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如何看待江苏省人社厅印发《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对扣身份证等16类违法行为不再予以处罚？

说一个最明显的槽点：清单提到，对于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件的行为，未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可以免于处罚，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相抵触：
根据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
身份证法也明文规定了处罚措施：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居民身份证的；
（二）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
（三）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注意，这里的处罚措施并不限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至于《清单》为何会认为扣押身份证可以免于处罚，可能是因为只看到了《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中的“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罔顾其他存在具体罚则的法律法规。
顾腚不顾头，只看劳动合同法而不看其他法律的情况，在这份清单中普遍存在。例如，清单提到“以担保或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且“收取物品 3 人以内”可以免于处罚，可能是因为只看到《劳动合同法》中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就认为可以自己拍板决定不予处罚。然而，如果收取物品涉及人数在3人以内，但存在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虚构事实，令劳动者陷入错误认知交付财物的情况，物品价值达到了刑法中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那就不是劳动部门能决定要不要罚的问题了。
您也许会说，真要有这种情况，直接报警就是了，劳动监察部门不认，警察叔叔还是认的。
这是理想状态，但如果企业拿出这份清单对劳动者威逼施压，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读一番，让劳动者认为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自己、法律都在他们这边，同样会造成劳动者不敢、不知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后果。
这样的清单，还值得跟最高检两会工作报告提到的“力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进一步抓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放在一起看看。我在之前的回答中，表达了三点呼吁：
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要和其希望实现的目的相匹配，最高检自己也提到了，合规不起诉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规范发展」，避免「不当办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业」，那么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因为合规方面投入有限、实属用心良好但力有未逮的小微企业，而不是有能力却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的企业？
合规不起诉的执行过程要得到第三方监督，避免成为利益输送的工具。为了避免有的企业「假意改信，下次还敢」，也为了避免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而纵容企业继续进行违法行为，需要权威、中立、专业的管委会入驻，确实改好了再做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给了机会不中用」，享受到合规不起诉优待但辜负信任的企业，也需要提供对应的惩罚措施，免得让企业经营者认为就可以从此多了一条「命」可以白嫖。
虽然是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场景，然而，结合最近一些“惠”企业的政策来看，却共同传达出了一些值得劳动者警惕的信号，令人忧虑。
奥迪请刘德华拍摄的小满节气营销广告文案被指抄袭，具体情况如何？该如何避免类似抄袭事件？

著作侵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即便视频素材是原创的、即便搭配了刘德华的演出进行呈现，但北大满哥自己的文字作品作为一种存在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依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奥迪未经同意，将北大满哥的视频文案用作视频作品的旁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发表，侵犯了其署名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侵权不难认定，难点在于如何获得赔偿。
著作权法提供了三种计算赔偿的方式：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 按照违法所得进行赔偿 / 法定赔偿：
第五十四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力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如果是实体书籍报刊，尚且可以从市场上合理的稿费水平、对自身作品销量的影响角度进行计算损失，如果是直接用于效果广告，或许可以按照广告直接带来的销售额来计算违法所得。但对于抄袭自媒体作品用于企业品牌宣传，则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进行举证就会比较困难了。
与其和大公司进行旷日持久的法律战，通过舆论施加影响力、督促品牌方拿出令人满意的方案进行和解，可能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但不寒碜，而且同为在网上进行创作的，我也很支持。
再说了，羊毛也不一定会出在奥迪身上，奥迪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让广告公司赔偿。据奥迪发布的回应，这一广告是由 M&C Saatchi （上思广告）负责的，但凡是开展业务较为规范的公司，应当会在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约定广告作品中的图文视频素材不存在著作权问题。如果存在这样的约定，奥迪完全可以要求 M&C Saatchi 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赔偿，而如果上思也是找外包公司提供的文案，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继续追偿。
到底是广告公司也犯下赤裸、低级的错误，还是层层转包之下，另有背锅侠？值得关注下去。
失业率 18.2% 创新高，年轻人「摆烂」为社会敲响警钟，你怎么看待摆烂行为？

“摆烂”不太好听，换个说法: 重视消极权利，也就是不被干涉的权利，对于没有法定义务去做的事情，强调自己可以说不。
先说句题外话：此处不要和伯林的“积极/消极”自由论相混淆，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是一种不受阻碍的自由。一个人想找工作，但用人单位说我们不要 XX 省的人，这同样是在施加外部阻碍、侵害消极自由。
说回积极和消极权利的问题，我的一个观察是，大政府往往前调前者，而小政府标榜后者。例如，美国宪法保护公民"旅行的自由"(right to travel), 一个人可以自由穿越州界、在其它州居住、就业而不受不合理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没钱买车进行公路旅行、没有经济能力去发达地区找工作，政府也只能耸耸肩，表示这事不归我管。而如果一个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汽车下乡政策，给贫困家庭发放购车补贴，那就进入了积极权利的范畴。
积极和消极权利都具有亮点和槽点：
如果片面强调消极权利，同样会造成对消极自由的侵犯，让人们无法排除阻碍、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假如说，一个政府强调自身不会干涉任何人利用食物的权利，有钱人自然能享受到给马克吃战斧牛排的自由，而贫困山区的小朋友却没了免于顿顿吃洋芋的自由。
而片面强调积极自由，则会导致一种“爹味/娘味” -- 不管自己怎么想，反正你妈觉得你要穿秋裤，而且为了让你穿上秋裤，可以威逼利诱、可以动用家里本来可以干其他事情的资金买秋裤，如果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也只能忍着。
看到这，是不是觉得已经扯远了？其实并没有，说回到批评年轻人"摆烂“这件事，那我可要怼回去了：
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至少要给一样吧？
如果将获取赖以谋生的方式作为一种积极权利加以保护，那就去创造就业岗位、变不出这么多岗位的话，至少把灵活就业者的社会经济权利给安排好；如果承认没有这个能力，那至少也尊重一下不受干涉的消极权利，别动不动咣咣敲警钟、污名化年轻人不想被干涉的想法，让人既然躺不安生、坐起来了也看不到自己一身本领的用武之地，
那你要年轻人干啥嘛？
央视揭元宇宙区块链游戏骗局，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普通人该如何识别？

五一的时候，跟 @程瀚 打篮球，他提出了一个「打球就能赚现金」的产品创意：
开发个 APP，高价卖植入计步器的球鞋，你穿着这鞋在场上跑动达到了一定距离，我就返现给你。
我提出了个补充建议：对于那些想赚钱而不想打球的用户，我们可以推出代打服务，男体育生真人来穿你的赚钱球鞋，帮你积累跑动距离。
其实，当时还应该想到一个元宇宙版本：在换皮版的 NBA 2K 里推出一个赚钱球鞋道具，你用游戏里的球员打满一定场次，就能获得现金红包，攒满一定金额就能提现。
是不是有内味了？（不是指体育生。。。）
如果您还真当这是个财富密码，劝您及时悬崖勒马，因为它的确犯法。具体来说，是涉嫌非法集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把那个「元宇宙打篮球赚钱」的产品带入进来，是不是要素具备了？在没有金融业务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一个互联网公司公开宣传能投资返现，承诺以红包返利的形式给予回报、玩游戏就能赚钱，从而吸引用户充值，这就是在变现吸收公众存款。
而要识别这样的骗局，也只需要想清楚一个道理：它返给我的钱，是从哪里赚来的啊？
有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搞庞氏骗局的，用新用户充进去的钱来给老用户发放收益；
有进行赌博式投资的，继续炒作各种元宇宙虚拟产品，一旦投资失败马上爆雷跑路；
当然也有比较竭泽而渔的，不装了，直接卷够了钱烟遁。
被骗的人，有的是因为被元宇宙概念晃晕了，没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换皮的庞氏骗局，但也有人可能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是击鼓传花游戏中最后拿着花的小丑。
但不论如何，都只是新瓶装旧酒罢了，「打球能赚钱」的船新版本而已==
北京官方表示「居家办公期间，员工工资水平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该如何保障？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这一表态开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口子：调整工资这事，也在「层层加码」了。
2020 年的时候，人社部强调的是「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可以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调整薪酬，详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三条：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生产经营困难」、目的是「稳定工作岗位」。
《通知》也提到了最低工资标准，说的是「停工停产...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时，如果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两年之后，相关前提无形之中被偷换了：
原来说的是生产经营困难可以协商调整工资，现在变成了「居家办公期间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事宜，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居家办公就一定会带来经营困难吗？未必，这个问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举证的。若是将一切居家办公推定为经营困难，进而鼓励企业「奉旨」提出降薪，企业主就偷着乐吧。
另外，无端拿出「最低工资标准」说事，也释放了不利于劳动者的信号。人社部一开始的《通知》的确提到了最低工资标准，但针对的是停工停产的情况、是特殊时刻的底线，而不是让企业把员工一步撸到底。
更何况，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时候，一味强调协商的自由，就有可能导致弱者的权利被侵害。得到鼓励的企业，要是以裁员相要挟进行协商，劳动者又该怎么办？
2020 年的时候，最高法曾经发布过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强调道：「受疫情影响导致原劳动合同确实无法履行的，不得采取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做法」、「受疫情影响的民事合同主体可依法适用不可抗力条款，但劳动合同主体则不适用并不得因此中止履行劳动合同」。
面对企业要求降薪共克时艰、不共克时艰就滚的协商态度，像是这样的指导案例，纸面上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要是还像问题描述中的官方表态那样层层加码，片面解读政策，恐怕会让一些企业更加胆大妄为起来，后果就危险了。
华为车业务单元（BU）员工称自己离职被逼签竞业协议，竞业范围离谱至极，是真的吗？遇到此情况该怎么办？

在这里不针对具体公司，只针对问题中「遇到此情况该怎么办」的角度，提醒打工人三点知识：
1、法律不允许出现「不签离职协议不让走」的情况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注意，此处只需要单方面通知即可，不需要和公司达成一致。
也许有朋友担心：那公司不给开离职证明、影响我找下一份工作怎么办？
对此，直接亮出《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开具离职证明，同样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是公司的恩惠，要认准这一点。
2、关于竞业协议，如果劳动者履约，而用人单位没有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可以向法院主张解除竞业限制
《劳动法》赋予劳动者平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么宝贵的权利，想要让劳动者放弃，那得加钱。
于是有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那么，要是用人单位不给经济补偿怎么办？各地做法有差异，这方面人力资源专家可能更熟悉，我只说大原则：劳动者可以要求解除竞业协议，如果公司有其他违约情形造成损失，还可以要求支付违约金。
对应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第六条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
第八条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不给钱就不能限制我找工作」这一知识，不少劳动者也有所耳闻，但江湖传闻称一些公司还有个阴损的办法：暗中给劳动者打钱，不说明是经济补偿，让劳动者误以为公司的竞业协议可以解除而大大咧咧去求职，结果背负了违约金。对这种做法，宁可信其有，务必检查一下自己的银行卡上有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陷阱。
3、竞业协议的范围不是公司任意决定的，要考虑具体业务情况。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是这么说的；
第二十四条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可以限制员工去「从事同类业务」或者「经营同类产品」的竞品公司上班。但其中有很多模糊地带，举个例子：
张三从前在 B 站当运营，上班期间观看大量美食视频，自学成才，为了烹饪理想去某连锁餐厅当厨子。好巧不巧，这家餐厅的老板也想搞互联网营销，公司也在运营自己的 B 站官方号，两家公司都在做视频，睿叔可以跳出来大喊「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吗？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无非就是一个问题：怎样判断竞业范围是否合理？
对此，推荐 @魏凡 律师 的一篇回答，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对劳动者权利有进步意义的判决：
划重点：同业的竞争关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可参考但不应拘泥于营业执照登记内容，还可以通过实际产品与服务的调查、企业官网宣传或其他登记资料、共同供应商或客户的证言来综合考量。
也就是说，还要结合具体情况看看新旧单位干的是不是一回事，只看表面上的经营范围是不够的。假如说啊，某地产公司宣称自己也要造车，把相关业务写进了营业执照，但实际上一辆也没造出来、生产线上也没有汽车在组装、通过对供应商的调查也没发现在购买相关部件，那么按照上述链接中的裁判逻辑，就不应当限制汽车行业从业者跳槽去那边卖楼，劳动者可以要求法院解除竞业协议。
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道理：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协议要给钱、竞业协议不能管天管地管空气，大抵如此。
如何看待福州一男子知情仍购买过期食品后要求店方赔偿的行为？你赞同「知假买假打假」的做法吗？

支不支持职业打假，就好像是在问：对于剿匪这件事，应不应该支持乡勇团练呢？
乡勇团练纪律不如正规军，可能会「钓鱼执法」引诱卖家犯错；
乡勇团练啃不动硬骨头，大多只能拳打小作坊脚踢夫妻店；
乡勇团练有自己自私的目的，打扫战场缴获的财物，也不会上缴国库。
然而，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正规军等不来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想到另一件事情，和职业打假本质不太一样（一个是提起民事诉讼，一个是为行政处罚提供依据），但背后的道理有类似之处，就是当年的「职业拍违章」现象：
2003 年 7 月，广州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凡年满16周岁的广州市户籍人士，符合一定条件并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者，都可与公安机关签订《拍摄交通违章承诺书》。拍摄人员提交的照片经交警部门审核确认后，在违章行为发生后的下一个月20日交警部门将给予拍摄人员每宗20元的奖励。
这项政策出台短短两个月就被喊停了[1]，媒体报道称，职业拍违章的行为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例如，有人为了抢占拍违章的好位置阻碍交通、造成安全隐患，也有人为了获取报酬伪造证据，甚至还有人故意引诱他人违章（印象中看过有报道称极端职业拍车人还曾经伪造交通指示牌，故意将司机引上歧途）。
目前，很多城市都有随手拍举报违章的 App，鼓励市民提交线索，但很少能见到有偿拍违章的机制了，不知是不是吸取了当年的教训？
另一方面，监控摄像的全面覆盖、自动化违章取证技术的普及，也让乡勇团练一般的拍车党们退居二线，充其量只能作为对监控盲区的补充，有他没他都过年。
说回来，对于职业打假，同样需要在三方面进行引导：
第一是要注意避免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打击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合法行使诉权。职业打假本来不构成敲诈勒索，消费者有权利就产品质量问题提起诉讼，主张获得赔偿；但如果以起诉相要挟、索取数额较大的钱财，那就是在往敲诈勒索的方向试探了，要是超过了作为消费者进行维权交涉的必要限度、涉嫌刑事犯罪，也要予以打击。
第二是要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出台司法解释，扫清模糊地带。以最近的热点新闻为例，买 150 碗肉的职业打假人，算不算消费者，怎么定义，这是有灰色地带的。至于购买的产品价格、数量达到什么程度，就不能认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需要更清晰的判断标准。
第三则是要让正规军更加积极有为，公益诉讼安排上，典型抓起来，根据我国法律，像是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社会机构和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就多整点。
反之，要是国家队不出手，私力救济的路又给堵上了，那咋办？真闹到「匹夫一怒，可安天下」[2]的程度不可吗==
参考
^每宗20元该不该 “市民拍违章”广州喊停 https://auto.sohu.com/02/51/article213395102.shtml
^引用自榴弹怕水《黜龙》
员工考评不合格 1.35 万月薪被降至 3150 元，法院判决补足差额并支付赔偿，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打工人们可以学习一下本案法院的判决依据，遇到劝退性质的调岗降薪时也知道去哪找法律武器。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也就是说，公司并不能单方面决定降薪，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嘴：一些公司会留个心眼，提高绩效工资的占比，以扣绩效的方式代替降薪；考虑到目前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也建议优先选择基本工资较高的工作机会。
而对于调岗这件事情，也需要经过公平协商，公司需要对调岗的合理性承担举证义务。
例如，在（2020）京0101民初3855号判决书中，法院是这么说的：
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中的管理者一方有权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情况等对于劳动者进行调岗调薪，但因调岗调薪直接涉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用人单位在作出调岗调薪决定之前应与劳动者进行平等协商确定，并应就调岗调薪决定的合理合法性负担举证责任。
具体到问题中的案例，相关新闻报道指出了关键所在：公司未能举证说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调岗、降薪，仅仅以门店负责人的主观评定为理由调岗，没有合理合法的依据。
这就给打工人们提了个醒：遇到考核打分不好被公司调岗、降职的时候，先别急着反思自己、也别懊恼，不必因为觉得理亏而照单全收，可以看看公司对于业绩考核和岗位调整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相关规章制度做出说明。（例如，有没有依法制定的员工手册规定了得两次 B 级绩效就要降一个职级）。
同时，即便公司有关于调岗的制度，但如果存在不合理之处，也可以在劳动仲裁、诉讼中据理力争。例如，对于新岗位和旧岗位在专业能力、经验方面要求相去甚远的调岗（上一秒还在敲着代码吃小熊饼干，下一秒发套衣服去当保安），劳动者也可以主张这一决定不具备合理性。
据我的观察，哪怕是规章制度相对丰富（注意是丰富，而不是健全）的大厂，都不一定有关于调岗的详细规则说明，公司很可能找不到依据，对簿公堂也不怂的。
法院回应卖 150 碗熟肉「三无产品」被罚案，已听取当事人意见，目前进展如何？再审会改变审判结果吗？

「我可以花一天时间，观察你的一举一动，然后对着十二个人讲一个故事，让他们听完之后再也不敢让你接触他们的孩子」。
我当年在法学院的老师说过这么一段话，来解释为何在审判中要严格限制引入跟当事人品格有关的证据；而在网络舆论的审判中，没有了规则约束，每个人的品格都有可能被任意包装。
你不需要伪造事实，只需要换一种语气描绘，就能抹黑一个人，比如我可以这么介绍事件背景：
「打假人」邵某可以是一个欺软怕硬、躲在暗处打窝钓鱼的奸险小人：他脚踢小本经营夫妻店，拳打家庭经营小作坊，在裁判文书网上留下多个职业打假的作品（相关报道：重庆卖150碗熟肉被罚女子将申请再审 买家曾起诉多家小作坊）。熟练度满级的邵某，这次又潜入了顾客群，找上了坚持古法制作传统美食、没上过学的毛奶奶和她儿媳的麻烦，假装热心订货，其实已经开启了录像设备，搓着手手等着抓住纰漏。。。
同样的包装方式，也能用在被告身上：
王某是重庆毛妈妈农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据人民网报道，公司在 2019 年生产了超过 30 吨食品，通过 50 余万元销售额实现了 25 万利润（相关报道：“毛妈妈”的老味道这样飘出了山--大道康庄-人民网全媒体调研行--人民网）。王某利用人们对传统风味和农村土特产的信任，赚取了高额利润，并熟悉新媒体运营技巧，利用社群和视频账号扩大影响力，抖音粉丝数量接近八万，获赞超过 70 万次。王某了解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也具有相关生产设备，过往产品都依法进行了标注，然而，在一份大额订单面前，她在侥幸心理作祟下铤而走险，知法犯法。。。
以上两个例子，均不代表我对当事人的主观评价，只是为了帮助大家看看网络传播中人们是可以如何选择性陈述事实来影响判断的。
在这种时候，抛开道德评价，依法裁判就尤为可贵了。 @陈律师 的回答对相关法律进行了清晰的解读：
「未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或者配料表，或者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该不该罚？该啊，吃进嘴的东西，至少要让人吃得明明白白。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购买食品，能不能获赔？能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样的法律，会不会显得我有些无情？
也许吧，对于目不识丁、辛辛苦苦用自己的手艺补贴家用的农村老太太来说，有可能被精致利己的职业打假人吃光棺材本；
这样的法律，能不能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也许吧，再遇到拿防水布在大坑里一铺，叼着烟就上去用汗脚踩酸菜的「原生态土特产」，被恶心到了的消费者至少有带头大哥可以依靠。
正义女神的雕塑为什么蒙着眼？是因为她必须要抛开当事人的身份、外貌等无关因素，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决。
这可能有些不近人情，但又有谁能说清楚谁最值得同情呢？
知网称将继续向中科院所属各院所提供服务，直至 2022 年度协议签署并启动服务，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如果这件事情只停留在「钱没谈拢」层面，等订阅费谈妥了就烟消云散，就枉费了公众对知网所倾注的注意力。
更深的问题在于反垄断。
去年十二月，国家反垄断局曾表示，对于知网是否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将予以核实研究」，已经过去小半年了。
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第一是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第二是是否存在滥用。
对于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首先需要定义相关市场。
如果相关市场定义得比较宽泛，那么知网可以辩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学术资料检索平台，可以把维普、万方、北大法宝等都拉来作为竞品，表示自己仍然处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但如果把相关市场定义得具体一些，知网就很可能被认为在某些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了。
根据《反垄断法》的定义，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规定，相关市场范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的可替代程度。
在一些细分市场中，知网具有极强的支配地位，例如，知网是我国目前唯一授权正式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电子期刊，（相关报道见中国科学报：学术好伴侣，怎么成了“问题知网”？-新闻-科学网）。考虑到对于获取博士学位论文这项需求来说，知网所提供的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博士学位论文这个细分市场，知网就具有可以称之为唯我独尊的市场支配地位。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话头说下去：既然有了市场支配地位，怎么算是滥用呢？
《反垄断法》第三章第十七条作出了列举：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个人看来，如果有进一步调查的话，期待反垄断部门给个说法：知网是否存在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的行为，具体来说，是是否以不合理的低价购买了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知网和诸多学术期刊存在合作关系，当论文作者成功中稿、和期刊签订协议时，一般会有一则条款，要求作者授予知网该篇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一种双方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格式条款，且期刊和知网往往不会做出显著提示，且作者往往得不到正当的补偿（发表过论文的朋友们，欢迎来谈谈感受，据我所了解，作者能获得几张知网赠送的下载券就不错了）。
至于在校学生，更是被「白嫖」了：对于学位论文，校方往往会要求学生签订协议，其中包含授权知网使用的条款，学生也难以拒绝 -- 都到这时候了，谁会为了这点事情耽误自己毕业呢？
对于反垄断法，我的知识也有限，但至少从上述的一些侧面来看，涉嫌垄断的情况是存在的。知网至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市场存在市场支配地位，并涉嫌以不公平的价格获取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这个突破口，值得继续查下去。
如果我比吴京先出了一部电影名叫《战狼3》，我算不算侵权？

有朋友可能认为，既然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述，而不是保护一种思想，那么只要市面上不存在以《战狼3》为题的电影，我就可以拍，还可以玩点花活，搞个《囧狼3》、《肖战狼3》之类的。
别这样==
因为还涉及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有回答提到了《泰囧》和《人在囧途》的官司，正好带着大家看一眼判决书[1]中的关键部分，看了这份判决，基本就能理解题目中的问题了。
本案原告华旗公司是《人在囧途》电影的制作方，原告认为被告光线传媒等拍摄的《人在囧途之泰囧》使用与「人在囧途」特有名称相同或相近似名称的行为，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值得一提的是。被告还使用了「组合的延续」、「全面升级」等宣传语，原告认为这些措辞容易令观众误认为《泰囧》是人在囧途的续集，属于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
被告则辩称：电影名称相同或近似是行业常态，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并且提交了 200 余部相同、相近似电影的名称，例如，《东成西就》《东成西就2011》；《大内密探零零发》《大内密探零零狗》；《疯狂的赛车》《疯狂的石头》；《无间道》《爱情无间道》等，用以证明电影名称的相同、相近似并不为行业规范及实践所禁止，所以电影名称不构成特有名称。
这一番辩解并没有打动法院，判决书是这么说的：
一般情况下，根据著作权法的要求，基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和电影作为作品的属性，其名称与其他作品名称一样，较难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般不宜禁止他人创作和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电影名称表达相同或者近似的电影题材和类型。但电影在商品化过程中，如知名电影的特有名称对相关公众在电影院线及其他市场交易渠道挑选和购买发挥识别来源作用，知名电影的特有名称就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尤其是当一个知名电影的特有名称可能反映了电影商品的题材延续性、内容类型化、叙事模式相对固定等特点，其他经营者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电影名称，以同类型的题材和内容，采用近似的叙事模式从事电影活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经营者之间具有特定联系。
这套逻辑，用互联网上流行的说法，就是在「保护知名 IP」。虽然名称的相似本身不一定侵犯著作权，但如果人物设定、情节套路、表现形式、宣传方式等容易让读者误认为这是吴京《战狼》系列的续集，那么还是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最终《泰囧》制片方被判赔偿 500 万元）。
从这一逻辑出发，开个脑洞（不构成法律建议，如果要效仿，后果自负）：
如果像是 @王诺诺 说的那样，拍一个「与恶毒如狼的小三战斗的故事」，或者拍一部野生动物题材的电影，描绘牧羊人和一只名叫「狼三」的头狼斗智斗勇、最终收获了跨物种的美好感情的故事；或者拍一部古装奇幻片，讲述善使铁指虎的王二（江湖人称「指环王二」）和狼三爷决斗紫禁之巅的故事，那只要能过了审，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但如果拍成了去南美洲大战雇佣兵的故事，那就属于「以同类型的题材和内容，采用近似的叙事模式从事电影活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真是要吃官司的。
参考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民事案（2015）民三终字第4号
哪一刻你意识到，阅读这件事依然无可替代？

当一手信息啃不动、吃不到；三手信息噪音又太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通过书籍收获二手信息，还真挺必要的。
解释一下这句话，遵循的纯粹是我自己胡诌的定义，不权威：
一手信息，指的是亲自调查收集到的信息、原始未加工的事实，比如为了了解大厂加班情况和员工做的访谈、自己在路口蹲点统计的人流量数据等、某事件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和录音等；
二手信息，指的是对一手信息的编辑、整理、解释、评论等。例如传记作者在整理了人物言论后，结合合理想象，对人物的行为作出评价；再例如学者和作家节选了部分税收和房价数据，用于论证自己关于土地财政的观点等。
三手信息，指的是互联网内容平台创作者在考虑了传播效果后，为了尽最大可能提升完整阅读和播放率、评论互动数量、转发分享效果而对上述内容的加工、演绎。
在互联网内容时代，广为流传的图文和视频内容难免为了迎合推荐算法而进行加工。例如，为了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推荐算法，一些创作者会有意把犀利的观点、有爆点的画面放在开头，从而提升完整播放率，尽管这未必是最值得关注的信息；再例如，部分平台的推荐算法鼓励互动量高的图文内容，而那些观点具有争议性、危言耸听让读者误认为和自己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言论（像是家庭群各种养生技巧、几年前流行的震惊体都是如此），则更容易产生评论和转发，搭上推荐算法便车。
对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硬要摆臭老九架子嘲弄世人沉迷低级满足，这种嘴脸也委实面目可憎，但我还是觉得，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也要通过读书来把自己抽离出去，看一些不为了迎合推荐机制而写下的文字。
这么说有点空泛，举个例子：上周看了福山的《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抛开是否认同书中的分析不说，我至少因此获得了一些在网上键政无法展开的视角 -- 当人的注意力被一个个热点事件所拉扯的时候，就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急于对具体的黑人、穆斯林、性少数人群发表评论，而难以看到打「身份牌」背后的共性。
因为书籍作者不需要考虑追一条热搜、不需要急着回应一条评论，他可以让热情稍微冷却一下，避免片面堆砌看似对自己有利实则经不起推敲的论据；因为传统书籍的销量和作者的收益不这么依赖精细的数据指标，作者也有机会避免使用纯粹用于调动情绪、抓住注意力、吸引互动的修辞，这也是一种三手信息经常不能交付的东西。
一手信息太干太硬吃不下来；三手信息为了传播效果做了不少妥协和扭曲，常吃容易导致脑萎缩；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书籍这种提供二手信息的载体，依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外卖平台骑手送餐致二级伤残，被判赔 109 万，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如果一名骑手穿着平台的衣服、接受平台的管理和绩效考核、为平台提供服务、给平台赚钱，那么，在他遇到麻烦、惹出事端的时候，平台就不应该与之撇清关系 -- 这是本案带来的重要启示。
根据《民法典》，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用大白话理解，就是员工犯错，单位兜着（除非员工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例如，服务员和顾客争吵起来，一言不合抡起板砖把顾客脑袋开了瓢，单位可以找他追偿医药费。）
然而，当前的灵活就业趋势下，互联网零工经济给认定「工作人员」和「工作任务」带来了新挑战。对此，问题描述中的判决认为，既然饿了么平台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则对外卖员进行奖惩、对配送活动作出指示并提供报酬，应当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一种新型用工关系，平台需要对骑手送餐途中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与之类似的是，在（2021）鲁02民终2916号裁判文书中，法院有一段说理也对骑手和平台的关系作出了透彻、准确的归纳（看来青岛法院对于此类问题还挺顺应时代潮流的）：
被告陆XX （注：回答中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作为骑手系通过“饿了么”外卖订餐平台接单后，以该平台标识从事外卖配送服务，且该平台对配送员的送达时限进行监控，被告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作为“饿了么”平台的所有人及运营方，与被告陆XX 作为骑手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监督管理关系；“饿了么”外卖订餐平台产生的派送费用由被告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直接收取，故被告陆XX 作为骑手在提供配送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经济价值，由被告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享有。
...
虽然被告陆XX 未与本案被告签订书面劳务或劳动合同，但其从事的接单配送服务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履行职务行为，被告上海拉扎斯信息公司无论作为对平台配送骑手的管理方、使用方、收益方，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应作为被告陆XX 所履行职务的接受方依法对事故伤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通过把平台「拉下水」，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而言，能获得更充足的赔偿（毕竟光追着骑手要钱的话，对方倾家荡产也不一定能掏出来几十上百万的医疗费）；
对于骑手而言，因为平台会考虑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会提供更加充足的安全培训、提供保险，理想状态下，也有可能修改算法，避免用过于激进的时间考核要求逼着骑手超速违章，这都有助于保障骑手利益。
新型劳动关系，新在不具备传统的劳动合同关系，但既然提供了劳动，就需要雇主承担起责任来。这一创新不应当变成新的甩锅手段，本案说的道理大抵如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如何解读这一意见？

补充一个侧面：在反垄断执法越来越秀出肌肉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也让人对《反垄断法》第五章产生了更多期待。
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和反垄断又能建立联系呢？道理很简单：反垄断的本质在于促进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地方行政力量也能成为抑制竞争的一条恶龙。具体的操作，也写在反垄断法里了，常见的有：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例如要求酒店必须采购一款本地酒厂生产的白酒用于公务接待）
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例如对外省产品要求支付不合理、不必要的各类检查费、通行费）
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例如要求外地公司必须使用本省有关部门指定的软件核算工程计价，方可在本省开展业务）
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这应该是最直白、粗暴的方式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地方垄断措施，最终会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明明存在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但就是被行政力量拦在了省界之外；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产品，却被行政力量续住一命，大行其道。做个脑洞比较大、可能不太贴切的类比 -- 这就像是英超联赛限制引进外援，导致实力不济、德不配位的本土「户口本」依然能躺着拿高薪，影响了竞技水平的提升。
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用「幼稚产业保护论」或者本地民生问题为自己辩护 -- 前者说的是，虽然我们现在很弱鸡，但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的产品也能打出来，当前限制竞争是为了打磨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后者说的是，虽然我们的产品不咋地，但也是十万漕工衣食所系，对于稳就业有重要意义，否则影响社会稳定。
在真空中的球形状态下，人口和资源能自由流动，财政转移支付也能无损耗地进行，上述两点反驳最终都无法成立。但在当今中国，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依然存在，异地安家落户还有很多挑战，这就不仅是反垄断的问题了，还要看看如何解决。
像京东等大厂有可能通过减薪来代替裁员，降低成本吗？

不太可行。
一方面，裁员时，可以趁机优胜劣汰，优化绩效不佳的员工；而降薪则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逼走人才，留下有自知之明的老绵羊。
今天看到个有趣的数据，网信办表示：互联网企业近半年来用工人数保持平稳，大厂在向社会输送「毕业」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招生：
经统计，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快手、百度、京东、网易、微博、哔哩哔哩、蚂蚁集团等12家企业总离职人数21.68万人，总招聘人数29.59万人，净增用工7.91万人，其中11家企业招聘人数多于离职人数。
互联网行业人员流动性极强，两三年跳一次槽的情况经常发生，当看到自己公司开始减薪时，有本事的、能找到更好归宿的大牛马上心生去意另择高枝；自己觉得底气不足，但求保住饭碗的，或许选择唯唯诺诺屈就。这样一来，减薪反而成了劝退人才、留住庸才的迷惑操作。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的裁员，往往伴随着精简业务线、砍掉不成功的内部孵化产品，减薪不解决问题。
由于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资本所追捧的风口的多变性，每一年，都有互联网公司昂首阔步杀入新的赛道，也有互联网公司灰头土脸从退潮了的领域撤离。像是社区团购、在线教育乃至后来可能会变成如此下场的原宇宙，都是如此。
对于没有搞头、见不到盈利希望、被铁拳砸得七荤八素的业务，减薪也只是减缓了失血的速度，还不如直接壮士断腕裁个痛快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年景不好的时候，互联网大厂也有变相的减薪 -- 网上说得各种薪酬包，往往把期权、限制性股票、预期年终奖都算了进去。（甚至还有人把公司的各种福利也给「货币化」算到包里，也是挺会算账的）。
降低年终奖、调整一下员工激励计划，其实也起到了减薪的效果，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在疫情宣传中，大家似乎开始反感把城市代称为「热干面」「生煎包」了？

因为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了。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舆论场充斥着对未知的恐慌，也有对武汉人民的排斥、歧视。凤凰网一则题为《不要让“湖北人”成为耻辱的标签》的报道，列举了当时种种地域黑行为：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对湖北、武汉的驰援与帮助，确实代表了主流呼声。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针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与排斥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1月下旬，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隐私信息在微信群内热传，部分人遭到电话骚扰和上门谩骂；
比如，有些宾馆直接拒绝为滞留在当地的湖北籍旅客提供住宿；
比如，不管对方有无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凡是身份证“42”开头就拒载；
比如，有高速服务区设立“湖北籍专厕”；
比如，有的企业直接规定不录用湖北籍员工，有居住在湖北之外的湖北籍员工返岗被无故解雇，有火神山援建者回乡后找不到工作。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人们需要一些善意的调侃来化解现实的沉重，需要通过一饮一啄的际会和武汉同胞建立共情，也需要一些烟火气来找到对生活重回正轨的盼头。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 2020 年初，面对关于武汉人的非理性恐惧，萌化就是力量，「热干面」的昵称，放到那个舆论环境中，就是凝聚力和认同感。
但毕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大众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舆论依然在谴责违反防疫政策扩散病毒者，例如凌晨奔袭杭州来福士的外地母女，不可否认，其中难免掺杂着地域刻板印象，但从我个人观察来看，谴责指向的是「违反防疫政策的人」，而不是某地人。
我们依然对疫情有所忧虑，但相比于对生命安全的担忧，更多人关心的是对日常生活、经营带来的不便，怕疾病，也怕随之而生的穷病。
我们依然对疫情后的生活充满期待，但已经厌倦了空洞的比喻，相比于「最后一个寒冬」、「倒春寒」之类的小作文，人们更期待看到具体的时间表。
疫情初期，疫区之外的民众需要科学知识，也需要精神抚慰和情感共鸣，「热干面」的比喻恰逢其时；而再经过两年多的拉锯战之后，我们需要的是执行力、能切实交付的效果，而非拾人牙慧的修辞。
更何况，比喻这种修辞手法，难免会为了趣味性和生动性而牺牲严谨性。关于上海疫情，人们已经见到了各种别开生面的宣传，有借景生情的迪士尼烟花，有善用网络用语的「最卷防疫指南」，有新造出来的各种词汇，也有图文并茂的咖啡和时装大秀。
好一派文华风流的盛景，但人们更需要的是生活中的确定性：该不该居家隔离，方舱里面有什么设施，怎么抢到菜，宠物狗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死，到底是要放开还是清零。。。这个时候，再跟大家玩文字游戏、卖弄引导舆论的手段，恐怕只会徒增厌烦。
2020 年的「热干面」，让我们更加团结；2022 年的「生煎包」，则成为了恼人的噪音，食物没有错，错在了不合时宜。
中国法律中是否存在天赋人权的概念？

如果把「天赋人权」理解为人们与生俱来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和作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话，中国宪法自然也存在天赋人权的色彩，宪法第二章就广泛列举了公民的权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都是宪法原文。
如果将「天赋人权」理解为神赋予公民权利的话，不能说全部，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法律中也没有这一条。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了禁止设立国教，政府不得将某一种宗教学说推崇为权威，不管法律说人权是上帝给的、真神阿拉给的还是飞天面条怪给的，这条法律都会因为违宪而无效。
从问题描述来看，题主看到我国《宪法》中「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句，因而产生了困惑：法律没有规定，公民难道就没有权利了吗？题主进而理解为我国公民的权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所创造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只需要看《宪法》的序言部分就不难发现，《宪法》对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争取各项权利的斗争基于了认可和高度评价。
例如：「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如果不承认公民享有与生俱来的民主自由权利，那么这种斗争岂不是成了非正义的、反动的？为了让国家获得正当性，宪法必须要承认革命的正当性、承认为了捍卫人们与生俱来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以突破当时的法律，否则就成了师出无名、得国不正。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承认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常规操作，意识形态虽然有所不同，但至少在这一点上能达成普遍共识。不信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宪法全文，您会发现两者的结构其实非常相似，都包括：
序言 -- 明确制定宪法的背景和宪法的目的。例如我国宪法序言中的「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和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 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 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设置和组成方式 -- 例如我国宪法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美国宪法为议员选举和国会组织方式所制定的规则等。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 例如中国宪法第二章、美国宪法的一系列修正案等（美国 1787 年宪法制定比较仓促，宪法原文仅仅确定了国家机构的组成方式，而没有具体阐述公民权利，因此马上通过修正案打上补丁）。
如果还会觉得不好理解的话，也可以试试这样想：
法律规定了不能杀人，是因为人生而享有生命权，法律对此加以确认和保障；不是说某个国家的法律发明了生命权、也不是说法律假手于神仙上帝，说这个权利来自于宗教。「天赋人权」这个「天」，理解为天生、天然更为准确。
如何看待北京两公司安排员工每月加班超 36 小时被罚？相关部门的监管能改善加班现象吗？

法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效率违约」（efficiency breach），指的是合同中如果一方违约并支付损害赔偿后的收益比履行合同还要高，那么最为理性的选择是一边违约一边赔偿。
这个理论说的是私人之间的合同，而如果把法律是为一种社会成员和国家签订的契约，也可以认为存在一种「效率违法」：要罚就罚，下次还敢，反正不亏。
17600 元的罚款额度是如何得出的呢？ 依据的是《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从新闻报道来看，北京市鸿聚德饮食服务有限公司迎宾分公司安排 44 名劳动者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 36 小时，罚款 17600 元，一人违法加班罚 400；世纪曙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排 14 名劳动者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 36 小时，并且未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一人加班罚 500，都是根据每人罚款 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的。
这个罚款金额，具体到每小时的违法成本，是什么水平呢？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我们就按对公司来说最为「倒霉」的情形来算，加班 36 小时的第一个月就被发现了，那么每个小时的违法成本是 500 / 36 = 13.8 元，而北京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不低于 13.33 元，违法并支付赔偿，怎么看都不亏。
这个金额看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合理？的确不合理，因为《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的计算规则已经严重过时了，《条例》是在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在那时，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6024 元，作为参考，2020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97379 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私以为来，违法加班的惩罚标准，也需要按照收入水平上浮、随着企业用人成本和违法行为的收益而调整。否则，就可能出现开头所说的「效率违法」行为 -- 违法并认罚的成本低于守法，那法律就成为了违法行为指南、把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法律里，那还得了？
中国未婚同居率正不断上升，专家建议启动同居法立法研究，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不知道是不是专家们又在东张西望寻思摸哪块石头过河了，对共同生活者的立法保障，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啥新鲜事。
例如，美国多个州存在对 domestic partner 或者 civil union 的法律保障，不管名头怎么叫，本质上都是指不存在婚姻关系但自愿共同生活的伴侣。对于此类人群，法律提供的保障包括（每个州情况不太一样，这里只是列举一些常见权利）：
在对方患病时，可以请法定病假照顾对方；
对于非婚生子女，参照婚姻法享有探视权；
在对方住院、进监狱的时候参照夫妻关系保障探望和会见的权利；
可以参照家庭成员投保医疗、人寿保险及报税；
可以参照家庭成员进行遗产继承（著名的 Windsor 一案就是在争取这方面的权利，该判例促成同性非婚伴侣在继承对方遗产时可以享受到和异性伴侣一样的税收优惠）
少数州（例如比较左倾的加利福尼亚）还将 domestic partnership 存续期间双方各自所获得的收入视为共同财产，在关系结束时参照婚姻法中的共同财产进行划分（当然双方也可以在注册为 domestic partner 前就财产划分另行作出约定）
抛出一个观点，不一定对，欢迎拍砖：我反对不假思索地摸着这块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在同居立法这个问题上不一定存在美国社会那样的需求。
为啥美国人需要对 domestic partner 立法？是因为税收制度对单身汉不利、是因为非婚生子女太多、是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道路上曾经需要一个折衷的制度，当然，也是为了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对非婚伴侣参照婚姻法提供保障，在社会经济层面有强有力的真实需求；我没有专家懂国情，但直觉上认为我国未必有类似的土壤，说不定同居立法是个「伪需求」。
稍微抖个机灵：咱们不能把别人「实在不行了」的应对方案，当作是「时代不同了」的先进经验；我不知道同居立法属于哪一种，要是想展开研究，这个问题也得研究清楚。
如果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不宜一个猛子扎进去、直接跳进财产权利这一深水区，否则今天年轻人如今是怎么恐婚的、明天就可能因为类似的原因恐惧同居。考虑到财产权利的严肃性，仅以相对来说不稳定的同居关系来影响财产分配，恐怕也是要出乱子的。正如在评论区所说，要平衡好个人处分财产的自由和对非婚伴侣的保障，给自愿共同生活但又想保持财产相对独立的人们提供更多选项。
什么是反思怪？

个人拙见：有建设性的反思，应当是一种开放的设问，而非预设目的的反问。
举个虚构的例子，公司里有一名销售人员上个月业绩表现不好，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反思」：
有建设性的反思：「我们看看业绩不好的原因在哪，是不熟悉产品卖点、以至于没法回答客户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自我介绍的方式不吸引人，让人一听就挂了电话呢？让我们对比其他人的业务数据复盘一下。。。」
预设目的的反思（以劝退这名销售、低成本「优化」人员为目的）：「公司是不是把资源都给到了，是不是对于产品卖点都培训过了，销售冠军就在旁边、说了多少次跟他学着点，你有什么行动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了，自己反思反思，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也清楚的。」
看出两者的区别了吗？
第一种，的确是在尝试引导对方进行归因、探讨怎样改进自身行为；第二种，看似是在发问，其实是在引导反思者得出唯一的结论 -- 不是公司没给我支持，的确是我自己能力不行、活该被淘汰。
至于网络舆论中所说的反思怪，用当下流行的黑话来说，就是能将这种预设目的的反思实现「自我闭环」的人，首先预设一个「都是因为我不够好」的立场，然后通过反思的过程，排除其他的合理解释，用来强化结论。
我不认为反思怪只存在于键盘政治领域，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亲密关系中，对方聊天时情绪不是很高，可能是因为目前手头有事在忙，可能是因为被其他人气着了目前跟谁说话都没个好气，可能纯粹是因为天气不好、身上不舒服。您要真有心思反思（也别太极端化，想想怎么维护好亲密关系也不为过吧），就可以结合你对对方的理解往这方面想想，或者干脆活得粗糙一点，别想了。但有的人偏不，偏要给自己加戏，一切都往「都是因为我对 ta 还不够好」这方面反思，弄得自己很卑微，对方还不一定领情。
俄国作家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幸而没给制裁）一文中就生动地刻画了这种「反思怪」的嘴脸：对着将军打了个喷嚏，多大点事，别人说了没关系，还要反思下去，反思得心力交瘁而亡。
小公务员还挺委屈的，官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把好好一个人逼成了反思怪；但有两类人，不但不值得同情，为了在网上进行有建设性的讨论，还需要敬而远之：
一种是逼着别人反思、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的人；另一种是早就预设好结论，只是将反思作为修辞话术的人。
至于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确值得反思啊。。。
如何反驳「我评论个冰箱还得会制冷吗」？

外行能不能评价内行？关键在于，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评价，还是在生产者的角度去评价。
用户自然可以就自己的感受发表意见，连怎么拧开煤气灶都不知道的食客，至少能感受到咸淡，自然可以评论说这个菜炒咸了；不会开飞机的乘客，也自然有权利在航班管家发表评论，说飞行过程比较颠簸。
正如同，普通消费者有权根据自身经历、体验来评价一款冰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七条都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容易引发争议的，是混淆用户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进行评价。
上面的例子，换一种评价方式，就变味了，例如：
我不会炒菜，但我觉得你做这个菜心的时候要用海盐，不能用井盐，得生炒，不能先过水，不然就要做咸了；
飞机遇到气流颠成这样，都是因为燃料选得不对，改成用水洗煤多稳当；
你要是把冰箱的两个制冷片叠起来，不就相当于用两块 14nm 芯片合成 7nm，制冷效果不就翻倍了吗？
这样的评价，专业人士看了，恐怕是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在我看来，外行当然可以评价内行的产品、作品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但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工艺流程和专业知识，也需要保持一种「我知我不知」的敬畏心。
举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例子吧，《人物》杂志做了篇《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的报道，有读者认为，这篇内容让人看着不舒服了，或者作为读者觉得写得还不够好，给人的感觉有些急于求成、浮于表面；也有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担心公开当事人隐私容易引发不良后果。这种批评，还是基于读者感受的视角，自然有权利发表。
但也有的事情，可以多听听内行的声音，比如什么是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扒社交媒体是否属于侵犯隐私等，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了「制冷」的过程，关乎这篇报道创作的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符合行业道德标准。
然而，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经常做不到就事论事。但凡是作为读者来谈感受的评论，就容易被扣上「外行指导内行」的帽子；作为内行进行科普的媒体人，也有可能被糊一脸百度百科上的定义，被「懂王」们再教育一番。
结果，大家都挺累心的：我只是作为读者评价一下作品，不是要教专家做事，评论还不行吗？
要解决这种矛盾，还是要分清楚评论的边界：对于作品和产品给人的感受（冰箱冷不冷），应当不设任何评论门槛、包容多维度的讨论；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为啥不冷，怎么去改进），也要尊重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意见。
也希望自己能坚持这一原则吧，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