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度台抗字第427號

司法院於民國106年7月28日所作成之釋字第752號解釋（下稱第752號解釋），對於修正前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376條第1款、第2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法院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該初次受有罪判決之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宣告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刑訴法第376條於106年11月16日修法時，增列第1項但書、第2項之規定，由其立法意旨觀察，堪認此次修法之宗旨，在於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前段所列之案件，性質上雖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然其有該條項但書之情形時，為更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例外允許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並為顧及第三審法院係法律審之合理負荷，以同條第2項規定，將之限制為僅得上訴一次，以為救濟。因此，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應係同條項前段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規定之例外。惟刑訴法第405條「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定，未因同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之增列而配合修正，致生本件法律爭議。參諸抗告與上訴同係訴訟救濟之程序，目的均在於使受裁判之當事人得有救濟之機會，則無論是由前述第752號解釋之訴訟權保障或刑訴法第376條之修法宗旨以觀，本於同一法理，自應容許第二審法院對於同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所為之裁定，亦有得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一次之機會。而此抗告程序之救濟既係立基於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案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次之性質，自不因其通常訴訟程序中，案件是否曾提起第三審上訴或第三審上訴結果如何而有不同。即使此類案件之通常訴訟程序中，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並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撤回上訴，或經第三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駁回，或經第三審法院撤銷發回或自為判決等，均不影響其第二審法院所為之裁定，有一次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之救濟機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05條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05條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513號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應歸屬於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信託法第1條、第65條參照），是受託人在以自己名義為信託財產任訴訟當事人之訴訟中，信託關係消滅，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規定，訴訟當然停止，並應由前述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承受訴訟。又原告於訴狀送達後，因客觀情事變更，致原最初之聲明未能達訴訟之目的，為保障原告之利益，允原告得以他項聲明代之，而為合法訴之變更。準此，受託人在以自己名義為信託財產任訴訟當事人之訴訟中，雖經原告因情事變更而為合法訴之變更，惟該變更之訴仍係本於受託財產衍生之權義為據，倘該受託財產發生信託關係消滅時，訴訟當然停止，仍應由該信託財產之受益人、委託人或其他歸屬權利人承受訴訟，不因變更之訴寓有撤回原訴之效力而受影響。相關法規：信託法第1條、第65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

信託法第1條、第65條，民事訴訟法第171條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548號

按刑事訴訟案件之被告死亡時，因法院裁判之對象已不存在，原則上即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規定自明。再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係由法院以被告分別受宣告之罪刑為基礎，予以綜合評價後，合併決定其應執行刑罰之特別量刑程序，所為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本質上屬實體裁判，自應以法院量刑之對象存在為前提。是以，法院於受理檢察官聲請受刑人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後，受刑人死亡時，法院即不得更為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303條第5款。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4月22日裁判案由：家暴妨害性自主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

110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673號

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按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例如：雇主之終止合法性有疑義等），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因於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項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0條第2項規定，勞工為本條聲請時，就其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惟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2項規定：第一審法院就前項訴訟判決僱傭關係存在者，第二審法院應依勞工之聲請為前項之處分。蓋第一審判決既已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雖尚未確定，基於利益衡量，僅以第一審判決勞工勝訴即可認其有勝訴之望已具備優越蓋然性，足認其有受權利暫時保護之必要性，雇主應無明顯之僱用障礙或將生何等重大損害之危險，不必再審查其他要件。又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6條第1項規定，定暫時狀態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得以金錢之給付達其目的，法院始得於裁4定內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免為或撤銷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之規範目的，非僅暫時性滿足勞工生活上之急迫需求，尚寓有使勞工繼續工作以維持其職業上技能及競爭力，涉及其工作權、人格權之保護，非單純為金錢給付即滿足勞工之本案請求，是法院依上開規定所為之處分，尚無許雇主提供反擔保後免為或撤銷該處分之餘地。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36條、第538條、第538條之4，勞動事件法第49條，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0條。

110年度7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702號

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此項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第106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終結，在因假扣押所供擔保之情形，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不當假扣押所受損害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裁定執行債務人之動產，並交由債權12人保管，嗣債權人撤回假扣押執行之聲請，執行法院除撤銷該動產之查封外，應使保管人將之返還，假扣押之執行程序方屬全部撤銷，查封之動產尚未返還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無從強令其行使權利，即不得謂為訴訟終結。至債權人主張對所保管之動產有其他權利，而拒絕返還，如經法院判決確定該項權利存在，固可認債務人確無損害發生，而為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惟仍不得僅以債權人片面主張有拒絕返還之權利，即稱已訴訟終結。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06條

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06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797號

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刑法第76條前段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載明，我國刑法對於緩刑制度採罪刑附條件宣告主義，認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者有消滅罪刑之效力，亦即原罪刑之宣告均為無效，而以未嘗犯罪論。惟緩刑之宣告本質上雖無異恩赦，於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者，具有消滅原罪刑之效果，然依緩刑宣告所履行之負擔，不得請求損害或賠償，且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各款、第5項亦有明文規定，受判決人仍直接受有上述法律上之不利益，而非真正等同於「清清白白」之無罪。又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項第6款則明定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其所稱得聲請再審之「有罪之判決」、「受有罪判決之人」，從上開法條文義觀之，並無排除「緩刑期滿未經撤銷之有罪判決」，且受判決人仍有回復名譽之利益與法律上之實益，此觀聲請再審於刑罰執行完畢後，或已不受執行時，亦得為之；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案件，諭知無罪之判決者，應將該判決書刊登公報或其他報紙，刑事訴訟法第423條、第427條第4款、第440條分別定有明文，在在彰顯係對於「誤判零容忍」的堅持與救濟。況刑事再審制度，乃判決確定後，以認定事實錯誤為由而設之特別救濟程序，目的在糾正、救濟事實認定之錯誤，以追求具體公平正義之實現，並調和法律之安定與真相之發現。故確定判決能否再審，應以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無錯誤為判斷標準，與原確定判決是否已不受執行無涉，從而對於有罪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之事後救濟制度，和於判決時一併宣告之緩刑制度，互不排斥，而可併存。隨著基本人權保障意識受到重視，我國再審制度已逐步修法鬆綁，性質上同屬已不受執行之緩刑期滿且未經撤銷之有罪確定判決，為符合修法後放寬聲請再審門檻之規範本旨，對於法條文義之解釋，更應與時俱進，發揮再審制度除了救濟受判決人之刑罰執行外，還包括已不受執行時之回復名譽功能，也就是透過再審向社會宣示先前的刑事程序及判決有誤，受判決人自始是清白無辜之人，俾與一般國民認知和法律感情相契合。從而，「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之有罪判決，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原審以原確定判決因緩刑期滿未經撤銷已不復存在，即認抗告人聲請再審程序不合法而以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其不當限縮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所規定得聲請再審之「有罪之判決確定後」之法條文義，排除「緩刑期滿未經撤銷之有罪判決」之適用，而剝奪受判決人聲請再審回復名譽及法律上利益之權利，其解釋、適用法律所持見解，尚非允洽。至於抗告人是否於撤回第三審上訴後，選擇履行附負擔之緩刑宣告，於取得消滅罪刑宣告效力之有利結果後，復提起本件再審聲請，圖取回原已履行之負擔之情，則屬聲請再審程序合法後，後續法院審酌判斷其再審事由有無理由之另一問題，不容混淆。參考法條：刑法第74條、第7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刑法第74條、第76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110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838號

按第三人撤銷之訴無停止原確定判決執行之效力。但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於撤銷之訴聲明之範圍內對第三人不利部分以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揭示：「第三人撤銷之訴乃係為賦予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參與訴訟之利害關係人救濟機會之特別程序，原則上並不影響該確定判決在原當事人間之效力，故原判決當事人依該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並不因第三人提起撤銷之訴而受影響，爰增訂第一項。惟為避免執行程序於第三人撤銷之訴判決確定前即已終結，致第三人之權益受損，爰增訂但書規定，明定受理第三人撤銷之訴之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於撤銷之訴聲明3之範圍內，以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對第三人不利部分之效力」等詞，可知此項規定乃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之立法精神而制訂，故依該條但書得裁定停止之原確定判決效力，應限於判決之執行力，故原確定判決須為給付訴訟，始有適用之餘地。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強制執行法第18條

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3，強制執行法第18條

110年度8~9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851號

監護處分之本質與目的雖在於治療，而非刑事處罰，然經檢察官指定為執行處分之精神病院、醫院，對於受監護處分人，於不妨礙其治療進行之範圍內，應施以戒護，並得依保安處分處所戒護辦法第12條準用第5條規定施用戒具，復應施以適當管理及監視其行動，使其於治療期間，仍與社會隔離，以免危害社會，性質上兼具治療保護及監禁以防衛社會安全之雙重意義，已對受監護處分者之人身自由構成重大限制，而有類似刑事處罰之拘束人身自由效果，自難純以令入精神病院、醫院住院治療，係為受監護處分人回復精神常態及基於防衛社會公共安全之角度，而忽視人身自由保障之立場，否定其有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羈押日數折抵保安處分日數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第87條

刑法第37條之2第2項、第87條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1.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931號

按調解標的涉及第三人之權利義務時，其調解能否成立，常繫於第三人之意見，為澈底消彌訟爭，許第三人參加調解程序，實所必要，故民事訴訟法第412條規定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法官之許可，得參加調解程序；法官並得將事件通知之，命其參加。此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而成立調解，係以終結訴訟為目的，如調解內容與訴訟標的無關，或涉及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雖得成立調解，究與就訴訟標的所成立之調解有間，僅生是否類推適用同法第380條之1規定得為執行名義，而無與訴訟上和解同一之效力，即無既判力。是債權人已對債務人中之一人取得勝訴確定判決，該債務人再於債權人與另一債務人之訴訟中參加調解，該調解成立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僅為債權人與另一債務人之債權債務關係，債權人於成立「其餘請求拋棄」調解內容時所拋棄者，除另有意思表示外，僅限於債權人對於另一債務人之其餘請求，不包括參加調解債務人已確定之債務。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1、第412條。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之1、第412條。

110年度8~9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抗字第951號

（一）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者，視為撤銷羈押；羈押期間已滿未經起訴或裁判者，視為撤銷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2項、第7項定有明文。又依此2項規定視為撤銷羈押者，於釋放前，審判中，法院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有必要者，並得依同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但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法院就審判中案件，得依職權，逕依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前開繼續羈押之期間自視為撤銷羈押之日起算，以2月為限，不得延長。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第9項亦有明定。上揭條文中第8項至第9項係於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其增訂立法說明：「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或延長羈押期間之裁定未經宣示，而未於期間屆滿前送達被告；或羈押期滿未經起訴或裁判，依第2項、第7項規定視為撤銷羈押者，多有出於人為之疏失者，若因此造成重大刑事案件之被告得以無條件釋放，致生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殊非妥適，允宜在法制上謀求補救之道。」「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例如殺人、製造手槍、販賣第一級毒品、加重強制性交、傷害致死、妨害自由致死、搶奪致死、強盜致重傷、加重強盜、擄人勒贖等等，均屬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之罪，如僅因人為疏失而予交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在外，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偵查、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爰增訂第8項但書，規定該等案件於偵查或審理中發生上述視為撤銷羈押事由，不以先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必要，對於偵查中案件，法院得依檢察官聲請；對於審判中案件，得依職權逕依第101條之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由於此種保全措施究屬不得已之例外，於繼續羈押之同時，自應就該案件集中偵查或審理，妥速終結，一旦繼續羈押期間屆滿仍未起訴或送交管轄法院者，自應即時釋放被告，不得再行延長其羈押期間，爰增訂第9項。」等旨，明白揭示被告倘係犯上開重罪案件，將來受有罪判決確定之可能性甚高，卻因羈押期滿，未能合法送達延長羈押裁定正本，或羈押期間已滿未經起訴或裁判者，應視為撤銷羈押而釋放，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偵查、審判、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乃增訂於釋放被告前，審判中得由法院訊問被告後裁定繼續羈押之例外規定，以達補救因未能合法送達延長羈押裁定正本或未能於羈押期滿前起訴或裁判之程序瑕疵，致被告羈押期間屆滿，原應無條件釋放被告之窘境，及造成社會安全防護網破口之困境。（二）99年5月19日修正公布，於101年5月19日施行之速審法第5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第2項）」「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8年。（第3項）」「前項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釋放。（第4項）」此係就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予以設限，以防被告因多次更審，羈押次數重新計算，而遭無限期羈押之情形發生，用保人權，並促進訴訟，雖屬完備刑事羈押體系，以濟刑事訴訟法第108條關於重罪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之不足，而為該條相關規範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徵諸速審法第5條第4項之用語與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7項並無不同，至於其餘刑事訴訟法第108條有關羈押期間之規定，速審法並未規定，依速審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應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第9項之規定自應予以適用。固然，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之立法說明雖提及：「第5項係偵查中或同一審級最長羈押期限之基本規定，依增訂第8項所為之繼續羈押，連同先前已為羈押之總期間，須受第5項偵查中或同一審級最長羈押期限之限制，乃屬當然。」等語，惟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5項之羈押期限僅就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設限，同條第8項增訂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次數或羈押總期間原本無限制規定，依立法原意及當時之時空背景以觀，前揭立法說明並未包括審判中重罪羈押次數及羈押總期間之限制，自不能以辭害意，執此逕謂速審法第5條第3項之羈押總期間規定，係立法者有意對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排除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三）速審法第5條第3項業於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於109年6月19日施行，修正後規定：「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其立法說明固指出：「……羈押期間，自亦應確保不超過具體案件之需要，以符合最後手段性原則。從統計資料顯示，……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之比率亦逐年下降，自103年以降，均已降至百分之十以下，案件整體審判期間亦相應縮短，足見審判中羈押總期間以5年為限，應足以因應實務審判上之需要，……。」然其不分犯罪輕重、案件繁雜，羈押總期間一律縮短為5年，似乎輕重失衡，確實不足以因應實務審判上之需要，已於本案體現。被告倘犯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審判程序延宕，視為撤銷羈押者，將來受有罪判決之可能性仍甚高，卻因前開規定釋放，對社會治安及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將有重大不利影響，並造成社區居民惶惶不可終日，當非制定、修正速審法時之立法本意。從而，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修法歷程及意旨，並基於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兼顧案件審理之品質，就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速審法未有特別規定，法院得本於職權，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8項但書規定，訊問被告後繼續羈押之。而此繼續羈押以2月為限，不得延長，法院於繼續羈押之同時，應儘速審理，妥適終結，當不會產生無限期羈押之情形，亦不悖乎速審法第5條之立法本旨。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37

110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16號

按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條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次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繼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相關法條：民法第1176條。14

民法第1176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310號

按暫時處分，由受理本案之法院裁定；本案裁定業經抗告，且於聲請時，卷宗已送交抗告法院者，由抗告法院裁定。家事事件法第86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同法第94條第3項規定「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於第二審為追加或反請求者，對於該第二審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裁定之抗告，由其上級法院裁定之。」故於第二審（抗告）法院為反請求後，如對於第二審法院就家事非訟事件所為裁定提起抗告者，為保障當事人或關係人之審級利益，對於該抗告應由第二審法院之上級法院裁定，而非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合議裁定之。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86條、第94條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86條、第94條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0年度台簡抗字第97號

第三審上訴係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及第2項之情形外，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如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於上訴人自行委任或經法院為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前，上訴人尚不具表明上訴理由之能力，自不得以其未於同法第471條第1項所定期間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又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額數，當事人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時，除別有規定外，仍適用該法第三編第二章第三審程序之規定，為同法第436條之2所明定。關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當事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第三審上訴，惟未於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亦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第二審法院應否裁定命其補正訴訟代理人，未補正前得否逕以上訴狀未記載上訴理由為由，裁定駁回其上訴？業經本院110年度台簡抗徵字第97號依法定徵詢程序，徵詢13各庭統一法律見解，各庭均同意應先裁定定期補正訴訟代理人。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466條、第466條之1第471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466條、第466條之1第471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0年度台聲字第1471號

按判決之既判力，係僅關於為確定判決之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而生，故在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自不受其既判力之拘束。又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民事調解，屬當事人互相讓步而自主解決民事紛爭之機制，一經成立，經法院核定，即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如認該調解有無效之原因，須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始得救濟。此項訴訟係請求法院以判決直接宣告調解無效，其性質為形成之訴，於判決確定時發生形成效力，其法律關係即因該形成判決確定而創設、變更或消滅。關於系爭備位聲明，他調訴字第1號判決係以聲請人與黃英傑就系爭調解事件代理委任關係存在，系爭調解並非無效為由而駁回，聲請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後，第131號事件認聲請人係撤回該部分上訴而告確定；惟該宣告系爭調解無效之形成效力，於第36號事件判決確定時發生，係屬系爭備位聲明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實；而系爭變更之訴以第36號事件宣告系爭調解無效之新事實為據，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補償費，自非系爭備位聲明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效力所及。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

民事訴訟法第400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9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0年度台非字第13號

刑事訴訟乃針對被告具體行為，在彈劾主義訴訟制度下，經公（自）訴權之行使，於訴訟條件完備之情況下，由法院為實體之審判，以確認並實現國家刑罰權存否及範圍之程序。案經起訴由法院審判之結果，雖認定被告有被訴之行為，然倘其行為時之法律並無處罰明文，即非犯罪，亦即確認國家對被告之刑罰權自始不存在者，法院應以「行為不罰」為由，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倘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原有處罰明文，但因「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由於國家刑罰權在被告犯罪後既已被廢止而不再存在，則經由刑事訴訟確定並實現國家刑罰權之程序即無進行之必要，起訴權因此失所依附而歸於消滅，法院自不得為實體之審判，而應依同法第302條第4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是被告被訴行為之所以不受刑事處罰，或係因行為時本無刑事處罰之法律明文，依刑法第1條前段關於罪刑法定主義即「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之規定使然，故而自始不予處罰；或係因行為雖屬犯罪，惟因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故而事後不予處罰。兩者從是否科予刑罰之結果而言，固無區別，然其原因事例、判決本旨及理由依據殊異。由立法院制定通過且經總統公布之既存法律，其規範效力之變動或喪失，常例係經立法院修正或廢止相關法律規定並經總統公布而生效，在特例之情況下，則依司法院所公布大法官解釋憲法之意旨定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而宣告刑事確定判決所依據之刑罰法律違憲，對於聲請人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例外具有溯及之效力，聲請人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茲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之規定違憲，應自解釋公布日起失效，則被宣告違憲之刑罰法律，等同於經立法院廢止，其對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具有溯及之效力，而得據為非常救濟之法制理由，無非根源於國家權力（司法權）之作用──廢止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規定，並使其原則上僅向後發生之效力，例外溯及作用於上開原因案件。至於對聲請人不予論罪科刑而有類同「行為不罰」之結果，僅係該刑罰法律經廢止後之反射狀態而已，並非聲請人行為時之法律原無處罰明文。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刑法第239條通（相）姦罪刑規定，對憲法第22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之限制，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係權衡現時生活價值觀念變遷之時代性所為之利益協調整合，此觀該解釋之理由書說明略以「隨著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發展，參諸當代民主國家婚姻法制之主要發展趨勢，婚姻關係中個人人格自主（包括性自主權）之重要性，已更加受到肯定與重視，而婚姻所承載之社會功能則趨於相對化」等旨，闡釋風移俗易，法與時轉，社會變遷導致規範調整更易之必要性即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法律違憲失效，例外對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賦予溯及效力，目的無非係使該個案可利用現有訴訟程序以為非常救濟，寓有特別獎勵意味，以肯定其對維護憲法之貢獻。故關於刑法通（相）姦罪刑規定失效之回溯射程，苟能達該個案救濟目的即可，亦即以「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為由，使該個案聲請人不受刑罰足矣，從而，應認上開規定失效之回溯射程及於該個案依非常救濟程序為裁判時，以兼顧個案救濟與法之安定性及公平性。倘認刑法通（相）姦罪刑規定之失效，應回溯至個案聲請人原因案件之行為時，甚至推溯至法律制定公布時自始無效，而以「行為不罰」為由，以使個案聲請人不受刑罰，則此不僅與91年12月27日公布而於個案聲請人原因案件行為時仍屬有效之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意旨（即刑法通﹙相﹚姦罪刑之規定不違憲）互相牴觸，且與釋字第791號解釋係鑑於時代演進，馴致性自主權利與婚姻價值觀念改變，乃為規範調節之旨趣不符。況且，相較於僅釋字第791號解釋之聲請人，始得就其據以聲請之原因案件依該解釋意旨為非常之救濟，惟其他同經法院判處刑法通（相）姦罪刑確定之眾多受刑人，於該解釋公布前未對該刑罰法律合法聲請釋憲者並不與焉之差別而言，若謂釋字第791號解釋聲請人原因案件之通（相）姦行為不罰，殊非合理，據此可窺悉採「行為不罰」見解之論點，尚不具有規範體系之合理性。刑事確定判決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本院認該判決違背法令，以非常上訴為有理由，依法應予以撤銷，且該確定判決不利於被告而應另行改判時，本係代替原審法院根據原所認定之事實，依其判決時所應適用之法律而為判決。本件被告周○慰被訴妨害家庭案件，原論罪科刑確定判決所認定被告為有配偶之人與人通姦之事實，係該當行為時刑法第239條前段通姦罪構成要件之有責行為而屬犯罪，並非行為不罰，但由於刑法通姦罪刑之規定，嗣經釋字第791號解釋宣告違憲，應自該解釋公布日起失效，亦即廢止該罪刑規定，且對被告據以聲請解釋之本件原因案件具有溯及至原審法院為判決時之效力。茲既由本院代替原審法院而為判決，依前揭說明，自應以該原因案件有「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大法庭案件〉五、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判書全文）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並兼顧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是裁判確定後，除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者外，不得對同一行為重複追訴、審問、處罰，以避免被告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重複審問處罰之危險，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此即一事不再理原則。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而非絕對執行累計宣告刑，以免處罰過苛，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為一種特別量刑過程。又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判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之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關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1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大法庭案件〉

刑法第50條、第51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大法庭案件〉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0年度台非字第161號

法律之解釋，始於文義解釋，終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若法文之文意明確，無複數解釋可能性時，即僅能為文義解釋。刑法第361條規定：「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依其文義，行為客體為公務機關電腦，或其內之電磁紀錄。並無文意不明確情形，應無另尋求立法解釋之必要。以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例，其侵害之對象如為公務機關電腦，並因而取得該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即應成立刑法第361條之罪，不以電磁紀錄之內容與「國家機密」有關者為限。本院前述裁判援用刑法第361條之立法說明，認為取得之電磁紀錄須與「國家機密」有關，已逾越法文文意，限縮法律所未規定之範疇。況所稱「國家機密」倘指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之國家機密，則非屬國家機密但屬「一般公務機密」之電磁紀錄被侵害時，即不能適用刑法第361條，而僅能以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論罪，甚或不能論罪，於法律規範本旨，應屬有違。依法律體系，刑法第2編第36章「妨害電腦使用罪」，係依其保護（侵害）對象之不同，分為個人（他人）之電腦（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下稱個人電腦）與公務機關電腦（刑法第361條）二類，其餘規範之要件並無不同。亦即，刑法第361條係以借犯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但以公務機關電腦取代個人電腦，作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並以所借之罪之基準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為其法定本刑，而屬於借罪又借刑之雙層式立法方式。換言之，公務機關電腦或個人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其公私屬性、重要與否，或有無保護必要等，容或不同，但於刑法第361條，除要求須係公務機關電腦外，並無作不同解釋之餘地。此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提案增訂刑法第361條之立法說明謂：「二、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最近駭客入侵我國政府機關之網站即為一例。故建議參採美國聯邦法典……規定，區別入侵政府之電腦系統與一般個人使用之電腦系統之處罰，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至於入侵金融機構電腦之行為，現行刑法第339條之3……已有規範，毋庸於本章重複規範」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9期第145、146頁），亦可印證刑法第361條與第358條至第360條規定，所不同者，僅在公務機關電腦與個人電腦之區別，無關其等電磁紀錄之內容是否與國家機密有關。至於刑法第361條之加重規定，或在突顯公務機關電腦系統應受保護之重要性，或如前述立法說明所載，係因適有我國政府機關電腦被駭之背景，與電磁紀錄內含國家機密與否無關。參考法條：刑法第361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

刑法第361條。<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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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非字第166號

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且非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非違禁物，依刑法總則之規定，原不得宣告沒收。然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義務沒收之當場財物，除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外，尚包括當場陳列、存置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但非屬犯罪行為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之財物在內。因賭博犯罪所在地，係屬公眾處所，當場財物，何者為實際供賭博所用，或因賭博所得，是否為犯罪行為人所有，皆舉證不易，難以認定。為維護社會公序良俗與經濟秩序，有效遏制賭博犯罪，故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所謂「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因賭博當場與查獲當場未必一致，只須能證明賭博當場，客觀上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者即屬之，不以「破案當場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遭查獲」為必要。關於賭檯及兌換籌碼處之認定，應以客觀事實及其實際效用為準，凡事實上用為賭博之現場，及收付、保管或存積供賭財物之處所，不論其名稱及形式如何，均與「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概念相當。參考法條：刑法第266條第2項

刑法第26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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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非字第172號

刑事實體法所稱之物、財物、動產或賄賂（例如刑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之違禁物及犯罪物、第121條之公務員收受賄賂、第175條之放火或失火燒燬物、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財物、第320條第1項之竊取動產、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動產、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取物、第333條第2項之準海盜掠奪財物、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使人將物交付、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使人將物交付、第349條之收受贓物等），其概念相類或內涵重疊，然均有別於刑法（指廣義刑法）上所稱之不正或不法利益（例如刑法第121條之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第328條第2項之強盜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346條第2項之恐嚇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等）。再貪污治罪條例之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所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謂「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且如有所得，同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既僅明文規定「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而不及於「不正利益」，則行為人犯同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將其收受之全部所得賄賂（即財物）繳交扣案者，不論其所得之不法利益已否繳交，均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此外，刑罰及沒收均屬刑事法律對於犯罪或不法行為之反應，在沒收之脈絡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財）物（均含動產與不動產）、財產上（有形與無形或積極與消極）利益及其孳息，皆應澈底剝奪而予以宣告沒收，此與上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規定，彼此之規範目的及效果互殊，本即併行不悖。原確定判決既認定被告就本件被訴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上揭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業於偵查中自白不諱，並將其所收受之財物即賄賂6萬2,000元全數繳交扣案，則被告前揭所為已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關於「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刑」之要件，而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乃原確定判決卻謂被告並未一併將其所收受價值5,000元餐飲招待不正利益繳回，不符上開減刑規定關於「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而無從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核係就該等有利於被告之減刑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要件，其理由矛盾致適用法條錯誤，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依上述說明，自屬判決違背法令。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110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0年度台非字第230號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係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所謂應告知或再告知之「罪名」，是否包括「罪數」在內？因本院先前裁判就此見解有所歧異，有認為不包括告知「罪數」在內，係以究屬接續犯或集合犯一罪，抑應論以數罪而併合處罰，係犯罪罪數問題，並非罪名之變更，縱未告知，亦與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無違。有認為應包括告知「罪數」在內，則以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名告知，植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而設，既係被告依法所享有基本訴訟權利之一，亦係國家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之義務，縱使檢察官或被告向法院提出罪名變更之請求，皆不能免除法院告知與聽聞之義務。又所稱罪名變更者，除質的變更（罪名或起訴法條的變更）以外，自包含量的變更造成質的變更之情形（如包括的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變更為數罪），事實審法院於罪名變更時，若違反上述義務，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於法有違。本合議庭擬採包括「罪數」在內之見解，並於民國111年6月10日以110年度台非徵字第230號徵詢書，依大法庭程序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本庭所採取之見解。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相同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而無須提案至刑事大法庭裁判，即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茲補充理由如下：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罪名告知，除為保障被告防禦權，並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義務外，更是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請求資訊權規定，基於憲法第8條、第16條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基本權保障核心的聽審權，具體落實於刑事訴訟程序而課予國家的憲法上告知義務，旨在使被告能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以維審判程序之公平。所謂「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除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自包含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起訴效力所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暨法院依同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後之新罪名。法院就此等新增或變更之罪名，則均應於其認為有新增或變更之時，隨時、但至遲應於審判期日前踐行告知之程序，使被告能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聽審權的內涵，至少包含有請求資訊權、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三者。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的罪名告知程序即係資訊請求權的具體實現，唯有被告知悉完整資訊後，始能對之有陳述並進而辯明的機會，尤其在對被告作出不利益決定前，更應讓被告能陳述其意見（請求表達權）；而被告的答辯及表達，法院要能實質且有效的回應，提出論理及說服的過程，被告始能得知法官有無注意，並足供上級審檢驗（請求注意權）。一般而言，數罪併罰的科刑合計及定應執行刑結果，相較於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的單一科刑，在罪責評價上對於被告顯為不利，自應保障被告有預先獲知可能性，並進而就此為陳述及辯論之機會，法院始能將被告的意見充分考量及予以回應，如此方係完整的聽審權保障，以防免突襲性裁判。綜上所述，法院踐行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告知義務，如認為可能自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改為實質競合之數罪，應隨時、但至遲應於審判期日前踐行再告知之程序，使被告能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不致侵害被告憲法上之聽審權。至被告如已就罪名、罪數之變更，曾為實質辯論而得知悉，縱形式上未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告知程序再為告知罪數變更，既對被告之防禦權未造成突襲性侵害，屬無害瑕疵，如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自屬當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第267條、第300條。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第267條、第300條。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0年度台非字第27號

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之救濟方法，以統一各級法院對於法令之解釋為其主要目的。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審判程序或其判決（裁定）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而言。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檢察官發見確定判決案件之審判有違背法令情形者，應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同法第443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應以非常上訴書敘述理由，提出於最高法院為之。所謂敘述理由，即敘述原確定判決之案件，其審判有何違背法令之事實及證據而言，亦因其理由須為此等事項之敘述，是以於提起非常上訴時，應併將該案件與所指違背法令事項相關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又非常上訴旨在糾正原確定判決適用法令之錯誤，即就原確定判決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是否錯誤予以判斷，而替代其為適當之判決，故非常上訴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為有理由，應依法撤銷原確定判決另行改判時，乃係替代原審而為裁判，則前述卷宗及證物，自應包括該案件之審判筆錄等卷證資料，否則，最高法院將無可據以替代原審而為裁判。從而，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應將證明所指審判違背法令情形所憑證據，及該案件相關卷證資料，送交最高法院，俾得據以審判，始為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443條。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1476號刑事判決裁判日期：民國110年02月24日裁判案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1476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孫小玲被告巫文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08年度上更一字第39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29797號、105年度偵字第3961、44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巫文利部分科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二、按無罪之判決，依法應記載其理由，是對於被告被訴之事實及其不利之證據資料，如何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均應逐一詳述其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卷查：㈠供述者於事件甫發生當時或前後，非預期供訴訟使用，基於備忘之目的針對該事件所為之紀錄，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具公示性或例行性之情形外，若符合同條第3款規定，該事件備忘錄文書因具特信性，正確性極高且欠缺虛偽記載動機，亦有證據能力。縱或謂行賄者針對交付賄賂情形所為備忘紀錄，係其依見聞所為書面陳述，而屬行賄者反覆多次陳述同一事實之累積性證據；且行、收賄對向皆成罪之雙方，若指證他方之對向犯行得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為避免對向犯之一方所為不利於他方之陳述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危險，除透過具結或交互詰問、對質，確保其真實性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之同一法理，尚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該真實性，始能憑以對被告（對向犯之他方）論處罪刑。然該備忘文書紀錄製作當時，既非預期供訴訟之用，其虛偽可能性較低、可信性極高，是法院對於行賄者各次證述或備忘錄等實質證據，自非不可適用嚴格證明法則，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後，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資判斷行18賄者重複指證被告收受賄賂各情是否屬實。究不得僅以其備忘紀錄具累積性質，即謂該事證於證明力之判斷概無作用。稽之案內資料，證人A1對於交付賄款時段、起始日期、更易交付賄款地點或頻率經過等枝節性事項，縱先後所述有異，然關於交付賄賂概況、嗣後配合被告休假或避免遭查緝而改變交款地點或頻率、賄求事項與目的等主要事實所述，則大致無悖（見偵查卷六第12至18頁、第一審卷三第5至24頁、更審前原審卷五第239至240頁），並就警員勤區職掌、是否已提供查緝訊息等有利、不利被告之事項一併陳明，且據被告自陳與A1並無恩怨（見偵查卷六第139頁）。若與前述證人（行賄者）所指非預期供訴訟使用之行賄備忘紀錄併同觀察，難認A1之累積性證述有何瑕疵可指。甚且A1證述首次交付賄款地點高雄市鳥松區吉同橋附近，距被告當時任職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下稱文山派出所）車程僅約4分鐘；所稱配合被告休假時間更異之交款地點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四維路口金礦咖啡店，與被告自承之住處距離僅160公尺，核與被告供承當時任職處所、住址各情（見偵查卷六第22、23、122、125頁）暨案內地圖資料（見偵查卷六第54、55頁）相符，並非毫無可佐。且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於民國106年6月3日函送之被告涉案日期值勤狀況一覽表（見更審前原審卷三第1、88頁），被告於A1所指各收賄日期（101年8月5日至104年5月3日之每月第1個星期日），除102年1月6日、8月4日、9月1日、10月6日、103年5月4日、6月1日、8月3日、11月2日、104年5月3日計9次未輪休外，其餘每月第1個星期日均為輪休（共20次），該輪休日與A1所述相符，似屬信而有徵。又檢察官既起訴認被告多次收受賄賂犯行應分論併罰，乃原判決對於上開輪休日與A1指述內容相合部分，是否足以影響前述實質證據（行賄者證述）之證明力，可否保障其所述被告各收賄犯行之真實性而非虛構，未詳細取捨論斷各不利事證不予採取之理由，即逕以本案除行賄者A1之證述及行賄備忘紀錄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以佐證，及A1所述被告收賄日期中有數日並非被告輪休日，被告復無義務提出其於非輪休日期另有阻斷收賄之不可抗力事由，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不無理由欠備之違失。㈡依A1確認係其記載無誤之扣案行事曆內容觀之，A1於西元2012年曆12月2日處，同年12月2日、6月25及26日、8月5日、11月4日桌曆備忘欄分別記載被告姓氏或姓名，並特別附記「（PM）17：00」或「（下午）17：30」之時間（見偵查卷六第41、42、44至46頁）。甚且於西元2012年6月25、26日備忘欄位記明「每月月初的第一星期日下午17：30與家立格與巫文利見面」、「每月3間店、合計2萬元整」、「文山所」（見偵查卷六第44頁）。如若無訛，則A1證述係按事前約定之特定時間、地點與被告見面交付賄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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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021號

「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紀錄畫面之翻拍照片，或列印成紙本文件）。由於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確實係其所主張之證據（即二者是否具同一性），乃該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是於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惟若有爭議，如何確認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未經變造、偽造，即涉及驗真程序。證據唯有通過驗真，始具有作為審判中證據之資格。而驗真之調查方式，非僅勘驗或鑑定一途，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易言之，得以對於系爭證據資料有親身經驗，或相關知識之人作證（例如銀行消費借貸部門經理，可以證明與借貸有關電腦資料為真；執行搜索扣押時，在場之執法人員可以證明該複製品係列印自搜索現場取得之電磁紀錄）；或以通過驗真之其他證據為驗真（例如藉由經過驗真之電子郵件，證明其他電子郵件亦為被告撰寫或寄出）；或者於電磁紀錄內容有其獨特之特徵、內容、結構或外觀時，佐以其他證據亦可通過驗真（例如電子郵件之作者熟知被告生活上之各種細節，或所述之內容與被告在其他場合陳述之內容相同等，亦可用以證明該郵件係被告撰寫之依據）等方式查明。又證據之驗真僅在處理證據能力層面之問題，與實體事實無關，屬程序事項，是其證明方法，依自由證明為之，且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至通過驗真之證據對待證事實之證明程度，則為證明力之問題，二者不容混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043號

（一）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為公司負責人；董事組成董事會，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決議，以決議方式執行除應由股東會決議事項以外之公司業務；監察人則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亦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公司如有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更有應處罰鍰之規定。此觀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202條、第218條等規定即明。是為落實股份有限公司之正常經營及確保股東之權益，凡就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人，應自就任之日起依法執行職務。（二）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規定係以原告已受有損害，而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為免過苛及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而設，尚非賦與法院就形成當事人間權利義務內容之裁量權。故法院於適用該規定時，仍應就其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所定數額之計算，說明其具體理由，尚不得逕以裁量方式行之。相關法條：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93條第1項、第202條、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113年度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058

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所定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須於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所稱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相關法條：強制執行法第12條

強制執行法第12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125號

按債權人對債務人聲請為強制執行，可認有行使權利之表示，其債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自其提出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及證明文件於法院時起中斷。又執行名義所載債務人更名或法定代理人變更，並不影響其人格之同一性。雖安○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90年5月25日由馬○隆變更為鍾○玲、公司名稱於96年11月5日變更為采○公司，惟並不失其法人格之同一性。萬○銀行、被上訴人既依序於92年9月29日、100年11月1日提出對安○公司取得之確定支付命令及以該支付命令換發之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證明文件，聲請對安○公司為強制執行，自已生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相關法條：民法第129條

民法第129條

112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

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五條之罪（按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考量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乃增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有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情形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參見）。又雖立法理由另指出：此項規定係就現今不同犯罪類型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等語。惟本罪僅係將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法律效果明定，仍係以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為基礎，而加重各該罪法定刑至二分之一。就此以觀，行為人既就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自白犯行，對於以一行為犯之，而客觀上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事實縱未為自白，惟立法者既明定為單一獨立之犯罪類型，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或重複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自無因科刑實質上等同從一重處斷之結果，而剝奪行為人享有自白減刑寬典之理。又同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未將屬獨立罪名之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罪列入，若拘泥於所謂獨立罪名及法條文義，認為行為人自白犯該獨立罪名之罪，不能適用上開減輕其刑規定，豈為事理之平，故應視就其所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有無自白而定。原判決說明：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其基於營利意圖，價售毒品與喬裝買家的司法警察行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販賣毒品罪之構成要件，而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加重犯罪型態，亦應解為同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之犯罪類型範圍。且被告就本件混合二種毒品之加重構成要件雖辯稱並未明知，而無直接故意，但就有可能涉及不確定故意，亦即知道為毒品成分的咖啡包，至於第幾級毒品尚不在意，只要能賣出去就好，其未明確否認有販賣混合二種毒品之咖啡包的犯意，因認被告已於原審審理時自白其有販賣本件混合二種以上毒品咖啡包之不確定故意，而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等旨。原判決就此已詳予調查說明，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被告僅承認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否認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難認已就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罪為自白，原判決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依上述說明，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17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1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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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開宗明義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防杜拍攝、製造兒童、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性影像，而侵害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基本人權，也就是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亦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而刑事法上所稱之「猥褻」，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為限（司法院釋字第407、617號解釋意旨參照）。又依民國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同年11月20日生效施行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故前揭兒童權利公約有規定者，屬刑事法律關涉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相關事項之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所列之罪，依其文義及體系解釋，乃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以及被害人自主意願之法益侵害高低程度之不同，而予以罪責相稱之不同法定刑，並於同條例第4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當調節機制以資衡平，為層級化規範，使規範密度周全，以達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憲法要求。是法院於具體個案審查是否屬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猥褻行為」之性影像時，自應本諸上揭保障及促進兒童、少年權利及保護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以行為人所為，是否為資源掌握者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下，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作為性剝削之判斷標準，而不侷限於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為限。上揭相同之法律用語（猥褻行為），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與刑法各自規範目的不同，為符合前者乃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本旨與價值取向，自應依循上述差異性之理解脈絡，而為犯罪概念個別化不同解釋內涵，即學理所稱之「法律概念相對性」，以調和使整體法律規範之適用結果，符合法秩序整體一致性及法價值體系間之和諧，俾利實現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核心規範保護目的，兼維護刑法之安定性。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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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1號

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已，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又一般人對「污點證人」之認知，乃因隱匿性之犯罪，由共同正犯之一和檢察官等偵查者達成協議，供出全部犯罪事實及參與者，幫助偵查者破獲犯罪事實及參與者、犯罪首腦。則可以減輕或免其刑責，甚至檢察官可以對之為不起訴處分。我國亦於刑事程序訂定證人保護法。是污點證人之所以願全力配合，必獲得有（偵查）權者相當承諾給予利益。相關法條：民法第148條

民法第1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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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刑事案件輕重不一、繁簡各別，對其處理如能視案件之輕微或重大，或視被告對於起訴事實有無爭執，而異其審理之訴訟程序或簡化證據之調查，一方面可合理分配司法資源的利用，減輕法院審理案件之負擔，以達訴訟經濟之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使訴訟儘速終結，讓被告免於訟累，以達明案速判之目的，此乃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下稱法定罪名），於前條第一項程序（即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立法意旨。是以倘案件屬於法定罪名，因不法內涵非重，且被告於準備程序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即得於保障當事人為訴訟程序主體之程序參與權後，賦予事實審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程序轉換權，此時被告獲得公正有效審判既已獲得確保，仍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再被告既為有罪陳述，已可推定放棄詰問權之保障，因此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且放寬證據調查之方法，不受通常審判程序相關規定之限制，得由審判長便宜行事，以適當之方法調查證據；且因案情明確，為合理、有效分配司法資源，依同法第284條之1規定，第一審亦不行合議審判。除此之外，與通常審判程序所遵循之控訴原則、當事人對等、言詞審理、公開審理及審級制度等，並無異同。又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後，認有「不得」或「不宜」者，應撤銷原裁定，依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者，包括被告所犯非法定罪名之案件，或被告未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等不符法定要件之情形，法院並無裁量之權。另所謂「不宜」為簡式審判程序者，依照立法理由所載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139點之規定，除指被告雖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但其自白是否真實，仍有可疑者外；尚有如一案中數共同被告，僅其中一部分被告自白犯罪；或被告對於裁判上一罪或數罪併罰之案件，僅就部分案情自白犯罪等情形，因該等情形有證據共通的關係，若割裂適用而異其審理程序，對於訴訟經濟之實現，要無助益，此時自亦以適用通常程序為宜，惟此仍應由法院視案情所需裁量判斷。據此，應為無罪（含一部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形）之判決，因涉及犯罪事實存否，自係不宜為簡式審判。然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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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

公立醫院固為政府機關依相關法規所設立，然其與病患間所成立之醫療關係，乃立於私法主體地位所從事之私經濟行為，與公務機關立於統治權之行政主體所為公權力行使不同。是公立醫院與病患間之醫療關係，仍屬一般私法契約之性質，自難認「公立醫院」係執行統治權而行使公權力之公務機關。從而，公立醫院基於其與病患間之私法醫療關係，自所從事之私經濟醫療行為收取之醫療費用，既非立於公務機關地位，居於統治權所為公權力行使而徵收、納用等程序取得，其單純依據醫院與病患間之一般私法醫療契約收取之款項，性質上應認與前揭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公有財物有別，而無該款罪刑規定之適用；惟服務於該機構之「身分公務員」，既具有公務員身分，自應秉於公務員所應有之忠誠、廉潔義務，不得有所違反，否則縱服務於此等機構，仍屬貪污治罪條例所規範處罰之對象。且上開條例第1條已明文規定其制定意旨係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故於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公務員於職務上竊取或侵占非公用私有器、財者，亦屬本條例所規定應予處罰之貪污行為，以嚴懲其職務上所為對公務員應保有之廉潔性及忠誠義務之破壞。是如對其因職務上密切關連行為或關係而持有之私有器、財予以竊取或侵占者，即應認屬該款規定處罰之範疇，俾符貪污治罪條例制定目的，及就「公用、公有財物」、「非公用私有財物」特予分別定其處罰要件及刑罰差距之意旨。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3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1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條第1項第3款

112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

搜索，除以人身為標的（即以發現應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所在為目的）之對人搜索外，以物品為標的之對物搜索，係指為發現應扣押之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為目的，而搜查檢索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之身體、物件、住宅或其他處所之強制處分。扣押，則係為取得物之占有而對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所為之強制處分（至刑事訴訟法第143條所規定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遺留在犯罪現場之物，或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任意提出或交付之物，經留存者，雖準用物品扣押後處置之相關規定，然非屬強制扣押範疇）。扣押通常雖係緊隨於搜索之後而來，然亦有獨立於搜索程序外之扣押，其型態若從用途或目的觀察，可分為保全證據之扣押與保全沒收或追徵之扣押；若從手段或方式觀察，則可分為附隨於搜索之扣押與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獨或獨立扣押。關於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獨或獨立扣押，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1項規定非附隨於搜索之單純證據保全扣押、經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之扣押，以及同法第133條之2第3項規定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而有立即扣押必要所為之逕行扣押（下或從學理名為「緊急扣押」稱之）等情形即明。是搜索與扣押，本為二種性質不同之強制處分，其所干預之人民基本權亦不盡相同（搜索涉及人身自由、住居隱私及財產等權利；扣押則僅涉及財產權利），並各有其適法性之判斷準據。茲對於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苟係依上述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2規定所為非附隨於搜索之緊急扣押，即有其執行之法律依據，而難謂係非法扣押。再上述因緊急扣押而取得之證據，既非經搜索查獲，則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判斷，即與搜索違法與否無關，更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先經依法逮捕，而得依同法第130條關於司法警察（官）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下或稱逮捕時附帶逕行搜索）之規定不相干涉。至倘係經無令狀搜索而發現並扣押之證據，因屬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其扣押合法與否暨所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取決於搜索之適法性。苟搜索程序不合法，則附隨在後所扣押之證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以資權衡論斷其證據能力之有無；但若搜索係依法律規定之程序而為，並據此扣押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自不得謂該等查扣物品係違法搜索扣押之證據而無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58條之4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第158條之4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348號

（一）按國家賠償法屬特殊侵權行為法，亦為損害賠償法體系一環。損害賠償法旨在規範被害人於何種情形，得向加害人請求如何之損害。而現今社會是風險社會，風險源一部分來自於各種現代科技，其損害具有大量性、嚴重性與科技性之特徵，各種電力設備為現代生活所不可或缺，亦為現代社會生活風險源之一。而保障人民安全係國家存在的意義及目的，尤其是保障人身自由、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自由等基本權利（參照憲法第8條以下）。因公共設施不論是供公共使用或供公務使用，均具有某種公共行政目的，且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倘設置或管理有瑕疵，均屬國家職務義務之違反，並招致人民生活空間損害風險，自須課予國家相當之風險管控義務，以國家賠償法公共設施瑕疵責任承擔因該設置或管理所帶來之公共風險，並藉此督促其積極採取防範措施，而不應受各該設施之功能、目的之侷限；即使專供行政機關公務使用、平時不對外開放供一般人民使用之設施，如人民獲允許合法進入該設施者，於當時公物之性質、狀態，已逾原2始之功能、目的，而有公共設施性質，自應將之納入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適用範圍。（二）查：系爭會議室及系爭電線均係○○縣政府所屬特教中心內部辦理公務而設置之公物，宋○傑係受其雇主普○特公司指派，前往特教中心施作維修投影機設備與安裝控制盒等工程，經特教中心人員交付系爭會議室鑰匙入內施工，為原審所認定。宋○傑係為履行其雇主普○特公司與泰○國小間之承攬契約，經特教中心人員允許合法進入系爭會議室，因系爭會議室內部系爭電線設備未妥善保管或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怠於適時修護所生之公共風險，自當依國家賠償法公共設施瑕疵國賠責任承接，而不該僅因系爭會議室或系爭電線係供特教中心內部辦理公務之用，排除國家賠償責任。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3條

國家賠償法第3條

111年度9~11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352

按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斷，亦即以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如行為人不為謹慎理性之人在相同情況下所應為之行為，即構成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有過失。此與債之效力，即債權人與債務人相互間所受之拘束，依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於第二編債第三節債之效力第一款給付）規定，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者，應從輕酌定之情形不同。相關法條：民法第184條、第220條

民法第184條、第220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366號

按以婚姻關係解消為前提之親權酌定，當以兩造婚姻關係解消後，始得就親權部分為酌定。其次，處理家事事件，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著有規定。其立法理由揭明，程序監理人制度，係在統合家事事件之程序中，為當事人或關係人進行程序，保護其利益，並作為當事人或關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協助法院妥適、迅速處理家事事件。復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有必要者，如未成年人在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改定或變更等就有關其身分之事件，雖有程序能力而能獨立行使其權利，但因受年齡、教育、心理及精神狀態等影響，事實上無法在程序上行使權利或行使有困難，應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再者，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法院酌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主觀上有表達意見的意願，客觀上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時，除非有基於情況急迫，不及讓子女陳述、子女年紀幼小，尚無表達意見的能力、子女現在所在不明，事實上無法讓其陳述、或法院認為依個案情形，讓子女陳述為顯然不適當，如子女畏懼表態等例外情形，法院應使其有表達意見之機會，始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規定（我國於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已具內國法效力），締約國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機會之意旨。兒童在決定發表意見後，還必須決定如何發表意見，即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發表意見，兒童權利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兒童在任何訴訟中都應有機會直接陳述意見；代表可以是父母、律師或其他人（特別是社會工作者），然許多情況下，兒童與其最顯而易見的代表（父母）之間，很可能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兒童通過代表陳述意見，則代表把兒童的意見恰當的轉達給決策者，是最為重要的；應由兒童（必要時由適當的權利機構）根據兒童的特殊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關於決策進程的各個方面，代表們必須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驗；又在執行兒童表意權之步驟方面，委員會建議兒童應當在支持和鼓勵的環境下行使其發表意見權，這樣兒童才能確定負責聽取意見的成人願意傾聽並且認真考慮他決定轉達的信息，觀諸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2009年）第35點、第36點、第42點前段說明自明；另在執行兒童發表意見權基本要求方面，於第134點b段指出，兒童表達意見和參與的過程，絕對不能逼迫兒童表達違背自己意願的意見，並應讓其知道可以在任何階段終止參與。而一般性意見依前揭施行法第3條規定，亦有拘束力。相關法條：家事事件法第15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家事事件法第15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419號

我國少年事件，分為保護事件與刑事案件。前者，係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少年觸犯刑罰法律（即所謂「觸法行為」），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項各款（即所謂「曝險行為」）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長之必要，由少年法院（庭）依調查及審理程序決定是否為保護處分之事件；後者，則係少年法院（庭）對於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觸犯刑罰法律，經調查結果，認少年所犯係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事件繫屬後已滿20歲，或雖無前2項情事，但認少年所犯之罪情節重大，經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裁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提起公訴之案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特制定本法。」等旨，明白揭示少年司法之精神，冀以「宜教不宜罰」、「以教代罰」之理念，貫徹對少年「保護優先性」之目的。是當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時，應先由少年法院（庭）就少年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及具體行為事實等為實地調查，並經由少年調查官依據科學方法加以分析，提出調查報告（即所謂「審前調查」）供法官參考，藉以決定對少年施以保護處分或刑事處分，以達個別化處遇之目的，此即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所規定之「先議權」制度。是在少年法院（庭）先議權發動階段，主要目的既在矯正少年之偏差行為，應無所謂「犯罪」概念，而通以「少年非行」稱之，以避免不良標籤作用造成日後之烙印效應。只有在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或第40條規定裁定移送檢察官，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但書、第2項之檢察官受理一般刑事案件，發現被告於犯罪時係未滿18歲少年，但於受理時已滿20歲者，檢察官始得依刑事案件之方式予以偵查、起訴，而稱為少年刑事案件，此觀諸少年事件處理法第65條至第67條，及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至明。又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於執行職務時，知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之事件者，依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庭）。故對於少年事件，檢察官並無逕依職權偵查之權限，縱有刑事訴訟法第242條至第244條之情形，檢察官仍須先移送少年法院（庭）為調查，不得逕自啟動偵查；又司法警察官所為之調查，亦非屬受檢察官指揮之廣義偵查行為，僅認為少年法院（庭）之輔助機關（參照少年法院〈庭〉與司法警察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其等於移送前之作為，仍應歸類為少年法院（庭）行使先議權之範疇，不能認屬偵查行為。即使少年法院（庭）在先議權發動階段所為之調查或審理，亦只為充分了解少年需保護性之程度，為其決定改善非行所需之適當處遇，亦不屬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調查及審理。則少年在保護事件程序中，縱對觸法或曝險行為自白，仍須藉由少年調查官及法官就少年上開行為之成因、過程為必要調查與了解，並在法庭上由法官主導，於少年調查官、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輔佐人共同參與之下，尋求對少年最有效之矯治、輔導方式，使每一個個案處遇方式之決定，均能符合少年之個別需求，與一般刑事程序中，被告之自白係為方便法院確定處罰條件、鼓勵自新或節省司法資源，使被告得獲邀減輕其刑典或作為量刑參考之目的截然不同。以此對照修正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謂之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者。其所稱之「偵查及歷次審判」，當指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或第40條為裁定移送，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但書、第2項之檢察官所為之偵查，及起訴後之法院審判；不包括之前於少年保護事件中司法警察官所為之調查，及少年法院（庭）為落實先議權所為之調查或審理。否則，無異使少年刑事案件之少年被告較一般刑事案件之被告，就在偵、審中自白能否減刑乙節，反增添更不利之限制，非但混淆少年保護事件及刑事案件之性質，且與少年事件之「保護優先性」宗旨相違。本件上訴人雖未於警詢及少年保護事件調查時之法官訊（詢）問時自白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非行，然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後，檢察官於提起公訴前，並未為任何訊問、交付檢察事務官或發交司法警察（官）詢問，即上訴人在偵查中並無對是否有本件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之行為有自白之機會，嗣於第一審審判期日及原審時均自白犯罪。依據上開說明，上訴人自符合行為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原審誤未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且對上訴人不利，自無從維持。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40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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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

（一）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準此，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充任清算人為原則，但得以章程規定或由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如無法依上述方法定清算人時，並得由法院依聲請選派清算人。董事擔任清算人（下稱法定清算人），因係法定職務而當然就任，無須為就任之承諾，即與公司間發生委任契約之效力，至依章程規定或股東會選任之清算人或法院選派之清算人，須經其為就任之承諾，始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清算人產生方式雖有不同，惟清算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原則上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自均應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二）公司法就清算人得否辭職以終止委任契約，法無明文。法定清算人辭職或辭任以終止委任契約，與公司法第323條關於由股東會決議或法院解任清算人之規定，係屬兩事，不得作為法定清算人不得辭任之依據。且具有信任基礎之委任契約，本於契約自由原則，除締結委任契約自由外，亦包括終止委任契約自由，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雙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即本此意旨而定。是以終止委任契約之權利（自由權）不能被剝奪，惟如因此造成契約相對人（繼續委任契約關係存在一方）損害者，即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法定清算人既有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則上得隨時向公司終止委任契約。然斟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制度之規範目的，法定清算人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發生，係基於法律規定，並以處理已解散公司清算程序之團體法上之事務為標的，清算程序另受法院之監督，與一般之委任事務不盡相同。如委任關係因法定清算人之終止而消滅，將影響公司清算，致清算程序無從進行，有害公司利益之虞時，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50條、第551條規定，使法定清算人在新清算人產生就任以前，繼續執行清算人之職務，而使原委任契約延長至新清算人產生就任為止，俾清算程序得以進行，以保障公司債權人與不參與經營股東之權益。相關法條：公司法第322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50條、第551條

公司法第322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50條、第5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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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53號

按當事人基於特定目的而訂立契約，本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本應尊重，惟契約自由係當事人雙方均處於自由意志，得自由決定契約內容為前提，若一方當事人於簽約時，因有特殊情事，不得不屈服於他方意思，否則有招致名譽、身分地位、家庭幸福等人格法益之重大損害，或損及人性尊嚴之虞者，即難謂係處於自由意志下所簽立之契約。而契約相對人如係利用前揭情事，以獲取與自己承諾捨棄或作為對價之權利顯不相當之利益者，非無權利濫用之嫌。次按所謂對待給付，係指雙務契約當事人以之作為對價關係之給付而言，該對待給付限於私法上之權利。而訴訟權係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訴訟並受公平審判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公法上基本權，係對國家機關（法院）之司法受益權，非私法上權利。又刑事告訴權或自訴權為行使前，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例如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告訴或自訴）外，不得預先拋棄。故人民訴訟權行使與否，不得成為私法上對待給付標的。相關法條：憲法第16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

憲法第16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

111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679號

按時效制度，攸關人民權利義務，其目的在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屬憲法上法律保留事項，應由法律明定之。但在法律未明定前，當事人有所爭執，所具該法律漏洞，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本諸相同事務作相同處理之正義要求，類推適用相同性質之相關時效期間規定，以資填補，與法律保留原則並無違背。原審本其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以移轉民營條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第3項及系爭補償金結算規定第1條第3項第1款規定，對留用人員原有年資辦理結算，係公營事業員工曾任公務人員年資退休金之先行結算，類同於勞工採行勞基法（勞動基準法）（舊制）提前計算退休金，經特別規定依「勞基法之退休金標準」計付，核屬「退休金之提前結算」性質，類推適用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或勞基法第58條規定，其請求權時效期間為5年。又依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第4項後段、第5項，及權益補償辦法（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移轉民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第5條第1項、第3項，暨系爭補償金結算規定第1條第3項第2款等規定，對留用人員退出原參加之公保致損失其公保投保年資，比照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之「養老給付計算標準」結算，核屬「養老給付之先行計付」性質，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74號解釋意旨，應類推適用上訴人退休時適用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9條規定，其請求權時效期間為5年，經核均無違誤。相關法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8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勞動基準法第58條。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移轉民營從業人員權益補償辦法第5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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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1740號

（一）被拋棄之物品，本為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廢棄物，而同法第2條之1第2、3款亦明定事業產出物違法貯存、利用，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均視為廢棄物。因此縱令具有再利用價值之資源，若再利用機構並未依所規定再利用程序，對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或違法貯存，而有任意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該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產出物亦應視為廢棄物。惟為避免再利用機構不當貯存、清除及處理事業廢棄物，而有環境污染之虞，「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二、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三、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應分別貯存四、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因此再利用機構應檢具載明事業基本資料、原物料使用量、產品作業流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清理方式、廠區配置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事項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4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已分別定有明文。故再利用機構於營運後，在進行再利用程序之前，若無不當貯存、棄置或有汙染環境之虞者，尚難謂不得將所收受作為再利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置放在該機構申請核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範圍。（二）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方式分為「廠（場）內再利用」、「公告（附表）再利用」及「許可再利用」，而「許可再利用」又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其中「廠（場）內再利用」，係指事業將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料，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種類，使用於廠內之再利用用途。「公告（附表）再利用」，係指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許可再利用」，則係指若非屬廠（場）內自行再利用或公告（附表）再利用者，應經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所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為之，此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及「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第1條等規定自明。因此雖屬經濟部公告（附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但與其用途規定不符者，應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9條及第10條規定載明個案或通案再利用用途之許可文件，依同辦法第5至7條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或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始得進行再利用運作。「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之公告附表，其中原屬紡織污泥及漿紙污泥再利用用途之人工粒料，已於98年4月27日修正公布刪除此規定，並給予再利用機構適當緩衝期間，而於修正公布6個月後之同年10月26日生效施行。倘再利用機構擬繼續收受漿紙污泥及紡織污泥再利用作為人工粒料原料之用途，應依上開管理辦法，向經濟部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否則仍非符合再利用程序之再利用，如將不符合公告附表再利用用途之人工粒料任意堆置而拋棄者，該人工粒料自屬廢棄物清理法所規定之廢棄物，其堆置行為亦屬非法堆置廢棄物。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2條之1、第31條、第46條第3款、第4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4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3條、第9條、第10條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755號

人民之財產權，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15條、第23條規定自明。又立法者基於憲法保障特定對象之意旨，或社會政策之考量，於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範圍內，得以法律規範禁止執行特定債務人之財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96號理由書）。據此，限制債務人某特定財產為債權人之強制執行標的（即劃分非責任財產範圍），涉及債權人或債務人之財產權保障順位權衡與選擇，應以法律明定之，俾合於比例原則之限制要求。而債務人之財產為債權人之總擔保，如債務人不清償債務時，除法律有不得扣押之特別規定或執行標的不適於執行者外，均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故債權人之債權（財產權）保障，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優先於債務人之財產權保護。依老人福利法、社會救助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社會救助或補助，不得為強制執行。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立法者基於照護社會弱勢族群，俾維持其基本生活，所設債權人就債務人（即受照護者）該特定財產強制執行之限制，自不及於非該債務人之財產。參考法條：憲法第15條、第23條。老人福利法第12條之1。社會救助法第44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769號

為貫徹任何人均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以實現公平正義之理念，並遏阻犯罪誘因，刑法對於犯罪所得係採「義務沒收」原則，沒收之對象並及於獲有犯罪所得之第三人，惟不論對被告或第三人之沒收，均以刑事違法（或犯罪）之行為存在為前提。從而，於實體法上，倘法院依審理結果，已認定被告有違法行為存在，而第三人取得之財產，亦符合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定之要件時，即有宣告沒收之義務；在程序法上，刑事訴訟法設有沒收特別程序，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參與刑事程序及尋求救濟之機會。惟此特別沒收程序，性質上係附麗於刑事犯罪本案之審理程序，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既非法院確定刑罰權有無之對象，僅得就是否符合沒收之法定要件及應沒收所得之範圍等與沒收其財產相關之部分參與程序，行使權利。是以法院倘已確定被告刑事違法事實存在，於附隨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特別程序，祇需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審查參與人是否因被告違法行為獲取利得，及其相關利得內容、範圍，進而認定應否宣告沒收犯罪所得及其數額，縱因上訴結果，致脫離本案審理程序，亦無二致。否則，倘事實審法院於沒收特別程序重新審查犯罪事實之有無，逕為足以動搖本案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非唯造成裁判矛盾之結果，更悖離參與沒收程序僅係刑事犯罪本案附隨程序之性質，難謂合法。本案判決業已認定參與人公司確屬逾期完工，因被告郭○○等人之違法行為，受有免支付違約金之財產上利益，而發生圖利之結果，依上述說明，被告刑事違法（或犯罪）事實之存在，既經本案判決確定，對於附隨之參與沒收程序，應生裁判之拘束力，乃原審竟以參與人公司並未逾期完工，即無受有免支付違約金之財產上利益云云，諭知不予沒收犯罪所得，而與本案判決犯罪事實為相異之認定，並未調查、審酌參與人公司是否因被告郭○○等人之違法行為獲取利得，及其相關利得內容、範圍，進而酌定應宣告沒收之犯罪所得數額，自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

按緩刑目的旨在對於初犯、偶發犯、過失犯及輕微犯罪者，於一定期間內，暫緩（猶豫）其刑之執行，以促使被告改過自新，並避免被告因入監執行短期自由刑而沾染獄中惡習之流弊。故現行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本條所謂「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被告於本案如係犯單純一罪、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者，固係指所宣告或處斷上一罪之宣告刑而言；然本案如係數罪併罰，則係指依各罪宣告刑所定之執行刑。換言之，被告於本案犯數罪併罰之案件，除各罪之宣告刑均未逾越有期徒刑2年以外，必須數罪併罰所定之執行刑亦未超過2年，始得宣告緩刑。若非如此解釋，則法文對於短期自由刑之限制，恐將淪於虛設，而有悖於緩刑制度之立法意旨。舊例固曾有：「緩刑以宣告刑為標準，而非以執行刑為標準。故同時宣告數個4等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亦得緩刑」（大理院統字第334號解釋）；「若數罪之刑均在2年以下，其一罪經宣告緩刑者，該緩刑之宣告如撤銷時，自應依刑法第72條定其應執行之刑」（司法院院字第781號解釋）等見解，與本條之立法目的未合，為本院所不採。故數罪併罰案件，法院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於同一判決內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縱未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因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之，固不能認為違法。然法院如同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者，仍應依法先定其應執行之刑，必以其各罪之宣告刑及執行刑均在有期徒刑2年以下，其緩刑之宣告始為適法。本件原判決撤銷改判及維持第一審論處張○瑋加重詐欺取財共23罪刑，其各罪之宣告刑雖均在有期徒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10月至有期徒刑1年2月之間），惟並未依法定其應執行刑，尚無法反映張○瑋本件整體犯罪情節、不法程度及其罪責之輕重，遽行宣告張○瑋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共23罪，每罪均緩刑3年，並應履行如其附表三所示調解筆錄之內容，依上述說明，尚有未洽，難謂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1條、第74條。

刑法第51條、第74條。

111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

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載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當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而行為人是否形式上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係屬客觀事實之判斷，自應由代表國家之檢察官基於實質舉證責任，以嚴格證據證明之；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意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舉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戶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等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則，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尚難僅因刑法未明文「居住」、「戶籍」之定義，即謂上開條文所稱「虛偽」遷徙戶籍之要件，違反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及刑法構成要件明確性。自不生牴觸憲法所揭示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參政權之意旨，而有所謂違憲之問題。參考法條：刑法第146條第2項

刑法第146條第2項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870號

按公證法第36條規定，民間之公證人依本法執行公證職務作成之文書，視為公文書。是民間之公證人所製作之公證書，效力與法院之公證人作成者無殊，其內容自有相當之公信力及證據力，如無與公證書記載內容相反之明確事證，即不得任意推翻。相關法條：公證法第36條

公證法第36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900號

按民法總則及債編規定之撤銷權，於撤銷權人死亡後，是否具有繼承性而移轉於其繼承人，須統合考察法律規範意旨，視其是否依特殊關係而產生或涉及公益，判斷行使該撤銷權是否具有專屬性。例如：⒈基於暴利行為（第74條）、被詐欺或被脅迫（第92條）、錯誤（第88條）、誤傳（第89條），或因詐害債權（第244條）而產生撤銷權，因當事人間不具有特殊關係或涉及公益，不具有高度屬人性之權利，得由繼承人繼承而行使，並應依被繼承人之事實情況而受有限制。⒉贈與人因民法第416條第1項所取得之撤銷權，原則上乃因受贈人對其自身或親屬之忘恩背義行為而產生，並得因贈與人對於受贈人宥恕而消滅（同條第2項參照），此係受贈人與贈與人之特別關係，性質上具有高度屬人性之權利；例外情形，始由贈與人之繼承人基於獨立之身分取得撤銷權（民法第417條規定參照），兩者均具有專屬性，不得為繼承之標的。⒊附負擔之贈與，因受贈人負有一定給付義務，其負擔與對價有相似之處，發生類如雙務契約、有償契約之效力（民法第413條、第414條規定參照），與一般贈與不同。故民法第412條規定關於附負擔贈與之撤銷，祇須受贈人就負擔之不履行具有歸責事由，贈與人即可撤銷，並無贈與人個人之人格因素考量。如贈與人生前未及行使該撤銷權，或受贈人於贈與人死後始不履行負擔，因贈與契約當事人間尚有權利義務待履行，贈與人之繼承人不僅繼承已發生之撤銷權，而係概括繼承贈與契約之權利義務，即非不得撤銷該贈與。相關法條：民法第412條、第413條、第414條、第416條、第417條

民法第412條、第413條、第414條、第416條、第417條

113年度3-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91號

在COVID-19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關於刑事案件之處理，除符合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條件，或就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得以遠距視訊科技設備等各種因應防疫措施而仍得開庭外，為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享有之健康權，並維護其合法權益，在無法避免及確保被告不致染疫之情況下，法院自不得以其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對其為缺席判決。本件原審定於110年7月21日下午4時30分對本案行審判程序，斯時全國仍處於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期間，亦未見本案有何具有時效性、緊急性或必要性之特殊情形，法院須為實體開庭，而原審除在該院第10法庭請資訊室等相關單位為開庭而為延伸法庭之準備外，並無在上訴人所在地設置與原審法院間之遠距視訊開庭設備，或為實體開庭而告知上訴人其已作足確保健康無虞等防疫措施，卻無任何說明即以上訴人於審判期日經合法通知而未到庭，即認其不具正當之理由，乃不經其陳述，逕行判決，所踐行之程序難謂合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

本院刑事大法庭已於民國111年12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924號裁定作成統一見解，認為：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者，於嗣後同一案件之審判，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規定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其理由如下：㈠控訴原則（即彈劾主義）係公平審判之基石，公平審判則為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憲法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請求受公正而獨立之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審判之權利，且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16條、第8條）。而刑事訴訟制度設置之目的在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是刑事訴訟程序，應貫徹控訴原則，落實審檢分立及法定法官原則，非由法院以外之訴追者（即檢察官及自訴人，下同）起訴或自訴，法院不能對未經起訴或自訴之被告或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268條、第319條），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法官對於受理之案件，負有合法、公正、妥速處理之義務，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則應立於客觀、公正、超然地位，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憲法第80條）。法官如兼為同一案件之訴追者及審判者，顯與控訴原則及其應公正執行審判職務之旨意有悖，自應迴避該案件之審判，不得執行職務（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又法官對於案件之審判應否自行迴避，攸關人民訴訟權及受公正審判之憲法上權利保障，法官於該管案件如存有主觀預斷成見或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疑慮，客觀上顯難期其能公正執行審判職務，雖法律規範密度不足，司法者尚非不能基於合憲性及合目的性之思維予以填補，認為法官仍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審判職務，以發揮法的續造功能，俾能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而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㈡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在實質效果上等同已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職務：刑事訴訟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開始，而追訴必須由自訴人依法提起自訴，或由檢察官依法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我國現制以檢察官為偵查之主體，對於法院獨立行使其職權，請求法院為法律正當之適用，並於判決確定後負責指揮監督判決之適當執行（法院組織法第60條、第61條）。而法官之審判係出於被動，即所謂控訴、彈劾或不告不理原則，與檢察官之主動偵查，提起公訴，性質上截然有別。然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則法官依上揭規定裁定准予交付審判，並於裁定中敘明被告涉嫌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等起訴書法定應記載事項，與檢察官之提起公訴，同具有使案件繫屬法院發生訴訟關係及特定審判範圍之主動性功能。此外，被告原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上級檢察署檢察長亦認告訴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偵查程序至此本已終局終結，復因法院得就偵查中所發現之證據為必要之調查，而裁定准予交付審判，顯與審判權正義性、被動性、公正第三者性及獨立性之特徵不符，反而近似於檢察權之具有公益性、主動性及當事人性質。又交付審判程序，雖在偵查程序終結以後，固非屬偵查程序或其延伸程序；但一經裁定准予交付審判，則法律擬制視為提起公訴，而開啟審判程序對被告所涉犯罪嫌疑進行審判。其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形式上雖非檢察官，但所為之交付審判裁定，實質效果上已等同於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法定職務，倘猶參與其後之審判，無異集起訴與審判職權於一身，形成類似「自己起訴、自己審判」之糾問現象，違反控訴原則之精神。縱使該案件嗣後於審判程序，仍應經檢察官踐行舉證、調查證據及辯論等嚴格證明程序，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亦能保持客觀中立而不致有所偏頗，然該法官實際上既已等同於執行檢察官之起訴職務，客觀上自足以使一般人懷疑法官已經具有主觀預斷成見，而難以維持公平審判之外觀及裁判之公信力，自應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此參諸立法者為維護法官中立性功能，貫徹公平審判之法官迴避制度本旨，乃於105年6月22日增訂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就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法官，規定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而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對於被告涉嫌犯罪預斷成見之程度，顯較承辦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審核之法官為強，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本件尤應為相同之處理。㈢刑事訴訟法現制未規定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者，應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係屬法律漏洞，本於同法第17條第7款規定法官曾執行檢察官職務應自行迴避之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自行迴避：我國交付審判制度，依其立法理由，係參考德國「強制起訴」及日本「付審判（準起訴）」制度而設。然德國強制起訴制度規定由邦高等法院管轄，如聲請有理由，則應為提起公訴之裁定，檢察官有義務執行強制起訴之裁定，故須提出起訴書向對應管轄之下級審法院提起公訴，並無違反控訴原則之問題（參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第4項、第175條）。日本立法例雖與我國同規定由地方法院合議庭管轄，但同時規定法官曾參與准予付審判裁定時，應自行迴避執行職務（參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第20條第7款）。我國刑事訴訟法既參考德、日立法例而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之4等關於交付審判制度之條文，復於92年2月6日修正第258條之1規定，在制度設計上更接近於日本法制，但並未同時規定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應自行迴避本案之審判，或在第17條增訂上述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倘係立法者有意為之，應見其特別說明與德、日立法例不同考量之意見，但上述相關條文之立法過程或立法說明均未見對此有所討論敘述，應係明顯之法律漏洞，並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法官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解釋上雖不能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規定以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但基於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及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考量，在法律未修正增訂前，本於相同法理，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之規定，自行迴避嗣後本案之審判。㈣結論：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關於法官應自行迴避之規定，旨在避免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因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而生主觀預斷或違反控訴及無罪推定原則之疑慮，以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而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因此，法官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職務者，固應依上述規定自行迴避。而參與准予交付審判裁定之法官，在實質效果上既等同於執行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法定職務，倘仍參與其後同一案件之審判，顯已違反審檢分立、控訴原則及公平法院等憲法保障訴訟權之規定，本於同一法理，及合憲性與合目的性之觀點，自應類推適用本條款規定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若未自行迴避而仍參與審判者，其判決自有同法第379條第2款所規定之當然違背法令。註：本件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16條、第80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第258條之3第4項、第266條、第268條、第319條、第379條第2款。法院組織法第14條之1第2項、第60條、第61條

112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056號

關於涉外刑事案件之境外取證，就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基於尊重國家主權原則，關於證據之取得，原則上應由取證機關依據取證地之法律為之，例外於審判地之法律對於被告權利保障優於取證地之法律，且兩地域關於司法互助協議並無其他明文或約定排除者，則適用審判地法律決定。至法院就證據於司法程序得否容許使用之判斷，基於法治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被告享有公平審判之訴訟權保障，審判地法院應依據國際普遍認同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基準，例如無罪推定、禁止不正訊問，以及對於被拘捕被告之罪名與緘默權告知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參見），並參酌審判地之相關法規範以為決定。亦即倘取證地法因法治水平過於落後，導致對於被告訴訟權之程序保障，低於國際人權公約所揭示之最低限度保障時，仍不得因而允許依取證地法所取得之事證而為判斷基礎。參考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刑法第5條、第339條之4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刑法第5條、第339條之4

111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

按民國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前段依序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敷設前，應事先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提出異議時，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先行施工，並應於施工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前項通知，如確有困難者，得以公告代之。第一項管線之敷設，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予以修護或補償；前條經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通過之土地或建3築物，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因正當理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時，得請公用天然氣事業遷移管線。上開規定於該法公布施行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之管線，非不得以之為法理而予適用。相關法條：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

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

111年度9~11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116號

按審判筆錄，應於每次開庭後3日內整理之；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5、47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修正理由並略載：「二、惟如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三、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爰增訂本條第三項，作為第二項之例外規定，以資適用。」可見該條第3項為第2項關於有關係部分之例外規定，其修正旨在尊重當事人設定上訴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自應優先適用，而不受第2項之限制。惟刑罰法規除依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與相應之法定刑外，立法者基於刑罰目的及刑事政策之需要，明文規範加重、減輕、免除法定刑之具體事由，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而形成刑罰裁量的處斷範圍，為處斷刑；法院於具體案件之量刑過程，則從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確定其刑罰種類及欲予科處之刑度，而具體形成宣告刑。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係屬法院裁量減輕事由，影響於處斷刑之範圍。究其本質，與法院在法定刑、處斷刑之範圍內，所為關於形成宣告刑之量刑判斷，俱屬與犯罪情狀有關之科刑事項，而具有不可分之關係。是第一審判決後，倘檢察官未上訴，祇被告明示就判決之刑一部上訴者，其上訴效力自及於罪責以外之法院應適用或不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當否。本件第一審判決後，僅被告上訴主張第一審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其最低本刑減為有期徒刑3年6月，第一審仍判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5萬元，尚嫌過重，並說明係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之規定，明示祇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其上訴意旨，固係不服第一審關於刑法第57條、第58條宣告刑之量刑判斷，提起上訴，然揆諸上開說明，原審審判對象仍包括與科刑事項有關之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裁量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111年度（4-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118號

為打擊跨國性之毒品犯罪，偵查機關於發現入、出國境之毒品違禁物時，當場並不予以查扣，而於控制監視下，容許該毒品繼續通過海關並搬運，俟到達相關犯罪嫌疑人時始加以查獲及逮捕之偵查手段，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32條之1所規定之「控制下交付」，本係一種針對隱匿於國境內之幕後操控者一網打盡之有效偵查模式。因控制下交付必須經由合法程序聲請、執行（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32條之2參照），有時在無情資、臨時或時間緊迫之下，偵查機關固可選擇不採取控制下交付模式而改以直接查扣毒品後，再依報關聲請人、收件人之資料而循線查緝犯罪嫌疑人，此時相關之如海關、海巡、移民、檢疫等作業人員，雖負有查扣毒品之作為義務（例如海關緝私條例第8條至第12條、懲治走私條例第9條），但因無取得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所核可之控制下交付指揮書，原則上不應配合偵查機關以虛偽方式，將該毒品通關放行而誘使提領貨物之人前來提領；仍宜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所核發之偵查指揮書協調事項，依法執行控制下交付，將各該案件有關之毒品、人員及其相關人、貨輸入、出境等指揮書所述之事項將之放行（參照依毒品條例第32條之1第2項規定訂定之「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入出境協調管制作業辦法」、「海關執行毒品控制下交付作業要點」）。蓋因上述之特殊偵查方式具有隱密性，對於人民之隱私權有侵害之疑慮，且易生稽延、包庇、毒品外流等弊端（參照毒品條例第3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第12條），本應循正當合法程序為之，不宜便宜行事。相對於「控制下交付」，同屬隱密型偵查之「誘捕偵查」，係指偵查機關以誘餌唆使相對人實行犯罪並藉此予以逮捕、追訴之偵查手段。又可分為「創造犯意型誘捕」及「提供機會型誘捕」兩種模式。其中「提供機會型誘捕」，因行為人原本即有犯罪之意思，其從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犯意，並非他人所創造，偵查機關或受其唆使之人，僅係利用機會加以誘捕，此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為法所允許。反之，「創造犯意型誘捕」（又稱「陷害教唆」），因行為人原無犯罪意思，係受他人之引誘、創造，始生犯意，進而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偵查機關則以此方式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加以逮捕偵辦。「控制下交付」與「陷害教唆」最大的差異，以運輸毒品而言在於「控制下交付」之偵查機關在為監控前，毒品犯罪已在實行中，偵查機關在整個毒品運送過程中，原則上並未主動積極參與，而僅係消極地對於業已發生之運輸毒品案件，從旁監視犯罪之動向，不致發生國家機關對於犯嫌施以唆使或協助其犯罪行為，係就已掌握之犯罪按兵不動，故具有正當性及合法性；反之，偵查機關在為「陷害教唆」時，因相關犯罪尚未發生，係國家機關主動並積極參與而誘發犯嫌之犯意，進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此與國家機關之任務在於追訴已發生之犯罪，而非製造人民犯罪，更不應蓄意挑唆人民犯罪後再予追訴等旨不合，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自應予以禁止，以保障人民在憲法上之基本人權。為因應各種新興精神活性物質快速推陳出新之情勢，我國對於毒品列管及分級制度，係以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3個月定期檢討，於經審議通過後，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的方式行之（參照毒品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換言之，現行毒品條例將毒品分級、品項授權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補充。惟對此空白構成要件部分，何種類型之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應為毒品條例所應禁止與誡命，非如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一望即知，復存在無可避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及明確性之疑慮（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22、680號解釋意旨）。若單由行政機關決定後依法公告，卻別無其他宣導、教示等措施，實難期待一般民眾得於授權之法規命令中普遍周知而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則空白刑法既屬於立法之例外，基於例外規定應從嚴解釋之法理，對於行為人主觀上之認知同應採取較嚴格之認定標準，以符憲法及刑法上之明確性原則，並落實罪刑法定主義之精神。對照運輸毒品罪，倘該物件從起運輸送至入境國內時尚未經公告為毒品或僅屬較低級之毒品，其間因國家機關之積極主動介入，未能依原先正常流程送抵收貨人，卻於行政院公告為毒品或更高級毒品後，始由偵查機關依據物件收貨人資料及地址偽裝運輸業者將毒品交付收件者，與偵查機關製造收貨人犯意，或為引誘原即具有運輸較低級毒品犯意者為此暴露無異。是為避免國家機關濫用偵查手段，並兼顧刑法上罪刑法定之不溯及既往及明確性原則，自應依具體個案，從嚴認定收貨人於接受物件當時其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者為毒品，或係何種級別及列管之毒品，尚不能僅因收貨人於簽收時，該貨件已經公告為毒品或更高級毒品，即遽認成立運輸毒品或屬較高級之毒品罪（至有無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另當別論）。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第32條之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項、第3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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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之告知義務（下稱告知義務），旨在使被告得適切行使法律所賦予的防禦權，以達刑事訴訟為發現真實，並顧及程序公正的目的。詳言之，被告的供述是法定證據方法之一，其供述內容在訴訟上既得作為查明事實的方法，亦得作為認定犯罪的證據，可想見國家機關會希望能多取得被告的供述。而被告並非熟知法律的專家，對自己在訴訟上所享有的權利不見得均能瞭解。故國家機關本訴訟上的照料義務，於訊問前，應保障被告在充分瞭解自己的處境與權利（特別是緘默權與選任辯護權）後，以決定該如何行使防禦權，並接受訊問。又告知義務的規範目的，既在保護不知法律的被告訴訟上的防禦權，從而，若經由各個程序階段第一次訊問被告時，已踐行告知義務，之後相同的訊問主體再次訊問被告時，倘未變更罪名，由於被告的權利與程序處境並未產生變化，可期待被告因第一次的訊問而知悉自己在訴訟上的權利，因此無庸重複告知。準此，司法警察於第一次詢問犯罪嫌疑人、檢察官於第一次訊問被告、法院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分別第一次訊問被告（案經發回時，因程序更新，應重新踐行）時，倘已踐行告知義務，之後縱未重複踐行，所行程序亦無違法。本件依卷證資料，檢察官前於107年12月4日已告知上訴人有關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各款權利，使上訴人知悉並得以行使其訴訟上之防禦權。則檢察官於108年1月18日偵查中未重複告知前開權利，依前所述，對上訴人訴訟上之防禦權行使，不生影響。並無違法可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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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177號

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以不實之事項已使公務員登載於其所掌之公文書，並足以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為構成要件。又繼承人有無合法繼承權，與其於辦理繼承登記手續時，有無使用不實資料，係屬不同之事實。如繼承人雖有合法之繼承權，但於辦理繼承登記時，曾使用不實資料，該資料並經該管公務員採取，編列於所掌之公文書，此時該資料即已成為該公文書之一部，該管公務員僅係以「編列」代替「登載」而已，不得以形式上該管公務員並未將該不實資料內容「轉載」於所掌公文書上，即謂並無為不實登載。亦不得僅因該繼承人有合法之繼承權，率認「係依法所應為之行為」，並不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查「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3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文件（即提出登記申請書，已登記者，提出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三、繼承系統表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67條第1款、第119條第1項第1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辦理繼承登記者，除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第1項第1至4款所載相關繼承文件外，如不動產已登記者，應提出其權利書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檢附切結書，原未能提出之權利書狀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則若不能提出權利書狀，復不願出具切結書者，無法辦理繼承登記。依上說明，行為人使用之不實切結書辦理繼承登記時，該管公務員將該不實切結書以「編列」方式納入所掌公文書，即屬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所掌公文書，至其後依上開不實切結書辦理繼承登記、核發以繼承為原因之新的權利書狀、公告註銷舊的權利書狀，均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結果。參考法條：刑法第214條

刑法第2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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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231號

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規定：「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可見有關著作權標的之限制，並未包含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亦即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並非不得取得著作權之消極要件。故色情著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仍應視其是否符合著作權法所要求之原創性而定，而不問其創作之品質如何，倘符合著作之要件，即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不因該創作不容於一般社會道德或法律標準，即認其非著作。至於該色情著作是否違反其他法令，亦不影響色情著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判斷，此係截然不同之二事，不能混為一談。本件原判決已說明附件編號1至18所示之18部色情影音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影片之拍攝手法、場景設定、情節設計、故事流程、服裝設計、演員間依據不同劇情設計所發展出不同互動關係、在各式情境下之情緒表達等，均足以表現作者想傳遞的情慾精神思想，而可表達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具有最低程度之創意，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認屬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著作，不因創作人創作出不容於一般社會道德或法律標準之作品，即否認該創作非為著作。至於色情影音光碟是否違反其他法令，應依各該法令，不影響色情著作是否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判斷，楊○○等7人辯稱色情影音光碟違反公序良俗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云云，自不足採。又視聽著作之內容除劇情外，尚包含導演拍攝手法、演員演出方式、服裝道具設計、燈光音樂等，故即使相同劇情亦可創作出不同之視聽著作，而附件編號1至18所示之18部色情影音光碟，雖設定以男女性交行為作為影片拍攝主題，並為敘事之主要素材，然其影片內容並非僅單純男女性交行為場景之拍攝，而係具備創作者情慾思想之精神作用表達，已達著作權法最低創作程度之要求，楊○○等7人辯稱該18部色情影音光碟僅表達男女性交行為，不應受著作權法保護云云，並不足採。所為論敘，於法尚無不合。參考法條：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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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294號

按民國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將101年1月4日修正之原條文分列為2項之「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規定整併為1項，修正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而參諸該法於101年1月4日所增訂之第4條第2項，已明確規定「外國公司」之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另亦增訂第5章之1章名為「外國公司」及第165條之1至第165條之3條文並特別規定「外國公司」如何準用本法相關規定之依據。準此，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於上開修正前後，既同將「法人」及「外國公司」規定違反本法者，應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即可知該違反本法之犯罪主體係分別為第179條所稱之「法人」及「外國公司」，僅係就受處罰者，規定為「為行為」之負責人。故於該罪之犯罪主體，究為法人或外國公司，既攸關犯罪主體之區隔，自應詳為認定明白，以資正確論處罪名，否則即有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7條、第179條

證券交易法第177條、第1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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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

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8項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第3項情形，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是納稅義務人意圖規避稅捐以減少或免除稅負，濫用私法自治之契約自由，不選擇稅法上通常之法律形式，卻以取巧方式、迂迴行為或非常規之法律形式，以避免稅捐構成要件的滿足，而減輕其稅負者，為租稅規避，性質上係違背稅法立法目的之脫法行為，其課稅事實在客觀上並未被隱匿或偽造。例如，所有權人先將其房地贈與其成年子女並辦竣戶籍登記後，於短期內即再行出售第三人。即係以合法迂迴（非常規）的交易形式，利用其子女名義銷售房地，以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免徵規定，而規避特種貨物稅之核課。因所有權人贈與子女房地之意思表示並無瑕疵，稅捐稽徵機關核發贈與稅免稅證明書，於法亦屬有據，其客觀交易事實並未遭隱瞞或偽造，只是其贈與目的不在供子女長期居住使用而已。但納稅義務人如積極使用詐術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乃違反稅法上誠實義務之行為，則應成立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例如，使用假統一發票作為申報進項成本之憑據而逃漏營業稅，在統一發票上所表彰之交易當事人間並無實際之交易事實，卻積極提出假統一發票致使稅捐稽徵機關陷於錯誤而短漏核定營業稅。前者係相近於延遲繳稅之違章行為，僅加徵滯納金及利息；後者則為違法行為，應負刑事責任，自不能不辨。故納稅義務人所使用之方法是否為詐術或類似詐術之不正當方法，自應於犯罪事實內翔實記載，並於理由內敘明所憑之依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始為適法。參考法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5條。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5條。稅捐稽徵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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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314號

按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依其文義，係指「依本法（證交法）」規定應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且該已申報或公告之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者而言；未經申報、公告或非依證交法或其授權訂定之法令規定所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業務文件，縱與公司財務業務有關，亦非本項規定所稱之財務業務文件。相關法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

證券交易法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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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337號

刑法係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於總則編第12章，設有保安處分專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診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而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性處分，而與刑罰之憲法上依據及限制有本質性差異。從而，保安處分，尤其是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其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範設計及其實際執行，整體觀察，倘與刑罰有明顯區隔，即為法之所許（司法院釋字第799、812號解釋意旨參照）。而刑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所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原因而成為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含瘖啞者）之人宣告的監護處分，固含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惟實務上係令入醫療院所接受專業精神診療（包含門診治療或住院治療），並非禁錮於監獄執行，其隔絕性、苛酷性難以等同視之，已有明顯的區隔，更不具替代性，自不能以已受刑罰宣告為由，逕謂無再予施以監護處分的必要。再者，此等監護處分之宣告，係以行為人的犯罪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要件，本重在於社會防衛之需求，以隔離、教育、治療等方法，改善或減低行為人再犯的欲望，期使復歸社會，達成個別預防之效果，並非以預期之矯治成果為唯一考量，否則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向為不治或難治之疾患，若謂無法治癒，即認無庸宣告監護，其制度目的豈非落空？殊非法之本旨。參考法條：刑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

刑法第87條第1項、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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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344號

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又現今網路科技發達，搜尋引擎業者提供網路檢索及連結服務，各自本於其商業上之考量，運用獨特之演算法，對公開網頁進行搜尋及建立排列索引，屬商業上之意見表達，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網路使用者得自網路蒐集、處理或利用資訊，加速資訊流通，滿足公眾知的權利；然個人隱私權因此受侵害之可能性相對大為提高，為保障個人資訊自主決定之人格權及隱私權，自有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必要，此觀個資法第1條所定該法之立法理由即明。依該法第5條、第11條第3項前段、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7款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資訊主體對於曾經合法公開於網路之個人資料，因時間經過，其被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或已逾越該目的之必要範圍，得請求該資料之蒐集或處理者刪除或停止處理。倘其資料取自一般可得之來源，當事人對其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亦得請求刪除其蒐集或處理之結果。資料主體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時，該特定目的是否存在、有無逾越必要範圍、資訊主體有無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應就資訊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是否屬公眾人物、是否為未成年人，個別資訊之性質，是否與資料主體之職業生涯或私人領域相關，資料內容是否正確或含有誤導或易誤導之內容、或屬仇恨、侮辱或誹謗言論，是否僅屬個人意見或為真實事實之陳述，是否久未更新或對資料主體造成偏見、歧視或不合比例之隱私負面影響，是否將置資料主體於險境，其私人活動或領域受干擾程度，資料處理者就資料使用有無正當利益、其因蒐集、處理或利用所獲得之利益與資料主體因此所受損害，及原始資料之公開是否因新聞報導或法定義務所為，其內容是否具一定公益性，資料處理者因刪除該蒐集或處理結果所受之損害與資料主體因此所受利益，倘刪除是否影響或妨礙公眾知的權利之公共利益，公眾有無其他正當資訊取得來源等相關因素，為法益之權衡。倘該資料存在已有相當時日，尤應審酌上開各因素是否因時間之流逝而發生變動。相關法條：憲法第22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603號、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11條第3項前段、第4項、第19條第1項第7款

113年度3-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360號

基於法官知法原則，法院審理具體個案，就調查證據所得之事實，須加以評價、賦予法律效果所依據之法規，原則上並非待證事項，當事人本無舉證之責任。惟該法律適用三段論下大前提之法規存否，如習慣、地方制定之法規或外國法為法院所不知者，即應由當事人負舉證之責任，法院並得基於自由證明之方式加以探知，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3條規定：「習慣、地方制定之法規及外國法為法院所不知者，當事人有舉證之責任，但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之」即明。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283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586號

陸海空軍刑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間諜活動」，依軍事刑法之本質，係指在我方為隱秘行動，或構造虛妄事實，或刺探、收集我方有關軍事之情報以供敵人使用者而言，含括現役軍人洩漏或交付自己持有、接觸或知悉之軍事機密、國防秘密或軍中公務資訊於敵人之間諜，此與同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係專就洩漏或交付軍事機密於敵人之行為而為規範者有別。至敵人之間諜對所刺探、收集之有關軍事情報，究有無利用價值，實際得利，給予對價等，均非所問；而所稱「間諜」，亦不以具敵人之身分為必要始有其適用。又現役軍人既依憲法負有保國衛民使命，而與國防、軍事安全或利益有關，其將所持有、接觸或知悉之軍事機密、國防秘密或軍中公務資訊，交付於敵人之間諜使用，如係基於幫助敵人之間諜從事刺探、收集我方有關軍事情報之犯意，不論係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均足認已有利於敵人之目的，縱所交付之情報並非依國家機密法核定等級之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仍無礙於陸軍海空軍刑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所定幫助敵人之間諜從事活動罪之成立。參考法條：陸海空軍刑法第17條、第20條

陸海空軍刑法第17條、第20條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596號

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藉由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類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俾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著重所受不法利得之剝奪，故如實際有不法利得者即應予剝奪。從而，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外，於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明定「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或「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仍應向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諭知沒收，避免該第三人因此而獲得利益，藉此防止脫法並填補制裁漏洞，以澈底追討犯罪所得，俾符合公平正義。基此，犯罪所得歸屬何人，係取決於事實上對財產標的之支配、處分權，無關乎民法上所有權歸屬或合法有效判斷，尚不能以財產標的並未移轉於犯罪行為人所有為由即認不能沒收；所稱取得犯罪所得之第三人係指犯罪行為人以外之任何不法利得受領人而言，並不包括財產標的之原所有權人或因犯罪而得行使求償權之人在內。是若犯罪行為人已取得對犯罪所得之實質支配管領，事實上並無第三人取得犯罪所得，且未將犯罪所得返還予被害人，自仍應對犯罪行為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至於經判決諭知沒收之財產，雖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但被害人仍得本其所有權，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聲請執行檢察官發還；又因犯罪而得行使請求權之人，如已取得執行名義，亦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就沒收物、追徵財產受償，則均屬檢察官執行之事項，此與第三人參與之沒收特別程序，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尚屬有別。本件依原判決犯罪事實之認定及其理由之說明，被告既利用犯罪不法手段，自告訴人吳○○處取得對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實質支配管領力，縱該車之所有權人係劉○（吳○○之母），仍應以對該車有事實上支配力之被告為沒收對象，自無違誤。上訴意旨謂原審應依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規定，對劉○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等語，尚屬誤解，要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73條

刑法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73條

111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

所謂「秘密證人」係指一切以秘密方式陳述親身觀察或經歷事實之第三人，又稱為「匿名證人」。緣因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因證人之證言會受其心理、情緒、智識結構、想像力、外部暗示或干擾之影響，故有保障證人自由作證權利之必要，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可靠性及憑信性。若證人之作證過程係處於一種高度威脅及壓力之環境與狀態中，不但可能影響證人以往之記憶，且會使其不能或不敢出庭作證，甚或陳述不實之證言而偽證。因此，對於「秘密證人」作證施以秘密程序保護之目的，除可避免遭被告或其同夥報復外，並能維護證人之個人隱私，及在安全無慮之環境下作證，可以減低其精神壓力，以利於犯罪之偵查、審判。又為兼顧並完成被告在憲法第8條、第16條所賦與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訴訟權，受保護之「秘密證人」，原則上必須願意在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所見所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始足當之（司法院釋字第384、582、636、789號解釋意旨，證人保護法第3條參照）。是對於應秘密或須保護之證人身分資料、筆錄及文書確保、閱覽限制、訴訟程序上之偵查、審理及被告對質、詰問權保障、審判程序公開辯論與否、檢舉人身分保密、人身安全保護及生活安置等，均設有特別保護規定（證人保護法第11條至第13條、第15條、第16條、第20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1條、第12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16條第1項、第18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2條第2項、第3項、第13條第2項至第4項、第19條、第36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1條、第12條、第14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1條至第23條、第25條、第26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1條第3項、第43條第1項參照）。以上措施無非為使秘密證人不再畏於出庭作證，俾案件之偵查及審判能順利進行。是於載有秘密證人證言之文書（如裁判書、決定書等），為免因內容記載詳盡導致證人身分曝光，縱有敘述簡略或看似非親自見聞者以第三人口吻為陳述，然只要法官綜合並比對案內一切證據及附件資料，足以確認秘密證人之陳述係出於親身經歷見聞所為，且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經合法踐行調查程序後，即得採信作為判決之基礎，尚不能因此特殊性質之秘密證人之裁判書記載似有不足或齟齬，即認有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本件原判決理由所援引並採擷秘密證人甲7及甲3分別於偵查及原審時所為上訴人如何幫助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之證言，雖看似與本案無關之旁觀者所傳述之證詞，惟經比對其等之密封身分資料，其2人均為證言中所述在場親自見聞之人，且均於原審時經交互詰問，再綜合與其等所述相符之證人張○諒、陳○銓、蔡○雄、甲1、甲2、甲4、甲5、甲6及卷附之搜索本件詐欺集團所查扣之相關電信流及機房等資料以為補強，認上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證人甲7及甲3陳述之真實性，因而認定上訴人成立犯罪。所為論斷，核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16條。證人保護法第3條

憲法第8條、第16條。證人保護法第3條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682號

刑法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章第241條第1項略誘罪規定，處罰以違反被誘人意思之不正方法，使其入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而脫離家庭等監督權人之略誘行為，其規範目的除保護被誘未成年人之自由法益外，固兼及家庭及其他監督權人之監督權，以維持家庭之圓滿；惟隨著家庭結構變遷、社會生活及觀念之轉換，處罰略誘罪所保護之家庭監督權，其內涵已由傳統尊長權獨攬之「家本位」、父權為大之「親本位」，進展至現代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增進子女福祉為目的之「子女本位」，於嬗遞過程中，已逐步淡化權利之觀念，轉為置重於義務之「義務性親權」。是父母對於未成年人親權之行使，應在無損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範圍內，始存有正當性，俾落實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並與「兒童權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兒童、少年均應享有國家、社會、家庭因其未成年身分，所給予特別保護與協助措施之精神相契合。又處罰略誘罪所追求之「家庭圓滿」，因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之漸次發展，個人人格自主之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與肯定，維繫家庭之婚姻所承載之社會功能，已非徒求於配偶互相扶持依存、於形式上同居照護子女，尤需置重於對未成年子女之完善照料，始得謂為圓滿。觀諸本院向來見解，咸認略誘罪之成立，主觀上須有惡意之私圖，以不正之手段，將他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方能構成，基於對未成年人予以特別保護與協助之目的，所為救助、照顧未成年人之行為，尚與出於惡意私圖之略誘行為有別，亦係本罪應首重於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體現。因此，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監督權）之情形，一方因感情破裂而不願繼續同居時，未徵得他方同意，即攜其未成年子女離去共同居住處所之單方行使親權行為，是否應論以略誘罪，應併考量其子女利益之維護，以為論斷。舉如：離家之父或母一方與未成年子女間客觀上依附關係之密切程度，隔離之時間久暫、空間距離遠近及訊息屏蔽方式等手段之使用，對監護權人行使監護權與受監護人受教養保護權益所造成之影響等各節，本於社會通念綜合判斷，並非一旦使他方行使監督權發生障礙，均概以本罪論處。參考法條：刑法第241條第1項

刑法第241條第1項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766號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為我國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之明文。關於所圖得利益之「對象」，可自文義解釋、立法解釋予以解讀。自法條文義前後連貫脈胳之整體觀察而言，條文既曰「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則所稱「因而獲得利益」當包括圖自己不法利益及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在內，不以圖自己不法利益為限。另自立法解釋而言，細繹民國90年11月7日本款修正理由略謂：將圖利罪修正為結果犯，俾公務員易於瞭解遵循，避免對「便民」與「圖利他人」發生混淆，而影響行政效率。爰將本條圖利罪修正以「實際圖得利益」為構成要件等語。其立法本旨已蘊涵圖利「他人」也包括在本罪處罰射程範圍內之意甚明。至於「因而獲得利益」，重點在強調必須有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之「結果」始足當之，不能曲解為本款修正為結果犯，係限縮在「行為人因而獲得利益」之範圍，否則無異容許行為人以迂迴方法先圖得其他私人（包括親友）不法利益，製造金流斷點後，最終再巧以他法取得相當於該利益或替代物之回饋，此自非立法原意。又此之「利益」，無論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包括有形或無形之財產利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或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均無不可。從而，所謂其他私人「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之財產利益」，包括圖利對象之其他私人若依合法方法處理事務所應支付之必要費用（即減省之必要成本）在內。以非法清理廢棄物而圖利其他私人為例，其他私人非法清理特定類型廢棄物而暫屯、堆置於不符合規定之場所，因該場所並非合法暫屯、堆置場所，本不能清理特定類型廢棄物，故行為人所圖得其他私人財產利益之計算，自不能以該場所於一般情形所收取之清理費用或規費為依據，應以其他私人倘採取合法清理該特定類型廢棄物之途徑，通常所應支付之必要費用，予以審認。自不能以非法暫屯、堆置之場所，並未收取清理費用或規費，而謂並無圖得利益之結果。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111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798號

按水保法第4條規定：「公、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依本法應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該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為本法所稱之水土保持義務人。」可見該條係界定水保法所稱水土保持義務人之定義性法條，未賦予一方當事人得請求他方當事人為一定作為之權利，無從作為上訴人私法上之請求權基礎。又所謂「狀態責任」係以對物的狀態具有事實管領力者，得以負責之觀點，課予排除危險、回復安全之義務；另水保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以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可知水保法係為公共利益及一般國民福祉而立，該法相關規定係課予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未規定第三人就水土保持事項，有申請主管機關為一定作為之權利，故「水土保持之狀態責任」所規範者，應係人民在公法上對國家、社會之義務。相關法條：水土保持法第4條

水土保持法第4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814號

所謂「控制下交付」（或稱「監視下運送」）是指偵查機關發現毒品（我國現制僅容許毒品在控制下交付）時，當場不予查扣，而在控制監視下容許毒品之運輸，俟到達相關犯罪嫌疑人時始加以查獲及逮捕之偵查手段。依其毒品原始發現地點之不同，可區分為「境外」控制下交付（又稱跨國或國際控制下交付，即毒品在境外發現後，在監視下運入、運出或通過我國領土）及「境內」控制下交付（即毒品在我國境內發現後，在監視下進行交付）。又偵查機關於發現毒品後，如選擇容許毒品以原封不動之方式繼續運輸，在學理上稱為「有害之控制下交付」；但如為避免毒品於運輸過程中逸失，而選擇以置換毒品之全部或一部，改以替代物繼續運輸者，在學理上則稱為「無害之控制下交付」（見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暨精神藥物公約」第1條第7（g）款、第11條第3項規定）。惟被告、犯罪嫌疑人及毒品之入出國境，或容許毒品繼續在國內運輸，須有法源依據，查緝機關始得據以實施，並阻卻查緝人員相關犯罪之違法性（例如，懲治走私條例第9條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罪、持有或運輸毒品罪）。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92年7月9日增訂第32條之1規定，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須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並核發偵查指揮書後，始得實施控制下交付。換言之，未經檢察總長核發偵查指揮書，海關不得配合執行控制下交付作業，而擅將其依海關緝私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扣押之貨物（毒品）放行（參「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入出境協調管制作業辦法」第5條第1項、第6條及「海關執行毒品控制下交付作業要點」第3、6、8點等規定）。此際，如偵查機關選擇上述所謂「無害之控制下交付」方式，改以毒品之替代物繼續運送，而其中一行為人已著手申請海關放行起運，則在其後始本於（境內）共同運輸毒品犯意出面領貨之他行為人，因毒品客觀上仍遭扣押在海關而未經起運，僅成立共同運輸毒品未遂罪，而不能以既遂罪相繩。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海關緝私條例第17條第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2條之1。海關緝私條例第17條第1項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829號

按95年6月22日發布施行（即修正前）之獎勵重劃辦法第31條第2項規定：「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工程施工者為限。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得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由理事會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30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者，理事會應依調處結果辦理」。就爭議事項於訴請司法機關裁判前設置協調及調處程序，目的在縮短自辦市地重劃地上物拆遷補償異議處理之時程，有效解決重劃會與所有權人間之爭議。故如調處程序實際已終結，而爭議事項未能循調處程序解決者，自應由司法機關予以裁判，以杜紛爭。該辦法未限制當事人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須以主管機關為實體裁處為前提，則於主管機關就爭議事項認應由司法機關裁判而實際終結不再進行調處程序之情形，自不得將主管機關未為實體裁處之不利益，歸諸當事人負擔，就當事人訴訟權之實施，設定法律所無之限制。此與106年7月27日修正上開辦法第31條第3項規定，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循協調、調處及訴請司法機關裁判，始得處理，以資周延，有所不同。相關法條：獎勵重劃辦法第31條

獎勵重劃辦法第31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295號

按受僱工作獲致報酬之人，有事實合理相信雇主或其員工，涉有違反法令之犯罪、處以罰鍰之違規或應付懲戒行為之弊案，具名向主管機關、檢察或司法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察院、政風機構等提出檢舉者，係「揭弊者」（亦稱吹哨者，告發行為人、公益通報者），基於公義理念，針對特定機構或事業單位內特定對象吹哨，告發企業內部之不法情事，可能毀損企業名譽或降低企業價值，對同事或企業造成不利益，常常構成勞動契約上之忠誠義務、保密義務或企業秩序遵守義務之違反，而成為雇主或企業予以懲戒或解僱之對象。就此類揭弊者工作權如何保障免遭報復，在法務部擬就「揭弊者保護法」尚未公布施行前，徵諸勞基法（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定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時，就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勞基法或其他勞工法法令規定之申訴權，雇主不得因勞工申訴而為解僱、降調等不利勞工之處分，該處分行為為無效之立法精神，已見保護私企業內部揭弊者制度之濫觴。準此，勞工於僱傭關係中檢舉企業或雇主違反刑法等其他法令之犯罪，因而遭受解僱等不利處分時，不妨參照前開第74條規定之精神或法理，以為合理判斷。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74條

勞動基準法第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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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032號

關於附帶搜索與同意搜索競合時之法律適用及程序遵守，雖刑事訴訟法未明文如何處理。惟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此即學理上所稱之「附帶搜索」。立法者允許附帶搜索之主要理由，其一是被以強制力拘提、逮捕（下稱拘捕）之人可能有攜帶武器等危險物品，故基於防範其於被執行拘捕時，持觸手可控制之危險物品加以對抗，而危及自身、執法人員或公眾安全之考量；其二則在於避免被拘捕對象湮滅隨身攜帶之證據或得沒收之物。故就被拘捕對象之身體、隨身物品、其使用之交通工具及其立即可接觸到之處所，均容許納入盤點搜索之範圍。然附帶搜索並非漫無限制，必須以「被拘捕對象所能立即控制」者為其適法性之界線。以被拘捕者使用之交通工具為例，為免附帶搜索範圍過廣，應限於「被拘捕對象所能立即控制」之空間，包括座位附近及其置放行李等處，以排除一旦其所搭乘者若為捷運、公車、火車等大眾交通工具，即可不設限制搜索整個車廂此一明顯不合理情形發生，俾免侵害無辜第三者權益。可見附帶搜索係以強制力干預人身自由、財產之強制處分，其本質係違反了被搜索者之自由意志。此與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所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之同意搜索，此情形並未違反被搜索者之自由意志者，迥然有別。析言之，附帶搜索與同意搜索雖同為無令狀搜索之類型，惟兩者就有無違反被搜索人自由意志之本質而言，係互斥關係。是以，員警若已依法拘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則於「被拘捕對象所能立即控制」之範圍內，本得實施具強制力之附帶搜索，無待被搜索者之同意，縱被拘捕之對象此時出於自願而同意搜索，形式上同時存在附帶搜索與同意搜索之競合情形，仍應適用具強制力之附帶搜索規定，無須適用上開關於同意搜索之規定，而要求執行人員須出示證件，並將被搜索者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30條、第13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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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197號

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未規定「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等語，在2人以上共同犯洗錢罪，關於其等洗錢行為標的財產之沒收，論理上固應就各人事實上有從事洗錢行為之部分為之，但洗錢犯罪常由不同洗錢階段組合而成，不同洗錢階段復可取採多樣化之洗錢手法，是同筆不法所得，可能會同時或先後經多數洗錢共犯以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持有、使用等相異手法，就不法所得之全部或一部進行洗錢，且因洗錢行為本身特有之偽裝性、流動性，致難以明確特定、精密劃分各共犯成員曾經經手之洗錢標的財產。此時，為求共犯間沒收之公平性，及避免過度或重複沒收，關於洗錢行為標的財產之沒收，仍應以屬於行為人所得管理、處分者為限，始得予以沒收。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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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

刑法所稱之「聚眾犯」（或稱「集團犯」、「聚合犯」），為必要共同之一，指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而言。其中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本罪被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主要係為保護社會之安寧秩序與和平，故應歸屬關於社會法益之犯罪。此聚眾所為之犯罪行為，係在多數人群掩飾下各自犯罪，其人數往往無法立即辨明，時有增減，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在屬個人法益犯罪之聚眾鬥毆罪，都認為即使在場助勢之人與實行傷害之行為人間均無關係，且難以認定係幫助何人時，仍應論以該罪（參見刑法第283條民國108年5月29日修正理由一），則屬社會法益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更應著重於其之不特定性、群眾性及隨時性，故其聚眾施強暴脅迫行為只要造成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之危險，能區別何人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即可。是關於本罪之處罰，雖依其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為輕重不同之刑罰，但所成立之犯罪仍係同一罪名，各該行為人均須有犯本罪之意思。其與一般任意共犯之差別，在於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其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又因本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社會法益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此時，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在場助勢之人，與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而犯其他犯罪者，又應回歸刑法「正犯與共犯」章，依刑法第28條至第31條各規定處理，自屬當然。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

刑法第28條、第150條第1項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3235號

正當防衛之成立，必須具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及出於防衛意思，所為客觀、必要，非屬權利濫用之「防衛行為」。法文規定「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侵害須具有現在性以及不法性，所稱之「現在」，有別於過去及未來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經開始而尚未結束之階段。包括不法侵害直接即將發生（迫在眼前）、正在進行或尚未結束者。倘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屬未來，自與法定防衛情狀不符，自無成立正當防衛可言。又對於「現在性」之開始時點，仍應進一步探討，區別現在侵害與未來侵害之分際，究竟何時算是不法侵害即將直接發生？解釋上，在不法侵害行為已經著手，固然存在現在不法之侵害；惟為避免法律釋義過於嚴格，造成受侵害者無法─或者難以有效且必要的防衛其法益，不法侵害行為在「預備最後階段（EndstadiumderVorbereitung）緊密相接到著手」之階段，同應認不法侵害已經開始，乃因倘將不法侵害行為嚴格限縮於著手實行階段，則一旦著手實行侵害，依其歷程發展，受侵害者之生命、身體健康等法益往往已然遭受侵害，徵諸典型家暴案例（受暴婦女面對施暴先生，或受暴孩童面對施暴父母，反覆施加暴力或處於隨時可能爆發衝突的門點），誠屬適例。故此時若已出現一個可以直接轉變為侵害的威脅狀態，侵害行為既在「預備最後緊接著手」之階段，為避免防衛者錯過採取適當防衛行為之有效時點，應認侵害即屬開始。參考法條：刑法第23條

刑法第23條

111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3367號

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均屬上開「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外規定。亦即，同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之傳聞證據，除符合法律所另行明定傳聞例外規定之要件，否則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而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因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者，倘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此為同法同時增訂第159條之3之傳聞例外規定所明文。為兼顧真實之發現、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權益，及保障被告憲法上之防禦權之共同正當目的，上述「因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規定，關於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警詢陳述是否符合特信性要件而得例外承認具有證據能力，即應經過適當之調查程序，依被害人警詢陳述作成時之時空環境與相關因素綜合判斷，除足資證明該警詢陳述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外，並應於避免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之前提下，個案斟酌詢問者有無經專業訓練、有無採行陪同制、被害人陳述時點及其與案發時點之間距、陳述之神情態度及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及內容之詳盡程度等情況，足以證明縱未經對質詰問，該陳述亦具有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言，且檢察官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指出證明之方法；另基於憲法保障刑事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意旨，上開警詢陳述應經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被告於此等證據能力有無之調查程序中，亦得對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詢問者、筆錄製作者或與此相關之證人、鑑定人等行使詰問權，並得於勘驗警詢錄音、錄影時表示意見，以爭執、辯明被害人警詢陳述是否存在特別可信之情況。是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於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情況，其警詢陳述特信性之要件及其調查程序，亦應秉此意旨，而詳予調查並說明判斷其警詢陳述證據能力之有無。本件原判決既已說明乙女為香港地區人民，於108年7月17日出境後迄未入境我國，亦查無乙女在香港地區住所，乙女確有滯留國外，且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之情形，然原審並未曉諭檢察官舉證證明乙女之警詢陳述是否非出於強暴、脅迫、誘導、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當外力干擾；詢問乙女之警員有無經過專業之訓練；並乙女警詢陳述之神情態度、情緒反應、表達之方式如何，表達內容是否詳盡等關於特信性要件之事項，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又未藉由勘驗乙女警詢影音檔案，或詰問詢問警員之調查方法及程序，獲取乙女警詢陳述時之相關證據資料，使上訴人及辯護人於原審得以參與辯明上開特信性要件事項之可信度，再憑以認定乙女警詢陳述之信用性有無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乃原判決遽以乙女警詢陳述距離案發時間較近，受外界干擾可能性低，而無不能自由陳述或其他瑕疵等為由，率認乙女警詢陳述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規定之特信性之要件，進而認乙女警詢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並採為認定上訴人此部分犯行之基礎，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3

111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18日生效），刪除原第1項後段「未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之規定，並增設第2項但書及第3項之規定，該條第2項、第3項係明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又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之案件，在修正施行後始因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者，應適用修正後規定以定其上訴範圍，此為本院最近之統一見解。又前開修正後第348條第1項、第3項固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訴聲明如未「明示」僅就判決之一部為之者，解釋上即應認上訴人係對於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俾符上訴人之利益及上訴聲明之本旨。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以單一犯罪提起第二審上訴為例，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之言詞陳述，若所為上訴聲明，並非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部分上訴，且其意思表示究否排除與該部分判決所由依據原判決之「罪」（包括犯罪事實、證據及論罪）部分，尚有未明，為確定上訴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務，第二審法院自應就此為闡明，以釐清上訴範圍是否包括第一審判決之罪部分，倘上訴人並未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為上訴，法院亦未予闡明確認上訴範圍，縱其上訴理由僅敘及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如何違法、不當，尚難遽認其明示僅就判決之刑為一部上訴，仍應認上訴人係對於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應就第一審判決之全部加以審理。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係於110年10月22日繫屬於第二審法院，已在上述修法後，關於在原審之上訴範圍自應適用修正後之新法規定。上訴人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其110年10月22日之「刑事聲明上訴狀」並未聲明為一部上訴，同年11月2日之「刑事上訴理由狀」及111年3月31日之「刑事陳報狀」雖僅主張：第一審判決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有所違誤，且其犯罪情節輕微，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等理由。然亦未特別聲明僅就判決之刑之一部上訴之旨；且依原審準備及審判程序之筆錄所載，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對法官、審判長所詢「上訴意旨？」上訴人僅答以：「我希望能再判輕一點，請法院審酌」、「希望能判輕一點，請給我一次機會，其餘請辯護人陳述。」辯護人答：「同被告所述」、「本案被告販賣次數1次、對象1人，犯罪所得僅（新臺幣）1千元，若符合緩刑要件，請予緩刑機會」等語，未曾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原審受命法官或審判長亦未就此闡明，以使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明確表示其上訴範圍。依前揭說明，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聲明顯未明示僅就判決之刑部分為上訴，自應認其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罪、刑及沒收等，即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原判決認上訴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因而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為判決，未就第一審判決之全部加以審判，自有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111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3405號

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係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蓋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性質上係屬刑罰加重事實（準犯罪構成事實），與其被訴之犯罪事實不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之適用，亦與起訴效力及於該犯罪事實相關之法律效果有別，自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且依同法第161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此項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指出證明之方法。又檢察官提出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證據，應經嚴格證明程序，必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所謂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證據，包含前案確定判決、執行指揮書、執行函文、執行完畢（含入監執行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數罪係接續執行或合併執行、有無被撤銷假釋情形）文件等相關執行資料固屬之。至一般附隨在卷宗內之被告前案紀錄表，乃司法機關相關人員依照被告歷次因犯罪起訴、判決、定刑、執行等原始訴訟資料經逐筆、逐次輸入電磁紀錄後列印之派生證據，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雖有方便查閱、檢驗之功能，但究非證據本身之內容。如被告或選任辯護人對其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法院自應曉諭檢察官提出被告原始執行資料以憑證明。檢察官經曉諭後仍不為聲請者，法院不能依職權調查而自行蒐集對被告不利之累犯證據；但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事實，如經檢察官聲請調查而仍有疑問者，法院為發現真實，自不妨依個案具體情形而為補充性之調查（見同法第163條第2項）。倘法院依文書證據之調查方式宣讀或告以要旨後，被告及其辯護人並不爭執被告前案紀錄表記載內容之真實性，乃再就被告是否應加重其刑之法律效果，於科刑階段進行調查及辯論，始憑以論斷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並裁量加重其刑者，即不能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第2項、第267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63條第2項、第267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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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43號

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嚴格證明法則，明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否之依據者，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並經合法調查為限。而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是否與其發現、扣押或檢體採集時具同一性，乃該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與其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先後層次有別，應分別以觀。倘當事人對於證據之同一性有爭議時，法院應就此先決條件之存否先為調查、審認，俾確保證據調查之合法性與正潔性，因其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且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又參諸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刑事鑑識規範第67點第3款：「刑案證物自發現、採取、保管、送驗至移送檢察機關或法院，每一階段交接流程（如交件人、收件人、交接日期時間、保管處所、負責保管之人等）應記錄明確，完備證物交接管制程序。」即明定所謂「證物監管鏈（Chainofcustody）」，旨在避免證物於取得、移轉、使用、鑑定與保存過程中有遺失、替換、污染、變造或竄改，以完備證物溯源與鑑定正確之需求，確保提交法院之證據同一性，及提升鑑定意見之證據力和可信度。是倘被告否定扣押證物或採集檢體之同一性，檢察官提出證物監管鏈文書，證明該證據在取得、移轉、使用、鑑定與保存過程中，前後手連續不間斷，證物監管鏈並無斷裂之情形，即可釋明該證據原始狀態之同一性為已足，非必須經手監管、持有、移送或鑑定之人到庭證述證物之同一性為必要。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刑事鑑識規範第67點第3款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刑事鑑識規範第67點第3款

112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按公務員侵占公有財物者，固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以處罰。惟所謂「公有」財物，以動產之移轉所有權而言，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必須該財物因交易或徵用等原因，經交付而移入公務機關（含其指派之人）實力支配之下，而為公務機關所有，始得謂之。此與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所定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其侵占之客體係非公用私有財物者，迥然有別。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第2項及依該規定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傳染病防治財物徵用徵調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相關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需要，而徵用傳染病防治財物時，應對其所有人（即被徵用人）發給徵用書，並命其依規定時間、地點交付被徵用財物，並應發給補償費；若所徵用之財物屬消耗性質者，原則上只發給補償費，但如須歸還未使用之財物時，徵用機關應填具財物返還證明，連同該剩餘財物，歸還被徵用人；又完成消毒之非消耗性財物，並應歸還被徵用人，倘非消耗性財物因毀壞或滅失致無法返還時，按該財物被徵用時其使用程度之市價補償。是以，各級政府機關徵用傳染病防治財物時，被徵用人尚須依規定時間、地點「交付」被徵用財物，而移入徵用機關實力支配之下，方為徵用機關所有。被徵用之財物如須汰除廢品後，始交付徵用機關者，僅就所交付之財物發給補償費，被徵用之財物若係非消耗性質時，更應「歸還」被徵用人。非謂徵用機關發給徵用書時，或徵用機關派員支援被徵用人從事生產、包裝等工作時，被徵用財物無待交付，即當然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法律效果，而為徵用機關所有。至於徵用機關徵用傳染病防治財物時起，因已對被徵用人之財產權產生限制，被徵用人不得任意使用、收益或處分，是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5款乃明定拒絕、規避或妨礙徵用者，處以行政罰鍰，俾落實對於傳染病之防治作為。此行政罰鍰之規定要與徵用機關是否已取得被徵用財物之所有權無涉，不可混淆。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第2項、第6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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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599號

刑事政策大抵係指涉國家為鎮壓及預防犯罪所訂定如何運用刑法（罰）及相關制度之策略與方針。刑法犯罪論之階層體系化釋義，是否係刑事政策不可踰越之界限，於學理上固有爭論，然立基於刑法對人民具有心理強制作用，以及刑罰理論之目的思想而言，刑法係人民之行為指示規範，並擔負著保護社會必要生活利益（即法益）之任務，從法立懸禁，違者當罰，刑罰之科處，除係對於犯罪人之責任應報外，既兼以犯罪預防為目的，即包括遏抑犯罪人本身再犯之特別預防，以及消極威懾其他潛在犯罪人勿敢觸法，並積極維繫社會大眾對法規範之認同與對司法審判之信賴等一般預防面向，從而達到整體預防犯罪之功效以觀，可知犯罪預防乃刑法（罰）之社會任務，且歸屬於刑事政策之一環。又刑法第57條係司法量刑之立法控制與指示，預防犯罪之刑事政策，本非不得經由體現刑罰目的論之導入口，亦即透過刑法第57條序文中段關於「審酌一切情狀」規定之涵攝作用成為刑罰裁量因子，並依該序文後段所列舉10款有關犯罪本身及犯罪行為人情狀等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臻個案量刑之理性與妥適。本件第一審判決於量刑時，除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所指之情狀詳加審酌外，且將國家禁絕毒品及禁藥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等刑事政策事項，列為科刑輕重之參考因子，依上述說明，於法尚屬無違。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刑法第5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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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655號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第1項為同法第13條之1第1項之加重規定，其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為「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而犯前條第1項各款之罪」，即倘成立同法第13條之1第1項各款之罪，另具備將該營業秘密在臺灣地區以外使用之主觀意圖，即該當之。所謂「意圖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只須行為人有此意圖即為已足，不以實際上已在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使用為必要。又該「意圖」，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倘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自白非事實；如被告未自白，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參考法條：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13條之2第1項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13條之2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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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761號

沒收新制之實體法雖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已非刑罰（從刑）；然法院諭知「刑事沒收犯罪所得」與宣告「罪刑」之判決，既同以被告之刑事違法（或犯罪）行為存在為前提，則關於第二審判決諭知沒收第三人犯罪所得財產部分，得否上訴第三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8規定，準用第三編上訴編第376條之規定，應與刑罰部分同依所涉犯罪是否屬於同法第37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為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55條之28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455條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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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3901號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之簡式審判程序，一方面係基於合理分配司法資源的利用，減輕法院審理案件之負擔，以達訴訟經濟之要求而設，另一方面亦在於儘速終結訴訟，讓被告免於訟累。簡式審判程序貴在簡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其證據調查之程序，由審判長以適當方法行之即可，關於證據調查之次序、方法之預定，證據調查之限制，均不予強制適用，且被告就被訴事實不爭執，可認其對證人並無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意，因此廣泛承認傳聞證據及其證據能力。亦即，被告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告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即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決，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缺，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式審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而言，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判程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立宗旨，並無扞格之處。再者，法院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不論為有罪實體判決或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檢察官本有參與權，並不生侵害檢察官公訴權之問題。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判，而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程序究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73條之2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73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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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093號

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之銀行職員背信罪（或稱銀行法特殊背信罪），以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其成立要件。所謂「職務」即職權事務，銀行負責人或職員因法律上原因而有處理職掌銀行事務之職權，自應依誠實信用原則處理事務，倘違背受託關係而未善盡管理銀行（本人）財產之義務，或濫用受託事務之處分權限，均係本條所定「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故本罪之成立，以銀行負責人或職員對於銀行負有管理財產利益之義務或對銀行之財產具有處分權為要件。而非經營、管理層級之銀行職員，承辦諸如匯兌、存放款、外匯、信託、票（債）券、簽發信用狀、金融商品買賣等業務，在其業務範圍內，係受託為銀行處理事務之人，無論其係獨立、輔佐或有無最終決定權限，亦不論其係自始或事中參與處理，如故意濫用其處分權限而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均有本罪之適用。是關於銀行職員究有無本條所稱「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自應依其職務之內容及範圍而為判斷。倘銀行職員之行為與其職務無關，且不具有處分權限，則非為銀行處理事務，縱違反銀行內部之工作規則、員工行為準則等規定，並因而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除非與有此職務之人共犯外，仍不能繩以本罪，僅能依其行為而分別適用其他合致之罪名。又本罪係屬結果犯，綜合法律或經濟上觀點，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祇須在事實上確實受有損害，且與銀行職員違背其職務之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即足當之，固不以損害有確實之數額為必要。但銀行職員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本條項後段銀行法特殊背信罪之加重處罰要件，其金額多寡自應明白計算，然此究非銀行本身之損害，不能不辨。法院遇是類案件之審理，關於銀行職員之職務內容及其範圍為何？其不法行為是否基於其銀行職員之身分及職務而為之？其行為之結果有無致生銀行財產或其他利益之具體損害？及其因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多寡等各項，皆攸關法律之正確適用，自應詳加調查釐清，並於科刑判決書事實欄內明白認定，且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始為適法。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25條之2

銀行法第125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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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115號

(一)按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行政處分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第111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基此，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為無效者，既自始、對世不生效力，普通法院當然不受其拘束。民國86年1月22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5條規定：「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經主管機關裁決後逾15日未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或其聲明異議經法院裁定確定，而不依裁決或裁定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依左列規定處理之：……二、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三、罰鍰不繳者，按其罰鍰數額，易處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1個月至3個月；不依期限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94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該條第3款：「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觀諸該條第2款、第3款規定，僅規範主管機關得循序加重變更為「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並無授權主管機關得作成附條件之負擔處分。倘裁決機關作成附加受處分人逾期未履行同條本文所規定繳納或繳送義務為停止條件，所為易處限制、剝奪汽車行駛權利之裁罰性不利處分（下稱易處處分），使「吊扣期間多寡」及「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之行政罰，繫於將來可能發生之事實，生效與否完全處於不確定之狀態，顯已嚴重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導出之明確性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規定，合理可認為此類易處處分瑕疵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應屬無效之處分，不發生受處分人之駕駛執照遭吊銷之效力。(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對於上訴人於本件行為時，究係有無駕駛執照之身分，攸關刑法分則加重之事項，固於理由欄援引公路監理電子閘門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說明上訴人原於86年3月19日考領有合格之聯結車普通駕駛執照，嗣因交通違規未繳納罰鍰，經監理機關於90年1月16日「易處逕註」，註銷起迄日為90年1月16日至91年1月15日，註銷期滿後迄今未重新考領駕駛執照，即無許可駕駛汽車之憑證，自不得駕駛車輛，即與無駕駛執照相同等情。參以上訴人供稱其有罰單未繳納，但不知道未繳納會有什麼責任，監理機關沒有書面通知其駕駛執照被吊扣，其不知案發時是無照駕駛等語，所謂「易處逕註」，似經主管機關作成附加上訴人未履行繳納罰鍰義務之停止條件，所為逕行易處吊銷駕駛執照之行政處分，倘若屬實，揆諸首揭說明，該易處處分為無效，自始不生效力，不發生吊銷或註銷上訴人駕駛執照之效力。則本件上訴人之聯結車普通駕駛執照究經何行政程序遭吊銷或註銷？該行政處分是否無效？尚有不明，此關涉上訴人有無原判決所指無駕駛執照駕車之行為，而符合道交條例第86條第1項之加重構成要件，尚欠明瞭，猶有進一步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判決此部分理由之說明，洵有欠備，併有調查未盡之瑕疵，遽行判決，自嫌速斷，而難昭折服。參考法條：刑法第276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11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條、第8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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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224號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傳聞同意，雖係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肯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惟我國因未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就一般無法律背景的被告，欲求其區辨證據之適格性，實屬期待不可能。故在被告未有律師協助之情形，為維護被告程序上之權益，法院本於訴訟照料義務，即應盡一定之告知、闡明義務，俾使被告係在充分瞭解，知有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之前提下，明白其之同意，或因未適時異議所可能衍生之法律效果。法院違反此一告知闡明義務，原則上被告之明示或默示同意，應認為欠缺法要素之瑕疵。此與傳聞證據明示同意之恆定效力，係以被告確已知悉有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因當事人明示同意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且無許其撤回之情形，已告確定，即使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之情形有別。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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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274號

刑法第286條第1項規定「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罪，第3項為「犯第一項之罪」之結果加重犯。依刑法第10條第7項規定「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之立法定義，則舉凡倘行為人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式、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立法說明三參照）。故從行為的態樣言，可能為施加各種有形物理力之作為，例如徒手或以器物毆打、鞭笞成傷、刺青、電擊、綑綁、以香煙燒燙身體、將指甲拔去等是；亦可能為以言語或動作告知惡害使人心生畏懼而屈從之作為，例如告知不口舔穢物或將嘔吐物吃下，即予嚴打；亦可能為以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施以凌辱虐待，積極行為如強迫脫衣裸體站在戶外罰站，消極行為如食不使飽、衣不使暖、夜不使眠、傷不使療、病不使醫等是。另從行為的頻率觀之，可能為帶給他人長期持續或重複出現的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的結果，例如將兒童（須對痛苦或畏懼有能力感受）長期拘禁在黑暗的地下室，或多次製造死亡恐懼；亦可能為不論時間長短或持續與否，但從行為人對他人施以的傷害身體方式與蔑視他人苦痛的態度一併判斷結果，依一般社會通念認係粗暴不仁者，亦屬凌虐行為，例如多次拋擲兒童撞牆、拔頭髮、攻擊生殖器官或肛門等。又所謂「他法」則指除凌虐以外，其他一切足以妨害未滿18歲之人身心健全或發育之行為，例如施打使人性早熟之賀爾蒙、餵食毒品或注射毒品，或以言詞持續長期鄙視，使其蒙受委屈侮辱，或以刻意疏離、施加壓力等方式而為折磨，均屬之。又本罪為危險犯，祇須足以妨害被害人身心之健全或發育，即得成立，不以業已產生妨害身心之健全或發育為必要。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第7項、第286條第1項及第3項

刑法第10條第7項、第286條第1項及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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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362號

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品質之積極功能。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所規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已轉化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之規範意義，藉以喚醒檢察官之舉證義務，同時也減輕行為人之真實抗辯證明義務，將法條文義所要求的「能證明其為真實」降低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據以重行調整刑法關於誹謗罪之基本規範，得將公眾對受批評事項之關注，視作捍衛真理等抗辯措施，使言論自由基本權獲得更大之呼吸空間。相對於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構成要件，以該言論係「不實之事」、「謠言」為必要條件，且無類如刑法第310條第3項將真實與否之舉證責任倒置予行為人負擔之規定。從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成罪之證明，自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倘行為人所陳述之事實雖損及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然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行為人已盡其合理查證義務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難謂具真正惡意。又對言論意涵應進行整體意旨之詮釋，不得斷章取義，倘其語意具多義性，原則上應採有利於行為人之解釋。至行為人就其陳述之事實是否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參酌行為人之身分、陳述事實之時地、查證事項之時效性及難易度、被害法益之輕重、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判斷。且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同理，在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議題上，國內民主多元化社會中對人民在民主政治意見形成過程之寬容度有極大界限化的趨勢下，就攸關國家安全等重大公益事項，自不宜賦予無調查權之被告過重之查證義務，以調和使整體法律規範之適用結果，在言論自由之保障與名譽權之保護相衝突時，能妥適取捨為價值判斷，以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整體法價值體系間之和諧，減少矛盾與衝突，俾利實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核心規範保護目的，及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509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刑法第310條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刑法第3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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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409號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前段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此即所謂單一性案件上訴不可分原則。本條於民國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前，本院對於此一原則之適用，雖尚擴及於論罪與科刑不可分（37年上字第2015號、53年台上字第289號刑事判決先例），或論罪科刑與保安處分不可分（46年台上字第914號刑事判決先例），然本次修正增訂之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已改採如上訴人明示僅針對判決之「刑」為一部上訴者，則其「論罪」與「科刑」即屬可分之立法，此乃前述上訴不可分原則之例外規定之一（另一例外規定為第348條第2項但書）。此一例外規定，依立法說明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因而容許上訴人得明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之一部提起上訴。基於「例外規定使原則規定失效」之法理，如上訴人明示僅針對「刑」之部分上訴，則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論罪）部分，自不在上訴審之審判範圍，要無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餘地。於此情形，上訴審法院如對犯罪事實（論罪）部分併為審判，該部分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背法令。本件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針對附表編號1至8部分，僅就量刑（含定執行刑）及未為緩刑之宣告不服，提起上訴，卻又以量刑之輕重與所犯事實及罪名緊密相關，無法割裂視之，而謂縱使僅就量刑上訴，所犯事實及罪名與沒收，應視為有關係之部分，一併在上訴範圍，因認本件此部分上訴審理範圍為附表編號1至8之全部犯罪事實。揆之前開說明，不惟誤解修法意旨，尤不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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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458號

國家必須透過刑事司法制度維繫體制之正常運作及保障社會安全與人民福祉，然刑事制度無論如何設計，仍不免會對人民帶來程序不利益及誤判之風險，對於不幸受侵害之人，事後可藉由刑事補償制度予以補救。但相對於製造誤判風險之人若非國家，而係企圖誣陷他人入罪之個人時，國家就會透過誣告罪等規範對於妨害司法程序者予以制裁。蓋誣告行為不止對於司法制度運作之順暢及真實性之掌握造成干擾，且誣告行為具有使被誣告者入罪之危險性，檢察官一旦開啟偵查程序，勢必影響被誣告者之個人行動自由（如被傳喚應訊、拘提，甚或遭法院誤為羈押等），以及伴隨訴訟程序而來之訟累及名譽損害，更嚴重者會因誤判造成被誣告者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侵害之危險。刑法所設普通誣告罪與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同具使人入罪之危險，但刑度差異甚大，實因普通誣告罪之被誣告者係可得確定之人，當行為人為誣告時，刑事偵查程序必然會被啟動，因而產生誤判之危險性甚高；至於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因行為人之申告內容未直接具體指向何人犯罪，且犯罪證據通常亦顯薄弱，故對於刑事司法之干擾程度較低，甚而在查無實證下，偵查程序即止於警方調查階段，不致再將案件移由檢察官偵辦。則在究明普通誣告罪或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時，檢察官是否因誣告者之申告行為啟動偵查能量之大小及所造成被誣告者入罪程度之輕重，亦得作為區別上述2罪參考因素之一。當排除所申告之事實顯非出於誤會或懷疑，而確屬捏造之情況下，倘誣告者「指名道姓」對特定之人提出虛偽刑事告訴時，檢、警勢必調查誣告者及被誣告者周遭之相關人事物以釐清案情，則偵查動能實被強力啟動，已大幅提昇被誣告者入罪之危險性，自應認屬普通誣告罪，不能以誣告者實際不知所申告者是否確為所誣指犯罪之行為人，即謂為未指定犯人之誣告罪，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法第169條、第171條

刑法第169條、第1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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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653號

我國第二審係採覆審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就第一審判決經上訴部分為完全重覆之審理。本件上訴人不服第一審論處其犯加重詐欺取財2罪刑（包括想像競合犯洗錢罪部分）之判決而向原審提起上訴時，係對該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並無明示僅對其中一部分罪刑或僅就該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之情形，則原審自應對第一審判決之全部予以審判，並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全部事實，或與起訴事實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其他犯罪事實合一審理，此與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係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就當事人無意提起上訴，且不具有審判上無從分割關係之部分，並無擬制視為全部上訴之必要，暨尊重當事人攻防範圍及減輕上訴審審理負擔，而容許當事人僅針對原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部分提起上訴之情形並不相同，自無援引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限縮上訴審判範圍之餘地。本件上訴人向原審提起上訴時，已明示對於第一審判決所論處之罪名不服，主張其所為應僅論以普通詐欺取財罪，而非加重詐欺取財罪，顯係對第一審判決之全部上訴，而非僅就其中一部分上訴，至於其上訴不服之具體理由為何，並不影響其上訴範圍之認定。原判決以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並未提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而援引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意旨，認與原判決附表所示加重詐欺取財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不在所謂當事人實際攻防及法院審理範圍云云，而未併予審判，依上開說明，難謂無已受請求之事項而未予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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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666號

刑法第313條之妨害信用罪，係以行為人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流言」，係指無稽之言、謠言或毫無事實根據之資訊。所指「散布流言」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行為人客觀上須以所散布者係「流言」，且主觀上須行為人認知所散布者確係「流言」。倘行為人主觀上無將「流言」，廣為散布之意，僅將有關他人信用之事傳達於某特定之人，尚不足以該當本罪。而所謂「損害他人之信用」係指他人之信用因行為人散布流言之行為，已達可資損害之程度，足使社會對於他人經濟上履行支付之能力或其誠信可信程度產生不利之觀感之虞。妨害信用罪自法益保護必要性觀之，參與經濟活動者，其經濟信用原即得受公評，倘係真實有據之指述，反而利於健全市場競爭秩序，是妨害信用罪所欲處罰者之妨害信用言論，須屬客觀上可辨別真偽之事實性言論，不及於價值判斷或主觀評價性言論。又妨害信用言論行為人之事實性言論表達倘涉及公共利益，其言論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與刑法誹謗罪之判斷相同，仍需探究行為人於言論發表前是否經合理查證程序，及對於資料之引用有無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參考法條：刑法第310條、第313條

刑法第310條、第3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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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677號

刑法上犯罪成立與否，乃先確認行為人之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後，再依序從事違法性及罪責之判斷。關於違法性之判斷，刑法第21條至第24條固已明文規定阻卻違法事由，惟不足以規範變化無窮之社會現實，因此現代刑法思潮乃依據實質違法性觀點，以行為所造成之社會損害性，實質判斷有無違法性，不致因受限於法定阻卻違法事由，而有所疏漏。藉由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之運用，縱使行為該當犯罪構成要件，本質上既未與整體法規範價值相衝突，亦得以排除其違法性。而被害人放棄法益保護之意思表示，區分為「阻卻構成要件之同意」與「阻卻違法之承諾」，前者乃指犯罪構成要件明示或性質上以違反被害人意思為必要（例如刑法第298條之略誘婦女罪、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倘被害人同意或不反對行為人對其法益之侵害，則其同意即阻卻構成要件之該當性而自始不成立犯罪；後者則指被害人對行為客體具有處分權，基於尊重法益持有人的自我決定權之行使，倘被害人承諾行為人侵害行為客體，其侵害行為雖該當犯罪構成要件，仍排除其違法性。是前者之被害人同意，經由對法定構成要件之解釋，因而排除構成要件該當性；後者之被害人承諾，則為學說及實務皆採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藉以判斷行為之違法性。承諾者須具有一定之心智成熟度，且其承諾須無瑕疵，始足當之。惟不論如何，被害人之承諾，仍以其所放棄之法益為法律所允許者為限，除生命法益及重傷害之身體健康法益不得放棄外，其所允許放棄之法益並不包括國家法益或社會法益等超個人法益，乃屬當然。參考法條：刑法第21條、第22條、第23條、第24條

刑法第21條、第22條、第23條、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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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

依據88年增訂本條之立法理由：「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及102年提高本罪法定刑之修法說明：「肇事者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原條文，修正肇事逃逸刑度」等語觀之，本條立法之規範目的主要在於保障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即係為能即時救護被害人，減輕其死傷結果之發生。至「維護交通安全」，為本罪列入公共危險罪章之最終理想，自不宜於「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之主要目的外為過度擴張之解釋，例如，因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導致二次車禍死傷結果之發生，或已參與救護並協助被害人就醫，但隱匿其真名或正確聯絡方式、謊報他人姓名或中途遁走等，若遽認均係逃逸行為，即有牴觸刑法上之罪刑法定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謙抑主義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慮（至是否因其未為適當防止設施導致二次交通事故發生，涉有過失致人於死傷；或謊報駕駛人身分，有無另犯偽造文書或誣告他人犯罪等罪嫌等，另當別論）。準此，駕駛人於發生事故後至少必須履行「停留現場」、「協助（包括委請他人）傷者就醫」義務。至表明駕駛人真正身分、報警處理、協助警方釐清交通事故責任、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及便利被害人之事後求償等，應非本罪處罰之主要目的，至多僅能認係不違反本罪規定所產生之附隨義務或反射利益，然究否構成「逃逸」行為，尚須視個案具體情形綜合其他因素而為判斷，非一有違反即認應成立「逃逸」行為（例如發生交通事故後，被害人已明顯死亡，已無救護之可能，駕駛人雖停留現場，但無任何作為或處置，導致第二次車禍發生，或故意對到場員警隱瞞真實身分而藉故遁去等，自得作為是否為「逃逸」行為評價之參考）。是駕駛人若已盡事故發生後停留現場並協助死傷者就醫之義務，原則上即足以達到制定本罪之主要立法目的，至有無完成其他不法內涵較低之作為，僅係交通事故發生後所衍生之刑事、民事或違反交通規則之行政處罰等責任問題，自不宜為條文「逃逸」文義範圍之目的性擴張解釋，對於駕駛人超出立法主要目的以外之義務違反，一律科以刑罰。尤僅因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隱瞞身分，可能致被害人或其家屬求償陷入困難，即認應科以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之重罪，更會陷入不宜以刑罰方式解決民事糾紛之窠臼，有違已具國內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反面釋意，且非刑罰制定目的原係為阻嚇再犯及欲仿傚者和其他相似行為，具有最後手段性，而後始行撫慰、補償被害者之宗旨。參考法條：刑法第185條之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款。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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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885號

按法院組織法第61條規定：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關於檢察官職權之行使，不受法院之指揮監督。且本於訴訟主義之原則，刑事審判關於訴（起訴或上訴）之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266、268、348條之規定，應受檢察官請求之拘束。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者，其判決均屬當然違背法令。又第二審審判長於對被告為人別訊問後，應命上訴人陳述上訴之要旨，刑事訴訟法第365條亦有明文。所謂上訴之要旨，係指上訴之範圍及對下級審判決不服之理由。即第二審審判長應先確認其上訴之範圍，始能為審判之依據。倘第一審檢察官之上訴書並未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規定，「明示」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者，第二審法院為確認上訴之範圍，向第二審蒞庭執行公訴職務之檢察官闡明結果，基於檢察一體原則，第二審蒞庭檢察官關於檢察官對於第一審判決上訴範圍之明確陳述，係其獨立行使職權所應為，第二審法院自應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再依第一審即提起公訴檢察官關於上訴範圍部分真意不明之上訴書，自行解讀其上訴範圍而為審判，致有悖於訴訟主義原則。再上訴人究竟有無明示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應以其上訴書狀內是否有特別對其上訴範圍明確表示為斷，與其上訴書狀敘述其不服第一審判決之理由內容尚無絕對關聯；蓋因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仍得於法定或法院裁定之期間內補提或補正其上訴理由，逾期未補正上訴理由者始駁回其上訴（參見刑事訴訟法第361、362、367條）。是苟未明確表示其僅係對第一審判決其中一部分，或僅就其中關於刑、沒收或保安處分部分提起上訴者，縱其上訴理由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或僅關於其刑、沒收或保安處分部分敘述並指摘其違法、不當，上訴審法院在未經釐清、確認其上訴範圍前，尚難遽認其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提起上訴，而僅就該部分加以審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268條、第348條、第365條。法院組織法第61條

刑事訴訟法第266條、第268條、第348條、第365條。法院組織法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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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4921號

刑法第359條關於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係鑒於電腦之使用，已逐漸取代傳統倚賴紙本之生活方式，而所有電腦資料皆係經由電磁紀錄之方式呈現，電磁紀錄有足以表徵一定事項之作用（諸如身分或財產紀錄），則對電磁紀錄之侵害，亦可能同時造成身分或財產上之侵害關係，嚴重影響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信賴及民眾之日常生活。從而，本罪規範應係重在維持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安全秩序，並避免對公眾或他人產生具體之損害。本條所稱「刪除」，類似毀損罪的「毀棄」，乃指除去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所儲存的資料，導致資料不能再度出現的終局滅失狀態，例如刪除影音、程式、文字或圖片等資料。無故予以刪除，已構成對資料權利人就電磁紀錄的類似所有人地位的侵害，亦即資料毀損應為已足，就電磁紀錄資料的證明功能是否受有侵害，與本罪之成立無涉。復因電磁紀錄本身具有可複製性，又不具損耗性，依現行之科技設備，回復被刪除之電磁紀錄，尚非難事，有無致生損害，自不以使電磁紀錄永久消除而無從回復或未有備份為必要。參考法條：刑法第359條

刑法第359條

112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0號

按修正前公司法第278條規定：「公司非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不得增加資本。增加資本後之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其立法理由除防止公司不必要之增資，以嚇阻關係人之投機意圖外，尚有便於公司籌措資金之目的，且資本不變原則主要在確保債權人之權益，對於具有增加債權人擔保之增資，實無必要刻意抑制，此由公司法於107年8月1日修正刪除第278條規定，其立法理由明載：「在授權資本制之下，公司得於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即授權股份數）之範圍內，按照實際需要，經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股份，無庸經變更章程之程序。倘公司欲發行新股之股數加計已發行股份數，逾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時，應允許公司可逕變更章程將章程所定股份總數提高，不待公司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始得變更章程提高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增加資本），原第一項規定限制公司應將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始得增加資本，並無必要，爰予刪除，以利公司於適當時機增加資本，便利企業運作」即明，而經濟部於上開修法前，已本於相同意旨，以系爭經濟部函示：「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分次發行新股使資本總額全數發行，與依同法278條之增加資本，可申請合併辦理。」，可見公司非一律應將章程所定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始得增加資本，自難謂修正前公司法第278條第1項規定為強制規定。相關法條：修正前公司法第278條

修正前公司法第278條

112年度8-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14號

按未成年子女經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者，就該事件而言，該特別代理人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又民法第106條關於禁止雙方代理之規定於意定代理及法定代理均有其適用，2而遺產分割之協議，依其性質於繼承人相互間有利益對立之情形，自有民法第106條本文禁止雙方代理規定之適用。相關法條：民法第106條、第1086條

民法第106條、第1086條

112年度1-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225號

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中心（即「NICHD」）根據研究結果編制「NICHD」訪談程序，為專業人士與司法機關提供訪談兒童之準則，試著藉由⑴、介紹階段，⑵、實質問案階段，及⑶、結束等程序。經由訪談人向兒童解釋其角色、訪談的目的，以及建立基本規則，並且試著與兒童建立關係，使兒童能感受安全與自在。在介紹與實質問案階段之轉換期，訪談人會用一些提示使兒童辨識出特定之目標事件。而當兒童提出指控後，便進入實質問案階段。訪談人以開放式問題邀請兒童自由回想案發狀況，只有在兒童自由回想已經無法獲得更多資料後，訪談人才可使用指示性的問題(例如：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的？他長得什麼樣子？)詢問兒童。並在詢問完所有可能開放與指示性問題後，如果還有重要細節遺漏，訪談人最後始能使用選擇性問題（例如：是非或是有選項的問題）詢問兒童，其目的無非係確保在訪談過程中從兒童身上所得到之訊息是中立、客觀、不受扭曲或誘導。但上開「NICHD」訪談程序，在現行刑事訴訟體制上並無被強制適用。故而，只要專業人員在詢問過程中並未出現兒童有受暗示或提醒而被誤導之情形，即不能以對於兒童訪談不符合「NICHD」訪談程序所定標準，即遽認為違法。參考法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9條、第20條。3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9條、第20條。3

112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256號

刑法上所謂「客觀處罰條件」，例如同法第238條詐術結婚罪所定「婚姻無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判確定者」，係在犯罪不法構成要件以外所附加之可罰性要件，一旦作為處罰條件之客觀事實存在（婚姻經法院判決宣告無效或撤銷確定），縱使行為人主觀上對此事實並無認識或預見，仍不影響於該罪之成立。是客觀處罰條件不同於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其事由本身因不具有犯罪之不法內涵，僅因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比例原則及可罰性之考量，而特設之刑罰限制條件，以提高國家發動刑罰權之門檻。易言之，倘特定事由乃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者，即屬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不能誤為「客觀處罰條件」，而忽略行為人對此不法構成要件事由主觀上並無故意，而仍予處罰；否則，不啻曲解立法者基於比例（即可罰性）與刑罰謙抑原則特設「客觀處罰條件」以限制刑罰權之原意，更使主觀上對不法構成要件事實欠缺故意甚或無過失之人，均可能因無從預見之客觀不法事實的偶然發生而蒙受刑事處罰，顯與刑法第12條所定之罪責原則相悖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公布增訂第9條第3項：「犯前5條之罪而混合2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規定，並自同年7月15日起施行。其中，行為人如犯同條例第4至8條之罪而混合二種級別以上之毒品者，例如，販賣混合第三級及第四級毒品之咖啡包，係結合同條例第4條第3項、第4項原本獨立成罪之犯罪行為而另行成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新罪名，應適用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混合毒品因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毒品者，故立法者增訂本條並以加重其刑之立法方式，期能遏止新興混合式毒品之擴散，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是本罪關於「混合二種級別以上之毒品」之規定，具有不同於同條例第4至8條所定單一種類毒品犯罪之不法內涵，顯係屬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而非所謂「客觀處罰條件」至明。是行為人販賣毒品，主觀上必須對於毒品混合有二種以上級別之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要素具有直接或間接故意，始能成立本罪。參考法條：刑法第12條、第238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刑法第12條、第238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111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324號

按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若不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惟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國家取證程序仍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於公平正義時，已違背憲法第8條、第16條所示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旨，仍應排除其證據能力。從而，違法取得之證據，未必即應排除或禁止法院使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此即學說及實務通稱之「權衡法則」。所謂「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係指法院必須依據個案衡量違法情節及私益侵害情節，究應如何操作，涉及憲法比例原則如何具體落實於刑事訴訟程序，正因為每件違法取得證據的案例情節容有不同，即便違反的是相同的證據取得禁止規定，其違法程度亦輕重有別，倘不許於個案中衡量受侵害之基本權私益及國家刑事追訴的公益，恐無從得出妥適且趨於正確而具公平正義價值的裁判結果。惟所謂「權衡」亦絕非漫無標準，更非任由法官恣意判斷，參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立法理由，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斟酌：1.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2.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3.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5.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6.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7.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此七項權衡因素係「例示」而非「列舉」，且未必係併存，甚者多係「互斥」之關係，各項因素間亦無先後輕重之排序，更非，也不可能要求法官就所有七項因素均應兼顧。具體審酌標準可以區分三段層次：首先，應區別偵查機關或審判機關之違法，於偵查機關違法取得之證據，且係惡意違反者，如禁止使用該項證據，足以預防偵查機關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亦即得有「抑制違法偵查」之效果者，原則上應即禁止使用該證據（此階段權衡第1.、2.及5.項因素）；其次，如非惡意違反法定程序者，亦即有善意例外時，仍應審究所違反法規範之保護目的，以及所欲保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權利性質（包括憲法基本權、法律上之實體及程序權），參酌國家機關追訴，或審判機關審判之公共利益（如被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程度），權衡其中究係被告之私益或追訴之公益保護優先，除非侵害被告之權利輕微，原則上仍應禁止使用該項證據，換言之，除非極端殘暴的嚴重犯罪而有不得已之例外，不得祇因被告所犯為「重罪」，即不去考量被告被侵害之權利，尤其是被告憲法上權利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訴訟防禦權受侵害時（此階段權衡第3.、7.及4.項因素）。最末，始依「假設偵查流程理論」或「必然發現之例外」法理，視偵、審人員同時有無進行其他合法採證行為，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以作為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之判斷（此時始權衡第6.項因素）。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憲法第8條、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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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5386號

刑法第55條前段所規定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即學理上所謂想像競合犯，係基於一個意思決定，以一個實行行為，發生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法益結果，此犯罪形態與數罪併罰，係出於各別之犯意，實行數行為，獨立構成數犯罪之情形有別。倘第一審判決認被告所犯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被告就數罪均提起第二審上訴，爭執數罪應論以想像競合犯而非數罪併罰時，因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之法律適用均為論罪之一環，第二審無法不更動第一審判決犯罪事實之認定部分，僅審理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之法律適用部分，且第二審如認數罪（出於一個意思決定，實行單一行為）應論以想像競合犯時，與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另行起意，實行數行為），即產生互相矛盾的情況。自不容許將第一審判決關於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之法律適用與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切割，僅就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之法律適用部分上訴，縱被告明示只針對第一審判決認定之數罪應予分別論罪併合處罰之法律適用及刑部分上訴，未經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因與該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仍為第二審審判之範圍。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

刑法第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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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541號

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時，應否廢棄原判決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固賦與第二審法院有自由裁量之職權，決定是否廢棄原判決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而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因維持審級制度認有必要，而得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者，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又地方法院於審理民事訴訟事件時，經裁定行合議審判，並因準備言詞辯論之必要，指定受命法官於言詞辯論前闡明訴訟關係或調查證據後，該受理訴訟之法院組織即確定，不容任意加以變更。受命法官於訴訟程序上之職權，復設有一定之限制，並非等同於受訴法院或審判長，觀之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272條、第485條等規定甚明，且為法官法所揭示法官法定原則。因之，受命法官踰越權限，於訴訟程序中僭行審判長職權，致法院組織不合法，所為程序自有瑕疵，所為之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此觀同法第469條第1款之規定自明。該第一審判決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第二審法院自無自由裁量之職權。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272條、第451條、第469條、第485條

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272條、第451條、第469條、第485條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588號

按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刑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關於著手時點之判斷，學說上有各種不同之理論。採形式客觀說者，主張行為人唯有已開始實行嚴格意義之構成要件行為，始可認定為犯罪行為之著手；採實質客觀說者，認為行為人只要開始實行與構成要件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或者開始實行對於構成要件保護客體形成直接危險行為，即已著手；而採主觀說者，則主張若依行為人之犯意及其犯罪計畫，而可判斷犯罪行為已經開始實行者，即可認定為著手，三者各有其立論基礎。然而形式客觀說將著手時點過度往後推延，致使若干在實質上可認定為未遂之行為，被歸類為預備行為，對法益之保護顯有不周；而主觀說則忽略行為之客觀面，過度擴大未遂犯之範圍；至於實質客觀說，因未考量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致使難以正確判斷客觀事實之意義。由於上開諸說各有缺失，乃有折衷之主客觀混合說之提出，其係以行為人之主觀認識為基礎，再以已發生之客觀事實為判斷，亦即行為人依其對於犯罪之認識，開始實行足以與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此時行為人之行為對保護客體已形成直接危險，即屬犯罪行為之著手。此說對於著手時點之判斷標準已較具體明確，且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背景事實，並加上客觀層面之限制，不致於擴大未遂犯之範圍，復能避免其餘各說之缺失，應較可採。故而，有關強制性交罪之著手，自應藉由主客觀混合理論之運用而加以判斷。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係以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其要件，該罪所保護法益乃為個人之性決定自由。得否認為行為人已著手實行強制性交之構成要件行為，應視其依主觀上之認識，是否已將強制性交之犯意表徵於外，並就犯罪實行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必以由其所施用上開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足以表徵其係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且與性交行為之進行，在時間、地點及手段上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始得認已對於強制性交罪所要保護個人性決定自由之法益，形成直接危險，開始實行足以與強制性交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之行為，而已達著手階段。參考法條：刑法第25條、第221條

刑法第25條、第221條

112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59號

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次按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轉時，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應返還抵押人；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同法第873條之1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抵押權之本旨在於擔保債權之優先受償，而抵押權人依民法第873條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受償，或依同法第873條之1規定之流抵約款請求移轉抵押物所有權受償，均在實現擔保債權得以優先受償之權能，此觀民法第873條之1第2項規定債權人負有清算義務即明。故在訂有流抵約款之抵押權，抵押權人於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得依民法第873條規定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亦得依流抵約款，請求抵押人移轉抵押物之所有權，並依同法第873條之1第2項規定辦理清算等事宜。又抵押權人縱已選擇行使流抵約款權利，但於抵押物所有權尚未移轉登記於抵押權人前，該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仍未消滅，抵押人得依民法第873條之1第3項規定，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滅該抵押權。倘無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基於平等原則，應無不許抵押權人改依民法第873條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受償之理，俾能兼顧雙方利益之平衡。相關法條：民法第873條、第873條之1

民法第873條、第873條之1

111年度6~8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

（一）轉讓具有禁藥或偽藥（以下除分別記載外，統稱為禁偽藥）性質之第二級或第三級毒品，在基本上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8條第2項或第3項，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之法規競合之例，惟若轉讓具有禁偽藥性質之第二級或第三級毒品因而發生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者，毒品條例對此未有規定，而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則明文規定「轉讓禁偽藥致人於死罪」。（二）針對「轉讓禁偽藥致人於死罪」，若轉讓具有禁藥性質而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第二級毒品予未懷胎之成年人因而致人於死時，因行為人對於轉讓禁藥之基本行為，須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論處，對此產生死亡之加重結果，自應論以同條第2項前段之轉讓禁藥致人於死罪（其條文規定為「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但若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對此均自白，若基於「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及「法秩序一致性」之法理，認接續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所認可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之相同理由，就行為人所犯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轉讓禁藥致人於死罪，亦得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自為妥適。然倘轉讓具禁藥性質之第二級毒品已逾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或轉讓予懷胎婦女，或行為人為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為轉讓行為，卻因而致人於死時，因修正後毒品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70萬元以下罰金，若依毒品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或其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處斷刑最重可達有期徒刑7年6月，如再加上修正後之刑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以下罰金，於此轉讓禁藥致人於死而有加重刑之情形，縱依數罪併罰之例，其處斷刑相加結果（即7年6月＋5年＝12年6月）均較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可處最重法定刑有期徒刑15年為輕，此時依本院先前已統一之見解，即按「重法優於輕法」原則、「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法理及「法秩序一致性」之要求，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論處，並認有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規定之適用，固無疑義。然若認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之轉讓禁藥致人於死罪屬於「特別規定」，必須優先適用，而排除其他毒品條例或刑法相關規定，如此，甚難說明若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何能依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將行為之刑期減輕至藥事法第83條第1項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下之刑度。且若遇轉讓具有禁藥性質之第一級毒品（依毒品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即不能適用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若有毒品條例第8條第6項，或第9條第1項、或其第2項之加重原因（此時最重處斷刑可達有期徒刑10年6月）而致人於死時（刑法第276條之最重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則兩者分論併罰，最重可處有期徒刑15年6月，倘仍認藥事法第83條第2項前段為「特別規定」（最重僅能處有期徒刑15年），應優先適用，恐陷於評價不足之慮，且與本院以往向依「重法優於輕法」、「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及「法秩序一致性」處理此類毒品與禁偽藥案件法規競合所樹立之法律適用安定性、明確化，及為減少法規範間之衝突與矛盾，並調和實務運作圓融無礙之美意有悖，此時仍應回歸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處理，再視個案情況有無毒品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適用，較為妥當。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第3項、第6項、第9條第1項、第2項、第17條第2項。藥事法第83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276條

112年度（3-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672號

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違背本院徵詢庭或提案庭依法院組織法所定大法庭相關程序徵詢一致或大法庭裁定之見解所為之判決，亦屬於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判決違背判例。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至本院大法庭之裁定，係針對提案之法律爭議所為之中間裁定，並非對本案為終局裁判，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其裁定之見解僅對提案庭提交之案件有拘束力，自與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判決違背判例無涉。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郭○祿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等罪嫌，經第一審審理結果，認被告僅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另就其被訴涉犯洗錢罪嫌部分，則以不能證明其犯罪，而不另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至原審，經原審維持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構成犯罪之認定，並敘明其理由。檢察官上訴意旨雖執本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大法庭裁定之見解，主張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無罪之認定係違背法令云云，然依首揭說明，核與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不相符合。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

111年度（2-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

兒童權利公約（下稱公約）內國法後，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於我國司法裁判已具有規範之普遍適用性，各級法院之裁判若對兒童產生影響者，均須恰如其分地納入且始終貫徹兒童最佳利益（公約第3條第1項、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下稱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14段（a）、第19段、第27段解釋參照）。司法院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並指出：「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又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同受憲法之保障，維持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原則上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於刑事案件，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28段列明：⒈對於與法律產生衝突（即：被告或被確認為違法）的兒童，或⒉（作為受害者或證人）法律所觸及到的兒童，以及⒊因家長觸法而受影響的兒童，均有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適用。於兒童為被害人而有公約第19條「兒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之權利」規定之適用時，童權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3段（f)解釋亦表明，必須尊重兒童使自己的最佳利益在一切涉及和影響兒童事務，以及一切預防措施中作為首要考慮的權利；該號意見第54段解釋並強調，司法介入之決策目的應為保護涉案兒童，擴展其最佳利益（如行為人可能再犯，則也包括其他兒童的最佳利益）。故法院之量刑結果，依個案情節，倘勢必影響兒童關於公約所保障之權利或利益者，恰如其份地將兒童最佳利益納入量刑審酌因子，並做出合義務性之裁量，即屬無可迴避。應予強調的是，法院於量刑時有義務留意到兒童最佳利益之意義與目的，並不表示允許犯錯的父母或家長等主要照顧者可無故逃避適當的懲罰，相反地，是要求法院在這類情況下，應盡可能地保護無辜兒童免於受到可避免的傷害，又於兒童最佳利益及其影響之調查、評估與回饋，即可檢視已弱化的親子關係、家庭功能得否有所修復、重建或提升，倘審酌結果認係朝正向發展，即可節省刑罰之懲罰份量，避免刑罰之過剩，畢竟較穩固、健全的親情依附、理解與支持，一直是通往刑罰預防目的之康莊大道，不論對加害成人或無辜兒童之未來均然。於審酌個案有關之一切量刑或緩刑因子時，考量兒童於系統中往往處於不能為自己發聲之地位，前述「優先考量」就意味著，兒童的最佳利益與所有其他審酌因子，並非處於同等的份量級別，而係應考慮到是否不突顯兒童的利益，兒童的利益就會遭到忽視之結果（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37段解釋參照）。至於被告之罪責倘已達監禁而應使之與兒童分離之程度，依公約第9條第1項（父母與兒童不分離原則）、第18條（父母共同養育兒童原則）、第20條（剝奪家庭環境之兒童照護與安置）之規定，及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61段、第69段之解釋，法院之量刑則應具有維護兒童最佳利益之目的性，且必須合乎必要性及最後手段性，並充分考慮到不同刑期對單一兒童或若干兒童的最佳利益所造成的衝擊，復顧及家庭環境因此而受到剝奪的兒童，是否能獲有替代方式之照護。另關於兒童最佳利益之評估判斷，則應特別注意與案情或個別兒童有關之：⒈兒童之意見與溝通、⒉兒童的身分、⒊維護家庭環境與保持關係、⒋兒童的照顧、保護和安全、⒌弱勢境況、⒍兒童的健康權、⒎兒童的受教育權等要素，並依個案類型、情節等有利不利兒童之具體情況，賦予上開相關要素不同比重之評價，再予整體評判（童權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52段至第80段、第89段解釋參照）。是倘當事人、辯護人、告訴代理人對於兒童最佳利益之評判已見爭執，而有予以調查釐清之必要時，允宜視個案需求，委由與兒童心理、發展等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或機關、團體實施鑑定，以取得與兒童最佳利益要素有關的事實、資訊與鑑定意見，而得資為評判及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參考法條：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9條、第18條、第20條。刑法第57條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9條、第18條、第20條。刑法第57條

111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752號

無權代理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係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得經本人之承認，而對於本人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代表與代理固不相同，惟逾越代表權限代表本人所為之法律行為，亦得類推適用上開關於無權代理之規定，倘經本人承認，即對本人發生效力。另管委會係由區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觀諸公寓大廈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亦明。是管委會如未經區權人授權，即代表該公寓大廈全體區權人向第三人借款，該效力未定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經區權人會議承認後，即對區權人發生效力。相關法條：民法第170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

民法第170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

113年度1-2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924號

按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民法第114條第1項定有明文。贈與人合法撤銷其贈與者，贈與既視為自始無效，附隨之違約金約定，自亦隨同消滅。相關法條：民法第114條

民法第114條

111年度9~11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931號

民法第242條之代位權，須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為要件。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有此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本件被上訴人倘得撤銷系爭贈與，潘○豐固對高○宏取得請求返還○○街房地價額之債權。惟該債權是否存在，猶待判決確定發生撤銷之形成效力後，始臻明確，而有怠於行使權利之可能。則被上訴人於聲請法院撤銷系爭贈與，一併代位請求高○宏向潘○豐給付，且代位受領，是否符合上開規定之法定要件？非無再事研求之餘地相關法條：民法第242條

民法第242條

111年度3~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969號

從刑事司法角度而言，基於罪刑法定主義及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刑法類推解釋或擴張解釋之禁止，於某一違反經濟法規之行為，究應歸屬刑罰制裁或行政處罰之範疇，非無存有解釋空間之疑義時，其適用刑罰之評價標準，仍應以法律是否已予以明確犯罪類型化或界定其定義範圍者為要，如有不足，則仍由有司循立法途徑予以明確規範，尚不得僅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解釋方式填充刑罰要件之內涵，俾以符合刑罰謙抑原則。本案依前揭調查及說明，難以認定被告陳○豐等人有居於保險業者之地位經營保險之行為，故其等並不構成保險法第167條規定之刑罰處罰要件，應僅合於100年6月29日之修正公布施行前保險法第167條之1行政罰之適用。參考法條：保險法第167條。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保險法第167條之1

保險法第167條。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保險法第167條之1

112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

刑法第55條但書既明定在想像競合之情形，擴大提供法院於具體科刑時，其科刑下限不受制於重罪相對較輕之法定最輕本刑，而可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法定最輕本刑列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則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無罰金刑，或僅係選科罰金刑，而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係應併科罰金刑時，在量刑上，宜區分「從一重處斷」及「具體科刑」二個層次予以處理。㈠在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處斷」方面，依上開說明，數罪均成立，僅係從一重罪之「法定刑」處斷，故原則上以重罪之所有法定本刑（包括最重及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框架。又因想像競合犯在本質上係侵害數法益而成立數罪名，為落實所成立之數罪名的不法及罪責內涵，均能獲得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依該條但書規定，在「具體科刑」即形成宣告刑時，輕罪相對較重之法定最輕本刑即應併科之罰金刑，例外被納為形成宣告雙主刑（徒刑及罰金）之依據，以填補如僅適用重罪法定最輕本刑，不足以評價被告全部犯行的不法及罪責內涵之缺憾，俾符合上開想像競合犯「輕罪釐清作用」，此一制度性控制手段之規範目的，尚與類推適用或雙重危險之禁止等原則無涉。㈡然而，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既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例如科處較有期徒刑2月為高之刑度），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例如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

刑法第55條

112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11年度台抗字第1052號

相對人就分割遺產之本請求合法提起上訴，抗告人就其確認系爭婚姻關係不存在及給付不當得利之反請求，提起附帶上訴，本庭評議後，認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即「第一審法院就上開本、反請求合併判決，相對人就本請求合法提起上訴，抗告人能否就其反請求部分提起附帶上2訴?」，本院先前具相同事實之裁判，有肯定與否定等歧異見解，本庭認應採肯定說見解，乃於112年3月30日向本院其他民事庭提出徵詢。徵詢程序完成，受徵詢之各民事庭，均採取與本庭相同法律見解，即第一審法院就上開本、反請求合併判決，相對人就本請求合法提起上訴，抗告人應得就其反請求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有本院111年度台抗徵字第1052號徵詢書及各民事庭回復書足稽。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既經徵詢程序業經統一，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460條

民事訴訟法第460條

112年度4-7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11年度台抗字第1268號

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透過重新裁量之刑罰填補受到侵害之社會規範秩序，以免因接續執行數執行刑後應合計刑期致處罰過苛，俾符罪責相當之要求。而實務上定應執行刑之案件，原則上雖以數罪中最先確定之案件為基準日，犯罪在此之前者皆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然因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之效力，不僅同受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且有禁止雙重危險暨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適用，倘於特殊個案，依循上開刑罰執行實務上之處理原則，而將原定刑基礎之各罪拆解、割裂、抽出或重新搭配改組更動，致依法原可合併定執行刑之重罪，分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必須合計刑期接續執行，甚至合計已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所定應執行之刑期不得逾30年之上限，陷受刑人於接續執行更長刑期之不利地位，顯然已過度不利評價而對受刑人過苛，悖離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為維護定應執行刑不得為更不利益之內部界限拘束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自屬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有必要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並綜合判斷各罪間之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及注意輕重罪間在刑罰體系之平衡，暨考量行為人之社會復歸，妥適調和，酌定較有利受刑人且符合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之應執行刑期，以資救濟。至原定應執行刑，如因符合例外情形經重新定應執行刑，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應失其效力，此乃當然之理，受刑人亦不因重新定應執行刑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是定應執行刑案件之裁酌與救濟，就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內涵及其適用範圍，自應與時俱進，將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融合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不但須從實施刑事執行程序之法官、檢察官的視角觀察，注意定應執行案件有無違反恤刑目的而應再予受理之例外情形，以提升受刑人對刑罰執行程序之信賴；更要從受刑人的視角觀察，踐行正當法律程序，避免陷受刑人因定應執行刑反遭受雙重危險之更不利地位，以落實上揭憲法原則及法規範之意旨。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1條。

刑法第50條、第51條。

111年度（9-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11年度台抗字第127號

基於憲法第16條人民訴訟權之程序保障，及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當事人，尤其刑事被告或受刑人，於法院程序進行中，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其中陳述意見乃程序參與權所保障之基本內涵，亦為法院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具體而言，法院就作為裁判基礎之證據或程序進行中已浮現的爭點，允宜使受該裁判影響之當事人有知悉之可能，而爭點資訊的告知，雖未必以最周全的閱卷權方式保障，但至少應如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理由所述：「或採法官提示、告知、交付閱覽相關卷證之方式，或採其他適當方式」來實踐（請求資訊）；而於知悉相關證據或資訊後，包括由當事人一方之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讓當事人有陳述並對之辯明的機會，尤其對當事人作出不利益決定前，更應注意給予陳述意見之適當機會（請求表達）；而其所為意見之表達，法院予以實質且有效的回應，提出論理及說服的過程，當事人始能得知法官有無注意，並足供上級審法院檢驗（請求注意）。此亦寓有保障被告或受刑人防禦權、防免突襲性裁判之意。第一審所函詢執行機關即橋頭地檢函覆意見、高雄第二監獄函檢附之就醫紀錄等，均係第一審法院收案後，始依職權函請檢察官提出據以為裁量因素，而認再抗告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判斷結果。惟該等裁量因素形式上不利再抗告人，程序上卻未予再抗告人有陳述意見，甚且辯明之機會，再抗告人僅得於收受第一審裁定後，始能得知檢察官的裁量因素，不無造成突襲，容有欠周全。再抗告人於其抗告理由已指摘第一審法院僅聽取執行機關書面意見，未聽取再抗告人之意見等語。原裁定對此未予糾正，而於抗告程序亦僅以書面審理，即行駁回抗告，致再抗告人未能就上述由檢察官單方面提出之裁量因素，有陳述意見之適當機會，已有不當。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

111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