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会完全脱钩吗？

今天不谈资还是社这样意识形态的问题，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国与国之间基本是利益决定的，而非意识形态，中美也有过蜜月期，也有过和平典范这样的合作项目，商人主导的经济体往往利益大于一切，那么中美的关系会越发的走向对抗，最终还是双方利益冲突决定的。
是什么利益让双方走在一起？
1）现在看来我国是当时发展需求与劳动力过剩，从零开始与合作学习效率是不同的，而美国资本的需求则是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我国出人出地出资源出补贴，美国出技术出钱，利润共同分，大量的西方企业来我国办厂，加入wto以后往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输送着廉价的商品，在国外买东西仔细翻一翻，很可能写着中国制造，这就是高性价比劳动力所节省的成本，当然美国资本也在合资中拿走大量的利润，美国的居民则用上了更廉价的商品，比如冰箱洗衣机电视。
2）我国的GDP从03年开始爆发式增长，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不管用哪些商品换来的美元，最终信用货币的来源还是美国，相当于真实的商品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要将承载信用的货币输出即可，甚至都省去了纸币的成本，只是一串数字，尤其是布林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不再承诺外国用美元换走黄金，我国一直往外输出真实的商品，外汇储备巅峰时可达到4万亿美元，可以想象美国用信用换走多少真实的商品，支撑其居民消耗。
3）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总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转变，中国和日本，持有者规模相当的美国国债，首先要知道国债是干什么用的，美国的公共支出，就比如这次给每个成年人发放1000美元的补贴，你购买我国的国债相当于支持国家建设，同样的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有利于美国的公共建设。
中美合作是双方利益的共同需求，我国成了世界工厂，通过对外开放，当时过剩的劳动力被挖掘，通过外汇储备建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捆绑，几十年维持住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质的提升，GDP体量稳坐第二的位置。美国则在合作中分得技术壁垒的利润，并且往往是大头，享受到极高性价比的劳动力红利，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可以输出美元信用，换走我国大量的真实商品，其居民的平均消耗是我国的好几倍，我国居民生产，美国居民消费，再加上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又通过国债的形式回到美国，支撑起政府的公共支出，各取所需，利益永远是不骗人的。
为何又要进入对立？
1）我国人口红利耗尽，迫使我国放弃以往与美国的合作模式，财富不会凭空创造，中美合作时期的利润都来源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与极长的劳动时间，说来也有些伤心，国内的合资企业中员工的闲暇福利反而更高，反观纯内资的企业则更加擅长普及狼性文化和996的方式来压榨劳动力，这是题外话了，回到正题，以前我国凭借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波婴儿潮积累的大量人口红利助推了几次大的经济迸发，首先是60、70年代的婴儿潮助力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蓝图好也需要人来干活，80后婴儿潮刚好享受到全面普及的义务教育，为日后的加入wto后产能需求最大的劳动力支撑。也正是廉价劳动力和超长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是中美合作根本的利益来源，以前只是如何分蛋糕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了，人口红利正在耗散，60的劳动力红利也逐渐进入消耗大于产出的退休年龄，而新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00后比90后少4700万，这可是2020年以后的劳动主力军，不出意外即使放开二胎，10后也将比00后少上千万，劳动力数量结合人口结构，创造出来的财富我国自己都不见得够用，甚至不惜动用舆论的力量来支持所谓的996，人口少了，产出怎么保证？当然是延长劳动时间，但人总是要休息，即使极端压榨劳动力时间，也还是有上限的，随着老龄化消耗人群的增加，自己创造的财富都不一定够自己用，比如养老和社保的支出都要嫁接到年轻人头上，没有多余的利益分给其他国家，这也决定了我国必然要放弃以往和美国的合作模式。
2）中等收入推高的劳动力成本，正如上文所说，高性价比的劳动力是中美合作利益的来源，但大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模式合作，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低端产业链的中等收入带来更高的生活成本，又面临诸多社会、经济、环境等内部问题，逐渐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比如食品价格增长10倍，但薪资不涨的话是社会问题，涨的话又会降低劳动力的性价比，丧失合作的基础，所以大部分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资本将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性价比更高的地区后，留给地方的是极高的生活成本结合失业率，失业率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注意中等收入陷阱与体量无关，与生活成本、劳动力报酬、制造业利润有关。而未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会进一步提高，有以下几个原因，出生人口决定了未来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决定了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国内的高通胀会提高汇率换算下来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每年生活成本涨而薪资不涨，长期下去会出现社会问题。在西方看来你做个打工仔不好吗？但其实变相的等于你慢慢堕入中等收入陷阱。他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产业链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比如东南亚和印度（现在已经在做了），而我国的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则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当然历史也指明了只有科学技术的突破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谁掌握现代制造业核心技术谁就有主动权，科学技术可以增加劳动者的平均产出，相比于无脑的压榨劳动时间，是一个更聪明的做法，将以前技术壁垒分给西方国家的利益自己吃掉，这其实就直接触动了中西方合作的基础，并且对我们来说更加迫切。
3）疫情下各自的问题加速了脱钩，对于我国来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低估了房地产泡沫的对经济带来的方面影响，房地产泡沫的隐性税收，可支配收入在我们这边还要修改一下，因为房子的成本最大比例来源于土地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两个城市工人价格、原材料价格差距不大时，房价可以十几倍差，其实从居民手中流入政府手中的钱都可以归入到税收，只不过不像契税写的那么清楚罢了，这种事情很多，包括企业、地方、垄断都会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居民的压力会更大。以往国际贸易畅通的时候，国内的消费能力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那么迫切，但疫情打乱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巨大的产能需要在国内消耗掉，也就是所谓的建立内循环，解决不了分配问题，居民由于分配和承担了隐性税收，可支配收入就那么多，衣食住行医基本生活陈本就占了绝大部分，有多少能用于其他产能的消耗呢？所以扩大内需和内循环在缺少居民可支配收入支撑下都是不可靠的。只能对外扩张，而对外有两个主要的战略，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其实是一回事，首先建立起对外产能出清的网络，将产能稳定的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然我们自己建立的网络也就支持人民币结算，这当然符合国内的利益，必然触动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对于美国来说，从世界吸血的最直接手段则是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方面不停的向外输出美元信用换来商品，另一方面任何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将在美国量化宽松中财富被掠夺，美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货币政策往往都是最优先使用的，无上限的开启量化宽松稀释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自己的商业线路，比如以后的能源和粮食不再依赖美元外汇储备来进口，就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挑战。
总结起来，中美由合作转向竞争是合作基础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通过技术壁垒和美元霸权分得大量的利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迫切寻求收回将要分出去的蛋糕，措施则是经济结构转型和寻求技术的突破，摆脱对西方技术壁垒的依赖，另一方面，对内建立内循环由于分配问题和隐性税收必然困难重重，更加急切的建立对外的产能出清网络和人民币结算体系，科技创新触动西方技术壁垒转变利益分配方式，人民币国家化又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从合作转向竞争的来源于各自利益需求决定的。从这个方向来看，我国更像是进攻的一方，而西方则要守着自己建立起来的全球吸血体系，比如限制科技企业发展和抹黑一带一路，中国哪怕有再多的银行或者国内垄断类公司营收进入世界500强他们都不会在意，这只是窝里横和财富的内部转移而已，但你有几家科技型企业就不行。国内的劳动力红利消散越快，老龄化越严重，我国的攻势大概率就会越猛烈，毕竟近十年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掠夺已经把居民财富和消费能力压榨的所剩无几，对内建立内循环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现在看来对外扩张来转出经济下行的机会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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