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

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民國一○四年八月十一日之一○四年度第十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ㄧ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ㄧ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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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426號

按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不得另行請求報酬，民法第六百六十四條定有明文。準此，承攬運送人與託運人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即應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除不得另行請求報酬外，其權利義務概與運送人相同。次按承攬運送人依民法第六百六十四條規定，視為自己運送，其權利義務既與運送人相同，自無再適用民法第六百六十一條承攬運送人損害賠償責任規定之餘地。相關法條：民法第六百六十一條、第六百六十四條

民法第六百六十一條、第六百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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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472號

按契約之一方當事人為與不特定多數相對人訂立契約，而預先就契約內容擬定交易條款，經相對人同意而成立之契約，學說上稱為附合契約或定型化契約，在現代社會中，具有靈活交易行為，促進工商發達、提高經營效率及節省締約成本之特色，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固應承認其效力。惟因此種契約，締約當事人之地位每不對等，契約之文字及內容恆甚為繁複，他方當事人（相對人）就契約之一般條款輒無個別磋商變更之餘地。為防止預定契約之一方（預定人），挾其社經上優勢之地位與力量，利用其單方片面擬定契約之機先，在繁雜之契約內容中挾帶訂定以不合理之方式占取相對人利益之條款，使其獲得極大之利潤，造成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破壞交易之公平。於此情形，法院應於具體個案中加以審查與規制，妥適調整當事人間不合理之狀態，苟認該契約一般條款之約定，與法律基本原則或法律任意規定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過於偏離，而將其風險分配儘移歸相對人負擔，使預定人享有不合理之待遇，致得以免除或減輕責任，再與契約中其他一般條款綜合觀察，其雙方之權利義務有嚴重失衡之情形者，自可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第一款之規定，認為該部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初與相對人是否為公司組織及具有磋商機會無必然之關係。蓋任何法律之規定，均係立法者在綜合比較衡量當事人之利益狀態後，所預設之價值判斷，乃為維護契約正義與實現公平之體現。縱其為任意規定，亦僅許當事人雙方以其他正當之規範取代之，尚不容一方恣意片面加以排除。況相對人在訂約之過程中，往往為求爭取商機，或囿於本身法律專業素養之不足，對於內容複雜之一般條款，每難有磋商之餘地；若僅因相對人為法人且具有磋商之機會，即認無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規定之適用，不啻弱化司法對附合契約控制規整之功能，亦有違憲法平等原則及對於契約自由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五七六號、第五八○號解釋參照）。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

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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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473號

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中段所規定之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占有之正當權源而以占有所有物以外之方法而妨害其所有權者，行使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規定。故行使此請求權人之主體，須為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諸如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代位權人或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之類），始得為之。又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如買賣、贈與）及物權行為（如移轉所有權登記）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成為物權行為之原因，惟基於物權行為之無因性，該債權行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權行為中抽離，物權行為之效力，尚不因債權行為（原因行為）不存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易言之，債權行為之效力並不能左右物權行為之效力。於此情形，原所有權人因物權之變動而喪失之所有權，除物權行為本身亦有不成立、無效或撤銷之事由外，僅得依不當得利或其他之規定（如民法第一百十三條）另請求救濟，而不得再行使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所規定之權利。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七百六十七條

民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七百六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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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651號

查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定應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應適用本法之規定，為海商法第七十七條所明定。其目的在保護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增加我國海商法之適用機會。即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時，應先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選定準據法。倘選法結果我國法為準據法時，自應適用我國海商法。倘選定外國法為準據法時，則應就個案實際適用該外國法與我國海商法之結果為比較，如適用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即應以我國海商法為準據法。相關法條：海商法第七十七條

海商法第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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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76號

某警員雖任職於某市政府警察局，惟既發覺他市有經營職業賭場之犯罪行為，雖非屬其管區、亦未經主管之命令，因其仍有依法調查或通報等協助偵查犯罪之職責，其違背此項職務而收取對價，自應成立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按此之見解，與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十七年三月十一日裁定「東京都警視廳調布警察署地域課所屬之警察官（即被告）偵查犯罪之一般職務權限，及於由同廳多摩中央警察署刑事課擔任告發之案件的偵查」，正是一致）。亦即，關於職務上之行為，我國實務近亦係採取只要在法令上係屬於該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即該當於賄賂罪之「職務性」要件，並不以該公務員實際上所具體擔負之事務為限。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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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

按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生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同。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屬生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的請求權，兩者迥不相同，生存配偶並不須與其他繼承人分擔該債務，自無使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相關法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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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844號

按保險法第六十四條之立法目的乃保險制度中「最大善意」、「對價平衡」及「誠實信用」基本原則之體現，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故意、過失違反據實說明義務，致保險人無法正確估計危險，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生有相關連而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仍得解除契約；惟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雖具有違反誠信原則之事實，而此事實經證明並未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影響，即對特定已發生之保險事故，未造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原則並未受到破壞時，保險人始不得解除契約。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但書所規定之關聯性，在解釋上須考量要保人可能心存僥倖，儘量隱瞞應據實說明之事項，致保險人無從憑以作為危險之估計及保險費之計算，圖使原本為保險人所拒絕承保或須加費承保之危險，得以較低之保費獲得承保，一旦事故發生，即令與不實說明事項有關，充其量保險人至多亦僅可解除契約；如果兩者並無關係，被保險人即可達到以較低之保費，從原本須繳更多保費或根本不為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中，獲得保險金補償之目的，殊非事理之平。從而，應認該關連性存在對象係在於「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與「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之間，亦即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已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時，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保險人仍得主張解除契約。相關法條：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保險法第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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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1084號

行政執行分署與執行法院關於執行標的物之執行競合，且執行程序之目的相互牴觸者，苟民事執行之執行名義係具對世效力之拆屋還地確定終局判決，縱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在先，執行法院仍得依該執行名義逕為強制執行，不受行政執行分署查封效力之拘束。又執行標的物縱經該行政執行分署執行拍賣程序而由第三人拍定，該第三人係該確定終局判決後之標的物繼受人，亦為該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所及，執行法院仍得對之為強制執行，不惟徒增問題，苟因此造成拍定人之權益受損，拍定人非不得向執行拍賣之行政執行分署主張權利。故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分署，為避免執行標的物有於拍定後遭拆除之瑕疵，允宜勸諭移送機關撤回執行，以避免造成問題。如不撤回，本案之執行法院仍得依該執行名義逕為強制執行。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

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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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

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原規定：「因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作為得聲請再審原因之一項類型，司法實務上認為該證據，必須兼具新穎性（又稱新規性或嶄新性）及明確性（又稱確實性）二種要件，始克相當。晚近修正將上揭第一句文字，改為「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增定第三項為：「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放寬其條件限制，承認「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並非祇存在法院一般審判之中，而於判罪確定後之聲請再審，仍有適用，不再刻意要求受判決人（被告）與事證間關係之新穎性，而應著重於事證和法院間之關係，亦即祇要事證具有明確性，不管其出現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亦無論係單獨（例如不在場證明、頂替證據、新鑑定報告或方法），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我國現制採卷證併送主義，不同於日本，不生證據開示問題，理論上無檢察官故意隱匿有利被告證據之疑慮），予以綜合判斷，若因此能產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即已該當。申言之，各項新、舊證據綜合判斷結果，不以獲致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應是不存在或較輕微之確實心證為必要，而僅以基於合理、正當之理由，懷疑原已確認之犯罪事實並不實在，可能影響判決之結果或本旨為已足。縱然如此，不必至鐵定翻案、毫無疑問之程度；但反面言之，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仍非法之所許。至於事證是否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其認定當受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三項、第四百二十一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三項、第四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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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237號

依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觀之，對於判決確定前所犯數罪，有：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等各款情形之一者，除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外，不得併合處罰。稽其立法意旨，無非為明確數罪併罰適用範圍，避免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合併，造成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無法單獨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罪責失衡，不利於受刑人。是關於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得否併合處罰，全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而受刑人於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後，得否撤回其請求及其撤回之期限為何，雖法無明文，然該規定係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維其受刑利益，並非科以其選擇義務，且數罪能否併合處罰既繫乎受刑人之意思，則在其行使該請求權後，自無不許其撤回之理。又為避免受刑人於裁定結果不符其期望時，即任意撤回其請求，濫用請求權，影響法院定執行刑裁定之安定性及具體妥當性，受刑人撤回請求之時期，自應加以合理限制。衡諸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之告訴或請求，係請求追訴犯人之意思表示，而定應執行刑之請求，則係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之意思表示；且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所列情形，非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不得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而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非經合法告訴或請求，檢察官不得起訴。是就同屬請求之意思表示，又同為合法啟動國家裁判權之必要條件而言，前揭情形受刑人定執行刑之請求與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告訴人或請求人之請求，二者性質雷同。參照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之撤回告訴或請求，依法必須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為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項），其原因在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審理業已成熟，適於判決，自不許更為撤回告訴或請求之同一法理，並審酌定應執行刑之裁定以書面審理為原則，無須行言詞辯論，暨裁定除有特別規定者（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前段）外，因宣示、公告或將其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時始發生效力等情，基於目的合理性解釋，除受刑人上揭請求之意思表示有瑕疵或不自由情事者外，應認第一審管轄法院若已裁定生效，終結其訴訟關係，受刑人即應受其拘束，不得任意撤回。逾此時點始表示撤回定執行刑之請求者，其撤回自不生效力；亦即必須於第一審管轄法院裁定生效前，始許受刑人撤回其請求。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項

刑法第五十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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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257號

在監獄或看守所之當事人，提起上訴時，民事訴訟法固無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項「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之規定。惟觀諸該法條之立法理由謂「在監獄等處之被告，身體既失其自由，提起上訴時勢不能不經由各該處之長官」，即知此乃對於羈押中身體失其自由之被告，為保障其訴訟權而設。則本於同一法理，在監獄或看守所之民事訴訟當事人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狀者，應認係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第四百四十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項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第四百四十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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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506號

應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已有明定。因之，聲請定應執行刑應由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向該法院為之。是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就檢察官所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審核結果，認為均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而裁定確定，縱事後檢察官發現被告另犯未經其聲請定執行刑之他罪，而原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其犯罪日期部分在被告另犯之他罪判決確定後，亦僅屬檢察官是否得再就該他罪聲請原法院裁定更定其應執行刑之問題，與判斷原定應執行刑之裁定是否違背法令無關，尚難執此謂原確定裁定違背法令。至檢察官倘應另行依法聲請裁定更定其應執行刑，則法院再為更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時，前定之執行刑裁定，當然失其效力。又若法院就數罪定其應執行刑後，該數罪中之一罪或數罪，因經非常上訴判決或再審判決改判無罪或仍為有罪之判決，然其罪或刑均有變更時，則原裁定之應執行刑之基礎已然動搖，自無從據以執行，該執行刑裁定，亦當然失效，應由檢察官另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然若檢察官併就不存在之犯罪，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刑，法院不察，仍依檢察官之聲請而裁定定其應執行刑，則該裁定自屬違法，且於被告（即受刑人）不利，如已確定，自應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救濟，不能視而不見，而逕由檢察官剔除該不存在之罪刑部分，就原已聲請之其他各罪，聲請定執行刑。此與前開原確定之裁定原無違誤，只因嗣其定執行刑之基礎動搖，或發現另有應合併定執行刑之罪刑，致原執行刑之裁定當然失效，應另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更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不同，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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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576號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係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如未逾越上開規定之外部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即不得指為違法。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施行，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應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應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固為本院所持之一致見解；然此係指一裁判所宣告數罪之刑經定應執行刑後，該數罪之刑全部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更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而言。若一裁判所宣告數罪之刑於定應執行刑後，僅就其中一罪或部分數罪，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應執行刑時，尚不發生有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問題。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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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624號

按具體案件之訴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或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應由立法機關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六六號及第五四○號解釋文、第五三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略以：「本條明定投資契約屬民事契約之性質，與其訂定之原則及履行之方法。」「參照聯合國等相關機構之研究及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於第一項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民事契約原則，悉由投資契約規範之。」已明示此類投資契約除另有規定或約定外，屬民事契約性質，法院自應尊重此項立法設計。兩造係以促參法為依據，訂立系爭契約（參見前言）。原審反於上開法律規定及立法意旨，遽將之定性為公法契約，已有適用法規顯然錯誤之情形。次按國家為行使司法權，將性質不同之訴訟事件，劃分由不同體系之法院審判，無非基於專業及效率之考量。於普通法院審判權與行政法院審判權發生衝突時，固得參酌事件之性質，依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之二等規定決之。惟倘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者，由普通法院裁判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亦有明定，俾尊重當事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所享有之程序選擇權。此項規定，已生審判權相對化之效果。本此立法意旨，當事人訂立契約時，為避免將來發生爭議須訴請法院解決，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間對於審判權之歸屬有不同認定，造成程序上之不利益，乃預為合意願由特定之普通法院管轄，倘無害於公益，自無不可。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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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739號

按家事事件法第三條所定之丙類事件雖適用家事訴訟程序，但該類事件向來係以一般民事財產權事件處理，惟因與身分調整關係密切，為利於家事訴訟程序中統合解決，而將之列為家事訴訟事件。該類事件於家事事件法施行前，原得與其他財產權訴訟合併提起或為訴之追加、提起反訴，如因家事事件法之施行，即認與家事訴訟事件具有牽連關係之民事紛爭，一概不許可其與家事訴訟事件合併提起或為訴之追加、反請求，難免發生原告無法達成訴訟目的、紛爭無法一次解決或裁判矛盾之情形，實有違該法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之立法目的。是於必要情形，仍宜允當事人得利用家事訴訟程序合併解決民事紛爭。家事事件法關此未有規定，但同法第四十一條已考量基礎事實相牽連之不同種類事件，亦有利用同一程序處理之需求，而許當事人合併請求，明文排除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之限制；就上述基礎事實相牽連之不同種類事件，當事人另行請求者，法院為統合處理事件認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合意者，得裁定移送合併審理。參酌上述各項規範意旨及立法目的，應認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三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四十一條

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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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765號

存摺及印章除為帳戶存款債權準占有人地位之證明，持有者並得憑以行使該帳戶存款之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款規定參照），原告起訴請求返還存摺及印章，並就存摺帳戶內之款項誰屬，與被告間存有爭執者，自非不得以起訴時該帳戶之存款餘額，認係原告所受利益之客觀價值而據以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七十七條之十二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七十七條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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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抗字第962號

按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又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或環境保護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依上開規定，土地徵收前之協議價購行為，並非徵收程序，其性質屬私法買賣，所生爭議，自應由普通法院行使審判權。相關法條：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

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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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簡上字第28號

按地上權之存否，屬私權事項。人民向行政機關提出原住民保留地地上權設定登記之申請，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審查所為准駁之決定，固屬行政處分性質。惟於准許後訂立地上權設定契約，即應適用關於私權關係之原理，如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關法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項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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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簡上字第36號

按主參加訴訟係三對立當事人訴訟類型，為統一解決紛爭及避免裁判矛盾，主參加訴訟之審理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須準用同法第五十六條必要共同訴訟之規定。又為避免裁判矛盾，依同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三項前段，主參加訴訟須與本訴訟合併辯論及裁判。依此，主參加訴訟受敗訴判決之本訴原、被告，或主參加訴訟人，以勝訴判決之他造為被上訴人，提出上訴者，其上訴效力及於本訴與主參加訴訟中同受敗訴判決之另一當事人，本訴訴訟與主參加訴訟判決之全部，即均成為上訴審審判對象。又本訴與主參加訴訟各訴之訴訟標的，如無合一確定必要者，法院固得為相異之裁判，但如有合一確定必要者，為避免裁判矛盾，即不得為相歧異之裁判，亦即原審審判範圍自及於本訴部分。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二百零五條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二百零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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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簡抗字第1號

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故收養契約於當事人間簽署收養書面契約時即為成立，且以經法院認可為收養契約生效要件。而收養20人與被收養人間有無收養之合意？端以簽署收養書面契約時為準，而非以法院審理時為據，僅於收養契約成立後，若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有反悔之情事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而已。

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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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127號

定應執行刑之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倘有違背法令，而於被告不利，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故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倘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即屬違背法令，此為本院最近之統一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

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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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199號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既將同屬持有毒品行為之處罰，依數量多寡而分別以觀，顯見立法者乃係有意以持有毒品數量作為評價持有毒品行為不法內涵高低之標準，並據此修正持有毒品罪之法定刑，俾使有所區隔。因此，應可推知當行為人持有毒品數量達法定標準以上者，由於此舉相較於僅持有少量毒品之不法內涵較高、法定刑亦隨之顯著提升，縱令行為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購入，由於該等行為不法內涵非原本施用毒品行為所得涵蓋，自不得拘泥於以往施用行為吸收持有行為之見解，應本諸行為不法內涵之高低作為判斷標準，改認持有法定數量以上毒品之行為，屬高度行為而得吸收施用毒品行為，或逕認施用毒品之輕行為當為持有超過法定數量毒品之重行為所吸收，方屬允當。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ㄧ項、第十一條第三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第ㄧ項、第十一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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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216號

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係列於公務員瀆職罪章內；該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法益。而上開條項所稱「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其「秘密」係指國防以外與國家政務或事務具有重要利害關係，而由國家所保有不得洩漏之公務秘密（下稱公務秘密）而言。又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其在選票上所圈選之內容，係議員依規定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自由行使其投票權所形成之秘密，並非國家基於政務或事務所形成之秘密。且上述投票圈選內容之秘密，僅該投票之議員知悉及保有；除非該議員有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下稱「亮票行為」），或自行告知他人，其他人均無從知悉或保有該秘密。而議員於投票圈選議長、副議長時是否有「亮票行為」，對於選舉之結果（亦即何人當選議長、副議長）並無影響，對於國家政務或事務亦無利害關係。且議員投票時究竟圈選何人擔任議長、副議長，或故意投廢票，僅涉及議員個人政治意向及理念，屬於議員自由行使其投票權之內涵，與議長、副議長當選後所具有之職權功能，係屬不同層次之事項，自不得混為一談。故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其在選票上所圈選之內容，僅屬議員本身所保有之秘密，既非國家所保有之秘密，亦與國家政務或事務無關，自非屬上開公務秘密。若認係屬於上開公務秘密，則議員不僅於投票時不得有「亮票行為」，於投票後亦不得私下將其投票圈選之內容告訴家人、朋友或所屬政黨同志，否則亦觸犯該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罪，顯屬過苛，益徵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其在選票上所圈選之內容，應非屬上開公務秘密。從而，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之「亮票行為」，自不構成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罪。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九十一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五條，暨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四十九條，對於投票人之「亮票行為」，雖均有處罰之規定。但我國刑法之妨害投票罪章以及其他現行法令，對於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之「亮票行為」，既均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本於「罪刑法定主義」原則，自不得任意將議員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在選票上所圈選之內容，擴張解釋屬上開公務秘密，進而對其「亮票行為」加以處罰。另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及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無記名投票」之目的，係在維護選舉程序之公正與結果之正確性，其作用在於保護投票人行使投票權之自由，賦予投票人秘密投票之保障，並非課以其對於投票圈選內容保密之義務。若投票權人於投票時自願將其所圈選之內容以公開揭露之方式出示於他人，此應屬其自願放棄秘密投票自由之行為，除刑法對此項「亮票行為」有特別處罰之規定外，不能將此項行為視為「洩密行為」而加以處罰。此外，直轄市、縣（市）議員應對選民及所屬政黨負責，故該等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若有故意「亮票行為」，其動機有可能係為迎合選民監督或出於政黨之要求所致，未必與金錢或暴力介入有關。至於議員「亮票行為」是否適當，雖有爭議，然在未有刑法明文規範之前，宜由議會內部紀律加以處理，司法權不應介入。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

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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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222號

刑事訴訟法上之證據排除原則，係指將具有證據價值之證據因取得程序之違法，而予以排除之法則。偵查機關違法偵查蒐證適用證據排除原則之主要目的，在於抑制並嚇阻犯罪偵查機關之不法作為，其理論基礎，來自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踐，透過證據之排除，使人民免於遭受國家機關非法偵查之侵害、干預，防止政府濫權，藉以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議會議場乃立法權之核心場域，民意代表於議會所為議案表決或發言享有免責權（司法院釋字第一六五號解釋文、地方制度法第五十條），偵查機關如率得以偵查犯罪為由，逕行進入議會議場蒐證，不惟侵害立法權之議會自治原則，抑且使民意代表因遭蒐證而心存恐懼，致不敢發表議論或為一定之表決，造成寒蟬效應，間接破壞民主憲政發展，並使行政或偵查機關得藉此干涉、控制立法權，對公益之影響甚屬重大。從而偵查機關如經合理判斷認該議會議場有發生犯罪之嫌疑，而欲對在場人員蒐集犯罪事證，即應取得議會大會主席之同意或依刑事訴訟法第十一章關於搜索及扣押之規定為之。如有違反，其所取得之證據，即與法定程序有違，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定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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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23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認其係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採行觀察、勒戒以戒除其身癮之措施。犯同條例第十條之罪者，依同條例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將其刑事處遇程序，區分為「初犯」及「五年內再犯」、「五年後再犯」。依其立法理由之說明：「初犯」，始須經觀察、勒戒；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內再犯」者，因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之觀察、勒戒既已無法收其實效，應依法追訴。至於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犯」者，前所實施之觀察、勒戒已足以遮斷其施用毒品之毒癮，為期自新及協助其斷除毒癮，仍適用「初犯」規定，先經觀察、勒戒之程序。於此，僅限於「初犯」及「五年後再犯」二種情形，始應先經觀察、勒戒程序。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時，不適用之（第一項）。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第二項）。係一般刑事訴訟程序之例外規定，屬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該第二項既規定，前項（第一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即已明示施用毒品案件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之法律效果為「依法追訴」，而非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所定撤銷緩起訴處分後得「繼續偵查或起訴」規定，此乃因檢察官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被告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之處遇，惟其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法追訴，而無再次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之必要。循此法理，倘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條之罪，經檢察官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後，五年內再犯同條之罪者，自無從再行適用同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聲請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之處遇規定。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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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非字第97號

刑法第四十七條所規定累犯之加重，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其要件。良以累犯之人，既曾犯罪受罰，當知改悔向上，竟又重蹈前愆，足見其刑罰感應力薄弱，基於特別預防之法理，非加重其刑不足使其覺悟，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職是，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者，主要在於行為人是否曾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猶無法達到刑罰矯正之目的為要。而數罪併罰之案件，雖應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規定就數罪所宣告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然此僅屬就數罪之刑，如何定其應執行者之問題，本於數宣告刑，應有數刑罰權，此項執行方法之規定，並不能推翻被告所犯係數罪之本質，若其中一罪之刑已於定執行刑之裁定前執行完畢，自不因嗣後定其執行刑而影響先前一罪已執行完畢之事實，謂無基此而為累犯規定之適用。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ㄧ項、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刑法第四十七條第ㄧ項、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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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244號

、現役軍人犯刑法瀆職罪章之罪，除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定有明文。貪污治罪條例為刑法瀆職罪章之特別法，故現役軍人如具有刑法第十條所定公務員身分者，其侵占軍用物品時，即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論罪；惟對於非獨立執行職務之士兵，或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士兵侵占軍用物品，或雖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現役軍人，但該犯罪行為與其職務不具有關聯性者，依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四條之立法理由說明及相關實務見解，始依同法第六十四條各項論罪，合先敘明。、服務於隸屬行政院國防部以下各軍營之現役軍人中之「士兵」，究竟是否刑法上之公務員，司法院院字第一０六三號解釋雖曰「士兵不能離軍隊獨立執行職務。故現役士兵，不得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然同院院字第二三四三號已補充解釋「本院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院字第一０六三號復軍政部公函。係就不能離軍隊獨立執行職務之一般士兵而為解釋。若別有法令依據而從事於一定公務之士兵。自當別論。如憲兵依法執行司法警察之職務時。當然係刑法上之公務員。至於押運兵及汽車駕駛兵等。倘係依法令派充執行公務者。亦同上開解釋。與此並無牴觸。毋庸予以變更。」據此，服務於國防部所屬各軍營之士兵，並非於任何情況下皆不可能成為刑法上公務員，倘該士兵係依據法令執行公務，於符合刑法第十條第二項各款規定之要件時，自仍可能為刑法上之公務員。、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上開第一款前段學理上稱為「身分公務員」，第一款後段稱為「授權公務員」、第二款稱為「委託公務員」。身分公務員著重於服務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身分，蓋其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如具有法定之職務權限，即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自為公務員，反之，如無法令執掌權限者，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並未負有前述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即非公務員。身分公務員之任用方式，祇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不論係經考試晉用、選舉產生、約聘僱用或政治任命，更不論係專職或兼任、長期性或臨時性。又所謂「法定職務權限」，不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其他具有法規性質之命令、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分配而為之職務命令，以及機關內發布之行政規章等所定之職務，皆包括在內，凡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法定職務權限，且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即無關公權力之公行政作用及其他私經濟行為，亦包括在內。而賦與該職務權限之方式，亦非必以書面派令為限，機關長官基於事務分配權責，以口頭命令分配執行職務者，亦屬之。參考法條：刑法第十條第二項。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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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

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事件按我國民法關於不動產相鄰關係之制度，旨在調和相鄰不動產之利用上衝突，而擴張或限制相鄰不動產所有權內容，以發揮各不動產之最大經濟機能。重在不動產利用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之調和，不以相鄰不動產所有人間者為限，亦不以各該不動產相互緊鄰為必要。民法第七百七十九條第一項明定土地所有人因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第七百八十條則規定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人所設置之工作物，但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存之費用。此一過水工作物使用權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係因鄰地所有人為流水而設置工作物，其他土地所有人如不能使用，必更設置同一目的之工作物，曠廢財物殊甚之故。又民法第七百七十九條第一項既將家用與其他用水併列，則舉凡排泄無用之水，無論家用、農業用均包括在內，自不以已存有建築物為必要。依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增訂之同法第八百條之一規定，上開規定於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即不動產之相鄰關係，不僅指相鄰土地之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建築物之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甚係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交錯間，原則上亦包括在內。又廢（污）水之排放，影響環境至鉅。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明定處理建築物內人類活動所產生之人體排泄物或其他生活污水之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六款則禁止水庫蓄水範圍內排放不符水污染防制主管機關放流水標準之污水。是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有人、利用人為使排放之流水符合環境保護法令規範之用水排放標準，有使用鄰地所有人、利用人排水工作物之必要，而其使用對該工作物原設定之效用並無顯著之損害時，揆諸上述民法關於不動產相鄰關係之規範目的，自不應任意排除民法第七百七十九條、第七百八十條規定之適用。相關法條：民法第七百七十九條、第七百八十條。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水利法第五十四條

民法第七百七十九條、第七百八十條。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水利法第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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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42號

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以有害公共安全之行為為對象。其中抽象危險犯，係指特定行為依一般經驗法則衡量，對公共安全有引發實害或具體危險之可能性。例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或現有人所在建築物之行為，依火之蔓延性及難以控制性，通常情形會密接發生行為人無法控制之不特定人生命、身體、財產受侵害之具體危險或實害，係典型引起公共安全危害之危險行為，屬抽象危險犯。只要行為人認知其係放火燒燬系爭住宅或建築物，即有該抽象危險犯罪之故意，不問有無發生具體之公共危險或實害結果，均成立犯罪。惟若行為時確定排除法律預設之抽象危險存在，亦即確定無發生具體危險或實害之可能性時，因無危險即不具刑罰正當性，自不構成該抽象危險罪。本院28年上字第3218號判例要旨謂：「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罪，係以放火燒燬之住宅或建築物等現供人使用或有人所在，依通常情形往往因放火結果遭受意外之危害，為保護公共安全起見，特為加重處刑之規定。故該條項所稱之人，當然係指放火人犯以外之人而言。如果前項住宅或建築物，即為放火人犯自行使用或祇有該犯在內，則其使用或所在之人，已明知放火行為並不致遭受何種意外危害，自不能適用該條項處斷」。即指此種情形。係為限縮放火罪抽象危險犯之適用範圍，避免可罰性過度擴張，以符合規範目的。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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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550號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證人為藥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此項拒絕證言權，即為藥師與病患間之秘匿特權。稽其立法本旨，主要在於藥師與病患間具有高度信賴關係，倘欠缺此等特殊信賴關係，將使病患人人自危。蓋藥師負責藥物之販賣、調劑及藥事照護相關業務（參藥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八款），不僅係藥品的供應者，更為提供藥品相關資訊與諮詢之專業人員，除須按照醫師處方調劑藥物，或依據病患之病歷紀錄或醫師之診斷結果，為病患選擇最適切之藥物劑型、劑量外，更須告知病患藥物之服用方法及應注意之事項，是藥師提供藥事服務而得知病患傷勢或病況之秘密時，自不得無故洩漏而影響病患權益（參藥師法第十四條）。從而藥師此一秘匿特權之核心價值，顯非在於保護藥師之職業地位，而係出於保障病患之隱私權益，讓病患不必擔心因接受藥師服務或向其求助，致其不欲人知之傷勢或病情等隱私外洩。否則，病患因畏懼司法機關介入藥師業務而窺得其傷病隱私，致憚於向藥師求助及接受藥事服務，則憲法為增進民族健康，所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以保障國人健康之旨趣暨病患隱私權之維護，豈非落空。是藥師之拒絕證言權，既係基於所從事之業務而知悉他人傷病隱私之祕密為其要件，而其目的復在於保護病患與藥師間之信賴關係，則倘藥師所知悉之祕密，並非基於藥事服務之信賴關係所獲悉，或病患之傷病已經公開而不具秘密之性質，自均不受此秘匿特權之保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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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750號

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按我國民法夫妻財產制除另有契約約定外，係採法定財產制（即原聯合財產制），夫或妻各自所有其婚前或婚後之財產，並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第一千零十八條規定參照）。惟夫或妻婚後收益之盈餘（淨益），實乃雙方共同創造之結果，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使他方得就該盈餘或淨益予以分配，始符公平。為求衡平保障夫妻雙方就婚後財產盈餘之分配，及貫徹男女平等原則，民法親屬編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時，參考德國民法有關夫妻法定財產制即「淨益共同制」之「淨益平衡債權」規範，增設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法定財產制（原聯合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得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差額請求分配。所謂差額，係指就雙方剩餘婚後財產之價值計算金錢數額而言。上開權利之性質，乃金錢數額之債權請求權，並非存在於具體財產標的上之權利，自不得就特定標的物為主張及行使。是以，除經夫妻雙方成立代物清償合意（民法第三百十九條規定參照），約定由一方受領他方名下特定財產以代該金錢差額之給付外，夫妻一方無從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逕為請求他方移轉其名下之特定財產。此與適用共同財產制之夫妻，依民法第一千零四十條第二項規定，就共同財產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請求分割之情形，尚有不同。相關法條：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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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834號

請求履行契約事件在債權雙重讓與之場合，先訂立讓與契約之第一受讓人依「債權讓與優先性」原則雖取得讓與之債權，但第二受讓人之讓與契約，並非受讓不存在之債權，而係經債權人處分現存在之他人（第一受讓人）債權，性質上乃無權處分，依民法第一百十八條規定，應屬效力未定。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

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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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916號

（一）證人係指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第三人，為證據之一種，具有不可代替之性質。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即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明定凡應服從我國法權之人，無分國籍身分，均有在他人為被告之案件中作證之義務，俾能發見事實真相。又我國刑事訴訟法為強制證人據實陳述，以發現真實，乃採書面具結，即檢察官或法院（法官）對依法有具結能力之證人，於訊問前或訊問後，先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再命其朗讀內載「當（係）據實陳述」、「決（並）無匿、飾、增、減」等語之書面結文，並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而出具之，以擔保其所陳述之證言為真實，此觀同法第186條至第189條規定自明，係證言真實性之程序擔保；如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即應負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責；從而，刑法上之偽證罪，本係就已出具書面擔保猶違反據實陳述義務之證人課予刑事責任，乃實現要求證人據實為證之具體規範，以達保護司法權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故雖刑事訴訟法第181條同時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該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以保障證人有不自證己罪或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者入罪之拒絕證言權，避免證人在偽證處罰之負擔下，必須據實陳述而為不利於己或與其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之證言，致陷於窘境，以兼顧人情；且此所謂「恐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不限於證言有直接導致其受追訴或有罪之處罰為限，抑凡有關其刑事責任之不利證言（例如累犯加重之事由、習慣犯認定之基礎事實等）均應包括在內；然若因其陳述而有受「偽證罪」追訴、處罰者，則非屬此之拒絕證言之理由，自屬當然。否則，證人動輒以所陳述內容恐將致己或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他人受「偽證罪」之追訴、處罰，而拒絕陳述，將有害於訴訟之公正，為發現事實真相而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為證人之義務，即無從實現。（二）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家長、家屬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為確保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2項並規定法院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所謂「家長、家屬」關係者何？固依「犯罪概念個別化」，在不同法規範中，相同概念可為不同之解釋，惟為能保護司法權能正確行使，復能兼顧人情，避免證人陷於抉擇自負偽證罪或據實陳述而陷與其有家長（家屬）關係之人於罪之窘境，仍應以該據實陳述之要求，不致傾頹應長久穩固之家庭關係，為其界限；故雖非親屬，參諸民法第1123條第3項規定，仍須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始得視為具有家長、家屬之關係，而為發見事實真相之司法功能所不得不容隱之範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之一、第一百八十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七條。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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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

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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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2081號

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罪，係以違反同法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之一作為構成要件，其中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就此等構成要件文義以觀，祇見客觀行為的禁制規範，而沒有特別限定應具備如何的主觀犯意，易言之，不必如同刑法詐欺罪，須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主觀意圖，然而，仍應回歸至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揭示的故意犯處罰原則。從而，倘行為人認識其所作所為，將符合於上揭非法吸金罪所定的客觀要件情形，竟猶然決意實行，就應負此罪責。析論其罪質，因屬經營業務之犯罪，具有長時、延續、複次作為的特徵，故係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一種，所侵害者，雖以社會（公）法益為主，但非僅此而已，尚兼及個人（私）法益，應歸類於經濟犯罪類型，一有作為，罪即成立，屬舉動犯（行為犯），又為抽象危險犯，不同於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以下規範型態，並不處罰未遂犯，無非為維持金融秩序目的而設的行政刑法，迥然有別於傳統普通刑法詐欺罪之單純侵害個人（私）法益；財產犯罪類型；結果犯，有未遂犯處罰規定。即便如此，非法吸金罪的構成要件中，並不排除行為人在行為之初，或進行至一定程度時，利用詐術方法吸金，誆使特定的多數人或不特定人交付款項（無論以存款或投資為名），故非法吸金罪和詐欺罪二者間，即可能具有某些交集情形存在，細說之，縱有部分相同或重疊，但猶有部分相異，允宜全部給予適當的評價。斯時，於法律評價上，當依想像競合犯之例處斷，才不致有漏未評價的缺憾。日本國學界通說與其實務運作，同以此作為法理論述的基礎，足供參考。否則，倘認非法吸金罪的吸金行為，必出於合法方法，祇是未經許可核准，而予處罰，猶嫌缺乏堅強的法理基礎，且如侷限於此，豈能符合本條規範的保護目的？尤其，進而謂非法吸金罪和詐欺罪，二者不能併存，一旦成立前罪，即不再論以後罪，反之，亦然，則狡黠之徒，大可狡辯其行為之初，即基於詐意，行騙吸金，祇該當法定刑最高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普通詐欺罪，充其量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重詐欺罪，法院若無從依較重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普通非法吸金罪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加重非法吸金罪名論擬，顯然違背罪責相當原則，並悖離國民的法律感情。與此雷同之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三、四款所規定，未經許可堆置廢棄物、未領有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等處罰，並不限於未經許可，出於合法之方法（在自己土地或合法租賃土地），其以竊佔、毀損等非法方法為之者，亦包含在內，而於後一情形，應依上揭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罪和竊佔等罪之想像競合犯論處，益足證明並無互斥、相排擠之處遇情形，其間所存法理基礎皆同。此為本院最新之統一見解。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之ㄧ、第一百二十五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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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2111號

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代償請求權之立法目的，係基於衡平思想，旨在調整失當之財產價值分配，保護債權人之利益，使債權人有主張以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受領自第三人之賠償物代替原給付標的之權利，其因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直接轉換之利益（如交易之對價）與損害賠償，發生之原因雖有不同，但性質上同為給付不能之代替利益，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得為代償請求權之標的。又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文義，固須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始得主張代償請求權。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參酌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理由謂「其不能給付，『不問其債務人應否負責』，須以債務人所受之損害賠償或其所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代債務之標的，以保護債權人之利益」，應認債權人得選擇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或代償請求權以保護其利益。惟代償請求權之目的，係於債務人給付不能時，使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交付受領之賠償物或交付其所取得交易之對價，代替原來債務之標的為給付，以保障債權人之利益。準此，即應以債務人就原來債務之標的仍應為給付為前提，始可因其給付不能而發生代償請求權。倘原來之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債務人本得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為給付，自不可能再有給付不能，而發生代償請求權及其時效期間重新起算之情事，否則即與時效制度原期確保交易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之目的有違。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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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

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事件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一條：「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之規定，足認本條例係以祭祀祖先發揚孝道，為立法目的之一，因而於解釋本條例第五條所定：「本條例施行後，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法人之派下員發生繼承事實時，其繼承人應以共同承擔祭祀者列為派下員。」之「繼承人」時，應依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即以是否為「共同承擔祭祀者」為判定標準，而與分屬不同法體系，純以財產繼承為目的之民法繼承編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之遺產繼承人有所不同。且祭祀公業之本質及存在目的，仍以祭祀為主，使祖先血食不斷，故祭祀者以有血緣關係為原則。本條例施行前，「祭祀公業派下員之男子死亡後，無直系卑親屬者，其遺妻並非當然繼承其派下權，但經親屬協議選定為繼承人者，繼承其派下權」（見法務部編印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民國九十三年五月版，七九八頁），足認遺妻雖無血緣存在，但於傳統上，可經親屬會議選定為繼承人而繼承派下權，已非不得為派下員。本條例施行後，既須兼顧國家對女性之積極保護義務，參以祭祀公業係以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為宗旨，而我國社會傳統遺妻替代死亡一方盡其孝道，且共同承擔祭祀祖先責任，向為美德為人頌揚，本於法倫理性，自應認該遺妻為本條例第五條所稱之「繼承人」，而得繼承派下權，且不以無直系血親卑親屬為限。至祭祀公業之派下員死亡，無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僅遺母親為其繼承人，並共同承擔祭祀祖先責任者，本於相同意旨，亦應為同一解釋。相關法條：祭祀公業條例第一條、第五條

祭祀公業條例第一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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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2368號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非常規交易罪所指之「公司」，固指已依該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而言。然依該罪之立法、修法背景，著眼於多起公開發行公司負責人及內部相關人員，利用職務為利益輸送、掏空公司資產，嚴重影響企業經營，損害廣大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安定。考量利益輸送或掏空公司資產手法日新月異，於解釋該罪「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要件時，應重其實質內涵，不應拘泥於形式。為增加上市、上櫃公司財務資訊透明度，依證券交易法第36條、公司法第369條之12、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7條等規定（本件行為時為第20條），上市、上櫃公司（控制公司）應將其子公司（從屬公司）納入其合併財務報告並依法申報、公告，以利投資人了解其整體財務狀況及營運績。足見就投資人而言，上市、上櫃公司之從屬公司，其營運及財務損益結果，與其上市櫃之控制公司，具實質一體性。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營運、財務等決策，具實質控制權，且控制公司行為之負責人，故意使從屬公司為不利益交易，以達利益輸送或掏空公司目的，因該從屬公司獨立性薄弱，形同控制公司之內部單位，以從屬公司名義所為不利益交易，實與控制公司以自己名義為不利益交易者無異。應認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方足保護廣大投資人權益及健全證券市場交易秩序。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商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範圍依商業登記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日揚上海公司係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其總機構即控制公司為日揚科技公司，係我國境內上櫃公司，除應依法製作合併財務報表並申報、公告外，並應依法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則其相關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自影響國家課稅正確性，亦應依我國商業會計法之規定處理，屬商業會計法第2條第1項所指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商業。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二。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七十一條第一款。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二項。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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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291號

請求確認派下權存在等事件按祭祀公業派下權之取得基於傳統宗祧繼承之理由，固以設立人、男系子孫、奉祀本家祖先女子及從母姓之子孫為原則，用以祭祀祖先或結合同姓同宗親屬。除設立者外，渠等取得派下權固自繼承時發生，然依上訴人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訂立之規約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派下之女子、養女、贅婿等有實際參與祭祀，於經一定額度之派下現員同意時，亦得取得派下權，不以其出生時或繼承時為認定得否取得派下權時點，且無損祭祀公業設立目的。查被上訴人於其被繼承人死亡時，固非男性，惟其已依內政部函示方式，拆除女性器官，並依法由戶政機關變更性別為男性，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審因認其係上訴人之派下男系子孫，依系爭規約享有派下權及對系爭土地有公同共有權，經核於法並無違背。相關法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條

祭祀公業條例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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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32號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有關自白證據排除之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與否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權。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始具有證據適格。設若被告自白係出於偵查人員以不正方法取得，該次自白因欠缺任意性，固不得為證據，但嗣後於不同時空由不同偵查人員再次為訊問，若未使用不正方法，則其他次自白是否予以排除（學理上稱之為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須視其他次自白能否隔絕第一次自白之影響不受其污染而定。而非任意性自白延續效力是否發生，應依具體個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倘若偵訊之主體、環境及情狀已有明顯變更而為被告所明知，除非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先前所受心理上之強制狀態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否則應認已遮斷前次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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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388號

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包括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法院對於認罪之被告為科刑時，應如何適正地行使其裁量權，俾避免欠缺標準及可預測性，英美法有所謂「認罪的量刑減讓」，可資參考。亦即，在被告認罪之減輕幅度上，應考慮被告係(1)在訴訟程序之何一個階段認罪，(2)在何種情況下認罪（英國2003年刑事審判法第一百四十四條參照），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理機會時即認罪者，可獲最高幅度之減輕，其後（例如開庭前或審理中）始認罪者，則依序遞減調整其減輕之幅度，倘被告始終不認罪，直到案情已明朗始認罪，其減輕之幅度則極為微小。被告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又此之「認罪的量刑減讓」，於依法律所定之處斷刑（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在法理上亦有其適用，但應避免重複評價。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七條第十款

刑法第五十七條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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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411號

所謂行政檢查（或稱行政調查），係指行政機關為達成行政上之目的，依法令規定對人、處所或物件所為之訪視、查詢、勘驗、查察或檢驗等行為。倘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檢查，具有法令上之依據，且其實施之過程及手段合於目的性與正當性，則其將行政檢查結果及所取得之相關資料，提供予偵查機關作為偵辦之證據資料，該等證據資料自屬合法取得之證據。而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為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明定，因實施行政檢查之必要而為之鑑定（或稱檢驗、鑑驗），核屬行政檢查之一環，殊無因係行政機關基於行政檢查而委託發動者即謂該鑑定報告無證據適格之理，此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之規定並不扞格。又倘事實審法院於審判程序中已賦予被告詰問權，對受行政機關委託而實際參與鑑定之人，就其專業資格、採取之鑑定方法、過程以及得結論之推理等情為充分之詰問，則該鑑定意見乃經法院合法調查所得之證據，自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參考法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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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637號

按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第二項規定：「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五十一條規定定之。」而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是除有上開但書情形，法院判處有期徒刑數罪併罰案件，本應於判決中定應執行之刑。而上開但書規定不得併合處罰之數罪，於判決確定後，受刑人既得依刑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可見該項請求為被告之權利。倘被告於法院審理中已為該項請求，如仍拘泥於刑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不予准許，而必待判決確定，始得請求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徒增勞費，亦非立法本意，故應認該項請求，於法院審理中亦得行使。基此，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除被告於法院審理中請求法院，或於判決確定後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適用併合處罰之規定，賦予其選擇權，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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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757號

刑事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利，乃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就其陳述被告不利之事項，接受被告之反對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例外的情形，僅在被告未行使詰問權之不利益經由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業經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始容許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而被告之防禦權是否已獲程序保障，亦即有無「詰問權之容許例外」情形，應審查：(1)事實審法院為促成證人到庭接受詰問，是否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即學理上所謂之義務法則）。(2)未能予被告對為不利陳述之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是否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成，例如證人逃亡或死亡（歸責法則）。(3)被告雖不能行使詰問，惟法院已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機會，以補償其不利益（防禦法則）。(4)系爭未經對質詰問之不利證詞，不得據以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或主要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該不利證述之真實性（佐證法則）。在符合上揭要件時，被告雖未行使對不利證人之詰問權，應認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法院採用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言，即不得指為違法。參考法條：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

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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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88號

以消極之不作為方法，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不作為犯，有純正不作為犯（如刑法第149條聚眾不解散罪、第294條第1項消極遺棄罪等）及不純正不作為犯之分，應予區別。不純正不作為犯，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係以人之行為發生一定之結果，有因積極行為引起，有因消極之不作為引起，無論作為或不作為，法律上之效果相同，但犯罪之成立，除在客觀上，應有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犯罪行為外，並應在主觀上有故意過失，始足當之，故該條項乃意指消極行為之犯罪與積極行為之犯罪，在法律上有同一之效果，並非對於犯罪行為之意思要件，特設例外規定（本院29年上字第2776號判例意旨參照），是被告之行為縱令客觀上係違反法律上之防止義務，仍應視其主觀上犯意之有無及其內容為何，定其應負之刑責。又刑法上之幫助犯，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而成立，惟所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者，指其參與之原因，僅在助成他人犯罪之實現者而言，倘以合同之意思而參加犯罪，即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縱其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仍屬共同正犯，又所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指其所參與者非直接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內容，而僅係助成其犯罪事實實現之行為而言，苟已參與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一部，即屬分擔實行犯罪之行為，雖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亦仍屬共同正犯。此為現行實務上一致之見解。是就共同正犯與從犯之區別，係採主觀（是否以合同之意思即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而參與）、客觀（是否參與構成要件行為）擇一標準說（參見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28條之修正立法理由）。而就他人故意積極作為之犯罪所侵害法益具體結果之發生，負有法律上防止義務之人（即立於保證人地位者，下以此稱之），若對該他人之犯罪有所參與，其究竟應負共同正犯或從犯之責，原則上仍應依上開共同正犯、從犯之區別標準決定之。其中立於保證人地位者，縱僅消極不為阻止或防止行為，惟其與故意作為之正犯間，若於事前或事中已有以自己犯罪意思之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其即係利用作為正犯之行為以達成其等共同犯罪之目的，即便其參與之方式，在形式上係以消極不阻止或防止之不作為使故意作為犯之構成要件行為（作為）易於實現，而未參與作為之構成要件行為，亦係共同正犯。若立於保證人地位者，對他人故意積極作為之犯罪，與該他人間並無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而僅能認有幫助之犯意，且其僅有上述使故意作為犯之構成要件行為（作為）易於實現之消極不阻止或防止之不作為時，應成立該故意作為犯之幫助犯；若其主觀上亦難認有幫助之犯意（如對故意作為犯之作為無認識等），則在有過失犯處罰明文規定情形下，視其對故意作為犯之犯罪所造成之結果，是否符合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要件，論以過失犯。至於本院27年上字第2766號判例意旨所稱：「…若於他人實施犯罪之際，僅以消極態度不加阻止，並無助成正犯犯罪之意思，及便利其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即不能以從犯論擬。」係指對他人犯罪侵害法益之結果，法律上無防止其結果發生義務者之情形而言，對有刑法第15條規定適用而立於保證人地位者，無援用之餘地。次按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雖分別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係何者，皆係針對「構成犯罪之事實」而言，此「構成犯罪之事實」包括正犯、幫助犯乃至於教唆犯之構成犯罪事實，而非僅限於正犯者。本院101年11月27日10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謂有意思聯絡之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可成立共同正犯，乃係指各該行為人均符合上開共同正犯之要件時，縱其等彼此間聯絡之犯意態樣，有直接故意及間接故意之別，仍不影響共同正犯之成立，要非變更前開實務所採之共同正犯、從犯之區分標準。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一項

刑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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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上字第984號

憲法第23條既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則如有上開必要，自得以法律限制。又自由權利之限制，該條既未規定僅限於一定期間內之自由權利限制，自得包括自由權利之永久限制即死刑在內（因無期徒刑仍有假釋規定之適用，不屬自由權利之永久限制）。對於犯罪之「刑罰」，我國向認兼具「防治和處罰犯罪」之作用與功能。監獄行刑法第1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足見「教化」係「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刑罰之執行目的，尚非死刑或罰金刑之刑罰執行目的。又現代刑罰理論所謂「犯罪應報」，係指理性化以後之法律概念，是基於分配正義原則之作用，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等價責任刑罰之意。此即以犯罪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使「罪與責相符、刑與罰相當」之真意。實與最原始之「同害報應刑思想」，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之概念有別。不能以我國不採「同害應報刑思想」，即否定我國刑罰具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作用與功能。故而，刑罰之目的就「處罰或懲罰犯罪」言，具犯罪應報及一般預防色彩；就「防治犯罪」言，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色彩。死刑作為刑罰之一種，當亦存有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概念。法院依嚴格證據法則，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於達超越合理可疑確信程度，而認定犯罪事實、適用刑事法規，而課以罪名後，在評價該犯罪應施予法律所許可之刑種及刑度時，首應依其「罪行」衡量出「與罪相符（等價）之責」，再依其「罪責」衡量、選擇「相應之刑」，及「與刑相當之罰」。俾符刑事審判在「實現分配正義」，及「刑罰」在「防治和處罰犯罪」之作用與功能，進而實現刑法之規範目的。至於確定罪行後衡量罪責時，應依刑法第57條為審酌。而該條所列尤應注意之10款事由，可區分為「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行為人之知識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後之態度）。關於「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之裁量事由，依一般人普遍具有之理性分析，又可依其係「明顯可歸因於外在（例如家庭、學校及社會）之事由」或「非明顯可歸因於外在之事由」，而有不同評價及衡量。即前者得為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後者則否。依「罪行」衡量「與罪相符之責」，再依其「罪責」衡量、選擇「相應之刑」及「與刑相當之罰」後，認非處以死刑無法「實現分配正義」、或符合前述社會上普遍認可之法價值體系及其表彰之社會正義，達到「處罰與防治最嚴重罪行」之功用時，則該「死刑刑罰」之目的僅有「處罰及一般性預防功能」，而無「特別預防功能」存在，從而「教化可能性」即非此時應予考量者。參考法條：憲法第二十三條。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刑法第五十七條。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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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381號

聲請強制行聲明異議事件按不動產之強制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第七十條第六項規定，債務人不得應買。此一規定係基於通說認為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屬買賣之一種，並以債務人為出賣人，出賣人不得又為買受人之觀點；且債務人如有資力並求保有名下財產，應逕向債權人清償債務，而非許其應買自己財產，否則，債權人就其債權未獲全額清償時，將再聲請拍賣已為債務人固有之同一財產，致生冗長執行程序，殊非所宜，故予立法禁止。惟於限定繼承或第三人提供抵押物之強制執行，因繼承人對於遺產，或抵押物所有人對於抵押物，均僅負物的有限責任，與一般負無限責任之債務人性質尚有不同，如允許繼承人或抵押物所有人應買以保有其財產，既不生前述立法考量之疑慮，對於債權人亦無不利，自無禁止之必要。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七十條

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七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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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382號

為了避免犯罪者保有犯罪所得，以杜絕犯罪誘因，而澈底剝奪犯罪所得，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增訂公布第四十九條之一，於第一項明文揭示「不法犯罪所得之沒收」適用範圍，規定：「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不在此限。」故對犯罪行為人及非善意第三人，除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原物沒收（下稱利得原物沒收）之外，尚包括於不能原物沒收時之替代價額之追徵及財產之抵償（下稱追徵抵償。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增訂公布，一○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統稱為「追徵價額」）。又倘不法犯罪所得未能有效及時保全，犯罪者於案發後，立即藏匿或移轉，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也無從實現，不僅使偵查、審判作為枉然，更將令司法滿足實現正義之目的落空，因此，該條第二項明定於判決確定前對犯罪所得之保全措施：「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乃學理上所稱之「犯罪利得扣押」，賦予凍結（保全）人民財產權之法律依據，有別於保全偵查犯罪證據之「證據扣押」。至犯罪利得扣押之標的，因所保全者係利得原物之沒收或係追徵抵償而有不同：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於判決確定後，應沒收標的之所有權或被沒收之權利自動移轉至國家；而追徵抵償，則於判決確定後，國家取得對義務人之金錢給付請求權，並以義務人之財產為責任財產以實現該債權，基此，犯罪利得扣押之標的，於保全利得原物之沒收時，係對於具體之不法所得原物為「（狹義）扣押」；於保全追徵抵償時，則是依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再者，犯罪利得之沒收性質係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然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件，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者，始得為之；又在保全追徵抵償之假扣押，既非原物扣押，為避免過度（假）扣押而侵害義務人之財產權，就義務人責任財產之（假）扣押範圍，同應遵守比例原則，此所以上開條項規定「酌量」之理由。又倘事實審法院依卷內資料，為合目的性之裁量，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抵償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事實審法院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逕指為違法。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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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408號

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口語或行文，都經常將「聲明」、「聲請」、「請求」及「申請」，混用不分，頗有異詞同義的情形。但是，法規文字有其嚴謹性，前二者係用在司法機關（廣義，含法院、法官和檢察署、檢察官、檢察總長）；末者用在行政機關；請求則較為中性通用。既稱聲明，乃單純將自己的意思，對上揭司法機關有所表示，一經表明，原則上不待受理機關、人員處理，即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例如聲明上訴、聲明抗告，但有例外情形，例如聲明異議、聲明疑義，受理聲明的機關，應本於職權，適切處理；而所謂聲請，顧名思義，除為聲明之外，更進一步請求受理的機關、人員，應依其職權作成一定的決定或作為（包含裁定、處分及命令；其准駁應具理由），例如聲請迴避、聲請回復原狀、聲請羈押、聲請搜索、聲請調查證據、聲請再議、聲請撤銷緩起訴、聲請交付審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聲請再審、聲請非常上訴、聲請撤銷緩刑、聲請更定其刑、聲請單獨宣告沒收、聲請撤銷假釋等等；至於請求，通常指單方要求為如何的一定行為，而其相對受請求的機關、人員，原則上雖然不得拒絕，例如受訊問人請求於筆錄上為增刪記載、利害關係人請求逮捕通緝犯、告訴人請求檢察官上訴、被告請求對質等，但其實受請求之一方，仍有自由裁量權，甚至縱然不加置理，猶難遽謂必然違法，祇是基於現今「司法為民」的理念，恐非適宜，故無論准駁，皆宜以適當方式，使請求人得悉其請求的處理結果。鑑於對上述各種訴訟行為，所作成的決定或作為有所不服時，其救濟、審查機制，並不盡相同，分別得提起抗告；準抗告；不得聲明不服（如拒提非常上訴）；祇能附隨在相關本案上訴審中再行爭議，而不能獨立抗辯（如否准調查證據）；甚至祇能追究行政責任，而別無他途（如檢察官不理會告訴人上訴請求）之各種情形，故究竟其性質如何，攸關權益保障，自當審慎、清楚分辨。從而，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求、聲明或聲請案，概不受其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適切處理。舉例而言，當事人雖然表示是「請求」或「聲明」，而實際上該當於「聲請」者，受理的司法機關仍應依「聲請」案件的相關規定，加以處理，並附具准駁的理由；反之，亦同。倘竟誤辦，自非適法，不能維持。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三條、第四百八十四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三條、第四百八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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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437號

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告訴代理人如為律師，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準用第三十三條規定，係屬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如核對更正筆錄、他案訴訟所需，或認法院指揮訴訟方式對其訴訟權益有影響之虞等），得向法院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法院除以涉及國家機密、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營業秘密為由，得不予許可其聲請或限制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如屬涉及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之事項者，得為限制交付之裁定外，原則應予許可。是就上述涉及其他依法令應予保密事項，司法機關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之相關案件，其規範目的，旨在防止揭露上開身分資料，以免造成被害人、兒童及少年之二度傷害。倘法院已依法令規定辦理，未揭露上開應予保密之資料，或無揭露之虞，因無侵害被害人、兒童及少年之權益，自無從為限制交付，或逕為不予許可之決定。至聲請交付之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縱有部分因疏於注意而揭露上開應予保密之資料，法院仍得視其揭露內容、程度、範圍等，以限制僅交付不含（或除去）上開應予保密資料之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以達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第三項後段之規範目的。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二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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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541號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司法院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參照）。是限制人民出境，不論為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抑或係司法機關之強制處分，均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方稱合憲。查受刑人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係刑法保安處分之一種，由於受保護管束者均係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而尚未執行完畢之假釋受刑人，故執行保護管束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生活行動及其交往之人（參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倘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未保持善良品行，而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或不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或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或未按月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其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甚至未經許可或核准，即離開受保護管束地等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即得聲請法院撤銷保護管束，並由典獄長報請法務部撤銷假釋（參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之三），此時受保護管束人就尚未執行完畢之殘刑仍須入監服刑。是國家為擔保對假釋出獄之受保護管束人之刑罰權得以完全實現，自可在必要時限制其出境，此為法理上所當然。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係規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民國一○四年一月二日更名為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應禁止國民出國之各種情形，該條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為配合保安處分執行法及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而增列第二項：「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及第九款（依其他法律限制或禁止出國者）規定」（參該條立法理由）。而依該法條交由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通過，所提報立法院院會公決之修正條文對照表提案理由說明：「……準此，雖然受保護管束之國民，其部分自由權利確有需要予以限制，但『殺雞焉用牛刀』的將所有情形（無論刑度之輕重）均予限制，似有不當，若比照國家安全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的規定，將限制其出境的權利交由檢察官來認定，比較符合『比例原則』，同時兼顧人民權利與社會公共秩序的適當要求。」亦即認受保護管束人是否限制出境，應由執行檢察官按其刑度之輕重，在兼顧人民權利與社會公共秩序之要求下，依「比例原則」加以認定，賦予檢察官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合理限制受保護管束人出境。嗣該條項文字復於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為「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同意其出國。」稽其立法理由雖僅略載：「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惟觀之行政院提案理由說明：「……為明確主管機關及各權責機關間之分工，且簡化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爰……，並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足見其修正目的僅在明確主管機關及各權責機關間之分工，就受保護管束人須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始得出國之規定，則無變更。另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第五款規定：「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十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所謂「受保護管束地」，參照同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六十九條之一等規定，應係指「受保護管束人日常生活之住居所地或為特定行為之所在地」，是受保護管束人出國，不論係觀光、就醫、探親、奔喪或工作，均屬離開受保護管束地之行為。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二項：「受保護管束人經指揮執行之少年法院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核准出國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同意其出國。」之規定，顯見檢察官於開始執行假釋受刑人之保護管束時，為落實保護管束之意旨，積極輔導其就學或就業，並加強監督其生活情狀，防範再犯，自得於必要時，通知移民署而為假釋付保護管束人應得核准始得出國之限制，以確保保護管束之執行。倘受保護管束人提出出國之聲請，檢察官審酌其保護管束期間之表現及聲請出境之事由，依個案之必要性核准其出國者，移民署始得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同意受保護管束人出國。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二項既明定須經檢察官核准，始得出國，並無出國日數之限制，則不論出國日數多寡，均須經檢察官核准。是上開受保護管束人不論出國日數，均須經核准始得出國之規定，乃係獨立之出國限制事由，與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列禁止國民出國及同條第一項但書（宣告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緩刑者），不得禁止其出國等規定尚屬無涉。雖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二項未以正面方式明定「受保護管束人未經檢察官核准出國者，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等意旨之文字，而易滋得否限制出國之爭議，但依上述立法經過及立法理由，基於目的論解釋，仍難謂無法律依據而有違法律保留或法律明確性原則。至檢察官依職權為准駁之裁量決定時，在依法行政下，自須斟酌個案之具體情形，本乎保護管束之目的，並參考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行政行為比例原則之規定，而為妥適之裁量；倘受保護管束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認檢察官所為裁量有恣意之不當情事，法院自得因其等異議之聲明，而予以審究（參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四條）。又法律既規定此項異議歸由法院裁定，復未限制法院之裁定內容，則經法院認為異議有理由而為撤銷檢察官限制出國（離開受保護管束地）之裁定者，除依裁定意旨，得由檢察官重行為適當之斟酌外，如有必要法院自非不得於裁定內同時諭知准予出國，以達救濟目的（參司法院釋字第二四五號解釋）。此與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四項準用同法第四百十三條，關於法院就準抗告案件得撤銷或變更檢察官處分之規定，具有同一之法律上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十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條第一、二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九條之一、第七十四條之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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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693號

清償票款等強制執行事件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準此，凡執行事件之債權人，不論係聲請強制執行者，或有執行名義參與分配者、或無執行名義而對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經聲明參與分配或依職權列入分配者，均得依上開規定聲明承受。倘執行拍賣之不動產分屬多數債務人所有，執行法院為達較高經濟效益，指定行合併拍賣程序，而拍賣期日無人應買時，在場之債權人，均得聲明承受，不應因合併拍賣程序，債權人對非其債務人之其他人財產無承受權，即剝奪對於其債務人財產本可行使之承受權利。惟因法院行合併拍賣程序之故，其承受同時，必須一併應買其他債務人合併拍賣之不動產，方為適法。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一條

強制執行法第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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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774號

聲請保全證據事件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基於當事人自行研判紛爭之實際狀況，可助於其尋求解決紛爭之手段，以消弭訴訟，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而於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然仍須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一方面係為實現證據開示之機能，另一方面難免有摸索性證明之虞，如何避免二者間之衝突，應視紛爭之類型、聲請人與他造對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考量，以為「必要性」之判斷。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

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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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802號

請求離婚再審之訴事件准許離婚判決一經確定，婚姻關係即因該確定判決所生之形成力而解消，此與夫妻一方死亡，婚姻關係當然解消者，在身分法上效果未盡一致，此觀民法第九百七十一條規定，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不及於因夫妻一方死亡者自明。而家庭婚姻制度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夫妻之一方如非本於自由意思予以解消（兩願離婚)，或因有法定事由並經法院依法定程序強制解消(判決離婚)，均應受法律制度之持續性保障。倘合法成立之婚姻關係，因法院離婚確定判決解消，而當事人之一方，主張於該訴訟程序進行中，有未受充足程序權保障之法定再審事由者，即應賦與其提出再審訴訟以求救濟之權利，且不應因他方是否於判決確定後死亡，而有不同，俾保障該一方之訴訟權、身分權及財產權。惟查，夫妻之一方，於准許離婚判決確定後死亡，囿於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有關當事人適格之規定，且家事事件法復無關於由他人承受訴訟之明文，倘生存之一方認該確定判決有法定再審事由，致其身分上或財產上之重大利益，受到損害，竟因現有法律並無得適用再審程序之明文規定，復無其他足以有效救濟其身分權、財產權之途徑，使其不能享有糾正該錯誤裁判之機會，自係立法之不足所造成之法律漏洞。為保障生存配偶一方之再審權及基於法倫理性須求（如身分權關係），法院就此有為法之續造以為填補之必要。復由於離婚訴訟係以合法成立之婚姻關係，是否將因具有法定事由而應予解消之判斷為目的，且因夫妻可兩願離婚，當事人就夫妻身分關係，具有一定程度之處分權，與親子關係之身分訴訟，具有高度公益及維護未成年子女權益之目的者，尚屬有間，故無從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有關以檢察官為被告或由繼承人承受訴訟之規定，而有由法院為法律外之程序法上法之續造必要。爰審酌相對人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再審事由而提起再審之訴，與於該判決確定後死亡之劉恆修繼承人，在財產權（繼承權）或身分權（姻親關係）均有重大關連，本院認由劉恆修繼承人承受該離婚再審訴訟之再審被告地位，最能兼顧相對人、被繼承人、繼承人之利益，可使再審程序之進行及判決結果獲得正當性。相關法條：民法第九百七十一條、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

民法第九百七十一條、第一千零五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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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830號

法院因受理刑事訴訟案件，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各種存在於文書、磁碟等媒介內之訊息，屬政府資訊公開法所指之政府資訊。於訴訟進行中，關於訴訟卷宗、證物等之檢閱、抄錄或攝影，涉及被告訴訟基本權之保障，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檢閱，應依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於訴訟終結、判決確定後，訴訟關係消滅，相關訴訟卷宗、證物等政府資訊之檢閱或公開，已與被告訴訟權保障或防禦權之行使無關，而與被告法律上利益或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有關。因現行刑事訴訟法就此無相關規定，關於確定刑事案件卷證資訊之公開，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如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二點及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外，應依檔案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向檔案管理機關或政府資訊持有機關申請辦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三條。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三條。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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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907號

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五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依刑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應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至第七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復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所明定。此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本含有恤刑性質，故二裁判以上之數罪應併合處罰者，須在該數罪之刑全部未曾定應執行刑，且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前，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始有實益。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倘有部分罪刑已執行完畢者，因僅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抵之問題，要與定應執行刑無涉，參照本院四十七年台抗字第二號刑事判例意旨，法院不能因此即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惟該數罪前曾分別經定應執行刑並已全部執行完畢時，因受刑人已受恤刑之利益，且已無剩餘之罪刑可供執行，檢察官即無再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之必要，檢察官如對於此已全部執行完畢之數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法院自得不予准許。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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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抗字第927號

刑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之酌定。至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制度目的，在就所犯數罪，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後綜合評價犯罪人最終應具體實現多少刑罰，方符合罪責相當要求並達刑罰目的。足見宣告刑與應執行刑有別，其應裁量事項，論理上應有不同。刑法第五十一條明定數罪併罰之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該條第五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之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文。惟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之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之不必要嚴苛。此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或公平正義情形，即無違法可言。參考法條：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刑法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一條第五款、刑法第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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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簡抗字第7號

聲請暫時處分事件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係為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又我國對外國法院之民事確定判決雖採自動承認制，無待我國法院裁判之承認而當然發生效力。但以給付判決為執行名義向我國法院訴請許可強制執行時，依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應經我國法院以判決宣示許可其執行。而法院命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一造任之，其本質即包括他造應交付子女在內。倘一造持上開外國法院確定民事判決，依前揭規定，訴請我國法院許可其強制執行，審酌該外國法院確定判決已在我國發生效力，法益保護之必要性較諸審理中之家事非訟事件明確，基於實效性要求，避免許可訴訟延滯所生之危害，應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准其聲請暫時處分。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

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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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120號

被告鍾枝輝所犯如原確定裁定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檢察官以原確定裁定法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審核結果，認於法並無不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其中三月，如易科罰金，以一千元折算一日，另二年十一月，如易科罰金，以二千元折算一日（按其易科罰金標準經折算後為九萬元加上二百十萬元合計二百十九萬元）。其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二月，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之有期徒刑五月以上，全部各罪合併之刑（五月加上五月乘以十再加上三月乘以八，合計為有期徒刑七十九月，即有期徒刑六年七月，如以附表編號2至19已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二年十一月，與編號1有期徒刑五月合計為有期徒刑三年四月）以下，如易科罰金依其折算標準分別折算後，亦同（依原確定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折算合計為二百十九萬元，在各罪最長期折算為三十萬元以上，各罪合併刑期折算為四百五十九萬元之下，如附表編號1與附表編號2至19已另定應執行折算為二百二十五萬元），原確定裁定符合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未逾外部界限，亦未有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均屬於原審自由裁量事項，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一條第五款

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五十一條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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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133號

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之效力，於裁定確定後，如發現有違背法令之情形，自得對之提起非常上訴。又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不涉及事實認定問題，故非常上訴審應依原裁判所確定之事實為基礎，僅就原裁判所認定之事實，審核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又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應依刑法第50條、第53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之，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就檢察官所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審核結果，認為均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而為裁定，於法並無不合；縱該裁定確定後，檢察官發現其中一罪經裁定開始再審而更行審理程序，原關於該罪之確定判決失其效力（本院33年上字第1742號、54年台上字第2809號判例參照），亦僅屬檢察官是否就所餘之罪指揮執行，或於仍有數罪時，另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刑之問題，此項法院裁定確定後所生之事實變更，與判斷原定應執行刑裁定是否違背法令無關，尚難執此謂原確定裁定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五條、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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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203號

訴訟條件的欠缺，於起訴之後、審理之中，能否加以補正？此於我國，法無明文，德國實務、通說，持肯定說；法國相反；日本戰前採同法國，戰後採同德國，但仍有異說。我國學者間乃有主張訴訟條件之欠缺，究竟應否准予補正，必須調和「法的安定性」與「法的具體妥當性」，經作適當之衡量後，始可決定；倘准予補正反較不許補正，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且對被告亦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者，為達訴訟之合目的性，自應許可其補正。蓋此種情形，如不許其補正，必於諭知不受理後再行起訴，徒增程序上之繁瑣，並無實益，故許其補正。細言之，學說上已發展出因當事人未異議而治癒；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而治癒；基於訴訟經濟考量而治癒；及不得治癒之瑕疵等區分。既於學理上圓融合理，在實務運作上，亦合情便民。兼顧被害人權益照料，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行使，實質正義可獲彰顯。本此，檢察官以非告訴乃論之罪起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係犯告訴乃論之罪，或裁判上一罪，其犯罪事實之一部，係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仍應許其於起訴後補正（參看司法院院字第二一○五號解釋），此因檢察官公訴提起之作為，並無可受非難的情形存在，而被害人之權益亦由此獲得適當維護。且此種告訴之補正，依上述司法院解釋，猶不限於第一審，縱是在第二審，亦得為之。至於告訴乃論之罪，無得為告訴之人或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者，該管檢察官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指定代行告訴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項固定有明文，此代行告訴制度之設計，本具有充實訴訟要件，滿足公共利益之用意，是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之指定方式，並無一定限制。若檢察官偵查結果，認為被告所涉，非屬告訴乃論之罪（例如殺人未遂、重傷害），本不生指定代行告訴問題；但在案件調、偵查中，如被害人已成年、無配偶，傷重陷於昏迷，其父母不諳法律，基於親情，單憑國民法律感情，向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表示欲對於該加害之被告，提出控訴，此情固不生合法告訴之效力，嗣於檢察官依非告訴乃論罪名提起公訴後，審判中，被害人之父母，經人指點，依法向民事法院聲准宣告禁治產，並取得監護人（法定代理人）身分，而刑事案件審理結果，認屬告訴乃論之罪，則先前該父母之不合法告訴瑕疵，當認已經治癒，並發生補正告訴之效果，此部分訴訟條件無欠缺，法院為實體的罪刑判決，尚難謂程序違法。唯有如此理解，才能確實保護被害人，符合現代進步的刑事訴訟法律思潮。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七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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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45號

一事不再理，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同一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既經合法提起聲請，自不容在同一法院重複聲請，為免一案兩裁，對於後之聲請，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之法理，以形式裁定終結之。而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所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必係法院判決時，其同一案件，已經實體判決確定，始有該條款之適用。同理，法院對於後聲請之案件，縱已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定，並於先之聲請裁定後，先行確定，但後聲請之裁定，於先聲請裁定時，既未確定，即無既判力，先聲請之裁定，依法不受其拘束，其所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自不能因後聲請之裁定先確定，而成為不合法。從而，後之聲請，依上開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之法理，本不應受理，倘為實體裁定，即不合法且不利於被告，如已確定，應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撤銷，為駁回之裁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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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67號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條規定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狀；起訴後應於每審級提出於法院。是辯護人之選任，起訴後應於每審級法院為之，於各審級合法選任或指定之辯護人，其辯護人之權責，應終於其受選任、指定為辯護人之該當案件終局判決確定，或因上訴發生移審效力，脫離該審級，另合法繫屬於上級審而得重新選任、指定辯護人時止，俾強制辯護案件各審級辯護人權責範圍得互相銜接而無間隙，以充實被告之辯護依賴。再觀諸原審終局判決後，原審之辯護人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六條規定，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並為上訴而檢閱卷宗及證物。故原審終局判決後，於案件因合法上訴而繫屬於上級審法院之前，原審辯護人在訴訟法上之辯護人地位依然存在，而有為被告利益上訴，並協助被告為訴訟行為之權責，則其自當本其受委任從事為被告辯護事務之旨，一如終局判決前，依憑其法律專業判斷，不待被告請求，主動積極於訴訟上予被告一切實質有效之協助，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維護被告訴訟上之正當利益。從而，為提起第二審上訴之被告撰寫上訴理由書狀，敘述具體理由，協助其為合法、有效之上訴，同屬第一審選任或指定辯護人權責範圍內之事務，自不待言。而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苟未重新選任辯護人，其於第一審原有合法選任或指定之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自得代為撰寫上訴理由書狀等一切訴訟行為，予其必要之協助，已合於強制辯護案件應隨時設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要求。故關於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於第一審終局判決後，既已有原審之辯護人（包括選任辯護人及指定辯護人）可協助被告提起合法之上訴，在該案件合法上訴於第二審法院而得以開始實體審理程序之前，尚難認第二審法院有為被告另行指定辯護人，以協助被告提出合法上訴或為被告辯護之義務與必要。至第一審選任或指定辯護人是否善盡協助被告上訴之職責，以及被告是否及如何要求第一審選任或指定辯護人代為或協助其為訴訟行為，要與被告於第二審實體審理時未經辯護人為其辯護之情形有別，亦非居於公平審判地位之法院所應介入。況且，關於強制辯護案件之被告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時所撰寫之上訴理由狀，如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時，法律並無明文規定第二審法院必須指定辯護人命其代為提出上訴之具體理由。尤其在被告已坦承犯罪，亦未認第一審判決採證認事或量刑有何違法或顯然不當，其上訴目的僅係在拖延訴訟或僅係概略性請求法院給予自新機會之情形下，亦無指定辯護人協助被告上訴或為其辯護之實益。更何況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七條前段規定，上訴書狀未敘述（具體）理由者，第二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此項規定旨在貫徹上訴制度之目的（即撤銷、變更第一審違法、不當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並節制濫行上訴；上開規定並未特別區分刑事案件之種類，故在解釋上自應一體適用，以充分實現上述規定之立法目的，尚不宜違反上述規定之文義與立法旨意，而任意限縮其適用之範圍。準此以觀，上訴書狀應具體敘述上訴理由，為上訴合法之要件，如上訴欠缺此一要件，其上訴即非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此項不合法上訴與上訴逾期之法律效果相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條、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百六十七條前段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條、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三百六十七條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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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台非字第80號

我國非常上訴之提起權人採檢察總長獨占制，至於非常上訴是否提起，則係採便宜主義，檢察總長有裁量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二條規定，檢察官發見確定判決案件之審判有違背法令情形者，應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第四百四十三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應以非常上訴書敘述理由，提出於最高法院為之。其以言詞提出者，為法所不許；且此非常上訴應敘述理由，此與通常訴訟程序之第三審上訴書狀，其理由與書狀可分別提出，即理由可於後補提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一項參照）不同。所謂敘述理由，即敘述原確定判決之案件，其審判有何違背法令之事實及證據而言，亦因其理由須為此等事項之敘述，是以於提起非常上訴時，應併將該案之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此刑事訴訟法雖未規定，但解釋上必須如此，否則，最高法院將無可據以為審判也。從而，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應併將證明所指審判違背法令之情形所憑之相關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俾得據以審判，始為適法。抑且，非常上訴顧名思義乃屬非常之救濟程序，衡以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係屬法律專家，理應知悉於此，其未提出者，最高法院自無命補正之必要。經查，本件非常上訴（由被告請求檢察總長提起），僅檢送非常上訴書，並未檢附所憑之相關卷宗及證據，本院無從據以審認，揆諸上揭說明，即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二條、第四百四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二條、第四百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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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

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醫療事業旨在救治人類疾病，維護人民健康，醫療水準隨時代進步、科技發達、生技發明、醫術改良及創新而提升，故醫學乃與時俱進，不斷發展中之科學，而鑑於醫療行為本質上所具有之專業性、風險性、不可預測性及有限性，醫護人員於實施醫療行為時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或依醫療法規規定或醫療契約約定或基於該醫療事件之特性所應具備之注意義務，應就醫療個案、病人病情、就診時之身體狀況、醫院層級、設備、能力、醫護人員有無定期按規定施以必要之在職訓練及當日配置人力、病患多寡，醫護人員有無充裕時間問診照護與其他情形，綜合而為研判，尚不能僅以制式之醫療常規（醫療慣行或慣例）作為認定醫護人員有無違反注意義務之唯一標準。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

民法第1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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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04號

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按仲裁法第31條規定之衡平仲裁，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而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院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法之真意，本於一般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二者並不相同。概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衡平」具體化為法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當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是若仲裁庭僅依民法第1條、第148條及第227條之2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或情事變更原則等進一步探究、解釋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定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疇，不生須經當事人明示合意始得為衡平仲裁之問題。相關法條：仲裁法第31條

仲裁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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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077號

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倘人民主張國家機關有違反作為義務之違法致其受有損害，並就該損害已為適當之證明，且依經驗法則及社會一般通念，足認國家機關之違反作為義務與人民之損害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而國家機關抗辯其縱未怠於執行職務，人民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自應由國家機關證明，方可免責。而所謂證明，乃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始足當之。就被上訴人主張其縱就土石流保全對象執行強制撤離，上訴人之被繼承人仍不免發生死亡之結果之免責事實，依上說明，即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國家賠償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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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131號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定旨在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而賠償其部分損害，但若其犯罪直接、間接所得或所變得之物或所生之利益，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前揭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二)周○法等6人於原審提出與陳○華等7人於民國104年10月26日所簽立「調解筆錄」及「和解書」（原判決誤載為「和解筆錄」），據以主張周○法等6人及原審共同被告莊○祺與陳○華等7人成立調解及和解，已經實際賠償陳○華等7人合計新臺幣（下同）168萬5千元（另外賠償陳○華等7人以外之簡○雲21萬元、李○雲4萬5千元部分，應予扣除）。且依卷附「調解筆錄」記載周○法等6人及莊○祺願意給付陳○華等7人之金額，已於「104年9月21日」給付完畢等旨。倘若周○法等6人所為上開主張及「調解筆錄」之記載無誤，應已實際賠償陳○華等7人所受損害部分金額，依上開說明，於就周○法等6人受分配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時，即應予以計算扣除，始為適法。原判決就周○法等6人受分配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於理由中說明周○法等6人並未當庭給付調解金額予陳○華等7人等語，核與所憑上述卷內證據資料未盡相符，已有未洽。又原判決係逕就周○法等6人各自受分配之犯罪所得合計金額予以宣告沒收，而未就周○法等6人已經實際賠償陳○華等7人所受損害部分金額，予以計算扣除，又未說明不必扣除所憑依據及理由，依上述說明，自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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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14號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按登記為不動產物權公示之方法，經登記之不動產物權，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此項登記之推定力，登記名義人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惟仍不得援以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相關法條：民法第759條之1

民法第759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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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162號

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無權處分他人之土地而受有處分土地之價金利益，係違反權益歸屬內容，致土地之所有權人受損害，並無法律上之原因，應成立不當得利（侵害所有權之不當得利類型），其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不當得利成立要件具備即財貨發生損益變動（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而無法律上原因時起算。相關法條：民法第128條

民法第1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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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

按民法第247條之1關於定型化契約效力之規定，須定型化契約之條款係由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而作成，他方當事人僅按該預先之一般契約條款與提出人（契約利用人）訂立契約，並未就其內容進行磋商，始有其適用；如當事人之一方基於與特定相對人訂立契約之目的，預先擬就相關條款，作為商議之張本，嗣經雙方當事人對其內容為個別磋商而合意議定者，即非該條規定適用之範圍。相關法條：民法第247條之1

民法第247條之1

107年度1月至9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116號

對質，係法院為發現真實，命二人以上在場彼此面對面，互為質問、解答。法院於對質程序上乃命對質者；互為質問、解答者，則互屬對質者與被對質者關係，形成命對質者、對質者與被對質者之三面關係。法院藉由此等三面關係之互動情形，求其證實或否認，俾就問答之內容，察其詞色，親身感受獲得正確心證。對質之種類，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之規定，可分為證人與證人、證人與被告、被告與被告間之對質。惟不論何者，均係法院於發現對質者與被對質者間，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供（證）述有不同或矛盾之處，認有釐清真實必要時，以命令行之。此乃法院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原則上由法院主導進行，被告雖有請求之權，但法院若認顯無必要，仍得拒絕實施對質。此與由被告或辯護人主導之詰問不同，訴訟上，倘被告或辯護人提出詰問權之主張，因屬憲法層次之保障，法院不得無端剝奪。又對質權與詰問權之內涵，固有不同，惟因同為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內容，法院為利於釐清真實，應適時介入或依被告之請求實施對質，並積極與詰問交互運用，補充詰問之不足。是不論待證被告之犯罪事實或待證證言之憑信事實，如遇有上開各自陳述之事實相反之情形，除已經查有佐證可資審定判斷而無違經驗上或論理上之法則外，審理事實之法院於決定證據如何取捨之前，即非無命對質之必要。此乃就單一證據之各別證據價值判斷存有不同之故也。從而，法院遇得否命對質之疑義，應受裁量權一般原則之拘束，非可任意為之或不為，且命對質，係調查證據之程序，如因發現真實之必要，且有調查之可能而未命對質，以致證據之本身對於待證事實尚不足為供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仍採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自與採證法則有違，併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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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179號

排除侵害商標權行為等事件按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所設「零售單價倍數或總額（法定賠償額）」之規定，係為減輕商標權人之舉證責任，而以推估商標侵權人實際製造、銷售仿冒商品之件數定其倍數，所擬制之法定賠償額，選擇依該規定請求者，不以證明損害及其數額為必要。仿冒商品之零售單價，應指在通常情形零售時之常態價格而言，不包括偶發之非常態價格，倘侵權人僅偶發性以促銷價銷售時，仍應以原價為其零售單價。相關法條：商標法第71條

商標法第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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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223號

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上開規定，並未將夫妻間所負債務除外，自應一體適用。而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計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後，夫妻間之債權債務並未因而消滅，債權人之一方，自得以該債權與其所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債務互為抵銷。相關法條：民法第1030條之1

民法第103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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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263號

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等事件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承租人，於出租人之基地出賣時，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所謂「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係指在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方式、瑕疵擔保等均相同情形下，承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上開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乃成立買賣契約之形成權，其權利之有無，應依行使權利時之狀態認定之。倘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時，本於租地建屋契約而在土地上建有房屋者，其行使先買權即屬合法，縱然該房屋嗣後被拆除，仍不影響其原本已取得之先買權。此優先購買權具有相對物權的效力，不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而有異。相關法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

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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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35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其目的係為鼓勵公務員於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復就全部所得財物，於偵、審中自動繳交者，因已足認確有悛悔向善之意，而予以減刑寬典。至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第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則旨在藉刑罰減免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其勇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犯罪之事證，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然此減免刑罰之條件，除須符合該法第2條所定之案件之外，尚須經檢察官事先同意，且須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否則即無減免刑罰之餘地。上揭法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前者，重在鼓勵公務員於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後者，則重在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勇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犯罪之事證，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二者之立法目的不同，適用要件亦異，且前者為減輕其刑，後者為減輕或免除其刑，乃個別獨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二)原判決就藍○章所犯如其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與公務員共同犯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共35罪部分，認其所為同時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及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而併引用上開二法條之規定予以遞減輕其刑，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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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37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除「公務員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外，尚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因而獲得利益」，應就行為人於同一預定計畫接續而為之圖利行為，合一包括整體觀察，倘已使自己或其他私人因而獲得部分之利益，即應認為犯罪已經既遂，始與法律規定之意旨相符。（二）本件原判決認定羅○永等4人以東○閣公司「向中區辦事處申請租用後再辦理價購取得，日後即能轉售牟取暴利」、「欲依『先租後售』之方式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意在取得土地之所有權，取得租用權僅為取得所有權之階段行為」，稽之卷內證據資料，上訴人受羅○永等4人請託後，為圖東○閣公司取得本件國有非公用市場用地之租、購權利，及事成之後上訴人可獲得以政治捐獻之形式支付之報酬，而利用擔任立法委員之職權機會及身分，由上訴人先後於96年1月底某日、同年3月13日邀約國有財產局副局長蘇○成、局長郭○博至其立法院507辦公室請託關說協助處理，國有財產局因而函示中區辦事處應同意東○閣公司免拆除地上物之承租申請；又於中區辦事處依上開函示改變原已否准之見解，而於96年4月30日准予出租東○閣公司後，上訴人先就承租階段收取以「政治捐獻」名義捐款之50萬元利益，繼而進行本件土地承租價購案之讓售申請，接續再於96年6月29日下午出面主持並邀請中區辦事處廖○隆處長陪同郭○博局長至其立法院507辦公室參與協調會，請託關說以優惠價格儘速讓購本件土地，且廖○隆處長於該協調會中當場向東○閣公司代表羅○永等人表示本件土地因公共設施建蔽率明顯不足，不符已完成多目標使用投資計畫而不同意讓售之情形下，更於同年7月16日再度出面主持並邀請郭○博局長、東○閣公司代表羅○永等人至其立法院507辦公室參與協調會請託關說，希望國有財產局函示中區辦事處能洽臺中市政府解釋疑義，惟經數次公文往返，迄未能完成讓購本件土地，故羅○永等人亦未交付第2階段之250萬元報酬等情。足見本件土地先申請承租，僅係為了取得申請價購之獎勵投資資格，自應就上訴人所欲達成中區辦事處同意本件土地承租價購案，係自始出於同一預定計畫之全部請託關說行為，為合一包括之整體觀察，以綜合判斷是否已「因而獲得利益」。從而上訴人於「先租後售」之本件土地承租價購案之承租、價購接續各為2次之請託關說行為，並已獲取50萬元報酬，自屬已因而獲得利益。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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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

(一)我國刑事訴訟法固不採強制鑑定，但對於待證事項有無送請具有特別知識經驗者，或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為鑑定之必要，事實審法院仍得取捨選擇後加以決定，非必受當事人聲請之拘束。且對於待證事項之認定，如必須運用在該領域受特別教育、訓練或經歷長時間從事該業務之經驗始可得知，法官無從依其法律專業素養或一般教育中學習，或自日常生活經驗得知時，此時即有運用鑑定以補充判斷時所須要特定專業知識之必要。又法院於依法囑託鑑定時，因其職務上不具有自行判斷之知識能力，係以選任具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或機關，對於受託鑑定事項，予以鑑識、測驗、研判及判定，以輔助法院為正確性判斷。是以被選任之鑑定人所執行者，係基於其本身之特別知識經驗，而為鑑定事項之獨立判定，如過程未獲提供充實之資料，對於鑑定應有之證明力，不無影響。故刑事訴訟法於第205條第1項明定「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請求蒐集或調取之」，其旨在於鑑定之範圍內，能蒐集廣泛資料，以利鑑定作業之實施，俾利鑑定人提出正當之鑑定報告。法院若就犯罪行為人有無教化矯正之合理期待可能性，採取以囑託心理衡鑑進行實證之調查時，該項供以評估、判斷資料之取得，應非僅以犯罪行為人「經臨床晤談時之片面供述」為足，尤應考量其人格形成及其他相關成長背景等資訊，儘量蒐集可供鑑定人對犯罪行為人充足瞭解之客觀資料，使鑑定人得經以綜合評價與分析以後，提出正當之專家判斷，以供法院參酌及採用。是法院為上揭事項之囑託鑑定時，有義務主動蒐集或調取與鑑定事項相關之資料，提供鑑定人為完善鑑定之內容，以增強鑑定結果之有效性與正確性，俾能踐行犯罪行為人有無教化矯正之合理期待可能，係以全人格形成因素為評估，以期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平衡，而為適當之裁量。(二)稽之卷內證據資料，原審曾依被告辯護人之聲請，檢附全卷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學院）對被告鑑定「有無教化可能性」，惟經臺大醫學院定期通知到場時，因被告拒絕鑑定而未實施該鑑定，即未再向被告求學、就業及其他生活團體，函調蒐集有關其品行、素行、人格特質、心理素質、精神狀態、行為模式等與刑罰矯正適應性及教化歸復社會空間之判斷有關之資料，以供進行鑑定、調查或法院量刑審酌之需。逕以上開被告在監接受性侵害處遇相關治療課程紀錄為審酌論斷之依據，非無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5條

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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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

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旨在藉由剝奪犯罪行為人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而由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必要。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乃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而於犯罪之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而言。由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透過剝奪所有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使用之外，亦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決心的訊息，對物之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用，寓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在主觀要件上，本法雖未明文限制故意犯或過失犯，但過失行為人欠缺將物品納入犯罪實行媒介之主觀利用認識，並未背離其使用財產的合理限度或有濫權使用財產之情形，故無剝奪其財產權之必要，自應將犯罪工具沒收適用範圍限縮為故意犯，方符合目的性解釋。另在客觀要件上，應區分該供犯罪所用之物，是否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成立犯罪，此類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體本身並不具促成、推進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收必須有特別規定方得為之。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之汽車或機車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聯客體，而不具促成、推進犯罪實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至於犯罪加重構成要件中若有特別工具，例如攜帶兇器竊盜罪、利用駕駛供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強制性交罪，該兇器、交通工具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分別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之普通竊盜罪、強制性交罪而言，仍具有促成、推進功能，即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在得沒收之列。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2項

刑法第3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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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92號

請求確認黨員資格存在事件按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護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733號解釋意旨參照）。結社團體會員之加入或退出方式亦在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查人團法第14條、第27條但書第2款關於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除名之要件及決議方法之規定，揆其規範目的，應係對會員（會員代表）所為之除名處分，乃完全剝奪人民之結社之自由，應嚴格要求其決議方法，以保障憲法第14條所賦予人民結社自由之權利，應認上開規定為效力規定，使違反該規定之法律行為歸於無效，俾落實人民結社自由之保護。相關法條：人民團體法第14條、第27條。二十一、106年度台上字第2677號（裁判書全文）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以人格權受侵害為內容，而向法院請求除去之侵害除去請求權，為維護人性尊嚴所必要，應予終身保障，自不得因受侵害者於一定時間不請求除去其侵害，即不予保障，與民法規範消滅時效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交易之安全與維持社會秩序之公平無涉，故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人格權侵害除去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之適用。相關法條：民法第18條、第125條。二十二、106年度台抗字第640號（裁判書全文）請求特留分扣減等（移轉管轄）事件按家事事件之類型廣泛，有關管轄之一般事項，除家事事件法有特別規定外，應依各該事件之性質及所應適用之程序法理，先準用非訟事件法相關規定，於非訟事件法未規定時，再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之規定。家事事件法有鑑於此，乃於第5條明定：「家事事件之管轄，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有關管轄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70條規定，因特留分所生請求之繼承訴訟事件，得由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被繼承人於國內無住所者，其在國內居所地之法院；或主要遺產所在地之法院管轄，此乃基於證據調查便利及有助訴訟程序進行之考量，所設特別審判籍之規定，並未排除家事事件法第5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7條所規定之普通審判籍，故該事件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就該事件亦有管轄權。又關於管轄競合之處理，則應準用非訟事件法第3條規定，即「數法院俱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法院管轄之。但該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將事件移送於認為適當之其他管轄法院」，而無民事訴訟法第20條但書規定之適用。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0條，家事事件法第5條、第70條，非訟事件法第3條。二十三、106年度台抗字第1042號（裁判書全文）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執行法院對於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應加以審查（參見本院81年台抗字第114號判例)；受託執行之法院即為執行法院(參見司法院院字第218號解釋)，固得審查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惟依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4項規定，受託法院祇能依囑託代執行行為，苟其認執行名義未有效成立，應函覆囑託法院，無從代為執行，不得逕將債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駁回。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7條。二十四、106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裁判書全文）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按對於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無非係為維持家庭之平和安寧，避免當事人間因家事紛爭迭次興訟，並符合程序經濟原則，免生裁判之牴觸所特設之規定。故依該條第2項，適用簡易程序之家事訴訟事件，於第二審程序中就相牽連之家事事件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者，依同條第1項規定，亦不受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但書規定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之限制，俾達統合處理家事紛爭之立法目的。且家事事件法為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上開規定，自應優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2項而為適用。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但書、第436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41條。

民事訴訟法第248條但書、第436條之1，家事事件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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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395號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投票行賄罪所指「其他不正利益」，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之利益而言，且不以經濟上之利益為限。是否成立該罪，除行為人主觀上需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外，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不正利益，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始足當之。至候選人於競選期間，為贏得勝選，就選民所關切之公共政策、福利政策等公共事務提出其主張或藍圖願景，以作為當選後施政方針之「競選政見」，其與行求、期約賄選之分野，除以此標準加以辨別外，應審酌候選人所提利益之應允或給與，如尚須受行政程序之制約或其他機關之監督，依法為授益之處分或形成政策予以實施，無論所圖得利益人數多寡，應屬政見之提出。反之，如利益之給與或應允具立即性，無需任何法律程序制約或其他機關之監督，而具有對價關係，即為不法利益之行求、期約。(二)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復向卓○雄、徐○美表示：待其當選主席後，其及另外三名支持其當選主席之區民代表間，將針對那瑪夏區之公共工程利益互相協調、朋分等語，而以……朋分那瑪夏區工程利益之不正利益方式，約定卓○雄、徐○美等區民代表屆時投票支持江○德，而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等情，其中所指「那瑪夏區公共工程利益」，依地方自治行政、立法分權之原理，其取得之程序，由規劃至成案尚須受行政程序之制約與相關法令之規範，顯非上訴人所能立即給與，就此應依法為授益之處分或形成政策後方得予實施之利益，是否僅屬政見之提出，而非與約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具有對價關係，屬不正利益？亦非無疑。原判決並未詳予調查，即逕予認定屬不法利益，尚嫌速斷。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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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502號

「依法令之行為，不罰。」刑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行政行為具多樣性、主動性及未來性，立法技術絕無可能僅藉各機關組織法、行政作用法、職權命令或機關內部行政規則等法令規定，即能鉅細靡遺地將各式各樣行政行為具體、詳盡、毫無遺漏地完整規定。公務員在無法令可循之情況下，為完成行政任務，本於行政行為積極主動性而為裁量決定時，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自應予以尊重，不能逕以無行政法規依據所作成的行政行為，即認為違反刑法，也不能以有違法或牴觸行政命令，即逕賦予刑事不法之評價。參考法條：刑法第21條第1項

刑法第2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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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62號

憲法第16條所定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就規範目的而言，應合乎有效的權利保障及有效的權利救濟之要求，在權利救濟的司法制度設計上，其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立法機關雖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惟參之已具內國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揭櫫：「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及公政公約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之論述，公約所指由上級審法院覆判有罪判決的權利，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進行實質性覆判，倘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而不考量事實情況，並不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可見，有罪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例如遲誤上訴期間），或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第455條之10第1項前段，有關簡易程序或協商程序所設不得上訴之規定，係以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為適用對象，並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合意為其基礎，事先已使被告充分了解，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仍無損其正當權益，與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規定無違外，否則原則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訴訟權保障，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最低人權標準，同時係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最低限度之保障，具有普世價值，亦屬我國國際法上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就該條第2項（民國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6日生效）修法過程以觀，原草案為：「依前項規定提起上訴者，其上訴書狀應敘述理由，並引用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其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者，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理由。」嗣經修正通過僅保留「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之文字，其餘則刪除，稽其立法目的僅在避免「空白上訴」，故所稱具體理由，並不以其書狀應引用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之事實，亦不以於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理由時，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為必要。但上訴之目的，既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或變更第一審之判決，所稱「具體」，當係抽象、空泛之反面，若僅泛言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內容，即無具體可言。從而，上開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縱其所舉理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要屬上訴有無理由之範疇，究不能遽謂未敘述具體理由。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俾落實公政公約實質有效保障刑事被告上訴權之意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1項、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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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635號

按所謂獨立著作，乃指著作人為創作時，係獨立完成而未抄襲他人先行之著作而言。著作人為創作時，從無至有，完全未接觸他人著作，獨立創作完成具原創性之著作，固屬獨立著作；惟著作人創作時，雖曾參考他人著作，然其創作後之著作與原著作在客觀上已可區別，非僅細微差別，且具原創性者，亦屬獨立著作。於後者，倘係將他人著作改作而為衍生著作，固有可能涉及改作權之侵害，但若該獨立著作已具有非原著內容之精神及表達，且與原著作無相同或實質相似之處，則該著作即與改作無涉，而為單純之獨立著作，要無改作權之侵害可言。相關法條：著作權法第6條

著作權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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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

刑法第167條，係就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的配偶、一定親屬，為圖利該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藏匿、使之隱避或頂替）或第165條（湮滅刑事證據）之罪，基於社會防衛之考量、司法審判之維護，及其等親屬關係密切，相為容隱，雖觸法禁，情有可原等情，所設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特別規定。該行為人之所以犯罪，乃為避免配偶或一定親屬之不利益，此與刑法第146條第2項，係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致觸犯刑章，二者有其本質上之不同。申言之，前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藏匿、使之隱避、頂替或湮滅刑事證據），其配偶、一定親屬恐將身陷囹圄，基於親情不忍見之受罰，其有強烈之動機鋌而走險，甚至犯罪；後者如行為人不為犯罪（虛偽遷徙戶籍），其親屬至多未能當選，並無何緊迫之危險可言，難認其有非虛偽遷徙戶籍不可之情，是立法者未就刑法第146條第2項另設相當於同法第167條減免其刑之規定，其來有自。實務上關於刑法第146條第2項，就行為人支持配偶或直系血親之競選而遷徙戶籍，未實際居住者，基於法、理、情之調和與社會通念之容許，雖認不具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然此係就特別親屬間人倫關係而為考量，尚難執此遽謂應擴大及於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等其他親屬，亦應認無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參考法條：刑法第146條第2項、第164條、第165條、第167條

刑法第146條第2項、第164條、第165條、第1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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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778號

按參與沒收程序之審判、上訴及抗告，除本編有特別規定，準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第三編（即第三審）及第四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8定有明文。而最高法院性質上為法律審，是參與人就參與沒收程序之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亦應以原判決關於該部分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規定，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如未聲請，法院認有必要，亦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而此所稱第三人，觀諸刑法第38條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2項規定，應係指犯罪行為人以外之人（含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又按共同正犯因相互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有關沒收部分，雖屬其他共同正犯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亦應於各共同正犯科刑時，併為沒收之諭知。從而，倘該得沒收的供犯罪所用之物，係屬共同犯罪行為人（本人）者，無論其人是否為共同被告，仍得僅在被告本人之刑事訴訟程序中為調查、辯論、審判，然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或其相關特別規定（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宣告沒收，尚無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惟若贅行此項程序，因於該共同犯罪行為人之權義無何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380條規定，仍無許憑為其合法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至於本案所認定之共同犯罪行為人，如果未在本案一起被訴而為共同被告時，縱然日後未據起訴，或起訴後經他案為不同之認定確定，不屬該犯罪的共同行為人者，猶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9規定，向本案判決之法院，聲請撤銷該沒收部分之確定判決，予以救濟，則屬另一範疇，不宜混淆。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28、第455條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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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77號

請求解除董事職務事件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既兼具維護股東權益及社會公益之保護，其裁判解任，應以董事或監察人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項，在客觀上已足使人認該董事或監察人繼續擔任其職務，將使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受有重大損害，而不適任其職務，即足當之。參以該條款係規定保護機構發現有前開行為時得行使裁判解任之形成訴權，發現時點與行為時點本或有時間差異，則裁判解任事由自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期內為限。相關法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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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

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之權利，係指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所謂既存法律體系，應兼指法典（包括委任立法之規章）、習慣法、習慣、法理及判例。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建物不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上處分權，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權能，長久以來為司法實務所肯認，亦為社會交易之通念，自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稱之權利。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

民法第1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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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026號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79、80、81條之規定，罷免案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之，罷免案之進行首應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由提議人之領銜人3人，填具罷免提議書，並檢附罷免理由書、提議人名冊，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經審核通過後，提議人之領銜人向選舉委員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並於一定期間內徵求連署。而立法委員罷免案因選區範圍較大，其提議、連署之人數相當多，勢必賴該罷免案之志工或罷免案辦事處之人員，始得集合欲罷免被罷免人之原選舉區選舉人之意思，而完成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此與妨害一般候選人之競選情形不同。一般選舉制度之主要限制在候選人本身條件上相較，而人民罷免權之行使顯然較選舉權受有更多之限制。是以若欲「保障罷免案之自由進行」，即須對該罷免案提議、連署之志工於尋求支持簽署罷免案之提議人、連署人名冊之行為予以保護，否則以妨害蒐集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名冊之志工，即得實質妨害該罷免案之提議、連署之成立。且就罷免案之提議、連署之實際運作而言，因民眾之政治立場互異，極有可能對罷免案志工施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而妨害其等蒐集罷免案之提議人、連署人名冊，若僅限於該罷免案提議是否因被告之妨害行為而全面中止，或無法順利進行，作為該罪之既、未遂判斷依據，而非以罷免案之自由進行與秩序是否受到影響，作為既、未遂之判斷標準，不僅對於罷免權之保護未盡周延，且毋寧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8條第1項第2款前段既遂犯適用之機會大減，顯非立法之目的。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8條第1項第2款之「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罪」，其立法理由係在「保障罷免案之自由進行」，是以本件「妨害他人罷免案之提議罪」自應以罷免案之自由進行與秩序是否受到影響為既、未遂之判斷標準，並非一定要放棄該罷免案之提議或連署始為既遂。（二）本件證人楊○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本案發生後，柯○仕就先離開了，但其他同學還在現場等語；又證人徐○文於第一審審理時亦證稱：本案發生後，柯○仕就先離開，沒有留在該處等語，足認上訴人阻止柯○仕錄影，並抓、拉扯告訴人之左手臂、掐住其脖子後方後，再出手毆打其臉部，造成柯○仕因而受有左肩擦挫傷、右頸後擦傷等傷害，且因遭上訴人毆傷而無法繼續為立委罷免案之提議活動，上訴人之行為已使立委罷免案之自由進行與秩序受到影響，自屬既遂。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8條第1項第2款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8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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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

（一）文書由公務員製作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9條規定，除應記載製作之年、月、日及其所屬機關外，並應由製作人簽名。又依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是檢察官以當事人資格提起上訴時，自應由該檢察官在其提出之上訴書狀簽名，始為合於法定程式。然此項簽名或蓋章之作用，旨在證明文書之真正，為該項文書形式上之必備程式，如有欠缺，參照司法院院解字第3006號解釋意旨，尚非屬絕對不得命補正之事項。此項補正之目的既在除去書狀程式上之欠缺，則其補正之法律效果自應溯及於其提出該書狀之時。因此，倘檢察官已於法定期限內具狀提起上訴，雖漏未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章，然如其已補正完畢，程式上之瑕疵即已除去，其補正之法律效果，溯及於其提出書狀聲明上訴之時。（二）本件檢察官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雖未依規定在上訴書、上訴補充理由書上簽名，惟第一審檢察官上訴之此項疏漏，於第四次更審前原審時，已依法院之通知，於103年3月5日在前揭上訴書、上訴補充理由書上簽名補正，其補正之效果應溯及於其提出各該書狀之時。是經補正完畢後，程式上之瑕疵即已除去。原審就補正前歷審所為實體審理調查所得之證據，予以覆審，重新進行審判程序，依法調查後，採為判決之依據，於法無違，不生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問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9條、第273條第6項

刑事訴訟法第39條、第273條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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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183號

（一）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民國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既謂「其他法律」關於上開沒收等規定不再適用，自不包括刑法本身之特別規定在內。（二）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者，其已收受賄賂之沒收、追徵，同條第2項既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規定宣告沒收、追徵。倘檢察官對犯該罪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上揭收受賄賂，應由檢察官依同法第259條之1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三）原判決既認如附表一所示之賄賂，業由投票行賄之上訴人經其他共同正犯交付予有投票權之林○賢等人，則上開賄賂係屬於林○賢等人，非屬於上訴人及其共同正犯，自無從再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上訴人宣告沒收。乃原判決仍對上訴人宣告沒收，自有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2項、第143條第1項、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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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

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傳喚證人，應用傳票。」同條第2項規定：「傳票至遲應於到場期日二十四小時前送達。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限。」係因證人是否到場，影響審判程序至鉅，所為之規定，非謂不可以其他方法為之，未依該方法傳喚，如證人未到場，僅生不能科予罰鍰及拘提而已，其證述之證據能力不因此而生影響。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附表十八編號2、12、19、22、25、46、47、52、54、55、56、57、67所示證人之傳喚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第4項規定，而無證據能力，尚有誤會。卷查上開證人等原係以被告身分先行接受檢察官訊問，嗣轉換為證人身分時，檢察官已確認其等作證之意願，並為權利之告知後命具結，部分復說明未及時送達證人傳票情事，有各該筆錄可稽，自無角色混淆之可能，對證據能力之判斷無影響。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7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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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329號

按所謂「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契約而言。當事人締結之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除符合公司法第175條之1、第356條之9，或企業併購法第10條規定，依法為有效外，倘締約目的與上開各規定之立法意旨無悖，非以意圖操控公司之不正當手段為之，且不違背公司治理原則及公序良俗者，尚不得遽認其契約為無效。該契約之拘束，不以一次性為限，倘約定為繼續性拘束者，其拘束期間應以合理範圍為度。查91年2月6日公布實施之企業併購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時，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其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該規定所稱之「併購」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收購」則指「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做為對價之行為而言（同法第4條第2、4款規定參照）。其立法理由謂：「一、……公司進行併購，其目的之一係為取得公司經營權之控制，持股未過半數之股東間常藉由表決權契約……取得一致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以強化參與公司經營權。有關股東表決權契約（votingagreement）之效力，因有助於股東間成立策略聯盟及穩定公司決策……為鼓勵公司或股東間成立策略聯盟及進行併購，並穩定公司決策，有關股東表決權契約應回歸股東自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不應加以禁止，故……明定股東得以書面契約約定其共同行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準此，鑑於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有助於經營團隊鞏固公司主導權，提高經營效率，併購公司於進行併購過程之準備階段，以書面與被併購公司其他股東成立股東表決權拘束契約，倘無違背公司治理及公序良俗者，應認為有效，始符法意。相關法條：公司法第175條之1、第356條之9、企業併購法第10條相反見解：96年度台上字第134號（裁判書全文）按所謂表決權拘束契約，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於一般的或特定的場合，就自已持有股份之表決權，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締結之契約而言。此項契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自忖僅以持有之表決權無濟於事，而以契約結合多數股東之表決權，冀能透過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以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策略。若股東間得於事前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則公司易為少數大股東所把持，對於小股東甚不公平，更易使有野心之股東，以不正當手段締結此種契約，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不特與公司法有關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且與公序良俗有違，自應解為無效

108年度4月至5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2370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將利誘列為自白取證規範禁止之不正方法之一，此所謂之利誘，係指詢（訊）問者誘之以利，使受詢（訊）問者認為是一種條件交換之允諾而為自白，然並非任何有利之允諾，均屬禁止之利誘。刑事訴追機關於詢（訊）問前，曉諭自白減免其刑之規定，乃法定寬典之告知，或基於法律賦予對特定處分之裁量空間，在裁量權限內為技術性使用，以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勇於自白自新，均屬合法之偵訊作為，而為法所不禁。但刑事追訴機關如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許諾法律所未規定或非屬其裁量權限內之利益，使信以為真，或故意扭曲事實，影響被詢問者之意思決定及意思活動自由，誘使被詢問者為自白，則屬取證規範上所禁止之利誘，不問自白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根本已失其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而刑罰之量定，係屬法律賦與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檢察官則無此裁量權限。依本件檢察官對陳○○之訊問方式及內容，不斷地許諾非裁量權限內之量刑減讓利益，對社經地位不高、亦非具有相關法律認知能力之陳○○（其於第一審時自述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職業為鐵工）而言，顯具有相當高的誘發性，足以影響其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其因而為自白，已逸出取證規範可容許之偵訊技巧範圍，而屬禁止之利誘。（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自白減輕其刑，其之自白係出於任意性者固屬之，但該自白若是出於國家機關使用取證規範上所禁止之不正方法，即其取得自白之程序，並非適法，該自白根本失其證據能力，雖不得作為被告定罪之證據，然事實審法院依其審判結果，綜合除該自白以外其他證據，認為被告所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且從形式上觀察，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皆有自白者，縱其自白出於取證規範所禁止之不正方法，基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兼從抑制嚇阻違法偵查的觀點，自有從量刑補償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示衡平，從而應認仍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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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649號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係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倘被告未經合法傳喚，或縱經合法傳喚，然有正當理由，而未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第二審法院逕行判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6款規定，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件原審106年4月26日上午9時30分審判程序期日之傳票（其上記載應受送達人「被告蕭○華女士」、送達方法「已將文書付與應受送達人本人」、送達人「書記官林○念」、送達處所「本院」、送達時間「106年3月2日下午15時30分），係由上訴人在原審之辯護人（下稱辯護人）周○宇律師於送達方法「已將文書付與應受送達人本人」欄下簽名（並加註「代」字樣）等情，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又稽之卷內資料，上訴人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規定，陳明周○宇律師為送達代收人（依「刑事委任狀」記載，周○宇律師之事務所在高雄市新興區○○二路○號○樓之○，不在原審法院所在地），則將「應受送達人」註明為上訴人之傳票，逕行送達予並非「應受送達人」亦非送達代收人之周○宇律師代為收受，難認已合法送達於上訴人。則上訴人於上開審判程序期日是否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尚非全無疑義。此攸關保障上訴人之訴訟上權益，自應調查明白。原判決固於理由中引用上訴人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期日之陳述，據以說明辯護人「同意原審為被告缺席判決」、「希望為被告進行審判程序」等語。惟上訴人是否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純屬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事項，辯護人並無上述「同意」或「希望」之權限。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371條、第379條第6款

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371條、第379條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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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

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當行為人一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行為時，犯罪固即成立。惟一般應召站之經營模式，通常設有主持人、掮客、保鑣及接送應召女子前往性交易之人（俗稱馬伕）等成員，從應召站業者散發性交易之訊息，不特定之男客得悉後，依該訊息，與應召站業者聯絡，並就性交易態樣、價碼、地點、時間，甚至應召女子類型達成合意後，應召站業者派馬伕送應召女子，按時前往與男客約定性交易之地點，於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收取對價後，馬伕再將應召女子接回，應召女子就該次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業者拆帳，應召站業者媒介之性交易整個過程始告完結，犯罪始為終了。應召站業者既以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性交易對價為其犯罪之目的，應召站業者於掮客媒介之後，為促成性交易之順利完成，保鑣、馬伕等人員，續為犯罪之分工，此雖不影響於媒介行為既遂之認定，但就全部犯罪行為之完竣而言，實有待應召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並取得對價，方為終了，以符應召站業者媒介性交以營利之犯罪目的。是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接送應召女子的協力行為，仍應依幫助犯論處，核其所為，並非犯罪完成之事後幫助，其理至明。參考法條：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前段

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前段

106年度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2780號

(一)司法院於民國106年7月28日公布釋字第752號解釋意旨謂：「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二、刑法第320條、第321條之竊盜罪。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屬立法形成範圍，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惟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1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上開2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原第二審法院，應裁定曉示被告得於該裁定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向該法院提出第三審上訴之意旨。被告於本解釋公布前，已於前揭上訴期間內上訴而尚未裁判者，法院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駁回上訴」等旨。(二)上開解釋公布後，刑事訴訟法第376條亦於106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修正後該條第1項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下略）。同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開條文第2項所稱「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者，應係指適用上開新修正條文第1項但書之規定而提起第三審上訴者而言（在解釋上應包括在上述條文修正施行前，依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在內）。若非依前述新修正條文第1項但書之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則無適用同條第2項規定限制其再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餘地。申言之，第一審法院諭知被告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案件，經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被告犯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者，因被告係初次被判處前揭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為使其能獲得1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以避免錯誤或冤抑，新修正第376條第1項乃增設但書規定，例外放寬其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限制，以有效保障其訴訟權。但其依前揭但書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後，若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審者，因其已經獲得1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足以有效保障其訴訟權，新法乃於同條增設第2項規定此類第二審更審之判決，不得再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故其依前述新修正條文第1項但書規定上訴後，若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而第二審更審結果仍判處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款原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者，則不許其再次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以避免過度浪費訴訟資源。準此以觀，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2項所稱「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者，其適用範圍應以「被告初次被論處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而依上述新修正第376條第1項但書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者」為限。若被告經第一審判決無罪，經第二審撤銷改判有罪之罪名並非同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者，倘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回第二審法院更審，而第二審法院於更審後始初次改判被告犯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者。因其先前被第二審改判有罪之罪名本屬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故其前次所提之第三審上訴，與上開條文第1項所增設但書規定之適用無涉。亦即其先前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並非「依前揭但書規定之上訴」，核與前揭新修正第376條第2項所規定「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之前提不合，即無該條第2項關於不得再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規定之適用。故在此情形，被告係經第二審更審後始初次改判同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名者，即無上述新修正條文第2項規定之適用，此種案件仍應回歸適用同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就其初次被第二審法院判處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罪名之案件，給予其1次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機會，始符上述修正規定之意旨。(三)本件第一審檢察官以上訴人呂○昆哲涉犯廢止前電業法第106條第1項第3款之竊電罪嫌，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公訴，經該法院以不能證明上訴人犯罪，而於103年9月10日以100年度訴字第1172號刑事判決諭知其無罪。檢察官不服該判決而向臺灣高等法院（下稱原審法院）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105年3月15日，以104年度上訴字第2771號刑事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廢止前電業法第106條第1項第3款之竊電罪（該罪名並非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上訴人不服該判決向本院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於105年12月15日，以105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刑事判決將原審法院前揭（第一次上訴審）之判決撤銷發回更審。而原審法院於106年5月23日第一次更審判決時，因電業法關於上述竊電罪之處罰規定已於同年1月26日公布廢止，於同年月28日生效施行，原該當於電業法所處罰之相關竊電行為，自應依其行為態樣回歸適用普通刑法處斷。原審法院更審後乃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依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處斷。而原審法院更審判決所論處之上揭詐欺得利罪，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但因第一審係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而原審法院第一次上訴審雖曾改判論以廢止前電業法第106條第1項第3款之竊電罪，但該判決已經上訴由本院前審予以撤銷並諭知發回更審。而原審法院於更審後始「初次改判上訴人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則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上開更審判決（即初次論處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罪名之判決）而向本院提起上訴，依前述說明，即非屬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2項所規定「依前項但書規定上訴」之情形，自不受該條項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從而，上訴人不服原審上開更審判決而於法定期間向本院提起上訴，依上述說明，應屬合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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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790號

判決書全文）（一）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依刑法第329條之規定，應以強盜論。其所謂之「當場」應包括行為人於犯罪實行中，或甫結束但仍處於未能確定全部犯罪成員已然脫免逮捕，其因而接續施以強暴脅迫之行為仍與其原先犯行及盜所現場緊接，有時空之密接不可分之情形而言；再所謂「脫免逮捕」，非僅指脫免逮捕施行強暴脅迫之行為人本身，亦指為避免共犯之遭受逮捕之情事。（二）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其論述之理由，謝○林等4人與黃○鑫基於共同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攜帶兇器，著手竊取被害人車內之財物，雖已得手即為被害人發覺，且黃○鑫亦經被害人壓制在現場，謝○林等4人甫行逃離盜所，為營救黃○鑫，旋再返回現場，持槍（未扣案，無證據顯示具有殺傷力）指向郭○君，要求釋放未離開盜所之黃○鑫，而施以強暴，乃為脫免共同正犯黃○鑫之受逮捕。此時，共同竊盜之黃○鑫因無與謝○林等4人共同對被害人施強暴之犯意聯絡，固僅成立結夥3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但原判決認定謝○林等4人應該當於加重準強盜之構成要件，並無謝○林、黃○庭上訴意旨所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29條

刑法第3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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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83號

（一）立法委員有(一)、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二)、立法院各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立法院開會時，關係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列席陳述意見。(三)、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憲法第63條、第67條第2項、第71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甚明。查立法委員基於代議民主制度，在議場內行使上開法定職權之提案、審議、質詢等議會活動，固屬其職務行為，至於為行使上開職權，而在議場外從事譬如召開協調會、具名發函要求說明報告、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等準備工作或輔助行為者，仍具有公務外觀，且與其上開職務行為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自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二）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等人受何○鋒等人之請託，並約定一定金錢為對價，以立法委員張○財之名義，傳真行文給金管會，要求金管會所轄之證期局人員到其國會研究室說明○○公司炒股被調查一案，證期局之主管及承辦人因而數度準備相關資料至該國會研究室報告、說明，范○安、張○方於該國會研究室內要求須於一週內結案，而其傳真給金管會之函文內容為「主旨：玆為問政之需要，敬請貴委員會協處證期局針對『○○晶體科技公司』案，於明（4／14）上午十時至本席研究室說明。註：本案因日前遭黑函空襲，致使股價震盪，影響投資人信心，甚已波動整體股市交易正常化，倘本案調查無具體事證，敬請停止本案所有函調行動，以恢復該公司正常運作。」依此觀之，上訴人等顯係行使立法委員之職權，其於行使職權時收受賄款，已侵害職務行為之廉潔性與公正性及社會一般信賴，原判決因認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自無違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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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法明文處罰公務員各種包庇他人犯罪之行為，所指「包庇」，即包攬庇護之意，固與單純不舉發之消極縱容有別，而須有積極掩蔽庇護之行為，始能成立，其本質上仍屬他人犯罪之幫助犯，僅因法律明文處罰始獨立成罪，是舉凡一切藉其勢力，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概皆屬之。又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規定，警察執行勤務，其方式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與備勤，其目的係為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維護社會治安，是各級勤務機構因應治安之需求所規畫之勤務內容，包括如何指派人員、運用與組合警力、積極採取甚或消極不採取上開任一勤務執行方式等，均攸關上開任務目的能否圓滿達成，故透露警察之勤務計畫，不論其既定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均足以影響取締效果。從而為使他人得以規避查緝，趁隙進行犯罪，而告知警察勤務，既已為告知之積極行為，且有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即屬包庇，要不因其所告知之內容係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有不同。又公務員藉其勢力，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提供庇護，以利他人犯罪進行或使犯罪不易被人發覺，而助益他人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即屬包庇行為，不以其包庇對象為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權責範圍內為限。（二）本件上訴人於100年2月間行為時，擔任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警備隊隊員，明知勤務內容、執行時間，均與國家事務或公共利益有深切之利害關係，均屬應維護之秘密，不得洩漏，以免助長犯罪，竟將員警即將出勤之訊息告知賭場業者呂○濱，使之得以預先防範，所為業已實際提供庇護而助益他人犯罪之完成，自屬積極之包庇行為。縱上訴人非主管排定或執行該等勤務計畫內容之人，亦未必實際知悉勤務計畫及內容，惟員警何時外出執行勤務，本非一般人均可輕易知悉之消息，仍屬於應秘密之消息，不得洩漏。上訴人將員警集結、即將進行非例行性專案勤務之訊息洩漏予呂○濱，使之得以事先知悉而有所防備、規避查緝，顯係以積極行為排除犯罪阻力，使呂○濱就其犯行防免事跡敗露，自當屬積極包庇賭博之行為。參考法條：刑法第132條第1項、第270條、第268條、第55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

刑法第132條第1項、第270條、第268條、第55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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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87號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我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所為之陳述經載明於筆錄，係司法警察機關針對具體個案之調查作為，不具例行性之要件，亦難期待有高度之信用性，非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所定之特信性文書。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被告以外之人之警詢筆錄，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為判斷。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第159條之3所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於符合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符，及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要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於此，被告之詰問權已受保障，而且，此之警詢筆錄亦非祇要審判中一經被告詰問，即有證據能力。至第159條之3，係為補救採納傳聞法則，實務上所可能發生蒐證困難之問題，於本條所列各款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不能供述之情形，例外承認該等審判外警詢陳述為有證據能力。此等例外，既以犧牲被告之反對詰問權，除應審究該審判外之陳述是否具有「絕對可信性」及「必要性」二要件外，關於不能供述之原因，自應以非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成者，始有其適用，以確保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在體例上，我國傳聞法則之例外，除特信性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及傳聞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外，係視被告以外之人在何人面前所為之陳述，而就其例外之要件設不同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此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1條第1項分別就法官（第1款）、檢察官（第2款）與其他之人（第3款）規定不同程度的傳聞例外之要件不同。因是，依我國法之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等三種類型以外之人（即所謂第四類型之人）所為之陳述，即無直接適用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規定之可能。惟被告以外之人在域外所為之警詢陳述，性質上與我國警詢筆錄雷同，同屬傳聞證據，在法秩序上宜為同一之規範，為相同之處理。若法律就其中之一未設規範，自應援引類似規定，加以適用，始能適合社會通念。在被告詰問權應受保障之前提下，被告以外之人在域外所為之警詢陳述，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據以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二）原判決就證人光○○二（日本國〈下稱日本〉水產廳所屬漁業巡護船龍星丸號〈下稱龍星丸號〉船長）、浦○○雄（龍星丸號輪機長）、福○○秀（龍星丸號船員）、勢○○○彥（日本內閣府沖繩總和事務局農林水產課漁業監督官司法警察員）等人於日本海上保安廳（為日本司法警察機關）人員面前所為之供述調書（即警詢筆錄），業已審酌上開證人經循司法互助模式，多次透過我國外交部請求日本外務省、法務省安排到庭或透過遠距視訊方式於我國公開法庭為證述，然均未獲同意，其等無法到庭接受詰問，顯非肇因於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復於理由欄壹、二、之１至５載認上開供述調書如何具有絕對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理由。據以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已記明認定之理由，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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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919號

通譯係譯述言詞文字互通雙方意思之人，就藉其語言特別知識以陳述所觀察之現在事實，雖與鑑定人相似（刑事訴訟法第211條規定通譯準用鑑定人之規定），惟通譯係為譯述文字，傳達意思而設，其傳譯之內容本身並非證據，此與鑑定係以鑑定人之鑑定意見為證據資料，二者性質上仍有不同。刑事訴訟程序命通譯及鑑定人具結，旨在透過刑法偽證罪之處罰，使其等為公正誠實之傳譯及鑑定，擔保傳譯內容、鑑定意見之真實。為確保鑑定意見成為證據資料之公正性、正確性，鑑定人未依法具結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乃明定其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至通譯之傳譯內容並非證據，性質上僅為輔助法院或非通曉國語之當事人、證人或其他有關係之人理解訊答內容或訴訟程序之手段，是通譯未具結者，是否影響其傳譯對象陳述之證據適格，仍應以作為證據方法之證人、被告等實際上已否透過傳譯正確理解訊問內容而據實陳述為斷。如事實上證人、被告等已經由翻譯正確理解語意而為陳述，即應認該證人已具結之證述或被告陳述得為證據，無關乎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之適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第211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第2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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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2957號

（一）有鑒於一般行政機關缺乏採購專業人才，採購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得依本法將其對規劃、設計、供應或履約業務之管理，以專案管理之方式委託廠商代辦。並於同條第2項明定承辦專案管理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不得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其立法理由並說明係規範代機關辦理專案管理之廠商，與負責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之廠商間，彼此不能具有特定關係，以免產生利益輸送、相互掩護或球員兼裁判之情形。故辦理專案管理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倘隱匿其特定關係，復參加與其專案管理業務相關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事務採購之投標，即係以欺罔之手段，影響採購公正，產生利益輸送或有害施工品質等攸關公共利益事項。又代機關辦理專案管理之廠商，如將其承包之業務複委任其他廠商施作者，該受複委任之廠商在被委任經辦專案管理業務之範圍，係實際從事專案管理業務，於採購法所禁令之行為，自等同於專案管理廠商之地位，應同受上開與負責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之廠商間，彼此不能具有特定關係之限制，方能確實避免產生利益輸送、相互掩護或球員兼裁判之情形。否則，僅限制名義上得標之專案管理廠商負責人及合夥人，而任由實質承辦業務之受複委任廠商負責人或合夥人參加相關採購之投標，無疑形成公平採購制度之漏洞，亦無法發揮專案管理功能，更無從確保採購及施工之品質。（二）富○公司就受複委任事項，已實際從事設計監造案之專案管理內容，應視同為專案管理廠商，依前述規定，該公司負責人自不得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即上訴人不得以其為實際負責人之遠○、海○公司投標工程建置案。而觀之基隆環保局承設計監造案所續辦之工程建置案，亦於參標文件中之投標廠商聲明書載明投標廠商均須書面聲明其負責人或合夥人並非採購法第39條第2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則上訴人以遠○、海○公司參加投標工程建置案，未如實聲明，隱匿富○公司係設計監造案之專案管理業務受複委任廠商，以及其與遠○、海○公司之特定關係，使招標機關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審認遠○、海○公司為合格投標廠商，自係以詐術行為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39條、第87條

政府採購法第39條、第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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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05號

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仲裁制度本質為當事人自行合意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仲裁人之資格不以有相當法律訓練者為限，適用之程序與實體規則可由當事人或仲裁庭選擇或為衡平仲裁（仲裁法第19條、第31條規定參照），無如民事訴訟法程序相同嚴謹之調查證據、審理程序及程序之拘束力，所為仲裁判斷相對欠缺法之安定性與預測性，其救濟亦只有嚴格限制之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仲裁法第40條規定參照）之有限司法審查，與訴訟程序本質上不同，關於當事人之程序權保障與民事訴訟制度相差甚遠。是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除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既判力（仲裁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參照）外，仲裁判斷理由中所為其他非聲請仲裁標的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判斷，對當事人不生拘束力。同一當事人間提起另件民事訴訟，就相同爭點法律關係，法院或當事人仍得為相反之判斷或主張，始符仲裁制度之本質，亦無違訴訟經濟與誠信。相關法條：仲裁法第37條

仲裁法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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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111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業務文書，除依文書本身之外觀判斷是否出於通常業務過程之繼續性、機械性而為準確之記載外，因其內容可能含有其他陳述在內，在特別可信之情況擔保要求下，其製作者之證言等自非不可作為判斷之資料。查證交所依證券交易法授權訂定之實施股市監視制度辦法等相關規定，於證券交易集中市場，就每日交易時間內，於盤中、盤後分析股票等有價證券之交易情形、結算等資料，執行線上監視與離線監視系統，進行觀察、調查、追蹤及簽報等工作，此等依監視系統事先設定處理方式之「程式性決策」所製作之監視報告（即交易分析意見書），其中有關股票交易紀錄之記載，既係出於營業之需要而日常性為機械連續記載，具有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特徵，應無疑問，其中依據股票交易紀錄異常所為之分析意見，如經製作者在審判庭具結陳述係據實製作，應認已有其他特別可信之情況為擔保，既與股票之交易紀錄合一構成法律上規定製作之業務文書之一部，允許其具有證據能力，應不違背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之本旨。至於分析意見是否可採，則屬於證據如何調查及證明力之問題。本件卷附各版本之交易分析意見書，所載投資人姓名、買進賣出股數、占市場比例、金額等交易紀錄，係從事業務之人依電腦作業予以記錄，誤差機會甚小，而該分析意見書之製作人周○、王○珠、郭○霖皆以證人身分具結證述並受詰問，則原審認上開分析意見書有證據能力，按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不能指係違法。（二）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犯罪所得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如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所稱負共同沒收之責，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即係平均分擔之意。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此所指「犯罪事實」係與犯罪行為之過程、行為之罪責及刑度高低有關之實體法上事實，對該實體事實之認定，須以法律上具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程序之證據予以嚴格證明始可。至於其他關於訴訟法上之事實，例如與訴訟條件有關之事實及影響證據證明力消長之事實（輔助事實），乃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祇要係適法取得之證據，縱未具有證據能力，亦非不得作為彈劾性或補助性證據使用，且亦不須經嚴格法定調查證據之方式為之。又證人陳述時之心理狀態，係屬證人有無陳述能力之範疇，乃訴訟法上之事實即輔助事實，而非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前段所指須嚴格證明之犯罪事實。該輔助事實是否存在，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二）公務員貪污罪之不法核心內涵係公務員對於國家忠誠義務之違反。故貪污治罪條例之立法宗旨即在於確保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禁止公務員因受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污染，而影響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俾使公務員執行職務具有不可收買之純潔性，而兼有維護公務員廉潔之作用。又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此之所謂「職務上之行為」，應依上開立法旨趣從廣義解釋，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及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固有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亦應認屬其職務行為之範疇，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及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所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以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均屬之，始符合上開條例設立之宗旨。依憲法第63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院除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外，亦包括議案審議、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聽取報告與質詢、同意權之行使、覆議案之處理、不信任案之處理、彈劾案之提出、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文件調閱之處理、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行政命令之審查、請願文書之審查、黨團協商等職權。而憲法第67條第2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亦規定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及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再依立法院組織法第7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及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除審查該院交付各委員會之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並得於每會期開始時，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於審查議案後提報院會決定。是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各委員會內對行政機關提案，係基於憲法賦予之職權範圍內之行為，本屬立法委員職務上應為之行為。而立法院內雖設各種委員會處理不同之事務，此僅係立法院為有效處理議事所為之分配，不得僅因立法委員分屬於不同委員會而否定其仍可藉由透過其他委員會委員名義代為提案之權力。因此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院會、各委員會、委員會公聽會及黨團協商所為提案、連署、審議、質詢等議事活動，均屬憲法賦予立法委員之固有職權。惟一般人民請願，除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向立法院提出請願書外，亦有以向立法委員提出陳情書之方式為之。立法委員就人民向其陳情之事項，以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名義召開協調會之方式，邀請與其所掌理法律、預算等議案及質詢與備詢有關之行政機關派員出席者，受邀之行政機關依行政慣例及習慣，原則上均會予以尊重而派員出席參與立法委員主持之協調會，該以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名義，邀請相關行政機關派員出席協調會之行為，除已具有公務行為之外觀外，且與憲法賦予立法委員議決、審查、質詢及備詢等主要職務有密切關聯性，亦屬其職務範圍內得為之行為，此均在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收受賄賂罪之構成要件「職務上之行為」之文義涵攝範圍內。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183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稱「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乃指相對之可信，亦即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不符，其審判外先前陳述之背景具有特別情況，比較審判中陳述之情況為可信者而言。由於本條被告以外之人業於審判中到庭接受詰問，其審判外之陳述已受檢驗覈實，因此，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我國刑事訴訟法雖未設有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8條關於彈劾證據擬制為有證據能力之規定（即依第321條至第324條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之文書或供述，為爭執被告、證人或其他人於審判準備或審判期日所為供述之證明力，得作為證據），然引為爭執、彈劾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中所為陳述證明力之審判外陳述，當與其審判中之陳述不符，該等審判外先前之陳述，如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例外要件，自得為證據。(二)本件關於甲女、Ｂ男（係甲女之父，人別資料詳卷）警詢時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述不符部分，原判決理由壹、二、（一）之(2)，已敘明審酌其等接受詢問時之外部情況，具有較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其等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如何有證據能力之理由。至原判決另載稱：甲女、Ｂ男之警詢陳述，於詰問中引用彈劾，自屬交互詰問內容之一部分，而有證據能力等詞。該部分之說明，用語雖欠周詳，然並非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經交互詰問，即有證據能力，此觀之其就甲女、Ｂ男之警詢陳述，與審判中不符部分，已敘述如何認定有證據能力之理由甚明。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有將交互詰問與證據能力混淆之情形，容有誤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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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195號

判決書全文）(一)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上，為防止金錢介入選舉，影響選賢舉能法制運作，腐蝕民主政治根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乃明定投票交付賄賂罪罰則，俾維選舉公平純正。前述投票交付賄賂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俗稱買票）為構成要件，是行為人基於買票之犯意，按造具之特定選舉權人名冊，自行或請託相關人員對於已知之特定選舉權人逐一交付賄賂者，固然屬之。若行為人考量該選舉性質、選區大小、選舉權人多寡、當選門檻及對選區內各戶熟悉程度等項，以家戶概估得票率並為買票單位者，既非針對個別選舉權人買票，且無意精算查對各家戶於該選舉區實際投票權人次之正確性，則行賄人與受賄之家戶代表如就「交付特定賄賂或不正利益係此家戶於該選舉區實際投票權人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已有認知並約允之，其間對價關係即非未確定，行賄人因而交付賄賂，自符合投票交付賄賂之構成要件。縱家戶代表索取賄款時所陳戶內投票權數量與實際投票權人次略異，亦不論事後其實際投票情形如何，於雙方前述投票行、受賄之合意及交付賄賂之認定均無影響。(二)原判決依陳○清、陳○豊供證各情及案內事證，針對本件上訴人（行賄人）與陳○清、陳○豊（受賄人）既均認知交付之賄賂係「受賄人家戶於該選舉區實際投票權人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並予約允，上訴人因而以家戶為單位交付前述賄賂，如何符合投票交付賄賂之構成要件，不因各戶內實際投票權人次與受賄者索賄時所陳相異，而影響其以各家戶投票權為單位交付賄賂犯行之認定，詳為說明並剖析論述，並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情形。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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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202號

判決書全文）（一）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之原住民族基本法，揭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其中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項明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並未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排除在外。又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於93年2月4日自第21條第5款移列而單獨立法，亦明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用以特別保護原住民族之傳統獵捕文化。其第2項並規定「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因而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基於上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之授權，於101年6月6日訂頒「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其中第6條第2項，關於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而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之種類，除「一般類野生動物」外，屬「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亦包含在內。而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一般類野生動物」2類，為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2項，既明定其範圍為「野生動物」，且未規定排除「保育類野生動物」，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訂之上開管理辦法將保育類野生動物包括在內，即難認屬無據。是原住民族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期間，若供各該傳統文化、祭儀之用，且符合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2項授權規定而訂頒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6條及其附表之各項規定，僅事先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持自製獵槍獵捕屬上開辦法第6條第2項附表所列准許獵捕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不能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1條之1僅規定對於未經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一般類野生動物」科以行政罰，即認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謂野生動物僅指一般類野生動物而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二）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與共同正犯林○哲、林○孝分別為泰雅族及太魯閣族原住民，復說明渠等獵捕、宰殺動物作為糧食來源之所為，係原住民族慣有之生活方式，「屬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等語。倘若無訛，則上訴人與林○哲等獵捕、宰殺山羌，雖未依規定事先向主管機關辦理申請核准，但原審就渠等之族別、其獵捕山羌之區域、獵捕期間、獵捕動物種類等項目，是否符合「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附表所列或主管機關依法律之授權而訂定之範圍，此至為攸關上訴人有無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是否成立同法第41條犯罪之認定，自應詳為調查說明。參考法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21條之1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條、第2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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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327號

政府採購法之立法宗旨在於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以確保採購品質；其雖將採購內容分為工程、財物及勞務等3種採購，然此僅係便於分類管理，以提升採購效能，與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收受回扣及舞弊罪，其適用範圍之認定並無重要關聯。而上開罪名中所稱「公用工程」除實體建造工程外，在解釋上尚應包括與實體工程密切不可分之設計及監造部分。蓋工程設計、監造部分與實體工程在採購程序上雖可分開處理，但就整體公用工程之完成與品質而言，均屬重要而不可或缺之一環。尤其設計部分，關係公用工程之結構、用料、施工方法（包括技術規格等）與完成，為公用工程重要之前置性作業，而監造部分則係對工程施工方法、用料及工程品質加以監督，以防止用料不當或未按圖施工，二者對於公用工程之品質與大眾利益與安全均具有密切之關聯，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實體工程之經辦與公用器物之採購，基於維護公用工程之品質，以保障公眾之利益、安全，並導正公務員經辦公用工程之廉潔性，自應將工程設計、監造部分，與實體工程部分一併同視為公用工程整體不可分割之一部分，而同受上述罪名之規範，方屬無違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收受工程回扣罪之立法目的。原判決雖依據「重罪構成要件嚴格解釋」之刑法原則，將公用工程之實體工程部分與相關設計監造部分予以區隔，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經辦公用工程」，僅限於實體工程，並不包括相關設計、監造部分在內，而將公務員就公用工程其中設計、監造部分收受廠商回扣之行為，改論以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取賄賂罪，然並未詳細審酌及說明其此項區隔及限縮法律適用之結果，是否真正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收受工程回扣罪之文義解釋及其立法旨趣，遽為上開論斷，尚嫌理由欠備。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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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

（一）複數行為人以共同正犯型態實施特定犯罪時，除自己行為外，亦同時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遂行自己之犯罪，從而共同正犯行為階段如已推進至「著手實施犯行之後」，脫離者為解消共同正犯關係，不僅須停止放棄自己之行為，向未脫離者表明脫離意思，使其瞭解認知該情外，更由於脫離前以共同正犯型態所實施之行為，係立於未脫離者得延續利用之以遂行自己犯罪之關係，存在著未脫離者得基於先前行為，以延續遂行自己犯罪之危險性，脫離者自須排除該危險，或阻止未脫離者利用該危險以續行犯罪行為時，始得解消共同正犯關係，不負共同正犯責任。易言之，複數行為人遂行犯罪時，較諸於單獨犯型態，由於複數行為人相互協力，心理上較容易受到鼓舞，在物理上實行行為亦更易於強化堅實，對於結果之發生具有較高危險性，脫離者個人如僅單獨表示撤回加功或參與，一般多認為難以除去該危險性，準此，立於共同正犯關係之行為，複數行為人間之各別行為既然具有相互補充、利用關係，於脫離之後仍殘存有物理因果關係時固毋待贅言，甚於殘存心理因果關係時，單憑脫離共同正犯關係之表示，應尚難足以迴避共同正犯責任，基於因果關係遮斷觀點，脫離者除須表明脫離共同正犯關係之意思，並使未脫離者認知明瞭該情外，更須除去自己先前所為對於犯罪實現之影響力，切斷自己先前所創造之因果關係（即須消滅犯行危險性，解消脫離者先前所創造出朝向犯罪實現之危險性或物理、心理因果關係效果，如進行充分說服，於心理面向上，解消未脫離共犯之攻擊意思，或撤去犯罪工具等，除去物理的因果性等），以解消共同正犯關係本身，始毋庸就犯罪最終結果（既遂）負責，否則先前所形成之共同正犯關係，並不會因脫離者單純脫離本身，即當然解消無存，應認未脫離者後續之犯罪行為仍係基於當初之共同犯意而為之，脫離者仍應就未脫離者後續所實施之犯罪終局結果負共同正犯責任。（二）綜合卷內證據，高○翔就附表1編號1、2、3、5、7部分，參與興安機房犯罪，已推進至著手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後，雖於103年10月20日因收到兵單而脫離興安機房，但依其供述僅係單純離開，並未採取防止犯行繼續發生之措置等語，既未為拭去先前所創造出犯行促進作用或解消基於先前所形成共同正犯關係之心理、物理影響力之行為，參照前開說明，縱上開各編號被害人受騙匯款時間係在高○翔脫離興安機房之後，高○翔就附表1編號1、2、3、5、7部分，仍應就張○堯後續所實施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結果，負共同正犯責任。參考法條：刑法第27條、第28條

刑法第27條、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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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464號

（一）沒收新制下犯罪所得之計算，應分兩層次思考，於前階段先界定「利得存否」，於後階段再判斷「利得範圍」。申言之，在前階段利得之存否，係基於直接性原則審查，以利得與犯罪之間是否具有直接關聯性為利得存否之認定。而利得究否與犯罪有直接關聯，則視該犯罪與利得間是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為斷，若無直接關聯，僅於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規定之利用及替代品之間接利得，得予沒收外，即應認非本案之利得，而排除於沒收之列。此階段係在確定利得與犯罪之關聯性，故就必要成本（如工程之工資、進料）、稅捐費用等中性支出，則不計入直接利得；於後階段利得範圍之審查，依刑法第38條之1之立法意旨，係以總額原則為審查，凡犯罪所得均應全部沒收，無庸扣除犯罪成本。如向公務員行賄之賄款或性招待之支出，因屬犯罪之支出，依總額原則，當不能扣除此「犯罪成本之支出」。同理，被告犯罪所得之證據調查，亦應分兩階段審查，於前階段「利得存否」，因涉及犯罪事實有無、既未遂等之認定，及對被告、第三人財產權之干預、剝奪，故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予以確認，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於後階段「利得範圍」，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之認定依據即足。（二）沒收新制除確認沒收已無從屬主刑之特質，改採沒收獨立性法理外，並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從修正前對於犯罪行為人之沒收擴及至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而增訂「第三人沒收」，於必要時亦可對被告以外之第三人宣告沒收，併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增訂「沒收特別程序」，賦予第三人在刑事本案參與沒收之權限。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規定：「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為課予法院對有第三人參與本案沒收程序時，應分別為被告違法行為之「本案判決」及參與人持有被告犯罪所得之「沒收判決」之依據。該條第2項並規範「沒收判決」之應記載事項，除應於主文諭知外，尚應於判決中適當說明形成心證之理由，以法明文使「沒收判決」之應記載事項具體明確外，更確認國家對參與人沒收之事實、範圍等沒收效力所及之內容，故如對參與人應否沒收，法院未於判決主文諭知，則難認該沒收判決之訴訟繫屬業已消滅、已生實質確定力，不得認已為判決，應屬漏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2項、第455條之26。刑法第38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2項、第455條之26。刑法第38條之1

107年度（1月至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466號

（一）刑法第190條之1（業於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本件無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第2項之因事業活動而放流毒物罪，係以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致生公共危險」，指在客觀上已有發生具體公共危險之事實存在為必要，即採具體危險犯之立法規定，其具體危險之存否，自應依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其污染之體積、面積、數量，及污染行為是否明顯威脅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綜合予以判斷。（二）王○彬、林○隆反覆長期排放未經處理或處理不完全之電鍍廢水行為，已造成洋仔厝溪及以洋仔厝溪引灌之周圍農地重金屬污染，其中重金屬銅、鋅均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造成稻米或其他農作物不得食用，或因長期食用後危害健康之高度可能；且違法排放廢水之時間甚長、水量及有毒重金屬含量均高，而所排放之洋仔厝溪為全體國民之公共財，因溪流具流動性、開放性，洋仔厝溪遭污染後，從事農事、漁撈之國民因接觸水體，甚至一般民眾偶然接觸水體或底泥，即有可能，王○彬、林○隆將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電鍍廢水（液）排放至洋仔厝溪，污染河川水體及底泥，已具體對公共安全構成危害，而致生公共危險。參考法條：刑法第190條之1

刑法第19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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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3479號

（一）刑法第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係以公務員明知不實，故於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予以登載而言，其犯罪主體為職掌製作公文書之公務員。又各機關製作函文之流程，一般係由承辦人擬稿，經由主管、相關人員核稿，送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決行後，發文。參與函文製作之各該公務員，如共同基於職務上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於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為擬稿、核稿、決行之行為分擔，均應成立刑法第213條之罪的共同正犯。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其理由之說明，係以上訴人就核發內容不實之96年4月30日○○建字第○○○○○○○○○號函（記載本件工程乃提供社區民眾增加道路使用面積，供公眾通行及排水使用設施之不實事項），如何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因認上訴人共同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所為判斷於法無違。（二）行為人於完成犯罪行為後，為確保或利用行為之結果，而另為犯罪行為時，倘另為之犯罪行為係前一行為之延續，且未加深前一行為造成之損害或引發新的法益侵害，按之學理上所謂之「不罰之後行為」（或稱與罰後行為），固應僅就前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一罪。惟若前後之行為已分別侵害數法益，後行為之不法內涵並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時，則另為之後行為顯具一般預防之必要性，而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自應加以處罰，否則即違反充分評價原則。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圖吳○欽等2人免支付闢建道路之工程費用而獲取不法利益後，嗣又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等罪，行為之不法內涵已逾越前行為所該當犯罪不法內涵之範圍，並已引發新的法益侵害，難謂為最初犯罪行為之違法性所包攝，自非屬不罰後行為之範疇。上訴意旨以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係不罰之後行為，爭執原判決適用法則不當，非適法之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213條、第55條

刑法第213條、第55條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594號

刑事案件，原則上係以一個被告和一個犯罪事實，作為其構成內容（刑法的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和刑事訴訟法第7條相牽連情形，關涉擴張問題，屬例外），其中，犯罪事實係指適合於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的社會事實，雖不必為精確的歷史事件，而祇要具備基本的社會事實同一性為已足，但關於受追訴的對象􀋇「被告」之人別（非指身分基本資料，而係特定），則一定要完全精確。易言之，縱然確有某一構成犯罪的社會事件發生，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控方（含檢察官、自訴人）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方足以判罪處刑，反之，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61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61條

106年度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

(一)被告的反對詰問權，係屬憲法第16條所保障訴訟防禦權之一種，存在於各個被訴的被告，縱然是同案的共同被告或相關另案的共犯（含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但因各人有時不免立場不同或利害關係對立（例如相互推諉卸責），故就同一證人所為的證言，仍應賦予各被告皆有反對詰問的權利、機會。雖然，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或辯護人之聲請，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辯論程序分離或合併，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且該分離程序所為調查證據之結果，在充分保障其他共同被告訴訟防禦權的情況下，基於證據共通原則，可以用作證明其他共同被告之犯罪事實；但如僅為某一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而聲請調查的證據，倘祇由該被告進行詰問（含反對詰問），或詢問聽取其意見，而未給予其他共同被告相同機會者，如經其他共同被告爭執、主張（即未捨棄詰問權），則此一證據，仍不得供為判斷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亦即就其他共同被告而言，當屬同法第155條第2項所稱「未經合法調查的證據」，以確實保障各共同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學理上稱為「立證趣旨的拘束力」，同法第287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因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而有保護被告權利之必要者，應分離調查證據或辯論。」即寓此義。再者，此情尚與同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所定無須為其他無益調查之情形有別，不應混淆。(二)細究本案起訴、調查證據及審判的經過情形，檢察官就上訴人等及其他同案被告甲○○（此人業經第一審發布通緝）等多人，計分4部分向第一審法院提起公訴（先起訴，後追加起訴3次），該審也因此以4案件，分別進行準備程序、調查證據、分離及合併審理程序；其中，證人3340-7102係在第一審103年度訴字第92號案件審理中（被告為乙○○、丙○○），由丙○○及其辯護人聲請法院傳喚作證，而此人證之待證事項，僅就丙○○所涉犯情，以遠距訊問之方式，進行交互詰問，其間未及於本案其他共同正犯遭訴之犯罪事實，法院亦未命其他共同被告在場、反詰問，或陳述意見，縱該證人以「事隔多時、不復記憶」為由，無法指認丙○○，但其他共同被告猶有對質、詰問之請求，於此既有爭執，本諸前揭法理，此證據調查之結果（效果），尚不當然及於其他共同被告。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63條之2、第287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63條之2、第287條之1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740號

判決書全文）人民除有法定事由情形外，有就其親見親聞所知悉之事實作證之義務，所謂親見親聞，當指作證時「已發生」之事實，若因陳述此等事實，而陷自己或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有招致被訴或處罰之危險，始得依不自證己罪之法理而拒絕證言，至於尚未發生之情事，或已經判決確定之事實，均不得拒絕證言。(1)刑事訴訟程序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而為犯罪事實之真實發現；又事實之有無或如何，自須依賴證據加以理清；所謂證據，包括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第三人，亦即證人；為能發現事實真相，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明定凡應服從我國法權之人，無分國籍身分，均有在他人為被告之案件中到場接受訊問，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義務；此自同法第178條尚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科以罰鍰；證人不到場者，亦得予以拘提益明。(2)又履行作證之義務，自當據實陳述；我國刑事訴訟法為強制證人據實陳述，以發現真實，乃採書面具結，即對依法有具結能力之證人，於訊問前或訊問後，先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再命其朗讀內載「當（係）據實陳述」、「決（並）無匿、飾、增、減」等語之書面結文，並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而出具之，以擔保其所陳述之證言為真實，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86條至第189條規定自明，係證言真實性之程序擔保；如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即應負刑法第168條規定之偽證罪責。簡言之，刑法上之偽證罪，就已出具書面擔保，猶違反據實陳述義務之證人課予刑事責任，乃為實現要求證人據實為證，以達保護司法權正確行使之立法目的所為之具體規範。(3)承上，楊○豐為證人，本有據實陳述之義務，且受偽證罪責之約制，自無從准許楊○豐以尚未發生之偽證事項，主張為第181條規定之「恐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而拒絕證言，否則，為發現事實真相而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為證人之義務，即無從實現。參考法條：刑法第168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

刑法第168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

判決書全文）對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且此所謂「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結果不發生，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原判決根據中區勞檢所勘查研判結論及卷存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認定被告依其職務，縱有排除現場道路濕滑泥濘、設置護欄或相關警告標誌等作為義務，然案發時本件混凝土車已迴轉並調轉車頭完畢，仍因實際載重超載達近2倍之多而滑落山坡，被害人因而成傷致死，非被告能避免，無足認此部分作為義務之違反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業依案內資料，逐一剖析論述，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對於何以足認被告若履行本件工區銜接路面清潔、排除濕滑泥濘、設置護欄等作為義務，即必然或幾近確定結果不會發生之依據，根據案內資料詳為舉證說明，僅就原判決已經論斷之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爭執並為指摘，難認有據，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第276條第2項

刑法第15條、第276條第2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

（一）解釋法律條文時，除須斟酌法文之文義外，通常須斟酌規範意旨，始能掌握法文構成要件之意涵，符合規範之目的及社會演進之實狀，而期正確適用無誤。按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妨害秘密罪之立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所謂「非公開之活動」，固指該活動並非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而言，倘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即為公開之活動。惟在認定是否為「非公開」之前，須先行確定究係針對行為人之何種活動而定。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之車輛本體外觀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為公開之活動；然由小貨車須由駕駛人操作，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之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人之所在及其活動狀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使用人之行動信息，故如就「車內之人物及其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人經由車體之隔絕，得以確保不欲人知之隱私，即難謂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又偵查機關為偵查犯罪而非法在他人車輛下方底盤裝設GPS追蹤器，由於使用GPS追蹤器，偵查機關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亦不侷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之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自可窺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難謂非屬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權之重大侵害。而使用GPS追蹤器較之現實跟監追蹤，除取得之資訊量較多以外，就其取得資料可以長期記錄、保留，且可全面而任意地監控，並無跟丟可能等情觀之，二者仍有本質上之差異，難謂上述資訊亦可經由跟監方式收集，即謂無隱密性可言。（二）刑法第315條之1所謂之「電磁紀錄」，係指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而所謂「竊錄」，則指暗中錄取之意，亦即行為人以某種設備置於被錄者難以查覺之暗處，暗中錄取被錄者之聲音、影像或其他不欲人知之資訊而言，不以錄取者須為聲音或影像為限。查GPS追蹤器之追蹤方法，係將自人造衛星所接收之資料透過通訊系統傳至接受端電腦，顯示被追蹤對象之定位資訊，透過通訊網路傳輸，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對於個人所在位置進行比對分析，而獲取被追蹤對象之所在位置、移動方向、移動速度以及滯留時間之電磁紀錄，固非為捕捉個人之聲音、影像，但仍屬本條所規範之「竊錄」行為無疑。（三）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並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之刑事程序。而偵查既屬訴訟程序之一環，即須依照法律規定行之。又偵查機關所實施之偵查方法，固有「任意偵查」與「強制偵查」之分，其界限在於偵查手段是否有實質侵害或危害個人權利或利益之處分而定。倘有壓制或違反個人之意思，而侵害憲法所保障重要之法律利益時，即屬「強制偵查」，不以使用有形之強制力者為限，亦即縱使無使用有形之強制手段，仍可能實質侵害或危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而屬於強制偵查。又依強制處分法定原則，強制偵查必須現行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倘若法無明文，自不得假借偵查之名，而行侵權之實。查偵查機關非法安裝GPS追蹤器於他人車上，已違反他人意思，而屬於藉由公權力侵害私領域之偵查，且因必然持續而全面地掌握車輛使用人之行蹤，明顯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自該當於「強制偵查」，故而倘無法律依據，自屬違法而不被允許。又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前段、第230條第2項、第231條第2項及海岸巡防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3項之規定，僅係有關偵查之發動及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司法警察（官）之規定，自不得作為裝設GPS追蹤器偵查手段之法源依據。參考法條：刑法第315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30條、第231條。海岸巡防法第10條

106年度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869號

(一)刑事被告並非訴訟客體而係訴訟主體，其有權決定是否陳述及如何行使訴訟防禦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應尊重被告陳述之自由，禁止強制其為不利之陳述，因而規定被告有緘默權，即屬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以保障被告消極的不陳述自由，如被告行使緘默或拒絕陳述，不得即認係默示自白或為不利於被告之推斷。然緘默權並非不可拋棄，倘經偵查機關或法院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保持緘默之權利，其猶自願打破沈默而依自由意志為陳述，或選擇行使辯明、辯解權，已不屬緘默權之行使，則法院依被告之陳述、辯解，綜合評價判斷，而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斷，並不違反緘默權或不自證己罪之保障。(二)原判決敘明蔡尚舜於偵查初期矢口否認曾經交付10萬元現金予蕭○和，嗣於偵查後期始改口承認，而認蔡尚舜所辯其無以該筆現金部分款項為陳○義賄選買票之意思，如何有避重就輕而不足採信之理由，乃係依蔡尚舜先後反覆之供述，綜合評價判斷，而非逕以其沈默或拒絕陳述即為不利於其之推斷，揆之前開說明，蔡尚舜上訴意旨執此指摘違反緘默權或不證己罪之保障，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第156條第4項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第156條第4項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3989號

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係以不法與罪責為前提，故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但如欠缺實質的違法性，仍不成罪，故不論學術界或實務界，均普遍承認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其中，得被害人承諾或同意，即是一例，於受保護之法益具有可處分性時（例如身體、自由、財產、隱私等），在一定要件下，容許被保護人基於自主決定權，捨棄法律的保護；而犯罪行為，既屬行為人受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所主宰支配的人類行止，就有可能發生錯誤或失誤的問題，學理上乃有錯誤理論之發展，並對於不同的錯誤態樣，給予不同的評價。就阻卻違法事由的錯誤而言，苟行為人誤認有阻卻違法事由的行為情狀存在（例如：誤想防衛、誤想避難、誤認得被害人承諾或同意等等）而為防衛、避難、毀損財物、侵害人之身體、自由等行為，依目前實務見解，認應阻卻犯罪故意（主觀構成要件），緩解其罪責；就其行為因過失造成錯誤，於法條有處罰過失行為時，祇論以過失犯；法無過失犯處罰者，不為罪。從而，苟被告於法院審理中，已就各該阻卻違法事由存在與否，有所主張，則對於此種特別例外情形的具體個案，自應詳加說明其判斷的理由，以昭折服。若無之，尚存有判決理由不備之可議。參考法條：刑法第12條

刑法第12條

107年度（1月至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4011號

原判決已說明其附表（下稱附表）所示通訊監察譯文，關於上訴人與周○鳴涉案部分之談話內容，雖係「另案監聽」所附帶取得，且未經執行機關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審查認可，惟基於偵查作為具浮動性，偵查機關實無從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內容及可能擴及之範圍，加以販賣毒品係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之重罪，相關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擷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逝，應容許法院於審判時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理論判斷有否證據能力。乃依卷證，綜合審酌周○鳴確涉有販毒罪嫌，經法院判處罪刑在案，執行機關顯非假借周○鳴販毒案名目，惡意規避合法監聽程序，對上訴人濫行監聽，兼衡通訊內容僅與販賣毒品之判斷攸關，無涉私密，執行機關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尚屬輕微，且依所得監聽資料，如依法定程序陳報法院審查認可，形式上觀之，法院應無不予認可之理由，因認附表所示通訊監察譯文得為證據之理由綦詳，經核基於與另案扣押容許審酌裁量相同之法理，所為論斷說明尚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402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所稱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構成犯罪要件之事實向職司偵查、審判之公務員坦白陳述而言。苟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曾自白，即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並不以始終自白為必要，縱自白之前、後，有否認之辯詞，亦不影響已自白之效力。又所謂偵查中，參諸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3項規定，於起訴案件，係至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繫屬前。則被告於司法警察詢問及檢察官終結偵查前，自白犯罪事實，固屬偵查中之自白。倘於檢察官終結偵查後，至卷證移送法院繫屬前，自白犯罪事實，仍屬偵查中自白。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106年度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4071號

內政部警政署所頒布之「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作業程序」，係將與警員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時有關之各種規定（依該作業程序一、依據：(1)警察職權行使法。(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9、29條之1、29條之2。(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9至82條。(4)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13條。(5)裝載砂石、土方車輛使用專用車輛或專用車廂規定。(6)警察機關取締違規砂石車注意事項。）予以匯集，並將其取締流程及各階段如何執行暨權責人員係何人等相關細節以圖表方式呈現，無非為便利警員於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時，可依該作業程序予以執行。換言之，「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作業程序」係將上開相關法令之內容予以圖表化，其實質內容為上開相關法令之規定。王○順上訴意旨以「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作業程序」並非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構成要件中所指之「法令」云云，依上述說明，無非對「取締砂石（大貨）車超載作業程序」所規定之內容有所誤解，其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4085號

（一）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為確保此意旨之具體實現，另於同條第3項前段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然則非謂被告可以無所顧忌、任意爭辯。易言之，受訊問之被告究竟出於何種原因坦承犯行，不一而足，或係遭訊問者以不正方式對待始承認，或未遭不正方式對待，而係考量是否能獲輕判或免遭羈押，或出於自責悔悟者，或有蓄意頂替或別有企圖，此為受訊問者主觀考慮是否認罪所參酌之因素，此種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因之，只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縱使被告基於某種因素而坦承犯行，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被告之自白茍係出於任意性，並與事實相符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即得為證據。（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時，係指依個案情節，考量被告人數多寡、情緒之安撫、案情是否繁雜、案件情資整理、偵查機關人員之調度、路程遠近、辯護人選任等諸多因素，不得為不必要之拖延，並應注意此時間之經過，是否會影響受訊問者陳述之任意性。實務上則以扣除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第1項各款事由後，以不逾24小時為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93條、第93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93條、第93條之1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439號

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保險人之代位權，係債權之法定移轉，不待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此與民法第294條規定之債權讓與，係基於法律行為（準物權行為），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者迥異。又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失，如其實際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得就其給付保險金額之範圍，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額，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賠償者，應以該損害額為限，此為保險法上利得禁止原則之強行規定。相關法條：保險法第53條

保險法第53條

106年度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57號

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係有決定公司業務執行權限之執行機關，其權限之行使應以會議之形式為之，公司法第203條至第207條分別規定董事會召集之相關程序及決議方法，其目的即在使公司全體董事能經由參與會議，互換意見，集思廣益，以正確議決公司業務執行之事項；為充分確認董事會權力之合法、合理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董事會未通知監察人列席陳述意見即逕為決議，該決議之效力如何，公司法雖未明文規定，惟參諸公司法第218條之2賦予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之權利，乃在於藉由監察人所具有之客觀、公正第三人立場，提供董事會不同觀點之討論空間，而不在於監察人是否擁有表決權，且監察人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須先明瞭公司之業務經營狀況，俾能妥善行使職權，同法第204條因就董事會之召集明定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監察人，以資遵循之趣旨以觀，董事會未通知監察人列席陳述意見，即逕為決議，其決議應屬無效。相關法條：公司法第203條至第207條、第218條之2

公司法第203條至第207條、第218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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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648號

按上訴，係對下級法院之判決聲明不服之方法，而上訴審法院則藉由上訴聲明以特定審判之對象，是其範圍自應以上訴權人之意思為準，倘原審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可分性、且當事人之真意甚為明確者，即可對原審判決之一部分表示不服，此時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之餘地。原審判決是否具可分性，其判別基準端視判決之各部分能否分割及是否會產生判決之歧異而定，其於上訴審得以僅審理聲明不服之部分，且該部分經撤銷或改判時，如未經聲明不服部分繼續維持原審判決所為事實及法律上之認定，二者不致相互矛盾，自屬具審判上可分性。從而上訴權人合法聲明上訴部分，自應認其一部上訴聲明有效，上訴審即應受其拘束，以限定上訴審審理之範圍。如此，不惟合乎上訴權人上訴之目的，當事人亦得僅針對該部分之爭點予以攻擊防禦，俾有助於法院訴訟資源之有效運用。刑法第42條第3項、第5項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所應審究者，乃如何以新台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或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此與審理被告有罪、無罪或所犯何罪之程序，二者所要認定之事實不同，衡諸易刑處分之裁量有其獨立性，復兼具執行事項之本質，本與罪刑無關，倘上訴權人僅就易刑處分折算標準上訴，對原審論處之罪名及刑罰並無爭執，則上訴審僅就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是否適法部分審判，既不致產生上訴審改判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與原審認定之罪名不相符合之情形，自不生罪刑不可分或上訴不可分關係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法第42條第3項、第5項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法第42條第3項、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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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723號

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事件系爭工程履約爭議之申請調解，雖在舊法時期，但上訴人變更調解標的、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及出具調解不成立證明書等系爭新法規定之構成要件事實，均在新法時期始完全實現。就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之系爭工程履約爭議，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系爭新法規定，以定其法律效果，而無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之方式處理。前揭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不得拒絕。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其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為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2項所明定。是依系爭新法規定，上訴人即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與被上訴人即機關達成協議，已依該規定踐行申請調解程序，嗣因機關不同意審議委員會所提出之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致調解不成立而提付仲裁時，機關依法不得拒絕，即以法律規定取代機關之同意仲裁意思，而生擬制合意提付仲裁之效力。是原審認系爭工程之履約爭議，無系爭新法規定之適用，自有可議。且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信賴事實及利益，而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至憲法有關平等權之保障，其內涵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政府採購法有關履約爭議之救濟途徑，非僅仲裁一端，修正後第85條之1第2項有關廠商符合一定要件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擬制仲裁合意）之規定，係立法者衡量政府採購之性質、機關與廠商於履約程序中之權利義務關係及選擇不同救濟途徑之差異，並就政府採購之時效性需求為整體之觀察，所為之不同規定，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疇，既賦與機關經由合法、迅速、專業、省費之仲裁程序以解決紛爭之機會，其實體法上之權益亦不因擇採仲裁救濟程序而受影響，與憲法揭示之平等原則並無牴觸。相關法條：政府採購法第85條

政府採購法第8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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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791號

（一）民國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明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該情形，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原判決就安建計程車客運服務事業有限公司已實際支出之新臺幣（下同）1億4,259萬434元部分（包含支付：1、計程車司機之賠償金483萬9,756元、2、春來汽車有限公司修理廠及其他修車廠之投保車輛修理費各7,864萬8,847元、3,678萬2,927元、3、如原判決附表三所示產險公司之保險費1,661萬9,679元、4、案發後陸續為計程車司機轉保產險公司之保險506萬2,099元），係以該部分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為由，而不予宣告沒收。依前揭規定，尚無不合。（二）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下稱修正保險法），將第136條第2項原規定「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或類似保險之業務。」修正為：「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業務。」其立法理由謂：「按本法為規範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之，至於保險業務之認定，應以其兼營業務之性質及內涵判斷之，而非僅檢視其是否具『保險』之名。為免外界誤解有所謂『類似保險』之業務，爰刪除原條文第2項之相關文字。」同法第167條第1項亦由：「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或類似保險業務者，處……。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配合修正為：「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處……。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其立法說明謂：「配合第136條第2項，刪除第1項有關類似保險之文字。」依前述修法意旨，修正保險法第136條第2項、第167條第1項刪除原規定「類似保險」之文字，並非將「非保險業經營類似保險業務」之行為除罪化，而係強調非保險業所經營者是否為「保險業務」，應以所兼營業務之性質及內涵判斷之，並避免外界誤解尚有所謂「類似保險」業務存在。準此，被告行為後，修正保險法第136條第2項、第167條第1項雖刪除「類似保險」之文字，惟同法第167條第1項之法定構成要件實質上並無不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即修正保險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原判決本此旨趣，說明：被告之原審辯護人所為修正保險法第136條第2項、第167條第1項規定均已刪除「類似保險」之文字，本件有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之情形，應為免訴判決之辯護意旨，尚有誤會。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第2條、保險法第167條第1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法第2條、保險法第167條第1項

107年度（1月至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6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債務人或債權人於分配期日前對分配表異議，如異議未能終結，因執行法院對實體問題之異議事由，不得調查認定，有待訴訟解決，故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是執行債權人倘未依上開規定，對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以判決變更原分配表之金額，或撤銷原分配表重新製作分配表，自不得再以實體事由爭執其他參與分配債權人分配之金額。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41條

強制執行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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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816號

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按100年1月26日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2條（現行法第95條）第1項規定：「保險對象因發生保險事故，而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保險之保險人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依下列規定，代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汽車交通事故：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公共安全事故：向第三人依法規應強制投保之責任保險保險人請求。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公害或食品中毒事件：第三人已投保責任保險者，向其保險人請求；未投保者，向第三人請求。」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依上開條文第2項授權訂定「全民健康保險執行重大交通事故公害及食品中毒事件代位求償辦法」，其第2條第3款規定，船舶航行於海上、水面或水中所發生之事故，亦屬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2條第1項第3款所稱交通事故；第5條則規定：「本法第82條第1項第3款所稱重大，係指因前三條所定同一之事故或事件，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給付醫療費用總額在十萬元以上者。前項金額，以本保險提供該保險給付之日起，一個月內給付費用總額計算。」準此，倘被上訴人因搭乘系爭船舶發生系爭事故，以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給付之日起，一個月內給付總額逾十萬元者，該當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2條第1項第3款所稱「其他重大之交通事故」，其由全民健康保險所提供醫療給付費用之請求權，即已法定移轉予中央健康保險局，不得再由被上訴人請求賠償。原審未先查明本件情形是否合於上開規定，率認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全民健保給付之醫療費用，非無可議。相關法條：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2條（現行法第95條）

修正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2條（現行法第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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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823號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按所謂公共設施用地，係指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於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所設置供作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而公共設施保留地，則指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於都市計畫範圍內指定之公共設施用地，而未經政府開闢或使用之公私有土地。職是，公共設施用地在未經取得前，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政府不得逕予使用收益，二者顯不相同。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憲法第143條第1項中段、民法第76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其判斷是否該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時，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相關法條：民法第179條

民法第1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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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上字第978號

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惟按拋棄物權，而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此觀民法第764條第2項規定自明。此項規定係於民國98年1月23日增訂，乃本於權利人不得以單獨行為妨害他人利益之法理而設，既係源於權利濫用禁止之法律原則，則所有權人拋棄其所有權，雖發生於新法增訂前，自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即其拋棄有上揭法條規定之情形，非經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否則對於該第三人應不生效力。相關法條：民法第764條第2項

民法第76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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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抗字第143號

按刑法上之共同正犯，係基於共同犯罪行為應由正犯各負全部責任之理論，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而法院於科刑時，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正犯量刑輕重之標準，並非必須科以相同之刑，至於各正犯應執行刑之酌定，亦非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計算。然為合於公平原則，法院對於量處較短刑期之共同正犯，於定應執行刑時，自應酌定較短之執行刑期；否則，對於量處輕刑者執行較長期之刑，對於量處重刑者執行較短期之刑，當非事理之平，此酌定執行刑裁量權之行使即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第51條第5款、第57條

刑法第28條、第51條第5款、第5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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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抗字第226號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而「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但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限。」刑法第47條第1項、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所稱「更定其刑」，必其累犯之發覺，係在裁判確定之後，始足當之；苟於裁判確定之前，已足以發覺有累犯之情事者，即無適用之餘地。又被告之前科資料，與認定被告是否屬於累犯，及應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之待證事實至有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規定，自屬事實審法院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事實審法院於審理時，如依卷內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被告有累犯之事實，自應加以調查，及於判決內論以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倘依卷內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為累犯，而於審判期日就該累犯之事實漏未調查審酌，並於判決時漏論累犯並加重其刑，即與刑法第48條前段所稱「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之情形不同，自不得於裁判確定後以發覺累犯為由聲請裁定更定其刑。況我國刑事訴訟程序關於判決確定後裁判之救濟，其中如非常上訴程序既採被告人權保護說，以原判決於被告尚無不利者，其撤銷違背法令部分不及於被告，則何以於更定其刑案件即得更為不利於被告之裁定，是刑法第48條前段自應予目的性限縮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48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

刑法第48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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