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宗教势力大于王权的现象？

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教权不仅远大于王权，而且王权在某些时候甚至还有附庸于教权的性质，实际上世界上极少有如中国这样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围绕宗教展开社会组织的文明体系。
什么是宗教？说白了就是一种基于道德概念的组织术，通过以抽象道德概念去界定和规范人的行为，从而把人组织成群体。组织的具体过程，组织后形成的群体结构，以及为组织的存在而进行的正当性论述，以上三点之总和就是宗教。
宗教本质上是基于道德概念形成组织，而道德的具体来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来自于神谕，可以来自于经文，可以来自于巫蛊，可以来自于约定俗成，其具体起源和产生道德的社会环境有关，并不一概而论，但无论具体来源是什么，本质上都是为道德概念提供理论支撑。
不是说非要有个神来拜着才能叫宗教，实际上世界三大宗教里只有基督教才有人格化的神，伊斯兰教的神是去人格化的，连面相都不能有，而原初版本的佛教里，佛是“开悟的人”，不是神，后来各种法力无边的菩萨和佛陀，那都是同人创作的衍生版本，有些宗教甚至以经文本身为崇拜对象，比如锡克教，锡克教第十任上师戈宾德·辛哈临终时指认锡克教经文《阿底格兰特》为第十一任上师后，锡克教就转变为崇拜经文的宗教了。
道德和法律之间有着一条相对模糊但客观存在的边界，道德的典型特征是重价值判断而轻事实判断，法律则刚好相反，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什么是王权？世俗政治权力。什么是教权？抽象道德权力。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常识性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抽象道德权力在中国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更不会认为抽象道德权力小于世俗政治权力。
抽象道德权力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远比世俗政治权力要广泛得多且深刻得多的作用，它不仅参与构筑了世俗政治权力，而且补充了世俗道德权力无法触及到的社会死角，在皇权不下乡的地方，是教权在维系着基本社会秩序，在皇权下了乡的地方，教权是皇权的关键支柱。
而中国历史上无数政治争斗的成败，都取决于对社会的动员程度，进一步说，取决于对那些皇权下不了乡的地方的争夺结果，更进一步说，是对基层教权的争夺，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世俗政治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是抽象道德权力扶植起来的，教权不仅大于王权，而且是王权的重要基础。
教权对王权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体现在一般政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统治者在身为行政权力的持有者之前，首先必须是道德楷模，如果统治者失去了道德楷模这层身份，那么其行政权力的基础就会变得脆弱，其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和中世纪欧洲君主被开除教籍后即丧失合法性如出一辙，相应的，如果一个人是社会道德楷模，那么哪怕他并不掌握实际行政权力，也会被认为是在“养望”，换言之，是具有掌握实际行政权力的潜在可能性的。
中国社会向来都不太认可那种道德恶劣但行政能力出色的人，对一个人的政治评价也极少脱离道德评价单独进行，对一个人的政治攻击往往包括道德攻击，而一个人如果在价值层面取得了成功，那么即使在事实层面失败了，也会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典型就如子路正冠而死的故事，一个人只要持守了道德，哪怕他事情做的一塌糊涂也会获得社会认可，一个人办事再得力，私德不好同样会被人指谪，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多少改变。
这个人虽然一事无成，但他虔诚信主。这个人虽然一事无成，但他至少孝顺。这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
因为宗教围绕道德形成组织，因此宗教社会也具有极为强烈的道德本位特征，宗教社会往往以理想化乌托邦为终极愿景，价值判断在大多数时候凌驾于事实判断，知识分子群体同时具备道德教化功能，知识体系中的价值论述多于事实论述，事实论述服从于价值论述，社会权力结构与宗教法统结构具有极高的重合度。
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元逻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宗教社会，只不过宗教社会的暴力往往需要以道德进行正当性辩护，比如吊民伐罪之类的，纯粹依托暴力形成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中国历史上，教权相对衰落，社会完全依赖以暴力形成的世俗政治权力去构筑权力的时期，一般被称之为礼崩乐坏，率兽食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时期。
而社会秩序一旦相对稳定，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都会想方设法寻求教权构筑的社会秩序，至少也要给世俗政治权力披上道德外衣。
为什么很多人会产生中国的教权并不大于王权的错觉呢？
很简单，因教权和王权的融合程度实在是太高，以至于我们无法区分出二者的差别来，判断大小的前提是二者要有明确的边界，融合在一起后，对其大小对比的判断就变得困难了，我们能够清晰的认知到欧洲社会教权和王权的争斗，是因为二者有相对明确的边界和相对清晰的代表群体，而在中国，二者的重合度极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本身也是最高道德权威这一现象迷惑了太多人，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二者也开始逐渐融合了。
但二者融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争斗，中国历史上掌握道德解释权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教士、祭司阶层）依靠道德权力压制世俗权力的例子不胜枚举，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时期各种所谓“与民争利”的骂战，还有类似于五人墓碑记这种东西，这就是皇权和教权的争斗，实际上仔细看史书，会发现执掌皇权的君主和把持教权的知识分子群体间的道德绑架与反道德绑架斗争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且极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多说两句，嘉靖皇帝很有可能是极少数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君主，而他打压教权，巩固皇权的手段也很有意思，他寻求异教（道教）的帮助，用异教为自己的皇权披上铠甲，这样一来，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就从以往教派内斗争转变为教派间斗争了，在教派内斗争时，教权可以通过把持道德的解释权来对皇权形成压制，而转变为教派间斗争后，由于话语体系不同，导致教权把持的道德解释权不再具有杀伤力，皇权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更为公平的对决环境，只能说嘉靖皇帝确实是鬼才。
西方政治宗教电影的天花板《天国王朝》里对教权和皇权的争斗有极其辛辣的描写，比如塞浦路斯骑士和圣殿骑士在庙堂上争吵时，每当塞浦路斯骑士一方基于敌强我弱的事实判断而拒绝对穆斯林开战时，圣殿骑士一方就基于价值判断予以驳斥，比如声称被天主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基督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比如声称塞浦路斯骑士拒绝开战是亵渎神灵。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穆斯林一方，穆斯林一方的神职人员反复声称以往穆斯林打不过十字军是因为罪孽深重，信主不诚，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神的庇护，这是典型的基于道德形成的价值判断，而作为世俗皇权代表的萨拉丁则基于事实判断予以驳斥，你们打不过十字军是因为你们没有备战，战争的胜负同样取决于粮食，军械，饮水和兵力。
这两幕教权和皇权的争斗相映成趣。
而最有趣的是，电影中十字军一方的皇权最终战胜教权，靠的居然是面临穆斯林进攻时，皇权依靠自己能办事的优势彻底压倒了教权，甚至发出了“如果不允许我们这么做（这里指焚烧战死者尸体以防止瘟疫），那么祂就不是神”这种西方语境下礼崩乐坏，率兽食人的言论，并且在战斗末尾的演讲中明确了一点，这是保家卫国的战斗，不是教派冲突，然后授予包括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内的全城守军以骑士头衔，这在教权代表眼里成了亵渎神灵，礼崩乐坏之举，但皇权最终带领被动员起来的全城守军活出了统战价值。
穆斯林一方皇权战胜教权也是同理，萨拉丁一直对战事如果迟迟没有进展，则宗教势力可能会发难感到忧心忡忡，而最终皇权战胜教权靠的是皇权做到了教权未能做到的事（萨拉丁拿下了耶路撒冷），从而管住了教权，萨拉丁用自己最后的结语“nothing,everything”为皇权的最终胜利做了完美的注解。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证了无数次了，中国价值判断的高峰期是两宋，教权不仅大大高于皇权，甚至皇权还必须托庇于教权（例如两宋期间关于谁是天下正朔的有关理论），而事实判断的高峰期是汉朝，君主可以公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种在后世眼里简直大逆不道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