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如何看待任正非宣称「我们的岗位没有年龄限制，职员类岗位不涉及末位淘汰」，能成为行业的现实吗？

感谢 @未来十年 邀请，说起来，禁止「末位淘汰」，不正是劳动法本身的要求嘛，又不是一个公司所提供的额外厚待。
末位淘汰本身就是违反劳动法的，不考虑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公司想要单方面解除劳动，无非就是几种法定情形：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其中，正式员工和末位淘汰沾边的无非就是标黑的两项，但仔细想想，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在绩效考核中排行末位，并不必然意味着「不能胜任工作」。排名末位，仅仅说明了相对的工作能力，而不能说明绝对的能力。况且，绩效考核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次绩效考核的相对成绩不足以证明胜任程度。
对此，法院在中国农业银行南阳分行卧龙区支行诉符宛霞劳动争议案（2008）宛龙民三初字第465号中有如下说理：
“末位淘汰”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始有末，始末是一个相对概念，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企业管理角度看，业绩考核作为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的一项激励措施，无疑是积极的。它通过对内部员工工作成绩评定排名，显现业绩差距，以此激发后进员工工作热情，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达到劳企共赢的目的。
但处于“末位”即遭“淘汰”的做法显然失当。
因为员工的业绩要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单独以此来界定员工业务能力有失公允，直接“淘汰”让劳动者待岗的行为显示出了用工单位的强势和评定方法的片面性。
无独有偶，中兴通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诉王鹏劳动合同纠纷案（2011）杭滨民初字第885号中，法院也采取了类似的说理，认为「中兴通讯仅凭该限定考核等级比例的考核结果，不能证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不符合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
简言之，证明劳动者比其他人差，还不足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企业将末位淘汰写入公司规章制度，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实施末位淘汰，同样因为违反了法律要求而不足以支撑单方面解约行为。
当然了，真要进行末位淘汰也简单，总是有很多办法让公司和员工「协商一致」，通过所谓的「协商」实现实质上的末位淘汰。也许，正是因为企业太熟悉了这种协商一致的默契，而已经忘记了，末位淘汰本身就是违法的，没啥好商量。
最高法发布正当防卫认定新规，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最值得期待的变化，就是破除「上帝视角」，结合具体情境来判断防卫人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在安全的环境中，用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评价行为的合理性。
一个难点在于，如何让法官带入防卫人的视角看待问题。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可以甩锅给陪审团，让陪审团的 12 名普通人结合相关证据和自身生活经验，判断在当时的情境下防卫人是否受到了「对紧迫威胁的合理恐惧」（reasonable fear of imminent harm）。
以美国为例，绝大数的州会考虑防卫人认知的主观合理性和客观合理性。只有客观上合理的恐惧才能支撑正当防卫，而主观上合理的恐惧（防卫人自己提出了解释，但陪审员并不认为对一般理性人成立）则构成「不完美的正当防卫」（imperfect self-defense），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可以改变定罪量刑。例如，如果通过「不完美的正当防卫」致人死亡，则不构成谋杀罪，可降格为过失杀人。
和英美法系不同的是，我国的庭审中，法官既需要认定事实问题，也需要适用法律。这就意味着，需要让一名法官或者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来代表普通民众，对行为的合理性作出判断。法官固然是专业领域的权威，但在生活常识方面、特别是对于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了解方面，判断力未必就比普通人高。（否则，也不会有当年南京彭宇案「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认为上前救助老人者是肇事者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经验」了。）
因此，在「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这一指导意见的大背景下，希望能真正更加全面地考虑各方证据。在必要时，考虑心理专家提供的鉴定意见，适度借鉴对抗制司法体系的长处，充分考虑目击者的证人证言，对在法庭上「讲故事」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综合各方叙述还原现场状态，这样才有助于查明防卫人面对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
如果知乎办晚会，会是怎样的？可以有哪些人或环节？

希望邀请 @寒冰射手曹草草 @FanFanFan @邓铂鋆 @托卡马克之冠 @Pandora 几位朋友来一段访谈 / 沙龙 / 情景剧 / 群口相声，求不黑，认真说说理由。
知乎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分享知识的社区，这不带丝毫贬义色彩，而是一种赞许。从一开始，知乎的魅力就在于人和人的连接，知识是这种连接里的一环，但不是唯一一环。
上古时代，知乎的时间线，每天不到一小时可以看完几乎所有新内容的时候，吸引我「破圈」接触点新知识的，往往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背后的人。虽然当时还在主修经济金融，但会因为信任 Raymond Wang 学长的判断，多接触一些法律实务知识；虽然当时还是踢足球为主，但在程瀚不遗余力的提问下，还是迅速成为 NBA 伪球迷（雾）。
随着社区越来越大，这种基于个人的连接会被「公海」上的流量稀释，知乎有了更多无差别带逛的高关注用户，推荐算法，有了热榜和热搜，内容走到了人的前面，事件本身的热度走到了内容的质量前面 -- 任何一个内容平台，开始用算法来推荐内容、基于事件热度来干预曝光时，都会有这种变化。
但是，创作者之间的连接，还是有价值的。
知识的 P2P 传输具有一种正外部性，两名高手过招，围观群众也能从中学得一招半式。在评论区开始互甩论文、聊着聊着找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种情况在知乎还不时能看见。有一次，我和吴声威律师在评论区谈起一个问题，一个人读过一本书的英文版、然后用知乎好物推荐功能带货中文版，是否因为推荐自己没有使用过的商品而违反广告法，这个讨论发展到最后，吴律师甚至考虑了去起诉我来让法院解答。像是这样的讨论，没有人的因素，是实现不了的。
再者，创作者形成的文化，也在助力知识的传播。在早起知乎，因为一个人，而开始接触一个领域，是常有的事情，而在当今的知乎，因为一群人，而接触自己本来不了解的领域，也的确在发生。入关可能不是最恰当的例子，争议性太强了，但搁置价值观的争议，放下 ego 去看待，就会发现它同样是在推进认知的边界。有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强有力的论证（或者强有力但存在明显缺陷的论证），开始关心国际形势，关心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时政新闻？
这就有点像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因为看到班里的 cool kids 都在讨论一件事情，所以自己也跟过去想要 blend in。 但这同样对于 cool kids 们做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可能引发别人的模仿，我们彼此之间没轻没重的调侃，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示范，要是我们成为了校园恶霸而不受到惩罚，那么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 bully.
所以，想找个机会和大家伙聊聊，我们应该怎么办，怎样成为公共讨论的传火人，而不是压制开放讨论的反动力量；如果我们本意是好的，但被曲解了，如何让大家正确认识这个圈子，让更多地下小圈子能走到阳光下。
当然了，抛开上面所说的不谈，要是能预先埋伏好刀斧手，也不失为一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大雾）。
如何看待张玉环申请国家赔偿 2234 余万元，称「无罪判决后，仍生活在恐惧、遗憾中」？

2234 万元的请求，个人认为不太可能会得到支持。
在张玉环之前，针对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最高纪录是 468 万元，由蒙冤入狱 23 年的金哲宏获得，当时的赔偿标准为每天 315.94 元。金哲宏所获得的赔偿中，包含人身自由赔偿金 267 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 万元。
在金哲宏之前的记录，由蒙冤入狱 25 年的刘忠林获得，其中包含羁押 9217 天人身自由赔偿金 262万余元（当时的赔偿标准是每天 284.74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97 万余元。
目前比较确定的是，张玉环至少可以通过《国家赔偿法》获得约 320 万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
根据《国家赔偿法》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应当作出赔偿，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按照 2020 年的水平，应当是每天 346.75 元。
对于为何提出的请求超出法定标准，张玉环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提出：
赔偿请求人是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三倍于劳动时间，因此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按照国家日赔偿金标准的三倍进行赔偿，即10171564.5元。（来源：界面新闻）。
对于这样主张，尚没有获得支持的案例，虽然值得同情，但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至于 1117 余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治疗费用主张，对比金哲宏和刘忠林案来看，非常遗憾的是，全额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金哲宏和刘忠林都因长期羁押受到了严重的健康损害（刘忠林脚趾病变不得不截肢，金哲宏患上了糖尿病、肾结石和心脏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也均主张存在刑讯逼供情形，和张玉环处境类似，但两人得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距离 1000 万相去甚远。
刘忠林案再审中，辩护律师提供了刘忠林手指病变和右足拇指被截肢的照片，但判决书并没有认定存在刑讯逼供。在张玉环案再审程序中，张玉环及其辩护律师以张玉环遭受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张玉环及其辩护律师提供的线索和材料不充分，决定不启动排非程序。也就是说，和刘忠林案类似，再审法院并没有认定存在刑讯逼供。
从事实证据和法院对相关证据的认定方面来看，张玉环如何超越过往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额度记录，仍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进行这些对比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对比几位蒙冤者谁更「惨」、把人的自由和幸福用金钱来衡量，本身就很残酷。唯有普及法律援助、杜绝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才能让全体纳税人更少地为这样的错误买单。
报道称猿辅导将获 12 亿美元融资，从 2020 的情况来看，在线教育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能否产生「赢者通吃」在线教育超级巨头，我表示怀疑。
表面上，在线教育产品可以低成本无限复制，因此只要课程做得足够好，就可以把同类课程「挤死」。毕竟，如果大家连根网线就能听清华教授讲经济学原理，那么为什么要花差不多的钱听非名校老师的呢？
但这一假设，在目前的互联网行业是不成立的。客观现实就是，当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难免遇到「拜山头」「认爸爸」的问题，腾讯、阿里、字节，总得挑一个。挑选其中任何一个，都意味着难以使用其它巨头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来上课，难以借助其它巨头的用户基础进行投放，有些流量注定无法吃到，有些产品注定用不上。
一个「腾讯系」的在线教育产品，想用钉钉来上引流课，不是不能，但说不好哪天就被针对了，想在今日头条进行投放，也不是不能，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在获客成本上，肯定比不上字节自己养的亲儿子。
因此，我个人认为，国内在线教育公司的增长不会无穷无尽。
打个比方，这就有点像是挖石油：一开始，个别地方随便一铲子下去就能淌原油，成本非常低，挖到后来，就会遇到各种复杂的地质环境，乃至需要跟油页岩较劲，成本越来越高。
在线教育获客，最后也会有啃不下来的潜在用户，有的是不能啃，有的是 LTV（用户生命周期价值）不足以覆盖成本，而这个成本，同样的潜在用户，对于不同公司来说，是不一样的（例如，一个活跃在字节系产品的用户，字节自己的在线教育产品可以轻松拉新，腾讯系公司就要付出更高成本去转化），因此即便存在各方面都碾压竞品的课程，行业还会存在一定的分散。
再者说了，流量也不是无限的。如果说，前两年在线教育还可以用流量打法大水漫灌的话，从今年开始，行业玩家就需要开始多去吃苍蝇腿上的肉，要通过合理的课程体系提升复购和转介绍、层层提升转化效果了。这一点，行业之中很难有人讲得比这个系列的课程更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下（分享者是前三节课教学总监高小舜）：
以上说的是个别公司，然后是行业。
疫情结束的那天，有一个问题将会得到回答：在线教育，到底是「时代不同了」还是「实在不行了」；在线教育，到底是教育未来应该有的样子，抑或只是特殊局限下的替代方案？
个人看来，在线教育有个天然短板：没法提供真正的「同学」。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有的人愿意花上百万元出国读商学院、法学院，同样的知识，半价放在网上卖，估计就没人愿意买了。连我兄弟都知道，想去美国镀金读个工商管理博士，要屈尊到明尼苏达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跟其它知名企业家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地学，上网课哪能交付同样的体验？
的确，有的垂类不需要同学、不需要提供人脉资源，像是考研、考证、少儿英语、少儿编程，都属于此类，扯根网线来学和坐在教室里学，核心体验差别不大。但正如厚大法考的视频不能替代法学院教育一样，在线教育不能替代传统教育在获取社交资本方面的优势。社群本来是个好东西，但往往被功利化了，被当成引流销售的工具，而没能实现人和人之间真正的联合，这显然是一种遗憾。谁能解决这个遗憾，谁或许就能重新定义在线教育的天花板。
如何看待品牌不断向年轻人喊话，这样真的能得到年轻人认可吗？

对于年轻人，人们时常俯视，偶尔取悦，却甚少倾听，更不愿把舞台拱手相让； 定位年轻人进行营销的品牌，或许会表达羡慕，或许报以理解，但总脱离不了「你听我说」的窠臼。市场往往会预设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奖励符合预期的、规训不按剧本走的，最后把每个人变成屏幕上精致的样子。
可不可以，对计划之外的闯入者多一些宽容？
Cindy ，就是这样一名闯入者。
在她面前，有已经铺设好的剧本：如果你来自小镇的边缘，那就好好当一名「小镇做题家」，如果你做的题目足够多，或许能给自己找到一处格子间、租下一所鸽子笼、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城做题家。
如果你相貌平平，最好不要「丑人多做怪」，面对意料之外的聚光灯应该及时躲避、不要出声。最好寄希望于网民的健忘，让时间暂时搁置不正确的审美，趁机从舞池中逃跑，回到被预设的生活。
如果你执意要发声，那就要做好被误解、被消费的准备。当你连在镜头前打个哈欠都成为罪孽、被节目组有意设计出一场失败，那么最好习惯于当个丑角，，帮助公众排解无处宣泄的评判欲。
如果你厌倦了娱乐圈，在十二点钟声敲响时离开，从此再没有出现，或许能在某个自媒体账号上留下一句墓志铭：ta 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光怪陆离。最终，主角是这个时代，而不是身处其中的你。
面对这些如果，Cindy 在每一步都没有作出「最优」选择。她选择了更不确定、更不低调的道路，而那些正在年轻，或者曾经年轻过的人们，是否也曾经产生过一种隐秘的渴望，想要作出更加「不识时务」的选择？Cindy 的境遇，年轻过的我们，都很熟悉，她所发出的呼声，年轻人们也更加感同身受。
不少针对年轻人进行营销的品牌，都提到年轻人的选择。
《后浪》看到了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纵身一跃翱翔天际、可以选择最优秀的同伴、可以从前人留下的财富中，选择最璀璨的皇冠。但《后浪》并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如何拥有选择的能力，如何在时代的盛宴中找到自己的坐席。
也有的宣传片，在我看来格局更大，能看见平凡人们的生活，为每一种生活喝彩，但这还不够。贴近现实、看见众生，并不是对话的终点。年轻人需要被看见，不是作为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作为平等的对话者，是让自己被听到，能够改变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优酷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不再「喊话」年轻人。不居高俯视，也不屈膝献媚，而是学着去当一名听众，让生于 2000 年的 Cindy 来发声。 。
我是 93 年生人，算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移民，在我之后，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Z 世代」的年轻人们。
这是很矛盾的一代人。他们通过屏幕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却发现世界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
创新成为了一种套路，走进精致的仿古小镇，无论是在华北还是西南，都能吃到同样的特色网红美食，正如在各个平台都能看到同一套妆容的网红主播。造作也有了剧本，那些惊人之语、意外反转，看多了也似曾相识。总有人知道，播放量最高的音乐，是哪几个和弦的组合，爆款文案中，包含着什么关键字。
Cindy 的出现，或许可以改变那些模式化的创新、那些精细雕琢的造作，我期待她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舞台是你们的，站上去，你本来的样子就配得上这个机会。我也很想知道，选择了 Cindy 的优酷，会不会从此从此像她一样，更加敢做敢为，敢于创造。
毕竟，年轻人本不应该在乎自己是否被需要，因为他们终将定义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品质；年轻人更加无法被评价，因为试图评价他们的人，总会先一步腐朽。
Everybody is here now，少一些自上而下的喊话，甘心去做在台下喝彩的人，就已经足够好。
如何看待江苏扬州规定「犬绳不得超 2 米，未系绳视为流浪犬收容」？你认为整治不文明养犬还有哪些措施？

这得从违法成本和守法收益两方面来说了。
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对饲养动物致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被狗咬伤，可以依法向饲养人或管理人请求赔偿。但还有一点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果自身安全受到他人饲养动物的威胁，可否先发制人呢？
提供一个中外对比的视角。美国明尼苏达州大明律（Minnesota Statute） 347.04 和 347.06 规定，任何犬只经常性惊扰、追逐平和行走在公共区域的路人，都可视为妨害公共安宁的现象（public nuisance）。受惊者可向地区法院提交诉状，要求法院传唤犬主人出庭应诉。法官在听取各方证词后，如果认为犬只确实危害了公共安宁，应当判令杀死或者用其他方法妥善处理涉事犬只。
试想一下，如果不文明养犬者，放任自己的宠物袭击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导致狗最终作死了自己，还会如此纵容吗？
同时还要考虑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对于合法养狗者的鼓励。
如果守法者发现自己的境遇还不如违法者，劳神费力遵纪守法，却被人嘲笑古板、不懂得变通、傻，那同样是一种不公。在严厉打击违法养狗行为的同时，私以为主管部门也应当为文明养狗、依法使用狗链遛狗、文明处理狗粪便的犬主给予一定激励。
例如，在公园中开辟一些供犬只玩耍的 VIP 场所，必须戴好狗链和清洁用品才能入内，例如上传清理粪便的截图，可以积分兑换宠物零食玩具等。至于费用，也不浪费纳税人的钱，直接从违法养狗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便是了。
最后，咱们不能看到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权利」，保护养宠物的「自由」，就忽视了背后狗主人承担的义务，要学就学全套啊==
如何看待字节跳动宣称将严格遵守《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TikTok 的收购还有可能实现吗？

我并不认为《技术目录》就是针对字节量身定做、专门为了 TikTok 收购案临时搞出来的反制措施，而是时代的必需品。
近日《技术目录》新增了一项控制要点：「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定义可大可小。
说到个性化推送，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黑盒，一些信息进去了，又有一些信息出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有的细、有的糙、有的对信息安全的危害比较大，有的比较小。
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我就分别举两个虚构的例子好了，假设有这么两个信息推送服务方案：
方案一：找出最近一个月，所有在知乎上搜索过 TikTok 的用户，让他们来看王瑞恩这篇回答；
方案二：收集用户的性别、年龄、IP 所在地（主要是区分北上广深 / 新一线 / 二线 / 三四线城市），基于用户过往浏览、互动、搜索等数据，判断用户的短期和长期兴趣，将这些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综合计算是否为潜在兴趣群体，再根据近期活跃情况、app 版本、手机中其他 app 的情况等，决定是否推荐给他们来看这篇回答。
可见，和方案一相比，方案二所收集和整理的信息量远远更大，而且其中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商业价值，可能还具备一定的战略价值，有助于把握一个国家民众的思维方式。
信息推送服务模型，背后的确能展现出关乎国家安全的信息。例如，不同行为特征的用户，对于参与政治话题讨论的意愿如何，更愿意接受怎样的政治观点，这些行为特征和特定政治观点的映射关系，就有一定的国家安全意义。虽然我很讨厌「舆论阵地」之类的表述，但不得不说这些信息确实有助于影响一群人看待问题的方式。
我猜测，技术目录中「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更多考虑的是第二种情形，因此没有一概禁止，也没有一律放行，而是规定了申报程序，经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再由主管部门决定是否允许出口。
互联网的确应该是开放的，但国家安全总是需要设定边界，相信这一点中国和美国都会认同。火星公司没必要感觉到受迫害，说什么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也有些言过其实。无非就是主管部门愈发重视信息背后的安全价值，赶上这波了而已。
如何看待8月27日，NBA球员因「黑人被连开7枪事件」罢赛？

当种族裂痕难以弥合时，运动场无法独善其身。
关于威斯康星枪击事件，从已知事实来看，警察的处理方式很可能是违宪的。根据联邦最高法院Tennessee v. Garner, 471 U.S. 1 (1985) 判例，嫌疑人逃跑，本身并不构成警察使用致死性力量的理由。除非存在合理是由认为，正在逃跑的嫌疑人「可能对警察或者他人造成死亡或者重伤的危险」（ poses a significant threat of death or serious physical injury to the officer or others），否则不得开枪。
在威斯康星警察枪击事件中，有目击者宣称伤者 Jacob Blake 只是想回到车中，并没有暴力拘捕，车中坐着的是自己几名还不到十岁的孩子。经搜查，在Blake 的车中找到了一把小刀，视频截图显示 Blake 一度手持这把刀（但当时他背对警察正在试图远离、持刀的手下垂，可以看相关链接：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668375/Jacob-Blake-armed-KNIFE-cops-shot-says-Wisconsin-AG.html ）。 除此之外，警察并没有发现其他武器，嫌疑人是否「可能对警察或者他人造成死亡或者重伤的危险」存疑。
该起事件，只是警察执法中种族主义视角的一个缩影。平心而论，Blake 死得并不如弗洛伊德这么「冤」。罢赛事件，与其说是个案带来的争议，倒不如说是长期以来选择性执法、带着有色眼镜执法的结果。
有研究表明，黑人男性一生中被警察枪击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男性的 2.5 倍，平均每 1000 名黑人男子中就有一名会死于警察之手[1] 。
有人可能会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黑人嫌犯比白人更加危险呢？ 恰恰相反。2015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遭遇警察枪击的黑人嫌犯，相较于白人，实际上持有武器的概率仅仅是后者的一半。[2]
面对这种不公，篮球场可能是黑人为数不多的发声渠道之一，是少数几个黑人占据主流的领域。从身披「我不能呼吸」的黑色 T 恤，到罢赛抗议，NBA 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倒数第二道舆论堡垒。
最后一道，则是街头和房顶。回避问题是没有用的，听听球员们的声音吧。
参考
^Risk of being killed by police use of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ge, race–ethnicity, and sex Frank Edwards, Hedwig Lee, Michael Esposit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ug 2019, 116 (34)
^Nix, J., Campbell, B.A., Byers, E.H. and Alpert, G.P. (2017), A Bird's Eye View of Civilians Killed by Police in 2015.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16: 309-340.
如何看待阿里内部隐藏「P」序列职级，「高P」光环或成过去式？

早该去掉职级外显了。
在做题文化泛滥的环境中，一切带数字的东西，都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职级制度，本意是为了体现角色定位和能力要求，不是区分谁更厉害、谁更懂、遇到矛盾该听谁的。
P9 就一定比 P7 厉害吗？ 不一定。
有一位 P9，能跨业务线搞项目，把市场、商业、内容线都协调起来，共同搞了个 S 级活动，这是 P9 该干的事情；有一位 P7，在 UI 设计方面是专家，把按钮做得好看了更多人愿意点，这是 P7 该干的事情。
现在有一个新的活动，需要设计活动页，P9 说，这里字要大，只要字足够大用户就会点；P7 说，不不不，我觉得要这样布局才能引导用户点击。
这个问题上，你能说 P9 就一定比 P7 厉害？ 不一定。对于前者，公司的期待是，有能力跨部门协调资源；对于后者，公司的期待是运用专业能力解决业务疑难问题，在怎么设计按钮这个问题上，P 更高不代表更懂，只代表了不同的期待。
这一点，相信阿里管理层也是认可的，但在现实中，却容易导致沟通方式走形，P 高一级压死人，对管理能力的评价影响到了具体业务能力的认知，最后导致无法进行平等、开放的沟通，也背离了互联网精神。
另外，职级外显可能会导致职场文化走向奇怪的地方。职级序列，本身是为了将人和业务匹配起来，有多大碗吃多大饭，一目了然地体现出谁适合做什么事情。公司不会让 P6 去带着团队趟一个内部孵化的新 App，也不会让 P9 去调参，职级可以很清晰地表明一个人适合承担什么工作。
但这种最基本的功能被玩坏了，职级高低，关乎红线的有无、关乎情人的数量、关乎社会资源的多寡，成为了土财主炫富用的摆设。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反而是一种累赘，那就干脆不要外显好了。
公司文化这个事情，说是玄学，其实也有迹可循。即使军衔只是为了实际作战需要，但只要公司为大家颁发肩章、披上笔挺的军官制服，就自然会有人对着他们敬礼。阿里此举能不能扭转公司价值观，不好说，但大家如果想进大厂的话，还是有必要知己知彼，看看自己是否适合一个公司的文化。
这类测评，在知乎上也可以尝试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基于自身性格选择合适的工作环境，不要迷信大厂光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
如何看待湖南永州一名男同学因阻止猥亵男子逃跑致其受伤遭刑拘？法律依据充分吗？

想借此聊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引入「公民逮捕」（Citizen Arrest）制度。
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公民具有「扭送权」，刑事诉讼法八十四条规定，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者，「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但永州事件表明，法律允许的，可能是一种「真空中的球形扭送」：如果犯罪已经完成，且使用了一定的强制力量，则扭送着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对此，我们不妨使用一种对比的视角，以美国明尼苏达州法律（大明律）为例，看看可以如何吸收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大明律（Minnesota Statute） 629.37 条对于 「公民逮捕」（Citizen Arrest）有一条规定：如果发生了重罪级别的犯罪，且实施逮捕者有合理根据认为被逮捕者实施了犯罪行为，即可进行逮捕。（「when a felony has in fact been committed, and the arresting person has reasonable cause for believing the person arrested to have committed it.」）。
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相比，大明律的显著区别在于并不要求「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样以来，对于犯罪完成后正在逃逸的情况，也更容易被评价为合法的公民逮捕。
另外，在美国的一些州，法律明文授权公民使用非致死力量进行逮捕，还有的州通过判例授权公民在进行逮捕时使用武力。例如，纽约州 N.Y. Penal Law § 35.30（4）就规定道，公民如果合理认为他人实施了犯罪，且他人的确实施了犯罪，那么可以采取非致死的力量进行逮捕。
A private person acting on his or her own account may use physical force, other than deadly physical force, upon another person when and to the extent that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such to be necessary to effect an arrest or to prevent the escape from custody of a person whom he or s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have committed an offense and who in fact has committed such offense。
诚然，各国社会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不宜简单移植。美国基层管理能力在很多程度上并不如中国，如果仅仅依靠警察力量维持治安，不可避免会存在缺位，从历史传统来看，公民自发参与社会管理，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充机制，这一点和中国社会传统存在差异。
但这同样不妨碍我们反思目前的立法状况：法律既然赋予公民扭送权，但又让公民畏首畏尾审时度势，那么这扭送权，是不是「不要也罢」呢？
8 月 26 的报道称，当事男同学已经得以解除拘留，但如果事件没有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是否会有同样的发展？相关的讨论，并不能止步于仅仅追求个案中的公正。
TikTok 正式起诉美国政府，如何从法律角度进行解读？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

感谢知乎互联网领域官方帐号 @未来十年 邀请。字节跳动的起诉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自取：
介绍一下原告七大法律主张：
1、总统令违背了第五修正案，不经正当程序非法剥夺个人财产
根据美国宪法，被剥夺财产者有权得到抗辩的机会。起诉状援引了近期联邦法院判例 Al Haramain Islamic Found., Inc. v. U.S. Dep’t of Treasury, 686 F.3d 965, 1001 (9th Cir. 2012) ，该判例指出，为实现上述权利，美国政府在签发行政命令限制私人企业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否则企业将没有进行合理抗辩的机会。字节跳动认为，美国政府既没有给予自己充足的时间准备回应、也没有充分披露事实依据，就通过总统令剥夺了自己的财产，因而违宪。
2 和 3、总统令属于「越权」（Ultra Vires），超出了法律授权范围
美国总统可以在国家紧急状态时，通过总统令干预跨国经济行为，所依据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EEPA）。
起诉状指出，特朗普以保护通讯领域的国家安全为由签发了总统令，但 Tik Tok 并不是电子通讯服务提供商，仅仅是用户发表观点的社交平台，不涉及总统所关注的信息领域国家安全问题。
诉状进一步指出，即便认为 Tik 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总统令禁止字节跳动在美国开展一切交易的行为也过于宽广，字节跳动旗下还有其他 App 与通讯国家安全没有足够的关联，例如视频剪辑软件 CapCut 等。
4、总统令干涉了私人交流和信息传输行为，因此超出了法律授权范围
昨天我在回答中讨论过这一问题，押中了，字节跳动果然提出了这一主张。
根据 IEEPA，有几点行为是总统无法干预的，比如「不涉及经济价值的个人邮政、电报、电话或者其他通讯」（any postal, telegraphic, telephonic, or oth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does not involve a transfer of anything of value;）
昨天的回答提到，字节跳动或许可以主张，个人用户录制视频和朋友分享、通过录制视频和网友通讯、通过网络传输自己感兴趣的视频，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价值，因此属于「不涉及经济价值的个人邮政、电报、电话或者其他通讯」范畴。
建议继续试试看，我也很好奇法院会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5、总统令违背了美国宪法中的「不得代理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
根据分权与制衡原则，立法权归于国会。根据 2019 年的判例，Gundy v. United States, 139 S. Ct. 2116, 2123 (2019)，国会可以授权行政部门行使立法相关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原则，以指导代理方行使裁量权」（an intelligible principle to guide the delegee’s use of discretion）。起诉状认为，国会对于国家安全方面行政令的授权相当模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标准。
6、总统令违背了第五修正案中关于征收的要求
凑数的，个人感觉没啥用，华为之前的诉讼证明此路不通了，略。
7、总统令违背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这一点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过：
根据 Bernstein v. U.S. Dept. of Justice, 192 F.3d 1308 (9th Cir. 1999) 这个第九巡回法院的判例，计算机代码属于一种「言论」，因而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既然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立法限制言论自由，那么也同样禁止立法限制发布计算机代码。
可以看到，字节的起诉状的确引用了Bernstein 这个判例提出主张，强调了 App 背后的代码也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言论。
整体来说，诉状给人的感觉毫无惊喜，一个在知乎拍视频的用户，之前就猜得八九不离十。
这不是阴阳怪气，说实话、心里话，真的不想让字节起诉，带着打打谈谈的态度去起诉、用不痛不痒的片汤话塞满诉状，没法 think outside the box，就危险了。
什么都不想失去的人，最终将一无所得。
其实我不这么在乎火星公司输赢，但我在乎的，是法院如何处理起诉状说的几点问题，特别是 3、4、7。如果字节败诉，形成了新的司法判例，则意味着美国总统封杀微信之类的通讯类 app ，乃至禁止一切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都有了扎实的法律依据，毕竟形成判例就是法律了。
对，我知道中国人要团结，但我是真的不放心你们。你们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如何看待网传半木轩家具 HR 要求正在休产假的同事每日上交手写销售心得，并设定一系列处罚规则？

关于产假， @明·涛 答主说得很好了，我再强调一点：公司是无权进行「罚款」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承担着社会管理职能。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允许企业对员工进行罚款，一次性罚款金额不超过月标准工资的20%。
然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已经在 2008 年 1 月被废除，从此之后，再无任何法律法规授权企业进行罚款。
有人认为，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意思自治范畴，如果劳动合同中允许公司进行罚款，那么法无禁止即可为；
也有人认为，罚款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罚」是一种行政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从司法实践来看，后一种观点更容易获得法院认可。在李波与扶余市北环电器开关厂劳务合同纠纷案中（（2017）吉0781民初3492号），法院认为：
关于被告对原告违反厂规给予罚款的主张，按照法律规定，罚款应由法律授权的部门依职权按照法定程序行使，因法律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对员工罚款的权利，被告对原告进行罚款违反法律规定，其行为是无效的，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即便采取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和企业「愿打愿挨」契约自由，也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序良俗。HR 要求休产假员工每小时完成 600 字销售心得，「一个错别字罚款 50 元,一句重复句子罚款 100 元,晚交或者漏交罚款 500 元」，显然缺乏合理性。
用于企业内部的销售心得，即便迟交或者存在重复句子，也几乎不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即便表面上员工未能完成工作任务，但对于这种「违规」行为进行罚款，保护的不是私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是助长了变相违法解雇的行为，也不应当支持。
你对字节跳动起诉美国政府有哪些期待，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感谢知乎互联网领域官方机构号 @未来十年 邀请，个人猜测，Tik Tok 的诉讼，主要法律依据将是 50 U.S. Code § 1702（b）中对总统权力的几点例外。
美国总统可以在国家紧急状态时，通过总统令干预经济行为，但涉及到《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时，有几点是无法干预的：
(1)any postal, telegraphic, telephonic, or othe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does not involve a transfer of anything of value;
（1）不涉及经济价值的个人邮政、电报、电话或者其他通讯。
这一条最为重要，所以直接摘了法条原文，其他做简单节选。
(2)donations, by persons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rticles, such as food, clothing, and medicine, intended to be used to relieve human suffering...
（2）食物、衣物、药物等为了缓解人道主义灾难的捐赠。
(3)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al material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ublications, films, posters, phonograph records, photographs, microfilms, microfiche, tapes, compact disks, CD ROMs, artworks, and news wire feeds...
传递信息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出版物、电影胶片、海报、留声机记录、照片、彩带、CD、艺术品、新闻报道等。（这一条和 tik tok 并不直接相关，但可以从侧面用于论证立法的目的，说明立法者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不希望总统限制信息的传播。）
(4)any transactions ordinarily incident to travel to or from any country...
个人旅行过程中自用的生活必需品相关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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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或许可以主张，虽然 Tik Tok 通过商业广告等方式营利，但个人用户录制视频和朋友分享、通过录制视频和网友通讯、通过网络传输自己感兴趣的视频，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价值，因此属于「不涉及经济价值的个人邮政、电报、电话或者其他通讯」范畴，不应当通过总统令加以禁止。
如果法院认可了这一论述，那么不仅是 tik tok，像是微信之类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app，如果通过总统令禁止使用，同样将丧失法律依据。
Tik Tok 的诉讼，固然可能有公关性质，在美国行政权流日益膨胀，司法独立性受到侵蚀的大背景下，结果也未必乐观。但至少可以把 50 U.S. Code § 1702（b）中的例外条款拉出来溜溜，看看法院对此如何解释，也为其他需要出海的互联网公司探探路。
姑且等着 25 号正式起诉之后看看诉状再说吧。
2020 年，你有哪些经营爱情的新感悟？

最近，《龙王赘婿」视频在全网都很火。
龙王赘婿不但是一部现实主义律政剧，还是一部对于人物关系刻画非常细腻，角色之间的感情含蓄中带着爆发，爆发中有带着中庸内敛的家庭题材伦理大戏。
很多看了《龙王赘婿》的朋友会产生疑问：如果把结婚证给撕了，到底还能不能离婚？
能，非常能，都通 5G 了，民政局信息系统是有备案的，如果结婚证损毁、遗失了，可以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补办。要挽救一段婚姻，撕结婚证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是一个月的冷静期，你们回去冷静一下。另外，如果对方不配合去补办结婚证，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离婚。撕结婚证，本身就可以作为证明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之一用于诉讼。
说到感情破裂，就不得不讲一讲家庭暴力。在龙王赘婿这部作品中，家庭暴力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有时也出现在有了婚约的未婚妻和未婚夫之间，这同样是不行的。根据 2015 年开始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同样属于家庭暴力，也就是说，如果有了一纸婚约且共同生活，互相扇耳光同样属于家暴。
在这里强调一点，正如《龙王赘婿》所描绘的那样，男性同样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美国司法部门做过一项调查，在 2003-2012 年间，在美国，有约 24% 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为男性； 2019 年，中国法院也开始为男性家暴受害者签发人身保护令。哪怕贵为龙王，同样可能遭受家暴，如果屏幕前的兄弟正在遭受伴侣的虐待，不要因为性别觉得难为情，法律同样保护你。
这就是对于经营爱情的一些感悟，各位赘婿朋友们学废了吗？
如何看待特朗普前顾问班农因在边境墙筹款活动中涉嫌欺诈而被捕？对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还不能上传图片，我直接给大家公诉状的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可自取：
说一下关键事实：
2018 年底，班农等人发起了「我们来修墙」（We Build the Wall） 众筹活动，并宣称筹措的资金将被用于修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不会将一分钱用于个人工资和其他报酬」。班农等人通过这一众筹活动募集了超过 2500 万美元资金。
班农等人违背了承诺，通过个人名下其他组织挪用上述资金，将上百万美元用于支付个人开销，并伪造了各类收据，假装资金被用于实现「我们来修墙」活动的初衷。
班农为众筹活动主要组织者之一、反移民社会活动家 Brian Kolfage 提供了丰厚的报酬：一次性支付 10 万美元，随后每月支付 2 万美元，这显然与众筹活动网站上「不会将一分钱用于个人工资和其他报酬」的承诺相抵触。
根据美国法典 18 编 1343 条（18 U.S. Code § 1343），这种行为可构成电信欺诈罪（没错，起诉状就是引用的这条，Fraud by wire, radio, or television，通过电话、广播、电视等骗取财物），具体表述如下：
Whoever, having devised or intending to devise any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or for obtaining money or property by means of false or fraudulent pretenses, representations, or promises, transmits or causes to be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wire, radio, or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in interstate or foreign commerce, any writings, signs, signals, pictures, or sounds for the purpose of executing such scheme or artifice,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20 years, or both.
在司法实践中，通过网络进行诈骗，也属于此类，划重点：法定最高刑期 20 年。
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川总，看看这把火会不会烧到特朗普身上。
根据 Nixon v. Fitzgerald, 457 U.S. 731 (1982) 判例，美国总统在刑事方面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如果总统在任期间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依然可以被提起公诉。
那么，班农搞的这个众筹活动背后的猫腻，特朗普是否知情，参与程度如何，是否参与了挪用资金，是否协助班农进行不实宣传？ 按照时间线来说，众筹网站是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上线的，当时班农已经被特朗普解雇；不过，班农用于伪造交易挪用资金的皮包机构，却是在更早之前创建的，公诉状没有介绍具体情况，不清楚这只白手套里面包着的还有什么好戏。
蹲一下后续调查结果，说不定又能给盐选专栏增添点素材：
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 LPR 4 倍（目前为 15.4%），对生活会有哪些影响 ？

感谢知乎互联网领域官方帐号 @未来十年 邀请，那就说个跟行业相关的：
各种网络 P2P 借贷平台，赶快去改用户协议。法务老师们动起来吧，麻溜的。
我们以「人人贷」为例，目前官网上是这么说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投资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投资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http://renrendai.com平台上出借人向借款人投资资金并按照约定利率收取利息，该利率未超过前述规定的上限，为合法利息收益，受到法律保护。
看到问题了吗？
本来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年利率不超过 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债主把欠钱的给告了，法院是可以判决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
年利率在 24-36% 之间，法院就处于「袖手旁观」的状态，借款人自愿按照这个利率还了本息，可以，他不愿意还，法院也不会判决要求还，法院最多只支持 24%；
高于 36% 的利息，如果借款人自愿还了，那么还可以反过来起诉债主，要求把超出 36% 的部分吐出来，法院支持这样的主张。
因此，一些 P2P 服务，为了不出幺蛾子，一般会直接约定综合年化利率不超过 24% 或者 36%。
现在搞了这么个事情，不管他合不合理，还是先打开文档，写一版新的吧。早更新了大家周末还能正常休息，别拖到周五晚上，还连累技术岗的老师帮忙上线新的协议，就容易拉仇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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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感谢 @芦苇 在评论中的补充，有相关司法判例表明，按照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的市场定位和风险与利益一致的市场法则，金融借贷利率不应高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参考：山西柳林宏盛聚德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宏盛能源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927号）。
这样看来，像是京东白条，微粒贷之类的服务，也有可能需要调整服务协议了。以京东白条为例，原来的服务说明提到「白条服务综合年化利率（费率）不超过24%」，按照新的司法保护上限，假如维持金融借贷利率不应高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这一原则，同样需要调整。
总之，动手吧，请==
如何看待张朝阳回应一天睡四小时，并称「状态很好」，这种生活方式应当加以宣扬吗？

自己天赋异禀没问题，「推广四小时睡眠法」就大可不必。
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睡眠时间长期达不到四小时，在认知能力层面的影响相当于衰老 8 岁[1]。研究衡量了多方面的认知能力，从比较基础的，例如对刺激做出反应的速度，到比较高级的，例如接受信息并向他人转述等，发现这些认知能力都会因为睡眠不足而下降。
试想一下，如果互联网公司员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相当于老了八岁，是不是就可以更快达到 35 岁大关，加速人员迭代升级呢？
加速就对了。
另外，对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来说，睡眠剥夺会极大地影响工作沟通，导致更多人可能会因为渴望得到休息而错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
2016 年，研究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了一次剥夺睡眠实验。他们请来了 88 名学生，要求他们在电脑上完成一系列工作任务，并强调，无论如何不要按 ESC 键，否则会造成数据丢失。
在完成任务之后，一半的学生是对照组，先回去睡觉再进行任务复盘，另一半学生则必须要先在复盘报告上签字才能睡觉。在复盘报告中，研究人员故意谎称学生按下了 ESC 键，违背了工作指示，给研究带来了损害。对于必须签字认错才能睡觉的学生来说，他们承认不实指控的概率，是对照组的 4.5 倍。[2]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互联网公司，员工在极度疲惫渴望休息的状况下，会不会老板说啥就是啥，对自己干了什么没干什么都不在乎了？这种职场环境，对于非常需要创造力、需要进行充分沟通的互联网行业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
所以啊，自己睡几个小时是个人自由，作为 CEO，宣称要在员工之中大力推广，就要掂量掂量了。
参考
^Conor J Wild, Emily S Nichols, Michael E Battista, Bobby Stojanoski, Adrian M Owen, Dissociable effects of self-reported daily sleep duration on high-level cognitive abilities, Sleep, Volume 41, Issue 12, December 2018
^Frenda, Steven J et al. “Sleep deprivation and false confe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3,8 (2016)
如何看待因涉嫌「贬低人格」，贪玩公司申请「渣渣辉」商标遭法院驳回？

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这是本案主要法律依据。
事件中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法院认为，「渣渣」具有「差」、「烂」等具有贬低人格的含义。然而，「渣」有很多个不同含义，有的是中性的（例如有一种街头小吃叫做「掉渣饼」，似乎也不是在贬低饼格），应该如何认定呢？
在一些司法实践中，法院指出，只要一个含义是负面的就不能用：
如果商标标志具有多个含义，只要其中一个含义可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就应当认定该商标标志具有《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述的「不良影响」。（参考：《超级细胞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2015）高行（知）终字第3472号
有的时候，法院更加心怀宇宙，站在火星视角，认为一个商标如果在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中有负面影响，也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例如，在《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2019）京行终5426号中），法院认为带有「Gaming」字样的商标，因为 Gaming 在英语中有「赌博」的含义（尽管这不是单词的唯一意思），同样具有不良影响，而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说起来，《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还挺玄学的，印象中有几个觉得比较冤枉的例子，例如，「街霸」这个商标就被拒绝过：
按照通常理解，“街霸”二字容易使相关公众理解为“街头霸王”或“街头一霸”之意，将其作为商标注册使用，容易对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故无论诉争商标是否使用，均不宜作为商标被核准注册，其他商标是否核准注册亦非本案诉争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当然依据。（来源：《广州倍增科技应用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二审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4884号
另外，在前面提到的超级细胞有限公司商标争议案件中，「部落冲突」也因为被认为有可能挑拨宗教矛盾，而造成不良影响：
申请商标由英文“CLASHOFCLANS”构成，其对应中文翻译为“宗族冲突”或“部落冲突”，虽然被诉决定中将申请商标翻译为“宗教冲突”有误，但申请商标使用在提供在线计算机游戏等服务上，易对中国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奇怪的是，在「渣渣辉」、「街霸」、「部落冲突」等商标无法注册的同时，「奥斯维辛卫浴」等反人类的商标或公司名称却通行无阻：
看来，还是需要统一一下标准啊==
倘若在一次浩劫中，所有科学知识都被摧毁，每门学科只能留存一句话，你认为你所在的领域会留下什么话呢？

法律方面，没啥好担心的，规则总会从自发到自觉慢慢形成，只想叮嘱一句：
注意克制制定法律的冲动，如无必要，不要立法，更加避免频繁为道德立法。
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朝令夕改的例子。美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规范够严谨了吧？照样走过弯路，例如：
1920 年，美国宪法十八修正案生效，在全国范围禁止酿造、出售、运输酒精饮料；
1933 年，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生效，这一修正案只有一个目的：废除第十八修正案。
左右横跳，真可谓立法者快乐修正案。
二十世纪初，在有着清教徒价值观的人们看来，美国社会正在走向堕落，「了不起的盖茨比」们在长岛的豪宅中彻夜狂欢，挥霍财富，遥望曼哈顿岛上的灯火；爵士乐的“靡靡之音”迷醉了夜色，周日的礼拜堂，愈发显得门可罗雀；在最为保守的南方，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也开始公然传授进化论，挑战宗教的权威。
禁酒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生效的，这是美国宗教保守力量和世俗文化斗争的高峰。表面上，保守派胜利了，禁酒被写入了宪法，但世俗力量的反扑，却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禁酒的代价是巨大的，推行禁酒令之后，联邦每年因为禁酒要直接损失 4.7 亿元的税收[1]，1300 家啤酒厂关门，85% 蒸馏酒厂关闭（剩余的转型生产工业用酒精）。[2] 然而，这一巨大的代价并没有阻止社会走向「堕落」，反而导致帮派犯罪的猖獗。
美国最著名的黑手党老大，阿尔·卡彭，就是通过贩卖私酒完成了原始积累。在鼎盛时期，卡彭有能力操控芝加哥市长竞选，几乎把芝加哥警察局当成了自己的私人保安队，而他进行政治贿赂的资本，正是来自经营地下酒庄带来的巨额利润。
除了黑手党之外，禁酒令也壮大了另外一只意料之外的民间力量：3K 党。在美国各地，3K 党成员加入到了帮助政府执行禁酒令的「人民战争」中（事实上，当时就有类似于「人民禁酒军」（People Prohibition Army）这样的组织出现，因此调侃地称之为「人民战争」）。
禁酒捅开了一层窗户纸 —— 原来，行政力量是可以干预私人生活方式的，国家是可以推行某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活理念的。这股浪潮一旦刮起来，就不知道催出什么海鲜。既然喝酒不符合美国应有的生活方式，黑人是不是也很不美国，应当驱逐呢？3K 党主动参与「净化」他们所生活的社区，而历史证明，这一净化工作的范围迅速扩大了，极端宗教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最终合流。[3]
美国推行禁酒令的年代，也充分体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市井哲学。禁酒令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可以为了医疗目的，持有医生处方在药店开医用酒精。这样一来，更多医生就喝病患串通一气，让酒精成为了包治百病的灵药。有趣的是，禁酒令的推行，反而让饮酒行为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更为正面的描述。其中，「失落的一代」中的代表作家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因素。饮酒，反而在流行文化中带上了更多正面的标签。
当然，也有一些偏向于正面的影响，但和道德素养无关。禁酒令的推行，改变了不同性别的社会生活模式。酒局少了，聚在一起喝苏打饮料和果汁的时间多了；合法的地方喝不到酒了，自家偷偷酿造的酒精饮料可以让三五好友尝尝。这种社交模式的变化，让女性更多地参与到了长期被男人主导的社会活动之中，也无形中改变了社会风貌。[4]
虽然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比如爵士乐和前面提到的女性地位上升），但总体来说，禁酒令是失败的。禁酒令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却没有让社会更加安全，也没有本质上提升国民道德水平。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曾经把禁酒作为国家政策来推行，并且写入了宪法修正案的国家之一，更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另外一条宪法修正案把禁酒令废除的国家。而在全球范围内，像是这样彼此抵触，朝令夕改，没事找别扭的立法，还普遍存在。
为道德立法是危险的，当法律与人性相抵触时，人性往往会冲破法律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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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Statistics Concerning Intoxicating Liquor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Industrial Alcohol, US Treasury Department, 1930), 3, 60, 64, 7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8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28), 767
^Pegram Thomas R., “Kluxing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The Anti-Saloon League, the Ku Klux Klan, and the Fate of Prohibition in the 1920s,”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ed. Wendy Gamber, Michael Grossberg, and Hendrik Hartog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240–261.
^Kenneth D. Ro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 Repeal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