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明亡的历史中学到过哪些历史教训？

最在意明朝灭亡的就是清朝，清朝几乎把明朝所有失败经验都总结了一遍，并且严厉实施，因为明朝灭亡经验也就清朝能用上。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第二、清代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
第三、对于皇族的控制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第七、对于太监力量的使用
第八、取消各种籍贯制度，允许无地农民出卖劳动力

第一、总结东林党经验，严禁结党
清军刚入关夺取天下不久，明朝降清士大夫群体发生南北党争，让多尔衮和顺治就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这是用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用尽政治智慧，才勉强压下党争。
东林党对明朝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多尔衮和顺治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后，把抑制党争列为头等大事。
顺治十二年撰写了《御制人臣儆心录》内容分为营私、值党、矫志、好名、附势、作伪、旷官、徇利，并且告知大臣：党同伐异、门户相持、援引朋类并将受到重处。
然后又在顺治十七年，禁止士子会盟结社，严禁官员私下聚会，并且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官员夜宴习惯。
以康雍乾三代在对待结党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康熙年代儒林士子结党被禁止，但是新的党争形式出现，就是以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臣之争，所产生新的党争，当康熙全力把两党打掉后，又出现以诸子夺嫡所产生党争。
亲身经历党争的雍正上台后，加大了对于结党的打击，雍正二年，雍正以批驳欧阳修《朋党论》为开端，打击党争现象。
将八爷党残留的中坚力量进行了打击，打击完八爷党后。然后通过谢济世案，又打击了新的结党方向，并且有些激进，但是成功的打击了结党现象。雍正最讨厌的结党现象，又出现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年羹尧身上，于是年羹尧就成了新的打击对象。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初年，朋党又变成满洲党和汉人党，这让乾隆警惕不已，满洲党领袖鄂尔泰，汉人党领袖张廷玉，张廷玉成了汉人党领袖，这是雍正死也没想到的。但是乾隆首先把目标放在打击鄂党上，结果乾隆用了前后二十年，终于把鄂党连根拔起。
乾隆时期朋党力量基本出于零星结盟状态，但是乾隆连最后的火星也掐灭想，于是禁止大臣结交王室，所以哪怕乾隆宠臣和珅，权力在盛，再不敢大规模结党，被抄家时只有少数官员被连累。
但是到了清末，清朝还是灭于新时代的党人手里，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吧。
第二、清代完成了最后的中央集权
既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干了这个朱元璋一直都想干的事情。雍正彻底废除丞相制度，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也就是现代的办公厅制度，省、道、府、县四级官员只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废了很大努力废除的丞相，最后权利却还是落在了大学士手里，功亏一篑。清代雍正之前，中国传统王朝到最后，总是变成儒家阶层和皇权平衡的状态，丞相这个官职的权力总是会超出皇室的控制，军机处的出现，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 从制度上解决了丞相以及大学士制度。
军机处做开始只是负责西北军机作战的几人小组，然后雍正发现军机处对于集权统治的好处，开始慢慢把军机处改变成“秘书处”和“全国机要中心”，军机处始终都没有正式朝中列编，也就脱离了传统朝廷文官体系管辖，人事权控制到了雍正手里。
同时也把军务从兵部彻底划入皇帝直接管控，从此再也没有宋明两代对于武官充满矛盾的控制。
宋明两代，由于军务始终归兵部管辖，由于对于军人的恐惧，军人地位低下，导致很多军事行动武官无法发挥重大军事功能。武官体系是宋明两代最大不稳定因数，也让国家缺乏战斗力。清代雍正把军务握在手里以后，才敢大胆裁撤八旗，转换了八旗隶属关系，去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随着军机处负责事物慢慢走上正轨，很多职能发挥出巨大力量，这才有后来乾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准噶尔问题的军事力量。
在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的职能越来越现代化，袁世凯的内阁制度，就是直接在军机处制度上建立的。
第三、彻底的把皇族权力关进笼子里面。
明亡时，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起义军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恨如此强烈，起义军用各种酷刑对待朱氏子孙，多数朱氏子孙最后因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而死掉。
明末时，朱氏子孙掌握全国近半数良田，消耗大量全国粮赋，但是崇祯为军费奔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朱氏子孙出来捐献家产保住明朝。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各地藩王起兵，但是各自为政，最后明朝各藩王被清军逐个击破，无一成事。
所以清朝对于皇室的控制，和明朝相比手段狠辣异常。从顺治开始，皇室成员全都被命令居住在京城之内，王位继承借鉴前朝“世袭而递”，并规定“无故不得离京六十里，擅离者与谋反同罪”。
亲王和郡王的管制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在京城中被人秘密监视，而被派到地方上的公干亲王更是被严加看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离开，那就是重罪。
最后他们不能结交大臣，前朝的许多王爷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而到了乾隆时期，乾隆严禁大臣与皇族交往，并且严密监视，若是王爷们与大臣结交被发现的话，便是重罪，甚至是直接死刑。
关于封地，所有王爷封地直接由内务府管理，而王爷不能直接对自己封地进行管理，杜绝了清代皇族像明代皇族那样鱼肉百姓，这个巨大的笼子就叫北京。
所以直到清亡，都没有皇族王爷起兵一说。
第四、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
所谓的“道统”，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贤达士人的所普遍认同道德理论体系，是士人们所颂扬同时也是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
明朝皇权与儒家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抗，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政统"转而坚守"道统"。
所以明朝士大夫由宋的“立功”纷纷改为“立言”，清代以前“道统”始终掌握在儒家领袖手中，这也是明朝到了后期，皇权与朝中大臣对抗加剧的原因，许多大臣为了立言，纷纷牺牲生命，可是最后直到明亡，明儒却没有崖山整个宋儒士子群体的刚烈。
为了重蹈明朝覆辙，清朝从康熙开始把道统归于皇帝手中，对于所有想把道统拿到手里的大儒进行严厉打击，保证整个儒家阶层和皇权保持高度一致。
而清朝的文字狱，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维护道统所做出的行为，文字狱震慑了儒家精英，让他们不敢对道统伸手，乾隆写了四万首诗，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维护道统的表现，只是质量不够数量取胜。
这也是天平天国时期，儒家精英纷纷出来对抗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道统对于清代科技的影响在下面这个链接。
第五、完成税收改革
明末大商人与东林党结盟，甚至有的东林党人直接进行经商活动，商税明明是朝中重要经济支柱，但是却始终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之后总是反反复复，需要万历皇帝培养自己力量才能把商税收上来，万历之后每次想要收商税，都会被东林党抵制，税收上的重农轻商，导致明末军费开支紧张。
同时士大夫群体免税政策，导致大量土地被归入士大夫名下，导致农税也无法有效收取。所有税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最后农民不甘盘剥，最后纷纷起义，农民军李自成进入北京。
首先康熙时期定下了永不加赋基调，然后雍正更是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并且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于是彻底解决了士大夫群体的免税缺陷，穷困农民没有了纳税负担，雍正时期对于官员逃税惩罚极其苛刻，导致不少官员士绅因逃税被抄家。
清代建立一套标准的商税收取制度，其中最大份额为盐税、茶税、矿税等，各种税都有明确的收取制度，并且清代商人地位较明代有了极大提高，清代国库充盈才让国家有频频向西北动兵的基础。
第六、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
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藏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
光是东北就产生了北魏鲜卑人，高句丽，大辽，金，以及满洲，所以清代对于东北就有了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东北封禁政策。
从表面看东北封禁政策是保护满人龙兴之地，维持东北满人纯粹性，可是从康熙七年到乾隆末年一百年多年里，东北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状态，到康熙末年，东北已经是大片土地荒芜，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对东北封禁更加严格，导致东北除了驻兵外，满人人口持续减少，大量满人流入关中，以至于1860年朝鲜族沿江而上进入东北，竟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耕种。
东北封禁政策实际上消弱了留在东北满人的力量，康雍乾三代对于东北持续封禁，导致东北人力空虚，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被沙俄侵占了大量土地，这和东北封禁有极大关系。
然后雍正开始将八旗旗主与旗人关系分割，从此八旗旗主失了对旗人的号召力，八旗从部落关系变成政治关系。
蒙古草原的威胁一直是中华史书上的主题，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土木堡之变，蒙古草原虽然民族更替频繁，对于中原威胁始终不变，历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把草原主人打败，甚至逐出草原西遁，但是总会有新的民族占领草原，在中原虚弱的时候侵犯中原。
明初明军甚至远征鱼儿海，把蒙古王庭剿灭，可是没有一百年，一场土木堡又把明朝拽如下坡。蒙古草原就是一块充满巨大魔力的土地，中原王朝只能打败草原人，但是从没有让这里臣服过。
金人就曾经意识到蒙古人可怕，进行了持续的人口消减政策，人口消减就是血腥的杀戮，但是蒙古人没有被杀绝，反而壮大后吞掉金朝，于是到了清，清不再进行原始的杀戮政策。
而用综合手段控制蒙古，核心就是分裂蒙古王公，让蒙古王公分裂成小的部族，再也无法通过侵吞其他部族壮大，但凡有侵吞其他部族的部落，就会联合其他蒙古部族将其剿灭，最有名的准噶尔部，从康熙到乾隆三朝，持续七十年将其剿灭。
其他手段包括封爵制度，和亲制度，封爵制度让蒙古王公爵位世袭，杜绝了以前草原上强势王子夺取王位的养蛊习惯，不再有强势王爷诞生。然后将划分领地，从此各个王爷开始执着于保护自己领地，为了保护领地必须依靠清廷保护，于是整个草原失去以往的狼性。
通过和亲政策，让草原享受清廷的政治红利，整个草原部族在清廷有意挑选下，纷纷参与皇室婚姻之中，成为了清廷一份子。
皇家族谱《玉碟》记载, 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间, 满蒙联姻“共595人次, 其中出嫁到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 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
于是整个草原都和皇室有各种牵扯不断关系，蒙古草原从此彻底被收服，蒙古变成朝廷主要兵源地，清末的僧格林沁骑兵就是清朝平叛的主要武力。
藏区在明一代始终是臣而不服，乾隆时期，乾隆先后通过大小金川之战，武力制服藏区后。最关键的手段是把宗教权握在手里，也就是金瓶掣签，并确定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的多极对立，从来不让一方独大，然后确定转世灵童产生地，由清代皇帝确定后方能就任。并且让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寻找转世灵童的权力，保证内部势力因为权力争夺，寻求中央保护。
通过驻藏大臣控制西藏的官员任免，财政、军事、外交等权力全部归驻藏大臣，活佛班禅只保留少量权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制定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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