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1-3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5974 亿元，同比降 5.8%，住宅投资降 4.1%，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数据和居民中长期贷款数据还算吻合，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在3月激增，但一季度并没有恢复到疫情防控限制下去年的水平，更不要说前年的水平，房地产游戏的核心是居民结果各个环节加的杠杆才能继续玩下去，只要最终提供收益的居民部门投资冷却，房企即便花钱对外宣传的回暖再多，自己也不会傻到拿真金白金去赌博。讨论一季度情况，补充一个数据：
1）房地产的债务转移
房企玩的是一个资金流，在房地产高涨的时候，谁能拿到融资、拿到地谁就能享受挖掘居民储蓄和负债的权利，但毕竟房企只是一个垄断资源出售给居民的中介。过去十几年的大环境是债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比如上个回答的贵州明面债务余额就干到1.25万亿，还不包括隐形债务。地方这么举债怎么偿还呢？非常依赖约占财政收入5成的土地财税，这些钱比转移支付限制要小一些。房地产充当的是一个债务转移的工具，地方先负债，房企再负债置换地方负债，居民最终负更多的债来置换房企的负债。
2）居民中长期贷款是重要指标
居民收入就那么多，2022年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5万元，中位数还要低一些，而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到65.22%，且增速放缓，到现在还没买房的刚需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中低收入群体，置换的也有，但往往是地方财税一换一，吸收一个需求，释放一个需求。
居民中长期贷款只要涨不动，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太热，就好比一月二月是2000多亿和800亿，顶峰时期动辄上万亿，刚好与土地财税的顶峰8.7万亿对得上，所以房地产能不能赚钱，非常取决于居民加杠杆的能力。
3）二手房成为不确定因素
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对于刚需都是消费品，且二手房虽然不贡献gdp投资指标，但不影响居民居住，甚至地理位置更好，质量风险更低。房子涨不动只是一方面，二手房也是供给，大大削弱了地方垄断土地和制造房地产供给恐慌的能力。
房企融资成本高的时候是两位数，低的时候房价也涨不过资金成本，怎么看都是不划算了，这个手套也不好当，一方面配合政策稳住房价，继续营造房地产很热的假象，另一方面居民不参与，杠杆就烂在手里了，资产负债还不算太坏的房企，出吆喝不出钱是较为合理的选择，比如去年的土拍下降20个点只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
如何化解贵州地方债务问题？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地方发展模式的问题，我国GDP增长指标过去几十年都是评价地方的最重要的指标，东部南部踏上经济全球化和外循环的便车，结合内部的快速工业化，发展迅猛，经济增长越快，税收越高，地方政府即便举债也有稳定的偿债能力，即便南方的债务总额普遍偏高，比如江苏，但很少传出来地方债恶化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广东和江苏两个经济大省，虽然地方债务余额都超过了2万亿，但GDP体量也比较大，也都超过了12万亿，计算宏观杠杆率的时候也不到20%的水平，不仅可以偿付本省的债务，还是转移支付的主要贡献力量。
而另一种发展模式则是贵州为代表的举债型，我们知道GDP增速取决于地方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出口更多的是沿海城市，这条路走不通，只能寄希望于投资和消费，但人均收入水平又限制了居民部门的投资和消费上限，根据2022年的31省份人均可收入排名来看，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仅高于甘肃，位列倒数第二，约为2.5万，比平均值的3.5万少了约1万元。
那么地方怎么刺激经济发展呢？上杠杆啊，过去十几年我国的发展房地产只是表象，真正的发展模式是债务扩张来发展经济，比如某个家庭只有1万块钱可以用于投资和消费，那么当年对于GDP的直接贡献上限就是1万块钱，如何刺激当年的GDP呢？让他再借10万，这样在当年可以极高的提高对于GDP的贡献。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居民部门的杠杆主要加在房地产上，而房地产是地方的主要税源之一，按道理居民六个钱包也交了，杠杆也加了，地方不应该却钱，然而欲望这东西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在有收入的时候更加膨胀，地方政府的债务膨胀的更快，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省份，典型的能力菜瘾大，玩不动市场经济，只能靠不断负债来做一些一锤子买卖。
从地方债务膨胀来看，其实也能反驳一些人说明土地财税可以持续的辩解，转移支付、土地财税以及罚款这类非税收入再多，花不到刀刃上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财政和地方经济恶化，居民没钱了，投资消费进一步收缩，地方政府没钱了继续以债养债，甚至不惜发高息隐形债务，只能说能力不够但欲壑难填，且几乎没有约束力，整个江苏省才2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贵州就干到了1.25万亿，根据杠杆率来算，更是高达62%，远超江苏的17%，这还是明面债务，还不包括像遵义道桥这样地方平台债务隐形的雷。
所以要转出上述的恶性循环，也还得回到发展模式的修正上，这里也给出三个可能的尝试方向：
上策财税改革和增加资金使用效率，还债无非是开源节流，开源肯定不能开普通人的源，又回到了该向谁收税的问题，越是这类地方反而可能隐形富豪越多，有债务就有支出，有支出就有人把钱拿走了，该向既得利益者收税来增加地方的财税，当然全国也应该这么做，不能总是盯着居民口袋里的那点保命钱。节流可能性不大，但可以优化花钱的方向，限制一些面子工程、无效投资，多增加居民的公共福利支出，让地方的投资和消费回归正轨，培养符合当地产业的第二产业，不限制花钱和花钱的方向，给再多钱也没有用，这不是预期而是过去的现实。
中央债务置换地方债务，中策就是加中央债务来置换地方债务，我们知道中央政府的信用高于地方政府高于城投债，意味着融资成本相反，中央政府可以获得相对低的融资成本，让地方不断靠高息债维系不违约，结果利滚利会让债务体量快速攀升，根据70规则，7%的利率利滚利就意味着10年债务体量翻一倍，中央置换地方债务是一个折中的办法，越拖越难以处理。
下策以债养债，削减居民公共福利支出，地方政府没钱了以后，肯定会想尽办法的融资，即便前提是开出极高的利息，只要一两年不出事都愿意干，至于未来，负责人可能都换了，但这种是恶性循环，地方偿债能力越差，融资越困难，开出的利息越高，利滚利越快。实在没钱了，地方会优先砍哪些开支呢？最应该砍的是投资收益比低的，但涉及到多方既得利益者，未必砍得动，大概也就只能从公共服务支出里面去砍，相当于对于当地居民税要多交，公共福利要少享受，这绝对是处理债务的最下策了。
深圳一网友被质疑有房、炫富还能申请到公租房，官方回应「申请公租房不限制家庭收入」，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从整体分配环境来看，这可能都不算问题，毕竟官方也回复了，公租房不限制工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公租房、廉租房的钱使用和维护费用问题，建设成本问题，钱是否花在刀刃上，配套设施问题，服务问题，不能将纳税人的钱白花了还没达到目标。
大环境上租私人部门的权益保护不足，租福利性质的首先不好申请，其次配套设施欠缺，最后更牛的是某些地方把福利房都倒卖掉了。经济好的地方福利往往好一些，经济基础不好的地方怪象更多，本身福利性质的东西也变成了一种分配工具和另类税收。
如何看待「淄博烧烤」背后的露天烧烤整治策略？城市的「治理」与「机遇」应该怎么平衡？

本人不喜欢凑热闹，比如排队几个小时去吃一顿饭，对于美食还没热到那个程度。但城市治理与机遇这块，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大方向是：从经验学转向量化分析，从政策制定的人治转向法治。
烟火气息带来消费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带来多少呢？
治理不良，污染和城市整洁影响地方的形象，但影响多少呢？
口说无凭，结果很可能取决于宏观的一个文件，亦或者是当地领导人的一句话来决定取缔还是支持，所谓的经验学。这时地方的选择并不一定与本地经济和居民需求入手，很可能是地方政府自己的考核标准，比如评选文明城市时，各种路边摊都会消停一段时间，要求更换牌匾，等评比时期过了再放出来，基本都是这么个折腾的流程，完全靠地方决策者的一句话来决定一个行业的热度和禁令。可能换个负责人，上面发一份通告，就直接一刀切的解决，比如疫情冲击时鼓励地摊经济，各地一下子放开，而之后评比文明城市，又一刀切的限制，这种治理的不确定性也带来行业的风险，大家也不知道决策者什么时候会来限制，这就是典型的人治和经验学。
而合理的取舍是给出边界，比如设置一条明确的线，比如不能占道经营，不能在某些区域摆摊，但在哪些地方可以摆摊，什么情况下罚款，什么情况下合规，这样行业才能稳定且长期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量化分析来确定取舍，在合理的边界下，可以做调研去确定这类产业带来的收益，比如就业和GDP、居民的接受意愿和占比，以及科学的检测污染排放的数据，比如一晚上的烧烤带来的空气污染和汽车排放量的比值，再和当地工业的排量比值等等。有了严格的数据，才有做决定的参考，也能修正边界的设置，比如哪些行为禁止，哪些行为是允许的，给产业以信心，给居民以便利。
从发展角度来看，很多检测都是很容易的，就好比我们每个人信息跟裸奔一样，做点调研和量化一些收益和代价也没有那么难，城市管理应该从经验学向量化科学转变，决策制定也应该从人治到法治转变。
深圳 6 折人才房为何不到半年就「取消」了？转向共有产权住房能解决居民大城市住房困难吗？

受益群体和政府财政压力相差很大。
六折人才房更偏向于补贴，而共有产权房更偏向于垫付，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这也就导致了六折人才房偏向的群体要求门槛更高，且筛选过程更加严厉，淘汰是很正常的，即便符合相关规定，但名额可能是确定的，可以享受的群体就相对有限，同时设置10年的限售期，又筛掉一部分人。
而后者是政府短期出让土地出让金收取的权利，而允许购房者以一定比例购买该比例的产权，是资产切割的一种方式，可以是7/3，就也可以是5/5，政府也不是直接出钱，而是暂时不收这部分土地财税，并且持有该部分的产权。根据国外的经验，购房者还需要为政府剩下的这部分产权支付租金，暂时貌似没看到这部分的说明，可能还需要后续跟进深圳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共有产权房的限售期是5年，缩短了一半、
从供给端来说，六折人才房政府直接出让部分土地转让金给符合要求的购房者，意味着财政压力要大的多，而共有产权房虽然暂时不收这部分土地出让金，但以产权形式依旧存在于政府手里，如果你想要完整产权，以约定的方式把这部分产权赎回来，相当于补交这部分土地出让金，相当于政府延后收取土地出让金，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不会太大。
从需求端来说，这种房子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补贴而是垫付，意味着约束条件更少，比如符合群体的门槛，最短持有时间等等，满足条件的受益群体规模更大。我国的房子捆绑诸多公共资源，所以共有产权房是福利还是陷阱，取决于半份产权是否能享受到完整的公共福利，比如同等条件的教育资源，这个是评判共有产权房的重要指标。
总结起来，打折是补贴，获得完整产权，但去化率似乎并不乐观，根据问题链接的数据显示不到一半，可能和地理位置有关，也可能和审核门槛以及限售期有关，受众非常有限。而共有产权房准确仅从价格层面来看，并没有补贴，花半份钱买半份的产权，谁也不吃亏，无非是政府延迟征收了土地税，但如果捆绑的公共资源是完整的且不打折扣的，结合限售期减半，那么此类项目更多的是福利性质，尤其是对年轻人，且受众更广，门槛更低一些。但毕竟是摸索阶段，很多执行和解释权并不一定准确，不确定带来风险，比如承诺的公共福利和转让条件等等，一线虽然不缺年轻人，但在人口结构上移和低欲望趋势下，还是要真正的让利才能有利于抢夺仅剩不多的年轻人才战略资源。
天津地方债务全国第一，为什么最先传出无力偿还的是贵州?

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应该补充天津债务全国第一的证据，如果以政府负债和财政总收入的比值，收入包括地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和转移支付、天津应该是独树一帜，远远拉来其他城市，但考虑到债务余额和GDP的比重（地方政府明面杠杆）来看，贵州是仅次于青海的存在，不管是债务余额还是杠杆率都是贵州要高一些。
且现在算出来的地方政府不管是债务余额与gdp比重的宏观政府杠杆率还是与财政收入的债务率，都是政府的明面负债状况，但至今没传出来政府明面债务违约的情况。明面债务往往有中央兜底，且地方还不太会优先让明面债违约，真正传出来的更多是地方平台债问题，且还有处理办法，比如遵义到桥的20年展期，就好比一个人借你钱承诺年底还，到了年底告诉你20年以后还，你说他违约吧人家也没说不还，说人家没违约吧，确实违约了，违约也是特色的违约。
主要是各地的信息很难查，地方明面债务即便高，也都还没违约，包括天津，所以贵州山西甘肃等地的问题，大概都在不好查的尤其是隐性债务，甚至到现在摸清楚都很难，可能也是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向。
至于贵州，还是茅台不断输血的结果，如果不是茅台收奢侈税，贵州的财政预计会更差。但是否意味着茅台继续收税就是合理的？也未必见的，钱不花在刀刃上，多少个茅台贡献税收都不够花。
就好比一个负债累累且还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永远学不会量入为出，茅台的输血不是止损，结果可能是有抵押物和背书后借更多钱，花钱的手更大，孙卖爷田是一点都不会心痛的。
遵义道桥的事情为什么关注度高呢？就是我国特色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债务记在城投手上，但钱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在花，去年更是拍地的主力，问题也将在还债的时候暴露，本质是地方上大项目的隐性债务。最后偿还不了的银行债务，直接宣布展期20年，且前10年只付息不还本，本质上是违约行为，十年后怎么办呢？领导都换几批了，新官不算旧官账，往往要和光同尘，最终成本还是要从本地居民的税收和公共福利支出里面挤出来，最开始是公共福利，后边可能会涉及到医师公的收入。
总结起来，理解这个问题不能仅从明面债上看谁的负债率和债务率高，真正风险极大的是地方的隐性债务到底有多高，且隐性债务往往比专项债利息高得多，根据70法则利滚利速度更快，最关键的是现在也不好判断各地到底藏了多少雷。
印度有望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人口众多带来的究竟是红利还是陷阱？过快增长的人口是否也在拖累印度？

“干活的时候嫌人少，吃饭的时候嫌人多”，理解这句话是理解印度人口到底是红利还是陷阱。
如果工业化顺利，大量的人口从低效的农业生产进入到高效的工业生产，哪怕只是中低端制造业，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经济的强盛与否工业化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去玩金融怕是要饿死一多半人。
印度有足够可以摸的石头，而其中最值得学习的就是我国，改革开放时相似的年轻人口结构，当时我国人均gdp不过384美元，八成多是农业人口，在全球也属于相对贫困的国家行列，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8岁，不管是医疗资源还是产业结构，都是极差的水平。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迅速的工业化带动经济产出巨幅增长，一个经济体产出决定了其居民生活水平的上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工业产出国，居民生活水平也是质的飞越，可不是靠房地产和债务经济，而是踏踏实实的实体产出贡献的，虽然现在的经济问题很多，但更多的是分配问题而不是产出问题。
工业化下人口并不是大问题，只要劳动产出效率提升足够覆盖消耗，那么经济体不仅不会返贫，还会实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样的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就是工业化后的日本，要说自然资源，日本可谓是极度贫瘠，但却实现了82岁这样全球最高的人均预期寿命，外循环和工业化去全球换商品，足够维系本国居民的消耗。
刚才的另一个回答中列出了工业化与人口的三个关系：1）提高人均产出效率；2）贡献经济体的原始积累；3）工业化天然降低人口出生率，印度人口利好利空只能交给工业化进度来决定了。
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印度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能跟得上吗？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应该如何解决？

全球资本还是比较看好印度的，比如2023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依旧给出了5.9%的预期增速，2022年的GDP增速为6.7%，同年GDP体量超过英国跻身前五，也还算表现不错，高速发展是诸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人口结构、宏观政策、外资和产业转移等等，缺少一个都可能让潜力兑现大打折扣，当然本问题重点关注人口和社会养老保障，讨论重点也放在这个上面。
人口结构偏年轻
这里就不得不提东亚经济奇迹，从1965年到1989年之间，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4%的有12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东亚占9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亚人口密集，且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偏年轻，比如韩国和日本战后的婴儿潮在高速发展时期的贡献，我国62后婴儿潮对应改革开放以及80后婴儿潮对应的进入经济全球化。
人口结构偏年轻意味着干活的人多，而必要消耗的相对偏少，从宏观上来说，经济体逐渐实现原始积累，与早期工业国不同，缺少了对外殖民扩张的机会，只能通过内部的资源挖掘来实现原始积累，比如我国著名的工农业剪刀差，以及直至2006年以后才全面停止的农业税，这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本人比较鼓励工业反哺农民，包括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原始积累往往是最困难的，好比创业初期是最困难的，需要有人牺牲，当企业做大了肯定还是要反哺当初做出牺牲的群体。
回到正题，印度人口结构，根据19年的数据来看，15~64岁之间的占比约为67%，0~14岁的占比26.6%，而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月6.4%，基本倾向于准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加上人口基数有机会成为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方向，并且凭借中低端制造业进入中等收入。
2. 工业化会解决多数人口问题
人口是红利还是负担，取决于产出和消耗的情况，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产出了10件商品，但仅消耗了其中5件，那么剩下的五件就可以供养本国的外贸、食利阶层、外资收益以及老人小孩等群体的消耗，但如果生产5件而维持家庭基本运转也需要5件，要么在分配不均中只给劳动者留下3件，还是贫困人口占多数，对于劳动者来说无法维持再生产，对于外资来说没有利润，对于进出口来说顺差并不高，原始积累较慢。
所以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担，核心问题在于本国的工业化进度，如果工业化顺利，带来更高的产出，相当于做大蛋糕，即便刚开始的时候分配不那么均衡，效率只要能上去，大家从生产5件商品提高到10件，20件以及50件，生活质量还是在稳步提升，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决定了人均消耗资源的上限，工业化解决核心问题：1）产出效率增加，提供工业就业岗位，把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2）原始积累增加，效率提升，劳动者获得基本的刚性需求以外，还可以为净出口提供可能，进而增加经济体的原始积累速度，跻身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工厂地位。3）工业化是天然的避孕药，工业化普遍会降低生育率，从而抑制人口继续膨胀。
总结起来，现在的印度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是不错的，人口结构偏年轻，有成为世界重要中低端制造业的潜力。如何实现还是取决于工业化的进度，工业化解决产出效率、人口膨胀和经济体的原始积累速度三个重要的发展问题，没有工业化人口产出效率低下，消耗大于产出时且国内没有经历过系统的社会改造，还没发展就出现了诸多食利阶层，人口便是负担。所以印度的工业化进度是最核心要做的事情，医疗和社会保障同样取决于工业化进度，在贫穷的时候效率是最优先的，这时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牺牲一定的公平，政府要做的是扫清任何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的阻力，现在印度的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长确实不错，但对比往往是根据相同发展阶段来看，印度在人均2000美元左右GDP时的增速表现并不算突出，尤其是相比于当时的东亚奇迹都不算优秀，比如我国的长期两位数增速，韩国几十年时间内平均7%的增速等等经济模板，说明国内的改革和扫清工业化的进度并不理想，后续可能成为发展的最大阻碍。
分配和公平是非常重要的，但一般在高速发展带动产出大幅增长和进入中等收入之后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不做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内需不足和社会僵化限制经济体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打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必要环节，印度显然还没到考虑这个事情，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工业化和制造业提供必要的环境。
上汽集团 2023 年首季销量剧降 27% 仅为全年目标 15%，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也有可能是消费群体发生了改变，从来不关注汽车的父母辈总是建议买某几个品牌，但要详细问为什么，也说不上来哪里好。现在包括汽车、手机在内的工业品，更加倾向于存量市场的竞争，而消费群体的转变影响非常大，产品在更新换代，而使用产品的人也在更新换代。
年轻人对于国产汽车的接受度逐渐增加，且还没有建立思维固化的品牌认同，性价比是大家更关注的点，尤其是不会对一些老品牌的盲目迷信，性价比来看，国产车多数时候都是碾压的，年轻人也更愿意接受新的技术和国产品牌。
再说说本人的使用体验，第一辆刚好是上汽的车，当时的性价比在合资车里面算高的，突出一个厚实，缺点是油耗大。我本人比较愿意尝试新的技术，之后换到国产电车，体验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有价格差异），不管是操作体验还是智能化程度都质的提升，同等价位当然也有很多合资车可以选，但和第一辆车的提升从体验上没有太显著。
最后扯点题外话，真正支撑经济的是制造业和工业化进度，每突破一个工业品的瓶颈，都将给居民带来更高性价比的商品选择，不要总想金融创新和靠信贷支撑的资产泡沫来做短期经济指标，最终这些金融创新和资产泡沫掠夺居民财富，加速贫富分化，为了维持这些脆弱的泡沫还得投入更大的成本，反过来居民财富结构失衡，如此高性价比的工业品也消耗不掉，车企陷入内卷，再好的商品也需要消费能力，有消费企业才有利润，有利润才能保证产品的正常更新换代，所谓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内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多家银行将员工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有银行人均追回近 5 万元，「追薪」以后会常态化吗？

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对激励的反应，商业银行的产品是贷款，相关从业者的绩效与放出去的贷款有关，就和公司里面的销售业绩一样，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则绩效越好。当面临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时，从道德往往很难约束从业者的选择，结果就是业绩和风险的承担着并不是相同的群体。
考虑到银行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其道德风险可能影响更大，因为银行的钱大部分是储户的，存款是银行负债，贷款是银行的资产，利差则是银行的利润，净资产相比于资产总额占比并不高，坏账率上升一个百分点都可能是致命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硕大的瑞信银行以30多亿美元就卖掉了，而且对于收购者来说还是在政府协调下才接受的。不良资产率上升对于银行来说是极度危险的，严重时可能出现资不抵债，如果市场的信心受损，挤兑则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运营正常的企业都未必顶得住，更何况不良资产过高的银行。
那么可能哪些原因导致的去年这类问题更多呢？
我国比较特殊，商业银行基本是国有企业，银行的决策受宏观政策影响更大，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大家天天说放水，什么是放水？其实就是鼓励商业银行多给市场贷款，贷款的方向要么是企业，要么是居民，或者准政府控制的机构，比如城投。从去年开始，市场的信贷门槛快速下降，不仅降息降准，还有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加，相当于银行有大量的可贷资金需要转化成贷款，结果就是要么去挖掘企业的贷款，要么去挖掘居民的贷款。
以货币供应增速为例，去年基本维持在11%左右，今年一季度均高于12%，银行派生大量的信贷，且根据去年和今年一季度的社融数据来看，增长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企业部门突出一个有限责任，且企业部门鱼龙混杂，有大型国企央企，偿债能力往往较好，但也有偿债能力堪忧的城投，近几年违约和展期的也不少了，也有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其中对于房企贷款更是开出了部分免责条款，楼市的金融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对于新发放的配套融资形成不良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已尽职的，可予免责”。
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另一个表现是相关从业者的业绩与风险冲突时，更愿意选择降低风险门槛来增加个人的业绩，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信贷门槛被人为的放低，最终次级贷款违约结合金融创新工具放大的风险，最终酿成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哪有那么多优质贷款来支撑资产价格暴涨呢？，如果真的有，那么就不能称为资产泡沫了。
现在其实我国的金融体系也挺矛盾：既要贯彻向“实体经济”发放更多贷款的要求，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短期经济热度，还要求严防违约风险，把不良资产控制好，典型的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而从业者本身会在收益和风险上侧重于收益和绩效，只是在去年到今年的宽松货币要求的大环境下做的更过一些罢了。银行的存款增加，降准又带来可贷资金增加，谁把这些贷款放出去呢？当然还是是相关从业者，不可能既把贷款更多的放出去完成放贷指标，还把不良资产压到较低的水平，钱自然不可能留到真正想要去的地方。
这其实也能部分理解我国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反差，即货币政策宽松到极致，但投资消费意愿依旧疲软，当然疫情放开之后要转好一些，但消费依旧与极高的货币供应量形成鲜明反差，尤其是工业品消费，汽车行业大幅降价，连必需品相关的cpi也是降低到0.7%的水平，只能说明钱并没有真的流到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方向上，在金融体系空转和债务置换的可能性极大。
最后，我们也是类似的问题，哪有那么多优质的贷款需求呢？比如房地产，如果没有改善居民收入，首付从30%到20%，再加上隐形杠杆支撑房地产，无非是拿风险换短期的房地产数据，不良贷款增加是很正常的，追回绩效无非是减少一些本不该存在的部分损失而已。
三月份 70 城房价出炉，新房环比涨价城市 64 个，二手房环比涨价城市 57 个，如何解读？

今年以来几乎每月都有利好的解读，比如上月的环比降幅放缓，看二阶数据，当然70数据是很值得参考的，还是建议看原始数据，当然标题也没有错，环比上涨确实发生，一到三线环比回暖约0.2-0.6%不等。
而再看同比数据，70城3月新房和二手房同比上涨18个和8个，意味着同比下跌的是52个和62个，尤其是二手房，一线同比上涨1.1%，二线下跌2.4%，以及三线下跌3.9%，意味着今年房地产市场并不比去年的疫情严控中数据好，即便诸多利好加持，比如放开疫情管控和诸多刺激政策。
与那一项货币数据相关呢？还是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增长，1月2月分别是2231和863亿，但你会看到1月2月中长期贷款都崩了仍有人可以解读出利好，比如二阶数据，而3月的中长期贷款环比激增道6348亿，但同比一季度依然没有达到去年的水平，意味着本月确实回暖，但热度不及疫情影响的去年同期，且二线及以下城市基本比去年的二手房便宜一些，且供给继续增长，买方的议价空间还会进一步增加，今年房地产真正热闹的是二手房。
印度有望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当地人口结构情况如何？地域分布与性别占比是否仍不均衡？能谈「人口红利」吗？

人口红利其实也是有要求的，比如阿富汗就有4000多万人口，但未必都能成为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将人口转化成红利还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
天时-印度的工业化国际环境良好
全球经济的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欧美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国，坐拥技术壁垒、金融霸权以及全球各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过去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为全球提供技术和投资，从中获取超额利润。第二个梯队则是以能源矿产、人口红利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要么像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这样为工业国提供能源矿产，要么像我国和东南亚等依靠人口红利，想要快速工业化就非常依赖国际产业链的转移和国际投资，得到了中低端产业链的地位，往往进入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从而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而第三梯队则是贫穷国家，往往还伴随着政局的动荡，国际资本都避而远之，但也会。
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由于分配和产业升级等问题，导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主要去卷低质低价的廉价工业品，而这类工业品附加值少，随着收入增加又会抑制本国劳动力的竞争力，结果只能靠不断的压榨劳动时间来弥补竞争力，少子化和老龄化也会是工业化的常态，未富先老而失去廉价劳动力，第一梯队主导的产业又向下一个区域转移，中等收入国家中低端制造业没有竞争，而高端市场无法突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美脱钩是大概率事件，我国建立自己的贸易结算网络和通过一带一路国家出清产能，美国则急需培养新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来贡献经济全球化的工业产出，降低对我国工业品的依赖，没有产出的全球经济意味着国际通用货币的美元背书下降，欧美的扶持对象中，东盟算一个，印度也算一个，而其中印度的潜力和国际环境都是比较宽松的，大概率会获得来自欧美的支撑。
2. 地利欠缺-人口转化成红利的阻碍
想要人口转化成红利，系统的社会改革必不可少，而印度就属于缺少社会改革的经济体，原本是英属殖民地，且印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大一统的传统思维，独立过程又缺乏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既得利益者基本无法出清。《国家的兴衰》里面对既得利益者和经济增长有系统的描述，经过记得利益者的出清以后，加上社会生产效率的增加，经济更容易进入高增长阶段，而既得利益者是高速发展之后出现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阻力，而印度不同，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前，社会种姓制度并没有出清，既得利益者已经出现且缺少社会改造下相当稳固，基层管理相对薄弱，劳动力可能一开始就很难受到激励。
现阶段印度经济增长确实较高，但对比发展潜力应该是以相同发展阶段来看的，我国1978年人均GDP约为156美元，而去年到达1.26万美元，按总体的GDP体量四十年经济平均增速约为9.4%。而印度2000年到2019年的经济增速最大值为2010年的8.5%，而最低值为2008年的3.09%，疫情发生之后波动太大不做取点，2000年至疫情之前平均值约为5~6%，至今人均GDP约为2400美元，约相当于我国06~07年的水平，而我国同期的经济增速约为两位数左右，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迎来了一波大幅增长，如果对比相同发展阶段，印度的表现并不算太好。缺少系统的社会改造，也将是印度人口转化为红利的主要阻碍之一。
3. 人和-加速工业化与对外资的政策扶持
人口红利与工业化产业链是相互的，没有工业化进程，就无法提供大量的工业岗位，农业人口依旧是大多数，而快速工业化和进入中等收入从各国经验来看，非常依赖经济全球化中中低端制造业的占比，所以发展阶段迫使印度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中低端产业链，同时做好外资权益保护，有利可图才有更多的人敢把产业放在这里，潜力归潜力，资本只看重利益，总是期待把外资圈进来杀猪，怕是连中低端制造业都需要很久才能建立起来。
总结起来，印度发展的国际环境要优于同期的我国，在中美脱钩的大环境下可能成为欧美产能供应需求的重点扶持对象。但人口不等于红利，首先需要系统的社会改革出清既得利益者，打破种性制度，普及义务教育是关键，缺少系统的社会改造和义务教育，将成为印度人口转化为红利的重大阻碍和不稳定因素。对比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印度的增速并不算太好，后期取决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政策执行，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分到多少中低端制造业，有产业才有就业，有工业化才能彻底释放人口红利，把低效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高效的工业人口。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但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发展中不确定性是最能确定的，也依赖未来印度经济的韧性和宏观对策。
杭州出台落户新政，大专可直接落户，全面放开县域落户政策，杭州去年人口增超 17 万，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此时不抢，等待何时？
地方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落户往往是集体户口，户口绑定的公共服务支出对于年轻人口来说更多是身份认同，而获利则是多方面的：
1）劳动力红利
年青一代劳动力的特点：平均教育水平较高，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较强，产出远大于消耗，平均疾病率低，精力旺盛，所以各地基本都会设置两个门槛，一个是年龄，另一个是学历。本次杭州放开到大专，且大专不高于35岁，本科以上不得高于45岁，都是当打之年，最具有潜力的劳动力红利。不管是制造业需要的劳动力红利，还是产业转型的中坚力量都非常依赖各地的年轻人口储备，所以本人文章经常强调有远见的地方早早就开始布局抢夺这些战略资源。
2）潜在购房群体
杭州不清楚土地财税依存度怎么样，但过去十几年准一线城市普遍出现了土地财税的依赖，要说谁购房最刚性，自然是外地落户和年轻群体的结合体，这些人会带来家庭的储蓄来支付首付，也会贷款来缴纳土地财税，且往往是一次性交够几十年的税收，按照杭州的均价2.8万，土地成本一半来算，落户群体每购买一平米房子能给地方增加1.4万的税收，一套房子轻轻松松贡献100万以上的税收。
3）消费和生育贡献
投资消费出口，投资依靠房地产，消费要有人，出口依旧依赖劳动力红利，同时，35岁以下是生育的主力，维持地方人口结构的重要保障，城市中一个小孩从出生到转化成劳动力，不管穷养还是富养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带动包括母婴、教培、娱乐等诸多行业的发展。
年轻人口是战略资源，放开落户本身对于地方一本万利，现在很多地方反应还是滞后的，短视和产业结构不够，南方就业机会普遍好于北方，就连开个小店的综合成本都是南方更低一些，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非税开支，地方反正有转移支付、土地财税支撑，社保养老没了也有宏观调控兜底，改革的紧迫性也不足，随着人口结构的上移，等再想抢人竞争就更激烈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扶持总比没有扶持好，到哪里都是低需氧和高贡献的，无非是哪里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返还更高一些。
中央转移支付首次突破 10 万亿元，这意味着什么？资金会再分配向哪些领域、哪些地区？

理解这个问题要先了解我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大来源：
1）地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
分类比较多，主要两大类，税收和非税收入，税收好理解，央地分税制以后，留给地方的那部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税等等，非税收入则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罚没收入等等。
2）中央转移支付
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中央会把税收等收入，重新分配给各个省份，经济发展好、税收高的地方多交少拿，经济发展差、税收低的地方少交多拿。
中央转移支付的依存度是指一般性预算支出（地方花的钱）和转移支付的比重，简单理解是地方花了100块钱，如果60块钱来源于转移支付，则依存度为60%。我国的经济普遍表现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从各地对于转移支付的依存度来看，西藏最高，可以超过100%，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对转移支付依存度最低，不到10%，换句话来说是最大的转移支付贡献地，多数省份处在40~60%之间。可以看出我国地方财政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3）土地出让金
这个是近十几年迅速崛起成为地方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支柱，正如官方解释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的原因一样，约占地方50%的财政收入，最高峰出现在2021年，卖地收入达到8.7万亿，2022年回落约20%，与当时的中央转移支付总量相当，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由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流向的钱，虽然不是明面的税收，但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向居民征收的隐形税。
了解完三个只要的收入来源，我们可以大致的分析下，地方财税的问题，首先土地出让金取决于购买新房的需求和这些刚需的储蓄和收入，是一种未来税和透支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套100万的房子，按50%土地成本占比和20%首付来算，六个钱包刚好上车，相当于一次性征收居民六个钱包2.5倍的税收，相当于是举债纳税，透支型的税收必然不可能持续，尤其是疫情冲击的三年，涨幅放缓，且去年在城投加隐形债的情况下依旧下跌20%。
其次是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大环境是减税降费，尤其是给企业让利，除了个税完善后对于税收的增长贡献增速比较大，其他的都贡献不足，经济下行，政府干预市场的两个工具之一，财政政策工具要求增加政府部门向市场的支出，而降低对市场货币的索取，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的税源不会太乐观。当然有些地方在税收上缺失，会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比如贵州切走茅台股权售卖掉，又比如罚款风潮等等，都是增加非税收入，当然有人说贵州茅台缓解了地方的财政，但永远都是在收入上理论，而不是去支出和支出效率上找原因，就好比一个人整天负债来灯红酒绿，把自己的祖业变卖换钱花，别人还说花祖业有助于缓解这个人的负债压力，而从来不去关注他把这些钱都花在了哪里。
最后是转移支付和政府负债，经济越差的地方，越依赖土地财政，且花钱效率往往低下，就导致了钱花了，地方经济依旧不起色，结论是花的钱还不够，削减开支是很难的，那么都会陷入举债做经济指标的阶段，债务越高，利息也就越高，对于土地财税和转移支付依赖度越高，对土地财税依赖度高就要刺激房地产，或者增加罚款来增加非税收入，都是地方居民的隐形负债，且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利息，公共福利支出增速缓慢，陷入恶性循环。为了方便举债，还搞出城投这种奇行种，债务算在有限责任的企业身上，融资来的钱通过土拍进入地方收入，最终甚至可以单方面宣布展期。
近三年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增长超过了从08年到19年增长之和，且还不包括地方的城投这样的隐形债务，从中央转移支付的基数上来看，超过10万亿，但从增长来看只有3.6%，增长的部分甚至都不够地方明面和隐形债务的利息。
所以很期待落实的一句话，让经济增长更加接近居民的生活，转移支付不在多，在于如何花在刀刃上，比如增加公共福利的比重，债务扩张来做经济的模式已经不适合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居高不下的隐性税收，用无尽的债务换短期的指标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返还居民生活质量的初衷，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限制地方的隐形债务已经非常迫切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及瑞士、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央行行长，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如果只是例行会面没啥太多可关注的，毕竟我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挂钩，受美联储影响较小，比如美国的加息周期，我国执行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美国玩金融玩了上百年，要说需要警惕的，千万警惕第二个广场协议，美国通胀虽然还很高，但大趋势是在回落的，基本到今年6月，去年的基数最高，美国会得到较低的通胀，这时对外贸易逆差依赖下降，大概率会对工业国和贸易顺差国发起贸易战，而干预汇率则是惯用的武器之一。
我们可以大致看下本次美国的处境和上次这么加息抑制通胀的类似点：
通胀与加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经济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沃尔克上任之前，面对经济的衰退选择的是更极致的凯恩斯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美联储选择快速降息刺激经济热度，利率水平从13%左右的快速下降到5%左右，但经济依旧增长停滞，反而在石油危机的供给冲击下转化成逐渐失控的通胀，在1979年超过11%，后基本被称为滞胀。而转折点来源于1979年沃尔克的上任和其货币主张的实施，沃尔克上任后力排众议，选择快速的加息来抑制通胀，曾一度把利率水平拉高到20%以上，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沃尔克快速的加息强行把实际收益率拉回正值，比如1980年初的-12.5%，也就是存款收益完全无法覆盖货币贬值，在强有力的加息下，一年后便把实际利率拉升到3%以上。
回到本次美国的经济表现，货币政策的选择如此一折，奥巴马政府长期维持几乎0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直至其离任前才勉强加息50bp，特朗普政府前期虽然开启了加息周期，但相对缓慢，最终在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中迅速打光子弹，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俄乌冲突又称为全球供给冲击的重要助力，激进的货币政策、极致的凯恩斯主义结合供给冲击带来更高的通胀，虽然没有上次滞胀顶峰时接近20%，但也是近四十年最高的通胀，接近10%。拜登政府不得不在金融资产泡沫和通胀之间做选择，最终美联储快速的加息来抑制通胀，不到一年时间加息475bp，利率水平到4.75~5%。实际利率也逐渐拉正，按照最新通胀表现，实际利率只剩下-1%左右，从通胀回落的趋势来看，3月的利率水平和通胀几乎持平，实际利率达到由负转正的临界点。
2. 高财政赤字和高贸易赤字
美联储加息中，最担心的其实还是经济衰退的风险，上世纪八十年代沃尔克加息就带来了严重的双底衰退，即一个经济周期内出现了两次衰退，大幅度的加息也被称为崩溃疗法，靠凯恩斯主义缝缝补补已经无法维系经济体的正常发展，必须通过强而有力的加息主导市场出清。而美国既想加息抑制通胀，还想避免市场的衰退，现在的做法是一方面留有紧急救市的工具，比如美联储的特别贴现窗口，给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最近的流动性危机中一周就干到了1500亿美元。
对于欧美这样早期的工业国均出现了高通胀，而解决办法除了加息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向全球输出通胀，表现为极高的贸易逆差，也被称为贸易赤字，其中美国仅2022年贸易逆差就高达9481亿美元，欧盟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2022年贸易逆差4320亿欧元，同时高通胀的英国也出现了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值得一提的是，三个经济体具有几乎一样的经济表现：高通胀、加息周期、高贸易赤字，高的国际货币结算占比，美元、欧元、英镑刚好对应国际结算货币占比的前三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断的把通胀输出到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产能输出国，拿走全球大量的商品供内部消费来中和通胀，即便有全球产出背书，这几个经济体的通胀依旧维持高位，美欧英的通胀分别是6.0%、8.5%以及10.5%。
另一个则是政府的财政赤字，经过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依旧采取的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配合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奥巴马任期八年，美国国债从2008年的约10万亿，占GDP比重约67.7%，增长到2016年约19.98万亿，总量几乎刚好翻了一倍，占GDP的比重约为107%。特朗普任期虽然只有一届4年，但美国政府债务上任时19.98万亿到离任时提升到28.7万亿，占GDP比重约为130%，顶峰时到132.3%。到了拜登上任一年多，很快就达到了政府债务的上限，约32万亿美元。加息时采取的策略是收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期待将加息对经济体的冲击降到最低。
美国政府债务到达上限还不是最可怕的，结合加息让美国政府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增加，不违约的前提有几种可能：1、开源，向市场征收更大比例的税收，尤其是拜登希望增加的富人税，但现在看来进度缓慢。2、扛到美联储降息，把利率继续放低到过去0~0.25%的水平，这样降低利息压力。3、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借更多的债来偿还前面到期的债务，现在看来哪一个都不容易。美国的高贸易赤字结合高的财政赤字，让其非常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状况。
3. 对外发起的贸易战争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美国通胀回落，美国在双赤字的背景下，德国日本两大工业国即便经济强势，但缺少完整的主权，且美国在日本德国均有驻军。号称自由市场竞争和经常指责他国干预汇率的美国，成为最近十年干预汇率的最大手笔之一，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五个工业国的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干预美元会议的协议，即引导美元有序的贬值，尤其是迫使当时德国马克币和日元对美元升值，后被称为广场协议。
大家可能好奇，本币升值难道不是好事么？对于经济运转非常依靠外循环的经济体，本币升值虽然利于进口，但不利于出口，意味着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打击很大。德国日本的部分市场因为本币大幅升值被美国抢占，同时本币购买力上升，日本人到全球购买商品，而美国本土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降低贸易逆差，美元走弱但美国制造业出口走强，经济走强一方面意味着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紧迫性，让政府更有利于降低财政压力。广场协议最大的获益者毋庸置疑是美国，代价也很显著，其实就是向日本和德国发动的没有硝烟的贸易战，由于日本德国没有反抗的可能，人为刀俎其为鱼肉，明知是坑也得跳进去。
其中日本作为当时第二大工业国，损失最大，快速升值导致其外循环受阻，经济停滞不前，本币的快速升值又带来了国际资本的涌入，同时开启宽松货币政策抑制本币的进一步升值，外资涌入和宽松货币带来本国逐渐膨胀的资产泡沫，不到五年时间这种货币幻觉便被戳破，房价腰斩，大量的购房者资不抵债而破产，日本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陷入长期的续命和低增长之中，一般认为日本的衰退与广场协议的签订关联度很大。
我国一季度的贸易依旧强势，且外循环依旧是我国经济更关注的经济增长点，本币汇率稳定是外循环的关键。如果是美国主导的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更是带来诸多投机资金涌入，收割国内财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6.8的时候美元换成人民币进入，且对外资往往还有优待，等经历一次快速升值以后，假设升到5.8，看起来人民币的购买力上升了，但实际上普通人消费依旧用人民币在国内买东西，同时被外汇管制卡的死死的，而外资短期内再换回美元就可以获得15%的收益，同时国内先富起来的人也会蠢蠢欲动冲击外汇，并且带走的是我们几十年积累的外汇储备。最重要的是外循环，快速升值必然降低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韩国日本则因此获益，缺少内循环的情况下，外循环受阻将会让经济增长陷入更大的困局。
财经大 V 帮粉丝炒股，9 个月账户从 336 万炒到只剩 18 万爆亏 95%，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现在社会大大小小的坑太多了，做局和违法成本太低，维权和追回成本太高，大环境导致普通人在生活中必须什么都得学一点，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而是尽量少踩一些坑，大环境普通人很难干预，比如分配、再分配以及监管环境，所谓的靠山山倒，最后一道防线还得是自己，强行把人逼成超人。单独这个问题不论真假，做局割韭菜这类问题是非常普遍的。
1）信用关系
现在的社会，亲朋之间的信用都未必稳固，常常因为民间信贷问题闹僵，有时候因为几百块就闹的非常不愉快，也因如此大家发现金钱上少来往反而是现在比较理性的选择。
建立的信用关系往往需要协议的约束，比如信贷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借款协议（借条）等具方式建立受法律保护的信用关系，即便亲朋之间的大额来往都需要建立受法律保护的信用凭证，不是所有人的信用都是长期值得信任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信用违约后的最后保障。
此类问题更特殊了，委托打理“股票账户”，且从贴出来的信息来看，并没有看到双方签订的协议，无非是收益如何分配，风险如何承担，合作如何终止等等，这让此类问题的处理难度和追责变得非常困难，尤其还是涉及到金融投资，钱就基本没有可能追回。这个问题比此前的委托银行内部职员打理账户存款造成损失更难处理，那个是伪造存款文件涉嫌违法，而股票投资本身就是高风险的，造成的损失很难定责。
这给读者的第一个警示，不要轻易把钱交出去，即便是信任的人也要给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法律保障，对于陌生人的信用要打一万分的警惕，没有人会帮你赚钱，你看重收益，人家看重你的本金。尤其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相关的，比如前几天的另一个热点，明星与新型金融投资品的问题，明星天然带有流量和广告属性，明星代言或者间接变成宣传工具，带动效应形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追责，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总是普通人。
2）诡异的概率和比例
诡异的概率，去年各类金融投资品表现确实很差，就连R2级的银行理财都出现了亏损，股市人均亏损约8万，股票和基金平均亏损也不过10~20%，而亏损95%实属罕见，应该属于概率统计的极少部分。举一个概率问题，你一点经验没有，用随机的方法去选股，从概率上来说也不至于达到如此的亏损，95%的亏损就和买了彩票中奖（正常返还比）的概率一样，在所有可能中选择这支股票，从概率上很难解释的通。
诡异的比例，经常做公众号的知道，有两个比例值得关注，阅读点赞比和阅读赞赏比，前者往往要高于后者，这位用户首先出现了诡异的点赞比小于赞赏的比重，点赞600多，赞赏稳定在1000多。第二个诡异的点在于赞赏比，正常的赞赏比约为千分之几，而这位可以高达十几分之一，且最近一篇的20分之一大概因为热度大家都去看这东西是什么水平。
诡异的概率和诡异的比例，都不是正常的表现，当然我们作为外人不好去判断是不是做局，只能说疑点太大了。
最后呢，老生常谈的提醒读者，不能只追求收益而忽略风险，不是只有赚的钱才是钱，少踩坑省的也是赚的，经济下行骗局不必经济高增长少，抗风险资金还是要牢牢握在自己手上。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8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这一数据说明了什么？

今年的三个比较值得参考的我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是：我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摩根大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5.6%，前几天IMF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为5.2%，其实差别都不算太大。
其中预测最高的摩根大通的判断还分别给出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投资约2%，消费约4.1%，以及出口下拉经济约-0.5个百分点，同样的我国商务部的表态也是类似：“表示 2023 年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外需走弱、订单下降。”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需求减弱是大概率事件，也就是说今年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还是比较缓慢的。
一季度，我国的进出口额依旧在增加，
一季度进出口额继续增长，首先增长主要贡献来源于出口，进口几乎持平，依旧是较高的贸易顺差，一季度1.41万亿贸易顺差，超过去年1季度的1.04万亿。同比增长来看，去年一季度是10.7%，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7.5%，今年的同比增长为4.8%，主要是出口的8.4%的贡献，对于经济增长指标依旧是正的贡献，但贡献幅度应该不会像去年一季度那么高。
从结构上来看，主要贸易伙伴数据增长情况还是有差异的：
排名前五的贸易伙伴中，主要的增长来源于东盟，而对于欧盟的增长相对缓慢，对于美韩日则是同比下降（小数点后取值导致同比计算存在误差）。有意思的是，对欧盟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进口，这其实就是给欧盟的一颗糖，包括最近的法国造船订单，我国对空客的采购等等。而对美国则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而去年一季度对美贸易增长约为9.9%，这也能理解问题中关于外贸结构优化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国贸易顺差约43.6%都来自于美国，而美国贸易逆差的约40.5%来源于我国，也是美国输出通胀的重要方向，但按照今年这个趋势，中美贸易增长预期不会太好，双方都在寻求对方的替代品，比如美国寄希望于东盟和印度的工业产能，我国则更依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清产能，现在看来还都发展的不错，美国通胀逐渐回落，对贸易逆差依赖降低，我国则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印证了2021年的一些判断，疫情窗口期让中美两国不得不合作，又相互布局来尽可能的降低对双方的依赖，新一轮的贸易摩擦预计会在美国通胀完全回落之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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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丹：美国双赤字下的贸易摩擦
报道称「中方冻结与美方高层外交接触」，外交部回应「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如何解读？

美国是贸易中的最大获益者，却又不断制造贸易摩擦。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我国2022年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6906亿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仅仅只有1538亿美元，而出口额是5368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3830亿美元，而我国去年总的贸易顺差为8776亿美元，约占43.6%，我国有接近一半的贸易顺差都来源于美国。
一般情况下贸易均衡是两个经济体理想的状态，货币只是中间衡量商品的媒介，核心是等价商品和商品的交换，大家都不吃亏，然而现阶段，老牌工业国普遍出现了高通胀的问题。想要中和通胀，非常依赖贸易逆差将过剩的货币输出去，同时增加商品的供应，一进一出是抑制通胀的关键。美国仅2022年贸易逆差就高达9481亿美元，而对华贸易逆差占比40.5%，我国也想从美国买芯片等高附加值商品，美国不愿意卖啊。
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意味着我国是美国向外转移通胀的主要经济体，也是缓解美国通胀的重要贡献之一，其实不止是美国，欧盟贸易2022年逆差高达4320亿欧元，不说欧美在贸易逆差中获利，至少也是贸易双方互利的事情，我国出清了产能，欧美输出了通胀，美国依据可以靠着美元霸权从我国大量的进口真正的商品。
然而，享受着中美贸易带来的利好，又要极力的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发动贸易战，此前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关税到现在依旧生效，且还没有看到松口的迹象。此外针对我国的其他贸易限制依旧存在，比如芯片产业的禁令。过高的财政赤字和过高的贸易赤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生过，尤其是对日的贸易赤字，最后也是依靠“广场协议”迫使当时德国马克币和日元对美元升值，增加美国本土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降低贸易逆差，其实就是向日本和德国（都有驻军）发动的没有硝烟的贸易战。
本次美国的双赤字处境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太过相似，预计未来的选择必然是针对制造业大国的贸易战，日本、欧洲、韩国预计都是可以牺牲的，而我国则是为数不多在军事、货币政策、产业完整度等方面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对外妥协预计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反而斗争中求合作是过去重要的经验。
河南、湖北、广东多地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下调原因几何？还会继续降吗？

把商业银行当做一个盈利的企业来看，“原料”就是存款，而产品则是贷款，本身赚的就是利差。
疫情冲击以来，从市场层面来看，信贷需求不足，投资消费活动受阻，对于贷款的需求意愿下降。
从宏观政策层面，宣传口径是中性货币政策，其实执行起来是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去年开始的货币供应其实就能看出来，基本维持10%以上的货币供应增速，今年1-3月数据分别是，12.6%、12.9以及12.7，这还是在249.77万亿的基数上得到的增速得到的数据。
从利率水平上来看，LPR去年只下降了15bp，但事实上银行的加点可操作性更大，比如针对房贷贷款利率，一年时间各地下降100~200bp不等，前年的首套房利率平均值在5.2%左右，现在平均值在4.1%左右，平均下降110bp。而针对实体企业的贷款也是如此，其中降息的少量贡献是lpr的下降，而主要贡献是银行可操控的加点。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新增贷款成本下降，利于信贷的派生，另一个是存量贷款重新定价后只能享受15bp的降息，保证银行的利润。
最后，供需关系是决定市场化执行利率的重要依据，存款不断增加，意味着银行“原料”的供应过剩，降准又会进一步推高超额准备金率，让银行的“原料”堆积进一步增加，而需求端主要贡献是企（事）业单位，比如一季度的新增贷款8.99万亿是企事业单位，约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5%，居民参与度下降。
企事业单位举债有很明显的特征，企业有限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便违约也是企业这个虚拟“法人”的违约，而国企央企以及地方的城投公司，债务可能更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展期结合以债养债还能续命，唯独居民部门收入预期放缓以后举债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且伴随着无限责任且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兜底，市场的激励导致了债务扩张时期的差异表现。
总结起来，债务扩张在今年依旧是刺激经济的重要工具，宏观杠杆率不出意外还要增加，无非是最终是否会转移到居民头上还是持续停留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头上，想要债务扩张，必然要下调贷款利率，而居民避险意愿和降准又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供需关系决定了存款利率的走低。
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15.39 万亿元 同比多增 4.54 万亿元，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投资和消费，最重要的是钱流动起来才有税收和就业。
钱流动不起来，宽松供给再多的货币更多的以存款的形式还在银行，对于实体经济的利润影响大打折扣。
记得昨天有一个评论，不管是通胀高还是通胀低，都有人吐槽，其实和人体温度一样，发烧和失温都很危险。不管是货币供应量还是信贷，都是同比大增，但cpi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月是1，这个月是0.7，说明货币供应向投资消费的转化效率有限。
再看看实际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存款为例，虽然存款利率在下降，但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并没有下降太多，考虑到去年的收益参考，大额存单可以跑赢绝大多数的投资，股市、基金甚至银行理财表现都不好，风险最低的反而收益最高，这并不常见。
我国居民最大的支出，总是绕不开一静一动，房子和车子。对于房地产的购买主体来说，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购买成本都在下降，包括价格优惠和利率优惠，假设晚一年买，购买相同的房子可以省下不少钱，意味着相同的储蓄购买力更强了。对于车子的消费，虽然政府补贴力度下降，但车企也在一季度纷纷降价，降幅甚至高于补贴的优惠，说明同样的货币购买力也在上升。这也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中权重体现不到的购买力变化，因为cpi对于房子统计的是租赁价格，对于汽车这类工业品则权重较低。
此外，大家避险情绪增加是整体表现，还没有考虑结构问题，信贷创造存款，而存款的流向未必是所有人，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业形势不好，劳动者更加内卷，议价能力下降，在工业利润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很可能还会成为“节流”的对象，钱没有通过劳动所得进入大众，存款增加可能并不均衡，毕竟不是所有银行都像招商那次给出存款的结构数据。
总结起来，货币供应和市场表现的差异，货币供给过剩但又无法转化为投资和消费，更多的以存款的形式留在金融体系内，即便存款利率继续下降，通胀稀释货币好像吓不到居民的决策了，毕竟现实中尤其是工业品去产能竞争更加激烈，让利也越来越多，还是那个老结论，仅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效果偏弱，必须要解决货币流通的阻塞，让居民敢于投资和消费，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就业和税收。
3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3.89 万亿元，同比多增 7497 亿元，透露了哪些信息？

考虑到前三个月波动，我们先看近三年一季度的数据：
新增贷款继续提升，尤其是企业部门增长迅速，疫情冲击下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对于信贷的刺激政策较为显著。而住户部门的贷款则是去年较差，而今年恢复一些。
这里重点关注住户部门的贷款，
可以看到，前三季度，居民新增贷款低于2021年一季度，但高于2022年一季度，降息配合防疫政策转向，居民的信贷意愿有所恢复，如果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提升较多的是居民的短期贷款，而中长期贷款并不比2022年更好。可能的解释比较多，比如定向降息和宽松货币政策下，可能出现了存量长期贷款利率和短期贷款的倒挂，居民可能存在短期贷款置换长期贷款的可能，从消费者价格指数来看，这部分贷款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贡献消费，用于周转的可能性更大。
而与房地产投资密切相关的中长期贷款来看，下跌的非常少，房地产不会比去年差太多，但也并没有比去年一季度更好，居民贷款同比增长主要集中在短期贷款上，而短期贷款的流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最后，根据一季度的住户贷款数据和前两月的数据，如果没有算错的话，3月的住户贷款应该是爆发式的增长，当然这个增长是环比前两个月的极低数据：
红色部分是根据一季度的总体数据和前两个月的数据反推得到的，可以看到一季度的居民贷款增加基本集中在3月份，环比增幅高达500%，不管是短期贷款还是中长期贷款，而根据之前的数据，中长期贷款基本和去年持平，比前年要低一半。大致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房地产热度下降应该是止住了，基本可以做到与去年1月持平，但相比于2021年还是要冷的多，这都是数据上的结论。要关注的还是这种爆炸式的居民贷款反弹是否可以持续，今年的防疫政策转向积攒了大量的需求，不管是三产的服务业旅游业，还是房地产积累的需求，是否可持续最终还是依赖居民的收入，长期来看，非常依赖货币供应转化成居民收入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