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是不是小农经济？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当然是小农经济，但小农经济总比抽税无度要好。
很多人论述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优越性时，喜欢从产量增加让农民吃饱饭的角度入手，这个思路实际上错了，因为真正让农民吃饱饭的不是产量增加，而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后从农村提取的社会财富少了。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后，实际上让农村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来自公权力的垂直掌控，实现了农村地区的去动员化，这种去动员化当然不是某些动员爱好者所喜欢的，但它事实上大幅抬高了对农村进行直接管控的行为成本，从而减少了对农村社会财富的提取力度。
这与近些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相呼应的，近些年来史学界有一个重大研究成果是，导致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原因往往不是什么土地兼并，而是户口消失带来的财政破产。
在古代封建王朝，很多时候农民宁可把自有农田卖给地方豪强当佃户也不当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因为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会被朝廷编户齐民，被计入户口，而被计入户口后，你不光要向朝廷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服兵役，服劳役，而服兵役和服劳役很多时候不仅没有报酬，相关开支还要自己承担，于是农民们宁可把土地卖给豪强大户，成为豪强大户的佃农，也就是所谓的“隐户”，也不愿意当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因为向豪强大户缴纳的地租往往少于朝廷征收的赋税，还可以通过豪强大户的庇护以躲避兵役和劳役，从收益角度来看依然是赚的。
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搞编户齐民和确籍土断都非常困难的原因，不光豪强大户会激烈反对，就连他们手下的佃农都会积极配合，朝廷的官僚到地方上去，面对的不是地主和反对地主的农民，而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地主和农民，农民们宁可给地主老爷打工，也不愿给朝廷交税服役，因为地主收租也就要钱，朝廷抽税那是要命，朝廷搞基建，是动辄把民夫抓去修宫殿，修河堤，修工事，而地主搞基建，往往是修桥铺路，修河堤，修水利设施。
朝廷抓民夫，往往不给工钱，还要自备干粮，地主招工，起码管饭。
换你，你愿意给谁干活？
豪强士绅的嘴脸再难看，在很多时候也比朝廷命官要好，这是豪强士绅得以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不是大户有多好，而是朝廷没人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农民自然宁可当佃户。
就好比你是一个元末农民，盐枭张士诚和色目税务官，让你二选一，你选谁？
很多时候，导致吃不饱饭的不是什么生产力落后，而是对农村社会财富的掠夺性提取。
很多人喜欢津津乐道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没有人多问一句，那些空出来的差价，是留给了农民，还是被变本加厉的提取走了。
集体经济时期就有这个问题。
比如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粗略估计只有280亿斤，最多不超过300亿斤，但当时河南方面上报的产量是702亿斤，各县按照这个虚构的指标进行粮食征购，那结果自然是农民掏空口袋里的每一个子都满足不了要求，而上头一看征购指标完不成，就认为农民是“瞒产私分”，然后开始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毕竟按照报上来的产量，交齐征购指标应该轻轻松松，剩下的粮食还足够吃用，那么征购指标完不成，自然只有“瞒产私分”这一个解释，于是就运动了。
运动的具体流程和细节就不谈了，谈了有些人又不爱听。
就像你本来只是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社畜，结果上面按照月入一个小目标的标准对你征收个税，那你不破产才是咄咄怪事。
集体经济时的中国农村是通过兵营化的管理让农民无法摆脱被抽税的身份，且这种经济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庄园经济特征，在那个时候，国家就是庄园主，而各级官僚类似于包税人：
1.农民与土地深度绑定，且几乎无法改变这种绑定关系，在那个去邻县要饭都要开介绍信的时代，一个人几乎无法脱离自己所属的户口单位，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之间从社会角度来看完全是两个物种，而且这种深度绑定具有代际传承的特征，农民的后代还是农民，无法自由选择职业或者脱离户口单位，农民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摆脱这种与土地的深度绑定关系，比如极其稀有的城市招工，比如当兵，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法摆脱农民身份，进而也就无法摆脱被抽税的身份。
一大二公时期，农民的户口身份进一步垂直化，导致的结果是集体越大，农民受政治干预和财富提取的烈度越甚，大利维坦提供背书，于是小利维坦们为所欲为，一平二调三收款“共各种产”，乃至连墙上挂的大蒜都不放过就是这么闹出来的。
有人说小农经济导致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而集体经济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风险，这纯属扯蛋，因为实际情况是集体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风险来源，小农经济最多应付一下天灾，集体经济除了天灾，还有没完没了的人祸。
当年对于四处流动，外出寻找生计的农民有个称呼——盲流，当时社会上对盲流群体是极尽鄙夷，嘲弄，排挤之能事的，但每年依然有大量农民加入盲流群体，导致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改开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旺盛，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新的，还算是体面的称呼，叫“农民工”或者“进城务工人员”，后来在农民工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兄弟”以表达一些虚情假意的亲切，再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又有了一个称呼叫“新市民”。
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年农民为什么顶着被歧视排挤鄙夷嘲弄的压力，也要坚定不移的去当盲流？
不就是因为哪怕是盲流，也比呆在农村集体里要好得多吗？
2.农民需要从事大量的义务劳动，这类义务劳动往往繁重且几乎没有报酬，比如今天要引洮上山，你去干活，明天要深挖土地，你接着去干活，后天要大干三十天，彻底消除XX河水患，你还是去干活，农民就像被随意摆弄的零件，要为了上级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心血来潮而从事繁重的义务劳动。
而且很多时候此类义务劳动艰苦，困难，且毫无意义，没有作用，比如某些人喜欢挂在嘴上并且评功摆好的所谓水利工程，那个年代由于缺乏科学的工程规划和有效的水文地质勘测，再加上政治挂帅横行，导致很多水利工程有工程质量低劣，项目规模“小，散，乱”，盲目上马，胡乱施工，粗放管理，野蛮使用的问题。
那个年代的水利工程流行一种玩法，叫“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出来的，对土木工程有常识性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么做有多滑稽，此类项目不仅不能达到促进和保障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导致了水系紊乱，生态破坏和社会矛盾，这根本不是水利工程，这叫销毁社会财富。
例如著名的大型销毁社会财富项目三门峡水库，把几乎没有水患的渭河闹出水患来，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修个小浪底给它擦屁股，再比如为了争水而导致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发生激烈争斗，甚至出现数百人规模械斗，几次差点被人炸毁，闹到90年代才消停下来的红旗渠，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70年代和80年代对全国水利工程进行勘测和统计时，发现相当一部分那个年代搞出来的水利工程根本就不可用，而且缺乏维护管理，使用粗放野蛮，充满安全隐患，比如1978年调查中发现，洛阳地区的400多座水库里有135座根本无人管理，全洛阳地区59%的水库都是病险水库，很多水库设计施工粗糙拙劣不科学，连防波壁，泄洪道，排水渠都没有，甚至还有用泥砖简单垒砌的。1974年进行的调查显示，陕西省境内33%的大型水库，55%的中型水库，64%的小一型水库和25.6%的小二型水库都是病险水库，80年代进行复调时发现，很多水库甚至连设计资料都没有，完全是靠施工人员现场脑补出来的方式建设的，整个建设过程堪称“俺寻思”式的绿皮科技。
请问这种“水利工程”有何意义可言？
3.统购统销对农村社会财富的超量提取导致了农村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那些过于辣眼睛的事情就不说了，你们都懂，说个正面一点的事情，1961年颁布农业六十条之后，农民的处境相对而言有所改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
生产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应该定下来。在目前情况下，可以一年一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两年或者三年一定。粮食征购任务定下来以后，在正常年景，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
这条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放卫星的问题，因为就算你放卫星，征购指标也不变，这导致官僚无法把卫星转化为政绩，放卫星变得毫无意义，放卫星没了，按照放卫星的产量来确定征购指标也就同步消失了，于是农民得以留下足够的口粮，处境大为改善。
另外还有一条
对于超产粮食的生产队，可以把一部分、大部分或者全部超产的粮食，奖给他们。对于超产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队，也可以适当地提高这些产品的留量。
这不就是某些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最见不得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吗？我提醒一下，农业六十条可是毛的得意之作，他都不反对生产积极性的说法，你算老几？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为什么好？好就好在它部分切断了高度垂直的政治权力与农民个体的直接关联，让农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动员化，让农民一定程度“隐户”化了，不用再被超量提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修那些屁事不顶的“水利工程”，同时分田单干让农民再次耕者有其田，可以自负盈亏，还能自由选择职业，让农民可以摆脱户口的限制进城去尽情的“盲流”，相当于是农民同时享受到了自耕农自负盈亏的好处和隐户可以躲避劳役重税的好处，这才是吃饱饭的基础。
后来的三提五统合交杂费，本质上就是分田单干，农民隐户化之后，财政收支开始难以维持，于是试图向已经去动员化的农民重新进行动员化的社会财富提取，本质上是集体经济模式在财政层面的一次复辟。
按照规定三提五统等税费不得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这是红线，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指标高度依赖各级乡县政府的统计数据，而财政收入又是各级官僚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于是地方政府就热衷于通过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提高三提五通的收入。
例如1997年湖南省农业部门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00元，统计局为了政绩，又开始放卫星，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2037元，两者按5%的红线计算的农民三提五通负担之差达到27元。
辽宁省某些地区上报到统计部门的农民人均收入长期比实际收入水平高出很多，到1998年已经高出123%。
湖北省某镇统计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431元，1993年为888元，9年时间只增加了1.04倍，但是到了1996年突然暴涨至2146元，仅仅3年时间就增加了1.44倍，这显然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卫星复辟。
广西壮族自治区某村，1997年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00元，并打算以此为标准计算三提五通的应收金额，后来经检查组对有代表性的5户逐笔核算收入，发现实际人均纯收入仅为1170元，上报收入比实际收入高出一倍。
以上种种事例，和当年河南粮食产量只有280亿斤，最多不超过300亿斤，但上报产量702亿斤，然后以此为标准搞粮食征购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典型的卫星复辟嘛。
万幸的是，由于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农民的生计和自身户口关系的刚性绑定已经大为缓和，可以自由流动并去城市里碰碰运气，这让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面对社会财富提取他们不再只能逆来顺受，他们可以规避，可以对抗，大集体的解散让公权力对农民的规避和对抗手段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去动员化的社会结构让农民不再依赖户口身份才能维持生计，用动员化手段对去动员化群体抽税引发了激烈反弹，提取社会财富的收益无法覆盖成本，很快这一套办法就难以为继。
比如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曾说出过“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李昌平，在他写给上级的信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
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
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
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
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这封信基本上可以解答大部分疑问：
1.对农民来说，死也不做农民，谁爱做谁做，当鬼也当城市鬼，是一种基本常识。
2.你收我税，我就润城市，我进了城市照样有生计，你卡不了我脖子。
3.我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大集体砸我的碗，管我的事，堵我的路，谁也管不了我。
另外这封信里还提到了这么一种情况：
上级来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
这和公社时期的卫星行为有什么区别？李昌平在这封信中还说了这么一段话：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与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
上一次提到浮夸风这个字眼，不就是卫星时期吗？
由此可见，三提五统不仅不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带来的，反而是集体经济模式下卫星政绩的一次复辟，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通过打碎原有的大集体社会结构，解除了农民生计和户口身份的绑定，恰恰让农民摆脱了公权力的纠缠，使农民有了规避和对抗三提五统的办法，让农民免于吃二茬苦遭二重罪，实在是活人无数，功德无量，万家生佛的伟大制度设计。
试想，要是没有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打碎了原有的大集体社会结构，继续实行集体化经济政策，让农民的生计和户口身份继续刚性挂钩，让农民继续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继续处于跨县要饭都得开介绍信的窘境中，那么当三提五统这种卫星政策的复辟落到农村头上时，农民还怎么通过“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的方式来逃避这种盘剥？
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它不是增加产量让人吃饱饭的工具，它是对抗盘剥的武器，这就是它最伟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