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度台抗字第353號

按罰金、罰鍰、沒收及沒入之裁判，應依檢察官之命令執行之。前條裁判之執行，準用執行民事裁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第47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則檢察官執行沒收裁判時，即應準用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又監獄行刑法第45條第1項規定「對於受刑人，應斟酌保健上之必要，給與飲食、物品，並供用衣被及其他必需器具。」雖明定受刑人「生活所必需之物」，由國家給與。然於監獄實務上，在監（所）收容人為達其基本生活需用，仍有因其他基於醫療及生活必需費用，而需自備金錢之情形。故於強制及行政執行機關對其為清償債權之強制執行時，就此部分，自有酌留必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用。依法務部矯正署所研議「在監（所）收容人受清償債權執行須酌留醫療及生活必需費用額度及標準」意見，該署審酌矯正機關給養供應情形、收容人購置生活必需品、全民健康保險就診部分負擔及性別生理需求等因素，認強制及行政執行機關除應依法個別審酌部分收容人具特殊原因、醫療需求等因素外，建議收容人每月在監基本生活需用金額男性為新台幣（下同）1,000元，女性為1,200元（均隔月不累計），有該署民國102年1月21日法矯署勤字第10101860430號函可參。另強制執行法第52條規定「查封時，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二個月間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錢。前項期間，執行法官審核債務人家庭狀況，得伸縮之。但不得短於一個月或超過三個月。」。則究應酌留受刑人一個月、二個月或三個月之「生活所必需之物」，屬執行檢察官得依個案審核裁量事項。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第471條第1項。監獄行刑法第45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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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抗字第722號

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增訂「新事實」為再審原因、明訂新事實或新證據無涉事證之存在時點、兼採「單獨評價」或「綜合評價」之體例。是以，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特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證人或共同被告於判決確定後翻異前供而為有利於受有罪確定判決之受刑人，該證人或共同被告仍屬原確定判決之同一證據方法，雖非新證據，但其翻異前供或事後陳明先前未曾供述之具體情事，則為新事實，亦具嶄新性，惟在顯著性之判斷方面，再審聲請人負有說明義務，不惟必須具體說明該證人或共同被告何以先後供述不一之理由，仍更須新供述之信用性較高而達足以推翻前供述之證明力不可。否則，任憑翻覆無常之說詞來動搖判決確定力，自有損於法安定性。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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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抗字第842號

（一）特赦，顧名思義，乃特別赦免，係針對「個案」，從政治上考量，特別予以寬免罪罰，依憲法第40條規定，專屬總統特權。實際運作上，赦免係以行政權的作用，變更了司法權的結果，目的當在於衡平刑罰的嚴苛及救濟司法無法自行糾正的錯誤。至於再審制度之設，係承認法官是人、不是神，不免偶因證據等因素而判斷、認定事實錯誤，當予糾正、救濟。其中，對有罪確定判決的聲請再審，乃有聲請再審權人，以確定有罪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當，作為理由，請求原審的法院，重新審判，撤銷或變更原確定判決的救濟方法。兩者同屬對於有罪確定判決的非常救濟手段，本質上，既都以受判決人的利益為目標，則基於公部門對於人民權益保障多多益善的法理，該2制度自應屬於併存、互補的關係，而不相互排斥。（二）依司法院釋字第283號解釋，總統依憲法第40條及赦免法第3條後段規定，所為罪刑宣告無效之特赦，對於已執行之刑，不生溯及既往之效力。可見該特赦，係向「將來」（非「過去」）發生效力，且只限於「罪」、「刑」宣告無效。然則，法院認定有罪的判決，係以「主文」、「事實」及「理由」3項構成，觀諸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即明，上揭特赦效力，卻僅止於就「主文」乙項之罪、刑宣告，有所宣示（無效），而對於該確定判決所認定犯罪的「事實」與「理由」2項，既無宣告，故於理論上，當是依然存在，此亦為一般國民於認知和法律感情上，多偏向認為受判決人雖經赦免，但其實隱然仍屬有罪（已執行之刑，不受影響），而非真正等同於「清清白白」的無罪。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第420條。赦免法第3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40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第420條。赦免法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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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抗字第843號

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係針對一定之法律關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仲裁法第2條參見）。是當事人間有仲裁協議時，究應依仲裁協議提付仲裁，或得不受仲裁協議拘束，提起訴訟，以解決紛爭，應以該爭議是否為仲裁協議之標的所涵攝為斷。於一方當事人以損害賠償請求權為爭議標的提付仲裁後，因已得解決雙方間與該仲裁協議標的有關之全部爭議，併及於該損害賠償請求之基礎或前提法律關係有無之判斷，即無再令他方當事人另以確認仲裁協議法律關係或債權不存在為爭議標的，提付仲裁之餘地，始不失仲裁制度需求迅速、經濟、專家判斷等之本旨。仲裁法第4條第1項前段明定：「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時，法院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依其文義解釋，原係規範一方先提起訴訟，他方為妨訴抗辯之情形。惟於一方先就因契約關係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爭議提付仲裁，他方始就該請求前提法律關係提起確認訴訟，該一方為妨訴抗辯後，受訴法院仍應依該條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方符該條立法意旨。且此時亦無再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就他方已提付仲裁爭議之前提法律關係，提付仲裁之必要。相關法條：仲裁法第4條

仲裁法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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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非字第164號

（一）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犯罪所得的範圍與數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依其立法理由說明，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與追徵，其範圍及於違法行為所得、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考量其範圍及價額並不具有特定性，爰參考德國刑法第73b條之規定，明定在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估算之，以符實務需求。另因犯罪所得之沒收，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自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以表明合理之證明負擔。而所謂認定（非）顯有困難，指沒收之範圍與價額之相關事實已臻明確，無庸另行估算認定者而言。申言之，估算是在欠缺更好的調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不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以估算。相對的，若是在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履行通常的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易見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用估算的規定，否則，法院若未盡合理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說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並非適法。（二）原判決事實欄內，記載：被告及國○公司以竊佔靈○禪寺系爭土地，致靈○禪寺受到鉅大損害。被告因此得以墓園出售塔位，使國○公司獲得如附表三所示不法利益等旨；理由欄內，則載敘：被告為第三人即高○公司與國○公司申請取得開發墓園即擁○藝術園區建築執照所需建築線與水土保持設施兼聯外橋樑道路用地之不法利益，而擅自將靈○禪寺系爭土地納入其開發墓園之建築基地範圍，…以經營墓園出售塔位獲得鉅額開發利益，其犯罪所得，核算如下：(1)高○公司收容棄土之營業利益1,847萬9,450元。(2)國○公司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00萬4,320元。(3)國○公司土地增值利益1億6,337萬7,626元。(4)國○公司使用墓園設施營利之營業利益1,489萬6,524元等文。可見上揭事實及理由之記載，並不相符，且依上揭理由欄內所載，核算收容棄土之營業利益、土地增值利益、使用墓園設施營利之營業利益，似係參照告訴人靈○禪寺提出之陳述意見狀、刑事陳報補正狀內之訴訟資料以作依據，然而，參與人高○公司、國○公司對此均有不同意見，並提出對己有利之憑據。原審卻未就此加以調查，原確定判決亦未說明其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予採納的理由，遽行判決，猶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失。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106年度台非字第235號

（一）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縱先起訴之判決，判決在後，如判決時，後起訴之判決，尚未確定，仍應就後起訴之判決，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撤銷，諭知不受理（司法院釋字第168號解釋參照）。（二）提起公訴，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亦有明定，若誤向無管轄權之法院為之，該法院對該案件，應依同法第304條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而此管轄錯誤判決，乃屬形式判決，僅終結該無管轄權法院之形式上之訴訟關係，實體上之訴訟關係仍未消滅。在該案件移送於管轄法院時，續存於管轄法院，並視為檢察官已向管轄法院起訴。然因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訴訟程序不因法院無管轄權而失其效力。故該案件仍應以無管轄權法院收受卷證時，為訴訟繫屬時間。（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依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規定，應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後繫屬之法院則應依同法第303條第7款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限於繫屬之數法院均有管轄權始有適用。如有無管轄權者，將案件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先繫屬同一案件之管轄法院，而經該管轄法院分別為實體判決確定，自應依同條第2款規定及參照上開司法院解釋，對後起訴之判決，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撤銷，諭知不受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2條、第303條第2款、第7款、第304條

刑事訴訟法第12條、第303條第2款、第7款、第3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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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非字第259號

（一）通訊隱私權保護之主要緣由，乃通訊涉及兩個以上參與人，意欲以秘密之方式或狀態，透過介質或媒體，傳遞或交換不欲為他人所得知之訊息。因其已脫離參與人得控制之範圍，特別容易受國家或他人之干預與侵擾，有特別保護之必要，故其保障重在通訊之過程。另上揭通訊之本質係涉及兩個以上參與人間之意思交換之旨，故通訊隱私權實有別於一般隱私權，一般隱私權並不當然涉及個人以外之他人，即便僅個人一人，亦能主張此一憲法權利，如個人在住家之活動、身體之私密部位、書寫之日記，均為一般隱私權所保護之對象，然此皆與通訊隱私權無涉。秘密通訊自由所保護者，既係在於通訊參與人間之訊息得以不為他人知悉之方式往來或遞送之秘密通訊過程，其所保障之範圍，自應隨訊息送達接收方，傳遞過程結束而告終止，據此，通訊內容在傳遞過程中固為秘密通訊自由所保護之客體，如該通訊內容已處於接收方之支配範圍，接收方得對此已結束傳遞過程之通訊內容，自行決定留存或刪除等處理方式，則其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已經結束，換言之，所謂「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已非秘密通訊自由保護之客體，應僅受一般隱私權即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所保護。（二）有主張（如本件非常上訴理由書）檢察官如認「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屬於本案證據，且為應扣押之物，即可依手段比例原則，分別命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甚而進一步依非附隨搜索之扣押程序，逕以實行扣押之方式取得即可，均無庸向法院聲請扣押裁定（至於該「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如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依第133條之1第1項之立法理由，仍應經法官裁定，對該通訊內容之一般隱私權之保障已足，故無就此贅述之必要），惟此對人民一般隱私權之保障實有未足。蓋以現今資訊世界，大量仰賴通訊軟體，通訊服務，有大量之隱私儲存於此，如容許偵查機關未經法院之介入，逕行調閱，其侵害隱私至深且鉅，顯違比例原則。且若允許檢察官以提出或交付之方式，即可取得「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則該「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如涉及外國網路通訊業者或行動電信業者，其等對於本國不採令狀之提出或交付法制，必先思考該提出或交付之程序是否符合該公司之本國法律（如FaceBook、Google業者適用美國法，Line業者適用日本法），倘該國法律採令狀原則（如前所述之外國立法例均採令狀原則），而我國不採，則業者可能因此拒絕提供該等內容，將有礙檢方對使用通訊科技設備犯罪之偵辦。何況，現今資訊及通訊科技全球化，我國當無閉門造車，自外於先進國家法制之理。準此，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3項（或修正前第133條第2項）規定「應扣押物」及第133條之1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之物」之扣押客體，基於維護人民一般隱私權、保障其訴訟權益及實現公平法院之憲法精神，應依目的性限縮，而認不及於「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是以，檢察官對於「過去已結束」之通訊內容之非附隨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應向法院聲請核發扣押裁定，不得逕以提出或交付命令之函調方式取得，方符上開保障人民一般隱私權之旨。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12條、第22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3項、第133條之1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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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台非字第5號

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甚明。民法第40條第2項亦規定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故公司之解散，固為法律上人格消滅之原因，但公司經解散後，其法人人格並非即告消滅，必須經清算程序，處理其未了事務後，始歸消滅。縱耀欣公司屬解散之公司，其代表人前揭行為既在公司解散前已發生，耀欣公司並經公訴人依法追訴，則耀欣公司就該案之受刑事審判及處罰，仍屬該公司解散時尚未了結之事務，依公司法第26條規定，應繼續辦理了結，而屬耀欣公司清算範圍內之事務，再依同法第25條規定，耀欣公司於此範圍視為尚未解散，法人格並未消滅，法院自得為實體之裁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民法第40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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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051號

（一）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固為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但此所謂被害人，係以具有法律上人格之自然人或法人為限。再公司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權利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中華民國公司同，公司法第4條、第37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外國公司如未經我國政府認許，在我國不能認其為法人，無法取得權利能力，僅能認其係非法人之團體；具體以言，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公司，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例如公平交易法第47條、著作權法第102條、商標法第99條等）外，不得提起自訴。至於非法人之團體，因非屬有行為能力之法人，而刑事訴訟法復無如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是非法人團體縱然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仍不得提起自訴。（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於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於100年5月26日施行，其中第13條固規定：「法人，以其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第14條第1款亦規定外國法人之設立、性質、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依其本國法。然因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性質上屬於民事法之特別法，而民事法律雖為保障私權及維護交易安全，但考量非法人團體固無權利能力，然而於日常生活中，使用其團體名義進行交易或從事法律行為之情形，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因應此項實際上需要，才特別規定該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允許其得透過民事訴訟程序請求確定私權；然則此一制度，仍與刑事訴訟係追訴犯罪、維護社會秩序暨公共利益之規範目的，迥然不同，自不可率爾類推適用。何況我國刑事訴訟採行「國家追訴原則」，即以公訴程序為主、例外允許提起自訴，同時國家針對自訴程序得予追訴之犯罪，仍有訴追權益（若是請求或告訴乃論之罪，則須視是否提起請求或告訴為斷），是縱認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屬於非法人團體而不可提起刑事自訴，仍可循告發、告訴暨公訴程序達成追訴犯罪之目的，對其刑事程序利益，尚不生重大影響。故苟非有特別規定，自不得遽認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得以被害人之地位，提起刑事自訴，否則，公平交易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等就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得提起自訴之上揭特別規定，無異將形同具文，難謂符合上揭相關法律的立法本旨。（三）原判決理由欄三－(二)內，業已詳敘：TV公司係登記於薩摩亞之公司，並未經我國法律認許，不具有法人資格，不得提起自訴等旨。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公司法第4條、第375條

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公司法第4條、第3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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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

判決書全文）(一)依地方制度法第50條規定，地方議會開會時，議員對於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在保障議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充分反映民意，善盡監督職責，議員不因行使職權所為之言論而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事上之訴追，除因其言論違反議會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亦不負行政責任。故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依司法院釋字第165號及第435號解釋之意旨，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是以議員開會時所發表之言論是否在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內，應視議員言論之內容與其職權有無關連而定。至於議員開會時所為之言論，是否與會議事項有關，不以會議正進行中之特定議題或議案為限，亦不以完全符合議會自行訂定之質詢辦法或議事規則為必要。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5條亦將應依該法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連同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財產，納入為應一併申報之範圍。從而公職人員之配偶縱非公眾政治人物，其財產來源之合法及正當性，仍與公職人員操守之廉潔性及施政有無弊端或不當利益輸送等節，無從截然劃分，攸關公共利益，基於保障議員得以無所瞻顧而善盡監督職責之精神，議員於議會開會時質詢行政官員，質疑行政官員之配偶有否利用行政官員之職權與廠商不正當利益輸送，難謂與議員行使監督地方政府之職權全然無關。議員於議會開會為言論時，如主觀上有行使其法定職權之意，客觀上可以辨識係與職權之行使有關連者，均屬言論免責權應予保障之範圍。上訴人於市政總質詢時，向市長質詢之內容，縱超出議案範圍或涉及個人問題，逾越臺北市議會自行訂定之臺北市議會議員質詢辦法及臺北市議會議事規則之規定，經議長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內，循議事規範即時制止，亦純屬議會自律原則下之內部事項，依上開說明，倘與其議員之監督職責有關，仍不影響議員依法享有言論免責權保障之範圍。(二)在民主代議制度下，由人民選出之民意代表，負表達民意之重責，執行監督政府之職務；質詢制度則是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依地方制度法第48條第2項之規定，議員於議會定期會開會時，有向各首長或單位主管質詢之權。又基於前述議員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界定之精神，議員於質詢時所為之言論及其使用之相關資料，須係出於蓄意造假等，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始屬濫用言論免責權，而不在應予保障之列；並非以有無經過合理查證，為判斷是否免責之標準。依卷內資料，上訴人一再質詢自訴人之配偶即市長郝○斌：「你夫人有沒有收過人家鑽石？」經郝市長接連4次即時答詢：「當然沒有。」並駁斥：「我建議你最好到議會外去講這些話。」「你若涉及人身誹謗，如果有種，你到外面去講。」「你放棄言論免責權，你講啊！」等語後，仍執意當場播放某不詳男子指陳有關工信潘總贈送自訴人高價鑽戒之錄音內容等情，縱然屬實，但原審就上訴人所播放之錄音及其內容，僅係消息來源未經合理查證？抑或已屬超越免責權保障範圍，而出於蓄意造假違法濫用，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之行為？並未詳予調查釐清，徒以上訴人所為上開言論，未經合理查證，即認定係屬惡意誹謗而不受言論免責權之保障，亦有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165、435號解釋。地方制度法第50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5條。刑法第310條第2項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於民國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4月21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項修正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107年1月3日再將該條項修正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二)罪責原則為刑法之大原則。其含義有二，一為無責任即無刑罰原則（刑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即寓此旨）；另者為自己責任原則，即行為人祇就自己之行為負責，不能因他人之違法行為而負擔刑責。前者其主要內涵並有罪刑相當原則，即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所欲維護之法益，須合乎比例原則。不唯立法上，法定刑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在刑事審判上既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自亦應罪刑相當，罰當其罪。基於前述第一原則，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為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評價不足，均為所禁。刑罰要求適度之評價，俾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第55條前段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第55條前段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

（一）刑法所處罰之強制猥褻罪，係指性交以外，基於滿足性慾之主觀犯意，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所為，揆其外觀，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足以誘起、滿足、發洩人之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惡或恐懼之一切行為而言。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祇要行為人主觀上具備侵害被害人性自主之行使、維護，以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害之任何手段，均屬之。而人之智能本有差異，於遭逢身體、健康等問題，處於徬徨求助之際，其意思決定之自主能力顯屬薄弱而易受影響，若又以聽診、治療為手段（例如醫療必要等），由該行為之外觀，依通常智識能力判斷其方法、目的，未必欠缺合理性，且係趁人求醫治療之心理狀態，以卸除其原本理性防禦之思考空間，使之無法如通常一般人立即拒絕而離去之性自主決定，自屬一種違反意願之方法。（二）本件原判決已於其理由貳之六(三)說明上訴人先利用為甲女從事心電圖醫療檢查之行為，撫弄甲女胸部，並接續利用為甲女注射點滴治療之機會，假藉觸診為撫摸屬性器部位之陰蒂，經甲女驚覺上訴人所為，顯非醫療行為而一再明確表明拒卻時，猶繼續撫摸甲女陰蒂，其行為顯逾正常醫療目的，而係滿足自己性慾之猥褻行為。況甲女當時正在注射點滴治療無法任意起身離去，年齡尚幼、生活單純，與上訴人獨處於診所，其因上訴人上開猥褻行為，致有「非常害怕、快被嚇死」之感覺，並明確表示不舒服而拒絕之意，上訴人猶不顧甲女反對續為猥褻行為，已構成「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甚明；而上訴人更利用甲女上述情狀為前開犯行，顯然已壓抑甲女之性自主意思，自屬違反甲女意願而有強制猥褻之故意無疑。參考法條：刑法第224條

刑法第224條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

(一)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是行為人對其幫助之行為與被幫助犯罪侵害法益之結果間有因果關係之認知，仍屬意為之，即得認有幫助犯罪之故意，要不因其所為非以助益犯罪之實行為唯一或主要目的而異其結果；且其所為之幫助行為，基於行為與侵害法益結果間之連帶關聯乃刑事客觀歸責之基本要件，固須與犯罪結果間有因果關聯，但不以具備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故凡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直接或間接予以犯罪之便利，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即屬幫助行為，縱其於犯罪之進行並非不可或缺，或所提供之助益未具關鍵性影響，亦屬幫助犯罪之行為。(二)本件被告明知證人廖○翔將出國運輸毒品，仍資助金錢予廖○翔辦理護照乙情，為原判決所認定，而資助他人辦理護照，縱非運輸毒品不可或缺，或所提供之助益未具關鍵性影響，惟被告既對於廖○翔運輸毒品之犯罪有所認識，而於廖○翔實行犯罪前給予助力，何以不能認為係運輸毒品之幫助犯？未見原判決細心勾稽，詳酌慎斷，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所為論斷難謂不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行使，不能謂與採證法則無違。參考法條：刑法第30條

刑法第30條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

（一）行車紀錄器（含記憶卡），一般係以安裝電子設備，供車輛行進間，錄製、儲存周邊狀況的影音畫面檔案之器材，主要目的在藉由錄影，保全證據，有助於判斷責任歸屬、減少車禍糾紛，卻也因為記錄行車時的一切周邊影音狀況，自然顯示使用人當時行車的路徑、言談或活動等等，不免攸關個人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因此如何取得、使用該紀錄資料，仍應存有尊重他人隱私權的概念。又社會現況，妨害他人婚姻的不法行為（如通、相姦），常以隱密方式為之，並因保護隱私權之故，被害人舉證不易，但允許當事人提出事實主張及證據，乃程序正義，而為憲法所保障人民享有訴訟權的展現，則被害人的訴訟權保障與不法行為人的隱私權保護，即可能因此發生衝突，如何從中調和，憲法第23條所揭櫫的比例原則（包括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比例原則），應可作為審查標準，具體以言，應權衡行使的手段，須可達成其目的；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的方法中，選擇最少侵害的手段；所欲完成的目的及使用的手段，不能與因此造成的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二）刑法第36章妨害電腦使用罪，多以「無故」，作為犯罪構成行為態樣之一項。此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而言；至於理由正當與否，則須綜合考量行為的目的、行為當時的人、事、時、地、物等情況、他方受干擾、侵害的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的妨害，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範圍，並非其行為目的或動機單純，即得謂有正當理由。夫妻雙方，為維持幸福圓滿的生活，縱然互負忠貞、婚姻純潔的道德上或法律上義務，婚姻外的通、相姦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當予非難、譴責，但人格各自獨立，非謂必使配偶之一方放棄自己的隱私權利，被迫地接受他方可以隨時、隨地、隨意全盤監控自己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動的義務；申言之，倘藉口懷疑或有調查配偶外遇的必要，即恣意窺探、取得他方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等隱私領域，尚難肯認具有法律上的正當理由。（三）電磁紀錄，謂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刑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而電磁紀錄的特性，係可透過電腦設備予以編輯、處理、傳輸、顯示或儲存，本質上具備一定之可再現性，且因電腦科技的創新與進步，在重複讀取、傳輸電磁紀錄的過程中，原有電磁紀錄的檔案內容，可以隨時複製而不致減損，屬電磁紀錄與一般動產的差異所在。同法第359條（破壞電磁紀錄罪）所規範之行為態樣之一，係以「無故取得」，而非財產犯罪之「竊取」用語，即有意區隔兩者之不同。上揭所稱「取得」他人電磁紀錄，乃指透過電腦的使用，以包括複製在內的方法，將他人的電磁紀錄，移轉為自己所有的情形。故在「無故取得」電磁紀錄的行為態樣中，縱使原所有人仍繼續保有電磁紀錄的支配占有狀態，然如行為人藉由電腦設備的複製技術，使自己同時獲取檔案內容完全相同、訊號毫無減損的電磁紀錄，仍該當此罪的成立。（四）因電磁紀錄具有記載錄製使用者發送、接收、輸入、觀察、處理電子訊號過程的功能，並不具公示性，亦非在他人監督下所為，應專屬於使用者個人所獨有的擬制空間，無論其以文字或影音方式呈現，均足以顯示使用者在特定期間內所見所聞、所思所欲，具有排他性的價值感，自應受隱私權、財產權的保護。參諸上揭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的立法理由，係謂：「按電腦使用安全，已成為目前刑法上應予保障之重要法益，社會上發生妨害他人電腦使用案件日益頻繁，造成個人生活上之損失益趨擴大，實有妥善立法之必要，…本章所定之罪，其保護之法益兼及於個人法益及社會安全法益（如修正條文第359條、第360條）」，可見係為適應現代社會生活而新創的保護法益規範。就另方面言，刑法第359條之破壞電磁紀錄罪，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而同法第239條之通、相姦罪，法定刑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兩相比較，顯然前者法益，應該受更重地位的保護。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第22條、第23條。刑法第10條、第239條、第359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第22條、第23條。刑法第10條、第239條、第3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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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109號

犯罪工具物之沒收，固已跳脫刑罰或保安處分之性質歸屬，而為刑罰或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但依法得予沒收之犯罪工具物，本質上仍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祗因行為人濫用憲法所賦予之財產權保障，持以供犯罪或預備犯罪所用，造成社會秩序之危害，為預防並遏止犯罪，現行刑法乃規定，除有其他特別規定者外，法官得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工具物宣告沒收之（第38條第2項參照）。而共同正犯供犯罪或預備犯罪所用之物，法無必須諭知連帶沒收之明文，雖實務上有認為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已於共犯中之一人確定判決諭知沒收，對於其他共犯之判決仍應宣告沒收，或就各共同正犯間採連帶沒收主義，以避免執行時發生重複沒收之問題。然所謂「責任共同原則」，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共同加工所發生之結果，相互歸責，因責任共同，須成立相同之罪名，至於犯罪成立後應如何沒收，仍須以各行為人對工具物有無所有權或共同處分權為基礎，並非因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即應對各共同正犯重複諭知（連帶）沒收。亦即「共同責任原則」僅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與犯罪工具物之沒收重在犯罪預防並遏止犯罪係屬兩事，不得混為一談。此觀目前實務認為，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如採連帶沒收，即與罪刑法定主義、罪責原則均相齟齬，必須依各共同正犯間實際犯罪利得分別沒收，始為適法等情益明。又供犯罪或預備犯罪所用之物如已扣案，即無重複沒收之疑慮，尚無對各共同正犯諭知連帶沒收之必要；而犯罪工具物如未扣案，因法律又有追徵之規定（刑法第38條第4項），則對未提供犯罪工具物之共同正犯追徵沒收，是否科以超過其罪責之不利責任，亦非無疑。且為避免執行時發生重複沒收之違誤，祗須檢察官本於不重複沒收之原則妥為執行即可，亦無於判決內諭知連帶沒收之必要。而重複對各共同正犯宣告犯罪所用之物連帶沒收，除非事後追徵，否則對非所有權人或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宣告沒收，並未使其承擔財產損失，亦無從發揮任何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功能。尤以對未經審理之共同正犯諭知連帶沒收，剝奪該共同正犯受審之權利，更屬違法。從而，除有其他特別規定者外，犯罪工具物必須屬於被告所有，或被告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時，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諭知沒收；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本院26年滬上字第86號判例及62年度第1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六)、65年度第5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二)所採共同正犯罪刑項下均應宣告沒收之相關見解，皆已經本院107年7月17日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停止援用或不再供參考）。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

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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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133號

（一）我國為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防制兒童及少年成為性交易或拍攝色情影像之對象，特別制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暨現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立法目的，應由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角度，解釋本條項所指「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之意涵，即凡兒童及少年被人拍攝性交或猥褻等色情影像之當下，係因行為人刻意隱匿或不告知其事先已架設之錄影器材，使該兒童及少年處於不知被拍攝之狀態，以致無法對於被拍攝行為表達反對之意思，乃剝奪兒童及少年是否同意被拍攝性交或猥褻行為影片之選擇自由。再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以及法律對於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發展應特別加以保護之觀點而言，以前述隱匿而不告知之方式偷拍或竊錄兒童及少年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影片，顯然具有妨礙兒童及少年意思自由之作用，就其結果而言，無異壓抑兒童及少年之意願，而使其等形同被迫而遭受偷拍性交或猥褻行為影片之結果，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亦應認屬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義務之法源依據，此存在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為保證人地位。而保證人義務之法源依據，除刑法第15條之規定，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其他法律行為或「危險前行為」之危險共同體等來源。因此行為人在社會道德觀念約束下認為其有作為之義務，而不履行該義務時，亦不得將刑法不作為犯所規定之作為義務，擴張至單純違反社會風俗之義務，而認為成立不作為犯。故在社會道德觀念影響下，縱令認為為性愛親密行為之人，普遍皆有不欲其等性私密影像遭人窺視或外流之意思，惟基於前述說明，尚難認彼此間負有不被拍攝之保證人地位及義務。因此，性愛行為之一方，在未告知對方情況下，擅自拍攝彼此性愛影像，雖悖於社會道德風俗，惟尚難認屬於利用對方陷於錯誤，違反保證人義務之消極詐欺不作為犯。（三）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未徵得被害人甲女等4人之同意，事先以桌上型電腦連接視訊鏡頭或鑰匙圈型針孔攝影機，偷拍竊錄被害人甲女等4人之性交行為影片共6次之犯行，已詳述其憑據及認定之理由，而依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伊沒有想過讓被害人知道（偷）拍攝的過程」、「（問：為何不講〈使對方知悉〉？）也許（被害人）會不同意」等語，及上訴人係將甲女等4人帶往其事先已架設密錄攝影器材之宿舍或汽車旅館，利用甲女等4人與其發生性交行為且不知情之際，暗中拍攝其與甲女等4人性交行為影片，參以上訴人自承係擔心被害人不同意拍攝性交影片，而刻意加以隱瞞，可見上訴人主觀上有侵害被害人是否同意被拍攝性交影片決定權之犯意，客觀上亦有採用在性交地點隱匿其事先架設密錄器材，剝奪被害人是否同意被拍攝之選擇自由，以妨害被害人自由意思之「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達其偷錄被害人甲女等4人性交行為影片之目的。原判決關於上訴人上開所為違反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部分，未適用該條例第27條第4項所規定以「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論處強制拍攝性交行為影像罪，而以上訴人係違反保證人義務之不作為犯，而依同條項所列舉之「詐術」行為態樣予以論處，其適用法則尚非允當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刑法第15條。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7條第4項

108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

（一）刑法所定偽造本票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係指無製作權而擅以他人名義發行本票者而言。行為人是否係以他人名義發行本票，原則上，固可依據本票上發票人所簽署之姓名作判斷；但票據法並未規定發票人必須簽署其戶籍登記之姓名，因此，倘若行為人僅簽署其字或號，或藝名、別名、偏名等，祇須能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得以辨別表示係行為人者，即不得認係以他人名義發行本票。而由於本票之發票人負有無條件擔任支付票載金額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責，且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則為確保日後追索之正確性，以維社會秩序之安定及交易之安全，如果行為人以其偏名簽發本票，則必須其偏名係行之有年，且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共知，無礙於其主體同一性之辨別者，始足認為適法。再行為人之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雖非票據法所定應記載於本票之事項，然此等事項仍是屬於用以辨識行為人之人別資料；行為人在本票上簽署非係戶籍登記之姓名，併加註其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者，自不致產生人別混淆，但若係加註不實之年籍、身分證統一編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200號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第2項乃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及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規定，惟此種證據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行含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卷查，上訴人始終否認有被訴之犯行，原判決引用證人即告訴人楊○富於另案民事事件準備程序及本件偵查中之證詞，資為認定事實之基礎。然楊○富於另案民事事件及本件偵查中之證述，並未經上訴人行使反對詰問權，復為上訴人否認其證言之真實性，檢察官依其實質舉證責任所在，固於第一審審理時聲請傳喚楊○富作證，卻又於楊○富到庭之情形下，突然捨棄傳喚，上訴人雖旋即表示由其聲請傳喚楊○富並行主詰問，惟第一審未予傳喚調查，逕採楊○富於審判外未經上訴人行使詰問權之證詞資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復未說明不予傳喚調查之理由，已於法有違。上訴人於原審並未捨棄詰問，原審對此形式上不利上訴人且對證明事實確有重要關係，而又非不易調查或不能調查之證據，未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逕以楊○富之審判外證言作為判決基礎，即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59條之1第1項、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第159條之1第1項、第2項

107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

（一）追訴權時效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為刑法第80條第2項前段即舊刑法第97條第2項所明定，其將暫行新刑律第69條第2項規定之「自犯罪行為完畢時起算」，改為「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蓋時效為消滅刑罰而設，故必以刑罰權之存在為前提要件，如以行為完畢之日為準，不問結果發生於何時，則刑罰權尚未發生，已先行起算追訴權時效，於理殊有未洽。至於所謂「犯罪成立之日」係指行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之日而言，與行為終了之日有別，是以在結果犯如行為終了，而結果尚未發生時，時效即不得起算。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以致於發生危害之結果為成立要件，為結果犯之一種，故在過失犯，須有危害發生時，始能成立犯罪，即追訴權時效，方能據此起算。本件上訴人等因業務過失行為，致發生如附表三所示住戶賴○安等115人死亡及附表四所示周○等104人受傷或重傷之結果，其結果之發生係在民國105年2月6日美濃地震後始發生，揆之上開說明，上訴人等所涉犯業務過失致死等罪，於斯時始成立，而檢察官於105年2月6日美濃地震後即分案開始偵查，並於同年4月6日提起公訴，其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張○寶、洪○汗上訴意旨主張過失犯之不法過失行為完成即屬其犯罪成立時，追訴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其等所犯業務過失致死等罪至遲應於維冠金龍大樓取得使用執照之83年11月11日時即已成立，其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云云，要屬誤會。（二）行為人未具備為特定行為所必要之知識與能力，即貿然承擔該特定行為，對於行為過程中出現之危險無能力預見或不能採取有效之迴避措施，因而導致結果發生，行為人此種知識與能力之欠缺，於實施該特定行為前既有預見或預見可能性，仍膽敢超越其個人知識及能力而為該特定行為，本身即構成所謂之超越承擔過失，行為人當不得主張無主觀注意義務之違反以排除其過失責任。洪○汗就維冠大樓於申請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就結構分析、設計及建築設計圖之繪製方面，本非其專業，亦不具相當之專業知識與能力，竟為指示繪圖員繪製結構計算書之結構平面草圖、建築設計圖說之柱配筋詳圖、平面圖、結構平面圖之行為，應負超越承擔過失。（三）刑法上過失責任之成立，除客觀上注意義務之違反外，尚須以行為人對於犯罪之結果有預見可能性及迴避結果可能性，且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過失間，有相當因果之關聯性，方足當之。而2人以上同有過失行為，各別過失行為單獨存在雖均不足造成結果發生，然若併存累積相結合後始發生作用，且就各別行為所存在之事實，客觀地加以觀察，可認有損害結果發生之必然性時，則仍應負過失之責。本件原判決已敘明：鑑定報告固認結構設計時低估靜載重44.3%，連帶地震最小總橫力亦低估16.3%（即結構分析與設計方面，鄭○旭、張○寶、鄭○貴各有過失），但經推估原設計可以抵抗之地表加速度則高於本次地震所測得之東西向地表加速度，惟亦認因已有靜載重及地震橫力低估，再加上施工時，將梁、柱主筋誤用中拉力鋼筋，相當鋼筋量不足約1/3（即建築施工、監造方面，林○輝、張○寶、鄭○貴各有過失），此兩項因素合併發生後，成為引發大樓倒塌之主因。由此可徵，結構設計之靜載重、地震橫力低估與建築施工之梁柱主筋使用錯誤，此兩項疏失，各別單獨存在雖均不足造成結果發生，然若併存累積相結合後即引發維冠大樓倒塌，且就上開各別行為所存在之事實，客觀地加以觀察，可認有損害結果發生之必然性，則結構設計之靜載重、地震橫力低估仍屬維冠大樓倒塌原因，鄭○旭此部分過失與維冠大樓倒塌致住戶死傷間，仍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等犯行之責任。參考法條：刑法第87條第2項、第14條

刑法第87條第2項、第14條

108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一）依「法律秩序不可破壞性」原則，刑法規範乃以「不知法律亦不能免除責任」為原則。只有在行為人於規範層面未認識其行為係刑法禁止，且其錯誤係無法避免而期待不可能之情形，始可謂其不具罪責之可非難性，而構成排除罪責事由。從而除綜合行為人社會地位、個人能力、才智等項，在可期待之範圍內，運用其認識能力及價值判斷，於客觀上足認有刑法第16條所定無法避免之正當理由外，仍不能以不知法律免除罪責。是從事特定職業之人，對於該職業應遵守之法規或準則，只要透過進修或職業管道就可知悉，其錯誤即屬可避免，不能謂有無法避免之正當理由，尤為當然。（二）原判決就上訴人自98年4月16日起擔任陸軍人事官，對於人事業務相當熟稔，就義務役士官違反資通安全規範之相關懲處規定查閱並無困難，又禁閉悔過懲罰須經副主官主持人評會評議等項乃軍旅常識，上訴人既熟悉人事業務，簽辦時復參考前例案內人評會評議資料，自無不能避免錯誤之正當理由，何以無足認有刑法第16條違法性錯誤之情形，根據卷證資料，詳予敘論並記明所憑。參考法條：刑法第16條

刑法第16條

107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298號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衡諸此規定的立法意旨，係以立法減輕或免除其刑的寬典，鼓勵被告供出其所涉案件查獲毒品來源，以擴大落實毒品追查，俾有效斷絕毒品供給，以杜絕毒品氾濫。因立法者係採取「必減」或「免除其刑」方式，倘被告有「供出毒品來源」及「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情形，即有本條、項的適用，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或免除其刑的權限。是依卷內證據資料，被告苟有「供出毒品來源」的情形，則嗣後調、偵查機關是否有「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結果，攸關被告有無減輕或免除其刑的適用，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而為法院應依職權予以調查者，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從而，倘法院未予調查，當認存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人業於偵查及歷審中，供述其毒品來源係「曾○枝」（綽號「總舖仔」）、「顏○秋」等人，因而查獲該上游，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106年9月14日花檢和平106偵1205字第0000000000號函，亦說明：鄧○豪確於偵查中供出毒品上游曾○枝、顏○秋，並因鄧○豪的供述，啟動對顏○秋相關偵查作為，目前偵辦羈押中。縱然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106年9月14日鳳警偵字第0000000000號函，另謂：「二、被告鄧○豪確實於106年4月13日警詢筆錄供述毒品上游『曾○枝』及106年7月21日警詢筆錄供述毒品上游『顏○秋』；惟無供述毒品上游『曾○財』三、『曾○枝』於供述同日即入監執行（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無法查獲；『顏○秋』係於執行被告鄧○豪通訊監察期間（106年聲監字第29號等）得知，非因被告鄧○豪之供述而查獲。」等語，第一審判決就該2函相異，僅載敘採用後函，但如何捨棄前函，未見充分說明理由，上訴人於原審仍加爭執，原判決則無何判斷、說明。以上，攸關上訴人應否依上開寬典規定減、免其刑，於其利益，難謂無重大關係，即有詳查審明的必要。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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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322號

關於聲請人請求交付相關證據資料之影本部分：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雖僅限於卷內筆錄之影本，並不及於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之影本，然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已載：「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1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妥為修正。逾期未完成修正者，法院應依審判中被告之請求，於其預納費用後，付與全部卷宗及證物之影本。」為使其訴訟防禦權之有效行使，且亦核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之情形，是本院認其關於請求交付相關證據資料之影本部分，參諸上開解釋意旨予以准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

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司法院釋字第762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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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

（一）刑法第294條第1項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以負有扶助、養育或保護義務者，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為其要件。此所謂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係指義務人不履行其義務，對於無自救力人之生存有發生危險之虞者而言，係抽象危險犯，故不以果已發生危險為必要。又負有此項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時，縱有其他無照護義務之人為之照護，因該非出於義務之照護（類似無因管理）隨時可能停止，對無自救力之人之生命既仍處於有可能發生危險之不確定狀態，自不影響該依法令負有此義務之人遺棄罪之成立。（二）本件上訴人將甫出生4日且有海洛因戒斷症候群之Ａ童棄置在敏盛醫院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後，該醫院雖因號，則主體是否仍係同一，即不無疑義，自無從解免偽造本票之責。（二）依卷內資料，被告於編號3、5至7所示之4紙本票出票人（即發票人）欄位，係簽署「陳蔚翔」之姓名，並記載「00.00.00」、「Z000000000」。據此，上開4紙本票似係由「00年00月00日出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陳蔚翔」所簽發；是否足以認定係由「00年00月00日出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被告以偏名「陳蔚翔」所簽發，即非無疑。參考法條：刑法第201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對Ａ童有治療之義務，並在Ａ童住院期間附帶照料Ａ童之飲食及睡眠等基本需要，惟該附帶之照料行為，既無法律與契約之明確保障，並不相當或等同於上訴人對Ａ童所應負之扶助、養育及保護義務。況醫院對Ａ童之附帶照料行為，僅止於Ａ童接受治療期間，且隨時可能因治療結束而停止，尚不能排除Ａ童有因而陷於無人照護之可能。再參酌上訴人將Ａ童棄置敏盛醫院後，均不曾到醫院探視或以電話向該醫院探詢Ａ童之病症等情以觀，自上訴人將Ａ童棄置於醫院時起，Ａ童之生存實已處於隨時有發生危險之虞之不確定狀態。故上訴人於其將Ａ童棄置於敏盛醫院時起，其所為已該當於刑法第294條第1項違背義務遺棄罪之構成要件。至於敏盛醫院是否有為Ａ童治療之義務暨是否對Ａ童為附帶之照料，以及該治療及附帶照料行為之長短，並不影響上訴人違背義務遺棄罪之成立。參考法條：刑法第294條第1項

刑法第29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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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369號

(一)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又起訴書係檢察官依其法定職權所製作之公文書，除係顯然文字誤寫、誤算而不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得曉諭或容許檢察官為適當之更正外，法院並無逕行更正之權。(二)本件檢察官起訴書附表編號3、4所示上訴人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甲○○之地點均記載為「○○區○○路上」，無非係以甲○○於警詢之供述為其依據。惟甲○○於警詢時係供稱該2次交易之地點係在○○區○○路上，但地址其並不清楚等語，至於上訴人於警詢時均自白有該2次毒品交易，但地點係在其住處（○○區○○街00巷00號）之樓下等語。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及上訴人與甲○○間之行動電話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所提及之交易地點均係在上訴人住處之樓下，因認起訴書附表編號3、4所載之毒品交易地點有誤，應以上訴人供述之交易地點為正確，因而更正起訴書所載之該2次犯罪地點，依上述說明，其未曉諭檢察官為適當之更正，而逕予更正起訴書所載之犯罪地點，固非妥當。惟上訴人及甲○○既均供（證）稱其2人在以行動電話連繫後，有於該2次時間為毒品交易行為，且依搜尋網站「GOOGLE」地圖顯示，○○區○○路係路幅寬大，且較長之大馬路，而同區○○街00巷僅係小巷道，但二者之距離甚近，因此甲○○僅記得前往交易毒品地點附近之大馬路，而證稱：不清楚交易毒品之詳細地址等語，尚與常情無違。本件檢察官起訴書關於該2次毒品交易地點之記載既非明確，原判決將起訴書記載尚欠明確之地點更（補）正為正確之地點，依上說明，尚不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上訴人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自難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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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故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權衡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卻行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若經許可或未經許可，但符合上開規定之自製獵槍，嗣於持有行為繼續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持供不法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該阻卻違法狀態即遭中止，而具違法性。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合法製造、運輸或持有槍枝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而恣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二）本件上訴人為原住民，持有其父所有登記列管之自製獵槍，於狩獵完畢返家途中，因與吳○福爭執，竟持該獵槍瞄準吳○福，施以恐嚇，此時上訴人所持獵槍係供非法用途，自無上開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原判決論以犯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並無不合，所持之法律見解，亦無違誤。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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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447號

（一）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利用權勢性交罪，係因加害之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具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之關係，而利用此權勢或機會，進行性交，被害人雖同意該行為，無非礙於上揭某程度之服從關係而屈從，性自主意思決定仍受一定程度之壓抑，故獨立列為另一性侵害犯罪類型，如係利用權勢、機會對於未滿14歲之人為之，則依吸收理論，應論以同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二）被告係成年人，利用權勢機會對A女為性交時，A女為未滿12歲之兒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係犯成年人故意利用權勢機會對兒童性交罪，原判決僅論以利用權勢機會性交罪，又認該罪與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為想像競合犯，均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三）檢察官上訴爭執被告應構成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失，因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可據以為裁判，應將原判決關於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刑部分撤銷，自為判決。並就所犯成年人故意利用權勢機會對兒童性交及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2罪，依吸收關係，論以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參考法條：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

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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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568號

判決書全文）(一)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就公務員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特別嚴予規範，列為本條例處以最重刑度之貪污類型之一，考其立法意旨，係在於「公用」工程及「公用」器材、物品，係供公眾或多數人使用，與公眾安全、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對於建築、經辦或購辦公務員之廉潔，自應為高度之要求，嚴防其有貪污舞弊之行為，並將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等承辦公用工程或公用器物採購常見之舞弊手法，列明於本款，一方面以杜爭議，一方面資為認定其舞弊內涵之參考。至其是否以違背職務之行為為對價，究係公務員或對方主動，就上開立法意旨觀之，均非所問。而所謂「回扣」，於公務員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之情形，係指該公務員與對方約定，就應給付之建築材料費或工程價款中，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一部分，圖為自己或其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謂。其構成固限於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並以上開計算方式收取之，然本質上仍屬「賄賂」之一種。且公務員收取回扣本不必然出於其主動；收受賄賂亦不必然係被動為之。又交付回扣者，縱係被動同意，然如因此得以承作該工程或出售該器材、物品，亦未必即屬合法行為而不可課以相當之罪名。是收取回扣與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二罪之間容有發生競合關係之可能性存在。從而，於發生競合關係之情形時，對於因違背職務或不違背職務而收取回扣之公務員行賄者，仍應依同條例第11條相關規定論處。(二)依上述說明，劉○騰之交付回扣，本質上似仍屬對該收取回扣之公務員請其為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亦即收取回扣與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間發生競合之情形，從而，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劉○騰對於因違背職務而收取回扣之公務員行賄，所為即非不能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論處。原判決誤引本院93年台上字第5421號判例意旨（係在闡述公務員收取之回扣款，不應發還支付回扣之人），據以說明同案被告吳○憲、唐○傑、薛○鈞、郭○賓等人此部分所為，既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而非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則劉○騰係為配合吳○憲等人收取回扣之要求，而應允擔任配合得標支付工程回扣之廠商，即屬交付回扣之人，自不成立交付回扣罪，當然更無成立違背職務行賄罪之可能，自難以該罪名相繩等旨，而就劉○騰此部分被訴違背職務行賄罪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即有判決理由矛盾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5條第1項第3款；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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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572號

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然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即係平均分擔之意，且不因部分共同正犯已死亡，而影響、增加其他共同正犯所應負擔之沒收責任範圍（即已死亡之共同正犯，亦應列入共同、平均分擔之人數計算），至於已死亡之共同正犯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即平均後其應負之數額），已因繼承發生而歸屬於繼承人所有，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由檢察官依法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宣告沒收，或於法院認有必要時，依職權裁定命繼承人參與沒收程序；或若無可包含或附隨之本案訴訟裁判，而有沒收之必要時，亦可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對繼承人單獨宣告沒收，要屬另一問題。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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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642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所謂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者，必須認定的犯罪事實較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為擴張，或改適用之法條法定刑重於原適用之法條者，始得為之。（二）原判決以第一審判決未論上訴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之罪，為適用法條不當，固屬正確。但既仍適用刑法第227條第3項處罰，與第一審判決相同，且認定之犯罪事實亦未較原審判決之認定為擴張，依上述說明，自不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所處之有期徒刑10月。竟改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1年，顯違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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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646號

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係指起訴（包括公訴與自訴）之訴訟行為，在程序上違背法律之規定者而言；同條第2至7款所列，雖亦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但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係指同條第2至7款以外之其他程序違法情形而言。例如檢察官逕以公函對被告提起公訴，而未依規定附具起訴書，或起訴書未記載被告之姓名及犯罪事實，或所記載之內容不足以辨識其起訴之對象或犯罪之基本事實等均屬之。上開條款僅係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規定其法律效果，並不包括起訴之被告或其犯罪事實，在實體法上應諭知無罪，或有應諭知免訴或免刑之情形在內。故法院就起訴事實審理結果，若認被告有應諭知無罪、免訴或免刑之情形者，仍應依法為無罪、免訴或免刑之判決，不能以此反推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而逕依上揭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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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81條、第185條、第186條第2項規定，訊問證人應先調查其與被告有無法定之特定身分關係，或證人有恐因陳述致具上開法定特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上開規定雖係為保護證人而設，非被告所得主張，且既命具結作證供述，當即與同法第158條之3「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之規定有間，然命證人具結作證所踐行之告知義務倘有瑕疵，終究與正當程序未盡相符，應認係屬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而適用同法第158條之4權衡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判斷其證據能力。（二）本件檢察官以證人身分訊問劉○賢、張○龍，僅訊問其等與上訴人有無法定之特定身分關係，雖漏未及於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事項，然該等告知義務之規範保護目的本非針對被告，難謂侵害被告權益，且可見檢察官意在依循法定證據方法且未刻意規避告知義務，更係命劉○賢、張○龍具結後供證，上開瑕疵僅止於前行告知內容疏漏之程序未備，尚非情節較鉅之「未以證人身分」或「以證人身分卻未命具結」取供。又劉○賢、張○龍之於上訴人而言，實際上確無得拒絕證言之特定身分關係，倘檢察官踐行完備之告知，依卷存其2人始終一致之供述內容以觀，可預期其等自主性之證言不致有異，無任何心理受強制之情，就上訴人本件犯行之證明作用，有外部之信用擔保。原判決業於其理由壹之一，敘明各該證據資料之適格，並已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上訴人在事實審中就此證據資料之適格，並不爭執，原判決乃未詳加區分、說明，難謂違失，自無許在法律審始作指摘，憑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5條、第18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第185條、第18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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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

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前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具有強制實現之作用，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當事人不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後者，於法律規範意義上，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當事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該類法律規定之適用，僅具備位及補充之意義，又可分為明示性任意規定，即以法律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隱藏性任意規定：法律雖未明定當事人之約定優先於法律規定而適用，但推求立法意旨解釋認定之。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前段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5日前送達公司。該規定係55年7月19日所增列，揆其立法目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大股東操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於開會5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觀察，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股東未於開會5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優先）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定，適與上開立法目的相符。準此，除公司同意排除適用上開規定，或股東逾規定之開會5日前期限送達委託書而未拒絕者外，股東仍應遵守該期間送達委託書於公司，否則公司得拒絕其委託之代理人出席。相關法條：公司法第177條

公司法第177條

108年度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72號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監察對象」為通訊監察書應記載之事項之一，其目的係在規範聲請機關慎重將事，特定其監察對象，確立實施範圍，以確保人民權益，並釐清監察責任。然關於受此強制處分人之記載方式，相較於傳票、拘票及押票須將「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或出生地）及住所或居所」（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項第1款、第77條第2項第1款、第102條第2項第1款），為翔實記載，尚屬有別，而較諸搜索票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2項第2款但書），則較類似，此乃傳票、拘票及押票係對已確定之人實施偵、審，重在維護其防禦權或供證義務；搜索票、通訊監察書則對尚未確定之事證為蒐集，重在隱密（被實施者事先不知情）及真實之發現，兩者顯然有別。故前者法條規定人別須確立，後者則可得而知或未知均屬無妨，應為當然之解釋。又關於監察對象（即受監察人），依通保法第4條規定，除同法第5條及第7條所規定者外，尚包括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發送、傳達、收受通訊或提供通訊器材、處所之人，在通訊監察之始，或因證據尚非明確、具體，致無從確認受監察人究為何人，或僅知其綽號，甚至不知發送、傳達、收受通訊者之姓名、綽號，亦所在多有，是倘因資料不足，致聲請通訊監察或核發通訊監察書時尚未能附具受監察人之真實姓名、代號或姓名對照表等資料，自不得指為違法。（二）原判決所援引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一、二上訴人與呂○勤、鄭○雄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欄所載之監聽譯文，係執行機關依據檢察官聲請第一審法院所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實施監聽，該通訊監察書，除載明監聽之電話包含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電話門號，監聽期間自103年6月2日10時起至同年8月28日10時止等情外，並記載「法官指示事項：1.執行機關應於103年7月25日、同年8月14日前作成監察報告書陳送本院，並具體說明監察進行情形及有無繼續監察之必要。2.無繼續監察必要時，應即停止監察，並陳報法院。……」有第一審法院調取附卷之該等通訊監察書影本可參。是前述之通訊監察係由法院於事前依據相關卷證資料，審酌後予以核准並隨時監督甚明，至於通訊監察書之監察對象雖僅記載「阿好」，未載明受監察人之姓名，惟依前揭說明，尚難指為違法。執行機關依該通訊監察書實施監聽所得之資料，自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4條，第11條第1項第2款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4條，第11條第1項第2款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753號

（一）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定有明文，是自然人一旦死亡，即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事實上亦無從為任何意思表示或從事任何行為。而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之作成名義人業已死亡，而社會一般人仍有誤認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自難因其死亡阻卻犯罪之成立；刑法上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製作名義人業已死亡，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本院分別著有21年上字第2668號；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闡明此旨。再偽造文書罪，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該罪，雖經本院著有47年台上字第226號判例可資參考，但反面而言，如果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私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文書，當屬無權製作而偽造。從而，行為人在他人之生前，獲得口頭或簽立文書以代為處理事務之授權，一旦該他人死亡，因其權利主體已不存在，原授權關係即當然歸於消滅，自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縱然獲授權之人為享有遺產繼承權之人，仍無不同；否則，足使社會一般人，誤認死者猶然生存在世，而有損害於公共信用、遺產繼承及稅捐課徵正確性等之虞，應屬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是若父母在世之時，授權或委任子女代辦帳戶提、存款事宜，死亡之後，子女即不得再以父母名義製作提款文書領取款項（只能在全體繼承權人同意下，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為之），至於所提領之款項是否使用於支付被繼承人醫藥費、喪葬費之用，要屬行為人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問題，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當與否不生影響。（二）原判決綜合卷存證據採信被告所辯其係經已故江○○珠生前囑咐使用江○○珠存款支應處理身後事務費用，並經全體繼承人委託其處理江○○珠喪葬事宜，故被告以江○○珠名義，製作「外匯匯出匯款申請書」、「外匯存款存入憑條」、「取款憑證」，持向國泰世華銀行行使，並無偽造私文書並行使之故意，且無足生損害江○○珠全體繼承人之權益等旨。其所持法律見解，與本院前揭刑事判例意旨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對於原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之無罪判決，以原判決違背本院上揭21年上字第2668號；40年台上字第33號判例，且其情形足以影響於判決之結果，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為有理由。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法第210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法第210條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774號

（一）法律以規範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為目的，示人以共同生活之規範，俾個人與社會的生活共臻於樂利，故人人必須循此規範而營社會生活。本此法律基本精神觀察，則侵害法益之犯罪構成事實，如不違反此項基本精神，即無反常規性或社會性，自不應成立犯罪。因而如形式違法祗以行為與構成要件合致，即屬犯罪，不但不足以闡明違法性的本質，有時且足以阻礙社會之進化與民生之樂利，可知違法性的內涵原非純粹的法律形式規定所能充分涵蓋。換言之，刑法上之違法性，應指實質上值得處罰程度之違法性，亦即，在量的方面，必須達到值得處罰之一定程度以上，在質的方面，必須是適合刑罰之制裁始屬之。故行為雖伴隨法益侵害或危險，但從社會倫理觀點，若在法益或行為侵害輕微、法秩序不完備、具有社會相當性或權利衡量之情形下，如合於歷史所形成的社會規範秩序，即應認為刑法所容許，亦即，必行為逸脫社會生活中為歷史所形成的社會倫理秩序的相當性時，始為違法。（二）本件上訴人於系爭土地堆置土石之目的，係為夯實本案土地水池土堤地層，供日後搭建水池圍籬所需，防止有人不慎墜落水池等情，為原判決所是認。原判決復認上訴人主觀認知證人莊○春載運傾倒之物為下腳料，不含木屑，甚至僅止於過失等情。倘若無訛，則本案土地堆置之下腳料內縱確雜夾些許木屑，然其與其餘可資利用之下腳料摻雜比例究為多少？若認木屑仍屬廢棄物，則所侵害的法益是否極為輕微，甚或無價值？系爭土地於案發時是否確有加以處理或維護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此雜夾之結果是否會影響上訴人原先為搭建水池圍籬之目的？上訴人所為維護行為是否無害社會法益，甚或具有益性？原判決並未剖析明白，遽認上開下腳料雜夾些許木屑即認全屬不可再利用之廢棄物，亦嫌率斷。參考法條：刑法第12條

刑法第12條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801號

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前條第1項但書（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及第2項（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價購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規定準用之，此觀98年1月23日增訂之民法第796條之1規定自明。揆其立法意旨，在於：對不符合第796條規定，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有時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乃賦予法院裁量權，斟酌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及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然基於相鄰關係而受限制，係所有權內容所受之法律上限制，並非受限制者之相對人因而取得獨立的限制物權，是土地所有人免除移去越界房屋返還土地，要係法院衡酌公共利益及土地、鄰地所有人利益之結果，始要求鄰地所有人容忍不予拆除請求返還越界之土地，尚非謂土地所有人就越界之土地取得占用之正當權源。為平衡彌補鄰地所有人越界土地之權益受損，立法者賦予鄰地所有人有價購請求權及（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償金請求權。相關法條：民法第796條之1

民法第796條之1

108年度2月至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

（一）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雖就犯罪所得之取得者為「犯罪行為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下稱第三人）」，分別明定其沒收之條件，惟實際上未必截然可分。蓋所謂犯罪所得，除違法行為所得本身外，亦包含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倘若犯罪行為人係為自己及第三人之不法利益，先使非善意之第三人取得其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再由該第三人配合處分該犯罪所得，而使犯罪行為人取得一定「財產上利益」時，此一「財產上利益」固亦屬前述犯罪所得之範疇，惟究係在同一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利益之犯罪計畫下，由犯罪行為人及第三人兼得之，自應參酌民法不真正連帶之法理，由犯罪行為人及第三人就其犯罪所得競合部分同負其責，倘已對其中一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沒收或追徵，則另一人於該沒收或追徵範圍內免除其責，以免被害人或國家重複利得。（二）林○山及通○公司上開因犯罪所得，雖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至3項規定，分別對通○公司、林○山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惟因林○山之犯罪所得，係在同一犯罪計畫下，由通○公司於取得來自○資公司、○投公司挹注之資金後，持以清償其欠附表三所示金融機構之貸款債務，及因○投公司以連帶保證人身分為通○公司清償貸款債務後而取得，自與通○公司上揭犯罪所得有所競合，應由林○山與通○公司於即13億5,267萬1,223元範圍內共負其責，亦即倘已對其中一人為沒收或追徵，則另一人於該沒收或追徵範圍內，免除其責。又於逾此範圍者（即兩者犯罪所得之差額之2億1,591萬7,463元），因僅有通○公司取得，自僅得對之諭知沒收或追徵。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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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

（一）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同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及第293條或第294條第2項之遺棄致人於死罪，均以行為人之傷害行為或遺棄行為是否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斷。傷害行為後，因果關係進行中，如因其後之遺棄行為獨立發生死亡之結果者，前之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其因果關係已中斷，僅能分別論以傷害罪與遺棄致人於死罪；倘被害人之傷勢嚴重縱及時醫治，仍無法救活者，縱有遺棄行為，被害人之死亡即與遺棄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自難成立遺棄致人於死罪，應論以傷害致人於死罪並與遺棄罪併合處罰；惟若行為人之傷害行為及遺棄行為結合而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並具因果關係，即應視其實際情形如何，分別論以各該罪加重結果犯之想像競合犯或為其他處斷。（二）本件被害人最初服用黃○財置放Zolpidem成分安眠藥之飲料，似尚不足以致死，嗣因上訴人等將被害人棄置時造成其左下腹部瘀腫、四肢挫擦傷等傷害，再加上被害人遭棄置之地點難以為人發覺，延誤就醫，因中毒併發症，併同多處外傷引起之感染，導致多重器官功能衰竭等原因造成死亡。該棄置之傷害行為與黃○財先前所為之危險行為（即投放Zolpidem成分安眠藥之傷害行為），有無接續關係或係另行起意？如黃○財之單獨下毒行為不足致被害人死亡，則此部分之因果關係是否會因上訴人等事後介入之遺棄及傷害行為而中斷？或其等傷害與遺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皆具因果關係？均攸關上訴人等應成立罪名為何。參考法條：刑法第17條、第277條第2項、第293條、第294條

刑法第17條、第277條第2項、第293條、第294條

107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854號

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必須其行為與加害人之行為，為損害之共同原因，而其過失行為並為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之行為者，始屬相當。又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雇主為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而勞工月投保薪資之申報係屬有關勞工保險之事務，應由投保單位按勞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覈實辦理，投保單位向保險人申報勞工之月投保薪資，係履行其公法上之義務，並無事先知會勞工之必要，亦無與勞工合意不據實申報之餘地，此觀同條例第14條第1項、第2項、第14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自明。是投保單位縱與勞工合意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仍應依法據實申報月投保薪資額，無從憑以解免其據實申報之義務，倘未據實申報，致勞工受有損害，因勞工對損失發生原因之月投保薪資之不實申報，並無從助成其發生或損害之擴大，其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求償時，自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相關法條：民法第217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

民法第217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

108年度2月至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0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之罪名告知，植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而設，既係被告依法所享有基本訴訟權利之一，亦係國家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之義務，縱使檢察官或被告向法院提出罪名變更之請求，皆不能免除法院告知與聽聞之義務。又所稱罪名變更者，除質的變更（罪名或起訴法條的變更）以外，自包含量的變更造成質的變更之情形（如包括的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變更為數罪），事實審法院於罪名變更時，若違反上開義務，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於法有違，得否作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端視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有無妨礙而定。基此，第一審法院就數個具體之犯罪行為論以包括的一罪（集合犯、接續犯），第二審法院審理之結果認係實質數罪，從形式上觀察，兩者適用之罪名相同，無須變更起訴法條，然實質上已從一罪名變更為數罪名，自會增加被告之罪責，究其本質仍屬罪名之變更，故第二審法院應踐行罪名再告知程序，告知被告罪數之變更已被包攝入審判範圍，並給予其辯明及辯論之機會。（二）104年5月6日修正前後之森林法第52條第1項之罪，關於併科罰金部分，係以贓額之一定倍數作為量定基準，故盜伐林木之贓額（原木山價）若干，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予以確認，並應於審判期日依法定證據方法及程序進行調查，依憑證據認定於事實欄內，方於併科罰金倍數之酌定，有所依據。而修正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數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旨在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於事實審法院對犯罪所得沒收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即已足，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從而，盜伐林木之贓額與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固有等同或重疊之處，但兩者法規範目的不同，審查亦有前後階段之別、嚴鬆之分，前一階段之贓額認定，自不得直接援引後一階段關於沒收犯罪所得之估算方式及自由證明法則，予以蓋然性推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森林法第52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95條。森林法第52條第1項。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

（一）統一發票乃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依目前實務見解，此項行為除與刑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外，亦成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法規競合之情形，惟後者（即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係前者（即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後者之規定處斷。倘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為尚不成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仍應調查及審酌其所為是否符合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構成要件，並就其審酌結果加以論斷說明，不得未加以審酌及說明即逕行諭知無罪。（二）倘若本件起訴書所載之事實無訛，被告與張○曜似均為從事業務之人，若上揭統一發票確係被告或張○曜業務上所製作之文書，則被告與張○曜所為是否成立刑法第215條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共同正犯，即非無審究研酌之餘地。乃原審未就此詳為調查、審酌，並進一步敘明其論斷之理由，僅以張○曜固係治○企業行、禾○企業社及泳○企業行之「實際負責人」，並非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商業負責人」，不能成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則被告亦無從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成立該罪之共同正犯為由，遽予諭知被告無罪，依上述說明，難謂無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刑法第216條、第215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79條第12款

107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1967號

按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僅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無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該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除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等項外，尚應考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事業以高度抄襲他人知名商品之外觀或表徵，積極攀附他人知名廣告或商譽等方法，榨取其努力成果，或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足以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依整體交易秩序綜合考量，如已造成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利益分配或危險負擔極度不平衡之情形時，固可認為與上開條文規定合致。惟倘事業之行為並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或對市場上之效能競爭無妨害，或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則無該條之適用。相關法條：公平交易法第25條

公平交易法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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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

（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5項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依該規定，實際參與實行犯罪行為之人應為「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自均指自然人而言；再該法對於並非實際參與或實行犯罪行為之法人及「自然人」，設有科處罰金之目的，係立法機關為貫徹維護食品衛生之安全，因而特別對於上述法人訂定罰金之規定，以追究其社會責任，暨加強其等對於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之監督管理責任，俾能遏止或減少發生此類犯罪行為之可能性。是該項處罰之本旨，並非追究法人或「前揭自然人」之個人責任或行為人責任與行為倫理性之非難，而係側重於其等之社會責任，以達防衛社會安全之目的，具有濃厚「行政刑法」特質，與傳統刑法在於非難個人責任、行為人責任與行為倫理，其目的乃矯正行為者之惡性均未盡相同。亦即本項特別刑法所以處罰「法人」或「自然人」，並非認定該法人或「自然人」有實際參與或實行犯罪行為，而係立法機關基於加強維護食品衛生安全之目的，故除對於實際參與或實行犯罪行為之自然人科處刑罰外，並對於法人及未實際參與犯罪之前揭自然人附加之特別處罰規定（學理上稱為「兩罰性規定」），俾能遏止或減少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犯罪。自不能因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5項有上開科處罰金之規定，即謂上開「法人」或「前揭自然人」即係實際參與或實行犯罪行為之人，而認其等該當於刑法第38條第2項所稱之「犯罪行為人」；更不能僅以上揭法律對法人之處罰規定，遽論本項之「法人」有無犯罪行為能力之依據。故而法人雖因其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而應依同條第5項規定科處罰金時，因該法人並非實際參與或實行犯罪行為之自然人，自難認係刑法第38條第2項所稱之「犯罪行為人」，而無從依同條第2項規定，將因犯上述各該項之罪所生或所得之物予以宣告沒收。（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規定，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如未聲請，法院認有必要，亦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而此所稱第三人，觀諸刑法第38條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2項規定，應係指犯罪行為人以外之人（含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其與犯罪行為人所得之主體殊有不同，且參與沒收程序，因準用被告訴訟上權利，故就沒收財產事項，享有與被告相同之訴訟上權利。其就沒收其財產事項之辯論，應於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程序完畢後，依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參與人或代理人次序進行辯論。故如係對於第三人之沒收，自應踐行相關之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裨益其對伸張權利或防禦具有重要性之事項，進行訴訟上攻防，以保障其程序上有參與之權限及請求救濟之機會。原判決理由說明:「被告何○仁、吳○正、胡○忞、何○○珠所為上開犯行之犯罪所得，均係為正○公司或裕○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公司）實行違法行為，令正○公司、裕○公司因而取得，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應諭知向正○公司、裕○公司（正○公司、裕○公司雖為被告，仍屬被告何○仁、吳○正、胡○忞、何○○珠犯罪取得利益之第三人）與林○忠連帶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追徵其價額」。其既認正○公司係屬犯罪取得利益之第三人，而於原審民國107年1月9日審理時，並未踐行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亦未說明犯罪取得利益之第三人即正○公司與犯罪行為人之一之林○忠應連帶沒收之理由，不但與直接審理法則有違，並有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誤。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

（一）自白犯罪縱同時主張違法阻事由或責任阻事由，仍無礙於自白之性質。再因犯罪事實，是指客觀存在之犯罪一切實際情況總和，包括犯罪之全部活動及其結果，本難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能做作全面或確之供述，故於判斷何為「犯罪事實主要部分」時，自應綜合考量其已交代之犯罪事實與未交代之犯罪事實之危害程度、是否為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係事實之抗辯或僅主張有阻卻事由等各種相關因素。尤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是否肯認，前後供述有所反覆時，自應綜合同一或密接之訊（詢）問期日之整體供詞，依前揭標準而為判斷，不能以其後於偵、審過程中翻異其詞或對犯罪事實之重要部分有所隱瞞，即否認其之前已成立自白之效力。是倘被告在檢察官先前偵查中對自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已為承認或肯定之供述，復已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縱其於嗣後之偵查或審理中翻異其詞或有所抗辯，亦不能因此推論其先前所為肯認之供述非屬自白。（二）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之收受賄賂罪，其中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亦應認屬職務行為之範疇。至所謂與其職務權限有密切關聯之行為，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為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以及因自己之法定職務關係或因之所生之必要輔助性權力，經由指揮、監督、干預、或請託之方式，足以形成一定之影響，使特定之公務機關或公務員為職務上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之情形。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3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第5條第1項第3款

107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071號

（一）按刑事被告之上訴，以受有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上級法院救濟者，方得為之，自無許其為自己不利益上訴之理由，即所謂「無利益即無上訴」原則。而被告受無罪之判決，似屬最有利之判決，被告對之提起上訴，究竟有無上訴利益即成問題。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被告受無罪之判決可分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與其行為不罰二種情形。前者係無法以證據證明被告被訴之犯罪，乃基於事實理由而認定被告無罪；後者則指起訴事實雖經證明，但法律上並不處罰其行為，乃出於法律理由而為認定被告無罪。就主文均為無罪而言，二者並無不同，但如就法律的、社會通念的觀點一併審究判決理由，一個事實上清白的無罪判決勝過一個法律上容忍的無罪判決，則被告就後者請求為前者之判決，應認有上訴利益。而行為不罰，亦可分為具有阻卻違法性之事由，如依法令之行為、業務上之正當行為、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行為；或具有阻卻責任性之事由，如未滿14歲之人與因刑法第19條第1項心神喪失之原因而不罰之行為，固均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惟刑法第86條規定，因未滿14歲而不罰者，得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其期間為3年以下；刑法第87條規定，因同法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其期間為5年以下。所稱感化教育或監護處分等保安處分，乃出於防衛社會與預防再犯之目的，對受處分人施加教育、治療之制裁措施，以期回歸社會，具有替代刑罰之作用，並有拘束身體、自由等之處置，自屬對被告不利之處分。是以，此類保安處分與其前提之無罪諭知，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必須整體觀察，倘被告因欠缺責任能力之行為不罰而受無罪諭知，併同時附加施以保安處分之判決，則其請求改為具有阻卻違法性之事由，僅單純宣告為無罪之判決，亦有上訴利益。（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宋○益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對於歐○○章、張○勝重傷害未遂之事實明確，惟其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因而維持第一審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諭知上訴人無罪，暨以上訴人犯罪情狀足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依同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規定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4年之判決，而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此部分上訴。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其行為屬正當防衛，而為不罰，亦即謂其不應受監護處分之宣告，揆諸前開說明，應認上訴人對原判決此部分，具有上訴利益，且本件上訴人係被告，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立法本旨乃在限制檢察官上訴權，本件亦無適用該條規範之餘地。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107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085號

判決書全文）（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依同條例第19條規定並自公布日施行，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因此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應自同年月21日起生效施行。則關於上訴人等於106年4月20日以前（含同日）操縱或主持該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之犯行，除其行為符合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應依該其他法律論處以外，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應無適用106年4月21日生效施行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論罪科刑之餘地。（二）上訴人等於「106年4月19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修正公布後，生效施行前）所為「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之行為，因當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僅修正公布，既尚未發生效力，上訴人等在此段期間所為之前揭行為，應無適用106年4月19日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上述規定予以論罪科刑之餘地。原判決將上訴人等自「106年4月19日起至同年月20日」止所為之上述行為，一併依106年4月19日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及同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項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

（一）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為國家對人民財產權的干預，對於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尤應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乃明定於下列3種情形，始沒收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得：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1、2款係行為人出於逃避追索、掩飾犯罪或自利目的之移轉型第三人不法利得，為消除犯罪誘因、預防犯罪，兼衡交易安全之信賴，予以沒收。第3款之代理型第三人利得，係第三人直接獲取不法利得，為衡平第三人財產權益與追討該犯罪所得、實現公平正義之公益，必該第三人利得係源於行為人之違法行為，而具因果關聯性，始足支持剝奪沒收該第三人財產之正當性，否則縱行為人因違法行為取得合約之「形式與方式」不法，然該合約執行本身既無不法，其中性履約部分，就構成要件規範目的而言，即非源於違法行為之利得，而與違法行為無利得關聯性，難認屬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從而廠商若因行為人對公務員交付賄賂，因而獲取標案承做資格，並完工受領工程款價金，該行、收賄犯罪衍生的相關聯後果，乃廠商「獲標案承做資格」，故僅所獲「承做標案利潤」，方為源自行、收賄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而為應沒收之對象。至其中性履約行為（進料、施工）所獲對價，則非廠商因行為人行、收賄犯罪獲承做資格之預期利益，自非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犯罪所得範疇。（二）刑法沒收修正後，既將沒收定位為獨立的法律效果，則檢察官對於被告起訴之效力，並不當然擴張及於第三人財產之沒收。是以，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2、3項乃分別規定，檢察官於起訴時或審理中，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應於起訴書記載聲請沒收之旨，或於審理中向法院聲請沒收，並通知第三人，以便利第三人向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及為訴訟準備。至於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3項規定，主要在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參與刑事本案沒收程序之權限，確立其程序主體地位，以保障其權利。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順序雖然倒置，但就體系解釋而言，必先充足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所定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並通知第三人之前提要件，而有第三人未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2項以書狀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之情形，法院始得啟動同條第3項前段之「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俾符控訴原則。蓋非如此，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將形同具文。又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3項所指檢察官於審理中「得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請」，係指檢察官於審理中聲請沒收第三人之財產（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1點參照），而非聲請法院依職權通知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從而，依卷證顯示本案沒收可能涉及第三人財產，而檢察官於提起公訴之同時，未於起訴書記載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旨，亦未於審理中追加聲請者，法院即應曉諭檢察官為聲請，如檢察官未聲請，法院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規定，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對該第三人財產諭知沒收。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108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183號

（一）按數罪併罰於同一判決分別宣告各罪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後，當事人表示僅就定應執行刑上訴者，因應執行刑係依據各罪之宣告刑而來，又必須審酌全判決各宣告罪刑後始可決定，不能與所依據之各罪刑分離而單獨存在，且與各罪刑間在審判上具有無從分割之關係，故不受當事人僅對定執行刑部分上訴之主張所拘束。換言之，基於上訴不可分之原則，如僅對定執行刑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之規定，有關係之各罪部分，亦應視為均已全部上訴，而一併審理；否則即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二）上訴人於原審民國106年9月5日準備程序中，雖陳稱其只針對附表一編號1、2、4至15部分上訴，轉讓第一級毒品（附表一編號3）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部分，沒有提起上訴，並主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太重，希望判8年就好等語。其第二審上訴之上訴書亦載稱：「……第一審就上訴人所犯14次非法販賣第一級毒品（即附表一編號1、2、4至15），1次轉讓第一級毒品（即附表一編號3），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竟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與其所揭示之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不相適合，亦難稱符合比例、平等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旨；且於上開原審準備程序時亦同時表明就定應執行刑部分上訴，於審判期日仍以第一審判決之應執行刑不當為上訴理由。惟依前開上訴不可分之原則，關於上訴人轉讓第一級毒品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2罪部分，自應視為均已提起第二審上訴，全部予以審理，始為適法。乃原審竟僅就此2罪相關之定執行刑部分加以裁判，而對於與定執行刑有關係之此2罪之罪刑部分則未併予審理，誤認未經提起第二審上訴已告確定，而函送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先予執行，自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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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215號

按依習慣成立之祭祀公業，因土地之主體或權利不明，致難有效用、稅賦無法徵收，且公同共有關係所生土地登記、財產處分運用困難，為解決祭祀公業土地問題及延續宗族傳統，兼顧土地利用與增進公共利益，96年12月12日公布之祭祀公業條例第21條第3項明定，祭祀公業法人有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之能力。並於第28條第1項規定，祭祀公業法人之管理人取得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之日起90日內，應檢附登記證書及不動產清冊，向土地登記機關申請，將其不動產所有權更名登記為法人所有。系爭公業於103年11月6日依祭祀公業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經主管機關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且系爭土地亦已更名登記為系爭公業法人所有（見一審調字卷第5頁）。則該土地已非公業派下員公同共有，上訴人自無從對之行使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定之優先承買權。相關法條：祭祀公業條例第21條、第28條、土地法第34條之1

祭祀公業條例第21條、第28條、土地法第34條之1

108年度7~8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

於民國103年6月29日修正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施行起，被告本身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實施通訊監察後所得關於違反森林法之通訊監察譯文，均屬因其他案件所取得內容之「另案監聽」，而該部分均未經執行機關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審查認可。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本文之規定，並未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斟酌執行機關著重在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之偵查，並非利用他案合法監聽時而有意附帶達到監聽被告之目的，其未陳報法院審查係出於過失，並無故意不報請審查之意；而違反森林法第52條本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第17款所得實施通訊監察之罪名，且竊取森林主產物對國家森林資源及水土保持與生態平衡均產生嚴重影響，是執行機關如依法定程序陳報法院審查認可，依形式觀之，法院應無不予認可之理由，基於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則，認附表（指原判決附表）二通訊監察譯文（指編號10至24部分），均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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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

判決書全文）(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是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即以第二審為終審法院。而案件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罪之範圍，固不以起訴書所記載之法條為據，亦不以第二審判決時所適用之法條，為唯一之標準，而應以起訴書所記載之事實為準，並應視當事人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罪名有無提出爭執，以為審斷。如檢察官在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固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見書，惟於最後言詞辯論檢察官論告時，又以起訴書所載之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名為主張及論告，基於論告乃檢察官在審判期日最重要之法庭活動，且在審判庭之論告程序中，檢察官必須針對犯罪事實及適用之法律，與被告及其辯護人為辯論，非唯影響法官對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更攸關真實之發現，其既於訴訟進行程度及個案情節，日趨具體、明確後，在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未再就先前曾提出非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款罪名之意見爭執、論告，而回復以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名作為論告及言詞辯論之所本，自應認檢察官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者，已取代先前意見書之罪名爭執，始符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真義，並藉以衡平當事人上訴第三審之限制。(二)本件第一審檢察官係以被告3人就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一)、(二)所為均涉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嫌提起公訴，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6款之案件。第一審法院雖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就事實欄一(一)、(二)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依序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第304條強制論罪，然檢察官及被告3人上訴後，第二審法院已撤銷第一審判決，就事實欄一(一)、(二)改判均依刑法第304條第1項論處罪刑，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而依卷內資料，檢察官在第二審準備程序後、言詞辯論終結前，就事實欄一(一)部分固曾提出意見書指稱略以：告訴人並無詐騙蔡○靜1千多萬元之事實，告訴人亦無返還被告財物之義務，則被告3人以強暴、脅迫手段致告訴人因年邁且無力抵抗，只得聽任蔡○敏、蔡○靜指示而當場交付現金260萬元及簽立切結書、借據及本票等犯行，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等語，惟檢察官嗣於審判期日之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辯論，進入論告時復改稱：告訴人既然沒有任何法律上原因積欠被告3人相關債務需要清償，被告3人用恐嚇的手段強制告訴人要返還買賣款項，顯然是意圖不法的行為，這部分行為，檢察官認為起訴的法條（即恐嚇取財）較為可採，第一審見解有所違誤，請貴院依法審酌等語，已以此取代先前意見書，而未再依上開意見書爭執被告3人所犯係加重強盜之罪名；另就事實欄一(二)部分，則僅於第二審上訴書中爭執應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而非強制罪，於上開意見書並未提及此部分有加重強盜罪等語，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始終未主張非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所列之罪。依上開說明，本件不論依原判決論以強制罪之法條，或依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及其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仍主張起訴之恐嚇取財罪名等情形以觀，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第6款所列之案件，既經第二審判決，皆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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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

判決書全文）(一)民國107年1月31日修正前之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原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其修正理由謂：「…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作文字修正。」足見該規定，旨在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新，解釋上自不宜過苛，以免失其立法良意。是被告於偵查中自白，並於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亦應認有該規定之適用。且所謂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是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為已足，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二)起訴書記載梁○琪、林○富、葉○源、徐○蘭於偵查中坦承全部犯罪事實，原判決並認定梁○琪、林○富、葉○源、徐○蘭之實際犯罪所得，扣除返還各被害人之款項後，均已無利得，毋庸宣告沒收。如果無誤，其等是否合於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之情形？原判決未予說明，自有不載理由之違法。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

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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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544號

（一）有無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乃單純之事實認定問題，與裁判上一罪之法理無關，自無所謂一部供出來源效力是否及於全部之審判不可分原則之適用。因之，關於同時施用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之裁判上一罪案件，審酌被告有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自應視其已否供出其所施用之第一級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為斷。倘其僅供出所施用之第二級毒品來源，縱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就其競合所犯之重罪（即施用第一級毒品罪），亦無從依該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二）邱○錡係證稱在106年5月24日之前，一個禮拜以上或是一個禮拜，只提供（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施用。而其提供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予被告施用之時間，則是在106年7、8月間，已在被告於同年5月24日被查獲之後，顯非本件犯行之毒品來源。原判決援引邱○錡前揭證言，而為被告106年5月24日9時許施用海洛因，其來源係邱○錡之認定，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至於被告同時施用之甲基安非他命，是否來自邱○錡，依前所述，尚非得為競合所犯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依據。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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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下稱賄賂罪）其所稱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認屬職務行為之範疇，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為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亦屬之。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從而，地方民意代表如對其建議之預算，從中對他方（如得標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其既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所為亦構成賄賂罪不法內涵之核心－特別義務之違反；並侵害賄賂罪之保護法益－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廉潔性，自成立公務員賄賂罪。此既在本罪構成要件「職務」之可能文義射程範圍內，並非類推解釋，更與罪刑法定主義無違。（二）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司法院釋字第669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綦詳。此罪刑相當原則於刑事審判個案同應適用，視同憲法原則。從而罪刑相當原則於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例外情況（即但書之情形）亦應適用。亦即有例外情形雖可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限制，即得量處較重原審判決之刑，但同時須另受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故如係適用較輕之罪名或犯罪情節較輕，而下級審判決非顯然失出，則禁止處以較重之刑或相同之刑，以遵循此實體法之大原則，不可偏執。換一角度，如此亦係使被告提起上訴時，如有改判機會，不致因而遭受較重之刑，而憚於提起上訴，亦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保護之另一體現。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588號

判決書全文）(一)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與純當事人進行主義，尚有不同。故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有待澄清時，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即「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因此，該項證據於調查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尚不明確，不得因調查之結果對於被告不利，即謂法院違法調查證據。且同條第3項所規定：「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立法理由明示：「在強化當事人進行色彩後之刑事訴訟架構中，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僅具補充性、輔佐性，因此在例外地依職權進行調查證據之情況下，為確保超然、中立之立場，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先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增列第3項。」此即陳述意見「機會」之給予，與同法第158條之1、第271條第2項前段、第455條之14、第455條之31等條文所規定之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之用意相同。本院101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稱：「…於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法院既得參酌個案，而有決定是否補充介入調查之裁量空間…」同此旨趣。至於本院該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一)，係基於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應盡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之觀點，闡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就與「公平正義之維護」有重大關係，而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檢察官不得以事實審法院未依職權調查證據，係違反該項規定為由，主張其判決有同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之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核與事實審法院依同條項前段規定，本於裁量權之行使而為補充性之職權調查，要屬截然不同之觀念。(二)稽之卷內資料，原審於準備程序時，當庭表示對於A女是否因本案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其他創傷反應存疑，擬將A女送長庚醫院鑑定等旨，並請在場當事人表示意見，上訴人表示：「請辯護人幫我回答。」辯護人答：「對鑑定機關及鑑定內容都沒有意見。」檢察官則主張：「1.請鈞院審酌，將被害人嘉義區中等學校心理諮商資料12次，一併送鑑定機關鑑定。2.請被告提供其房間的照片，做參考。」等語，並徵得A女之同意，本於職權囑託長庚醫院對A女進行鑑定，核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該條項定有明文。是裁判上一罪案件中所涉罪名不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如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但經第二審撤銷改判就該部分論處罪刑者，仍屬初次受有罪判決之情形，應予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至少1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允之上訴第三審，俾有效保障其訴訟救濟權益。至於裁判上一罪中涉不得上訴第三審罪名之部分犯罪事實已經起訴，但起訴書及第一審漏未論究其罪，經第二審調查訊問，始撤銷改判論列此部分罪名之情形，為確保人民訴訟利益，避免其初次受論罪判決即告確定，而無尋求上訴審法院審查救濟之機會，應本於同一法理，就該首次論罪部分，亦予至少1次得上訴第三審之機會，始符法制本旨。(二)原判決犯罪事實三所示起訴範圍除偽造本票外，既及於上訴人持之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所涉刑法第214條犯罪之構成要件事實，而起訴書及第一審漏未論列其罪，經第二審就此部分調查訊問，始予撤銷改判補充論罪，是就前述刑法第214條初次論罪部分，應認得上訴第三審，方與程序正義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67號

按民法所定侵權行為之賠償，旨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自以被害人之私益因不法侵害致受有損害為要件。而損害之發生乃侵權行為之要件，倘健康未受有損害，即無因此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不生請求權可得行使之問題，其請求權消滅時效自無從開始進行，此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段所定10年時效亦然。蓋於毒物侵害等事件，往往須經長久時日，甚至逾10年後始對健康造成損害，如以加害行為發生時即起算10年時效，不啻使被害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形同具文，並造成損害未發生即開始起算時效，自非允當。而被害人在損害發生前，其請求權時效既未開始起算，須待健康受有損害，始得為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對被害人而言，亦無不公平可言。按法人格獨立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基石。惟公司股東倘濫用公司獨立人格，利用公司型態迴避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等顯不公平情形時，公司法人格獨立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英美法系、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法人格否認理論、直索理論等，俾能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排除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以達衡平救濟之目的。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7條，公司法第154條

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7條，公司法第154條

107年度1月至9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691號

（一）鑑定，乃指具有特別知識之第三者，以其專門知識或特別專長經驗為具體之判斷，並據以提出報告，以作為訴訟之證據資料，則鑑定人（機關）為準備報告所為資料之蒐集，自與審判程序中所為之證據蒐集、調查不同，當無受訴訟法上相關證據法則規制之餘地。（二）原判決所引之鑑定人洪○惠之鑑定意見，既為原審視具體個案之需要而囑託鑑定。其曾受邀參與本件屏東縣社會局所召開之評估會議，並檢視卷內相關證據（社工所提供之甲女、乙男自99年最早通報至103年本案發生之全部相關資料），依其專業知識經驗，為相關資料之蒐集，綜合全部相關事證，憑為具體之斷定，且於原審審判期日到庭以鑑定人身分具結，就其實施鑑定之理由詳為說明，並接受檢察官、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之詰問，原判決肯認其具有證據能力而援引為裁判資料，核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

刑事訴訟法第2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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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同法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目的，係因上開案件經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並諭知有罪判決（含科刑判決及免刑判決）者，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結果，使被告於初次受有罪判決後即告確定，而無法依通常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審查，以尋求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意旨參照）。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應予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上開所謂無罪判決，係指經法院為實體之審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之實體判決而言。除單純一罪或數罪併罰案件以判決主文宣示者外，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因在訴訟上只有一個訴權，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其一部判決效力及於全部，法院如認一部成立犯罪，其他被訴部分不能證明犯罪時，僅能為單一主文之有罪判決，其不能證明犯罪之部分，即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因係被訴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故不另為無罪諭知，此仍應屬已經實體審理之無罪判決。故倘檢察官係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而俱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判決一部有罪，而於理由說明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檢察官對於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上訴，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該部分有罪判決者，因實質上同屬被告於判決無罪後初次受有罪判決，為保障被告基本訴訟權，自應賦予其適當之救濟機會，認得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二）本件檢察官起訴上訴人黃○能於起訴書所載之時、地分別基於毀損、傷害犯意，(一)、先以屋瓦丟向告訴人黃○廷之玻璃櫃，造成玻璃櫃破損。(二)、再持電擊棒（原判決認定棒狀物品）刺向告訴人左胸，致其受有左胸挫傷之傷害。(三)、又以不明物體（原判決認定澆水杓）朝告訴人背部丟擲，造成其受有右背挫傷之傷害。(四)、復持花台邊磚塊丟向黃○廷住家鐵門，造成鐵門凹損。(五)、再持黃○廷住處之水桶破壞黃○廷之監視器。(六)、並將黃○廷靠牆之玻璃拉門甩倒，致該門破損等情。經第一審法院審理結果，判決上訴人前揭(一)、(三)至(五)部分分別成立毀損、傷害罪，另(二)、(六)部分則認為不能證明上訴人犯罪，因此部分與上開論罪科刑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檢察官除就第一審法院諭知上訴人有罪部分外，另對於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亦併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法院認檢察官就第一審法院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上訴有理由，撤銷第一審法院關於毀損、傷害部分之判決，改判上訴人此部分亦成立犯罪。上訴人就該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揆諸前揭說明，應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規定意旨，得上訴於本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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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

判決書全文）(一)按刑法之沒收，乃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非屬刑罰之從刑。不論係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及犯罪所得，均可為沒收之標的。沒收之作用，乃存於犯罪事實或不法事實中禁制物之剝奪，不以有刑事責任為必要，而以應剝奪之標的（物或不法利益）為對象，應剝奪標的之所在，即為沒收之所在。於數人共同犯罪時，上開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究應如何諭知沒收，已不能依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附屬於刑罰而為相同之諭知，而應依立法目的、沒收標的之性質及其存在狀態，為下列不同之處理：1.沒收標的為違禁物時，因違禁物本身具社會危害性，重在除去。故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除非違禁物已滅失或不存在，均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2.沒收標的為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時，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係藉由剝奪犯罪行為人之所有（包含事實上處分權），以預防並遏止犯罪。其既規定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故不問屬於共同正犯中何人所有，法院均得斟酌個案情節，不予沒收，或僅對共同正犯之所有者，或對部分或全部共同正犯，諭知沒收及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3.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亦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則，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各別諭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於犯罪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同。(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特別規定。其立法採用與違禁物沒收相同之規範標準，並藉由剝奪其物，以預防並遏止相關犯罪之發生。故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均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此與上述裁量沒收並不相同。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亦係刑法第38條第2項後段所稱之特別規定。依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時，就第19條之立法說明：「第三項（現為第二項）所定應沒收之水、陸、空交通工具，依據實務上向來之見解，係指專供犯第四條之罪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並無疑義，故本項不需再予修正。」（見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34期第200頁）。足見依本項規定沒收之交通工具，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者為限。且其既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自應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始得沒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故不問屬於共同正犯中何人所有，均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及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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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75號

（一）貪污治罪條例中關於共同經辦公用工程浮報舞弊而收取犯罪所得，通常極為隱密，彼此之間若欠缺一定之信賴關係，多不敢冒然從事，為填補、建立此一信任關係，復有所謂中間角色即俗稱「白手套」出現，且因其犯罪態樣之特殊隱密性，常會輾轉多人之手，而不易查清其資金流向，是在此類犯罪類型因部分共同被告或證人等已明白供稱犯罪不法所得之流向後，如無積極事證足以證明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或「白手套」確有取得犯罪所得或轉交其他共同正犯，而在其他共同正犯犯罪、但無法調查各自分受犯罪所得之情形，基於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沒收之分配追徵法理，即應就其他共同正犯平均分擔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以其等之財產平均分擔追徵其價額。（二）原判決以本案犯罪所得為5,367,417元（第一次估驗浮報3,160,696元+第二次估驗浮報2,206,721元=5,367,417元），其中第一次估驗款7,176,342元由林○榮及陳○雯（經第一審通緝中，係陳○財之女）分得，林○榮實際領得500萬元，為新做中山路排水溝之工程款，並非本件工程之犯罪所得；第二次估驗款7,616,365元則由陳○雯全數分得等由，因認本案犯罪所得全為陳○雯取走，上訴人7人並未分得犯罪所得，均毋庸諭知沒收。惟就第二次估驗款7,616,365元，雖係由陳○雯指派之證人黃○德陪同同案被告張○基以林口鄉公所之公庫支票提領現金後，先存入其女友黃○菁名下之臺灣銀行○○分行○○○○○○○○號帳戶，再轉匯入陳○雯所指定之帳戶，然陳○雯係鄉長陳○財之女，是否擔任「白手套」代陳○財領走上開款項？又原審所認定自黃○菁上開臺灣銀行○○分行帳戶再轉匯入之陳○雯所指定帳戶，依卷內匯款單據及證人黃○德於法務部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詢問所述，係由黃○德於94年5月3日分匯臺北國際商業銀行（已併入永豐商業銀行）○○分行之周○龍帳戶150萬元、臺北國際商業銀行○○分行之曾○珠帳戶328萬元及臺中商業銀行○○分行之陳○雯帳戶313萬元，乃原審就上開各該轉匯款項其後之確實去向，未為必要之說明論述，徒以上開款項曾轉匯進入陳○雯所指定之他人及其本人之帳戶，即認定本案犯罪所得全歸陳○雯所實際分得，陳○財等人均未分得犯罪所得毋庸分擔沒收，而未翔實調查認定陳○財或其他上訴人分擔之犯罪所得各為若干，於其各自分受之利得範圍內宣告沒收或追徵，亦有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797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罰法規除依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與相應之法定刑外，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亦常明文規範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的處斷範圍，即為處斷刑。法院於具體案件之量刑過程，就是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確定其刑罰種類及欲予科處之刑度而為宣告，具體形成宣告刑。是法定刑、處斷刑俱為量刑之外部性界限，該當於各種犯罪構成要件與法定加重、減輕、免除事由之具體事實，既共同形成刑罰裁量範圍，故法院於量刑過程中，自不得再執為裁量刑罰輕重之標準。否則，即違反重複評價之禁止。又刑法上之共同正犯，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乃基於共同犯罪行為，應由正犯各負其全部責任之理論，至於為刑之量定時，則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共同正犯間並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且於個案裁量權之行使時，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拘束，俾符合罪刑相當，使罰當其罪，輕重得宜。如共同正犯間情節輕重明顯不同，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適度量處，倘一律科以同一之刑，即於平等原則有悖，當非持法之平，即難謂為適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範運輸第一級毒品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遇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為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即屬處斷刑。刑法第64條第2項、第65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依原判決事實認定，蔡○章為負責對外聯絡溝通、招募郭○得等4名船員參與本次航行運輸毒品海洛因犯行，居於主要分工角色，而郭○得等4名船員僅參與內部分工，並受蔡○章指揮支配，參與先後有別、分擔航海運輸工作亦異，在本案之角色分工，顯然低於蔡○章，預期所獲得報酬亦少於蔡○章，原審並認蔡○章於本案係屬主謀地位，其惡性較其餘4名上訴人為重，復認蔡○章、郭○生、許○助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法定減輕事由，卻均選科處斷刑之上限即無期徒刑，顯有違比例、平等原則。又原判決對郭○得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乃處無期徒刑，併科罰金30萬元，顯非適法，已如前述。本件由郭○得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第三審，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依法律減輕其刑後，自為判決，依減得後之處斷刑範圍所宣告之刑，自應較原審所宣告之刑為輕。而郭○得、郭○生、許○助之宣告刑向下修正之後，連動影響在本案角色分工、參與情節屬最輕地位之邱○通，原審對其宣告之刑亦失之過重。（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已於98年12月10日施行，其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同法第8條第1項進而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行政院依上開立法意旨，已陸續檢討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關於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彈藥罪刑，及懲治走私條例第4條關於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致重傷罪刑，提案函送立法院修正公布刪除死刑規定（參見各條文修正之立法理由）。惟兩公約施行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主管機關之行政院法務部，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製造、運輸或販賣第一級毒品所設之法定刑度，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迄今仍未予以修正，容有其防制毒品氾濫，澈底根絕毒害之刑事政策考量，或認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然而，一昧採行嚴刑竣法，毒品案件卻逐年增加，有日益泛濫之趨勢。由於在立法規範上，一方面，縱同為製造、運輸或販賣毒品之人，其犯罪情節不盡相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有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亦有之，其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未參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規定，以毒品數量多寡作為評價不法內涵孰重孰輕之標準，並據此制定高低法定刑，使有所區隔，符合比例原則，反而不分不法內涵高低，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同為無期徒刑，不可謂不重。而其法定刑無法適當反應具體不法行為，就會迫使法院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自行調整處斷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如此一來，適用刑法第59條之量刑例外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演化為原則，已有過度濫用之趨勢。另一方面，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為鼓勵被告自白認罪，採行寬厚減刑之刑事政策，卻不分毒品種類、數量、危害程度，祗要偵審中各有一次自白即有其適用，而未採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率予以遞減調整之，即不問被告是否因人贓俱獲而無從否認，其自白有否達到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一律減輕其刑，似有減損宣示嚴懲毒販之規範目的，使澈底根絕毒害之效果不彰。例如，運輸、製造或販賣第一級毒品者於偵查中自白，取得減輕其刑之入門門票後，卻於第一審審理中翻異前供，否認犯行，縱使第一審法院認定其犯行，通常均會適用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其再於上訴第二審中自白犯行，即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另獲一次減刑的寬典；反之，若於第一審審理中即自白犯行，而獲減輕其刑之寬典，法院因此不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亦屬常見。如此，在第一審否認犯罪者，反而較第一審即勇於自白者，獲得較輕之量刑，不僅難於獲致公平，且有趨使狡黠之徒玩弄訴訟技巧，亦悖乎為達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寬典之立法目的。蔡○章上訴意旨引據本院另案判決，主張運輸第一級毒品所設法定刑，關於死刑部分已遭凍結，原審仍以死刑為量刑基礎，有判決理由不備或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等語，揆諸前揭說明，容有誤會。況個案情節不同，蔡○章引據之前開另案判決，該案被告依原判決認定僅係負責居間聯繫運輸毒品事宜，而蔡○章於本案係居於實際參與運輸毒品之主謀者，自不得比附援引另案所為之量刑，指摘原判決違法。參考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第8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第57條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4項關於無票搜索後未依法陳報法院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係以對於逕行搜索後所取得之證據，如未陳報法院或經法院撤銷者，不應不分情節，一概強制排除其證據能力，應依比例原則及法益均衡原則加以權衡，以避免僅因程序上微小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例外被排除。爰增訂該第4項之規定，賦與法院裁量之權限，使法院得斟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原則，以作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兼顧理論及實際，而應需要，此與同法第158條之4關於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同其趣旨。（二）本件於司法警察逕行搜索查獲所示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未於3日內向法院陳報而經撤銷，與刑事訴訟法第131條規定固有未合，但原判決已說明依據本案逕行搜索之緣由及事證，員警確有相當理由須執行無令狀之緊急搜索，且搜索結果，確因此查獲所示之毒品海洛因及相當數量之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衡量防止因毒品流通對社會治安所肇致危害之公共利益及上訴人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認本件搜索縱有程序上之瑕疵，仍不應排除所查扣毒品之證據能力，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4項，第158條之4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4項，第158條之4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850號

（一）搜索，以有無搜索票為基準，可分為「有令狀搜索」（有票搜索）與「無令狀搜索」（無票搜索）；而「有令狀搜索」係「原則」，「無令狀搜索」為例外。於原則情形，搜索應用搜索票，搜索票由法官簽發，亦即以法院（官）為決定機關，目的在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之搜索、扣押。惟因搜索本質上乃帶有急迫性、突襲性之處分，有時稍縱即逝，若均必待聲請搜索票之後始得行之，則時過境遷，勢難達其搜索之目的，故刑事訴訟法乃承認不用搜索票而搜索之例外情形，稱為無令狀搜索或無票搜索，依該法之規定，可分為：第130條附帶搜索、第131條第1項、第2項2種不同之緊急搜索及第131條之1之同意搜索等共4種。此種搜索，也應遵守法定程式，否則仍屬違法搜索。上開附帶搜索之範圍，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為限。其中所謂「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乙語，自與同法第131條之「住宅」、「其他處所」不同；前者必須是在逮捕、拘提或羈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在地附近，而可立即搜索之處所，至於後者，則無此限制。如逾此立即可觸及之範圍而逕行搜索，即係違法搜索。又上揭緊急搜索，其目的純在迅速拘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發現現行犯，亦即得以逕行進入人民住宅或其他處所，搜索之對象，在於「人」，而非「物」；倘無搜索票，但卻以所謂緊急搜索方法，逕行在民宅等處所搜索「物」，同屬違法搜索。至同意搜索，必須經受搜索人「自願性」地同意，亦即該同意，必須出於受搜索人之自主性意願，非出自執行人員明示或暗示之強暴、脅迫、隱匿身分等不正方法，或因受搜索人欠缺搜索之認識所致，否則，仍非適法。又此同意權限之有無，就「身體」之搜索而言，僅該本人始有同意之權；就物件、宅第而言，則以其就該搜索標的有無管領、支配之權力為斷（如所有權人、占有或持有人、一般管理人等），故非指單純在場之無權人；其若由無同意權人擅自同意接受搜索，難謂合法，更不待言。（二）稽諸本件搜索票，記載案由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搜索處所為「彰化縣○○鄉○○路○段○○○巷24號（按係住宅）」，應扣押物為「被搜索人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不法事證」，惟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一─(一)、(二)所示（即未經許可，持有槍砲之主要組成零件；未經許可，製造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之如附表編號1及編號3至6部分之金屬槍管、子彈、改造手槍等，均係在彰化縣○○鄉「○○○段○○○○地號土地」查獲（見附表備註記載，按係屋外園地）。該後部分之搜索，縱如原判決所認定係屬附帶搜索，然警方另行前往搜索票所未記載之上開屋外園地搜索，是否符合法律所許附帶搜索，限於被搜索人身體所在而「立即可觸及之處所」？非無疑義（按依此搜索、扣押筆錄所載，上訴人似「未在場」）。上開搜索過程，倘不合法（包含未經有同意權人之同意情形），則其違法搜索（按依上揭搜索、扣押筆錄記載，係案外人劉○信簽名、接受執行）所得之金屬槍管、子彈、改造手槍等，有無證據能力？自應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判斷之。乃原判決理由逕以「有搜索票之附帶搜索，在實務上事所常有，且為查緝犯罪所必要，在不違反被告權益之情形下，『自難認為違法』。本院權衡被告人權及發現真實、維護社會治安之輕重，認為本件搜索係屬合法」等簡短數語，即認定搜索有證據能力，尚屬理由不備。且既認合法，卻又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亦見理由矛盾。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130條、第131條、第158條之4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第130條、第131條、第158條之4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

判決書全文）(一)利益於上訴人之合法上訴，上訴法院誤為不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之判決確定者，此種程序上判決，不發生實質上之確定力，仍可逕依合法之上訴進行審判。又憲法第16條關於訴訟權保障之核心領域，包含受公正有效審判之權利，亦即人民於訴訟程序中，應享有居於訴訟主體之地位，因此，理當有權要求審判機關在其組織上與審判程序上給予符合公平與有效之權利救濟保障。其內涵包含保障人民享有法律上之「資訊請求權」，亦即審判機關應依具體情況，及時提供人民在訴訟救濟程序所應當獲得之相關資訊。倘法院判決時，該「資訊請求權」未獲適當保障，而影響人民適時提出主張或答辯，致剝奪其公平與有效行使權利救濟，難謂無重大瑕疵，而屬無效之判決。(二)本件上訴人國○忠於原審判決後，提起第三審上訴，於民國107年7月5日具狀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本院已在審理中卻疏未答覆，即於同年月10日以107年度台上字第2877號判決，從程序上予以駁回。然該程序判決，對上訴人資訊請求權之保障，未盡周延，致影響其適時提出答辯之機會，應屬無效之判決，自始不發生實質之確定力，本院自應就上訴人之合法第三審上訴為實體上裁判。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中華民國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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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

營業秘密，依營業秘密法第2條之規定，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下稱秘密性）；(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下稱經濟價值）；(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下稱保密措施）。所稱秘密性，屬於相對秘密概念，知悉秘密之人固不以一人為限，凡知悉者得以確定某項資訊之詳細內容及範圍，具有一定封閉性，秘密所有人在主、客觀上將該項資訊視為秘密，除一般公眾所不知者外，相關專業領域之人亦不知悉者屬之；所謂經濟價值，係指某項資訊經過時間、勞力、成本之投入所獲得，在使用上不必依附於其他資訊而獨立存在，除帶來有形之金錢收入，尚包括市占率、研發能力、業界領先時間等經濟利益或競爭優勢者而言。他人擅自取得、使用或洩漏之，足以造成秘密所有人經濟利益之損失或競爭優勢之削減；至保密措施，乃秘密所有人按其人力、財力，依社會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將不被公眾知悉之資訊，依業務需要分類、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除有使人瞭解秘密所有人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密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保密之積極作為。從而，重製、取得、使用、洩漏他人營業秘密罪之判斷，首須確定營業秘密之內容及其範圍，並就行為人所重製、取得、使用、洩漏涉及營業秘密之技術資訊是否具備秘密性、經濟價值及保密措施等要件逐一審酌。如其秘密，僅屬抽象原理、概念，並為一般涉及相關資訊者經由公共領域所可推知，或不需付出額外的努力即可取得相同成果，或未採取交由特定人管理、限制相關人員取得等合理保密措施，均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參考法條：營業秘密法第2條

營業秘密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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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

判決書全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本採職權主義，92年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87條規定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既謂「訊問」，自與單純徵詢意見之「詢問」不同，乃係以究明真偽為目的之問話，即將被告作為調查之對象，視被告之陳述為證據方法之一，帶有濃厚之糾問色彩，以落實法院調查證據職權之行使，並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為審判長於審判期日所應踐行之訴訟程序，否則，遽行辯論終結，即屬於法有違。然修正後，刑事訴訟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加強當事人訴訟地位，審判程序之進行，以當事人間之攻擊、防禦為主，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僅具輔助性質，於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始補充進行，故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至同法第288條第3項，並修正為「審判長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同時於原第287條「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增列「審判長應告知被告第95條規定之事項」，就訊問被告被訴事實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進行與否，明文賦與審判長斟酌判斷之職權，於認有必要時方始為之，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俾淡化職權主義色彩，以符合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復使被告仍於調查程序伊始，即知悉其被訴之犯罪嫌疑與所犯所有罪名，而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資以兼顧其訴訟上防禦權之保障。另為免於調查證據之初，即對被告產生偏見，並利交互詰問之順暢進行，明定審判長若為該訊問，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是具體個案基於實質真實發現與被告利益考量，有無行上開被訴事實訊問必要，乃屬事實審法院行審判程序時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認無調查必要，而未予訊問，亦無違法可言。又上開訊問旨在使被告得有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以保障其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故審判長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已訊問被告者，苟依其訊問及被告應訊所為陳述之內容，足認被告就其被訴事實之意見，得有充分表達之機會，不論其訊問之形式如何，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並無妨礙，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亦難遽認違背上開規定，而於判決有影響，自不得執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3項

刑事訴訟法第288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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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

判決書全文）(一)正當防衛係屬遭受他人現在不法侵害時所得主張之權利行為，此等權利之行使亦受到「權利不得濫用」之一般法律原則所限制。若行為人所遭受之現在不法侵害係因可歸咎於行為人自身之行為所導致，且行為人本即能預見自身行為可能導致侵害之發生時，為免濫用正當防衛權，暨基於所防衛的法秩序必要性較低之考量，其防衛權自應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亦即此時行為人應優先選擇迴避所面臨之侵害，僅在侵害無迴避可能性時始得對之主張正當防衛。(二)潘○宇與陳○中因毒品交易發生爭執，潘○宇持槍朝陳○中擊發空包彈數次後，即騎機車離開現場，被告3人即由劉○弘駕車在後高速追逐，企圖將潘○宇攔停質問。縱使潘○宇見被告3人所駕車輛即將追上而有疑似掏槍並作勢開槍之動作，被告3人對此應可先予以迴避，究不得於未有任何迴避之情形下，逕自實行「防衛之行為」。而以案發當時客觀情狀，被告3人僅需減速放棄追逐即可立即迴避潘○宇之反制行為，其等捨此不為，反以高速衝撞潘○宇所騎機車，使其人車倒地而傷重死亡，自無所謂正當防衛或誤想防衛可言。參考法條：刑法第23條

刑法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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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

（一）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僅因彼此間尚未分配或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明確，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應平均分擔。（二）本件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2人於本案之犯罪所得為100萬元，彼此間就犯罪所得之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自應由其2人平均分擔犯罪所得，每人各為50萬元，方為適法。第一審援引所謂「共同沒收」之說，對上訴人2人均宣告犯罪所得100萬元之沒收、追徵，致造成沒收過剩，其就犯罪所得各逾50萬元之沒收、追徵的宣告部分，於法即屬有違，原審未予糾正，仍予維持，同有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038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法上所稱之文書，係指使用文字、記號或其他符號記載一定思想或意思表示之有體物，除屬刑法第220條之準文書外，祇要該有體物以目視即足明瞭其思想或意思表示之內容，而該內容復能持久且可證明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復具有明示或可得而知之作成名義人者，即足當之。又所謂名義人，並非指文書之製作人或書寫人，而是指在文書之形式上為思想或意思表示之表意人且須為文書內容負責之人；從而，自文書本身或由該文書之附隨情況觀察，而得以推知須為文書之內容負責者，該須負責之特定名義人，即為文書之名義人，至該名義人是否實際存在，並非所問。易言之，祇要文書具備「有體性」、「持久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之「文字或符號性」之特徵，並具有「證明性」之功能，即為刑法上偽造或變造私文書罪之客體。而就偽造或變造行為之結果必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觀之，此之文書乃係以法律關係或社會活動之重要事實為思想內容者為限，未記載名義人之學術論著或文藝創作固不與焉，但所稱之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而所謂損害，亦不以經濟上之損害為限，即民事、刑事或行政上之損害亦皆屬之。（二）本件系爭之2紙維修估價單上記載維修單號、維修車輛之相關資料、離廠日期及交修項目、各項零件、工資費用之金額，並分列有「修護人」、「收款人」、「付款方式」、「顧客簽名」及「建議事項」等欄位，其上並註明：「交修車輛內之隨車工具等應當面驗收，簽認人代客戶簽認應與客戶負連帶責任，委修車主對本單所記載之各項修理同意更換必要零件及材料並准許承修人員為檢查或試驗目的，可在公路或其他地點作必要試車」等詞，則本件維修估價單如填載完備，自已具備「有體性」、「持續性」、「名義性」及足以瞭解其內容之「文字或符號性」之特徵，並具有證明其間法律關係重要事實之「證明性」功能。原審依上訴人於收款人欄內之簽名及於修護人欄內假冒維修人郭○坪之代理人名義，書寫「郭」、「代」二字，因認系爭維修估價單，除得以表彰係由上訴人收取顧客款項外，亦同時表彰郭○坪為負責修護車輛之維修人，及其維修之項目、零件、數量及價額，是其作成名義人當然包含維修人「郭○坪」，而上開估價單既非未記載名義人之學術論著或文藝創作，其因此論斷維修估價單為刑法上偽造文書罪所稱之文書，於法自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210條

刑法第2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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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052號

判決書全文）(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有無證據能力，係採「原則排除、例外容許」之立法體例。本條項但書所定另案監聽內容得作為證據之要件有二，即實質要件係以「重罪列舉原則」（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或非屬重罪但「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輕罪）者為限，並輔以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審查認可為程序要件。此項於偵查中另案監聽應陳報法院事後審查之立法，與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3項對於逕行搜索，應於實施或執行後3日內陳報該管法院或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由法院審查之立法例相仿，蓋另案監聽係依附於本案監聽而存在，本質上與逕行搜索同為無令狀之強制處分，且俱因急迫性併屬未及事先聲請令狀，為避免浮濫，故由法院介入先行審查。逕行搜索以出於急迫之原因為要件，是否確係如此，一旦時過境遷，或不免將失去審查之機宜，而不利於被告，即令有未陳報或陳報後經法院撤銷之情形，其所扣押之物得否為證據，既仍容許於審判時再為權衡判斷，並不當然予以排除。而另案監聽所得之內容，是否符合「重罪列舉原則」或「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類型，純然為對於通訊內容之判別而已，較之於逕行搜索之該當要件，原不具有審查急迫性，甚至無予先行審查之必要性，即使有逾期或漏未陳報等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受訴法院於審判時自仍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再行審酌裁量其得否為證據。(二)本件附表三所示之6段通訊監察錄音譯文（下稱系爭譯文），係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周○鳴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嫌為由，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聲請核准對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實施監聽，經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後對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實施通訊監察而取得。而胡○珍所涉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既屬通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得受通訊監察之罪，執行機關實無利用其他案件合法監聽而附帶監聽胡○珍之必要。另參以販賣毒品對社會治安之嚴重影響，從形式上觀之，本件執行機關如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2項之程序，將系爭譯文報由檢察官陳報法院審查，法院尚無不予認可之理由，堪認執行機關無故意不報請法院審查之意圖。且胡○珍之秘密通訊自由雖有短時間被侵害，惟上開通訊內容僅與販賣毒品之不法行為有關，復未涉及胡○珍其他私密性談話，情節難謂嚴重。況胡○珍亦不否認胡○與周○鳴間、自己與周○鳴間有系爭譯文所載對話內容，其於原審對於該譯文作為本件證據資料，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原審認系爭譯文有證據能力，於經依法調查後，採為認定胡○珍犯罪之證據。依上說明，尚難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係對被告緘默權、辯護依賴權之基本保障性規定，依同法第100條之2規定，於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違反所取得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自白或不利陳述，原則上依第158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排除，不僅明白宣示被告為程序之主體性，更明定保障被告之表現自由、防禦自由所應履踐程序，此刑事訴訟法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使人民免於國家機關不當侵害或剝奪其自由權益的保障，彰顯取證程序之合法性為法治國之基本原則，以形成正義而公正之裁判，是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具體實現。（二）拘提或逮捕具有強制之性質，被告負有始終在場接受調查詢問之忍受義務，其身心受拘束下，又處於偵訊壓力之陌生環境中，難免惶惑、不知所措，意思決定之自主能力較為薄弱而易受影響，其虛偽陳述之危險性較大，是以法律設有前置之預防措施，期使司法警察（官）確實遵守此一告知之程序，復特別明定，違背此一程序時，除有前述善意原則例外之情形外，所取得之自白及其他不利陳述，應予絕對排除，以求周密保護被告之自由意志。至依刑事訴訟法第71條之1第1項規定，司法警察（官）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不具直接強制效果，犯罪嫌疑人得依其自由意思決定是否到場接受詢問，或到場後隨時均可自由離去，其身心未受拘束之情形下，若有違反前揭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及其他不利陳述，則應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而認定。而於實務上，司法警察（官）不以通知書之方式，而是親自臨門到犯罪嫌疑人住居所或所在處所要求其同行至偵訊場域接受詢問，此類所謂帶案處理或任意同行之方式，固屬於廣義約談方式之一種，但對於智識程度不高之人民而論，並無法清楚區辨其與拘提或逮捕之不同，往往是在內心不願意之情形下，半推半就隨同至偵訊場域接受詢問，是該類帶案處理或任意同行之情形，若有違反前揭告知義務而為詢問，則應視案件之具體情況包括同行必要性、要求同行之時間、要求同行之方式、犯罪嫌疑人主觀意識之強弱、智識程度等內、外在一切情況，綜合判斷究否已達身心受拘束之程度，而分別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第2項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判斷其證據能力有否。又此項告知，既攸關被告供述任意性之保障，即非以形式踐行為已足，應以使被告得以充分瞭解此項緘默權利，並基於充分自由意思予以放棄，為其必要。（三）上訴人為原住民，係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業水泥工等學經歷，詢問員警雖形式上有告知上訴人得行使緘默權，惟上訴人對於保持緘默之意義，似無法充分理解，員警卻說明「保持緘默」就是「實話實講」，將既無供述義務，亦無真實陳述義務之緘默權，扭曲解釋成「實話實講」，使不諳法律、智識程度不高之上訴人產生錯誤之認知，而以為有據實陳述之義務，此較之未告知緘默權之情形，尤為嚴重，員警是否有蓄意規避上開告知義務，並非無疑。另警詢筆錄雖記載上訴人係經通知到場接受詢問，然卷內似未見通知書，而上訴人於原審已具狀陳稱其於民國103年12月4日上午約6時左右，尚在睡夢中即被調查人員自○○○鄉住處帶去○○縣調查站接受詢問，當時未吃早餐也沒有吃藥等情，佐以上訴人於前揭勘驗筆錄中向員警表示「那像這樣……（我）不能回家嗎？」、「因為我還沒有吃藥，因為我每天有藥可以吃。」、「（你是吃什麼藥？）高血壓跟膽藥。」等語，是否可認為上訴人有中止接受詢問，想返家服藥之意？惟員警並未查明其意願，即稱：「你有高血壓喔？不用緊張啦，因為你這個只要講實話就好了，好不好。」等詞，猶繼續詢問，並要求上訴人講實話。倘若上訴人所述在睡夢中經調查人員同行之情節為真，綜合上訴人智識程度、上開警詢過程及內容以觀，能否謂上訴人充分理解其得拒絕同行至調查站，或得隨時離開詢問處所，即其是否已達身心實質受拘束之程度，既對本件員警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自白之證據能力，究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第2項規定予以排除，抑或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法則予以認定，有重大影響，殊值深究。原審並未針對上情翔實調查究明，僅以詢問員警已經明白向上訴人表示「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雖員警再稱：「你就是實話實講」，是指「依照事實講即可，不須隱瞞事實」，亦無不當等情，遽採上訴人警詢之自白為論罪之依據，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四）刑事訴訟法第31條關於強制辯護規定，於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適用對象擴及具有原住民身分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適用範圍也從審判階段深化至偵查階段，同條文第5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其旨在考量偵查階段，被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弱勢地位，尤其原住民因傳統文化、習俗、經濟、教育等因素，接觸法律資訊不易，針對訴追之防禦能力更為弱勢，乃從偵查程序使其得由國家主動給與辯護人為協助，此倚賴權尤甚於一般之選任辯護，更應受保障，並藉由程序之遵守確保裁判之公正，同時展現原住民族基本法開宗明義對於原住民基本權利之制度性保障。又此強制辯護之援助始於訊（詢）問被告，並不區分被告到場之原因，無論出於強制（拘提、逮捕）或任意（通知或傳喚），祇要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即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偵查程序有其急迫性，與審理程序得另定相當之期日者有別，倘被告於知悉前揭規定後，若無意願等候法律扶助律師協助辯護，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自應予以尊重，俾司法資源彈性運用。惟此必須在被告充分理解強制辯護權之存在及內容，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主動明示放棄辯護人之援助，而非出自訊問或詢問人員之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等不正方法，或因欠缺其有受強制辯護保障之認識所致，否則，仍非適法。倘有違反而取得被告之自白或不利之陳述，係不當剝奪被告之強制辯護依賴權，構成侵害憲法第16條揭示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內容，即使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之結果，亦應予排除其證據能力。（五）本件詢問員警明知上訴人具原住民身分，在上訴人誤以為要自費請律師之情形下，不僅未使上訴人充分理解其有受強制辯護協助之權利，更未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或經上訴人主動明示放棄法律扶助，即逕行詢問各情，原審既認警詢有違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之規定，揆諸前開說明，所取得上訴人之供述，已侵害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內容，不利上訴人之訴訟防禦甚鉅，即使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後，也應排除其證據能力，原判決未詳加斟酌侵害人權之重大性，而認有證據能力，尚值商榷。（六）法扶基金會因應前揭原住民強制辯護新制之施行，在各地方法院所在地之分會開辦「原住民檢警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案」，人力已有擴編，就原住民面對警詢、偵訊時，一經通知該會即派遣輪值律師到場，再參以本件檢察官偵訊時為白日上班時間，地點又在臺灣○○地方檢察署第○偵查庭，非遠僻地區，如通知當地○○分會派遣扶助律師到場，通常是否須費時5、6個小時？並非無疑。又縱如檢察官所稱須等候6個小時以上，然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但書規定，如等候律師4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自無需等候到6小時以上。檢察官是否刻意誇大或隱瞞等候時間，使未按時服藥又未用餐之上訴人自覺無法久候6小時以上，而放棄接受法律扶助？攸關上訴人是否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主動明示放棄辯護人援助之判斷。原審未調查釐清，泛稱在作業上通知法扶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辯護時，確實需要花費很久之時間，檢察官以之徵求上訴人意見，上訴人最後亦回答：「你問啦」，即已主動請求立即訊問，符合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之規定，並無違法，而認上訴人於該次偵訊中之供述有證據能力，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七）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100條之2規範訊（詢）問被告時，正面訓示應出以懇切之態度，負面列舉禁止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取供，結合同法第156條第1項就被告之自白必須具備任意性，始屬適格證據之規定，架構成完整的證據排除之規定。此項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之意思決定及意思活動之自由。復為確保此意旨之具體實現，另於同法第156條第3項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明示祇須被告爭執自白之任意性，法院即必須先於其他事實而為調查，並應責由檢察官就其引為起訴證據之自白，指出證明出於任意性之方法，而將舉證責任倒置，除非偵查機關能證明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否則即應認該自白之取得程序並非適法，逕予排除而不得作為證據。亦即，其不利益應歸國家機關負擔，法益歸被告，以確保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98條、第100條之2、第156條、第158條之2、第71條之1、第158條之4、第31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164號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之立法理由明示，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該款後段之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又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第112條規定之授權，訂定發布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所稱採購人員，係指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法採購事項之人員，即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招標、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而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自招標、決標（包含開標、投標、審標）、履約管理（包含訂定採購契約、對工程採購之分段查驗）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作業之各階段行為，具有連貫性，不容任意予以割裂。雖現行政府採購法就採購機關與廠商間就有關採購事項所生之爭議，依是否已經訂約而異其處理程序，即就招標、審標、決標等訂約前之作為，以異議、申訴等行政爭訟程序救濟，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訂約後之履約爭議，則以調解或仲裁等程序解決。其中關於招標、審標、決標等階段爭議之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固應認均係執行公權力之行為；然機關於訂約後與廠商間之履約爭議（包括履約管理及驗收），依民國91年2月6日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74條規定，原亦得適用異議、申訴程序解決，嗣該法於91年2月6日修正時，雖就履約爭議修正為以調解、仲裁程序解決，惟其立法意旨僅在於使救濟制度單純化，並避免原規定履約或驗收之爭議，得由得標廠商自由選擇適用申訴程序或仲裁、起訴，將造成救濟體系積極衝突，實有不宜，爰予刪除（見該法第74條修正理由）；則此之修正，乃立法者基於晚近行政事務態樣日益複雜，對於某類行政事項處理結果，應如何定其爭訟途徑，而單純從簡化救濟程序上之考量所為之技術性規定而已。此種區分，使出自同一採購行為之爭議，強分為須依兩種不同之爭訟程序以求救濟，是否適當，已不無爭議。再參諸前揭刑法修正立法理由之說明，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營事業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既均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亦無僅因前揭處理爭議之救濟程序上之便宜規定，即進而強行區分其承辦、監辦前階段之招標、審標、決標等人員，始屬刑法上之公務員，而後階段之履約、驗收等承辦、監辦人員，則否定其為刑法上公務員，而致原本同以依法令從事公共利益為前提之群體事務（即公共事務）定其主體屬性之體系，因此割裂而異其適用之理。是採購案倘應適用政府採購法時，已非純粹之私法關係，仍屬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共事務。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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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182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故證據調查，當為整個審判的重心之一。學理上，關於「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作為證據法上之類型區別，主要是以證據資料是否來自「人之陳述」作為基準。具體以言，前者係以人的語言（含書面陳述）構成證據，後者則為前者以外之各種其他證據。而「供述證據」於認定事實過程中的特徵，在於涉及犯罪事項相關內容情報資訊，因人的知覺感官留存記憶，並藉由敘述表達，方能傳達該訊息內容，例如：被告的自白、證人（含共犯、被害人）的指述；「非供述證據」則係有關犯罪事實之物件或痕跡，留存於人的感官以外的物理世界，例如：指紋、血跡、偽造文件等犯罪跡證、兇器等犯罪工具等等（含氣味、顏色、聲音、情況跡象）。由於「人之陳述」，往往因各人主觀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影響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甚至因無法盡情所言，或故為誇大、偏袒，致其陳述之內容或其認識之事實，與真相事實並不相符，何況翻供更是常有，遭不正取供，亦曾發生，正所謂：「曾參殺人」、「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以訛傳訛」等日常成語，皆在說明人言並不完全可靠，不得盡信；至於「非供述證據」，則以物（包括一般之物及文書）之存在或狀態為其證據，通常具有客觀性與長時間不會變易性及某程度之不可代替性，甚或係於不間斷、有規律之過程中所取得，並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是就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以言，「非供述證據」（尤其具有現代化科技產品性質者）應屬優勢證據，其評價上之裁量，自較「供述證據」為強。倘經合法調查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存於訴訟案卷而可考見時，自不能僅重視採納「供述證據」，卻輕忽或疏略「非供述證據」，否則其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即難認合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二）晚近司法實務上，偶見判刑確定的案件，再審結果，改判無罪的情形發生，檢討起來，多因原先過度重視供述證據，而忽略與之不完全相適合的非供述證據所致。但話說回來，既然諸多供述證據先後、分別、一致、堅決指向同一被告的犯罪事實，除非刻意勾串誣陷，或遭不正取供，逕謂其完全無可採用，恐亦不切實際。其實，非供述證據同樣不能排除遭人有意、無意污染，甚或故意偽造、變造而失真、不完整，何況其所能證明的事項，通常祇有部分，並非全部事實，證明力的廣度有限，尤其在證明有利被告的消極事實方面，如非強而有力，既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足以證明有積極事實的供述和非供述證據，予以綜合觀察、判斷不利於被告的結果，則上揭表面上有利於被告的非供述證據，必屬辯方極力主張之爭點，亦可能成為案件確定後，仍會一再爭議之癥結，究竟應如何評價、取捨，自宜查明，並在判決理由內，詳加剖析、說明，以昭折服，並預收杜爭議、釋群疑的功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55條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183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於民國106年11月16日修正為「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其修正目的，乃為本屬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輕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並諭知有罪判決（含科刑判決及免刑判決）者，將使被告於初次受有罪判決後即告確定，而無法依通常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審查，以尋求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應予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二）上開修法，雖未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罪，苟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待上訴後，經第二審法院以第一審法院漏未判決，且與上訴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經第二審法院併為有罪判決之情形，亦得提起第三審上訴。然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在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得「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是為貫徹上開修法目的，及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精神，使初次受有罪判決之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此種情形，亦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之規定，賦予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機會。（三）本件原判決依其事實欄二所載犯罪事實，而論上訴人石○欣、王○德、葉○辰、蔡○憲、官○鈞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同法第354條毀損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罪，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經第二審法院認與石○欣成年人與少年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與王○德、葉○辰、蔡○憲、官○鈞犯結夥攜帶兇器強盜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分別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第一審法院未予判決，有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乃併予審判，而為有罪判決。依上開說明，上訴人等自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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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332號

以違反食安法第15條1項作為第49條第1項的不法要件，係採附屬刑法之立法模式，遇有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時，本於刑罰之制裁功能強於行政罰，刑罰之處罰程序較行政罰嚴謹，而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亦即應以刑罰優先，先進行刑事訴訟程序，而行政罰係相對於犯罪之刑罰處罰，具有「補充性」，如果刑罰未予處罰而有漏洞，則以行政罰填補之，故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因該等處罰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作用，為達行政目的仍得裁處之。本件附件二部分，縱魏○充、陳○嘉、常○之行為，同時具備食安法之其他行政罰構成要件，惟既已該當於食安法第49條第1項假冒罪之刑罰構成要件，即應以刑罰優先，先進行刑事訴訟程序，食安法暨其他相關規範僅於遇有刑罰未予處罰而有漏洞時，方居於補充裁罰之地位，原判決雖未就此予以敘明，於法亦無不合，並無魏○充、陳○嘉、常○及頂○公司上訴意旨所指有違輕重相舉、法律解釋方法之違法情形。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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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337號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對犯罪行為之評價，自應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即合乎罪刑相當原則，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均為所禁。被告犯罪行為如合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除完全合致之情形（如法規競合）而無庸逐一論罪外，所犯各罪均應受評價，以符上開原則。縱在想像競合犯之例，其所犯各罪仍受評價，僅因法律規定予從一重處斷而已。同理，在犯罪合於數個減免寬典時，除各個減免規定完全合致（如刑法第102條規定內亂罪自首者減免其刑，為同法第62條前段自首得減其刑之特別規定）外，縱有部分合致之情形，然其規範目的、要件之限制、寬嚴有別，仍應併存適用而遞減免其刑，非逕可謂其一減免規定，當然為他減免規定所包括，而祇擇一適用，此亦罪刑相當原則之所然。（二）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關於被告在偵查中供述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使檢察官得以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揆其立法目的，乃藉刑罰減免之誘因，以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供出其他共同犯罪成員，俾瓦解共犯結構，澈底打擊難以查緝之集體性、隱密性之重大犯罪，通稱「窩裡反條款」；此適用對象，須合於該法第2條所定之案件，且須於偵查中翔實供出與該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有效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其前提要件，尚須經檢察官事先同意，由檢察官視案情偵辦進程及事證多寡，衡酌是否有將其轉為污點證人之必要性；重在對於其他成員之追查訴究，期能一網打盡、繩之以法。另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若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倘因而進一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則可減輕或免除其刑。此適用對象，不須經檢察官事先同意，對於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及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立法旨趣在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後能勇於自新，對自己之犯罪事實為坦白供出，並就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足認確有悛悔向善之意；雖亦會供出他人，然重在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由此得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與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減、免規定之規範目的有別，適用要件、範圍亦不一，僅有部分合致，如同時符合上開2個減免規定，法律既無類似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規定，自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除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第8條第2項前段、後段結合為一獨立減、免規定，僅須適用第8條第2項）減、免其刑外，尚應依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免其刑，始足提供更多誘因，鼓勵被告一再採取有利於己之配合作為，以達全體法規範目的，並符罪刑相當原則，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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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348號

判決書全文）刑罰制裁妨害性自主行為，係為保障他人關於性意思形成與決定之自由，因性侵害犯罪係侵犯他人之性自主權，即任何他人在法律範圍內，得自主決定其是否及如何實施性行為而不受他人強迫及干涉之權利，屬人格權之範疇。關於性自主權之內容，至少包含拒絕權（指對於他人無論善意或惡意的性要求，均可拒絕，無須任何理由）、自衛權（指任何人對於指向自己之性侵害皆有防衛之權利）、選擇權（指任何人均享有是否進行以及選擇如何進行性行為之權利）、承諾權（指任何有承諾能力之人對於他人提出之性要求，有不受干涉而得完全按自己意願作出是否同意之意思表示）等內涵。我國刑法第221條及同法第224條之罪，係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為構成要件。所謂「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言。其違反意願之程度，並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必要，祇要達於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即侵犯被害人之性自主權者，即可認符合「違反其意願」之要件。故如被害人對於性行為之拒絕、自衛、選擇及承諾等性自主權遭壓抑或破壞時，即應認係「違反其意願」。參考法條：刑法第221條、第224條

刑法第221條、第2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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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

刑法第87條第2項規定：「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考其立法意旨，係以「監護並具治療之意義，行為人如有第19條第2項之原因，而認有必要時，在刑之執行前，即有先予治療之必要，故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第2項、第3項分別規定，法院認有緊急必要時，得於判決前將被告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檢察官於偵查中認被告有先付監護之必要者亦得聲請法院裁定之。惟判決確定後至刑之執行前，能否將受刑人先付監護處分，則欠缺規定，爰於第2項但書增設規定，使法院於必要時，宣告監護處分先於刑之執行」。因此，法院本於此項規定宣告監護處分者，自應審酌行為人需治療性之具體情狀，並考量其所受宣告之主刑種類、期間長短，以決定究係令其於「刑之執行前」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進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始稱適法。原判決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並於理由欄貳之四(四)「刑後監護處分」項下說明：「…本院雖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然依現行刑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無期徒刑執行逾25年而有悛悔實據者，得…假釋出監。是被告將來入監執行逾25年後，仍有假釋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其執行逾25年而符合假釋要件時，不排除可能尚未滿60歲。依陳○璋教授團隊、臺大醫院對於被告實施鑑定結果，均認被告倘未能有效定期、長期服藥，並接受相當精神、心理治療，確有再犯風險…，而被告…將來非無『因假釋而復歸社會』之可能…為使被告於將來『假釋後』得以長期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強制治療，並避免其服刑出監時立即面對諸多社會壓力…本院認有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施以刑後監護之必要，以作為『假釋與復歸社會之銜接轉型』…」等旨。但：(一)刑法第79條第1項規定，無期徒刑假釋後滿20年而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始以已執行論。而假釋出監人就本案另有監護處分須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執行者，應於假釋期滿後執行之；因此，本件被告所受宣告之監護處分，顯非在其假釋出監時執行。原判決未察及此，竟以被告受無期徒刑之宣告，依刑法第77條第1項所定「執行逾25年」而符合假釋要件時，可能尚未滿60歲，因而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監護5年，以作為「假釋與復歸社會之銜接轉型」云云，顯然混淆「假釋出監」與「執行完畢」之情形，致有判決理由矛盾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二)依原判決上開理由之說明，原判決係基於專業鑑定結果，認被告應「有效定期、長期服藥，並接受相當精神、心理治療」而為監護處分之宣告。倘若無誤，被告既具有高度之需治療性，則是否合於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而應於「刑之執行前」為監護處分，尚非無斟酌之餘地；原判決逕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執行監護處分，法則之適用亦非適當。參考法條：刑法第87條第2項、第79條第1項

刑法第87條第2項、第7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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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369號

（一）犯罪行為內容不一，各有其特殊性，此項特殊事實，僅參與犯罪之人所得體驗，即學說上所稱行為之秘密性。而被告之所以任意自白犯罪，其動機有出於自責悔悟者，有因心生畏怖或圖邀寬典者，亦有蓄意頂替或別有企圖者，故如要判定被告自白之真偽，不僅應查證其自白內容，是否已暴露行為之秘密性，有無其他補強證據，更應詳察其自白之動機、取得自白之過程等情況，始足以發現真實。（二）本件原判決雖認定李○治已於歷審中自白上開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行，惟李○治於第一審中，曾供稱：我（祇）毆打李○凱的屁股及手腳而已等語；於原審中，亦供稱：一開始會認罪，是因為有打小孩（指李○凱），但我不知道這樣做，李○凱會死亡；我並沒有傷害致死，我會承認傷害致死，那是我的法扶律師「律見」我的時候，問我要不要認（罪），並說我太太已經認（罪）了，就算我不認（罪），我也跑不掉，事實上，我並沒有用木棍打小孩（指李○凱），李○凱過世時，身上是沒有傷痕的等語。似見李○治於歷審中，並非毫無爭執其自白之真實性；再參諸李○治於警詢及偵查中，一再否認有傷害李○凱致死犯行，則李○治是否完全自白此部分犯行，容非無疑。究竟李○治為上開自白，出自如何之動機？是由於外部之刺激，抑內部心理過程之發展？被告任意自白前、後及自白時之態度暨當時之情況，又是如何？以上諸端，對於判定被告自白之真實性，至有影響，且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具重要之關係，原審未詳為查證剖析明白，尚非允洽。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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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07號

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參照）。我國因此就通訊監察及通訊紀錄等事項，特制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以為規範。又通保法的立法目的，依該法第1條規定，係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而制定。但為落實人權保障，該法於96年6月15日修正時，增訂第5條第4項、第5項，規定：「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使執行機關應擔負於通訊監察期間，提出報告之義務，若發現無通訊監察之必要時，得由法院撤銷通訊監察書，儘早停止通訊監察，以維人權，並明定違反該條之相關規定，所執行監聽取得之證據，應予排除（見該條項修正立法理由），且於同年7月11日公布，並自公布後5個月施行；嗣為更嚴厲防止濫權監聽、浮濫申請、草率核准通訊監察等情形，俾進一步確實保障人權，復於103年1月14日，將該法第5條第4項、第5項修正為：「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以及有無繼續執行監聽之需要。檢察官或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並得隨時命執行機關提出報告。法官依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自由心證判斷後，發現有不應繼續執行監聽之情狀時，應撤銷原核發之通訊監察書。」「通訊監察書之聲請，應以單一監察對象為限，同一偵、他字或相牽連案件，得同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另增訂第18條之1，該條第3項復規定：「違反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並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予以銷燬。」嗣於同年月29日公布，並自公布後5個月施行。此項證據排除規定，既無但書或附加例外，又未授權法院作個案判斷其違法情節是否重大，顯然立法者係有意採取更為嚴格的態度，以釜底抽薪方式，抑制不法調查作為，將違反上開規定進行監聽所取得之證據，悉予排除；且經核此性質，即為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所稱「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自應優先適用。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第12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條；第5條第4項、第5項；第18條之1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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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15號

判決書全文）（一）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而非用以清算當事人間全部民事法律關係。又為了避免雙重（沒收及求償）剝奪，我國採行求償優先原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即個案若存在對犯罪所得有求償權的犯罪被害人，應優先保障其求償權，其已實際取得合法發還，該部分即不予沒收；故所謂發還被害人，係指刑事不法行為直接遭受財產上不利益，而可透過因此形成之民法請求權向獲得犯罪所得者取回財產利益之人，亦即犯罪所得唯有直接從被害人處取得，才是理應發還被害人的產自犯罪之所得（如竊取的贓物，詐騙的得款），讓被害人取回犯罪所失去的財產利益而免予沒收（如將竊盜或詐欺所得財物返還或賠償被害人）。至於犯罪行為人因其犯罪而取得的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性質上雖同屬不法犯罪所得，惟此種犯罪所得並非來自侵害他人財產法益，自不能主張其犯罪所得因他人有民事上求償權而排除沒收，始符合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法理。（二）上訴人媒介甲女、乙女如附表之性交易後，按附表各編號各分得性交易所得代價〈按上訴人合計分得6,600元〉，屬因其犯罪而取得的對價，且男客亦係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是上訴人上開媒介性交易之犯罪所得，自無因已支付甲女、乙女和解金，而憑以免除沒收之義務。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5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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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

判決書全文）（一）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警察法第2條參照），但其在執行任務時，所行使者多屬干預性行為，會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及財產。為使警察執行勤務有所依循，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乃就警察勤務之內容為明文規定，其中第2、3款規定：「二、巡邏：劃分巡邏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三、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巡邏、臨檢等勤務橫跨警察行政及刑事訴訟2領域，其一方面為事前危害預防之勤務，另一方面為事後之犯罪調查。例如於指定區巡邏或於公共場所臨場檢查，原係預防性工作，但可能因此發現酒後駕車之事證，因此轉為犯罪調查，此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規範查證身分之臨檢發動要件，其中第1項第1款規定：「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目的在使警察能事先預防犯罪發生及防止危害產生，其依客觀情況或專業經驗，經合理判斷後認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得查證身分，因此時犯罪已存在或瀕臨發生之邊緣，常會於查證身分後，刑事調查作為隨即發動；同法第7條規定查證身分之程序，為查證身分，警察得為攔停、詢問姓名及年籍資料、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有明顯事實時得檢查身體及所攜帶物等措施。立法目的是在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與憲法保障隱私、行動自由、人性尊嚴之間取得衡平。（二）核林○華警員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7條第1項之規定，對上訴人實施攔停、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等查證身分措施，期間因上訴人身體有明顯酒味，疑為酒後駕車之現行犯，此時轉為犯罪調查之發動，且經上訴人同意後，採取吐氣作為犯罪證據。林○華警員於攔停、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等措施係屬警察行政階段，符合前述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之後即屬刑事調查階段，此即為警察任務之雙重功能，核其程序並無違法，自無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證據能力之餘地。參考法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7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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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28號

判決書全文）（一）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之規定，係為阻斷感染者與他人為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之接觸感染途徑，以達愛滋病防治與疫情控制之目的，感染者本身HIV病毒量之多寡，以及其感染可能性高低，均不影響是否屬危險性行為範圍之認定，此乃基於維護潛在不特定大眾身體健康之公共利益考量，並衡量HIV感染者之個人性自主權，以要求「戴保險套從事性行為」之最小限制方式，進行愛滋病防治。（二）至於「危險性行為」之範圍，乃經立法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規定加以訂定，事涉愛滋病防治之重大公共利益，固可能隨愛滋病防治研究之進展而有所調整，然目前醫學上既無法完全排除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者之感染可能性，上開定義自仍有其適用，即在未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之性行為，於醫學上評估可能造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者即屬之。參考法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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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30號

（一）人民之生命與健康，為其生存與自由最主要之基礎，自受憲法第22條之保障，是國家對人民生命、健康自有保護義務。基此，司法院釋字第414、476、545、577號等解釋，有諸多關於法律應維護國民健康之闡釋，國家應透過法律制度之設計，積極維護上開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健康權。食安法即本乎此項宗旨而制定，於該法第1條闡明：「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而食安法所稱之「食品」，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食品添加物」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食品用洗潔劑」則係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食安法第3條第1、3、6款）。而「販賣之食品、食品用洗潔劑及其器具、容器或包裝，應符合衛生安全及品質之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食安法第17條）。」「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項標準之訂定，必須以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之最小量為限制，且依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同時必須遵守規格標準之規定（食安法第18條）。」因此，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乃依據上開規定，分別訂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以規範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訂定「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以規範食品用洗潔劑之用途限制、化學含量及其使用標準。是食安法所稱之食品、食品添加物，乃指可供人食用者；不可供人食用或非供人食用者，均不可做為食品、原料或添加於食品內，乃食安法首應確立之原則。（二）衛福部於105年2月17日依食安法第17條授權規定，訂定發布「加工助劑衛生標準」，其立法理由說明：「因加工助劑之使用特性，其於終產品中不產生功能，與食品添加物在最終產品中發揮特定功能目的有所差異，為明確管理此類成分，故參考國際間包括聯合國食品標準委員會、歐盟及紐澳等有關加工助劑之規定，訂定『加工助劑衛生標準』規定，以供食品業界遵循」，有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5年12月6日FDA食字第1050043542號函（說明五）可參。本件查獲時間固在上開「加工助劑衛生標準」訂定時間之前，惟依前揭增訂之「加工助劑衛生標準」第2條規定：「加工助劑係指在食品或食品原料之製造加工過程中，為達特定加工目的而使用，非作為食品原料或食品容器具之物質，其於終產品中不產生功能，但可能存在非有意但無法避免之殘留」，與前開食安法第3條第6款所謂「食品用洗潔劑」之立法定義，同有於最終食品產品中不產生功能之特質。再參酌「加工助劑衛生標準」第1條規定，其授權法源與「食品用洗潔劑之衛生安全品質標準」同為食安法第17條。準此，基於授權法規體系與使用上之性質，主管機關於105年2月17日訂定「加工助劑衛生標準」之前，關於加工助劑中涉及食品洗潔之物質者，其相關規範或處罰規定自應依循「食品用洗潔劑」之衛生安全品質標準稽核，乃屬當然。（三）本件冰醋酸，屬工業用之強酸（醋酸99%），為腐蝕性物質，極具危險性，有扣案冰醋酸包裝桶外觀及標示在卷可稽，其既為工業用，非可用於食品，自無列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資格。朱○海雖將藍桶冰醋酸稀釋至特定濃度使用，且依其所提出以該濃度之液體送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檢驗，檢測結果認除濃度外均符合食品添加物冰醋酸規格。然食安法之目的，係在規範食品業者製造、使用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洗潔劑（含加工助劑）等與食品相關之安全衛生規範，就「稀釋」而言，其化學性質僅在降低物質濃度，並未改變其本質。倘食品業者得以「稀釋」方式作為是否違反食安法規範之判斷標準，則無異使本法就食品添加物、食品洗潔劑（含加工助劑）等之生產、認證、管理等行政或刑罰規範形同具文。亦即，如以稀釋濃度之方式可使本不符合規範之物質達到符合規範要求，而未斟酌立法者及消費者是否同意此種工業用冰醋酸作為浸泡食材之溶劑，即與立法者原意有違，亦未符合民眾對食品安全之嚴格要求。何況食安法第49條第2項係規定「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而非「足以危害人體健康」，可見立法者即非以終產品本身作為認定標準，故「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之解釋適用上，自難以最終使用後之結果或產品本身是否有危害結果論斷，而應以行為人於取得該物質作為使用時之危害情節為認定標準。亦即，能否對實際上未產生任何危險之行為科以刑事處罰，固有規範違反論與法益實害論之區別，然於食安法之規範上，應採取近於規範違反論之解釋，否則如採法益實害論之解釋結果，將使食安法失去其規範之目的。是就食安法第49條第2項之歸責及處罰基礎始點而言，本件應以朱○海購得藍桶冰醋酸（工業用強酸）使用時之危害可能性為判斷。原審未予詳察，徒以該工業用強酸經送驗稀釋結果符合食品添加物冰醋酸之規格，即為朱○海無罪之諭知，亦難謂適法。參考法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條、第3條、第17條、第18條、第49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條、第3條、第17條、第18條、第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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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466號

判決書全文）（一）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被害人參與刑事審判程序之情形有二，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具結，陳述被害經過而為證言；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之規定，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意見。前者，乃法院基於發現真實之目的，本於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傳喚被害人於審判期日到場，以證人身分接受詰問作證；後者，旨在經由參加訴訟之機制，使被害人或其家屬將其等因被告之行為所受及其後衍生之痛苦遭遇傳達法院，而使法院判決時考慮其等之被害因素，用以確保司法之妥適公平，與被告訴訟權之行使無涉。按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又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7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二）原判決於理由已說明Ａ母及Ｃ女業已於第一審到庭作證，接受檢察官及辯護人交互詰問明確，無再予傳喚之必要。復說明細觀辯護人提出之Ａ母錄音譯文內容表示她在法院時「他就說這不要緊，叫我跟著他唸，我哪裡知道在講什麼，就跟著他念，具結不能反悔不能說謊這樣」、「有兩個字其他有比較深的字我看不懂，他說不要騙我喔，他說如果有做這個，才會處罰，如果沒有，唸也沒有關係」云云，倘錄音中之女子係Ａ母，則其所述顯係證人作證前告知證人偽證之處罰及令證人依法朗讀具結結文之程序，Ａ母於第一審審理中係經辯護人、檢察官交互詰問，詰問人當庭即時聽取Ａ母證述後始依其證述內容提出下一個詰問問題，尚無可能發生Ａ母跟著他人念筆錄之情，此顯屬被告對證人具結程序之不理解而生之誤解，乃認Ａ母並無再次傳喚之必要。且卷查，Α女、Α母均已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審理中均到庭，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等陳述意見之機會及參與審判之權益並未被剝奪，則原審認無再傳喚Α女、Α母之必要，於判決之本旨不生影響，其證據調查及踐行之訴訟程序均無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71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71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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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559號

（一）散見於刑法及其特別法內關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經由自首、自白、供出其他正犯或共犯、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或其他依規定等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係為獎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審中能坦承犯罪，以求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或使其等勇於出面檢舉，以利犯罪之易於或擴大偵查所設。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於是否邀寬典而坦認犯罪或供出犯罪來源，或因考慮爭取無罪判決、避免其他案情曝光、保護其他正犯或共犯等因素，在訴訟策略上本享有自主決定權，任何人均應予以尊重；且為避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畏懼、服從權威或受暗示、誘導而作不實陳述之可能。故無論警察、檢察官或法院等司法機關均無「教示」或「指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行使上開自主決定權之義務，僅能予以適度闡明及提醒，不宜過度介入。是縱法院未告知或曉諭被告有獲邀輕典等相關規定，亦不能謂其違反訴訟照料義務。（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係指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除因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外，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而言。所謂「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包括主刑及從刑。修正後刑法沒收已非從刑，係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又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並非數罪併罰，故已刪除現行法第51條第9款規定宣告多數沒收併執行之條文。是修正後刑法沒收已不具刑罰本質。又現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乃合併修正前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後段及第3項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之沒收規定，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以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倘於僅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而下級審就被告犯罪所得有所短計或漏算，經上級審更正計算後若不得諭知較原審為重之所得數額沒收，即無法達到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目的。故修正後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並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從而，范○彥指摘原判決就其所犯附表一編號1至5、7至10、12、17、19、20部分，量處較第一審為重之沒收刑，有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云云，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95條、第370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95條、第370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107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568號

（一）刑法有關沒收規定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迭經修正公布，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已明確規範修正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應適用裁判時法，自無庸比較新舊法。而沒收係針對供犯罪或預備供犯罪所用，犯罪所生或所得等與刑事違法行為具有密切關係之人民財產，及對於社會具有危險性之違禁物，由國家以裁判剝奪其所有人之所有權，將之收歸國庫，屬干預人民財產權之強制處分，自應循正當程序為之，俾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訴訟權等基本權之要求。為建構修正後刑法新增剝奪被告以外第三人財產，擴大單獨聲請宣告沒收之適用範圍，及現行特別刑法中既有之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所應恪遵之正當程序，參考德國、日本之立法例，刑事訴訟法增訂專編為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7等規定，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參與程序之權利，明定其聲請參與沒收及法院依職權命參與沒收之前提、程式，並課予偵查中之檢察官、審判中之法院，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之通知義務，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賦予該第三人參與刑事訴訟程序與尋求救濟之權利，同於105年7月1日施行，俾與原有附隨於刑事本案沒收被告財產之一般沒收程序，相輔相成，以完備沒收法制之體系，並兼顧第三人參與訴訟之程序保障。從而，為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之權益，法院自應遵循修正後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編之相關規定，賦予該第三人參與刑事訴訟程序之機會後，其裁判諭知沒收第三人財產，始為適法，否則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法。此項程序之違法，剝奪第三人參與訴訟之程序保障，悖於正當程序，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訴訟權之旨未合，顯欠缺裁判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正當性基礎，不能謂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二）原判決認定其附表二編號8所示扣案之車牌號碼○○○-○○○○號自用小客車，係劉○明為其附表一編號1、2所載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所用之交通工具，因而依檢察官之請求，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惟稽之卷附車駕籍資訊系統─車輛詳細資料列印表，上開自用小客車之車主登記為劉○訓，且劉○明於偵查中供稱該車輛係屬劉○訓所有，劉○訓亦於原審證稱該車輛為其所有等語，若其等所述無訛，則上開自用小客車既屬第三人劉○訓之財產，乃原審未先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之規定，依職權裁定命劉○訓參與沒收程序，亦未依刑事訴訟法「沒收特別程序」編之相關規定，賦予其參與沒收程序與尋求救濟之機會，遽予諭知沒收上開劉○訓所有之自用小客車，已剝奪劉○訓參與訴訟之程序保障，揆之上開說明，難謂適法。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第455條之13第3項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573號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規定，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惟該條規定之適用，係以第三人成為參與人為前提。又依同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但書規定，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則該第三人既未參與沒收程序，即非參與人，法院即使認第三人財產符合沒收之要件，亦不得依上開規定，對該第三人諭知其財產應予沒收之判決，更無由因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陳明對沒收不表異議，即得於本案判決內，對已由該第三人取得之物，逕對被告為沒收之宣告。由是亦徵，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二增訂之「沒收特別程序」，對於第三人財產之沒收，應有控訴原則之適用，必先經檢察官之聲請，始得由法院依法裁判。亦即，在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但書所定情形，該第三人之財產，如係已由檢察官聲請沒收者，於法院認符合沒收之要件時，即得依檢察官之聲請，對該第三人所取得之物為沒收之判決（即相關之沒收判決）；於不符合沒收之要件者，則予以駁回。（二）原判決理由貳、四、（三）之2載稱：如附表三編號11至15、17至22等11件小家電，因尾牙摸彩而無償贈與吳○梅等11人。如果屬實，上開小家電，已非上訴人所有，而係第三人之財產。稽之卷內資料，本件檢察官迄未向法院聲請沒收第三人即吳○梅等11人所無償取得之前揭財物。原審不察，未曉諭檢察官補正其聲請，逕以吳○梅等11人因上訴人違法行為而無償取得上開小家電，其等均到庭陳稱：對法院沒收沒有意見等語。即以如附表三編號11至15、17至22所示之小家電，係吳○梅等11人所取得之上訴人犯罪所得變得之物，因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2款、第4項之規定，逕於上訴人所犯罪刑項下，對上訴人宣告沒收。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沒收之諭知，自非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但書、第455條之26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但書、第455條之26第1項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

判決書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角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一般之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團及水房（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流別之負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使各流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人，尤其是電信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主持或操縱者之指示而為、所轄人員非其招募、薪資非其決定，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然其於整體詐欺犯罪集團中，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地位，且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號令，而為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是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自白及林○毅等7人之證述，而認上訴人實際負責金福氣第一線機房之一切運作，指揮該機房等情，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指揮」之要件，即無不當；其縱未敘明上情，對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僅係理由說明較為簡略而已，仍與判決不載理由或調查未盡之違法有別。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6.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623號

（一）森林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或占用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之罪於保安林犯之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則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占用罪，是否依同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即應一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始為適法。（二）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為其事實欄三所載擅自占用其附圖所示B1至B4部分土地之行為，雖論以森林法第51條第3項、第1項於他人保安林內擅自占用罪，然並未依同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且已明確說明何以不依上述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則其所處有期徒刑6月，自仍符合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乃原判決未察，遽認上訴人所犯上開罪名之最重本刑已逾有期徒刑5年，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因而未就其所宣告之有期徒刑6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依上述說明，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41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第3項

刑法第41條。森林法第51條第1項、第3項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4、5、7項分別規定：犯前3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2分之1。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旨在鼓勵犯罪行為人或被告於犯罪後自首或在偵查中自白，如有不法所得者，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且供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利偵查、審判，俾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並配合刑法沒收新制酌為修正。上開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等與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規範目的有別，自應一併適用，不可混淆。是縱被告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5百萬元，而成立同條笫3項之罪，仍有上開條第4、5、7項減、免其刑或特別沒收規定之適用。倘被告犯上述特別背信罪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其已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如未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者，仍應諭知沒收，俾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前段規定，據以指揮執行。又縱被告僅成立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普通背信罪或其他罪名，若其等顧慮可能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第2、3項之罪，為求減輕其刑之典，而於偵查或審判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然若未實際發還被害人者，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以下之沒收新制規定處理，始符合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本件被告吳○春、莊○男、陳○如、邱○華、周○峰、郭○映、張○岦、張○文、葉○璋、王○富、冷○成、孫○娜、陳○群、黃○遠、謝○慧、李○傑、李○民等17人因本件犯罪所得財物，原判決雖認其等已於偵查或審理時繳回，然竟以犯罪所得既經繳回故不予宣告沒收，難認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刑法第342條第1項、第38條之1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刑法第342條第1項、第38條之1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712號

按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民法第326條定有明文。又提存法第22條明定：「非依債務本旨或向無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其債之關係不消滅。」本件被告係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於和解成立前，無從認定債權額，而得以提存清償之。且本件既非被害人受領遲延，或不知孰為債權人之得為提存情形，則被告縱為提存，是否係依據債務本旨所為清償提存，而發生清償之效力？已有疑義。況依卷附提存書記載，本案提存物，尚需待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完成或分割遺產判決確定後，始得共同領取。而提存物受取權人，尚包括被告本人，依提存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本案被害人若欲領取提存物，仍須被告同意簽名蓋章，被告若不同意，被害人猶無從領取提存物；是本案是否合乎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要件？亦有疑問。原判決認被告已將犯罪所得發還被害人，而不予宣告沒收，不無研求餘地。參考法條：民法第326條。提存法第22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民法第326條。提存法第22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724號

我國社會隨著電腦資訊及網際網路科技之快速發展，利用電腦、網路犯罪已屬常態，而對此形態之犯罪，相關數位證據之蒐集、處理及如何因應，已屬重要課題。一般而言，數位證據具無限複製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製作人具不易確定性、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即須透過電腦設備呈現內容）。因有上開特性，數位證據之複製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惟複製過程仍屬人為操作，且因複製之無差異性與無痕跡性，不能免於作偽、變造，原則上欲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供調查，或雖提出複製品，當事人不爭執或經與原件核對證明相符者，得作為證據。然如原件滅失或提出困難，當事人對複製品之真實性有爭執時，非當然排除其證據能力。此時法院應審查證據取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即通過「證據使用禁止」之要求），及勘驗或鑑定複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之作用，致影響內容所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確有與其具備同一性之原件存在，並作為被告有無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則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

108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786號

（一）共犯不利之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為就自己犯罪事實供述之被告自白，另一方面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所為之證述。而於後者，基於該類供述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供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其他共犯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他證據資為補強。而此之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共同正犯不利於其他正犯之陳述外，另有其他足以證明所述其他被告共同犯罪之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情事、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證述有否瑕疵之參考，而其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要恩怨糾葛、曾否共同實施與本案無關之其他犯罪等情，既與所述其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自不能以之作為所述其他被告共同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二）原判決認定黃○偉有犯罪事實一之(三)之犯行，係以共犯被告陳○傑之指證，並以陳○傑與黃○偉2人曾同期間於少年輔育院執行感化教育，又另案於民國103年4月15日共同犯與本案無關之他罪，經判決處刑確定等互動聯繫情形，為其論據。然黃○偉始終否認有此犯行，則黃○偉是否參與此部分犯行，除共犯證人陳○傑之證述外，自應有補強證據之必要。原判決所引黃○偉、陳○傑2人交往背景、曾否共同另犯無關本案之他罪等事證，既與黃○偉有否本件共同犯行之判斷無涉，自不能資為擔保陳○傑指證黃○偉該共犯事實真實性之補強證據。又被害人黃○華之證述及案內偽造之公文書、鑑定報告等事證，係佐證陳○傑自白自己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亦不得作為認定黃○偉該共犯事實之依據。至其他黃○偉所辯無可採等項，本不能憑為認定其共同犯罪之積極證據。是原判決本部分認定，除共犯證人陳○傑之證述外，究有如何之補強證據，堪信陳○傑指證之黃○偉共犯事實屬實，未進一步詳予調查，並為必要之論斷及說明，徒以推測方法，認定共犯陳○傑之陳述為真實，遽採為論處黃○偉該部分罪刑之基礎，揆之前揭說明，原判決此部分採證難謂合於證據法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

（一）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惟若被害人就全部受害數額與行為人成立調（和）解，然實際上僅部分受償者，其能否確實履行償付完畢既未確定，縱被害人日後可循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保障權益，因刑事訴訟事實審判決前，尚未實際全數受償，該犯罪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顯未因調（和）解完全回復，行為人犯罪利得復未全數澈底剝奪，則法院對於扣除已實際給付部分外之其餘犯罪所得，仍應諭知沒收、追徵，由被害人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聲請發還，方為衡平。（二）本件上訴人雖就犯罪所得全部數額與被害人成立調解，但僅實際償還其中部分款項，原判決乃以其犯罪所得扣除已償還金額部分尚未實際發還被害人，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符，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就未實際償還之犯罪利得諭知沒收、追徵，並無不合。至上訴人嗣後如依調解條件繼續履行，則於其實際償還金額之同一範圍內，既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而與已經實際發還無異，自無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沒收，乃屬當然。尤無雙重執行或對上訴人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884號

（一）按依修正後之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1款之規定，法院僅於案件認定被告有罪而應沒收時，始於判決主文諭知沒收，倘認不應宣告沒收時，因沒收之調查與認定，本屬法院依職權進行之事項，且非必以當事人聲請為必要，復無如同法第455條之26第1項後段、第2項有對於參與人財產經認定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並應記載其裁判主文及應否沒收之理由之規定，自無須於被告有罪判決主文項下諭知不予沒收之旨，惟為方便上級法院審查，自宜於判決理由內說明不予沒收心證形成之理由。是下級法院若已於有罪判決就不予沒收之理由詳為記載，究與未經裁判之情形不同，檢察官或自訴人自得對於該諭知不予沒收部分聲明不服。又刑法關於沒收，已於民國104年12月30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施行，將沒收重新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且依修正後同法第2條第2項及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縱被告於刑法關於沒收之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前行為，仍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律，而無「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益見刑法沒收於修正後業已「去刑罰化」而具「獨立性」。再修正後之沒收雖具備獨立性，然沒收之發動，仍須以犯罪行為之存在為前提，故沒收原則上應於有罪判決時併宣告之（參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1款），但亦得由檢察官另聲請法院為單獨沒收之宣告（參見修正後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修正後同法第455條之34至37）。故「沒收」與「本案部分（即罪刑部分）」並非不能區分。若下級審判決僅係應否沒收部分有所違誤，而於本案部分認事或用法並無不當時，上級法院非不得僅就沒收部分予以撤銷。另沒收之標的，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1、2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可分為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及犯罪所得等項，倘彼此間互無關連，僅因下級法院就其中各別標的應否沒收部分判決有誤，上級法院亦非不得單就該各別標的部分予以撤銷。（二）本件上訴人劉○達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其共同意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相關供犯罪所用之物即扣案之記憶卡、歌本沒收。關於其犯罪所得部分，第一審判決則於理由四、(二)內說明：「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然查，依證人劉○豪於本院（指第一審，下同）審理中證稱：未實際支付上開電腦伴唱機之租金等語，即難認劉○達及劉○賢因本案犯罪而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沒收本案犯罪所得，併予敘明。」等語，檢察官不服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所得不予沒收部分提出上訴（另檢察官亦對第一審量刑暨上訴人亦不服第一審判決，均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後，認第一審關於本案罪刑及關於犯罪所用之物宣告沒收部分並無違誤，但對於上訴人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說明部分，認檢察官之上訴有理由，因而僅將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犯罪所得不予沒收部分撤銷，而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其他上訴，揆諸前揭說明，應無違誤，其中關於不予沒收撤銷部分，亦非訴外判決。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1款，第369條第1項

107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3910號

（一）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服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苟被告依其形式舉證責任所聲請調查或提出之證據，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具存在可能性，即應由檢察官進一步舉證證明該有利事實確不存在，或由法院視個案具體狀況之需，裁量或基於義務依職權行補充、輔佐性之證據調查，查明該事實是否存在；否則，法院即應以檢察官之舉證，業因被告之立證，致尚未達於使人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而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得徒以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確切證明該有利事實存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二）稽之卷內資料，警方尋獲失竊小貨車後，在其儀錶板下菸灰盒內查獲之菸蒂、檳榔渣，經檢驗其DNASTR型別與上訴人相符，固可證明上訴人曾停留車上之事實，惟該菸蒂、檳榔渣究係上訴人竊取車輛時遺留？抑或搭乘他人駕駛之贓車而遺留？均有可能，在無證據證明前，自未可任執一端。上訴人於第一審辯稱：「車子是朋友開的」、「監視器上的人我認識，他有開那台小貨車來找過我，我有到車上去抽菸、嚼檳榔...那個人外號叫『阿○』，他目前可能在宜蘭監獄受刑...『阿吉』真實姓名我不知道...他約60到61年次...我入監服刑前有在北所愛滋病舍遇到『阿○』，他有HIV...」等語，並聲請傳喚「阿○」作證。第一審函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查明是否有符合上訴人所指之人，經覆以有3人符合，第一審提示該3人照片令上訴人辨識，上訴人指其中之林○杰即為其所指之人。林○杰於第一審證稱認識上訴人，惟否認竊取失竊小貨車，及無駕駛該車去載上訴人等語。上訴人雖未能就其所舉有利於己之事實證明其存在，然已盡其形式舉證責任，除非有積極證據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以其辯解不能成立，即遽為其有罪之認定。本件依卷內證據資料，似無直接證明上訴人竊取失竊小貨車之證據，而警方於案發後復未能在失竊小貨車之駕駛座、方向盤、門把等處採得上訴人指紋或其他生物跡證，而得推論上訴人曾駕駛失竊小貨車，間接證明上訴人竊取失竊小貨車，至於車上查獲之菸蒂、檳榔渣，雖足證明上訴人曾停留車上之事實，然未能逕予排除上訴人係搭乘他人駕駛之贓車而遺留之可能性。原判決未予說明何以該菸蒂、檳榔渣可以證明上訴人竊取失竊小貨車之理由，遽以上訴人曾停留失竊小貨車及其辯解不能成立，即認定上訴人竊盜，稍嫌速斷，與證據法則難認無違，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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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919號

（一）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是若被告初次施用毒品並同時持有逾法定數量毒品時，由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性質上係屬保安處分，與刑罰性質不同，故針對同一犯行併予諭知刑罰及保安處分者自無不可（例如對竊盜慣犯同時宣告強制工作），且此時持有逾法定數量毒品行為之不法內涵已非嗣經不起訴處分之施用毒品行為所得涵蓋，故法院除應就被告所為論以持有逾法定數量毒品罪刑外，另應就施用毒品犯行部分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此亦為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之使然，並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二）本件上訴人於民國104年12月23日為警查獲其持有逾法定數量第二級毒品外，並同時查獲其有施用第二級毒品及轉讓禁藥犯行，施用毒品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05年度毒偵字第912、913、914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轉讓禁藥部分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訴字第934號判刑確定，上訴人持有逾法定數量第二級毒品與轉讓禁藥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明顯可分，應予分論併罰，揆諸上揭說明，上訴人指稱施用毒品、轉讓禁藥應與本案持有逾法定數量毒品罪想像競合，容有誤會，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第11條第4項、第20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第11條第4項、第20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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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3921號

（一）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於依法確定刑罰權存在與否及其範圍。而訴訟行為，係指構成訴訟之行為，並藉以產生某種訴訟法上效果之行為，具體以言，依行為者之屬性，可分為法官的訴訟行為、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例如：聲請、主張、立證、詢問、詰問、陳述等）、其他訴訟關係人的訴訟行為。至關於自然人的訴訟能力，則係植基於實體法上之行為能力，以有完全意思能力為前提，始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行使權利、負擔義務，倘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已經法院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則其為訴訟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否則無效（或有學者謂效力未定，即可事後同意〈追認〉，溯及行為時發生效力），此觀諸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5條之2第1項第3款、第2項、第78條、民事訴訟法第50條之規定自明，而此所稱「訴訟行為」依其文義言，當然包括民事、刑事及行政程序法上之訴訟行為。然有原則，必有例外，97年5月民法創設輔助宣告制度後，翌（98）年7月8日民事訴訟法即增訂第45條之1，其第2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就他造之起訴或上訴為訴訟行為時，無須輔助人同意。」其立法理由四，即謂「為保障他造訴訟權利，參照日本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被訴或被上訴而為訴訟行為時，不須輔助人同意，爰設本條第2項規定，至受輔助宣告之人就他造所為相當於起訴、上訴之聲請、抗告而為訴訟行為時，亦不須經輔助人同意，自為當然之理。」之旨，即謂受輔助宣告之人為被告或被上訴人，而被動地為訴訟行為時，無須經輔助人同意，也就是說在此限度內，對受輔助宣告之人之保障，當有所退縮；而此於刑事訴訟程序的實踐上，被告於審理期間，受輔助之宣告，因未達心神喪失之程度，自無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停止審判之餘地，乃係透過刑事訴訟法第31條強制辯護、同法第35條輔佐人制度之設計，保障其訴訟防禦權，職是，本諸前揭相同法理，受輔助宣告之人，自仍應以被告身分繼續接受審判、到場參與法庭活動，而其間所為訴訟行為，則無須經輔助人同意，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至於其他諸如再審之聲請、撤回上訴、撤回抗告等訴訟（法律）行為，關涉另訴訟程序之啟閉，當回歸原則，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始生效力，以符法制。（二）原審為最後一次107年1月17日審判期日訂定前，上訴人曾在第1次審判期日到庭，但此後歷次期日，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而該最後一次審判期日的傳票，已於同年月11日即合法送達予上訴人及其輔助人。嗣上訴人之輔助人陳○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該審判期日均遵期到庭，原審乃於書記官朗讀案由後，開始該審理期日，其間，審判長即先詢問到場之辯護人、輔助人意見，並當庭告以上訴人之身體狀況不符合法定停止審判要件之旨，且未為准假之諭知，審判長隨即命上訴人之辯護人在場進行後續的審理程序，並以上訴人既經合法傳喚，卻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乃不待上訴人陳述，由其辯護人在場進行辯論、陳述後，逕行判決。經核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尚無不合。上訴意旨所為輔助人未同意上訴人為訴訟行為，以為上訴人「有正當理由」不到庭之主張，即與法律規定之本旨不合，徒憑己意，自作主張，妄指違法，難認為合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參考法條：民法第15條之1、第15條之2、第78條。民事訴訟法第45條之1、第50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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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009號

（一）賄賂罪所侵害者為國家之官箴及公務員執行公務之純正，縱行賄人對公務員之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其行為時為法所不罰，但行賄者本質屬對合犯，並非被害人，公務員收受之賄賂，應予沒收追徵，不得發還行賄者，縱公務員事後自行將賄賂返還行賄者，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規定，雖得對該第三人（行賄者）沒收（追徵），而發生犯罪行為人沒收（追徵）與第三人沒收（追徵）之競合關係，兩者係併存或排斥關係，法無明文規定。依修正刑法增訂第三人沒收規定之立法理由：「現行犯罪所得之沒收，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則犯罪行為人將其犯罪所得轉予第三人情形，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坐享犯罪所得，現行規定無法沒收，而顯失公平正義，故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包括：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或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而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時，均得沒收之，避免該第三人因此而獲利益。至該違法行為不以具有可責性，不以被起訴或證明有罪為必要，爰增訂第二項，以防止脫法並填補制裁漏洞。」並無於有第三人介入時，衹得對該第三人沒收。申言之，修正刑法「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得沒收（追徵）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亦得對該第三人沒收（追徵）其非出於善意而取得之犯罪所得。再者，依修正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規定之第三人沒收類型，其第1、2款（即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對價取得）學說上稱挪移型；第3款（即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而他人因而取得犯罪所得）學說上稱代理型。前者挪移型之犯罪所得係自犯罪行為人挪移至該第三人，為避免重複沒收，倘對犯罪行為人及第三人均諭知沒收（追徵），因其等原均負同一給付內容，其中一人為給付者，他人自免其責任。後者視犯罪行為人有無分受犯罪所得，再依前開方式處理。（二）原判決說明上訴人二次犯罪所得合計140萬元，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上訴人雖返還行賄者潘○豪，惟潘○豪並非被害人，無被害人優先原則及發還排除沒收規定適用，雖未扣案，仍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並無不合。本院25年上字第2260號判例意旨「上訴人所收受之賄賂，依刑法第122條第4項，固應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但既退還行賄人，即不能更向受賄人追徵。」惟本件關於沒收應適用修正後刑法之規定，原判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就犯罪所得140萬元諭知沒收（追徵），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之1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4013號

行為人在行為著手後，改變其原來主觀犯意，究應視為犯意變更而評價為一罪，或應認係另行起意而論以數罪，當視行為人前、後所實行之數個行為，在法律上能否評價為自然的一行為，及其形式上所合致的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彼此間是否具有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而定。具體以言，倘行為人係基於單一整體犯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持續侵害同一被害法益或客體，而依其行為所合致之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彼此間若具有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僅論以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罪責內涵者，才可認係單純的犯意提升或變更，否則即屬另行起意。例如，殺人以傷害、捆綁、拘禁為前階（伴隨）行為，本於殺人之犯意而實行之傷害、剝奪行動自由的行為，當然為殺人之後階行為所吸收，不再論罪。同理，以傷害之犯意而毆打被害人四肢，過程中又欲置之於死地，復毆打其頭部等要害部位致死，則其傷害與殺人行為間，仍具有階段上之整體性，與行為人本即具有殺人故意之情形並無不同，乃可因補充關係而評價為殺人之一行為。但如前行為已告失敗，無法達成目的；或已實現目的，卻再為後行為，縱侵害同一被害客體，其前、後行為，自不能再評價為一行為。例如，詐欺失敗後，再以恐嚇方法取財得手；或行為人企圖殺人滅口，藉以掩飾已經完成之傷害犯行，或拘禁被害人後，才起意殺害等，均屬原先詐欺、傷害、妨害自由目的外，另起意之犯罪行為，非犯意之提升，應論以數罪；不能以其詐欺、恐嚇取財，或傷害、殺人，或私行拘禁、殺人行為間，因具有單一整體犯意及時空緊密關係而僅論以恐嚇取財或殺人一罪。原判決業於理由參─一─(三)，以頁餘之文字，詳為析述，林○光所犯私行拘禁、殺人犯行，何以非犯意之提升，而應依數罪論處的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271條、第302條

刑法第50條、第271條、第3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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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037號

（一）刑事判決正本送達後，發現原本錯誤，係文字之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且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者，固得由原法院以裁定更正。惟其更正如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依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意旨，自不得以裁定更正之，倘逕而為裁定，應屬自始、當然、絕對無效。（二）本件檢察官起訴上訴人與楊○錦等人共同運輸「純質淨重共計782公斤930.54公克」之鹽酸羥亞胺45包進入臺灣地區，此有該起訴書在卷可憑。第一審判決在其事實欄或理由欄，雖提及查扣之鹽酸羥亞胺共45包等語。然就重量部分，則均記載為「淨重419.28公克，純質淨重301.62公克」之鹽酸羥亞胺，不僅與檢察官起訴之重量不符，且與其所引之卷存證據（即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所載鑑定結果）明顯有異，其對於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認定有誤，進而嚴重影響犯罪事實認定之正確性，甚而使主文之諭知因而產生違誤。揆之前開說明，已非判決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可言，且已嚴重影響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第一審於民國107年4月30日裁定更正第一審判決全部有關前開記載毒品重量之錯誤（即將第一審判決之原本及其正本事實、理由欄及附表編號1備註欄內，關於扣得黃色飼料袋包裝之鹽酸羥亞胺重量之記載均更正為「驗前總淨重1,074,088公克，驗餘淨重1,074,086.93公克，驗前純質淨重782,930.74公克」），誠有未合，且顯已變更主文之內容，其更正自不發生效力。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79條

司法院釋字第43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79條

107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4215號

（一）對於「初犯」及「五年後再犯」毒癮治療方式，採行「觀察、勒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檢察官於施用毒品之被告到案後，選擇作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項之規定，得參加戒癮治療被告之同意，並應向其說明完成戒癮治療及其他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各款規定命其應遵守事項後，指定其前往治療機構參加戒癮治療，同條例第24條第2項並明定「前項緩起訴處分，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是被告於施用毒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確定者，嗣後提起公訴，應以原緩起訴處分已經合法撤銷為前提。若檢察官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完成戒癮治療，苟被告已遵命履行，但檢察官認其為未履行而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並於原緩起訴期間屆滿前提起公訴，本於權力分立原則，法院對檢察官職權行使，固應予以尊重；惟關於人民基本權益之維護，非謂不得為適度之司法審查。再起訴是否合法，原即屬法院應依職權審酌之範圍，倘該撤銷緩起訴之處分即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依司法院釋字第140號解釋之同一法理，應認撤銷緩起訴之處分為無效，與緩起訴未經撤銷無異。故於被告受緩起訴處分確定後，經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並提起公訴之情形，被告縱有未依緩起訴處分所命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之情形，法院自應先行根究被告未能遵命履行，有無正當理由，或是否出於故意或過失等原因，始足據以認定檢察官撤銷該緩起訴處分並提起公訴之程序為合法。（二）稽之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之附表所載本件執行起迄日為自106年7月12日至107年7月11日，則上訴人於106年3月5日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查係在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期間開始之前，與其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內有違反上開各款情形不合。且上開施用毒品犯行，雖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亦與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不符。再上訴人經檢察官於106年3月30日命其應於106年4月7日前完成醫院評估報告後，上訴人即於106年4月6日前往指定醫院財團法人彰化○○○醫院○○分院接受評估，並開始按日報到、服藥，直至106年12月8日執行觀察勒戒始未能繼續接受前揭緩起訴所指定之戒癮治療，似有依緩起訴所命內容履行；再稽之觀護人於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緩起訴戒癮個案（一級、二級毒品）毒品戒癮治療實施及完成與否認定檢視表所載，並非記載「無故」未依指定時間接受藥物治療逾七日，而係改載「執行觀察勒戒」，本件上訴人是否係屬無故未完成緩起訴所命戒癮之情形，有無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始導致其無法完成應履行之命令，應予調查釐清及為必要說明，且上訴人於原審上訴理由狀亦載明指摘起訴違背程序之旨，乃原判決未為說明，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53條之3、第303條第1款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53條之3、第303條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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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227號

偽證罪係屬學說上所謂之「己手犯」，「己手犯」之特徵在於正犯以外之人，雖可對之加功而成立該罪之幫助犯或教唆犯，但不得為該罪之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亦即該罪之正犯行為，唯有藉由正犯一己親手實行之，他人不可能參與其間，縱有犯意聯絡，仍非可論以共同正犯。此因證人於法院審判或檢察官偵查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構成刑法之偽證罪。數證人於同一案件各別具結而為證述，其具結之效力，僅及於具結之各該證人，所為之證述是否於案情有重要關係，是否虛偽陳述，應依各該證人之陳述事項內容而定，各自負責，不及其他證人，無由成立共同正犯。原判決認定：黃○庠、宋○煌均未在彰化縣○○鎮○○路、○○路之T字型路口附近綑綁競選旗幟而目擊車禍，卻均在民事事件程序中作出相同內容之證述，可見其2人間應有事先約定，有犯意聯絡甚明，而論其2人為偽證罪之共同正犯，已與偽證罪之「己手犯」性質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第168條

刑法第28條、第16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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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

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參考法條：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刑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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