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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未满14岁不用负法律责任？

版本已经更新了，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题主可能会继续问：那为什么 12 岁以下即使杀人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呢？为什么法律会这么规定？
因为刑法不惩罚那些无法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又因为立法需要一定的确定性，所以有了年龄界限。
我坐在路边长椅上，张三突然一记手刀劈在我的膝盖骨下方，引发膝跳反射，好巧不巧，正好伸出腿来绊倒了遛弯的老大爷，大爷老胳膊老腿经不起折腾，竟驾鹤西去。先不说张三要不要被判刑，理论上我是无辜的 -- 这种条件反射又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何罪之有？（当然，也要摊上一个不滥用过失致人死亡罪的青天大老爷）。
再比如，李四是一名先天失明且有智力发育障碍的残疾人，他只会本能地摸索摆弄身边的一切物品。张三偷偷趁他睡着在枕边放了一把解除保险的突击步枪，倒霉的李四睡醒之后，摸到身边有东西就端起来摆弄，结果给护理院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美国震撼。此时，李四也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此人完全意识不到行为的意义和后果，惩罚他又有什么用呢？
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也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因此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那么，如何判断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呢？各国存在不同的立法模式，各有优势和局限。
在美国的 33 个州，法律完全没有对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作出规定，一个小朋友刚生下来就犯罪了，理论上也有可能被判刑，控辩双方在个案中就被告人的心智成熟的程度举证。这样的处理，固然有其灵活性，但灵活性太大，就可能增加司法成本并造成不公平。有钱人能穷尽各种方法，从心理到生理来证明「他还只是个孩子」，让刑法变成穷人的法律。为了确保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清晰的标准有时胜于在不同个案中的灵活权衡。
一刀切的处理，同样有其弊端，14 周岁的划线，随着时代变迁也渐渐变得落伍。
2019 年，大连一名 13 岁男性蔡某某，将一名 10 岁女童骗到家中，在强奸未能得手之后，对被害人进行殴打，掐住了对方脖子令其窒息，然后连捅几刀杀人灭口，最后将被害人抛尸灌木丛中。像这样的恶性案件，加害者真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知，不知道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吗？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无法如此冷酷地进行补刀、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进行抛尸。对于此类案件，一刀切的年龄设置，显然无法让公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正。
另有一种兼顾灵活性和确定性的思路：的确存在一刀切的划线，但画出两条线，例如常见于英联邦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就划了两条线，10 岁和 14 岁，10 岁以下者，哪怕左青龙右白虎活脱脱一个社会人、纵然犯下种族灭绝这样的滔天大罪，也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在 10-14 岁之间，则存在一种「可反驳的推定」（rebuttable presumption），法律默认该年龄段的被告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但控方可以举证推翻这一默认的情况，从而「补足」法律对分辨和控制自身行为能力的要求。
我国的刑法，在打上刑法修正案（十一）这一补丁之后，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刀切了，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考虑的主要是罪行，而非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两刀切」的处理方式，也是一种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了。
如何看待“法律是一张菜单，付得起代价就可以随便点”这种言论？

这还真是立法者始终难以解决的难题。
法经济学中有个「效率违约」（efficiency breach)理论：在约束双方的契约中，如果违约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那么违约并赔偿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例如，你魂穿刚签下购买几十万台小灵通合同的高某，已经预知到时代变了、小灵通现在狗都不买。对你来说，拒绝收货付款并承担代价、给经销商一笔钱补偿其备货和运输等环节的成本才是最优解。按照波斯纳等法经济学者的观点，此时法律也不应当强行要求高某履约，否则会让市场运行更加低效。
看上去很合理，而如果将法律也视为一种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签订的契约，「愿打愿挨」的效率违约就未必能实现全局最优了，会产生三个问题：
1、公平问题：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表面上平等地承担代价，实质上却会导致皮粗肉厚者享受红利。
皮粗肉厚又分两种类型：一是能利用知识、经验和社会资源更好地应对违法的代价，二是虱子多了不痒，反正已经身处谷底了，干脆躺平任锤。例如，同样是欠钱不还，当老板的能通过企业破产制度给自己拉起一道帷幕、公司欠债不影响个人资产；而已经刷爆十几张信用卡、房贷断供好几期的人，也不会在意再背一笔网贷。
到头来，全身披挂上铠甲的人、光脚不怕穿鞋的人，都可以拿起法律这张菜单随便点，只有夹在中间的人，全身都是软肋。
2、负外部性问题
个体之间的愿打愿挨可能伤害第三方的利益。譬如说，有的人表示「死亡如风，常伴吾身」，我为了省个两三万块钱，能接受汽车厂商把刹车作为选装配件、甘愿承受事故率的骤增。虽然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更有效的结果，但路上其他司机恐怕就不这么想了。
其实，立法者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负外部性，这就是为何交强险是强制购买的。再举个例子，破坏军婚是公诉案件：如果有军人被绿了，哪怕他选择原谅隔壁老王，法律也不会原谅，因为这并不是一家人的事，而关乎能不能为前线将士提供稳定的大后方、关乎国防利益。
虽然负外部性已经引起了立法者的重视，但现实总是复杂的，立法难以穷尽所有的情形，尺度可能拿捏不当。对负外部性考虑不足，会导致法律对社会危害极大的行为缺乏阻却力度，这一点在新兴行业的监管中尤为常见：像是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等问题，立法不可避免地有亡羊补牢的意味。把负外部性考虑得太严重，又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分配，例如早年间的投机倒把罪扼杀了经济活力。
所以说，这张菜单，还真不太好写。
3、惩罚和教育效果的平衡问题
「付得起代价就可以随便点」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只要花钱了，我把菜吃掉还是倒掉都无所谓，有钱就可以任性，哪怕浪费粮食再不道德，只要支付了对价，就能心安理得。
法律和道德本不应该是对立的，我国法律中有「公序良俗」这样的表述，英美法律中也有对 public policy 的考量，在作出判决说理时考虑到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不过，为道德立法、特别是为不道德行为设置罚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且不说道德难以被准确定义，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仓廪足而知礼节，道德需要物质基础：立法者固然可以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但遇到公司不批年假、鼓吹所谓「奋斗」实行周末单休的情况，在强制劳动者讲道德，就有种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了。
要我说，还是要明确一点认知：
从立法、司法角度来说，只要一个人承担了对应的代价，就不应当因为此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心生厌恶而超越法律施加额外的惩罚；而从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律的角度，同样不应该鼓吹「付得起代价就可以随便点」这种价值观，如果周围有这样的人，也建议适度疏远。
毕竟，正如罗翔老师说的那样，天天用底线来要求自己、标榜自己遵纪守法的人，有可能是个人渣。
全国人大代表唐利军建议「虐待宠物严重者可入刑」，如何看待这一建议？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两点看法：
1、即便要针对虐待动物行为立法，也应当立足于保护人的合法利益；
2、退一步说，如果认为可以纯粹为了动物福利立法，那就不应片面地制定「宠物保护法」。
公开虐待动物并传播相关视频、图片，的确会影响人的利益。也许，一个人对动物保护没啥特别的看法，但看到有人把动物折磨得吱哇乱叫噗呲冒血还以此为乐，同样会身心不适，健康权受到侵犯。针对这一现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内容平台运营者做出了要求，禁止传播血腥、惊悚、残忍等致人身心不适的内容。
另外，虐待特定的动物，可能会影响生产、科研、教学的秩序。别人都在好好做实验，有人对着小白耗子演练檀香刑，破坏了实验室秩序，影响了人的利益，所以《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禁止戏弄或虐待实验动物。
虐待宠物，有时也和人的利益相关，而且不仅仅是财产权。例如，我接触过的家暴案件中，有的施暴者会将虐待同居伴侣饲养的宠物作为一种进行精神虐待、令对方产生恐惧而服从自己的方式，此时，人的利益同样受到了侵害。
既然人大代表是人类选举出来的代表、代表着人类的利益，不是动物的代表，在提议虐待动物入刑时，希望能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结合现有法律查缺补漏。（例如，不要笼统地用「寻衅滋事」来给发布血腥恐怖视频的行为兜底，为阻却伤害人类感情的行为给出更直接的法律依据。）
再说了，针对宠物进行立法，本身就是一种否定纯粹的动物福利、站在人类立场思考问题的价值观。
如果我是一个真正博爱、超越了作为人类的狭隘视角、真正考虑动物福利的人，那我同样要反对「虐待宠物严重者可入刑」的立法。
难道五彩斑斓的水母、脸颊鼓鼓囊囊的花栗鼠、翻肚皮蹬小爪爪的刺猬，就不如猫和狗能引发人们的共情？得知一只忠心耿耿、劳苦半生的老黄牛被残忍杀害，不也令人久久难以安宁？流浪猫狗给校园带来了生机，但闹市中偶然现身的黄鼬，不也堪称为钢铁水泥森林中的精灵？
你怎敢歧视某一类动物呢，难道猫狗就比其他生灵更加平等？
这种论调，不单是在网上抖机灵，事实上，这正是动物保护立法难以回避的矛盾。
美国 1966 年出台的《动物福利保护法》（Animal Welfare Act of 1966）明确将受到法律保护的动物限定为「狗、猫、猴子（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豚鼠、仓鼠和兔子），却因保护范围的狭窄引发了争议。
随后，「动物」的定义不断扩大，1970 年《动物福利保护法》得到修订，「动物」的定义拓展至「一切用于检测、实验、展览或作为宠物饲养或销售的非冷血动物」（all warm-blooded animals used in testing, experimentation, exhibition, as pets or soldas pets），但这样的定义，同样让冷血动物直呼「我不能呼吸」。
不过，保护的范围太广，同样会带来违背常理的荒谬结果。香港特别行政区《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是如此定义「动物」的：
動物(animal)包括任何哺乳動物、雀鳥、爬蟲、兩棲動物、魚類或任何其他脊椎動物或無脊椎動物，不論屬野生或馴養者。
结果，一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学习的内地学生，通过撒盐的方式杀死了花园中的三只非洲大蜗牛，结果被香港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罪逮捕，这种荒谬的执法方式，让法律受到了人们的嘲弄。
所以说，建议还是要把自己的立场想想清楚：
如果是为人类说话，那就要基于人类的合法利益提出立法建议；
如果是要为动物说话，就要避免让一些动物更加平等，同时也要避免制定出脱离现实、难以执行的法律。
总得挑一样吧==
如何写一篇法学判例评述?

覆盖六个方面即可：
1、本案是关于什么问题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2、和争议焦点比较相关的事实有哪些？
3、和争议焦点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4、法院关于这个争议有什么结论？
5、法院是如何进行说理得出结论的
6、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认为这一判决的意义有哪些？
举个纯属虚构的例子：
张三使用 AI 绘画技术生成了一系列动漫人物造型用于自己的氪金手游，声称作品提示词中包含「类似 A 游戏风格」这一表述。A 游戏的开发商起诉张三侵权，张三回应称借鉴风格不算抄，开放商则表示「你说得对，但是这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全新开放世界冒险游戏，未经授权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利用该作品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判决 A 游戏开发商胜诉。
假如面前摆着这个案子的裁判文书，想要写一篇判例评述，就可以把之前提到的六个方面逐一安排上了：
1、本案争议焦点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输入提示词要求生成类似权利人作品风格的绘画并用于商业用途，是否构成侵权？
这部分可以写成一个设问句，而且最好是一个封闭式的设问（只能用是 / 不是来回答）。表述方面要加上足够精准的限定词，避免无限扩大。例如，要是写成「利用人工智能作画是否构成侵权」就不够精确了。同时，也要避免先入为主下结论，例如，不能写成「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恶意利用他人作品是否属于侵权」，这就变成说车轱辘话、循环论证了。
2 与 3、相关事实和法律法规有哪些：事实部分不需要从缇瓦特的历史开始说起，只需要介绍裁判文书中法院查明了的、和争议焦点最相关的事实即可；法律法规部分也是如此，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援引了哪些依据来解决争议焦点，就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分可以等明确了法院的结论和说理之后再来写，这样更容易找重点。例如，加入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强调了 A 公司的角色设定能够让用户与之产生稳定的联系、具有商业价值，那么在介绍事实的部分，就可以着重谈谈相关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4、法院判决结果：用法院的判决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构成不正当竞争」。一句话即可，斩钉截铁做出回答，然后再谈理由。
5、判决说理：用自己的语言来给「本院认为」后与争议焦点相关的内容划重点即可（程序性问题一般不必写，除非程序本身就是争议焦点）。该部分既要谈谈法院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要谈谈为什么不得出那样的结论。例如，假如法院不认为这是著作权问题，而是不正当竞争问题，那么也需要简单归纳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
6、意义和价值：最后，可以用两三句话告诉读者，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对此有哪些行动建议等。此部分要契合目标受众的情况，如目标受众是 AI 画手，重要的启示是不要直接在 prompt 中指定模仿某部作品的风格并将成果用作商业用途；如目标受众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启示是提供了一种依法维权的思路；如目标受众是法学爱好者、研究者，重要启示是不要只考虑著作权问题，也要看到 AI 绘图在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带来的新挑战等等。
（以上举例纯属虚构，切莫对号入座==）
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再次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如何看待这一建议？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寻衅滋事罪的一大问题，在于它是个「缝合怪」，将侵害不同法益的行为笼统地适用同一个罪名，导致边界模糊。
什么行为可以构成寻衅滋事，这些行为又造成了什么危害呢？
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人格权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侵害他人财产权、影响他人使用公共服务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破坏公共场所秩序
一个罪名，既要管人身安全，又要管财产利益，还要宽泛地管各种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情（包括网络空间），这就容易导致手伸得太长、哪里需要就往哪搬。
之前知乎上有朋友提问：外国有没有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明确地告诉大家，的确有，但往往细化到了更为具体的罪名中。例如，美国各州法律中，有几条罪名有类似寻衅滋事罪的意味：
「恐惧威胁罪」（ terroristic threats）：威胁对他人使用暴力，导致他人被迫逃离公共建筑、公共场所、车辆或者公共运输设施或造成其他不便；
「破坏公共秩序」（disorderly conduct）：在公共场所辱骂挑衅他人、斗殴或挑拨他人斗殴、阻挠合法开展的公共集会进行等。
「袭击罪」（Assault）：对他人使用暴力而令人心生恐惧（这一罪名一般用于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程度的暴力行为）。
另外，和中国类似，美国也有单独的「破坏财物」（damage to property）罪名，虽然现实中面对零元购热潮经常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
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侵害一种合法利益的行为用一个罪名进行评价，能更有效地指导公民规范自身行为，而非笼统地把各种发生在公共场合的、破坏秩序的行为都用一个罪名一网打尽。
即便是要放在一起用一个罪名评价，至少也应该把「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定义清楚，之所以说寻衅滋事是个口袋，就在于没说清楚什么才叫严重混乱。
最高法《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出的标准是：「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这个标准，似乎说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即便司法层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执法层面的尺度也可能各论各的。
至于网络空间这种公共场所，标准的模糊性就更大了。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人们经常调侃网络诽谤的入刑标准是「转发五百次」，把它当成一个段子，但更黑色幽默的一点是，网络空间的寻衅滋事连浏览量、浏览人数的要求也没有。从过去几年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到，小到一个小区居民组成的聊天群、网络内容平台一条点赞数量寥寥的评论、面向几十几百人的朋友圈，都有可能招致寻衅滋事的铁拳（其中一部分是行政层面的处罚，而非刑事犯罪，这也要一码归一码加以区分）。
这次做出呼吁的朱征夫代表，似乎是一个非常善于号召掀屋顶的人，昨天他的另一条建议在知乎也引发了热议：
步子迈太大的确容易扯到蛋，但这种掀屋顶的建议，也确实有助于引导公众讨论开窗的问题：务实一点，把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定义先搞清楚，口袋终究还是要有个底儿的，别再像个无底洞一样来多少装多少，那就谢天谢地了。
如何评价“全国首例对商业代练行为作出的案件判决”，这会改善现在的游戏环境吗？

本案属于「以魔法打败魔法」的操作：
代练虽然违反了游戏运营方的用户协议，但一般难以上升到法律层面解决，平台也只能依据用户协议处理相关账号；而本案中，原告腾讯公司则将代练包装成了一个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 因为被告可以通过代练的方式让未成年人绕过防沉迷系统打游戏，因此增加了原告的管理成本、带来合规经营风险，构成不正当竞争。
目前本案判决书还没上网，不过咱们可以通过本案诉前保全裁定书来理解后续判决的逻辑（（2021）沪0115行保1号）。
腾讯公司说的是：
被告所运营的「代练帮」APP 允许未成年人接单，从而绕开未成年人游戏时间限制，这一行为「使得申请人的游戏运营处于被查处的风险中」；另外，原告主张道，游戏中的匹配机制「使得水平相近的用户能有效参与游戏，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增加用户留存率」，而代练的存在破坏了这一机制、造成用户流失的后果。
对此，法院在诉前保全裁定书中如此说：
商业化、规模化的代练交易将借助网络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大量进行。大量玩家能够在无需实名认证的情况下达成代练交易。未成年人亦可通过承接订单不受时段、时长限制进入游戏系统，导致社会公众对申请人是否按照国家规定依法采取防沉迷措施、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产生质疑，使申请人及其产品的社会评价降低，申请人处于被投诉、被处罚的经营风险之中，从而给申请人的商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一句话概括：代练给平台挖坑了，导致平台容易被罚。
而针对游戏体验问题，法院也做出了如下说理：
通过「代练帮」APP，大量玩家可以使用其他游戏用户账号代为进行游戏，导致游戏账号操作人的真实游戏竞技水平与账号记录的游戏水平等级不相同，申请人游戏软件中的公平匹配机制失灵，玩家可能匹配实力悬殊的对手，影响其他正规游戏用户的游戏体验，进而损害涉案游戏的用户粘性，妨碍游戏的持续运营。
再用一句话概括：代练会劝退好好打游戏的玩家，影响腾讯搞钱。
其中，游戏体验方面的因素，恐怕并不是胜诉的关键，代练、陪玩行当属于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了，不至于现在才形成「全国首例对商业代练行为作出的案件判决」。
腾讯此次用法律手段打击代练，还是因为打好了未成年人保护这张牌。腾讯打牌的逻辑是：我们是一个遵纪守法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的好公司，代练允许未成年人玩我们的游戏，是在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所以是不正当竞争。
所以说，本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靠刁钻的角度起到了「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效果。哪天要是有一个纯粹基于成年玩家用户体验的反代练判决，才是真正维护了我们这些成年臭打游戏的普通玩家的利益。
女子买 250 斤过期大米索要10倍赔偿遭殴打，老板：他是职业打假人！职业打假人不能索赔吗？

在食品方面进行职业打假，还真有法律撑腰。
原则上，并非为了自身生活需要而购买产品的「职业打假人」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因此不能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罩着。
但凡事有原则，就难免会有例外，在涉及食品、药品时，法律也提供了例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说了：
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知假买假」并要求获得十倍赔偿，同样是有法可依的，职业打假人也可以祭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享受「退一赔十」的待遇：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而在更早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也明确指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可见，法律在压缩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时，也对食品、药品领域做到了网开一面。
例外的背后，是「既要也要」的利益关系平衡：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要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所以要限制职业打假人。但在食品安全领域，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价值导向更胜一筹，因此法律也对食品方面职业打假报以一定的宽容度。
同理，职业打假也要掌握一个分寸，遇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主张「退一赔十」于法有据，但要是狮子大开口、超过了作为购买者进行维权交涉的必要限度，以起诉举报相要挟索取巨额财物，同样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其中的尺度拿捏问题，无非就是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取舍罢了。
合同的违约后果可以随意设置吗？

违约金并不是想写多少写多少的，写一个天价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那也是写了白写，。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到，「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至于什么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民法典出台前，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指的是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他人的违约行为给我造成了 100 块的损失，即便合同约定了130 块的违约金，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实际损失直接选择要 130 的违约金，也不太可能得到支持。
在民法典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法〔2021〕94号）中就违约金的问题作出了说明：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确定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在一般情况下，合同法时代的判断标准依然成立：漫天要价设置的违约金，如果金额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就不一定能通过诉讼要回来了。
为什么法律有这样的规定？这不是便宜了不讲信用的人？
这是因为法律保护交易，希望双方能达成合同的目的，而不鼓励带着一种赌博的心态去签合同、指望着从对方的失误中获利，更不鼓励合同双方通过给对方下绊子的方式牟取利益。
举个例子，高某找陈某买了一批草鱼，约定这鱼必须保证活着送到鱼档，否则一条赔偿 1000 元。要是法院支持这样的违约金，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一方面，高某也不用靠卖鱼勤劳致富了，只要看着鱼肚皮一翻，立马现金到账；另一方面，你猜高某这时候会怎么做？ 还不得在运鱼货车必经之路上撒钉子扎胎、派人弄坏氧气泵，一套操作给安排上。法律自然也不鼓励这种破坏交易秩序的行为。
过高的违约金，尚且得不到法院支持，更不用谈问题描述中提到的「生死状」了。另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约定，同样是无效的。因此问题描述中提到的「不许出现在中国境内」这种约定同样无效，普通人哪有这么大的官威，哪能言出法随剥夺他人的公民权利==
为什么对于法律上规定的很明确的东西，仍然会有双方律师进行辩论，甚至最后结果与法律规定的不一样？

创造歧义是文字表达的宿命，而消除歧义的过程，需要在准确性和灵活性之间达成艰难的平衡。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汉高祖与父老约法三章 -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看上去很明确，但也经不起琢磨：
什么是「人」？胎儿算人吗？头部已经露出母体的胎儿呢？全身已经露出母体但仍有脐带相连的胎儿呢？
什么是「杀」？辱骂他人致其羞愤难当自杀算吗？在车上与人争吵后对方跳车摔死算吗？（不过，汉朝初期缺马，应该还没有这么多可供跳下的马车）
法律人似乎从求学到立业，都离不开旷日持久的定义战。
例如对于「财产」的定义：法律保护合法私有财产，那么，在暴雪停服后，是否保护玩家用无数个日夜积攒出来的、在一定时期确实具有交换价值的传奇装备？是否保护在显卡的嘶吼声中被挖掘出的比特币？
例如对于「消费者」的定义：法律保护消费者，那么，看过 315 晚会后买了十箱土坑老坛酸菜并起诉商家的，算不算消费者？如果他真的吃掉了一桶呢，又怎么说？
立法者当然可以通过枚举法来扫清歧义，但枚举明确是有成本的：
今天明确了比特币的属性，明天又有了柴犬币、猫猫币，各种空气币种类的增长速度，甚至比法律条文的录入速度要快。越明确的法律，越容易随着社会发展而需要频繁修订，增加社会管理成本。
再比如，针对职业打假人的问题，2019 年公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道，「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受理其作出的投诉。这固然是一种不明确的规定，但似乎也没法做得更好了 -- 要是法律针对每一种产品都给出一个数字、超过这个数字就不算是满足生活消费需要，那法律条文得有多长啊！一家本地综合超市的出现，就能杜绝使用纸质版法律条文的可能性。
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不做枚举了，而是尝试从具体事物之上抽象出一些概念，例如「数字货币」、「虚拟商品」等。这就有了讨论的空间：你有一枚 Q 币，我有一枚比特币，它有一套 NFT 数字藏品，你说谁的东西更像是数字货币，谁的更像是虚拟商品呢？不如我们都来举出证据，看看哪种概念更适用。
不抽象，法律扛不住，一旦开始抽象，就会有人拿出具体的事物来与之对比，看看怎么往上套。
律师所做的，无非就是说服法官，证明自己的套法更像那么回事而已。
民法中的「但书」是什么？

一句话回答：「但书」就是一般规则的例外或限制，是在用一个表转折的句子排除或者限制一般规则的适用。
以民法典第四百七十六条为例：
要约可以撤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要约人以确定承诺期限或者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合理准备工作。
其中，「除外」后面的，就是但书，原则上要约可以撤销，但法律给出了两种例外情形。
在一句话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我想展开了分享一则学习法学的建议：要学会通过例外理解规则，想清楚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但书，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握立法的目的，掌握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取舍。
举个纯属虚构的例子：
A 企业向 B 企业提出，希望以每吨 15 万元的价格购买 1000 吨原料用于生产布洛芬缓释胶囊，这属于要约。
B 企业收到要约后，决定观望一下：如果第二波来了，原材料价格上涨，那就拒绝接受报价，如果屯药热潮褪去、布洛芬供过于求、原材料价格跌倒 10 万一吨，再立刻落槌表示成交，要求 A 企业按照报价打款。
这种投机行为并非法律所鼓励的，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法律允许 A 企业在发出要约后反悔。
那为什么又存在例外呢？
也许，两家企业都不是雏儿，千年的狐狸，谁也别跟谁说什么聊斋，A 企业已经充分考虑了价格波动风险，明确表示这个报价保留三天、不会反悔、从而促成交易抢占先机。
也许，有证据表明 B 企业有理由认为这一要约不会被撤销（例如两家企业过往习惯了用先备货再补签合同的方式交易、这种做法符合行业习惯、B 企业已经派了人员过去准备拉货之类的），而且已经基于这一信赖关系开足马力开始生产。
对于这两种假设的情形，若是允许 A 企业反悔，似乎又对市场交易秩序起到了不利的效果：
对于商事主体的契约自由，法律还是要尊重的，要不然企业也别开了，都让国家又当爹又当妈帮自己安排好一切就完了，还要什么市场经济；
对于「老实人」，法律也是要保护的，万一是竞争对手来搞鬼、骗 B 企业开动生产线招聘员工加班加点干活然后一走了之，这也是在破坏市场秩序。
因此，法律条文中有了但书，规则之中又有了例外。这种例外，并不是推翻了立法的目的，而是为了把立法目的真正发挥出来，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找回最初的起点。
带着这种心态去理解但书，是不是就有了一种「思路打开」的感觉呢？
周报和复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写好它们？

老黄牛勤勤恳恳天天耕地，一看年终奖和晋升公告，又输给了擅长花式汇报工作的「周报整合大师」，这种糟心事职场中屡见不鲜。
正所谓「寇可往，吾亦可往」，老实人也要用周报撰写技巧来武装自己，这里分享几种优秀周报普遍具备的特质：
1、具备追踪进度的意识
RPG 游戏往往有这样的任务提示：
主线任务 – 铸造大宝剑
子任务 1：收集材料
进度：铁矿石 7/10 ； 黄铜矿 1/3
子任务 2 ：寻找匠人
进度：和铁匠对话 （已完成）；找到铁匠丢失的工具箱（进行中）
在周报中，也要像这样把近期重要工作事项拆解开，逐项总结工作进度，让利益相关方都能看明白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周完成了什么工作，下周待办事项有哪些。
游戏中，关关难过关关过，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实在不行 S/L 几次也能挺过去；工作中，我们只能一命通关，所以在记录进度时还需要说明是否符合预期，如果不达预期，需要得到哪些方面的协助、工作方式将做出怎样的调整。
例如，本月时间已经过半，黄铜矿收集进展只有三分之一，那就要在周会上提出要换一种铲子、借调两名矿工帮忙挖，或者做好项目延期的风险，告诉业务相关方：因为大宝剑上线时间存疑，要做好延后三天开团打大龙的准备。
2、构建可管理、可解决的问题
追踪进度时，一帆风顺是例外，有问题是常态，遇到工作进展不顺利的情况，要学会在周报中科学地描述问题。
前阵子翻了下《深入浅出的数据分析》这本书，其中提到的一点数据分析思维，对于指导各行各业的工作也具有启发意义：要将问题划分为可管理、可解决的模块，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各个击破。
这本书的受众并不局限于数据分析从业者，哪怕您没有天天和数据打交道，也可以通过这本书理解确定和分解问题、评估信息并指导决策的思维方式，并学会科学地进行试验和预测、用一种「双商在线」的方式解释工作中遇到的异常现象。
说回构建问题的技巧，还是以铸造大宝剑任务举例：
「铁匠不配合工作」这个问题，要是直接写在周报上，是要被领导揪住喷一顿的，甩锅意味太强。
我们可以尝试将其拆解成可管理的问题，描述问题时说明背后的原因：
「因为缺乏锻造所需工具，且现有风箱不足以将火焰温度提升至 800 度，铁匠目前无法配合完成工作」
这样一来，解决方案也呼之欲出：在这里给自己加个待办事项，下周要帮助找到合适的工具，如果来不及自研，那就赶快找到外包服务提供商。
3、观点和依据存在映射关系
不少领导喜欢把「周报要能体现思考」这句话挂在嘴边，有的朋友将其理解为要敢于亮观点、大胆下结论，谁知迎来的是更猛烈的盘问，被盘得怀疑人生。
周报中的思考并非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是要展现分析能力。
观点是廉价的，「我觉得这篇东西感觉不对劲」、「你这个图有点奇怪」这种话谁都能说，没什么稀罕。
反之，如果能说出「这篇内容曝光量和完整阅读率都低于同等级创作者的平均水平，但关注转化率是近一个月最高水平，看来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开头要注意结合热点吸引注意力」；「以这张图作为主视觉要素后的商品详情页跳失率骤增，可能是因为没有提供受众需要的价格和参数信息」这样的话，就是在真正尝试结合数据提出想法，观点和数据之间有了对应关系，体现出了一定的思考能力。
对此，「CDA 网校」这一数字化人才的教育平台能够提供免费公开课程，帮助大家渐渐学会像数据分析师那样思考，在周报中更有效地追踪业务进度、构建有意义的问题并体现分析能力，值得一试。
拾金不昧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归还和被归还财务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两者并无本质矛盾。
直接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四条：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若是拾金而昧，就违背了法律所创设的返还义务；如果将遗失物变卖获利，则失主有权向卖家主张获得损害赔偿，对应的依据是《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二条：
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插句题外话：法律保护「很傻很天真」的人，若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了遗失物、没有理由知道商品来源有问题，则买家并没有义务将产品无偿返还失主，失主需要花钱把自己丢掉的东西买回来。这是为了保障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 若是上有经营资质的平台购买二手货，都有可能随时跳出来一个苦主说东西是自己的要还回去，买东西的心理包袱就有点大了，导致货不能畅其流。
另外，捡到遗失物之后，「拾金」者同样有义务妥善保管财物。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六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说到这里，倒是看出了一点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挺直腰杆站在道德高地上来看，捡到东西积极主动找到失主并上门返还，似乎更加「高尚」；
而在法律层面，大可不必这么做。万一在找失主的路上磕了碰了弄丢了、见到失主后被反咬一口说东西有问题，反而会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风险，倒不如直接就近交给警察叔叔，只要交到了有关部门手里，自己和失主之间就两不相欠了。
为了避免热心人吃亏，法律也对失主提出了要求。《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道：「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拾金不昧者所承担的保管费用和路费也应当得到补偿。
简言之，拾金不昧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要求，只是法律对返还方式的要求并不那么苛刻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刑讯逼供？

其它回答多是从避免冤假错案的角度解读的，我来提供另一个视角：禁止刑讯逼供，是为了避免刑事诉讼变成一种「比赛」，从而跳出「成王败寇」、「谁拳头大谁有理」的叙事方式，真正实现正义。
试想一下，如果在平行世界中，存在一个纯凭口供断案、打出来的证词能作为合法证据的世界，各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官方媒体：我市公安机关立足新时代的要求，和科研机构牵手，以科技赋能刑侦技术；目前，超高史高维尔单位辣椒水、反人体工学老虎凳、无人操作夹棍等新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已投入应用，为提升结案率、解决取证难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律师：这次会见时间有限，我就说得简单点，这本《囚徒健身》你快收好，抓紧这一个月时间，把基础打好，争取能多扛一会...
吃瓜群众1：这张三，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真给我们老家长脸！烧红了的大铁棍啊，开始是往脸上糊，这都不带哼一声的；到后来，竟然噗嗤一声捅进...哎当着孩子面不好说这个...
吃瓜群众2: 这一届检察官真的不行啊，平时也就欺负一下细皮嫩肉老实巴交的读书人，真要遇上横的，也使不出什么办法了啊。你看一个两个，虽然说缺胳膊少腿吧，但一个个昂首挺胸的，这次硬是让他们给赢了一场。
吃瓜群众3:呵，也就是仗着对面不能还手呗，要真两边都各自挑家伙打一架，我倒看看谁占理。
你看，如果将刑讯逼供变成刑事诉讼的常规程序，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场面：「战胜」了公安和司法机关的嫌犯得到喝彩（那些遗憾落败的「美强惨」们，也可能收获自己的粉丝）。处于绝对优势局的公诉一方，在这场「比赛」中打得好是正常的，一旦爆冷落败，就可能引发猛烈的嘲讽 -- 都让你们无限火力、锁死血量、装备任挑了，居然打不过一个 debuff 套满的对手，哪怕栓条狗也比这强啊！
在愚昧的中世纪，存在「决斗审判」制度：原告和被告对天发誓自己所言属实，然后进行一场生死较量，到最后，谁站着，谁就是正义的一方。就连这种如今看来无比荒诞的审判方式，比起刑讯逼供，在某方面都称得上是进步的 -- 至少，它承认存在一种不因个体力量强弱而转移的正义，正义的一方得到了神明眷顾而无比强大，故能取胜，才不是因为自己身手不凡武艺高超；非正义的一方，因为在决斗前说出谎言亵渎神明，所以遭到大幅削弱，一败涂地。
现在我们不靠神仙断案了，有了更多查明真相寻求正义的方式，更不应该把刑事诉讼变成一种竞赛：犯罪者被定罪量刑，不是因为我们更狡猾、更残忍、拳头更大，而是因为我们是正义的一方，事实和法律都站在我们一边。
这样的叙事方式，就跳出了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
刘暖曦被发限制消费令，法院称刘暖曦如违反消费令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可追究刑责，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针对问题中提到的「可追究刑责」，展开谈谈在什么情况下算是情节严重到「可刑」的程度。
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履行法律判决却实施以下行为，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中的「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最高可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虚报财产并不是稀罕事，据人民法院报 2021 年的一篇报道，江西省一项基于 8600 件执行案件的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案件被执行人未按照财产报告令要求如实向执行法院申报财产，直接根据被执行人财产申报结果执行完毕的案件不足 1%。
普遍违法是一回事，但如果被揪住了不配合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的问题、受到了罚款或者拘留处罚后依然拒绝执行，那就可以请出刑法大杀器了。这就好比在游泳池里撒尿的人多不胜数，但一个人要是在跳台上撒尿、经过提醒还不收起作案工具，那就没有好果子吃。
（二）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例如，自己明明名下有房产，但却伪造房产证、贿赂不动产登记管理人员帮忙篡改记录，这种行为也可以喜提银手镯。
（三）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这种情况不动产交易中比较常见，指的是物理意义上赖着不走或者阻止别人进来。另外，检索裁判文书发现，对于房产已经被司法拍卖却设法阻碍买受人迁入的情况，警察是真的可以去拘人。
这里插播一句：如果刘暖曦（曾用名刘鑫）执迷不悟、真的成为了失信被执行人而非仅仅被限制高消费（俗称「老赖），那么名下的唯一住房也是可以被拍卖用于履行判决的。江歌妈妈只需要参考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刘暖曦提供临时住所（比如自己出资租一间房），理论上就能让刘暖曦卖房抵债。
（四）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什么叫虚假诉讼呢？比如说，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的七舅姥爷跳出来说自己被刘暖曦打伤了，起诉刘暖曦让她赔 500 万的医药费，把她的资产全都转到自己名下，从而逃避法院执行；这种行为就属于虚假诉讼。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如果采取此类行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还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八）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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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可追究刑责」的几种情形，目前还没有到这步田地，被发限制消费令还不等于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可以先看看后面的路都是如何安排的，幡然悔悟还来得及。
谭修义因故意杀人罪服刑 29 年出狱后被改判无罪，提出申请 1749 万国家赔偿，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很遗憾，最终获赔的金额不太可能达到 1749 万。
根据《国家赔偿法》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国家应当作出赔偿，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一般会在每年的五月份公布，现在遵循的还是 2021 年的工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数据，202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06837 元，再根据人社部对日平均工资的计算方式（日平均工资= 106837÷12÷21.75(每月计薪天数)），可得出用来补偿自由的价码：每被关一天，可获赔 409.34 元。
据澎湃新闻报道，谭修义申请人身自由赔偿金 437 余万，精神损害抚慰金 1311 余万，共计 1749 ，其中的 437 万出处就在这里：被错误关押约 29 年，合计 10683 天，天数乘以 409.34 元得出人身自由赔偿金额。
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对比近几年有代表性的国家赔偿案例作为参考：
2020 年，张玉环获赔 496 万，其中包含 157 万精神损害赔偿；
2019 年，刘忠林获赔 460 万元，其中包含 197 万精神损害赔偿；
2019 年，金哲宏获赔 468 万，其中包含 201 万精神损害赔偿。
从绝对额度和与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比例角度来看，精神损害抚慰金 1311 余万不太可能完全得到支持，最终的总赔偿额度可能在六百万左右。
除了关注金钱赔偿外，还衷心希望社会能对谭修义的精神需求给予关注。过往获得高额国家赔偿的当事人们，不乏因为和社会脱节、缺乏关怀自己的亲友而遭遇骗局的悲惨经历
拿到 262 万赔偿的刘忠林，出狱一年多来就把这笔钱花掉了一大半，闪婚又闪离，被分走了大量家产；拿到 65 万元国家赔偿的赵作海，深陷权健传销骗局，稀里糊涂成了「代理商」，几十万赔偿款很快被骗光；得到 275 万元国家赔偿的陈满，被人骗去参加「维卡币」传销活动，一百多万打了水漂...
妥善的补偿措施，应当不仅限于赔偿金，还需要社区持续关注蒙冤者的精神健康、帮助其重新认识并融入社会，不要再酿成更大的悲剧。
江歌案，陈世峰回国后会被判死刑吗？

有理论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有回答提到「一事不二罚」原则，意思是不得针对相同的犯罪事实和依据将一个人处罚两遍。但要注意，一事不二罚原则在涉及境外判决时，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 这就意味着对他国的司法判决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承认，认为外国可以替本国教育犯罪分子，一个主权国家不会这么爽快地答应。
那么，国家认可他国代劳吗？对于这个问题，刑法第十条是这么说的：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对他国判决的「消极承认」：一方面，不认为国外的刑事判决可以代替国内的审判，不论外国法院做了什么，中国法院可以对自己有管辖权的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被告人如果在国外已经服过刑，在国内法院进行量刑时，也会有所调整。
（中国还是对于陈世峰具有管辖权的，根据刑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对于陈世峰案，还真有个类似案例可供参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2017）沪02刑终532号刑事裁定书。
本案中，被告人黄道金与被害人孟某均系中国赴日本国打工人员，黄道金因工作中的矛盾和同事爆发冲突，持刀杀害孟某，在日本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刑满释放之后，黄道金又在中国获刑 8 年，法院做出了如下说理：
被告人黄道金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黄道金系中国公民，其在中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应适用我国刑法，其虽经外国审判但仍可依照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黄道金已在外国受过刑罚处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对于被告人黄道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及民事赔偿等情况均在量刑中予以考虑。
不过，黄道金案有一定特殊性：日本有期徒刑最高刑期为 20 年，黄道金被判了 11 年，中日两国的刑期加起来也没有超过 20 年。考虑到中日双方在黄道金服刑期间就进行了深度沟通、中方还派出工作组赴日了解情况，有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 不突破日本的刑期上限。（这方面没有公开官方信息证实，只是我个人猜测）。
与之不同的是，陈世峰已经在日本已经几乎获得了法律所允许的最严格惩罚（日本并未在程序上废除死刑，但现实中已经很少见到死刑判决），鉴于在外国所受到的刑罚情况，陈世峰即便在国内被判刑，也不一定会被判死刑。
陈世峰刑满出狱，已经是 2037 年的事情，中间变数太多难以预测；对于江歌妈妈来说，陈世峰哪怕有这么一丝理论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许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了。
大学生如何学会做饭?

做饭和做题是一个道理：先把公式硬背下来，然后尝试走一遍推公式的过程进行理解，进而配合一道例题照猫画虎做一遍，最后改变前提条件继续刷题，刷到能举一反三为止。
做饭时，一些基本操作就好比是公式，例如肉片加点淀粉生抽料酒抓一抓入口更软嫩、大蒜拍碎了再爆香才有中式炒菜灵魂、炖肉的时候要用冷水下锅把肉焯水等。这些操作公式，不仅要记下来，还要去查背后的道理 -- 淀粉和生抽料酒组成了一套贴身软甲将肉片包裹住，下锅时不容易流失水分，所以软嫩；拍过的蒜与油的接触面积更大、脂溶性的风味成分更容易出来，因此能注入灵魂；如果用热水焯肉的话，表面一下子熟了，里面的血水和淋巴液不容易出来，达不到去腥的效果，所以要冷水焯...
理解了此类基本公式背后的道理，就可以找一道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对照网上教程来一遍，跟做题时看例题解法一样，边看别人操作边思考每一步操作背后的道理，思考不明白的话，就直接上网搜「为什么做饭要XXXX」。
也许有朋友会说：眼睛倒是看会了，手没有，怎么办？此时，做饭比做题更简单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 - 可以一开始开个挂，用半成品来跳过一些步骤，自己不会杀鱼用现成的鱼片鱼柳，自己搭配不好调料的比例就用配好的调味汁，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复杂的操作大胆写个「略」，重点是把基本操作演练好了、克服恐惧初步建立信心。
而要真正建立信心，则需要有实验精神，尝试在网上菜谱和视频的基础上每次改变一点点条件，换不同的食材组合，看看公式还能不能套进去。
有时公式能拿来就用 -- 冷水焯熟了五花肉，可以下锅翻炒，牛肉焯熟了，同样也可以炖土豆，于是你解锁了新的菜式；有时公式也不这么灵光 -- 本以为鱼片也可以淀粉抓一抓下锅炒，一翻动就理解了什么叫「烦则人劳，扰则鱼溃」，于是你排除了一种错误做法，以后鱼肉片要么做生滚的汤粥，要么直接油炸定型，不能折腾。
经过几次改变食材的实验后，自己不知不觉就攒下了一套可供调遣的食材阵容，甚至能想到他们各自的脾气：兔兔虽然可爱，但性格太温吞，味道寡淡没什么油脂香气，要么多搁辣椒给他壮壮胆气，要么走另一个极端，和萝卜马蹄芹菜清炖，突出一个鲜甜；鸭肉的脾气要比鸡肉倔，得调动犬牙撕扯开来，又有挂鼻子的腥臊气，得吨吨吨多倒啤酒把它喝趴下才好料理；冻的虾仁，像是职场中的中年老绵羊，没有了拼劲，口感松松垮垮，但也正因为这种松弛感，可以更好地吸附酱汁，适合浓油赤酱的做法...
先记住基本操作，再自己推导一遍背后的原因，边刷例题边改变搭配组合来结交新的食材朋友，不知不觉，自己也能攒出来几个独创的拿手菜。做这样的题，不也是一桩美事吗？
怎么才能觉得学法有意思？

我曾问过法学院教授这个问题，对曰，「Toy with it」，意思是「把它当成玩具一样捣鼓」。
诸位可曾记得小时候因为拆掉玩具车 / 洋娃娃挨过的一顿打？其实我们并不是拆，而是想要把它们用另一种方式组装起来，比如拿小蓝车的轱辘按在小黄车上看看能不能推得更远、把用乐高搭起来的车子装上四驱车的马达看怎么跑起来。
其实学法也是可以这么玩的：同一个问题（玩具车），我试试用不同的理论解释它（换上不同的轱辘），或者尝试改变几个前提假设（放上四驱车的马达），想想答案会变得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在把它当成玩具捣鼓。
假设有这样一件事情：24 岁的男大学生田某意欲迷奸女性，为了预演犯罪流程避免露出破绽，邀请学弟袁某来家中做客，测试趁其不备在红茶中下迷药的操作步骤。袁某平时经常接触来源不明的影视作品，当在被问到是否要喝红茶时，倍感恐惧，又看到田某从衣袖中取出一个小袋子往茶水中加料，更加认为自己可能遭到猥亵，于是暴喝一声、掏出随身携带的扳手将其田某打死。问：袁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吗？
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和做题，这就是开始玩耍的时间了，可以试试抛出不同的理论尝试作出解释。
例如，可以先拿出「假想防卫」理论试试 - 假想防卫，指的是客观上并不存在急迫的不法侵害，而行为人误以为存在，因而实施了防卫。假想防卫不是正当防卫，如果行为人因自身过失进行假想防卫而致人死亡，构成过失杀人。
但仔细一想，似乎情况并非如此，虽然田某并非要行野兽先辈之事，但给人下迷药同样属于故意伤害。那么，面对被下药的危险，直接将对方打死，属于防卫过当吗？这就可以继续看看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于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那么，结合社会公众一般认知做出判断，又是什么个判断法呢？这时，就可以从抽象理论中跳出来，结合近年来的社会新闻和有代表性的案件进一步思考。
或者，也可以换个理论接着玩：袁某的行为，是不是见义勇为？毕竟，他的做法歪打正着，解救了可能遭到毒手的无辜少女。这个主张听起来就不那么靠谱了 - 有人可能反驳道：那么，如果有人把三岁的希特勒给勒死，或者别这么极端，直接贿赂他的美术考试考官，帮忙作弊让他考上，不也是见义勇为吗？
没关系，还可以改变前提假设，让这个思维游戏能继续进行下去：假如，袁某在田某去倒茶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对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犯罪计划，因此决定挺身而出以德服人（它给自己随身带的扳手起了个名字叫「德」），算不算见义勇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继续掰扯犯罪的着手问题了，看看测试迷药效力算不算强奸犯罪正在进行。
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好，不能说是脱离现实吧，也可以说是胡编硬造。但道理是那个道理：学习法学，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是说什么正义感之类的大道理，而是找回自己的顽童心性，把种种理论、案例变成自己进行思想游戏的玩具。不管是学校课程，还是为了应试的目的看视频（比如在知乎，你甚至可以免费蹭到法考网课），都可以试试用不同理论切入问题、自己做假设改变条件再思考一遍，并从中找到自己和自己抬杠的乐趣。
读专业书或者论文很难坚持下去怎么办?

读小说就像是坐景区游览车，司机驾车沿盘山路蜿蜒而上带你去险远处，只需要往椅背一靠被带着走就行；读有一定专业性质的书籍，则需要自己看地图、制定路线、掌握方向盘。坐游览车时，不必自己再去百度景区介绍，否则少了曲径通幽的惊奇感；自己踏上旅途时，切不可信马由缰，否则会迷失在「看字都能看懂，连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困境中。
怎么规划好读专业书籍的旅途呢？注意三件事：
1、明确读这本书的目的
你要从中获得什么？是纯粹增长见识收获谈资，还是要解决手头上某件棘手的问题？在读非文学类书籍时，我会先做一个「功利」的人，把期待达成的效果记下来。
比如，我读《置身事内》是为了帮助积极理解土地财政的逻辑、对房价走势形成自己的判断从而做好人生决策；读《创业公司的动态股权分配机制》是因为周围有同学在撺掇自己的公司，想帮忙当一回野生狗头军师，想要知道怎样设计公司结构能散伙了也不伤和气；读《肥尾效应》和《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是为了帮助自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头找到更多的寻求确定性的方式，预防精神内耗。
当你带着目的去看的时候，就更容易找到详略划分的依据，能够理直气壮地跳过对你没有帮助的内容、在发现对症的灵药时眼前一亮，这都能提升阅读体验。
2、看目录和书评，定位最有帮助的信息
看小说是在获取情绪价值、寻求一种有益的方式浪掷时间，这种阅读方式最怕剧透，害怕被剥夺来自一轮轮反转的乐趣。看具有实用性质的书，则是为了省时间，因此要试着运用各方力量提升获取解答的效率。
因此，可以带着作者自己提供的路线图上路，通过目录来跳到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阅读《肥尾效应》的时候，我的目的就是理解如何预测「黑天鹅事件」，因此搞懂了第一部分的定义介绍后，马上跳到第三部分的「预报、预测和不确定性」。这种跳步，有可能会导致跳空，像是游戏里试图跳剧情一样，发现少了重要的任务道具或者越级打怪打不过。那也没关系，再浏览一下上一部分，看看自己是不是错过了其中对某个概念的解读、某个前提假设的推理。知道了自己需要什么，读被跳过的内容，也会看得更加饶有兴味。
3、带着「抬杠」的心态去读
读文学（包括网文）作品的时候，和作者抬杠会伤害自己的阅读体验。非要当「合理党」，因为作者一个不严谨的设定就生出优越感、质疑作者没文化、从而在后续阅读中无法沉浸到剧情和人物塑造中，那是你自己的损失。
而在读专业书籍时，对作者的观点提出质疑、批判，跟周围的人讨论、尝试给出不同的观点并作出分析，这则是学习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读《置身事内》时我在想，分税制真的要背这口锅吗？作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分税制的副产品，这是一家之言，还是学界共识，有没有其它研究能提供佐证？读《创业公司的动态股权分配机制》时，我会带入正在创业的朋友视角，「质问」作者：你说得都有道理，但操作起来是否过于复杂？一开始提出某种架构设计方式，会不会在各方心中埋下一枚钉子导致嫌隙？
有了质疑，就去搜索、提问、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寻求回应并校准认知，这样带来的收益，有时甚至还在读书本身之上。
明确目的、参考目录和外部评价、一边读一边提问，这三点做到了，啃专业书籍，也不会那么辛苦。
演员潘粤明违法代言保健食品，被罚 25 万余元，有哪些警示作用？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这件事还真对普通人有一点警示作用：在网上带货，要注意避开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这几类产品容易踩到几个雷区：
1、不得以「代言人」、「推荐官」、「体验官」、「品牌大使」等名义进行宣传。
对应的法律依据是《广告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需注意，「代言人」并不一定是明星大腕，除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代言人，带货主播也算。
一种规避法律风险的方式是，只介绍和产品有关的知识、分析其成分的作用原理、讲述品牌故事和相关人物经历等，并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推荐和证明。但这种处理方式也有可能踩到雷区，例如下面讲的第二点禁忌：
2、不得承诺疗效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广告都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如「三个疗程保证见效、无效退款」），保健食品广告则不得声称其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像是宣称某款饮品能「消炎止痛、解决口腔溃疡问题」、宣称某款食品能「活血解毒、燃脂瘦身」等措辞，往往过不了广告审核这一关，内容平台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医疗健康类禁用词库。
说回潘粤明这档子事，看来八成是走的场外交易、没有通过内容平台官方的广告后台进行投放，否则，光凭宣传一个国食健字的产品却没有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这一点，就本应被广告审核人员一眼揪出来，按说不应该成功发布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平台官方投放，也是一种合规性方面的保护）。
对于承诺疗效这个问题，市面上存在一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以分享个人使用经历的名义来暗示产品疗效，例如不直接说某款产品能缓解口腔溃疡状况，而是分享之前一嘴大燎泡的惨状、再展示之后随便恰火锅的体验，暗示是使用某种产品取得了效果。
还有一种更给审核出难题的做法：不直接说明某种产品能具有治疗或者辅助治疗疾病的效果，而是宣称某种疾病的患病人群都在用，如宣称自己作为糖尿病人也在日常吃某种产品。这种灰色地带的操作方式，不同平台审核尺度可能松紧程度不同，如果怕里面水太深把握不住，还是建议绕着走。
3、应当报备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属于特殊食品，须经依法审查后方可发布广告，且内容应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表述方式为准，对产品功能和适用人群的描述不得超出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范围。
说起来，医疗器械广告的发布要求和保健食品类似，都需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报备。之前微博上的「冈本六君子」，可能就没有走相关的流程，否则的话，内容中应该展示格式如下的一段内容（来自一则程序合规的广告内容文案，做出了部分删减，帮助理解相关程序问题）：
产品名称：XXXX避孕套
生产企业名称：冈本株式会社
产品注册证号：国械注进2016XXXXXXX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粤械广审（文）第260XXX-XXXXX号
适用范围：在正确使用下，避孕套可有助于降低受孕风险及减少某些性传播疾病感染的风险。
总之，带货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这「三品一械」是有诸多限制的，如要在这方面带货，还是要有专业法务团队或外部律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