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

（一）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應否予以排除，必須考量容許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是否有害於人權保障、公共利益及公平正義，就個案違反法定程序情節，犯罪所生危害等事項，綜合考量結果，認以容許其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始符合審判之公平正義，而不予排除，自不能指為違法。（二）原判決對於檢舉人提出之光碟及經臺灣○○地方檢察署（下稱○○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該光碟、翻拍其照片等證據資料，已敘明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判斷權衡結果，認具有證據能力。核其所為論斷與法無違。（三）於103年12月10日公布、同年月12日增訂生效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49條第2項前段之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罪，為具體危險犯。然所謂具體危險，不以已經發生實害之結果為必要，如行為後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上已達到高度或然率的發生機率，即屬具體危險。是本條項所謂「情節重大」係以行為人於個案中販賣行為之手段、方式、販賣對象等，有無直接影響行為對法益所生危險高低之作用及表現，資以評價是否達至情節重大之程度；而所謂「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係指凡存在損害人體健康之具體危險者，即足以成立，且此等具體危險，乃客觀上造成危害人體健康之狀態，不以實際上已造成人體罹病、死亡等健康受損之實害為必要，僅有發生實害之蓋然性即為已足，且應就個別案情及證據資料，依社會一般通念，客觀判定此等具體危險之存否。倘行為人其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之手段及方式，係以誤導消費者，或可能存在之食用者，對於該有效日期或逾期時間長短為錯誤認識之方式而為者，或已知悉其販賣之對象將再以上述之方式而為者，則不論食品實際逾期時間之長短如何，均已造成消費者或隱存之食用者，對於其健康狀況、身體條件、食用該食品所能承受之極限與風險評估發生錯誤，行為人以此等方式所為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之行為，對於法益造成侵害之風險昇高至為明顯，自應認為情節重大，並因此情節重大之作為，依社會一般通念，確有致使消費者因陷於上開錯誤而食用已逾越其承受能力，並造成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受危害結果之高度或然率，自已構成前開法條規定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等構成要件之規定。（四）原判決依憑相關證據，認定鄭○○、黃○○明知附表一編號係逾有效日期食品，仍販賣予○○食品行改標為未逾有效日期轉售，會使購入之消費者錯誤判斷而予誤食，致引發免疫反應及因孳生細菌造成感染，發生包括腹痛、腹瀉、噁心、嘔吐等健康受損之危險，由黃○○呈報鄭○○決定較便宜之價格後，指示陳○○、沈○○，以○○公司名義，按市價1至3折價格，販賣上開逾有效日期食品予○○食品行，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等事實。揆之說明，鄭○○、黃○○此部分之所為，已該當於食安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販賣逾有效日期食品，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罪，原判決從食品包裝標示有效日期之法定效力及非法塗改標示食品有效日期之行為定性等，論述鄭○○、黃○○上開所為，該當於本條項之罪，論敘說理固有不同，惟結果要無不同，對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五）至於衛生福利部雖就食安法第44條頒訂有「情節重大」之認定原則，惟附表一編號部分既已該當於刑法具體危險犯之情形，法院即不受行政機關意見所拘束，原判決縱未依該行政規定論述是否符合「情節重大」，亦無違法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49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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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34號

（一）按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外適用之範圍，具體以言，即依刑法第3條、第5至8條之規定所示，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實質審判權）之準據。而就劃歸我國法院審判的具體（刑事）案件，其法院之管轄，則可區分為事物管轄、土地管轄及審級管轄，以土地管轄為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即明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復參照刑法第4條關於「隔地犯」之規定，其所謂「犯罪地」，在解釋上當然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又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明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行憲至今，實際上，國民大會未曾為變更領土之決議。縱然9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3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4條、第174條之規定。」該增修條文第4條第5項並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但立法委員迄今亦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決議，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也不曾為領土變更案之複決。另稽諸該增修條文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2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仍揭示大陸地區係屬我中華民國之固有領土；同條例第75條又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統治權）所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揭明大陸地區猶屬我國之領域，且未放棄對此地區之主權。基此，苟「行為地」與「結果地」有其一在大陸地區者，自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向為本院之見解。（二）原判決本諸前旨，於理由欄壹─二內，就我國法院何以對本案有（審判）管轄權之理由，詳為剖析，並載敘：上訴人等所參與之詐騙集團，其成員固係在印尼境內，以電腦操作網路，發送詐騙語音封包，對大陸地區被害人實施電話詐騙，但其受詐騙地點及匯款的帳戶，均在大陸地區，則其等犯罪地即在我國固有疆域內，為我國刑法適用所及，第一審及原審法院於本案，當然有管轄權。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刑法第4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刑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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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

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行為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名，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茲分述如下：（一）從罪刑相當、罰當其罪原則立論1.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我國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犯罪之處遇，除處以刑罰外，另針對具有危險性格之行為人，施以各種保安處分，以期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確保社會安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即本於特別預防之目的，針對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組織的成員，施以強制從事勞動，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期能重返社會自力更生；亦寓有一般預防之刑事政策，明確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懲治組織犯罪決心的訊息，具有消泯犯罪組織及有效遏阻組織犯罪發展之功能，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所必要。2.在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框架下，對於犯罪行為之評價，不論過度或不足，均為所禁，唯有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其於想像競合之例，所犯各罪自仍受評價，而成為科刑一罪；至其所對應之刑罰，則係各該評價一罪之數法定刑，而成為一個處斷刑。是以，行為人所犯參與犯罪組織與首次犯加重詐欺罪，有想像競合犯之關係，雖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惟因輕罪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其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與威脅甚鉅，較之重罪多出了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用以補充刑罰之不足，以收刑事懲處與教化矯治之雙重效果，期以協助習於不勞而獲之行為人再社會化，實現刑罰保護社會安全之職責。此項保安處分措施除有後述3.之情形，法院無裁量之權，自仍應在加重詐欺罪法定刑下一併被評價，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始符責罰相當，罰當其罪。否則，勢必將發生同樣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不法內涵較輕者（僅犯參與犯罪組織單純一罪），需諭知強制工作，而不法內涵較重者（如本案之裁判上一罪），反而不須諭知強制工作之不公平現象，不惟有評價不足、重罪輕罰之失衡情形，更無異使民國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將參與詐欺集團納入犯罪組織之立法不具意義，致使補充刑罰之強制工作規定形同虛設，有違立法本旨。3.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8條第1項前、中段亦規定：「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已針對罪責評價上輕微者，及自首或提供司法協助，而有悔悟之具體表現者，賦與法院免除其刑之裁量權，於此類情形，刑罰既經免除，用以補充刑罰不足之強制工作，自無所依附，無從宣付，故個案在符合上開情形下，即得僅就其所犯與之有裁判上一罪之加重詐欺罪論科，以為調和，俾無違憲法第8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二）從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以觀1.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係將「論罪」與「科刑」予以分別規範。就「論罪」而言，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犯罪宣告時必須同時宣告數罪名，但為防免一行為受二罰之過度評價，本條前段規定為「從一重處斷」，乃選擇法定刑較重之一罪論處，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名可置而不論。從「科刑」而言，想像競合犯觸犯數罪名，本質上應為雙重或多重之評價，基於罪刑相當原則，95年7月1日施行之本條但書遂增列就所一重處斷之重罪，「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適度調和從一重處斷所生評價不足，此即所謂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亦即科刑之上限係重罪之最重法定刑，下限則為數罪中最高的最輕本刑，以防免科刑偏失。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仍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在內，否則，在終局評價上，無異使想像競合犯等同於單純一罪。2.實則，重罪科刑封鎖作用早為實務所援用，本院65年度第7次刑庭庭推總會決議（二）闡釋，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而致人死亡者，其行為依56年公布之醫師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構成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罪（最重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科刑時，不應低於醫師法第28條第1項所定之刑（即最輕法定本刑為1年有期徒刑）。因是，上開增列但書規定，係將實務操作結果予以明文化，其乃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具體展現，本無待法律規定，亦與罪刑法定無涉，自不能因法律規定不完備，祇規定封鎖輕罪中最高的最輕本刑，即據以否定輕罪中併科主刑、從刑或保安處分之論科。3.亦即，此種封鎖作用，在輕罪中有併科主刑、從刑或保安處分者，基於責罰相當原則，亦應不受影響，仍得併科，始符從一重處斷之立法本旨，否則，無異鼓勵行為人犯重罪以博取輕罰，也不應將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罪名，因屬不同刑罰法律，即為不同之處斷，始符衡平。此在刑法第55條修正前，本院79年台上字第5137號判例，即謂上訴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之1第1項及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第37條第5款二罪名，應依刑法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銷售走私物品罪處斷，其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規定經查獲之菸酒，應依該條例第40條第1款之規定宣告沒收。即是輕罪中有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前之沒收從刑，在重罪科刑時應一併被封鎖之適例，更遑論刑法第55條修正之後，包括輕罪中有保安處分者，尤應有其適用，庶符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之原旨。（三）從法律能否割裂適用而言1.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上訴人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連續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搶奪，原判決關於連續部分，適用舊刑法第七十五條，而於其所犯搶奪罪之本刑部分，則適用裁判時之刑法，其適用法則，自屬不當。」而來。此一判例意旨中段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參之24年上字第4634號判例意旨，於為新舊法比較時，僅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本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同此意旨）。至於易刑處分、緩刑、保安處分等，則均採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2.以保安處分為例，本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一）即認為：「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之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強制治療規定，雖將刑前治療改為刑後治療，但治療期間未予限制，且治療處分之日數，復不能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較修正前規定不利於被告。」因是，於95年7月1日刑法修正前犯刑法第222條之強制性交罪者，於新法施行後裁判時，關於罪刑部分之比較適用，即應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新法（法定本刑從舊法之無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正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屬於保安處分之強制治療，依上開決議，則修正前舊法之刑前治療為有利於行為人。此即在新舊法比較時，保安處分與罪刑法律割裂適用之案例。3.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來就沒有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27年判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云云，就保安處分而言，即有誤會。基於罪刑相當原則，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結果，其輕罪相關保安處分之條文自不能置而不論。4.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7號判決即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原判決認被告此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雖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既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即應有該條第3項之適用」。況所謂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得任意割裂之源頭，既來自於27年之判例，但該判例所指之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參與一併為比較時，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分別適用有利益於行為人之法律，則想像競合犯之科刑，自亦無由再援引上開不能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苟所宣告之罪名係加重詐欺罪，縱與之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他罪，係屬參與犯罪組織之罪，亦不能割裂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保安處分之餘地」之可言。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4308號判決，與本件案例事實不同，不能比附援引。（四）綜上所述，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行為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名者，無論從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刑法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抑或實務之法律能否割裂適用等面向以觀，均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方符法之本旨。原判決以王○紳等5人此部分所為，因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刑法加重詐欺罪處斷之結果，認無從割裂而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諭知強制工作，揆之前開說明，所持法律見解已難謂無誤，造成評價不足、重罪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其適用法則自屬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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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

按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460號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係在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強化其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是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習慣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基於「刑罰個別化」，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行為人，因其已具有將來之危險性，即得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使其得以自食其力，不再遊蕩、懶惰再次犯罪，並符合保安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所謂「有犯罪之習慣」係指對於犯罪已成為日常之慣性行為，乃一種犯罪之習性。至所犯之罪名為何，是否同一，則非所問。又現行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已大幅減少職權主義色彩，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三之意旨，法院審判時應先由檢察官主張被告如何應予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之事實，並指出證明方法，而由被告及其辯護人為防禦，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應於判決內具體說明宣告刑前強制工作與否之理由，其審理始稱完備。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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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將「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或第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背職務或對於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者，特別獨立規範，加重其刑。旨在認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所執行之職務乃國家司法權之踐履及落實，所影響不僅是人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廉潔的信賴，更繫乎國民對司法審判的信心，故對於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之品德、廉潔、公正之要求，自較一般公務員為高，一旦有賄賂之情形，不論係合乎職務或違背職務之行為，其處罰均較一般公務之賄賂罪為重，乃針對司法人員所為之加重規定。而其中所謂「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其「調查」職務依條文排列為「追訴」及「審判」之前置，自係為「追訴」或「審判」準備所為「調查」。故「有調查職務之人員」是指行為時具有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之有協助、受指揮或受命令而「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包括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第2項之「檢察事務官」；入出國及移民法第89條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所屬辦理入出國及移民業務，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之公務員；海岸巡防法第11條第1、2項之執行「犯罪調查」職務之公務員；依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之「調查人員」；依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2條第2項之執行「貪瀆或相關犯罪調查」職務之人員），或軍事審判法第59條、第60條之受指揮或受命令而「偵查犯罪」之軍法警察官或軍法警察。（二）又所謂行方不明外籍勞工（下稱「行方不明外勞」），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規定，外國人非法逾期停留、居留者，移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並得暫予收容。而依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警察機關協調聯繫要點第3點、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作業規定第7點（行方不明外勞之處置方式）規定，行方不明外勞協尋通知，由外勞居留地警察局負責受理，且行方不明外勞若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者，應於查證身分與製作調查筆錄後，檢附在臺逾期停留、居留或其他非法案件通知書及其他相關案卷資料，移由移民署指定之單位處理。再者，依警察法第9條第8款、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等相關規定，警察固應負責協尋及移送行方不明外勞至移民署作後續遣返之處理，惟除行方不明外勞於行方不明期間有涉犯刑事犯罪應予偵查外，其本身縱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等相關規定，然究非刑事涉案之偵查對象，則警察於執行協尋及前揭移送業務時，即非協助檢察官、受其指揮或受其及司法警官命令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自亦非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所稱之有調查職務之人員。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38條。警察法第9條第8款。警察法施行細則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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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

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09年4月16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主文宣示：「行為人以一行為而觸犯普通侵占罪及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其普通侵占罪雖經發覺，而不合自首之規定，但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如於未發覺前自首而受裁判，仍有刑法第62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一）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為充分保護被害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祗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罪。由於想像競合犯在本質上為數罪，行為所該當之多數不法構成要件，均有其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因此法院於判決內，仍應將其所犯數罪之罪名，不論輕重，同時並列，不得僅論以重罪，置輕罪於不顧；而於決定處斷刑時，各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亦應一併評價，並在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度內，量處適當之刑，且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觀諸刑法第55條規定即明。於刑事立法上，針對特定犯罪行為刑事制裁依據之刑法（含特別刑法）條款，乃是就具體之犯罪事實，經過類型化、抽象化與條文化而成。是刑法（含特別刑法）所規定之各種犯罪，均有符合其構成要件之犯罪事實。想像競合犯，於本質上既係數罪，則不論行為人係以完全或局部重疊之一行為所犯，其所成立數罪之犯罪事實，仍各自獨立存在，並非不能分割。即使是行為人同時販賣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予同一人，亦有兩個截然可分之販賣犯罪事實。（二）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指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此主動申告未經發覺之罪，而受裁判之法律效果，在德、美兩國係列為量刑參考因子，予以處理，我國則因襲傳統文化，自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條，成為法定減輕其刑要件。嗣後再參酌日本法例，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輕，修正為得減輕，依其修正理由所載：因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為使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自新之機，而狡黠陰暴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等旨，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獎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株連疑似，累及無辜。（三）法官適用法律，首應從法條之字面意義為解釋（文義解釋），如解釋結果，有多種涵義之可能性時，則應依法條在立法總體系中之地位和意義（體系解釋）、立法者真意（歷史解釋）、法條規範之目的及倫理價值（目的性解釋），抑或合乎憲法規定或其所宣告基本價值（合憲性解釋）等解釋方法，在法條文義所及之範圍內，闡明法律之真義，以期正確妥當之適用。而想像競合犯，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在科刑上從一重處斷，就此以觀，該未為偵查機關發覺之部分犯罪事實，自屬前開條文所稱「未發覺之罪」文義射程之範圍；再者，如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偵查機關即因行為人之供述，得悉整個犯罪之全貌，進而依法偵辦，自有助益偵查；且其主動申告尚未被發覺部分之罪，擴大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依社會通念，多有悔改認過之心。是依文義、體系、歷史及目的性等解釋方法，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行為人就未發覺之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主動供出，接受裁判，於從該重罪處斷時，應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始合乎該法條之文義及立法意旨，並符事理之平及國民之法律感情。況法律之所以將想像競合犯規定為科刑上一罪，乃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或重複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自無因科刑上從一重處斷之結果，而剝奪行為人享有自首減刑寬典之理。從而，若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先被發覺，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自首於後，法院從一重罪處斷時，自得依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反之，重罪之犯罪事實發覺於前，輕罪部分自首於後，從一重罪處斷時，因重罪部分非屬自首，固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但因行為人主動供述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倘認其確有悔改認過之心，自得資為犯後態度良好、從輕量刑之依據。至於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加重結果犯、結合犯、吸收犯、常業犯或集合犯等，既非裁判上一罪，倘部分犯罪事實已先被發覺，即難認其主動供出其他部分事實仍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自不待言。（四）在控訴原則下，法院裁判權限之範圍，僅限於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其犯罪事實；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因國家僅有一個刑罰權，訴訟上祗能以一次之程序追訴處罰，故在訴訟法上作為一個訴訟客體予以處理，無從分割，其法律上之事實關係，具有不可分性，為訴訟法上之單一案件。因此，檢察官如僅就其中一部分犯罪事實起訴，其效力自及於全部，法院仍應就全部之犯罪事實審判，而有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及上訴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惟自首，係賦予就偵查機關未發覺之罪，主動申告並接受裁判之行為人，得以減刑之優惠，屬刑之減輕事由，乃犯罪處斷之實體法上效果；而單一案件，係起訴效力擴張或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與偵查無關。是於偵查程序，並無所謂案件單一性，更無所謂偵查不可分可言。從而，刑法第62條向偵查機關自首之「犯罪事實」，與訴訟法上起訴或認定之「犯罪事實」，乃不同之概念。前者，行為人所供述者，為過去發生之單純社會事實，至是否成立自首，由法院依法認定之；而後者，檢察官所起訴者，乃已經賦予法律評價之法律事實，評價之對象為實體法上應予非難之行為。故而想像競合犯自首事實之認定，尚無程序法上起訴及審判不可分法理之適用。（五）綜上，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其部分犯罪事實有無為偵查機關發覺，是否成立自首，無論從想像競合犯之本質、自首之立法意旨、法條編列之體系解釋，抑或實體法上自首及訴訟法上案件單一性中，關於「犯罪事實」之概念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方符合法規範之意旨。本案上訴人所犯普通侵占罪之事實，因業經偵查機關發覺，固不能獲自首減輕其刑之寬典，惟就其從一重處斷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部分，既在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供出而接受裁判，自有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62條、第335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刑法第55條、第62條、第335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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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568號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依92年7月9日修正本條例，就第19條之立法說明：「第3項（105年6月22日修正移為第2項）所定應沒收之水、陸、空交通工具，依據實務上向來之見解，係指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並無疑義，故本項不需再予修正」等旨，足見依本項規定沒收之交通工具，祇要係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且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即得沒收。又所謂「專供」犯第4條之罪，係指該水、陸、空交通工具之使用與行為人犯第4條之罪有直接關聯性，並依社會通念具有促使該次犯罪行為實現其構成要件者而言，若僅係供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交通工具，則不屬之，此為本院最新統一之見解。（二）原判決已說明本件扣案陳○良以130萬元購入而屬其所有之舢舨1艘（含船體及引擎），係本件私運毒品過程中，將「海昌一號」漁船置放於曾文溪出海口附近海面之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氯假麻黃、氯麻黃」共16袋（重達400餘公斤），搶灘私運上開毒品上岸所用之工具，與本件私運毒品犯罪具有直接關聯性，且依社會通念，係實現本件私運毒品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工具，而非僅係供本件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代步工具，因認扣案陳○良所有舢舨1艘係專供本件運輸毒品犯罪所用之水上交通工具，並考量本件運輸毒品數量龐大，價值甚鉅，已逾扣案舢舨之價值，將之諭知沒收除可使陳○良心生警惕，杜絕其再度以該舢舨從事海上私運毒品犯行外，亦足以彰顯國家禁制毒品走私犯罪之決心，對預防毒品走私犯罪亦有實益，並無過苛之虞，因而對陳○良諭知扣案舢舨1艘沒收，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核其論斷，於法尚無違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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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雖明定「犯第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沒收。犯第三條之罪者，對於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亦同。」惟上開條文係配合刑法沒收規定之修正，於105年7月5日修正，而刑法關於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沒收，已為一般性之規定，可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第2項之規定，應係針對「參加組織後取得之財產」如何沒收之特別規定，仍以屬於犯該條例第3條之罪之犯罪行為人所有之財產，始克當之。又借名登記，其登記名義人若僅單純出借名義，對登記之標的物或權利並無任何管理處分之實，其實際占有、管理之人仍為借用人，登記名義人既未管領而具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並未實際取得支配，對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復不爭執，固得視為屬於借用人所有之財產而為沒收。但登記名義人倘因管領已具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或對是否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為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仍應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特別程序。（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三人。」採多數辯護制度，法院於審判期日固應通知被告所選任之多數辯護人到庭辯護，以充分保障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然辯護人收受法院庭期通知後，非有不能到庭之正當理由，不能率以另受委任其他案件衝庭為由請求改期，法院亦不必配合任何一位辯護人之個人業務需求而更改原訂庭期。如法院已依審理計畫，預先指定審判期日，並已排定傳喚證人行交互詰問等調查審理程序，縱因案件繁雜耗時恐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而同時預定可供續行之下次審判期日備用，仍以辯護人已具備不能到庭之正當理由為限，以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本件依原審卷所載，蔡○偉選任3位辯護人，原審依其審理計畫提解在押3位被告、傳喚2位證人及未在押被告、暨通知檢察官、所有辯護人及參與人等訴訟關係人到庭，且於108年6月19日即已送達同年8月7日下午2時1分之審理通知書予所有辯護人，惟蔡○偉之選任辯護人羅閎逸（原名羅豐胤）律師延至同年8月2日始提出刑事請假狀，以同年8月7日上午於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另有庭期不能到庭為由，請准變更審理期日，原審以審判期日之通知書於同年6月19日即已送達，遠早於上開檢察署庭期之送達日期即同年7月12日之前，且蔡○偉尚有其他選任辯護人為之辯護，仍於原訂108年8月7日審判期日由蔡○偉之其他選任辯護人王炳人律師及陳思成律師到庭辯護後，全案辯論終結定期宣判，依上說明，並無違法。蔡○偉之上訴意旨執與本案案情不同、無拘束力之其他案件之裁判情形，指摘原審之最後審理程序未待羅閎逸律師到庭辯護，即逕行審結，程序不合法云云，核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28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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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611號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103年1月29日經修正公布，增訂第18條之1，該條第1項規定：「依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即為「另案監聽」之明文化，其所取得之內容有無證據能力，係採「原則排除、例外容許」之立法體例。而本條項但書所定「另案監聽」內容得作為證據之要件有二，即實質要件係以「重罪列舉原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或非屬重罪但「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輕罪）者為限，並輔以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審查認可為程序要件。同條第3項則規定：「違反第5條、第6條或第7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17條第2項規定予以銷燬」，採取英美法制之毒樹果實理論，明文規定「違法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均應予排除，不得作為證據。至本條第1項「另案監聽」所衍生之證據，則不與焉。蓋因本條第1項前段僅規定在合法監聽下所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不得作為證據，並不及於所衍生之證據，此與第3項規定因「違法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及同條第2項規定所取得與監察目的無關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均應予排除之情形，顯然有別，亦即依立法原意，對於「另案監聽」所衍生之證據，不得引用「毒樹果實理論」而認為無證據能力，予以排除。從而，自亦不得復援引與「另案監聽」無關之第3項規定，作為「另案監聽」所衍生證據當然無證據能力之理由。（二）按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並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之刑事程序。而所謂「知有犯罪嫌疑」，係指主觀上認為有刑罰權存在，足以引起偵查犯罪之動機者而言，包括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即應開始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參照），不以客觀上果有犯罪事實為必要。是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亦應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報告檢察官或其上級司法警察官。此之謂「知有犯罪嫌疑」之依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諸如地方風聞、新聞輿情及秘密證人之舉發，皆可資為開始調查或偵查之證據資料。又「另案監聽」所得資料，倘非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亦非屬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者，僅該監聽內容在該另案審判中不具證據能力而已，其於警察機關調查或檢察官偵查中，既因此而知有犯罪嫌疑，為蒐集證據及調查犯罪情形，自得依據「另案監聽」所得線索，發動搜索、扣押及逮捕或進行其他程序，難謂非屬合法之偵查作為，其因此取得之衍生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並不受「另案監聽」之內容不得作為證據之影響。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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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633號

行政法學上，一般將「學校」列為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以外，性質上屬文教「公營造物」，亦即行政主體為持續達成特定之公目的，集合人及物之手段，在公法上所設置之行政機構，學說上另稱「公法事業機構」。民國92年6月25日增訂刑法第361條，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同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其立法理由敘明：「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機關，係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是應依該條規定予以加重處罰之對象，僅限於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且因係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他設備中，與「國家機密」有關之電磁紀錄，予以入侵，致危及該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才有加重處罰之適用。而84年8月11日修正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6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並於第7款明定：學校屬「非公務機關」，且於立法理由第5項敘明：「個人資料之處理，因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之性質不同，而宜作不同規範，爰於第七款及第八款分別規定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以『能否行使公權力』為區別之界限，分別規定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其中非公務機關之範圍，包括『不涉行使公權力』之公立醫院、『公立學校』……」，可見將「公立學校」明列為「非公務機關」。嗣於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法規名稱變更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移列為第2條，於第2條第7款、第8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再於立法理由第9項、第10項敘載：「由於執行公務爾後將不限中央或地方機關，行政法人之組織型態亦將成為其中之一，爰將原條文第六款公務機關之定義，納入行政法人，以期周全，並改列款次為第七款。為配合本法放寬規範主體之修正意旨，爰修正原條文第七款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改列款次為第八款」，可知此次修正，公務機關之主體放寬，加入行政法人。而參以「行政法人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實際上，現已設立之行政法人，例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部依「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科技部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設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部依「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設立），皆不含學校。綜合上述修法經過、立法理由、相關法律規定及學說見解，足見「公立學校」並非刑法第361條所稱之「公務機關」。參考法條：刑法第361條、第359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刑法第361條、第359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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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658號

（一）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所保障的是個人與他人溝通之秘密性。而由於通訊內容不為他人知悉，以及可自主性決定是否欲為他人所知悉，通常也是個人人格形塑或自我決定的一種表現（同時涉及隱私的保障），從而，秘密通訊自由亦可解為一種人格權（人格自主）的延伸。學理上，就人格權保護內容中之「自我維護（即保障個人在社會上或空間上的退卻，得以受單獨保護之權利）」乙項，發展出所謂的「場域理論」，對「公開領域」、「私人領域」或「私密領域」，加以層次區分，而對之干預者，同應區分；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並述及：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是關於人格權（含隱私權、秘密通訊自由）有無遭受侵害之合憲性判斷，當以憲法第23條規定作為依歸，包含應有法律依據（即法律保留），以及實質上須有公益事由，並合於比例原則等各項。（二）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意旨，係針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在此範圍內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抵觸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而為解釋，並不包括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接見時，予以監視之行為。此觀葉○○大法官於該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所載此旨即明。而上開解釋公布後，現行（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羈押法亦因此而於第23條、第23條之1就「一般請求接見」、「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接見」2種情形分別規範。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尚未生效，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即同年7月15日；但法理仍足供參）之羈押法第62條、第65條，更分別規定各該不同接見之限制，作為配套。前揭第23條第2項規定之「監視」，從羈押法及同法施行細則之規範意旨、整體法律制度體系觀察，與實務上之作業情形，可知並非僅止於看守所人員在場監看，尚包括監聽、記錄、錄音等行為在內；而上揭第62條，且予以明文化規定：「看守所對被告之接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監看並以錄影、錄音方式記錄之，其內容不得違法利用。」如此，既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條規定：「通訊監察，除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為之。」「前項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相適合，且不違背憲法第23條之誡命，不生非法侵害隱私權等問題。（三）至於上開對羈押之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監視所得之錄音、錄影，及其衍生之看守所紀錄表、譯文，關於其證據能力之判斷，參酌修正前羈押法第28條刪廢理由，已說明：「被告在（看守）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是否可供偵查或審判上之參考，已超越本法主要係在規範看守所與受羈押被告間管理關係之範疇；又是否可供被告所涉該案之證據，或僅能供告發另案犯罪之依據，抑或能供權責機關進一步決定限制事項、範圍、期間等之參考，性質上均應回歸刑事訴訟法相關規範而定……」。此類監視錄音所得之錄音帶或光碟之性質，乃屬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之新型態證據；而因此衍生之看守所通訊監察錄音紀錄表、譯文，則係依據監視錄音結果，翻譯所成之文字，無非其替代品。對羈押之被告與辯護人以外之「第三人」監視所取得之錄音或譯文，如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係依法定程序取得，因與該「第三人」日後成為「被告」，而所選任或指定之辯護人間自由溝通權毫無關連，且該第三人之自由，於先前面會之時，並未受到任何拘束，再衡諸監視之場所，係在監所內、另闢之會見室，依法應受監視，本無所謂有合理的隱私期待可言，更係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當認於比例原則無違，既經合法函調，自具有證據能力；反之，如其蒐證違法，則回歸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判斷。（四）原判決於其理由壹、一內，已敘明：1.「羈押中之謝○○」與「上訴人等」會面時之錄音紀錄，非屬「謝○○」、「上訴人等」與「律師」接見之資料，無礙於上訴人等之訴訟防禦。2.該會面時之錄音，非供受羈束人謝○○自身被訴所涉案件之證據，與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意旨明顯不同。3.上訴人等與謝○○會面時，其等人身自由絲毫未受羈束，且依其等會面錄音之內容（詳後），上訴人等顯然企圖引導謝○○為有利於上訴人等之供述，該等會面之目的，不具正當性。稽諸第一審106年8月9日審理筆錄，記載：檢察官係因謝○○在法院審理中，突然翻供，故向第一審聲請調閱謝○○自104年12月11日至105年4月19日，在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之接見及錄音紀錄；上訴人等及其辯護人就檢察官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均表示「無意見」，嗣經第一審勘驗作成勘驗譯文，上訴人等承認確為其等之對話，並就勘驗內容無意見等各節，有第一審相關筆錄可稽。可見該錄音資料，係第一審依檢察官之聲請，向看守所調取，並非由法院刻意調取不利於上訴人等之證據，取得過程並未違反法定程序，況原審亦將光碟及勘驗筆錄提示上訴人等及其辯護人辯論表示意見，足認已經合法調查，應認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憲法第12條、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654條、第689條。羈押法第23條、第23條之1、第28條、第62條、第65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65條之1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662號

（一）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食品衛生管理法時（於103年2月5日修正名稱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即已明定「攙偽、假冒」為產品之禁止行為，其立法說明為「攙偽、假冒者，對人體健康危害極巨，故應予禁止。」另按63年12月14日立法院審查食品衛生管理法草案會議紀錄：「以摻偽之味精為例，違法者之主要目的在於賺錢，因此所摻偽於味精之物質（如焦磷酸鈉、硫酸銨、尿素等），絕大多數屬於化工原料，而此等原料不但其本身對人體有害，而且含有大量危害人體健康之雜質，故極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又假冒者絕大多數為地下工廠或低水準工廠冒用大廠或國外名牌之製品。其本身條件不夠，衛生管理闕如，所使用之物品亦多為廉價不合規定之物品或化工原料，亦極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因此為防止消費者上當而購食此等危險食品以致發生衛生上之危害起見，應嚴格加以取締，藉以預防災害之發生。」（立法院公報第64卷第4期委員會紀錄）。至「攙偽或假冒」行為之處罰，食品衛生管理法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該次修法第15條增訂第1項第10款「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之規定，與同條第7款「攙偽或假冒」同列第49條第1項之處罰行為），並分別於第2項、第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復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加重第1項及第5項之處罰，其立法理由說明：「一、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二、對於此類不法行為，原條文第1項定有處罰之規定，惟不足以發揮遏止不法之作用，應加重處罰，以維國人健康及消費權益。為遏止不肖廠商之違法行為，參照刑法詐欺罪，提高第1項之刑度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惟「攙偽或假冒」之禁止迄未更動，是其立法理由及立法形成過程中就「攙偽或假冒」所為討論與說明，應非不得資為解釋適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時之參考。又關於食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另有禁止之明文，違反該條項規定者，係依同法第45條規定處理。（二）鵝肝與鴨肝不僅在國外料理業界屬得替代互換使用之食材，於國內料理業界亦見替代互換使用之情形，兩者間品質、價格差異，非必有天淵之別，本件「○○○鐵板燒」以鴨肝食材代替鵝肝用於告訴人等點選消費之「法國鵝肝海陸套餐」內之行為，是否與上揭立法說明及立法理由等所例示之地下工廠或低水準工廠使用廉價不合規定之物品或化工原料、冒充大廠或國外名牌之製品、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等冒用情形相符，自應調查個案實際使用之食材品質與價格具體認定之。是否當然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稱「攙偽或假冒」，或屬同法第28條第1項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實之情形？原判決未予必要之說明，併有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28條、第45條、第49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28條、第45條、第49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671號

對參與犯罪組織者，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原判決本此意旨，於理由欄敘明想像競合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係因行為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避免過度評價，因而在科刑上以一罪處斷，依最重罪名處斷，但仍應適用其他輕罪之附屬規定。是上訴人如事實欄一(一)所為，仍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有關刑前強制工作規定之適用。審酌上訴人明知參與詐欺集團，而所領取之款項均為被害人陳○芬、王○封受詐騙交付，金額甚鉅，當知乃其等長期積蓄，供自己或家人將來生活、醫療等使用，且係其等工作辛苦所得，點滴累積之財富；詐騙集團竟於短期間內，不費辛勞，以詐術取得被害人之大筆金錢，甚至利用王○封未及警覺，猶持續不斷、費盡心機詐取其積蓄，不掏空不罷手，無任何底限，絲毫未見憐憫之心，更造成王○封失去為保障其智能障礙之子生活之保險金。為使上訴人徹底悔過，培養正確金錢觀念及生活技能，養成工作習慣，可以一己之力，正當賺取收入，爰諭知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年等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何況上訴人因恐嚇取財案件，於民國102年6月7日經法院判處徒刑並諭知緩刑確定，並不知警惕，猶在無業狀況下迭次犯罪，顯見上訴人懶惰成習而犯罪，自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宣告強制工作，對上訴人而言，尚屬適當、合理，符合比例原則。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刑法第90條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717號

待證之犯罪事實依其性質及內容可分為犯罪客觀面（如行為、客體、結果等外在事實）、犯罪主觀面（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等被告內心狀態）以及犯罪主體面（犯人與被告為同一之事實），關於犯罪客觀面固需有補強證據，惟犯罪主觀面係以被告內心狀態為探討對象，通常除自白外，並無其他證據存在，若由客觀事實存在得推論其主觀犯意時，尚無需要求有補強證據。至共犯被告自白關於犯罪主體面之證明，可分為對自己為犯人之自白（自白），以及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他白）二者，前者因反於人類自利天性，原則上可推斷為真實，僅需就犯罪客觀面為補強證明即可；至於後者，因難免嫁禍卸責之風險，除犯罪客觀事實之存在需有補強證據外，就對他人同為共犯之指訴，亦需有補強證據以證明與事實相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728號

（一）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之依據。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刑法第5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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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842號

（一）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範疇；此防禦權包含辯護倚賴權（即積極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在內，因此，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人多項權限，期使辯護倚賴權為最大之發揮。而刑事訴訟法上關於辯護人權限，可分為代理權與固有權，前者（或稱傳來權限）乃指被告所得為訴訟行為，其在性質上或法律規定上許為代理者，得由辯護人代為行使，辯護人行使此項權限，本應尊重被告之意思，原則上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例外者，如刑事訴訟法第110條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後者或稱原始權限），係指與被告之權利分離而為辯護人特別所擁有之權限，此項權限有與被告同享者（亦即法條規定「當事人（或被告）及辯護人得．．」，如刑事訴訟法第150條第1項搜索及扣押時之在場權、第163條第1項聲請調查證據權、第289條事實及法律辯論權等），有僅辯護人所專有者（亦即法條規定為「辯護人得．．」，如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之接見羈押被告並互通書信、第49條攜同速記到庭記錄權、第389條第2項律師充任辯護人之第三審辯論權等）。由於辯護人之固有權係基於辯護人之地位所具有，因之，其行使自不受被告明示、默示意思之拘束，縱其與被告同享之權限亦然。（二）本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規定，就嘉義長庚醫院是否有對廖○騰尋找出血原因並治療，以及其於本件車禍所受傷勢是否為必然唯一死亡原因，或有其他造成死亡之原因等事項，聲請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實施鑑定。原判決僅於理由內說明：原審辯護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原本聲請將本案病歷等相關資料送往臺大醫院進行死因鑑定一情，上訴人於本院已表明捨棄聲請，附此敘明云云，似認上訴人既已表明捨棄聲請囑託臺大醫院實施上開事項之鑑定，自應尊重上訴人之意思。然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已明文規定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得聲請調查證據，故其所定聲請調查證據權，屬原審辯護人之固有權，雖與上訴人同享，但其行使不受上訴人明示、默示意思之拘束。是原審逕依上訴人捨棄聲請之聲明，即不予實施鑑定，自與上述規定不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第163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第163條第1項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

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有「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之分（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第158條之2第1項參照），自白係被告不利於己陳述之一種。狹義自白專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承認之肯定供述；而其他不利之陳述，則指狹義自白以外僅就犯罪事實一部或其間接事實為明示或默示之承認，因與事實之立證相結合足以認定犯罪成立者而言，學理上稱之為「自認」或「不完全自白」。被告（之陳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廣義之自白包括狹義自白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從證據之性質而言，均係對被告不利之證據，兩者視合致構成要件所待證事實之不同，僅有證據價值程度之區別，然其實體證據屬性並無本質上之差異。「被告或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告訴（人之）指訴」，均係以人為證據方法使待證事項臻於明瞭之原因，皆屬適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或實體證據，祇不過證據價值即證明力有所不同或受限而已。自白、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告訴（人之）指訴，於證據法則而言，均係證明力不完全之證據，其證據價值不悉委由法官自由心證判斷而不受限，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互印證，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斯乃證據法則從數量要求達到質量保證之設限。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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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908號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雖就取得犯罪所得者分別為「犯罪行為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下稱第三人）」，定其沒收之條件；惟參諸該修訂理由係謂修正前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則犯罪行為人若將其犯罪所得轉予第三人情形，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故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而取得犯罪所得時，仍均應予沒收，避免該第三人因此而獲利益，藉此防止脫法並填補制裁漏洞，以澈底追討犯罪所得，俾符合公平正義等旨。是若犯罪行為人已取得對犯罪所得之實質支配管領，第三人事實上並無犯罪所得，且事實審法院復就上情調查明確，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由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本件原判決就相關卷證資料敘明：奇○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僅有唯一位股東即上訴人，而上訴人係利用奇○公司名義所為，肇致本案之後果，且撥入奇○公司之款項，事實上亦已無留存在奇○公司帳戶內等情，業據上訴人供承在卷，並有卷附相符之奇○公司登記資料及財產帳戶資料可憑之得心證理由。既認上訴人已實際獲得該筆款項，且已自動將本案犯罪所得全額繳交公庫，乃以上訴人為本案犯罪所得沒收之對象，自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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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974號

早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1條係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不需有任何理由，祇要不服即可，學理上稱為「空白上訴」。嗣因人民濫行上訴，難免造成第二審法院負擔，復因當時第三審法院撤銷第二審判決、發回更審情形不少，一上一下之間，第二審辦案量累積，將原屬直筒型訴訟制度架構，欲往金字塔型理想訴訟制度架構演進的努力，操作成類似圓桶型的大腰圍現象。為解決第二審工作量已至不堪負荷程度問題，於民國96年7月4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上揭法條，增列第2項「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並有第3項之命補正配套規範。其中所稱「具體」，係抽象、空泛之反面。亦即須就不服第一審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僅空泛之指摘。施行後，實務運作確見節制濫訴的功效，但經一段時日後，第二審曾有駁回上訴過寬現象發生，引致民怨。而參諸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其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之論述，更指出所謂「上級審法院覆判有罪判決」的權利，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進行實質性覆判；倘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而不考量事實情況者，並不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可見，有罪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例如遲誤上訴期間），或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第455條之10第1項前段，有關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所設不得上訴之規定（因其限於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合意為其基礎，事先被告已充分了解），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仍無損被告正當權益，與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無違外，原則上被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此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人權標準，亦係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之保障。尤其，晚近刑事訴訟法就程序權之保障，例如節制限制出海、出境；賦予陳述意見權；資訊獲取權等，已依上述國際公約意旨，陸續增訂。則前揭第二審上訴程序規定所謂之具體理由，其認定應更加寬鬆。申言之，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空言託詞或漫事指摘。此時，第二審法院即應進行實質性覆判，開庭命被告陳述上訴意旨，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落實被告訴訟程序權利之保障；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終究不能遽謂未敘述具體理由。若逕以上訴狀所敘理由未具體為由，遽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第372條，不經言詞辯論，而駁回第二審上訴，即非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61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5項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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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97號

（一）行為後因法律有變更，致裁判時之法律與裁判前之法律涉及其得否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規定不同時，應以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就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規定以定之。如依舊法之規定得上訴於第三審，新法之規定不得上訴，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之適用，應適用新法之規定處罰者；或如依舊法之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新法之規定得上訴，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比較之適用，應適用舊法之規定處罰者，自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二）本件上訴人苟○銘經檢察官以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殺人未遂之罪名提起公訴，第一、二審均變更檢察官所引起訴法條，俱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即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前）之傷害罪。雖苟○銘行為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施行，法定刑由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銀元）1千元以下罰金，修正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兩相比較，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原判決固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說明，逕行適用行為時法，但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比較適用之結果，仍應適用有利於苟○銘之修正前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論處，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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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

行為人對於特定犯罪所得，基於洗錢之犯意，參與整體洗錢過程中任一環節之處置、分層化或整合行為，致生新法所保護法益之危險者，即應屬新法所欲禁絕之洗錢行為，至該行為是否已使特定犯罪所得轉換成合法來源之財產，則非所問。而上開第1款之洗錢行為，祗以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意圖，與「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即為已足，不以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行為為必要。所稱「移轉特定犯罪所得」，係指將刑事不法所得移轉予他人，以達成隱匿效果而言；所謂「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乃指將刑事不法所得之原有法律或事實上存在狀態予以變更而達成隱匿效果。至所意圖隱匿者究為自己、共同正犯或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來源，皆非所問。又上述第2款之洗錢類型，固多以迂迴曲折之方式輾轉為之，但不以透過多層之交易活動為限，且掩飾或隱匿之管道是否為共同正犯或其他第三人，亦可不問。因而過往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祗屬犯罪後處分或移轉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已與新法所規定之洗錢態樣有所扞格。蓋行為人如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或移轉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甚或交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依新法規定，皆已侵害新法之保護法益，係屬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尚難單純以不罰之犯罪後處分贓物行為視之。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第14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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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4058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2664號（裁判書全文）（一）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之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罪，為結果犯，以發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為犯罪構成要件，而犯逃漏稅捐罪者，其逃漏之稅捐（應繳納未繳納之稅捐金額），性質上係以節省支出之方式，反向達成整體財產之實際增值，乃直接產自犯罪之所得，核屬刑法第38條之1規定之「犯罪所得」，故事實審法院於論處被告逃漏稅捐罪刑者，仍應依相關規定論斷是否為沒收之宣告。又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稅捐之繳納，固然均係歸於國庫，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而獲益的「司法國庫」，並不等同於「稅捐國庫」，稅捐刑法在於保障國家之稅捐國庫利益，國家自係逃漏稅捐犯罪之被害人，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規定所稱之「被害人」，故此，逃漏之稅捐於行為後已向國稅局依法、實際補繳者，其犯罪所得於補繳之範圍（全額或部分）內，既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上開規定，在該範圍已毋庸再諭知沒收或追徵；惟依該規定之反面解釋，倘未補繳完畢者，則稅捐請求權於全部或一部未實現之情形，犯罪所得之沒收既為義務沒收，自仍應依法諭知沒收或追徵，尚不能以稅捐國庫仍有稅捐請求權存在為由即認不應予以沒收。至於逃漏之稅捐已經超過核課期間，但仍在追訴權及沒收時效期間內者，法院仍應將相當於逃漏之稅額，追徵入司法國庫。再者，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規定，逃漏稅捐罪之主體為納稅義務人，同法第47條第1項另設補充規定，將逃漏稅捐罪主體擴張至公司負責人等，於公司逃漏稅捐之情形，公司與其負責人於法律上本為不同之人格主體，納稅義務人固為公司本身，但其負責人仍應因自己為公司逃漏稅捐之刑事不法行為而受追訴、處罰，在公司負責人為被告受追訴、處罰，而公司並未被起訴時，公司取得之逃漏稅捐利益，核屬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即學理上所稱「代理型」第三人犯罪利得），依法自仍應向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公司）諭知沒收。於實體法上，該項規定為義務沒收，法院認為符合要件，即應予宣告沒收；於訴訟程序上，為保障第三人之財產權、聽審權及救濟權，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應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以下相關規定，由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公司）參與本案之沒收程序。納稅義務人之公司未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第1項規定聲請參與沒收程序者，法院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公司參與沒收程序，並依審理結果，而對該公司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二）既認定取得犯罪所得者為○○公司本身，而○○公司與鮑○○乃不同之人格主體，其遽向鮑○○諭知沒收追徵未補繳之逃漏稅捐，且對○○公司未依刑事訴訟第455條之12以下規定踐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亦未諭知沒收追徵，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091號

（一）依刑事訴訟法規定，關於證人之適格要件，並無年齡或能力上之限制，故稚齡之幼童，雖無具結能力，其所為證言非無證據能力。至其證詞之憑信性如何，因幼童心智仍在發展當中，其對事件之認知能力、邏輯思考能力、記憶能力及陳述能力等，則因幼童發展階段之不同而迥異於成年人，因此經過法定程序取得之幼童證言（警詢、偵訊筆錄，或審判中證詞），其憑信性如何，事實審法院固得囑託相關專家為鑑定人，依其專業評估該幼童心智之發展程度，作為法院判斷證詞證明力之輔助。然相關專家之鑑定意見，於證據法上究屬間接證據，資以輔佐法院評估幼童證詞依其心智發展之證據評價，而非替代法院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其前提自以本案存在幼童證言之證據方法，倘本案因幼童審判外陳述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防治條例相關之傳聞例外規定，而無證據能力，原審法院復未傳喚到庭作證，致本案並未有何幼童（證人）證詞之證據方法，則法院囑託專家所為「幼童證言憑信性」之鑑定意見，自失所附麗，從而，事實審法院既未經嚴格證明程序調查幼童證詞之證據，遽將該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委由鑑定人行之，逕採納該鑑定意見為認定犯罪之證據，已與嚴格證明及直接審理法則未合，難謂與證據法則無違。（二）原判決依憑第一審法院囑託○○○○大學附設醫院鑑定B女、C女之證詞可信度及有無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反應，該院實施鑑定後出具之鑑定書，以及實施鑑定之○○○醫師於原審擔任鑑定證人，所為「鑑定結果就C女對於其父即上訴人之性器官『長長的』及『流出白色液體』之陳述具有相當可信度」之鑑定意見，為本件認定上訴人犯罪之證據資料。惟原判決載敘B女、C女於審判外陳述，因未符合傳聞例外規定而無證據能力，應予排除作為本件之證據，且原審及第一審法院從未傳喚B女、C女於審理中到庭作證，則本件原審法院並未依嚴格證明之法定程序踐行幼童B女、C女證詞（警詢、偵訊或證人詰問）之調查，自無從進而判斷其等證言之證明力，原審法院遽將其等證言憑信性之證明力判斷囑託○○○○大學附設醫院及○○○醫師鑑定，依上開說明，上開關於「幼童C女證言可信度」之鑑定意見，已失所附麗，原判決逕採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罪之證據，難謂與證據法則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9條第1項、第206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59條第1項、第206條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094號

（一）刑事訴訟法上證據排除法則等相關規定，係為防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故其規範對象係以國家機關為限，並不及於私人。不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取得之證據，既非因國家機關對私人基本權之侵害，自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或類推適用可能，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且刑事訴訟法與刑事實體法各有不同之功能，因私人違法錄音（影）而受法益侵害之私人，已因刑事實體法之設而受有保護，不能謂法院仍須片面犧牲發見真實之功能，完全不能使用該錄音（影）內容作為證據，始已完全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或不致成為私人違法取證之窩贓者。惟為避免法院因調查該證據結果，過度限制他人之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應視該證據內容是否屬於隱私權之核心領域、法院調查該證據之手段造成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受侵害之程度，與所欲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依適合性、必要性及相當性原則妥為權衡審查。如非隱私權核心領域內容，法院為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要求，自得使用最小侵害之法定調查方式（例如，以不公開審理方式勘驗，並禁止勘驗結果對外公開，或裁判書遮隱直接或間接足資識別權利人之相關個資或隱私內容），在待證事實之必要範圍內，限制私人之隱私權或資訊隱私權。（二）刑事訴訟法第182條有關醫師秘匿特權，係就其業務上所知悉或持有他人病情或健康資訊等應秘密之事項，免除其為證人之作證義務，藉以保護病患秘密，避免因洩露而影響醫病信賴關係，或病患就醫權利。上揭所謂「應秘密之事項」，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2項規定，固係指醫療法第67條第2項所列之各款病歷資料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療、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理由，所為之診察及治療；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料（下稱醫療個資），且病患具有不願該醫療個資被公開的期待與利益，始得謂合。欠缺醫療必要性之整型美容行為，縱非以醫療為其目的，然既係醫師秉其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術，所為具有侵入性之處置行為，為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仍應視為醫療法上之醫療行為。醫師因執行整型美容醫療業務，在業務上所知悉或持有他人關於整型美容目的所為之醫療個資，倘病患對之具有不願被公開的期待與利益者，解釋上仍屬本條應秘密之事項，除病患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另病患本人依其自主原則，固具有免於醫療個資被任意揭露之資訊隱私權，倘病患明確拒絕醫師作證以揭露其醫療個資時，醫師原則上必須行使其拒絕證言權，而無自行裁量陳述與否之餘地。然法院詰問內容究竟是否屬於病患應秘密之醫療個資事項，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1項規定，醫師仍須就個別問題，逐一釋明主張拒絕陳述之原因，並無概括行使拒絕證言之權利。法院為達成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配合審判不公開、陳述內容不對外公開及裁判書遮隱等正當程序措施，在待證事實之必要範圍內，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2項規定，以裁定駁回醫師拒絕證言之方式與程序，要求醫師據實陳述，藉以調和法院發見真實之公益目的、病患醫療資訊隱私權之干預及醫師保密義務三者間之衝突。又病患醫療資訊隱私權並非絕對不能干預，病患本人亦得自行處分，並無類如醫師保密義務或洩密罪之禁止規範。則要求病患就其自己之醫療資訊隱私事項作證，本不生法律強人所難之困境。故刑事訴訟法並無病患本人得拒絕證言權規定之設計，自非法律漏洞，法官本無權類推適用醫師拒絕證言權規定而違法允許病患（概括）拒絕證言，以妨礙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然法院以證人身分調查病患本人關於其醫療資訊隱私事項，仍應於上述正當程序措施下，依適合性、必要性及相當性原則妥為權衡詰問內容（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8款規定，恐證言於病患之名譽有重大損害者，除有正當理由者外，不得詰問），自不待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2條、第183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2條、第183條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11號

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固明定：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但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所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思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意見，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和行政訴訟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團體，表達意見之機會。」之意旨，兒童應有機會在影響到其之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以符合國家法律的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間接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意見，此即為兒童發表意見之權利。其中所謂「在影響到兒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訴訟中」之涵義，固包括所有影響到兒童的相關司法訴訟，然仍以涉及兒童本身主體之監護、教養、安置及觸犯法律，或是兒童成為被害客體之刑事犯罪、性虐待、暴力或其他形式虐待的受害者等案件為主。尚難因此即謂兒童監護人之父母犯罪案件亦包括在內，如未通知受監護之兒童到庭表達意見即屬違法。參考法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

108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127號

刑法第339條第1、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而詐欺罪之規範目的，並非處理私權之得喪變更，而係在保障人民財產安全之和平秩序。以詐欺手段使人交付財物或令其為他人得利行為，被害人主觀上多無使財產標的發生權利得喪變更之法效意思存在。故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所謂之「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不限於移轉、登記或拋棄所有權等處分行為，縱僅將財物之事實上支配關係（如占有、使用）移交行為人，亦成立本罪。簡言之，其與詐欺得利罪最大之區別，在於詐欺得利罪原則上不涉及「實體物之交付」。而動產擔保交易法上所謂「附條件買賣」制度，主要係讓買受人分期支付價金，先行占有使用標的物，而許出賣人仍保留所有權，以擔保價金之受清償，直至買受人付清價金，或完成特定條件，足使出賣人放心滿足為止，一旦買受人陷於給付不能，出賣人隨即得以所有人之身分，行使權利以取回動產。是附條件買賣契約，本質上仍屬買賣之一種，只不過在制度上，以出賣人「保留所有權」的方式，來擔保出賣人之價金請求權，事實上出賣人享有的只是「以擔保為目的」的法定所有權，買受人始為真正想要終極地擁有該標的物所有權，且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後，買受人即擔負保管或使用標的物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承受其利益及危險（參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2條、第13條）。換言之，附條件買賣之買受人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後即實際占有使用該物，並非僅享受分期付款之期限利益，是若買受人以詐術使出賣人陷於錯誤而簽訂附條件買賣契約並交付該標的物，自成立詐欺取財而非詐欺得利罪。參考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2項

刑法第339條第1、2項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16號

原判決對於被告所犯如其附表編號1所示，即被告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罪，而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何以不依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已說明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同法第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強制工作為義務性規定，法院對此並無裁量之權。又刑法第55條之想像競合犯，於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上開修法時增設但書規定「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以免科刑偏失，此種輕罪最低度法定刑於量刑上所具有之封鎖作用（重罪科刑之封鎖效果），是否擴及包含輕罪之從刑、沒收、附屬效果及保安處分在內，攸關本案依想像競合犯論以加重詐欺之重罪後，是否須依輕罪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經查刑法第55條但書係規範想像競合數罪中之輕罪最低度法定刑於「量刑」上具有封鎖作用，立法理由亦說明其目的在於避免「科刑」偏失，可見立法者增訂本條但書之預想射程僅限於重罪「科刑」之封鎖效果。而保安處分並非刑罰，無涉「科刑」偏失，在法無明文下，該封鎖作用倘無條件擴及包含輕罪中關於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例如：強制工作）在內，而對被告作不利之擴張法律適用，非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主義）之疑慮。況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係刑法有關保安處分規定之特別法，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該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名為限。而本案所宣告之罪名係刑法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縱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係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罪，亦無適用該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等情綦詳，核其論斷，在法理上尚非無據，縱學者或實務上因觀察及側重之角度不同，對於上述問題尚有不一致之看法，然原判決上開論斷既屬有據，尚難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22號

按我國繼承編係採概括繼承原則，關於被繼承人之債務由繼承人當然繼承。97年1月2日修正前民法第1153條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前者係關於共同繼承人之對外關係之規定，後者則就共同繼承人之對內關係而為規定。至於民法繼承篇修正前之限定繼承，其繼承人仍繼承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責任有限而已。又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依民法第281條第1項規定，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同條第2項則明定：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可知求償權人同時有求償權及代位權（承受權），並得選擇其一而為行使。該求償權係新生權利，與代位權係行使債權人之原債權者不同。內部求償權既係繼承人中一人因清償而生對內效力之新權利，與繼承人得向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主張限定繼承之對外效力者無關，故繼承人中之一因清償被繼承人之債務後，向其他繼承人行使內部求償權時，其他繼承人並無對之主張限定繼承之有限責任可言。相關法條：民法第281條、第1153條

民法第281條、第1153條

108年度4月至5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

法律爭議一部分（即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應如何計算？）1.證交法立法目的在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投資，係以保障投資為方法，達到發展國民經濟之終極目標。而保障投資必須透過防範證券詐欺，維護健全證券市場，始可達成。證券市場上之不法行為，不論種類為何，均可被歸類為廣泛之證券詐欺。公開說明書不實、操縱市場、內線交易等行為即係由原本抽象之證券詐欺概念中所衍生，取得獨立規範之地位，可稱之為「特殊證券詐欺」。其中證交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行為之禁止」，係植基於「平等取得資訊理論」之精神，兼及學理上所稱「私取理論」，為防止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含準內部人、消息受領人）憑其特殊地位，於獲悉（實際知悉）重大影響公司價格之消息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內，即先行買入或賣出股票，造成一般投資人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及破壞金融秩序，以維護證券市場交易之公平性及健全性所設。違反者，除須填補民事損害外，同法第171條並以刑罰手段遏止之，祇須符合內部人有「獲悉（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現行法為公開後18小時）內，買入或賣出該公司股票」之要件，即足成立內線交易罪。至於行為人是否存有「利用」該消息買賣股票獲利或避損之主觀意圖，並不影響犯罪之成立。且行為人最終是否實際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或避損，亦非所問。從而，自內線交易罪之構成要件要素以觀，其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不限於與內線消息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2.證交法第171條於93年4月2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目的係為使法益侵害與刑罰刑度間平衡，並避免犯罪者不當享有犯罪所得，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而關於犯罪所得（現行法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其立法理由說明：「第二項所稱犯罪所得，其確定金額之認定，宜有明確之標準，俾法院適用時，不致產生疑義，故對其『計算犯罪所得時點』，依照刑法理論，應以『犯罪行為既遂』或『結果發生時』，該股票之市場交易價格，或當時該公司資產之市值為準。至於『計算方法』，可依據相關交易情形，或帳戶資金進出情形，或其他證據資料加以計算。例如對於內線交易，可以行為人買賣之股數，與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之」等旨，並未揭示明確之內線交易犯罪利得計算方法，且證券交易市場影響股價之因素錯綜複雜，股價之漲跌、成交數量之多寡，皆以市場供需決定，投資人對股票買賣之數量、金額，各有其個人之價值判斷及投資決策，變化因素過大，實難斷定股價漲跌之絕對原因。立法理由就內線交易犯罪利得之計算方法，雖例示說明「可以行為人買賣之股數，與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之」，但僅係一種原則性例示，尚難完全規範各種不同行為態樣之內線交易。縱使理論上可以計算「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實務上仍可能提出不同之計算模式，或由不同專家提供意見，導出分歧之結論，造成內線交易犯罪利得計算無法確定之困境，且係人為設算，難謂客觀，亦不利於司法安定性。故單以「消息公開後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差額」計算所有內線交易犯罪利得，無異緣木求魚，殊不可行。況且立法理由終究非屬法律本文，僅能供為法院解釋、適用法律之參考，尚不具有絕對拘束力。3.從內線交易罪之立法目的而言，既著重「避免犯罪者不當享有犯罪所得」，苟行為人獲悉內線消息而買入（或賣出）股票，股價上漲（下跌）之增益（避損）也在犯罪既遂之後，如認應扣除消息公開之前及公開之後，因市場因素所產生之增益（避損），無異使行為人「不當享有犯罪利得」，豈非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且不論是法律文義或是立法理由，均未揭示股票「價格漲跌之變化幅度」，須與「重大消息」之公開，具有因果關係，故法院於計算內線交易犯罪利得時，自無需考量影響股價漲跌之經濟或非經濟因素。4.再從罪刑相當原則立論，行為人於何時買入與賣出股票，既均出於自主之選擇與判斷，則其因自身決定之買賣行為產生利得，自當承受「利得越多、刑責越高」之結果，此並無違罪刑相當原則。蓋行為人係因內線消息而買入（或賣出）股票，在其決定賣出（或買入）以前，得以享受期間內各種市場因素所促成之利益（增益或避損），因此其實現利得全部可謂係因內線交易行為所得。從而，行為人獲悉內線消息後，在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一定沈澱時間內，買入（或賣出）股票，嗣後再行賣出（或買入）股票，即已實現利得之個案情狀，法院擇用「實際所得法」，亦即以其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作為內線交易罪所獲取財物之計算方法，不僅合於法律之文義解釋、目的解釋，亦無違罪刑相當及法律明確性原則。5.又就損益之概念，除以差額說為基礎之「自然意義損益概念」外，尚應以「規範意義損益概念」補充之，後者係指損益之認定，應探討法規及相關情事規範意旨，倘損益行為發生後，財產總額未出現計算上之差額，但依法規範之意旨，仍認為行為人獲有利益或被害人受有損害者，即不得以行為人或被害人之財產無差額，而否定其損益之存在。行為人獲悉「利多內線消息」後買入，但於消息公開後持續持有而未出售之部分；及行為人獲悉「利空內線消息」後出售避損且未買回之情形，考量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內線交易民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同法第171條第2項加重罪刑之目的等規範意旨，並審酌依通常情形，客觀上可得預期有增益或避損之財產上利益，不能僅因行為人嗣後並未賣出或買回，即認未獲得財產上利益。6.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證交法第171條，將其第2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固僅係避免法律用語混淆所為之文字修正，而非法律之變更，但自一般通常文義來理解，可知內線交易罪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犯罪「獲取之財物」與「獲取之財產上利益」之總和，其中「獲取財物」之部分，為行為人實際買入（或賣出）再行賣出（或買入）之價差而已實現之利得；而「獲取財產上利益」部分，即為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誠然，關於消息公開後應以何時點、何一價額計算行為人未實現之利得，證交法並無明文，但基於損、益常為一體兩面、同源對稱之論理上假設，將行為人因犯罪獲取利益擬制為證券市場秩序或不特定投資人所受損害，不失為一種可行之方式。參之同法第157條之1第3項就內線交易所生民事損害賠償金額，明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準計算差額，係採取擬制性交易所得計算公式。此既屬立法者就內部人因其資訊優勢所劃定之損害賠償範圍，可認立法者應係本於證券實務之考量及損害額之估算，以此作為計算民事損害賠償數額之擬制基準。則犯內線交易罪之擬制所得既無明文規定計算方法，上開計算民事損害賠償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本院自可援用民事上處理類似情形之前揭規定，以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作為擬制賣出（或買入）之價格，據以計算行為人獲取之財產上利益。此「擬制所得法」既具有客觀上之計算基準，亦兼顧民、刑法律體系之調和，使民事責任損害與刑事犯罪利得擬制基準齊一，符合法律秩序一致性之要求。7.綜上所述，犯內線交線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應視行為人已實現或未實現利得而定。前者，以前後交易股價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實際所得法」）；後者，以行為人買入（或賣出）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乘以股數計算之（即「擬制所得法」）。亦即，採用簡明方便之實際所得法，輔以明確基準之擬制所得法，援為犯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方法，不僅合於證交法之立法目的，亦不悖離法律明確性、可預期性原則，有利於司法判斷之穩定及一致。法律爭議二部分（即計算內線交易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應否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1.在證券交易市場買賣有價證券者，其證券交易稅係由出賣有價證券人負擔，並由證券經紀商負責代徵、繳納，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第1款、第3條及第4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另依證交法第85條規定，證券交易手續費係由證券經紀商向委託人收取。亦即，依現行證券交易市場之款券交割機制，買賣股票者，不論其原因、動機為何，均應依法繳交前述稅、費，不能拒繳或免除此部分支出，且係由證券經紀商結算後，直接將扣除應繳稅、費之餘額匯給股票出賣人，股票投資人並未實際支配過前述稅、費。從而，實務上對於因內線交易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向來多採「差額說」（或稱「淨額說」），即應扣除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手續費，以貼近真實利得之計算方法。2.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將「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其修正理由說明：「原第二項之『犯罪所得』，指因犯罪該股票之市場交易價格，或當時該公司資產之市值為認定基準，而不擴及之後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其中關於內線交易之犯罪所得，司法實務上亦認為計算時應扣除犯罪行為人之成本（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七六四四號刑事裁判參照），均與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四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含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且犯罪所得不得扣除成本，有所不同。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犯罪認定疑義，爰將第二項『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以資明確。」等旨，明揭「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因犯罪而直接取得的直接利得，不包含間接利得，且應扣除成本，與刑法沒收新制下「犯罪所得」之範圍，有所區別，為避免混淆，乃予修正。且同條第4項、第5項、第7項關於「沒收」或「犯罪後自首、偵查中自白，如繳交犯罪所得」等條文，仍維持「犯罪所得」之用語。足見立法者有意將「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與沒收之「犯罪所得」明白區隔，兩者概念各別，範圍不同，應予明辨。3.是以，依司法實務向來多數見解及前揭修法意旨，應以內線交易買賣股票之價差，扣除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手續費等稅費成本，據以計算行為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數額。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前揭二項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關於內線交易部分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

（一）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在訴訟上應享有聽審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範疇；此聽審權內涵包含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在內。為使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知悉對其伸張權利或防禦具有重要性之事項，裨益其進行訴訟上攻防，以落實對該第三人之程序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7規定，法院所為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裁定，應記載訴訟進行程度、參與之理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知沒收之旨。再依同法第455條之20規定，法院應將沒收其財產事項之相關文書送達參與人，應送達者當包括與可能被沒收之財產範圍有關之文書，以保障參與人資訊請求權。又為使第三人能充分陳述意見，自應保障其受通知權，依同法第455條之13、第455條之14、第455條之20之規定，檢察官若有相當理由，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於偵查中或於起訴請求沒收時，均應通知第三人；審判中法院於參與沒收裁定及審判期日前，亦應通知第三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利訴訟之準備。藉由上開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編規定之履踐，俾符保障第三人聽審權之立法本旨。（二）原審雖於審判期日當庭裁定第三人○○○等六家公司及王○○應參與沒收程序，惟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7規定，於其裁定記載訴訟進行程度、參與之理由及得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諭知沒收之旨，難謂已盡保障第三人請求資訊權之職責。（三）公司之解散，其法人人格並非即告消滅，必須經清算程序，俟清算完結後，始喪失其人格，此觀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等規定自明。而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三條之規定，同法第26條之1亦有明文。再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除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為選任者外，以董事為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定有明文。雖依同法第334條準用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有數人時，得推定一人或數人代表公司，如未推定時，各有對於第三人代表公司之權。惟關於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455條之14、第455條之20之規定所為之通知，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仍應向其全體清算人送達，以保障清算中公司之聽審權。（四）依卷內資料，吳○○、葉○○於原審108年7月16日審判期日到庭，吳○○固當庭陳明其同意法院沒收附表十二編號20、21所示存款，且原審當庭裁定百年○家公司應參與沒收程序，並改訂108年7月26日續行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嗣葉○○亦具狀陳報其同意原審法院沒收原判決附表十二編號31所示之存款等旨，原審並於108年7月26日就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辯論終結。然稽諸○○○國際公司及百年○家公司基本資料列印表，其上已載明該等公司之狀況分別為廢止、解散，董事會已不存在，且葉○○於原審亦已供稱：百年○家公司目前在清算程序等語，苟屬無訛，則吳○○、葉○○是否為前開公司法規定之清算人而分別具有代表○○○國際公司、百年○家公司而為同意之權利？又縱認葉○○為百年○家公司之清算人，該公司是否仍有其他清算人？若是，依上開說明，原審於108年7月26日續行審判程序前，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0規定，將審判期日通知葉○○以外之其餘清算人，並送達關於沒收其財產事項之相關文書。實情如何，攸關第三人聽審權之保障，猶有進一步究明釐清之必要。乃原審未詳加調查，遽予諭知沒收原判決附表十二編號20、21、31所示之存款，亦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55-12~37條

刑法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455-12~37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符合法定要件而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所明定，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河川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同條第2款之事業負責人未依規定清理廢棄物，致污染環境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此不法利得既為消極利益，依法應就其替代價額為追徵之諭知。又排放廢水犯罪所得範圍之計算，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立法理由說明，明定沒收標的「不法利得範圍」之認定，非關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於證據法則上並不適用嚴格證明，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適用自由證明已足，爰參考德國（當時）刑法第73b條之立法以明文規定。然估算並非恣意，應以合義務性之裁量為之，仍須具有合理之基礎，法院須先就估算基礎之連結事實加以調查審認，再選擇合適之推估方式，例如某特定領域之經驗法則，而普遍採用於稅法計算所得之「內部事業比較」及「外部事業比較」基準，即屬於合適之估算方法，所稱之「內部事業比較」，係指從行為人（或事業）之資料尋找可對照之已知數據，再據以推估無資料可查之待釐數額，並且可援用某段時間已知數據，來推知不具資料期間數據的「倍數」；所稱之「外部事業比較」，係指從相類似事業及相類似行為之已知數據，來推估待釐數額。又既係合適之推估方式，亦無「有疑惟利被告」原則之適用，其理至明。倘事實審法院已依卷內資料，認定估算基礎之連結事實，並採用合適之估算方法（例如內部事業比較基準），依上揭程序而進行合理之推估，且於理由內依憑卷內事證就其依據為必要之說明時，則所為之估算核屬事實審法院適法職權之行使，不能遽指為違法。（二）本件因為節省應支出之花費而增加之盈餘為犯罪所得；對於犯罪所得數額之認定，依憑扣案之○○公司102年9月至102年12月估價單明細（即銷售予客戶之電鍍產品數量），及該期間之電費資料明細（用電度數），以產量與用電數成正相關之經驗法則，認定○○公司此期間實際銷售電鍍產品數量，以（倍數）計算○○公司102全年之產量，並比對卷附自102年9至12月發票存根聯上記載重量、金額，推算實際產量與發票記載二者間之對應係數，復以扣案○○○公司、○○公司自90年至102年期間申報營業稅所載之銷售金額（收入），推估本件犯罪期間90年5月至102年間之電鍍產品重量，並進而推算污泥產量，再據以計算依照合法之清理程序所需支出之藥品費、污泥費、環保系統電費，因而認定本件犯罪所得亦即非法排放廢水而節省支出之費用總額，且就如何認定因節省費用而產生之孳息，亦據卷內資料，詳為論述。原判決既就估算基礎（估價單、用電明細、統一發票、發票存根聯）連結之事實已調查審認，且採用內部事業比較基準作為合適之估算方法，詳予說明其推估計算之過程，以及如何認定本件不法所得數額之理由，依上揭說明，洵無違法可指。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38條之2、第190條之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刑法第38條之1、第38條之2、第190條之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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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

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相牽連之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所列：(一)一人犯數罪；(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無非係以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擴張追加起訴與本案非屬同一案件之案件，不僅減損被告之防禦權利，亦有損訴訟迅速之要求，惟若一概不許追加，則本可利用原已經進行之刑事訴訟程序一次解決之刑事案件，均須另行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要求，故在被告訴訟權利、訴訟迅速審結，以及訴訟經濟之衡量下，特設上述第265條追加起訴之規定。然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歷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6日、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續行併案審判，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案件恐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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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4377號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自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該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運輸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運輸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並增訂第17條第3項：「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4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此項增訂之立法理由敘載：本法對「運輸」毒品之行為均一律依據第4條加以處罰，對於行為人係「自行施用」之意圖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並無不同規範。然此種基於自行施用之目的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且情節輕微者，雖有問責之必要性，惟如一律依本法第4條論以運輸毒品之重罪，實屬法重情輕，且亦無足與真正長期、大量運輸毒品之犯行區別，是針對自行施用而運輸毒品之犯行，增訂本條第3項，以達罪刑均衡之目的。可知立法者係認基於自行施用之目的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且情節輕微者，雖有問責之必要性，但如一律依該條論以運輸毒品之重罪，無足與真正長期、大量運輸毒品之犯行區別。(二)卷查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已供稱：因有嚴重憂鬱症，本案查獲大麻係（純）供自己施用等語。審酌上開立法理由之說明，本件是否符合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3項之規定？又原判決雖於理由欄參、四敘載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惟上開條例修正施行後，法院於個案中審酌是否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有無影響？如何妥適適用？均非無再行審酌之餘地。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修正，即屬無可維持。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7條。刑法第59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7條。刑法第59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559號

按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依立法說明，固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估算是在欠缺更好的調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不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以估算（至於有無犯罪所得，則不包括在內）。若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履行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易見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用估算的規定。法院若未盡合理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說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者，並應於判決說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估算之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562號

一旦犯罪利得發還被害人，若其求償權已獲得全額滿足，行為人即不再坐享犯罪利得，業已產生特別預防之效果，且合法財產秩序亦已回復，則利得沒收之目的已臻達成，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行為人犯罪利得之必要，因此發還條款實具有「利得沒收封鎖」效果。在此原則下，於數行為人共同犯罪時，因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同法第273條第1項、第274條復明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是倘被害人僅為一人，而於犯罪行為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對被害人為全部給付時，因犯罪利得已全然回歸被害人，其民法上之求償權已獲得滿足，此時即生「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法院即不應再對任何犯罪行為人宣告利得沒收。相對地，在被害人為多數時，除非彼此間屬連帶債權，否則被害人民法上之求償權係個別獨立，行為人因負連帶債務而僅對其中部分被害人為給付時，縱給付金額已超過其實際犯罪全部利得，惟就尚未獲得賠償之被害人而言，因其民法上之求償權既未獲得彌補，此時即不發生「利得沒收封鎖」效果，法院仍應對行為人該部分實際利得諭知沒收。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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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565號

（一）按政府採購法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制定，俾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受政府機關等補助一定金額之法人或團體辦理採購時，不論招標、審標、決標、履約及驗收等行為，均屬構成採購作業之各階段行為，悉與公共利益攸關，各有相關程序規定可資遵循。該法第93條另規定：「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此規定亦分別頒布有「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及「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予以規範。基此，所稱共同供應契約為集中採購或共同採購之一種，也是具有彈性機制之特殊採購型態，其係指一機關（下稱訂約機關）為二以上機關（下稱適用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辦理招標、審標、決標程序，擇定複數得標廠商（下稱立約廠商）簽訂供應訂約機關及適用機關之契約，而建立一個交易平台，匡列得標合格之立約廠商、得標項目，使訂約機關及適用機關在共同契約契約期間內，隨時得利用該契約逕向交易平台上之立約廠商訂購，除共同供應契約條款另有規定或適用機關與立約廠商另有約定事項外，無須另訂契約；受訂購之立約廠商直接向訂購機關交貨、履約，並由訂購機關自行辦理驗收及付款，以免除共同需求之機關自行辦理招標、決標及簽約作業等採購程序，廠商也不必重複參加投標，可以節省採購成本，發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若適用機關利用此一交易平台進行訂購時，係以符合機關需要為考量，自行選定任一立約廠商為訂購對象，倘訂購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公告金額）以上，未達5,000萬元（查核金額）者，除擬訂購之項次僅有1家立約廠商而應予議價外，適用機關得自行徵詢2家以上立約廠商進行比價，並經監辦程序選定訂購對象後，再據以辦理訂購，此徵諸「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第3項及「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之規範自明。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107年6月12日工程企字第00000000000號函亦載明斯旨，並闡述適用機關與立約廠商另行議定價格折扣或其他優惠條件，其辦理程序具議價、比價性質，惟因訂約機關已與立約廠商簽訂契約，爰與政府採購法所稱「議價、比價」尚屬有別，不適用該法規定之招標、投標程序等節甚明。（二）依卷證所示，本件○○小學係利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下稱○○銀行採購部）依「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簽訂之「國內出版之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102年圖書採購案，該共同供應契約業經○○銀行採購部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程序，決標後與226家得標廠商簽訂而供適用機關採用訂購，揆諸前開說明，任何一家立約廠商皆為合格供應商，○○國小原可逕洽其中2家立約廠商辦理比價，毋庸依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辦理，縱○○國小依內部簽約程序，採取選擇5家立約廠商進行比價，陳○東在眾多立約廠商中自行選擇任何5家進行比價，乃屬其行政裁量之職權，對其他立約廠商而言，不生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問題，與政府採購法無違。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93條

政府採購法第9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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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639號

按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金，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故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來之現金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契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利之一。相關法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

108年度4月至5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640號

按公司債契約，係因公司債應募人在發行公司備就之應募書上，填寫所認金額，並簽名或蓋章而成立（公司法第252條第1項、第253條第1項參照），公司債應募人僅能附從發行公司所定轉換條件締結公司債契約，無權個別協商契約之內容。而公司債約定得轉換股份者，依公司法第248條第1項第18款、募發準則第29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於其轉換辦法中訂定轉換條件（含轉換價格、轉換期間及轉換股份之種類等）之決定方式。至公司債債權人依公司法第262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享有選擇將所持公司債轉換為發行公司股份與否之權利，惟其轉換權之行使，仍應受轉換辦法所定轉換條件之限制，於其適法行使轉換權時，發行公司始有依其轉換辦法核給股份之義務。相關法條：公司法第262條、第248條第1項第18款、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29條第1項。

108年度6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650號

被告聾或啞或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刑事訴訟法第99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就外國人而言，係為避免其涉訟成為被告，因未諳審判國當地之語言，所造成之語言隔閡，而剝奪其基於國民待遇原則所取得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故賦予詢（訊）問被告之司法人員，得視被告之國籍、教育程度、慣用語言或文字、在審判國居留時間、所處環境等一切客觀條件，確認被告對審判國所使用語言之瞭解程度後，裁量決定是否為其選任通譯。而通譯係譯述言詞文字互通雙方意思之人，其功用係傳譯兩方語言或文字使彼此通曉，則所選任之通譯，當無須以被告國籍所使用之母語或文字為限，應認僅須以被告所能明瞭之語言或文字翻譯轉述雙方之意思，即已完足我國司法機關對外國人涉訟語文方面之照護義務，此不僅可免於我國司法機關陷入難尋被告母語文通譯之困境，亦與我國憲法保障其訴訟權之意旨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9條

刑事訴訟法第9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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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

（一）違法性認識（即學說所稱之不法意識）固不要求行為人確切認識處罰規定，僅知其行為乃法所不許即可。然於犯罪競合時，不法意識即具可分性，對於不同構成要件存在的個別不法內涵均需具備，始得非難各該部分罪責。（二）法令頒布，國民有知法且負諮詢義務，是否可避免，行為人固有類如民法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違反社會性之自然犯，其違反性普遍皆知，雖非無法避免，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3項所規定「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審議委員會，每3個月定期檢討，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係以法律授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規章或命令，變更可罰性範圍，固非屬法律變更。然此類行政規章或命令之公告，究非如法律具備須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而除有規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12、13條）等程序，而得由媒體宣導，使國民得以預見及有相當之準備期間。是填補空白刑法之行政規章或命令，苟無一定之公聽程序或宣導期，尤以變更毒品處罰範圍公告之品項，多係化學類專有名詞，實難期待國民於公告後立即知悉。從而，有關毒品分級及品項之行政規章或命令之公告，既已影響違法性認識範圍，苟行為人於公告後之相當接近時間內違反，即須有相當之理由，始得認具違法性認識。參考法條：刑法第16條

刑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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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705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58條所謂事實於法院已顯著者，係指某事實在社會上為一般所已知而法官現時亦知之者而言。又所謂事實為法院職務上所已知者，指該事實即屬構成法院之法官於職務上所為之行為或係其職務上所觀察之事實，現尚在該法官記憶中，無待閱卷者而言。然苟該事實仍有待專門學問之人診察或鑑定，始足以判斷者，自不包括在內。（二）依原判決所引據之函文資料，既謂尿液中可待因與嗎啡之比例，與使用頻率、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採集尿液時間點等因素有關，依個案而異，且依研究服用可待因製劑後，可待因與嗎啡之比值大於3，而個人代謝速率、代謝途徑、服用之方式及劑型等因素，均會影響比值等語，則該事實既因個案而異，難認係屬原審職務上所觀察或職務上所知，無待閱卷之事實，自非當然即可援引其他案例所函詢之回覆內容據以類推適用，仍有待專門學問之人診察或鑑定後始能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783號

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乃其繼續行為，原判決既已經於首次加重詐欺取財部分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基於刑罰禁止雙重評價原則，就被告等關於同年10月7日至12日止之犯行，自應僅論以加重詐欺罪即已足。然原判決並未詳加區隔，於論罪欄記載：核被告王○翔、熊○昌、羅○仁、林○文、徐○偉、N0000000TS000000U、T0000000NW00000000I、A00000AS00000O、S0000000AS00000000N、U000000EP000000000M、M0000AK00000T、S000000EK0000I、W00000000NN000000E、S0000000NS00000E、K000000NS00000A、P00000TK0000000000N、N0000000NL00000A、T0NT00000000A、N00000AK000000T、C00000DS00000000000A所為【原判決漏列被告S0EL0UL000000O（即賓○德）】，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並於理由伍􀋇三敘述：本案被告王○翔、熊○昌、羅○仁、林○文、徐○偉及泰國籍被告至、、等人，既均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2罪），則不應割裂法律適用，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從刑等語。自難謂適法。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刑法第339條之4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刑法第339條之4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801號

（一）相對於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實體證據，「彈劾證據」之功用在於協助法院針對證據證明力形成心證。彈劾證據與犯罪成立與否無關，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惟於審判期日證人所為陳述與審判外之陳述相異時，可提出該證人先前所為自我矛盾之陳述，用來減低其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此種作為彈劾證據使用之傳聞證據，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證人陳述之證明力。則彈劾證據主要目的既為減損證人證言之憑信性，被彈劾之證言自應以具備證據能力為限，若係欠缺證據能力之證言，因證言本身不具證據資格，即無憑信性可被彈劾可言。另相對於美國法只要被告放棄其緘默權利，立於證人地位，其程序皆與人證程序相同，自適用彈劾證人陳述可信度之程序。然我國被告對於自身案件並無證人適格，因此對於被告本身之陳述是依據自白法則、任意性法則來認定，並無人證程序之適用，即被告之陳述是否可採，應由法官本諸確信自由判斷，並無彈劾證據之適用。雖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63條、第169條或第184條等規定賦予證人與被告、被告與被告間詢問或相互對質之機會，此等詢問及質問之本質亦係利用彈劾方式呈現各個證據間之可信度，但究不能以被告本身先後不一致之陳述資為彈劾證據用以削弱或減低其自白之可信性，否則只要被告陳述一有翻異或齟齬，即謂其先前或全部所述均不可信，自有違證據法則。（二）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者與客觀上存在或發生之事實，二者間不相一致之情形，乃刑法上所稱「錯誤」。其中「客體錯誤」係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發生誤認，以致其本身雖以為所加害的為其所認識或相像之客體，而實際上卻為不同之客體。以刑法上之殺人罪為例，殺人行為係侵害人之生命法益，亦即一個人的生命因殺人行為而喪失，則其行為客體只要是「自然人」即可，至於此「人」之姓名、身分、年齡、性別如何，並非殺人罪應細究之重點。是倘甲要殺乙，卻誤丙為乙而殺之，不論採德、日或我國之「客體等價說」或「法定符合說」理論，均不阻卻故意，甲仍成立殺人罪。則若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行為、行為情狀及行為結果認識均無錯誤，即如甲主觀上具有殺乙之故意，嗣所殺害的即為其所計畫殺害之乙，後始發現乙之姓名其實為丙，此只能認行為人係對被害人之姓名認識錯誤，然並非刑法上所稱之「錯誤」。於前述「客體錯誤」時甲並不阻卻殺人之故意，則在所認識與實際加害「客體同一」而非刑法上錯誤下，當然亦不影響甲殺人罪之成立。本件倘被告前揭自白為真，其原本即認識所射殺即為於案發時與其發生爭執之「人」，客觀上亦殺害該「人」，則無論此「人」確實姓名為「劉○誠」、「朱○杏」或稱呼其為「姨父」與否，被告仍應成立殺人罪。乃原審未能剖析明白，始終拘泥本案死者之姓名、身分究竟為何？有無錯誤？完全忽略殺人罪構成要件之本質，致上訴意旨得據以指摘，容有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55條第2項、第163條、第184條。刑法第13條、第271條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

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共同正犯中一人或數人事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全部賠付，而求償或沒收擇一實現，同樣可滿足「排除犯罪不法利得」之規範目的，如已優先保障被害人之求償權且已實際取得，就等同「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情形，不應再對未參與和解賠付之其他共同正犯宣告沒收或追徵。否則，一概宣告沒收，日後判決確定後，檢察官為沒收之執行時，因被害人已完全受償，不得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發還檢察官執行追徵之上開所得，國家反而因行為人不法犯罪，坐享犯罪所得；或共同正犯中已賠償之人基於民事內部關係，向未賠償之人請求，對後者形同雙重剝奪。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94號

民國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835條之1規定：「地上權設定後，因土地價值之昇降，依原定地租給付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增減之。未定有地租之地上權，如因土地之負擔增加，非當時所得預料，仍無償使用顯失公平者，土地所有人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乃將情事變更原則條文化，於該法條公布施行後，不論地上權設定時間在之前或之後，倘有該法條所定情形，土地所有人均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相關法條：民法第835條之1

民法第835條之1

109年度2~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954號

（一）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民國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修正公布，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已明確規範修正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應適用裁判時法，自無庸比較新舊法。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明文規範犯罪利得之沒收，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罪誘因。惟由於國家剝奪犯罪所得之結果，可能影響被害人權益，基於利得沒收本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並避免國家與民爭利，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此亦能避免被告一方面遭國家剝奪不法利得，另一方面須償還被害人而受雙重負擔之不利結果。反之，倘利得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縱被害人放棄求償，法院仍應為沒收之宣告，藉以避免修法前不法利得既不發還被害人，亦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而使犯罪行為人繼續保有不法利得之不合理現象。為進一步落實保障被害人權益之本旨，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於105年6月22日經修正公布，同於105年7月1日施行，依修正後第473條規定，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權利人仍得本其所有權等物權上請求，聲請執行檢察官發還；而因犯罪而得行使請求權之人，如已取得執行名義，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受償，以免犯罪行為人經國家執行沒收後，已無清償能力，犯罪被害人因求償無門，致產生國家與民爭利之負面印象。惟為特別保護受害之證券投資人，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其中第7項修正為：「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依其立法理由載稱：「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犯罪所得發還對象為被害人，較原第7項規定之範圍限縮，被害人以外之證券投資人恐僅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於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聲請發還或給付，保障較為不利，爰仍予維持明定。」等旨，復考諸其立法歷程，該條修正草案之提案機關即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主任委員，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時說明修正緣由略以：因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涉及投資大眾之利益，倘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須在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犯罪所得，一年之後就不能再聲明參與分配，惟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所提民事訴訟，常在刑事案件確定之後才進行，其進行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無法在刑事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民事確定判決，當作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故而提出修正草案，避免受到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一年期間之限制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8期，頁310），可見其立法意旨在使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所得優先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不受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須於沒收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要件之限制。又依其前開立法理由，係以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犯罪所得優先發還對象侷限於被害人，不足以保障被害人以外之證券投資人等修正理由，因而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所定之犯罪所得發還對象予以擴張，修正為「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但並未排除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條件之適用，已不能認證券交易法上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並無上開新刑法封鎖沒收效力規定之適用。再自法規範體系之一貫而言，雖新刑法封鎖沒收效力規定，適用於實際發還被害人之情形，然此次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對於發還犯罪所得事項，特別將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第三人與被害人並列保障，則三者就新刑法優先發還條款有關封鎖沒收效力之規定，自無異其適用之理，否則無異重蹈上述不法利得既不發還，亦未被沒收至國庫之覆轍，反而使金融犯罪行為人繼續保有不法利得，而與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意旨相悖。因之，稽諸此次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之立法歷程及立法理由，並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精神為整體觀察，依目的、體系及歷史解釋，證券交易法上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仍有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條件之適用，且為符合前開保障受害之證券投資人等求償權人之立法本旨，於犯罪所得未實際發還之情形，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猶應同時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條件，俾利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裁判時，得以發還、給付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換言之，經法院認定被告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及其犯罪所得數額後，倘該犯罪所得尚未實際發還予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不論其等是否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法院應於主文內宣告該犯罪所得數額，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予以沒收之旨，俾使檢察官於日後執行沒收犯罪所得入國庫前，先發還或給付前開之人，縱使已入國庫，亦應許其等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就沒收物、追徵財產發還或給付，而不受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須於沒收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之限制，始符前述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亦能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在使犯罪行為人不得繼續保有不法利得之立法宗旨，庶免義務沒收規定形同具文之弊，並兼顧實務之需。至於上述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刑事執行程序聲請發還、給付，是否宜有期間限制，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二）原判決於理由內敘明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所定封鎖沒收或追徵之要件，即其所稱「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必須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人已請求並且經法院確認其發還數額，甚或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已得實際發還者，始生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效力，而得自始排斥刑事法院為沒收或追徵之諭知等旨（見原判決第92至93頁），而認為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人縱已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但未經法院確認其發還數額，甚或尚未取得民事執行名義，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就沒收物或追徵之財產，於刑事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聲請發還或給付。惟上開法律見解，未慮及前述證券投資人等求償權人提起民事訴訟之程序曠日廢時，常於刑事裁判確定後經較長期間始取得民事執行名義等情，而與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之立法目的有悖。從而，原判決未於主文內分別宣告林○龍、林○源、熊○麟本件犯罪所得數額，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予以沒收之旨，自有商榷之餘地。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事訴訟法第473條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事訴訟法第473條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991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旨在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或指派檢察事務官詢問，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例外承認僅有審判中之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衡諸該條文意旨，仍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其適用，缺一不可。易言之，限於廣義偵查程序中，未賦予被告任何自白之機會時，始得逕以其有審理中之自白，例外適用上開減刑之規定。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1074號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雖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未及於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或書狀之影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業經修正且經總統於108年6月19日公布，並將於108年12月19日施行，規定「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已及於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或書狀影本），及審判後擬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之階段。然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已宣告上開規定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宗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等旨，本諸合目的性解釋，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如因上揭訴訟之需要，請求法院付與卷證資料影本者，仍應予准許，以保障其獲悉卷內資訊之權利，並符便民之旨。至於判決確定後之刑事案件被告，固得依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相關規定，向檔案管理機關或政府資訊持有機關申請閱卷，如經該管機關否准，則循一般行政爭訟程序處理；惟因訴訟目的之需要（如再審或非常上訴），而向判決之原審法院聲請付與卷證影本，實無逕予否准之理，仍應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應予限制閱卷等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二）本件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案件，以欲聲請非常上訴、再審為由，請求原審法院准予預納費用（由其服刑單位保管金中扣除）付與前開卷內相關證據資料，原裁定以該案件已判決確定，不符合條文所定之於審判中，及非管理或持有機關，因認其請求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揆諸上開說明，自有未洽。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1089號

（一）就已死亡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為人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雖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其等繼承人所有，然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得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法院於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從一併或附隨於本案訴訟裁判，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等規定，準用第七編之二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以避免第三人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而坐收獲利。而該沒收程序，既係法律明文規定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之獨立程序，所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當指各級法院所受理聲請案件裁判當時所依據應適用之法律，要非前案訴訟裁判時之法律，自屬當然。（二）如附表所示共188萬4,316元，既係被告違法收受賄賂之犯罪所得，因被告死亡之事實上原因致未能判決有罪，而無從以判決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又被告死亡後，其妻廖○蜜亦死亡，第三人沈○甫等3人為被告之子女，因繼承而無償取得上開犯罪所得，有其等個人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在卷可參。本件被告所涉案件雖因死亡致判決無法送達而未能確定，亦無受刑人可言，然其上開收受之賄款既屬法律規定應沒收之物。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於法自屬有據。原裁定撤銷第一審准許檢察官所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聲請，並逕予駁回檢察官於第一審之聲請，即難謂妥適。參考法條：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7。15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1297號

(一)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始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甚明。其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又此所謂「應受免刑」之判決，指「必要及絕對」免除其刑之規定而言，如屬「任意或相對」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則不在此列。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如何選擇，法院有裁量之權，與必免除其刑者有異，並非「應受免刑之判決」，自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二)本件依抗告人所提原確定判決，可知抗告人於其所涉販賣毒品案件審理中，雖已具體供出其毒品之來源，但嗣後該上游毒品來源楊○書始遭檢察官提起公訴，乃無法及早於前揭販賣毒品案件審理中，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免刑之範圍，本院先前歷來所採之見解，一向認係僅指「必要、絕對」免除其刑之規定情形而言（不包含「必要、相對」免除其刑）。本庭經評議後，擬擴充解釋，放寬免刑範圍包含「必要、相對」情形，而與本院先前裁判法律見解有潛在性歧異，乃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提出徵詢。(三)於徵詢程序完成，本院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主張仍應維持本院先前之見解（即限於「必要、絕對」免除其刑）。本庭既屬少數說，終經評議依「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條第2款，改採本院先前裁判之原見解，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已經達成，本院先前裁判之見解，並未變更。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1489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雖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至於判決確定後，無辯護人之被告得否以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等理由，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法雖無明文，然刑事訴訟程序，與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而禁止類推適用的實體法不同，在法無明文規定而存有法律漏洞的情形，如與現行明文規定的規範目的具備類似性時，尚非不得以類推解釋之方式擴張或減縮其適用範圍。且現行刑事訴訟法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即卷證資訊獲知權），係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等旨，此業經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在案。則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如有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等訴訟上之需求，依上開解釋意旨之規範目的予以類推，其卷證資訊獲知權亦應等同於審判中之被告，始符合憲法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意旨。另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在被告案件終結後，均得閱覽訴訟紀錄。但對訴訟紀錄之保存或對法院及檢察廳之事務有妨礙者，不在此限。」之立法例，以及我國實務上見解「聲請再審或抗告之刑事案件，如有當事人委任律師請求抄閱原卷及證物，現行法並無禁止之明文，為符便民之旨及事實需要，自應從寬解釋，准其所請」（見司法院76年10月22日76台廳二字第06125號函，及臺灣高等法院編印「辦理刑事審判紀錄業務」第131點）之同一法理，對於判決確定後，無辯護人之被告以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等理由，請求預納費用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既無禁止之明文，依上開解釋意旨之規範目的，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除另有保密限制規定或安全考量等情形外，仍應從寬賦予判決確定之被告，有上開請求交付卷內筆錄或證物等證據之權利，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並符合便民之旨。至於判決確定後之被告，固得依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定，向檔案管理機關或政府資訊持有機關申請閱卷，如經該管機關否准，則循一般行政爭訟程序處理；惟因訴訟目的之需要，而向判決確定之原審法院聲請付與卷證影本，實無逕予否准之理，仍應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應予限制之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二）本件抗告人因犯加重強制性交罪經判刑確定後，其以聲請再審所需，向原審法院請求付與該案件卷內筆錄影本，原裁定遽以該案件已判決確定，且檢察官並將抗告人發監執行，不符合前揭條文所規定「審判中」之要件，而駁回其聲請，依上述說明，尚非允洽。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1585號

關於刑事被告本案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對於第二審法院初次沒收其財產之判決，是否得向本院提起第三審上訴？⒈司法院釋字第725號解釋敘載「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不得以該法令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本院釋字第177號及第185號解釋應予補充。」已就大法官釋字之效力起點詳為解釋。依上開解釋意旨，自不得就大法官釋字所為解釋予以任意之擴張範圍，尤以現行法已有相關之規定時，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法官對於審理之具體個案，仍應依現行法之規定而為適用，縱若認現行法之規定，存有牴觸憲法疑義，亦祇能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聲請大法官為解釋，不能任意以與解釋意旨相同之法理為由，認現行法之規定不符合解釋意旨，而不予適用。刑事訴訟程序中，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8規定，參與沒收程序之審判、上訴及抗告，除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第三編及第四編之規定。依其立法理由明載：「二、本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審判、第三編上訴及第四編抗告之規定，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關於審判期日之進行方式、宣示判決之規定、上訴程序及抗告等均應予準用」，可知上訴程序及抗告均在準用之列。自應認關於在第二審判決中，被諭知沒收之第三人，其提起第三審上訴，現行法已有明文規定準據（本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8號判決之法律見解參照）。⒉關於提起上訴之限制，屬立法形成之範圍：司法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意旨，均已明揭有關訴訟救濟所應遵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係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屬立法形成之範圍。而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係就本案刑事被告初次受有罪判決，是否得上訴第三審而為解釋，該解釋之範圍，未及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救濟。另外，具有內國法效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歐洲人權公約第七議定書第2條第1項規定：「被法庭判決為犯有刑罰罪的任何人，均有權要求上一級法院對判決或判刑進行複審。本權利的行使，包括其行使的依據，將受到法律管轄。」上開請求上級法院覆判之權利，既明白顯示乃針對本案被告「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之情形而規範，依「明示其一，排斥其他」之法律原則，自不及於對第三人財產干預之沒收。⒊從第三人參與沒收制度之進一步探討：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相關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7第2項規定，參與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除有該條但書（非因過失，未於原審表示意見、聲請調查證據；其他上訴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有420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或第5款）之情形外，為避免裁判矛盾或訴訟延滯，參與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不得就原審認定犯罪事實與沒收其財產相關部分再行爭執，可見對於第三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已有明文限制，而關於第三審上訴，別無特別例外之規定；其中，同法第455條之29以下，關於第三人非因過失未參與沒收程序，而聲請撤銷沒收確定判決程序，依同法第455條之32第4項規定，即應準用同法第四編（抗告）程序之規定。於是，在現行規定之下，第三人沒收之特別程序，是否得「獨立」提起第三審上訴，所涉及之範圍、層面，實不只本案類型一端，而關係到第三人沒收程序整體法律制度之建立，益難逕認現行準用之規定為違憲。⒋綜上所述，關於刑事被告本案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對於第二審法院初次沒收其財產之判決，於現行規定法制下，不得向本院提起第三審上訴。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177條、第185號、第371號、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第665號、第725號、第752號。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歐洲人權公約第七議定書第2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05條、第420條、第455-27條、第455-28條、第455-29條、第455-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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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抗字第1588號

（一）按刑事被告（暨辯護人）之閱卷權與法庭錄音內容之交付，核屬不同之程序制度。閱卷權除係辯護人有效辯護之憑藉外，涉及被告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立法目的俾使刑事被告有效行使其防禦權，係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之體現，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33條，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著有解釋文揭示其旨。而法庭錄音乃法庭活動之紀錄，載有所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資訊，除了被告以外尚包括其他人之個人資訊，是則法庭錄音內容之交付，固有保障刑事被告訟訴權益之作用，然亦涉及法庭公開與個人資訊保護等重要權益之衡平，尚非逕源於憲法保障之訴訟權，規範於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其第1項明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後相當期間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又錄音（錄影）內容須儲存於一定載體，非必然隨案件卷證保存，且現行以數位檔儲存之特性，複製容易、流通迅速，為避免交付後非正當目的之使用，於該法第90條之2至90條之4暨其授權所定之辦法另訂有保存、管理之規範，是就法庭錄音內容交付之聲請，其要件、程序、期間及及管轄法院均有別於刑事訴訟法閱卷權之規定，準此，被告為該項之聲請，自應依循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之相關規定，而非閱卷權之規定，應予釐清。（二）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3授權司法院訂定之《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法庭錄音、錄影內容儲於數位媒體者，案件終結後由各法院資訊室保管；儲於錄音、錄影帶及其他錄音、錄影媒體者，案（事）件終結後由各法院檔案室自行列冊保管。」，可知法庭錄音不論在案件繫屬中，或案件終結後而儲存於數位媒體或錄音帶及其他媒體，均由各實施錄音之法院保管，並不隨同卷證資料保管。準此，《法院辦理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行注意事項》第3條明定「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聲請案（事）件，應由錄音、錄影之法院裁定之。但錄音、錄影之法院與錄音、錄影內容所屬案（事）件卷證所在之法院不同者，該卷證所在之法院，認有必要者，亦得裁定之；認無必要者，得將該聲請案（事）件裁定移送錄音、錄影之法院。」本件抗告人聲請交付卷內「102年4月1日訊問筆錄、103年9月17日審判筆錄之錄音檔案」，分別係第一審法院家事法庭102年度家護字第186號通常保護令事件調查程序、該案第一審法院審判期日之法庭錄音內容，則本件法庭錄音之法院係第一審法院至為明確，原審法院既非該法庭錄音之法院，亦非卷證所在法院，揆之前述說明，抗告人向原審法院為本件聲請，於法未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第90條之2、第90條之三。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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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抗字第1619號

刑事訴訟法第316條前段規定羈押之被告，經諭知無罪、免訴、免刑、緩刑、罰金或易以訓誡或第303條第3、4款不受理之判決者，視為撤銷羈押。係因受上述判決者，或羈押已失目的，或無待乎執行，或所執行者為財產刑，均無須拘束被告之自由，若為保全訴訟之進行或保全證物，而科以類似短期自由刑的羈押處分，顯然過當，亦違反比例原則。職是，在被告受上述判決時，羈押即失其必要性，羈押中的被告應立即釋放。然依同法第303條第7款管轄競合所為之不受理判決，並不在上開法定視為撤銷羈押之範圍內。且同法第8條規定「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之立法意旨係在避免有管轄權之數法院，對於同一案件均予審判之弊，且雖原則上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但亦可經由共同直接上級法院裁定，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之，顯然並非繫屬在後之法院即必定不得審理。本案雖經第一審、原審及本院分別為前開判決，但並非欠缺訴追條件或法院無審判權，乃國家對抗告人之刑罰權確實存在，僅係在管轄競合之情形下應由何法院審理尚待釐清。是本案與另案是否屬同一案件尚未確定，縱屬同一案件亦仍有由第一審法院審理之可能。故法院對於是否羈押抗告人，自與一般案件判決後之處理無異，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所定要件，就抗告人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審判、執行之必要，進行審認，非謂法院一旦以程序判決終結案件之訴訟繫屬，即喪失對抗告人強制處分之權限。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第316條。

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第3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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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抗字第1695號

（一）受刑人、羈押收容於監所之當事人（下稱收容人）提起上訴者，不論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均無不可。其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依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且該監所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亦無扣除其在途期間之問題；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原審法院提出上訴書狀者，倘該監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自應依同法第66條第1項規定，扣除其在途期間，並應以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又稽之刑事訴訟法第351條之立法目的無非係因收容人在監所之人身自由處於被剝奪之狀態，不能直接向法院提出書狀時，為其便利而設，並非以監所長官轉遞送為必要，其仍得擇其有利之方式寄送書狀，然因其寄送之書狀仍須由監所依司法院釋字第756號解釋意旨、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等相關規定，檢查該書狀有無違禁物（但未閱讀內容），形同其僅能透過監所寄送（即不含收容人於出庭時向法官提出，或與辯護人接見通信時請辯護人轉遞，或以書信附件請親友代為寄送）書狀，致收容人於監所寄送之書狀究採取何種方式提起上訴，仍有未明，尤其上訴書狀於監所寄送時已逾上訴期間，然如加計在途期間，仍屬合法上訴者，或寄送至法院時已逾上訴期間，然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時，亦屬合法上訴者，茍監所未在書狀上明確區分或註記收容人究係採取何種方式提起上訴，無異剝奪收容人可擇其最有利之方式上訴之權利，諒非上揭條文之立法目的。（二）經查原裁定固依憑上開蓋有監所長官108年7月19日14時25分收件章之抗告人刑事上訴狀、高雄監獄函以：本件刑事上訴狀，為抗告人依規定之遞送訴訟書狀流程提出，非自行寄送等語、以及其函附之訴訟書狀收據存根等為憑，因而認抗告人係經監獄長官提出上訴書狀且已逾期等旨。惟上開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函及其函附之收據存根，在外觀上無從辨識或區別抗告人究係依循何方式提起第三審之上訴，自不能僅因高雄監獄函覆遽認定本件上訴書狀非抗告人自行寄送，尤其高雄監獄不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其上訴期間經扣除在途期間8日，尚未逾期，此攸關其上訴是否合法之認定，原審未調查究明上開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及函附之收據存根，有何足可辨識或區別抗告人寄送上訴書狀方式之註記，或通知相關承辦人查明依憑、原委，即以其之上訴逾期，裁定駁回，仍欠允洽。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9條(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前)、第351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49條(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前)、第35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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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抗字第17號

（一）按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與刑之折抵，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明定以1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1日，或第42條第6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至上開羈押日數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刑易服勞役日數之優先順序如何，則未有明文。是檢察官辦理受刑人執行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案件，受刑人未繳納罰金而須易服勞役者，其對於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如何折抵各刑罰，何者優先折抵，固有裁量權限，然該執行指揮之裁量權限仍須遵守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基本原則，在罪責原則的前提下，綜合考量刑罰執行之目的、犯罪人再社會化與復歸社會之利益等相關情形，詳予斟酌法規目的、個案具體狀況、執行結果對受刑人可能產生之影響（有利、不利情形）、行刑權消滅與否等一切情狀，擇定正確適當之執行方式。必無裁量濫用、逾越裁量範圍、牴觸法律授權目的或摻雜與授權意旨不相關因素之考量等情事，其指揮執行之裁量方為合法。（二）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案件之執行，其罰金未繳納而須易服勞役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80條第1項、監獄行刑法第2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等規定，罰金易服勞役與處徒刑或拘役之人犯，應分別執行，且二者各在監外作業或於監獄內執行之方式有別，形式上似以羈押期間折抵較重之有期徒刑刑期較有利於受刑人。然對於刑期6月以上之受刑人，為促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法處遇之；且依監獄行刑法第20條受累進處遇者，方適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監獄行刑法第20條第1項前段、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條定有明文。從而罰金未繳納而易服勞役之情形，因非屬「刑期6月以上之受刑人」，本無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適用。是受6月以上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宣告之受刑人，未繳納罰金而須易服勞役者，其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若先折抵有期徒刑完畢，其罰金易服勞役之執行，即無從受累進處遇。而若羈押日數先折抵罰金易服勞役之額數，其6月以上有期徒刑部分之執行，則可適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相關規定。因此從刑罰目的與透過累進處遇促使受刑人及早復歸社會、再社會化之角度而論，前述情形羈押日數先折抵罰金易服勞役額數，是否概無可取，亦非必然。參考法條：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

刑法第37條之2第1項。

108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31號

惟按「債務人依執行名義應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有一期未完全履行者，雖其餘履行期限尚未屆至，債權人亦得聲請執行」，「前項債權之執行，僅得扣押其履行期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家事事件法第19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一、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2項之規定，執行名義附有期限者，於期限屆至，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又依同法第5條之1之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分期給付者，於各期履行期屆至時，執行法院得經債權人之聲請，繼續執行之。惟關於命債務人定期或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執行名義，倘要求債權人依上開規定聲請執行，將徒增債權人逐期聲請之煩，而增加債權人之程序上不利益。且倘債權人囿於上開限制，於累積數期債權到期後始合併聲請執行，對於生計已陷困窘之債權人而言，亦緩不濟急。故關於此類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自有放寬上開限制之必要，爰設第1項規定二、為避免損害債務人之期限利益，就前項債權之執行，僅得就履行期限屆至之債權，執行債務人對於第三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爰設第2項規定」，其目的在簡化強制執行程序，放寬聲請債權之範圍，以達一案解決，無庸分次多案執行。又債權人雖就已屆期及尚未屆期之上開債權，得一併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為預備查封，但法院就該屆期、未屆期之債權核發扣押命令時，其扣押之標的物僅限於「債權人之債權履行期限屆至後，債務人已屆清償期之薪資債權或其他繼續給付之債權」。查家事事件法第190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既在解決債權人逐期聲請之煩，而放寬得聲請強制執行之限制。而相對人有遲誤1期履行之情事，為原法院認定之事實。果爾，再抗告人就已屆期及尚未屆期之債權，得聲請法院核發扣押命令，扣押相對人上開範圍之執行標的物。惟就再抗告人尚未屆期之債權，不得核發換價命令，整個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12條，家事事件法第186條。

強制執行法第12條，家事事件法第186條。

108年度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320號

（一）法院對於撤銷沒收確定判決之聲請，應通知聲請人、檢察官及自訴代理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1規定甚明。其立法理由謂：「法院為判斷原沒收確定判決前之審理程序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於裁定前，自應通知聲請人、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由聲請人提出足以認定原沒收裁判未經正當程序之證據，予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陳述意見。爰參考日本應急對策法第13條第5項之立法例，增訂本條規定。」而日本應急對策法第13條第5項規定：「法院就有關意旨書所載事項，應使請求人及檢察官陳述意見，且依請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或依職權調查認為有必要之證據。…」第3項並規定：「依第1項規定所為聲請違反法令所定程式，或已逾同項所定期間，或請求人所提非因可歸責於己之理由致無法在本案訴訟程序中主張自身權利之理由經認為無理由時，或認沒收物顯不屬於請求人所有時，應於聽取請求人、檢察官之意見後，以裁定駁回其請求。…」是法院應於裁定前賦予聲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不限於法院認為撤銷沒收確定判決之聲請有無理由之情形。又聲請人是否為沒收判決確定時被沒收財產之權利人，攸關其能否聲請撤銷沒收確定判決之判斷。倘有爭執，法院自應於裁定前通知聲請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經法院判決沒收財產確定之第三人，非因過失，未參與沒收程序，且其聲請撤銷沒收確定判決，合於法律上之程式及期限，法院即得以裁定撤銷沒收確定判決。至於沒收確定判決實體上有無違誤，則非所問。此觀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94項規定即明。（二）抗告人以其為上開支票之權利人，非因過失，未參與沒收程序，聲請撤銷上開沒收確定判決，而告訴人具狀爭執其權利。則抗告人是否為沒收判決確定時被沒收財產之權利人，既有爭議。原審未於裁定前通知抗告人，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逕認其非適格之聲請人，復以其主張宣告沒收該支票，有違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亦無理由，而予駁回，自有未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374號

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其他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而未經受刑人請求合併定應執行刑，嗣經執行檢察官審酌受刑人前科、所犯案件之特性及其他具體情形後，認具有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或第4項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或「因身心健康，執行（社會勞動）顯有困難」之規定，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者，此時此部分之刑因受刑人必須入監服刑，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無異，檢察官於審酌認已不可能再准，自應不待受刑人請求，依法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以維護受刑人因此得獲之恤刑利益。是檢察官據此而依職權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於受刑人並無不利，即難指為違法或不當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

刑法第50條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436號

（一）量刑及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然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並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自由裁量係於法律一定之外部性界限內（以定執行刑言，即不得違反刑法第51條之規定）使法官具體選擇以為適當之處理；因此在裁量時，必須符合所適用之法規之目的。更進一步言，須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所指導，此亦即所謂之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關於定應執行之刑，既屬自由裁量之範圍，其應受此項內部性界限之拘束，要屬當然。倘違反外部性界限，固屬違法，違反內部性界限，亦係不當，均為通常上訴、抗告程序救濟之範圍。又民國103年6月4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下稱原定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基於有利被告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定執行刑，原定執行刑有拘束新定執行刑上限之效果，法院裁量所定之刑期上限，自不得較重於「原定執行刑加計新宣告刑之總和」；另更定其刑結果，祇要符合刑法第51條規定，即是以限制加重原則取代累加原則以決定行為人所受刑罰，固屬合法，但基於法秩序理念及法安定性原則，對原定執行刑仍須予以尊重，倘另定執行刑時，依其裁量權行使結果，認以定較原定執行刑為低之刑為適當者，即應就原定執行刑有如何失當、甚至違法而不符罪責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詳載其理由，俾免流於恣意擅斷，而致有量刑裁量權濫用之虞。（二）本件再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至28等28罪，前曾經原審法院107年10月29日107年度聲字第3074號裁定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6年4月確定，檢察官嗣依再抗告人之請求，以上開28罪與附表編號29所示妨害自由罪所宣告有期徒刑5月，合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第一審法院乃據以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6年8月。原裁定對該原定執行刑有期徒刑16年4月確定裁定裁量權之行使，究有如何之不當或違誤，未置一詞，遽於原定執行刑之28罪之宣告刑再增加附表編號29之宣告刑後，裁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2年。其裁定理由已然欠備並有矛盾。15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458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2項固規定「法院認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有理由者，應為准許之裁定」，且依同法第221條規定，裁定不以經當事人言詞辯論為必要。惟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依同法第455條之35規定，應以書狀記載「一、應沒收財產之財產所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但財產所有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二、應沒收財產之名稱、種類、數量及其他足以特定沒收物或財產上利益之事項三、應沒收財產所由來之違法事實及證據並所涉法條四、構成單獨宣告沒收理由之事實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嚴格要求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應敘明應沒收財產所由來之違法事實、構成單獨宣告沒收理由之事實及證據。又同法第455條之37規定「本編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9、第455條之24及第455條之26規定，參與人就沒收其財產之事項，準用被告訴訟上權利之規定，以及原則上應經言詞辯論程序，並應以判決諭知沒收或不予沒收），嚴謹規範法院就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所應踐行之程序。可見單獨宣告沒收，依法雖屬裁定，而非判決，惟為完足保障第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上權益，並參酌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為裁定前有必要時，得調查事實」，且犯罪行為人究竟有無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若干、不論係屬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之事項，均應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故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倘未經實體確定判決依法調查證據，並就事實及法律辯論而為明確認定犯罪所得，允宜踐行實質之調查證據及言詞辯論。尤以於有無犯罪所得而案情複雜、金額龐大，以及第三人就是否符合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有重大爭議之情形，益加不容忽視。（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則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所生之孳息，同屬犯罪所得。所稱孳息，依其立法理由說明，係指利息、租金收入等。參酌民法第69條規定「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稱法定孳息者，謂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從而，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所稱孳息，當有其特定涵義及範圍，允宜辨明並認定、載敘。至於犯罪所得與違法行為間，必須具有「直接關聯性」，始得宣告沒收，乃屬當然法理；倘彼此欠缺「直接關聯性」，即無犯罪所得可言，應不得宣告沒收。故沒收違法行為犯罪所得之孳息，必須明確認定該孳息之屬性（係利息、租金或其他因法律關係所得之收益），以及違法行為與孳息具有「直接關聯性」。（三）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即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係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於事實審法院對犯罪所得沒收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資料，合理估算犯罪所得，俾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則，仍必須有積極證據，證明犯罪行為人確實有犯罪所得，始有依上開規定估算犯罪所得可言，而不得單憑估算，據以推認犯罪所得。至於屬於特別或專門知識或經驗之事項，必須由具有特別或專門知識及經驗之人員、機關或團體鑑定或說明，始足以正確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第455條之35、第455條之36、第455條之37。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第38條之2第1項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481號

按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要保人得終止保險契約，其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而要保人破產後，喪失對其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終止權亦屬之，須由破產管理人繼受為之。至同法第123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要保人破產時，保險契約訂有受益人者，仍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觀諸其文義，並無限制破產管理人行使終止權，且鑑於受益人之受益地位來自要保人，解約金本質上屬要保人之儲蓄，破產財團對之亦有利益，尚難以保障受益人為由，即剝奪要保人及破產財團之權利，是此規定應僅係表明人壽保險契約不因要保人破產而當然終止。相關法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第123條第1項後段

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第123條第1項後段

108年度7~8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536號

（一）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概念，屬維繫人性尊嚴之一環，實現此憲法概念之程序法規定，則因人民所處法律位階層面之不同，而分散臚列於行政程序法及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中，於踐履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時，應視個案判斷適用之程序法規定。行政程序法與刑事訴訟法雖屬不同法律層面之程序規定，惟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踐履及人權保障之實現，並無二致。刑罰係由法院裁判後，由檢察官執行實現裁判內容，完成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故執行有罪判決乃行使刑事訴訟所確定之國家具體刑罰權，係為輔助完成刑事司法權之完整實現，以達刑事訴訟之目的，屬廣義之刑事訴訟程序，應定位為司法行政處分，雖非行政機關之單方行政處分，而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但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特別攸關受刑人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利，仍宜遵循適當之程序，慎重從事。（二）易科罰金制度係對於違犯輕罪之行為人，本受徒刑或拘役之判決，若依宣告刑而執行，可能產生不良之影響，故於刑罰執行時變更本所宣告之刑，改以罰金替代徒刑或拘役之易刑處分，以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所產生之流弊。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台幣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依其立法理由說明，個別受刑人如有不宜易科罰金之情形，在刑事執行程序中，檢察官得依該項但書規定，審酌受刑人是否具有「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等事由決定之。是以，於法院判決確定後，受刑人僅取得得聲請易科罰金之資格，檢察官對於得易科罰金案件之指揮執行，仍應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如認受刑人確有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自得不准予易科罰金，此乃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濫用權限，本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惟因刑法第41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易服社會勞動。」並未排除受刑人於檢察官否准易科罰金時，得請求易服社會勞動，是檢察官認受刑人不宜易科罰金時，非不得准許其得易服社會勞動。雖刑事訴訟法並無執行檢察官於刑之執行指揮時，應當場告知不准易科罰金之規定，但此重大剝奪受刑人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如能賦予受刑人對於不准易科罰金之理由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或許受刑人能及時提供一定之答辯或舉出相當證據，得就對其不利之理由進行防禦，或改聲請易服社會勞動，或能使檢察官改變准否易刑處分之決定，無待受刑人日後始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對檢察官之指揮聲明異議。尤其在現行實務上，檢察官指揮執行，係以准予科罰金為原則，於例外認受刑人有難收矯治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始不准易科罰金，則於否准易科罰金時，因與受刑人所受裁判主文諭知得以易科罰金之內容有異，對受刑人而言，無異係一種突襲性處分，參酌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行政罰法第42條分別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暨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之同一法理，倘能予受刑人就己身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再由檢察官為准駁易刑處分之定奪，自與憲法保障人權及訴訟權之宗旨無違。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刑法第41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行政罰法第42條

憲法第8條。刑法第41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行政罰法第42條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553號

再審聲請若經法院以無再審理由而裁定駁回後，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規定，固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時再審無理由裁定將產生一種「禁止再訴」之效力，然上開業經審酌無再審理由並已列為「禁止再訴」之新事證，若重新增加其他未曾提出之新事證，經與卷內原有證據綜合評價後，如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前揭較有利判決時，則應准許開啟再審程序，使受錯誤定罪之人能循再審程序獲得救濟之權利，以喚醒法院正視冤案救濟且符合修法後再審開始標準應從認定之本旨。換言之，法院對於聲請人所夾陳曾經審酌並列為「禁止再訴」之事證及增添未曾判斷過之新事證提起再審時，應綜合判斷有無開啟再審之理由，不宜將曾經法院判斷無再審理由之證據，先割裂以本法第434條第2項規定認有違「禁止再訴」之效力予以剔除，再個別判斷該新增未曾提出之新事證是否符合再審要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34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34條第2項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840號

（一）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及第38條之1規定，沒收的對象，並不限於犯罪行為人，而擴及於第三人。但沒收第三人財產，應遵循正當程序，對該第三人踐行合法通知，使其有參與沒收程序，陳述意見、行使防禦權之機會後，始得為之；倘未經第三人參與程序，即裁判沒收其財產確定，而該第三人未參與程序，係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者，鑑於裁判前未提供該第三人合法之程序保障，不符合憲法關於正當程序之要求，自應有容許其回復權利之適當機制。刑事訴訟法乃配合增定第455條之29，規定：「經法院判決沒收財產確定之第三人，非因過失，未參與沒收程序者，得於知悉沒收確定判決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諭知該判決之法院聲請撤銷。但自判決確定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為之。」「前項聲請，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一、本案案由二、聲請撤銷宣告沒收判決之理由及其證據三、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又「法院認為撤銷沒收確定判決之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法院認為聲請撤銷沒收確定判決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沒收確定判決中經聲請之部分撤銷。」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2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其中，所稱「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係指未以書面記載上揭事項，若違反，仍屬可補正之情形；所謂「法律上不應准許」，當指未遵期提出聲請，屬無從補正之情形；所言「無理由」，則指聲請人存有過失、可以歸責，或先前已曾參與沒收程序、卻重為爭執之情形。（二）以上各情，都屬「程序」有關事項，故解釋上當然包含相同性質之聲請人適格問題（例如從形式上審查，必須聲請人所為主張之權利遭宣告沒收而受損，符合其為第三人之要件），從而，一旦能通過上揭程序要件之門檻，即不能依上揭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而應依第2項規定，認為有理由，以裁定將沒收確定判決中、經聲請之部分撤銷。而於裁定確定後，再依同法第455條之33規定，就該撤銷部分，由原審理法院回復判決前之狀態，重新踐行合法程序，就相關之沒收「實體事項」，依法審判，而聲請人則在所回復之訴訟程序中，當然參與此沒收部分之審理程序。由此可見，此制度之設計，頗類似於回復原狀及再審，故形成二階段處理：前階段就聲請程序是否符合規定，予以審查，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2而為裁定，其中第1項為駁回，第2項為撤銷原確定判決沒收部分（至於沒收確定判決實體上是否正確、有無違誤，則非所問）；後階段才回復判決前原狀，故應依類似於重新判決之方式為之（即使結果與先前確定判決相同，仍為法之所許）。自不能將前後二階段籠統合併處理，一方面既認其符合法定程序要件，未行裁定准許（撤銷原確定判決相關沒收部分），另方面逕行進入實體事項審查，最後全部猶以「裁定」駁回該項聲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9、第455條之32第1項、第455條之33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9、第455條之32第1項、第455條之33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846號

依破產法第6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未於規定期限內向破產管理人申報之債權，僅不得就破產財團受清償，並未使該債權因破產終結而歸於消滅。破產法第149條亦僅明文限於依調協或破產程序已受清償之破產債權，其未能受清償之部分，請求權視為消滅，並不包括已申報而全未受清償、及未申報且全未受清償之破產債權。而債務人是否免責，影響債權人權益及社會公序，其事由應以法律明定者為限。系爭執行債權既係未依破產程序申報、受償之債權，自不發生免責之效力。相關法條：破產法第65條第1項第5款、第149條。

破產法第65條第1項第5款、第149條。

108年度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抗字第921號

（一）按人民得請求受公正而獨立之法院依正當程序予以審判之權利，乃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內容之一。而公正獨立法院尤繫諸於法官執行職務之客觀中立與公正，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中段即訂明：「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誠然，法官不唯有責亦須自我期許應依據法律公正而獨立進行審判，然遇法官與案件有利害關係及其對案件恐存預斷成見之情形，雖不代表裁判即是不公正，但單是有利害關係及預斷成見疑慮之外觀，便足以腐蝕司法公信力之基礎。因為正義不僅必須被實踐，而且必須以人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踐；正義女神如掀開蒙眼布，即使手持正義的天平，也難令人信賴。由於裁判為法官之內心活動，其偏見與預斷存否，外界難以全盤知悉，故法官不僅有責基於採證認事結果，本於法律之確信作出公正不偏之裁判，亦須在外觀上讓當事人或人民相信其係基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而為之，始能激發社會大眾對司法之信賴。而為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並維持司法公正不偏之形象，刑事訴訟法設有迴避制度，規範法官之個案退場機制，排除與案件有一定關係之法官於審判之外，期以達成裁判公平性並維護審級利益。是迴避制度乃是公平審判之基石，為法定法官原則之例外容許，對於保障人民訴訟權影響重大。其中刑事訴訟法第17條列舉法官當然應自行迴避之原因，同條第8款規定，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且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迴避，同法第18條第2款另設有概括規定。所謂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是如有客觀原因，就各種情形，作個別具體觀察，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參與審判，產生合理懷疑，顯然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權利者，即構成前開所稱執行職務有偏頗疑慮之要件。（二）徵諸前案與本案有關抗告人與吳○民、呂○燦、林○騰共同犯罪之事實高度重疊。且前案於審理中已以抗告人為證人，調查前揭犯罪事實，並綜合全卷證據資料及取捨判斷，對於抗告人就上開餐會係由呂○燦、林○騰自行舉辦並支付餐費，其不知情等主張，為實質評價、審酌而不採，從而認定抗告人為共同正犯之事實及理由，論述甚為綦詳，難謂二案就上揭犯罪事實之調查事證有何重大差異。本件客觀上已足令一般通常之人，合理懷疑謝○敏法官就本案與前案相同之上開事實非無產生預斷之可能，難期其保持空白心證參與本案第二審審判，顯然嚴重損及抗告人之審級利益，參以原審法院法官人數之配置，應不至於因本案受命法官迴避而造成審判上之困難，為免不當侵害抗告人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權利，增進人民對於司法審判之信賴，謝○敏法官自以迴避本案第二審審判程序為宜。參考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18條。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18條。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108號

（一）相對總額原則或稱兩階段計算法，係指於前階段有無利得之審查時，只要與行為人犯罪有因果關連性者，無論是為了犯罪而獲取之報酬、對價或經由犯罪而獲得之利潤、利益，皆為此階段所稱直接利得，而直接利得的數額判斷標準在於沾染不法的範圍，若其交易自身就是法所禁止的行為，沾染不法範圍已及於全部所得，反之若是交易本身並非法所禁止，僅其取得的方式違法，沾染不法的部分則僅止於因其不法取得方式所產生的獲利部分，而非全部的利益；嗣於後階段利得範圍之審查時，始依總額原則的立法規定及出於不法原因給付不得請求返還之不當得利法理，不予扣除犯罪支出之成本，兼顧理論與個案情節，緩和絕對總額原則不分情節一律沒收而有侵害財產權之虞。又營業稅之性質如同營業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外之其他稅捐，屬於營業人之整體營業費用之一，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4、15、32、35條規定之意旨，營業稅並非代扣、代繳之稅捐，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銷售定價，即應內含營業稅，會計帳上以營業人當期整體營業之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總括計算其當期應納（正數時）或溢付（負數時）之營業稅額，並定期申報，故計算每期營業稅額與各別貨物或勞務之交易價金無關。本件頂○公司因其代表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常○及陳○嘉、魏○充，分別製造、販賣假冒食用油為法律所禁止的犯罪行為，且販賣的油品有難以分離的特性，則販售假冒食用油的交易自身，即為法律禁止的整體行為，因此在前階段評價時，直接利得之數額乃其全部銷售總額（全部皆沾染污點），在後階段依總額原則即不扣除成本（因營業稅之性質如同營業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以外之其他稅捐，屬於營業人之整體營業費用之一），自無須扣除5%之營業稅捐。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係論敘常○、陳○嘉及魏○充為頂○公司實行違法行為，使頂○公司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不含已退還予廠商部分），即採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無庸扣除頂○公司與廠商交易時，該等廠商內含之加值型營業稅等情，與前述所採法律見解說理不同，惟結論並無不同。（二）上開法律問題，前經本庭評議，因所擬之相對總額原則或稱兩階段計算法之法律見解，與本院先前裁判（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刑事判決）歧異，事涉如何選擇最妥適的法律見解予以適用，為目前實務上重要的課題，也是裁判者應面對之問題，本庭基於法之確信、期能解決歧異及慎重起見，乃就上開法律問題應適用之法律見解，於108年9月24日向各刑事庭提出徵詢，嗣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認本庭擬採之相對總額原則/兩階段計算法與本院先前裁判所採之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結論相同，僅法律見解之說理有所不同，不符合提案大法庭之要件。是各受徵詢庭，於本件徵詢過程中，均表示相同看法，有本院108年度台聲字第108號徵詢書及各庭回復書在卷可按，應無再提交予大法庭裁判之必要。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113號

法院組織法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增訂最高法院應設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同年7月4日施行。本次修法，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機制為最高法院各庭「自行提案」及「當事人聲請提案」二種。「自行提案」又因提案事由不同，分為「歧異提案」與「原則重要性提案」，前者係「義務提案」，後者為「裁量提案」。「當事人聲請提案」則係為周全當事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賦予其在先前裁判已產生歧異或具有法律原則重要性之爭議時，得促請受理案件之各庭向大法庭行使提案之職權。惟不論何種提案，必以受理之案件有採該法律見解為裁判基礎者，始有提案之必要；而在歧異提案，除就應遵守有關訴訟程序之法令，作出的不同判斷外，必須是受理之案件與先前數裁判，就相同性質之事實，其法律問題所持之見解歧異，始有提案之義務。是此處所謂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係指法院在具體案件中所指示結論上之判斷而言。至於成為結論前提之一般法律論述及以該結論相對照之說理，僅止於「傍論」，則不與焉，不生歧異提案之問題。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51條之3、第51條之4。16

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51條之3、第51條之4。16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11號

當事人聲請移轉管轄，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1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該管法院，係指直接上級法院，如向最高法院聲請移轉管轄，須以7

108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1525號

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具狀撤回第三審上訴前，已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代為提出答辯狀者，縱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90條第2項規定，於訴訟終結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聲請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亦得聲請本院核定其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相關法規：民事訴訟法第90條。

民事訴訟法第90條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226號

(一)法院就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於併合處罰而定其應執行刑時，應在所適用法律規定目的及其秩序理念指導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內為合義務之裁量。具體而言，即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理性刑罰政策，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兼衡刑罰規範目的、整體犯罪非難評價、各罪關連及侵害法益等面向，採對其中最重刑嚴厲化之限制加重原則，所為給予適度恤刑折扣之特別量刑過程。故初定應執行刑或更定應執行刑時，並非必須一律僵固地僅按其宣告刑累計刑期或前定應執行刑刑期之比例換算或折計以定之，在若干情節特殊或內容複雜之個案，為求定應執行刑之精緻化與合理化，雖非不得將之列為整體考量因子之一，然仍須綜合參酌暨兼顧上述各項裁量要項，以期達到責罰相當之最適結果，但並不以固守一定之比例成數為唯一之方式。質言之，刑事訴訟法第370條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法文，固揭示另行裁量所定之應執行刑，不得較重於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然適用於具體個案時，為求定應執行刑之精確化，尚不排斥審酌併罰數罪之各該宣告刑曾與其他罪刑合併定應執行刑間之比例數值關係，俾求罪刑相當之最佳理想，故兩者（即所謂「總和說」與「比例說」）之間分係為達到同一理想目標之上下位概念，彼此應屬相輔互補之關係，而非互相排斥之衝突關係。(二)同係涉及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案例，本院（103年10月29日）103年度台抗字第751號裁定（即聲請意旨指為如附表所示之「比例說」），於更定應執行刑時，參酌部分宣告刑所占前定應執行刑之比例，而酌定其應執行之刑，以求其個案罪刑相當之分配正義，依上述說明，尚難謂持不同於本院上揭各裁定意旨之見解。聲請意旨所指「總和說」及「比例說」云者，均乃定應執行刑於受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不利益變更禁止21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8年度台聲字第834號

按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之。前項酬金及第466條之3第1項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意見定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5項、第77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訴訟事件倘未經終局之確定裁判而終結，究應由何造負擔訴訟費用尚未確定，原不生賠償作為訴訟費用一部之第三審律師酬金問題，惟法院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其特別代理人後，倘該特別代理關係消滅，該就特別代理人之第三審律師酬金，依上開規定，仍得命聲請人先行墊付。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5項、第77條之25、第466條之3。4

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5項、第77條之25、第466條之3。4

108年度7~8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139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是一般而言，被告固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然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並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第96條定有明文。而上揭規定，依同法第100條之2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從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檢察官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均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訊時辯明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難謂非違反上揭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故於員警、檢察官未行警詢、偵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情狀，縱被告祇於審判中自白，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148號

（一）刑法第266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1000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立法者係考量賭博犯罪若在公共場合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進行，民眾可輕易見聞，恐造成群眾仿效跟進而參與賭博，終至群眾均心存僥倖、圖不勞而獲，因之敗壞風氣，需加以處罰，反之，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其貽害社會尚輕，故家庭間偶然賭博，不包括於本條之內。惟此所謂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並不以法令所容許或社會所公認者為限，如供給賭博用之花會場、輪盤賭場及其他各種賭場，縱設於私人之住宅，倘依當時實際情形，可認係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亦足當之；又如賭博者雖未親自赴場賭博，而由他人轉送押賭，但既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仍應依本罪之正犯處斷，有司法院院字第1371、1921、4003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是以私人住宅如供不特定之人得以出入賭博者，該場所仍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至於賭客係到場下注賭博，或以電話、傳真、電腦網路、或行動電話之通訊軟體等方法傳遞訊息，下注賭博，均非所問。（二）經查本件接受被告盧○逸簽賭之宋○享，係提供其桃園市○○區○○路○○○號自宅，聚集不特定賭客簽選號碼簽賭「香港六合彩」、「今彩539」等賭博，賭客或親自到場簽牌下注，或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訊牌支號碼，或以傳真下注，宋○享接收牌支簽賭後，再將簽賭資料以LINE轉給上線綽號「阿明」等人，其中被告於民國106年1月7日下午6時40分許，透過LINE傳送簽賭訊息資料，向宋○享投注「香港六合彩」、「今彩539」，嗣宋○享於同月10日下午為警在上址查獲，因而觸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前段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罪、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另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6年度壢簡字第315號簡易判決，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刑確定等情，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查宋○享提供自宅作為不特定人得以出入簽賭之場所，被告以LINE向宋○享傳送其簽賭下注之訊息而參與賭博，依上說明，被告應係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罪。原判決認被告所為與刑法第266條第1項前段賭博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依上說明，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266條第1項

刑法第266條第1項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185號

原判決雖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相關情事，認無依累犯加重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而未加重被告刑罰，然論以累犯衍生之相關法律效果，涉及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仍得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款）；在監執行期間不得報准日間外出（監獄行刑法第26條之2第3項第2款）；受刑進級責任分數逐級加成（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9條第3項）；不得被遴選至外役監受刑（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2項第3款）；提報假釋最低執行期間較高（刑法第77條第1項）等差別待遇，是誤以累犯論處者，仍屬不利於被告。案經確定，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諭知累犯違背法令部分撤銷，以資救濟。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刑法第47條。

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刑法第47條。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20號

（一）實務上定應執行刑之案件，固以數罪中最先確定之案件為基準日，犯罪在此之前者皆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犯罪行為在基準日之後者，不與焉（如另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則另定其應執行刑，與前所定者合併執行）。惟此原則於特殊個案，顯然不符合罪刑相當之憲法原則時，應有所例外，否則罰過其罪，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自有違上開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又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經宣告多數有期徒刑之數罪併罰方法，係以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法院即應於俱罰各罪之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參酌他罪之宣告刑，本諸限制加重原則，裁量加重定之，是該款之目的乃藉此將被告所犯之數罪重新裁量評價，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外，尤應尊重前述罪刑相當及比例等諸憲法原則，俾與其授與裁量權之目的相契合，足徵該款之立法意旨，並無使被告處於更不利地位之意。故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亦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同揭此旨。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上述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同理，若併罰之數罪先前已有定應執行之刑，卻因被告另犯他罪之確定判決，致須再重定數應執行刑時，亦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本于此，上開實務上之處理原則，於特殊個案，應對憲法原則有所讓步，而屬例外。（二）本件被告蔡○澤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其中編號1、2所示之罪，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9月、8月確定；編號3至8之罪，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判決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5年10月，並經本院上訴駁回確定。上揭應執行刑及編號1、2宣告刑總和為有期徒刑17年3月，然嗣臺南高分院以102年度聲字第290號裁定（即原裁定），將附表編號3、4、6之罪與編號1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5年6月，另將編號5、7、8之罪與編號2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5年5月，二者合併執行，該重定之二應執行刑合計為有期徒刑30年11月，反較重定前之應執行刑加計編號1、2宣告刑之總和為重。揆諸上揭說明，自屬特殊個案，而不應適用一般實務之處理原則。而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就附表各罪全部聲請定應執行刑，法院依上開實務向來之處理原則，僅能將附表各罪拆成編號1、3、4、6與2、5、7、8兩區塊重訂應執行刑，而囿於各區塊中各刑之最長期各為有期徒刑15年2月，該兩區塊之外部性界限最低刑即分別高達15年2月以上，縱於此範圍內定以最低度之應執行刑，其總和亦皆高於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他刑之總和，仍有上揭違背法令之事由，檢察官所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尚有未合。參考法條：刑法第51條第5款。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刑法第51條第5款。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228號

(一)再審法院就形式上審查，如認其再審事由及證明確係存在，合於法定再審條件，即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至開始再審結果，是否變更原確定判決，可以弗問，蓋此乃開始再審程序從實體上審判之問題，非再審裁定所可預為審酌也。因而開始再審之裁定，僅在判斷原判決是否存在再審之原因，並不涉及本案之事實認定，開始再審之裁定所為之判斷，其對再審終局裁判之事實認定不具拘束力。是開始再審之裁定僅係就程序上事項為判斷，屬程序上之裁定，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二)本件檢察總長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聲再字第82號刑事裁定有部分違背法令之情形而提起非常上訴，主張其中關於開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部分，有適用法則之不當之情形，惟因該部分與實體確定判決具有同等效力之確定裁定有別，依上揭意旨，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對象。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436條、第441條、第446條

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436條、第441條、第446條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28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3條第2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第253條之2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並於第2項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而就18歲以上之被告「初犯」或「5年後再犯」前述施用犯行者之毒癮治療，採「觀察、勒戒」與「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並行之雙軌模式；另對於未滿18歲之少年，則採取「觀察、勒戒」與「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平行之雙軌制。前者就18歲以上之行為人增定「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模式，目的在給予施用毒品者戒毒自新機會，是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項之規定，既瞭解其程序之法律效果，仍同意參加戒癮治療，經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此後若未履行檢察官所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第24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起訴。循此法理，倘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施用罪，經檢察官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後，5年內再犯同條之罪者，其事實上既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仍於5年內再犯，檢察官應依同條例第23條第2項或第24條第2項規定之相同法理，逕行起訴。至後者對於少年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處遇，雖增定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為適當時，得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之規定，而與同條項增定「檢察官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並列，然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所為保護處分，乃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而採取之保護性處遇，兼具教育及保護性質，側重保護輔導少年之目的，依保護優先及教育優先之精神，連結運用相關資源，採取個別化與多樣化的處遇方式，此與檢察官所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二者目的、方法、處遇程序暨實質內涵均有不同，無從相提並論，不能遽認少年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而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受保護處分者，即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尤其行為人於未滿18歲時因少年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經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保護事件相關程序為保護處分後，倘5年內於年滿18歲後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並無類如第23條第2項或第24條第2項應逕依法追訴之特別規定，且其既未曾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亦未因檢察官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而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自應由檢察官依同條例第20條第1項或第24條第1項規定，擇採「觀察、勒戒」或「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之程序，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或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方為適法。若檢察官逕對前述被告年滿18歲後之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犯行提起公訴，其起訴之程序即屬違背規定，應判決公訴不受理。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4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65號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累犯之加重，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罪者，為其要件。而繼續犯係行為之繼續，非狀態之繼續，因此繼續犯之「最初行為」、「中間行為」或「行為終了」祇要其中一部行為係在另一犯罪所處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者，即該當累犯規定之要件。（二）本件被告未經許可自97年間某日起受「游○宏」男子之委託，代為保管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子彈及槍砲主要組成零件（下稱改造手槍、子彈及零件），其未經許可因寄藏而持有之行為，為行為之繼續，而其自97年間某日一經寄藏而持有該改造手槍、子彈及零件，犯罪即已成立，該犯罪行為之完（終）結雖繼續至104年2月7日警方查獲被告寄藏持有上開改造手槍、子彈及零件時為止。惟被告最初即自97年間某日開始寄藏持有改造手槍、子彈及零件之行為，既在前揭另案3罪所處有期徒刑接續執行完畢（即93年2月1日）後5年以內再犯，縱其寄藏而持有上開改造手槍、子彈及零件行為終結時間係在前揭另案3罪所處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後，依前開說明，被告之犯罪行為仍該當刑法累犯規定之要件。參考法條：刑法第47條第1項

刑法第47條第1項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8年度台非字第80號

若有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其追訴權時效期間之計算，應以起訴法條為準，抑或以法院變更法條後判決所適用之法條為準。此應視法院變更法條後其判決所適用之法條究係較原起訴法條為輕或重之罪名及該罪名所適用追訴權時效期間之長短不同，而異其計算之依據。如判決時因變更後之輕罪已罹於追訴權時效而消滅，即應依變更法條後之輕罪所適用之追訴權時效期間計算，諭知免訴之判決；若係變更為較重之罪名，且適用之追訴權時效期間亦較長時，如原起訴之法條於判決時其追訴權既已罹於時效消滅，自無再予變更法條之餘地，應逕依起訴法條所適用之輕罪較短之追訴權時效期間計算，據而為免訴判決之諭知，不得變更法條再為重罪之判決。參考法條：刑法第80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刑法第80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108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3289號

(一)行為人所為之故意犯行，是否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前段「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之規定論以累犯，乃「法律要件判斷」之定性問題，而是否依同條項後段「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避免個案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應加以裁量，則係「法律效果裁量」之定量問題。又故意犯行是否構成刑法上所稱之累犯，除關涉是否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之裁量外，就目前監獄行刑相關規定層面而言，尚涉及受刑或保安處分之進級（等）責任分數逐級（等）加成（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9條第3項、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7條第2項）；不得被遴選至外役監受刑（外役監條例第4條第2項第3款）；提報假釋之最低執行刑期較高（刑法第77條第1項）等差別待遇。故被告所犯是否應論以累犯，與對累犯是否依前揭規定裁量加重其刑與否，兩者尚屬有別，並非一事。(二)原判決既認為許○○前因圖利聚眾賭博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簡字第20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且於102年12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許○○所受宣告之上揭徒刑，以已執行論，其於上述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倘屬無訛，則許○○本件犯行自應論以累犯，始稱適法，至於是否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則屬法律效果裁量之問題，自不宜混為一談。乃原判決以許○○所犯上揭前案與本案之罪名不同，尚難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參酌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因而說明「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非無混淆應否論以累犯，及對累犯是否裁量加重其刑之誤解，依上述說明，自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許○○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係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關於許○○罪刑部分有撤銷之原因，即應視同上訴有理由。又原判決上述違誤尚不影響於許○○之犯罪暨累犯事實之確定及其所犯罪名之判斷，本院可據以為判決，爰將原判決關於許○○罪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再依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其前案犯行所處徒刑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漠視法禁，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之罪，顯未記取教訓，足徵其具有特別惡性且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並依其本件犯罪相關情節加以審酌，縱依上開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尚不致於造成刑罰過苛之情形，爰先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前述許○○犯罪之一切情狀，處有期徒刑1年7月，以資糾正。參考法條：刑法第47條、第77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9條。外役監條例第4條

刑法第47條、第77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19條。外役監條例第4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015號

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有加害行為，所謂加害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其以不作為侵害他人之權益而成立侵權行為者，必以作為義務之存在為前提。在當事人間無一定之特殊關係之情形下，原則上固無防範損害發生之作為義務，惟如基於法令之規定，或依當事人契約之約定、服務關係（從事一定營業或專門職業之人）、自己危險之前行為、公序良俗而有該作為義務者，亦可成立不作為之侵權行為。次按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架設網站為一定營業之服務，平台使用者發表文章及資料公布於其網路平台上，得供他人點選，其行為自足以傳播文章作者之言論，倘經平台使用者（被害人）檢舉或告知，網路平台上存在侵害其名譽之言論，請求刪除該言論時，本於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對於該平台有管理及控制權限，並為兼顧平台使用者之表現自由及被害人之權益保護，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應有適當之審核作為義務，如有相當理由足認確屬侵害名譽之言論，更有採取防止措施之作為義務。倘網路平台服務提供者未為任何審核，或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屬侵害名譽之言論而未為任何防止措施，猶令該侵害名譽之言論繼續存在，自屬違反作為義務，亦可成立不作為侵權行為。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

民法第184條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

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法律所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混合契約）有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應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關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法規適用，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而當事人訂定不能歸類之非典型契約，於性質相類者，自仍可類推適用民法或其他法律相關之規定。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院之職責。相關法條：民法第1條、第153條

民法第1條、第153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041號

（一）出於故意之不法行為，或歷經決意、計畫（陰謀）、準備（預備）、著手（實行）、既遂及終了等過程，或僅處於上開歷程之特定階段，而犯罪之既遂，以犯罪構成要件要素全部實現為必要，倘行為人尚未實現犯罪全部構成要件要素，又無處罰陰謀犯、預備犯或未遂犯之特別規定者，則不為罪。是處罰犯罪既遂前之陰謀、預備或未遂等階段，係刑罰擴張規定，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而刑法第25條第1項「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之定義性規定，揭明犯罪行為之著手（實行），乃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之分界，著手於犯罪行為實行之後，不待結果發生或行為終了，即成立未遂犯。又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基於犯罪之決意而開始實行密接或合於該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明文處罰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無非係因行為人已著手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犯罪行為之實行，縱未能（排除不能犯）或尚未滿足販賣第二級毒品犯罪全部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或其犯罪結果之實現，然客觀上已足對該罪所保護之法益造成現實危險之故，其可罰性立基於行為不法（行為非價），祇不過因欠缺結果不法（結果非價），故得減輕其刑而已。為遏抑販毒營利意圖驅使下，為害尤烈之毒害蔓延，販賣毒品之入罪，更擴及處罰其未遂犯，以為前置性之法益保護，此乃「販賣（毒品）未遂」之釋義指引與依歸。故而，販賣毒品之著手，或為意圖營利而販入；或基於販入以外之其他原因持有，嗣另行起意營利販賣，而初有向外兜售或推銷之行為即足當之；舉凡所販毒品交付與買受人而既遂之前，包括供買方看貨、議價、買賣要項意思合致、履行方式之磋商或其他實行犯意冀以遂行犯罪之行為，概皆屬之；而具體個案之實際著手時點，則不盡相同，非必起始於上揭最初步驟。（二）原判決既認被告已有向辜○翔兜售推銷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則不論辜○翔是否回應或回應之內容為何，更不問雙方就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重）量暨品質或價格已否達成共識，被告所為似已著手實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行為，乃原判決認為必須至販毒者與購毒者就重要交易內容意思合致時，始係該罪之著手實行，依前揭說明，其見解非無可議。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第6項。刑法第25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第6項。刑法第25條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20號

按身分關係之確認，經有提起確認訴訟資格之人對適格之被告，請求法院以確認判決為終局確定判決者，該確定確認判決具對世效，得發生實體上身分關係統一之效果，此與以一般財產關係之存否為確認對象，僅於該訴訟當事人間發生判決拘束力之情形不同。確認收養關係存否之訴，如由養親子以外之第三人，主張自己之身分地位或財產關係，因他人間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受直接影響，有提起確認他人間養親子關係存否之訴，以排除其不安定狀態者，不能遽謂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惟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本質上具公益性，有統一確定之必要。養親子關係之建立，除立法者基於本國固有民情、家庭倫常秩序，或未成年子女利益維護，而設有特別規定外，基本上仍本於養親子間之自由意志。倘第三人為維護其財產上權益，提出此類型訴訟，除需有即受確認判決之私法上利益外，尤需具最後手段性，如第三人尚得以其他手段，諸如循行政救濟程序或以其他民事訴訟程序，直接達成其財產權保障目的，基於誠實信用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即不容第三人任意提出此類型訴訟，要免過度干預他人間身分關係之建立。第三人如為保障其財產權益，提出此類型訴訟，主張具最後手段性，自應釋明其原因，否則即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件，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共同被告中之一人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同法第39條第2項亦有明文。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均死亡，家事法雖未有如否認子女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惟第三人之身分地位、財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計劃不完善情事，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者自應為法之續造填補，資以維護該第三人之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養親子關係存否，身分上有統一確定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已如前述，有提出此訴訟利益之第三人，符合最後手段原則，因相關法規範缺乏以何人為此類型適格被告之規定，可認係立法計劃之不圓滿，形成法律漏洞，自應填補。末按檢察官立於職務上關係，或需擔任公益代表人功能，否認子女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應為被告之人均死亡時，以檢察官為被告，家事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已有明文。確認養親子關係存否之訴，同有統一確定之公益需求，此類情形，自得予類推適用。但如該養親子均已死亡而有其他繼承人，因訴訟結果或有影響其身分關係或繼承關係者，宜允通知其參與訴訟，令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外，於選擇適格之被告時，是否不應以之為被告，尤應視具體個案之不同以定之。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9條第2項、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

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9條第2項、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

109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

(一)森林係指林地及其群生竹、木之總稱。而所謂森林主產物，並不以附著於其生長之土地，仍為森林構成部分者為限，尚包括已與其所生長之土地分離，而留在林地之倒伏竹、木、餘留殘材等。又天然災害發生後，國有林竹木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時，當地政府需於1個月內清理註記完畢，未能於1個月內清理註記完畢者，當地居民得自由撿拾清理，森林法第15條第5項定有明文。從而漂流至森林區域外之森林產品，既已脫離森林範圍，縱予以竊取，即無從依森林法竊盜之規定論處。另按刑法第337條之侵占漂流物罪所謂漂流物，參酌該條規範之意旨，認遭水漂流之遺失物，凡已脫離本人之管領力範圍者，均屬之，至於該物於遭發現時究係尚在水上持續漂流，抑或已漂流至水邊固定在灘地而滯留，實非所問，蓋此等遭水漂流而遺失之物，已脫離本人之持有，俱應在本罪所稱漂流物範圍內，行為人具有不法之意圖，取得因漂流而脫離本人管領力範圍之物，即行成立侵占漂流物罪。而刑法竊盜罪與侵占漂流物罪固均以行為人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而取得他人之物為要件，然竊盜罪所保護之法益，在於物之持有權人穩固之持有權，侵占漂流物所保護之法益則在於物在脫離持有人之管領力後之持有權，二者之區別在於行為人取得被害物當時，該物是否尚在持有權人之管領力範圍內，若尚在持有權人管領力範圍內，應論以竊盜罪，反之則應論以侵占漂流物罪；即所謂竊盜須以竊取他人所持有或管領之物為成立要件，物之持有或有管領權人，若已失去持有或管領力，但未拋棄管領權，則為遺失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至於河川管理機關因漂流木漂流至該管河川地依「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下稱應注意事項）而得打撈清理漂流木，然此係基於管理河川、堤防、河床之目的，而非肇因於河川局對漂流木具有如何之持有關係，亦即不能因河川局依法有打撈清理漂流木之責任，即逕認其對漂流至轄區之漂流木具有支配管領關係，是則打撈清理漂流木之權責與漂流木支配管理關係尚屬二事，不能一談，此由應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規定，依漂流木所在位置，乃將河川管理機關納入打撈清理之管理機關；比對同點第5項規定，有關竊取、侵占、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無分漂流木所在位置，統一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亦可明瞭管領力歸屬情形。林區管理處對林區竹木之實際管領力範圍，僅存在國有林區域內，竹木若在其原生地即國有林地內時，林區管理處對其有支配與管領關係，惟該竹木因風災、水災等緣故，被沖離沿河川漂流至屬國有林區域之外，雖仍屬國有，然已脫離林區管理處對該竹木之支配管領範圍，而失其持有。從而縱行為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在國有林區外將該漂流木取走，因非侵害管理人林區管理處之持有監督關係，尚難以竊盜罪責相繩。(二)原判決理由已說明：本件查獲之櫸木1支係自不詳之國有林班地沖流而下，温○○等人拾取漂流木地點位於○○縣○○○鄉○○○○○○大橋下游約15公尺右側河床處，非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區管理處（下稱○○林管處）管轄之林班範圍等旨。則該櫸木已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滯留在河川地，○○林管處已失其管領力，應屬刑法第337條之漂流物。原判決以因河川地仍屬國有並為國家所管領，該櫸木並未脫離國家之支配管領云云，認温○○等人係成立刑法之加重竊盜罪；上訴人係對加重竊盜之正犯資以助力，並未參與竊取該漂流物犯罪行為之實行，屬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而論以加重竊盜罪之幫助犯。即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320條、第337條。森林法第15條

刑法第320條、第337條。森林法第15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305號

（一）意圖營利媒介使少年為有對價性交易之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識其媒介之人係未滿18歲之少年仍決意行之，攸關該主觀犯意有無之事實認定，審判時只能從「客觀情狀之相關事證」，認定行為人該主觀犯意有無之內在狀態。且具備該主觀犯意，既為此犯罪成立之前提，法院對於行為人主觀上有無媒介未滿18歲之少年為有對價性交易之認識及決意，除依憑該少年關於其見聞行為人媒介性交易相關情形之證述外，非不得審酌行為人接觸有關資訊情形、教育程度、職業、社會經驗、生活背景等個人客觀情狀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行為人之該主觀認識情形，而為事實認定。（二）本件除乙女於偵查中指證范○○曾主動言明其姓名、年齡外，范○○既先與乙女為性交易後，方約允以較高額報酬媒介乙女與他人為性交易營利，則對乙女從事性交易之相關條件，自有認識。且依其自承從事應召站之職業情形，必然知悉媒介女子之年齡關涉性交易之價格、遭查緝風險及刑責輕重有別，尤無可能對於媒介對象之年齡毫無所悉，參之范○○與乙女性交易時曾出言勸說其好好讀書，允知該女實際學生身分。原判決因而根據乙女相關證述、范○○給付較高報酬做為媒介性交易對價及與乙女之互動情形等項，針對范○○如何知悉乙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仍意圖營利而決意媒介使該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之認定。……無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2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2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309號

（一）為符合法治國正當程序之要求，刑事訴訟必須在致力發現真實以正確行使國家刑罰權，及保障被告防禦權以維護其最重要訴訟基本權二者間，求其兩全，不可偏廢。而被告防禦權核心價值所在之不自證己罪權利，針對其關於本身犯罪事實之陳述而行使，為緘默權；針對其就他人犯罪事實之供證而行使，即屬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為落實保證與被告之緘默權出自同源，且同以不主動提供，亦不能受脅迫、利誘提供自己任何與犯罪有關之資訊為內涵之拒絕證言權，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明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親屬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俾證人得免自陷於罪或涉入偽證罪之兩難抉擇；且就此拒絕證言權，訊問之法官或檢察官，應提供與被告緘默權相同程度之確保，於命證人具結前，告知得拒絕履行作證之義務；如未踐行此告知義務，逕諭知有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後，即命具結作證，無異強令證人提供自己犯罪之相關資訊，而侵害其拒絕證言權，證人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具結之效力，於程序上之審查，無從透過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賦予證據能力，於實體上之評價，縱其陳述不實，亦不能遽課以偽證罪責。誣告罪之告訴人，於其所誣告之案件訴訟程序中到庭，如續為其原虛構之不實犯罪事實之陳述，毋寧為其立於誣告罪告訴人立場事所難免之本質，以誣告罪之規範約制已足，如命其具結，勢將令受偽證罪之處罰，惟如其據實陳述，又無異自證己罪，其所面臨上開兩難困境，核與上開規定之情形相符，自得適用該等規定拒絕證言。（二）原判決固以上訴人於105年12月9日下午4時58分許，在偵查庭以證人身分作證之際，為遂行誣告之接續行為同時並基於偽證之犯意，於供前具結，並就於上開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同一之虛偽陳述，因認上訴人另犯偽證罪。惟依該次偵訊筆錄之記載，宜蘭地檢署檢察官諭知上訴人改列證人身分及具結之義務、偽證之處罰後，逕命其為證言之陳述，似未曾踐行告知得拒絕證言之程序，有該訊問筆錄可按；而縱觀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亦未就此拒絕證言之相關事項加以調查。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就此部分遽論上訴人以偽證罪責，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尚非全然無據。參考法條：刑法第168條、第169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刑法第168條、第169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查管理條例第5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理銷售。」乃課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為銷售前，應就所銷售房屋先領得建造執照之義務，目的在於保障公寓大廈預售屋之買受人，避免因所購房屋未能取得建造執照，致權益受侵害。是不論以何種方式銷售，均在上開規定禁止之列，縱以預約、預售、含有優先議價權或優先購買權之紅單為名，及就其所衍生權利為同意轉讓者，亦同。此項規定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8條

民法第184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8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44號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有同項但書之情形外，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法條所明定。而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本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一審法院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第三審上訴。良以上開規定所列各款案件，經第二審撤銷第一審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若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使被告於初次受有罪判決後即告確定，無法以通常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審查，以尋求救濟之機會。雖被告仍可向法院聲請再審或向檢察總長請求提起非常上訴以求救濟，然此特別救濟程序之要件甚為嚴格，且實務上踐行之門檻亦高，均不足以替代以上訴方式所為之通常救濟程序。此賦予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之人適當上訴第三審機會，既屬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故應提供其等至少1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則被告既係國家具體實現刑罰權之對象，係訴訟程序中檢察官追訴、法院審判之當事人，對於法院裁判所形成不利益之結果，應賦予被告聲明不服，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此相對，檢察官之上訴權係源自於國家具體實現刑罰權之追訴權，其於刑事程序中因屬一造之當事人，其追訴權固含有請求權之權利性質，惟基於公益代表人之角色，檢察官實質上仍負有客觀義務，不僅不利於被告之事項，對被告有利之事項亦應一律注意。故檢察官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且檢察官對於自訴案件之判決，亦得獨立上訴（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4項、第347條可資參照）。即使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一審判決有罪，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改諭知無罪者，即便案件尚未確定，檢察官之追訴權仍未完全耗盡，然而作為當事人之檢察官既已於第二審盡其主張及調查證據之能事，猶無法說服法院確信被告有罪，則其基於追訴權而得行使上訴之範圍，應受推定無罪之阻隔。換言之，被告於無罪推定原則下，應享有受該無罪判決保護的安定地位，實不宜再容許檢察官提起上訴。準此，上訴權對被告和檢察官之意義既有不同，前者在給予被告上訴權以資救濟；後者檢察官難認有任何權利受侵害或剝奪，充其量只是國家追訴犯罪之權益受到影響，縱檢察官於上訴權有所退讓，亦無違訴訟平等原則。則舉輕以明重，對於刑事訴訟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一審法院諭知無罪，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改判有罪者，倘檢察官係為被告不利益提起第三審上訴，仍受該法第376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

109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

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謂行賄者針對交付賄賂情形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所為書面陳述，而屬行賄者反覆多次陳述同一事實之累積性證據；且行、收賄對向皆成罪之雙方，若指證他方之對向犯行得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為避免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他方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危險，除透過具結或交互詰問、對質，確保其真實性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同一法理，尚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該真實性，始能憑以對被告（對向犯之他方）論處罪刑。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行賄者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行賄者重複指證被告收受賄賂各情是否屬實。究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第159條之4第3款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第159條之4第3款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478、1479號

（一）刑事審判上，有所謂「最佳證據原則」，指法院應盡量以原本、直接的原始證據，取代以派生、間接的替代證據調查證據。例如，對扣案兇刀，應盡量將之視為物證，以提示命辨識等方式，取代以書證之扣押物品目錄表方式調查。最佳證據原則之目的，在於法官得以直接檢視原始證據以形成心證、保障當事人清楚知悉證據內容，及確保證據得直接呈現其本質（例如文件之影本原則上均係忠實呈現原本內容此一本質；然槍枝之重量為何，則無法由槍枝照片忠實呈現該本質）。從而，在不違反該等目的，即法官縱使僅調查替代證據，亦不影響心證之形成、該替代證據之真實性已獲確保而不影響當事人權益，及該替代證據係忠實呈現原始證據之狀態等前提下，以替代證據取代原始證據調查，並無違法。（二）本件黃甲雖爭執卷內便利貼影本並非原始證據，僅屬替代證據而無證據能力。然有關該等便利貼影本之作成過程，業經陳○○、黃乙、許○○證述明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人員搜索時，亦在錦○食品行等處查扣與陳○○所述記載相同之黃色便利貼4本。故得確認該替代證據（便利貼影本）之真實性已獲確保，且不影響黃甲之權利。而該便利貼影本又係忠實呈現便利貼原本之記載本質，故法官調查該證據，並不影響心證形成。是本件原審以便利貼影本而非正本認定黃甲犯罪，並無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

刑事訴訟法第288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482號

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3項第2款規定已依該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發生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並向主管機關申報。又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亦為同法第20條第2項所明定；違反者，應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處罰。此刑罰規定，關於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所處罰之公告不實，其規範客體之「公告」，首須形式上，係屬於同法第36條第3項第2款之公告；再者，其實體內容，須係關於該規定所指之有重大影響之事項，而有虛偽或隱匿之情形。是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公開揭露訊息，縱訊息內容涉及該規定所指之有重大影響之事項，且有不實或隱匿情形，然其揭露訊息之公告，若不具備上開形式要件，仍非該處罰規定所規範之對象。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36條、第171條

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36條、第171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554號

（一）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該資格之取得，以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為要件。所稱關聯性，係指該證據須具備「證明價值」及「重要性」。前者，係指該證據對於待證事實之存否有無證明價值，亦即以其有無助於證明待證事實之蓋然性為斷；後者，則指該證據所要證明之待證事實，足以影響犯罪之成立或刑罰之輕重，倘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者，該證據即不具重要性。又法院判斷特定證據有無「證明價值」時，並無須實質審查該證據本身之可信性，而應係在假設該證據所內涵之資訊為真實之前提下，依一般社會生活所形成之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如可認定與待證事實之存否具有最小必要程度之影響力，並非全然無證明力者，即屬具有證明價值。換言之，祗須該證據能使法院更能判斷待證事實之存否，縱僅有些微之影響，亦可認已具有證明價值。因此，有無「證明價值」之審查，是採取相對寬鬆之門檻。再者，關聯性之有無，因非關實體，是其證明方法，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另「證明價值」所涉及者，乃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至該證據對於待證事實證明之程度，則為證明力之問題。易言之，對於證據有無具備關聯性所需之證明價值，是有無之判斷；但證據之證明力，則為效力強弱之問題。因此，證據必先有證據能力，而後始生證據證明力之問題，二者在證據法上屬不同層次之概念。又用以展示或說明犯罪現場狀況等有關犯行情狀之照片，是以機械之功能，摘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自屬非供述證據；其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係以該照片為何人、何時、何地及以如何之情景所拍攝為斷。就此關聯性之立證，並無非以攝影者為證人加以訊（詰）問不可，如以於拍攝照片時在場之目擊證人為佐證，抑或依該照片本身之情景已可真實的呈現事實，即為已足。簡言之，除該照片係出於偽造或變造者外，當該照片本身或依其他補強證據，已可認其對於所描述之事與待證事實有關聯性者，即足當之。（二）（系爭）現場照片，乃告訴人報案後，警方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分別至本案廠房所拍攝，拍攝之內容則為該處貯存廢塑膠混合物之情形。是上開照片自有助於證明上訴人2人有無本件所起訴之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待證事實，且該待證事實足以影響本案犯行是否成立，自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卷內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應排除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前開說明，自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566號

（一）刑法第26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故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而言；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並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而有無侵害法益之危險，應綜合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行為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事實為基礎，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而為判斷，若有侵害法益之危險，而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法益造成侵害，則為障礙未遂，而非不能未遂。（二）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基於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在網路上（微信群組內）留言對外出售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MDMA，並與喬裝買家之員警談妥交易數量、價金及交易時地，已著手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實行，雖因員警係喬裝買家以執行查緝，並無實際向上訴人購買毒品之真意，故本件毒品交易未能完成，然上訴人主觀上既原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意思，客觀上又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自應成立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未遂犯等旨。揆之說明，依上訴人上開主觀認識及一般人所認識之客觀事實判斷，其所為顯非刑法第26條規定之不能未遂至為明確，核原判決所為論斷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26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刑法第26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

(一)關於本案裁判基礎之法律問題，即「持有偽造有價證券（本票或支票）之善意執票人，是否為偽造有價證券之直接被害人，而得向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人提起自訴？」，本庭評議後擬採之法律見解，因本院先前裁判具有積極性歧異，有採肯定說及否定說之見解，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規定，於民國109年8月3日以徵詢書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受徵詢各庭回復結果，與本庭均採相同見解，主張「持有偽造有價證券（本票或支票）之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直接被害人，其向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人提起自訴，程序合法」，已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應依該見解就本案為終局裁判。(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所稱犯罪之被害人，以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為限，而所謂直接被害人，係指因他人之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者而言。與國家或社會法益同時被害之個人，仍不失為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有價證券之本質，在得自由轉讓流通，且其實行券面所載之權利與其占有證券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申言之，執有有價證券者，始得主張券面所載之權利，若不占有證券即不得主張權利。執有之支票因偽造而不能兌現，固為破壞社會交易之信用，有害社會法益，但同時業侵害執票人之權利，不能謂於個人法益未受損害。因而善意取得該支票之人，自係其直接被害人而得對該偽造支票之行為人提起自訴。從而，行為人偽造有價證券後復持以行使，不唯被偽造之名義人，偽造有價證券之執票人亦係因偽造有價證券犯罪而遭受侵害之直接被害人，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規定，自得提起自訴。參考法條：刑法第201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

刑法第201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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