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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奔违反了哪些法律？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猴子判官 选择问题的角度永远如此刁钻，我来从比较的角度，来补充一下在美国（以明尼苏达为例）裸奔的法律责任吧。
大明律 617.23 规定了「不雅地暴露身体」罪名（indecent exposure），在公共场所「故意且具有淫秽意味地」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令他人从事这种行为构成该罪。该罪名加重情节为当时有 16 岁以下者在场。
另外，如果采取暴力、强迫手段使他人观看自己的裸体，限制他人离开，那么可构成重罪，可被判处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此条有一个例外：在公共场合进行母乳喂养并不构成犯罪。
另外，鉴于裸奔往往伴随着对他人的冒犯、对公共秩序的干扰，还有可能构成大明律 609.72 所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disorderly conduct），可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 3000 美元以下的罚款。
像是「裸奔一次给你五百万」的情形，如果有人和未成年人签订此类协议，付费购买未成年裸奔的服务，令未成年人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根据大明律 617.246，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是刑事层面，在民事层面，如果不幸看到他人裸奔者认为此种行为过于辣眼睛，给自己造成了精神创伤，可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起诉事由是裸奔者「故意导致精神创伤」（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这虽然是一个搞笑问题，但的确得到过立法者严肃的考量。
为什么强迫他人观看自己裸奔罪加一等？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性自主权问题，对于具有性意味的行为，每个人应当有选择进行的自由，也有选择拒绝的自由。
为什么许以重金引诱未成年人裸奔构成犯罪？因为未成年人对应当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认知不够充分，对于何为「自愿」的认知较为模糊，在涉及性的问题中无法充分权衡利弊，因此需要予以特别保护。
裸奔背后的问题，其实很严肃。
如何看待我国法律将合法性行为年龄定为 14 岁？有必要提升至 18 岁吗?

在社会现实下，如果规定和 18 岁以下者发生性行为一律以强奸论处，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一方面，和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事实上的）早婚现象存在冲突。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早恋的进一步宽容，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此类行为在社会中确实普遍存在，则可能导致法律无法真正严格执行，反而伤害法律的权威性。
鲍某某事件中，真正引起民愤的未必是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而是年长的一方利用社会阅历、财富、学识的优势地位，侵犯了对世界认识不够全面、价值观不够成熟的未成年人对身体的自主权。
个人倾向于有条件地将合法性行为年龄提升为 18 岁：
原则上，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是否自愿，都属于强奸，但是，如果发生性关系的双方年龄相近，且的确双方自愿，则不构成强奸。
这一立法方式，在欧美法系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可予以批判吸收。例如，明尼苏达州的大明律中，虽然将与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自愿）一律视为强奸，但 609.342 Subd.1 (b) 条给出了一个例外：如果双方年龄差距在 48 个月之内，且的确出于自愿，则不构成强奸。
这样，能把滥用社会地位和经验来侵犯他人性自主权的「老男人」「老阿姨」们拦在门外，而给小情侣们的天性留出一定空间，在保护未成年人和尊重社会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看待“精神领袖”窃·格瓦拉即将出狱？

玩梗归玩梗，如何避免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引起重视。
广东省惠州监狱课题组曾经做过一次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数据分析调查，调查对象涉及本地 15052 名刑满释放人员，发现其中 10.25% 的刑满释放人员有重新犯罪的记录。
调查报告指出：
重新犯罪的犯罪类型以盗窃类、涉毒类为主。刑释人员出监后有一次重新犯罪的，盗窃类犯罪占38.3%，涉毒类犯罪占17.95%。有二次重新犯罪的，盗窃类犯罪占59.16%，涉毒类犯罪占10.31%。[1]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窃·格瓦拉所代表的群体，比一般公众更容易犯罪，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以美国 2011 年的数据为例，有过犯罪行为者，约 43% 在刑满释放 / 假释 / 开始服缓刑三年之内再次犯罪[2] 。不管里面的人是不是说话好听、人才多不多，统计学角度来说，中美两国的窃·格瓦拉们都很有可能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
我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国家设立监狱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惩罚，也是希望借此教育出更多的守法公民。
窃·格瓦拉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通过地方法规指出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工作方向：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有以下规定：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查处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扶持待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协助公安、税务、物价部门查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六条　劳动部门应做好城镇待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妥善安置或指导、协助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就业工作,加强劳务市场的管理,做好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工作
窃·格瓦拉们能不能在监狱内学会一些职业技能，避免变得和社会更加脱节？回到社会后如果在就业、租房方面遇到歧视，能不能依法维权，还是受了几次挫折就重操旧业？
我们要担心自己的电瓶，但也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天下无贼是不可能的，零犯罪率是绝对不可能零犯罪率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想想如何避免让监狱制造更多的罪犯。
参考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数据分析调查报告》，广东省惠州监狱课题组，访问链接：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content/2018-05/10/zgjygzxhxwdt_19240.html
^Public Safety Performance Project, State of Recidivism: The Revolving Door of America’s Prisons, The Pew Center on the States (April 2011)
为什么企业有法务还需要法律顾问？

就算有家庭医生，遇到疑难杂症，也得去三甲医院挂专家号啊。
法务处理频发的、和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性强的业务；遇到偶发的，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的需求找外部律师当法律顾问，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
举个例子：一个 100 人以下规模的垂直电商平台，专门卖化肥，请一名法务来审审合同，确保一下广告合规，处理一点侵权纠纷，一个月万把块钱能应付了。随着非洲人民对金坷垃的需求与日俱增，公司想要扩大规模，于是打算搞个期权协议激励一下员工，还想调整一下公司股权结构，搞个 VIE，方便业务拓展到海外。
这种需求，当然可以换个厉害点的法务，但想请真正懂期权激励、懂 VIE 架构的、懂跨境电商的人当法务，就不是这个薪酬了，而且请来了用一次，之后也不一定用得着，养着还心疼，辞退吧人家懂法律不好欺负。那还是请外部法律顾问，一次性帮忙搞定了，再给公司法务开开分享会，教一下公司法务以后这几块出了小毛病怎么把事情铲了，经济实惠。
对于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企业法务和法律顾问其实不是互相抢饭吃的关系，双方打配合能提升效率。比如说，上面那家做化肥的电商平台被美国圣地亚哥的金坷垃公司告了，说他们剪辑鬼畜视频、诋毁商誉、进行不正当竞争。这时候，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外部法律顾问就可以和企业内部法务打好配合：法律顾问根据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制定诉讼策略，企业法务根据对自己企业内部的了解和员工对他的信任，整理证据，给法律顾问提供弹药。外来的和尚和本土的和尚，这下就可以实现两个和尚抬水吃。
听说学法学的人越学道德感越低，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道德感，还是基于道德直觉的冲动呢？
某甲来诉苦，说看到一个人骑着自己一个月前被偷走的自行车招摇过市，拦下来一问，对方就说是从网上买的，说自己不知道这车是偷的，理不直气还挺壮。
某乙来诉苦，说自己好端端在网上买了一辆自行车，对方也是网站认证过的店主，看着也挺正规，价格也就正常卖二手的水平，结果今天突然有个人拦住他说这车是偷的，说自己是正主，拦着他不让走。
气死了，这车明明是我的，买了赃物还有理；
气死了，我好端端买来的东西，有人非说我是偷车贼的帮凶。
无论你同情甲，还是同情乙，都说明你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但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这种纠纷是很难解决的：总不能像所罗门断案一样，让两个人一人抓住一个轮子，看谁把车拽过来吧？
所以法律需要抑制住道德冲动，看到道德背后的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的争议固定下来，提供足够的确定性来定纷止争：
根据现行物权法，如果一个人支付了合理价格，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所购来的自行车是赃物，且卖家已经完成交付时，他依法享有对这辆自行车的所有权。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则原来的所有权人可以向他追回自己被偷的东西。
在作出这一规定的时候，其实法律并没有脱离道德，也不是在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人们常说，不知者无罪，如果一个人的确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所购产品来路不正（更何况价格看上去也正常），那么道德上也不该过度非难；如果一个人明知故犯，看商家贼眉鼠眼来路不正依然愿者上钩，动了贪小便宜的心思，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买入，那么道德和法律都不会站在他的一边。
从这一个例子可见，用法学的眼光看待问题，不一定是道德感变低了，而是更容易发现彼此冲突的道德直觉，然后试图加以平衡。
（纠结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这个问题的朋友，请看置顶的评论，或许能解答你们的问题。）
我当着A律师的面杀了B律师，A律师怎样为我刑辩？

假设嫌疑人已经聘用了 A 律师，他可以依法拒绝辩护；假设没有聘用，则 A 律师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丁大龙律师 的回答所介绍的「证人优先原则」是一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既是证人也是诉讼参与者，那么他首先应当扮演好作为证人的角色。
在这一前提下，鉴于《律师法》规定，「（律师）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考虑到 A 律师的个人安危会受到本案结果的影响（如果帮助客户脱罪，有理由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么可以主张存在利益冲突而拒绝辩护。
另外，《律师法》第三十八条还规定了：
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问题描述给出的事实比较简单，但从社会经验上来看，张三律师（张三怎么成了被害人？？）与客户发生冲突，被客户残忍杀害，客户随即要求 A 律师继续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客户是否对 A 律师进行了生命威胁，是否同样为杀害 A 律师做出了准备？在真实社会中，这都是极有可能存在的事实。对此，还机械地认为 A 律师应当对客户保密，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
即便在对律师保密义务和忠诚义务要求很高的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规范也在此种情况下允许律师突破保密义务的限制，披露客户的犯罪行为。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1.6 条指出，为了避免合理可预见的死亡或者严重人身伤害 （ to prevent reasonably certain death or substantial bodily harm），律师可以不再遵循保密义务，向外界披露客户的从事不法行为的事实。 6.2 条则指出，一般情况下律师有权拒绝为自己认为品行令人厌恶的客户提提供服务（A lawyer ordinarily is not obliged to accept a client whose character or cause the lawyer regards as repugnant），除非符合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律师被国家指派进行法律援助等。
可见，在我国和其他法律服务市场较为规范的国家，律师法和律师职业规范都赋予了律师披露不法行为、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名誉而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
题主放过 A 律师吧==
如何评价用户「寒冰射手曹草草」与用户「王瑞恩」在4月5日关于「鲤鱼精」的辩论?

发起这次辩论有几个目的：
第一，是希望有更多小圈子能堂堂正正走到舞台上。
在总结和毕志飞导演的辩论时，我说，同人圈不是小圈子，而是很多个小众所聚集成的大众，很多因为各自不同原因没有获得更大舞台的人，并肩站在舞台之下。
「键政」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小众圈子，而且和同人圈一样，是一个容易被污名化的圈子，人们容易给「键盘政治家」们贴上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网上指点江山现实中都是 loser 的标签。
然而，关心社会有什么不对呢，讨论公共事务，难道不是在尽一份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吗？独居瓦尔登湖畔，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是个人自由，但总需要有人指出我们身边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见到有不合理的再分配政策喊一声，见到有不公正的现象点出来，始终警醒着。
如果问一个人：你是否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代表，你是否希望食肉者有更多倾听民意的渠道，很多人可能会说的确希望如此。但说起键盘政治家们，他们可能又纷纷摇头敬而远之，谬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第二，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理性、有序的方式让大家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
大家刷了两天「大佐升天」，辩论结束了，我们的帐号不依然好好的？
听说也有人表达失望，觉得大佐变修了，大佐怂了。要我说，不是大佐变修，只是有的人可能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狂热的想法，而忽略了他本质上是一个平和理性、愿意为社会做点事情、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而不是砸碎一切的破坏者。
我们为什么不能吃牛排，住大豪斯，做一个汽修工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能选择 CTRL （唱跳 rap 篮球）而不把做题作为唯一出路？大佐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让大家「入关之后杀全家」去掳掠关内，不是因为个人不得志而酸葡萄（据我所知，他在学业、事业和家庭方面都很幸福知足），我相信，他讨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更多人保持对生活的思考，在低头赶路的时候多看看满天星辰。
未经检验的人生不值得过，他提醒大家去检视我们的社会生活。
第三，希望大众能正确看待入关学，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入关学，无非是托史言志，用中国历史来比喻当今的国际形势。
要我看，年轻人了解点入关学，挺好的，既能了解大明王朝晚期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能了解下当今世界中美国社会现实和我们在国际中所处的位置。
有人可能鄙夷入关学，认为这是一个空洞、哗众取宠的口号，我不这么认为，我甚至觉得这是年轻人的《国际关系导论》。严肃的学问，如果没有贴地气的一个引子，把人们的兴趣抓住，那么可能就只能在书架上吃灰。玩梗是宣传队，玩梗是播种机，任何学问如果不能变得好玩，那就很难变成平民的、大众的。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互联网很大，既然容得下通过《明朝那些事》、《美国的民主》来了解大明，那么也要容得下入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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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辩论，目前已经有全程回放了：
有几个点，其实没有事先准备，是现场顺着讨论节奏抛出来的：
「静态处处内卷，动态保持流动」：如果从静止的角度，看社会的一个横截面，看西二旗地铁站，可能会觉得人们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同质化的竞争；但如果视角拉远一点，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一个行业的竞争可能产生正外部性，把相关产业拉起来，创造更多以前不存在的机会。（比如因为互联网商务发展而出现的「淘宝村」和贵州的大数据中心）。
热门学科会随时改变，教育可能会让人跳进「天坑」这没错，我也用「牛鞭效应」解释了为什么追随热门专业可能赶不上社会需求。但高等教育其实也在赋能人们具有更多通用能力，掌握收集信息、持续掌握新技能以不断应对变化的能力。
「枪毙踮脚的」并不能让社会实现真正的公平分配，再分配层面处处拉平，导致的可能蛋糕无法做大（例如《美国工厂》中所揭示的，背离初衷开始养懒人的工会）。从做大蛋糕的角度来看，接受更多的教育，是在创造更多可能性。你是要吃两百块一碗的「煮饭仙人」大米饭，还是要把粮食用来做生物汽油，让更多人能开上大排量，这个选择的前提是首先要有粮食。
经过这次讨论，我还是希望大家善待「鲤鱼精」。
我们周围，已经有了反智主义的苗头。我们开始不相信了，怀疑能不能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幻想通过当主播网红暴富，开始愤世嫉俗地认为这个社会不过是在用投胎彩票来分配资源。
我们会不会变得向关那头一样，认为只有 CTRL 才够炫酷，霸凌「书呆子」成为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默默接受了无所不在的天花板，把自己的家庭和环境视作理所当然的上限，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锐气？
我害怕的，就是大家都不信了。
4 月 4 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哀悼抗疫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你有什么话想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
「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对如此之少的人，亏欠这么多。」
不论国家，种族，民族，信仰，对牺牲精神的赞颂是普遍存在。
共同的牺牲，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正当性的重要来源。
我国宪法序言写道：「一八四０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规定国家具体的行政制度、列举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前，首先回顾了人民所共同做出的牺牲，这并不是空泛的场面话，而是开宗明义，说明了是什么精神将我们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
这种精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浩气长存。
截至4月2日24时，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 3322 人遇难，他们不仅是死亡名单上的数字，也是我们共同的从事伟大事业中的牺牲者。他们之中，有的医务工作者曾在病床上表示，要在康复后重新投入抗击疫情战斗[1]，有年过七旬还在村口值守的村支书[2] ，有协助运送物资的志愿者，有很多人，本来可以在此时和我们一样说说笑笑，感叹自己一年啥都没干光见证了历史了。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为共同的事业做出着牺牲。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复工第一天，我担心进园区会比较麻烦，比平时早了半小时上班，看到保安小哥已经在整理当天要发放的口罩，摆出新的无水洗手液，清洁工人在用消毒水拖地，似乎是已经演练过千百遍一样从容不迫。
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在意大利，在英国，同胞们组成的医疗组还在战斗。从塞尔维亚到巴基斯坦，从伦敦到米兰，他们并不是故意想证明中国比别人强，而是要把人类失掉的尊严重新拿回来。
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不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和平年代，共同的付出，都在定义着什么是自己人，或者说得大气一点，命运共同体。
4 月 4 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哀思之中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想对医疗工作者、社区防疫志愿者、所有为了共度难关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普通人们说一声谢谢；也想继续向着未来拉响警钟，我们的文明依然脆弱，世界范围内，以邻为壑的现象还持续存在，如果一切重演，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前几天，我想过一个脑洞提问：如何以「2021 年 4 月，我又一次来到了武汉」开头，写一个故事。
经常在网上写字，对于自己的才华还向来颇为自负，但想到这个题目，还是觉得过于沉重，抬不起笔。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英雄们的故事，就让来年的春风来讲述吧。
参考
^湖北14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被评定为首批烈士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911051513310534&wfr=spider&for=pc
^3500个不能忘记的纪念 南方都市报 https://www.sohu.com/a/385402101_161795?scm=0.0.0.0&spm=smpc.subject.column-1.4.1585966906739IpTlyJ2
如何看待美国首例疫情凶杀案，美国一老人被打死，凶手称「离我太近违反防疫规定」？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打人者是一名叫做 Cassandra Lundy 的 32 岁女子，发生冲突时她和死者都在医院候诊。报道称，Lundy 因为死者距离自己太近，近到已经「贴到了自己脸上」，所以将她推开，导致对方摔倒在地头部受伤，随后不治身亡。
目前，Lundy 还没有因为谋杀或者过失致人死亡遭到刑事指控，仅仅是因为扰乱公众秩序（disorderly conduct）收到了警方的处罚决定（citation）。Citation 这个概念在中文里没有特别准确的翻译，可以理解为警方认定当事人存在轻微的犯罪行为，并作出罚款的决定，当事人可以选择缴纳罚款，也可以选择对 citation 提出异议，要求警方撤销。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些类似于我们的行政处罚。
个人认为，打人者不太可能会以谋杀罪名被起诉。
一方面，打人者并没有进行杀人的预谋，仅仅是在和他人争吵的时候一时冲动推搡他人，从行为本身和两人争执的过程来看，不一定能认为存在杀人的故意；
另一方面，打人者可以主张自己在进行正当防卫，陪审团买账的话，直接脱罪，哪怕陪审团不吃这一套，也可以从轻定罪量刑。
在美国法律中，即便防卫者基于「不合理的信念」（unreasonable belief），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进行防卫并导致他人死亡，也可以将谋杀罪名降为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此案进入庭审阶段，即便陪审团认为，打人者担心被传染新冠肺炎而受到生命威胁的想法不尽然合理，那么打人者依然可以尝试据此避免谋杀罪名成立。
这一点，和中国刑法中的「假想防卫」有些类似，喜欢看罗翔老师视频的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
产品经理是否一定要有极强的个人想法？

从产品运营的角度来说，我更喜欢跟有个人想法的产品经理共事。因为是他自己的作品 （而不是抄来的作业），所以每一个环节遇到什么挑战，都能追溯到他个人对这个环节的想法，进而能迅速找到替代方案；当一些关键指标超出或者低于预期的时候，也正因为他自己琢磨过这件作品，所以能迅速决定什么时候该放量，什么时候该砍掉。
打个比方：产品经理设计了个菜谱，做宫保鸡丁，产品运营来掂勺炒菜，炒着炒着，突然跑堂过来说：有一桌客人对花生过敏，这里面不能搁花生。
这时候，有个人想法的产品经理，很自然就会说：我设计这个菜谱的时候，之所以要放花生，就是想要增加一点酥脆的口感。不能放花生的话，改成搁腰果行不行？
颠勺的运营听到他这个想法，也自然能心领神会：得嘞，不就是要嚼着嘎吱嘎吱又香又脆嘛，腰果泡了汤容易口感发面，那我额外过一遍油，最后再放锅里一起炒，就能保持酥脆的口感，达到原来你需要的效果。
这样就能迅速迭代这一盘宫保鸡丁，客人一吃，嘎吱吱倍儿香，很满意。
但如果换成是没有个人想法的产品经理，就容易犯嘀咕：不能放花生，让我怎么办啊？不行吧，你看人老马家、小张家、大强子家的菜馆，做这道菜都是放花生的，我们能不放吗？就这犯嘀咕的功夫，客人也拍桌子，大厨也开不了火，机会就给耗没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更支持产品经理有鲜明的个人想法，自己做功课，想明白产品的目的是什么，用数据表现来给自己的想法辩护，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基于自己的思考去启发他人另辟蹊径实现目的，这样就能调动整个团队的积极性来解决问题。
极强的个人想法，不一定是固执，而是让大家都能清楚你的目的，然后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帮助你实现。有想法者多助，抄作业者寡助，也并不奇怪了。
工作后，还能通过哪些途径提升自己？哪些技能是当前职场中的「加分项」？

谢谢知乎致知计划教育季邀请，我只从对互联网产品运营这个岗位的了解来谈两点个人体会：
1、同事留下的文档，是免费且好用的教科书。
我刚入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其他业务线的周报，看别人的项目策划，看其它项目的分析报告，刷内网看前人留下的文档。对于新加入一个陌生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甚至比听很多课程、看很多商业分析文章更管用：要先见到自己、见到身边人，才能更好地见到世界众生。连自己公司的业务模式、产品形态和发展战略都没吃透，就开始拽热门概念，这在懂业务的 leader 面前其实是「不懂装懂」。
说得更直接点，这也是开拓更多的道路。对于新兴行业来说，分分钟都有可能试水新的业务模式，新的业务模式就意味着新的岗位，新的岗位要么现招人，要么从内部挖挖潜。对于公司其他人在做什么保持关注，暗中观察跟着学习，其实也是在给自己预埋更多回转余地。
2、别只盯着业界「大佬」们灌鸡汤，多跟基层业务型 leader 们请教
多看看身边从行伍之中得到提拔的管理者，特别是内部晋升上去刚开始带小团队的 leader，这些人往往代表了你在当前业务线通过个人努力能达到的阶段性「天花板」。他们能在现行业务模式中凭本事上位，多少有点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一般是在当前业务中能够即插即用马上复制的即战力。
相比之下，互联网大佬们的「成功学」，因为面向的是大众，所以难免有美化加工，难免为了适合更广大的受众而流于空泛，而且可能带有幸存者偏差：这本不是最优解，但因为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特殊的时代环境，偶然地成功了。
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不建议上来就学具有偶然性的，相对空泛的「道」；注意通过内部分享和私下请教，学一下在当前业务中具体的、身边人验证可行的「术」，收益更为直接，这些人教给你的才是真正能打的本事。
关于问题后半部分，有哪些「加分项」，我的好友 @Jacob贾超 说得很好了，跟超哥长谈过几次，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我在这里结合自己的体验补充两点：
一是写作能力：写作不限于写报告或者写工作文档，发微信、邮件，都是写作。我个人总结了几条规则：
简单的事情发微信，复杂的事情写文档；
熟悉的人发微信，陌生的人发邮件；
开放讨论群里聊，明确的诉求邮件说。
展开讲下前两条：如果是彼此共事过，都了解一件事情背景信息，不会产生歧义，那么用即时通讯沟通省时省力，可以快速落实。但如果涉及跨业务线沟通，涉及不太熟悉的人，那么微信沟通坑就很大了。可能双方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有不同。
比如内容类平台「日活跃用户」，你以为打开 app 就算是活跃，殊不知对方业务线另有定义，要求浏览过 app 里面的文章内容才算活跃用户，双方在微信沟通中，可能聊得很开心，认为都是在推进日活用户的目标，结果搞到半路才发现定义都不一样，他想着的是用爆款内容触达用户，做好内容 seo，让更多人读内容；你想的是优化在应用商店的展现，把 app 整体去做投放，让更多人打开 app，结果双方认为最有效的策略说不到一块去。这是因为三观不合吗？未必，可能就是双方说的概念都不是一回事，各自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也因此不同。这种情况下，附一个文档，说清楚必要的背景再聊，就能避免很多误解。
至于「开放讨论群里聊，明确的诉求邮件说」则相对比较直观：微信工作群中的沟通，很容易变成「大家聊得很 high，想的点子都很好，最后谁也没执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把最终确定的共识和待办事项发个邮件，抄送对应的业务负责人，就会清晰很多，把开放性的讨论用文字固定下来。（同时，也能让 leader 对你参与了什么工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更清晰的认识，别到头来想提拔你都不知道有什么理由。）
二是要有向上管理的意识，学会「管理」自己的老板。这不是说要谋权篡位，也不是单纯给自己表功、跟领导提要求，而是要用合理的方式，让领导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扫清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确保上下一心做事情。
举个例子：老板突然喊来了产品经理，说「哎我觉得这个界面不够有吸引力，你啊来改改」。如果没有向上管理意识，可能就是一句「yes sir」开始忙活了。但如果多问一句呢？
老板，想了解下「不够有吸引力」这个结论是怎么做出的？有没有相关分析报告，能让我看下这个页面的渗透率和用户停留时长，或者能不能帮忙联系分析师支持下，我看看用户在这个页面的行为？
老板，我看现在前端和 UI 设计师的排期都比较紧，我提了需求他们可能推，想问问公司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怎么样的，优先级和业务价值如何？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下我好去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其实这些沟通，都是「向上管理」意识的体现：第一个问题，是在让老板和你充分共享进行决策的依据，基于这些依据来寻求共有效的解决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在借老板的尚方宝剑，方便自己去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
说起来，都是要让老板和自己形成工作伙伴关系，让他把自己的想法更好地表述出来并且想明白怎么支持你工作，而不是闷着头瞎捣鼓，最后可能用最不经济的方法、废了最多的嘴皮子，解决了一个其实对方也没觉得多重要的问题，那还怎么升职加薪==
如何看待“没有律师愿为N号房事件主犯赵博士辩护”？

咱不用急着同情赵博士，因为韩国的法律已经对无法请律师辩护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报以了足够的同情。
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如果被告人因为贫穷或者任何其他原因，无法找到律师为自己辩护，那么法院应当依据职权指派一位律师为被告人辩护：
In the following cases, if there is no defense counsel, the court shall appoint a counsel ex officio: 1. Where the accused is a minor; 2. Where the accused is seventy years of age or over; 3. Where the accused is deaf or mute; 4. Where the accused is suspected of mental and physical unsoundness; and 5. Where the accused is unable to select a defense counsel because of poverty or any other reason: Provided, That it is limited only in case there is a request of the accused.
另外，韩国政府为法院指派的辩护律师提供了还不错的待遇。有报道表明，从 2008 年开始，法庭指派的律师不仅可以正常从所在的律所获得薪酬，而且可以从国家财政获得每个月 50 万韩元的补贴。(约合人民币 2900 元）
报道介绍，以 2010 年 1 月为例，有 277 名律师参与竞争 17 个法院指派的岗位，可见这一激励机制对韩国律师而言是有吸引力的：
法庭指派辩护律师，作为程序正义的关键保护线，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直接表明，任何人都有权利在刑事审判中获得律师协助；我国法律规定，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实验。）
可见，即使没有律师愿意为「千夫所指」的被告人辩护，国家也会兜底，实现公平公正的审判。
拒绝为自己厌恶的嫌疑人辩护，这是律师的自由，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他们践行良知的方式；
为公众所厌恶的嫌疑人提供辩护律师，这是国家为了实现正义所必须做到的，对于国家而言，这同样是良知的体现。
如何看待网传 N 号房付费会员中发现人气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 CEO？

目前，韩国有民众请愿要求公开付费会员身份，这是否可行？
根据韩国《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犯罪法案》（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Against Sex Offenses)，对 13 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性犯罪」，并被认为有可能再次进行此类犯罪者，其个人信息应当公。
Article 49 (Disclosure of Registered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he court shall pronounce an order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
A person who has committed a sex offense against a child or juvenile under the age of 13 and is deemed likely to recommit a sex offense against a child or juvenile under the age of 13
根据该法案，向未成年人购买性服务（purchases sex from a child or juvenile），以及招徕未成年人提供性服务（solicits a child or juvenile to prostitute），属于「性犯罪」的范畴。
另外，法案还规定：持有未成年人色情制品，并明知其中人物是未成年人者，应被处以不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或不超过 2000 万韩元的罚款。
Any person who possesses child or juvenile pornography knowing that it is child or juvenile pornography shall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with labor for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y a fine not exceeding 20 million won.
以上对法案的解读，所依据的是 Korean Law Translation Center 所提供的英文翻译：
由于个人知识方面的局限，尚不确定持有未成年人色情制品，是否属于「性犯罪」，能否仅仅以此认为应当公开会员个人信息。以及，不能完全确定依据韩国法律此类行为是否属于购买性服务。如果可以被如此认定的话，鉴于新闻报道提到， N 号房中受凌辱虐待的受害者包括当时年仅 10 岁的童星，那么相关人员个人信息应当有望被公之于众。
尽管人们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在将手伸向未成年人时，法律就应当拒绝提供这种保护。
东京奥运会推迟至 2021 年夏天，会给后续产生什么影响？

我担心的是，奥运相关的行业会变得更加集中，大企业有能力存活下去，而更多小企业倒闭或者被吞并，导致市场竞争被进一步削弱、垄断的可能性更明显。
有经验、有成熟项目管理经验的大公司，往往能够为黑天鹅事件提前做出分散风险的措施。购得奥运转播权的 Comcast 公司在 3 月 24 日表示，公司之前就已经就奥运取消购买了保险，公司 CEO Brian Roberts 表示，公司因此不会因为奥运取消陷入亏损。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本次奥运会相关的保险金额可能达到 20 亿美元，如果奥运取消，赞助商、电视转播方和与国际奥委会及日本官方进行合作的企业，将有能力获得赔付。
即使没有对奥运取消这一风险事件进行保险，大企业也有更多的资金储备、有更强的融资能力度过资金链的困境。而对于押宝奥运季的小微企业来说，渡劫就没这么容易了。
有多少小企业，已经接到了海外订单，准备开足马力生产各国国旗、助威棒、文化衫，为此准备好了生产线；有多少饮料、食品公司，已经提前联系好了供应商、投入了广告费用，等着给电视观众们端上啤酒和瓜子；有多少因为疫情陷入绝境的餐厅酒吧旅行社，依然在撑着一口气，准备通过奥运来回一回血？
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武祥教授等人的调查，34% 的企业账上的现金只能维持一个月，33.1% 的企业可以维持两个月，17.91% 的企业可以维持三个月，9.96% 的企业能维持六个月以上：
奥运推迟一年，到时候该产生的经济效益，多多少少还会产生，但过了一年，可能就不是同一批人，有运气赚到这笔钱了。
活下去，才能吃到奥运经济的福利，可是活下去的又是谁呢？
如何看待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在2月27号提前通知自己的金主新冠疫情严重，并抛售个人股票？

更新：截至美国时间 20 日晚间，还没有任何一名政府官员被追责。这一事件其实有可能涉及三方面问题：
1、政界早就知道疫情严重，还在宣扬就是一大号流感，没有做有效应对；
2、议员利用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抛售自己的股票，国会山塌方式腐败；
3、提前给商界报信，掩护资本家先走，可能存在大范围的内幕交易。
但任由媒体吵翻天，白宫似乎还是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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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回答：
有趣的是，事件中在午餐会上透露疫情相关信息的这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Richard Burr，在 2012 年的时候曾经极力阻止过《禁止基于国会信息进行交易法案》（Stop Trading on Congressional Knowledge Act of 2012 ）的通过。这项法案明令禁止立法机构成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并要求立法机构成员定期披露个人股票交易行为。
虽然无从揣度 Richard Burr 当时的动机，但他现在一定很遗憾，自己未能阻止法案的生效。
据报道，Richard Burr 在二月份抛售的市值 170 万美元的股票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容易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例如连锁酒店集团的股票。截至目前（美国 20 日上午 9 时），Richard Burr 尚没有受到刑事指控，获取他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易的其他人员也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事的确得查一查。
在美国法律中，以下人员可被视为掌握「内幕」者：
1、公司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其它处于重要岗位的雇员；
2、掌握公司内部消息的律师、会计师、投资顾问等人员；
3、其它获取了公司秘密信息的人员。
这些内幕人员，只要从事和内幕信息相关公司股票交易，不管是否获得收益，哪怕是赔钱了，也构成内幕交易。另外，向他人透露内幕信息，而接受信息者进行了交易，那么透露信息者（tipper）和基于信息进行交易者，同样需要承担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在美国法律中，提供信息者不需要明确指示他人买入或者卖出股票才需要承担责任；只要提供了信息，且接受信息者进行了交易，不管这是谁的主意，同样会被追究民事和 / 或刑事责任。根据现行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内幕交易，最高可面临 20 年监禁及 500 万美元罚款。
也就是说，除了违反《禁止基于国会信息进行交易法案》之外，Burr 和参与午餐会的人员，还可能构成其他违法的内幕交易情形。其中多少人，会向公司高管通风报信，又有多少人，会在得知疫情的真实情况之后，掌握不为公众所知的公司信息并据此抛售股票？
像这样的窝案，如果不严查，又怎能让人对金融市场秩序重拾信心呢。
三国时期的众人生在今天，谁最爱逛知乎？

1、曹性
一日，曹性领兵巡逻时，突然眼前一花，闪过这样一段文字：
曹性当时并不解何意，随后几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奇怪的变化：每次拈弓射箭，第一发箭失总能正中红心，哪怕是两百步之外悬一枚铜钱，也能正中钱眼，奇怪的是，在此之后，他似乎就全身再也没有力气，连刀也举不起来了。
「如果一名武将每九十分钟能且仅能射出一箭，且此箭必定命中目标，他能达到怎样的成就？」
曹性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很久，
「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眼前一将挺枪刺来，他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2、司马懿
「可乐，可乐是何物？」
司马懿望着眼前跳出来的一行字，茫然不解。
「父亲，您快上马！」司马昭死命拽着他，上方谷已经笼罩在了火海之中，檑木滚石从两侧山坡不断落下，一时间，已经分辨不出在火中扭动着的是活人还是树枝。
眼见已然无幸，响晴的天，突然就下起了一阵瓢泼大雨，奇怪的是，这雨点落到地上还冒着泡，火瞬间就灭了 - 不仅是因为雨水，也是因为二氧化碳气体加速了灭火，当然此时的司马懿并不知道。
有诗云：谷口风狂烈焰飘，可乐骤雨降青霄。武侯妙计如能就，安得山河属晋朝。
3、诸葛亮
「若七日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
大帐中的诸葛武侯，在灯影下的身形显得格外憔悴，他手持羽扇，默默祷祝，一时没有看到空中漂浮着一句话：
「贼兵劫营！」
魏延推开门前守卫，急匆匆闯进来通报军情，没有人发现，一只蜗牛被他的战袍卷起，好巧不巧正落在诸葛丞相身旁。
「没关系的，都一样。」
诸葛亮突然明白了，那道问题意味着什么。
4、曹操
「西凉锦马超，如果和征西将军开战，谁的胜算更大？」
韩遂出阵，见曹操并无甲仗，亦弃衣甲，轻服匹马而出。二人马头相交，各按辔对语，谁知曹操开口就如此发问。
韩遂一时不解何意，甚至搞不清该不该当场怒斥曹操，此时，阵中马超，却隐隐觉得有一股力量控制住了自己...
5、胡车儿
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编了
李文亮事件调查结果公布，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你有什么想说的？

支持撤销「训诫书」的决定。
训诫书这种形式，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的确可以做出「警告」这种行政处罚（而非「训诫」这种性质不明确的措施），行政处罚法同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在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中，并没有体现行政机关告知李文亮享有上述权利，从笔录来看，训诫人并没有为被训诫人提供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要行使这一权利，必须要在受到处罚时知晓这一权利。对此，中国人大网早在世纪初就作出过说明：
当事人有了解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证据以及法律依据等情况的权利。行政处罚法规定，在简易程序中，执法人员进行当场行政处罚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在作出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前作出充分说明，告知处罚原因并说明相关程序，符合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
因此，我支持撤销训诫书的要求。
为什么许多法制节目会把作案过程分析那么具体，而只用最后几分钟讲法律惩戒？

想要发挥法律对潜在犯罪的阻遏作用，需要考虑两个维度：
一是惩罚的严厉程度，二是惩罚的不可避免。
比如，要想减少酒后驾车行为，一方面要将醉驾通过危险驾驶罪名入刑，在驾照科目一考试中加以强调，让民众明白会面临怎样的惩罚；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对酒驾的检查执法力度，避免因为公众普遍感觉查得不严而产生侥幸心理。
对于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来看，一方面要发挥彰显法律威严，劝退潜在犯罪者的宣传作用，一方面也要兼顾受众喜好，维持收视率，那么在「惩罚的严厉程度」和「惩罚的不可避免」这两点上自然容易着墨于后者。
一来，后者故事性更强，比分析犯罪的竞合、犯罪的加重情节、数罪并罚中刑期的计算、累犯等特殊情形等等更具吸引力（毕竟能把这些讲得生动直观的，除了罗翔老师之外其他人还真不一定行，而且作为央视或者卫视法律节目，有的时候也不方便敞开来抖机灵）；
二来，用更多的时间强调罪名的严重程度，其实边际收益未必高。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干什么会被关起来，已经足够劝退了，至于关五年还是七年，其实相对不容易在感官上造成很强的差异，受众也就是听个数，继续大谈特谈未必会产生太大的改变。
再说了，要是真的要通过强调惩罚的严厉程度，过于细致地描绘牢狱生活的可怕、死刑执行的细节，那社会导向还要不要了？毕竟我们还是要讲监狱对人的改造效果、兼顾不同年龄的受众情况，真吓坏小朋友留下童年阴影怎么办==
综上，法制节目的这种安排，其实是为了达到阻遏犯罪所采取的理性选择。
如何看待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近年来，美国总统面对疫情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暂时超越法律限制，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进防疫工作。
美国上次因为公共卫生事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在 2009 年 10 月 24 日，奥巴马政府以此应对 H1N1 流感疫情，紧急状态持续至 2010 年 10 月 23 日。在该次紧急事件中，奥巴马强调了自己依据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授权卫生部门暂时搁置医保相关法律的限制，为医院创建临时诊治场所或者将病人转院创造便利。
按照法律，医院在转移病人时必须获得病人同意，否则将无法获得用于医保的财务拨款。奥巴马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是为了允许医院为了配合防疫灵活转移病人，而不至于因此陷入法律纠纷。
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目的也是类似的，主要是为了扫清法律障碍，让行政力量能够快速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让联邦财政能更快地支援各州（据说要拿出 500 亿美元，姑且一听，看是嘴炮还是真的准备好了弹药）；
二是放宽法律对医生行医资质和诊治程序的要求，允许医生跨州远程问诊，突破各州对其他州医生执业的限制，让医疗资源能在各州更好地分配。
总统可以在必要时更新紧急状态，以总统令的形式继续突破法律局限，其他回答介绍了新闻发布会所透露的信息，例如加快 FDA 审批、通过财政政策给民众让利刺激经济、实行交通管制等，这些措施如果遇到障碍，总统可以动用自己作为「战时总指挥」的权力推行。
有道是，「紧急状态无法律」，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给予了总统在特定时刻突破法律的权力，特朗普也非常善于利用这种权力。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从罗马法律传统中汲取经验：在国家危难时刻悬置正常行政程序，由一位「狄克推多」总揽大权，这一理念，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案》最终确定下来，在当今的政治实践中被玩得更加熟练。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动用修边境隔离墙，就是一个例子。紧急状态一时爽，一直紧急一直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华为进行制裁，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玩笑归玩笑，对于此次疫情而言，及时将各州团结起来，统筹资源和人力，的确是正确的路数。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在集合力量用于应对危机事件方面具有制度上的软肋，特朗普的操作，正是希望克服联邦制的局限，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数据很诚实，接下来看看美国的答案吧。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俗话又说，不怕慢，就怕站。美国如果完全躺平，放任大家先感染再产生抗体，以「群体免疫」来消极应对，对于中国和全人类来说不是好事，有可能导致众多自身有免疫力的病毒携带者在全球继续传播疫情、给中国制造更多输入性病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有唇齿相依的意味。
中国人民已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巨大的代价将疫情摁在了国内，减缓了病毒在全球的蔓延，为其他国家争取到了准备的时间。一切愿意继续积极抵抗、减缓疫情传播的国家，都是维护人类文明尊严所需要的盟友，应当支持。
如何看待检察日报发表的文章《肖战事件是非曲直如何评说》？

检察日报的文章，其实回避了一些法律上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 ao3 到底应不应该自由访问，引发争议的文章和图片是否构成侵权（的确是有争议的）。
但作为代表国家机构的媒体，它考虑的其实不仅是技术问题，也包括社会导向。当创作自由和个人权利产生冲突，当合法表达诉求的利益和滥用表达诉求渠道的风险产生矛盾，它的确有一定必要站出来调和不同价值观，在一方气焰过盛的时候加以调和。
上次辩论之后，有人评价，为什么法律出身的，要在这里大谈创作自由。其实我也不是罔顾法律，而是因为法律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管理社会的工具。法律不是机械的套用，形式上的合法不是讨论的终结，对不同价值诉求的调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技术问题之外同样值得讨论的。
说得露骨一点，国家的确关心谁在理，但国家同样关心在理的一方会不会「得理不饶人」，用对他人侵害最大的方式「讲理」，危害了他人的权利。
有人认为检察日报蹭热点，避实就虚 ，的确有这么一点，但这也是法律行走世间的面貌。
没有经验的应届生，应聘产品运营/经理成功的机率大吗？

可以没有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但必须要能展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招人的时候，考察候选人，无非就是看「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技术型岗位，专业能力相对好考察，show me the code（这也正是为什么 leetcode 成为了显学）；而对于产品运营岗来说，讲真，大学期间的知识和短期的实习经历，很难体现出来啥专业能力，而更多是在看通用能力。
通用能力比较宽泛，我只说自己比较看重的几点，列举未必全面：
沟通能力 - 所以我在招人的时候会比较执着于让候选人做笔试题，看看到底能不能清晰地表达观点并且提供必要的论据）。
行业分析能力 - 对市面上竞品的情况是否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能不能至少提出一个切入点，说明自己会如何分析竞品。
策划与执行能力 - 也不指望应届生就知道用甘特表管理项目，但稍微聊一下，还是能看出来大概直觉好不好的。哪怕是组织个大学社团活动，如果你能很清楚地讲出来，活动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目标有哪些主要打法，需要什么资源支持和人员配合，如何调度这些资源，能不能有理有据地分析是否高效使用了资源，那其实已经挺像那么回事了。
数据分析能力 - 也不是说就真需要吭哧吭哧跑回归或者张口来个格兰杰检验，也不一定把 ctr， opm 之类的挂在嘴边，就是能在被问到一些数据的时候，能讲清楚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不同的解读，如何验证自己的解读是准确的就好。
我倒是不太喜欢看了几本书，张口闭口增长黑客的，仿佛要把「哥们，看啊，我准备过的，我真的有去了解过运营是在做啥」这句话灌我脑壳里，这只会让我脑壳疼==
纯个人观点：如果的确没经验，那我更喜欢能讲好故事，从哪怕最琐碎的事情中展现自己通用能力的候选人。
没正经实习过，总是上过网的吧？ 有没有用心维护过一个社交媒体帐号，为了自己涨粉你都做了什么，背后的思考是怎样？
没有职场沟通经验，总说过话吧？有没有通过沟通解决过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和对方有矛盾的时候，你是怎么通过沟通技巧来化解的？
没有做过项目，至少也拉过几个人做事情的吧？ 你要是能把组织大家去打扫卫生这件事都能说得明明白白，让我真信了你有能力策划一个大扫除项目，那我敬你是个人才。
有句话说得好，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如果能从算不上经验的事情中提炼出你的能力和思考，那也不是完全没戏。
只是概率不太大而已，得碰运气了。
为什么不把高中政治改为法学课？

有回答以在美国「法学只有本科生毕业后才能学习」为理由，认为不宜过早学习法律，个人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美国的法学院的确是本科毕业才能报考，但法学院所教授的法学专业，是专门针对律师、法官、检察官进行的职业培训，本科阶段同样有大量法律相关的课程可供选修。部分从事法律相关行业的人员（如警察、缓刑监督官、社会工作者）会在本科阶段学习法律课程以加强求职时的竞争力。
另外，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学习门槛相对较高，需要阅读大量裁判文书，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判决所确立的规则进行分析。这一学习方式，和研究生阅读文献并进行归纳的过程相类似，仅仅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难以驾驭。
而在中国，由于法律条文的检索和理解相对简单（不需要从动辄上万字的判决书中提炼裁判要点），只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就能对法律条文形成朴素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介绍一些基本的法学原则，并没有显著超出高中生理解能力。
回到问题本身，我并不认为需要将高中政治「改为」法学课，而是可以采取更为和缓的方式，把法律常识更好地和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
例如，高中政治会讲述国家机关的组成和运作方式，在此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作出拓展，介绍法院的工作方式，讲讲民事和刑事案件是如何审理的，一个案子从立案到判决需要经历什么。这一知识，即便不从事法律行业，也有必要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法律纠纷，或者会通过新闻报道对热点案件产生兴趣。了解法院到底如何处理案件，是作为社会成员必备的知识。
再比如，一些法学基本原则，也可以融入政治课程中。我们在上网时经常听到类似「无罪推定」，「谁主张谁举证」之类的表述，但不少人在使用此类词汇时，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背后的含义。虽然大家在运用法学思维，但却没有可靠渠道去学习这种思维模式，导致容易陷入诡辩，这其实也不利于社会问题讨论的有序进行。
最后，一些法哲学思想，也可以融入高中教育的哲学部分。「恶法」到底要不要遵守，「罪犯」的权利要不要得到保障，死刑应当在哪些罪名中保留，这些问题是大众普遍关注的，如果能结合背后的法律思想史进行讨论，将会更加理性、深入。
简言之，法学并不这么高不可攀，但也没有必要抛弃高中政治而以法学取而代之，在政治学科中融入一些法律常识和法学思维模式的引导，非常可行。
如何评价王瑞恩与毕志飞的第二场直播？

这是一个广告贴：希望在之后能每周都邀请到一位朋友，在知乎直播聊一个社会话题或者专业领域有趣的问题，我会尽可能保证你的观点得到充分呈现，作为协调者提供一个表达的机会。不管是用辩论还是对谈的形势，都欢迎参与（已经跟管理咨询领域资深从业者 @Jacob贾超 约了一场，还在等知乎确认时间。）
然后说说此次对话吧，应该是我针对肖战事件最后一次发言了，说多了大家也觉得没意思：
毕导经常提到「弱者」这个词，其实我一直以来的判断标准可能和主流有些不同，我心目中的「弱者」指的是在制度设计方面没有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或者说，是没有稳定、有效的渠道来表达诉求的群体。
如果仅仅是看单个事件中的表现，那么在不同时期强弱关系似乎是在不断变化：在 AO3 收到举报，并疑似（至少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因为举报无法访问时，同人圈被认为是弱者；而当肖战被刷糊糊糊糊糊糊，肖战粉丝不管是否参与举报都在受到攻击时，肖战的粉丝似乎又称为了弱者。
如果我们仅仅是按照一时的优劣势来看待，那么每一方都有可能认为对方是强者而自己是弱者，进而陷入「你弱你有理」的指责和嘲讽之中，看似各有胜负，其实一无所得。
但如果按照我的定义，那么其实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其实饭圈和同人圈，都可以成为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群体，他们想要获得社会尊重和认可、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的诉求，但同样缺乏稳定可靠的实现途径。
饭圈人群从抱团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发现了集体出征的力量，只要组织起来，一起去掀起一场爆发力极强的集体行为，就有机会短暂地喊出自己的诉求。比如说，D8 出征寸草不生的爆吧，从一个局部上来看，的确是人多势众，看上去很强。但镜头拉远一点，人们就不难发现，出征的战友们其实在社会中极为孤独，正如在此事件中你们所反对的同人圈一样。
在主流价值观中，双方同样都是小圈子，是 loser，是「屌丝」，是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不合群，不干点「正经事」的少数人，是紧闭起来的卧室门，是躲着爸妈偷偷摸摸参加活动的慌张，是微信群中难得的存在感，是那一瞬间感觉自己不再独行的勇气。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这或许就是后世（三个月之后的网络舆论）对此次事件的评价。对和错的结论，很快就会腐朽，那么什么才是能留下来的东西？是更成熟的鉴黄标准，更优化的举报流程，还是更先进的上外国网站技巧？这是我们拿得出手的，送给未来的礼物吗？
我是学法律，琢磨法律的（尽管的确不是律师），所以更知道什么是法律所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在之前的讨论中「法律背景的在谈创作自由」。
法律无非就是公法和私法，公法调解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私法调解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关系。公法在说，你不能做这个那个，否则国家会制裁你；私法再说，你不能做这个那个，否则其他公民会有办法对付你。这都是在告诉人们不可以做什么，是在做再分配。
而我更想知道的是，人们可以做什么。这也正是我自己没有从事律师行业的原因，因为我不感兴趣再分配，不感兴趣提示人们这个有风险那个不能做，我更感兴趣的是做出一点增量，带来一点新的东西。外面有一个网站，有挺不错的创作，但也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先拿过来，一点一点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让良币重新发光，这就是法律所做不到的。
You may call me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如何看待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被「禁言」？

美国法律精明着呢，早就给人框定好「言论自由」的限定条件了，因此遇到这种事情总有办法自圆其说。
按照限行法律，联邦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发表言论，可能的确无法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
安东尼·福西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雇员，而该研究院又是美国卫生与福利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下属机构，那么福西的身份是联邦工作人员。
在 2006 年 Garcetti v. Ceballos, 547 U.S. 410 一案中，一名联邦助理检察官发现警方可能做了伪证，误导法庭签发不合理的搜查令，并揭发了这一行为。这名「吹哨人」随后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包括被迫转岗、被拒绝提拔等，于是起诉政府，认为政府限制了自己的言论自由。
经过多轮上诉，联邦最高发言以 5:4 的票数作出判决：联邦工作人员的言论，只有在以私人身份作出时，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基于职务的行为则不受保护。多数意见认为，本案中助理检察官以向领导提交报告、在法庭作证等形式发表言论揭露伪证行为，属于履行公共职责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基于上述行为作出不利于他的行政决定，那么发表言论者无法依据第一修正案获得救济。
相反，如果安东尼·福西博士纯粹以私人身份谈论对疫情的看法，则其言论自由有可能获得保护。
在 Pickering v. Board of Education, 391 U.S. 563 一案中，一名公立学校的老师向报社写信，批评当地教育委员会的政策，结果遭到学校解雇。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这名老师的言论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不属于履行职责的范畴，应当平衡其作为公民享有的权益和政府在管理公务人员方面的利益，具体做出裁量。本案中，被解雇的老师最终胜诉。
在这些代表性判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法律的确不保护政府工作人员基于职责的言论，但如果福西仅仅是以私人身份讨论疫情，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打击报复，仍然有得一争。
简言之，第一修正案也没这么「自由」，对政府雇员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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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我来解释一下关于《吹哨人法案》在 Ceballos 案中为什么没能发挥作用的问题。
Ceballos 的逻辑是：当事人在工作过程中写了一些报告并作证，提及了警方的伪证现象，后来可能因为这些言论被打击报复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主动去「吹哨」，而是间接地导致人们了解到了警方不当行为。所以，这个案子有争议，理论上《吹哨人法案》保护公职人员，但本案法院的判决导致吹哨人法案的实际保护范围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