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

刑法時效制度設置之目的，在學理上雖有不同見解，然通說認為除有督促偵審機關積極行使追訴權，避免怠於行使致舉證困難以外，兼有尊重向來狀態，以維持社會安定之意義。就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刑法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而言，檢察官開始實施偵查作為，在解釋上固可認為已經行使追訴權，而為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之法定事由。然「偵查」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之偵查不論犯人是否已經明瞭，祇須實際進行調查犯人之犯罪情形及相關證據，即得謂為「偵查」；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偵查，即指此而言。但就刑法時效制度設置之本旨而言，此所謂「偵查」應從狹義解釋，即必須已明瞭犯人後之偵查，始得謂之「偵查」；在犯人未明之前，無論曾否進行調查犯罪情形及相關證據，均不能認為已經開始偵查，亦即不能視為已對本案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訴權而阻卻其追訴權時效之進行。原判決理由雖謂此所謂「偵查」，係指凡檢察官以調查犯罪事實為目的所進行之程序，有助於發現本案犯罪嫌疑人或客觀犯罪事實，促使本案刑事證據不致發生誨暗不明確之作為，均可包括在內云云。然追訴權時效之進行，對於不同犯罪事實及各別犯人之間均具有獨立性，亦即必須針對不同犯罪事實或各別犯罪嫌疑人予以各別計算，在檢察官已有特定犯罪嫌疑人之前提下，以調查犯罪事實為目的所進行之一切偵查程序（包括相驗屍體、勘驗現場、訊問證人，鑑定證物等），固可認為對該特定犯罪嫌疑人已行使其追訴權，而為該特定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之法定事由。但檢察官在「犯罪嫌疑人不明」（包括誤認他人為本案犯罪嫌疑人）之情形所進行之一切相關偵查程序，能否遽認已對本案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追訴權，而成為本案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之法定事由，即非全無爭議。尤其依新修正刑法第八十條規定，追訴權因一定期間「未起訴」而消滅，亦即以犯罪事實發生後經過一定期間「未起訴」某特定犯罪嫌疑人，作為該某特定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消滅之法定事由。若已在一定期間內「起訴」某特定犯罪嫌疑人，則僅該特定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其他未受起訴之共犯或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時效之進行，仍不因該特定犯罪嫌疑人被起訴而受影響。否則一人被起訴，其他共犯及犯罪嫌疑人之追訴權時效全部停止進行，不僅違反前述追訴權時效之獨立性，亦與追訴權時效制度設立之本旨不符。準此以觀，檢察官在「犯罪嫌疑人不明」（包括誤認他人為本案犯罪嫌疑人）之情形下所進行之一切相關偵查程序，似不能認為已對本案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追訴權，而成為本案犯罪嫌疑人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之法定事由。參考法條：刑法第八十條、第八十三條

刑法第八十條、第八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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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248號

（一）刑法第二編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揆諸其中第二百二十七條立法理由一之說明：「現行法（指該次修正前之刑法，下同）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項『準強姦罪』，改列本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項『準強制猥褻罪』改列本條第二項」，以及該次修正之立法過程中，於審查會通過修正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理由說明：「六、現行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項準強姦罪係針對未滿十四歲女子『合意』為性交之處罰，與『強姦行為』本質不同，故將此部分與猥褻幼兒罪一併改列在第三百零八條之八（即修正後之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等情。足見行為人倘與未滿十四歲之男女合意而為性交，僅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罪。（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稱之「其他違反其（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是該條之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固不以符合強暴、脅迫等例示所揭示之強制手段特質為必要，但仍應妨害被害人性交意願之意思自由，始足當之。（三）對於男女施用詐術，使陷於錯誤而同意為性交，行為人無施以強制力自明，又被詐欺者之同意固有瑕疵，然就形成決定之心理狀態觀之，仍本於個人自由意思，並無違反意願可言，自不成立強制性交罪。否則，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強制性交罪，應無不將詐術例示為違反意願方法之理。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詐術性交罪，亦無另定處罰必要。從而，上訴人等施用詐術使Ａ女陷於錯誤而同意與莊○○性交，應不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對於女子以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罪，僅係共同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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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26號

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中段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尋繹其立法旨趣，乃為保護農地所有人與農舍所有人之權益，調和農舍與農地之利用關係，使農舍所有權與農地利用權得為結為一體，以維持農舍所有權之安定性，避免農舍與農地分離，致危害農業經濟，並造成法律關係之複雜，有違該條例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及促進農地合理利用之目的（該條例第一條參看）。準此，農地共有人於出賣其農地應有部分及坐落該農地上之農舍時，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文義，雖未將土地（農地）應有部分及所坐落之農舍之類型涵蓋在土地共有人優先承購權內，惟綜觀上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及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中段規定之原規範意旨，乃屬漏洞，自應依漏洞補充之方法作目的性擴張，透過其包括作用，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所取得之優先承購權範圍，擴及於農地之應有部分及該農地上所坐落之農舍，以符合並貫徹該二條項立法之規範目的。相關法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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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2732號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乃參考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遺棄罪刑度而增設上述罪名。該罪之成立，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依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車禍」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重傷害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傷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人、傷害、重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立法者本難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之期待。若對於行為人於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後，仍課以應採取與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本意迥不相容之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之義務，顯悖於事理。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以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後逃逸，始克成立。倘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以作為其殺人、傷害或重傷害人之犯罪方法者，自與首揭罪名所指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情形有間，核與刑法增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立法旨意亦有不符，而無成立上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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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2878號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百條之二規定國家機關於訊問被告或詢問犯罪嫌疑人前，應先告知其享有緘默權，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復明定「緘默之禁止不利評價」，乃本乎證據裁判與無罪推定諸原則之理論而來。被告行使緘默權與否，均不影響法院調查證據之義務，從而本法第九十六條所謂訊問被告，應予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當係在被告不行使緘默權之下，賦予其罪嫌之辯明權，而為之任意供述。此之供述，自包括被告就其被指控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為自白。程序法上禁止僅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實體法上關於自白減免其刑之優惠規定，於此情形自亦無適用餘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一般而言，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缺一不可。故如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或犯罪嫌疑人在司法警察詢問時行使緘默權，消極不為陳述，即令嗣後於審判中自白，仍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九十六條、第一百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六第四項(102.01.23)。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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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298號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五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而刑事訴訟法第六條規定就數同級法院管轄之相牽連案件，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重在避免多次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之歧異，以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同法第十五條規定相牽連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其理亦同。雖不免影響被告出庭之便利性，然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或合併偵查、起訴，須經各該法院或檢察官同意，否則須直接上級法院裁定或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命令行之，同法第六條二項、第十五條亦分別定有明文，並非恣意即可合併審判或偵查、起訴。又刑事訴訟法第七條各款規定之相牽連案件，不以直接相牽連為限。縱數案件彼此間並無直接相牽連關係，然如分別與他案件有相牽連關係，而分離審判，又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判決扞格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認各該案件均係相牽連案件，而得合併由一法院審判，始能達成相牽連案件合併管轄之立法目的。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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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024號

單一性或裁判上一罪案件，由於在實體法上之刑罰權單一，在訴訟法上為一個審判客體，就其全部事實，自應合一審判，不得割裂為數個訴訟客體；是以此類案件之追訴、審判，應適用公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及上訴不可分諸原則，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等規定自明。又屬單一性或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就其全部事實為合一裁判，如被告與其對立之檢察官（自訴人）均合法提起上訴而繫屬於上級法院，基於刑罰權單一，審判客體為不可分，其等請求就已判決之單一刑罰權事實為裁判之目的一致，自不可分離裁判，上訴法院仍應就不同之上訴權人之上訴，為合一裁判，如非就全部上訴為合一裁判，即屬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背法令，其漏未裁判之他上訴權人之上訴部分，並非可以補充判決資以救濟。因此，單一性或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判決後，被告及檢察官均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審理結果，認一造之上訴有理由，他造之上訴為不合上訴第三審之程式，分別為其准駁之判決，而將全部案件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時，案件即回復至第一審判決後上訴至第二審法院之狀態，第二審法院仍應就前已繫屬之上訴權人之全部案件為合一審判，並同列為上訴人，不能認為被本院駁回之上訴權人部分之案件已確定而不加以審判，否則，未經裁判部分即屬已受請求之事項而未予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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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046號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五十七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十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同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及第七十四條所定之緩刑制度，均旨在避免嚴刑峻罰，法內存仁，俾審判法官得確實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妥適裁量，務期裁判結果，臻致合情、合理、合法之理想。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背信罪之立法意旨，依其立法說明，係「為防範銀行、外國銀行及經營貨幣市場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藉職務牟取不法利益，爰參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制度，而較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加重其刑事責任」。衡諸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專為防制組織性犯罪而設計，對操縱指揮與參與者規定不同刑度異其罪責評價；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二項亦就銀行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定為「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再參諸同條第一項後段，就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設有較重於該額數以下者之刑度，足見本罪之犯罪所得與行為人數多寡，於量刑斟酌時，至關重要。復依其法條文義，所稱職員，固指銀行所屬人員，無論職稱、層級、權限、編制內常任成員或編制外臨時員工，均涵攝在內，然而實際上仍應視此具體情形之不同，為差別待遇，斯為等則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之真正平等原則精神所在，並因有前揭法定減刑、寬典處遇相配合，可濟立法上硬將銀行負責人和職員相提併論之窮。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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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050號

刑事被告有受律師協助之權利，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編於第四章定有「辯護人、輔佐人及代理人」專章即明。所謂被告律師協助權，係指被告於各審級有受律師實質、有效協助之權利，其內涵應包括國家機關不得否定被告有此項權利，國家機關不得干涉辯護人的重要辯護活動，例如被告與律師的充分溝通權，以及辯護人應提供有效之協助，以確保被告辯護倚賴權應有的功能，並應排除辯護人利益衝突之情形。被告律師所提供之辯護如非實質、有效的辯護，即屬無效之律師協助，固得構成合法上訴之理由，以維護公平正義與被告利益。惟是否構成無效之律師協助，除應由被告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外，必也該瑕疵行為嚴重至審判已不公平，審判結果亦因而不可信，亦即，所謂無效之辯護應同時具備「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二要件，始足語焉。又上訴之撤回，即撤回已為上訴之意思表示，亦即所謂於提起上訴後，表示不求裁判之意思。此項表示，祇要是出於任意性、未附有條件，不問其撤回之原因何在，均於撤回之效力不生影響。上訴係被告所提起者，惟有提起該上訴之被告本人始有撤回之權，被告以外之第三人不得為之。被告是否撤回上訴，當然亦享有受其所選任或指定辯護人協助之權利，至其律師之協助是否有效，仍應同受無效之辯護二要件之檢驗。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四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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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10號

（一）行為人著手於犯罪之實行，發生構成要件之結果後，倘行為人仍以其意志控制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直至行為終止，犯罪始行終結者，謂之「繼續犯」（如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此與構成要件結果發生，犯罪即為既遂且亦同時終結，僅法益侵害狀態仍然持續之「狀態犯」（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有別。而繼續犯之行為人在犯罪行為繼續進行中，倘又實行其他犯罪行為，致數行為之部分行為兩相重疊時，該數行為在法律上究應如何評價，學說上見解紛歧。雖論者有謂祇須數行為之主要部分重疊，即應視為單一行為，而論以想像競合犯云云；惟單純藉由部分行為之重疊，尚不足以評價為單一行為，必也繼續犯之行為自始即以之為實行其他犯罪行為之手段或前提；或其他犯罪之實行，在於確保或維護繼續犯之狀態，始得評價為單一行為，而有想像競合犯之適用。倘非如此，或其他犯罪之實行係另起犯意，利用原繼續犯之狀態而為，均難評價為單一行為；應認係不同之數行為，而以數罪論處。（二）對於犯罪構成要件預定一定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結果犯），其犯罪行為可否認定為既遂，主「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認為，其行為與結果間，不僅須具備「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更須具有依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始足令負既遂責任；而主「客觀歸責理論」者則將結果原因與結果歸責之概念作區分，認為除應具備條件上之因果關係外，尚須審酌該結果發生是否可歸責於行為人之「客觀可歸責性」，祇有在行為人之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該結果始歸由行為人負責。而實務上於因果關係之判斷，雖多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但因因果關係之「相當」與否，概念含糊，在判斷上不免流於主觀，而有因人而異之疑慮，乃有引進「客觀歸責理論」之學說者，期使因果關係之認定與歸責之判斷，更為細緻精確。至於因果關係是否因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中斷，就採「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而言，其行為既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他事實介入，對該因果關係皆不生影響；而就主「客觀歸責理論」者以觀，必也該第三人創造並單獨實現一個足以導致結果發生之獨立危險，始足以中斷最初行為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易言之，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行為與結果間如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連性」時，最初行為人自應負既遂之責。又刑法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因果關係屬「雙重因果關係」，不僅傷害行為對傷害結果須有因果關係，對非一般行為結果之死亡部分（加重結果），亦須有因果關係。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五條。刑法第十七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五條。刑法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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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127號

透過程序的正義，以實現實體的正義，是現代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搜索、扣押，屬於強制處分權之一種，對於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居住安全、財產維護和隱私等基本人權，侵害非小，故負責犯罪調、偵查之人員，原則上必須有相當理由（對於第三人），且於必要之時，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觀諸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八條及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規定即明，學理上稱之為令狀主義（例外時，始採無令狀主義）。鑑於搜索之發動，關乎偵查作為之方式與走向，法院對於聲請機關之請求，宜允尊重，然而仍有一定之限度。所稱相當理由，即必須有相當之情資、線報或跡象，作為基礎，據此可以合理相信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或然率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既非憑空想像，亦非杯弓蛇影，自須有一定程度之把握；而所謂必要，乃指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可以取代，是應衡量可能之所得和確定所失之比例。從而，受理聲請之公平法院，必須居於中立、客觀、超然立場，在打擊犯罪及損害人民權益之間，對於聲請機關提出之資料，確實審核，善盡把關職責，不能一概准許，淪為檢、警之橡皮圖章。具體而言，倘祇有單項之情資、線報或跡象，既未經檢、警初步查對補強，應認聲請搜索之理由不相當；若另有其他較為便捷、有效之蒐證方法，當認無搜索之必要。例如毒品有關之事件，除有第一、二、三、四級毒品之分類外，尚有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轉讓、持有或大量持有、施用等各種不同之犯罪行為態樣，更有持有一定數量以下或單純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祇屬行政罰之情形。對於施用毒品之嫌疑人，所涉者究竟係何級毒品？刑事犯罪或行政罰？所憑情資品項多少？可信性如何？是否除強制搜索之外，別無其他蒐證之良策（例如徵求同意搜索、採驗尿液）？若聲請機關就此等癥結事項，無何說明或籠統含混，遽然對於毒品之施用和販賣嫌疑人，全部一起聲請搜索，法院當應就施用毒品之嫌疑人部分，否准核發搜索票，必於重新補正、釋疑，而後方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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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其主要內涵，無非要求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擔負證明被告犯罪之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亦即被告在法律上固有自證無罪之權利，但無自證無罪之義務；而法官或檢察官對於移送或起訴之案件則須秉公處理，審慎斷獄，不可先入為主，視被告如寇仇，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又「無罪推定原則」與「罪疑唯輕原則」固屬息息相關，惟「無罪推定原則」適用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前之所有程序（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各階段），故即便是檢察官，其於辦案時亦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對公平正義之維護或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皆應詳加蒐證及調查，以避免侵害人權。至「罪疑唯輕原則」則是在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方有適用，其存在之內涵並非在指導法官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而係在指導法官於未能形成心證之確信時，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二者仍有不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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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17號

（一）刑法關於妨害司法正義之犯罪，定有枉法裁判（第一百二十四條）；濫權追訴處罰（第一百二十五條）；偽證（第一百六十八條）；誣告（第一百六十九條；含第一百七十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等罪名。就犯罪主體以觀，依現制而言，前二罪乃專指法官、檢察官，後二罪則係人民。雖然法官、檢察官依其個人身分，亦得為後二罪之行為主體，但就其等以執法人員身分，於自己所承辦或受理之訴訟案件，則不得為後二罪之行為主體，否則即混淆行為主體與受理機關本質不同之相互對立關係。至於具有犯罪調查權之司法警察（官），僅凌虐人犯、違法行刑等情形，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七條定有處罰，縱有相類以枉法、濫權、栽贓、誣陷而妨害司法正義之情形，除非有具體事證證明自始出於私怨報復外，因別無類似於前揭各法文之特別規定，是依罪刑法定主義，祇能回歸適用一般規範，依同法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名予以論擬（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同於上揭枉法裁判、濫權追訴處罰及凌虐人犯等各罪之刑度）。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七條，對於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該條例若干重罪之情形，原定有反坐之刑罰規定（第二項並特別就「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犯此罪者」，嚴格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嗣因司法院釋字第五五一號解釋，指出：「反坐」，屬原始應報刑思想，違背現代刑事法學之行為人主觀責任基礎理論，要與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均不盡相符一情，業於九十四年修正刪除而廢止。原判決本此見解，就簡○○等三人製作不實內容之警詢筆錄及起槍經過紀錄等文書，認為祇成立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並對於被訴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起訴書漏列第二項）一節，以公訴人認為與上揭論罪部分，具有刑法修正前牽連犯裁判上一罪關係，而不另諭知免訴，經核並無檢察官關於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之違誤。（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係以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作為構成要件。其中關於刑事處分之誣「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即為告訴及告發（不含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外國「政府」之「請求」），乃人民請求犯罪之調、偵查或審判機關，查辦其所提控之人與事之訴訟行為，屬私人意思表示及意願；至於受理之司法警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將之移送，或司法警察依同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將之報告於該管檢察官，則係本於警察職權（責）之公行政作為，二者有別，不應混淆。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將簡○○等三人以不實內容之警詢筆錄，移送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吳○○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事，援引本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八號判例，認為此項移送作為，該當於誣告罪之「告發或報告」，進而謂應論處誣告罪刑一節，容有將該判例所指之告訴人，和本件之承辦警方人員，尚非相同，卻公私不分、相互混淆之誤解。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十三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

刑法第二百十三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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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203號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明定「被告之緘默禁止不利評價」，是具備證據適格之測謊鑑定報告（指符合鑑定人具備專業之知識技能，復基於保障緘默權而事先獲得受測者之同意，所使用之測謊儀器及其測試之問題與方法又具專業可靠性等條件），如受測者之被告就被訴事實有利之供述，經鑑定並無任何虛偽供述之情緒波動反應，應認係在被告不行使緘默權之下，基於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罪嫌辯明權與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主動證明權等防禦權之行使，所提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倘無其他合法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該部分之犯罪事實時，即可印證其真實性，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此項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恰與被害人之指述互為對立之證據。被害人就其被害之經過，雖依人證之調查程序具結陳述，究仍與一般證言之證據價值並不相同，且為防止虛偽，以確保其供述之真實性，因此判例上乃認有補強證據要求之必要性。被告就被訴事實有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並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反應，與被害人之指證間，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可採，應依經驗法則為合理之比較，詳予闡述取捨之心證理由，始足以昭折服。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四項、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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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對於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涉及刑罰權範圍擴張、減縮事由，應視同構成刑罰權成立之基礎事實，屬於嚴格證明事項，所採之證據應具備證據能力，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始能作為刑罰量處之依據，其調查程序屬於證據調查範圍。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四項所稱科刑資料係指刑法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所規定之內容，為單純科刑情狀之事實，屬自由證明事項，其調查次序列於審判長調查證據及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後行之，兩者所適用之程序並不相同。本件曹登傑是否供出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因攸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屬應經嚴格證明事項，原審依嚴格證明程序調查此部分證據以認定事實，核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二百八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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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288號

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但遇有緊急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足見除非有但書情形外，否則檢察官僅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始有行使偵查犯罪之職權。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警政署署長、警察局局長或警察總隊總隊長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可見該款司法警察官，於管轄區域內，才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又同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雖僅規定警察官長、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但既規定警察官長應將犯罪嫌疑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協助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警察應將犯罪嫌疑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警察官長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顯見上開警察官長、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之職權，亦應限於管轄區域內，始得為之。再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第一點規定，為發揮各級警察機關整體偵防力量，提升打擊犯罪能力及避免於越區辦案時，因執行、配合不當，引致不良後果，特訂定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前段規定，各級協助偵查犯罪人員，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逮捕、拘提等行動時，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第六點第二項規定，各級警察機關搜獲他轄犯罪確切情報，可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偵處，因而偵破刑案或緝獲逃犯，視同共同偵破。均可見警察官長、警察原各有管轄區域，於管轄區域內始有調查犯罪之職權，因調查犯罪，如欲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逮捕、拘提等行動時，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而於搜獲他轄犯罪確切情報，則可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偵處。並非得於管轄區域外調查犯罪。否則，無異較檢察官與協助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擁有更廣泛不受轄區限制之調查犯罪權限，顯非適宜。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百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二條。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第一點、第三點第一項前段、第六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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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381號

（一）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新台幣（下同）一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就違法吸金而言，立法目的既在處罰達一定規模之吸金行為，則犯罪行為人於對外違法吸收取得資金時，犯罪已然既遂，即使犯罪行為人事後再予返還，仍無礙於本罪之成立。從而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所得」，自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關於「犯罪所得」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語焉。細繹兩者「犯罪所得」之規定，同詞異義，概念個別。違法吸金當事人約定返還本金者，因與計算「犯罪所得」無涉，自無庸扣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二）學理上所稱之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固認後行為者於先行為者之行為接續或繼續進行中，以合同之意思，參與分擔實行，其對於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茍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但刑法修正前之連續犯、牽連犯等裁判上一罪，以及集合犯、結合犯與刑法修正前之常業犯等實質上一罪，本係合併數個獨立犯罪或結合成一罪，而從一重處斷或以一罪論，故如後行為者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已完成，又非其所得利用者，自不應令其就先行為者之行為，負其共同責任。違反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而經營銀行業務之行為，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收資金，於反覆多次收取被害人交付之資金時，其各該當次之犯罪實已成立，僅在評價上以一罪論而已。因此，其他犯罪行為人在共同意思聯絡範圍內，應僅止於對其參與之後，就嗣後違法吸收之資金，負共同正犯之罪責，對於參與之前已違法吸收之資金，既與其參與之行為不具因果關係，亦非其所得利用，自不應令負違反銀行法之共同正犯罪責。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六條之一。刑法第二十八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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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457號

（一）民國一○二年八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現役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本法之規定追訴審判之。而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二項分別規定「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則現役軍人於修正軍事審判法施行前（修正軍事審判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第一條第一項自公布日施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規定，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即同年月十五日起生效）犯不屬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及其特別法之罪者，不得依軍事審判法之規定追訴審判之，即軍事法院並無審判權。次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六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明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又普通刑法係適用於一般人、事、時、地及犯罪行為，特別刑法則因應特殊需要所制定，其適用範圍限定在特定人、事、時、地及犯罪行為。而特別刑法所定犯罪類型，有就普通刑法已有規定之犯罪行為重複規定者，有就普通刑法所無之犯罪行為補充規定者。前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適用原則，應優先適用特別刑法之規定，後者並無特別刑法與普通刑法之法條競合關係，應直接適用特別刑法之規定。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既明定「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明白揭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應係指普通刑法已有規定之犯罪行為重複規定之情形而言。參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明定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之行為，而同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其犯罪構成要件為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與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第十六章）所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強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之加重強制猥褻罪所定行為態樣與保護法益，俱有明顯不同，應係就不成立（加重）強制猥褻罪之行為，加以補充而非重複規定為犯罪行為，應不屬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所定（加重）強制猥褻罪之特別法。否則，倘認性騷擾罪係（加重）強制猥褻罪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律適用原則，性騷擾罪應優先於（加重）強制猥褻罪而為適用，顯不合立法本意。是以性騷擾罪並非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特別法，並無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一項第七款之適用。（二）被告被訴涉犯性騷擾罪既不屬修正前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第一項所定應依軍事審判法追訴審判之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亦非修正後軍事審判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自公布日施行）所定應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之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追訴、處罰，故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編第三章第三審之規定審判，而不適用軍事審判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項前段所定準用軍事審判法第一編第三章第一百七十條有關因無審判權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檢察署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七條規定，第三審之審判，除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然第三百零三條第六款規定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未規定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檢察署），故不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檢察署。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六款。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六款。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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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464號

法院之管轄，乃裁判權之分配，即法院對具體之一定案件所得行使裁判權之界限。而法院管轄權之發生係以先有審判權為前提，必也普通法院先有審判權，始得審究應由何一法院管轄。又刑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固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但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而未繫屬於數法院者，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由其中一法院合併管轄，此為法定管轄之擴張。而關此管轄之有無，固以起訴時為準，但起訴時雖欠缺管轄權，倘在法院未為管轄錯誤之判決前，復適法取得管轄權，則原管轄權之瑕疵即因此治癒，不得認法院無管轄權。以檢察官就相牽連案件中無管轄權部分之案件起訴為例，倘於起訴後法院判決前，隨即將相牽連而有管轄權部分之案件追加起訴，則此時應認其已補正先前案件管轄權之欠缺，而得對相牽連之兩案合併審判；且相牽連之兩案既經為合併管轄，並予受理在案，則經審理結果，縱認原有管轄權部分之案件應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法院仍應就合併管轄之他案續行審理，不得認原適法取得管轄之他案因此喪失其管轄權。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六條

刑事訴訟法第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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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692號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而人之智能本有差異，於遭逢感情、健康、事業等挫折，而處於徬徨無助之際，其意思決定之自主能力顯屬薄弱而易受影響，若又以科學上無法即為印證之手段為誘使（例如法力、神怪、宗教或迷信等），由該行為之外觀，依通常智識能力判斷其方法、目的，欠缺社會相當性，且係趁人急迫無助之心理狀態，以能解除其困境而壓制人之理性思考空間，使之作成通常一般人所不為而損己之性交決定，此行為即屬一種違反意願之方法。是以行為人若施以上開方法而使人為性交之行為，即與犯罪構成要件該當。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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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係為保護偵查程序中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而作設計，賦予律師倚賴權，藉由律師在場，以督促程序公正進行無虞，受訊問人能夠任意陳述，從而獲致訴訟防禦功能，屬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一環，但與「被告以外之人」無關，無傳聞法則適用，檢察官若有違反，法律並未特別規定其效果，自當依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關於權衡法則之規定，判斷被告偵訊筆錄之證據適格與否，至於被告以外之人之偵訊筆錄，如何具有證據能力，乃屬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範疇，不應混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四十五條第四項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四十五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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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790號

共同正犯之所以於犯意聯絡範圍內，對全部犯罪結果同負其責，乃因在此範圍內，各正犯係基於遂行特定犯罪之同一犯意，即均有共同犯罪之意思，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之實行，並相互利用、補充其他正犯之行為，其各自分擔實行之部分行為，對犯罪之實現均有原因力，自應視為一體合併觀察，予以同一非難評價。鑑此，對他人已開始但尚未結束之犯罪行為，中途加入而共同犯者，必須主觀上，對加入前其他正犯之行為有予以利用而共同犯罪之意思，客觀上並立基於該前行為上賡續進行犯罪，該前行為因此與其加入後之行為存有相互利用、補充等不可分離之依附關係，而對其加入後犯罪之實現具原因力時，始應對該前行為負共同正犯之責；否則，中途加入之正犯，苟非立於該前行為之基礎上續行犯罪，對加入前其他正犯之前行為，主觀上既無利用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利用之行為，自毋庸共同負責。共同非法收受存款經營銀行業務者，其所參與非法收受存款之行為，非必立於其加入前他正犯非法收受存款行為之基礎上始得進行，性質上既無利用之必要，事實上亦未加以利用，即毋須對該前行為負責。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法。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法。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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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818號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固係鑑於以違法吸收資金之公司，所以能蔓延滋長，乃在於行為人與投資人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利息或其他報酬，爰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規定，併予規定為要件之一，以期適用明確。是該條所定「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應以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為要件。又銀行法於九十三年二月四日增訂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犯罪所得達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且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之。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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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819號

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係明文就少數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其法條文字並無抽象晦澀或有複數解釋之可能性，而須以論理解釋或社會學解釋等方法加以闡釋，始得明確之情形，要無捨文義解釋再以他法別事探求之必要。況：體系解釋乃為維護整個法律體系之一貫及概念用語之一致，使法體系完整順暢而不生衝突，上開公司法少數股東請求對董事訴訟之規定，文義明確，與公司法其他規定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尚無不完整，或彼此矛盾等體系違反之情形，自無以此解釋方法將該條項限縮侷限適用在公司「正常營運階段」，而排除公司「清算階段」適用之必要；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三條規定：「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其立法目的乃恐董事長代表公司對董事起訴，難免有徇私之舉或利害衝突之虞。而該條所謂「除法律另有規定」，即係指同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然完全期待公司自行追究董事之責任，事實上不無困難，故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規範之目的，係借助於少數股東權之發動，以期董事責任之必獲追究，強化股東對公司監控之權能。而清算程序中，董事原則上為清算人，且清算人之權利義務與董事同，則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為訴訟，亦難免有徇私之舉或利益衝突之虞，依同一法理，自不宜由董事以清算人身分對董事為訴訟。再者，清算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與監察人依然存續，對董事之訴訟仍應由監察人或股東會所選任之人，或由少數股東以書面請求監察人代表公司為之，始符合公司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之立法規範目的。參考法條：公司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

公司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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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893號

受領國家薪俸，執行法定職務之公務員，本負有誠實、清廉義務，公務員之誠實清廉可謂人民對政府信賴之基礎及維護社會公義之根本。貪污破壞公務純潔性，有悖人民付託，惡性非輕，故我國對貪污者，除特以貪污治罪條例為規範外，並課予甚重罪責，而貪污犯行多半隱秘為之，並以合法程序為飾，如於授益行政處分時，或積極增加申請者法律上所無，且欠缺合理關聯性之額外負擔，或消極無故延宕申請者之案件以為刁難，目的無非在使申請案件受阻，迫使申請者出資買通關節，又得以依法行政之名規避查緝。至貪污治罪條例所謂「違背職務」者，係指於職務上應為而不為，或不應為而為而言，屬於行政裁量之事項，如非依當時情狀，僅有唯一選擇，此外別無其他作為，即所謂「裁量權收縮至零」之情形，又或有明顯違背裁量法則之情形，否則，均尚不能僅以公務員之行政裁量不當，即遽認為違背職務。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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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895號

（一）船員法之所以需在刑法第二十四條緊急避難之體系外，於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另就船長權為特別規定，資為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依法令行為之阻卻違法事由，應在於船長權之性質近似於海上之警察權甚至司法權，而有私人代替國家行使公權力之意義。而漁船之船員，除有關航行安全與海難處理外，不適用船員法之規定，此為船員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明定。故漁船船員之管理係依據漁業法第十二條授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制訂之漁船船員管理規則，而非依船員法第二十五條之二（民國一○○年二月一日修正前為第八十八條第一項）授權交通部訂定之船員服務規則，此乃立法者有意對於漁船船長及其他船舶船長為之區別。又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依法令之行為，不罰」，係指該項行為在外觀上雖然具備犯罪之形態，然其係依據法律或命令所應為之行為，在刑法之評價上，不認其具有違法性與可罰性，故特以明文規定阻卻其違法而不予處罰而言。漁船船長既無如同船員法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所定船長指揮權及緊急處分權之明文，自無從認為漁船船長得以適用或類推適用上開船員法之規定，而主張其行使船員法該項權力仍屬依法令之行為。（二）事實上本無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而誤信為有此事由之存在，並因而實行行為者，即所謂阻卻違法事由之錯誤。此種錯誤，其屬於阻卻違法事由前提事實之錯誤者，乃對於阻卻違法事由所應先行存在之前提事實，有所誤認，例如本無現在不法之侵害，而誤認為有此侵害之存在而為正當防衛，此即所謂誤想防衛，學說稱之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誤想防衛本非正當防衛，蓋其欠缺正當防衛要件之現在不法之侵害，故誤想防衛不阻卻違法性，然而對於此種情形，即不知所實行者為違法行為，是否得以阻卻故意，因學說對於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評價所持理論的不同，而異其後果。在採限縮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者，認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並不影響行止型態之故意，而只影響罪責型態之故意，亦即行為人仍具構成要件故意，但欠缺罪責故意，至於行為人之錯誤若係出於注意上之瑕疵，則可能成立過失犯罪。本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五○九號判例意旨以行為人出於誤想防衛（錯覺防衛）之行為，難認有犯罪故意，應成立過失罪責，論以過失犯，即與上開學說之見解相仿。但亦有學說認為，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不能完全適用過失犯之刑罰，否則會產生難以彌補的可罰性漏洞，因此應放棄罪責理論之適用，轉而適用嚴格罪責理論，亦即將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視為禁止錯誤，並不排除行為人之故意。本院二十七年上字第二八七九號判例意旨，即對於阻卻違法事由前提事實之錯誤，不認為得阻卻故意。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一條。船員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刑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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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

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下稱共犯被告）在本質上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偵查中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共犯被告，就我國法制而言，固無令其具結陳述之問題，但當共犯被告陳述之內容，涉及另一共犯犯罪時，就該另一共犯而言，其證人之地位已然形成。此際，檢察官為調查另一共犯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即應將該共犯被告改列為證人訊問，並應踐行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相關程序權，使其具結陳述，其之陳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得為證據之傳聞例外。至於以共犯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因不必擔負偽證罪責，其信用性顯不若具結證言，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惟衡諸其等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所為之陳述，同為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要件時，即得為證據，若謂此偵查中之陳述，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從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俾應實務需要。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依此，當無僅憑共犯被告於審判中已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或有不能傳喚之情形，即得謂其先前（未具結）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之可言。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之規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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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條定有明文。此乃民法目前對於未成年人保護規定，改採「子女本位思想」與「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思想」作為立法指導原則。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該罪係以被略誘人之年齡未滿二十歲為構成要件。被誘人如係未滿七歲之兒童，本無行為能力，當無從認知拐誘之目的而予同意，縱以和平之手段誘使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仍應成立本條項之略誘罪。又本罪在保護家庭間之圓滿關係，及家長或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並未就犯罪主體設有限制，解釋上享有親權之人，仍得為該罪之犯罪主體，即於有數監督權人之情形下，若有監督權之一方出於惡意之私圖，對於未滿二十歲之被誘人施用強暴、脅迫或詐術等不正手段而將被誘人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使其脫離其他有監督權人之監督，仍不當然排除該條項之適用（本院二十七年非字第十六號、二十一年上字第一五○四號判例意旨參照）。從而，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在法律上固享有親權，但一方對於未滿七歲之子女，縱未施以強暴、脅迫、詐術等手段，然意使脫離他方親權之行使，擅自移送出境，長期阻隔他方探視及監護，置於一己實力支配下，顯已以自己之行為侵害他方監督權之行使，並使未成年子女無從獲得雙親照顧扶養及身心正常發展，自應令負相當罪責。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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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

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則以但書所定排除本文之阻卻違法事由之適用，應就明知命令違法為嚴格之證明。尤其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並就違抗長官職權範圍內所下達與軍事有關之命令者，定有處罰。於此，雖非可謂軍人排除上開刑法但書之適用，惟於判斷其是否明知上級命令違法時，自應與一般公務員不同，即應採更高密度之審查標準，以免在違法執行與抗命間產生義務衝突。就具體個案，並應審酌有無期待可能性而阻卻責任。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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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

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事實審法院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恣意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

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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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356號

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七條非保險業不得經營保險或類似保險業務規定之立法目的為：「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或類似保險業務，對於社會及保險市場秩序之安定妨礙甚鉅」、「為強化市場紀律」、「以利管理」。參酌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條保險業應繳納保證金，及第一百四十六條關於保險業資金之運用及管理等規定，則禁止未經許可經營保險或類似保險契約，無非避免該經營者未經政府監督，大量吸金而無力履行契約，或未能提存責任準備金而無法賠付，進而造成金融市場秩序紊亂，或收取保費運用投資牟利。參考法條：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七條

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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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364號

學理上所稱法條（規）競合，係指一行為同時該當於數法條所定犯罪構成要件之競合情形，但應就競合之數法條中擇一適用，而排斥其他法條之適用，以避免犯罪之重複評價，屬於單純一罪。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規定之想像競合犯，則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競合情形，應就數罪名中從較重之一罪處斷，但不排斥其他輕罪之成立，惟不另加以處罰，以避免犯罪之重複評價，屬於裁判上一罪。想像競合犯既規定從一重處斷，為避免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較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裁判者仍得在重罪之最輕本刑以上，輕罪之最輕本刑以下，量定其宣告刑，以致發生與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之本旨不合之情形，故刑法第五十五條但書特別規定「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以免科刑偏失。而法條（規）競合，既純屬數法條之擇一適用，而排斥其他法條之適用，於量定宣告刑時，本不受刑法第五十五條但書規定之拘束，又無其他法定不得量處低於已被排斥而不適用之其他法條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祇須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而為量刑即可。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

刑法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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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39號

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關係，已有可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能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究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以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法，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影響測謊結果。是倘未慮及上述可能影響測謊結果之各種因素，僅以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作為判斷有罪或無罪之唯一依據，則測謊不惟可能陷人於罪，抑且反遭利用為「脫罪」之另一工具。故各國法院實務對測謊證據之容許性，見解極為紛歧。在美國法院刑事判決，多以測謊結果不具可靠性，而未採認其證明力；在德國實務更以法律缺乏測謊容許性與可靠性之明確規範，不論是否徵得被告同意受測，均係嚴重侵犯受測者之人格尊嚴，影響其意思自由，而完全排除測謊之證據能力。而我國就測謊是否為法定證據方法、如何實施、對於實施之爭執如何救濟、測謊結果有無證據能力，固均乏明文；但晚近實務多認為測謊在具備一定嚴格條件下，具有證據能力，可作為審判之參考，惟不得採為唯一或絕對之依據，是否可採，仍應由法院斟酌、取捨及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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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629號

警察為司法警察，為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除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於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外，依警察法第9條第3款、第4款規定，負有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等職權；又警察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指派人員編組機動隊（組），運用組合警力，在指定地區執行巡邏、路檢、臨檢等勤務以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並得保留預備警力，機動使用；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須將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得以分局或分駐所、派出所為單位，指派員警專責執行勤區查察；必要時，得將其警勤區擴大之，並另指派員警輪服共同勤務，警察勤務條例第14條、第19條亦有明文。是以，警勤區或警察局內各員警之勤務分配，僅係具有劃分員警行政責任之功能，並非限制員警調查犯罪之職務權限，亦不能剝奪、禁止或限制各員警調查職務之執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警察法第九條第三款、第四款。警察勤務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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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4750號

現今社會普遍使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光學設備，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危害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遂增訂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以保障隱私權。該條所謂「無故」，係指無正當理由之謂。而理由是否正當，應依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法則，由客觀事實資為判斷，並應符合立法旨趣及社會演進之實狀。又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本有為維持圓滿婚姻而互負忠貞、純潔保持之道德上與法律上之義務，一方配偶因他方行為而合理懷疑他方違反婚姻忠貞、純潔義務，亦不能藉口保障私人權益或蒐證為由，全面監控他方之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進而侵犯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之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而排除刑罰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十五之一條

刑法第三百十五之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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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5052號

被告在審判外之自白，原不以有其陳述之筆錄或書面為唯一之證明方法，被告犯罪後對人透露犯罪行為之語，亦不失為審判外之自白，從而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轉述其聽聞自被告向其自白犯罪經過所為之陳述，或於偵、審中為此轉述者，本質上即與被告在審判外之自白無殊，至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準，除原始陳述者即被告之陳述應先受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自白法則之規範外，鑒於該被告以外之人所轉述者為屬不利於被告之傳聞供述，故在類型上，此之供述必以經被告之言詞或書面予以肯認者，始得為證據，若被告未有肯認該陳述，則須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或已經給予被告充分詰問之適當機會，以確保該陳述之真實性，方具證據之適格。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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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5092號

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十六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基此，我國立法政策上，採多數辯護制度，於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三人。」即同一被告至多得選任三位辯護人為其辯護。而每位辯護人之辯護權，均各自獨立，可居於自身之辯護權能，從不同之面向，展現不同之辯護內容，自主、充分地為被告辯護，彼此無法取代，以彰顯多數辯護制度之目的。本件於原審，上訴人選任王○○律師、其弟為上訴人選任呂○○律師為辯護人，各有委任狀附卷可憑。原審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審判期日，呂○○律師雖到庭為上訴人辯護，而王○○律師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進行至「就被告之科刑範圍有無意見？」程序始到庭，其僅就此部分陳述意見，有當日審判筆錄可稽。然王○○律師當日到庭時之審判程序，既未辯論終結，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已辯論者，得再為辯論，審判長亦得命再行辯論。」設有得再為辯論、再行辯論之規定。審判長當時本得命王○○律師為上訴人辯護。且呂○○律師雖已為上訴人辯護，但無法取代或兼及王○○律師之辯護。乃原審竟未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規定，未令王○○律師為上訴人辯護，即諭知辯論終結，致王○○律師未能為上訴人辯護，顯不足以維護訴訟上之程序正義，影響上訴人充分行使其防禦權，不符上開多數辯護制度之旨，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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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5093號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為落實憲法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條規定，政府應保存維護原住民族文化，第三十條亦規定，制定法律，應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等旨。因此，在依相關法律踐行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權利，促進其生存發展時，自應尊重其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而依同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動物之非營利行為，原住民基於此項需求，非因營利，以自製獵槍從事獵捕野生動物即屬其基本權利。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即在尊重原住民族此一權利下，逐步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或持有自製獵槍之行為，從刑事罰改為行政罰，以資因應。此所謂「自製之獵槍」係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行製造本條例第四條具有獵槍性能之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而言，所自製之獵槍裝填火藥或子彈之方式，法律既未設有限制，無論「前膛槍」或「後膛槍」均應包括在內；又狩獵係原住民族傳統維生方式之一，並與其祭典文化有關，原住民在狩獵過程中，可訓練膽識、學習互助精神及生存技能，亦得藉與族人分享狩獵經驗與成果，獲得認同，提昇在部落族人中之地位，故原住民族自製獵槍獵捕野生動物，乃其傳統生活習俗文化之重要內容。惟因社會整體發展急遽變遷，原住民族生活型態亦隨之改變，復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獵捕規定之限制，難期其仍專以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基於維護原住民傳統習俗文化及發展之考量，本條項「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自應因應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寬，只要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自行製造或持有之獵槍，即應認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者為限，然如溢出此範圍而使用自製獵槍，自不在此限。從而，中央主管機關上開八十七年六月二日函釋及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將自製獵槍定義為「原住民傳統習慣專供捕獵維生之生活工具」、「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等情，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已逾越法律之授權，法院自不受其拘束。至原住民既得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製獵槍，自包括該獵槍所適用之「自製子彈」，為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隱藏性」要件，此乃法律條文與法規體系之當然解釋。參考法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條、第十九條、第三十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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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522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為判決基礎之行政處分，依其後之行政處分已變更」之再審事由，係指確定判決以行政處分為判決基礎，而該行政處分已因其後之行政處分有所變更，其結果使原確定判決之基礎發生動搖而言。予以專利之行政處分，嗣經智慧財產局為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處分，如非係依據行政法院命其為該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確定判決而為（行政訴訟法第五條參見），則該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處分雖因送達、通知而發生效力，但是項行政處分仍可能因提起行政救濟而變動，依專利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規定，於經提起行政救濟經駁回確定前，專利權仍繼續存在。是原確定判決縱以予以專利之行政處分為判決基礎，智慧財產局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處分既經提起行政救濟而未確定，仍難謂因該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處分，使原確定判決之基礎發生動搖。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專利法第七十三條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專利法第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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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584號

國內工程實務界之擔保制度，除保證金之實際交付外，常由銀行金融機構出具保證書，以疏解承包商之籌資壓力；並於保證書上記載立即照付約款，以滿足業主快速實現權利之需求。該保證書雖為承包商繳交保證金之替代，惟其性質及法律效力究與承包商原應繳付之保證金不同，不宜混淆。核其性質，應屬立即照付之擔保，擔保銀行於業主行使請求付款之形式要件時，即有付款義務；擔保銀行除得主張該擔保契約本身有效與否之抗辯或業主之請求付款明顯即知為權利濫用或有違反誠信原則外，均不得以源於承攬契約法律關係為抗辯。至擔保銀行付款後，業主如未因承包商之違約受有損害或所受損害少於擔保金額，致不應終局保有全額或部分擔保金時，除有特別約定外，基於擔保金於擔保銀行給付後，即為承包商依承攬契約所應繳納保證金，依債之相對性原則，應由承包商依其與業主間之約定定之，擔保銀行不得逕向業主請求返還，僅能依補償關係向承包商求償。相關法條：民法第一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七百四十二條

民法第一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七百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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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646號

刑事法上之賄賂罪，性質上為對向犯，雙方皆分成三階段，各為行求、期約、交付（以上三種統稱為行賄）；要求、期約、收受（以上三種統稱為受賄；下均以統稱行之），以賄賂（含不正利益；下略）作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對價，因為受賄之一方，罪責不輕，行賄之一方，於若干犯罪（例如本件行為時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為之，或買票），亦有刑責，故通常至為隱密，彼此之間若欠缺一定之信任關係，多不敢貿然從事，為填補、建立此一信任關係，復有所謂中間角色出現，甚至輾轉多人，此類角色因經手賄賂，屬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參與作為，然而究竟係立於行賄者立場共同行事，或居於受賄者地位一起完成，罪名既異，刑責相差更大，於認定時，自當斟酌行為人與對立之雙方主事者間之關係、居中承擔之工作份量、從中獲利之比例或額數，以社會通念之角度而為觀察、判斷。其中，俗稱「白手套」者，係指收受之一方，所受之賄賂，猶如「黑錢」，經過中間人員之手代收，類同戴上「手套」，足以掩飾、漂白，屬於收受一方之共同實行犯罪者。再是類犯罪之行為主體，必以具有特定身分或關係之人員為限，從而有刑法第三十一條關於身分犯規定之適用。如果起訴書漏未記敘此情與法條援引，法院不受其拘束，仍須在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性範圍內，予以審究，然後在判決內，加以說明。參考法條：刑法第三十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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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73號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規定之減刑，性質上屬於處斷刑之一種，亦即以「法定刑」作為基準，於此範圍內，由法院斟酌案件之具體情形，裁量減輕之幅度，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已足，並當然有刑法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六條關於減刑程度（結果）之適用。至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減刑，則以「宣告刑」為其基準，一律減輕二分之一，法院無裁量餘地，除於理由內說明外，並應顯示於判決主文，且無關刑法第六十六條之減刑規定。二者迥異，不宜混淆。倘案件同時符合上揭二種減刑之要件，其適用順序，自以前者為先，後者於次。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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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809號

醫療行為固以科學為基礎，惟本身具不可預測性、專業性、錯綜性等特點。醫師對求治之病情，須依其專業，為正確、迅速之判斷其原因及治療方式。然人體生、心理現象，錯綜複雜，又因每人之個別差異，於當今之醫學知識、技術、仍受侷限，此猶如冰山，其潛藏未知部分，恆較顯露已知者為多，是有其不可預測性。對此，近代醫學專業分工極細，舉例而言，其為內科，細分為心臟、胸腔、消化、新陳代謝、神經……等諸科，同為消化內科又因肝、膽、腸、胃、胰、脾諸部分，各異其專業性，故同一內科醫師，專長腸、胃者，對同為消化系統之肝、膽部分，較有此專長者可能不如，若再涉及心臟、胸腔等專科又更次之。從而面對不知詳由之複雜病情，往往需多科會診綜合判斷。因此，除違反醫療常規（如未作盤尼西林測試、開刀紗布遺留體內、應開左腳誤開右腳等）外，於醫療過失致死、傷案件，認定醫師之注意義務及注意能力時，上述特點允宜做為重要之判斷依據，而為公平、客觀、正確之判決。參考法條：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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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810號

前科紀錄，有時對待證之犯罪事實擁有多面相的證據價值（自然關聯性）。但相對的，前科尤其是同一種的前科，容易令人聯想「被告的犯罪傾向」而連結「缺乏實證根據的人格評價」，有導致事實認定發生錯誤之危險。為避免前述情事發生，應審慎斟酌判斷。尤其有必要將「同種前科之證據力」限定在合理推論之範圍，因而，並不宜單純憑前科資料認定是否有證據價值，即是否有自然關聯性。前科僅能於經有罪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前提，在該事實中有某種犯罪行為之特性，且該特性與待證事實間沒有「缺乏事實根據的人格評價，導致錯誤的事實認定之嫌疑」時，才能當作證據。換言之，將前科利用於被告與犯人之同一性之證明時，前科之犯罪事實應具有明顯的特徵，且該特徵與待證之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的類似性，而就憑此可合理推理判斷該兩案之嫌犯為同一人時，才能把前科資料當作證據（尤其補強證據）使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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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864號

按海商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但書，均係針對運送貨物在物理上有毀損或滅失者為規定，未包括在物理上仍存在而完好，僅在法律上失其所有權之情形。再參酌同條第二項規定修正時所參考之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一條ｅ項「貨物之運送涵蓋自裝貨上船時起至貨物自船上卸下時為止」（'Carriageofgoods'coverstheperiodfromthetimewhenthegoodsareloadedontothetimetheyaredischargedfromtheship.）之海上運送人責任期間規定法意，於適用我國海商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解除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責任時，應將適用範圍限於貨物在運送期間發生物理上全部或一部毀損、滅失之情形，不包括貨物已到達目的港並卸載完畢，因不當交付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指定之受貨人或載貨證券持有人等以外第三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相關法條：海商法第五十六條

海商法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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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870號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其中以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具殺傷力之空氣槍為處罰要件部分，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對違法情節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最低刑度仍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首揭規定有關空氣槍部分，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至遲於一年屆滿時，失其效力，司法院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著有釋字第六六九號解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因而於一○○年一月五日修正公佈施行，其第八條增列第六項「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足見上該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刑規定，於情節輕微者，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同有滋生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故而於同條例第八條增列第六項之規定，殆屬明確。又刑法第五十九條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佈，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將原條文：「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得酌量減輕其刑」。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本係指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且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有該條之立法說明可參。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六項之增訂，與刑法第五十九條之修正規定，二者自其相關之立法沿革、法律體例、立法時間及立（修）法目的整體觀察結果顯有不同。兼衡前揭解釋之全文意旨，若認行為人同時存在此二情形，除應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六項減輕其刑外，非不得再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遞減其刑。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九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六項

刑法第五十九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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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上字第961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運輸」，概念上應如何予以闡釋，固非無爭議；惟其既係刑事法上之「構成要件」，自應基於當代共通之學理，或本乎相關之法規，而為合乎立法本旨之闡釋，要非單純語意學上之解釋所能解決；而運輸毒品，按照舊刑法之立法例，原限於「自外國販運」或「自外國輸入及輸出於外國」而言，嗣後為防止煙毒之蔓延，廢止前之禁煙治罪暫行條例始擴張其範圍，不僅處罰國際間之轉運及輸送毒品行為，即便是國內之運輸，亦在規範之內。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目的，既在拔毒品貽害之本，杜絕流入之途，即著重毒品來源之截堵，以求禍害之根絕，解釋上固應從同；且不論是否意在圖利，究係為人抑或為己，更不論其運輸方法究為海運、空運、陸運或海陸空聯運，皆包括在內。惟運輸毒品罪乃係故意作為犯，自須具備故意之主觀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除客觀上必須為轉運及輸送毒品之行為外，主觀上尤須本於「運輸之意思」而為毒品之搬運輸送，始足當之。倘不問其犯意如何，祇因在兩區域間具有夾帶或持送之客觀作為，即概以運輸毒品之重罪論處，豈非所有在他地購毒而攜回住處者，不論目的，皆另犯運輸毒品重罪？故除知悉為毒品，而仍為國際間之轉運，或受託運送，以及行為人意圖營利販入毒品，並基於運輸之犯意，將毒品運輸他地交付買受人，以完成賣出行為，同有運輸罪之適用者外，如僅係在國內某地販入或持有毒品而攜回自己住處藏放或使用，無運輸毒品之主觀犯意者，自難逕認另犯運輸之罪。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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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再字第19號

按物之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或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固得請求出賣人補正或賠償損害，並得依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惟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部分，應與出賣人應負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相當」，若買受人應為之給付與出賣人之瑕疵補正或損害賠償責任顯然不相當，且其給付為可分，則其同時履行抗辯之範圍應受「相當」之限制，不得遽以拒絕全部之給付。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

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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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1077號

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對於不公正法官拒絕事由之規定，係從當事人之觀點質疑法官有不能期待公平為客觀性之審判，冀使其不得參與特定之審判程序，或者應從所參與之審判程序退出，乃規範法官之個案退場機制，為法定法官原則之例外容許。法官執行職務是否有偏頗之虞，足以構成迴避之原因，應本諸客觀之情事，就各種情形，作個別具體之觀察，亦即應以個案之訴訟上全部行為有無足生不公平之裁判為判斷標準。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五一二號解釋理由書），是案件於審判長終結言詞辯論前，亦即案件尚未解明以前，合議庭法官若一致性地或多數意見潛露出被告為有罪之見解，則此一行為因已經以違反無罪推定方式形成被告有罪心證之預斷，顯然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權利，固應認為足資懷疑其公平審判之理由，構成迴避之原因。惟設若在言詞辯論之前，僅受命法官一人於準備程序就有關調查證據或訴訟指揮為不法或不當之處分，或即令受命法官在與辯護人就有關調查證據程序之詢答中，有予人預想為不利判決之感覺者，被告亦不得以之有「不為公平審判」之虞，而聲請該受命法官迴避。蓋現行刑事訴訟法為強化當事人訴訟上地位，於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賦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下稱當事人等）異議聲明權（此異議之對象，立法理由固僅限「不法」之處分，不及於「不當」之處分，惟有關證據調查等相關程序，如所為措置有「預斷」之虞者，因與真實之發見至有關係，故就此之情形，當事人等宜以促請法院注意之方式出之，俾其能依職權自我約制而為適法且適當之處置），並於第二項明定法院（即所屬合議庭）對此異議，應予以裁定，俾當事人等為維護自己之利益，對於法院所為調查程序得加以監督。此之聲明異議，並且不僅限於積極之「作為」，即關於消極的「不作為」之證據調查，亦屬之。是以，當事人等尤其是具有專業之辯護人對於此一專為訴訟主體利益而設，能及時、迅速糾正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而使程序適法進而達到妥適目的之「異議權」，自應依法、適時地行使，據以落實被告有受律師協助保障其權益之機制，並得以藉此導正部分法官流於情緒或不經意的逸脫程序之行止。又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受命法官在準備程序對於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如認有調查之必要者，於經當事人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提出所謂「證據排棒」之意見後，固得依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裁定排定審判程序中「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惟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所定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此之「法院」當係專指合議庭而言。故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或審判長於審判中，對於當事人等聲請調查之證據，逕自認為不必要而予以駁回者，即屬有關調查證據之處分違法，應依聲明異議之方式請求救濟，由所屬合議庭裁定。凡此尚屬在該次程序中有關調查證據或訴訟指揮之處分有所違法或不當之範疇，辯護人如有不服，自應依法、適正地聲明異議，再由所屬合議庭裁決，尚難謂得作為聲請該法官迴避之事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二百八十八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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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1號

羈押係一種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必須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一項關於人身自由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關於一般性羈押及第一百零一條之一關於預防性羈押，均規定除有各該條第一項所定之法定（實質）原因外，並須先經法官訊問之正當法律程序，於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羈押之必要（前者尚以「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之嚴厲、限制語氣懸為誡命），始得為之。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之延長羈押，同有此規範。其中關於法官訊問之規定，係民國八十六年修正之要點，立法趣旨在於扭轉已往由偵查檢察官逕行決定，不免流於主觀或恣意，不足以確實保障人民基本權之弊病，一般稱之為「羈押權回歸法院」，基本原理則為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釋明檢察官並非憲法第八條所稱為審問之法院。是法官行使此項職權，當體斯旨，必須開庭言詞審理，訊問被告（含其辯護人），確定人別，並略事調查其有無檢察官所謂之犯罪嫌疑、羈押必要，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後以客觀、中立、超然、公正立場，依卷內訴訟資料，審慎判斷、決定。足見法院於裁定羈押被告之前，所為之開庭言詞訊問，係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為獲取正確心證之基礎所在。獨任制法院之法官，本此言詞訊問，獲致心證，固無疑義；合議制法院，例如就社會矚目案件起訴移審之接押，先行組成合議庭受理，或於合議（包含第一、二審）審理中之延長羈押，理論上以合議開庭方式處理，原屬正辦，並有法定法官原則之適用，如為兼顧實務運作之人力負擔，至少應由受命法官或合議庭其他成員（即審判長或陪席法官）為此訊問。其若不然，所踐行之程序難謂正當，所為之羈押裁定，並非適法。又對於此種違法羈押裁定，被告得為抗告；原審法院如認其抗告有理由，即應更正其裁定，觀諸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第四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甚明，否則抗告法院當依同法第四百十三條撤銷原裁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百零八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百零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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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60號

證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六條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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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616號

民事訴訟法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一條第十款、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則債務人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應限於「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等事由。所稱「假扣押之原因消滅」者，係指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時，所主張之假扣押原因，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以原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現已得於國內強制執行等是；所謂「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歸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請求假扣押之權利等情形而言。又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固為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所明定，惟所謂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係指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經本案之實體確定判決確認其不存在或不得行使者而言，苟該請求未經確定實體判決確認為不存在或不得行使，即無容債務人據此為由，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餘地。再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雖與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起訴」，同其意義，然非謂提起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論是否經實體判決，均有同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因刑事判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而駁回原告之訴者，原告對於此項未經實體上審理之案件，既得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即不得謂該判決已就原告請求權之存否為判斷，援為認定命假扣押之情事有所變更之依據。另假扣押係保全強制執行方法之一種，原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設。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所主張之權利，債務人對之有所爭執者，乃係債權人所主張權利之實體上理由是否正當，屬本案判決問題，非假扣押保全程序裁判中所能解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之請求，既未經本案判決否認，自難認命假扣押之情事已有變更。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一條第十款。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一條第十款。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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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652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之「訴訟終結」，於就供訴訟費用之擔保而起訴（同法第九十六條）之情形，係指該訴訟程序終結，訴訟費用額已能確定者而言。至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依同法第一百零六條準用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應指受擔保利益人因該供擔保之原因所受損害已得確定，且其對供擔保之提存物行使權利並無障礙而言。故債權人於提供擔保，對債務人財產實施假扣押或執行假處分後，嗣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同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三項、第五百三十三條前段、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復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債務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執行所受之損害已往後確定不再發生，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行使權利請求賠償時，債權人即得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為由，定期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後，聲請法院裁定返還提存物，不以該假扣押或假處分之本案訴訟終結為必要。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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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67號

專屬管轄與合意管轄間，固不生管轄競合而有選擇管轄法院之問題，惟於原告就不同之訴訟標的，對於同一被告為同一聲明而提起重疊合併之訴，或為其他訴之競合（諸如單純、預備、選擇之訴的合併等是），其中一訴訟標的為專屬管轄，他訴訟標的屬於兩造合意管轄之訴訟，究以何者為其管轄法院？得否分由不同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就此原應積極設其規定者，卻未定有規範，乃屬「公開的漏洞（開放的漏洞）」。參照該法除於第一條至第三十一條之三，分就普通審判籍、特別審判籍、指定管轄、管轄競合、專屬管轄、合意管轄及訴訟移送等設有專節外，復於第二百四十八條前段針對「客觀之訴的合併」，另規定：「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者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尋繹其規範意旨，均側重於「便利當事人訴訟」之目的，並基於專屬管轄之公益性，為有助於裁判之正確及訴訟之進行，自可透過「個別類推適用」該法第二百四十八條前段規定；或「整體類推適用」該法因揭櫫「便利訴訟」之立法趣旨，演繹其所以設管轄法院之基本精神，而得出該法規範之「一般的法律原則」，將此類訴訟事件，本於是項原則，併由專屬管轄法院審理，以填補該法之「公開的漏洞」，進而兼顧兩造之訴訟利益及節省司法資源之公共利益。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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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740號

按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固由原本防止證據滅失或礙難使用，避免將來於訴訟中舉證困難之預為調查功能，擴大及於賦與當事人於起訴前充分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助益於當事人研判紛爭之實際狀況，進而成立調解或和解，以消弭訴訟，乃於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然限於「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始得為之，以防止濫用而損及他造之權益，並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而提起民事訴訟，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並無如聲請保全證據時應表明「他造當事人，如不能指定他造當事人，其不能指定之理由」之例外規定，此觀同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即明。準此，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所應特定其訴求之對象即被告，應由原告負責查清表明，不得利用保全「證據」中之確定「事、物」現狀程序，聲請法院代其查明。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四十四條

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二百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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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76號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僅得由管轄法院之檢察官、受判決人、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定有明文。再審之聲請為訴訟行為，聲請人應具備訴訟能力，始生效力，否則即違背聲請再審應具備之法律上程式。而自然人之訴訟能力，係植基於實體法上之行為能力，以有完全意思能力為前提，始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受判決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已經法院為輔助宣告之人，其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而訴訟行為係單獨行為，倘未經輔助人同意，訴訟行為無效，即欠缺訴訟行為必備之法律上程式，此觀之民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七十八條之規定自明。所稱「訴訟行為」包括民事、刑事及行政程序法上之訴訟行為，刑事再審之聲請自亦屬之。上開輔助人之同意，僅具補充受輔助宣告之人意思能力之性質，非謂輔助人因此有獨立為訴訟行為之權利，此與無行為能力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訴訟行為之情形不同，此觀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之規定自明。故刑事受判決人雖係受輔助宣告之人，其聲請再審時，僅須得其輔助人同意，即可以自己名義聲請，至輔助人則無獨立為受判決人聲請再審之權利。參考法條：民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七十八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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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83號

併合處罰之數罪本屬各自獨立之罪，其罪責分別存在，僅係處罰上發生合併之關係。倘併罰數罪之宣告刑，其中得易刑處分者與不得易刑處分者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刑，造成受刑人之不利益，有違限制刑罰加重之恤刑目的。民國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第二項規定：「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五十一條規定定之。」故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修正後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除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適用併合處罰之規定，賦予受刑人選擇權，以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從而修正後刑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自較修正前之規定為有利於受刑人。參考法條：刑法第二條、第五十條(101.12.05)。刑法第五十條(1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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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840號

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並非絕對不得剝奪，而係禁止恣意剝奪，故對人身自由之干預，苟已具備法定要件並踐行法定程序，合於外部性界限，且亦符合比例原則等內部性界限而具實質正當性，即非法所禁止；而其判斷，並非僅憑單一、抽象規定建立絕對之準據，必須綜合考量干預之措施、模式、時間、地點等具體手段、強度及其所生影響等，建立在「個案審查基礎」之上，審酌特定個案中，干預手段所欲保障之利益與人身自由間之均衡維護定之。故法院對具體個案中之強制處分，因所干預之基本權內容不同，而異其寬嚴之審查密度，乃理所當然。刑事訴訟上之限制出境，其目的在保證被告到庭，避免被告出境滯留他國，俾保全偵查、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依其限制被告應住居於我國領土範圍內之對被告人身自由限制內容觀之，係執行限制住居具體方法之一，性質上固亦屬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然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其與具保、責付及其他方式之限制住居，均僅為被告有得予羈押之法定理由，但無羈押必要時，用以置換羈押之替代手段，其雖因干預之目的與羈押同為保全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與實現，致其准否亦應與羈押同其法定理由，然其對人身自由干預之手段、強度顯較羈押輕微，從而准駁之審查標準，自應相應放寬。舉如強制處分之實施，羈押因積極、強烈干預人身自由，故法律明定須以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為前提；至限制出境因僅消極防阻被告擅自出國，且干預人身自由之強度亦顯較輕微，故從一般、客觀角度觀之，苟以資訊及事實作為現實之基礎，而有理由認為被告涉嫌犯罪，即被告具有「有理由之罪嫌」即足。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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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抗字第88號

我國法制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既仍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並期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功能，改善行為人潛在危險性格，俾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其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而犯罪之人，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與正確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順利重返社會，適應社會生活。顯見刑罰與保安處分各有其目的與功能，二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而依刑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依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另「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三年為期。但執行已滿一年六個月，而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依本條例執行強制工作之結果，執行機關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其刑之執行。」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足認依上開規定，刑法所為之保安處分，無論先執行徒刑或保安處分，前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後者則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之強制工作，其執行已滿法定期間者，執行機關亦得檢視其執行成效，倘認無繼續執行強制工作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如執行機關認為併無執行刑之必要者，亦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其刑之執行。俱見立法者為取得刑罰與保安處分間之平衡，避免發生過度執行問題，已針對依刑法宣付之保安處分或依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宣付之強制工作，規定得視執行成效予以免除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而非以互相折抵方式為之，此屬立法形成範疇，自與立法疏漏情形有間，亦無再類推適用其他折抵規定餘地，難謂與憲法平等權保障原則有違。參考法條：刑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

刑法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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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聲字第1328號

按家事非訟事件之確定本案裁定，始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編再審程序之規定，觀諸家事事件法第九十六條前段規定自明。暫時處分之裁定，附隨於本案，並非本案裁定，自無前開規定之適用，不得對之聲請再審。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第九十六條。

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第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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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聲字第338號

及三十二年上字第二六○○號判例參照），且民事訴訟法關於從參加訴訟，亦未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因此參加人委任律師之酬金，尚難認為係伸張或防衛當事人之權益所必要，自非屬於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第一項所稱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四百零一條、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四百零一條、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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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非字第145號

刑法第四十九條原規定：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依軍法或於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已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刪除其中關於「依軍法」受裁判者部分，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參照其立法理由說明以：「八十八年十月二日公布修正之軍事審判法，有關第三審上訴程序，依上訴原因，分別由司法審判機關之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審理，依本條自應適用累犯加重之規定；反觀依軍法受裁判者，則排除累犯適用之規定，則將發生同一案件視被告是否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發生是否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之歧異結果，實有未妥，爰將本條關於『依軍法』受裁判者不適用累犯之規定刪除，以求司法、軍事審判程序中，適用法律之一致」，應認立法原意對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中所稱依軍法受裁判者，係指前所犯罪案件，其審判程序全程由軍法機關裁判者而言，並不以犯罪性質及裁判適用之實體法為準。申言之，依八十八年十月二日公布修正之軍事審判法，軍法機關裁判之「前所犯罪案件」，經提起第三審上訴，由本院或高等法院審判者，既經司法審判機關審判，即非屬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依軍法」受裁判者，該等案件不論係刑法第四十九條修正前或修正後，於「後所犯罪之案件」，如該當累犯要件者，均有累犯規定之適用，是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法條文義既明定「依軍法受裁判」，自係重在案件之審判程序，而以是否全程由軍法機關審理並裁判而定之。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九條(92.06.25)。刑法第四十九條(94.02.02)。軍事審判法第一百八十一條(9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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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非字第403號

上訴於判決前，得撤回之；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五十九條定有明文。而撤回上訴係就已上訴於上級審之案件，使之向將來不發生上訴之效力，與訴訟程序之發展（上訴權是否喪失）相關，係屬程序形成之訴訟行為，故撤回之人應具有得有效實施訴訟行為之能力，其撤回始生效力，而能否有效實施訴訟行為，以能辨別訴訟法上之重要利害關係，於知悉自己權利下，得依其辨別而獨立為完全意思表示為斷。智能障礙被告如不能為完全陳述者，其辨別訴訟法上重要利害關係之能力本有欠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常有易受誘導、畏懼或服從權威、習慣默許傾向之精神特質，故其撤回上訴之能力，應獲完足之補充，始生撤回之效力。又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五項、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未經選任辯護人，於偵查中，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於審判中審判長應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其立法目的乃因該等被告無法依其個人之能力，就訴訟上相關之權利為實質有效之行使，乃從偵查程序及審判中均使其得受辯護之助力，以保障人權，並藉由程序之遵守確保裁判之公正。且上訴之撤回於判決前均得為之，不能完全陳述之智能障礙被告，倘未獲辯護人協助下，在程序進行中許其獨自為撤回之表示，訴訟權益之保護難謂周延，且與上揭立法意旨相悖。因此，此類案件於繫屬法院後，基於延續偵查中保障智能障礙被告之立法意旨，解釋上，法院於判決前所進行之一切訴訟行為，即屬「審判」程序之一部分，不論對在押被告所進行之訊問、準備或審理程序，均有強制辯護規定之適用，如有違反，所為撤回上訴之表示，應認不生撤回之效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五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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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非字第72號

受刑人於刑之執行期間適逢減刑，減刑後因前所執行之刑期業逾減刑後之刑期致已無殘刑者，其因而得享有毋庸繼續執行之利益，係緣由於減刑裁定，故其執行完畢日期，應為該減刑裁定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日，不應回溯至原執行最末之日。本此同一法理，數罪併罰之情形，因我國非採併科主義而係採限制加重主義，就俱發之各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酌他罪之宣告刑裁量定之，故被告所犯數罪原宣告之刑期，於定應執行刑後，若受有應執行之總刑期已較原各刑合併之刑期為短之寬典，係由於定應執行刑裁定，故其經定應執行刑結果，因原已執行之刑期業逾應執行之總刑期，致無須再執行時，其執行完畢日期，亦應以該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日，而非回溯至原執行最末之日。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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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台非字第86號

裁判除關於保安處分者外，於確定後執行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所明定。而對於有罪判決宣告有期徒刑之刑之執行，刑事訴訟法並無於判決確定前即得執行之特別規定。從而判決未確定前，即無執行之問題。至於刑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以一日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或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則係關於判決確定前之羈押日數如何折抵之問題，亦不能謂判決確定前之羈押即屬刑之執行。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二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

刑法第四十二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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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

查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揆其旨趣乃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倘違反之，致損害他人權利，與親自加害無異，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其性質上屬於「轉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強制規範，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該項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而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之；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依此規定，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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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268號

有罪之判決，關於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免除及保安處分等事項所適用之法律，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統一性及整體性原則一體適用，不能與主刑所適用之法律任意割裂。上開因法條競合而優先適用重法之結果，基於法律整體適用原則，應全部適用重法，而不得部分適用重法，部分又適用輕法，致有割裂適用法律之違法。故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轉讓禁藥罪者，既優先適用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論罪，縱行為人有於偵、審中自白或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等情事，亦不得再適用毒品條例第十七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至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逾淨重十公克以上者，依毒品條例第八條第六項規定，因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結果，法定刑已重於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而應回歸適用毒品條例第八條第二項，並因法律整體適用原則而有同條例第十七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因整體適用之結果，致轉讓毒品數量多者，反而可以享有自白減刑之寬典，而有輕重失衡之現象。惟此一輕重失衡現象，乃因法律整體適用之結果，並涉及立法者對於轉讓禁藥罪之法定刑的高低，是否反應法益受侵害的方式與程度、行為人主觀不法的態樣及其程度或自首、自白、供出來源等鼓勵行為人自新或擴大追查禁藥來源等因素之綜合考量，屬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之判斷與預測，司法者自應予適度尊重。惟法院仍可透過個案衡平的機制，諸如針對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施以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空間，再配合刑法第五十九條刑之酌減及第七十四條緩刑等規定，應足以調節轉讓少量第二級毒品（禁藥）不能適用毒品條例第十七條減刑規定之不利現象，而避免過苛之處罰，以大幅緩解對其情法失平的指摘。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七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八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七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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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

現代理想的刑事政策，認為應該明案速判、疑案慎斷及寬嚴互濟、應報刑和教育刑併行。緩起訴制度的引進，即係基於此種理念，因應刑事訴訟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而配套設計。良以司法是為人民而存在，作為訴訟基層之第一審，必須堅實，整體的金字塔型結構才能穩固，故第一審之審判，須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由當事人互為攻擊、防禦，實施交互詰問，活潑進行、釐清疑點，法庭因而貼近人民，不再冰冷、乏味，但如此一來，必然耗時、費力；鑑於司法資源有限，自當妥適分配、有效運用，所以進入審判之案件數量，應予節制，緩起訴猶如案源閘門或節流閥，亦如學生之留校察看懲處。但為兼顧保護被害人權益、維持社會公益及督促被告自我約束、矯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規定檢察官可有八種方式，命被告於緩起訴之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該等事項，學理上稱為緩起訴之負擔，或附條件之緩起訴；倘有違背，依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得依職權或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以為對應之策。施行之後，非但法制益備，成效亦著。刑法修正之時，乃將上揭八種負擔、條件完全移植，置入該法第七十四條，增定第二項，學理上稱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且於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將違反該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同列為得撤銷該緩刑宣告之原因（第四款）。表面上看，撤銷緩起訴和撤銷緩刑宣告之要件不同，其實，無非因後者修正在後，第七十五條規定應撤銷緩刑宣告之事由，第七十五條之一規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事由，二者有輕重之別，故後者加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要件，此觀該第一項第一、二、三款同因犯罪受刑之宣告，仍應有此要件，始得撤銷緩刑之宣告自明，故係針對特性作較周延之文字鋪陳，然二者基本的立法精神仍完全相同。又無論附條件（負擔）之緩起訴、撤銷該緩起訴，或附條件（負擔）之緩刑宣告、撤銷該緩刑宣告，其決定，皆屬自由裁量之事項，其中，第一、二種，權都在偵查檢察官；第三種，權屬審判法院；第四種，則歸執行檢察官。固然咸應本於一定之事實、情況，作為判斷之基礎，且有時不免帶有若干主觀成分，但在客觀上若無明顯之濫權或失當，尚難逕指為違法。尤其在法院，因屬量刑範疇，且有利於被告，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在檢察機關，則除上揭第一種係有利被告，同屬自由證明外，其餘第二、四種，因不利於被告，自須有相當之證明。從而，根本不可能導出所謂「因為偵查檢察官可以撤銷附條件緩起訴之門檻較低，而執行檢察官可以撤銷附條件緩刑宣告之門檻較高，所以法官為附條件緩刑宣告時，其權限範圍應受節制，小於檢察官」云云之類結論，允宜辨正。參考法條：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五條之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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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

按豁免規定與合理使用不同，豁免規定對於著作類別及專屬權種類設有限制，法院考量符合法律所定之構成要件者，即可豁免，無須再行斟酌其它合理使用之權衡要素。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係豁免規定，乃以新聞紙、網路等為時事報導者，在報導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其報導過程中所接觸之著作，並未規定於合理範圍內為之，得以阻卻違法，法院自無庸斟酌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各款所定合理使用之事項，以為判斷標準。又第四十九條所稱「所接觸之著作」，係指報導過程中，感官所得知覺存在之著作。相關法條：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第六十五條

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第六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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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365號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圖利罪，因公務員不待他人意思之合致或行為之參與，其單獨一人亦得完成犯罪，故非屬學理上所謂具有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自不得引用「對向犯」之理論而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公務員與無公務員身分之人，如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圖無公務員身分者（即圖利之對象）之不法利益並因而使其獲得利益，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三條及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自得成立圖利罪之共同正犯。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貪污治罪條例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貪污治罪條例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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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

按股份有限公司係資合公司，股東會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最高意思機關，股東會決議為股東本於多數決之集合意思表示而成立之法律行為，此透過一定額數股份之股東多數決之表決程序，以形成股份有限公司意思之機制，乃公司治理之表徵，並為股東平等原則之具體實踐，以避免公司為少數股份之股東所操控，侵害其他股東權益。故法律如規定決議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之股權達一定額數之股東出席時，此一定足額數股份之股東出席，即為該股東會決議之成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該股東會決議即屬不成立，並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而已。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一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百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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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

按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確保人民福祉及貫徹政府政策，在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下所制定之行政法規，其規範內容倘在禁止當事人（包括政府機關及人民）為一定行為，而屬於民法第七十一條前段所稱之「禁止規定」者，經權衡該規定之立法精神、規範目的及法規之實效性，並斟酌其規範倫理性質之強弱、法益衝突之情形、締約相對人之期待、信賴保護之利益與交易之安全，暨當事人間之誠信及公平，足認該規定僅在於禁遏當事人為一定行為，而非否認該行為之私法效力時，性質上應僅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當事人間本於自由意思所成立之法律行為，縱違反該項禁止規定，亦仍應賦予私法上之法律效果，以合理兼顧行政管制之目的及契約自由之保護。相關法條：民法第七十一條

民法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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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732號

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核其立法意旨．無非係因發生財務困難之上市、上櫃公司，其董監事多將持股質押以求護盤，使持股質押比例往往較一般公司高；但股價下跌時，為免遭銀行催補擔保品，又再大肆借貸力守股價，惡性循環之結果導致公司財務急遽惡化，損害投資大眾權益。為健全資本市場與強化公司治理，實有必要對設質比重過高之董事、監察人加強控管，以杜絕企業主炒作股票之動機與歪風，及防免董監事信用過度膨脹、多重授信。故無論董監事之持股設質係在任期前或任期中，對其超過一定比例之股份限制其表決權之行使，始符法意。則依此規定計算董監事股份設質數時，應不以其於任期中之設質為限。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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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82號

按合夥具備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非法人團體之要件者，有當事人能力。合夥事業涉訟時，除以合夥人全體為權利義務主體為請求外，應列合夥事業為當事人，並以合夥事業負責人為法定代理人。又合夥為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隱名合夥則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合夥人全體共同之事業，隱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則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苟其契約係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之事業，則雖約定由合夥人中一人執行合夥之事務，其他不執行合夥事務之合夥人，僅於出資之限度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亦屬合夥，而非隱名合夥。且究係合夥或隱名合夥，端視合夥人間之合夥契約內容而定，尚不能以合夥事業登記之型態逕予判別。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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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19號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係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為加重條件。其與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違反意願，同為強制性交之方法，為強制性交罪之構成要件。故於施藥劑之加重條件行為時，即為加重強制性交罪之著手實行，該施藥劑行為，如另觸犯他項罪名，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處斷。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等與郭○○基於引誘Ａ女施用第三級毒品Ｋ他命及加重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而邀約Ａ女外出，帶至郭○○租屋處房間，引誘Ａ女施用Ｋ他命，及利用Ａ女因施用Ｋ他命，陷於昏沉、無力之狀態，對Ａ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如果無訛，上訴人等於引誘Ａ女施用Ｋ他命時，是否即為加重強制性交行為之著手實行？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七條第三項之引誘他人施用第三級毒品罪，與加重強制性交罪，有無想像競合犯關係，應從一重處斷？原審未予調查釐清說明，遽認二罪犯意各別，應併合處罰，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七條第三項

刑法第五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七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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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2159號

民國一○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六日起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七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本件係於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繫屬第一審法院（即雲林地院），有卷附雲林地檢署移案函文上蓋具之第一審法院收文章可稽，迄今已逾八年。依上開修正後之速審法第七條規定，本院自應依職權審酌徐○○、張○○是否有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本件自繫屬第一審法院迄今，迭經歷審法院密集審理，惟其事實、法律關係繁雜，所需調查之人證、事證甚多。且徐○○、張○○經第一審法院為科刑判決後，曾經原法院上訴審、更一審均判決有罪，經本院兩度發回更審，而在原法院更二審獲判無罪，再經本院前次發回更審，曠日費時。歷審法院固係為釐清犯罪經過以發現實質真實，致案件前後持續之訴訟歷程逾八年之久；然法院縱無怠惰延宕之情事，亦非徐○○、張○○之因素所肇致。是本件訴訟程序之延滯，並無可歸責於徐○○、張○○之事由，對其二人迅速受審之權利不能謂無侵害，且就客觀上判斷，情節已屬重大，自應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二人之刑。因修正後之速審法第七條已明定，有無該條應減輕其刑之情形，係屬法院應依職權審酌之事項。而本院依職權審酌結果，認徐○○、張○○均有該條規定之適用，且此一法則適用問題，並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仍可據以為判決。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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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2296號

人民之訴訟權，係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權之一種，其內容，包含受公正、迅速之審判，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四四六號解釋釋明。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八條乃規定：「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學理上稱為不對稱上訴，無許身為控方之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不善盡其實質舉證責任，徒然纏訟不已，既有損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又浪費屬於全民共有之寶貴而有限司法資源。上揭所謂無罪判決，係指經過事實審法院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後，仍然無從獲致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因而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關於無罪推定原則保障規定，判決被告無罪，為學理上所稱實體判決之一種，包含在判決主文之內，直接宣告「被告無罪」，及部分有罪，而部分原係無罪（不能證明此部分犯罪），卻因控方認為二部分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故對於後部分祇於判決理由之內，以「不另諭知無罪」方式處理，而未顯現於主文之情形。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八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八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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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294號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前段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犯罪型態，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本院最近見解認為祇要供述全部來源，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規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本院一○三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已於偵審中自白犯罪，並供出槍、彈來源，應依法減輕其刑等語。第一審卷內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一○一年五月十六日高市警港分偵字第一○一七一一○二三○○號函，其上載明警方查獲林○○之犯行，係因上訴人所供。雖原判決理由明：上開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前段，既謂「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係指已將槍械、彈藥、刀械移轉與他人持有之情形而言，不包括仍在自己持有之情形在內。然揆之前開決議意旨，本件上訴人已供述槍、彈之來源，警方並因而查獲林○○持有槍枝犯行（另經原審法院以一○二年度上訴字第二九八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十月，併科罰金新台幣二十二萬元，經本院以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九四五號判決駁回其第三審上訴而確定），已合於該條項所定供述全部槍、彈來源，因而查獲之情形，自應予以審酌，原判決遽認無該條項之適用，尚非適法。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八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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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08號

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則內容之具體化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當事人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惟該項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若非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而逾當事人訂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致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時，本諸誠信原則所具有規整契約效果之機能，自應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調整契約之效果，而不受原定契約條款之拘束，庶符情事變更原則所蘊涵之公平理念及契約正義。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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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091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販賣毒品與合資購買而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或與他人共同持有毒品，係不同之犯罪事實。甲販賣毒品予乙，於偵、審中雖均坦承有交付毒品予乙及向乙收取款項之事實，但否認販賣，辯稱：係與乙合資購買云云，難認其已就販賣毒品之事實為自白，要無前揭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本此旨趣，與合資購買同屬主張自己係買方而非賣方之所謂代購毒品之情形，雖亦有授受毒品及交付金錢之外觀行為，但其無自己販賣毒品之意思與行為，顯與販賣毒品非屬同一社會事實，其行為之實質意義與法律上之評價亦迥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縱被告供承其有代購毒品之事實，依前揭說明，自不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之犯罪事實。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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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183號

緩起訴係檢察官終結偵查所為之處分。就緩起訴確定之案件，如欲繼續偵查或起訴，應以該緩起訴處分經合法撤銷為前提。而緩起訴與緩刑之撤銷，同樣嚴重影響被告權益。緩刑之撤銷，依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款、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均以被告所犯他罪經判刑確定為要件；其目的在確認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緩起訴處分之撤銷，雖僅規定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為之，未明定被告更犯之罪經判刑確定為要件。然查我國緩起訴制度係為使司法資源有效運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有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再社會化及犯罪之特別預防等目的，參考外國立法例，配合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起訴猶豫制度。倘上開更犯之罪，嗣經判決無罪確定，表示被告無違反犯罪特別預防目的之情事，如拘泥於該款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文字規定，而認撤銷為合法，顯不符公平正義，無足以保障被告權益。基此，本院認為該款得撤銷緩起訴處分規定，宜為目的性限縮解釋。即被告更犯之罪，嗣經判刑確定，該撤銷固屬合法，但若經判決無罪確定，表示該撤銷自始存有重大瑕疵，係屬違誤。依司法院釋字第一四○號解釋之同一法理，應認該撤銷緩起訴處分自始無效，與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無異。則法院對該緩起訴處分案件，所提起之公訴，應視起訴時該緩起訴處分期間已否屆滿，而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或同條第四款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同法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分別諭知不受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百六十條、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百六十條、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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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404號

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第二項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可見原則上行為必具有犯罪之故意，始能構成犯罪，若無此意，無以故意犯論擬之餘地。而現今社會，某些類型之犯罪，例如販賣毒品、槍械、人口或洗錢、嚴重貪污等，不乏具有嚴密組織或集團性情形，為打擊是類犯罪，在外國有發展出一般所謂「臥底偵查」之方式者；在我國，雖然尚未引進此一法制（法務部曾研擬出「臥底偵查法」草案，其中第十條規定：「臥底偵查員於臥底期間，為實施臥底偵查任務之必要，所為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實施之……行為，不罰。」採阻卻違法主義），然實際上，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運用線民「臥底」（但與上揭草案之「臥底偵查員」，專指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而已，尚不相同），以破獲犯罪集團，並非全無。衡諸「臥底」者，站在犯罪集團之立場以觀，類似其叛徒，其人為避免遭發覺、陷入險境，自須多所權宜應變，始能通達無礙、順利完成其「臥底」探密之目的、計畫，所作所為，既要神秘進行，當然不可能事事預先請示，必獲核准而後從事。自此角度而言，其應變時之客觀作為，若有觸犯刑罰規範情形，卻不符合緊急避難之法定要件，而必欲予以課責、論處，當與社會通念之正義不相適合。易言之，法律、義理、人情既相衝突，則在法律制定、修正之前，仍應儘量尋繹解決、調和之道，從而，依個案之具體情形，檢視被告主觀上是否存有犯罪之故意，容係適當。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二條

刑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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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44號

按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假扣押強制執行而中斷者，於法院實施假扣押之執行程序，例如查封、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強制管理、對於假扣押之動產實施緊急換價提存其價金、提存執行假扣押所收取之金錢（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前段）等行為完成時，其中斷事由終止，時效重行起算。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

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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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611號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圖利罪，以行為人於行為時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圖取不法利益之犯意而表現於外，始為相當；至有無此項圖取不法利益之犯意，應依積極證據認定之。公務員為防止山坡地、河川、海岸等地質脆弱國土因天然災害導致土石流、崩塌（陷）、侵蝕、氾濫，事前採取興建擋土牆、堤防、蓄洪池等具體防堵、疏導、貯存設施行為，其目的倘在防止災害之發生或減輕災害之影響，以防衛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不論其興建處所係在公有或私人土地上，其主觀上既出自於維護公共安全之全般考量，縱因而附隨使特定之人民獲得利益，仍不得以圖利罪相繩。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公務員對於人民關於其權益維護之陳情事項，依法既有處理之義務，亦不能僅因其處理之結果有利或興利於特定之人民，從事後結果之觀察，據以推定公務員自始即有圖利他人之犯意。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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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3893號

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妨害秘密罪規定，其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而言，縱一般人有伸張或保護自己或他人法律上權利之主觀上原因，亦應考量法律規範之目的，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現行法就人民隱私權之保障，既定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相關法律，以確保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而以有事實足認該他人對其言論及談話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依該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之規定進行通訊監察之必要，固得由職司犯罪偵查職務之公務員，基於偵查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目的，並符合法律所明定之嚴重危害國家、社會犯罪類型，依照法定程序，方得在法院之監督審核下進行通訊監察，相較於一般具利害關係之當事人間，是否得僅憑一己之判斷或臆測，藉口保障個人私權或蒐證為由，自行發動監聽、跟蹤蒐證，殊非無疑。質言之，夫妻雙方固互負忠貞以保障婚姻純潔之道德上或法律上之義務，以維持夫妻間幸福圓滿之生活，然非任配偶之一方因而須被迫接受他方全盤監控自己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之義務，自不待言。故不得藉口懷疑或有調查配偶外遇之必要，即認有恣意窺視、竊聽他方，甚至周遭相關人士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舉措，率謂其具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三百十五條之二

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第三百十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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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4014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因此該條例就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或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或意圖販賣而持有、轉讓毒品、……者，均科以重罰，期能抑制毒品製造、擴散、危害。尤其第四條各項，將製造、運輸、販賣同一級毒品者同視，凡製造、運輸毒品者，不論有無營利意圖，運輸毒品者不論為自己或為他人，皆在同項處罰之列。顯見立法者認製造、運輸毒品對社會之危害，不亞於販賣同級毒品者。是在運輸、販賣同一級毒品法定刑相同之情形下，倘其行為客體同一，而行為有既遂、未遂之別，又別無其他足資比較情節輕重之相同基準，自應以既遂之情節重於未遂者。二者間若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即應從一重論以既遂之罪，此乃本院最新一致之見解。以運輸毒品既遂為例，運輸行為既為毒品擴散之來源，且已達既遂程度，其行為階段、所生危害及可罰程度，均較販賣同一級毒品未遂為重，自應從較重之運輸毒品既遂處斷。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五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五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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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41號

按訴訟權係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不容他人從中牟利。故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對可能涉訟之人，允諾提供服務負擔全部費用，而與之約定應於勝訴後給予訟爭標的物之一部分或其價額之若干比例為報酬，即與公序良俗有違，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應屬無效。相關法條：民法第七十二條

民法第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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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4287號

裁判書全文依法不公開）刑事法上犯罪之成立，以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罪責）為要件，三者缺一不可。行為人藉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表現其個人主觀上違反法律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或可責性，而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接受刑罰之制裁。故刑罰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刑罰。而罪責係以行為人之判斷能力為基礎，即其在意思自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力，竟違法行事，其行為即具可責性。然行為人之所以負擔罪責，並非僅因其主觀上違反法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更在於其進一步實現侵害法益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故罪責所非難者，仍為具體之犯罪行為，行為人僅就其行為負擔刑事責任。至於行為人之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情狀，至多僅為量刑因素，而非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或罪責有無之標準。再者，依上開要件評價為犯罪之行為，除應依其罪責程度，相應為刑罰輕重相當之裁量外，更應兼及於行為人性格、素行或生活方式等與罪責評價具有關聯性、重要性之情狀考量，力求刑當其罪。故罪責不但是犯罪成立與否之要件，同時亦為裁量刑罰輕重之標準。前者關乎罪責有無之認定，屬罪責範圍；後者則涉及刑之量定，為罪責輕重之問題。又現行刑法第十九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縱經醫師鑑定為生（病）理上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但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均無顯著減低之情形時，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第二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然法官於刑罰裁量時，仍非不得以其生（病）理上之原因，做為量刑或酌減其刑之依據，以符罪刑相當原則。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九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

刑法第十九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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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491號

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以遽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易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此為本院所採之最新見解。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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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586號

按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之撤銷權，係為回復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保全債權人在「私法上之債權」而設。課徵人民稅捐之稽徵機關，乃基於行政權之作用向人民課稅，納稅義務人未繳納之稅捐，屬於公權之範疇，該機關並非納稅義務人在私法上之債權人，究其本質仍與民法所規範之私法債權有其迥然不同之處，自不得援用民法專為保全私法債權而設之規定（參看本院六十二年台上字第二號判例意旨）。故就公法上稅捐債權之行使或保全，自無由適用該條規定而行使撤銷權之餘地，此與私法上所表現於一般法律思想之誠信原則，在公、私法上有其共通之法理，而得適用於公法者，未盡相同，且不生依舉輕明重或舉重明輕法則而得適用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之問題。又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徵收，稅捐稽徵法固未定有得行使撤銷權之明文，或如九十三年五月五日修正之關稅法於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設有：「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至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於關稅之徵收準用之」規定，而稅捐稽徵法第二條但書復明定該法所稱之稅捐不包括關稅在內。此從「確保稅捐債權實現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之同一規範目的而言，或屬「法律上的漏洞」；另由稅捐稽徵法於關稅法修正前、後，已就法定之國、省（市）及縣（市）稅捐之徵收，特於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設有可循行政程序限制不得為財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限制營利事業減資或註銷登記、聲請假扣押、限制出境、提前開徵等保全之規範以觀，或僅為「立法政策抉擇」之考量。惟租稅債權係國家居於公權力之主體地位，自行確定其稅捐公債權，對納稅義務人逕行執行，本應受較嚴格之拘束，且在法治國原則及民主原則下，凡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之事項，尤其是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者，均應有「法律」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俾人民之基本權獲得應有之保障；復以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定之撤銷權乃在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受益人）就財產所為之法律行為，係對於已成立之法律關係，加以破壞，使債務人與第三人間發生本不應有之事態，足以引起現有秩序之不安，影響極大，稅捐機關行使該條之撤銷權，不僅限制納稅義務人及第三人原得自由處分及授受財產之權利（憲法第十五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七百六十五條規定），並使未欠稅之第三人正常交易活動無端受到妨礙，甚至造成訟累，有害於人民得保有安定生活秩序及契約自由（司法院釋字第五八○號解釋意旨）之權利，依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更應由立法機關權衡比例原則後，循立法程序以法律定之，尚非司法機關超越立法者之權限從事法之續造，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之擴張」所得補充，以維法治國家權力分立之體制，並免造成法秩序之紊亂。因此，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徵收，在租稅法未設有準用民法保全債權規定或其他相類之明文前，無論係「法律上的漏洞」或「立法政策抉擇」，本諸上揭旨趣，皆非「法官造法（司法造法或從事法之續造）」所允許之範圍，自不得逕行「類推適用」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或關稅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對納稅義務人及第三人行使撤銷權，初與公、私法債權不可差別待遇，而應予平等同視或公共利益無涉。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

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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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620號

按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所謂決議內容違反法令，除違反股東平等原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或侵害股東固有權外，尚包括決議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在內。又法院為終局判決確定後，受判決之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該判決內容之拘束，不得任由當事人一方預先以法律行為加以否認。蓋確定判決之拘束力，旨在維護當事人間法的安定及社會上法之和平，並保護當事人就法院對於權利存在與否所作判斷之信賴，此乃國家本於司法權之行使及公權力之作用所產生之公法（民事訴訟法）上之效力，屬於國家社會之一般利益，具有公益性與強行性。苟當事人一方對於確定判決之效力得事先以法律行為否認，無異允許其得預先任意排除該判決之拘束力，自有違判決效力之公益性與強行性，應認為係違反公共秩序。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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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713號

按契約乃當事人間在對等性之基礎下本其自主之意思、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成立之法律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契約不僅在當事人之紛爭事實上作為當事人之行為規範，在訴訟中亦成為法院之裁判規範。因此，倘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真意發生疑義時，法院固應為闡明性之解釋，即通觀契約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理論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俾作為判斷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依據。惟法院進行此項闡明性之解釋（單純性之解釋），除依文義解釋（以契約文義為基準）、體系解釋（綜觀契約全文）、歷史解釋（斟酌訂約時之事實及資料）、目的解釋（考量契約之目的及經濟價值）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外，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除非確認當事人於訂約時，關於某事項依契約計畫顯然應有所訂定而漏未訂定，致無法完滿達成契約目的而出現契約漏洞者，方可進行補充性之解釋（契約漏洞之填補），以示尊重當事人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權利，並避免任意侵入當事人私法自治之領域，創造當事人原有意思以外之條款，俾維持法官之中立性。相關法條：民法第九十八條

民法第九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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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757號

關於「徵用土地，從中舞弊」罪適用法律之問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徵用土地，從中舞弊罪。所謂「舞弊」，係指玩弄、操作違法或不當之手段，刻意製造外人難以得悉實情之外觀假象，而從中獲取私人之不法財產上利益而言。而該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五款之公務員圖利罪，均係關於公務員職務上圖利之概括規定，必其圖利之該行為不合貪污治罪條例其他特別規定者，始依概括規定之圖利罪論處。而上開概括規定之圖利罪，條文既規定須「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則為特別規定之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徵用土地從中舞弊罪，其舞弊行為，自亦必須有「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所謂「法規命令」，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之規定，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所謂「職權命令」，則係行政機關依法定職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倘行政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甚至彌補法律之闕漏不足或具體化抽象法律規範內容以利執行等事項，所訂頒之解釋性、補充性、具體性規定與裁量基準，雖以下級機關、屬官為規範對象，但因行政機關執行、適用之結果，亦影響人民之權利，而實質上發生對外之法律效果，其有違反者，對於法律所保護之社會或個人法益，即不無侵害，仍應認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職權命令，首應敘明。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明定國家因交通事業之需要，得徵收私有土地。另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關於既成道路，司法院曾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釋字第四○○號解釋：「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行政院遵循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精神，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發布台八十五內字第四○四九八號函（下稱第四○四九八號函），明示「既成道路符合行政法院四十五年判字第八號判例存在公用地役關係時，於政府尚未按計畫依法徵收前，如因公眾通行之需要，得為必要之改善與養護，至政府興闢及拓寬道路需徵收私有土地時，如計畫範圍內包含既成道路，應同時辦理徵收」，並經內政部「轉知相關機關照辦」。行政院為台南市政府辦理徵收之上級機關，其為執行土地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本其法定職權依司法院釋字第四○○號解釋，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以第四○四九八號函，指示下級機關辦理既成道路土地徵收之處理原則與技術性事項為具體之規範，自屬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職權命令，既經內政部轉知相關機關照辦，對下級機關之台南市政府及所屬公務員，自有拘束力。另行政程序法係於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並自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另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增訂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別修正為：「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惟所謂逾期失效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本案土地徵收係於八十七年十二月間及八十八年十月間，均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則第四○四九八號函，當時自屬有效，不受嗣後施行之行政程序法影響。另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固賦予行政機關送置義務，使立法機關得以監督，然並非以此為命令之生效要件。因此，若行政機關之職權命令漏未併送立法院，並不影響其效力，併予說明。上訴人等以上開行政院第四○四九八號令函，僅為行政規則性質，不具法令規範之效力云云，核屬誤解。「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行政程序法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其過程不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者，為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又行政裁量權乃行政便宜原則之展現，因應行政事務多元化之彈性需求，賦予公務員自由判斷餘地之空間；公務員於法令授權範圍內為裁量，因裁量不當或不符比例原則而未具違法性時，僅須依其情節論究其行政責任，然若明知違反執行職務所應遵守之法令，而濫用其裁量權，致影響裁量決定之公平性與正確性，圖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破壞國民對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即具有可罰性。內政部亦先後函示：「行政機關於行政法法理上處理原則，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理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利之意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命令，為適當執行法律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應遵行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足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除要求該程序形式上須符合憲法優位原則、法律優位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具體明確授權原則，實質上尚須符合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徵收補償原則等『實質法治國原則』，如此所為之程序規定方屬『合理』，據此規定所進行之程序方屬『正當』。因都市計畫劃設為道路用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多為線性規劃，如以作為該行政轄區之主要計畫道路而多有占地遼闊、地價劇動、地緣複雜等性質，故實務執行方面，地方政府擬以徵收方式取得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亦多有以分期分區開發方式克服實施問題，惟如經依上開規定書面審核，倘若發現該徵收案之徵收範圍內或與他徵收案之相關關係中，有明顯違反上述『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將會駁回該徵收案」、「地方政府為興闢及拓寬道路需徵收私有土地時，往往限於經費之編列，而分期分區取得，在徵收實務上尚無不可，但如同一期徵收計畫範圍內包含有既成道路，應同時辦理徵收，因此內政部在審核需用土地人因道路需要申請徵收土地之案件時，均特留意申請徵收之道路用地是否連貫之問題，如依其所附徵收土地圖說所示，發現於同一徵收案內工程用地範圍內有未同時列入徵收之既成道路，均依上開行政院函要求需用土地人應同時申請徵收」等情，復有內政部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台內地字第九○一一九○五號、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內地字第一○○○○九八八一九號、一○○年十一月七日台內地字第一○○○二一四七三五號函在卷可參。台南市政府徵收已興闢或拓寬道路之既成道路私有土地時，因限於經費之編列，得行使裁量權而分期分區取得，固為法所許可，然仍應遵循前述司法院釋字第四○○號解釋意旨精神與行政院第四○四九八號職權命令之規定，並不得違反行政裁量之原理原則，非可恣意為之，而圖利特定之人，自屬當然之解釋。本件台南市政府辦理上開二次徵收補償，均非為興闢或拓寬道路必要而需優先辦理徵收，而係應時任台南市議會議長黃○文之要求，以形式上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等法令規定，實質違反行政院職權命令及行政法揭示之公平、平等原則選擇性徵用土地，刻意迴避同一既成道路之其他地主，使黃○文等人短期投資既成道路，而獲取鉅額徵收補償費。且林○輝、巫○○、戴○○於辦理第一次徵收土地補償時，又依黃○文指定居中協調之尤○○之要求，辦理上開怡中段一二五七、一二五八、一二九三及一二九五號土地之徵收補償時，因發現徵收之土地呈Ｌ型不規則形狀，不符規定，乃又先將其中之一二五八、一二五九號土地辦理分割登記後，先辦理原指定徵收之部分土地，其餘再計劃留待下年度即第二次徵收土地補償時予以徵收；第二次徵收土地補償時，又由林○堆事前將市府預算送議會正式審查之前，以概算名義送交議長黃○文任意增刪，其營私舞弊之行為，明顯濫用行政裁量權，已違背行政法之原則；嗣又由巫○○、郭○○、林○輝等人依尤○○之指定，欲以跳躍徵收之方式，肆意徵收上開第一次尚未被徵收之上開四筆道路用地，雖經內政部以不符規定而予退回，台南市政府仍辦理第二次徵收黃○文要求之道路用地，足以證明張○○、林○堆、巫○○、郭○○、林○輝及同案被告戴○○等人辦理上開二次徵收補償時，確有違反行政裁量權，並以此圖利黃○文等人之犯意及行為。且系爭安中路三之三七號道路，於日據時期即闢為道路，在七十二年間已拓寬為二十米道路，有台南市政府九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南市都管字第○九七一六○二一一二○號函在卷可稽，並經證人即本案被徵收土地前地主唐○根、唐○傑、唐○珍、王○橫、謝○○、王○珍等人證述無訛，既係就已鋪設完成之路面，選擇特定路段徵收，顯與改善道路交通之行政目的無關，已不合目的性原則；唐○根等人均證稱：台南市政府十餘年來一直未表示徵收，不知有徵收之事，始會以低價賣地，如知要徵收，就不會賣地等語，原判決認定張○○、林○堆、郭○○、巫○○、林○輝等人徵收特定人之道路土地，圖利黃○文等人，造成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均屬濫用權力，並非行政裁量權之合法範疇，縱因上級機關失察而核准，具形式上合於土地徵收條例等法令之規定，然實質違反上開行政院職權命令及行政法揭示之公平、平等原則，原判決認定該當於「徵用土地，從中舞弊」之犯罪構成要件。其所適用之法則，核無不合。依案發當時有效之台灣省各縣市議會組織規程準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議決縣市政府之預算，係「議會」之職權。同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預算審查之程序，應送議會決議。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則規定程序委員會、其他委員會之設置、運作，以及大會之決議方式，關於預算案，通常議會係透過程序委員會作初步審定後，再交付預算審查委員會進行聯席審查，最後送大會審議。至於議長得依第二十七條召集議會。並無預先審查預算之權力。而第三十三條更規定：「縣（市）議會會議應公開舉行。但主席或議員三人以上提議或第二十五條列席人員之請求經會議通過時，得舉行秘密會議」，揭示會議公開之原則。本件台南市政府編列徵收上開土地預算時，竟無視上開規定，私下交付預算書初稿予議長審查，已違背行政、立法分權之原則。何況，黃○文為私利，先以低價搜購道路土地，再利用其議長身分私自增刪預算，台南市政府人員，仍予配合，原判決認係徵用土地從中舞弊之行為。其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不違論理法則，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縱黃○文事後未出席台南市議會第十四屆第一次及第三次聯席審查預算會議，仍無解於其幕後主導本件犯罪之刑責。至於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五年十月二日處忠一字第○九五○○○五七九五號函雖略以：行政院尚未將預算案正式送立法院之前，於預算籌編過程中亦會邀請總統府、立法院等秘書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參加，就其預算額度交換相關意見且預算相關法規並無規定不可以與議會單位作協調及聯繫等語；證人黃○○證稱：「概算會調整，概算可以增減，但預算只能減，那是議會的職權」、證人林○雄證稱：「預算還沒有定案之前，還沒有送到會之前，都可以增增減減」；「市長可以要求指示或是同意增增減減。還沒有定案之前都可以，市政府可以找市議會互相聯繫協調，這是全國都這樣，不是只有台南市」及證人許○○證稱：「在預算書編好，送請議會審議就是預算案，未送審議之前都稱為概算，在概算階段，各單位就額度是可增增減減，且在預算相關法規定，並沒有規定不可以與議會單位作協調及聯繫」等情，均係指依正當程序且未涉舞弊之情況而言，與本件案情不同，均難據為有利上訴人等之認定，原判決未再贅敘不予採納之理由，尚非理由欠備。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固未可逕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又行政機關對其職權範圍內專業性事項所為之決定，雖有判斷餘地，惟地方自治機關處理自治事項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此項違法與否之爭議，固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然就犯罪是否成立或刑罰應否免除，縱以行政處分爭議為斷，刑事法院仍應依職權自行判斷。不受行政爭訟程序之拘束。原判決認定本案兩次徵收，上訴人等有濫用權力等違背法令情事，事涉徵用土地舞弊之刑事責任，乃原審審判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徒以本案二次徵收均屬行政機關之裁量職權及經上級機關許可，應由行政法院認定有無違法，非刑事法院所得審查云云，顯屬誤會。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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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794號

背信罪為結果犯，以致生本人財產之損害為要件，此損害固應從經濟上角度為評價本人財產是否減少或未能增加，惟仍應遵循民商法上之規範，以免逾越刑法之謙抑性。就違規貸款而言，如能判定不可能回收，則貸款完成即達背信罪之既遂。否則，依民法第三百十六條規定，定有清償期者，債權人不得於期前請求清償，果債務人依約給付利息，並於清償期屆至時償還貸款，並未致生本人財產之損害，行為人所為縱合乎該罪之主、客觀要件，仍止於未遂。依卷內資料，新北市樹林區農會民國一○二年三月八日樹農信字第一○二二○○○三九六號函復原審所附本件放款案結案情形，其附表一部分，編號24載為已清償中，於到期日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清償全部貸款金額新台幣一百四十五萬元，如果無訛，應屬未遂犯。原判決置而未論，徒謂貸款核准，撥至借款人帳戶，對樹林農會財產生實質損害，背信行為既遂等語，所持見解，難謂允當。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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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857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毒品之販賣、運輸等犯罪類型，固有其上游毒品來源，但製造毒品本即從無到有之過程，製毒者將毒品原料加工製成毒品，若有其他知情並供給製毒原料、或提供資金、技術、場地、必要設備者，既參與製造毒品，自為其正犯或共犯；且觀該條項之立法意旨，係基於有效破獲上游之製造毒品組織，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願意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並規定得減免其刑，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自應擴大其適用範圍。從而就「供出供給製毒之原料（含前階段半成品、毒品先驅成分之原料）、或提供資金、技術、場地、必要設備者之相關資料」，均屬本項之「供出毒品來源」，如因而查獲該正犯或共犯，均應依本條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本院一○三年度第五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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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87號

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有關禁止廠商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簽訂之規定，係以廠商願支付他人不當利益，促成契約之簽訂，衡情必將其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計入成本估價，致契約價格溢出一般合理價格，或其因契約所獲得之利益超過正常之利益，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之採購原則，並確保採購品質（同法第一條、第六條第一項參見），同條第三項因而規定機關得將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而所謂不當利益，除同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所稱「因正當商業行為所為之給付」外，凡有違反公平採購之原則者，不問其名目為何，均有上開規定之適用。相關法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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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882號

訴訟權乃憲法保障之人民基本權，而當事人之上訴權為訴訟權之核心，除法律明文規定外，不得任意剝奪。又刑事訴訟程序，與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而禁止類推適用之實體法不同，在法無明文規定而存有法律漏洞之情形，若與現行明文規定之規範目的具備類似性時，自得類推解釋，而類推適用之結果符合憲法規範時，尤應如此。依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刑事送達文書，除刑事訴訟法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以為補充送達，如同居人或受僱人為他造當事人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此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二項所明定。稽之該條第二項之立法意旨，無非以同居人或受僱人既為他造當事人，即與應受送達之本人利害關係衝突，如得由其代為收受送達之文書，恐有隱匿、毀棄或不告知之情形，有使該應受送達之本人喪失上訴等合法權益之虞，故設此特別規定。然於刑事訴訟程序，被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為告訴人或被害人時，固非被告之「他造當事人」，但其立場與被告具有潛在之利害衝突，無異於民事訴訟之他造當事人，如以其有代為收受送達文書之權限，顯與立法意旨有違，有侵害被告上訴權之虞，影響被告訴訟權之基本權益甚鉅，因此本於相同法理，此際亦應有上開規定之適用。至於告訴人、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而其法定代理人為被告配偶之情形，自應本於相同規範目的，為同一之解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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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900號

一、法律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執法人員自須體察社會脈動，秉持立法精神和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與時俱進，法律生命於焉豐富而有活力，司法裁判（含檢察官之處分）因此適於社會正義，符合人民法律感情，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關於「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客觀性義務規定，亦得藉此具體展現。世界各原住民族多處偏遠地區，接觸、利用現代物質、經濟、科技、教育等資源之機會，相對缺乏，形成弱勢族群，乃不爭之實情，我國參酌聯合國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按業於西元二○○七年九月十三日正式通過，現已非草案），早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由當時之陳水扁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正式和台灣原住民族代表簽訂「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協定，更於九十四年二月五日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自同年、月七日起生效施行），揭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實行原住民族自治；國家應寬列預算予以協助；提供優惠措施（按即保護性差別優待）；輔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尊重原住民族選擇之生活方式、價值觀；建立天災防護、善後制度等（以上分見第一、五、九、二十三、二十五及三十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並增列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未經選任辯護人時，應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第五項規定，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刑事實體法進步理念，已由傳統的國家主義價值觀，轉向個人主義價值觀，學理上稱為刑法謙抑思想，認為刑事罰是最後的手段，如依民法或行政法，已可達到維持社會正義的作用，原則上就無以刑罰相加之必要。此於普通刑法、特別刑法；輕罪、重罪之補充關係，於立法裁量抉擇時，同應考量；於司法實務適用上，則須恤刑。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法文之內，雖然未載明不法所有之主觀犯意要件，但既係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務侵占罪之特別法，故其構成，同應具有此主觀犯意，乃法理所當然。倘行為人確有因公支用、未落入私囊，自不能認其存有不法侵占之犯意，縱然其報帳憑證不齊全，或以不實單據混充，仍無逕以上揭貪污罪名相繩之餘地，要之，祇屬偽造文書罪章之範疇。其實，會計憑證類多、型雜、數繁，報帳既要求翔實、巨細靡遺，事情自然至為瑣碎，除非係會計、總務人員，因屬其專業領域，責無旁貸，但於其他一般兼辦之人而言，短期一、二日，或許猶能勝任，長期責成，豈堪負荷。一般人民如此，教育水平尚待增進之原住民益是。古言：不教而誅，謂之虐；如今若政府對於不具有會計報帳專業之原住民，罔顧其在山區取據困難，甚至根本無從取據之現實窘況，僅略施數小時之講習，即要求中規中矩，否則其無法核銷之公款部分，必依貪污侵占重罪論擬，其違義、失當、不宜，無待多言。參考法條：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項二、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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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911號

按合夥為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合夥之出資乃合夥人之主給付義務，合夥契約成立後，合夥人應依約履行其出資之義務，以作為合夥經營事業之資本。如合夥人不履行其出資義務者，即屬債務不履行（給付遲延），自可依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對其解除契約（本院二十二年上字第二八九四號判例參照）。又依同法第六百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對於依約定或決議執行合夥事務之合夥人，雖得經由其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將其解任。惟合夥重在人合性，具有高度人格信賴關係，為避免對被委任執行合夥事務之合夥人濫行解任，此項解任自須全然基於「其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始足當之，以貫徹合夥人合性之本質。苟合夥人之同意有由「非合夥人」參與者，因該同意之形成可能受「非合夥人」之主導或影響，即非屬單純之「其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自不能發生解任之效果，以維持合夥契約之本旨，並適當保障該執行合夥事務合夥人之權益。相關法條：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六百七十四條第二項

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六百七十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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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914號

按人民固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不能因信仰宗教而免其法律上之義務（參見司法院院字第一八七八號解釋）。又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此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五條所明定。區分所有權人所為如有害建築物正常使用或違反共同利益，縱然形式上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圍內之行為，亦不容許。而其所為之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於認為違反共同利益，應就行為本身之必要性、行為人所受利益以及給予他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所受不利益之態樣、程度等各種情事加以比較衡量而予認定。本件大樓後棟為純住家之集合住宅，上訴人卻將系爭建物提供作為宗教活動場所，使不特定多數印度人士不定時頻繁進出從事祭拜活動，已達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及居住品質之程度，既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在純住宅大樓供不特定多數人進行宗教活動，其頻率、時間、規模，顯逾一般人於住家內進行祭祀行為之程度，原審因此認定上訴人已違反管理條例及系爭規約上開規定及約定，有為如被上訴人聲明之必要處置，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相關法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條、第六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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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93號

按法院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而許訴之變更或追加者，不得聲明不服，同法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則原審准許被上訴人之追加，上訴人已無聲明不服之餘地。況原告慮其於先位被告之訴為無理由時，始請求對備位被告之訴為裁判，將致備位被告地位不安定，與訴訟安定性原則有違。而原告於第二審始追加備位被告者，尤將影響備位被告之審級利益，不利其程序權保障，雖應從嚴予以限制。惟倘第一審法院已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通知備位被告，該備位被告並於第一審為訴訟參加，因其程序權業受保障，且本即須依同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受本訴訟裁判效力一定程度之拘束，則原告於第二審追加該備位被告，並不影響其防禦權之行使，且縱影響其審級利益，亦係第二審追加制度使然。至備位被告地位之不安定，於原審已就其為實體裁判後之程序安定性要求所吸收。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六十七條之一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六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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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上字第974號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得否抵銷，因其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或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退休金規定，而有不同。前者因勞工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向勞工保險局請領退休金，雇主縱對於勞工有其他請求權，不符合「二人互負債務」要件，本不能主張抵銷；同條例第二十九條並已明定不得抵銷。後者因勞工係依勞基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向雇主請求給與退休金，勞基法僅於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分別規定勞工退休準備金及勞工受領職業災害補償之權利，不得抵銷，對於勞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則無禁止抵銷之明文，倘雇主對於勞工有其他請求權，且合於抵銷之要件，自非不得主張抵銷。相關法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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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抗字第145號

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五十三條規定甚明。又鑑於現行數罪併罰規定未設限制，造成併罰範圍於事後不斷擴大，有違法之安定性，為明確數罪併罰適用範圍，並避免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與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造成得易科罰金之罪無法單獨易科罰金，罪責失衡，不利於受刑人，立法者乃於民國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刑法第五十條（同年月二十五日施行），增訂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對於確定判決前所犯數罪有該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所列情形，除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得併合處罰。是自該條修正施行之日起，關於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而該修正條文，雖未明定受刑人撤回其請求定執行刑之期限，然為避免受刑人濫用其請求權，影響定執行刑裁定之安定性，受刑人撤回請求之時期，自應加以限制。而衡諸上開立法意旨，於檢察官依受刑人之請求，聲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並經法院裁定生效者，受刑人即應受其拘束，不得再變更其意向，即無撤回請求之可言。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

刑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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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抗字第237號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一項所謂再審之訴不合法，係指再審之訴不合程式，或已逾期間，或法律上不應准許者而言。當事人依同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以主張有該款前段規定之「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情形即為合法。至該情形確否存在，則為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除其再審之訴尚欠缺其他合法要件外，應依判決程序調查裁判。又應以判決為准駁之事件，下級法院誤用裁定程序，受不利益裁定之當事人聲明不服後，除下級法院曾經言詞辯論，得於經其裁定更正後，由上級法院以上訴程序受理外，如未經言詞辯論，即應廢棄原裁定，以保障當事人言詞辯論之程序權。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一項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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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抗字第51號

破產制度係在債務人陷於不能清償其債務時，為使多數債權人獲得公平之滿足，並予債務人復甦機會，破產程序由破產管理人就債務人之總財產為變價分配，在法院公益監督之下具有相當之強制性，故對破產管理人之變價（拍賣）程序有所爭議，與個別財產強制執行拍賣之異議無殊，為保障債權人、債務人權利，並兼顧第三人之權利，俾免不合法變價程序致受無法回復之損害，應有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準用。破產管理人定拍賣內容或條件，其性質相當於執行法院所為執行處分。準此，在拍賣程序終結前，利害關係人主張因破產管理人所為拍賣公告中之內容或條件致其權益受損而聲明異議，除該標的物拍賣程序已經終結，即難謂無救濟之必要。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破產法第一百三十八條

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破產法第一百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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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抗字第79號

按家事事件之管轄，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有關管轄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五條前段定有明文。又非訟事件法第七條規定：「非訟事件，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依其處理事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之法院管轄」，考其立法理由為：法律如有新增之非訟事件，若本法未能及時配合增訂其土地管轄法院，而新增修之法律又未規定時，必須有一土地管轄權之條文可資適用，以為處理此類案件之準據，爰增設本條，彈性規定依其處理事項之性質，由關係人住所地、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履行地或行為地（例如專利法第九十三條）之法院管轄，俾能根據各非訟事件之性質，由與其最具有密切關連性之法院管轄，亦即預設以最具密切關聯性法院為其管轄法院，此乃該條之所由設。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五條。非訟事件法第七條

家事事件法第五條。非訟事件法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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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抗字第7號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前揭所定之刑，併執行之。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七款、第十款分別規定至明。本件受刑人謝○○因於裁判確定前犯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違反森林法等共九罪，均經法院分別判刑確定在案，處刑詳如附表各該編號之宣告刑欄所載，且附表編號1.、3.之罰金宣告刑新台幣（下同）15,748元、35,160元部分，業經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民國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一○○年度審訴字第七六七、七七二號協商判決時一併定應執行罰金50,908元確定，有該刑事宣示判決筆錄在卷可稽，則上開各罪於本件經檢察官聲請再與附表編號9.所示宣告刑有期徒刑一年四月定其應執行之刑，其中附表編號1.、3.之罰金宣告刑部分，此前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並非有再與其他罰金宣告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形，當無一再就該罰金宣告刑部分反覆裁定定其應執行刑之必要；且該已經裁判確定之罰金應執行刑，自得與其他所定有期徒刑應執行刑部分合併執行。從而，原裁定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各罪之宣告刑，均合於上揭定應執行刑之規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其中有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業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為屬正當，因而裁定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五年，揆諸首揭說明，於法自難謂違誤。至於原裁定主文載稱「謝○○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五年」等語，未載明係僅就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文字上固欠週詳，但無影響於裁定本旨，及上述罰金刑部分前業經定應執行之刑確定，應與有期徒刑部分所定應執行之刑一併執行之結果；檢察官抗告意旨略稱：原裁定主文上述之記載，就罰金刑部分似有疏漏，並有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容為誤會。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七款、第十款

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第七款、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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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簡聲字第3號

按法院為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之暫時處分前，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同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同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並規定，暫時處分之執行，得由暫時處分裁定之法院依職權為之。最高法院為法律審，不適於為此項處分。參酌本院二十九年聲字第三一號判例意旨，同法第八十六條之規定，應為目的性限縮，家事非訟事件之本案裁定，經抗告且卷宗已送交最高法院者，當事人聲請暫時處分，應14以第一審法院為管轄法院。此為本院最新見解。

：家事事件法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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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附字第11號

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者，不得上訴，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為第三審上訴利益最低限制之規定。上開所定上訴第三審之利益額數，經司法院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以（九一）院台廳民一字第０三０七五號令提高為一百五十萬元，並自同年二月八日起實施。至於如何計算上訴利益，依同條第四項規定，係準用關於計算訴訟價額之規定；而同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前段則規定，「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此項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當亦包括訴訟標的金額之核定。從而刑事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者，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上訴，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相同法理，固仍應同受第三審上訴最低利益之限制；但以一附帶民事訴訟主張數項標的者，若其刑事訴訟數案件所為有罪、無罪之判決，俱經本院以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以判決駁回，因攸關有無刑事訴訟法第五百十一條或第五百零三條第二項之適用，則應依所主張之各項標的，分別定其上訴利益之價額是否逾一百五十萬元，要無準用上開規定合併計算之餘地。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五百零六條第一項但書、第五百十一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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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非字第102號

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規定之協商程序（即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至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一），固係仿效美國與義大利法例所制定，惟就協商程序之開啟而言，當事人係經法院同意後，於審判外進行求刑及相關事項之協商，並經雙方當事人合意且被告認罪，始由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足見法院不直接介入協商，以確保裁判之客觀性及公正性。而協商之類型，參諸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協商之合意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者」、第五款：「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者」，不得為協商判決之規定，亦顯見我國之規定與美國法例不同，僅得就「量刑」部分為協商，不得就「罪名」為協商；且法院固須於協商之合意範圍內為判決，但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仍以宣告緩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二項後段）。是此所謂之協商，本質上係一種條件之交換，當事人皆有其自己之考量。就檢察官而言，其重在國家刑罰之能否實現；就被告而言，則意在犯罪後如何量刑；而法院則係以中立之立場，依據卷證，審核協商之內容，如認合法、合理，即為協商判決，使「明案速判」，減輕法院案件負荷，並求被告儘早脫離訟累，復歸社會，以符訴訟經濟原則。故當事人既得以被告願受科刑之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之宣告，進行協商（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則協商程序顯係以被告之認罪換取國家刑罰權之讓步。而檢察官為避免刑罰所欲追求之公平正義蕩然無存，其與被告協商時，自不得同意與被告罪責顯不相當之刑（參檢察機關因應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文增訂協商程序辦理事項參考原則第三點第一項）；從而，倘已達成協商之合意，當足認當事人雙方就被告之犯罪事實、罪責輕重及其他法定加重、減輕事由已全盤納入考量。又協商既係一種條件交換，基於當事人處分主義，固應予適度之尊重，但法院基於審判獨立之原則，如認協商內容不符法律規定（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一項）時，自不受當事人認罪及量刑協商之拘束，應裁定駁回協商之聲請，以維當事人權益（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六）。倘法院審核結果，認協商內容尚無違法或不當，並確認被告已知所認罪名、法定刑度及因適用協商程序所喪失之權利（含由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詰問證人及與其對質之權利、保持緘默之權利及依通常程序所得上訴之權利等），而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亦足認法院於為協商判決之時，已具體審酌被告犯罪之情形，核無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消極事由，始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量處適度之刑。則法院既接受當事人之協議而為判決，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除有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但書所示情形外，自不許再事爭執而提起上訴；而法院既同意當事人所為之協商內容且為協商判決，亦應受所為協商結果之限制，縱判決確定後，發現有法定加重、減輕之事由，而協商判決疏未認定及說明，亦係該判決之疏漏是否違法、如何救濟之問題，要無認該判決量刑失衡，而得逕予裁定更正其刑可言。尤以判決確定後，發現另有法定加重事由，倘准予裁定更正其刑，其主刑經更定後必較原處之刑為重，不僅可能逾越協商程序須「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之規定，致破壞協商程序中被告以認罪換取國家刑罰權讓步之「量刑協商」本質；更嚴重損害保障被告訴訟權之憲法誠信原則，讓程序實質正當之基本要求形同虛設。從而，縱於協商判決確定後，始發覺被告為累犯，亦無適用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前段規定更定（加重）其刑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

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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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非字第17號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二以上徒刑之執行，除數罪併罰，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以前，各罪之宣告刑均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外，如屬於接續執行經假釋者，應以假釋之日期為基準，限於原各得獨立執行之刑，均尚未執行期滿，始不發生一部分之罪已執行完畢問題。倘假釋時，其中一罪或數罪徒刑已執行期滿，又於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即成立累犯。至於執行機關將已執行期滿之罪之刑期與尚在執行之其餘之罪之刑期合併計算其假釋最低執行期間，係在分別執行（即接續執行）之情形下，為受刑人之利益，亦合併計算其假釋期間。惟假釋制度與累犯規定之功能、立法目的均有異，應分別觀察，自不能因假釋之計算方法，即遽而推論業已執行期滿之徒刑，尚未執行完畢。上開情形，要與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者，因僅有一個執行刑，而無從分割，必待所定之應執行刑全部執行完畢，始為執行完畢不同，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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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台非字第392號

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依軍法或於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為求司法與軍法一致，嗣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為：「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刪除其中關於「依軍法」受裁判者不適用累犯之規定部分，並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修正後刑法已無「於前所犯罪依軍法受裁判者，不適用累犯規定」之相關明文，是否成立累犯，自應以修正後再犯罪時之法律為斷，不能適用修正前之法律。又刑法第四十九條修正前，因犯罪受軍法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但已與普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他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而執行完畢，乃修正後故意再犯罪前既存之事實，並符合再犯罪行為時累犯之要件，而其再犯後有關累犯之規定又無變更，當無法律不溯既往或行為後法律變更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依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論以累犯，此為本院最新一致之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

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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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妨害性自主罪，係自傳統以男性作為社會主體、帶有濃厚倫理維護色彩規範之妨害風化罪，修正而來，雖然仍歸類於侵害社會法益罪章之內，但其法文中，已將犯罪之客體，從「婦女」擴大範圍為「男女」，以示現代社會生活中，男人亦可能淪為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基於兩性平等思維，自當同受保護；又將其犯罪行為態樣，增加「恐嚇」一種，於「強暴、脅迫、催眠術」之羅列範圍，以強調所欲保護之法益為性意思之自主權；復因原「致使不能抗拒」之要件，過於嚴苛，導致學說上有「被害人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奮勇強力抵抗侵害之一方，加害人始會構成犯罪」之爭辯，乃更將此要件刪除，並將原來之「他法」，修改成「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表明任何違反被害人自由意志之性交行為，皆成立本罪，以符合性自主法益受保護之精神，可見其實已偏向個人法益之保障。其中，「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乃屬於上揭強暴等方式以外之獨立行為態樣，不同於傳統立法例上，常見先以例示，後加「其他」，涵括相類概念之情形。從而，性交者縱然係婚配夫妻，甚或從事性交易工作人員，其性意思自主決定權，皆可受到尊重與保障，申言之，雖為同居人、親密情人、男女朋友，倘一方無性交之意願，另方予以違反，使其性自主意思顯然遭受壓抑，無助難抵或無從逃免，甚或無知受騙、不敢抗拒，及缺乏同意能力、不知反對而進行，皆仍成立此犯罪，其若僅為普通關係，甚至無何關係，益當如此。然則性交行為，絕大部分係在隱密之環境中進行，究竟是出於合意或違反意願，一旦發生爭執，雙方立場相反，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何況本罪刑責實重，辯方自然極力爭議。衡諸性交，經常不免具有某程度之腕力使用，加以男性因為體格關係，多數天生具有主動、掠奪特質，而在古今中外之典籍、小說、現代之電視、電影中，更常有關於女人不少是在被動的半推半就中，或順水推舟情況下，完成性交之描述，其中表現出口非心是（或口是心非）、欲迎還拒（或欲拒還迎）等微妙、矛盾的心理和舉動；而男人則因有「生米可以煮成熟飯」、「床頭吵架、床尾和」之日常生活俚語，混淆了男性應有之正確、合法性交認知。其實，西風東漸與情色（或色情）媒體傳播結果，在今日的我國，性方面之觀念、作風、方式丕變，性事已經不再難以啟齒，男女縱情享受性虐、受虐等變態，也非新鮮，甚至自拍上網供閱，尚有利用毒品助興或遂行迷姦之事發生。如何自兩性平權、絕對尊重性交自主、歷史文化包袱、時代趨勢及新科技鑑識等各方面入手，進而發現真實，於司法實務認定上，至關重要。一般而言，在典型的陌生人性侵害案件，相對單純、容易解決；然於熟人（尤其是婚配、前夫、同居人、外遇情人、男友）被訴性侵害事件（學理上有歸類稱為「約會強暴」或「非典型強暴」者），則須考量諸多背景、問題，例如雙方熟識程度；年齡差距；教育水平；健康狀態；精神狀況；平日互動情形（包含性關係與模式）；有無出於好奇、金錢、諂媚、誘惑、討好、歡悅、刺激、報復之性交動機；所採手段之合理性（包含中途變卦卻欲罷不能、撕衣、咬傷、痛毆、相關照片顯示之表情）；事發時間、地點是否符合社會通念之適當性；性侵過程中之求救機會把握；事畢雙方關係之變化；可有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現象（含刻意選擇性地遺忘不愉快之被害經過）；報案時機係立刻、不久或遲延；報案背景出於主動或被動、遭慫恿或須對他人有所交代；對立之雙方，對於測謊鑑定之配合或排斥及結果；辯方訴訟策略是否視證據顯現程度，而逐步供承，然堅守一定之底線；民事調解、和解達成之原因和目的等，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依照當前社會通念加以綜合判斷，才不會悖離國民的法律感情。事實上，隨著刑事鑑識科學之進步、發達結果，此類案件辯方之訴訟策略，也產生了變化，從已往之一概否認性交，遑論施用壓抑方法之辯解，因為生物跡證之鑑定、比對、確認，轉化為承認確有性交，但由於「不解」或「誤會」對方反對或不同意性交之內心真意，而缺乏犯罪之主觀犯意；或純屬「合意」之性交，不符合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遇此情形，審理事實之法院倘不予採信，自當於有罪判決書內，針對被告之辯解，及卷內存在形式上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不予採納之理由，詳加剖析、指駁、說明，以昭折服。否則，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失，足以構成撤銷之原因。而自另方面言，告訴人所為指述，雖非不能供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但其控訴，乃係以使被告遭受追訴、處罰作為目的，是憑信性較諸一般無何關係之第三人為低，自應詳加查證、究明真相，尤其關於感情方面滋生糾紛之事件，不能排除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之極端反應、表現，所言倘和卷內其他證據資料相齟齬，既存有疑點，則在釐清之前，尚不宜逕予全部採納，否則應認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失。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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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151號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與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係由立法委員提案所增列，據其修法說明意旨：原有法制無此規定，則被害人遭受侵犯時，所受之痛苦及其後衍生之痛苦遭遇，無從傳達到法院，「因而使被害人難以相信法官之判決，已考慮此等被害因素，從而懷疑司法之妥適公平」。其實係源自西元一九七○年代開始興起之被害人運動，及嗣後美、澳等國之「被害人權利法案」，暨一九八五年聯合國所為「對於犯罪之被害人及（防制）對之濫權的司法基本原則宣言」思想。學理上將之與更後修正增定之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關於告訴人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及所委任之律師得為閱卷等事之規範，統稱為「被害人陳述制度」，屬被害人參加訴訟機制之一環，係被害人、告訴人可以主張之訴訟上權利，而非應負擔之義務，但於法院而言，則為職責。惟被害人和告訴人之範圍，終究並不完全相同，其彼此之間，甚至與被告之間的身分、地位或利害關係，亦非一致，法院於傳喚時，當須依個案之具體情形，妥適處理，非謂祇要傳喚其中一人，即已充足；易言之，如能個別予以傳喚，使其等各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自較周延。至於願否到場，悉聽尊便，以免反有「二度傷害」之發生；其若以被害人作為證人，而踐行交互詰問之調查證據程序，雖有到庭、具結等義務，然應予適當之保護，亦為上揭國家權力濫用防制之誡命。現代進步的刑事司法理念，已從傳統的以刑罰作為中心之措施，轉變成修復式司法，亦即對於加害人、被害人及其等家屬，甚至包含社區成員或代表者，提供各式各樣之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使加害人認知其犯罪行為所帶來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之刑責，並藉此契機，修復被害人等方面之情感創傷和填補其實質所受之損害。易言之，現代刑事司法之功能，當賦予司法更為積極之正面方向，自傳統的懲罰、報復，擴大至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及修復，正義因此更完美得彰。西元二○○二年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根據此一理念，研擬出「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我國業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由法務部以法保字第○九九一○○一三○五號函，訂頒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一種，並於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檢討修正，實施階段可以包含審判。是法院雖不當然受其拘束，但既有助社會安定，並於人民福祉有利，當無排斥之必要。上訴人就被訴之事，全部坦承不諱，並表明深感悔悟，希望獲得被害人家屬之原諒，更在原審具狀聲請啟動修復式司法程序，甚且在告訴人方面提出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中，表現誠意，就原告方面所請求之新台幣（下同）七百六十萬元賠償金，表明願意移轉價值一千萬元之不動產為償，告訴人代理人（原告方）則需求現金，並將金額提高為一千二百萬元。原審以上訴人「犯後雖曾試圖與告訴人暨其他被害人家屬和解並致歉，但尚未與告訴人暨其他被害人家屬調解成立，亦未能取得告訴人暨其他被害人家屬之原諒」，作為量刑考量因素，但就上訴人所為啟動修復式司法之請求，應否准許及是否可行，未行處理，應認理由尚嫌欠備。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刑法第五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之「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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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265號

按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而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四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前二條所定消息之成立時點，為事實發生日、協議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日、成交日、過戶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之日，以日期在前者為準。其立法理由為：重大消息之發生與經過有許多時點，為求明確，明定其成立時點，以日期在前者為準。另本條對於重大消息之認定係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包含初步之合併磋商（即協議日）亦可能為重大消息認定之時點。依此規定，可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所謂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獲悉在某特定時間內將成為事實之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而言，並不限於獲悉時該消息已確定成立或已為確定之事實為必要。相關法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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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38號

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復說明：有無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爰規定如第一項所示。準此，第三人就子女及其法律上受推定生父間之親子關係如有所爭執，而生法律關係之不明確，為除去該法律上爭執，以維持法之和平及法之安定性，且此項危險適足以確認判決除去時，可認為具有確認利益，得提起確認訴訟，然此確認利益之有無與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之存否，應區別予以判斷。如為繼承權因婚生推定而受影響之第三人，同法第六十四條第一、二項（刪除前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九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已另設規定，允許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之情形，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且應自被繼承人死亡之時起，六個月（一年）內起訴。如逾該期間，即不得再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以推翻子女之婚生性。繼承權人如仍有爭執而提起確認法律上父與子女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雖可認有確認訴訟之確認利益，但由於其已逾法定之除斥期間而不得再推翻法律上之婚生性，故仍應為其敗訴之實體判決。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

家事事件法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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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

按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其聘用另以法律定之，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參看民國五十一年九月間修正之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甚明。六十一年二月間修正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一條即揭櫫「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制定之」。又「本條例所稱聘用人員，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其職稱、員額、期限及報酬，應詳列預算，並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解聘時亦同。」聘用契約應記載受聘人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等事項，分別為同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所明定。鑑於公營事業單位進用聘用人員之依據為該聘用條例，此與一般私法性質之勞動契約關係，顯屬有別。雙方因屬特殊勞動契約關係，有關聘用人員之任（派）免、獎懲等事項，應以公務員法令之規定為其勞動契約內容，不受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規定之限制。是以公營事業單位對其所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聘用人員終止勞動契約，自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等公務員法令為處分。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第四條

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三條、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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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589號

裁判書全文依法不得公開）按營業秘密為智慧財產權之一環，為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故有以專法規範之必要，此觀營業秘密法第一條之規定即明。而營業秘密具相當之獨占性及排他性，且關於其保護並無期間限制，在其秘密性喪失前，如受有侵害或侵害之虞，被害人得依營業秘密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排除或防止之，此項請求權不待約定，即得依法請求。至競業禁止約款，則係雇主為保護其商業機密、營業利益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與受僱人約定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之一定期間、區域內，不得受僱或經營與其相同或類似之業務。此類約款須具必要性，且所限制之範圍未逾越合理程度而非過當，當事人始受拘束，二者保護之客體、要件及規範目的非盡相同。是以企業為達保護其營業秘密之目的，雖有以競業禁止約款方式，限制離職員工之工作選擇權，惟不因而影響其依營業秘密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權利。倘其營業秘密已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而合理限制離職員工之工作選擇，又係排除或防止該侵害之必要方法，縱於約定之競業禁止期間屆滿後，仍非不得依上開條項請求之。相關法條：營業秘密法第十一條

營業秘密法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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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684號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論，觀諸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固明，但此專指該犯罪，原屬於具有一定之身分或特定關係之人，始能成立之犯罪，而於有他人加入、參與其犯罪之情形，縱然加入者無該特定身分或關係，仍應同受非難，乃以法律擬制，視同具有身分之正犯，故適用時，應併援引刑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二十八條，以示論擬共同正犯之所從出，亦即擴大正犯之範圍，使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之人，變為可以成立身分犯罪。反之，如實行犯罪之人（正犯），無特別之身分或關係，既祇能成立普通罪名之犯罪，甚或根本不該當構成犯罪之身分要件（非身分犯罪），則其他參與者，自亦無共同成立身分犯之餘地。而刑事法上所稱之侵占，係指行為人持有他人之財物，竟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予以支配，因行為人和所侵占之財物間，具有一定之持有關係，屬身分犯之一種，例如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之普通侵占罪、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業務侵占罪、同條第二項之公務或公益侵占罪，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之侵占軍用武器或彈藥罪、同條第三項之侵占武器彈藥以外之軍用物品罪，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罪（下稱貪污侵占罪）等是。但純以「身分」作一觀察，上揭陸海空軍刑法侵占罪之行為人，專指不具有刑法公務員身分（含身分公務員、授權公務員、委託公務員）之士兵而言，亦即不包括軍官、士官（此等人員侵占軍品，係成立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之貪污侵占罪名）；而刑法公務侵占罪及貪污侵占罪之行為人，則專指具有刑法公務員身分之人；復因侵占罪原屬特定關係之犯罪，業見前述，若具有公務員身分而犯侵占罪，因多一重身分，學理上乃稱之為雙重身分犯。又自所侵占之財物類別觀察，刑法公務侵占罪與貪污侵占罪之客體，凡是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物，均屬之；然上揭陸海空軍刑法侵占罪之犯罪客體，則必須限於武器、彈藥及其他可供軍用之物品（非包山包海），雖然亦須具有財產價值，但如非供軍事使用，或已經報廢無殺傷力、不能供軍事用途者，不在此列。從而，倘行為人（正犯）係無具有公務員身分之一般士兵，縱然侵占其經管之非軍用物品，既不能論以上揭陸海空軍刑法侵占罪，亦不能構成刑法公務侵占罪或貪污侵占罪。至於其長官（軍、士官），若就該非軍用物品無持有支配管領關係（對於人員督導、指揮，並不等同持有物品），雖然與該士兵合謀侵占，自亦無成立具有雙重身分犯性質之公務侵占罪或貪污侵占罪名之餘地。要之，祇能視該士兵之持有犯罪客體，究竟係基於普通關係或業務關係，而論以普通侵占或業務侵占之共同正犯（後者仍具身分犯性質）。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三百三十六條。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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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

按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此觀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自明。該條規定乃為防止虛設公司及防範經濟犯罪之發生，並基於資本確實之原則，使股份有限公司於存續中，得以保持相當於資本總額之財產，以維持交易安全，並保護公司之全體債權人。是其所保護之第三人，自不以與公司為交易之債權人為限。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九條

公司法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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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016號

按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此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六條規定自明。系爭我國專利雖未經專責機關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撤銷確定，但被上訴人就該專利之有效性為爭執，原審亦合法認定該專利不具新穎性、進步性，有應撤銷之原因，則於兩造間，被上訴人自得主張該專利權不存在，構成給付不能，而本於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準用同法第三百五十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相關法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六條。民法第三百五十條、第三百五十三條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十六條。民法第三百五十條、第三百五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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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06號

按民法第一百零五條前段規定：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之，肇因於本人藉代理人之行為以擴大其活動範圍，該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而生之法律效果，依同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均歸屬於本人，因而代理人為代理行為時，其「意思表示瑕疵」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事情」事實之有無？應就為意思表示之代理人決之，並使法律效果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此乃該條規定之所由設。至為本人服勞務之使用人有此情形時，究以何人之意思表示以為斷？我民法雖未設有規範，惟使用人為本人為意思表示或從事一定事務，對外均未自為意思表示，且其效力亦應同歸於本人，殊與本人藉代理人之行為輔助而擴大其活動範圍者相類。因此，使用人在參與本人意思表示形成之過程中，如因其被詐欺、脅迫；或為本人從事一定事務（包括法律及非法律行為）時，就其是否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者，各該事實之有無？參照民法第一條「相類似之案件，應為相同處理」之法理，自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零五條前段規定，就使用人決之，而由本人主張或承擔其法律效果。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零五條

民法第一百零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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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

自辦市地重劃，係由參加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人，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自行組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本於私法自治之原則所作成之土地重劃分配，具有高度之自治性與相當之自主性，並未規定將公權力之行使託付予重劃會，與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之行政委託之意義並不相同，其與土地所有人間實為集體私法契約關係，並無上下隸屬或服從之關係存在。是重劃會與土地所有人間就市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差額地價補償及重劃費用之負擔，遷讓、交接土地等爭議，自屬民事爭議。相關法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

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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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

按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分別規定：「公司依其業務之性質，自設立登記後，如需二年以上之準備，始能開始營業者，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依章程之規定，於開始營業前分派股息」、「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是公司符合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時，固得於未開始營業而無盈餘時，分派股息，但開始營業後，須有盈餘始得為之。而所謂「營業」，係指公司經營其事業獲取利益之事實狀態，故「開始營業」應以該狀態之啟始為認定時點，以判定其因營業而獲取利益後有無盈餘，當不以其全部營業據點均開始營業為必要。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項

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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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22號

按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及法院核定，在實體法上有使當事人所拋棄權利消滅及取得調解書所訂明權利之效力，在程序法上具有與民事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觀諸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即明。此乃為確保法之安定性，並基於當事人實體法及程序法之處分權，避免紛爭再燃，不利於當事人程序利益之保障及有限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使然。當事人於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後，如認該調解有無效之原因，唯有依同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始得救濟。於得有勝訴之確定判決前，難謂該調解無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當事人自仍應受其拘束。至同條第三項固有「當事人應於法院核定之調解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為之」之限制，惟於當事人主張調解有實體法上絕對無效事由致無效者，參照民國九十二年修正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規定之修正說明：「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得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者，就第五百零一條再審程序關於應遵守之程式規定，亦應準用，爰於第四項增訂之。又民法上之無效有絕對無效或相對無效，如認為成立之調解有民法上無效之原因，即一律不受第五百條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得隨時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者，實有礙法之安定性，故將第四項但書規定刪除，委由法官依具體個案情形，就當事人所主張之無效原因，個別判斷其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是否須受第五百條不變期間之限制」之同一法理，自亦不受三十日之限制。相關法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九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五百零一條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九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五百零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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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

刑事訴訟程序經常費時、費力而冗長，自起訴以迄判決確定，不免日久，但是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如何妥速審判，固是法院的職責，對於人民而言，則是其權利。此項人民應有的迅速受審權，早經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明定，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一項亦同，諸多國家並立法保障，我國司法院釋字第四四六、五三○號解釋也有揭示，刑事妥速審判法因此制定，可見刑事妥速審判法是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應優先適用，於闡釋、運用後者時，並應把握前者的立法趣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雖規定：「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按日本刑事訴訟法無此制度，其第三百十二條第一項雖有「追加」用字，但專指事實同一的情形，無關「追加起訴」；德國法雖有，卻範圍至為狹窄，僅一人犯數罪一種情形，且有其他配套限制，見後述）自法條形式以觀，檢察官祇須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就同法第七條所定相牽連的犯罪案件，追加起訴，即為適法（按此規定準用於自訴程序），採便宜主義，探究其目的，全在於訴訟經濟的考量，藉由程序的合併，達到簡捷的效果。基此，於該審最後審判期日以前，提出追加起訴書，載明所訴構成犯罪要件相關的人、事、時、地、物各情，或於審判期日，當庭以言詞（口頭）敘述上揭事項、載明筆錄，而對於被告的訴訟防禦權（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結構，被告提升為訴訟的主體，控、辯雙方立於平等地位，相互攻防）無礙者，皆無不可。所謂訴訟經濟，包含人力、物力、時間、空間及各相關有形、無形需耗的節省，其中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最為典型。此種追加起訴，雖然附麗於原來案件的起訴，性質上猶係獨立的新訴，祇因可與原案合併審判，從而獲致訴訟經濟的效益（於必要時，分開審理，當然亦無不可，乃例外，屬審判長的訴訟指揮權），然而過去數十年，司法實務甚為少見（基於連續犯裁判上一罪為由，移送併辦的情形，倒是不勝枚舉），晚近始漸出現。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立法意旨在於禁止相關人員恣意、濫用權利（力），而有意、無意延宕訴訟的順利審理終結。檢察官在案件移審以後，已經變成訴訟當事人的一方，自亦有其適用，同受規範。衡諸實際，案件如何完美切割或合併，直接影響其結案速度，間接影響心證形成，而訴訟關係的各方立場不同，衝突互斥難免，審判要既妥又速，除控方必須確實舉證外，審理範圍不能過於龐雜，亦屬關鍵，司法資源利用的分配、支援，更須用心規劃，否則不免淪為空談。現階段檢察官仍為偵查主體，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擁有廣大的司法警察（官）人力資源，給予協助，或供其指揮、調度，又依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尚有檢察事務官能予襄助，遇見重大案件，復多有組織偵查團隊，共同辦案的情形，是其承辦繁雜案件的人力，理論上並無困難；反觀審判法院，在第一審倘若為獨任制，則祇有一名承審法官，縱是合議庭，也僅共計三名法官，雖有法官助理，其人力資源仍然遠遠不及於具有檢察一體性質的檢察官。檢察官將另案犯情單純者，以追加起訴的方式處理，法院尚能勝任，並確實可以收訴訟經濟的效益。但如將卷證浩瀚、案情繁雜者，同以追加起訴的方式處理，表面上望似於法有據，事實上將致審判法院的人力，難以承擔，延宕訴訟，自是當然；尤其對於原屬繁雜的本案，再以追加起訴的方式，追訴其他亦屬繁雜的另案，無異雪上加霜，如此，全案根本不可能迅速審結，勢必與追加起訴制度的設計本旨，恰恰相違。何況自被告方面言，就其遭追加起訴的繁雜案件，若檢察官以另案起訴的方式處理，理論上，被告得以另外選任三名辯護人提供協助（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但在追加起訴的情形下，則祇能沿用先前的辯護人，無異剝奪其律師倚賴權（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追加起訴須「獲得被告之同意」）。從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之規定，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生效、施行後，當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且不甚妨礙被告訴訟防禦權的案件，追加起訴方為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七條、第二百六十五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七條、第二百六十五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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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

按建築物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不得重複使用，建築法第十一條定有明文。又法定空地作為防火間隔使用，目的在阻隔火勢蔓延，藉以逃生避難，非供公眾平常通行之用，不得以防火間隔作為主要進出通路。再者，公法上權利與私法上權利兩者之權利性質、目的各有不同，私人間不得逕援為私法上請求權基礎。查同條第二項固規定，法定空地之留設，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惟核該項規定性質為公法上之行政管制規定，非謂逕給予同一建築建築執照基地所有人私法上主觀權利，自不得以之做為其對法定空地通行權存在之請求權基礎。相關法條：建築法第十一條

建築法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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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333號

按修正前強制執行法第四十一條原規定異議人未為起訴之證明者，僅生執行法院得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之效果，其所提起之訴訟，仍須進行，致生分配程序已終結，而仍須進行無益訴訟程序之現象。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九日修正強制執行法時，為防止濫行異議，妨礙分配之實施，乃修正第四十一條第三項、第四項為「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二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經證明者，該債權應受分配之金額，應行提存。前項期間，於第四十條之一有反對陳述之情形，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明文加重異議人未為起訴證明之失權效果，凡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或受通知反對陳述之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同條第一、二項起訴之證明，即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惟此所謂分配期日係指合法有效之分配期日而言，倘法院指定之分配期日已經取消或有未合法送達等情形，致無法於該期日依法實施分配程序，異議人起訴證明提出之時點，縱已逾該期日起十日內，亦無強制執行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前段之適用，其所提起之分配表異議之訴自無逾時提出之不合法可言。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四十一條

強制執行法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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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433號

按保險契約本質上屬繼續性契約，保險人須於保險期間不斷承擔危險，始得謂依債務本旨履行債務。而保險人接受投保後，經衡量自己財務狀況與承保能量後，得以再保險或其他危險分散機制（如對內共同保險、聯營組織、發行巨災債券等）以分散其風險。又繼續性契約在本質上固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惟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參照）。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情事之可能性，而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評估風險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尤其保險人乃具相當專業知識之商業團體組織，其是否接受投保？接受投保之條件如何？是否將其接受投保之風險分散？以如何方式分散風險？本為其專業判斷之事項與權責，故除保險契約成立時具有不可預料之情形發生時，應無適用情事變更原則調整保險費之餘地。相關法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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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502號

按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須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提起。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係指債權人就執行名義所示之請求權，全部或一部消滅。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則指債權人就執行名義所示之請求權，暫時不能行使而言。在以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之情形，法律如於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後修正，並設有溯及適用之規定者，是否得據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須視修正條文之具體內容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如依修正條文溯及適用之結果，當然、直接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則債務人雖已受敗訴判決確定，仍得以嗣後法律修正，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為由，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反之，如依修正條文溯及適用之結果，不足以當然、直接消滅或妨礙債權人之請求，而須藉由法院審判過程為之，但已無從經由終結之審判程序，消滅或妨礙執行名義確定判決債權人之請求者，自不得據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

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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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521號

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依此規定，應予追繳之財物，究應沒收或發還被害人，應依不同情節定之，其有被害人者，不得沒收；必無被害人時，始得沒收。又就刑事處罰而言，「連帶」本具有「連坐」之性質。在民事上，連帶債務之成立，除當事人明示外，必須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參照）。沒收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以剝奪人民之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自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特別是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故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此為本院最近之見解。本院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六年度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已不再援用。至共同犯罪所得財物，倘依法律規定應予追繳發還被害人者，因涉及共同侵權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之追償，應負連帶責任（參照司法院院字第二○二四號解釋）。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十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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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

駕駛汽車，本屬具有一定危險的行為，但因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已經難以或缺，爰予容忍，乃設有種種汽車駕駛的交通規則，藉此遵守、產生互信，而能彼此安全，學理上稱為信賴保護原則。然而，人類雖是理性的動物，但不一定都完全依照邏輯過生活，違規者，依然所在多有，現實生活中，自不免發生車禍，滋生諸多社會問題，社會大眾對於駕車肇事逃逸，咸認「罪惡重大」，故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間，仿德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設計規範，增定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屬抽象危險犯，據立法說明，目的在於「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課以肇事者在場及救護的義務，既合情、合理，且有正當性，負擔也不重，尤具人道精神，復可避免衍生其他交通往來的危險，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求和比例原則。可見本罪所保護的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的重疊性權益保障。嗣因肇事者常心存僥倖，「先跑再說」，而司法實務不乏輕判情形，尤其又有少數炫富的年輕人，駕駛高價名廠跑車，疾速行駛肇事後，棄死傷者不顧而逃逸的事件發生，引起社會公憤，經立法委員提案修正、總統公布，自一○二年六月十三日起生效、施行，將原定的刑度「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委員並要求主政的行政機關，列為社會教育的一部分，多加宣導，期使國人建立正確觀念，認知「車子就是一個武器」，仿美國法制，就此類犯罪，採取重刑主義嚇阻。此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第四項規定：「前項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運用行政罰和刑罰雙管齊下，形成一個嚴厲、綿密的法律網，務必杜絕此類相對高危險，而卻企圖卸責的不良作為。考諸此肇事遺棄（逃逸）罪，最重要之點，乃是在於「逃逸」的禁止，若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日後可以聯繫的資料，就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折返，卻沒表明肇事身分），均屬逃逸的作為；而為確保公眾交通的安全，所稱「肇事」，當指客觀上的車禍發生情形已足，不以行為人對於該車禍的發生，應負刑責為必要，此因肇事責任歸屬，尚屬下一順位，需費時間，才能釐清、不爭。又為釐清責任，並確保車禍中遭受死傷一方的權益，肇事的各方（按有時不祇對立的雙方，甚至有多方的連環車禍），其對外關係，應構成一整體；具體而言，非但駕駛人和汽車是一整體，而且駕駛人與其乘客也是一整體，例如：駕車者臨停違規、下車離開，或車上乘客違規亂丟物品或隨意打開車門等，一旦肇事而逃逸，無論車內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對於受害的另方，都應共同構成一整體，居於保證人的地位，全該當於本罪所規範的肇事概念，此因該相關義務的負擔不重，業見上述，自當如此理解，才能切合立法目的。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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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2837號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之違背義務遺棄罪，構成要件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屬身分犯之一種，所欲保護的法益，係維持生命繼續存在的生存權，而以法令有規範或契約所約明，負擔扶養、保護義務之人，作為犯罪的行為主體；以其所需負責扶養、保護的對象，作為犯罪的客體。又依其法律文字結構（無具體危險犯所表明的「致生損害」、「致生公共危險」、「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等用詞）以觀，可知屬於學理上所稱的抽象危險犯，行為人一旦不履行其義務，對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已產生抽象危險現象，罪即成立，不以發生具體危險情形為必要（參照本院八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三九五號判例）。本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七七七號判例所謂：「事實上尚有他人為之養育或保護，對於該無自救力人之生命，並不發生危險者，即難成立該條之罪」乙節，乃專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之際」，「業已」另有其他義務人為之扶養、保護為限（參照上揭八十七年判例），自反面而言，縱然有其他「無」義務之人出面照護，但既不屬義務，當可隨時、隨意停止，則此無自救能力的人，即頓失必要的依恃，生存難謂無危險，行為人自然不能解免該罪責。又上揭所稱其他義務人，其義務基礎仍僅限於法令及契約，應不包括無因管理在內，否則勢將混淆了行為人的義務不履行（含積極的遺棄，和消極的不作為）惡意，與他人無義務、無意願，卻無奈承接的窘境。行為人將無自救力的人轉手給警所、育幼院或醫院，無論是趨使無自救力之人自行進入，或將之送入，或遺置後不告而別，對於警所等而言，上揭轉手（交付、收受），乃暫時性，充其量為無因管理，自不能因行為人單方的意思表示，課以上揭各該機關（構）等公益團體長期接手扶養、保護的義務，而行為人居然即可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於行為人係具有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條所定的法定扶養義務場合，既屬最為基本的法定義務，其順序及責任輕重，當在其他法令（例如海商法的海難救助、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肇事救護義務）或契約之上。至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第二項第六款，雖然規定警員應維護兒童安全，又警察法第二條亦規定警察應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仍非謂警察應長期替代、承擔對於棄童的扶養義務。何況行為人原可依法向相關社會福利機關（構）請求提供協助，適時、適切、適法使無自救力人獲得生存所必要的安置、保護措施，倘竟捨此不為，卻任令逃免刑責，無異鼓勵不法，豈是事理之平，又如何能夠符合國民的法律感情、維持社會秩序、實現正義。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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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178號

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官評價，且證據法亦無禁止得僅憑一個證據而為判斷之規定，然自由心證，係由於舉證、整理及綜合各個證據後，本乎組合多種推理之作用而形成，單憑一個證據通常難以獲得正確之心證，故當一個證據，尚不足以形成正確之心證時，即應調查其他證據。尤其證人之陳述，往往因受其觀察力之正確與否，記憶力之有無健全，陳述能力是否良好，以及證人之性格如何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游移性；其在一般性之證人，已不無或言不盡情，或故事偏袒，致所認識之事實未必與真實事實相符，故仍須賴互補性之證據始足以形成確信心證；而在對立性之證人（如被害人、告訴人）、目的性之證人（如刑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減免刑責優惠者）、脆弱性之證人（如易受誘導之幼童）或特殊性之證人（如秘密證人）等，則因其等之陳述虛偽危險性較大，為避免嫁禍他人，除施以具結、交互詰問、對質等預防方法外，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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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392號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破壞電磁紀錄罪，係指行為人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所稱「刪除」，固係指反於電磁紀錄製成之方法，將電磁紀錄完全或部分消除之謂，惟是否必使之永久消除而無法回復，始得謂為「刪除」，在學理上非無爭議；然就該「刪除」係刑事法上之「構成要件」觀之，自應基於當代共通之學理，或本乎相關之法規，而為合乎立法本旨之闡釋。查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新增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所定之罪，其保護法益兼及個人及社會安全法益，並非僅止於個人法益（參行政院會同司法院送立法院審議之原修正草案修正說明）；而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規定之立法意旨，無非認「電腦已成為今日日常生活之重要工具，民眾對電腦之依賴性與日俱增，若電腦中之重要資訊遭到取得、刪除或變更，將導致電腦使用人之重大損害，鑒於世界先進國家立法例對於此種行為亦有處罰之規定，爰增訂本條。」（參立法理由），顯見本罪之立法係鑒於電腦之使用，已逐漸取代傳統之生活方式，而所有電腦資料皆係經由電磁紀錄之方式呈現，電磁紀錄有足以表徵一定事項之作用（諸如身分或財產紀錄），則對電磁紀錄之侵害，亦可能同時造成身分或財產上之侵害關係，嚴重影響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信賴及民眾之日常生活。參諸對電腦及網路之侵害行為採刑事處罰已是世界立法之趨勢，乃增訂該罪，對行為人科以刑事罰。故而本罪規範應係重在維持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安全秩序，並避免對公眾或他人產生具體之損害。不論行為人所使用之破壞方式為何，祇要無故刪除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即該當於刪除之構成要件。復因電磁紀錄本身具有可複製性，又不具有損耗性，縱被複製亦不致因此而消失，而依現行之科技設備，若要回復被刪除之電磁紀錄，亦非難事，故解釋上，應認電磁紀錄遭受無故刪除時，即已產生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安全秩序遭受破壞之危險，至於該電磁紀錄事後得否回復，均無礙於「刪除」之成立。倘其刪除行為，又已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本罪即已該當。否則，行為人於刪除電磁紀錄時，祇須先保留備份之電磁紀錄，俟東窗事發後再行提出，或事發後要求將電腦或其相關設備送由專門機構依現行之科技設備予以回復，即不構成刪除電磁紀錄之罪，則本罪之規範目的豈不落空。是本罪所稱「刪除」，顯不以使電磁紀錄永久消除而無法回復為必要。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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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435號

毒販間之毒品交易，為減少被查緝風險，固多於隱密下進行，於利用通訊聯絡時，亦慣常以買賣雙方得以知悉之術語、晦暗不明之用語或彼此已有默契之含混語意，以替代毒品交易之重要訊息，甚至雙方事前已有約定或默契，只需約定見面，即足以表徵係進行毒品交易，鮮有明白直接以毒品之名稱或相近之用語稱之者。此種毒品交易之方式，雖可認為無違社會大眾之一般認知，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並於第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就販賣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罪，定其處罰規定。因此，在以毒販間通話之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購毒者所指證販毒者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仍必須渠等之對話內容，依社會通念已足以辨別明白其所交易毒品之種類，始足與焉，否則對於語意隱晦不明之對話，即令指證者證述其對話內容之含意即係交易某種類之毒品，除非被指為販毒之被告坦認，或依被告之品格證據可供為證明其具犯罪之同一性（如其先前有關販賣該種類毒品案件之暗語，與本案通訊監察譯文內容相同，兩案手法具有同一性或驚人相似性），或司法警察依據通訊監察之結果即時啟動調查因而破獲客觀上有可認為販賣該類毒品之跡證者外，因仍屬指證者單方之陳述本身，自尚須其所述交易該類毒品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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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之原則。惟其所稱：「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係指第二審法院依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認為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之第二審上訴有理由，或其上訴雖無理由，但原判不當或違法，而將第一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第二審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所定：「第二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未諭知管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如第二審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應為第一審之判決。」之情形。因於後者，第二審法院所為之判決，係基於其管轄權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不生與原無管轄權之下級審錯誤判決比較輕重之問題，自與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無涉，此乃當然之法理。又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同法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三百六十一條外之規定。是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經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者，依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準用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原簡易判決，逕依通常程序審判，所為之判決，應屬於「第一審判決」（本院九十一年台非字第二一號判例意旨參考）。地方法院合議庭於此情形所為之判決，既屬「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自為「第一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者，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二項、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五十二條、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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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58號

按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一條第一項揭櫫「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之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復於同條第二項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消保法乃屬民法之特別法，並以民法為其補充法。故消費者或第三人因消費事故死亡時，消保法雖未明定其得依該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之主體為何人？及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然該條係特殊形態之侵權行為類型，同條第二項更明列其保護客體包括生命法益，且於同法第五十條第三項規定，消費者讓與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非財產上之損害，此依上開同法第一條第二項補充法之規定，自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即為被害人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下稱醫療等費）之人，得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該醫療等費；對被害人享有法定扶養權利之第三人，得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該扶養費；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得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相當之金額（即慰撫金）。相關法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

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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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5號

按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原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民國一○一年一月四日增訂但書「但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之規定。原審所引立法理由「法人及政府股東當選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行使者，因未規定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導致諸多公司經營陷入董監狼狽為奸之謬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若有上述情狀者，對於市場經濟之秩序侵害頗甚，遂據此修訂公司法第二十七條，亦將據此修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係原提案之立法委員之說明，而其提案內容係於該條文增訂第三項「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即與當時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相同，僅就公開發行公司為規定，但最後係按現行條文通過，未以公開發行公司為限。可見無論是否屬公開發行公司，亦不問該公司之規模，均禁止法人股東之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以期發揮監察人之監督功能，落實公司治理。而於法人股東之代表人及由該法人百分之百轉投資之法人股東之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之情形，該二法人形式上雖獨立存在，但後者完全由前者掌控，其代表人實質上係由投資之法人指派，該二法人股東之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者，與同一法人之數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之情形無異，應為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文義所涵攝。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

公司法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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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698號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但法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立法目的在避免混淆待證事實、侵害被害人隱私及造成其二次傷害。但法官認為有必要者，則可例外允許之。此之所謂「有必要者」，判斷上可參考美國聯邦證據法第412條（b）（1）之三種例外規定，即提出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性行為之證據，如係證明系爭精液、傷害或其他生理上證據之來源者。所提出被害人之性行為證據，如係被害人與被告過去之性行為，用以證明被害人出於同意者。如排除該證據，顯有違反保護被告憲法上之權利者。此種情形，需依個案事實而定，例如：被告提出被害人曾提出不實之性侵害控訴而事後撤回控訴之證據；被告提出被害人曾於類似情況下，同意與他人為性行為之證據等是。是以，除符合上開例外容許之規定，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即使提出，因屬與待證事實不具關連性之證據，法院亦不應加以審酌。參考法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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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864號

就刑事處罰而言，「連帶」本具有「連坐」之性質。在民事上，連帶債務之成立，除當事人明示外，必須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民法第272條參照）。沒收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以剝奪人民之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自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特別是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故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此為本院最新之見解。本院64年台上字第2613號判例、70年台上字第1186號判例及66年1月24日66年度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又各人分得之數如何，法院應依具體個案情形詳為認定，因其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全部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之認定依據即足。至犯罪所得財物已分配，固應依法院認定之各人分得之數諭知沒收，然倘犯罪所得財物全部或部分未分配（無法分配）者，各人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主文宜記載為：所得財物分得之○○○《具體財物內容》、未分配《無法分配》之○○○《具體財物內容》均沒收。）。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ㄧ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ㄧ第一項、第三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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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台上字第3909號

刑事第三審撤銷發回判決理由所指示之點（意見），對更審法院有無拘束力，我刑事訴訟法雖無如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八條第四項之明文規定，法院組織法亦未有如日本裁判所法第四條，設有上級審之判斷就該事件有拘束下級審效力之通則性規定，惟如不承認發回判決意見之拘束力，勢必使案件反覆來回於上、下審級間，有礙案件之確定，不能合理維持審級制度目的，上訴亦將失其所以糾正之意義。因此基於審級制度之必然，除屬於附帶說明性質之事項，即所謂之「傍論」者外，對於發回理由之法律上及事實上之判斷，承認有拘束力，確有其必要性。本院三十年上字第七八五號判例明示「第三審發回所指示之點，在第二審法院固應受其拘束，若更審法院於指示範圍以外，另有證據可憑，未嘗不可採為判決之資料。」即在闡明斯旨並補法制上之不足。依此判例所示，除非更審法院「另有證據可憑」之情形，否則，判斷上均應受第三審發回意旨之拘束，於指示範圍內，依所指示之點為判決。而此更審法院應受其拘束者，不僅限於法律上之判斷，即事實上之判斷併亦及之，故就此點言，更審法院亦係受自由心證主義之限制。至於當事人對此更審判決得為上訴之提起，請求予以變更，自屬當然，但其提起之第三審上訴，如係以第三審原先發回意見之判斷有誤或不當，作為指摘更審判決之上訴理由者，即非屬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三百九十七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三百九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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