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上午举行，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

辛亥革命是一份伟大的历史遗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满清王朝，让“民主共和”的概念深入人心，所以，我们要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文、黄兴这些革命先辈。
但大家要搞清楚，辛亥革命，与后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几乎没有关系。
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救亡图存息息相关，大家想一想孙先生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指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汉民族的一场革命自强运动；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体现了孙先生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思想，我们长久以来把辛亥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有偏差的。
当时的同盟会、光复会、兴汉会、湖北新军等组织中，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也没有谁掌握了大资本，这些革命先驱，大部分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明封建官僚、留学生，甚至还有江湖帮会，当时建立临时政府的时候，甚至还有人挂起了朱元璋的画像...当时所称的“革命”，其实和“反清复明”区别不大。
同盟会、光复会革命先辈们的理念也是各不相同的，孙中山倾向于共和制，宋教仁倾向于议会制，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是民族主义者，对政治体制毫无兴趣，陶成章则是个“墨家钜子”作风，艰苦朴素，看“民国新贵”们极不顺眼。
孙文先生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起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崇拜过朱元璋、洪秀全，认为只要反清排满，让汉人英雄治理国家就够了；后来因为他的海外经历，觉得要学习美国的总统制；再后来，了解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党，就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理念，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甚至认为，他“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到“二次革命”，孙文先生的事业不断失败，每一次努力，都变成了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孙先生对旧的那套体系已经失望了。
1920年，孙先生曾经给苏俄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孙文先生开始注意到政党“组织度”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在国民党一大之前，没有真正的国民党，国民党也没有真正的纲领、宗旨、组织和纪律。
自同盟会以来，这个组织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更像是一个江湖帮派、利益联盟，讲难听点，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开会人都到不齐...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经感慨：“党与党员，不能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
说白了，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力、凝聚力，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如何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呢？国民党曾经号称“第一大党”，但宣传组织能力低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和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的区别。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真正的国民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深度参与到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去了。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号称有党员20万，广州分部号称有3万，等到改组登记注册的时候，发现只有3000人，不过十分之一，而且党和党员之间毫无联系。有了共产党的加入和帮助，国民党才有了真正掌握组织和基层的能力。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你会发现它更像一个共产党的党章，因为它直接用1919年苏俄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章》做的蓝本，国民党效仿俄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改组后的各级权力机关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区分部党员大会...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甚至也制定了“民主集权制”，“要实行党的德莫克拉西， 凡是党员的意志，随时要表现出来，而成为党的意志，同时要拥护党的机关，依照党的意志切实执行..."
但在具体工作中，比如组织、宣传等工作，都是优秀的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完成的，比如黄埔军校的招生，下层党员的纳新筛选，基层党部的建立，都是共产党人在完成，国民党机关党报上的著名文章，都是共产党人写的，北伐期间最深入人心的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共产党人陈独秀提出和诠释的。1926年，维金斯基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在做，几乎所有的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
举个例子，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来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这时候，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是辛亥元老胡汉民，他去了广州，便把组织工作都交给毛泽东，很多人都把他叫做“胡汉民的秘书”。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是黄埔军校上海考区的复试专员，很多鼎鼎大名的国共两党名将，都是他推荐去读黄埔军校的，比如著名的徐向前元帅，再比如国民党的上将胡宗南...
后来在广州，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在他担任宣传部长之前，国民党的宣传只限于广东一隅，他到任之后，立刻建议国民党中央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交通局”，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
再举个例子，当年国民党开办广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讲师里既有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官僚，但两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完全不同，国民党官僚来讲课就是混薪水的，高高在上敷衍了事；而共产党人来上课，是对农民工人循循善诱，把主义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有国民党人回忆，“更像是传道”！一堂课讲完，很多人恨不得立刻加入共产党。
国民党人除了左翼的廖仲恺、邓演达之外，一般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种行动力。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是靠着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形成的，国民党北伐，共产党人不但承担宣传、组织工作，还在各支队伍中担任先锋和军事指挥，如大名鼎鼎的叶挺、蒋先云；在北伐军进攻上海之前，周恩来甚至就领导了上海工人起义，成功拿下上海...国民党此时的所有战斗力，都来自于共产党提供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的能力。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
1927年之后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建立在对孙文先生的背叛上，不但背叛了革命，还背叛了孙文先生的理想和主义。
1924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将近80万普通注册党员，而等到1928年3月份，也就是上海的412和武汉的715之后一年，国民党员已经锐减到了22万。在地方上，地主乡绅旧军阀土匪反攻倒算，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
412屠杀后，宁汉合流，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试图开始土地改革，推广二五减租决议，由蒋介石的基本盘江浙两省的省县两级党部先行试点。结果尚在宣传期间就引发了严重的党政冲突。江苏、浙江很多县党部的减租公告刚贴出，就被县警察撕掉，有的县党部被当地县长带领保安团直接以“通匪”为由查封，有的县党部主任被县长以“通匪”罪名枪毙。

以蒋介石控制力最强的老家浙江为例：

天台县党部主任及随从被当地的“乡贤”枪杀。

武义县党部主任被当地的“乡贤”枪杀在党部门口。

某地党部主任被当地的“乡贤”扔进粪坑，党部被砸，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像被毁。

经此一役，412大清洗后幸存的国民党基层党务进步力量，彻底断送。中国当时最大的进步政党不再是党，从一个现代文官政府的雏形，彻底沦为各路土豪劣绅和投机分子的大杂烩。
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了县党部，农村中很难看到国民党党的势力，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员，基层的教师、公务员、各类工作人员中，都很少有国民党，基层政治，其实还是乡绅、地主、土匪们手里，有这个政党，没这个政党，没有本质的区别。
原本“大革命”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但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之后，不但对军阀开始“金元笼络”，还对帝国主义列强畏之如虎。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英国军舰为了阻挠革命，炮轰万县县城，制造万县惨案，炮击两个多小时，发弹300余发，万县城区33处被炮击，居民死亡604人，伤398人，被毁民房千余间。共产党人朱德、陈毅等发动万人抗英大会，要求扣留军舰，严惩凶手…但国民党方面杨森下令释放了两艘英国军舰，并压制了群众的反英示威斗争…
1927年3月，英美干涉中国革命，用舰炮轰击南京城，毁坏房屋无数，南京百姓死伤两千多人。蒋介石方面对美、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2000多人的“南京事件”一再退让，最后居然甩锅给共产党，把南京事件说成是共产党煽动而发生的，承认美、英为保护本国侨民“而不得已开炮轰击”。
1928年，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在济南遇到日军挑衅，残杀中国军人，制造济南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残忍虐杀…然而，老蒋对日本暴行一声不吭，下令不许抵抗，最后居然让我国军人“解除武装”、离开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离开后，济南民众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蒋介石对帝国主义一退再退，面对自己党内同志、本国革命群众，倒是强硬的很，凶残的很，从“四一二”到“匪区大烧杀”，倒是一点不手软，国民党基层党员被残杀数十万，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群众被屠杀数百万…
陈忠贞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结果就是，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这是在20世纪，离我们还不足100年，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饶恕的法西斯行为。
孙文先生一生致力于反帝反封建，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和帝国主义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承认满洲国，出卖东三省、出卖华北。
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成渝铁路修建协定》、《中美航空协定草案》、《中美海军协定》、《双边协定》、《中美农业协定》...使得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 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 ，全部被美国染指！
实际上，1927年之后，就没有国民党了。
那个领导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列宁式现代政党名存实亡，变成了官僚资本、新军阀、卖国买办、江浙财阀、青帮黑社会的大本营，成为了一具腐朽的僵尸。
今天对岸那些不是国民党，而是“反动派”。
孙文先生的宏愿，是振兴中华，是民族复兴，今天完成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抗击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土匪，解放工人农民，建立新中国，完成扫盲，消灭寄生虫和传染病，完成工业化，修建公路铁路，造航母，造火箭，上月球，上火星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
所有，我们才是辛亥革命遗产的继承人，而且我们走得更远。
“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