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和清谁该对中国近代落后负责？

1881年，广东南海县，1000多名当地缫丝工人，冲进村中的蒸汽缫丝的裕厚昌丝厂将其捣毁，那时候的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了。
南海知县徐赓陛权衡利弊后出示了一道名为《禁止丝揭晓谕机工示》的公文，“本县为民父母，固不能庇奸民而纵其横暴，也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垄断。盖地方之芬顽必当究治，而小民生计，尤应兼筹”，明令“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等丝褐之家，克日齐停工作…”
此事受害者裕厚昌反而被责令停业，这时候已经是1881年了，这就说明了整个执政者们，对于现代商业的态度。儒家精英们虽然知道炮弹落在了国土之上，但是还是不知道商人对于工业化重要性。
西方现代工业革命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业文明被彻底解放，商人们的活力彻底被解放，从而快速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最主要推手就是商人，是商人把科学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然后给自己创造价值，然后改变社会结构。
其实工业革命开始的钢铁业，纺织业，制造业，大家习以为常为常自来水、电力、煤气、地铁这些公共服务设施，都是商人们以盈利为冲动建立起来的。
所以在西方，每当有新兴工业项目出现时，都习惯让商人们去开拓新兴行业，并且推动行业发展，带动产业革命。
西方商人在工业革命中伴有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一个新的时代大展拳脚，能对商人们施加压制教会势力，在文艺复兴后逐渐被政府、商人还有新教瓦解。西方的传统精英阶层，从来没有统一意识到商人具有巨大破坏力。
所以在工业革命到来之时，选择的是和商人携手，然后权力渐渐被资本集团侵蚀。
商人们的特点是贪婪，不只是要赚取利益最大化，资本得到满足就要政治利益，所以西方社会的转变，商人们一直都是最大的推手之一。
细数西方历代文明强国，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一旦某个文明到达同时期全人类最辉煌顶点之后，一旦开始衰落，就再也回不到同时期人类最辉煌的顶点，是再也！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马其顿，古印度等等，即使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加持下，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跳出这个规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这些前大航海时代受益者也没回到巅峰时刻，再也没成为同时期全球最顶尖的国家。
可是只有中国例外，因为有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找到了一个平衡模式，就是与历代帝王的平衡模式，能够与掌权者形成完美的平衡。让中国一次有一次衰落之后，会再次站到同时期人类文明的顶点。
这就是儒家，儒家和中国其他所有学说完全不一样，能够完美的和帝王共生，然后一起创造出新的强大王朝。这就是儒家社会，儒家精英创造稳定王朝手段里，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摒弃一切不稳定因素，其中有很多，比如兵，道，法，墨等学说，都会被压制，同时打击商人，因为商人是破坏儒家理想社会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是儒家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让中国重回人类文明的顶点。两千年的每一次重新辉煌都是儒家的功劳。有优点就有缺点,儒家形成了自己理论与框架，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工业革命的浪潮，也没有一个大儒提出新的理论来适应这个时代。
当遇到新时代试探性触角后，儒家官员第一反应就是毁灭他，因为儒家官员眼里，现代工商业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数。
现代工商业打破了儒家理论中美好的小农经济，而儒家又没有合适理论去适应现代工商业。
所以在现代工商业面前，儒家永远都是两个极端，要么极度对抗，要么极度妥协。无论怎么做，在没有理论突破的时候，儒家与现代工商业的矛盾都是无法调和的。
儒家精英很早就意识到了商人集团对社会的改变，也知道商人的贪婪本质。
所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里，一直都是抑商重农，商人一直在各个王朝里都是地位最低下单位阶层。
元代的特点就是不肯与儒家精英们妥协，不肯与儒家分享权利，所以元朝始终无法得到中国传统精英支持，而导致快速衰落。
但是元代打破了中国各个朝代对于商人的抑制，同时全世界商人因为元帝国的庞大疆土，可以畅行于东方和西方，中国土地上，这是自唐以后西域商人最多的时候。
同时也个元代的中国带来西域商人的商业模式，元末其实诞生了很多巨富。其中包括沈万三这样的巨富很多考据史书，说沈万三其实早在明前就死到了。其实沈万三的之死的传说，代表明朝重新回到了抑商重农的老路上了。可能死掉不是沈万三，而是别的富翁。
但是商人阶层以沈万三这些巨富的倒台为标志，再次代表中国社会重新回到儒家对于商人阶层控制压抑的老路之上。
无论明代还清代，儒家永远都是和皇权争夺话语权，清代以前永远都是以儒家的理论在运行，整个社会的规则都是儒家规则。
明朝的特点是历代皇帝包括朱元璋，发现得到江山后要与儒家共享权利，然后产生激烈的对抗。纵观明朝就一个特点，就是历代皇帝在于儒家政权争夺绝对权力的话语权。
到了明代中后期，儒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减弱，商人阶层重新崛起。这个阶段商人们开始和江南儒家精英携手，对抗中央的商税，东林党最大的特点就是和江南巨富们联手。
东林党一直再为江南商人集团争取利益，甚至自己就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因为进入国库的银子不如进入自己手里实在。儒家也开始堕落，这个阶段阉党势力，其实注意目的就是压榨商人集团，然后维持国家运转。
但是因为规则是儒家定的，儒家最大的特点是理想主义，但是实际手段还是承袭法家那一套，但是秦以后，法家再无新的理论诞生。
宋代曾经有个儒法结合的高潮，王安石、欧阳修等人都是新时代的法家，但是到了明朝在朱元璋的推动下，理学占了上风，新法家式微，终明一朝都是皇权和儒家争夺话语权。
最后诞生了东林党这个团体，一个维护商人利益的儒家团体。
整个明一代都没有对商业进行有效的商税措施，魏忠贤榨取商人资产手段过为极端，没有规则可循，所以必然会招到整个社会反抗。
魏忠贤虽然拉拢了非东林党儒家精英，但是用的不是儒家大旗，所以最后面对拥有雄厚财力东林党反扑时，魏党毫无抵抗能力。
魏忠贤用非常规手段付出了代价，最后被勤奋的崇祯杀掉，直到明亡，东林党和商人们都不肯拿出私产为帝国续命。李自成一通猛打就逼出数千万两白银，可是东林党们宁肯看见国家死掉，也不肯定送自己家底，这就是人性。
而这其中的商人集团在逐渐掌握财富，通过扶持东林党，最后东林党反而架空皇权，让明陷入衰落。
清朝的本质就满人入关后，看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后，与儒家达成妥协后的结果，儒家因为满清做出了适应性改变。清朝皇室与历代王朝不同的是，一直致力于领导儒家社会的话语权。
明朝的衰落引起清代皇帝的极大恐惧，整个清一代，最大的特点就压制商人，掌控对儒家体系的话语权。
其实文字狱最大的特点就是针对儒生，不对平民，这是清朝皇帝精神控制儒家精英们最有效的方法。同时清代皇帝都熟读儒家经典，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让和珅发家那句话，有囚犯逃脱，乾隆脱口而出：虎兕出于柙。
和珅快速接上：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可见清代皇帝都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但是这也是清代抑商的重要源头，以及前朝的经验，明代巨富与儒家勾结，所以清代对于商人集团的压制要大于明代。
同时清代特别防范文人结党，还有商人和文人勾结，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精英又开始恢复了对于商人集团的压制，商人集团的活力又被压制在最底层。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用商业规则去操作，用的是传统儒家手段，因为没有儒家理论突破，所以必然失败。
近现代所有的工业化运动初级阶段，必然是商人阶层推动的，在没有高效的高效现代政府结构之前，商业的力量才是推动初级工业化主因。
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是必然要破灭的，因为以一己私利为主，不受国家控制，而罔顾国家兴忘的行为，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商人和儒家精英勾结进一步让国家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可以说和东林党勾结是商人们短视结果，也是商人重利而不受控制的最直接后果。
清代是总结前人经验做的最好的王朝，其中做的最好就是对于商人阶层的压制，儒家精英们对于商人的压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里最强的，因为儒家精英恐惧商人们会再次夺取话语权。
所以在工业革命获利者的强国来中国耀武扬威的时候，儒家精英们还在梦里呓语。
终清一代，儒家追求还是自己理想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家都没有停下压制商人的手，明清两代，归根结底都是儒家社会，儒家面对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没有任何既有理论能适应这个时代。
儒家精英展现了两个极端，明末和儒家精英携手掏空国家，要么死死压制商人的活力。
皇权和儒家精英们，永远都是相互利用，然后又相互对抗，儒家对于中国影响太深，皇权永远不可能在培养第三个势力出来，而且商人阶层是最不好控制的阶层。
儒家的理论也不允许商人们在社会中拥有部分权力，事实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现代工商业中根本就没有儒家精英的影子，儒家完全不适应这个新的时代，被现代工商业影响的政权扔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