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依立法體例，各種法律多於首編章置總則，適用於其他各編章，至各編章相互間則各自獨立，除有準用之規定外，尚難比附援引。而協商程序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屬有別於通常程序之特別程序。有關依協商程序所為科刑判決之救濟，該編第455條之11第1項規定：「協商判決之上訴，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之規定。」而刑事訴訟法於第三編上訴置第一章通則、第二章第二審、第三章第三審，乃屬通常程序，茲協商程序之上訴既無準用第三審上訴之規定，依上開說明，自應認協商程序僅例外許可為第二審上訴，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另雖刑事訴訟法第375條第1項規定，不服高等法院之判決而上訴者，應向最高法院為之，惟此條乃規定在通常上訴編章內，當係指通常程序之高等法院判決，至特別程序之協商判決上訴第二審之高等法院判決，既獨立規定於協商程序編，自無該法第37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可言。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2項規定，第二審法院對於例外得上訴之協商判決案件，其調查之範圍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並無得依職權調查事項之規定，較諸同法第393條第三審之調查範圍更狹。由訴訟構造以觀，自無准予上訴第三審，卻使第二審調查範圍反較第三審為窄之理。本法就請求進行協商程序之要件及協商程序之審理，設有須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且被告認罪；被告表示所願受科之刑逾有期徒刑6月，且未受緩刑宣告，應有辯護人協助進行協商；法院於判決前，應訊問被告並告以所認罪名、法定刑及因適用協商程序所喪失之權利；法院協商訊問終結前，被告得隨時撤銷協商之合意，檢察官於被告違反與其協議之內容時，亦得撤回協商之聲請等規定。而上訴與否又屬當事人訴訟上之處分權，是法律就協商判決，既設有上開諸多適用上之限制，及強化被告辯護倚賴權保障，以及當事人得撤銷或撤回協商之機制，則檢察官及被告就法院在其等雙方合意範圍內而為之協商判決，理論上即已等同放棄救濟機會，除有特別情形外，自不許其上訴。故而刑事訴訟法就協商判決，採原則上不得上訴，僅於例外之情形，賦予當事人上訴救濟之機會，且上訴審為事後審之性質，並僅準用上訴編通則及第二審之規定，顯然本法對於該例外得上訴之第二審判決，是採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甚明。況刑事訴訟法增訂協商程序，提供檢察官與被告藉協商方式溝通，達成協商之合意，法院即得以迅速、簡易方式終結訴訟，對無爭執之非重罪案件明案速判，以達疏減訟源，合理、有效運用有限司法資源之目的。而此一程序之溝通性、迅速性、終局性，復為簡易程序或通常程序之簡式審判程序所無，亦不容違反立法意旨，將協商程序與一般程序同視，就其例外得提起上訴之第二審判決，再許提起第三審上訴，以延滯訴訟之理。綜上，無論從協商程序之立法體例、立法目的以及訴訟構造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認本案徵詢「第一審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所為之科刑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判決後，得否上訴於第三審？」之法律問題，應採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0、第455條之11。〈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八、110年度台非字第98號（裁判書全文）（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規定的解釋1.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第1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修正後已改為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例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修正前）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明定：「本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3條第2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第253條之2之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時，不適用之。」亦即檢察官對施用毒品之被告得為「附命緩起訴」處分，排除觀察、勒戒及起訴（含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規定之適用，而檢察官得為緩起訴處分之對象，包括初犯及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5年內（〈修正後〉3年內）再犯之施用毒品者。若上開「附命緩起訴」處分經撤銷時，自應回復為原緩起訴處分不存在之狀態，由檢察官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或（修正前）第23條第2項規定，視其為初犯及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5年內（〈修正後〉3年內）再犯施用毒品者，而決定應適用之程序。2.（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前項緩起訴處分（即『附命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法條用語既非「依法起訴」，在字義上有不同解釋空間，自不限於依刑事訴訟法所為之追訴程序。未完成戒癮治療是否等同曾受觀察、勒戒之處遇所謂「等同」係指將不同事物視為相同，或當做相同事物看待之意1.（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2項所稱之緩起訴處分經撤銷，其撤銷原因非一，若非與戒癮治療實質有關之事項，例如有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下稱「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12條第3款之「對治療機構人員有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而被撤銷時，被告根本沒有機會接受檢驗其戒癮治療的實效，此時如直接對被告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顯然違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故應回復未為緩起訴處分之狀態，由檢察官續行偵查，視個案證據，為適當之處分，不得強解為應「依法起訴」。而施用毒品之被告於治療期程屆滿前未完成戒癮治療，遭撤銷緩起訴處分時，其原因若係被告於緩起訴期間，有「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12條第1、2款所列情形（即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藥物治療逾7日、於治療期間，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心理治療或社會復健治療逾3次。）之一，視為未完成戒癮治療之情形，若符合初犯或前案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修正後〉3年後）再犯施用毒品罪者，其戒癮治療既提前中斷而未完成，更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規定，接受完整療程之觀察、勒戒處分。此在被告係初犯，從未執行任何毒品觀察、勒戒之情形，更有其必要。何況戒癮治療之執行，係以社區醫療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施用毒品者得繼續正常家庭及社會生活，並非集中於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處分者所可比擬，不得率認未完成戒癮治療者，即無再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實效。況檢察官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為「附命緩起訴」時，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併命被告於一定期間遵守或履行其他事項（如支付公益金、為義務勞務、完成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等），若施用毒品之被告係因未履行該項其他負擔而遭撤銷緩起訴處分，更不得認其戒癮治療難達預期治療效果，而應回歸刑事處罰程序。2.97年4月30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已改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與「附命緩起訴」處分並行之雙軌模式，「附命緩起訴」處分並擴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之情形，可見立法者有意在「附命緩起訴」處分程序，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採更寬容之態度。上述二程序之執行方式有別，其間仍有差異。前者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視其執行成效，由觀察、勒戒，進而強制戒治，循序為之。後者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得為「附命緩起訴」處分。而依「戒癮治療完成認定標準」第3條、第7條、第11條規定，「戒癮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心理治療、社會復健治療」、「戒癮治療之期程以連續1年為限」、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處分，得指定被告應遵行事項。被告同意參加「附命緩起訴」處分，即應完成「戒癮治療」、檢察官指定之應遵行事項至緩起訴期間屆滿止。前者與後者對照以觀，「附命緩起訴」處分雖得佐以採尿、對相關規定遵守等約制方式，使被告確實完成「戒癮治療」，但被告在「戒癮治療」完成前，難認得與觀察、勒戒「已執行完畢」之情形等同視之。故被告因「戒癮治療」未完成，其「附命緩起訴」處分被撤銷，自與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之情形有別，不能等同曾受觀察、勒戒之處遇。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引起的相關效應關於（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3年後再犯」，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已對現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及「附命緩起訴」處分之雙軌治療模式引起下列相關效應：1.本院最近所持見解認：（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所謂「3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以「3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該規定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換言之，被告是否因再犯施用毒品罪而經起訴、判刑或執行，均不影響法院再令觀察、勒戒之認定。則舉重以明輕，被告縱曾經檢察官為「附命緩起訴」處分，若未完成戒癮治療，依理亦不影響法院再令觀察、勒戒之認定。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97年4月30日修法時新增第24條「附命緩起訴」處分制度，希望藉由機構外之完整醫療體系，提供毒癮戒治者合法妥適之治療，再以事後密集之監控措施防止施用毒品者再犯，而確立「附命緩起訴」處分及「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如前述，立法者有意在「附命緩起訴」處分程序，對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採更寬容之態度。此制度建立以來，就雙軌各自衍生之相關問題，本院所採的法律見解寬嚴約略一致。惟本院最近就其中一軌，即與「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有關之「3年後再犯」所持見解，既已跳脫既往窠臼，重新評價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而採對被告寬厚之解釋方法。與此同時，對於另一軌，即「附命緩起訴」處分，亦宜採相同態度，方不致對於適用「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被告採寬厚之見解，然對於適用另一軌，即「附命緩起訴」處分之被告，採嚴苛之解釋，認被告即使未完成戒癮治療，事實上仍等同已接受「觀察、勒戒」之處遇，致本院對雙軌各自衍生之相關問題，解釋嚴苛不一，厚此薄彼，使適用不同程序之被告，遭受不同的對待，當非所宜，且如此解釋亦與立法原意背道而馳。綜上，本院依先前統一見解作成之肯定說相關裁判，在當時的時空背景，雖有其立論基礎。惟上開見解，已因（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3年後再犯」，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引起相關效應，致原先所採的肯定說見解，在目前的時空環境，不但在法理上有待斟酌，並造成本院對於雙軌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解釋嚴苛不一，已不合時宜。因此，原先認「附命緩起訴」處分之被告未能履行所定條件，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分，事實上已接受等同「觀察、勒戒」處遇，竟未能履行該條件，自應於撤銷緩起訴處分後，依法起訴之見解，確有改採否定說的必要。參考法條：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九、110年度台非字第142號（裁判書全文）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意義在於被告不會因害怕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保障其上訴權的行使。此原則雖為保障被告上訴權而設，但發現真實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另刑事上訴制度除使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外，亦有糾正違法失當判決的功能，是刑事上訴制度雖在維護被告之審級救濟權利，藉以保護人權，但所謂人權非僅專指被告之人權，尚包含被害人之人權，及整體國家社會法益在內，是上級審如發現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即不受原審判決量刑之限制。換言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方面為了保障被告之上訴權，設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另一方面又為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設有例外規定以確保法律的正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本文及但書之規定，本質上既為保障被告之上訴權，又為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因此於適用時，自不得偏廢任一方。非常上訴理由稱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將無法有效保障被告上訴權之行使，有違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云云，僅著重於被告利益之維護，而忽略上開規定之另一立法目的，即「發見真實」，亦非妥適。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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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係人之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其所謂之妨害人行使權利，乃妨害被害人在法律上所得為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不論其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之權利，均包括在內。而是否妨害人行使權利，必須檢驗是否有手段目的之可非難性，倘行為人之行為，已該當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或為依法令之行為，即已阻卻違法，自係法之所許，難認係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即便行為人之行為不符合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仍應藉由對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整體衡量，以判斷是否具有社會可非難性。倘依行為當時之社會倫理觀念，乃屬相當而得受容許，或所侵害之法益極其微小，不足以影響社會之正常運作，而與社會生活相當者，即欠缺違法性，尚難以該罪相繩。參考法條：刑法第304條

刑法第304條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

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揆其旨趣乃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意在使人類互盡保護之義務，倘違反之，致損害他人權利，與親自加害無異，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準此，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查水域遊憩辦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應投保責任保險並為遊客投保傷害保險；其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者，亦同。」課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之業者，為遊客投保傷害保險之義務，目的係透過保險機制之功能，分攤因從事水域活動所可能致生之危險及相關風險，使遊客在參與業者所經營業務即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意外時，即可獲得一定之保障。藉由行政措施之管制及強制，保障於從事具危險性之水域活動時，縱業者無可歸責之事由，遊客仍可受該保險保護之權益，此項規定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

民法第184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0條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2399號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人格自由發展在使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被繼承人之遺體非僅係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物，對繼承人子女而言，尚具有遺族對先人悼念不捨、虔敬追思情感之意義。基於一般社會風俗民情及倫理觀念，子女對其已故父母之孝思、敬仰愛慕及追念感情，係屬個人克盡孝道之自我實現，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自屬應受保護之人格法益。倘繼承人子女因他人無正當理由未予通知即擅自處分其父母遺體火化下葬，致其虔敬追念感情不能獲得滿足，破壞其緬懷盡孝之追求，難謂其人格法益未受不法侵害。相關法條：民法第195條

民法第195條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2568號

按民法第28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此係法人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須以法人之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而侵害他人之權利，合於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要件時，乃責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倘代表人之行為尚不構成侵權行為，即難認有本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次按各級主管機關為查證工作時，發現土壤、底泥或地下水因受污染而有影響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所採取土污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7款及第8款之應變必要措施，得命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場所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以下與使用人、管理人合稱場所所有人等）為之。場所所有人等因此支出之應變必要措施費用，得向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連帶求償，土污法第7條第5項、第43條第7項定有明文。而場所所有人等支出應變必要措施費用之求償既已有明文規定，自不屬同法第52條第1項所定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因土壤污染致他人受損害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且場所所有人等依前開規定向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求償時，並不以合於侵權行為之要件為必要，則縱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為法人，亦難認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人當然應依民法第2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之責任。按土污法所謂污染行為人，指因有洩漏或棄置污染物、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仲介或容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等行為之一，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而潛在污染責任人，則指因排放、灌注、滲透污染物，或核准或同意於灌排系統及灌區集水區域內排放廢污水等行為，致污染物累積於土壤或地下水，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土污法第2條第15款、第16款亦有明定。良以土污法對於土壤污染之整治，係採無過失責任，倘行為人之排放行為造成土壤污染，即無待確定其排放行為是否符合環保法令，均需負整治責任，此即潛在污染責任人所由設，尚非謂其排放行為必然為違法。又無論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行為人，就場所所有人等支出之應變必要措施費用，均應依土污法第43條第7項規定，負連帶償還之義務；且場所所有人等求償費用，既與主管機關依同條第1項規定，以行政處分命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繳納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等措施費用之情形有別，則潛在污染責任人自不得主張僅須償還其費用2分之1。相關法條：民法第28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第7條、第15條、第43條、第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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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2603號

所謂「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Delivery、或稱「監視下運送」），主要係針對跨國境、集團性如毒品、武器、偽造貨幣等交易、走私，所謂「無被害人犯罪」所實施的一種新興特殊偵查手段。由於涉案雙方具有相當之利害關係，相互掩護並包庇，使犯罪更為隱蔽而難以發覺及蒐證。其中如毒品犯罪，毒犯為逃避追緝，往往採用人貨分離方式犯案，即便查扣毒品，也未必能查獲涉案人及幕後主使者。聯合國於西元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暨精神藥物公約」、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已具國內法性質之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均制定有關「控制下交付」之成文條款。我國雖非公約之締約國，惟鑑於毒品犯罪係國際公罪，身為地球村之一員，自不能自絕於國際社會。故於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32條之1即增訂有關「控制下交付」條文，俾供查緝毒品犯罪機關遵循。簡言之，毒品條例之「控制下交付」係指在偵查機關知情並監控下，允許已證實或可疑為毒品及相關人員出入或通過一國或多國領域，藉由跟蹤、監聽、眼線、探測或其他特殊技術來偵查跨國性毒品犯罪。因「控制下交付」係為打擊毒品犯罪所為跨國性國際合作，其間涉及之國際義務者端賴於國際間之雙方合作協定，事關國家司法主權，故對被告、犯罪嫌疑人及毒品入出國境所實施之偵查作為，無論係檢察官或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司法警察官，認有實施「控制下交付」之必要，均須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並核發偵查指揮書後始得據以實施（參見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1項），以昭慎重。與偵查機關對於一般案件實施之埋伏、跟蹤、監聽或監視等偵查作為，顯有差異。前者之目的可稱係為「放長線釣大魚」或「一網打盡」，後者則比較趨近「守株待兔」。惟不論是「控制下交付」或一般偵查之監視等手段，犯罪行為雖均處於偵查機關監控之下，但本質上仍係犯罪行為人基於自己意思支配下實行犯罪，其犯罪事實及形態並無改變，故不影響行為人原有之犯意，原則上並不生犯罪既、未遂問題。此與行為人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之意思，具有司法警察權之偵查人員於獲悉後為取得證據，提供機會，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佯與之為對合行為，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待其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時，予以逮捕、偵辦，所謂之「誘捕偵查」（即俗稱「釣魚偵查」），因為對合行為者無與行為人真正犯罪之意，則須考慮犯罪行為人既、未遂罪，截然不同。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276號

對於「成年人故意對因親屬關係而受其監督、照護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利用權勢而為猥褻之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第227條第4項之罪或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本案部分），甚至「行為人之行為同時該當於刑法第227條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之構成要件時，應如何論處?」，實務上有認刑法第227條係以被害人之年齡為其特殊要件，應論以刑法第227條之罪（甲說）。另有認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則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有關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又依兒少福權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之罪，亦屬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特殊要件。成年人若故意對未滿14歲或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犯刑法第228條之罪，除應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外，因其同時符合刑法第227條之構成要件，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重之罪論處（乙說）。(1)本庭對此法律問題，擬採乙說，並認為：採甲說者，應係以51年台上字第1214號判例為其憑據，惟該判例雖闡釋當時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祗以被害人之年齡為特殊要件，苟被姦女子在14歲以上尚未滿16歲，縱使被告係利用權勢，對於服從自己監督之人而為之，亦應認為被吸收於刑法第227條第1項犯罪之內，不發生與刑法第228條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之問題等旨。然上揭判例意旨，主要在揭櫫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第228條為法條競合關係，不構成想像競合犯。惟依88年4月21日修正前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所定，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猥褻之行為罪，法定刑分別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係於92年5月28日制定公布，同年月30日施行，並於100年11月30日更名為兒少福權法，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第228條之罪，自92年5月30日起始須依各該相關規定加重其刑），故上揭判例作成當時，刑法第227條與第228條於法條競合下，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刑法第228條之罪被第227條之罪吸收，尚無爭議。然刑法第227條、第228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後，若被害人為未滿14歲之人，因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法定刑較重，仍應論以該重罪，但被害人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者，於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更名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第1項）加重其刑後，其法定刑已較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4項為重，自應適用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論處，方合乎法條競合理論。若仍依刑法第227條第3項、第4項論處，法定刑反而比成年人故意對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犯刑法第228條之罪時，依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之結果為輕，用法亦難謂合。何況，51年台上字第1214號判例業據本院於105年7月26日105年度第1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以法律已修正，本則判例不合時宜而不再援用，基於同一理由，亦不宜採取甲說。(2)由於本庭所擬採之乙說，就本案部分與本院先前裁判見解歧異，其他情形則因實務上法律見解多有分歧，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經本庭評議後，認為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對於刑法第227條第1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競合者，論以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2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競合者，論以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3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競合者，論以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刑法第227條第4項與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競合者，論以兒少福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罪（即本案情形）。乃就上開法律問題所持之乙說見解，於110年3月16日以110年度台上徵字第276號徵詢書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業已完成，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本庭之見解。是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論處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228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7條、第228條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

關於本案警方進行監聽所取得之內容（下稱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部分，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法律爭議：1.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5條第4項規定，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15日至少作成1次以上之報告書，或依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之命提出報告。若執行機關於15日內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前製作期中報告書，惟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已逾15日或法官指定之期日，是否違反該規定？（下稱法律爭議一）2.執行機關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之期中報告義務，其監聽所得資料，有無證據能力？（下稱法律爭議二）1.法律爭議一部分（1）通保法第5條第4項係規範執行機關二種不同之報告義務通保法在96年6月15日修正時，增訂第5條第4項規定：「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使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負有提出期中報告書之義務；嗣立法者為強化監聽執行期間之外部監督機制，乃於103年1月14日修正為「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15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除將原條文「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修正為「每15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下稱定期報告）外，並於該條項中段增訂「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考其上述修正意旨，及新增中段之用語為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復佐以通保法於96年增訂第5條第4項，其立法理由所揭「增訂本條第4項，使執行機關應負於通訊監察期間提出報告之義務」之旨，可徵該項所稱之「作成」實指「作成後提出」，而非單指作成；以及法官依其為核發權人之地位，本即有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之權限，以審酌是否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而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使外部監督更為強化，維護法律保留原則與落實比例原則。堪認該條項新增之中段規定，並非指法官命執行機關提出已作成之定期報告，而係賦予法官於認有必要時，得於定期報告外，隨時命執行機關製作且提出報告書（下稱指定報告），以供審核。準此，上開定期報告和指定報告，係兩個不同之獨立規範，倘法官另有指定，則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負有兩種不同類型之報告義務。（2）通保法第5條第4項之期限係指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時間通保法第5條第4項雖僅規定「作成」或「提出」報告書，而無應於15日內作成或法官指定期日提出「並陳報至法院」之明文，惟上開期日均應解釋為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期限，理由如下：①該條項前段固僅規定「作成」報告書，惟由96年增訂該條項之立法理由，可徵執行機關除作成報告書外，尚需提出，亦即條文所稱之「作成」是指「作成及提出」。而該條項中段雖僅規定「提出」報告，然提出前應先作成報告書，乃當然之理，是條文所稱之「提出」同指「作成及提出」。基此，尚難僅以條文文義，逕認執行機關只需在該期日作成報告書，即符合該條項之期中報告義務。②通訊監察無論在發動前或執行中，監察對象均無從得知，故而無行使防禦權或聲明不服、尋求救濟之機會。且因通訊之雙向本質，必將同時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復因通訊監察具有在特定期間內持續實施之特性，屬對人民通訊自由持續干預之強制處分，於執行監聽期間，倘核准之要件不復存在，或保全目的已經達成，即失去續行監聽之正當性，自應停止監聽，乃法理上之當然。鑑於通訊監察對人民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之侵害既深且廣，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除揭示通訊監察之發動，應由獨立、客觀行使職權之法官事前審查外，亦於其理由書作出法官應「隨時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形」之指示。而執行機關之期中報告義務，即係通保法回應上開憲法之誡命，為強化監聽進行中之外部監督機制，使法院得適時判斷是否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情狀，以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而設，此觀通保法第5條第4項後段「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之規定自明。則該條項所稱之15日，及法官指定提出報告書之期日，自應解釋為報告書陳報至該管法院之期限，否則執行機關僅於期限內製作期中報告書，卻遲未交付法院，或者陳報至法院時，監聽期間行將屆滿，將無從落實該規範目的。從而，執行機關雖於執行監聽期間15日內，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前製作期中報告書，惟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已逾該期限，自屬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期中報告義務。2.法律爭議二部分（1）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前（下稱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部分①通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此為國家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法律依據。因此，法官僅有在符合該條項所定之要件，始得核發通訊監察書。而通訊監察書之核發是否合法，應以法官核發當時之偵查狀況為審查基點，尚非以事後監聽進行之情形為斷。是以，期中報告義務並非針對「通訊監察書核發」合法性所設之中間審查制度，自不得以執行機關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致法院無從審查先前所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合法性為由，否定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②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違反第5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基此，如無違反第5條規定進行監聽之情事，自無該條項證據絕對排除規定之適用。而執行機關僅於應為定期報告或指定報告之期限屆至時，仍未盡其作為義務，始有違反第5條第4項期中報告義務規定之可言。則所謂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規定監聽所得資料，自僅止於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後之監聽所得資料，不應回溯推翻違反該義務前，依法院核發之令狀合法監聽所得資料之證據能力。③綜上，執行機關雖違反期中報告義務，但其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仍有證據能力。（2）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後至監察期間屆滿前（下稱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①「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與「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同為通保法之立法目的。於二者發生衝突時，通保法規定就第5條第1項所列之重罪，於符合具有相當理由之關聯性，及最後手段性等實質要件時，准予核發通訊監察書，實施通訊監察。就此業經立法者權衡，明確決定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應為退讓之利益衡量結果，自應予尊重。則執行機關依法院核發之令狀監聽所得資料，原則上應得作為證據使用，倘因執行機關於執行監聽期間違反期中報告義務，即不問違反情節如何，均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予以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將天平之一端全然傾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之保障，無異全盤否定立法者所為之權衡。②期中報告義務之規範目的，除屬外部監督機制，使法院得藉此審查有無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以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外，並有促使執行機關儘速聽取監聽所得資料，以確定該電信設備是否確為監察對象使用、是否已監聽到足夠之證據資料等，如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應即停止監聽以履行其自我監督義務。是僅於執行機關在通訊監察期間完全未製作期中報告書，始實質違反期中報告義務之規範意旨，其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方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規範「違反第5條規定」，不得採為證據之範疇；反之，於執行機關業已製作期中報告書，僅陳報至該管法院有所遲延，因執行機關仍有履行其自我監督義務，且法官亦非無據以審查之可能，尚難謂期中報告義務之立法目的全然未獲落實，此時若認仍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規範「違反第5條規定」之射程範圍，而予絕對禁止使用，不僅有悖立法者所為之利益權衡，且違反比例原則。於此情形，監聽所得資料並非依通保法上開條項規定排除證據能力，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斟酌逾期情形，對法院審查判斷有無應撤銷原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影響程度、執行機關違背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侵害監察對象或第三人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認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③從而，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所稱「違反第5條規定」，就違反期中報告義務而言，應為限縮解釋，僅指執行機關在通訊監察期間完全未製作期中報告書之情形，至其他違反情狀，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證據能力之有無，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認定之。3.綜上，執行機關於執行通訊監察期間所作之期中報告書，陳報至該管法院時，如已逾15日之法定期限，或法官指定之期日，均屬違反通保法第5條第4項期中報告義務之規定。又執行機關違反期中報告義務，於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具有證據能力；於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則視執行機關是否已於通訊監察期間製作報告書而定。如完全未製作，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無證據能力；倘已製作，僅逾期陳報至該管法院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定之。本院刑事大法庭已就本件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簡言之，期限前監聽所得資料具有證據能力，期限後監聽所得資料部分，則視執行機關於通訊監察書核准之該次通訊監察期間，有無製作期中報告書為斷，若完全未製作，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3項規定無證據能力；若已製作，僅逾期提出，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認定之。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4項、第18條之1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4項、第18條之1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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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013號

上訴人依系爭推定租賃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回溯5年期間之租金，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即「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一併請求房屋所有人給付核定之租金者，其所得請求給付租金之期間，是否僅限於其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之意思表示即起訴狀繕本送達房屋所有人之日起算?」本院先前具相同事實之裁判，有「僅得請求自請求定租額之意思表示到達房屋所有人之日起算之租金」，及「得請求自租賃關係成立時起算之租金」等見解之積極歧異，本庭認應採後說之見解，乃於111年11月3日向本院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受徵詢之各民事庭，均採取與本庭相同法律見解，即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所定租金數額，得請求自「租賃關係成立時」起算之租金，非僅限於其請求法院定租金數額之意思表示到達房屋所有人之日以後之租金。有本院110年度台上徵字第3013號徵詢書(含補充更正)及各民事庭回復書在卷足稽。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既經徵詢程序業經統一，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相關法條：民法第425條之1

民法第425條之1

112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04號

按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蓋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又收養之有效或無效，收養關係當事人或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如有爭議，於家事事件法101年6月1日施行前，應以確認收養關係無效之訴主張之，該法施行後，於第3條明定以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之，此訴自含民法第1079條之4所指之收養無效情形，即有確認過去法律關係之有效、無效及成立、不成立之訴訟類型。而收養關係之存在與否，不以收養成立時，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之收養意思是否合致為唯一判斷基準，苟於收養時欠缺該收養之實質要件，其後因一定之養親子身分關係生活事實之持續，足以使收養關係人及一般人信其等間之收養關係成立者，亦非不得成立收養關係。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3條，民法第1079條之4

家事事件法第3條，民法第1079條之4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063號

按刑法第14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以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且其違反與結果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為擔負過失罪責之要件。而依當代刑法理論「客觀歸責論」之架構，過失犯之成立，若行為人藉由侵害行為（一）對行為客體製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二）此不法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了，且（三）此結果存在於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內，則由此行為所引起的結果，始得算作行為人的成果而歸責予行為人。亦即行為人必須具備製造風險、風險實現及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之3項要件。審諸客觀歸責理論，本件堆高機因不具安全性，依法不得駕駛於道路，上訴人貿然於夜間駕駛依法禁止行駛於道路之堆高機上路，已然製造了法律所不容許的風險，而上訴人自身既未遵守交通規則，自不能主張信賴原則或可容許之風險；再者，堆高機車速緩慢、後方照明不足，車寬佔據大半車道，被害人陳○濱未能預測前方之車道上有堆高機，導致碰撞進而死亡之結果，上訴人上開製造之風險與本件所生事故之死亡結果，具有常備關連性、結果之可避免性且於注意規範保護目的範圍之內，風險已然實現，且本件亦不屬他人（第三人）或自我（被害人）專屬負責領域，上訴人既製造風險、風險實現，且在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依客觀歸責理論3階段之判斷，上訴人仍應負過失責任。參考法條：刑法第14條第1項、第276條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2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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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

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須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例如「幹」字一詞，可能用以侮辱他人，亦可能作為與親近友人問候之發語詞（如：「幹，最近死到哪裡去了。」），或者宣洩情緒之詞（如：「幹，真衰！」）；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須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作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例如記者在報導法院判決之公務員貪污犯行時，直言「厚顏無恥」）；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論爭，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參考法條：刑法第309條

刑法第309條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11號

按農地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係列於第3順位之優先購買權人，此觀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規定自明，揆其立法目的在藉由溫和手段以達擴大農場經營面積，適合機耕之需要。又農發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第4項中段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其規範意旨在保護農地所有人與農舍所有人之權益，使農舍所有權與農地利用權結為一體，維持農舍所有權之安定，物盡其用，避免農舍與農地分離，法律關係複雜，以達該條例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及促進農地合理利用之立法目的。另農舍係指以農作為目的或便利農地種植所建房舍，藉供堆置農具、肥料或臨時休息之用，協助農地生產、經營與管理，有不可分離性。農業用之農業設施，自其具有農作生產目的或便利農作之性質以觀，與農舍同義。準此，農地重劃區內有耕地及坐落其上之農舍、供農業用農業設施出售時，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文義，雖未將坐落耕地之農舍、農業用農業設施之類型涵蓋在優先購買權內，惟綜觀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及農發條例第18條第4項中段之規範意旨，係屬漏洞，應以目的性擴張之漏洞填補方式，將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優先購買權範圍，擴及於農地重劃區內耕地上坐落之農舍、農業用農業設施，以貫徹上開2條規定之旨趣。相關法規：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7六、110年度台上字第319號（裁判書全文）法人，以其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外國社團法人社員之權利義務、外國法人之機關及其組織、代表人及代表權之限制暨其他內部事項，依其本國法，此觀涉民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第9款規定自明。而我國籍被繼承人所遺財產為外國公司之股份或股權者，依涉民法第58條規定，其繼承固應依我國法。惟於繼承人因遺產分割而取得該股份或股權之前，該外國法院依該國法律，為因應該外國公司經營、管理之需要，就該股份或股權之行使，選任限制性遺產管理人者，係就屬遺產之外國公司股份或股權，定其暫時有權行使股權之人，與被繼承人之遺產辦理繼承分割並不衝突，可併行不悖。嗣因遺產分割而取得該股份或股權之繼承人，得依該外國法律，向該外國法院主張其已繼受原股東之股份或股權，而請求排除該限制性遺產管理人之管理權。相關法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58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第14條、第58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166號

（一）按侵權行為損害的發生，如符合共同侵權行為或共同危險行為之要件，基於保護被害人之目的，各行為人除應就自己行為部分外，尚應就他人行為之結果，負其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參照）。惟考慮各行為人對損害發生之相對責任程度，如於具體個案，認行為人仍須對全部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顯屬過苛，要與行為人僅就自己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務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不無牴觸。又因欠缺注意而過失為不實財報編製查核之董監事，與發行人之責任有別，法院在決定因過失違反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董監事所應負責任時，為避免過苛之賠償責任降低優秀人才出任之意願，而有礙企業之用才、公司治理及國家經濟發展，非不得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斟酌各賠償義務人之行為特性、其違法行為與損害之關連程度等情狀，進而依其責任比例，定各自賠償責任。（二）復按91年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於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增訂前，有價證券之發行人如有財報不實情事，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規定之責任主體，非不得依其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認責任主體包括發行人之負責人，並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參與編製財報）涵攝在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且與刑事罰不同，不以故意為必要。倘若欠缺注意而過失為不實財報編製或查核，違反前開保護他人之法律，如與曾故意在不實財報上簽名或蓋章者之行為相結合而發生損害之結果，自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如欲免責，即應就已盡相當之注意，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主要內容無虛偽、隱匿情事，負舉證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185條、第184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20條

民法第185條、第184條、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20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193號

營業秘密法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保障營業秘密，以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並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營業秘密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營業秘密法第2條定有明文。意即，所謂之營業秘密，必須具有秘密性、經濟價值性及持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始足當之。其中所謂秘密性，係指除一般公眾所不知者外，相關專業領域中之人亦不知悉，倘為普遍共知或可輕易得知者，則不具秘密性要件。而所謂透過「還原工程」（ReverseEngineering）方式獲知營業秘密內容，即非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不發生侵害營業秘密問題者，係指第三人透過合法手段取得他人營業秘密所附著之產品後，進行逆向分析及研究，以演繹並得出該產品之處理流程、組織結構、功能效能及規格等設計要素，藉以瞭解該產品之製造或研發方法等資訊。而以還原工程探知他人之營業秘密，乃為第三人自行研發取得之成果，並非不公平競爭之手段，故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2項所列不正當方法之「其他類似方法」一詞，依其立法理由所載，並不包括還原工程在內。是第三人（如競爭廠商）固得以還原工程獲得產品相關技術等資訊，然未可逕認該資訊即非屬該產品研發者之營業秘密。倘若該還原工程之實施須付出相當之成本（如金錢、時間、專業儀器、專業知識等），足見該產品中之資訊並非輕易可得，第三人欲知其中之資訊，仍須付出相當心力方可獲得，堪認該資訊依然具有機密性，當受營業秘密之保護。至第三人透過不正當方法取得產品（如竊取未上市之原型機），並進行還原工程獲得營業秘密，縱使於還原工程中付出努力及成本，因其取得產品之方法本身不具正當性，自不應許其從違法行為取得任何利益。從而，第三人如主張所取得之資訊（營業秘密），可以透過還原工程而輕易得知，即應究明其是否以合法方式為之，倘若是透過不正當方法取得資訊，縱該資訊確可透過還原工程而輕易得知，仍屬營業秘密保護之標的，以符營業秘密法之立法意旨。參考法條：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營業秘密法第10條、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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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

刑事訴訟法第387條雖規定「第三審之審判，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但所謂適用與準用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本院進行言詞辯論，性質屬於法律對話，有別於事實審包含證據調查之審判程序，自不許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參與，審判期日當然無庸通知、傳喚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惟本件原審宣告死刑，基於對生命權之尊重，依刑事訴訟法第387條準用第289條第2項之規定：「前項辯論後，應命依同一次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辯論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應行所謂「科刑辯論」，俾妥慎適用死刑。本院為法律審，所行言詞辯論係基於法律辯論之目的，就死刑案件所為之科刑辯論，仍應由法律專家之檢察官、辯護人參與，被告應定位為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之「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本院應賦予其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此一科刑範圍意見之陳述權，被告並無到庭之義務，有別於事實審應保障之聽審權、陳述權，應無被告須到庭審判原則之適用。至對於收容在監所之被告，是否提解到庭或得以其他適當之方式（例如遠距視訊）為之，本院自得視被告之意願、案情需求、保障訴訟防禦權之必要性，及提解被告到庭陳述是否有助於釐清爭點等情形，綜合審酌決定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87條、第289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387條、第289條第2項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333號

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之制定，旨在保障人民受公正、合法及迅速之審判，該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第8條情形外，檢察官（自訴人）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必須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即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者為限。此係因被告被訴之事實經第一、二審實質審理後既均為諭知無罪，表示檢察官（自訴人）於第一、二審提出之證據，均未能說服第一、二審法院，若容許檢察官（自訴人）一再上訴，被告可能承受更多次之事實審之審理，有礙其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利，為符無罪推定原則，乃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其次，上開規定雖僅限前述諭知無罪之判決；於有第三人參與之沒收程序（下稱第三人沒收程序），若第一審諭知不予沒收，第二審維持第一審不予沒收之判決，檢察官不服此部分之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時，是否亦受速審法第9條第1項之限制，法雖無明文。然速審法施行後，我國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已經修正，並自民國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沒收新制認為沒收係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不具刑罰本質；除不再認沒收係「從刑」，並擴張沒收之範圍外，沒收之對象且可及於第三人；刑事訴訟法為免因刑事訴訟程序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權益受損，並相應增訂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除賦與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外，有關刑事被告之訴訟上權利，亦多可準用。亦即，沒收程序與被告犯罪事實之調查、審理，雖非絕無關連，然已具獨立於刑罰以外效果；法院於第三人沒收程序之審理，除應就財產是否係犯罪所得、是否屬於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定因犯罪而由第三人取得之財產，乃至是否為第三人之財產等，依前述刑法規定實質審查外，其審判程序亦應踐行增訂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之規定，為實質之調查、審認；此與法院就被告被訴事實之調查、審理及認定，除有關證人之詰問等少數規定外，並無不同。換言之，第一、二審依第三人沒收程序之規定實質審理所得，與其就被告被訴事實之調查、認定結果，並無本質上之差異。則攸關被告犯罪成立或刑罰有無之認定，檢察官就第二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之上訴，既應受前述之限制，舉重明輕並本於同一法理，與第三人財產是否應予剝奪之沒收事項，第二審若維持第一審不予沒收之判決，應同受限制。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511號

按刑法第26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故所謂不能未遂，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又上開條文之立法理由關於未遂犯之規定，雖載明採客觀未遂理論，惟若僅著眼客觀層面之實踐，不無過度擴張不能未遂之不罰範圍，而有悖人民法律感情，自非不得兼以行為人是否出於「重大無知」之誤認作為判斷依據。從而，有否侵害法益之危險，應綜合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行為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事實為基礎，再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而為判斷，非單純以客觀上真正存在之事實情狀為憑。行為人倘非出於「重大無知」之誤認，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已有侵害法益之危險，仍為障礙未遂，非不能未遂。參考法條：刑法第25條、第26條

刑法第25條、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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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556號

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185條之3第1項之不能安全駕駛罪，雖均以公共交通安全為保護法益，惟二者不論構成要件或其法律效果，均不相同。前者，以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為要件，屬具體危險犯，以發生往來風險之結果為必要。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5,000元以下罰金」；後者，乃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或有前述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抑或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等情形之一者為要件，性質上屬抽象危險犯，只須出現上述危險駕駛行為即為已足。其法定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而所以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外，另增訂不能安全駕駛罪，乃係鑑於酒醉或服用毒品等藥物而駕車者肇事案件占交通事故之比例甚高，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設有行政罰之規定，然仍不足以遏止，為維護交通安全，乃於民國88年4月21日修正刑法時特予增訂，再參酌刑法公共危險罪章有關交通犯罪原即有第185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規範，以及該2罪法定刑輕重有別等情以觀，足徵第185條之3規定之增訂，乃立法者對於法益作「前置性之保護」，在法益尚未遭受現實侵害之前，即予介入，以求更周延之保護法益。因而就前開所列之危險駕駛行為予以刑罰制裁，以彌補修法增訂前無處罰依據之缺漏。從而，行為人如無以交通工具作為妨害交通手段之意圖，而僅單純為第185條之3第1項各款所列之不能安全駕駛行為，自不該當同法第185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尚難以該罪相繩。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安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於空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以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參考法條：刑法第185條、第185條之3

刑法第185條、第185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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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

民國104年12月30日增修、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40條規定：「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第1項）、「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第2項）、「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第3項）其增修之立法意旨，乃因沒收已同時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故其宣告，不必然附隨於裁判為之。且為排除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之追訴障礙，對於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例如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欠缺責任能力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罹患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受有罪判決之免刑判決者，均可單獨宣告沒收之。而對於犯罪行為人逃避刑事訴追而遭通緝時，依逃犯失權法則，不論犯罪行為人在國內或國外，法院亦得不待其到庭逕為沒收與否之裁判。是增修後之刑法沒收制度，係將沒收去從刑化，並引進上開單獨宣告沒收之規定，除對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之罪之一般刑事程序（即主體程序）外，另設專門對物沒收之客體程序。而得適用單獨宣告沒收之程序者，不論是犯罪物或利得沒收，亦不分是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皆包括在內，抑且對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亦可單獨宣告沒收。惟對物沒收之客體程序，亦可能附隨於已開啟之主體程序，如上所述，於起訴後始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而無法為有罪之判決，或雖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但檢察官聲請沒收者為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時，亦非不得為單獨宣告沒收。從而，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此與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規定：「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裁定之。」係真正客體程序（對物訴訟）之單獨宣告沒收，尚屬有別。至於同法第309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主文內載明所犯之罪，並分別情形，記載諭知之主刑、從刑、刑之免除或沒收。」乃有罪判決書就個案情形應記載事項之規定，與前述判決不受理、免訴、無罪而於判決中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並不互斥。參考法條：刑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刑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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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690號

（一）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對於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下統稱為住宅）或隱匿其內犯強制性交罪，予以加重處罰。係鑑於人民有免於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保障其性自主權。蓋住宅為個人之私人生活及活動處所，居住其內可以感受平穩及安全，可合理期待不會受他人干擾及破壞，屬憲法第22條保障之居住權。倘經他人無故侵入或滯留其內，甚而剝奪居住者之性自主權，當屬嚴重破壞居住和平及性決定之行為。故所保護對象，自不以該住宅之所有權人為限，即對該住宅因支配管理監督而對該場所具有使用權者，亦同受保障；相對言之，縱行為人為該住宅之所有權人或設籍其內，只要有無故侵入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亦成立本罪。至所稱「無故」，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居住權人同意，而違反居住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並應以客觀標準就個案為觀察，凡為法律、道義、習慣或一般社會通念所應認可，而無悖於公序良俗者，始可認為「非無故」。（二）上訴人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之108年6月30日搬離住所，而與告訴人分居，已可認告訴人暫時不願與上訴人共同生活，雖民法第1001條規定夫妻互負同居義務，但若雙方協議分居，即係賦與夫妻雙方在此冷靜期內思考是否仍應協力維護家庭和諧及共同生活之可能性，自應予以尊重。縱於分居期間，法律上並未限制上訴人不得返回其住所，但基於兩性人格尊嚴平等保護之立場，自必須具有正當理由或得到告訴人同意，於不干擾告訴人居住安全之情況下始得進入住宅，惟本案上訴人未具任何理由欲強行進入住宅，已遭告訴人拒絕而離去，竟於凌晨夜深人靜時，擅以石塊砸毀窗戶玻璃方式強行侵入屋內，進而對告訴人強制性交，無論從法律、道義、習慣或一般社會通念，由客觀上觀察，難認屬有權合法進入住宅，原審認上訴人應成立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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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732號

110年度台上字第3872號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旨在確保被告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人，不致因其正當行使上訴權利以循求救濟，反而經上訴審法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俾落實憲法所揭櫫訴訟權保障之實質內涵及二重危險禁止之理念。惟在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倘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者，即無上開原則之適用，此為同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規定。關於「適用法條不當」而得諭知較重之刑（含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例如強制工作）的判斷標準，以完足保障被告上訴權利之觀點而言，尚不能單純以論罪法條不同為唯一考量因素，而應具體總合衡酌實體及程序上之事項，加以判斷。申言之，除形式上比較應變更或增減之法條其法定刑度或法律效果之差異外，亦應綜合考量原審法院有無實質審酌、論斷該法條所涵攝之事實而予以充分評價。又該法條涵攝之事實，上級審法院應於踐行法定告知程序，並允宜兼及適用法條不當之法律效果後，實質進行辯論等正當程序，以避免造成突襲性裁判。經審酌上開各項標準，在兼顧被告上訴權利之保障下，具體地總合判斷是否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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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

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即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即辨識力或控制力顯著減低）之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同條第3項定有明文。故揭櫫該條項所定原因自由行為不適用不罰及減輕其刑規定之旨，亦即，原因自由行為處罰之原理，著重在精神或心智狀態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之行為人，於原因階段製造風險之行為。認為行為人在原因階段為某行為（例如酒精或藥物濫用等行為）時，已認識或可能預見其後會有侵害法益之危險發生，而仍繼續從事其原因行為，或逕行放棄對後續可能發生侵害法益危險之控制，因而導致法益侵害之失控，自應對其所實現之風險負刑事責任。惟行為人有無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而陷於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狀，仍須基於行為人自陷於上開情狀之普遍客觀表徵（例如行為人是否有長期酒精或藥物濫用史），予以審認行為人對於自陷於上開情狀下侵害他人法益之行止，有無認識或預見可能性，或行為人是否基於侵害他人法益之目的而自陷於上開情狀等情形，予以具體判斷。至於倘行為人陷於上開情狀係因罹患精神疾病所導致，雖未依醫囑服用藥物或定期回診就醫，仍與行為人於精神狀態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時，故意或過失自陷於辨識力或控制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狀有間，自難遽謂係屬原因自由行為。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

刑法第19條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公平正義之維護」，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專指利益於被告之事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倘法院已盡曉諭聲請調查證據之義務，檢察官仍不為聲請，或陳述不予調查之意見，法院未為調查，即無違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規定。反之，若法院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致事實未明仍待釐清者，逕以證據不足諭知無罪，即非適法。本件證人高○偉、周○國於警、偵訊及第一審均指證被告於案發時以布包著扣案槍、彈交給其等攜帶上車，並經被告迭於偵查中為自白認罪之意思表示。則倘認扣案槍、彈、鑑定書及前揭查獲扣案槍、彈經過之情況證據等，均不足採為佐證被告自白及高○偉、周○國供述真實性之補強證據，仍尚須釐清扣案槍、彈是否確以布包著，原審自非不得曉諭檢察官聲請傳喚實施臨檢之員警到庭作證釐清上開疑點，苟在原審認為重要之此待證事實尚欠明確之下，逕為判決，即難謂已善盡法院之客觀性義務。本件原判決既認由扣案物品清單所載，未見有布巾類之物品扣案，尚無法佐證高○偉、周○國所稱被告以布包裹槍枝說詞及補強被告自白之真實性，而實施臨檢之員警客觀上又非不能或難以傳喚調查，乃原審卻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以為必要之論斷及說明，竟遽認在欠缺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尚難逕因被告供稱「我承認」等語，據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因而為無罪之諭知，致相關事實依然未明仍待釐清，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非完全適法。而此訴訟程序之瑕疵，與被告被訴共同未經許可持有扣案槍、彈罪嫌成立與否之認定具有重要關係，尚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第273條第1項第5款、第301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第273條第1項第5款、第301條第1項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904號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證人有此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或稱拒絕證言權，旨在保障證人不自證己罪之權利，避免證人在偽證處罰之負擔下，必須據實陳述而為不利於己之證言，致陷於窘境。因之，證人之陳述倘無使自己有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危險，即無適用上開規定之餘地。此所稱得拒絕證言之陳述，係指因證言之內容本身，而有使證人自己因此遭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虞而言，包括攸關證人自己構成刑事責任之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及可得推認其犯罪事實基礎之密接關聯事實，惟不包含使其受刑事責任以外之其他不利益之情形。且所稱使證人自己有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危險，乃指具有客觀上合理推論之可能性而言，倘單純證人主觀上之危懼、不安，則不與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第2項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955號

關於「外國裁判之效力」，因犯罪之審判，乃國家主權行使之表現，因此刑法之適用與審判權之行使，並無國家與國家間相互之替代性。故同一犯罪行為，除非兩國或地區間另有條約明定，否則即便曾經外國政府或地區加以起訴、審判及處罰，我國司法機關仍應依法予以追訴處罰（但刑法第5條至第8條之例外規定除外），不受外國裁判效力之影響。故刑法第9條規定：「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即在維護本國司法權之完整性，不受外國政府干涉，為國家對外主權獨立之重要表徵（另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4條亦有類似規定）。究其原因，乃係每個國家各有其維持刑罰之目的及保護之法益，尤其是嚴重侵害本國國家及社會法益之犯罪，若外國裁判未能達成本國原設刑罰之目的或其保護法益之任務，自應由本國自己行使及維護，以確保國家之存立與安全。惟若被告因同一犯罪行為已經外國裁判確定並受刑罰之執行，則對國家於犯罪處罰之利害關係與被告之人身自由間就必須有所調和，此即刑法第9條但書規定法院得視個案情形酌量是否免被告宣告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之意旨。換言之，刑法第9條對於「外國裁判之效力」，只是排斥在外國已執行之刑於本國重複執行，不涉及裁判上之國際性「一事不再理」或「重複處罰」問題。但法院於裁量本案刑期、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或其多寡時，非不得參考外國司法制度及裁判之公正、良窳，暨監獄執行及效果之完善、缺漏與否，在裁判時予以適度調整。參考法條：刑法第9條

刑法第9條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

有關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製造，其既、未遂之判斷標準，本院先前裁判存在歧異，或以為：行為人於產製過程中，經異構化階段，若已產生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物，縱富含雜質、純度不佳，因已處於隨時可供萃取使用之狀態，不論該物為液體或固體，均應認製造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已達既遂；至於最後之純化階段，僅係去其雜質並使之固化為結晶體，以提高純度、品相及方便施用；如謂須俟純化成結晶體始為既遂，不但與甲基安非他命製造結果所呈現之化學反應狀態不合，且不足以遏阻毒品之擴散，達到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扣押物經鑑驗結果，已檢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表示已完成化學反應，而處於隨時可供萃取使用之狀態，應認已達既遂階段，而與可否達成其實際上之目的（例如：供施用或販賣）無涉（甲說）。或認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規範麻醉藥品及影響精神物質，以防止其流用、濫用，因之於第2條第1項明定該條例所稱毒品，係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含有該等藥品、物質成分者，倘非可供施用，因無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可言，即非該條例所列管之毒品；從而所製造之毒品，若因製造程序未完成，尚未可供施用，仍非屬毒品條例所指之毒品，其製造之行為應僅該當於製造未遂罪。扣押物經鑑定結果所含甲基安非他命或數量微小、純度不高，或甲基安非他命與毒品先驅原料甲基麻黃等混合驗出，此與一般毒梟被查獲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結晶成品動輒數千至數萬公克顯然有別，是否已製成可供施用而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合乎毒品條例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而達製造既遂之階段，殊有可疑（乙說）。本合議庭經評議結果，認以甲說為當，並補充以下理由，於民國110年5月27日以110年度台上徵字第395號徵詢書徵詢本院其他刑事庭是否支持：①毒品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係該條例所稱「毒品」之定義性規定，並非製造毒品既、未遂之判斷依據。②甲基安非他命之製造方法不一，實務上常見有紅磷法（或稱紅磷碘化法）、氫氣法（或稱艾蒙德三階段法）。某種製造方法應達如何階段始能謂製造程序完成，並無定則，法院實務上無從亦不宜定其標準。③甲基安非他命應製造至何階段、呈如何之狀態（固態抑液態），或至少應含若干比例之毒品成分，始可供施用，並無可供判斷之一致準則；且成癮與否，與施用之頻率、數量、持續時間及個人體質等諸多因素有關，毒品成分低是否即無「市場需求」或不具成癮性，恐非必然。換言之，若謂成分微量即純度不及1%，尚非可供施用，且不具成癮性，而認未遂；則須含若干比例始可供施用或具成癮性？不僅不具明確性，法院實務上亦無從認定。何況，以艾蒙德三階段法製成之鹵水，或以紅磷法製成之黑色液狀物，雖尚未使結晶，若已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亦無證據證明其絕無施用可能或毫無販賣價值。④依上說明，援引毒品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作為判斷製造毒品既、未遂之依據，應有誤會；且所持製造程序未完成、不具成癮性、濫用性，或非可供施用等因素，不僅有欠明確，於法院實務上亦難以認定。因此，若卷內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製造之物品已含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不問其製造方法、呈現之狀態或比例若干，即應認屬製造既遂。此不僅合於毒品條例之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亦因要件明確，而使人民得以遵循。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本案經徵詢程序統一法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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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3997號

數人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共同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已逾5萬元，然個人實際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係在5萬元以下，是否該當系爭規定所稱「5萬元以下」之要件？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徵詢程序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因而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1年7月27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997號裁定，宣示主文：「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並於裁定理由說明：共同正犯係以完成特定之犯罪為其共同目的，彼此間就該犯罪之實行有共同犯意聯絡，而各自本於共同之犯意，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正犯之行為，以完成犯罪。故共同正犯間，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其各自分擔實行之行為應視為一整體合一觀察，予以同一非難評價，對於因此所發生之全部結果，自應同負其責，乃有所謂「一人著手、全部著手」、「一人既遂、全部既遂」之定論，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或稱責任共同原則）之法理。共同正犯藉由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其危險及惡性均甚於單獨正犯，故刑法中不乏對共同正犯加重處罰之規定（如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321條第1項第4款、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等）。而公務員利用公務行政體系上下指揮監督或彼此平行連結之模式集體貪污，擴大犯罪規模，使犯罪易於遂行，且難以查獲，相較單獨正犯尤無從等同視之，倘因涉案者為複數行為人，朋分賄款稀釋犯罪所得，即可邀減刑寬典，不但有違共犯責任理論，且無異變相鼓勵公務員糾眾集體貪污，殊悖貪污治罪條例嚴懲貪污、澄清吏治之立法目的。系爭規定乃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鑑於客觀上所得或所圖得之財物或不正利益為5萬元以下之貪污行為，其刑罰需求性較低，為避免處罰過於嚴苛，期能以較輕刑罰相繩，俾免輕罪重罰之弊。是有無立法者所認刑罰需求性降低之情形，就共同正犯而言，需就所有犯罪行為人之行為及其結果予以整體評價，此與個人減輕或免除刑罰事由僅取決於個人情狀之性質迥異，自無從排除責任共同原則之適用。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9條原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財物在（銀元）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嗣於62年8月17日移列第12條，並修正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各款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其立法說明載稱：「原第九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適用有較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則犯本條例第四條第六款及第五條第三款之要求或期約賄賂罪，或第四條至第六條其他各款之未遂犯，既無『所得』財物，是否有其適用，解釋上頗滋困擾，為杜絕爭議，故將原條文『所得』下增加『或所圖得』財物，俾將前述並無實際所得之各種犯罪，亦可賅括在內。」迨至81年7月17日為免輕重失衡，固將法律效果修正為「減輕其刑」，並參酌社會經濟情況，將適用標準提高至「新臺幣五萬元」，然其餘適用要件並無不同。據其修法歷程，系爭規定與行為人之實際所得無必然關連。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固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惟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此與責任共同原則，旨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係屬二事。至於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免其刑之規定，係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如認尚需代繳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不免嚇阻欲自新者，當非立法本意，與系爭規定之立法旨趣截然不同，殊無從比附援引。自不得以本院就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已不採共犯連帶，或同條例第8條「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係採只需繳交個人實際所得即有適用，逕謂系爭規定亦應為相同解釋。又上開2規定固均屬刑罰減輕事由，然規範意旨相異，為不同之處理，非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難認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有違。另個人所分得財物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如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個人實際犯罪所得，或有刑法第59條所示情輕法重之情形，仍得適用各該規定減免其刑，自屬當然。綜上所述，系爭規定「所得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5萬元以下」，於共同正犯應合併計算其金額或價額等旨，已就本件前揭法律見解予以統一。據此法律見解，本件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其理由之說明，上訴人關於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與吳○貴為共同正犯，雖上訴人個人犯罪所得為3萬4,750元，但與吳○貴共同犯罪所得合計為6萬9,500元，已逾上開減刑規定之所得財物5萬元，原判決未適用系爭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於法無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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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086號

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性侵害被害人針對被害經過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情形所為書面陳述，而具累積性質，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該被害人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其重複指證被告犯行是否屬實。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原判決針對乙女非預期供訴訟使用於104年間書寫抒發心情之備忘紀錄（記事紙條），與前述案內其他證據資料及戊男證述上訴人試圖阻止該事證提出各情，經綜合為整體判斷，如何足認乙女指證上訴人前述犯行屬實，並非虛構，業敘論其取捨判斷之理由，並無違法。縱除去丙女等其他證人轉述該備忘紀錄內容之傳聞證據，於結果並無影響。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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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099號

搜索，依照搜索之目的為基準，可區分為調查搜索以及拘捕搜索，倘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犯罪證據（含違禁物）或可得沒收之物，是為調查搜索，搜索程序之後往往緊隨著對物之扣押程序；惟若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被告者，稱為拘捕搜索，搜索之後通常緊隨著對人的拘捕，此際搜索係屬拘捕之執行方法。而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於下列情形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⒈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⒉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⒊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此條容許之無令狀搜索，乃學理上所稱之「逕行搜索」，係針對發現被告（人）而發動，必為拘捕搜索，除在逮捕被告後結合刑事訴訟法第130條得對被告為附帶搜索外，不得再為其他搜索；縱使為確定有無其他共犯足以威脅警察安全或湮滅證據的目的，允許執行搜索員警得採取所謂「保護性掃瞄搜索」，亦僅限於在目光所及處為之，自不能再進而翻箱倒櫃實施調查搜索，二者有別，不可不辨。否則，以逕行搜索（拘捕搜索）之名，實施調查搜索，客觀上已然違背法定程序，於主觀上亦涉執法者是否有故意違法搜索之意圖（明知故犯），係屬權衡違法搜索所得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重要判斷事由，事實審法院自應究明，以妥當適用法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409號

按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民法第825條定有明文。共有人於共有物分割以前，固得約定範圍而使用之，但此項分管行為，不過暫定使用之狀態，與消滅共有而成立嶄新關係之分割有間，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故共有物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時，先前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即生終止之效力。共有人在分管之特定部分土地上所興建之房屋，於共有關係因分割而消滅時，該房屋無繼續占用土地之權源。且因共有人間互負擔保義務，不因分割共有之土地，而與地上物另成立租賃關係，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規範意旨，係為解決同屬一人所有之土地及其上房屋由不同之人取得所有權時之房屋與土地利用關係，其目的在於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之合法既得使用權，而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之情形尚有不同。相關法條：民法第425條之1、第825條

民法第425條之1、第825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4120、4411號

依刑法第13條規定，犯罪故意乃行為人認識構成犯罪之客觀事實，而決心予以實現或容認其實現，是犯罪故意須對於與犯罪構成要件合致之具體事實有所認識。對犯罪客觀事實認識錯誤，即所謂「事實錯誤」，將阻卻故意責任。惟若行為人對於具體事實之認識並無錯誤，但對於該具體事實在法律上評價亦即行為違法性之認識有誤，即所謂「禁止錯誤」，於行為人之故意責任則不生影響，僅得依刑法第16條規定，視其是否有無法避免之正當理由而免除其刑事責任，或按情節減輕其刑。又刑罰法律變更，係指法律本身文字上之變動，已致使法規範之評價範圍、成罪條件及法律效果發生實質上之改變。法律規定本身不能或不自為完整之規定，而藉助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補充以完足其構成要件，即所謂「空白刑法」，其用以使空白刑法完足之補充規範，不僅屬空白刑法之部分內容，且亦常由於其補充，使空白刑法之評價範圍、成罪條件及法律效果因此完足，而得以有效發揮完整之規範效果，自應視之為空白刑法之一部分，故對屬空白刑法之補充規範不論係法律或行政命令認識錯誤，概屬違法性認識錯誤之範疇。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處罰轉讓禁藥罪規定所指之禁藥，係藉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加以補充。甲基安非他命於民國75年7月11日經公告禁止使用而成為禁藥，其同時亦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者，仍應依上開藥事法轉讓禁藥罪論處，行為人苟已知所轉讓之客體為甲基安非他命，即應認其有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故意，縱不知甲基安非他命業經公告為禁藥，亦僅屬違法性認識錯誤，對其故意之行為責任尚不生影響。依刑法第16條規定，違法性認識錯誤，依其是否因正當理由無法避免而免除或減輕刑責。行為人為恪守合法之要求，自應與時俱進，於行為前審查己身既有關於法秩序之信念，適時修正使之與法秩序客觀標準相契合，否則自應因其疏於審查行為違法性負責。故對行為人關於違法性認識錯誤有正當理由而無可避免之抗辯，自應依一般正常理性之人所具備之知識能力，判斷其是否已依符合客觀上合理期待之時機、方式等，善盡其探查違法與否之義務，舉如：考量空白刑法補充法規之倫理性與專業性、其公告後已施行期間之久暫，及違法性錯誤可能造成之危險大小等，其倫理性高而專業性低致容易或普遍為人所知、施行已久或造成之危險大者，較高之探查義務，應屬客觀上合理之期待。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6條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刑法第13條、第16條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4186號

按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違法審查圖利罪（以下或稱本罪），係以「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為構成要件。至所稱「違反法令之審查」為何？首應先究明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為建立政府公平、公開之採購制度，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政府採購法就辦理採購之招標、決標、履約管理及驗收等事項，訂有明確之規範，俾辦理採購之機關及廠商以資遵循，是乃依法律課予之義務（誡命）。其中，關於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勞務採購履約管理之有關監造、審查事項，該法第70條明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其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財物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過程，而非以現成財物或勞務供應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同法對於驗收事宜亦規定於第72條第1項：「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核屬就公共工程勞務採購之審查（檢驗、檢查、分段查驗、驗收等）事項明定之規範。規範之對象不惟辦理採購之機構，同亦包括受機關委託辦理採購監造、審查之人員。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落實政府採購法第70條公共工程採購品質管理，並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要求，定有「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辦理本案採購之嘉義縣政府亦定有「嘉義縣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及「嘉義縣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品質管制規定」，資為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規定。以上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之規定併同其授權訂定之相關規定，其內容核屬公共工程之監造人（廠商），就辦理公共工程之監造、審查所應遵守之誡命規範或禁止規範。申言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之勞務採購，並將公共工程之監造、審查另行委託第三人（廠商），進而與之訂立監造契約，契約內容因個案需求而將上開法令對於監造人辦理審查之檢查程序、檢驗標準及分段查驗之規定予以具體化，則該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監造、審查之人員，倘違背監造契約所約定之監造及審查應循事項，不惟單純違背民事契約，益屬違背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具有刑事違法性，已然該當於本罪所稱「為違反法令之審查」之構成要件。倘於本罪之釋義未予明辨，致適用法規不當，自屬判決違背法令。參考法條：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第88條

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72條、第88條

111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4257號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指法律上有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者（即居於保證人地位），其類型有因對特定法益之保護義務者，包括依法令規定負有保護義務之人、自願承擔保護義務之人、生活共同體或危險共同體之組成員、公務員或法人機關之成員，及因對特定危險源之責任，包括為危險前行為之人、對於危險源負有監督或看管義務之人、商品製造者等。然此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責原則。從而，法院對於是否成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除審查有否「應防止」之保證人義務外，尚應對於行為人是否「能防止」及其結果是否具「可避免性」等項，詳予調查，並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本於職權審慎認定，並於理由中妥為記載，方為適法。上訴人除始終否認有保證人地位外，另辯以：民○公司內部對於告訴人有做完善之教育訓練，即便告訴人具有學徒性質，也應熟悉系爭起重機之相關設備用途，而不得踩踏於支撐腳上，況且當天其專注於發動機之維修，不可能兼顧告訴人是否從事危險舉動等語。而稽之卷內筆錄所載，告訴人於偵訊及第一審證稱：在民○公司任職時，公司有教育訓練，主要是安全講習，有告訴伊要從固定樓梯下吊車，不可以從支撐腳上下車，伊沒有告訴上訴人及范○騰2人伊要從支撐腳下車，上訴人說要去試車後，范○騰才去發動車子的引擎，伊有聽到車輛發動的聲音，支撐腳垂直收起時，伊還站在甲板上，可以感覺到車子在動，伊是倒退下車，從雙腳踏上支撐腳到被夾傷大約是1、2秒的時間等語。倘若非虛，似與上訴人上揭所辯尚無齟齬，非不得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未予採納，未說明其理由，已嫌理由欠備。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第1項、第284條

刑法第15條第1項、第2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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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269號

我國於民國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簡稱：CRC）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此公約第3條第1項明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即係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作為貫穿本公約所有條款之基礎。換言之，在攸關兒童任何問題解決時，必須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最優先考量或採取最符合兒童利益之選擇。本公約第9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規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乃係鑑於父母有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及義務，應由父母共同承擔家長責任（見民法第1084條、第1089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條前段），即關於未成年子女之健康、安全、教育、社會參與、表意與福利等權益，由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母為之，普遍被認為最符合兒童最佳利益。是倘夫妻離婚或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時，原則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亦應由夫妻協議一方或共同擔任，如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則由法院考量子女最佳利益為裁判（參見民法第1055條、第1089條、第1089條之1）；另民法第1055條之1關於裁判離婚未成年子女監護之「友善父母」條款，亦係為維護子女最佳利益，應讓孩子與未同住父母維持密切聯繫並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均基於父母雙方若因自己因素無法相互或與兒童共同生活時，仍應基於兒童最佳利益考量，為最妥適之安排，以保障兒童之健全發展。是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要係為防止家庭分離並維護家庭圓滿和諧。惟當父母無法妥適照顧甚或傷害兒童時，本公約第19條第1項亦明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同時，該公約第9條第1項但書亦規定：「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等語，即說明本公約第9條其目的不在於完全禁止兒童與父母分離，而於：㈠、具備正當理由；㈡、以前揭正當理由做出之公平決策；㈢、兒童於分離後，仍保有與其父母聯繫之權利時。仍得違背兒童父母之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特別是父母對於兒童為傷害、虐待時，此時兒童與父母分離即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一切對受虐兒童之責任通報、保護安置機制及家庭處遇計畫（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56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及交由其他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庇護，或改定監護人、核發保護令等「替代性照顧」及相關利於兒童措施（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5項、第60條、第71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43至47條）之建立與介入，即能適時彌補兒童與父母分離造成之缺憾。做為父母者，應謹記兒童為父母保護之對象，而非其違法行為之保護傘。參考法條：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第9條第1項、第2項、第19條第1項。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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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370號

被告有詰問證人及與之對質之權利，其中所謂對質，係指被告與證人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彼等同時在場面對面，針對疑點互為質問、解答，彼此同時有質問之權利與回答之義務，法院藉由觀察彼等問答之內容與互動，親身感受而判斷何者之證言或供述較有證據證明力，以求發見真實。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對質權之規定見於第97條及第184條，而關於詰問權則另規定於第166條以下之交互詰問程序，二者規範不同，內涵亦有所差異。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固宣示「對質」與「詰問」係憲法第8、16條明文保障之基本權事項，然繼以釋字第582、592號相續解釋內容，僅就「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並未再次肯認「對質」亦須踐行之法定程序，似有意將「對質」之位階，予以和緩。且從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更進一步闡示：「刑事訴訟法雖規定被告有數人時，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惟此種對質，係由數共同被告就同一或相關連事項之陳述有不同或矛盾時，使其等同時在場，分別輪流對疑點加以訊問或互相質問解答釋疑，既毋庸具結擔保所述確實，實效自不如詰問，無從取代詰問權之功能。如僅因共同被告已與其他共同被告互為對質，即將其陳述採為其他共同被告之不利證據，非但混淆詰問權與對質權之本質差異，更將有害於被告訴訟上之充分防禦權及法院發見真實之實現」，已指出「對質權」與「詰問權」二者之本質差異。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證據調查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法院僅於例外情形依職權作補充性之調查證據，且依同法第97條第1項但書規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其對質，被告亦得請求對質」，及第184條第2項明定：「因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亦得依被告之聲請，命與證人對質」，足見行對質之主體在審判程序為審判長，而對質之客體為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被告與證人、證人與證人，命對質與否係法院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藉以作為補充詰問之不足。法院遇得否命對質之疑義，固應受裁量權一般原則之拘束，非可任意為之或不為，但凡事證已臻明確，縱經被告聲請對質而法院不命為對質者，亦不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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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393號

刑罰有關投票行賄、受賄罪之規定，旨在防止賄賂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而採取預防性質之規範措施，故選罷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均規定只要向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犯罪即已成立，至於有投票權人日後是否為其投票權之不行使或一定行使，或因故喪失投票權而不能行使，皆非所問。依其立法本旨，行為人依據選舉結果已知其當選為議員或代表，而認知其具有正、副議長或正、副主席選舉之投票與候選資格，並預期於宣誓程序後即得為投票權之不行使或一定行使，則其本此因果歷程必然實現之認知與預期著手對其他當選人實行賄選行為，則於期約、收受賄賂之其他當選人因宣誓就職成為現實之有投票權人而完成犯罪時，基於對向犯之犯罪性質，行為人自亦成立期約、交付賄賂罪，不因事後行為人因知悉檢調偵辦故不予宣誓就職，或因受羈押致不及宣誓就職而有所影響。本件原判決說明林○山於當選區民代表後，已預期其經宣誓程序後即得參與代表會正、副主席之選舉，進而本於此認知與預期，與具有犯意聯絡之呂○雄對朱○益為期約賄賂，則於朱○益宣誓就職而為現實之有投票權人時，林○山已該當選罷法第100條第1項之期約賄賂罪，嗣後縱因其遭逮捕、羈押而無法如期宣誓就職，亦無從解免其犯意等旨，因而認原審辯護人所辯林○山並未宣誓就職即不該當期約賄賂罪云云為不可採，即無林○山上訴理由所指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是林○山之上訴理由，並未依據卷內整體資料而為具體指摘，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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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46號

關於法院對於犯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下或稱系爭規定）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下或稱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得否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之法律爭議，經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經徵詢其他各刑事庭之意見後，有不同之見解，乃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3規定，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446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於111年6月22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446號裁定，宣示主文：「法院對於犯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不得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司法院大法官職司解釋憲法及對法規範進行合憲性控制，其所為之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各級法院」作為國家機關，應受大法官解釋之拘束，並應依解釋之意旨為裁判。2.釋字第790號解釋文並未宣告系爭規定之罪之構成要件違憲，只是認為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不符，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且解釋文並無「自本解釋公布日起失其效力」之諭知。關於「相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部分，應係為尊重立法形成自由（立法院或可能於1年內即修法，內容或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基於法安定性及法實效性之衡平考量，所採違憲「定期失效」的宣告。至解釋文有關「逾期未修正，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依本解釋意旨減輕其法定刑至二分之一」部分，則係為即時保障人身自由權，提出過渡規範，具體指示法院於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完成前，得於裁判中對情節輕微之被告，減輕其法定刑至二分之一，以實現解釋的內容。上開「定期失效」的宣告及其配套的過渡規範暨相關執行措施之諭知，皆有拘束各級法院之效力。3.釋字第790號解釋文僅諭知限期修法期限過後至立法完成前之期間內，法院就尚未確定之類似案件（指情節輕微之非原因案件）得適用過渡規範，並未諭知於修法期限屆至前，亦有過渡規範之適用。再者，法院將類似案件之審判程序延至新法修正公布後或釋字第790號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後，始予終結，較符合已於111年1月4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54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價值取向。況系爭規定於修法後，有可能較適用過渡規範，對被告更為有利。4.從而，法院對於犯系爭規定之罪，而情節輕微之被告，於釋字第790號解釋文諭知之1年限期修法期間內，不得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其刑。本院刑事大法庭已就上開法律爭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原審未待1年修法期間屆至，逕依該號解釋意旨減輕被告3人之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民國111年5月4日修正公布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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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62號

按現行犯，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因搜索及扣押得開啟鎖扃、封緘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第132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受搜索人或第三人於依法實施搜索之際，倘已發生或可預見有妨害、抗拒搜索之情形，執行搜索之機關為遂行搜索目的之達成，於侵害最小程度之必要範圍內，得採取包含物理上有形力在內之適當手段，排除其妨害抗拒或預防其將來發生。又執行搜索時，依同法第145條規定，原則上固應於執行前將搜索票出示受搜索人，使其知悉應受搜索之對象、處所及應扣押物等搜索票之記載事項，以確保執行程序之公正性，並兼顧受搜索人之權利保障。然受搜索人於執行前受提示之權利，並非絕對不可侵犯，如客觀上情況急迫而有正當理由，仍容許有其例外。因此，受搜索人倘對於執行人員施暴、令狀有遭致撕毀之虞或有其他妨害、抗拒搜索（例如逃逸）等情，致執行搜索之人員無法或難以於執行前提示者，解釋上即形同權利之自我放棄主張，執行搜索人員自得在侵害最小程度之必要範圍內，逕行實施搜索，或先行採取適當手段排除其妨害或抗拒，以確保搜索之執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5條

刑事訴訟法第1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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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4769號

本院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認為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就構成犯罪部分，為有罪之判決，就不構成犯罪部分，因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在主文另為無罪之諭知。如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而須撤銷發回者，應於判決理由載明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受發回之第二審法院，依110年6月16日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應就全部事實重為審判等旨。雖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10年1月27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明揭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確定，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等旨，並經本院提案庭以上開大法庭裁定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為基礎，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判決為終局裁判，而為法律見解之變更。惟法律見解係指法令解釋上所持之觀點，此每因「時」而異，而終審法院裁判關於法律上之見解，由於社會現象日新月異，有時因探討法律之真義，期求適應社會情勢起見，不能一成不變，然而終審法院前後裁判所持法律見解不同者，尚不能執後裁判所持之見解而指前次裁判為違法。否則，若以後之所是即指前之為非，不僅確定裁判有隨時搖動之虞，有礙法安定性，且因強使齊一之結果，解釋者為免固有秩序產生不可測之變動，因而固守原有見解，反足以阻遏法律解釋之與時俱進，故為兼顧大法庭制度統一見解之功能，及維護法安定性，自不能因後裁判與前裁判之見解不同，而使前裁判之效力受其影響。因此，在本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判決變更法律見解前，本院依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意旨所為之裁判，自屬合法有效，尚不能以其後法律見解之變更，遽指該裁判為違法而不生效力。參考法條：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4866號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司法院釋字第525、529號解釋意旨參見）。據此，不論行政或立法權，所有國家公權力，包括司法權之行使，均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限制，自國家權力行使的角度言，即要求公權力應守誠實信用，受禁反言原則之規範。刑事判決之宣示與正本之送達，均屬司法權之行使，判決正本送達後，發現正本記載之主文（包括主刑及從刑）與原本記載之主文不符，而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者，不得以裁定更正，應重行繕印送達，上訴期間另行起算；正本與原本不符之情形僅「顯係文字誤寫，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始得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以裁定更正之。此參諸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意旨甚明。基於公權力禁反言原則，更為保障訴訟當事人憲法上信賴保護利益，上述不得以裁定更正之事項，如誤以裁定更正，該裁定自有違法，上訴期間仍以原判決重行繕印送達日起算；反之，即令得以裁定更正之事項，法院如願以判決正本重行繕印送達，為求慎重，亦無不可，惟既具「判決書」之形式，且判決正本亦重新記載救濟教示，上訴期間即應據以另行起算，蓋當事人以法院的判決正本為信賴基礎，從而有所信賴表現，尤其對於上訴期間起算之利益，當屬值得保護的正當合法信賴，法院不能無端推翻所言，違背禁反言原則，更侵害當事人合法的信賴保護利益。查第一審判決就被告吳○燕、林○及張○慧歷次買入股票情形，分別於判決書第3、5、7頁記載：「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第一次收購案買入股票情形』」、「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第二次收購案買入股票情形』」、「詳細買入股票時間、張數、帳戶及價格，參見附件『合意併購案買入股票情形』」等，因第一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正本漏失附件以供參酌，遂於第二次送達包含附件之第一審判決正本。雖附件與檢察官起訴書之附表相同，惟仍屬第一審判決所引用之內容，收受該判決者（包括被害人）能否得知附件即為檢察官起訴書之附表，尚非無疑。第一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缺漏附件，是否屬正本與原本不符，僅「顯係文字誤寫，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而得逕以裁定更正，亦不無疑問。況第一審未以裁定更正之方式處理，而係以附具附件之第一審判決正本重行為第二次送達，自不能謂為係以裁定更正誤寫之情形。第一審既選擇以重行繕印送達判決書方式補正，且第二次送達之第一審判決正本仍附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等字樣。而所稱「本判決」自指第二次送達之判決，始符司法權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之旨，而當事人對此判決書送達的公權力行使結果既有合理信賴，其所生對於上訴期間計算之信賴利益，自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43、525、529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

司法院釋字第43、525、529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055號

刑事訴訟法第7條關於相牽連案件，得予合併審判之規定，係使法院得藉由案件之合併審判，避免訴訟活動或證據調查重複之勞費，且防止裁判歧異，並能適切地確定刑罰權存在及其範圍，以實現妥速審判之目的。惟相牽連案件於客觀合併時（如一人犯數罪），被告固得受有避免反覆應訴之利益，但亦會使案件審理長期化、複雜化，而於主觀合併時（如數人共犯或同時犯罪等），複數被告利害未必一致，亦可能有權利保護欠周之疑慮，即應以分離審理為原則，是以就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與否，係屬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權，應視個別案件審理之進度及必要，於訴訟經濟之達成及無礙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範圍內決定，未必應受當事人主觀意見所拘束。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1第1項規定：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或辯護人之聲請，以裁定將共同被告之調查證據或辯論程序分離或合併自明。則法院決定是否合併審判，甚至於合併審判後再予分離，均屬訴訟指揮權行使之一環，如自訴訟整體程序觀察，並未濫用其裁量權限，仍難認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法。原判決已敘明張○玲所犯原審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079、2997號販賣毒品案件，與本案雖係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但犯罪事實均不相同，證據並無共通性，無從因合併審判而達訴訟經濟之實益。且上訴人於本案與另案分別判刑確定以後，仍得依法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而無礙於其權益等旨甚詳，核其此部分論斷於法並無不合，自無張○玲上訴意旨所指影響其定應執行刑權益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87條之1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87條之1第1項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114號

刑法第320條第2項規定之竊佔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為構成要件，亦即必須行為人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客觀上且有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占有支配關係，並建立自己之占有支配關係，為其適用之前提。故行為人客觀上必須違反原所有人的意思，進而排除他人對於不動產的原有支配關係、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係，使該不動產處於自己實力管領支配之下，侵害不動產所有人之所有權或支配權，亦即行為人之占有支配必須具有「排他性」及「繼續性」，始足該當其構成要件而論以該竊佔罪。再衡諸竊佔罪基本上屬於得利罪類型，所保護法益自然屬於不動產的使用利益。據此而言，其侵害行為須足以造成所有人在事實上之無法使用或使用極為困難，始足該當之。上訴人基於土地共有人之身分在上開已供公眾通行使用之系爭土地闢建水溝、埋設水管以利排水、供水，為何仍具有「排他性」而符合竊佔罪之構成要件？原判決未予說明其認定之依據，已有理由欠備之違誤。又依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共有物之保存行為，自得由共有人之上訴人單獨為之，本無須徵得他共有人同意之必要。倘系爭土地已成公眾通行道路乙情屬實，則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闢建水溝、埋設水管是否僅供其一己使用？而非屬併供其他共有人或者鄰近公眾排水或據以架接該自來水管使用之具「排他性」或共有物保存行為？似有待剖析釐清。參考法條：刑法第320條第2項

刑法第320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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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143號

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以下簡稱槍械）者，或已移轉持有而據實供述「全部」槍械之來源或去向，因而查獲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條例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為刑法第62條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但並非完全排斥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故行為人所為雖不合於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所規定減、免其刑之特別要件，若已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之自首規定，本非不得適用刑法一般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惟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給予犯罪行為人自首報繳「全部」槍械減、免其刑之寬典，雖主要係為鼓勵自新，然依目前實務見解，對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案件，自首一部者其效力及於全部，為防杜別有居心之犯罪行為人，藉本條例自首規定僅報繳「部分」槍械，一方面享有減、免其刑之恩典，另一方面卻仍持有未報繳之槍械，潛藏繼續危害社會治安之風險，且事後若被查獲，尚得再利用訴訟技巧主張為前案自首與既判力效力所及，藉此逃避法律制裁，自非當初立法之原意。故立法院於民國86年11月11日修正本條第1項並增列第3項（於同年11月24日公布施行），規定犯罪行為人必須報繳其「全部」槍械，方得邀減、免其刑之寬典，若有報繳不實者，不實部分仍依本條例所定之罪論處。換言之，立法者對於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未被發覺前僅報繳「部分」而非「全部」槍械時，即認無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而想像競合犯，在犯罪評價上為數罪，僅在科刑上從一重處斷，就此以觀，該未為偵查機關發覺之部分犯罪事實，本屬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所稱「未發覺之罪」文義射程之範圍；是倘行為人雖被發覺本條例之輕罪部分，惟就未發覺之重罪部分之犯罪事實，主動供出並接受裁判，僅止於此，於從該重罪處斷時，始可認有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或刑法第62條自首恩典之適用，為本院已統一之見解。反之，若輕罪部分自首於前，重罪之犯罪事實發覺在後，即行為人於自首輕罪時未報繳「全部」（即重罪部分）之槍械，原即無上開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減、免其刑適用之餘地，倘認仍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上開條例之特別規定豈非形同具文，於此情形亦不得適用一般自首之規定，始符法理。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雖在警方盤查尚未懷疑其持有系爭槍、彈下，自動取出如附表編號2所示子彈3顆，供警方查扣，然其所持有其餘如附表編號1、3所示槍、彈，卻是警方將上訴人帶回派出所後，懷疑其既持有子彈，亦可能藏有槍枝，而於拍打上訴人衣褲時自行查獲等情。原審因而認定上訴人不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之要件，且無刑法第62條一般自首規定之適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62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

刑法第55條、第62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216號

刑法第2條第1項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衍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又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前刑法第283條規定：「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解釋上，就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依參與程度之不同，區分為「在場助勢」及「下手實施傷害」二種態樣，並異其處罰，前者有獨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後者則尚需視個案具體情形，分別適用同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害致人於死、同條項後段傷害致重傷或第278條第2項重傷致人於死等罪處斷，主文仍諭知聚眾鬥毆之旨，論罪條文則併引用本條及傷害各罪條文。嗣刑法第283條修正為：「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除將原條文前段文字修正並提高其法定刑度，另刪除後段關於「下手實施傷害」部分之規定。其立法說明載稱：「本罪係處罰單純在場助勢者，若其下手實行傷害行為，本應依其主觀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是原條文後段關於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之規定並無實益，爰予刪除。」即修法後聚眾鬥毆罪僅存「在場助勢」之態樣，至於「下手實施傷害」者，逕依其主觀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無須審究是否符合「聚眾鬥毆」要件，主文自無庸諭知聚眾鬥毆之旨，論罪法條則逕引用傷害各罪。足見關於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其下手實施傷害者，修法前後之構成要件、罪名及適用法條未盡相同，難認屬單純文字修正、條次移列，或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又修正前刑法第283條文所定「致人於死或重傷」，固乃客觀處罰條件，行為人只需有聚眾鬥毆在場助勢或下手實施傷害事實之認識即足，並不需對致人死亡之事實有所認識。至於同法第17條之規定，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故不論修正前刑法第283條之「致人於死或重傷」，或傷害罪之（死亡或重傷）加重結果，俱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預見為必要，自難謂修正後（即逕行適用刑法第277條第2項或第278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原判決因認上開修正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且修正後之法律未較有利於被告，乃適用修正前第283條後段、第277條第2項聚眾鬥毆傷害致人於死罪論處，尚非全然無據，縱論述詳略有別，亦無理由矛盾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277條、第278條、第283條

刑法第2條、第277條、第278條、第283條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

(一)本件關於被告被訴貪污部分，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爭議：⒈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下稱法律爭議一）⒉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要件？（下稱法律爭議二）上揭法律爭議一、二，本院先前相同事實之裁判，已有積極歧異，經依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見解，因而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見解。(二)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2年3月2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裁定，宣示主文：「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並於裁定理由說明：⒈法律爭議一部分：⑴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之見解，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⑵民意代表職務性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自不待言。⑶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質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案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應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⒉法律爭議二部分：⑴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所謂監督事務，則指有權監察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於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反面推知。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督，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人員，範圍甚廣。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構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適用，茲說明如下：①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為，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務，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觸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福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圖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項『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並不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利之嫌，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另一方面，間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之內涵未能充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能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仍有必要。」可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各就其所指之違背法令而為之闡述。②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惟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背法令」略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法委員陳○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議。」依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見解，爰依委員陳○德等提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外，餘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為之論述。③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從而，98年4月陳○德委員等提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適足證明98年4月修法說明所謂「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法律者，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始有其適用。④普通刑法中並無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行為之相同規定，第5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督事務者以外之人，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令」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適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為相同之修正或其第4款採限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⑤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法者價值決定之拘束。解釋之目標首要應探求歷史上立法者意思，賦予「初步的優位」，以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論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同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釋。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有其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範圍自亦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用，期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令，仍應維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符規範意旨，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因難覓與職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立法旨意。⑵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違背法律①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②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更。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未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為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有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多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級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監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本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德」，而非「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註：本件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12條、第17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刑法第1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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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所稱之「製造」毒品罪，不僅直接將毒品原、物料提煉製成毒品外，並包括以改變毒品成分及效用為目的之非法加工、提煉、配置等行為（如以毒品以外之物為原料，提製成毒品、將毒品精煉，或使用化學或其他方法將一種毒品製成另一種毒品等）。若單純以「物理方式」將各種毒品拼裝成另一種毒品，或改變毒品使用方法（如將毒品混合、於加工過程中分裝毒品，或為方便毒品者施用所為之改變毒品型態等），除應視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外，倘其行為本身已變更毒品之效果或使用方法，於過程中已造成對社會秩序或人體健康潛在威脅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且此罪性質應屬「危險犯」，以「混合毒品」為例，亦不以混合後毒品之性質改變為另一類、級「新興毒品」或「新型態毒品」為限。除此之外，無論於製造過程中或以外之如僅單一將毒品封口、包裝、打印、為增加毒品數量所為之滲雜毒品以外物質，或分裝、混合自行施用毒品等行為，則應就整體過程綜合觀察，尚難遽認皆屬毒品製造行為。再由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將混合毒品行為依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加重處罰為言，主要係以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故予加重其刑。顯然立法者認為在行為人混合多種毒品而成新興毒品之情形時，由於產生之新興毒品效用更強或更便於施用（如以錠劑或咖啡包等），施用者往往在無知情況下濫行使用，更易造成毒品之擴散，並增加使用者之危險性，故應針對此等混合型態之新興毒品製造、運輸、販賣等行為加重刑責，以遏止混合型新興毒品之氾濫。尤以近年來施用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或其他混合之新興毒品有日益增加趨勢，且將各種毒品混入其他物質偽裝，例如以咖啡包、糖果包、果汁包之新型態毒品不斷產生，但因該等偽裝毒品之純質淨重甚微，往往須持有近百包始達同條例第11條第5項、第6項原規定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須達20公克以上加重其刑之標準，造成查緝之困難，不利於毒品之防制，本次同時配合修正該第5項及第6項規定，將持有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降低為5公克以上，以符實需。再鑑於現時首次施用毒品年齡有逐漸降低之趨勢，加以未成年人在娛樂場所施用新興毒品或混用他種毒品之情形日趨嚴重，「校園毒品」已成反毒政策最大隱憂，為加強對未成年人之保護，就成年人販賣毒品予未成年人者，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故同時修正同條例第9條第1項之規定。在在反映「混合」型態之新興毒品出現，已嚴重影響政府提倡打擊毒品源頭之反毒策略及國民（特別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自須藉由強力查緝製造、販賣及運輸毒品，以達阻絕及抑制毒品來源、供給之零容忍政策。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9條第3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9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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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22號

按附條件買賣之出賣人於取回標的物後再行出賣，乃出賣人就標的物求償其價金債權之方法，因攸關買賣雙方當事人權益，為防止出賣人有所偏私及濫權，其再出賣之實施，應經5日以上之揭示公告，就地公開拍賣之，並應於拍賣10日前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倘出賣人再出賣標的物未依此方法及程序行之，致債務人因此受損害，債務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以保護債務人（買受人）之利益，此觀動產擔保交易法第30條準用第19條第2項、第22條之規定自明。核與同法第29條第28項規定出賣人取回標的物後30日內，未再出賣標的物者，附條件買賣契約失其效力，出賣人得保有標的物，無償還買受人已付價金及向買受人為計算之義務，買受人亦不負繼續支付價金之義務，旨在避免出賣人取回占有之標的物後，任意保留未再出賣，買賣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拖延不決，二者之立法目的、規範基礎與對象均有所不同。相關法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第29條、第30條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第29條、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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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281號

所謂「測謊」係利用人類無法抑制之自主神經系統之情緒反應與生理變化，加以記錄解讀，以辨明受測人語言活動之真假。惟測謊儀器畢竟只能記錄生理反應，不能夠透視人心，僅能間接研判人之「行為」之有無，且施測要件相當嚴格。至於人之主觀認知、意識、動機、注意、理解等內在思想，即無從經由測謊鑑定來呈現；且縱係對於人之「行為」進行測謊，其研判結果亦不若其他科學證據（如血跡、尿液、毛髮、指紋、藥物、筆跡、聲紋、彈道等鑑定）具備「再現性」與「普遍認同」，基於測謊鑑定之準確或可靠與否有其無法避免之侷限性，一般僅用於犯罪偵查、性侵害犯假釋與監控（參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3項第6款）、特定機關人員安全查核為主，於審判中至多僅能作為補強之間接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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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331號

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互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以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之企業經營者(下稱商品製造人)而言，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2項關於所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應確保該商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等規定，固得為刑法第15條第1項所指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義務)之法律依據，但此並非課予商品製造人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商品製造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刑法歸責原則，此與該同法條第3項關於商品製造人之民事責任係採無過失原則迥異。從而，法院對於商品製造人是否成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除審查有否「應防止」之保證人義務外，尚應對於行為人是否「能防止」及其結果是否具「可避免性」等項，詳予調查，並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本於職權審慎認定，並於理由中妥為記載，方為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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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332號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固揭示刑事罰與行政罰（罰鍰）競合時「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處理原則。考其規範意旨，係因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罰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依刑事法律處罰，已足資警惕，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罰之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須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惟行政罰（罰鍰）僅係刑罰之補充，非謂同一行為一經行政機關裁罰，司法機關即不能追訴處罰。倘行政機關依法作成罰鍰處分時，刑事司法程序尚未開啟或刑罰尚未確定，但其後法院已經課予罪責，因該罰鍰處分與刑罰優先原則有違，即應撤銷，難謂一經行政機關裁處，司法機關即不得審判。本件上訴人之前述違法開挖，經縣府裁處罰鍰新臺幣12萬元後，上訴人固已繳交完畢，然依上說明，原審認其違反前述水土保持法規定，而論處罪刑，即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水土保持法第33條第3項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351號

藥事法第92條第1項規定違反同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者，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定，在藥品許可證上，載明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之藥品，除有該條第1項但書所列之3款情形外，未經醫師處方，而為調劑供應而言。至於藥事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之3款情形，既為法律所允許，自非同法第92條第1項行政罰規範之對象，亦即已將其排除在外。故行為人若為藥事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調劑行為，但非「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處方之調劑」時，因同條第1項但書已將第3款情形，排除在行政罰外，且未依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自行調劑藥物，對國民健康之危害甚大，與藥事法第50條第1項前段之藥品，已經取得藥品許可證，且藥品上載明須由醫師處方或限由醫師使用，然未經醫師處方而為調劑供應之情形，不能等同論之，後者之危害相對較輕。因此，不能因其行為不符合同條第1項但書第3款之要件，即可視同違反同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適用同法第92條第1項之行政罰。原判決已敘明「八味地黃丸」、「清肺湯」、「止嗽散」、「辛夷散」雖均係臺灣中藥典第三版所收錄之中藥基準方，但並非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中華藥典、國民處方選輯」之處方。且本案鎮嗽散等藥粉，係由黃芩、黃柏、丁香等中藥材研磨、摻混製成，如宣稱具有治療鼻病、咳嗽、氣喘、肺塵症等疾病之療效，應以藥品管理；行為人倘意圖販賣而研磨前揭中藥材成散劑，並將其商品化分（包）裝標示，屬於製造行為等情，業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敘明在卷。則上訴人為販售予不特定人，而在藥局內以研粉機將上揭中藥材研磨、摻混製成鎮嗽散等行為，並宣稱具有上開療效，係屬藥事法所規範之製造偽藥行為。參考法條：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82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

藥事法第50條第1項、第82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375號

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規定：犯罪，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訴、處罰（刑事程序法定原則）。故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具體案件刑罰權有無為目的所實施之程序。案件因訴訟主體之啟動（起訴、自訴、上訴）而產生繫屬於法院之訴訟關係，並拘束法院及當事人，迄法院以終局裁判或當事人撤回訴訟而消滅。案件分別在各審級法院繫屬中，始生各該審級法院依訴訟程序審判之權力與義務；若案件已經某一審級法院為終局裁判，該審級之訴訟關係即歸於消滅，再無該審級之訴訟程序可言。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前段係規定：110年5月31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本條法文明白規定為「各級法院」，依法院組織法第1條之規定，所謂「各級法院」，自係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而言，不能限縮解釋為單指某一特定審級法院。且該條文所稱「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亦顯與「已繫屬於法院」之意義不同。前者有區分案件繫屬於各該不同審級法院之意思，而後者則單純僅指案件繫屬於某一法院而言。又依本條（程序從舊）之立法目的而論，係案件已在某一審級法院「繫屬」中，因法律修正而影響當事人上訴範圍之認定，乃基於程序安定及訴訟經濟之考量，承認該審級依修正前規定已經進行之訴訟程序效力，及律定未來在該同一審級之訴訟程序，仍依修正前規定進行至該審級終結為止，新審級之上訴範圍及訴訟程序則依修正後規定進行。而各級法院於案件繫屬後，除有特別規定可準用不同審級之程序規定外，原則上係依據各該審級不同之訴訟程序規定進行審理及終結訴訟，故不論案件經第一審判決終結後提起第二審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法院，或第二審判決終結後提起第三審上訴而繫屬於第三審法院，因舊有程序已終結，另開啟新的上訴審程序，新舊程序明顯可分，在原審級法院判決終結前，或判決終結後上訴審法院繫屬前，刑事訴訟法既已修正施行，當事人自應依據新修正關於上訴範圍之規定提起上訴或補充聲明其上訴範圍，此種情形適用新程序法規定釐定其上訴範圍，既無違程序安定原則，亦不影響上訴人之上訴權與當事人之程序利益。故於原審判決後提起上訴，自應以其提起上訴而繫屬於上訴審法院時，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是否已經修正施行，作為究應適用修正後或修正前規定以決定其上訴範圍之時點依據。更何況因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原有之訴訟程序與訴訟關係均已終結、消滅，如因該案件於第一審或第二審繫屬之時間在本條修正施行以前，即溯及既往而適用修正前規定以決定當事人第二審或第三審上訴之範圍，包含已經諭知無罪之有關係或無關係部分案件。例如，被告被訴一行為觸犯甲、乙2罪名，第二審法院就甲部分諭知有罪，乙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被告對有罪之甲部分上訴為有理由，依修正前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第三審法院審理範圍包括甲、乙二部分；如依修正後第348條第2項增訂之但書規定，第三審法院審理範圍僅及於有罪之甲部分，不另為無罪之乙部分，則不在審判範圍。故案件於修正後始繫屬於本院（亦即修正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如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視為被告就第二審判決全部上訴，則被告因信賴依修正後規定乙部分不能視為上訴而已確定之訴訟程序利益，將因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前規定而被剝奪，自有悖於信賴保護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條之13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443號

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申報公告不實罪，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保護證券市場中公司財報資訊使用者（包括公司股東、債權人、交易往來對象、市場分析師乃至主管機關等），不因接觸公司所發布之不實詐偽財報資訊而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故本罪之詐偽資訊應以「足使一般理性之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是則，法文雖未有「重大性」要件之規定，惟解釋上應作目的性限縮，該項犯罪之成立，以具備「重大性」為限，而排除雖有申報公告不實但不致對資訊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者。至於「重大性」之判斷，事實審法院得依個案事證，藉由「量性指標」及「質性指標」資以參考為綜合判斷。量性或質性指標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屬重大而應揭露，並不需要兩者兼具，乃因「質性指標」具有補漏網的功能，避免行為人利用「量性指標」形式篩檢，而為實質脫法規避行為。依目前實務及學說之發展，「量性指標」之參考因素，有依法規命令明定之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應重編財務報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第8目「應收關係人款項達1億元或實收資本額20％以上」等相關之門檻規定；至於「質性指標」，則得參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美國證交會）發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StaffAccountingBulletinNo.99）所《例示》之標準，包括「一、不實陳述是否來自於某項能被精確衡量或估計之會計項目二、不實陳述是否掩飾收益或其他趨勢三、不實陳述是否掩飾了公司未能達到分析師預期之事實四、不實陳述是否使損失變成收益（或收益變成損失）五、不實陳述是否涉及到對公司營運或獲利能力而言扮演重要角色之部門六、不實陳述是否影響發行人法令遵循之要求七、不實陳述是否影響發行人遵循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上之要求八、不實陳述是否增加管理階層的薪酬九、不實陳述是否涉及不法交易之掩飾隱藏」等因素（資料來源https://www.sec.gov/interps/-account/sab99.htm），皆屬適例。然應辨明者，判斷不實詐偽資訊是否具有重大性，其核心關鍵，乃在於是否「足使一般理性之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至於上述「量性」及「質性」指標，僅係評價是否具有「重大性」較為具體之方法、工具，指標本身自與刑法處罰要件有間，既非屬窮盡之列舉規定，更不以此為限。進而言之：⑴、在「量性指標」方面，於個案中，或因行為人美化財報之手法，或因行為時法規之不完備，而無法直接循前述法規命令所定之量性門檻獲致結論，此時事實審法院仍得藉由其他可信之量化指標，判斷行為人錯誤陳述之數額是否足使一般理性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此與罪刑法定原則及其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規範內涵，尚屬有別。⑵、在「質性指標」方面，同理，判斷之主旨既亦在於該不實陳述是否足使一般理性報表使用者產生錯誤判斷及決策之危險，基此，前述美國證交會「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列載之9項質性因素僅係較具體之參考因素，然非以此為限，亦毋庸就各項因素逐一檢視判斷；觀諸「第99號幕僚會計公告」已載明：「此（上述9項質性因子）並非窮盡的列舉清單（notanexhaustivelist）」，強調僅屬《例示》之性質。至本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7號判決意旨載敘係《列舉》因素，尚與上開公告的明文規定未致相符，容未臻周延，然尚不涉及見解之歧異，併予敘明。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7條第1款第7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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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445、5450、5451號

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須符合比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俾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係指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除因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外，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而言。乃在保障被告上訴之決定自由，禁止第二審法院加重處罰，確保被告不因恐懼而放棄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各有其效力，前者係設定量刑的外部界限，將第一審判決之刑視為第二審量刑上限，只要第二審判決諭知之刑重於第一審，即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後者則是設定量刑的內在界限，要求法院審酌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觀點後，所為量刑結果必須罪責相當，此原則於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情形，亦有其適用。故於第二審法院以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時，所為量刑仍須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縱適用較輕之罪或情節較輕，惟倘第一審判決量刑失輕，第二審判決仍處以相同之刑，如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既未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自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可言。本件第一審判決以黃○鋒發起、指揮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及其首次犯行即對曾○燕加重詐欺取財部分，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既遂罪，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以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原判決則以黃○鋒發起、指揮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其首次犯行應為對蔡○琳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係觸犯上述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以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並量處相同之刑，原審就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情節雖屬較輕，惟發起、指揮犯罪組織罪之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審判決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已屬低度刑，衡諸黃○鋒發起、指揮犯罪集團，特意前往日本設立電信詐騙機房，本案經警查獲之成員即多達10餘人，規模非微，且分工細膩，以其設立境外機房進行詐騙之犯罪態樣、行為手法、所生危害，及在犯罪組織居於上層核心之地位，第一審判決對其量刑不免失輕，而原判決就此部分，以其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既無顯然失當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業如前述，且未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揆諸前開說明，並未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相悖，自難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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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52號

關於本案裁判基礎之法律問題，即「被告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男子，經依法規競合之例，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被告於警詢中供出甲基安非他命來源，因而查獲其他共同正犯，得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本院先前裁判向來採否定說之法律見解，認為旨揭行為既擇一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論處罪刑，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即無另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本庭經評議後，擬採肯定說之見解，即與本院先前裁判具有潛在性歧異，乃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規定，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受徵詢各庭回復結果，與本庭均採相同見解，主張採肯定說，已達成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應依該見解就本案此部分為終局裁判。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符合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仍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其刑。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本於同一法理，題旨所示依法規競合之例，雖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倘被告符合毒品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亦應適用該條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始符平等原則。參考法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110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557號

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5條至第7條以外之罪，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時，法院究應以行為不罰為無罪判決，抑或無審判權而為不受理判決？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所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557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11年5月18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557號裁定作成統一見解，認為：1.我國刑法對人、事與地的適用範圍，係以屬地原則為基準，輔以國旗原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擴張我國刑法領域外適用之範圍，即依刑法第3條至第8條之刑法適用法，決定我國刑罰權之適用範圍，並作為刑事案件劃歸我國刑事法院審判之準據。2.刑法適用法之規定，就實體法面向，為可刑罰性之前提要件，即進入構成要件該當、違法及有責性審查之前提要件，決定是否適用我國刑法規定處罰。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且其行為時係於105年12月2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5條增列第11款即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之前，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修正前規定，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就程序法面向，則定我國刑事法院審判權之範圍，決定我國刑事法院是否得予審判。亦即刑法適用法具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雙重性質，如有欠缺，即無我國刑法之適用，不為我國刑罰權所及，且為訴訟障礙事由，我國司法機關無從追訴、審判。3.法院受理訴訟之基本法則，係先審查程序事項，必須程序要件具備，始能為實體之認定，倘確認個案非屬我國刑法適用範圍時，已構成訴訟障礙，欠缺訴訟要件，不可為本案之實體判決，性質上已屬法院對被告無審判權，不能追訴、審判，在偵查中檢察官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7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若經起訴，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6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而非為無罪判決。4.綜上所述，中華民國人民被訴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與澳門）涉犯刑法第5條至第7條以外之罪，而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時，法院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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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檢察官就被告有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概括性規定，非謂除有罪事實之外，其他即可不必負舉證責任。此一舉證責任之範圍，除犯罪構成事實（包括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時間、地點、手段、身分、機會或行為時之特別情狀等事實）、違法性、有責性及處罰條件等事實外，尚包括刑罰加重事實之存在及減輕或免除事實之不存在。累犯事實之有無，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然係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就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包括遴選至外役監受刑、行刑累進處遇、假釋條件等之考量），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理由書所稱：法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指出證明方法等旨，申明除檢察官應就被告加重其刑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外，檢察官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條之客觀注意義務規定，主張被告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或否認被告主張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關於此等事實之存否，均應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之「累犯事實」，係對被告不利之事項，且基於刑法特別預防之刑事政策，此係被告個人加重刑罰之前提事實，單純為被告特別惡性之評價，與實體公平正義之維護並無直接與密切關聯，尚非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範圍，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指出證明方法之實質舉證責任。檢察官所提出之相關證據資料，應經嚴格證明程序，即須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方能採為裁判基礎。如此被告始能具體行使其防禦權，俾符合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而能落實中立審判之本旨及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參考法條：刑法第47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

刑法第47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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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687號

刑法第222條的加重強制性交罪，既以犯同法第221條之罪為基本構成要件，自仍須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為前提。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方法，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或限制意願之行為，不一定為有形的強制力，祇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法，即構成本罪。本罪的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而所以要證明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端的指控而入罪。蓋性侵案件實務，不乏別有動機的被害者，例如：因為以為找到如意郎君，但發現竟然被當作一夜情對象而怒告者；也有因為逃家與網友同居，怕家人責罵而反控男友性侵者；還有為順利取得監護權唆使孩童指證爸爸性侵者；更有兩小無猜，但女孩或男孩迫於家長的壓力，而指控對方違反其意願性侵者。而證明有無違反被害人意願而為性交，必須行為人有施以如何強制或限制的具體行為，或至少有利用既存的強制狀態，不論是對被害人形成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均屬之。另自法益保護角度而言，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除了保護「性自主決定權」外，另保護「兒少身心健康發展權」，亦即對於特定年齡的兒少，不論其有無意願的決定權，一律加以保護，此所以刑法第227條僅以「年齡」作為構成要件的原因所在，未必得一概以合意性交視之。從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的加重條件，於判斷行為人是否對之施以上述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更應該兼顧此等年齡之被害人，因其尚無行為或屬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行為人所施以或營造的強制狀態忍受力，勢較一般具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為低，始符常情。上訴人自陳在堤防停車撫摸及以口舌吸吮B男陰莖，均未詢問其意見等情，自有違反B男之意願。以C男、A男、B男均為未滿14歲之人，上訴人利用其等心智未成熟，對於上訴人在車內或刻意均將之載往夜晚的堤防，僅能與上訴人獨處，難以向外求援之情狀，對於上訴人突如其來的撫摸性器、口交，C男、A男有以言詞或舉動表示拒絕，或B男因而驚嚇過度、不知所措及畏懼如抗拒恐遭毆打等不利之情，已對其等造成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只能屈從上訴人之要求，足認上訴人確有施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原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有如前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即與原判決所贅引之本院97年度第5次及99年度第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無涉。參考法條：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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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715號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就兒童及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於同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於同條第3項另規定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等不同行為態樣。綜觀上開規定之文義、結構及其法定刑之輕重，第2項與第3項所規定行為態樣之區別，應視行為人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為斷。而該第3項所指之「詐術」，既與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並列，當然亦須達到違反被害人意願始足當之，不因民國106年11月29日修法前、後而有不同解釋。又所謂「違反本人意願」，須行為人所實施之手段達到足以妨害、壓抑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及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於行為人施用詐術之情況，若係帶有非現實人力可得支配實現之恐嚇性質詐術（如詐以神鬼力量云云），而使被害人心理陷於受強制之陰影，足以妨害被害人之自由意思及其決定者，固即該當；倘行為人施以非恐嚇性質之詐術，而被害人對於法益侵害之對價、目的雖受到欺瞞，但對於法益受侵害一事沒有誤認，此時應認被害人係動機錯誤，難認其性自主活動係受妨害、壓抑而為決定，其同意應認有效；而若行為人詐騙內容與法益侵害有關，且已嚴重影響被害人同意效力者（如欺瞞被害人所為與性行為無關者），則此同意無效，應認行為人詐騙行為仍妨害被害人性自主之意思決定，違反被害人之意願。稽之卷附A女之警詢筆錄，A女陳稱上訴人於取得其裸照後，有可能傳給他人觀看，而其之所以仍同意以裸照交換虛擬寶物，係因「我很想要這個虛擬寶物。」又其已將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全數刪除，故無法提供給警員等語，A女於偵訊中再陳稱：「（妳如何決定要拍照給他？是對方做了什麼讓你決定這樣做？）他問要不要傳給他。我就拍照片給他。」等語；另A女自拍之裸體照片，似刻意未拍及其臉部。倘此無訛，則A女對於自拍身體隱私部位之裸體照片，似已知悉該等照片係法律所不容許之猥褻照片，就其身體隱私及性自主法益之可能被侵害，似無誤認，又上訴人並未對A女施以帶有何恐嚇性質之詐術，則A女同意拍攝裸體部位之猥褻照片給上訴人，似係出於交換虛擬寶物之動機而為決定，上訴人是否施以妨害、壓抑A女自由意思之詐術，進而違反A女意願製造猥褻照片，自難謂無疑。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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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719號

對物之搜索扣押，其目的在於保全犯罪之證據及得沒收之物，防止遭受湮滅、偽造或變造，俾利發現真實，以有效、正確訴追刑事犯罪，並確保將來之執行。身為法治國家之執法人員，執行搜索扣押以取得證據，其執法手段自應合法正當，除為採集或保存證據之必要外，應當保留證據之原始狀態予以扣案，不得任意破壞或污染證據，方符合保全犯罪證據之目的。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刑事鑑識規範第46點所明定關於槍枝證物之處理原則：現場槍枝採取前宜先記錄其原始狀態，並以適當之方法採取放入證物袋或證物盒中保存，其目的乃確保刑事現場勘察採證品質，以提升刑事鑑識水準，並可減少破壞或污染證據之爭議發生。益見證據原始狀態之完整對於刑事鑑識結果正確、可信之重要性。基此，如證據於蒐證過程中遭破壞或污染，以致影響證據原始狀態同一性之認定，則其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是否導致搜索扣押所得之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之效果，則應由法院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規定，依個案之具體情狀，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予以客觀權衡判斷之。至證據原始狀態之同一性如發生爭議，因係執法人員開啟搜索扣押程序，該證據既落入執法人員之實力支配範圍內，原則上應由執法人員就證據未受破壞或污染，及其執法之適法性負舉證責任，以維持正當法律程序、司法純潔性及遏止違法偵查，自不待言。本件警員既未保存系爭散彈槍之原始狀態逕送鑑定，且於查獲現場除去槍管內阻塞物時，並未錄影或照相存證，亦未將阻塞物扣案留存，容有疏失，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由偵查機關就證據未受破壞或污染及其執法之適法性，負舉證責任。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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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746號

按刑事程序中之蒐集或保全證據方法，除了非任意性之拘提、逮捕、羈押、鑑定留置、實施通訊監察（含調取票）、搜索、扣押、強制採樣、提出命令等強制處分外，亦包括具任意性之供（證）述、自願性搜索以及自願提出證據等方法，基於有無干預人民自由意志做區別，前者因係違反人民自由意志之方法，故採取令狀原則，後者因未違反人民自由意志，故無須令狀。刑事訴訟法第143條規定：「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準用前五條之規定。」此即「自願提出證據」之明文，容許在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物證時，偵（調）查人員自可留存以保全證據，且因未違反人民自由意志，故未準用同法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關於扣押裁定（扣押令狀）之規定。是自願提出之證據，無庸取得扣押裁定即得為證據，此與人民不願提出證據，而偵（調）查人員以提出或扣押命令之方式，取得「已存在」之通信紀錄，以規避應向法院聲請核發令狀（例如扣押裁定或調取票）之情形不同。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條之1關於保全「已存在」之通信紀錄或相關通信使用者資料，應向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之規定，亦係以違反人民自由意志（蘊涵有干預隱私）為前提，性質上為非任意性之蒐集或保全證據方法，故採取令狀原則，此亦與前述自願提出證據之方法不同，不可混淆。稽之卷內訴訟資料，高○成於警詢時已供明：「（問：你是否有買賣毒品交易紀錄提供給警方？）我有提供『LINE』的對話紀錄。」等語，益徵上開「LINE」對話紀錄係高○成自願提出，員警予以留存，依上開說明，本無須取得法院核發之令狀即得為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3條

刑事訴訟法第1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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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765號

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賣、運輸毒品（下稱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的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是否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之「其他案件」之內容？（下稱法律爭議一）以及倘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監聽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而法院也據以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情形，法律爭議一之結論有無不同？（下稱法律爭議二）。對上開二項法律爭議，承辦庭經評議後，就法律爭議一部分，經徵詢其他各庭後，意見紛歧，未獲致一致見解，仍存有潛在歧異；且各該法律問題均具原則重要性。爰裁定將上開法律爭議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於民國111年8月24日以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765號裁定，宣示主文：「（第1項）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通訊監察期間，取得販賣、運輸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通訊監察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其他案件之內容。（第2項）前項情形，於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通訊監察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賣、運輸毒品有關之對話時，亦同。」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法律爭議一部分（1）核發通訊監察書之功能主要在於界定監聽活動實施之對象（人）、標的（通訊設備）與客觀事實的範圍，以為令狀保障附著之依據。是以，通保法第5條第2項乃明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記載同法第11條之事項，其監察對象非電信服務用戶，應予載明，務使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准許實施監聽之對象範圍趨於特定；並於同條第5項明定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案件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同法第11條復就通訊監察書之應記載事項，規定包含監察對象、案由及涉嫌觸犯之法條、監察通訊種類及號碼等足資識別之特徵與監察期間及方法等，旨在藉由具體特定執行通訊監察之對象、涉嫌之犯罪事實，及相關工具設備等，以初步界定實施監聽之主觀及客觀範圍。可知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應嚴守「一人一票」原則，多數監察對象不得共用一張通訊監察書。（2）通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1項規定：「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其他案件，指與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不同者。」此技術性規範已界定祇要與原核准進行監聽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有一相異者，即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稱之「其他案件」，其相關內容即係「另案監聽」取得之內容。從而，與監察對象通話之他人，既非監察對象，則其涉嫌任何罪名犯行之通話內容，均屬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3）另案監聽之性質，與惡意之非法監聽迥然有別。說明如下：I.前揭「一人一票」原則係對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所為之限制，以避免肉粽串式監聽，並非意在限制「執行」監聽時不能偶然取得另案監聽之對話內容。蓋監聽具有隱密性（監聽對象無法察覺被監聽）、未來性（監聽之對話並非現在已存在，而是預期未來會發生）、持續性（監聽時間較長，亦不受有形空間之限制）、流刺網性（並非只蒐集監察對象之訊息，第三人使用被監聽之電話或第三人與監察對象間之對話，均有被蒐集可能性）等不確定之特性，亦即犯罪之偵查常處於浮動狀態，考慮偵查效率及刑事有效訴追等要求，與搜索之情形相同，監聽亦係對尚未確定事證之蒐集，無從自始即清楚、明確知悉通訊對象與對話內容，而可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所可能擴及之主觀及客觀範圍，故在監聽執行階段保持一定之彈性，為偵查事理本質之必然。II.由於通保法所規範之通訊本質乃「2人以上之特定人間的意思交換」，監聽之執行本即係為了蒐集監察對象與他人間之對話內容，而基於監聽之上開特性，當國家機關鎖定特定監察對象之電話線路進行監聽時，所有與之通話或使用其電話之人，均不可避免地亦處於被監聽之狀態。是以，於監聽時偶然所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的對話內容，並未逸脫通保法所規範之通訊本質範圍，難謂已擴大侵害對話者之隱私合理期待。III.於此情形，無論基於學說「假設再次干預亦受允許」或「類似犯罪例外」之觀點，均認為監聽標的乃犯罪嫌疑人使用之特定通訊設備（例如行動電話），故凡經由該通訊設備撥出或接收而參與和監聽案由有關之通話內容，均不可避免落入實際執行監聽之範圍內。惟此際因並未進一步擴大侵害對話者合理隱私保護之範圍，故於執行機關善意執行監聽時，本案監聽之結果難免會偶然擴張至原監聽活動可及範圍之其他犯罪，此乃執行監聽活動事理本質所必然，不會導致原通訊監察令狀之濫用，並無違反法官保留而牴觸令狀原則可言。析言之，依「假設再次干預亦受允許」之觀點，前述另案監聽所得，屬於法定允許監聽之重罪範圍，且與本案監聽之主、客觀範圍具客觀關連性，若有充分理由相信，向法官聲請監聽亦會准許，即應容許是類之無令狀監聽。此即學說上所稱「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亦有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或「事實上按照個案之情況存有合法蒐證之可能」之情形。又依「類似犯罪例外」之觀點，基於對「一目瞭然法則」所衍生之「一聽即知法則」（又稱「明顯可見法則」）之運用，肯認將令狀所載監察對象擴及與之通訊對話而有上、下游或共犯關係之人，或將令狀載明涉嫌觸犯法條涵蓋「充分近似」（即具客觀關連性）之其他犯罪，符合進行中之偵查活動本應涵蓋其他具客觀關連性而充分近似犯罪之偵查本質，自應容許是類之無令狀監聽。是以，前述情形之另案監聽所得，既未擴大原監聽偵查之目的、範圍，不會使得本案監聽成為另案監聽之託辭，尚不致造成本案監聽程序之濫用，並不當然應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俾在未擴大侵害合理隱私期待之前提下，兼顧有效保全證據及避免無謂訴訟資源之耗費。IV.據上說明，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另案監聽，為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其他案件」之內容。惟另案監聽與惡意之非法監聽，性質上截然不同，不當然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2.法律爭議二部分依上開說明，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核發，應嚴守「一人一票」原則，多數監察對象不得共用一張通訊監察書。則縱然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監聽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惟法院既應依「一人一票」原則核發通訊監察書，則本案監聽之範圍，自不及於原核准進行監聽之「監察對象」以外之人。是於此場合所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仍屬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1）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刑事大法庭之裁定，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是以，本件即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就上開法律爭議所作成統一法律見解之拘束。亦即，對監察對象所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等罪嫌，於合法實施監聽期間，取得販運毒品予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與監察對象共犯上開罪嫌之人之監聽內容，對該上、下游或共犯而言，屬另案監聽之內容。縱於通訊監察聲請書內已敘明通訊監察範圍包括監察對象之上、下游或共犯等與販運毒品有關之對話時，亦同。惟另案監聽與惡意之非法監聽，性質上截然不同，不當然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2）依上說明，執行機關若已就包括另案監聽所得在內之相關通訊資料，依通保法相關規定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雖就另案監聽所得部分，逾越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所定「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之陳報期間，惟因同屬逾期陳報之類型，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與本院已統一之見解認為逾期陳報期中報告書至該管法院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予以認定之情形（本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43號判決意旨參照），法理相同，自應一體適用。至若完全未陳報該管法院，始有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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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76號

臨檢/盤查與搜索固為不同之強制處分，然衡諸犯罪之發覺，通常隨證據之浮現而逐步演變，故員警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等法律規定執行臨檢、盤查勤務工作時，若發覺受檢人行為怪異或可疑，有相當理由認為可能涉及犯罪，自得進一步依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為拘捕或搜索。又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之緊急搜索，其搜索之目的雖在「發現應受拘捕之人」或阻止犯罪，但如發現犯罪或有犯罪痕跡，除得逮捕人犯，並搜索其身體及其立即可觸及之範圍，亦得扣押因此所得暨目視所及之應扣押物，除逾越逮捕人犯所必要之搜索外，其搜索、扣押所得之物，非不得為證據。員警於執行勤務之際，依憑其個人經驗，認上訴人、江○茵情跡可疑而盤查，既非出於恣意，亦未逾越必要程度，不因是否據報前往而有異，難謂有悖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或警察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且原判決已認員警所為程序先後符合臨檢/盤查及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第3款緊急搜索，依上開說明，亦無所指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

110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900號

國家為預防犯罪，維持治安，保護社會安全，並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乃於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之規定，其中第2款即明定：「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下統稱盤查勤務）」。換言之，當警察於「巡邏」時發現有「形跡可疑」者，在不確定有無犯罪或違規行為時，為維持公共秩序並防止危害發生，得執行盤查勤務。所謂對「形跡可疑」盤查者，主要係指警察尚未掌握被盤查者犯某宗罪行之任何線索、證據，僅憑被盤查者之舉動、神情有異，認其行為可疑，主觀上基於常理、常情或工作經驗形成之判斷，為盤查勤務；或某特定案件雖已發生，警察只初步知悉犯罪嫌疑人之相關資訊（如性別、年齡大小、身材胖瘦、長相、穿著等），對於部分符合上開已知特徵者，懷疑其是否即為實行犯罪之人所進行之盤查勤務，就案件而言雖有部分之針對性，但與具體案件之關連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強制或其他處分之程度。在針對「形跡可疑」者執行盤查勤務時，如被盤查者表現或應答均無破綻，警察之盤查勤務即無法持續，原先所產生之懷疑會被沖淡或打消；惟若被盤查者否認犯罪，又不能以事實說明或解脫其與特定犯罪之聯繫，警察為釐清真相，勢必繼續盤查行為。是當「形跡可疑」者為警察執行盤查勤務時，無論該人是否涉案，警察應只是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此時，倘被盤查者確因犯罪並如實交代未被發覺或已被發覺但不知何人所為之全部或主要犯罪事實，並願意接受裁判，自應成立自首。惟若被盤查者始終否認犯罪、只承認枝微末節或與犯罪構成要件無關之事實，或於警察不斷為盤查勤務（包括其後之正式詢問）後，始點滴吐實（即所謂「擠牙膏」式回答）。則警察早由一連串盤查勤務及詢問過程所透露之蛛絲馬跡，或由被盤查者隨身攜帶之物品（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衣等），或有目擊證人出面指證，經抽絲剝繭後，己逐步鞏固並建立對於「形跡可疑」者與特定犯罪間之直接、緊密及明確聯繫。對於被盤查者之犯罪已由原先之「單純主觀上之懷疑」提昇為「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縱其事後另有配合警察或自白之行為，亦與自首要件不符。參考法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刑法第62條

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刑法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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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954號

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原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修正後為：「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將原規定之「不行使」，修正為「未起訴」，其修正理由提及：「追訴權消滅之要件，當以檢察官或犯罪被害人未於限期內起訴為要件。爰將第一項前文『不行使』一語，修正為『未起訴』，以資明確。」參照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係將偵查、起訴與審判並列，可見修正前刑法所稱之追訴權，其範圍不限於起訴，尚包括起訴前之偵查，此觀修正前刑法第80條之立法理由提及：「偵查為行使公訴權最初之手續」，足為佐證。時效已完成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規定，應諭知免訴之判決，而同條應諭知免訴判決之其他情形，諸如：「曾經判決確定者」、「曾經大赦者」及「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亦均非屬程序事項。且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追訴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應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足徵追訴權時效確具有實體法之性質，為刑罰解除事由。惟追訴權時效，係因一定時間之經過，不再追究某特定之可罰性行為，並未影響立法者對該特定行為可罰性之決定，亦無涉該行為之社會非難，且從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觀察，為追訴不能，則具有程序法之性質，為訴訟障礙事由。因此，無從以追訴權時效規定在刑法，逕認其性質純屬實體法，而不具有程序法之性質。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既具有程序法之性質，則其所謂之偵查，自應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偵查為相同解釋。且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之追訴權，有關檢察官之偵查，並未因犯人已明或不明，而有所分別，解釋時自不應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認犯人已明之偵查，方屬於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故刑事訴訟法所謂之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時，依職權啟動之偵查或調查程序。至於偵查機關是否有偵查作為，係以實際客觀行為為判定基準。而偵查之核心有二：其一、釐清犯人，即偵查機關透過既存的犯罪事實，為確認犯罪行為人之作為均屬之，包括對犯罪嫌疑人或證人的詢問或訊問、蒐集犯罪現場或客體所遺留之生物跡證，如指紋、體液、血液、毛髮，或透過鑑識作用予以比對等；其二、釐清犯罪事實，其具體作為，則在於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因此，偵查機關為確認犯罪行為人及釐清犯罪事實，所為之人別釐清，及對於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以作為將來起訴之準備，均屬偵查之範疇。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非規定：「追訴權，經左列期間而消滅」，可見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蘊含有督促偵查機關積極行使追訴權，節制其權利行使之怠惰，避免怠於行使致舉證困難及尊重既有狀態等目的，而非僅單純期間之經過，時效即消滅。上開規定所謂之追訴權「不行使」，依文義解釋，係指追訴權於該條項所列期間內有不行使之情形。司法院釋字第138號解釋理由書亦認為：「刑法時效章內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首於第80條第1項明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可見追訴權時效之進行，係以不行使為法定之原因，行使則無時效進行之可言。」因此，適用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之犯人不明案件，若檢察官已啟動偵查程序，積極追查犯罪嫌疑人，並為犯罪證據的蒐集與保全，諸如勘驗、囑託鑑定死因或死者之DNA暨與相關人士進行比對、指揮警方偵辦或檢送查察結果、函催解剖鑑定報告等偵查作為，自應認為係對該案件之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訴權。綜上所述，適用修正前刑法追訴權時效規定之刑事案件，縱犯人不明，檢察官為調查上開案件所進行之偵查程序，仍係對該案件之犯罪嫌疑人行使追訴權。參考法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83條第1項(民國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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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字第5960號

證人未滿16歲者，不得令其具結，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蓋具結之作用，旨在使證人能在認識偽證處罰之負擔下據實陳述，以發見真實，若因證人年齡幼稚，無法理解具結之意義及效果，不認其有具結之能力，自得免除此項義務。又同法第187條第2項規定對於不令具結之證人，應告以當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旨在提示、督促證人，雖不令具結，但仍應為誠實之陳述。法官或檢察官對依法不得命具結之證人，如疏未告以應據實陳述，衡以上開規範之保護目的，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雖有瑕疵，但對於證人應為真實陳述之義務，並無影響，該證人所為之證述若係本於其任意性而為，自仍具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87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87條第2項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5984號

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旨在確保被告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人，不致因其正當行使上訴權利以循求救濟，反而經上訴審法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處之刑，俾落實憲法所揭櫫訴訟權保障之實質內涵及二重危險禁止之理念。惟在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倘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者，即無上開原則之適用，此為同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規定。所指「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係指原審判決適用較輕罪名之法條，或未適用加重其刑之規定，或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經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用法條不當，撤銷改判適用較重罪名或加重其刑之法條，或不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等情形而言。若原審適用較重罪名或加重其刑之法條，或不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而經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用法條不當，撤銷改判適用較輕罪名之法條，或未適用加重其刑之規定，或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自非此「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之情形。又數罪併罰酌定應執行之刑時，依同法第370條第2、3項之規定，亦有不利益變更禁止規定之適用。是以，倘原審為數罪併罰之判決，上訴後經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處以較輕之刑，在其他量刑審酌條件不變之前提下，酌定應執行刑時，因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刑之基礎已有改變，該罪責程度與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刑相較，亦已變輕，故倘僅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之場合，第二審法院所定執行刑之罪責評價應相對降低，始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既宣告較輕之刑，其就得易刑與不得易刑之情形分別酌定應執行刑後，兩者相加之刑期，若反而超過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顯然係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自有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及不利益變更禁止之規定。原判決載敘：被告涂○文於警詢時供出其附表（下稱附表）三編號1（即附表一編號1之1）部分之毒品上手林○萍，警方因該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手林○萍，第一審未就被告此部分犯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又被告如附表三編號11、12所示犯行，該當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等罪名，依法規競合之例，論以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惟其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該部分犯行，第一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自有不合。爰撤銷第一審關於附表三編號1、11、12所示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分別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分別處有期徒刑2年（附表三編號1部分）、4月、4月（附表三編號11、12部分）。並就附表三編號1至10所示部分（即不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下稱甲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9月；就附表三編號11、12所示部分（即得易服社會勞動，下稱乙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惟原判決既就上開各罪係適用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定應執行刑之罪責評價應相對降低，始符罪刑相當原則。乃原審撤銷改判就附表三編號1、11、12所示部分，均宣告較輕之刑，則其就甲、乙部分分別酌定應執行刑後，兩者相加之刑期為有期徒刑6年2月，反而超過第一審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顯然係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所定應執行之刑，依上開說明，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

肇事逃逸罪，修正前刑法第185條之4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本罪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司法院對本規定為合憲審查，以釋字第777號解釋闡明「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立法院因而循旨修正該規定，於民國110年5月28日總統公布後施行，修正後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首先，將原來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文字修正為「發生交通事故過失（有過失）」及「發生交通事故…係無過失」，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其次，為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區分行為情狀所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為「傷害」與「死亡或重傷」而異其刑罰效果，規定不同之法定刑（所生結果為何應以行為時點判斷），另就無過失而發生交通事故，明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以上，本次法律之修正，其中法律效果已經修改變更，至為明確；至本罪行為情狀之規定，依本院向來見解，認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死傷後逃逸，即已構成本罪，不論對於發生交通事故之原因有無過失，均非所屬，是則，關於本罪行為情狀，自「肇事」修改為「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死亡或重傷」以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實則僅係將刑法文義明確化，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惟其內涵並無不同。另關於本罪處罰之不法行為，則仍保留「逃逸」之文字，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理由書雖併予檢討建議「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酌所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之作為義務範圍」，然本次修法終未變更。所謂「逃逸」，依文義解釋，係指自肇事現場離開而逸走，使人無法在肇事現場經由目視掌握肇事者與事故關聯性的行為。惟肇事者終將離開現場，殆不可能始終留在現場，究其犯罪之內涵，除了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是本罪結合學理上所稱之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職是，應進一步探究者，乃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者，於離開現場前究有何種之作為義務，此亦為上開解釋理由書曉諭釐清之面向，雖未經修法，然其釋義乃司法不可迴避之任務。逃逸之文義解釋既有分歧，則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與規範目的之客觀解釋，有其關鍵意義，審諸法規範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有別於其他案件―交通事件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此由歷次立法說明「為維護交通，增進行車安全，促使當事人於事故發生時，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以保護他人權益並維護社會秩序」、「肇事逃逸者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等，故縱使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其逃逸者，亦應為本條處罰範圍，以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釐清交通事故責任」，可知依立法沿革之主觀解釋亦得印證。核與遺棄罪迥然有別。是故，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以上，為本院向來所採之見解，於修法前後之適用，並無不同。參考法條：刑法第185條之4

刑法第185條之4

110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

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3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至犯本罪所實施之強暴脅迫，而有侵害其他法益並犯他罪者，自應視其情節不同，分別依刑法第50條之規定以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或依競合關係論處之。原判決就檢察官起訴據以認定被告3人被訴涉犯刑法第150條聚眾騷亂罪嫌部分，固已說明：刑法第150條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成立，以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時，具有對於構成要件之認識為必要，則除行為人須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外，於聚集時即須對將實施強暴脅迫有所認識，方足構成本罪。如行為人原非為實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同在一處，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三人以上同時在場實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之構成要件不符等旨。然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其聚眾犯意之形成，本非必須起於聚集之初為限，原判決未能細繹理解該條修正之立法規範目的，正確詮釋其適用之範圍，而認本件須於聚集時即對將實施強暴脅迫有所認識方足構成本罪，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50條

刑法第150條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621號

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此觀同條第2項準用第796條第2項之規定亦明。另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上開規定於98年民法物權編修正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又適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定之事實，依職權探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固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所拘束，然受訴法院所持法律見解，倘與當事人陳述或表明者不同，因將影響裁判之結果，審判長自應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之法律上陳述，以利當事人為充分之攻擊防禦及為適當完全之辯論，否則難謂已盡闡明之責，其訴訟程序即有瑕疵，而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經查，系爭建物確有越界建築，此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依被上訴人所陳系爭建物係98年修法以前，即興建完成，依前開物權編施行法之規定，自有現行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既陳明：願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規定，以保建物之完整，則原審以違反公共利益等詞，改判駁回上訴人拆屋還地之請求，為利紛爭一次解決，宜曉諭上訴人是否協議價購，倘價額協議不成，亦得訴請法院以判決定之，俾免於拆屋還地訴訟確定後，另生訴訟，原審未遑詳求，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容有未洽。相關法條：民法第796條之1，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民法第796條之1，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民事訴訟法第199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0年度台上字第880號

按民法所稱之物雖未有定義性之明文，而於民法第66條、第67條，將物區分為不動產及動產，再就不動產區分為土地及定著物，動產則為不動產以外之物。物，如以一定形體為條件（有體物），則所謂動產之物，係指不動產以外，具有一定形體之有體物且為人力所能支配者為限，即有體物說。人力所能支配之物，當受法規範承認其為某特定權利主體享有排他性之權利，成為權利客體時，在權利享有之劃分方面，除需以法規範規定其權利享有者外，同時需就享有者對「該物」所得行使權利之範圍，亦即應就「某物」與「他物」先予區辨，據以界定權利主體所能支配「某物」之範圍，以防其將其權利範圍，延伸至他人就「他物」在性質上不能併存之支配權領域。不動產係藉由公權力登記制度，大致得以劃定「某不動產」與「他不動產」之不同。動產之劃分，原則上以其形體是否具獨立性為斷，惟在由不同成分所組成而具有獨立性、單一性之「某動產（物）」，如將組合之成分拆離，倘一般社會通念，認已不足以滿足生活之需（如冷氣機拆除冷媒成分）者，則其組合之成分是否具備，在物之概念上，具備該成分之物與不具備該成分9之物，不能認係同一之物。此外，於交易習慣或交易契約已特別約定其交易對象之物，必須具備某特定之組合成分，始能完成某特定功能者，則該組合之成分或實現「某物」之特定功能所必需具備之成分之欠缺，該欠缺特定成分之物，雖不影響其得做為「他物」之交易客體，但要難認與須具備某特定成分之物，仍屬同一之物。相關法條：民法第66條、第67條

民法第66條、第67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314號

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法院應就異議之聲明為裁定。因該條文並未限制法院裁定之內容，其性質與同法第416條之準抗告（對檢察官之處分聲請撤銷或變更）相同（司法院釋字第245號解釋參照），受理聲明異議之法院，得審核之範圍應及於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執行或其方法，必要時亦得變更檢察官之處分。而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故聲明異議限於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始得提起，且其審查標的為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無不當，既無陷受刑人處於更不利地位之危險及負擔，復無置受刑人於重複審問處罰的危險或磨耗之中，自與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有別。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得本於主體之地位，向法院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聲明異議之本旨，係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認有不當時之救濟方法，以撤銷或變更該不當之執行指揮，倘經法院以無理由而裁定駁回確定，聲明異議人以同一事由再行提起，除非法律明文予以限制（如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外，即應予容忍，不宜擴大解釋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射程，而否准聲明異議再行提起。況且，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本旨，固兼有維持法安定性及確保裁判終局性之作用，然並非所有經實體裁判之事項，均不許當事人再以同一事由爭執。例如，撤銷羈押之聲請，實務上並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縱經法院以無理由駁回，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之人猶可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聲請，俾維護被告之權益，即為適例。刑事訴訟法有關聲明異議之裁定，並無明文禁止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聲明異議，自不能因其可能涉及刑之執行之實體上裁判事項，即謂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綜上所述，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之規定，就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聲明異議人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提起，法院自不得援用一事不再理原則，逕行指為不合法，而予駁回。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315號

抗告，係不服下級法院之裁定，而請求上級法院撤銷或變更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407條所定「應以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之程式，並未有如同法第361條第2項「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之規定，自僅須敘明為何不服下級法院裁定之原因，即為已足，尚無須以具體指摘下級法院裁定有何不當或違法之情形為必要。再者，原住民族歷經文化變遷，復多身處偏僻，資源較為匱乏，而成為弱勢群體，自有匡助扶持，對其各項權利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之必要，使之得與主流群體平等立足，共存共榮，由此實現大同社會之理想，此並為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所定之基本國策。而立法者為貫徹上述旨意，已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該法第30條第1項明定「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與行政救濟程序、公證、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應尊重原住民族之族語、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原住民有不諳國語者，應由通曉其族語之人為傳譯」；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亦增列：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同條第5項則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即為國家對於原住民司法人權特予保障扶助之具體實現。而法院本於應全面注意被告利害情形之客觀性義務，自應秉持此立法精神及整體法律秩序理念，視所踐行程序影響原住民被告權利之程度，適時提供法律上協助，給予適度闡明、曉諭，善盡積極照料的責任，尤其當被告已表明原住民身分而無助求援時，更不宜徒託法無明文，吝於相助，致悖離法律意旨，使弱勢群體尋求平等對待，成為空談，人本價值，無以彰顯。定應執行刑之裁定，係與科刑判決具有同等效力之實體裁定，攸關受刑人刑罰執行之範圍，因現行法尚乏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的機會，保障稍有欠周（行政院院會業於109年12月17日通過司法院函送刑事訴訟法第477條關於保障受刑人的陳述意見權及救濟權等規定之修正草案，並已與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中），惟有藉由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書狀，方能陳述意見，以資彌補，而謀救濟。是以縱認再抗告人之抗告理由欠明，再抗告人既已表明其原住民之身分而請求扶助，依照前述說明，法院仍得行使必要之闡明權，使為完足之陳述，究明其抗告書狀之真義為何，始無違於法律對於原住民特予保障扶助之意旨。原審竟自立抗告門檻，復置再抗告人之請求於不顧，逕以其欠缺抗告理由不補正而予駁回，即難認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07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407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1項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371號

任何人不得保有非法所得或犯罪所得，乃普世之基本法律原則。為因應刑法沒收之規定，倘不法犯罪所得未能有效及時保全，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將之藏匿或移轉，日後縱使判決諭知沒收，也無從實現，使偵查、審判作為枉然，無法達到實現正義之目的。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關於：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又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應經法官裁定；偵查中檢察官認有非附隨於搜索之聲請扣押裁定之必要時，應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司法警察官認有為扣押之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分別為刑訴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第133條之1第1項、第133條之2第1項、第2項所明定。依立法體例，各種法律多於首編章置總則，適用於其他各編章，至各編章相互間各自獨立，除有準用之規定外，不得任意援引。上開之各該條文，均係刑訴法第一編總則第十一章搜索及扣押內之條文，屬對物的強制處分手段之規範，與同編第十章所規範對人之強制處分手段之「被告之羈押」，性質上均可適用於同法其他各編章（包括第二編第一審、第三編上訴），而非僅限於同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之「偵查」程序。故法官、檢察官實施刑事訴訟程序，就該管案件均有行使對人及對物強制處分之權利。於審判中依同法第277條規定主動對物搜索、扣押，係屬法官專有之職權，但並未因此排除代表國家執行刑罰或沒收職責之檢察官，基於保全之必要，亦可請求發動扣押，只是審判中之扣押，係屬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應依法官保留原則，回歸上開總則編應向該管法院（審判中應是本案之法官）聲請核發扣押裁定之規定。又刑訴法第163條第1項、第2項明文：當事人得聲請法院調查證據，而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限於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法官為保全證據、沒收、追徵，雖得親自實施扣押，但在現行加強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刑事訴訟架構下，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僅居於補充性、輔佐性之地位，實施扣押仍以受聲請為原則，且不論在庭內、外為之，除僅為保全證據之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者外，均應依裁定為扣押，依法記載刑訴法第133條之1第3項各款事項，出示於在場之人，或函知登記之機關（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70點之8參照）。而不論係刑罰或沒收之執行，原則上應由檢察官為之，縱使有保全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亦應由檢察官提出釋明，指出財產所在，再聲請法院扣押，以避免法院過於職權介入引發刑事訴訟程序恐又回到職權進行主義之質疑。故上開第133條第2項所規定為保全追徵而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財產之情形，自不限於偵查中檢察官始得向法院提出聲請，即便於法院審判中，如確有保全追徵之必要，為貫徹沒收犯罪所得新制之規範目的，尚無不准其聲請之理由，法院仍應實質審酌本案有無扣押（保全追徵）之必要，為准駁之裁定。原裁定以汪○浦等人涉嫌貪污等罪，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之本案仍在法院審理中，檢察官就抗告人等7人之第三人名下系爭帳戶內資金聲請保全扣押，以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援引同法第133條之1第1項、第133條之2第1項規定為本件聲請，依前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亦無所謂法院許可扣押之際，即默認沒收金額之疑慮。因認檢察官聲請就上開「472,710,774.64美元」範圍內之聲請扣押，為有理由，予以准許，已詳敘其認定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經核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63條。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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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抗字第1386號

刑事案件倘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時，就其犯罪所得，仍得由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此觀修正後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規定自明。此種單獨宣告沒收程序，因非以追訴犯罪行為人為目的，性質上原屬於對物訴訟之客體程序，並無刑事被告。惟此際如遇犯罪行為人死亡，犯罪所得財產發生繼承之事實時，因繼承人係自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之第三人，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2款規定，仍在應予沒收之列，則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7所定關於第三人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仍有準用之意旨，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時，即應依同法第455條之13規定通知該繼承人，法院依同法第455條之12規定，亦應依聲請或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單獨宣告沒收程序。繼承人參與後，依同法第455條之19、第455條之24及第455條之26等規定，就沒收其財產之事項，得享有被告於訴訟上之權利，法院並應踐行實質之證據調查及充分的言詞辯論程序，而為沒收或不予沒收之諭知，始得謂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以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於第三人參與後，已非純正之客體程序，其架構具有審、檢、辯（參與人）三面關係之特徵，亦有控訴原則之適用，而應恪守刑事訴訟法所採行之檢察官舉證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及證明法則。其中關於構成沒收理由之事實（即刑事不法行為〔不問有責性〕之存在），既屬單獨宣告沒收之前提，因犯罪行為人於本案訴訟中未行任何辯論或受有罪判決之認定，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仍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亦即法院須憑具證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程序，形成足以顯示該不法行為存在之確信心證，始能據為應沒收財產所由來之違法事實認定。進而關於犯罪所得之證據調查，則應分兩階段審查，於前階段「利得存否」，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等是否存在，即行為人有無因犯罪獲得財產增值之狀態，因涉及刑事不法行為有無、既未遂之認定，仍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予以確認，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以免不當限制、剝奪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固有財產權，逾越利得沒收並非刑罰之本質；其次於後階段「利得範圍」，鑑於利得沒收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求訴訟經濟，則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之認定依據即足，倘應沒收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規定，亦得以估算認定之。惟此估算仍應符合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之要求，於充分調查估算基礎後，以合義務之裁量行之，自不待言。是以所謂估算法則之運用，僅在犯罪所得之存在得以確認後，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調查方法，應予區辨。參考法條：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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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抗字第1501號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對於法官的中立性，具國內法律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第2句明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刑事訴訟法特設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之迴避規定，即在於維護人民受公平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予以審判之訴訟權益，並避免法院之公平性受到人民質疑，以增進人民對於司法審判的信賴。聲請再審之目的既係為推翻錯誤判決，法官曾參與刑事確定判決，再參與再審之裁定，甚難讓人民信賴法官係本於中立第三人的立場，毫無偏見地公平審查自己的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規定，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該款所稱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參照）。再審案件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固不在該款應自行迴避之列。然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認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解釋時原規定：「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更審前之裁判或仲裁者」嗣經修正為：「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仲裁者」），乃在使法官不得於其曾參與之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以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因此，法官曾參與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者，固應自行迴避。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其參與該確定終局判決之法官，依同一理由，於再審程序，亦應自行迴避，以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訴訟權益。該號解釋雖係針對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而為解釋，然刑事訴訟對於審判公平性及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並不亞於民事訴訟。本於法律體系的一貫性，對於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者，其參與該確定判決之法官，於再審案件亦應自行迴避，以確保人民受公平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予以審判之訴訟權益。關於迴避之次數，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認為：各法院法官員額有限，參考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4款規定（嗣經移列至第19條第6款）意旨，其迴避以1次為限。基於同一考量，於法官員額編制較少之法院，對於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者，其參與該確定判決之法官，於再審案件之迴避，亦以1次為限。法院倘因此項迴避，致無其他法官得以審理該再審案件，而有不能行使審判權之情形，可依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由其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將案件移轉管轄。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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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抗字第161號

（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財案件審理法）第23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30條準用第11條第1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該條項1、2款情形者，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發秘密保持命令。考其立法目的，係為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因不許或限制他造當事人之閱覽或開示，妨礙他造當事人之訴訟防禦權之利益衝突，故明定秘密保持命令之制度，以防止營業秘密因提出於法院而致外洩之風險。而該營業秘密既係當事人或第三人所持有，是否具秘密性，該當事人或第三人知悉最詳，且有無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攸關其權益，法律乃規定依其聲請發動，法院不得依職權為之。據此，倘該當事人或第三人認訴訟資料不具秘密性，或無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法院自不宜逕為相異之認定，如有疑義，於裁定前得詢問當事人、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關係人或為其他必要之證據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3條參照）。（二）營業秘密法第14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經當事人聲請，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立法理由稱：「二、審判原則上應公開行之，惟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時，如仍一律公開審判，可能造成營業秘密之二次受害，自有未宜，爰於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如經當事人聲請，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不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智財案件審理法第24條亦明文：「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得依聲請不公開審判；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卷宗或證物之檢閱、抄錄或攝影。」其立法理由表明：「刑事審判除有法定事由得不予公開外，雖應公開法庭行之；被告或自訴人、告訴人之辯護人或代理人對於卷宗或證物，亦得依法檢閱、抄錄或攝影。惟第23條侵害智慧財產刑事案件，其證據或其他訴訟資料如涉及營業秘密，一旦公開審判或將全部卷宗、證物提供檢閱、抄錄或攝影，可能造成權利人受重大損害。爰參考第9條及營業秘密法第14條第2項之規定，訂定本條，以資兼顧。」乃允許法院對被告或辯護人限制卷宗或證物之檢閱、抄錄或攝影（下稱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此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三）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1條創設秘密保持命令，目的在禁止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與同法第24條後段限制閱覽訴訟資料旨在避免營業秘密外洩，固均在保護營業秘密，但法律依據迥異，規範意旨未盡相同；且就發動方式，前者僅得依聲請為之，後者亦得由法院依職權為之；於救濟方面，就駁回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同法第13條第4項），准許之裁定，雖不得抗告，但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得向法院聲請撤銷（同法第14條第1項），而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裁定，原則得為抗告（同法第26條）；再衡之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5條第2項將「聲請對請求閱覽之人發秘密保持命令」及「聲請限制或不准許其閱覽」並列，暨營業秘密法第14條之立法理由揭明：參酌美國統一營業秘密法、日本通產省意見書之建議，法院為保護營業秘密得採取之合理手段，包括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保密義務）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等旨，足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與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係不同保護方法，核屬二事，不容混淆。準此，秘密保持命令及限制閱覽訴訟資料雖非不能併存，但其適用要件、救濟程序，仍應分別以觀，不因法院為求便利，將二者併載於同一裁定而受影響。又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倘同時遭限制閱覽訴訟資料，就前者得依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後者，參照同法第1條後段、刑事訴訟法第33條賦予被告及辯護人閱卷權之規定，佐以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4項允許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限制裁定之精神，基於相同解釋，自得就所受之限制聲請撤銷或變更，乃當然之理，無待明文。（四）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復揆之智財案件審理法第35條，對違反秘密保持命令者科處刑罰，具相當之拘束力，則營業秘密在已有秘密保持命令可資保護下，究有無再限制閱覽訴訟資料及其限制（或開示）之方式，法院仍應視個案情形，妥適權衡，俾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非謂一旦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即一律「有」或「無」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必要。參考法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第23條、第24條、第35條。營業秘密法第14條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第23條、第24條、第35條。營業秘密法第14條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733號

行刑權係國家因被告受確定之科刑裁判而取得執行刑罰之權力，為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於裁判確定後，經過一定期間不行使，即歸於消滅，不得再對受刑人執行刑罰。關於行刑權時效之期間、時效停止之原因及其消滅，既攸關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應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法院不能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之方式，增加或擴張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而擴大對受刑人不利之行刑權適用範圍。又刑法第84條第1項規定，行刑權因同項各款規定之期間內未執行而消滅。同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行刑權之時效，因刑之執行而停止進行。故行刑權時效之進行，係以刑罰權未執行為前提，如刑罰已執行或在執行中，固不生行刑權時效進行之問題。惟刑罰之執行如已遭撤銷，即回復至未執行之狀態，仍應自科刑之裁判確定之日起算行刑權時效。至於行刑權時效開始起算以後，在進行中，則僅能因同法第85條第1項規定之原因（刑之執行、依法應停止執行者、因受刑人逃匿而通緝或在執行期間脫逃未能繼續執行者及受刑人依法另受拘束自由者）而停止其進行。已經進行之時效期間，則應與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進行之時效期間合併計算（同條第3項）。受刑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致檢察官陷於錯誤，誤認本案刑罰已經執行完畢，迄嗣後發現始撤銷已經執行之指揮命令，其自執行完畢以迄撤銷執行命令所進行之期間，並無任何法律規定行刑權時效應停止進行，自非同法第85條第1項第1款所定「依法」應停止執行之原因（例如刑事訴訟法第430條但書、第435條第2項、第465條、第467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6條），亦不合於同條項第2、3款之規定，應不能認係法律漏洞而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方式予以填補後扣除，而有悖於罪刑法定原則。原裁定業已敘明本件受刑人依原確定判決所宣告之刑（有期徒刑6月、5月及2月），依刑法第84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其行刑權時效均為7年，並應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00年10月24日起算，原已於101年9月25日因易服社會勞動而執行完畢。惟檢察官嗣後於110年5月間因發現受刑人於辦理社會勞動工作日誌上填載不實之社會勞動內容及時數，而有與楊○賢共同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行，乃於110年5月28日以系爭公函一，撤銷本件社會勞動之執行。再於同年6月9日以系爭公函二，認定受刑人實際僅履行社會勞動10小時等情。惟無論本件易服社會勞動係自始未執行，抑或是僅執行1日或2日，自判決確定日起算，檢察官所為系爭公函一、二所針對本件受刑人前揭3罪之宣告刑，既已逾行刑權7年時效，自不得再予執行。參考法條：刑法第84條、第85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10月20日裁判案由：背信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5152號上訴人蘇柏林蔡隆儀共同選任辯護人吳任偉律師莊曜隸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背信案件，不服智慧財產法院（現改制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中華民國108年12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55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續一字第1號、107年度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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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抗字第1804號

抗告期間，除有特別規定外，為5日，自送達裁定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06條前段定有明文。另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上訴等法定期間之程序，且為衡平及兼顧法安定性、真實發現與法治程序之維護，明定應於其遲誤之原因消滅後5日內為之。又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苟其不能遵守期限非由於自誤，即不能謂因過失遲誤不變期間。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針對得上訴而送達當事人之判決正本內告知之上訴期間有錯誤時，其告知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又未通知更正錯誤，致當事人遲誤上訴期間者，明定其視為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得聲請回復原狀。而行政程序法第98條針對於處分機關告知救濟期間錯誤之處理及未告知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之效果，更有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等更嚴格之規範。刑事訴訟法就此情形，雖未有類似規定，然為保障當事人訴訟權益，應本於同一法理為認定，以維程序正義。從而受裁判人若因信賴法院裁判正本錯載較長之抗告期間，致於裁判正本誤寫之救濟期間內抗告，仍因逾越而遲誤法定期間，經抗告法院以抗告期間不受該錯記影響延長，認已逾越不變期間而予駁回者，其遲誤期間即與法院裁定正本誤載抗告期間具因果關係，應認為非可歸責於抗告人，合於「非因過失遲誤期間」要件，允宜使之回復至應為訴訟行為之始點，重行計算其不變期間，方符回復原狀法制本旨。又聲請回復原狀之期間規定所指「原因消滅」，係不能遵守期間之原因完了之意，於上開情形抗告人至遲於知悉逾越不變期間之訴訟行為遭駁回確定時，已確知其抗告逾期為不合法，則其信賴法院裁判書註記錯誤抗告期間之遲誤原因已經消滅，自應於該遲誤原因消滅即收受駁回裁定正本後5日內聲請回復原狀，俾免將該法院誤寫所生遲誤法定期間內應為訴訟行為致裁判確定之不利益，全數轉由當事人承受。特別是訴訟程序無律師協助者，其訴訟程序權益既未獲充分確保，更難認該期間遲誤係可歸責或有過失。至於訴訟程序已有委任律師協助者，除因律師有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可認其係明知遲誤法定期間，或有如律師法第33條規定因懈怠或疏忽等可歸責事由致遲誤法定期間外，仍不能將法院裁判書之教示救濟期間錯載，所生遲誤法定期間內應為訴訟行為致裁判確定之不利益，轉嫁由受委任之律師或其當事人承擔，以保障當事人及律師對公平法院之信賴，而無違憲法保障訴訟權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本件相對人原委任賴○○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協助請求繼續審判，經原審法院於110年5月10日以110年度附民續字第1號裁定駁回請求後，另行委任許○○律師為共同訴訟代理人協助提起抗告。依上開說明，原裁定以相對人信任法院裁定正本誤載之10日抗告期間，致遲誤法定期間，核與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非因過失遲誤期間」之要件相合，准予回復原狀，符合公平法院之精神及回復原狀法制之本旨，於法並無違誤。況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於成立訴訟上和解後請求繼續審判，暨法院裁定駁回請求後不服提起抗告救濟之程序，法院實務上本甚為少見，復因交錯適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暨訴訟上和解等程序，上開法院裁定書教示之救濟期間錯載，實難苛責相對人或其原受委任協助請求繼續審判之律師，或法院裁定後才受委任之提起抗告之律師，因信賴法院裁判書註記錯誤之抗告期間致遲誤抗告，係有可歸責之過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行政程序法第98條。

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行政程序法第98條。

110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94號

按通共同訴訟，雖係於同一訴訟程序起訴或應訴，但共同訴訟人與相對人間乃為各別之請求，僅因訴訟便宜而合併提起訴訟，俾能同時辯論及裁判而已，係單純之合併，其間既無牽連關係，又係可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5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由共同原告所提起或對共同被告所提起之訴是否合法，應各自判斷，互不影響，其中一人之行為或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及關於其一人所生之事項，其利害不及於他共同訴訟人。各共同訴訟人間之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應各自獨立，亦得合併加計總額核定訴訟費用，予共同訴訟人選擇，避免有因其一人不分擔訴訟費用而生不當限制他共同訴訟人訴訟權之虞，並與通共同訴訟之獨立原則有違。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5條

民事訴訟法第55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1972號

第一審關於具保停止羈押並限制出境、出海之裁定，為法院於審理中依職權所為之強制處分，乃基於改良式當事人進行原則，仍維持起訴後由法院依職權發動並決定強制處分的規定，此等程序事項之判斷，與刑罰權有無的實體事項判斷標準，均有不同，亦與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始為決定者，法理不同。此所以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僅規定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而不及於「審判中依職權決定強制處分案件」法官之理，否則起訴後受理審判案件的法院豈非均不得依職權為任何強制處分，或只要作成強制處分，均應迴避本案審理？從而，刑事訴訟法關於強制處分之事項，既未全面改行當事人進行原則，自不能單純以法官於審理中曾依職權發動或作成強制處分，作為應迴避之事由。據此，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明定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的規定，基於「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應解釋為立法者明示排斥適用於審判中的強制處分案件，而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253號

再審聲請程序，固屬於裁定程序，而裁定之審理，除法院於裁定前，認為有必要時，得調查事實者外（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參照），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到庭陳述意見。惟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程序之規定，於109年1月8日修正，並於同年月10日施行，立法者基於再審制度之目的係發現真實，避免冤抑，對於確定判決以有再審事由而重新開始審理，攸關當事人及被害人權益甚鉅，乃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所謂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而言，法院原則上應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以釐清聲請再審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亦即肯認被告於原判決確定後，再審聲請程序審理中仍享有在場及陳述意見權之保障。而該次修正，並同時增訂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第1、2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賦予再審聲請人得釋明再審事由所憑之證據及其所在，聲請法院調查之權利，且明定法院為查明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其立法意旨乃為填補再審聲請人因取證困難或取證能力之不足（諸如該證據為國家機關所持有、通信紀錄或監視錄影紀錄為業者或私人保管持有、新鑑定方法或技術出現等），以釐清確有證據證明聲請人主張之再審事由，發揮定讞後刑事判決之實質救濟功能，俾平反冤抑。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通知到場及聽取意見之規定，於法院依同法第429條之3規定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亦有適用。可見立法者已肯認，被告於聲請再審案件之調查證據程序中，除顯無必要者外，得主張在場及陳述意見權。再酌以德國立法例，認法院因調查聲請再審之證據，訊問證人或鑑定人，或進行勘驗時，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皆得在場（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3項參照），賦予聲請再審案件之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有在場並陳述意見之機會。益徵聲請再審之案件，當事人於法院為證據調查時（如訊問證人或鑑定人，或實施勘驗等）之在場及陳述意見權，攸關當事人之權益，且為體現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重要一環，除當事人同意放棄、有依法得不予其在場之例外情狀或在場有妨害調查者外，應不得任意剝奪之。進而言之，通常訴訟程序之案件，倘當事人於該證據調查程序進行時並未在場，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項、第288條之1第1項規定，法院事後應踐行法定程序，將該項證據調查之結果，向被告及其辯護人宣讀或告以要旨，並使其表示意見，始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而聲請再審之案件，縱法院依法未予再審聲請人在場權，然除法院應為准予開啟再審之裁定外，參酌上揭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3之立法意旨、德國立法例，暨在場及陳述意見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法院事後仍應將該項證據調查之結果（如證人證詞、勘驗結果、鑑定報告等）告知再審聲請人，予其到場並陳述意見之機會，方得確保法治國公平法院之具體實現。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第429條之3。

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第429條之3。

110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258號

按有破產聲請時，雖在破產宣告前，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拘提或管收債務人，或命為必要之保全處分。破產法第72條定有明文。關於保全之方法，法無明文。惟衡酌破產制度之設計，係債務人陷於一般的不能清償其債務時，基於債務人之財產為全體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為免債權人各別以通常之強制執行方法為滿足其債權之手段，使債權人間發生顯著不公平現象，乃利用法律上之方法，強制將債務人全部財產依一定程序為執行及分配，以使債權人可平等受償，及予債務人復甦之機會，並防止一般社會經濟恐慌。故破產法第72條之保全處分目的在維護債權人之總體利益，其保全範圍非以單一債權人之債權為限，而係以日後可成為破產財團之債務人全部財產為範圍，以期破產程序能順利進行。是有破產聲請時，雖在破產宣告前，倘法院經審酌後認宣告破產之可能性較高時，自得依前開規定為命強制執行程序停止之必要保全處分，始符破產制度維護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之用意。至有別除權之債權人，固可不依破產程序而行使其權利，但別除權之標的財產，於破產宣告後仍屬於破產財團，故此僅涉及保全處分之方法及內容，非謂破產法第72條所定保全處分僅限於禁止債務人就特定財產為處分或變更現狀之行為。相關法條：破產法第72條、第108條

破產法第72條、第108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335號

按數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不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此為民法第293條第1項所明定。依此，不可分之債，債權人中一人非不得以自己名義為全體債權人之利益，對債務人起訴，求為法院判命債務人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依相同法理，於強制執行程序，倘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所命給付，係不可分之債者，該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人中之一人，即得以自己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不可分之債之債務人為執行，並命將執行物交付予全體債權人，殊無執行當事人不適格可言。相關法規：民法第293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

民法第293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353號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此規定參加訴訟，以有兩造之訴訟繫屬中為必要。次按宣告證券無效之公示催告，為法院依該證券之原持有人因證券被盜、遺失或滅失，聲請以公示方法，催告不明之現在持有該證券之人於一定期間內向法院申報權利。如不申報，經法院為除權判決宣告證券無效，使生失權效果之特別程序。是公示催告及除權判決程序，其目的在對於不申報權利人宣告法律上之不利益，非在對聲請人與申報權利人間之實體權利為裁判。民事訴訟法第546條雖規定法院就除權判決之聲請為裁判前，得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惟此項調查無非就公示催告之程序要件、除權判決之程序要件及就利害關係人之申報權利是否合法加以調查，以定應否駁回除權判決之聲請或裁定停止公示催告程序或於除權判決保留其權利（同法第547條、第548條規定參照），法院不得就權利之實體為調查、辯論及裁判。申報權利人對於公示催告聲請人所主張之權利有爭執，須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以資解決。故除權判決程序係由聲請人一方當事人進行，並無民事訴訟之兩造間對立訴訟繫屬，自無上開訴訟參加規定之適用，須至當事人提起撤銷除權判決之訴（同法第551條第2項規定參照）時，始得參加訴訟。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546條、第547條、第548條、第551條。

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546條、第547條、第548條、第551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