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b2023/ZhihuJunkieSpoken huggingface dataset:
在容错率几乎为零的行业工作是什么样的感受？

讲一个保险/法律行业的真实案例吧：因为保险承诺书中的一个词可能存在歧义，保险公司一下子多承担了35亿美元的赔偿责任，这就是World Trade Ctr. Props., L.L.C. v. Hartford Fire Ins. Co. 345 F.3d 154 （2003) 一案。
2001年夏天，纽约世贸中心的业主为“双子塔”买了一份财产保险。在保险行业中，对于像这样重大的业务，往往采取先承保，再敲定合同具体细节的操作。在正式合同生效之前，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就先用“保险承诺书”（binder）来粗略记载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起到临时合同的作用。
在本案保险承诺书中，有一条关于最高赔付额度的条款，规定每次发生财产损失事由时最高赔付额度为35亿美元。该条款用“per occurrence" 来表示”每次”，occurrence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事件”，在英语中的近义词是"incident" 或者 "event".
看上去没毛病，说得很清楚了嘛，发生一次事故，最多赔35亿，白纸黑字。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航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造价超过300亿美元的两栋大楼被完全摧毁，近3000人罹难。
再读以下上面那句话：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所以，这到底是一次财产损失，还是两次呢？到底是一个"事件”还是两个？
在美国保险法中，保险条款中的用语只要存在歧义，就必须做出对条款的撰写者不利的解读，这也是世界普遍通行的法律原则了。当世贸中心的业主起诉保险公司，要求为两次损失事件赔付70亿美元时，保险公司马上请求法院立刻驳回原告的起诉。这可以说是保险公司唯一的胜机了，明眼人都知道，在当时举国哀痛的背景下，只要这场官司得以开庭，那么陪审团有非常大的概率倒向世贸大厦一方 -- 什么？黑心保险公司居然拒赔世贸中心的损失？
经过几轮拉锯战，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做出裁决：”occurrence“一次是否存在歧义，不能孤立地从文义本身推知，还必须结合缔约双方的真实意图，行业习惯以及其他外部证据，综合做出评价。根据美国民事诉讼法，只要存在实体上事实争议，原则上就需要由陪审团做出判决。
于是，本案得以开庭审理，陪审团判决被告败诉，必须赔付70亿美元，两次“事件”每次赔35亿。
--
也许，保险公司在撰写承诺书时，可以采取更加清晰的表述方式，选择一个更加准确的用词，或者对“一次”这个概念做出文义解释。也许您会说，两架飞机撞大楼这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怎么能想到呢？但对于格式条款的撰写者来说，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有一些段子，嘲笑律师经常写出一些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条款和警告，例如在椒盐花生包装袋上写“小心：内含花生”，殊不知这些多此一举的条款，背后都是真金白银。
有哪些经典的法律漏洞？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九名大法官--这个数字非常深入人心，在杰弗里·图宾所著，由何帆大法官翻译的《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中，就直接以“九人”来作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代名词。
然而，谁说一定要有九个人的？
美国宪法并没有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作出规定。事实上，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只有六名大法官，而这一数字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有所变动。1869年之后，随着《1869年司法法案》的通过，大法官的人数才稳定在了九人。
宪法没有规定大法官的人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根据宪法，总统有权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而当总统所在党派在国会中也取得优势地位时，实质上能够决定大法官的任命。（"...he shall nominate, and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Senate, shall appoint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Judges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all other Offic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好了，假设您是美国总统，很不幸地，在您的任期内有一个处处找麻烦的最高法院，动不动就要宣布您的主张违宪，那该怎么办？
罗斯福总统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在最高法院里面掺沙子，多任命几个“自家人”，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多数意见 -- 毕竟，宪法规定了，总统有权提名大法官嘛！
罗斯福的确这么干了：当一系列新政时期的立法被最高法院阻挠时，罗斯福提出了一份《司法程序改革法案》（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 of 1937）。该提案的核心内容是，为每名年龄在七十岁零六个月以上的大法官额外配置一名大法官来“协助”其完成工作。当然，按照美国宪法，额外增补的大法官应当由美国总统提名。
这一计划可以说是非常“体贴”了：人上了年纪，难免精力就会走下坡，该让年轻人分担一点工作。然而，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其中的玄机：按照当时的最高法院人员配置，这一计划完全能保证支持新政的力量在一人一票的表决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一提案，立刻引起了最高法院的恐慌：尽管1869年的司法法案将大法官人数定在了九人，但这毕竟只是一部效力低于宪法的普通法律。也就是说，只要新的立法不与宪法相抵触，就可以取而代之，重新定义大法官的人数。
要么支持新政，要么坐视罗斯福通过《司法程序改革法案》来任命新的法官将自己边缘化 -- 大法官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第三种选择。最终，在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一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票决结果支持了罗斯福所倡导的最低工资立法，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判决中大范围肯定了罗斯福的新政措施。而作为回报，罗斯福也就不再提起额外任命大法官的事情，“九人”这个说法，一直流传了下来。
对这一段历史，有人称之为“拯救了九人的一次转变”（“The switch in time that saved nine”，维基百科The switch in time that saved nine ）。罗斯福敏锐地抓住了宪法中没有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作出规定，但允许总统提名大法官这一点，给大法官们出了道难题，迫使其为了保全自己而做出让步。这恐怕是立宪者们始料未及的一次“神操作”吧。
尽管这一漏洞的确存在，但在罗斯福之后，却再没有被人利用过：哪怕是于法有据，但总统要挟最高法院、干涉司法独立的举措，的确太容易招致各方的抨击。除罗斯福之外，平心而论，又有谁能够有如此威望和魄力，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斯人已逝，空余绝响。
B国公民在A国做了违反B国法律的事情，会在B国被指控吗？

以美国的反垄断领域为例，发生在美国之外的垄断行为完全有可能由美国法院管辖，并被依照美国的反垄断法追究责任。
例如，一家美国公司生产的汽车，其发动机由一家德国的公司生产，德国公司有两个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意大利公司和日本公司，两者生产的零部件可以互相替代，存在竞争关系。
有一天，意大利的公司想起了当年的反革命友谊，决定坑一把德国佬，于是和日本公司达成协定：零部件同时涨价30%，告诉德国公司，世界零部件都涨价了，爱买不买。这样一来，发动机的价格水涨船高，而美国公司的生产成本自然会相应提高，其销售势必会受到不利影响。
这事，美国法律能管吗？
按照一般理解的属人或者属地原则，管不了：两家外国公司，不知道在哪里吃着意大利面签着协议，而所涉及的零部件也没有直接销往美国，德国才是零部件的直接购买方。
但从维护正常的商业竞争秩序目的来看，这事得管：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影响是跨越国境的，在全球市场中，垄断的危害会随着贸易链条不断地传染下去，最终，哪怕是最为“根正苗红”的国内企业，也无法幸免。
--
于是，1982年颁布的《外贸反托拉斯促进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编号15 U.S. Code § 6a，以下简称FTAIA）对这类涉及外贸的垄断行为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如果外国贸易主体的行为对美国国内商事行为或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显著，合理可预期”的影响，则美国的反垄断法可以得到适用。
（原文使用了否定加例外的表述方式，我在这里做了归纳整理，法条原文请见：15 U.S. Code § 6a - Conduct involving trade or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通俗来说，也就是外国公司在美国境外搞事情，只要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那么一样可以用美国的反垄断法neng你。
之前和 @棠邑小廌 讨论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菱镁矿案”，这就是我国企业在美国的反垄断领域栽跟斗的一个例子：19家中国企业在沈阳开会，协定矿产品价格，结果在美国因为涉嫌垄断定价遭到起诉。此案审理中，联邦第三上诉法院依据上面提到的FTAIA得出结论，认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于此案完全具有管辖权。（参考：王晓延《浅析菱镁矿案FTAIA对管辖权的影响》）
目前，FTAIA的解读在美国司法中还存在争议：到底什么才是“直接，显著，合理可预期”的影响呢？不同的巡回法院可能有不同的尺度，例如，第七巡回法庭在Minn-Chem, Inc. v. Agrium Inc一案中认为，外国公司的行为只要和美国的商业利益存在“合理因果联系可能”（“reasonably probable causal nexus.”），就可以视为有FTAIA所说的“影响”，也就是说，沾了边就管，管得特别广。而第九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LSL Biotechnologies 一案中做出了更加狭义的解读，强调美国公司的利益受损必须是外国公司行为的“直接结果”（“immediate consequence.”），才能动用美国的反垄断法武器。
对了，即使是偏向于狭义解读的第九巡回法院，也在 In re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Antitrust Litig. v. Micron Tech., Inc一案中提到，对于“直接”的解释，为了充分保护美国企业利益，可以适当放宽。其中特别提到了价格协定问题，认为操纵市场价格可以视为具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各个巡回法院的分歧作出回应，也正是因为存在争议，这个问题成为了业界和学界热议的焦点之一。2015年举办的第65届全国模拟法庭比赛题目，就涉及了这个问题，我在本回答一开始提到的汽车零部件垄断邪恶轴心，就是借鉴了那一届题目中的虚构案例。
--
美国法律，经常让人感觉有种管天管地管空气的“王霸之气”，哪怕是千里之外的几个外国公司暗搓搓商量价格，都有可能被拽到美国的法庭中应诉。
我们整天说，虽远必诛，虽远必诛，其实这四个字又何止局限在军事领域呢？要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利益，有时需要的不是在军舰上发射几枚导弹，我们还需要更多。我很希望，有一天中国企业扬帆出海时，也能有一种自信，能够以中国的法律和背后的国家综合实力，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
美国人有哪些反智现象？

给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法院判例吧，一个很不幸的案子，一名车祸受伤者因为“宗教信仰”原因拒绝接受输血造成严重残疾，结果获得高额赔偿：William v. Bright 632 N.Y.S.2d 760 (1995).
本案中，55岁的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伤骨折，按照正常的手术流程，应当在手术过程中接受输血，然而原告拒绝了：作为一名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的忠实信徒，她认为自己的宗教要求自己不得接受输血，否则就不能死后进天堂。
原来，在耶和华见证会的信条中，不管人类还是动物的血都属于禁忌，该教的信徒连带血的肉都不吃，更别说接受外部输血了。结果，本来一场手术就可以治好的骨折，生生被原告用保守疗法给拖成了重伤。在庭审中，原告的专家证人称原告在未来四年间都无法行走，而且为了维持现状必须要持续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最终，一审陪审团做出了以下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和已故事故责任人的遗产管理人）需要赔偿原告16万美金医药费，150美金精神损失费，近400万美金未来预期的医药费，400万美金的未来其他预期费用。可以看到，医药费的大头都落在未来费用上了。根据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词，原告采取不动手术的保守疗法，意味着医疗支出将会是个无底洞。
在美国法律中，被侵权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手段来避免侵权人所造成损害的扩大，否则无法就损害的扩大部分获得赔偿。简单来说，就是虽然原告被人伤害了，也不能作，否则自己作出来的毛病不能赔。然而，在一审中，法官指示陪审团道：“你们不可以考虑她的宗教信仰本身是否真实合理” （I will instruct you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are you to consider the validity or reasonableness of her religious beliefs”）根据这一指示，陪审团认为原告没有义务接受输血来减少损失，因此支持了她所主张的高额赔偿。
在上诉中，法院仍然拒绝对宗教信仰本身的合理性作出判断，但将赔偿总额度降为375万美金，并允许原告在不认可这一额度的情况下重新起诉。（也就是说，觉得不够还可以再要）
这个案子的核心，在于“理性”：什么才是面对伤病时最为理性的举措？如何充分运用理性，来实现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然而，自由战胜了理性，当一个个关于宗教自由的判例被引用的时候，宗教信仰本身是否是理性的，拒绝输血的教义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不得不说是美国，以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法学专业要设置中国法制史课程，它在现代不能适用，是否有必要认真对待它？

法制史教给我一个道理：要评价一条法律是否公正，是否有利于社会，不能离开现实背景。
有个笑话说，考古学家挖开了一个原始人的山洞，看到上面刻了一行字：“万岁，奴隶制！ 全人类光明的未来！” 这并不尽然是讽刺，与原始社会而言，奴隶制的确有开挂之处：燃烧掉人力资源，变成了召之即来来即能用的生产力用于建设和战争。
类似地，我们回过头看待过去一定时期的法律和制度时，结合当时的客观条件，也许就有了不一样的眼光：
西周的审判中有“五听”之说，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谈举止面部表情来作为采信证言的依据。在今天看来，太不公正了，《人民的名义》里面不是经常讲“零口供断案”嘛！而以当时的刑侦能力来看，除了证人证言之外，又能采纳什么样的证据呢？连“书证”都不一定拿得出来：只有少部分贵族和神职人员，才知道如何拿小刀刻乌龟壳呢。能够形成“证据”这个概念，从客观事实出发而非仰仗鬼神之功，在当时的现实背景之下已经是一种进步。说起来，如果未来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了，一百年后的律师可能会取笑我们：哪里还需要质证？直接向法庭申请个强制令，把接口往对方当事人身上一插，大家就都可以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事发时的场景了。
再例如，秦国的什伍连坐，可以说非常暴虐非常大秦了，但却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延伸到基层，将每一家，每一户都变成庞大系统的一个末梢，变成税收和军事力量，变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国家的实力，在当时来看，无非就是谁能收更多的保护费，谁能生产更多的青铜和铁器，谁能动员起更大的军队。然而，好望角发现了，当人类的目光投向大海之时，“国家财富”又有了新的意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国家财富的来源不在于搜刮有形的金银，而在于专业化分工和贸易，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来提高效率。在这一背景下，绝对的行政控制力就不再是法律的唯一追求，我们有了公司制，有了破产制度，有了专利保护，这些法律保障，出发点不仅是构建秩序，更加是调动个体的积极性。有了这些时代背景，我们也许就不会对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作出过于一刀切的判断了。
--
在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历史维度以内，我们也需要有这种立足现实的思维能力。这个问题下，有一位答主是我大学时的基友，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痴迷于婚姻法，到处宣传婚前财产公证的优越性。将时间往前推几十年，明确婚前和婚后财产很难说是公正的：当时的社会，女性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经历从事家务劳动，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她们对家庭的贡献远不是简单用带回来多少工资收入就能衡量的。到了离婚分财产的时候，如果只考虑创造了多少婚内财产，那么男性显然表面上看起来贡献更大，但这绝不公平，因为女性无法用金钱所衡量的付出没有得到考虑，“明算账”对女性而言就是一种剥削。而社会发展到现在，女性虽然在职场上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但总体而言，两性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而且我们有了外卖、钟点工和大量提高生活便利程度的消费品，家务劳动的负担也在减少。对于一部分事业有成、经济独立的女性而言，婚前财产公证对她们来说就是一种必须的法律保护了。
--
有一句很老套的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习了法制史，相信您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体会。
我们在法治的道路上虽然走出了很远，有过很多辉煌，但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还在求索的道路上。
如何看待 2017 年 9 月 4 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文管理 ICO？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要判断一种融资工具是否靠谱，有没有“泡沫”，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找到背后对应的现金流。也就是认清楚钱从哪里来。
金融工具，其实就是在搬运钱：可以把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把分散的钱集中起来，把闲置的钱挪到有用的地方。ICO就算给吹得天花乱坠，也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法，不能凭空创造财富，只不过是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未来项目八字没一撇的收益，变成了现在就能看得着的一个符号。至于这个符号的真实价值是多少，最终还得看对应的项目能赚多少。
举个例子： 我发现明尼苏达州根本吃不着正宗的煎饼果子，打算自己去练个摊，用羊骨头熬的汤和绿豆面，自己炸油条，枣红色嘎嘣脆，每天开着F150皮卡拉着饼铛去学校门口卖。问题是，我没钱买皮卡啊！于是，我拿电脑编了个程序，只要往我的“开皮卡卖煎饼果子项目”投资一美金，就能得到一个全世界乃至全宇宙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特字符串，要嫌存在电脑里不过瘾，还能打印出来裱在墙上看着过瘾。
问题是，您拿这个字符串干什么用呢？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只有两种出路：一是等我卖煎饼发了大财，到时候把最初投资的父老乡亲们都叫到一块，论秤分金银；二是趁着大家都想要这个将来能用来分金银的字符串，赶快找个出价高的倒腾出手。
第二种方法，论其本质，和第一种是一样的：都是要取得一个未来的预期收益，把这个符号变成真的钱。而究竟能变成多少钱，完全取决于“开皮卡卖煎饼果子项目”能赚多少钱，也就是未来的现金流有多少。
--
学金融的朋友这时候就该说我了：啰嗦，这么简单一个现金流折现（Discount Cash Flow）的思路，扯这么多。
没错，这就类似于股票估值的方法。股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了公司的收益权，而收益权有价值，是因为有收益。现金流折现的估值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公司未来能赚到的钱折现到现在，从而得出现在一单位收益权的价值。
对于ICO而言，把上一段里面的“公司”替换成“项目”，分析模式是一样的 -- ICO和股票一样，不过是把未来能赚到的钱搬运到了现在，因此其价值应当和未来的钱挂钩。然而，股票至少还有人管，例如上市公司必须要披露年报和重大决议，股票的上市发行和交易都有监管措施，而ICO则可以说是法外之地了，投资者被骗了都不知道找谁哭去。
--
有的人可能说，人家那些虚拟货币可了不得呢，总量是用技术手段限制住的，不会通胀贬值，而且加密手段非常先进，绝对不可能伪造。
那我就举一个不太清真的例子好了：我那个“开皮卡卖煎饼果子项目”还发行一种特殊的流通券，未来可以凭券分红。这张券有个特殊之处：每一张券都让我养的宠物猪舔过一下，上面的唾液里有这只猪的DNA序列，以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办法人工复制出来，绝对不可能作假。另外，很不凑巧，去年春节家里客人多，这只猪已经和粉条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全天下再也发行不出来这种流通券，总量绝对控制得住。
你说，这张纸，会不会因为被这只特别的猪拱过一下就成为一种完美的“货币”呢，它的价值从何而来？
本回答的第一句就是答案。如果未来的现金流不能支撑现在ICO虚拟货币的交易价格，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产生一次泡沫破碎的危机，监管部门的举措，不过是让明白人心里的这块石头提前砸到了脚面上。
也有的朋友说，那怎么比特币就这么多年都好好的呢？
两个字：需求。比特币能够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例如跨境转移资金和匿名支付，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规避监管的灰色行业，可以完美满足资金转移的需求。正是因为需求，比特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拥有自己的交换价值。
然而，ICO所发行的虚拟货币，相比于比特币而言，完全算不上是刚性的。你看，稍微放出一点风声来，把热度压下去，马上一片哀鸿遍野。要是有庞大的真实需求（而非投机需求）为其价值背书，也不至于对政策作出如此剧烈的反应。
--
ICO不是洪水猛兽，说句公道话，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创新性的融资手段，大大拉低了投融资的门槛，而且能够自发地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二级市场。
只可惜，这种金融工具在目前来看，一定程度上被投机者和大忽悠们利用了，成为了敛财的工具。这也可能是监管部门急于出手的原因：稳定压倒一切，真等到大爷大妈也蜂拥而上的时候，就拦不住了。
在这里，还要奉劝大家，别因为这东西被那只独一无二的猪给拱过了，就把它当成一个宝贝给捧得比天还高。
--
另外，ICO所发行的虚拟货币和比特币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一回事，前者强调的是融资，后者强调的是创造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这个问题下有一些答案似乎混淆了这两种东西。本回答也只是在讨论我国目前的ICO，并不对比特币价格波动作出任何预测，特此声明。
男友吸毒该怎么办?

有几个统计数据，想和您分享一下。当然，这是针对美国的研究，不能完全代表国内的情况，只不过是因为在美国此类统计数据比较完备，所以用作参考：
根据一项2013年的研究，监狱中70%的男性囚犯有毒瘾，其中平均的成瘾年龄为20.7岁。（来源：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e of Crime and Drugs in Addicted Prisoners in Zahedan Central Prison）
根据一项2002年的研究，有超过60%被确认有毒瘾的罪犯，在刑满被释放后的一年内再次犯罪。（来源：Drugs and Crime in America）而一篇2015年的报道称这一数据为77%。（来源：Myths and Realities of Drug Addiction, Consumption, and Crime - Online Library of Law & Liberty）
根据美国联邦司法局2004年的统计，约17%正在服刑的囚犯承认自己的犯罪原因是为了吸毒筹集资金。（来源：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在美国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刑事工作后，我算是真切感受到了，较低的青少年吸毒率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幸运。2008年在马来西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有55%的瘾君子是在朋友的劝诱之下第一次尝试吸毒的。（来源：Study Examines Peer Pressure and Addiction）如果说毒瘾是一种会在人群中蔓延的传染病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医学上的概念，叫做“群体免疫”： 在人群中，当有免疫力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疾病就无法传播；反之，如果感染者的比例突破了临界点，则很难自发地走向消亡。对于毒品而言，目前我们不清楚一个社会对毒品“免疫力”的临界点是多少，但每当我们及时掌握一名吸毒者的情况，切断其与上下游的联系，并采取强制措施，那么人群的整体免疫力就会上升一点。
所以，虽然这样说是大大地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无比地“何不食肉糜”，但还是要说一句：对于身边的吸毒者，唯有大义灭亲才是大仁大义。如果不能有这样的决心，或者担心遭受进一步报复，也请坚决地切断一切与其社会联系，不要让自己也成为一个冰冷的统计数据。
如何评价风靡一时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对员工宽容的公司，都死了》？

我很不喜欢的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要么是坏要么是蠢”，这句话说得太绝对，未免一竿子打死一船人；
但对于这件事，这句话还真说得恰如其分：要么是蠢到不假思索照搬野路子鸡汤，要么就是坏到以压榨员工为能，看着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做自己的土皇帝梦。
--
在管理学的领域，截然相反的两条理念，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企业，可能都会取得成功；而同样的理念，随着条件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例如，给基层员工高工资、高福利的策略，在20世纪初成为了福特汽车的致胜法宝。在产业工人平均每日薪水不到3美金的时候，福特给流水线工人开出了当时令人乍舌的每天五美金高薪，从而有效减少了旷工率，改啥了工人健康，增加了工人忠诚度，提升了生产效率。而在本世纪初，美国的几家传统汽车制造商，却因为过高的人力成本和“养懒人”式的高福利，败给了对员工更加讲究狼性的日本竞争者。
100年前对产业工人的高薪，在那个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健康状况欠佳甚至营养不良的年代，的确可以帮助培养出一支有战斗力、忠诚于企业的队伍；而100年后，高薪对于普通员工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却又不太明显了，反而是适当给出激励机制能够更加提升效率。
还是汽车行业的例子：丰田汽车有一个引以为傲的生产模式，叫做“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 讲的是通过对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确保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保证有刚刚够用的零部件在生产线上等待加工，刚刚好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这一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仓储成本，把冗余的库存压榨到最低限度。Just in Time模式帮助丰田在成本控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这时建立在特定条件之上的：每一环节都要完美衔接，而这就加剧了体系的脆弱性。在2011年东南亚飓风海啸灾难期间，由于东南亚的供应商库房和车间被灾难毁坏，全球各地的丰田工厂集体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不得不停工等待直到上游供应商恢复元气。试想，如果在各个环节适当多预备一点零部件库存以备不时之需，也不至于让一个环节的丢失导致整部机器的停摆。这就说明了，Just in Time模式，也并非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
--
回到题目本身，单说加班这一项，就要区分公司和行业，辩证看待。
有的行业，与其说是“加班”，毋宁说是工作时间要跟着实际需求走。比如投行，的确，这是个“赚得多，死得早”的行业，有的时候看朋友们发票圈庆幸下班时天还是黑的，其工作强度可见一斑。投行不得不加班，一个原因是客户和合作方在别的时区，或者需要及时对另一个时区的情况做出反应；通宵加班后，一般也能至少睡上一个上午。类似的原因，也适用于一些从事跨国业务的律所。这样的加班，是被真实的需求所驱动的，大家虽然嗷嗷地骂娘，在票圈上诉苦，但更加害怕的是没有项目、没有班可加。
反观一些本来就更加适合朝九晚五的行业，有事没事都大晚上不放人，第二天早上照样打卡记考勤，结果就是晚上大家怨气冲天地在办公室干耗着，第二天早上又东倒西歪无精打采，这就很愚蠢了。
当然，也可能是领导心眼坏了，看到自己有令必行，就仿佛觉得对于团队有了什么掌控力，就以为能体现出员工对自己的服从。
--
最后，劳动法第四十一条，可能是我国最被忽视的法律条文之一了：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如果说还有更加缺乏存在感的法律条文，那就是劳动法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不说别的，就问问大家，您所在单位的工会是干嘛的？
历史上有哪些刚刚发明出来，就被取代或淘汰的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75版宪法。
这部宪法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年代，不可避免地，里面的内容在当今看来也是充满亮点（或者说，槽点）。
例如，宪法的序言部分，国际上一般就是说说过年话，总结一下民族解放或者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展望一下未来，但75宪法的这一部分显得格外杀气腾腾，更加像是一封战书：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第五条，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中，75宪法写道：
“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另外人民公社、计划经济、“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革命委员会”等富有年代感的词汇也出现在了宪法中，甚至“大字报”也被写进了宪法：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对了，就连批斗大会，都能找到“合宪性”：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更加简单直接的是，就连打击反革命分子，也被写入了宪法：
第十四条：“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类似的规定，在75宪法中还能找到很多，而有一部分，却又非常简略，那就是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里面有一项权利，却是当今社会中见不到的，也没有见诸先行宪法，可以说是75宪法几乎唯一的闪光点了：
“公民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
75宪法颁布不到三年，就被78宪法所取代，那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一年，经济建设取代了政治斗争，一部分冤案得到平反，红卫兵组织被撤销，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签下了生死状...后来又有了沿用至今的82年宪法。很少有哪个现代国家，不到十年间，没有政权变更和砸碎一切国家机器的革命，却发生了两次宪法的全面修改，那是激荡的年代，是折腾的年代。
75宪法，是新中国法治进程中一次严重倒退，这也始终我们共同的历史的一部分。
你何时感受到与日朝韩等国人民同为「东亚人」的一体感？

我在拉姆西郡检察院工作的时候，组织经常派我参与涉及越南裔美国人的的家庭暴力案件。
明尼苏达州双城地区是美国最大的越南裔美国人聚居地之一，那边一般称他们为“苗族人”（Hmong），其实就是越南人。我有一位中国苗族同学说，Hmong民族与国内苗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相通的地方。在历史上，越战结束后很多南越亲美分子和战争难民被安置到了明尼苏达州，给双城地区带来了牛肉米粉。
郡检察院其实也有专人负责处理涉苗案件，有一位检察官姓Vang，其实和王姓是同源，我们还因此认了个本家，还有一位父亲是华裔，母亲是越南人。案件量大的时候，两个人也顾不过来，办公室就把一些被告，受害者或证人是越南裔的案件交给我，并且用非常含蓄、非常政治正确的措辞，希望我能利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加强和受害者与证人的沟通。可能他们觉得亚洲人都长得一样吧。
明尼苏达州还是比较安宁祥和的，郡里一年到头碰不上几个命案，无非就是夏天贩毒，冬天打老婆 -- 冬天的时候，晚上五点钟天就漆黑了，零下二十来度出不去门，只能在家喝两口小酒运动一下。
有美国同事向我反映过，似乎涉及越南裔受害者的家暴案件尤其难处理，经常遇到受害者电话报警以后，警察上门之时报警者又后悔，请求警察离开，协助嫌疑人拒捕的情况。另外，当控方提起公诉以后，往往又是受害者不断要求控方撤诉，或者积极为嫌疑人辩护。
当然，这样的现象不是越南裔或者亚裔所特有的，但当白人检察官试图和受害者沟通时，遇到的阻碍更大。经常有受害者指责“你们美国人”干涉他们的家务事，拆散他们的家庭，为了一点小事就要把人关进监狱，让孩子没有爸爸，在案卷中，有时能看到受害者和嫌疑人同时表示“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文化” 。
当时我就想，这不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床头吵架床尾和”以及“孩子怎么办”嘛！
一问那位Vang大哥，原来越南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后来，我和两位亚裔同事一起总结了一套和越南裔家暴受害者沟通的方法，在办公室里向大家分享。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多强调心理咨询，婚姻问题咨询，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和缓刑考察期间有警察在场的探视等较为和缓，但也能确保受害者安全的干预手段，让对方明白对家暴的打击并不必然意味着拆散家庭，尽可能获得受害者的理解与支持。
2017年春节那天，我参与的一个家暴案件宣判了。一名越南裔被告人在酒后实施家暴因而受到起诉，而他在案件审理期间完成了心理治疗和戒酒项目，并自愿戴上了酒精检测手环，法院在评估了再犯可能性，听取受害人意见后，做出了允许缓刑的判决。
印象很深的是，本案的受害者，几次要求尽快宣判，为的是能一家人在一起过年。
宣判以后，被告人对我说了一句“新年快乐”。
这种对于“家”的执着，既有其可贵之处，但的确也制造了很多不幸。具体到家暴案件中，亚洲女性在考虑要不要站出来，发出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背负着太多额外的负担，为了家庭的“和睦”，有着太多的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我所了解的亚裔家暴受害者，似乎又隐约对于严刑峻法对家庭的干预心怀戒备。这可能是某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彼此能够理解，却又充满自我矛盾，不足为外人道的一种心照不宣。
李枫会因郭敬明提起诽谤罪刑事自诉而坐牢吗？

这个问题下 @刘京成 律师的分析很好，从诽谤故意，诽谤行为和定罪标准上，得出了诽谤罪不太可能成立的结论，对此我表示赞同。
这里回答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诽谤罪名成立，李枫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坐牢（也就是不会被处以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刑法第七十二条，也就是关于适用缓刑的规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刑法中的“以下”包括本数，也就是说，即使法院认为李枫发微博控诉郭敬明的行为已经罪大恶极，“情节严重”，最多也就能判三年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七十二条的规定，这同样不妨碍缓刑的适用。
当然，缓刑与否还需要法院的裁量，对此我之前和国内一位刑诉律师交流过，对方表示我国法官对于前科记录良好的非暴力犯罪者，一般还是比较倾向于适用缓刑的。
既然这个问题有商量的余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李枫的律师完全可以在作出无罪辩护的同时对量刑提出辩护意见。刑法七十二条已经列出了“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李枫都比较符合，适当认个怂的话，辩护律师围绕这四点写命题作文难度不大。
而我个人还有一点揣度：对于李枫这样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文化人”来说，法官更加有理由作出缓刑或者管制这样比较温和的判决。缓刑或者管制还则罢了，又不用真的蹲监狱，而如果真把李枫关起来了，难保他不会燃起斗志死磕到底。若是通过申诉途径获得再审机会而推翻原判的话，李枫是可以依据实际执行的有期徒刑刑期要求国家赔偿的。再者，鉴于本案的社会影响，法官不至于自找这个没趣，万一闹出个"震惊！性侵受害者字字血泪微博揭露小四不为人知得阴暗面，竟然招致牢狱之灾"之类的舆论事件，法官就得走红了。当然 从学理上来说，这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原则。
--
另外，虽然郭敬明已经提起刑事自诉，但个人认为这个案子真正开庭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会以郭撤诉为结局。要知道，尽管郭可以用本案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等理由要求不公开审理，但按照我国法律，刑事的宣判是必须要公开，而且判决书也很有可能在网上发布（特别是赶上我国这几年在倡导司法公开）。这就意味着，就算案件没有公开审理，相关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也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浮出水面。更何况，诉讼给了李枫一个举证的机会，浪大了，不知道催出什么海鲜来，郭想必也有所顾忌，担心诉讼的过程会牵连出其他的“黑料”。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不一定对。
人人都平等享有诉讼的权利，郭敬明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起诉的依据再牵强、背后的动机再有争议，法律也不能剥夺这一权利。但与此同时，“滥用诉权”的行为也不是社会应当提倡的，这一点，在涉及公众人物的形象管理时，也不得不加以注意。
你所在的领域，有哪些曾经流传甚广，但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服务器在美国”其实根本不能确保网站受到美国法律保护。
大家上网的时候，可能会鬼使神差地打开一些特殊内容的网站，里面有一句“本网站服务器在美国，受美国法律保护”。
事实上，在涉及刑事犯罪时，这样的情况并不能让网站逃脱我国法律的管辖。
刑事诉讼中，原则上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网络犯罪的犯罪地做出了如下规定：
“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
涉及多个环节的网络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其犯罪地或者居住地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侦查。”
也就是说，即使服务器在美国，只要网站监理站、管理者在国内，使用网站从事犯罪活动的地点在国内，或者涉及财产犯罪时受害人在国内的，一律可以视为“犯罪地”在国内。
例如，根据《周小文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蔺××、王××犯传播淫秽物品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6）津01刑终151号），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被告人周小文于2012年租用美国FDC公司服务器，创办名为“柒彩军校”的网站。网站创办后，被告人周小文在广东省××外砂镇××一腾服装厂通过电脑终端对该网站进行管理，允许他人发布淫秽电子文章，发展会员数96214人。2012年6月21日，其在网站内创立VIP会员制度，利用向VIP会员提供隐藏淫秽信息的方法牟利，共计收取VIP会员费用人民币75900元。” 在本案中，网站服务器在美国的事实并未影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成立。
开车有法律风险，进口车也不例外。
如何看待「大学没挂过科、逃过课、谈过恋爱，就不算上过完整的大学」的观点？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以讽刺的居多，我倒是要说句公道话：挂科，逃课，请客喝酒，谈恋爱等等，确实有可能成为人生中的重要一课，的确可以教给人们一些道理。
逃课中有选择的智慧，挂科能让人明白自己的极限，吃吃喝喝之中有人情世故，谈恋爱的过程能帮助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我们之中，当然有在专业领域登峰造极，不断为人类知识疆界开疆僻壤的学界大牛，但更多的是谋一份生活，终其一生都在打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普通人。上面所说的这些能力，有时甚至比具体的知识更重要。
但是--这里有两个但是：
1. 其实不必通过这些方式也能学到这些道理，
2. 若是不能做个有心人，就算经历了这些，也未必能学到什么。
--
举个例子：逃课。
人都是要面临权衡取舍的，要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到不同的活动，点上一个技能点意味着放弃掉其他的技能。这种取舍放到微观层面，也许就会涉及逃课 ：校招面试，兼职实习机会，社团活动，还有很多看似无用但能产生回报的事情，都以牺牲上课时间为代价 -- 有一次我就感觉必须要给自己放两天假去喂喂鸽子，要不然根本没有状态去学习。极端条件下，休息和放松，把自己调理到最佳状态，有时也可能比硬撑着上一节课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决定是否要逃课，能够锻炼我们权衡取舍时知己知彼，分析利弊的能力。高中的时候，大家习惯了让学校一口口喂饭，而总有一天，你来到了自助餐厅，琳琅满目的东西随便拿，但你只能吃得下其中的几样。这时候，你就该问自己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这份菜的营养价值怎样，热量多少，占多少肚子，耽不耽误我在吃别的，能不能吃回本 -- 这也是一种智慧。
在我大四的时候，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找到了一周工作三天甚至四天的实习。有一次，老师环顾空空的教室，颇为自嘲地说了一句“看来我的魅力不够啊！”，然后又补了一句“有认识的回去说一声，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去吧。” 我至今还记得老师眼神，既无奈，又能感受到一种信任。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不要辜负别人对这种自主权的信任。
--
再比如，挂科。
人生就是这样，一开始大家兴高采烈地出发去探险，要爬最高的山，看最美的风景。渐渐地，有人跟不上了，这是必然的。中考，高考，考研，一轮轮晒过去，总有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这就是我应该待着的地方，这就是我能力的极限。
然后呢？也许你终其一生，心中都有一座从来没有到过的山，你是余生都在自怨自艾，妒忌到达山顶的人，还是随波逐流，一步没赶上就赖在原地不起来？人生的前二十年，有很多人给我们画大饼，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但很少有人会告诉我们，最初的目标没有达到以后，如何去找到人生的第二落点继续生活。
我大学时没有挂过科，但的确经历过因为学不懂，不得不中期退课给自己挽回一丝尊严的时刻。也就是那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其实不足以从事经济学研究，也赶不上金融工程的浪潮，于是及时调整了方向，去抢第二落点，往法律方向转型。
--
类似的例子可以有很多，但道理还是一开始那两点：
首先，这些不是大学的必修课，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同样的收获。
你不一定需要逃课才能做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早早制定了计划，更加妥善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也许能避免鱼和熊掌的两难；
不一定非要等到挂科了才能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一开始尽力去学，不需要等到期末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力有不逮；
不一定需要吃喝玩乐才能结交朋友，有很多有趣的，风雅的事情，本来就是不花钱的。
其次，如果只是浑浑噩噩不知所以而做了这些事情，那大学生活才叫不完整。
如果逃课只是为了展现叛逆，挂科只是因为不努力，吃喝玩乐只是因为有钱，谈恋爱只是因为别人都在谈，
算了，还是每天老老实实背上小书包吧。
如何看待作家李枫控诉郭敬明性骚扰和性侵犯？

即使李枫所说的情况属实，此事件恐怕也很难追究郭敬明的刑事责任。
李枫在微博中提到，在中国法律中，同性性侵犯犯罪是空白。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一方面，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中的受害者仅限女性，法律尚不承认针对男性的性侵行为能构成强奸；
另一方面，在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强制猥亵、侮辱罪”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这里，强制猥亵的对象从原来的“妇女”改为“他人”，也就是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男性也可以成为强制猥亵罪的受害者。
然而，即便法律做出了修改，如果李枫所说的性侵事件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话（微博中提到的作品，出版时间为2010年），也基本不可能适用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
刑法中有所谓“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法律修改后构成了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从旧”。这是为了确保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避免公民的合法行为在日后因为法律的变化而入罪。既然事发时的刑法并不认为威胁男性能构成强制猥亵罪，那么在2017年，就不能按照现行法律追究郭在当时所作所为的刑事责任。
退一步说，即使适用了更加有利于男性受害者的现行刑法，在今天想要再追究郭的刑事责任，在追诉期方面也面临挑战。刑罚第八十七条规定：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
其中“五年以上”包括五年。
上述的强制猥亵、侮辱罪，法定刑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中的“以下”包括本数，即法定最高刑为五年，追诉期为十年。李枫如果想提起控诉，必须得抓紧了，毕竟举证调查也需要时间，再拖延下去，超过追诉期也无计可施。
有一种可能突破追诉期限制的事由，就是犯罪行为的连续或者继续。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也就是说，如果有证据能够表明郭在未来几年中持续实施性侵行为，那么追诉期的问题可能就没这么严峻，但这已经超出了目前讨论范围。
--
种种分析，都引向同一个结论：即使李枫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郭也不太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更何况，在“疑罪从无”的刑事领域，纯靠口头证词是很难定罪的，而性侵案件的举证又尤为困难，更何况时间还过去了这么多年呢？
反过来，李枫倒是可能会吃上民事诉讼官司，甚至被郭按照刑法中的诽谤罪（“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提起自诉。一般来说，刑事案件应当是检察院公诉的，但诽谤罪可以由当事人提起自诉，郭的律师团队不可能不会想到这一选项。
我无从揣度他人形式的动机，也没有渠道去查明事实。但即使希望如此渺茫，而风险又如此巨大，李枫却依然选择发出声音，可以说除了勇气之外一无所有了。
假如劣币能驱逐良币，那劣币因何而劣，良币因何而良？

@Richard Xu 的回答很好地概括了学理定义，也有朋友说了古代金属货币的例子，我来举一个现代货币的例子：
假设，A国的100元纸币设计精美，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在B国的收藏品市场上能卖110“A元”；而A国的50元钱外观灰头土脸，除了能当钱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用途。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肯定就会有人打这样的主意：我在A国用两张50元钱，换一张100的A国纸币，然后再B国市场上用卖掉，这样不考虑成本能赚10A元。
假设收藏品市场足够大，A国纸币的不断输入不会导致供求关系的波动，且A国印钞时不同面额货币的补充量保持稳定。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A国市场上100元的纸币将会越来越少，而50元或者其他面额的货币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50元纸币驱逐100元纸币”的现象。
为什么“驱逐”了呢？不是因为100元纸币不受欢迎或者人们不需要，而是因为100元纸币具有作为商品的价值，使人们更多地将其作为商品来交易，而非作为货币来流通；100元纸币就被从货币领域“驱逐”到了商品领域。
究其本质，如果货币仅仅是一张写满数字的纸，或者刻了字的金属板（也就是高中政治课本说的“价值符号”），那么不可能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当这张纸或者这块金属除了作为货币之外还有别的交换价值时，例如可以用作收藏或者用作冶炼，那么人们就会把这样的纸或者金属用作别的目的，而不是作为货币流通了。
--
在日常表达中，人们经常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劣质产品占领市场或者媚俗的作品充斥文艺领域，深究的话，这其实背离了经济学的本来含义。
“劣币驱逐良币”里的“劣”，指的是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低，但并不否认“劣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符号功能。某种意义上，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让“良币”能够在商品流通领域体现出其真实价值，用更低的成本就能维持货币流通性，这也有其积极意义 -- 既然破铜烂铁也能成为货币，那就让金子在它该发光的地方发光去吧！
一名律师称官司不论打赢打输都先收我的 5 万元费用，打输也不退还给我，是否合理？

在 @徐斌 老师的回答下，有朋友提出了一个质疑：既然打输打赢都收钱，为什么不收下律师费然后故意输官司呢？
这其实是个好问题：设计规则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理性行为人趋利避害、最大化自身收益的行事动机，通过规则的约束避免一方“作恶”。为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无非两个：
1. 降低“作恶”的收益；
2. 提高“不作恶”的收益；
在第一个角度，法律服务行业比起具体的有形商品买卖的确存在监管难度：合理的诉讼策略和恶意的偷奸耍滑，对于外行来说可能并非一目了然。因此，在设计惩罚机制时要考虑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我国要求律师必须在律师事务所执业，且对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作出限制（例如设立人必须是三人以上，设立人必须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出于同样的原因，律师也必须加入律师协会，律协可以对律师作出奖惩决定。
简单来说，就是让作恶者以砸自己律所的招牌为代价，以自绝于同行为代价。
在第二个角度，各地律师收费相关的规定也允许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计算律师费用。例如，《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将风险代理定义为：“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当然，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在使用时也有限制，例如律师费抽成不能超过标的额30%，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维权或者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中不得使用等。
--
那么，回到题目中的情形，不论输赢都一样要支付律师费，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合理呢？
首先，客户对律师提供了多少的服务缺乏直观认识。
有朋友举例说，排除医闹的情形，大部分人认同医生不论治好病还是治不好病，都可以收诊费。医生付出了多少劳动，患者大体能够直观感受到：怎么诊断，怎么制定治疗计划，怎么动手术开药，怎么术后护理...这样的服务，提供没提供，提供了多少，购买者能自己看到。
律师服务则不然了。病患总得亲自去医院，而客户很少会在律所观察律师的工作：如何做法律检索，讨论案情，调查取证，起草各种文书，客户对此缺乏直观的认识，最多是出席一下庭审，至于律师付出了多少的工作时间，是很难感受到的。（在美国，律师一般会为客户提供工作时间明细，但这个东西的真实性非常依赖于从业人士的自律自觉和职业道德。）
其次，公众对于律师工作效果的评价体系可能走向极端化，认为凡是赢就是好，凡是输一定不好。
当然，打官司是要争胜负，但并不等于只有赢了官司的律师才能创造价值：
有的时候，仅仅是起诉本身就产生了价值。例如，在涉及“怠于行使债权”的问题上，债权人单纯的起诉行为，不论结果如何，都能使自己规避因不履行到期债权可能背负的法律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只要用诉讼形式去追债了，不论追不追到，都能在形式上发生效果）。再例如，在消费者维权诉讼仲，只要能让法庭立案，就有助于形成更广的社会影响，有利于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做个类比：假如存在一种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为6-10%，管理费为0.5%，如果最终只实现了6%的收益，支付管理费是否合理呢？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合理的，虽然仅仅是勉强达到了预期收益的下限，但毕竟没有违约。
很多时候，律师的服务也是这样，获得的回报并不只有0和1两种可能，而是一个连续的回报率分布区间。
对于律师来说，要让客户明白自己享受了怎样的服务，获得了多少价值，对自己和客户都有好处。远胜于个别从业者，揽活的时候胸口拍得震天响，输了以后就破口大骂司法腐败。
如何通俗易懂地解释「融资性贸易」？

“融资性贸易”这个名头说起来很大，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以买卖之名，行借贷之实。下面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
首先，要理解“融资”和“贸易”的本质是什么。
融资，就是搞来钱，可以靠股权融资（通俗理解来说就是发股票），也可以靠债权融资（也就是借钱）。放贷的人赚的是利息，其实质就是把钱借给别人使用的一种使用费，在借贷中通常是事先可以确定的。
贸易，就是买卖，赚的是一买一卖的差价。做生意的，自然知道商品价格起起落落，谁也不能旱涝保收，因此贸易的收益常常是不确定的。
在中国，中小私营企业想搞来钱，不容易。所谓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银行想要放贷给中小企业，自然比贷给大国企承受更多的风险，但银行贷款利率却不能无限上浮，收到了基准利率和浮动比例的限制。既然贷给高风险的中小企业，和贷给稳如狗的大国企是一样的收益，何必冒险寻这个没趣呢？因此，在银行贷款一块，形成了饱汉子饱死，饿汉子饿死的局面。
以上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能导致企业之间融资难度存在差异，旱涝不均。
自家吃不着肉，自然会眼馋别人家的一口汤，中小企业能不能想办法从大户那里搞来点米下锅？
企业之间倒腾钱，不是不行，但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四条：“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借贷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企业不能成为资金的二道贩子，不能左手从银行搞来钱，右手再贷出去。
--
好了，又有倒腾钱的需求，又不能吃相太赤裸裸，怎么办呢？ 有的企业想到一个好主意：
A企业（或称为“金主爸爸企业”）有的是钱；
B企业（或称为“穷逼企业”），想要从金主爸爸那边搞点钱，也就是融资，于是签订了一系列合同：
2017年1月1日，穷逼B企业企业卖一千吨的煤给金主爸爸A企业，每吨1000块（瞎编的数，为了方便理解）；
2017年2月1日，金主爸爸A企业卖一千吨的煤给穷逼B企业，每吨1100块。
这就形成了一个买卖关系的闭环：B企业卖出的煤，一个月以后，又被买回了自己手中。
问题来了：这笔买卖对于B企业来说亏大发了呀！自己卖的东西，居然加价又买了回来，是不是傻？
其实还行 -- 不考虑其他成本的话，这就相当于穷逼B企业花100块钱的代价，就能使用1000块钱的资金达到一个月。对于金主爸爸而言，这不就相当于用10%的月利息贷出去一笔款嘛！ 看似是货物的买卖，其实是借贷。
在实际操作中，这类操作的变化方式可能有很多种：
例如中间可能还插进来一个C企业，圈子兜得再大一点，让买卖标的物的混同看上去不这么明显；
例如可以用应收账款的展期来代替真实货物交割的时间差，将上文第二笔买卖合同的货物交割日期定位1月2日，但允许买方2月1日再付款，同样实现了30天的资金占用；
例如可以用彼此的子公司或者关联方来参与其中，不亲自买回自己卖出去的货物，而由自己的全资子公司代劳。
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是一样的：“以买卖之名，行借贷之实”。（其实，除了买卖之外，融资性贸易还有更多的玩法。可以参考蒋勇律师“融资性贸易风险案例分析及启示”讲座资料。网上有文档资源，但由于不确定是否合法转载，就不在这里发链接了。蒋勇律师对于具体操作方式和表现形式讲的比较细，但也比较艰深，供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参考）
--
对于融资性贸易的定义问题，相关案件的法院也有一些说道。
例如，《中国邮电器材华北公司、满孚首成（天津）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津民终324号）写道：“融资性买卖合同以签订多个闭合性循环买卖合同为表现形式以实现资金融通。融资性买卖合同的特点在于：融资性买卖合同往往表现为三方或者三方以上主体之间进行闭合性循环买卖以实现贷款资金的流转和回收，并通过买卖合同差价获取固定收益，闭合性循环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通常存放于第三方仓库中不实际交付流转。” 《徐州中铁物资有限公司与徐州牛头山铸业有限公司、江苏红叶视听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1261号 写道，“...从本案当事人分别与其各自的买卖合同前后手签订的合同履行利益后果而言，存在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情形，即合同履行不仅未能获益，而是带来巨额亏损，此与商事主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市场经营行为明显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中铁公司、牛头山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
从上面的判决来看，融资性贸易是存在法律风险的：当一方违约的时候，法院有可能揭开挂羊头卖狗肉的画皮，认为买卖合同无效，让被违约的一方吃个哑巴亏。
另外，当提供资金的金主爸爸是国企的时候，可能还会违反国资监管部门的规定，触及政治红线。例如，《关于推进广东省属商贸业务风险防控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指导意见》（粤国资监事 【2014】 48号）就明确禁止国有企业开展融资性贸易，要求正在开展此类业务的企业限期自查、叫停相关业务。
--
国企为什么不能搞融资性贸易？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国有企业资金通过“买卖合同”的掩盖为其他企业所用，这固然是现行法律规定下必然的要求。
然而，问题真正的源头在哪里呢？
我想起了一个人：《人民的名义》里的蔡成功。蔡成功想要的是什么？是过桥资金。生意上的事，八口水缸七个盖子，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最怕的就是资金链断裂。当通往资金的独木桥被少数人挤满的时候，企业家们就会设法用一种更为惊险的方式来过桥。
融资性贸易，很多时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