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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是不是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了？

我想从美国金融监管立法的角度，为本问题下 @钱粮胡同 的回答提供一些侧面佐证。
@钱粮胡同：阿里巴巴是不是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了？
上述回答提出了一个观点：金融机构不仅是因为“大”而不能倒，而是因为“与经济体联系太过紧密”不能倒。这一观点非常符合美国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立法逻辑。
该法案授权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简称FSOC）将部分金融机构定性为“对体系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简称SIFI），并对这类SIFI的监管作出特别规定。
要成为SIFI, “大”并不是唯一的条件，也就是说不光是因为资产总量大而入选。多德弗兰克法案给出了十个用于判断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否能成为SIFI的要素，以下分别列出：
1 公司的杠杆率（The extent of the leverage of the company）：通俗理解，就是一个公司的债务风险。做生意就好比“十个水缸九个盖”，不可避免会有举债经营的情况，而举债越多，也就是杠杆率越高，资不抵债的风险也就越大。
2 表外业务的风险暴露程度（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its off-balance-sheet exposures）：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一直是监管者比较关注的争议领域，相当一部分部分金融衍生品就属于这一范畴。这类业务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难以完全通过资产负债表反映出来，但的确有可能随着市场的波动影响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3 与其他有重要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的交易情况和相互关系（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its trans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ignificant nonbank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significant bank holding companies）：简单来说，就是这家金融机构在和哪些业界巨头打交道。金融危机之前的监管措施，被批评为“只看到一棵树，却忽略了森林”，片面侧重具体对一家机构的监管，但忽视了风险在不同机构之间的传导性。因此，在金融危机后的立法中，监管者更加看中各个玩家之间的关系。
4 公司作为家庭，商户，各级政府和整个美国金融系统信贷来源的地位（The company’s importance as a source of credit for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as a source of liquidity for the U.S. financial system）：这一因素主要考量的是公司到底有多“大”，但这里的大，不单是指有多少资产，而是考虑经济体对其依赖程度到底有多深。
5 公司作为低收入者，少数族裔，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信贷来源的意义，以及公司发生危机后对上述人群的冲击（The company’s importance as a source of credit for low-income, minority, or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and the impact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company would have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in such communities）：这一要素在立法中可能吸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在次贷危机中，低收入家庭的房贷违约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导致以房贷作为基础资产的各类衍生品相继违约。监管者将此条要素加入考量，可能是为了针对金融体系中较为薄弱，容易发生违约事件的风险点对症下药。
6 资产由他方管理而非自有的程度，以及资产的分散程度（The extent to which assets are managed rather than owned,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wnership of such assets is diffuse）：这里监管者关心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机构有没有把鸡蛋放在自己的篮子里，而是有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两个问题都会影响到资产的安全程度。
7 公司经营行为的性质，范围，规模，集中度，关联性和组合方式（The nature, scope, size, scale, concentration, interconnectedness, and mix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这里监管者关注的同样不仅是公司有多大，而是同样关注公司的性质。举个例子 -- 假设一家对冲基金有80%的业务都和石油衍生品交易相关，那么一旦中东局势发生动荡，公司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这里的风险就来源于公司经营行为的集中度，而不仅仅来源于绝对的规模。
8 公司受到另外一家或者多家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程度（The degree to which the company is already regulated by one or more primary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ies）：公司到底有没有人在管，不多赘述。
9 公司金融资产的数量和性质（The amount and nature o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assets）：这里涉及到了“大”的一个方面，所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仅仅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持有股票，债券，期权之类的金融资产，其风险程度可能要比持有现金或者固定资产要高。
10 公司负债的数额及性质，包括公司依赖短期资金融通的程度（The amount and types of the company’s liabilities, including the degree to which it relies on short-term funding）：债务的多少固然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这里在“杠杆率”一项中已经有所考虑。但在这里，监管者同样关注短期债务的比例 -- 通俗来说，还款的时间要求越紧迫，金融机构转移、分散债务风险的能力就越差，风险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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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从美国的金融监管立法经验来看，一家公司的资产有多少，有多“大”，并不是引起监管者重视的唯一要素。 一家公司如果仅仅是体量大，但与其他公司的关联程度低，且所从事金融业务的风险较低，资产配置结构较为安全，那么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并不一定非常显著，也就到不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
阿里集团的具体情况，我没有金融行业具体从业的经验，也不好妄下定论，这里仅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从美国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也是“大而不能倒”一词的来源）来看，一家公司之所以“不能倒”是因为它的倒下会接连将一批重要的金融机构拖下水。大家可以基于以上所述的十条要素，自行检验一下是否与阿里的情况相符。
如何评价电梯劝烟案二审改判劝烟者无责任？

法律会改变人的行为，其中的一种途径就是告诉每一个人，在面临道德取舍难题时应该怎么做。去年有一个案子，一名女子在朋友家做客时跳楼，结果房主被判赔偿八万元。尽管法院判决中认定房主对女子的死亡没有过错，但仍然民事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作出该判决。（新闻链接：女子在朋友家跳楼，朋友赔偿8万，无过错责任？）
人是理性的动物，把道德放在天平一边，把风险放在另一边，衡量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行为。帮助生活不如意的朋友，扶起摔倒的路人，看到有人受伤拨通120电话，这是一种你我都曾感受过的道德冲动 -- 就是昨天，我在路口看到有一辆车陷在雪里打滑，第一反应就是上去搭把手推一把。但天平另一边的砝码，有时太过于沉重了。
具体到电梯劝阻吸烟者事件，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对自身行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承担代价，那么人们做任何行为的代价都会相应提高。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需要法庭来划出一条线，在此之外的就不构成因果，切断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联系。例如，在美国侵权法中非常经典的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 Road 一案中，长岛铁路公司被一名旅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药费用，而这名倒霉的旅客受伤过程非常曲折。一名列车员伸手去扶一名旅客上车，谁知对方怀里揣着一包烟花（这是1928年的事情，判决没有提到烟花能不能带上火车问题，可能当时安检标准不一样）。烟花给这么一碰，掉在了地上，炸了个满堂彩。好巧不巧，爆炸的冲击波将车站顶棚的瓦片震下来一块，正砸在了原告的头上。
试想一下，如果法院认为列车员应该赔偿，会对人们的行为有何影响？是不是每次去扶一名旅客上车，都要先检查一遍他身上有没有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观察有没有乘客站在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当时的车站安检没有这样的要求，反倒是如此严格要求列车员，会不会导致列车员走向“佛系”路线，管他呢，乘客跌到就跌到吧，做多错多，不做不错。
在Palsgraf一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列车员和铁路公司不对被砸伤的旅客负责，法官论证到：即使列车员有过错，过错所影响的也仅仅是（与其有身体接触）的旅客，而不是站在远处的旅客。在这里，法官就对因果关系的远近做出了区分。
“电梯劝阻吸烟案”也是如此，对因果关系远近程度做出了切分。判决书中写道：“虽然从时间上看，杨某劝阻段某某吸烟行为与段某某死亡的后果是先后发生的，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正如本问题下 @Charles S 提到的，如果劝阻吸烟者“以暴制暴”，打骂，侮辱吸烟者，导致其病发而死，那么很可能依然会承担责任，但如果能用理性，克制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法律应当对这样的做法予以保护。而这次，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因果关系的解读，很好地实现了这一导向作用，在我看来，是一次法律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如何看待中国籍女子大闹机场拒绝安检并大骂民警「下三滥，我以后不来中国了」？放出来后继续大骂北京警察？

@刘翔熙 在本问题下的回答提到，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妨碍机场安检人员（联邦执法人员）执法可能会面临一年以上的监禁，对此表示赞同。另外补充一点：这位女士声称“骂你怎么了，这是言论自由，国外都这样”，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至少在美国并非如此。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然保护言论自由，但也有例外，其中一点就是法律不保护挑衅性言论（fighting words）。这一原则最先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42年的 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一案中得到归纳，而后又经过各级法院发展，其界限逐渐清晰。
举一个时间比较近的例子，在2008年 Purtell v. Mason一案中，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对法律意义上的“挑衅性言论”做出了定义，共有三个要素：
(1) directed at the person of the addressee,
直接针对当事人；
(2) which by their very utterance inflict injury or tend to incite an immediate breach of the peace, that is, words that are likely to provoke a violent reaction, and
其语言本身使他人遭受侵害，或者有紧迫的破坏和平秩序的倾向，即该言论有可能引发暴力回应，以及，
(3) play no role in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与表达一种理念无关。
这一事件中，第一点中的针对性毫无疑问；在第二点中，需要结合具体证据做出判断，但从报道上来看，当事人不仅辱骂安检人员，而且声称让警方抬她出去，用一种类似“放马过来”的态度面对警方的警告，可以被认为破坏和平秩序，有可能引发暴力回应；在第三点钟，当事人倒是似乎在表达一种不想回到中国的理念，但这一辩护显得比较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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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警察有关的挑衅性言论判例中，美国各地法院的尺度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在1997年的U.S. v. McDermott一案中认为对警察说“瞎鸡八扯”（“bullshit”）不属于挑衅性言论。作为对比，1999年明尼苏达州法院在State v. Clay一案中认为骂警察是“X妈的种族主义”（“racist motherfucker”）属于挑衅性言论，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新闻报道中，该女士的行为到底如何定性，未经审判也无法准确定论，但显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受保护的“言论自由”。
当然，美国有一点好，就是如果这位抗拒警察执法的女士被检方提起刑事指控的话，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她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如果负担不起私人律师，还能够获得免费的公共辩护律师。如果她因为对警察的安全造成威胁而被击毙，或者因警方使用电击枪而导致伤残，那么有可能起诉政府争取获得高额赔偿。希望这些美国法律的先进之处，能进一步增强这位女士对美国的向往。
知乎新人得赞到底有多难？

在知乎上获得赞同和关注，无非就是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第一件，潘安的貌，写的东西首先要好看。这里不是让您使劲挠读者的胳肢窝或者一味埋包袱，抖段子，而是指考虑大家碎片化阅读的背景，让大家什么时候拿起来看都看得舒服。出现了比较冷僻的专业名词和相关背景，要用大白话解释明白；涉及外文资料和其他社会背景下的常识性问题，要耐心和读者解释清楚。对于比较复杂的逻辑关系，多打比方，举例子，让人一看就有兴趣继续读下去。
第二件，驴儿大的货。知乎上有个说法叫“干货”，其实几百上千字一条回答，根本不足以系统性地帮助一个人了解一个领域的知识，无非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产生一些启发而已。
但这很小的一点启发也不容易。自己学明白一件事还算容易，但要给别人讲明白同样一件事就没这么简单。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组织知名学霸们自己摆开阵势集中答疑，就是为了增加一点挑战：自己以为明白了的事情，想要把别人说明白的时候，可能蓦然发现还没真正想透。知乎上输出“干货”，其实也是这样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
第三件，似邓通有钱。任何的经历，只要善于总结反思，都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财富。无论身在刚通自来水不久，只有五菱之光每周将山货运进运出的偏远村庄，还是在五道口，时报广场这样的宇宙中心；无论是在列车中部的连接处听人们畅谈治国理念，还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听一场报告，给业界大佬敬一支烟，端一杯茶，这都是不断积累的财富。
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不要害怕看评论区，不要对批评意见有抵触情绪。有人指出自己引用的数据不对，对于知识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应该因为遇到了老师而高兴。哪怕有人纯粹是宣泄情绪骂上几句，也值得自己回去琢磨琢磨，是不是说话的方式太具有偏向性，是否太过于自信与展现观点而忽视了论证。面对批评，就要有这种伏低做小的耐心。
第五件，要有闲工夫。私以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放到一个冬天每日高温零下十几度，日照时间不足八小时的地方，除了写写字，做做饭，还能有什么业余消遣呢？
如何评价盈科律师事务所张晴律师的相关言论和表现？

我没有第一时间“追”这个热点话题，而是花了一点时间，听听各方意见，也作为自己从业时的经验教训。
教训就是：区分职场和私人领域，是一门必备的生存技巧。
张晴律师的做法固然有欠妥之处，例如在微博上宣称自己是“合伙人”，并添加了认证。而事实上，正如 @敏大 指出的，对于一名14年通过司考，15年执业的律师来说，根据我国《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不可能具有合伙人资格，至少不能成为受到行业协会认可的合伙人。这一行为，有误导客户之嫌，已经触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三节涉及律师宣传的规定。另外，张晴律师提及自己学历和收费问题，如果存在不实描述，同样可能违反执业规范。
然而，说句公道话，张晴律师炫耀奢侈品，用“玛丽苏”式文笔描写个人经历的做法，如果发生在纯粹的私人领域，不应该作为衡量其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依据，更不应该因此让她受到处罚。买几万的包，只要用的是合法收入，都不应作为行业协会进行调查和处分的依据；用夸张的文笔描写自己的私人生活，更不应该引发网络暴力，甚至波及一个事务所、一个行业，用以作为评价专业能力的依据。
之所以说“应该”，因为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愿景，而无法在现实中做到 -- 有太多的的人，将自己的职场形象和私人生活中的形象绑定太深，导致无法做出切割。
我去找第一份暑期实习的时候，学校职业发展中心的老师就建议道，仔细看看自己所有社交媒体的账号，有没有不妥当的内容。
“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名世界知名律所的合伙人突发奇想，决定花一小时时间仔细看看你的社交账号。如果你觉得这条东西不应当让他看到，就马上删了。”
而在我国，这种切分更加困难。在欧美国家的职场，人们似乎更习惯于用专门的通讯软件用于工作，或者采用比较原始的方法，用手机短信和顾客沟通。但在中国，微信已然成为了同时满足生活和工作中满足所有沟通需求的万能工具，并通过朋友圈，和社交功能深深地绑定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您昨晚去了那个酒吧，吃了什么东西，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对事实有什么看法，都会一览无遗地呈现在上司，同事和客户面前。
这样看来，“只展示最近三天的内容”，真是在满足私人的倾诉欲和维持职业形象之间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最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渴望成为一个比现实中更完美，更加风光无限的自己，给自己带上超越现实的人物设定，这没什么值得羞耻的。但如果将这一人设带出自己私生活领域的一亩三分地，那么随之产生的后果，却不是你我可以掌控的了。
个人有没有义务了解国家的法律，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了解到什么程度？

抱歉占用一下大家的时间线，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公民有义务遵守法律。这一点不论是通过西方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意志”法律观，还是朴素的“因为国家拳头大”观念，都可以得出。我国宪法也明文写道，“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但这个“遵守”之中，是否包含“了解”呢，如果包含的话，了解的程度需要有多高？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文字逻辑上来说，了解法律是主动遵守法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不了解法律，肯定没法有目的地主动遵守。但结合到现实情形，却又觉得似乎不应该如此一刀切地看待问题。
符合人们朴素正义观念的自然法和技术性很强的管理性立法，似乎就应当有所区分。随便问一名小学生，杀人放火算不算犯罪，小学生都应该能作出回答；但问问证券交易所里面的大妈们，内幕交易算不算违法，很多人可能就说不出个所以然了，甚至可能认为打探和传播小道消息天经地义，股票就应该这么玩。知识产权，合伙企业法，反不当竞争法，这些法律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但距离我们也不太遥远。您在自媒体上写字，和朋友一起开淘宝店，就可能遇到这些法律问题，但对于行为违法与否的判断，却并没有杀人放火这么简单清晰。
也有的违法行为，可能会被人们模糊地认为不道德，不对，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行为被法律所禁止。例如，《刑法》三百五十四条将“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列为一种犯罪行为，罪名叫“容留他人吸毒罪”。对于有正义感的普通人来说，看到朋友在自己家抽大麻，很可能会意识到持有毒品违法，但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为他人提供吸毒场所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
个人要理解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明确区分法律和道德，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学习需要成本。不管是专门跑去上课还是在网络上检索，都意味着付出时间或者金钱代价。诚然，国家可以要求公民花费一定成本履行基本义务，例如接受义务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但在了解法律这个问题中，该成本有没有一个限度呢？
这条线该划在哪里，依然值得思考。学习九年义务教育中思想品德课有关法律的部分--参与社区普法活动和单位组织的普法教育--遇到法律方面的疑惑时咨询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亲自去修读法律类专科或本科，这里的列举，程度有所不同，付出的成本从低到高升序排列。
有道是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国家要对公民实行刑罚，那么有应当尽可能地向社会普及相关法律，避免“不教而杀”。但国家没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真正学懂了，就像国家可以强制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但没有义务保证每个人都掌握课纲要求的知识一样。
那么，我在这里问问大家，公民如果有义务了解法律的话，程度这条线到底应该划在哪里？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承认法律，却要遵从法律？

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问题傻，事实上，不少法学家和政治家也曾提出过两点质疑：上一代人制定的法律，为什么可以约束在制定时还没出生的下一代人？少数人参与讨论并"代表"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为什么可以约束多数人？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种回应是：法律必须要有生命力，不断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改和解释。
一个经典问题是美国1787年宪法对后人的约束力问题。要知道，当时制定宪法的那批立宪者和批准了宪法的各州人民早就死光了，后人可没说答应，那为什么美国人还要遵从几百年前的这部法律？
人民大学的丁晓东副教授在《宗教视野下的美国宪法》一文中解释了美国宪法中“原旨主义”和“活宪法主义”的区别：前者要求人们回溯到宪法制定的时候，探求当时立宪者的意图；后者则要求法院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甚至不惜突破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在此之外，以巴尔金为代表的一派法学家还提出了“活原旨主义”（Living Originalism）: 忠于宪法中具体明确的规则，但对于具有弹性的原则和标准，采取与时俱进的方法加以解释。。
举个例子：弹劾总统的程序就是明确的规则，金斯伯格大法官再看特朗普不顺眼，也不可以重新解释法律，说按照宪法的精神，凑齐了十个参议院就可以弹劾总统，因为程序是刚性的。但对于总统的行政权力的界限，则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根据具体社会情况加以解释。例如，在1974年的美国诉尼克松案里面，联邦最高法院就做出了判决，总统的行政豁免权不足以让他拒绝移交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的录音带。在这里，法官就在对宪法中有关总统权力的原则性规定作出发展。
不管采取那个流派的解释方法，有一点是各方能达成共识的：宪法不仅停留在文本本身，而要不断作出解释
具有极强的稳定性的宪法尚且如此，更不必说一般的法律法规了。判例法国家通过一个个新的具体案件不断发展法律，我国这样原则上吸收了大陆法系精神的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发布司法解释和高院的指导判例来给法律注入时代精神。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区块链虚拟货币，这些上一代人制定法律时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要让下一代人接受，就需要法律具有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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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要创造一种渠道或者程序，让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
例如，在美国建国之初，拥护1787年宪法的联邦党人就曾经面临挑战：我是一个州的居民，我没有授权本州代表搞出这个玩意，凭什么要受这部宪法的约束？
罗德岛压根都没有参加制宪会议，很多州的代表回到自己老家以后遇到了相当强烈的批评：本来让你们修修补补一下原来的邦联条例，结果你们倒好，把本州的权利都给卖出去了，搞出一个管天管地的联邦政府。对此，联邦党人与反对者在报刊上展开论战，向民众解释联邦制的优越性，正面回应批评，最终使得宪法的精神为民众所广泛接受。
但是，您看到这里也该挠头了，到底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什么才是能够反映人民呼声的渠道？不说别的，就认真地，不带嘲讽心态地想想，人民代表大会和知乎，到底哪个更能体现民意？同一个问题，例如男女平权，废除死刑或者辩护律师权利问题，放到微博，知乎，朋友圈讨论，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民意”。
就连具备法律专业素养，比普通人更善于全面收集信息评价社会问题的法官，都会受到质疑，被认为不配当民意的代言人。美国法学家保罗·卡恩就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人民是“上帝”，那么大法官就好比传达神意的“祭司”，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么，谁能准确地判断，倒是这位祭司有没有“假传圣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假装上帝附身，跳一套大神糊弄民众呢？（就好像太平天国里面杨秀清动不动搞一套天父附体一样。）
如何让人民接受一套规则，这个问题被无数人争论了数千年，从古希腊的（少数成年男性公民）直接民主，到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代议制，先贤们为解答题主的疑惑，一直在进行尝试，而这个问题也将继续伴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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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彼此不可割裂看待。要让每一代人都接受非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需要创设一种反应每一代人意志的渠道和程序（或者至少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意志被传达给了立法者，并得到了考虑）。题主的问题，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让法律真正地获得权威。
当然，这只是诸多让人们遵从法律的方式中，最为浪漫主义的一种，更加现实的方式，也就不必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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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丁晓东 《宗教视野下的美国宪法解释——评巴尔金的<活原旨主义>》, 《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
2 杰克•巴尔金著，刘连泰译：《活的原旨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 Paul Kahn,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以婚恋名义骗钱，为何不能定义为诈骗呢？这方面是否存在法律漏洞？

以婚恋名义“骗”钱，能否定义为诈骗，其关键点在于因果关系。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审判参考》中的第819号指导案例（曹海平诈骗案），要成立《刑法》二百六十六条的诈骗罪，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必须与受骗人的财物处分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014年司法考试的命题者也采取了同样的解读。在2014年司法考试卷二第4题中，选项C写道“‘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是诈骗罪中的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该选项被认为是正确表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点：只有当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骗）而成产生的错误认识构成处分财物的依据时，才可以成立诈骗罪。
关于因果关系，举一组例子作为对比：
1 马某对王某说，如果你给我一百万，那么我们就去民政局领证。王某信以为真，在银行转账承购后，两人共赴民政局，谁知半路上马某不知所踪。
2 马某对王某说，如果你让我过上好日子，我们就结婚。王某为了取悦马某，一掷千金，为其购买了名牌包包和豪车，谁知马某有一日开着豪车浪迹天涯，不知所踪。
假设上述两组例子中马某都存在欺骗的主观故意，都没有与王某结婚的意图，那么两组例子中“认识错误”和“处分财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弱就有着明显区别。
例子1里，王某错误地认识到，只要转账100万就能和马某结婚，处分财物和该认知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例子2里，王某错误地认识到，只要让马某“过上好日子”就能结婚，但购买奢侈品和这一认识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就弱了很多。马某完全可以辩称王某的行为出于完全的利他目的，属于恋爱关系中的合理举动，和实现结婚的目的没有必然联系。
在真实的婚恋关系中，极少有可能存在像例子1一样简单纯粹的因果。夫妻/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变动，其原因往往极为复杂，很难说与欺骗行为具有《刑事审判参考》中所述的直接因果关系。再者说了，要定性“欺骗”本身就存在诸多困难：整容算不算欺骗？伪造学历算不算欺骗？在社交网络上购买水军捧红自己算不算欺骗？即使算，这样的行为又和转移财产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都是诈骗罪成立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门槛。
与其说是存在法律漏洞，毋宁说，人性本身就太过复杂了。
生活中你听到过哪些忍俊不禁的对话？

前几天在火车站，听到车站里的民警似乎是在安慰一位走丢了的小男孩。
警察叔叔蹲下身来，鼓励道，"一看你就是特别勇敢的小男子汉, 好孩子。。。"
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的，鼻涕泡都哭出来了，反过来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警察叔叔沉默了。
法学界为什么有学者一直在为废除死刑而努力？

除了一些回答提到的利益问题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潜在原因：我国法学界部分学者的研究方式，依然停留（并可能长期停留在）在跟随外国学术研究热点的阶段。
就像新媒体有所谓“洗稿”的说法一样，学术研究也存在跨法律体系、跨语言的搬运。譬如，看到外国的法学期刊上有采用行为经济学方法研究诉讼与和解之间的策略选择，就追一下诺奖的热点，将中国的现状带入这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同样运用行为经济学工具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如此，研究的内容也是如此，但这样的搬运过程就可能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有一位在美国法学院获得法律科学博士学位的老师，在美国从事过一段时间法学研究工作后回国教书，他就提到了一个例子：国内学着在研究堕胎的法律问题时，往往沿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案中的分析方法，将堕胎权的法律问题视为一个“隐私权”的问题，像美国学者一样，讨论堕胎权可以延伸到胎儿发育的哪个生理阶段。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看待此问题的方式。关于堕胎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应当思考的不是应不应该允许女性选择人工终止妊娠，而是能否允许政府强制进行堕胎。
同性恋婚姻、少数族裔平权、死刑，这些法学问题的研究，靠机械搬运的确发文章很方便，但很可能因为不符合中国的社会背景而引发争议，这也就是为什么此问题下会有如此多批评的声音。其实，就在废除死刑运动甚嚣尘上的美国，也有一点基本认识：死刑的存废，不可以脱离社会认知状况。
美国宪法并没有禁止死刑，仅仅是通过第八修正案禁止了“残酷且不寻常”（Cruel and unusual）的刑罚方式。至于死刑是否属于“残酷且不寻常”，联邦最高法院在Furman v. Georgia 和Gregg v. Georgia等重要判决中都提到了，这要取决于社会不断发展的认识水平，也就是所谓的“improving standard of decency”。最高法院拒绝一刀切地解读宪法第八修正案，没有终局性地对死刑是否符合宪法作出最终判决，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给社会去回答。
这也提醒了积极学习美国的法学研究者们，不要仅仅搬运结论，而枉顾不同的社会土壤。揠苗助长的事情做不得，更何况，废除死刑到底是不是一种进步和成长，尚且没有定论呢。
你在大学有过哪些「骚操作」？

说起这次经历，要记得两个前提：
1 某版本的X马拉雅app没有耳机被拔掉后自动暂停的功能；
2 苹果手机会记忆不同播放设备的音量，比如之前用耳机音量40，外放音量100，当拔掉耳机时音量会自动回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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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今年五月份的事情，记得当时快期末考了，图书馆里面人来的不少。虽然是美国的法学院，但由于有主要面向外国学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所有中国人的比例也不少。
当时我带着一个森海大馒头的耳机，正在听郭德纲相声选，很惭愧地说，可能是网上扒来的版本，中间还有音频制作者的广告。当耳机线被椅背绊住扯掉了的时候，正好就到了广告时间，一个高亢的男声喊道：
“大铁棍子相声网！大铁棍子相声网！”
“王姐，意外怀孕怎么办？” （等等，喊广告词那个不是男的吗？）
“就到大铁棍子相声网，今天听相声，明天就上班！”
而这句话，是在安静的图书馆里，以最大音量功放出来的。
当时在场几乎所有中国学生都笑得前仰后合，而外国同学都懵掉了，什么情况？于是就有人解释到了，这是脱口秀里面的一段相声，是关于堕胎的段子的云云。（It's like...an advertisement during a Chinese talkshow. It quoted a meme about abortion...）
在经历了这一段完全超出对方理解能力的解释以后，外国同学还问我，是不是中国的脱口秀节目在批评计划生育政策==
如何评价毒贩「人家曾经用鸦片打开过我们的大门，我也可以用冰毒打开别人的大门」的言论？

即使的确如刘招华所言，其所生产、销售的冰毒全部用于打开海外市场，不会祸害同胞，那么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刘的做法就对国内毫无危害。
@全部都是命 在回答中提到了，刘招华被捕后国内冰毒涨价，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用于出口的毒品同样会影响国内市场毒品价格，改变供需关系。（链接：全部都是命：如何评价刘招华说过的“爱国言论”？）
我联想到一个美国联邦关于私人种植药用大麻的判例，其中的论证逻辑，可以帮助理解这一问题。这是Gonzales v. Raich, 545 U.S. 1 (2005)一案。
2002年，Raich等人在家中搞了一个微型的“种植园”，用于生产药用大麻供自己使用。根据加州的法律，药用大麻当时已经被合法化了，而根据当时的联邦《违禁物品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种植大麻，不管用做什么目的，依然属于犯罪。当联邦缉毒警察捣毁Raich等人的大麻植株时，他们告到了法院，称联邦法律超出了宪法授予国会的立法范围而违宪，在这一问题上，应当适用加州法律，认定种植药用大麻合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涉及到了 @全部都是命 回答中提到的问题，毒品和很多商品一样，都处于一个庞大的市场中，供给量的变化不仅会作用于产品的直接购买者，也会对市场总体产生影响。当时美国的联邦检察官Gonzales据此解释道，宪法允许国会制定法律，管理各州之间的商业活动，而Raich等人私人种植的药用大麻会对各州之间毒品黑市的价格产生影响，因此也属于商业活动的范畴，国会可以就此制定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认同了Gonzales的主张，大法官在判决中论证道：私人种植的大麻即使没有对外销售，也会和地下市场中流通的大麻构成竞争关系，自家种的大麻供给多了，对从外面购买大麻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一供求关系会影响各州之间大麻贸易中的价格，导致价格下降，进而让更多人能够买得起大麻。因此，立法禁止在家种大麻自用，也属于对商业活动的一种管理，国会立法没有超越宪法的授权。
回到问题本身，即使刘招华生产的毒品没有直接销往国内市场，但毕竟会和国际市场上的毒品构成竞争关系，同时替代了国内制毒者原来用于出口的产量，压低国内冰毒价格。这一价格变化，很可能导致冰毒依赖者更加趋于低龄化，让成瘾的门槛变得更低，危害变得更广。因此，断不可以因为刘声称自己的毒品专销国外，就将其作为“民族英雄”加以推崇。
被理发师忽悠是种怎样的体验？

我来讲一个不知是我忽悠了他，还是他忽悠了我的经历，一个证明发型师可以充分“向下兼容”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趁着回国，打算好好剪剪头发，毕竟头顶大事在美国太贵了。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最便宜的“资深发型师”要价已经达到了60，而再上一个档次的“设计总监”要90块。
“那我还是请资深的吧”，我没有直接说“六十的”，感觉这样对师傅不太尊重。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的资深发型师现在都在忙，您要不要等一下，或者可以换成我们的设计总监...”
“或者可以这样，可否请设计总监老师假装自己还是一名资深发型师...”
前台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说了声先生我给您倒杯水，就示意我先稍等一下。我看理发店里另外几位师傅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在顾客的头上捣鼓，还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然后看到了坐在对面，看上去就非常资深的那位设计总监老师。
“哎，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可以成为一名资深发型师？”
“其实你骗我说你是资深发型师，我也不会在意的...”
“哎呀再等五分钟，说不定我就得去XX大厦楼下那家啦”
与此同时，我心里默默地给总监师傅加油：请一定要相信自己啊，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资深发型师的！
我看着那位要价90块的总监老师，尽力试图展现出催眠一般的声音。终于，对面那位师傅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抓了几下头发，走了一圈又回来，自我介绍道：“您好，我是这里的资深发型师。”
竟也不知道是谁忽悠了谁。
什么是言论自由？它有范围吗？

美国法律中的言论自由，其范围在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 315 U.S. 568 （1942）一案中阐释的比较清楚。联邦最高法院Frank Murphy在判词中写道“对于某一类有明确定义且类型受到限定的言论而言，对其的制止和惩罚并不会导致任何的宪法问题。其中包括淫秽色情、亵渎性质、侮辱诽谤和挑衅的言论。此类言论，就其本身性质而言会导致对他人的侵害，或者可能导致对和平秩序的破坏“ （“There are certain well-defined and narrowly limited classes of speech,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which have never been thought to raise any constitutional problem. These include the lewd and obscene, the profane, the libelous, and the insulting or "fighting" words those which by their very utterance inflict injury or tend to incite an immediate breach of the peace.”）
本案中，新罕布什尔州罗切斯特市一名叫做Walter Chaplinsky的男子在街道上散发传单，控诉当地教会的“欺诈”行径，宣扬自己所信奉的耶和华见证会宗教。发传单，这也是他的言论自由，但当他的言论自由堵塞了人行道，影响其他市民通行权时，警察就不得不出手了。面对罗切斯特市警方负责人，Chaplinsky破口大骂起来：“你他妈的法西斯！”（damned Fascist）。当地警方正苦于没有理由制止他在人行道上表演的这一出好戏，听到他的骂声，欣然宣布自己有理由实施逮捕：根据新罕布什尔州法律（ New Hampshire's Offensive Conduct law 第378条第二款），在公共场合辱骂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本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驳回了Chaplinsky基于第一修正案提出的辩护。Murphy大法官认为，挑衅性质的言论（fighting words）并无益于思想的自由交流，其对社会道德和秩序的破坏程度要远大于对于保护个人自由和探求真相所带来的收益，并判决道，挑衅性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就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唐僧身边画了一个圈，圈里面是个人的权利，风能进，雨能进，政府的手伸不进。但这样的圈圈不仅仅为一个人所专有，而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你有言论的权利，我也有保护自身的人格尊严不受侵害的权利。尽管有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这样的判例指出，公众人物在面临诽谤时，要更加容忍，但即使面对应当受到舆论监督的公众人物，法律仍然不会保护存在“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的诽谤行为。
因为这样的“言论自由”侵害了他人权利的边界。
如何评价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吐槽在先：
我的一位书评家朋友总结道，《芳华》的故事能在严歌苓其他一些作品里面找到它的影子：1. 那些年我们飞扬跋扈的混乱青春； 2. 一个疼痛过后洞悉世事的我（回想着他们应该是怎么想的）；3. 被我们欺凌过的弱者们；4. 其实我也被欺凌过，但我憋着不说。
称赞在后：
《芳华》大的故事框架，不可能不成功，因为他是每一代人的故事。往前推几年，有下乡，插队；往后推几年，还有大学宿舍。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不管以什么形式拧在一起的集体，往往都会将这些背景各异的人们生拉硬拽在一起，于是就有了冲突。
每一代人都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种冲突，高干子弟和右派子女，农民的儿子和富二代，凤凰男和北京土著。人都有党同伐异抱团取暖的心理，而集体生活正为这种对立提供了一个舞台。
在很多青春片里面，都有这种矛盾背景，但在表现上，多少还是略显声嘶力竭了一些。《芳华》虽然也有用力过猛的地方，有刻意为之的巧合，但胜就胜在表现冲突的方式有所不同 -- 没有大段的大喊大叫，而是一种决绝的离开。不管是刘峰还是何小萍，冯小刚并没有在描写冲突方面着墨过多，而是直接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战斗的结局，用离开时内心的断壁残垣，来无声诉说战斗的激烈。在这场战斗中，冯小刚对于施暴者和受害者都给予了足够的温情，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这个时代。
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这样一个时代。从毛主席画像，到可口可乐广告和刘晓庆的海报，有人的地方始终会有江湖，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也不会停止。
电影没有交代每个人物最终的结局，所给出的解释是不希望让我们看到他们老去，也许，真正的原因，是不想再一次提醒每个人，生活可以有多残酷。
一个拿国家助学金的贫困生，买七八千的中端单反错了吗？

朋友，这事不妥。不是错误，而是不妥。
所谓“滑坡谬误”，是一种逻辑错误，我们不能通过预设因果关系，拿假设当前提，环环推理出不合理的结论。但在生活中，滑坡的力量无处不在：
“你看，那个人拿着助学金，还买这么贵的相机，这助学金恐怕是骗来的把？”
“哎别这么说，人家家里是真的穷，我知道他家里情况...”
“那就更不对了！有这么多钱自己享受，不给家里分担一点吗？不孝！”
你看，这就滑坡了吧。如果是一名辩手在辩论赛上，肯定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对方辩友，您不知道助学金是如何发放的，也不知道对方和父母的相处方式，仅仅靠预设的立场进行推理，认为我方骗取助学金或者不孝，属于逻辑上的谬误。” 但辩论，毕竟不是生活。
而且，这样的滑坡逻辑链，也可能存在于学校管理方面，最终影响到其他人。
试想一下，如果“拿着助学金买单反”事件流传开了，引发舆论争议，会不会有人质疑助学金的合理性，甚至一竿子打死一船人，认为助学金就是存在重重“黑幕”。这样一来，可能那些最需要用助学金满足紧迫的生活和学习需要的群体就会受到牵连。
我不反对自由，我说的是，责任。在您身边，还有很多向您一样通过财政补贴获得教育机会的人们，您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们都是各自群体的代表，就好比留学生在国外代表着中国学生，作为普通人，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那是自己的事情，有的人花天酒地，开豪车，旷课，都是自由的一部分。但当您代表着一个群体时，您的一举一动，也在代表着他们，塑造这留学生这一群体的形象。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当中。就拿助学金来说吧，这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给了需要帮助的学生，花纳税人的钱时，是否应该考虑对应的义务？也许有人说，我们也要让贫困学生有尊严，要吃饱也要吃好。但尊严不一定要靠购买奢侈品来获得，而且这个国家，需要社会帮助才能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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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摄影本身来说，我也是业余爱好者，谈谈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对：
从摄影中获得乐趣的方式有很多种，“器材党”其实也可以自得其乐。我有喜欢倒腾器材的朋友，热衷于写各个镜头的评测，发尼康和佳能的对比图，用不同的镜头来拍摄同样的景物作为对比，的确各有风味，他也乐在其中。
但除此之外，熟悉一款相机，不断钻研如何打好手上这张牌，也是乐趣无穷的过程。我在大学期间就是带着入门款的尼康D3100和18-55狗头走天下，慢慢体会如何发挥这枚镜头在广角端的水准，也拍出了一些自己很满意的风景照片。
摄影界有句话，说相机后面那颗头，比相机前面那颗重要。诚然，全画幅相机，昂贵的“牛头”，的确能带来作品质量的提升。有次，当我站在山顶，看着云朵在地上的投影和从地平线蜿蜒而来的河流，也会想，如果有D800和金广角在手，岂不抬手就是一张风光大片？
器材，的确能提高作品水平的上限，但到达这一步之前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而这些提升并不需要很多钱。
在写 essay 时，如何避免使用过多的「I」？

我在刚开始学法律写作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老师说得很直接：“法官不会关心你怎么想，他们只是想知道法律怎么规定的。”
其实，方法就在这句话里面了：用第三人称的主语来代替第一人称。譬如，法律写作里面经常有这样的句子：
"Sixth Circuit held in (XX case) that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can extend from dwellings to vehicles." 第六巡回法院在XX案中判决道，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可以由居所延伸到车辆。这里将主语变成阐述这一原则的法院，而避免“我认为...”
"A reasonable person, under (XX case), will not find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A and B" 根据XX判例，一名理性人不会认为A和B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里其实想说的是，“我”认为AB之间按照XX判例的原则不存在因果关系，但这里就用了法律上的“理性人”作为主语了。
可以看到，用以上的表述，有时不仅避免了主语的单一，而且也能狐假虎威，更自然地利用法院的权威为自己的理论代言。
而在其他学科的写作中，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
这个现象，不是“我”发现的，而是实验数据所表明的，所以可以写"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而不是 “I find that”。
这个猜测，不是“我”提出的，而是学界大牛提出的，所以可以写“Scholars/ Professor Jane Doe argues...”， 而不是“I think”。
这个结论，不是“我”做出的，而是从之前的论证过程中所能得出的必然结果，所以可以写“The discussion in part X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而不是 “I believe”.
其实，对比一下这几组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写论文时要避免出现太多的“我”了：要用文献、实验数据和论证过程说服人，而不是自己跳出来给自己代言，因为正如那位老师说的，没有人关心你怎么想。
@栗子 老师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在本回答下举的例句肯定是非常符合本地人表达习惯的。只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在法律和学术写作之中，被动语态还是要尽量少用。这一类写作重要的是准确、高效地传达信息，而句式的多样性这种和“文采”相关的东西并不是非常重要，有时主动和被动语态的混用还可能降低读者的阅读体验。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用第三人称替代，而不一定都要采用被动语态。
最后，那位写作老师对这一点精神贯彻得很好。正如您各位所见，他可没说“我不会关心你怎么想”，而是说“法官不会关心你怎么想”。
有哪些看着没什么用，实际上真没什么用的科研成果？

大概就是自己搞出来的“科研”成果吧。
初中的时候，市里有一个环保相关的中学生发明创造比赛，其实初中生能倒腾出什么来呢，无非就是培养一个学习科学的兴趣罢了。而且那时候传媒的氛围又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发现一个诺奖成果，找到一位14岁能上MIT的神童。
当时的生物老师鼓励我报名，可能是因为我在生物学小实验作业里面研究了废电池浸出液对黄豆芽生长的影响，祸害了不少无辜的豆芽，让他觉得我对环保题材感兴趣。我看新闻里面报道可以生物降解的塑料袋，就说，老师，我想研究这个。
我倒是想研究细菌如何降解塑料袋，但我不知道怎么养细菌，而且这个太慢了，据说要等个几十年，来不及评奖。老师启发我，说能不能尝试一下其他的生物，比如经常用作饲料的“面包虫”（黄粉虫）。他说，有一次鱼虫市场买面包虫，结果塑料袋被咬穿了，说不定这玩意可以吃塑料。
于是在老师的支持下，就真的去买了一批面包虫，在生物教室后面养了起来。记得当时还做了四个分组，按照仅投喂塑料袋/塑料袋与饲料混合，整个塑料袋扔下去/将塑料袋裁剪成小片再投喂的方式做控制变量。每天两次，我去记录塑料袋还剩多少，虫子死亡了多少，称排泄物的重量（写这段的时候，似乎又闻到了那个味道）。后来，还请老妈用光谱分析了排泄物的成分，看面包虫的消化系统对塑料做了些什么。
结果是很令人失望的，塑料还是塑料，只不过是变成了更小的颗粒，没有发生化学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面包虫的消化系统并不能真正分解塑料袋。这可以说是一项很没用的研究了，毕竟，拿虫子咬和用刀片切，效果是一样的，前者还白白搭上了好多饿死的面包虫。
但这次经历对我个人而言，的确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受学术训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会从最基础的控制变量开始设计实验，记录实验数据，接触科学的分析方法，基于数据得出结论。
最重要地：在作出一项没有用的成果时，也要展望这项成果未来的潜力，比如，说不定小颗粒的塑料能更好地被其他生物方式降解掉，于是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们的方法为其提供了基础。
如果说，还有这么一点微小的作用的话，就是这一次的“研究”让一名初中生消除了对科研工作的神秘感，同时又对科学多了一分敬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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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有高人指出，研究表明黄粉虫消化道内的一种细菌的确可以以聚苯乙烯为食，而且我看到15年还有相关的论文发表和新闻报道。
其实并不会觉得错过了一个重大发现，因为正如评论里面朋友指出的，塑料袋主要是聚乙烯，所以我养的虫子还是饿死了。而且，哪怕方向对了，受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水平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作出什么结果。06年的那个小实验，只不过是一段重现生活中有趣现象的小插曲而已，说不上对他人有什么启示。我刚才看知乎讨论，发现网上还有类似的报道，中学生发现面包虫能吃塑料之类的，看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这距离严肃的科学研究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还是感觉很开心：因为偶然在时间线上看到这个问题，勾起了一段童年回忆，然后经提醒发现居然真的有科学家研究了我们当时观察到的现象，觉得很奇妙。
质朴平淡的文笔和拙劣的文笔的区别是什么？

质朴平淡的文笔，就好像国画里的“留白”，情绪已经到了，但笔锋一收，戛然而止，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去沉浸在那种情绪里面不能自拔。
之所以给人一种“平淡”的感觉，在于尽可能避免表达心理感受的形容词。但这种平淡绝对不是简单，该带给读者的感受，一丝一毫也不会欠奉，只不过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汪曾祺有一篇《黄油烙饼》，写大跃进时的故事。结尾写道：“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没有表达情感的形容词，但读了全文，到此时，所有的感觉真的无非就是“甜”和“咸”交织在一起。匮乏的岁月里，吃到了黄油烙饼，有油脂，有糖，自然是甜滋滋喜不自胜。但又想到奶奶 -- 后来才知道，奶奶是慢慢饿死的，但她到死都舍不得吃那一小罐黄油。而那些“干部”们，顿顿都能吃黄油烙饼，因为他们是“干部”。
这是什么情绪呢，批判时代的荒诞，悔恨自己的不懂事，想念喊自己回家吃饭的奶奶，用一“咸”字，眼泪的那种咸，就足以让读者自己去咂么味道了。
在我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快到学长学姐们毕业的时候了，有很多人都在写毕业感言，有人写道：
“月是圆的，酒是甜的”
我开始并没有觉得什么，虽然有些新奇，但也说不上特别优美深刻。到后来，我和 @王妈妈 又要分别一段时间，在月下一起喝着桂花酒，却又想到了这句。
月是圆的，但总会有阴晴圆缺；酒是甜的，但下一次月下对饮又要到何时？经历了很多次重逢，回想起那句话，才觉得像是胜似一个千斤重的橄榄，每次再去咀嚼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林海音写生离死别，“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没有撕心裂肺，大喊大叫，连自己的神态动作都没有着墨，似乎是将人物从这一场悲欢中整个抽离了出来。但就是这个没有形容词，没有神态描写的句子，但仿佛已经能看到那个女孩子，擦干眼泪，看着这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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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留白不等于空白，这就区分开了质朴平淡和拙劣的文笔。汪曾祺写“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能让读者不胜唏嘘，是因为情绪在将发未发之时，文字戛然而止，弦外之音却绕梁不绝。
我们来对比一下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其实，赵丽华何尝不是想将读者带入一种情感氛围呢？孤身一人来到他乡，做的馅饼再好吃，又与何人说，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一种情绪。但缺乏了一个慢慢积累，直到濒临决堤的过程，那么文字停下了就是停下了，留下的只能是索然无味的空白，而不是余韵。
平淡更加不等于堆砌。“古道西风瘦马”，三个名词都很平淡，但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故事。同样的场景，写“井栏院墙篱笆”，就只不过是张施工图。
所谓“大味必淡”，看上去再平淡，终究还是要有味道才行，这就是两种文笔的区别。
如何看待 B 站视频揭秘卢本伟《绝地求生》开挂，被卢本伟寄律师函以“告上法庭”恐吓？

想具体谈谈律师函的性质，发现 @逻格斯 已经捷足先登了，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链接：知乎用户：如何看待 B 站视频揭秘卢本伟《绝地求生》开挂，被卢本伟寄律师函以“告上法庭”？）
在这里强调一下，律师函不同于起诉书，律师函也不是提起民事诉讼所必须经过的法庭程序。真要想起诉的话，向法院提交起诉状并抄送被告即可，不需要提前以律师函的形式通知被告，完全可以“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
其次，律师函并不代表对法律问题的正确解读，仅仅是基于客户所提供的信息，按照客户需求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如果客户提供的信息错了，法律分析再准确，结论也很可能不正确。譬如，如果律师函中称对卢本伟开挂的指控构成“诽谤”，而有证据表明卢本伟确实开挂的话，诽谤就不可能成立，因为无论民事还是刑事上的“诽谤”都要以捏造事实为前提。除非，卢本伟举证称自己在直播时并没有被蛇咬伤，或者更深一层，举证称自己近期和UU没有共处，因此“松鼠打不过仓鼠”称其“中了蛇毒”属于诽谤。（我倒是很期待法官看到这一主张时的表情。）
既然说真话不能构成诽谤，那是否可以构成侮辱呢？这关键就要看“松鼠打不过仓鼠”的行为是否具有民事侵权法意义上的主观过错，是否造成了自己人格权和名誉权的损害。
“毒”在电子竞技和游戏直播中是一个广泛被采用且不带侮辱色彩的诙谐说法。例如，说黄旭东“一口毒奶”并不会被理解为指控黄旭东在吕布、明皇等人的饮料中下毒。游戏直播领域有其特定的文化现象，例如，尽管现实中在的杭州市拱墅区的确可能存在一家“拱墅驾校”，但网友说孙一峰是“拱墅驾校校长”，并不代表捏造孙一峰从事该行业的事实，也不会被理解为贬低（或者抬高）杭州市拱墅区驾驶学校的教学水平。
当然，卢本伟可以向法官举证科普“蛇毒”这个词的来历，甚至称up主的言论侵害了他和UU的隐私权。但同样，up主也可以列举其他游戏直播中出现的“蛇毒”梗，证明该言论行为本身没有主观过错，而仅仅是在使用电子竞技中常见的诙谐说法，俗称“玩梗”。另外，“开挂了”也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网络用语，除了指对方使用作弊手段不正当进行游戏之外，也可以是指对方水平高超，智勇双全。称对方开挂，和人格权、名誉权上的损害，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
从法律以外的角度，卢本伟执意起诉对自己有百害无一利。按照网络热点事件正常的规律，这件事迟早也会淡出公众视野，然而诉讼过程就意味着将热点的持续时间继续拉长。更何况，随着现在庭审过程的公开性大大提高，双方举证的过程，就是大家眼睁睁看着更多实锤接踵而至的过程。
最后，千万别告诉他你家地址！！
如果只需提供简单法律服务，律师费可否低至咨询费12 元一小时，200 元出一次庭？

这个话题下的讨论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状：面向弱势群体的低价法律服务在我国的确有需求，但目前的市场并不能很好的满足这一需求。
对此，我认为可以效仿美国法学院的做法，以“法律诊所”（Legal Clinic）的形式，以类似选修课的形式，让在校学生在老师或者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面向特定类型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帮助撰写法律文书，并获得金钱和学分的回报。
下面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方案：
题目中所说12元一小时，200元一次出庭的报价，私人律所不可能靠这个活着。一方面，律师不可能将100%的工作时间都用于提供计费服务。就好比出租车司机要开着空车到处揽活一样，律师的工作时间也要分配到招揽业务，对外宣传，协商代理合同等，这一部分“空驶费用”也需要摊在收费里补偿；另外，法律服务也并不是纯粹光靠脑子想就能提供的，也有其他的成本，例如租用办公场所，购买法律数据库，购买办公耗材等等，这些开销也需要摊在成本里面。这样一来，一名律师照这个费率干一个月下来，给律所创造的效益可能还不到两千块，自然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既然市场无法提供，那能不能由政府提供呢？在刑事辩护领域，我国已经有比较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目前一些城市已经试点百分百保证被告人可以获得辩护律师协助，有的是通过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的是通过私人律所提供，由政府买单。然而，这一模式放到民事诉讼里面就行不通了： 很少有人会为了获得免费的律师协助而故意去犯罪当刑事被告，但的确很可能有人会蹭免费的民事法律援助。还记得广州亚运期间，政府宣布公交地铁一律免费，结果当场人满为患。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宣布满足特定条件就可以免费请律师，会是什么后果？另外，在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转移支付必定伴随着损耗，就像是用有缝的水桶打水一样，转移的次数越多，浪费越大。政府从律师事务所采购法律服务提供给他人，实质上也是一种转移支付，其中难免会有浪费，甚至贪腐。
又要控制价格，又要尽可能减少财政补贴，这样看来，由在校学生提供法律服务也许是一个解决方案。从供给方来看，学生看重的不仅是金钱激励，而且也有动力为了获得学分，积累实务经验，拥有充实的简历而在上学期间从事兼职实习工作。12元一小时的待遇，虽然非常低，但从现状来看，一天只有四五十块餐补甚至完全无偿的实习工作也有人愿意干，而且经由学校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这样的项目，还可以获得学分，会有学生乐意从事。从需求方来看，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需要打官司解决，有的时候只是想找个明白人问问大概；有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要打官司死磕到底，而只是将起诉作为一种表示姿态的维权手段，只需要通过规范的程序将文书材料递交上去。这样的需求，不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全程陪伴，在校学生也可以协助解决。而且，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就连最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只要掌握了基本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在线咨询的方式和本地大学的法律诊所建立联系。这样的模式，据我所知国内已经有一些院校开始了尝试，但普及范围依然有限。
法律诊所在美国法学院已经非常普遍，有的学校甚至将参加法律诊所或者其他的实践项目作为毕业要求，鼓励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其中。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租房、社保、医保、劳动保护、交通违章、个人借贷等等中低收入群体经常遇到的问题，都是法律诊所需要经常处理的，指导法律诊所的老师和与学校有合作的律师已经积累了相当多可以重复套用的模板。
当然，这一方式在国内推行，困难肯定也不会少。学生和校方难免心里没底：万一给人弄砸了，对方不乐意闹到学校，到底怎么担这个责任？学生自身的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另外，由于这毕竟是个新鲜事物，律所和其他的雇主对于简历上这样的经历不一定认可，学生自己一开始也不一定认为此类经历有多少含金量。这两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花一些功夫，慢慢地摸索，逐步去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