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三角债是怎么得到解决的？

你欲主宰万物，你终沦为奴仆。——《无期迷途·无厌》
三角债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延续至今，当下中国经济的种种困局，本质上就是形成三角债的原因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反复发作，这些原因始终未曾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一轮又一轮经济洗牌中，通过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方式越滚越大，终成今日局面。
引言
中文互联网上关于90年代三角债的讨论极其稀少，相关信息可以说是准空白状态，仅有的一点信息要么过于片面，要么缺失严重，中国社会关于三角债的集体记忆几乎是整体缺失的，但不知道和不重要是两码事。
三角债有多重要呢？简单来说，三角债这种连环债务形成的烂账一度曾经占据了整个中国银行信贷总规模三分之一以上，导致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事实破产，资产健康状况已经溃烂到连估值都无法进行的地步，当时中国的金融系统自身已经无法为自身的信用提供担保，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信用空位”的状态，人们继续使用这一体系不是因为这一体系还值得信任，仅仅只是处于一种行为惯性而已。
三角债危机时期的银行系统有点像间战期的德国马克，人们使用它并不是因为它还有多少经济信用，仅仅只是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
那是一次极为惨烈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它造成的后续影响之大，在相当程度上衍生出了1993年的银行支付危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的房改和90年代末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甚至与入世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抉择和取舍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甚至预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局，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同一条横贯中国社会的溃疡。
三角债以及形成三角债的诸多原因，以深刻的方式深度参与塑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直到今天，形成三角债的许多原因仍旧在继续塑造中国，你我皆是它的产物，受其支配，被其界定，我们今日面临的多数境况，本质而言就是换了个形式，规模变大，程度更严重的三角债而已。
人不能对那些决定了自己命运的事物一无所知，至少得有个大体印象，因此，三角债不应该被遗忘。
一地鸡毛
什么是三角债？三角债的特征其实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简单说就是“你欠我，我欠他”，但三角债的实际表现形式要远比“你欠我，我欠他”复杂的多，实际情况中，三角债往往不止三角，往往是多角债乃至循环债，整个债务链条上有几十个债务关系实属常态，而且这种债务关系往往是跨行业，跨地域，跨形式的一团乱麻。
实际情况中的三角债往往不像漫画里这样简单易懂，很多债权人和债务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家和下家是谁，90年代围绕三角债打官司时，很多人是在法庭上才第一件见到自己的债主/欠自己钱的人
三角债最初显现于1986年底，为了解决由于银根放松导致的经济过热问题，全国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各大专业银行集体收紧了信贷政策，这导致了当时企业投资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相互拆借和占用资金现象大规模出现，三角债随之出现。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不久，相关法律近乎一片空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状态下的公有制企业普遍不具备商品意识和市场信用，财务纪律更是一塌糊涂，企业间相互拖欠和拆解，地方上对资金的占用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常态，社会经济信用出现总危机。
当时三角债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以债务形式而言，白条，拖欠货款，代销占用资金，连环拆解，应付未付合同金，拖欠劳动报酬，三角债的存在形式名目繁多，除了债务链条漫长和债务关系复杂外，难以一概而论。
例如一份发端于山东某食品企业的应付未付款项，最后一路追溯过后，居然跋山涉水直抵湖南的某家具配件经销商，变成了一笔质押款，这属于常见现象，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最初债权人头上的情况，整个债务链条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不放的蛇，循环于整个中国社会。
这条蛇盘根错节，越长越粗，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剥离不开的一部分。
以债务规模而言，按照当时的初步估算，1986年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为200亿元，1987年暴涨至600亿元，1988年达到1000亿元，1989年达到2000亿元。
这个增速已经近乎于癫狂，不仅远远超越经济本身的增速，更超越了中国社会对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的综合承载能力，说难听点，也就是中国盘子大，撑得住，要放一般国家，这种高速增长且极度混乱的债务结构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到了1990年，三角债的规模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不堪入目的天文数字，具体情况恶劣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有关部门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真正重视并着手处理三角债问题。
这是一张1985年的工资条，在那个工资收入往往只有几十元的时代，中国企业就能整出动辄以千亿计的连环债务的狠活，只能说中国经济真是从来不缺乏超前性
以债务覆盖面而言，根据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庆正的回忆，当时有关方面测算，在1989年时，仅仅全国工业企业的不正常债务拖欠就有4到500亿元的规模，而仅仅数个月之后的1990年初，此类工业企业的不正常债务拖欠的规模就暴涨至超过2000亿元，1991年6月，决策层就清理三角债问题进行的专题会议上曾经给出过一个大致的估计，全国有约90%以上的企业被卷入到三角债问题中。
数千亿的连环债务规模是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199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8000多亿元，而这2000多亿，还只是工业企业的债务拖欠，还没有把其它行业和部门的债务情况计算在内。
比如另一个三角债大户——固定资产投资，三角债中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各地疯狂上项目积累下来的拖欠，1990年全国清查80年代存留下来的应收未收，应付未付账款时发现，全社会完成的有记录可查的固定资产投资共3477亿元，而到位资金，即使把包括现金，实物，有价票据，劳动力抵偿在内的所有资金类型全部算上，也仅有2965亿元左右，资金缺口达到了512亿。
这还是有据可查的大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社会一直存留有大量属于民间，地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往往具有小型，流动，隐蔽，临时等特点，根本无法被记录在案，而此类无记录可查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资金缺口，各种互相拖欠，应付未付，应收未收的烂账坏账，和有据可查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烂账相比只多不少，且债务关系往往更加复杂。
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经济事实上债务化了。
满纸荒唐债
三角债实际上是地方债问题的早期表现形式，但与今天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的地方债是以财政负债，地方融资平台（例如城投）亏空，政商关系密切的企业负债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地方债的主体具有较强的“政府性”，而三角债时期，债务结构则有较强的“社会性”，民间拖欠占了相当比重。
例如经销商为了确保零售端的利润，用代销方式对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形成的挤占，通过已售出却不付款的方式把应付货款滞留在自己手上，这是当时的一种比较主流的三角债形式，它普遍存在于全国各个区域和几乎全部产业门类，尤其高发于钢铁、煤炭、电力和农林部门。
但也不是说政府就没有参与到三角债的乱局中，实际上即使在那个社会性拖欠占了较大比重的时代，政府依然是最大的债务主体。
比如政府白条，这玩意就是当代商票和房票的早期版本，实际在90年代政府的拖欠款项中，能以合同、白条和记账形式留痕的都已经可以算是高度规范，极守信用的，在那个视信用为无物，拿拖欠当本事，乃至于提留款遵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原则可以随意摊派增收的时代，很多政府拖欠款项基本上都以口头协议，熟人关系乃至所谓“人格担保”的方式去维系，干脆就是明目张胆的白吃白占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一些企业生生被白条拖垮，吃垮，还求告无门，要债无路，最后闹出一堆笑话，而各地政府部门相互之间的拆解和拖欠更是闹到乡镇之间设厘卡收费的地步。
白条对于企业来说往往是两难 ，接受白条，意味着资金的半永久性损失，不接受白条，意味着恶化政商关系，极少有企业愿意冒着得罪政府的风险
如此极端复杂的债务环境催生了一堆荒唐事，诞生了很多“永远不可能被支付”的欠款。举个例子，河南焦作修高速公路，路过原阳地区，原阳为了支持焦作修路，就帮焦作搞拆迁，拆迁过程所需费用欠了几百万，原阳就去找焦作要钱，焦作也没钱，就让原阳方面去找欠焦作钱的下家要，下家也没钱，就再去找下家的下家要，就这样找完上家找下家的连环要账，最后一路要账居然要到了上海，过了两年，原阳的领导调到了焦作，原阳方面不好意思要了，又过了几年，这事彻底不了了之，直到现在这笔钱也没还。
再例如，由于政府乱打白条，导致市面上出现了倒卖白条的黑市，毕竟白条属于政府对自身应付未付款项的书面偿付承诺，多少有那么点有价证券乃至国债的意思在里面，因此有一定的交易价值甚至炒作价值，一些白条持有方也急于通过出售白条来回笼资金，稳定现金流，和当下的商票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白条倒卖黑市多少有点土法证券交易市场的意思在里面，此类土法证券交易所真正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交易范围往往是跨地域的，比如当年江西南昌就有过大规模的白条交易黑市，据参与过三角债清查工作的有关人员回忆，当时南昌可以买到几乎全国所有省份的白条，一些省份的白条品种已经丰富到按行政地域甚至可以细分到县区一级，按类型可以细分到政府采购和公款吃喝一级的地步，市场上形成了高度规范，系统化的白条交易体系。
金融黑市曾经是中国改开之初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的金融黑市交易门类包括并不限于票据，股份，外汇，债券，期货，当年金融黑市的实际规模目前已经无法考证，但它曾经启蒙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金融思维，见证了那个全民理财热的疯狂时代，图为曾经中国最大的股票黑市，四川乐山牛咡桥股票黑市
国内就三角债问题进行探讨时，常把讨论重心放在三角债中社会间相互拖欠的部分，而对于在三角债中占据相当比例的政府债务部分则讨论不多或者压根不予讨论（比如《八次危机》讨论三角债时就这样），对三角债与当代地方债之间的关联性和承接性不予深究，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三角债只是企业和银行的事情，与政府无关，很多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献和专著中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不对的。
我们讨论问题时，必须基于事实，事实就是政府债务，特别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债务，各地政府相互间的债务，在三角债中占据重要甚至是主要地位，甚至很多企业间债务在追根朔源之后，会发现资金拖欠的源头往往出在政府债务上，尤其是那个年代不计其数的白条，已经成了一种成规模的经济现象，甚至完全可以说政府债务就是三角债的主干，它本质上是地方债问题的早期版本，绕开这个基本事实不谈，是一种避重就轻。
病去好似针挑土
三角债引发的问题极其严重，它几乎抽干了中国经济宝贵的现金流，导致中国的债务系统全盘老赖化。因此必须要解决，于是从1990年开始，国家组织对三角债进行专项清理工作，这次清理工作从1990年开始，到1992结束，历时三年，但即使以最宽容的标准来看，这次清理三角债的结果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说情况得到了缓解也十分勉强。
具体的过程是十分枯燥的，下面加粗部分是从1990年到1992年的连续三年三角债清理工作的经过，不喜欢的可以跳过不看，不影响对全文的理解。
1990年的第一次清理
1990年3月26日，《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初步确立了清理三角债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当时的方法是要求银行系统投入一笔资金用于各个债务主体之间的机动周转，强化财务纪律，同时组织全国事关拖欠的企业进行集中催收和统一偿付，当时还在央行，各银行，经济部门组织了三角债清理专项工作组，并在省市自治区，一些大型企业派遣了督导人员，这些督导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财务纪律，清查各种明暗账目，协调偿付工作，落实政策，时称“讨债钦差”，同时还要求各地成立本地的清理小组，协助“讨债钦差”搞三角债清理工作。
另外就是搞划片包干，把全国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分别进行三角债清理工作。
由于三角债的涉及面实在是过于广泛，情况极端复杂，因此1990年的清理工作主要集中在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域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上，另外就是商贸领域的拖欠款项。这次清理持续了三个月左右，截至1990年6月底，至少已经做到把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大型三角债，连环债项目进行了一次梳理，起码做到了“知道有这么笔款子，知道谁欠谁，源头在哪儿，结尾在哪儿”，共清理了784亿，其中划片包干部分六个大区共清理209亿元，华北44亿，东北62亿，华东68亿，中南13.2亿元，西南7.6亿元，西北14.3亿元。
其余部分清理575亿，这一部分清理主要是集中在企业，商贸和物资层面，由于这些款项不属于特定地域，因此不归入划片包干范畴，而是全国分行业，分门类，先组织自查自清，然后组织集中清理。
1990年7月10日，第一次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召开，28日，全国传达《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企业拖欠货款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了对清理范围，工作原则，执行方法，纪律等方面的细则要求。
1990年8月1日至15日，全国银行开始受理收款企业的清欠专用托收凭证，并寄往付款企业的开户银行，各省区市在8月30日之前统计上报发出托收凭证金额和收到托收凭证、应承付款金额，由央行总行汇总并测算平衡后，于9月5日下达清欠专用资金和贷款规模的指令，9月15日至21日，付款企业开始支付跨省市清欠，10月10日为收款企业收回清欠款项的最后日期。
这段话可以简单理解为，债主可以把老赖打给自己的白条交给银行，银行再把白条寄给老赖的开户行，各家银行把自己收到的白条和应付的款项统计后交给央行，央行计算后，给各家银行一个放贷指标，老赖的开户行根据这个指标，放贷给老赖，供老赖还钱，或者如果老赖账上有钱的情况下，直接依法扣款，还给债主。
1990年的清理重点是企业间货款和流动资金的拖欠和占用问题，全国共由15万户企业参加了清理，全年用于清欠的专项贷款为300亿元，用于清欠的专项资金210亿元，合计注资超过500亿元，全国范围内共清理拖欠款项1600多亿元，其中流动资金拖欠和占用清理1420多亿元，基本建设拖欠款项180多亿元。
注意，这是清理，而非偿还，清理工作中包括一部分偿还，但并非全都得到了偿还，主要是梳理债务链条，明确债务关系，将债务记录在案，形成文字和账目依据，特别是大量仅仅维持在口头协议和人情关系层面的债务，一律形成文字，还有大量债务中存在的非法利息和恶意赊欠等问题，也一并进行了清理。
1991年的第二次清理
1991年8月31日，第二次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召开，全国范围内再次开展三角债的清理工作。
这次清理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1991年6月30日前，由国有资本推进实施的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等领域的投资拖欠，旨在解决当时极为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拖欠问题。
解决方案比较多样化，不好一概而论，但主要方法是让实施此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单位通过压缩投资，挤出贷款，发行债券，财政拨款等方式盘活现金流，先把拖欠款项给还了，能还多少是多少，如果自筹资金不足，则以地方财政担保从银行贷款，以付清拖欠。
同时还规定，在相关投资拖欠款项还清之前，地方和相关单位不得新开工建设项目，企业收回他人拖欠自己的款项后，只能留下最多10%以供自用，其余部分必须用于还清自己拖欠他人的款项，剩余资金由银行收回作为流动资金，同时清理欠款的专门账户由银行管理，统一收支。
这轮清欠从1991年9月20日开始，至10月30日结束，共注资330.5亿元，清理拖欠项目9026个，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共清理债务1150亿元，这次除了重点清理国有资本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外，也对煤炭，车辆，棉花的拖欠货款进行了专项清理，加上前面提到的1150亿元在内，全年共清理拖欠1360亿元。
1992年的第三次清理
1992年3月9日，第三次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召开，开始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三角债，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三角债清理工作主要集中在防止出现新增拖欠和解决前两次清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上。
这次清欠的主要范围，是解决截止1991年底已竣工投产的大中型基建和技改项目，以及1991年遗漏未清的在建项目拖欠，还涉及以宝钢为龙头的多家大型实体企业，涉及煤炭、电力、林业、有色金属和棉花等行业。
这次清欠的主要手段，主要是通过严控新增项目投资，防止实际投资规模超越预算和概算（这在那个年代属于常态），另外就是建立了追责制度，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绩效考核，对新增项目拖欠、资金超额等问题，要一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设立了项目开工准入制度，对于一些项目，只要有资金拖欠，一律不准开工，还要扣减下年度投资和贷款的额度，欠多少，扣多少。
对于清欠专户中的剩余资金不再扣留，而是直接转入企业自己的账户，供企业自己使用。
这次清欠从1992年3月9日开始，一直清到1992年8月结束，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095个，注入清欠资金225亿元，清理了688亿元的连环拖欠，还清理了钢铁、煤炭、电力、林业、有色金属、棉花等产业拖欠的流动资金，特别是货款，共清理142亿元，总共清理了830亿元的三角债。
1992年及之后出现的新拖欠款项不再组织清理工作，历时三年的三角债清理工作彻底结束。
按下葫芦浮起瓢
三年清理工作解决了三角债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还越来越严重。
在1990年时，三角债清理工作表现出一副要把三角债全部彻底清理干净的架势，乃至于把全国划分成不同的“战区”，划片包干，搞清欠责任制，摊派任务，下发指标，还全面梳理了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的三角债，形成了台账并统一筹划，当时一些地方一度提出了“大干三个月，坚决消灭三角债，实现社会资金情况的总体好转”的口号，注资规模为历次之最。
但是到了第二年1991年，清理工作的力度和范围就出现了大幅收缩，把清欠范围从全社会范围缩小至国资主导下在特定时间节点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990年的划片包干，按人追责，下发指标也不再实行，同时清欠工作也不再追求彻底清理干净，而是能还多少还多少，还不了的就贷款先拖着，注资规模相较上一次大幅缩水。
等到了清理工作的第三年1992年，清理工作的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收缩，直接从清理欠款变成了防止新增拖欠，以及给前两次清理遗留下的各种善后，注资规模进一步压缩，同时清理范畴也缩小至特定关键产业门类的货款占用问题，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不再过问，注资规模再次缩水。
为什么清理工作力度越来越小，范围越来越窄，注资规模越来越少？
很简单，清不了，没法清，越清越多，补窟窿的速度赶不上捅窟窿的速度。
当年可没有这四位带头大哥负责给满地的不良资产擦屁股
清理第一年1990年初，统计的三角债规模还只有2000亿，但是等到了1991年5月末，全国三角债就暴涨到了3000亿，一年多的时间债务规模不减反增，直接膨胀了一半，比过去数年的总额还多，例如辽宁省，1990年初三角债为210亿，清理了145亿，等到了1991年5月初，债务反增加至253亿，江西省的三角债甚至出现了清理后比清理前增加了一倍的盛况。
1991年第二年清理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实施过一种叫“封闭式连环清理”的清理手法，即完成清理前禁止开工新项目，禁止新增欠款，同时注资以财政进行担保。但由于三角债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种技术层面的封闭解决不了宏观层面的流动，所以未能止住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的势头。
到了1992年最后一次实施清理时，执行部门对于清理三角债事实上已经彻底绝望，三角债继续无休止的膨胀，清理工作事实上已无意义，因此仅仅要求占用货款的企业通过压缩库存产品规模以减少货款占用规模，同时对那些产品无销路却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的企业断奶停供，不再注入资金，另外就是对前两次清理工作进行了一部分善后，仅此而已。
三年清理之后，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注入资金连新增债务都无法覆盖，更遑论解决三角债问题，各种清理手段解决掉的债务只是杯水车薪，等到了1997年6月末，仅仅属于企业的三角债形式的应收未收款项已经增长到了超过10000亿元，仅仅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占用和产品积压的拖欠货款就超过5789亿元，且大部分债务的账龄超过了三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陈年老账，这还仅仅只是企业层面的三角债，各种政府层面的三角债务、连环拖欠、白条的规模早已经扩大到无法计算的地步。
尤其严重的是，三角债的范围出现了扩大，复杂的债务链条伴随着全国资金链的运转传导到了很多其它行业，甚至是一些此前不受三角债影响的行业，例如国有大型煤矿，在三年清理时期结束后的1993年，国有规模以上大型煤矿的拖欠货款仅仅只有38亿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到了1998年直接暴涨了接近10倍，达到了368亿元，1999年达到了403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34亿元，一年的增长规模就几乎和1993年的总额持平。
例如曾经属于中央财政煤炭企业的肥城矿业集团，1997年拖欠货款6000万，到了1998年增加到了4.7亿，到了1999年直接增长到了6.5亿，拖欠货款的规模超过了当时肥城矿业集团销售收入的一半。
起起落落，上上下下的肥矿集团，这家企业的过往经历丰富多样，亲历了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起伏，让人一言难尽
最可怕的是，为了完成清理三角债的任务而由银行承担的贷款和注资占用了大量银行的流动资金，导致当时全国银行系统的资金链出现了重大缺口，同时银行参与到三角债清理工作中，也导致银行深深卷入到各种艰深复杂的债务链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复杂账目作业中，它占用了大量银行的工作人手和业务资源，导致了银行无法拨出足够人手去运转常规业务，日常工作举步维艰。
这种劳动力和资金的双重缺口，间接导致了1993年中国银行系统支付危机的全面爆发。
特别是当时为了维稳需要，银行系统奉命为一些生产结构落后，老化严重，积压巨大的企业提供贷款和注资，这些资金进入这些已经事实死亡的企业后形成了呆账坏账，这些呆账坏账导致的资金缺口引发的混乱直接在1993年引爆了全国银行系统，造成了1993年银行支付危机。
1993年末，全国银行系统总计26461亿元的贷款存量中，有整整5280亿元处于有账无钱的坏账状态，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银行自有资金的规模，各银行一度无钱可付，引发挤兑，状况极其惨烈。
80-90年代价格闯关和银行系统的支付危机引发了多次挤兑和抢购狂潮，那时的人们如同惊弓之鸟，时刻准备让财产和积蓄落袋为安，图为80年代抢购场面
大溃疡
那么问题来了，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前面说过，三角债的实质是地方债的早期版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是形成三角债的主要来源，和现在各地上项目上出来的地方债是一回事，那么问题来了，地方债又是怎么形成的？
地方债的形成，与中国经济极端依赖通过负债来积累投资的特征密切相关。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迫切要求，而工业化需要积累和投资，这种积累和投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除了工业本身外，还需要投资建设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工业和工业化是两码事，一个工业体系必须俱备自维持和自迭代的能力才能被称之为工业化，也就是工业体系必须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改进自己，这样的工业体系才能称之为工业化。
于是，在工业体系实现自维持和自迭代之前，工业实际上自己是养不活自己的，自己也无法改进自己的，这种养不活自己的工业还需要外部源源不断的投资来维持它的存在和迭代，这种工业不断从外界获取投资以养活自己的工业体系不仅不会成为社会财富的供应源，反而会成为社会财富的抽水机。
抽水机需要水，不去抽外边，就得抽里边，当你无法从外部市场获得财富支撑时，就只能从本国社会提取社会财富以养活工业体系了，以地方债为代表的高额负债，实际上就是从内部提取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内在逻辑，非常简单。
工业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大机器大设备大管道大烟囱，那不叫工业化，那叫工业朋克，是一种审美现象，工业化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经济现象
实际上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就长期处于基于负债搞投资的基础上，只是在前三十年，特殊的动员型社会体制让这种负债没有以货币成本或者财富成本的方式代偿，而主要以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形式进行代偿，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历次动荡，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和忆苦思甜，对农产品的超量征购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就是这种代偿方式的社会表征。这种以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去代偿工业投资的社会体制艰难维持了三十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无力把这种体制继续维持下去了。
改开之后的一个重大制度成果，就是把工业投资所形成的负债转而以货币成本和财富成本的方式进行代偿，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三十年始终以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去代偿投资负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工业体系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不缴税，不贷款的，国有企业只需要上缴营业利润即可，而资金需求则由政府负责，一家企业如果出现了资金需求，就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获得资金，当时有个词叫“跑部钱进”，就是企业没钱了，企业领导就去主管部门跑关系，跑资金，只要跑成功了，钱就从财政上拨下来。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政企不分体制的缺陷，这种体制下，如果企业不盈利，那政府就无法从企业的运转过程中获得任何财政收入，而且企业对于获取并使用资金没有任何负担风险，没钱了就伸手找政府要，用钱也不心疼，一无抵押二无担保三不用偿还四不纳税，属于是天上掉钞票，不用白不用，企业缺乏提升效益，改善经营的内生动力。
改革期间，很多在统购统销环境下摆烂惯了的企业，改革措施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口号上，他们为了改革所付诸的努力加起来不会超过用油漆画一张黑板报，很多企业嘴上含着自立自强，实际上心里还是想着等靠要，“总不会不管我”是当时很多企业心照不宣的想法，然而他们没想到，这次是真的不管
当时大量资金被拨付给那些长期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环境下摆烂惯了的僵尸企业，这些钱除了发放工资外，便是投入到简单的重复生产过程中，此类企业往往毫无经济效益，几十年如一日按部就班的生产着过时落后的淘汰产品，不具备自改进和自维持的能力，离开行政指令连自己应该生产什么，应该生产多少都弄不明白，在90年代中期，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经过全面技术改造的尚未超过20%，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甚至有80%属于60乃至50年代的技术水平，其中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产业的机电工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
90年代对1700加国有企业进行调查也显示，设备老化率达到35%，国有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只有20%，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2%，接近60%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很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便没有进行过任何改进，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垃圾。
在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平均折旧率只有3.7%左右，大中型企业一般为5%，高的可达6%-7%，低的不到2%，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平均10年左右更新一次技术的周期相差甚远，企业缺乏搞技术研发的意愿和条件，比如类似鞍钢这种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1991年留利仅仅800多万元，占实现利税的0.34%，根本不具备实施技术研发的能力。
按照当时的统计，在1991年-199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开发项目中，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水平的项目占比超过一半，而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开发项目不足1/3，在某些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如航天，软件，集成电路，办公自动化，机器人，遥感，激光等领域，这一比例仅仅占6%，大量技术门类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增大了，1985年引进的113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中，有72条是全部或者部分引进的，由于配套能力跟不上，不仅每年花3-4亿美元进口散件，且总装能力只发挥了不到25%-30%。
那个年代引进的很多生产线普遍有这个问题，就是生产线虽然在国内，但零部件完全无法自产，依靠进口部件在国内组装出来的产品，质量差还价格贵，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也就满足一下国内市场的需求，桑塔纳生产线刚引进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此类僵尸企业的产品过时落后，质量低劣，生产出来后没有销路，只能积压在库房里接灰，仓储爆满后，或者回收报废，或者贱价处理，或者上报损失然后干脆遗弃，当时中国没有破产制度，此类负面资产无法出清，这些企业完全成了在制度庇护下销毁社会财富的黑洞，而财政则要为此类企业兜底，养人，它们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以一个单位的形式在政府的财政账簿上占据一个支出项，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提供社会财富，还得耗费社会财富去养着它，破产清退的越早，社会损失越小。
像是我们这里一家水箱厂，产品质量低劣，技术水平落后，验证产品质量的方法居然是把水箱泡在水里，再提起来，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如果有漏水的地方就焊一下，产品制造出来也不好好包装存储，就是用破草席子随便裹着堆在院子里，就这么一家破厂子，居然养着将近5000人的各种职工，这种企业有何效益可言？晚破产一天都是对社会的犯罪。
老一辈人对大锅饭的恐惧深入骨髓，原因无他，吃过大亏挨过毒打而已，大锅饭实质上是以排除竞争和垄断供销的方式维持一个静态，固化的供需关系，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
80年代的时候，中国针对这些不合理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改革，这些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缓解严峻的财政形势，比如“利改税”，“拨改贷”，企业责任制，并引进了破产制度，利改税之后，一家企业只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无论盈亏，都需要纳税，拨改贷则是把以往财政对企业的拨款改为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企业获取资金后需要偿还本息，再也不能几乎零成本的使用资金了，必须以债务形式对资金的使用负责，企业责任制和破产制度则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企业承担起责任，不再只是按部就班上班点卯。
这些都是针对以往不合理的制度进行的有益改革，也成功把工业投资和原始积累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由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形式转变成了货币成本和财富成本形式，为久经折腾的中国社会大大缓了一口气——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没有任何理想有资格让中国社会再承受更多的折腾。
步步惊魂
经过改革，80年代工业投资和原始积累所需要的成本转变货币成本和财富成本形式之后，虽然让中国社会大大缓了一口气，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毕竟不论如何转变成本的偿付形式，成本本身依然是从中国社会自身提取的，羊毛到底还是出在羊身上。
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帝国主义时期，这近乎于一种客观规律，内在逻辑也很简单，因为工业化和原始积累所需要的财富提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技术积累所需要的商业反馈也必须从足够广阔的市场上获取才能累积起技术优势，而要获得外界财富和广阔市场，要么成为帝国，要么加入帝国。有些人常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对外掠夺殖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其他国家的新路，并引以为傲，实际上我们只是对自己人特别下得去手，而中国人又恰好足够多，仅此而已。
而对于那些本土人口不那么多的国家来说，他们只能去海外寻找社会财富，帝国就是这么缔造的，某种意义上说，伟大帝国往往是本土贫瘠的产物，有时候本土太过富饶，恐怕未必是好事
三角债危机爆发并扩大，实际上是这种工业化和原始积累的成本转变了偿付形式之后爆发的第一次债务危机。
在那个年代，很多地方以拖欠资金为荣，一些官员甚至因为善于拖欠，能够拖欠而获得提拔重用，能够把资金占用、滞留在本地，被视为有能力，会办事的表现，应付未付款项多是一种政绩而非一种弊病，对资金的饥渴压倒了公共信用。
但深层次问题是，为什么不惜欠债，耍赖，也一定要占用大笔资金呢？
很简单，旧有的社会财富提取渠道已经随着改革的进行而消失，新的社会财富提取渠道尚未建立，但高积累低消费的既定方针还在维持，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统称为上项目）的政治任务又层层下压，而做这些事是需要钱的，于是只能靠挤占挪用拖欠的方法获取资金以渡过这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制度性过桥时期，这一时期的巨量三角债务拖欠本质上就是获取过桥资金形成的。
旧的财富提取渠道伴随着动员化的社会一并消失后，各级政府几乎是立即就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1981年，中央各部委一度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闹到时任财政部长王丙乾亲自带队到全国各地借款70亿以勉强度日的地步，此后10多年，一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止，每年中央都要到地方例行借款维持用度，而且说是借款，但因为是中央向地方伸手要钱，地方上也不好意思去要账，所以借了就没下文。
中央如此，地方上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在局部地区面临严重经济过热，出现高投资，高通胀，高贷款的同时，在宏观层面上却面临严重资金短缺，尤其是中部地区，资金的极端紧张让各地为了占用和截留资金近乎癫狂，想出来的法子千谋百计，怪招迭出，几乎一切政府公共行为都是围绕如何获得更多的钱而展开——不论是计划生育的罚款收费支撑起了地方上的财政收入乃至工资开支，还是鬼子进村式三提五统，不论是包罗万象的杂费和截留款，还是以挤占货款作为官员政绩指标，不论是各地疯狂上项目，本着“落袋为安”的原则把资金以项目形式留在本地，还是县一级乃至乡一级互设厘卡，互相截留货物，抛开这些事情表观上的来龙去脉，实际上都是围绕收钱展开的——资金的绝对匮乏，以及为了填补这种匮乏而不择手段成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
这玩意的执行力度和配置的行政力量之所以极其强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玩意真的来钱，很多地方就指着它发工资了，但是干的不好则会导致官员升迁被一票否决，干的好有钱，干的不好下岗，换你你也玩命干
这种全国性的资金饥渴一天都没有消失过，甚至愈演愈烈，从1985年全面推行财政包干，到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再到1998年的房改莫不如是，包干制时，各地只需要将财政中盈余的部分上缴，而分税制后，则变成了整个财政收入都要按比例上缴，无论盈亏，等到了房改之后，则把税基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的工业人口和新增人口头上。历次改革的结果，无一不是为了偿付工业化和原始积累的成本，而把对内部社会财富的提取程度进一步加深，范围进一步加大，烈度进一步加重。
制度性的内部财富提取，一定会以入不敷出为起步，以寅吃卯粮为终点，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当下的财富提取殆尽之后，就只能预支将来的财富，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终有一死
所谓庞氏骗局，指的是利用下一批投资者的钱来向上一批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如此层层递进，形成一个金字塔状的资金骗局。
这个骗局要想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是能赚钱的假象必须维持住，其二是必须不断有新的投资者入局，如此才能把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持续下去。
不能说中国经济就完全是一个庞氏骗局，那样说有失公正，但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以提取社会财富，用新增工业人口产生的城市化红利去填补旧投资产生的债务漏洞，这种击鼓传花的特征却是不争的事实，且至今依然根深蒂固，顽疾难愈，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经济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庞氏化的特征。
1985年财税制度改革，将中国社会的内部财富提取方式从前30年的制度成本和社会成本形式转变为货币和资金形式后，在制度层面将这种提取的范围和深度增加至极限的努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1998年的房改是其中的幅度最大的一次，房改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成本，工业化成本，城镇化成本以房地产这种间接税形式全盘转嫁到了我们快速城镇化的人口头上，不过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在此文的讨论范畴之内。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迄今依然没能从高度依赖负债去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中摆脱出来，依靠内部财富提取以完成工业投资和原始积累的道路还在走，而且依然看不到尽头。
地方融资平台这玩意，堪称以负债驱动投资的中国式经济发展路径终极内卷的产物，这东西能一度出现被称为“城投信仰”的社会集体意识，让人无语凝噎
眼下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国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吗？或者说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否已经完成了积累，实现了自维持和自改进？答案恐怕就不那么确定了。实际上直到现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依然面临着高度依赖内部市场，高度依赖引进投资，高度依赖外源技术的问题，而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体系迄今依然缺乏从外界提取财富以完成自身积累和改进的契机。
你会艰苦奋斗，可你有市场吗？只要艰苦努力过事情就能变好，那我们可能活在童话世界。
不能说中国的工业体系从来没有自外界提取过社会财富，1994年开始，随着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身份谈判（即“复关”谈判，它通常被视为入世谈判的前身）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关于中国贸易体制的讨论结束，让世界市场向中国打开了一扇门，中国虽然还没有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身份，但已经部分获得了这种身份所能享有的待遇，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外贸开始飞速发展，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首次得以大规模从海外市场提取财富以供养自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它带来的成效是惊人的，中国货币供应中的外汇占款从1993年的不足10%，增长到了2008年的接近80%，中国在2010年农业人口也首次少于非农业人口，成功摆脱了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身份。
几十年统购统销未能做到的事，十几年的自由外贸就办到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进入海外市场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受限的，是不完全的，是不彻底的，中国在2010年宣布完成了所有入世谈判时做出的承诺，但却未能按照入世谈判中获得的承诺那样，得到美国和欧盟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和美国于2016年和2017年相继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很多市场依然被限制进入，很多技术引进依然被禁止，各种针对中国产业的围攻和封堵甚至已经谈不上是新闻了。
简单来说，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接入外部市场并从中提取财富，但这种接入是受管控，被限和局部化的，中国享有的市场份额，中国能够进入的外部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低于中国所应该享有的份额，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得到的，是中国被允许得到的，而不是中国应该得到的，因为市场的主导权不在你手里，别人给你多少，你就只能拿着多少。
中国经济体系依然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驱动增长，而投资工具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制度性提取的内部财富，这从中国超过200万亿的居民负债即可见一斑，平均每一个中国人头上都负担着超过14万元的巨额债务。
严重的居民负债透支了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社会财富严重失衡，国民经济严重失调，这也是中国空有庞大的统一市场却无法支撑起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消费能力已经被提前透支了，哪儿来的冗余去支撑制造业的市场需求？
此类债务在过往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新增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人口所创造的红利足以填平一切财富提取带来的亏空，但在当下这个城镇化和工业化人口增长几乎停滞，基于城市化进程形成的经济扩张难以为继，基于负债和投资，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形式上杠杆带来的增长走到了尽头的时代，那些旧的，已经被逐渐习以为常的经济增长工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作用，边际效应已经明显到连小孩子都知道房子卖不出的地步了。
这种情况下，中国最急需的，是不择手段去获取新的外源性财富供给渠道以维系和改进产业体系，熬过全球经济萧条的寒冬，旧的举债扩张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但我们的经济政策却依然沉迷于在内部收集社会财富，沉迷于以未来的增长预期为抵押担保去获取短期现金流，沉迷于把不可维持的现状继续维持下去，沉迷于通过债务手段从城镇化人口手中提取城市化红利，丝毫没有表现出摆脱过往路径依赖的迹象，毫无疑问，这对于已经走入存量竞争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绝非幸事。
一边声称要发展实体制造业，一边却将数以千亿计的流动资金注入房企，这种行为和口号间的不自洽，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恒大海花岛，投资规模1600亿的巨型烂尾工程，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哪家先进制造业得到投资1600亿的？
老话说船载车拉的金银也经不住三年的坐吃山空，以往的增量，实质上是对城镇化人口挖潜带来的，现在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城镇化人口的停滞而一并停滞，改变还是沉沦，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道单选题。
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潜力可挖了，我们的本土财源正在变得日益枯竭，尽早接受这一点并做出改变，对所有人都好。
一切都有个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