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如何评价江苏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家长拒绝辅导孩子或被记入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这条法律，被成为给「常回家看看」立法。当时我就吐槽过：这条法律该如何应用呢？
多久一次才属于「经常」，怎样才算是「看望」，量化的指标到底能不能衡量何者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一位在 FAST 项目工作的科研工作者，过年都不一定能抽身去漠河老家看望父母；一位住在朝阳区的啃老族，隔三差五就去找住在海淀区的父母要钱花，何者更加符合立法的精神？
通过立法要求家长辅导孩子学习，同样会带来这个问题。
如果拒绝辅导孩子会被纳入征信体系，那么我妈很可能已经信用破产了 --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在读在职博士，每天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还得读文献、写实验报告，完成自己的学业要求。
但她的一举一动的确激励了我：即便是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全知全能的父母，也需要不断学习提高。很多个晚上，我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写作业，妈妈在客厅学习，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却在暗中互相激励。很多年以后，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以前知识的盲区，也会产生一个念头：不如去报一门课程学习一下，不如过几年再去读个学位。这或许都是因为当年种下的一颗种子。
反过来说，如果要求父母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必须搬个小板凳盯着孩子后脑勺，不时伸手打向孩子伸向手机的手自己却低头对着聊天群里面的段子傻乐、玩着小游戏，真的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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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常回家看看」的立法吧，别忘了其中还有一款：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如果不允许员工享受休假的权利，片面规定探望老人的义务，这样的立法难以令人自发遵守；类似地，如果立法要求家长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辅导孩子，但没有通过严格执法来确保996工作环境下的父母能够抽出时间，这样的立法也是空中楼阁。
女子被天降大狗砸断颈椎面临高位截瘫，无人认责将整栋楼告上法庭，责任如何认定？

看到这则新闻才知道，2018 年法考那道「天降大狗」的题目，是有真实生活依据的。。。
题目大概说的是，某甲应邀去某乙家撸狗（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想到了「动物致害」这个关键词），谁知剧情突然来了个大转弯：狗掉下楼，砸伤了某丙，问其中的责任归属。
就这样，问题从动物致害变成了高空坠物。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伺候：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国内法律我不敢班门弄斧，说点自己能谈的吧。这条法律，让我想起了一个1863年的英国上古判例：Byrne v Boadle.
此案中，原告被从楼上掉下来的一个装满面粉的木桶砸伤，于是起诉面粉店的经营者。虽然有目击者看到原告受伤到底，但没有人看到木桶之前是如何摆放，又是如何掉下来的 -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一般逻辑，行为人要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除非能满足少数「无过错责任」的情形）。
而本案中，法官并没有要求原告证明有任何人存在过失：
一个木桶，除非因为某些人的过失，否则不会无故滚出仓库。在我看来，要求原告必须找到来自仓库的证人来证明其存在过失，是荒谬的。
A barrel could not roll out of a warehouse without some negligence, and to say that a plaintiff who is injured by it must call witnesses from the warehouse to prove negligence seems to me preposterous.
法官在Byrne v Boadle案中提出了一条原则：如果某事件很有可能因他人过失而发生，且的确发生了，那么原告不必证明具体谁存在过失，而对造成侵权的物品具有掌控力的被告有义务证明自己并无过失。
当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八十七条和欧美法律中这一原则并不完全相同，我国法律将负有证明义务的被告范围扩大到了全部建筑物使用人，但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在高空坠物事故中，让两眼一黑无故躺枪的原告辨别具体哪一环节存在过失，实属强人所难。
如何看待杜嘉班纳 Dolce&Gabbana 设计总监种族歧视和辱华的言论？

“歧视“和“侮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歧视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如果某个人认为 A 国游客在喷水池里戏水是率真、浪漫的体现，而 B 国游客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没素质，这就是歧视。如果某个人见到 A 国游客在深夜和酒店员工争执，会上前劝解，为游客安排住处，而见到 B 国游客这么做就将其扔进墓地，这也是歧视。
而言语上的侮辱，指的是贬损他人的人格权。在个人对个人的对话中，将对方称为“匪徒”（mafia），并且用不友善的语言攻击对方的国籍，这就属于侮辱。
侮辱很容易识别，而且在不同个案中很容易被人直观感受到；而歧视则表现得更为深远。歧视可能不会从一件事情、一句言论中体现出来，也更加难以纳入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毕竟人的思想在大多数时候是免疫于法律约束的。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国家，未必因为穷困受人轻蔑，也未必因为强盛而令远人归服，这都是国际社会的现状。该做生意做生意，让消费者用脚投票，让市场决定如何分配那些心怀歧视心态的“人力资源”就好，
然后，当朋友来的时候，依然记得多备一双筷子，
这就是最体面的回应。
因女性体质弱于男性，判定家庭暴力的制度会否稍偏向女性？

在立法过程中，依据种族和性别划分出优势和劣势群体是危险的。不是不行，而是存在危险，需要谨慎地审视。
首先，法律对特定群体的倾斜，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跟进，可能会导致因此丧失既得利益的一方采取别的方式加以报复。产假和“痛经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预防职场歧视的配套措施，延长产假的后果就是女性在求职时面临雇主更加苛刻的目光。如果《反家暴法》执法不严、人身保护令被束之高阁，仅仅片面鼓励女性动手反抗，那么男性可能用精神和经济层面的虐待来收复在肢体较量中的失地。
其次，如果法律展现了想劣势群体倾斜的意图，那么可能会引发不同群体之间比惨、比弱的混乱。男性可能会说：虽然男性不容易受到身体伤害，但男性在遭遇家暴时求助概率较低啊！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男性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其中就有答主提到，虽然男性遭受暴力的概率较低，但向支援机构求助的比例也很低。
还有人可能会说，虽然女性受到家暴侵害的几率大，但社会提供给男性的援助资源要不成比例地低。例如，上面这则报道就指出，在英国的家暴受害者避难场所中，只有0.8%的床位开放给男性。
当人们用戏谑的方式讨论这类议题时（正如本问题下的样子），平权运动的严肃性也被极大地消减了。
因此，我认为法律在试图重新校准天平时，应该保持足够的慎重。
如何评价《风味人间》第四集「肴变万千」？

《风味人间》的内核依然是中华文化，但它触及到了更普世、多元、包容的东西，让人经常一拍大腿：原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海外的时候，我经常感受到国家在推广中国文化时面临的尴尬 - 太过于强调自己的不同，推出的一些文化符号并不能引起他人内心共鸣，有种自说自话的感觉。《舌尖》是一部很棒的纪录片，但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舌尖》第一季有英文配音版，我给美国室友看了，问他什么感觉。他说，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如何如何”，让他感觉有些别扭。（前提：我室友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只是从如何更好地推广这一点提出建议。）
但《风味》跳出了这一窠臼：不光中国人在和时间的较量中展现了智慧，西班牙人也学会了用岁月来催化一条完美的火腿；不光中国人能欣赏发酵带来的微妙口感，在北欧和东南亚，这种特殊的氨基酸味道也会带来难以名状的体验。
还有，《风味》在介绍中华饮食文化时，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还是拿我的美国室友说事把，他对于《舌尖》最不满意的一个片段是描绘外国人吃小笼包时狗咬刺猬下不了嘴，被汤汁烫着了的狼狈样。“我小时候在旧金山就吃过这种灌汤包了，怎么会笨成这样。”（再次强调：他的立场始终是从帮助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是单纯批评）在我看来，国产美食纪录片中的外国人形象，很多时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样子：惊呼中餐不可战胜，让看客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就像是星光大道上的非洲哥们大喊“我爱中国”赢得满堂彩一样，终究有这么一丝讨好自己人的意味。
第三集请来了《鱼翅与花椒》的作者，扶霞邓洛普，我就知道这部片真的不一样了。读过这本早期来华留学生的作品，就能理解，邓洛普和中餐的对话是平等的，不卑不亢的。既没有带着“优势文化”的猎奇心态，也没有刻意讨好中国受众，仅仅是一名厨师和另一名厨师之间彼此借鉴切磋的过程。而这种平等感，贯穿了《风味》每一集：海外华人用异乡的食材获取了新的灵感，在中国的第一代移民也重新定义着“妈妈的味道”。
第四集，将这种包容感进一步延伸了。小时候我看过一期《幸存者》综艺节目，一个外国野外真人秀节目，印象很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个游戏将吃皮蛋作为失败惩罚。看着一群美国人愁眉苦脸地硬往嘴里塞他们所谓的“千年蛋”，一副吃到了臭虫的表情，我就觉得心里很不痛快：你们难道就不吃臭烘烘的奶酪吗？ 有趣的事，这一集里面，同时出现了皮蛋，鲱鱼罐头和蓝霉奶酪。我想，这三种食物的爱好者坐在一期，至少不会对彼此作出狰狞的神情吧。
对美食的追求，就是对幸福的追求，全人类都能理解，并没有语言和文化铸成的藩篱。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抵如此。
如何看待《攻占》作者天一因出版个志被判刑十年？

前提：在此不讨论判决本身的合理性，只是想起和 @叶佳桐 之前关于 ACG 领域色情问题的讨论，谈一点引申出去的东西。
色情和艺术创作的界限问题，美国司法实践中产生过比较充分的讨论。Miller v. California, 413 U.S. 15 （1973）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淫秽色情（obscenity）作品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法院对判定何者为“淫秽色情”提供了判断标准：
(a) whether "the average person, applying contemporary community standards" would find that the work, taken as a whole, appeals to the prurient interest;
普通人，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是否会认为该作品整体上引发性方面的兴趣；
(b) whether the work depicts or describes, in a patently offensive way, sexual conduct specifically defin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该作品是否明显、露骨地刻画或者描述了所在州法律定义的性行为；
and (c) whether the work, taken as a whole, lacks serious literary, artistic, political or scientific value."
该作品，从整体上判断，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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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遵循Miller案的判断标准，那么各州立法禁止制作和传播色情制品，似乎也于法有据。但大家（呃也许不是全部人）可以看到，某hub之类的网站，至今也过得挺滋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法律通不过啊==
美国人民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虽然立法者可以制定法律禁止一切符合Miller标准的色情制品，但这样的立法首先过不了美国人民那关，更别提立法者面临规模以百亿计算的色情制品行业轮番游说了。
于是达成了今天的折衷状态：法律可以限制儿童色情，可以限制色情制品传播过程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例如，政府可以出台市政法令，限制色情制品商店和成人表演场所的位置，使其远离学校和未成年人经常前往的地区）。
这样的立法状态，或许能说明美国人真的比我们更喜欢色情制品，道德水平真的比较低下？
这个，你我说了不算，要问问人民群众，所以我认为像这样关于个案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如何评价「法语永远无法描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与浪漫」这种说法？

的确，汉语能用寥寥几个字传达出丰富的信息，描绘出宏大的图景，而且随着对汉语言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这幅画面还会更加开阔，更加有味道。
就拿“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说，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是看红楼梦：
落霞与孤鹜齐飞，
风急江天过雁哀，
却是一只折足雁，
叫得人九回肠，
——这是鸿雁来宾。
当时只觉得这是一句酒局中的游戏之作，落霞是见过的，大雁，似乎比鸭子也就大点有限，两者都在天上，又有什么特别呢？后来读了《滕王阁序》，那时我虽然年少，但也知道不被人赏识的滋味，也见过几次不这么无忧无虑的夕阳，才不觉得这是一盆铁锅炖大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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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能够传达出多层含义，不仅是中文独有的现象。
英文中有个单词，叫做“craving”，直接查词典的话，会看到时“渴求”的意思。但有人告诉我：这不是一般的渴求，而是在你经过了很糟糕的一天之后，虽然很想明天重新把自己拼凑成一块重新站起来，但现在只想自暴自弃地独自吃掉一大份垃圾食品的渴求。
后来，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看到一家还亮着灯的麦当劳，就涌起过这种渴求 - 虽然只有一个词，就能概括那时的感觉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优美的词汇，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可能诞生出具有丰富弦外之音的词汇。不然你换成“饿”或者“馋”试试，都未必能很好地传达那么丰富的信息。
如何看待六小龄童因重庆一大学生在网络上传恶搞视频，发博称将用法律手段维权这一纠纷？

请允许我吐个槽：
为什么公众人物在面临可能的名誉侵权时，这么喜欢说“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呢？
诉权又不是大学食堂，需要放个钥匙链之类的占下；又不是编程，需要先命名函数再调用；又不是打妖怪，需要先喊一声“吃俺老孙一棒”。
当事人只要具备诉权的行使要件，不需要喊出招式，就可以起诉。哪怕过了诉讼时效才起诉，法院理论上也应当受理。“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就在那里，喊一声“我们保留”几乎不会产生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效果。
相比之下，我倒是更想看到某位公众人物喊出：
“我们不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只希望凭借粉丝量的优势怼过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你们轰成渣渣！”
总觉得这样才算真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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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事人约定不起诉的条款，未必会消灭诉权。参考阅读：约定不得起诉条款没有法律效力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里只是调侃，万一听到哪位真朋克喊了这句话，也不代表没事了。）
美国总统可以任命大法官，那么司法独立怎么实现？

针对问题描述零碎敲下的一点看法，可能不是很系统：
一、
法院能不能正面“怼”总统呢？很少见，但的确有可能。
根据 Baker v. Carr, 369 U.S. 186 (1962) 这个判例，法院不能裁决“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判例为判断何者为“政治问题”提出了六条标准，简单归纳一下：如果宪法明确规定，某个问题应当由行政部门解决，或者司法系统缺乏决定该问题的依据，或者法院自顾自解决该问题会构成对行政部门的藐视、构成对分权与制衡体系的破坏，那么法院应当保持克制，不应插手。
另外，总统也享受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这一权利并不绝对。
United States v. Nixon, 418 U.S. 683 (1974) 一案中，时任总统尼克松因涉嫌主导窃听计划而被要求配合调查。尼克松拒绝移交录音资料，主张总统具有豁免权，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总统的豁免权并不绝对：如果豁免权并非基于军事或者外交需要，而仅仅是基于空泛的保密需求，那么总统掌握的信息也在法院可强制取证的范围之内。
二、
问题描述中说，“假设一个总统干了坏事，那ta可以保证司法部没人敢起诉ta”。这一点也未必成立。
顺着前面的尼克松案来说：尼克松在面临刑事指控的时候，命令司法部长Elliot Richardson 解雇要起诉他的特别检察官，Elliot Richardson拒绝，并当即宣布辞职；尼克松随即命令司法部副部长 William Ruckelshaus解雇特别检察官，William Ruckelshaus也拒绝了，并当即宣布辞职。
尼克松一晚上就逼迫两名司法部高官辞职，这一行为被戏称为“周六晚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 - 没有人真正因此而死）。尼克松虽然最终找到司法部第三顺位的官员，拔掉了特别检察官这根肉中钉，但他威逼司法部的行为触犯众怒。法院也看不下去了，在随后的Nader v. Bork, 366 F. Supp. 104 (D.D.C. 1973)一案中作出判决，认为解雇特别检察官的行为不合法。
对了，正如本题目下 @姜源 提到的，美国政治语境中的“司法独立”并不包括检察系统的独立，检察系统理论上属于“三权分立”中的行政部门。这里仅仅是回应问题描述中的看法。
三、
的确，总统可以任命法官，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选择提名和自己“三观一致”的大法官。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特朗普提名Brett Kavanaugh大法官所引发的争议 - 当总统提名具有鲜明偏向性的法官时，难免就会遇到反对党的阻挠。
但法官就任之后，总统就没法管了。在关于堕胎的关键判决Roe v. Wade案中，由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提名的Byron White大法官持保守立场，认为应当允许各州立法禁止堕胎；而由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提名的Harry Blackmun大法官却站在了自由派一遍，旗帜鲜明地支持堕胎自由。这一判决中，White和Blackmun两位大法官都“背叛”了各自的提名者。
四、
在联邦最高法院层面，大法官只需要忠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不需要对任何个人和党派负责。但在整个司法系统中，法官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的州，法官是民选的，有的州法官是任命的，关于民选法官和任命法官的不同点，一直是美国法学界的热议话题。
司法独立，除了独立于行政和立法之外，还有更深层的一层讨论，就是是否独立于民意。这个问题太大了，超出了这里提问的范畴，只是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推荐有兴趣的朋友继续探讨。
在美国可不可以告黑人种族歧视？有没有告赢的先例？

白人如果受到有别于有色人种的不公正对待，的确可以起诉，也的确有告赢的先例。
但并不是告具体某一个黑人种族歧视，这一点 @蒋晟 的回答解释了，侵犯平等权的主体一般是机构而非个人，这一点，黑人白人受到歧视时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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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因受到种族歧视而起诉并胜诉，比较早的例子是1976年McDonald v. Santa Fe Trail Transportation, 427 U.S. 273 一案。
本案中，两名白人男性因为涉嫌职权侵占被公司开除。两人起诉公司，称还有一名少数族裔员工也有同样的嫌疑，却保住了饭碗。联邦法院作出判决：《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禁止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而不仅仅是禁止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这一判决推翻了低级法院“民权法案第七章不适用于保护白人”的判决。
在历史上，有不少所谓“优势族裔”受到不公正待遇并通过诉讼维护平等权的案例，较为集中在学校录取政策方面。比如Regentsof th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 265 (1978)，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 579 U.S. ____ (2016)。 其中，优势族裔胜诉或者败诉的案例都有，黑人并没有本问题下一些回答认为的那么“无敌”。
什么是法律思维？

不少法律人执着于给事物“定性” -- 一个事物能不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要看它是否具备法律要求的性质，这就要求法律人作出富有创造力的解读。
这么说有点玄乎了，举个具体的例子：什么叫做与他人的“接触”呢？
在美国侵权责任法中，“故意违背他人意愿与之接触，且此类接触对他人造成伤害或者具有冒犯性”属于侵权行为。
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与之接触”？如果我未经同意用电钻在他人的假肢上钻了个洞，算不算与“他人”产生接触？我明知他人讨厌吸二手烟，却故意一口烟喷到对方脸上，算不算产生了“接触”？这些都是要通过给事物的性质作出定义才能回答的问题。
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Leichtman v. WLW Jacor Communications, 92 Ohio App. 3d 232 (1994), 就讨论了拿烟喷人的情况。原告律师强调到：烟，在物理性质上是一种固体颗粒，用烟喷人和建起石头扔人，在性质上是等价的：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肌肉运动，投射固体物质击中他人的人身。
在上诉中，法院认可了这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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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喷烟定义为投射固体物质，这听起来有点吹毛求疵了，说个大的、普适一点的例子。
今年八月，特斯拉当时的CEO伊隆马斯克发了一条推特，说正在考虑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私有化，资金已经到位了。结果，SEC对其提出了指控，掌握证据表明钱根本没到位，认为马斯克的行为构成证券欺诈。
证券欺诈的一个构成要件是“针对公司或者公司股票价值发表不实声明”。即使马斯克被实锤证明资金没有到位，他有没有可能主张自己拿私人账号说了一句话，不属于“针对公司”或者“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声明呢？这就需要对推文的性质作出定义，看是将其作为一种私人空间的表达，还是面向投资者、涉及公司事务的声明。
好巧不巧，特斯拉公司的年报中就将马斯克的个人推特账号定性为一种向公众传递公司信息的渠道。后来，马斯克秒怂，缴纳罚款、辞去CEO职位与SEC达成和解，这也是考虑到在对事物性质的定义战场上胜算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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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所说的，对事物性质的执着，不能代表所有法律人的情况。
避免绝对化表述，这不也正是一种常见的法律思维吗？
如何评价「男子毒针扎死女友」案件的无期徒刑判决?

之前就看到了这则新闻，因为对国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缺乏了解，没有冒昧强答。看了 @刘京成 @丁大龙律师 @月姬魔夜 @红糖小糍粑 几位的回答，十分受教。
这里针对本案中饱受质疑的“拿钱买命”问题，从中外对比的角度，谈一谈感想。
对于被害人的赔偿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一个难题。以明尼苏达州的大明律为例，第611A.04条对于刑事案件的赔偿（restitution）定义如下：
A request for restitution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any out-of-pocket losses resulting from the crime, including medical and therapy costs, replacement of wages and services, expenses incurred to return a child who was a victim of a crime under section 609.26 to the child's parents or lawful custodian, and funeral expenses.
不做逐字翻译，指出几个我在实践中感到不爽的地方：
1 赔偿范围限于被害人直接因犯罪行为遭到的损失（out-of-pocket losses resulting from the crime），无法主张惩罚性赔偿；
2 被害人举证程序较为繁琐，特别是治疗成本方面。医药费尚且容易举证，但在治疗过程中付出的交通、饮食、家人陪护造成的家庭收入损失等，对于家境贫寒，文化程度有限的受害者来说举证较为困难；
3 犯罪者可以通过各种法律程序阻挠被害人获得赔偿。犯罪者如果对判决中的赔偿部分有异议，有权要求法院对赔偿金额单独进行质证，发起质证的程序非常简便。而对于被害人来说，他们还要为这一程序承担律师费用，导致一些请不起律师的被害人直接放弃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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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刑事诉讼中有一个骚操作：将不对赔偿额度提出异议作为辩诉交易的一个条件。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是一项争议很大的制度--几乎没有不能被用于谈判的东西。为了换取较轻的判决，被告人可以提出“不对额度低于XX的赔偿请求提出异议”。
什么意思呢？
理论上，赔偿请求必须“限于被害人直接因犯罪行为遭到的损失”，但既然对方在认罪协议里面同意了，只要不太狮子大开口我就不要求质证，那么想象力就可以宽广一点：我因为犯罪收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花一万美元请了一位私人心理治疗师，这是他写给我的一万美金收据；我因为腿部受伤交通不便，购买了一辆适合残疾人驾驶的汽车，这是经销商开具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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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主提到，被害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点中美法律是类似的。在检方提出公诉的同时，被害人可以聘请私人律师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受理后一般会暂缓（stay）民事案件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继续审理民事案件。
因为刑事民事证明义务标准不同，可能会发生刑事案件作出无罪判决，而民事案件中法院支持赔偿请求的情况（比如辛普森案）。
但和中国一样，美国民事案件的判决要比刑事案件中的赔偿部分更加难以执行。如果犯罪者拒不支付刑事案件中的赔偿（restitution），那么可能导致丧失假释或缓刑的机会，或者因为藐视法庭罪再次受到处罚，但类似的机制难以被用于监督履行民事判决。这就导致很多被害人还是寄希望于通过辩诉交易来在刑事诉讼中更多地争取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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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是我认为应当保留死刑的一个原因：允许被告人“拿钱买命”听起来非常不道德，但至少给了被害人及其家人更多的选择余地。如果做出了足够的赔偿，就有希望免于死刑，相信相当一部分被告人会选择砸锅卖铁补偿被害人；但如果本来就不会面临死刑，花钱不过是在“买”几年的自由的话，恐怕有的被告人掏钱就不会这么爽快了。
世界是充满遗憾的，刑法更是法律中最为残酷的领域，伴随着一系列不令人满意的抉择，大抵如此。
为什么中国没有「疏忽照顾儿童罪」？

一句话回答：因为已经有“遗弃罪”了。
《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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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展开一点的回答：
刑法应当具有“谦抑性”。对于社会关系的调节，刑法应当是在其他干预手段无法奏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最后一道防线”。
刑罚是一味猛药，见效快，药效强，但副作用也很大。举个例子：如果您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社会规则制定者，为了提升公民健康水平决定控烟，那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提高烟草税
--为烟草生产者设置生产指标，控制总产量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违者由工商部门进行整治
--设立无烟区，对违反禁烟规定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小额罚款
--将不文明吸烟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把吸烟者抓起来判刑
对于实现控烟这个大目标来说，以上都是可行手段，但真的有必要直接跳到最后一步吗？
再者，立法过程中也要注意避免片面追求宣示性效果，而多此一举，进行大量无必要的冗余立法。
问题中提到，有的家长疏于照顾儿童造成了严重后果。结合具体个案情形，可以适用关于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的规定，甚至（如果认为保护儿童的必要性足够强烈）立法者可以考虑在上述已有罪名中将被告人对被害人负有扶养义务作为加重情节。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国家应不应该安置刑满释放的犯人？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明确讨论前提，我先给本回答中的“安置”下个定义：
1 “安置”不等于简单地无偿提供住所，也包括有条件地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等（例如，只要刑满释放人员不再犯，就持续给予房租减免优惠）；
2 “安置”既有居住层面的，也包括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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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问题本身，题目中问“应不应该”，其实，在我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工作是法律对国家提出的要求。
《监狱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
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
姑且将题目理解为“国家应不应该加大安置刑满释放人员的工作力度”，我认为应该，妥善进行安置工作对于降低再犯率具有重要意义。
很遗憾，一直没能找到我国关于再犯率的系统研究，这里又要以美国来举例了。美国有一种提供给刑满释放者的集体居住场所，叫做“Halfway House”，直译过来就是“半途住房”，可以理解为让刑满释放人员在正式回归社会前能够通过非惩罚性的集体居住获得回归社会所需的必要技能。
Stephen M. Cox 和 John C. Kilburn 基于577名刑满释放人员数据的研究表明，被安置在Halfway House的人员完成假释的概率要比对照组高12%。（Costanza, S.E., Cox, S.M., & Kilburn, J.C. (2015). The impact of halfway houses on parole success and recidivism. Journal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6(2), 39-55.） 能否完成假释，主要取决于在假释期间有无再次犯罪，因此这一数据对于研究Halfway House对于避免再次犯罪的有效性有参考意义。
Stephen M. Cox 和 John C. Kilburn 指出，贫困和对毒品的依赖，是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的主要驱动力。通过集中安置居住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戒毒治疗，能够帮助从根源上降低再犯率。
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不尽然是“圣母心”发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集中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受益的不仅是被安置者本身。退一万步说，就算遇到一块不可雕的朽木，通过集中住宿让社区矫正人员能够及时干预，不也更加能确保社会安全吗？
《荒野大镖客：救赎2》是否被过誉了？

这款游戏号称真实，却在法律方面存在巨大的漏洞。
记得片头动画里面提到，1899年的美国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法治国家，我还真信了。
出于对法治的尊重，我在接第一个赏金任务时，甚至忍住了没把假药贩子丢在水里淹死，而是老老实实按照警方的指示捆回警察局。
当我领完赏金出门的时候，在瓦伦丁镇酒馆门口被帮派分子认出，子弹嗖嗖地飞来。我，亚瑟摩根，哪里吃的了这个亏？当即拔枪，R3开死亡之眼，对方三人尸横就地。
然后。。。我因涉嫌“谋杀”遭到通缉。酒馆旁边的警察局里面冲出来一群警探，不由分说当场把我打死了==
然而，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894年Gourko v. United States, 153 U.S. 183一案的判例，我的行为至少不会构成谋杀。在此案中，一名19岁波兰裔移民John Gourko与Peter Carbo发生争执，Peter Carbo体重200磅，膀大腰圆，他之前曾经威胁要像“打死一只狗”一样射杀John Gourko；而在这一次争执中，Peter Carbo挥拳作势要击打John Gourko面部，并向其大喊大叫。John Gourko连开三枪打死了Peter Carbo。
John Gourko因谋杀罪名遭到起诉，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认为下级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大法官John Marshall Harlan指出，John Gourko有权持有武器来应对潜在的不法侵害，因此持枪行为并不构成谋杀罪所需要的“预谋”，最高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最终John Gourko被判处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从这一1894年的判例可以看出，在被他人挑衅、认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杀人，应当属于过失杀人而非谋杀。
同年，最高法院在Starr v. United States, 153 U.S. 614一案中，也间接认可了面对生命威胁时采取致死性力量进行防卫的合法性。此案中，被告人射杀了一名警察，而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有权合法逮捕自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于针对警察进行防卫的合法性，但法院判决书也谈及了公民的防卫权，指出公民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致死性手段进行防卫。
一年以后，在1895年，通过Beard v. United States, 158 U.S. 550一案，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立了一条原则：当人的生命受到他人不法侵害时，并没有“退避义务”（duty to retreat），而是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进行防卫。
正如之前提到的，游戏发生的时间是1899年，Beard v. United States是当时的有效判例。
“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这句话是多么讽刺啊。。。
科学技术和科技公司的发展，与社会产生了哪些矛盾？未来将如何解决？

新技术往往给法律人带来新困惑：当技术作用于个人的时候，个人权利的边界如何划定；当技术改变着社会的时候，如何定义需要法律保护的“法益”？
盗窃是违法的，因为财产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赞同。但随着技术发展，“财产”的定义也在模糊。我的手机，是我的财产；我在手机里面创作的文字，也有可能具备财产性质，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这些很容易理解。
但我操作手机的使用痕迹，我携带手机出门所留下的位置信息，是否具有“财产”的性质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如果手机上的App未经同意，就开始记录我打开了那个页面，在页面停留了多长时间，甚至通过前置摄像头窥视我的目光停留在什么位置，这可否类比为一种“盗窃”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
可能有人说，必须不能够啊！老王看着问题“如何评价游戏《荒野大镖客》”眼球咕噜噜一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种行为哪里具有财产的性质？但随着技术发展，可能会有一种可能性：有商家会愿意花钱购买我的眼球运动轨迹和嘴角上扬幅度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具有经济效益，可以帮助电商卖家实现更精准的购物推荐。
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法律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最近大家可能留意到了，不少网站都在更新隐私协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在今年五月份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对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合规性提出新的要求。视野再放远一点，欧盟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里面涉及很多我们可能并不熟悉的概念：删除权，被遗忘权…
这种新概念的引入，在法律上有不少先例。
很久以前，人们可能以为，盗窃就是把别人的财物用手拿走。后来，随着各类金融工具的出现，不法分子“惊喜地”发现，不需要点上“盗贼”技能，只需要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账户号，地址等信息，配合一定造假手段，就有可能伪造一张支票从受害者账户上把钱捞走。
对此，美国法律中多了一类特殊的“盗窃罪”，叫做“盗用个人身份”（Identity Theft）。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大明律第609.527就有规定：以从事、协助或教唆他人进行非法活动为目的，持有、传播、使用非本人身份信息者，构成盗用个人身份罪。
A person who transfers, possesses, or uses an identity that is not the person's own, with the intent to commit, aid, or abet any unlawful activity is guilty of identity theft.
从条文表述和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盗窃”的即遂标准并不是实质获得了财物，仅仅是以非法目的使用了他人的身份信息，就已经构成犯罪。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随着技术发展，当获取他人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已经足以侵害他人财产权的时候，法律也会作出类似的设计。
是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侵权方式，也催生了更多保护个人权利的途径，这一场矛与盾的军备竞赛其实一直都在进行。
金庸去世享年 94 岁，老爷子一生的成就如何？对几代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十岁的时候，以为“侠”就是武功内力，飞檐走壁。晚上睡不着觉，学着马钰教导郭靖的呼吸吐纳方法练了一晚上“内功”，第二天在上学路上咣咣拍大树。
十五岁的时候，以为“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一次，见到毛贼穿着校服，假装学生在教室偷手机，上去一拳砸在对方后脑，喊来了老师。第二天，有同学自发来护送我回家，说是怕“黑社会”来报复，我以为这就是行侠仗义。
二十岁的时候，以为“侠”就是从心所欲，不拘世俗礼法。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还颇为自得，得了点虚名，受了几句追捧，就觉得自己是江湖儿女。
二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面对大是大非。稀里糊涂被卷进一盘乱局，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出经验，只能凭借自己朴素的正义感来做出决定。
这时我才明白，“侠”不是打打杀杀，不是喝酒论剑，而是在每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决定前，始终忠于内心的价值观 -- 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
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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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设计师席德梅尔说，游戏就是一系列有趣的选择。金庸的作品，也是关于选择，但每一个选择都无法读档。
一边是凶神恶煞的追兵，一边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郭靖选择“我不说”，于是成为了襄阳城的中流砥柱。顶住了，就是顶住了。
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并不信神佛，父辈在革命年代擎起的旗帜，也有些斑驳褪色了。金庸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我们的价值共识。
争一口气，点一盏灯。
金庸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盏灯。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中的“缺席审判”？

今天下午和一些法律工作者聊，心情很复杂，也期待听听大家的观点。
需要明确一点，这里的“缺席审判”是有明确指向性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外逃贪官。
看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之前发布的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说：“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适应发展变化，及时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以往，外逃贪官只有被追逃回国才能对其审判，如今，通过修改刑诉法，建立缺席审判程序，外逃贪官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受到法律应有的裁判。”
...
对于缺席审判中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方面，草案规定，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链接：聚焦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看点----要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可以看出，“缺席审判”主要是为了解决贪官逃往和中国没有签署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导致无法引渡回国接受审判这一问题（参见《人民的名义》中的丁义珍）。
然而，这种“缺席审判”程序所作出的判决，能否被外国法院所认可，用于执行犯罪者的财产，还需要存疑。
拿美国来说，美国法院原则上可以认可外国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但这一“认可”不得违背本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其中，包括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 （Due Process Clause），也包括关于辩护权的规定。
假如丁义珍被中国法院缺席审判而定罪，中国法院请求美国司法系统执行判决中关于财产的部分，没收丁义珍转移到美国的财产，那么丁义珍有可能辩护称：该判决并非由客观中立、采取和正当程序原则相适应的程序进行裁判的审判机构所作出的 （“the judgment was rendered under a judicial system that does not provide impartial tribunals or procedures 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of law” 出自 Uniform Foreign Country MoneyJudgments Recognition Act. ）
到头来，逃到美国的贪官可能还是逍遥法外，新刑诉法的实际效果可能会打个折扣。
而至于确立“缺席审判”原则所带来的其他影响，就不好说了。
IT 和网络技术发展正日益消弭距离的障碍，这种趋势是否会减慢甚至停止城市化的进程，或渐渐消融现有城市？

@立党 在一篇回答中提出过一个构想：
如果未来无人驾驶技术发达了，那岂不是很多工作可以在上班路上完成？直接往座椅上一靠，拿出笔记本就可以敲代码，每天多出来俩小时办公时间。
事后想想，这不就是被限制了想象力嘛！就好比人类可能想象三体文明会用海战时代的战术，结果被水滴穿了糖葫芦一样；技术都发展到人人都能用上自动驾驶了，再去想象每天都要两点一线往返于住所和办公室，似乎就不够大胆了。
我猜想，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商业和居住的属性将会进一步分散，城市功能将更加向文化的方向倾斜。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缓慢，因为不少传统行业还高度依赖面对面的交流。例如，很多律师朋友非常看重和当事人的会面，因为单纯的语音或者文字交流过程会损失很多帮助自己做出判断的信息。神情、语气、面对问题时下意识的反应，这些维度的信息都是体察客户真实需求、建立信任关系所必须的，而在线的交流实质上是“降维”的，丢失了更高维度的信息。
但我相信技术发展会弥补这些不足。例如，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微表情可以得到实时捕捉传送，让在线交流更加靠近面对面谈话的效果。
类似地，很多生活服务功能，从城市的剥离过程也会非常缓慢。以我来说，可能非常习惯从网上购买来自美国的游戏机、来自挪威的海鲜，但当打完球回到家的时候，还是非常渴望能拉开楼下便利店的冰柜，来一瓶冰镇的嘉得乐。
现代化物流体系，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消费需求，依然无能为力。但或许信息技术的发展能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我所佩戴的智能手表监测到我在篮球场运动，身上的传感器发现我持续四十分钟没有水分摄入，根据我的购物习惯，推测这时候会想喝运动饮料 -- 于是，当我走出篮球馆，一家无人机已经挂着几种我购买频率最高的饮料，悬停在面前等待挑选了。
这样的技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最大的障碍或许来自我们自己：为了喝上这一瓶饮料，要付出多少泄露隐私的风险作为代价？不知道，但难免会心生恐惧。
最后，我认为城市的文化功能依然会保留。相当一部分人需要一个可以不时聚在一起的地方，需要通过共同参与一项仪式，来找到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城市，就是提供这种仪式的一种凝集核，一种rendezvous。
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喝酒，还是要当面举杯。” 酒吧也好，咖啡厅或茶馆也好，都是微缩版的城市，它们将会和城市一同存在到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千年。
如果真的有下一个千年。
算法源于大数据，而大数据源于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拥有主导数据的权利？

法律工作者已经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了。
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明确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当个人数据已经过时，不再属于满足一开始获取时的合法目的所必须，或者数据提供者撤回了最初提供数据的授权且无合法理由继续保留数据时，个人有权要求掌握数据一方删除或不再使用该数据。
可以想像一个场景：唐某十年前在某招聘网站上传简历，授权网站基于简历中的信息为自己推荐岗位，该简历中包含自己从事销售员的信息。后来，唐某前往美国名校深造，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为职业经理人。如果适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那么唐某或许可以要求招聘网站删除自己所提供的信息。这样看来，唐某的确可以“主导”网站用于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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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类似的法律适用范围依然非常狭窄。每天，我们都在无意中产生大量数据，却既不知道数据被如何使用，也不知道自己能够主张何种权利。
例如，出行软件可能会使用我们的位置信息，来决定是否上调某一区域的叫车价格；类似地，地图软件也可能基于用户的位置，判断道路拥堵情况。这些使用方法，可能包含在软件使用协议里，但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用户可能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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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尚且可以通过合同法获得法律救济。如果服务提供商对数据的使用超过了用户协议所约定的范围，或者滥用格式条款、迫使用户接受显失公正的数据使用方式，那么可以基于合同法提起诉讼。
但有的时候，数据的使用方，或许和数据的提供方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
例如，某设计公司通过分析合法途径获得的街景照片，分析行人服装样式，判断当季流行趋势。路人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无从在法律意义上“主导”设计公司对“衣着数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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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无法给出回答，可能是因为立法者是大数据时代的“移民”，法律制定所依赖的土壤，依然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小数据时代”。
何为“小数据时代”？再举个例子：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可能还用过电话黄页，里面收录了商家和各类机构的联系方式。立法者对黄页中的数据并没有迟疑，可以很清楚地回答：黄页的编纂者并不享有著作权，因为整理收录公开信息并不能体现原创性。对于电话号码和地址这样的“小数据”，立法者在界定权利方面没有丝毫迟疑。
但到了大数据时代，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有的网站，可以海量抓取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涉诉信息、在媒体上的曝光记录等，基于算法对公司的的信用给出评分。对于这样的大数据版“黄页”，制作者是否享有著作权？基于算法给出的评分，能否体现独创性？这些问题，小数据时代的法律就难以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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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只能和提问者一样，对未来继续怀有好奇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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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答中提到的人物和机构均为虚构，其中有的技术手段，以我的知识范围无法确定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仅仅是一种想象。）
如何评价哈尔滨摩托车司机与的哥起争执心脏病发身亡，涉事的哥被批捕？

For the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缺了一根钉子，坏了一块蹄铁，
For the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坏了一块蹄铁，害了一匹战马；
For the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害了一批战马，折了一位骑士；
For the want of a rider the battle was lost,
折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For the want of a battle the kingdom was lost。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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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儿歌，我是在法学院里学会的，讲的是因果关系不能无穷向前追溯，在法律上做出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更加要慎之又慎。
如果我们彻底放飞自我，像儿歌里面那样认定因果的话，我认为摩托车司机属于自杀：要不是他拦住出租车去路，拉拽车门与出租车司机争吵的话，怎么会心脏病发作呢？
或者说，可不可以再给力一点，批捕在摩托车司机死亡前和他接触的全部人？毕竟，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称其死因包括“过度疲劳”，或许可以认为过失导致其过度疲劳者也应当承担责任？
废话，当然不可以了！
如果您真的开始思考哪一种因果关系才最为妥当，其实已经走火入魔了。
在这里，我想引用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文中的观点：
刑法关心的是：面对一个已经发生的法益侵害结果，采用寻根溯源的方法，即从结果回溯原因，解决如何将一个人的死亡结果归因于另一个行为的问题，也就是归因。对于刑法来说，无论在结果发生之前具有多少偶然性，结果是现实地放在判断者面前的，由于归因的最终目的是归责，因而必须在归责的理念指导下，解决归因问题。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真要探讨“归因”，那就像开始那首儿歌一样，没完没了；刑法所关注的，其实是“归责”问题。
而在归责方面， @丁大龙律师 在本问题下的回答认为出租车司机并没有避免摩托车司机心脏病发的注意义务。按照丁律师的观点，出租车司机又不是人肉彩超机，面对一名气势汹汹、五大三粗的壮汉，不应要求预见其心脏病风险。
对此，孙运梁教授认为
倘若在具体个案中，行为人没有违反注意义务，构成要件结果仍然会发生，那么就不能将发生的结果算到义务违反行为的账上，否则不啻为一旦违反注意义务就要对由该行为衍生的一切后果负责的结果责任，这会不当地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
再翻译成大白话：出租车司机的做法没毛病，摩托车司机的死跟他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也好，没有也罢，都不应当追责到出租司机头上。
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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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兴良 《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法学》 2009年 第 7 期
2 孙运梁 《过失犯的客观归责：以结果避免可能性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 5 期
如何看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赫英东等三名医生被打的事件？医护人员的安全应如何获得保障？

有个脑洞提议，拎出来和大家掰扯一下：
有没有可能，确立我们中国特色的“城堡法则”：在特定场所发生斗殴，场所的工作人员默认成立正当防卫，除非证据能够排除一切能构成正当防卫的合理怀疑。
“城堡法则”（Castle Doctrine）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指的是防卫者在住所内遭遇不法侵害时，退避义务会相应减轻或被免除。在美国的判例法中，体现为防卫者在住所内可以采用比一般正当防卫场景下更为宽松的方式进行防卫。例如，有的州法律规定，面对在住所中发生的“重罪”或者其它可能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felony），居住者可以采取致死性的力量进行防卫。有的州则将“城堡法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自己拥有的车辆、船只和经常性的工作场所。
诚然，中美国情存在差异，法律传统也有所不同，但城堡法则背后的法理还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场所，例如私人住所，具有比普通场所更加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因此应当适度鼓励在该场所中进行自卫的行为。
个人认为，医院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结合本次事件的经过来看更是如此。此次事件，一开始有关于“双方互殴“的传闻，引发了一些争议，而北京西城警方在调取监控录像并进行初步调查后，对案件事实通报如下：
产妇孙某（女，44岁，本市人）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因已超预产期，就能否剖腹产问题，产妇丈夫郑某宇（男，46岁，本市人）在诊室外走廊处拦住当日值班的妇产科医生赫某某，要求解决，赫医生在解释过程中，郑某宇情绪激动，突然挥拳击打赫医生，赫医生被迫还击，被现场其他人员劝开。随后，郑某宇的妻子孙某和女儿郑某蕊（女，19岁，本市人）闻讯赶来，郑某宇和郑某蕊再次对赫医生进行殴打，因考虑孕妇人身安全，赫医生始终保持克制，未予还手，后被现场医务人员及其他患者家属拉开。
值得注意的是，赫医生在被郑某（男性）挥拳击打后进行了还击，而对于来自其妻子和女儿的拳脚，则保持了克制。赫医生在进行防卫时已经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并根据施暴对象的身体状况理智地选择了防卫的方式。
患者家属在第一次殴打赫医生并后，没有停止对赫医生的加害行为，而是再次实施了殴打。有可能是看到赫医生被其他人劝阻，认为医院理亏；有可能是认定了医生不敢对患者，特别是“弱势群体”进行还击，因此更加肆无忌惮，这只能是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患者明知医生进行反击于法有据，那么肯定会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最后，之所以提出让医院变成一座“城堡”，有几个有利因素：
首先，医院的有序运作，是一项值得保护的法益。医院运转正常、医生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救治更多的生命；
其次，医院工作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道德素养，滥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对一般社会成员更小；
第三，医院普遍具备监控摄像头，调查取证相对容易，滥用防卫权的可能性较小；
最后，加害者在医院被医生正当防卫打伤的话，也比较容易当场得到救助。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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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指出，医院和住宅最的的不同，在于医院是公共场所，而住宅不是。这一点批评很有道理：场所的性质不同，那么人们对于自卫权的大小也会有不同的合理期待。
或许可以提出一个缓和版的“医院城堡”方案：以外部人员禁止入内的办公区域作为“城堡”，医院工作人员退避到该区域，再发生互殴，想要认定不成立正当防卫，就要尊需更高的举证标准。
持有并/或传播有儿童形象角色的色情动漫，应不应该被认为是犯罪？

自问自答，昨天和 @叶佳桐 讨论了这个问题，各自都有一些想法，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
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简称为PROTECT的法案，全称是“为结束剥削儿童而提供公诉救济和其他协助途径法案”（Prosecutorial Remedies and Other Tools to end the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Today Act”）
不得不说，美国人很喜欢硬凑单词来实现一些非常炫酷的简称，比如SHIELD，神盾局。
法案对儿童色情作品的客体做出解释，涵盖“任何可视化的描绘，包括线条画，卡通，雕塑或者油画/水彩画” （a visual depiction of any kind, including a drawing, cartoon, sculpture, or painting）。
法律条文链接：18 U.S. Code § 1466A - Obscen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然而，各州的司法判例可能有不同解读。加利福尼亚州有个判例，People v. Gerber, 196 Cal.App.4th 368 (2011)，判决写道：
“（要构成儿童色情相关犯罪）必须要有真实存在的儿童被用于制作（动漫作品），并的确从事了或者模仿进行了作品中描绘的性行为”
“a real child must have been used in production and actually engaged in or simulated the sexual conduct depicted”
也就是说，如果漫画家通过观察儿童的性行为并作画，那么持有这部作品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漫画家只是凭空想象，那么持有这样的作品，按照加州的判例可能不构成犯罪。
这样看来，美国在儿童色情动漫方面的法律也存在不统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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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实然”部分的一些补充说明，至于“应然”呢？
我认同People v. Gerber案的区分方式，以在制作过程中是否真正利用了儿童作为模特，或者用其它方式让儿童参与了制作，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这一区分，基于法律背后所保护的法益。将持有儿童色情入罪，保护的法益是儿童的性自主权和健康权等。
但我也理解另外一方的主张：需要保护的法益，除了儿童色情制品受害者本人外，还有社会中不特定人的利益。例如，纵容观看和传播儿童作品，可能会败坏社会风气，降低社会道德，让人们对保护儿童性自主权缺乏充分认识，甚至助长恋童行为。
但我认为，一定程度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涉及动漫作品时，划出界限更加困难。
动漫作品存在大量虚构、想象的设定。虚构角色的“实际年龄”可能有几千岁了，但在动漫中的样貌仿佛是幼女，对这样的角色进行性描绘，是否构成儿童色情？也有可能，虚构角色刚刚“出生”或者被创造出来（水缸里面飘着的绫波丽到底有几岁？），但具有了仿佛成年人的样貌，有当如何论处？
这些模糊之处，意味着在个案中进行讨论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也有可能突破了法官或陪审员所能掌握的相关领域常识。相比之下，以是否真正有儿童参与制作，就是一项更加可行的判断标准了。
如何看待西航动力研究所张小平离职一事？

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提交仲裁庭的材料中，为了取得有利于己方的仲裁结果，故意做出不实陈述，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9月27日深夜，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发表回应，称：
2018年9月17日，根据律师意见，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承办人向仲裁庭提交了《张小平参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材料。承办人因急于达到让其回所脱密的目的，在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张小平在所参与研制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划重点：
“急于达到让其回所脱密的目的。”
“夸大了。。。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官方承认了为达到仲裁目的故意提交不实材料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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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法律中，非刑事案件的“伪证”存在法律盲区。《刑法》第305条和第306条关于伪证的罪名均限于刑事诉讼，而在民事诉讼或仲裁中并不适用。
唯一涉及民事诉讼的伪证相关罪名见于《刑法》307条中的“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然而，本事件中似乎并不涉及“暴力、威胁贿买”等情形，因此也不适用刑法30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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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立法缺憾。
如果为了一场仲裁的结果，就可以如此轻率地使用“灵魂人物”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词汇，宣称张小平的离开阻碍了我国载人登月的发展，并且将其盖上公司印章、用作提交给仲裁庭的材料，那么仲裁的结果又能剩下多少权威，这种争议解决机制的公信力，又能剩下多少？
最后，就算当时这么做了，而且这种做法在目前并不会受到什么法律上的惩罚，这篇9月27日的回应也让人不知如何说起 。如果张小平日后和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进行民事诉讼，该回应中的表述，很可能构成不利于西航动力一方的“自认”。
真的，在发表公关回应时，和法务开个会，有这么难吗？
目前为止，最让你无语的偏见是什么？

看到有个叫“商业人物”的公众号昨天发了一篇文章，开头写道：
“明尼苏达是个怪地方，只要喝过该州一口水的名人，都曾因为女人陷入危机。”
链接：
可叹。现在想必有一位自媒体编辑在为自己想出来的“金句”而洋洋自得，在喜不自胜地看着阅读量飞涨，相信ta现在一定没有闲心审视一下这句话的逻辑漏洞，以及背后更严重的问题。
什么叫“因为女人”呢？
文中提到了几位在明尼苏达“因为女人”陷入危机的男性，有刘强东，鲍勃·迪伦，科恩兄弟，还有菲茨杰拉德。
在我看来，他们陷入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
刘强东是因为跋扈，因为漠视法律；
或许法律会证明他是无辜的，或许法律会认定，那次性行为出于“自愿”。但他的危机不会结束，因为他违背了自己苦心经营的爱妻人设。
给迪伦惹来“危机”的女人，她的初恋苏西·罗图洛为了他堕胎，在迪伦对他不忠后患上抑郁症；
科恩兄弟没有什么故事，但这篇文章拿他的剧本说事，说在科恩的剧作里面男主角因为被妻子看不起，一怒之下杀死了妻子；
至于菲茨杰拉德，这段文坛公案，我们离真相又有多接近呢？
不知是不是一种看似“草蛇灰线”的叙事能给公众号文章带来一种“厚重感”，但这篇文章就是如此谋篇布局的：找到一些名人，找到他们和明尼苏达的关联，找到他们身边的女人，然后抛出金句：
“明尼苏达是个怪地方，只要喝过该州一口水的名人，都曾因为女人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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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红颜祸水的论调，恐怕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传承了。
不说陈圆圆，杨玉环，再往早一点追溯。周幽王迷恋权力，点把烽火让千军万马围着他团团转，最终亡了国，有人就去说褒姒了：你早去给大爷笑一个不就好了嘛。
到头来，我们竟不知道，毁灭一个王朝的，到底是昏聩骄纵的统治者，还是因为一个笑点高的妃子。
正如同，有一天我们看着一个坍圮了的商业帝国，有人会说：
“看呐，都是因为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