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果未来借故冻结我国持有的美债，应该如何回应？

那就太好了，中国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纸面国力付诸兑现，着手打破现行世界秩序，去做一些功在千秋的大事了。
最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在并非现行世界秩序最大的获益方，且具备打破现行世界秩序的能力的情况下，却从上到下表现出一种对维持现状的狂热情绪呢？
尤其是在现状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维持现状的收益越来越低，现状的最大受益方越来越缺乏维持现状的意图和能力，现状的各参与方心怀鬼胎且越发不加掩饰，现状的内在结构越发混乱且不稳固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对于维持世界秩序现状表现出一种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的姿态。
特别是在现状的缔造者，支配者，最大受益者已经对现状越发敷衍了事，越发无所作为，越发无能为力，各路力量争先恐后破坏和挑战现状以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中国却积极贡献出力量维持这一现状，还长期主动拒绝与这一贡献相匹配的权势，甚至甘愿为了维持现状而承受一些极为严重的政治代价。
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比谁都急的状况是极为怪异的。
中国毋庸置疑是具备打破现状的能力的，建立一套新体系的资源中国也是有的，但中国是否具备打破现状的意图和建立一套新体系的能力则是极为可疑的。
原先我以为这是一个坛坛罐罐问题，后来发现不对，因为坛坛罐罐实质上是成本——收益核算问题，也就是说，打破现状如果能带来更大的好处，或者至少是降低维持现状的成本，那么对于一个真正的坛坛罐罐人来说就应该马上动手。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并非现状的最大受益方，却又是现状的主要维持方，现状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差，最大受益者用于维持现状的资源和意图越来越少，中国在耗费越来越高的成本去做一件对自己来说好处越来越少的事情，换言之，维持现状从坛坛罐罐的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提出一种可能，供大家讨论。
当下的中国，陷入了一种“中层既得利益者”的窠臼中。
什么是“中层既得利益者”？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体系内并不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并非最大获益方，但是能够从现行规则中获得一部分好处，获取好处的成本极高，长期处于盈亏平衡点，且获取好处的途径极度依赖体系处于稳态环境下的既得利益者。
中层既得利益者有一个典型特征，它在体系内未必是最大获益方，但是对体系的依赖程度却是最深的，就像一家公司，最畏惧公司破产的不是老板，也不是勤杂工，而是中层业务骨干。
对于老板来说，就算公司破产了，他大不了卷款带着小姨子跑路，对于勤杂工来说，他大不了去别的公司接着当勤杂工，四海为家。
而业务骨干不一样，他上有老下有小，背着车房贷款，拼命工作就赚两文辛苦钱，年终奖多一点就沾沾自喜，平时谨小慎微连病都不敢生。
你说他寒酸吧，他也不寒酸，毕竟有车有房，有家有室，西装革履，看上去精力充沛，每天都在加倍努力工作，业务能力强，工作扎实可靠，公司里也能说得上话，偶尔还可以奢侈一下。
但你说他体面吗？也谈不上多体面，加班是因为背着房贷，努力是因为负担沉重，自己那点年终奖和干工资还不如自己老总一个月分的花红，公司的业务方向自己插不上嘴，老总拍脑袋决策，自己就要去矜矜业业擦屁股。
有一天，公司破产了，老总卷款一走，去别的地方骗投资了，勤杂工把桶一提，当街溜子去了，都有各自出路，但是对于业务骨干来说，天塌了。
因此在勤杂工日渐摸鱼，老板天天鬼混的情况下，你总是能看见业务骨干天天加班加点修补这栋破房子，矜矜业业当裱糊匠，拖着这台破房子不至于房倒屋塌。
需要指出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态问题，因为对于目前的世界体系来说，中国这个业务骨干完全具备通过打破现状以换取更进一步的能力，不论是以掌握的业务和渠道逼迫公司给予自己董事会的一席之地，还是串联其他人带走客户和资源出去另立门户，再不济转行跳槽去另谋高就，这都是可行的路子。
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疯狂当裱糊匠，原因很简单，这个业务骨干从小职员成长为业务人员，再成长为项目主管，最后进一步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这家公司里完成的，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和上升渠道，他的业务经验和社会关系都对这家公司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他已经完全适应了甚至依赖于这家公司的既定环境，你让他换一个环境（哪怕是自己主导下的环境），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凭借自己的本事能在新环境里获得多少好处，而是如果自己无法适应新环境会怎么办？你给他个董事局主席他都不愿去干，不是他没能力，而是因为他没干过，他怕，这种怕不是恐惧，是对风险的本能回避。
对于老板来说，这家公司只是一份事业，对于勤杂工，这家公司只是一个雇主，对于在这家公司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来说，这家公司就是整个世界。
人是不会摧毁自己的世界的。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几乎完全是在牙买加体系和世贸组织体系内完成的，整个中国社会近50年来的发展轨迹都是在这一体系铺设的，这导致当代中国事实上不具备在非牙买加体系内实行经济活动，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历史经验，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导致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工作中，对现行世界秩序的稳态几乎表现出一种病态的饥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明明并非最大获益方的情况下却疯狂维护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知道，上一次中国在非牙买加体系内展开大规模海外贸易，已经是明朝年间在西班牙银元体系内开展的海外贸易了，中国从中获利之丰厚，以至于让身为贫银国的中国建立了一套银本位的财政制度，这种人在家中坐，白银天上来的局面甚至相当程度上成了闭关锁国的思想来源，历史过于久远，情况过于特殊，以至于对当代中国形不成任何有效的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的匮乏和社会负担的沉重，导致中国极其缺乏建立一套自己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意图，哪怕理论上中国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这种被动甚至已经到了在现有体系内更进一步都极不情愿的地步了，因为现行体系对中国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事物，不论它好不好，世界观就是世界观，自己更进一步，意味着世界观的颠覆，这太可怕了，哪怕好处会更多都太可怕了，信徒怎么敢对神捅刀子呢？哪怕痛饮神血便可取而代之也不敢。
当惯了业务骨干，不敢当老总了。
这种病态的企稳心理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很多人一直对“万一被踢出世界贸易体系该怎么办”这种无厘头问题的杞人忧天，以及在供应链问题上的被动保守，以至于出现被自己炮口下的供应链断供这种史书级笑话。
要知道中国是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即为世界贸易体系本身，在正常的逻辑下，不应该是中国担忧自己会不会被踢出世界贸易体系，而是其他人应该担忧被中国踢出世界贸易体系，不应该是中国担忧会不会被供应链断供，而是其他人应该担忧被中国断供，很多人对于中国需要进口各种资源和产品忧心忡忡，唯恐被切断供应，却不想想要是没了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他们的现金流能维持的了几天？他们的员工难道就不需要吃饭？
明明是甲方，却充满了乙方心态，眼睛里只有别人的筹码，没有自己的本钱，“万一被踢出世界贸易体系该怎么办”这种无厘头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病态企稳心理的直接写照。
所谓“战略定力”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它实质上是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病态企稳心理的一种满足，一种承诺，它不是什么对外策略，而是一种内政，它实质上是承诺整个中国社会：我绝不打破牙买加体系，我绝不破坏现行国际秩序的稳定，我一定会为当下的世界体系添砖加瓦，你们放心罢。
战略定力的背后，是极其深厚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本身并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它只是满足了社会心理需要而已，哪怕它的代价已经大到我们的文明体系根本无力承受的地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什么样，国就什么样。
而“美国如果冻结我国持有的美债”这种问题，只不过是“万一被踢出世界贸易体系该怎么办”这种问题的衍生版本而已。
要是美国冻结了我国持有美债该怎么办？
那意味着就算中国社会有一万个不情愿，破而后立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我们庞大的纸面数据将转变为有效国力，我们将在穷则思变的环境下着手去做那些正确的事，公司垮了，业务骨干就算再怎么不情愿也必须自己创业了，必须学着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去当老板了，裱糊匠当了一辈子，终于无墙可裱，房倒屋塌之时，开宗立派之日！
我万分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