多少倍的赔偿、违约金额度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记错了，在法庭上能给扔出去。然而，记忆关键概念重要，不等于逐字背诵是必须的：法律检索和法庭辩论又不是闭卷考试，随时都可以看。和逐字记忆相比，更重要地是能建立起一套知识体系，把相关的司法解释、有代表性的指导案例、近期实践中一些情况、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和各类内部文件串起来应用。
普通法更是如此，的确有成文的法条，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是判例。一个判例，法官写的意见洋洋洒洒几十页上万字，难道要背一遍？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理解判例，把关键事实和核心说理提炼出来，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问题，能清晰说出为什么该判例和本案的争议点相关，又能如何帮助解决本案的争议。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法学院的考核非常强调对判例的概括能力 - 能把几十页的判例用几句话说清楚、应用到具体问题中，那是本事；背下来，不是本事。
这部剧很火，我不希望它的戏剧演绎带来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不希望误导了大家对于法律行业的看法，把律师的能力简单理解为记忆和背诵，这样自己找律师的时候，容易被相声演员忽悠，一段地理图就把人唬住了；另一方面，也希望法学生、对法律感兴趣的高中生、有志于把子女培养成精英律师的家长们，不要因此对于法学学霸长啥样形成误解。（至少在今天，不会有人因为孩子长得状爱打架，就觉得能培养成军事家了，这都是信息带来的进步。）
毕竟，戏说不是胡说啊。
（P.S. 啥时候拍个《精英产品经理》、《精英 PMO》、《精英运营》、《精英测试》之类的啊，等着写回答呢。。）
12 月 24 日报道称王思聪被执行案和解，涉案 1.5 亿已履行 5000 万，他的麻烦结束了吗？

法院和债权人这个年更好过了，王思聪未必。
这 5000 万，是执行和解协议的一部分。民事诉讼双方，可自愿达成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
通俗理解，就是债务人可以跟债主约定：这 1.5 个小目标，法院要我马上还，不还的话就有可能冻结我的资产。要不这样，我先还你 5000 万，我们去跟法院说，先缓一缓别执行了，剩下的钱我到时候慢慢还。
对于债务人来说，这不失为成功的「缓兵之计」，可以暂缓法院执行，避免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给自己造成不便、避免资产被冻结给生产经营造成困难等。但当债务人是王思聪的时候，这未必是什么乐观的信号：
首先，这等于亮出了流动性问题的底牌。在王思聪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时候，就有一种论调称，这不是真的没法履行，只是「咽不下这口气」，不过是「不想认怂」。似乎是为了佐证这种印象，王思聪在爆出不履行判决之后不久，还高调宣传投资事宜「秀肌肉」。而现在看来，这种论调不攻自破 - 该认的怂也认了，但还是没法一次性履行给付义务，怪尴尬的。
其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不等于头上高悬的利剑就此被解了下来。如果王思聪不能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后续的义务，那么债权人有两个选择：一是让法院执行原判决，二是就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对于债权人来说，可以自由选择让自己获取更大收益的一种。
具体依据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
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最后，对于司法系统来说，在 12 月冲 KPI 的时候，能让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在执行阶段取得关键进展，无疑是 2019 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通过多种途径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皆大欢喜，除了王思聪。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理性？

感谢 @暗涌 邀请，我先抛个砖，随便谈两点，插眼等 @司马懿 老师专业解读。
1、因为我们可能受到「心理账本」的影响
心理账本（Mental accounting）是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提出的概念，指「个人和家庭用于组织、评估和跟踪财务活动的一系列认知行为」[1] 。这个概念不新奇，说白了就是记账，但新奇的是记账会如何导致我们作出不理性决定。
假如一个人的支出分为两类，买食物和买视频网站会员（为了简便，假设这就是他全部的开销了）。两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都遵循边际成本递减原则：从没肉吃到吃一斤肉很快乐，从吃五斤肉到吃六斤快乐增幅就没这么大；从没有会员到有一家会员很快乐，从有三家会员到有四家，那就没啥变化了，看不过来。
这位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并重的哥们，认为自己具有高度的理性：严格控制自己用 80% 的预算买食物，20% 的预算买会员，于是他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心理账本」，每个月都过着平凡、朴实无华且理性的生活。
有一天，大事不好，猪肉涨价、VVIP 火热上线、买的会员不够多，给「不配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人丢脸了。面对这些复杂因素，理性大哥给整懵了：这个月食品预算要超支了，是不是得少吃点？这可能就引导他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此时，多购买一些食物的边际收益并没有变化，继续购买食物是理性的选择；同时，由于会员服务被「注水」、「阉割」，边际收益在下降，可以考虑将部分会员预算用于食物。但因为过度关注心理账本、为了不在具体类别上超支，个人反而可能无法及时调整作出理性选择。
@王妈妈 也是心理账本的受害者。今年八月，她参加了一次「3000 元生活费挑战」，为了实现用 3000 块过一个月的目标，中午干啃水煮玉米，完全不顾我「从前玛雅人就只吃玉米，后来他们灭亡了」的劝说。结果就是，八月份支出的确控制在了 3000 以内，但九月份消费爆表，两个月一平均，其实花的钱更多了。因为过度看重一段时间内的支出上限，导致自己的消费欲受到压制，在下个月不受限制之后由额外花钱进行补偿，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2、其次，我们可能依赖过往路径。
在面临新局面时过度依赖过往路径，导致无法作出新情况下的最优选择，不仅是个人可能会犯的错误。之前研究破产法的时候，就发现我国在移植域外破产制度的时候，在实践中容易依赖过往解决问题的路径，导致行政力量用不合理的方式介入商业决策。[2]（放个注释就跑真刺激）
须明确一点：路径依赖未必是低效率或者不理性的，有的时候，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反而是在提升效率，依赖过往经验进行决策，有的时候恰恰是理性的体现。例如，一家公司在近几年的招聘中，都发现 T 大某专业学生在同等 GPA 的情况下比 P 大更有竞争力，考虑到仔细考察候选人能力的成本过高，闭眼选 T 大可能是一个资源具有客观局限时的「理性」策略。然而，如果 T 大突然把 GPA 制度改回去，GPA 缩水态势逆转，反而出现了虚高，那么再依赖过去这条决策方式，就不够理性了。
简言之，路径依赖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新的信息不敏感。
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从行为经济学方面展开的角度，我作为民间爱好者不敢继续班门弄斧了，期待更好的解答。
参考
^Thaler, R.H.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 Behav. Decis. Making, 12: 183-206.
^Gao, Simin and Wang, Qianyu, The U.S. Reorganization Regime in the Chinese Mirror: Legal Transplantation and Obstructed Efficiency (December 25, 2016).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 Vol. 91, Issue 1, 2017
如果 2020 考研初试感觉不理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感谢 @知乎校园 和 @知乎考研 的邀请，想请大家问自己一句：
刮彩票的时候，如果刮出来一个「谢」字，你还会继续吗？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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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彩票会刮到底的人，就在我们身边。
打球的时候，五个球轮一波，总有人会在零比四落后时喊一嗓子：「防一个！」 他们未必打得有多好，但跟他们在一队，就是感觉有劲。
上大学的时候不怎么打 LOL，室友打得多，有的时候也带我玩两把。我只负责用流浪法师往人堆里扎、按完 REWQ 就甩键盘，就这水平。有一次，熄灯后睡觉前的最后一局，三路被破，室友在高地上问我：你电脑续航行吗？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而他说：这个服基本都是大学生，他们估计也熄灯了，再拖一拖等他们掉线。
有的人就是这样，说他有锋芒吧，也没有瞪谁谁犯怵的杀气，说他有毅力吧，又没见他越逆风越超神。他只是闷不作声地咬着牙。
就是跟你磨、就是不认、就是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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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容易劝退，我不跟你说麦迪的 35 秒，不跟你说瓦尔迪从业余联赛到加冕射手王，我就说说自己。
高中时候的我，就跟现在一样，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得一般。选了文科之后又喜欢上生物，搞了搞竞赛，眼看能保送了，但保送生考试要考的数学和物理根本不会。然后跟风申请出国，SAT 自己瞎考，申请的时候不认那么多学校，除了藤校之外没怎么留保底的，最后结果也有点不服气，就这么混到了高考 – 恰好，那一年我们省的状元没去清北，恰好，据说非省前十不敢报的清华经管断档了，恰好我想着，刮开来看看吧，高考是不是也要「谢谢惠顾」。
有次回高中看老师，老师说，现在我还在跟学生讲，当年你是怎么中了头奖。我说，那你有没有告诉大家，想要中奖先得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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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邀请我，给 2020 考研的同学们鼓鼓劲，我就问了问考过研的同事，考完第一天之后还有什么？ 对曰，还有第二天，有的还有第三天，还有复试。对曰，其实复试反超好几名、十几名的，都有见过。
嗨，那也就是说，才刚开了个头啊。
-
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刮出一个谢字，就把纸片随手一扔。
另一种人，刮出一个谢字，会问自己：
这是不是老天爷开了个恶趣味玩笑，在里面印了一句「谢谢您的参与，特等奖」。
如果老天真的开了个玩笑，我希望你是第二种人。
如何看待腾讯爱奇艺被起诉后，《庆余年》官方呼吁打击侵权盗版？

《庆余年》剧方发布的说明，法律上没毛病，但在时机上，恐怕并不妥当。
近几年，中国的消费者真的改变了，互联网内容和服务提供商正在享受着几十年未有的红利，人们对优质内容付费的意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爱奇艺 2019 Q3 的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会员服务收入 37 亿元人民币，订阅会员规模达到 1.058 亿，订阅会员规模同比增长 31%。有报道称，会员业务收入，占到了公司营收的半壁江山。会员制，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新的增长点，正在让视频平台逐步摆脱对广告收入的依赖，让现金流变得更加稳定健康。爱奇艺，无疑是行业新形态中的受益者，不仅要感谢这个时代，也要感谢越来越愿意为内容买单的消费者。
这个行业，应对的首要矛盾是什么？是猖獗的盗版让创作者、制片人的血汗得不到回报，还是企业利用优势地位制定不合理的会员协议、任意改变服务性质提供高价「增值」服务？
打击盗版是对的，规范业态也是对的。做正确的事情很重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更重要。
另外提个醒：最近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知友号召大家去下载盗版，在这里需要强调，民法是不认可这种「自助」行为的，更不可能构成阻却刑事责任的紧急避险。各位用脚投票时请低调，不要炫耀自己的足迹，不要低估法务的决心。
法律意义上的自助，指的是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而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救济时，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然而，因为质疑自己的会员权利受到侵害而下载盗版，在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太可能被认定为合法的自助行为。
我国民法总则并未对自助作出明确规定，但有学者指出，「须有应予以实现的请求权存在，想象上的请求权不可」，且必须满足「权利人不能及时获得公权力机关的救助」才可进行自助。[1]一些视频网站上的「套娃」VVIP 调控，虽然引发了争议、有效性受到挑战，但从中推出「作为会员，我可以自行下载盗版作为补偿」只是一种想象中的请求权。
另据报道，正在审议中的立法，有望让自助行为有法可依：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对此，有意见提出，赋予自然人一定的自我保护权利是必要的，但为防止该规则被滥用，建议进一步严格限定适用条件。
...三审稿在上述“自助行为”规则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一个条件，即“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才可以实施自助行为。
问题需要解决，但也要避免走上另一个极端。
参考
^陈华彬，《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责任”规定的释评，《法律适用》2017 年第 9 期
法学生到底有多硬核？

上个月，跟 @吴声威 律师闲聊，说起一个问题：在用知乎「好物推荐」的时候，如果推荐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产品，是否违反了广告法。我们都认为，推荐者应该作为「广告代言人」受到广告法约束，但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如果我推荐了一本书的中译本，但我只看过英文原文而没有看过译本，那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推荐没有使用过的产品」？也就是说，读过一本书的英文版，在法律上能等同于「使用」过这本书的中文版吗？
这个问题一时难以得到定论，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简单，我来故意宣传一本书，特别强调自己没看过中文版，你去起诉我或者向工商部门举报我，这样不就弄明白了嘛？
吴律师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秉承真律师从来不发律师函的精神，三两下就准备好了违法查处申请书发给了我预览。虽然后来我们达成共识，不要用这么暴力的手段，但从此我就对他的「硬核」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今天看到他起诉爱奇艺，要求法院确认服务协议中部分条款无效，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看到了其它硬核的操作，比如 @逻格斯 也准备好了针对腾讯视频的起诉状：
我没法揣测他人的动机，但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一种好奇心：我如果提出这样的主张，法院会怎么说？ 我对于合同法的这种解读，能得到支持吗？
好奇心 + 说走就走的执行力，这大概也是一种硬核吧。
2020 年你对你所在的行业和当下的社会生活有哪些建议？

谈谈对互联网行业的希望吧，实现难度从低到高排列：
1、能有更多帮助人节省时间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出现，而不是以帮人浪费时间而作为增长驱动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天气应用要搞新闻资讯、新闻资讯应用要搞社区、社区应用要搞短视频、短视频应用要搞电商、电商应用要搞支付、支付类应用...呃。。给我发推送通知介绍今日天气。
谁都想搞大，搞大了意味着有更多的日活跃用户、更多停留时长、更多的商业变现模式，能讲出更好的故事。但这终究会碰到天花板 - 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小镇青年也有被割完的一天，一天 24 个小时不是人人都能突破。总有一天，力争浪费用户更多时间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
道理虽然这么说，但即用即走，目前来看并不是一个能打动人的概念。节省用户时间，对公司来说有什么好处，这个也需要刷一刷认知。
2、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得到有效遏制。
昨天看到一位专注于反垄断业务的前辈发文，论述某两家视频平台在定价方面的「默契」涉嫌违反发垄断法。作者开始感到不解：为什么其他行业巨头对这种行为不积极进行举报？这不是对方送人头吗？经过一番研究，才发现原来「竞品」也投资了涉事网剧，这几家平台其实在定价方面有一致的利益。
这只是目前行业的一个缩影。地摊文学和自媒体写手们，看到了「XX 系」的旗号，从古代各种演义小说中取得灵感，渲染了种种血雨腥风，把这个行业描述成一场你死我活的群雄争霸。然而，这不是互联网的全部，与谁死谁活相比，与普通消费者利益更相关的是，这个行业能否维持健康有序的竞争。这就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出现行业出现「卡特尔」，任由巨头们操控价格和行业标准；另一个极端是避免恶性竞争。在剩者通吃的行业冬天，前者更加值得警惕。
3、内容质量能够成为内容类社区更重要的 KPI。
内容质量的确是一个难以衡量的东西。一个资讯类平台或者社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内容的数量，看到用户的交互数据和阅读行为，但如何定义质量、又如何将内容质量融入投资者们的估值模型，这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
4、世界和平（此为实现难度的参照系）
5、劳动法在行业中得到严格执行
呃，还是说第四点吧==
南方周末报道的「北大女生疑因非处女遭男方精神虐待自杀」一事，存在哪些问题？

说几点：
1、教唆自杀是否构成犯罪，在我国法律中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这个坑得填。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确有教唆自杀罪名，例如英国《1961 自杀法案》就规定「协助、唆使、指导、促成他人的自杀行为」（aids, abets, counsels or procures the suicide of another）属于犯罪，应处以不超过 14 年的监禁。
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教唆自杀罪名。（有一个小例外，就是邪教分子蛊惑「信徒」自杀，可能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但不符合事件中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将相约自杀、鼓励他人自杀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此种类推在学界引发了一定争议。例如，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就主张，这种处理方式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1]。目前有学界观点认为，怂恿已有自杀决意的人自杀，只是强化自杀者的决意，死亡结果系自杀者的自由意志，不宜认定为犯罪。考虑到事件的复杂性，牟某因故意杀人罪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同时，从报道中提及的片段来看，亦不太可能构成刑法层面的虐待罪。（更遑论子虚乌有的「性虐待罪」了），支持受害女生家人利用民事诉讼追究侵权责任，但刑事层面，按照现行法律国家所能做的不多。PUA 行径千夫所指，但如何用法律进行规制、是否应该让公权力介入，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2、媒体曝光当时女生的微博截图，是否构成侵权，是否违背了媒体伦理，这个事情得关注。
在报道中，女性当事人的微博账号名称已经完全暴露，很快，就引发了网民的「围观」：
理论上，社交媒体账号名称、全网可见的微博内容，难以被认定隐私信息。然而，有一点不难理解：本意是面向亲友、同学可见的微博，突然引发数百万人围观，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恐怕要大于本意是自己可见的信息向亲友、同学可见。如果对后者的曝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对前者的曝光，是否也应受到行业约束？
想到哪说到哪，就这两点，不凑第三点了。
参考
^陈兴良，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之定性研究——邵建国案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 第6期 71-78页
国家公祭日，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铭记历史？

谢谢知乎邀请，我的回答是：保持和野兽的距离。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虽然残忍，但我们依然要在南京鸣响警笛，这不是祥林嫂的絮叨，而是对未来的一种提醒：人类或许健忘，见证历史的人们，总有一天会远去，但这不是混淆是非的借口。
健忘是人类普遍有的毛病。在国内，有的网络红人开始以「在战争中可以当慰安妇而免于一死」作为女性所谓「优越性」加以鼓吹；在日本，有的品牌开始用军国主义色彩的符号进行品牌宣传；在美国和欧洲，有的人开始身披纳粹旗帜走上街头。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出于无知、出于逐利、出于标新立异，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并不是要为大屠杀暴行翻案。但不论如何，但一个人披上豺狼的皮、舔食猛虎爪子上的血迹时，他身上的人味就淡了一些。
即使健忘，我们还是得维持一些脆弱的共识，正是这些共识区别了人和野兽。或许有人嘲笑「战争法」，认为在战场上不必在意什么迂腐的「仁义道德」；或许有人信奉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者被围猎是千万年来天经地义的事情；或许有人躲在匿名区，喊出「留岛不留人」之类的口号，幻想过自己将他人生命握在手中的快感。这些思想，无从评判，也无法惩罚，但当警笛鸣响的时候，还是不妨想一想，自己到底应该和野兽保持怎样的距离。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只有 78 位依然在世。国庆的时候，驶过长安街的彩车上，有那么多的空座位。他们终将远去，但总有人依然年轻，历史对他们有所亏欠，但总有人在写着新的历史。
那么，我希望未来的历史是由人所书写的，而非野兽。
如何用你所在的领域专业知识证明人类的本质是「套娃」？

补充比原回答精彩：感谢 @一丁 提醒，国际法上的「反致」就是绝妙的套娃例子。
根据 A 国法律，认为在一起涉外案件中应该适用 B 国法律；而根据 B 国对应的法律，此时应该适用 A 国法律，这就是「反致」。
为了避免司法变成了小学生打架无限反弹，有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个套娃问题。在上述例子中，A 国可以规定，只适用 B 国的实体法，而不适用 B 国的冲突规范，也就是说无视 B 国法律中认为应该适用 A 国法律的部分。A 国也可以规定，程序上只能套一次，如果一个案子被「反弹」了回来，那就认了，适用本国法律进行审理。
-
原回答：感谢 @知乎日报 邀请，在这里提出一个「普通法的本质为套娃说」：
套娃有极限，套到一定个数就套不下去了，不能无限套下去；程序法中有审级制度，一个案件经过有限层级的法院审理后，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不能无限上诉下去。
虽然套娃不能无限套下去，但可以拆开来重新套；司法审判中，案件也可以发回重审。
循环往复地套总有烦的时候，我相信「套娃」这个流行语过几个月就不火了；发回重审也不会一直进行，有的国家对发回重审的次数有限制，而一些判例法国家则在实质上导致无限发回重审不现实：因为高级法院在发回重审时作出的说理，已经为本案下一步审理提供了直接具有拘束力的法律依据，低级法院其实蹦不出高级法院的手掌心。
套娃的中心是人形物体；普通法的诉讼以当事人为中心。
套娃的制作有传统工艺，几百年来依然传承；普通法的判例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自动失效，上百年的陈年判例依然影响着司法实践。
结论：
完 全 一 致。
-
北京外卖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将有哪些影响？筷子会涨价吗？

出发点良好，但该《条例》对于外卖送餐类 App 的约束还有一些模糊之处。在这里，我不鼓励各位产品经理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只是指出一些有待细化的地方。
条例规定，餐饮经营者、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和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那么请回答，以下哪种情况符合规定，到底什么是「主动提供」：
1、在点餐界面添加勾选框，用户可以打勾选择「请提供一次性筷子」，这又有两个变体：
1.1 在点餐界面添加勾选框，用户可以打勾选择「请提供一次性筷子」，在之后的点餐过程中，将默认采取用户上一次的选择；
1.2 在点餐界面添加勾选框，用户可以打勾选择「请提供一次性筷子」，并添加一个勾选框，用户可勾选「记住我的选择」。（当然，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产品方案）。
2、在点餐界面添加勾选框，默认勾选「请提供一次性筷子」，用户可以取消勾选；
3、在打开 App 时，弹出提示框，引导用户进入设置界面，设置是否需要在以后点餐时提供一次性筷子。
4、在用户付款前，弹出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需要提供一次性筷子。这同样是个糟糕的产品方案，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变体：
4.1 在用户付款前，弹出对话框，询问用户是否需要提供一次性筷子，并告知用户，如果五秒之内不做出选择，则默认要求提供。
以上几个方案，留给饿某，美某的法务们，作为课后思考题吧==
总之，还是需要更加清晰地去定义「主动」。
有哪些出国留学阶段绝对不能碰的东西？

感谢知乎邀请，在这里就说一点：千万不要因为听信「美国很多州已经将大麻合法化了」的说法而尝试毒品。
健康方面的危害自然不必说，单纯从法律角度而言，需要明确一点：美国联邦法律中，吸食、持有大麻仍然属于犯罪行为。这对留学生有两点影响：
1、吸食、持有、购买或者试图购买大麻及其制品的行为，可能成为海关拒绝入境的理由（要知道，海关官员是可以搜查申请入境者社交媒体账号和手机、电脑存储设备的）；
2、吸食、持有、购买或者试图购买大麻的行为，即使发生在大麻合法化的州，依然可能引发联邦层面的刑事指控。
目前，联邦和各州对于大麻立法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解决。有个不久前的案子，提醒我们联邦法律四十米的大刀还没完全收起来：在 Carlson v. Charter Communications, LLC 一案中，原告因为吸食大麻而被单位开除。雇主的依据是，作为联邦政府的承包商，有义务依据联邦 Drug-Free Workplace Act 确保雇员不吸食毒品。原告起诉主张这一行为属于非法解雇，而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均驳回了原告的请求。联邦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认为尽管原告所在州将大麻合法化，但禁止雇员使用大麻的联邦法律依然有效，雇主应当遵守，而不论当事人所在州的法律如何规定。
这个判决也提醒留学生：如果想要在国外发展，不碰毒品很重要 - 即便没有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也难保不会因为触犯其它联邦法律，而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更何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条也有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要是追求「自由」闹大了，还有中国的刑法在兜着呢==
如何看待华为宣布将正式起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会对华为和整个通信行业产生哪些影响？

简单解释下背景：
美国联邦有一项财政补贴项目，允许公司在购买通讯设备时获得政府补贴，项目的目的在于促进商贸。11 月，联邦通信委员会单方面宣布华为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宣布购买华为生产的通讯设备的企业，将无法获得财政补贴。
这笔政府补贴，称为 Universal Service Fund (USF) ，每年额度约为 85 亿美元。禁止购买华为设备的公司从中受益，将无疑对华为的美国市场销售起到雪上加霜的效果。同时受到影响的中国公司还包括中兴。
华为主张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举措超越了宪法对其授权的范围。根据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具有政府性质的机构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之内进行。行政机关超越权限染指立法，就可能构成违宪。
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举措是否对立法权构成了不当的干涉，应当报以怎样的容忍度，有两个经典判例所确定的不同标准：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判例认为，如果国会对于一项问题的立法具有模糊性，且有意授权某机构对其进行解释以消除模糊性，那么法院对于机构的解释应当加以容许，不应过度干涉。
Skidmore v. Swift & Co. 判例则认为，法院应该审查某行政机构对法律的解读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对机构的解读进行具体的审查，包括审查该解读是否经过了足够的调查、提供的理由是否充足、对法律的解读是否在不同时间具有一贯性等等。
显然，华为会更加期待法院沿用 Skidmore 的标准，具体审查联邦通讯委员会是如何做出决定的、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了详尽调查并具有可信的证据。为了让法院使用这一标准，华为需要努力证明政府补贴的发放机制已经足够明确、不需进行解释，或者证明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未得到授权进行解释。
在这方面，就看华为法务部和聘用的律师如何利用美国法律了。
如何看待马云在「世界教育论坛」上表示「文凭只是学费的收据而已」？

经济学家哭了，实证研究早已表明了文凭对于收入的影响。大学都不必说，就连重点高中的「文凭」也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收入提升。
吴斌珍， 赵心妤，钟笑寒 的研究表明，在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高中前的学业表现相似的前提下，毕业于省重点高中的大学毕业生比其他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高出了约 17%[1] 该研究同样表明，重点高中回报率没有明显的性别、城乡和年度差别，毕业于重点高中，对于提升大学毕业后的起薪的效果，是普遍存在的。
更别提大学了，「我们招人不取决于你是不是哈佛，而是你愿不愿意学习」，这一点有的时候的确可能成立。但更多的时候，大学文凭的是在向雇主释放信号：有能力考上顶尖大学的学生，更加有可能「愿意学习」，也更可能快速掌握新的技能。因此，即便马云的逻辑成立，那么文凭依然是释放正面信号的重要途径。
讲道理啊马老师==
参考
^ 吴斌珍， 赵心妤， 钟笑寒 《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世界经济 2016年02期
如何评价 12 月 2 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的孟晚舟最新公开信「你们的温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

一年来，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开足马力，用一切能想到的方式进行辩护，无论是程序层面还是实体层面。就拿过去一个月来说：
11 月初，孟晚舟辩护律师主张，加拿大边检进行的搜查程序违法，是 FBI 暗中授意的刑事调查活动，超出了边检的职权范围。而早在九月份，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就开始推动举证工作，要求加拿大政府披露更多有关于逮捕过程的信息，以期找到更多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勾结的证据。（报道链接：https://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meg-wanzhou-court-extradition-china-1.5294562）
11 月底，孟晚舟的律师针对美国的引渡请求进行辩护，称孟晚舟的行为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不满足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构成犯罪这一条件），因此不得进行引渡。他们有信心在明年一月的引渡判决中争取到理想结果。（报道链接：https://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meng-wanzhou-sanctions-extradition-iran-1.5377666）
在加拿大和美国法律的战场上，孟晚舟的团队都在战斗。他们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之前进行的保释听证中，孟晚舟成功得到了保释，但活动场所受到了限制，并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脚镣，保释金额度是惊人的 1000 万加元。
在法庭以外，有更多的人在为孟晚舟女士奔走呼吁，督促当地司法部门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公正的审理。在孟女士写下这封公开信时，她忠实的团队成员，在小心地保护着她的安全。这封公开信，通过华为设备被一万人读到，在这个冬天，有多少人搓了搓冻红的双手，点下了「转发」，然后写下祝福的话语。
多好。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在阳光下为自己战斗，让祝福的声音不受阻隔地传遍网络空间。
干涉别人家暴跟干涉别国暴力事件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用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来套用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在制止家暴这个设定中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哪怕题目中的逻辑成立，「外人」制止家暴依然具有正当性。
例如，国际法中有「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A 国公民在 B 国遭受不法侵害，A 国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对犯罪者实施管辖。例如《刑法》第八条规定：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如果套用题目中的逻辑，就可能变成：A 家庭的女儿嫁到 B 家，遭受了家庭暴力，A 家的家人可以制止。非要让我把国家人格化一下的话，在这里国家就等于「娘家人」。
再例如，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各类国际组织也有可能合法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就规定了一系列「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维和部队的部署正是源于这里。
类比一下，如果我感觉到小群里一些住户天天晚上在家里喊打喊杀动刀动锯，给小区的和平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成立一个「老得维护别人家里的和睦部队」，简称「老和部队」，天天猫在别人家墙角，这倒也挺符合国际法的规矩。
吐槽归吐槽，还是得回到问题：干涉别人家暴，跟干涉别国暴力事件本质上不一样。按照上面的类比，如果本质完全一样的话，娘家人比别的人更加有理由去干涉家暴、公民可以成立个组织专门跑别人家去干涉家暴，而这并不符合国家的反家暴立法，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
如果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规矩来玩，家暴干预有可能成为家族势力的体现（全凭娘家人厉不厉害），可能成为私人之间干涉隐私权的托词（开门，老和部队！），这想必也不是很多希望家庭「主权完整」的人们渴望见到的。
通过反家暴立法，明确执法权的归属、划清法律的边界，比照搬国际法的理念玩丛林规则，这种区别可能是好事。
有哪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却高薪的职业？

先说明此篇回答范围内的定义：
「高薪」指积累了三年左右的经验，有较大可能性收入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两倍；
「技术含量不高」指不需要经过两年以上专门的相关技能培训（例如为了当律师至少需要花两年读个硕士然后考法考）。
然后回答问题：通过个人观察，五年前的金融、咨询，现在的互联网（非技术岗位）可以符合这一定义。其共同特点是，月薪还行，但时薪其实不高（大雾，划掉）。说正经的，共同特点是：从孤立的一个个时间点来看技术含量不高。
本科在经管的时候，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其实你们以后工作要做的具体事情，高中生也能做，就是动动 excel 表罢了。但投行还是愿意招你们，因为他们不确定再过几年遇到的新情况高中生能不能做。」现在我在互联网行业待了一年多，突然也有了这种体会：您要是有那功夫，在我身后跟着看一天，会油然而生一种「我行我上」的感觉，每一件事情都不是 rocket science。但要是把视角拉长一点，看看我在多少不同的项目中不断拿起来新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却也可能觉得公司这钱花得不亏。
说得直白一点：面临快速变化的行业，从劳动者身上购买的是快速掌握新技术的能力，而不在于这项技术本身门槛高不高。那您可能就要问了：那为什么知名投行、互联网大厂非技术岗都对学历要求这么高？这也解释得通，这是其实一个基本的「信号理论」问题：
劳动力市场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雇主难以识别应聘者真实能力，这时候就需要应聘者发出可信的、能帮助雇主判断其能力的信号。近来愈发体会到，大厂们其实不是真正需要一个人在清华人文学院读的那些文献，或者需要在北大外语系学的西班牙语，需要的其实是让这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展现出极强的解决问题能力、天赋和努力并存、善于利用规则的人，在未来多变的形势中继续交付这些能力，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技能。
高薪，与其说是用于购买技术带来的产出，倒不如说是为了补偿说不定啥时候就要用上的「可转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