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度台上字第1639號

（一）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公布「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約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約或公約之名稱，或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節錄）」解釋文，其理由書並闡釋：總統依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條約之權；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憲法第38條、第58條第2項、第63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述規定所締結之條約，其位階同於法律。故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包括我國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與其他國家（包括該國主管機關授權之機構或團體）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名稱用條約或公約者，或用協定等其他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防、外交、財政、經濟等之國家重要事項或直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而言。其中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等旨甚詳。（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簡稱WTO）所簽訂之世界貿易組織各項協定，其中包括「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簡稱TRIPS）」，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H000公司依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關於最低限度保護標準及國民待遇之規定，就符合我國營業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定義規定之「未經公開資訊」遭受直接侵害情事，具有告訴權，而得合法提出告訴。⑴、我國以「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向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即WTO），並於90年11月12日簽訂「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加入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之議定書」，行政院於同年月14日以○00○字第000000號函請立法院審議我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條約草案，經立法院於同年月16日審議通過，並經總統於同年月20日簽署批准書，嗣致函世界貿易組織認證接受，我國即自91年1月1日起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而世界貿易組織各項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設立協定及所屬之各項附屬協定亦為條約案之一部分，其中包括「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係多邊貿易協定，對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除具有國際法之約束力外，依前揭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意旨，其屬我國與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條約），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並由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通過，且經總統簽署批准書並公布後，其位階同於法律，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⑵、前述「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揭櫫其相關條款為最低限度之保護標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均應使該協定之規定發生效力，亦得制定較高之保護標準，且採行外國人享有與內國人民同等對待之國民待遇原則。揆其相關條款暨註釋分別規定略以：第1條「（第1項）會員應實施本協定之規定。會員無義務但得於其法律中提供較本協定所要求更廣泛之保護，惟不得牴觸本協定之規定。會員得於其本身法律體制及實務內，決定履行本協定之適當方式」、「（第2項）本協定所稱『智慧財產』係指第2篇第1節至第7節各類智慧財產」、「（第3項）會員應將本協定規定之待遇給予其他會員之國民」，第3條「（第1項前段）除巴黎公約（1967）、伯恩公約（1971）、羅馬公約及積體電路智慧財產權條約所定之例外規定外，就智慧財產權保護而言，每一會員給予其他會員國民之待遇不得低於其給予本國國民之待遇」，而「本協定所稱『國民』，在世界貿易組織個別關稅領域會員，係指自然人或法人，於該關稅領域內有住所或有實際且有效之產業、商業之營業場所者」。又「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7節「未經公開資訊之保護」中第39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略為：會員應就（a）具有秘密性質，且不論由就其整體或細節之配置及成分之組合視之，該項資料目前仍不為一般處理同類資訊之人所得知悉或取得者；（b）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商業價值；且（c）合法控制該資訊之人已依情況採取合理步驟，以保持其秘密性之未公開資訊予以保護。⑶、上揭「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於90年11月20日簽署批准書並公布後，外國公司之本國與我國同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者，該外國公司不論是否經我國政府認許，依「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前述關於最低限度保護標準及國民待遇之規定，就符合我國營業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定義規定之「未經公開資訊」遭受直接侵害，在刑事訴訟程序範疇之最低限度保護要求下，取得不低於我國國民待遇之地位，而與我國公司相同，具有（普通）告訴權。至自訴權因涉及我國刑事訴訟採行國家追訴原則，例外始允許私人提起自訴之法制設計，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公司法第4條規定之前，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法人，不得提起自訴，依「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1條第1項後段關於「會員得於其本身法律體制及實務內，決定履行本協定之適當方式」之規定，尚與「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前述最低限度保護標準及國民待遇之相關規定不悖。（三）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保護，與營業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等規定，以及公司法相關規定之沿革暨其規範效力：⑴、營業秘密法有鑑於刑法關於侵害營業秘密之規定尚不足以有效保護營業秘密，遂於102年1月30日增訂第13條之1之規定，將侵害符合該法第2條所定義營業秘密之行為，入罪處以刑罰，並自102年2月1日生效施行，然未設有類如「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之（特別）告訴權規定。而公平交易法第36條就行為人違反該法第19條（現為第20條）所列各款規定，設有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未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以刑罰之規定。且公平交易法第47條復規定：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民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嗣公平交易法於104年2月4日修正刪除第19條第5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而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之規定，其立法理由說明「按營業秘密法對營業秘密之定義，已包括原條文第5款所定『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且該法所規範侵害類型顯更廣泛周延，慮及法規範效益，爰將原條文第5款刪除，使該等違法行為類型，回歸營業秘密法規範」等旨，揭示符合營業秘密法對於營業秘密定義規定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移由營業秘密法加以規範保護之意旨。上述刪除原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5款規定之立法理由既曰「該（營業秘密）法所規範侵害類型顯更廣泛周延，慮及法規範效益……」等旨，可徵整體法規範對於事業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等營業秘密加以保護之宗旨不變，尤係追求「更廣泛周延」之較高密度保護。然公平交易法於104年2月4日為上揭修正時，營業秘密法卻未配合增訂而仍無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有（特別）告訴權之規定，應屬立法疏漏，而非刻意限縮或排除未經認許外國法人之（特別）告訴權。何況，依本判決前揭三之㈡項下所述，亦無從否定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關於受「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範之事項，倘直接被害者，已取得不低於我國國民待遇之地位而具有（普通）告訴權。⑵、公司法考量在國際化之趨勢下，國內外交流頻繁，依外國法設立之外國公司既於其本國取得法人格，我國對此一既存事實宜予尊重，且為強化國內外公司之交流可能性，配合實際貿易需要及國際立法潮流趨勢，於107年8月1日廢除外國公司之認許制度，而刪除該法原第4條後段「（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以及第375條「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權利義務及主管機關之管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中華民國公司同」之規定，且鑑於該法廢除認許制度後，宜明定外國公司於我國究有如何之權利能力，乃並修正公布同法第4條第2項「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之規定，以上均經行政院令自107年11月1日生效施行。此後，關於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受「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範之事項，外國公司不論是否經我國政府認許，於我國法令限制內，確認與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亦即就其為直接被害人之受害事實，有（普通）告訴權而得合法提出告訴，使具有國內法律效力之「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範事項，以及上開修正後公司法之規定，關於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就其營業秘密直接被害之事實，有（普通）告訴權之規範意旨，歸於一致。⑶、至營業秘密法嗣再於109年1月15日增訂第13條之5「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就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之（特別）告訴權規定，揆其立法理由說明「外國法人如未經我國認許，並未取得法人資格，依司法院院字第533號解釋認為無提自訴之權，其營業秘密受侵害時，即無法循法律途徑尋求救濟，殊有礙於國際貿易之促進，且不利跨國公司來臺投資，爰……增訂未經認許之非本國法人得為訴訟主體，以保護其權益」等旨，明顯係立法過程缺乏橫向聯繫之瑕疵。蓋公司法業於107年8月1日廢除外國公司之認許制度，並自同年11月1日生效施行，外國公司如未經我國政府認許，依前述修正後公司法第4條第2項之規定，該等外國公司係「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而無營業秘密法上述立法理由所云「外國法人如未經我國認許，並未取得法人資格」可言。營業秘密法之上開增訂規定，固係創設而賦予未經認許外國公司以「自訴權」，然關於該等公司之「告訴權」，從前揭「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範事項及修正後公司法形成之法律體系而言，僅係重申確認之性質而已。故而，上揭公司法第4條第2項之修正，以及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5之增訂，對於江○○等人所犯本件非法取得並使用H000公司所有營業秘密案件而言，與法律是否規定須告訴乃論，或其內容與範圍之劃定，或告訴權之有無暨其行使、撤回與否之刑罰法律變更無涉。（四）本件H000公司主張其所有如前揭與陶○○○○○○○○○有關之營業秘密遭江○○等3人非法取得並使用，而於106年2月14日委由律師向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調查站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對江○○等3人涉有違反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4款犯嫌之事實提出告訴，難謂並非對於告訴乃論之罪業已合法提出告訴。原判決以第一審誤認本案未經合法告訴，遽對江○○等3人均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為不當，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判決，改判諭知發回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更審，其理由論述與本院上揭說明雖不盡相同，然判決要旨與結論則無二致，於法尚無不合。參考法條：公平交易法第47條。公司法第4條第2項。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5

公平交易法第47條。公司法第4條第2項。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5

110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721號

（一）刑法第37條第1項、第2項規定：「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宣告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褫奪公權。」是凡宣告死刑、無期徒刑者，法院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法院無裁量之餘地，而宣告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得於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其宣告與否，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益，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之「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而定，與犯行是否碰巧發生，或經常為之無涉。（二）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具預謀為之之性質，且所犯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罪，倘選科有期徒刑，依其犯罪之性質，是否有褫奪公權之必要，容非無審究研求之餘地。原審僅以被告所為係偶發犯罪，即認無褫奪公權之必要，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37條

刑法第37條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

按公平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在於建立市場競爭及交易秩序，管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當競爭行為。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含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又所謂顯失公平之行為，係指顯然有違市場之公正倫理而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行為。就資訊網路而言，營業人建置專屬網頁未設瀏覽之限制，固得推定其容許他人觀覽及建置彼此網頁之連結，以增加自身商品或服務之瀏覽機率，促進行銷。惟設置網頁連結他人之網頁資訊者，倘有不正利用他人於網頁所提供之資訊，而有誤導網路使用者之虞，以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非交易倫理所容許，應認為有本條規定之適用。相關法條：公平交易法第25條

公平交易法第25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802號

（一）刑法所指之「猥褻行為」，係指除性交以外，行為人主觀上有滿足自己性（色）慾之意念，而在客觀上施行足以誘起他人性（色）慾之舉動或行為者，即足以當之。換言之，行為人基於滿足個人性慾之主觀意念，所為性交以外之舉動或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認為足以引起、滿足或發洩性慾之方法或手段等一切情色行為，均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因此猥褻行為，並不以有身體接觸為必要，更不以撫摸被害人身體隱私處為限，苟對被害人強拍裸照或強迫被害人褪去衣物，使其裸露身體隱私部位，以供其觀賞；或以自己之雙手、雙腿（含腳部）、唇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撫摸、親吻或接觸被害人之臉、肩、頸、胸、背、腹部、下體或手足等部位之動作，依個案情節、整體觀察祇要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或滿足一般人之性（色）慾者，均屬之。（二）上訴人卻單獨將Ｆ女帶至具有密閉性之射箭隊「弓房」內，以塗抹痠痛藥膏為由，要求Ｆ女褪去上衣及內衣，並跨坐在上半身未穿著衣物且呈趴姿之Ｆ女臀部上，待Ｆ女依其指示轉身後，一邊看著Ｆ女裸露之胸部，一邊按摩Ｆ女腹部，因而認定上訴人主觀上有藉以滿足其性（色）慾之意念，而其所施行之上開舉動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人性（色）慾，屬刑法上所稱之猥褻行為等旨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參考法條：刑法第224條

刑法第224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180號

(一)沒收，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民國104年12月30修正公布，105年7月1日施行之沒收新制，將沒收重新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並就沒收標的之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前段，統稱為犯罪物品）及犯罪所得（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分別規範。惟不論是犯罪物品或犯罪所得，原則上都以屬於行為人者，法院始得宣告沒收；申言之，並不以被告已取得所有權者為限，舉凡犯罪行為完成時，「已」受被告實質支配之財物或不法利益，均應屬之。此所謂「供犯罪所用」，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與犯罪本身具有密切關係，而於犯罪之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而言；而「犯罪預備之物」，係指為了實施犯罪而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則是因犯罪之結果產生之物，如偽造文書罪中之假文書。至於「犯罪所得」，依其取得原因可分為「為了犯罪」而獲取之報酬或對價（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的實現本身，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及「產自犯罪」（行為人直接因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而在任一過程獲得之財產增長，例如竊盜、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之財物）二者。雖法律效果皆為沒收，但所適用之法條畢竟不同，仍有辨明正確適用法條之必要，否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失。(二)判決理由欄貳、七、㈡卻祇略謂：無證據證明賽○○○○公司因而取得該等營業秘密，遽認附表三所示臺○○○公司之營業秘密，為上訴人4人之犯罪所得，卻未充分說明，究竟是「為了犯罪」獲取之報酬或對價？抑或「產自犯罪」而獲得之利潤或利益？（甚或屬於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得沒收之犯罪物品）顯有理由欠備之違失，允宜詳查、說明。又原判決上開理由，既認其附表三所示，為臺○○○公司之營業秘密，卻逕將該「營業秘密」（屬於被害人臺○○○公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沒收，其沒收標的究竟是系爭「營業秘密」或載有系爭營業秘密之「電磁紀錄」（載體），價值為何？案經發回，宜一併注意及之。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

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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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182號

按姓名僅屬表意人之表徵，雖冒用他人名義，表意人所為意思表示，對於表意人本人仍有效力。行為人為自己訂立契約而冒用他人名義者，應以該冒名之行為人為實際法律行為之當事人，倘相對人亦願與之訂立契約者，並對法律效果歸屬於何名義之人在所不問，亦即姓名不具區別性意義時，該契約對該冒名之行為人與相對人間自仍發生效力。相關法條：民法第153條

民法第1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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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

按破產財團之財產有變價之必要者，除債權人會議另有決議指示者外，應依拍賣方法為之，破產法第138條固有明文。惟所謂要式行為，係指意思表示須依一定方式為之，始具效力之法律行為。而拍賣，係使競買人各自提出條件，出賣人擇其最有利者而出賣之方法，乃結合競買人之競價行為及出賣人之賣定表示而為之特種買賣，非屬競買人或出賣人為競價或賣定之意思表示所應遵循之法定方式。又破產法關於拍賣之方法，並無特別規定，破產管理人就破產財團之財產以拍賣方法為變價時，應得適用民法第391條至第397條關於拍賣之規定，則於拍賣法為公布施行前，即非不可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28條規定，經公證人、商業團體等之證明，按市價變賣，以促進破產程序之迅速進行，維護破產人與破產債權人之利益。相關法條：破產法第138條，民法第391條至第397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28條

破產法第138條，民法第391條至第397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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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1869號

（一）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是否僅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因實務上有採肯定說而判決無罪或採否定說而判決有罪，個案如仍由法官各自本諸其法律確信為判決，將因所持不同見解，致異其結果，有違公平原則，認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因此，本庭以此法律問題具有原則重要性，於109年6月17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惟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二）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日施行（以下依修正前後分別稱為舊法、新法）。修法過程中，並未採納行政院將舊法第41條第1項除罪化之提案，而係通過立法委員李○敏等28人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為構成要件之提案。亦即，新法第41條存在「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兩種意圖型態。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此行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截然不同，從修法歷程中提案立法委員之說明，以及最終將此一意圖型態納入新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顯示出立法者並未完全排除「非意圖營利」而侵害個資行為之可罰性。再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以觀，此部分應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另「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之「利益」究何所指?固無從由修法歷程中明確得知。然新法第41條既係修正舊法第41第2項文字而來，且維持該項之法定刑度，參諸舊法第41條第2項係以「意圖營利」為要件，此部分應循原旨限縮解釋為財產上之利益。何況，我國法制上，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為犯罪構成要件者，普遍見於財產或經濟犯罪，顯然所指之「利益」係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新法第41條既亦以之為犯罪構成要件，就文義解釋而言，自應為相同之解釋。綜上，無論由新法第41條之修法過程或我國法制觀之，新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並於109年12月9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主文宣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前揭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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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1879號

（一）現行刑事訴訟，雖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與被告（含辯護人）互為攻擊、防禦，法官原則上不主動介入雙方當事人之訴訟活動。惟關於起訴之方式，仍繼受大陸法系，採取書面及卷證併送制度，檢察官起訴時，除提出起訴書外，「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3項參照），此因法官負有相當之真實發現義務，並應撰寫判決理由，自有必要於審理前接觸卷證而充分掌握案情資訊，以保障被告之聽審權；且為貫徹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之精神，亦採集中審理制，於行合議制之通常審判程序案件，為使審判程序能集中、密集且流暢有效地進行，亦得由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先行準備程序，處理確認起訴範圍、答辯意旨、整理重要爭點，並曉諭兩造為調查證據聲請或提出證物等審判相關事項（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參照），進行訴訟資料之聚集及彙整。是以，法官於審理前詳細閱覽卷宗，掌握各項訴訟資料，乃踐行法定客觀性義務之職責，不得執此謂其於整理卷證過程中，對於本案早存有一定心證，而違反公平審判原則。（二）核之卷內資料，本案於第一審審理時，原審受命法官許○○固曾以受命法官兼審判長之身分，進行準備及審理程序，惟並未審結，其後案件因故改由魏○○法官接辦，並另組成合議庭，於更新審理後而為判決，則許○○法官既未參與第一審之評議、判決，即非屬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其嗣後再參與原審判決，不得因此指為係預斷案情，而影響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應自行迴避之情形。上訴意旨(三)仍執陳詞，純以主觀之臆測，指摘原判決有同法第379條第2款之違法云云，尚無足取，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264條、第279條、第379條

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264條、第279條、第3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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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1956號

按公寓大廈因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得經區權會依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規定決議重建。又不同意重建決議又不出讓區分所有權或同意後不依決議履行其義務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此觀管理條例第13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規定自明。上開強制命不同意重建區權人出讓其所有權之立法，雖基於維護建物公共安全之公益目的，然仍必須遵守法定正當程序，否則即有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第10條保障居住自由權之意旨。故區權會之重建決議，必須包含「重建決定」及「重建方案」，且重建方案必須具體明確而有實施重建之可能，並於區權會提案，賦予區權人討論、溝通之機會，再經決議，始符合上開法律規定之要件。相關法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第14條、第31條，憲法第10條、第15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第14條、第31條，憲法第10條、第15條

110年度7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001號

（一）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未遂罪，依該罪之立法理由，乃認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路、電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若僅論以普通詐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價行為人之惡性。參酌德國等外國立法例，均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立處罰規定，爰增訂加重詐欺罪，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對於社會影響及刑法各罪衡平，將本罪法定刑定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遂犯。而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立法例，將「3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加重處罰事由。並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亦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亦定為加重處罰事由。則本罪既新增未久，其法定刑度符合最新主流民意，更應從嚴適用刑法第59條。（二）上訴人雖於原審時為認罪之表示，然乃因事證明確，為求較輕之刑度，始為認罪，在第一審審理中尚且與共犯串供，則依其程度予以全盤考量，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等可憫恕之事由，並無情輕法重，而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情形，乃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均已於判決理由內詳細敘明其所憑之論據，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其權限，且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核屬原審量刑職權之合法行使。參考法條：刑法第59條、第339條之4

刑法第59條、第339條之4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051號

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1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99年5月12日修正施行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第1項、第2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在重建之都市更新，無論係以「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方式為之，均係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與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間，依所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一定之比例分配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僅其比例之決定，以權利變換方式為之者，係由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畫，送主管機關依相關程序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則依契約當事人所約定之特定比例；或計算基礎所形成之比例定之，其計算基礎非不得合意以重建前之權利價值及重建後之房地價值為據。又無論採用何方式為都市更新之重建，實際受分配更新後房地之單元或戶數，未必等同於更新前權利價值或約定分配比例所可分得之單元或戶數，就其不足或超額部分，則分別按權利變換計畫或協議合建約定相互找補，以符參與都市更新各造當事4人公平合理分配重建成果之目的。相關法條：民國99年5月12日修正施行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第25條之1

民國99年5月12日修正施行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第25條之1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05號

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二者雖均具有干預人民自由基本權之性質，而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惟所肩負之任務各有千秋。刑罰置重於對犯罪之應報，以回應人類理性當然之要求，滿足社會公平正義之情感，故係審酌過去行為已發生之惡害，須謹守罪責原則；保安處分側重在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則係考量將來行為人可能之危險性，須注意手段合目的性，為刑罰之補充。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尤針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故對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有無命強制工作之必要，應審酌其本案行為是否屬以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且犯罪所得乃行為人恃為生活重要資源之常業性犯罪，而具有行為嚴重性；行為人過去有無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或與之具同質性之少年非行或刑事前科紀錄，及其發生之次數、密度等，是否彰顯行為人表現之危險性；行為人之生活能力、學識、職業經驗，是否足資為其復歸社會後重營正常生活之基礎，助其檢束前非，而對其未來行為之改善具有期待可能性等情，予以綜合判斷。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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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076、2077號

（一）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明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違反者，綜觀銀行法之規定，視自然人犯之或法人犯之而異其處罰，自然人犯之者，依該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犯之者，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又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所指之行為負責人，既於「負責人」之前，另標示「行為」等字，藉之限制受罰負責人之範圍，足徵其並非單純因法人有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即基於法人負責人身分而受罰，尚須其就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方屬該規定科處刑罰之行為負責人。至於其他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此為本院一向所持之見解。（二）值此企業體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要角之今日，遏止其藉由日常經濟活動，進行與合法追求利潤相背之刑事違法行為，厥為犯罪防制之重要環節。而對企業體業務上活動所產生之刑事違法行為，處罰其業務主體，毋寧為取締法人違法最有效手段。此於自然人為業務主體之情形，因其亦為違法業務活動之行為人，即以該自然人為處罰對象，固不待言；然以法人為業務主體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法人並非實際行為人，其實際從事違法行為之員工，卻非業務主體，業務主體與違法行為人二分，相較於自然人業務主體與行為人合一之情形，其間差異，已判若雲泥，復以對法人之刑罰，囿於其法人之屬性，僅得處以罰金一途，從而對企業體因業務活動中之違法行為，依業務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刑事處遇，乃事理之所當然。銀行法第125條係針對業務上活動所產生之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行為，加以處罰，解釋上，自應區分課罰對象之業務主體係自然人或法人，並謹守該條第3項係以法人犯之為前提之立法文義，分別適用其第1項、第3項處罰，俾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下刑罰明確性之要求。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本身並無刑事責任之規定，並非針對具有一定身分者，所規範之單獨犯罪類型，即非處罰法人犯罪之類型，其立法意旨僅在強調兩罰觀念，提示以法人名義觸犯該條之罪者，應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無因此規定而排除法人所屬行為人適用同條第1項論處之意云云，非唯忽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是立法者為達到遏止法人從事違法營業活動之規範目的，所為對法人犯罪能力的擬制規定，俾借用同條第1項之法律效果，使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與自然人承受相同之處罰，而誤認同條第3項無法律效果之規定，非獨立之處罰規定，致其形同具文，空洞化其規範功能，已非適法；抑且將自然人以自身名義所為，及僅為法人從業人員而以法人名義所為之業務上違法行為，混為一談，致不分情節輕重，均論以該條第1項前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或同條項後段最輕本刑有期徒刑7年之重罪，而無從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其刑之規定，予以適度調整，尤難謂妥適。（三）因法人業務活動上之違法行為，而受處罰之法人負責人，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基於刑罰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明文處罰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參與決策、執行，而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依立法歷程觀之，該規定所指「其行為負責人」，應與制定時所援用之當時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所謂「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同其意涵，實係「為其行為負責人」之誤植，而解為「實際為該違法行為應負責任之人」，並非指公司法上之負責人云云，然不論係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之「『其』行為負責人」，或其立法時所援用上開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依二者文字客觀上之意涵，均同可解為透過支配能力，使法人犯罪之負責人，但與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將「其」字移位，成為「為『其』行為負責人」，並據以解為「實際為該違法行為應負責任之人」，則迥不相侔。檢察官執為指摘原判決違法之理由，尚嫌無據。參考法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27條。刑法第31條

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第127條。刑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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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081號

（一）鑒於偵查作為具浮動性，偵查機關實無從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內容及可能擴及之範圍，相關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擷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逝，是偵查機關倘於合法執行監聽下，附隨取得其他案件之證據資料，即屬另案監聽所得。而為避免偵查機關「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本案之名聲請通訊監察，實為取得另案證據資料，並審諸通訊監察之執行，除通訊監察書上所載之受監察人外，尚可能同時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尤以逾越通訊監察書原欲達成監察目的所取得之另案監聽資料，對可能與本案無關之第三人基本權利之危害更甚。基此，為兼顧「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及「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之利益，另案監聽之要件及程序當有予以規範之必要性。而所謂「另案」監聽，係相對於「本案」，指在本案通訊監察目的範圍以外之其他案件。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下稱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1項所定，祗要與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相異者，即屬之。又另案監聽所得之內容有無證據能力，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之規定，係採「原則排除、例外容許」之立法體例。而其得為證據之要件有二，實質要件係以「重罪列舉原則」（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或非屬重罪但「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輕罪）者為限，並輔以於發現後7日內補行陳報法院審查認可為程序要件。（二）卷附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聲監字第620號通訊監察書，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對象僅夏甲，並不包括夏乙、王○○，且所載涉嫌觸犯法條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則本件檢察官起訴夏甲、夏乙、王○○與綽號「○○」自大陸○○外海處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是否有別於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而屬另案監聽？是否依法定程序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其監聽內容之證據能力如何？原判決皆未予調查及說明，逕將此監聽取得之內容及衍生證據即譯文內容採為認定夏甲、夏乙、王○○3人之犯罪證據，容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未備之違誤。（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依民國92年7月9日修正本條例，就第19條之立法說明：「第3項（105年6月22日修正移為第2項）所定應沒收之水、陸、空交通工具，依據實務上向來之見解，係指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並無疑義，故本項不需再予修正」等旨，足見依本項規定沒收之交通工具，祗要係專供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且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即得沒收。又所謂「專供」犯第4條之罪，係指該水、陸、空交通工具之使用與行為人犯第4條之罪有直接關聯性，並依社會通念具有促使「該次」犯罪行為實現其構成要件者而言，若僅係供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交通工具，則不屬之，此為本院現今統一之見解。（四）本件扣案之「○○○」漁船1艘，係供夏甲、夏乙輪流駕駛，自臺灣地區往返大陸地區○○外海，與大陸漁船接駁運輸大麻毒品之交通工具，顯與本件私運毒品犯罪具有直接關聯性，參以其等所運輸之大麻共計519包，重達260餘公斤，數量龐大，與可隨身攜帶之數包毒品非可比擬，何況夏甲亦供稱該次將船駛出之過程中並未捕魚，所接駁貨品除了大麻之外，沒有其他貨品，僅回程時在○○港停泊拿幾箱魚回去販售等語，依社會通念，能否謂扣案漁船非屬促使本件私運毒品犯罪實現所不可或缺之工具，而僅係供本件行為人搭乘前往犯罪現場之代步工具？尚非無疑。原判決認定扣案漁船係夏乙及夏甲弟兄2人平日從事近海捕撈漁獲所用，偶然用以接駁運輸毒品，而認非屬專供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交通工具，非無研求之餘地。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8-1條。司法院釋字第631號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8-1條。司法院釋字第6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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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088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2657號（裁判書全文）（一）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固揭示檢察官就被告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並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然有關被告行為時是否存在阻卻責任之事由（實），應否轉換舉證責任由主張有該等事由之當事人負擔，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惟被告受無罪推定規定及罪疑有利被告原則之保護，無須就自己之無罪舉證，自不應令其負擔阻卻責任事實存在之舉證或說服責任。但一般而言，阻卻事由之存在，應屬例外，且被告較檢察官容易知悉，欲證明該等事由不存在，在舉證上亦較困難。因此，要求檢察官自始就阻卻責任事由之不存在負舉證責任，即屬過分及無益之負擔；僅當被告主張有該等事實或提出一定之證據，並因而使法院得有合理之懷疑時，法院始須曉示檢察官對該等事實之不存在負說服之責任，或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為調查；若被告於審理中並未明確主張阻卻責任事由存在，或雖已主張但並未因陳述或因提出相關證據而使法院得有合理之懷疑時，法院自無曉示檢察官負前述說服責任，或依職權為調查之義務。（二）卷內雖有身心障礙證明，然因戴○○接受詢問、訊問時之反應，並無異常，其本人或辯護人亦未明確主張或陳述其已因輕度智能障礙而欠缺前述能力，而使法院得有合理懷疑。原審未曉示檢察官負前述說服責任，或依職權為調查，即與應調查之證據漏未調查之違法情形不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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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

按民法第452條前段規定：「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約雖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租約」，其立法目的旨在使承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繼承其租賃權時，於其繼承人無須繼續租賃契約者，應使之得以終止契約。惟如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時，因已無契約承租人主體存在，應解為其租賃關係當然歸於消滅。相關法條：民法第452條

民法第452條

110年度4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證人有數人者，應分別訊問之；其未經訊問者，非經許可，不得在場」。考其於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意旨乃謂：因證人有數人者，分別證明不同之事實，尚未訊問之證人在場，於發見真實是否會受影響，宜由訊問者裁量，視在場情形決定未經訊問之證人可否在場，以求適用上之彈性，並免訴訟程序發生違法情事，爰於第1項未經訊問者之下增列「非經許可」四字，以切合實際。而此項規定，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3既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陳述符合一定要件時，得為證據，即已明示上開人員於調查犯罪情形時，得詢問證人。故依同法第196條之1第2項規定，於司法警察官（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3第2項規定，檢察事務官視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詢問證人時，予以準用之，而同有裁量權。則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有調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於詢問到場之多數證人時，自得視其等在場情形，是否有證人彼此干擾、或因他人在場而影響證人作證意願、甚且勾串等有害於真實發現情形，以決定未經訊問之證人可否在場。非謂一有多數證人同處在場時，其詢問即必須予以隔離而個別單獨詢問。（二）本件檢察事務官詢問當時，陳○○係以告訴人身分到場表明其所欲告訴之對象、範圍及內容，並非以證人身分接受詢問。基此，檢察事務官視該等在場情形，依其裁量判斷未予隔離詢問，自難認有何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第184條、第196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第184條、第196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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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149號

（一）鑑於原住民族多處偏遠地區，因相對缺乏接觸、利用現代物質、經濟、科技、教育等資源之機會，而形成弱勢族群。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基於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之本旨，原住民族基本法業於民國94年2月5日公布後施行。由於國家建立之前原住民族即已存在，山地本屬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狩獵、採集及粗放農耕為其營生之方式，原住民族生息與土地攸關，有不可分割之關係，且國際間各國均尊重原住民族既有領域管轄權，並對於依附在領域管轄權所衍生之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也均予以承認，因此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第1項明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第3項規定：「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所稱原住民族土地，依同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僅賦予原住民族部落使用權，不賦予個別原住民，此與原住民保留地賦予原住民所有權，有所區隔。關於原住民保留地之回復、取得部分，為落實原住民族土地轉型正義之政策，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業於108年1月9日修正公布，原規定為「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山胞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山胞為限；其開發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修正後該條第1項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亦即刪除設定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始取得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復稽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載稱：「原住民依原條文及其授權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9條、第12條規定申請設定原住民保留地耕作權或地上權，繼續經營滿5年取得所有權。考量該等土地或於上開辦法施行前早已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世代使用，或已完成造林、居住使用，該辦法發布施行後，復規定其應先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滿5年，方能取得所有權，實不盡合理，爰刪除繼續經營滿5年之限制，將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直接回復予原住民，並協助原住民辦理所有權之移轉登記。」等旨，其既謂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直接回復」予原住民，已明白揭櫫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本為原住民所有，屬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所定政府應承認之原住民既有權利，因此刪除上開限制，將原住民保留地直接回復原住民所有。又為因應此次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亦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108年7月3日原民土字第00000000000號令修正，除刪除該辦法原第8條、第9條關於原住民設定耕作權及地上權之規定外，修正後該辦法第17條第1項亦規定：「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一、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二、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三、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俾能透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所定之程序，將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直接回復予原住民。從而，倘原住民保留地由該原住民世代居住或使用，嗣並依法回復取得土地所有權者，縱其時之居住或使用未事先申請許可，仍難謂係非法擅自占用他人之土地。（二）原判決以系爭土地事後規劃為原住民保留地，認為仍無解於上訴人先前所為非法占用犯行，除與上述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修正意旨不符外，亦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規定旨在特別保障原住民弱勢族群基於既有領域管轄權所衍生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之立法目的有悖。原審未詳加究明釐清，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依上述說明，尚嫌速斷，自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參考法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20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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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

按新型專利權，係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經專利專責機關形式審查，如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公告之。新型專利，經核准處分者，申請人應於處分書送達後3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1年專利年費後，始予公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申請專利之新型，自公告之日起給予新型專利權，並發證書。此觀專利法第106條、第111條、第113條、第120條準用第52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是新型專利權，為專利專責機關本於行政權作用所核准。審理智慧財產事件之民事法院對於行政權之行使，僅得為適法之監督，而不應越俎代庖，就行政行為自為行使。故民事法院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條第2款規定，得於專利權權利歸屬或其申請權歸屬爭議事件，自為判斷專利權有無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該自為判斷仍應居於補充地位，無權就專利權逕行予以撤銷或廢止。相關法條：專利法第52條、第106條、第111條、第113條、第120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248號

按86年軍人撫卹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軍人撫卹金應由政府與軍人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乃具有社會保險性質之恩給制度，關於撫卹之種類、請領要件、撫卹金之計算方式及給付內容，本於立法者自由形成之權限，應依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決定之。而86年軍人撫卹條例各條文，對於撫卹金之核給，並無給付期限及遲延利息之規定。且撫卹金之發給，須先經被上訴人針對遺族之申請予以審定並作成處分後，該遺族始確定取得撫卹金之領受權，於此之前，被上訴人無給付遲延可言。又國家賠償法係以一般人民為保護對象之法律，軍人對國家係立於特別權力服從關係，非一般人民，其因作戰死亡，係在特別權力關係下發生之權利損害，有軍人撫卹條例及其他因其特殊身分制定之法令，可對其遺族加以撫卹或補償，自無國家賠償法之適用，其遺族亦不得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相關法條：86年1月1日施行之軍人撫卹條例第26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

86年1月1日施行之軍人撫卹條例第26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

110年度3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所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須所收受之金錢、其他財物或利益，與公務員之職務權限，具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係各類型貪污犯罪中，最為典型及受重視之一種基本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學說上有謂公務員的廉潔義務，有稱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有言人民對於公共事務公正、公平處理的信賴性，無非切入角度問題，其實只要侵害其一，即具有可罰性，故亦應由此理解，才能正確把握立法規範旨趣，並符合賄賂之負面評價語意。從而，賄賂與公務員身分、職權及公正處理事務之間，即須存在一定之對價關係，為本院向來對於本罪所採之見解。傳統上，因認本罪係屬嚴重犯罪，故採抽象危險犯方式予以規範，行為一經著手，罪即成立，雖然可分要求、期約、收受（於對向犯立場，則為行求、期約、交付）3階段，但非必然循序進階，跳躍甚或一次直接進行最末階段，並不違常。相對立之雙方人員，利用明示、默示或可得推悉方式，達致合意，皆無不可。前金、後謝、分期處理（以上都包含財物與不正利益搭混付給），法律評價無異。司法實務上，經由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包含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於所涉貪污案件，多有以選民服務或政治獻金做為辯解之情形，是其所收受之財物或獲取之利益，究竟性質上為賄賂或政治獻金，攸關行為人是否成立犯罪，而於被告具有訴訟上重大利益，審理事實之法院自當詳查、釐清、根究明白。前揭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不僅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經手人員之關係、財物或利益之種類與價額、交接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亦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更應從公務員所進行或完成職務行為之客觀結果（議事、問政，有超乎尋常之賣力表現或強烈動作）觀察，若已然侵害前述保護法益（一般情形，不須付費或正常禮儀酬酢、普通服務，於此卻違常情、失公平），益加可以反推，認定其先前在主觀上即具有可得推悉職權作為與賄賂間，存在著對價關係的認識。例如：交付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則其收受財物（或利益）與其職務上之行為，即具有對價關係；反之，交付者固然具有對於職務上行為而行賄之犯意，但於公務員收受所交付財物（或利益）之時，交付者並未要求，該公務員亦未明示或默許允為交付者所冀求之職務上特定行為，該公務員其後所為職務上之公正、公平、合情、合理行為，縱然客觀之結果符合交付者主觀之期待，因該公務員主觀上並非在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二者間尚非可認即具有對價關係。以上二情，望似相互對立，但其實癥結在於「對價關係」之認識。既稱對價，自指相對互等的價值，縱然不免因個人而有主觀判斷問題，但無論如何，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細說之，倘該財物或利益價值，依照一般社會健全的通念，無非合乎社會日常之禮儀活動餽贈，例如普通水果、適合禮品、一般禮金、適當折扣等，尚難遽認該當於賄賂概念；若該財物價值或利益，符合政治獻金法之規範（此部分再詳見後述），既屬法所許可，自不成立犯罪；必須除此二例之外，方能課責，此亦刑法謙抑原則所採刑罰作為最後手段性之當然理解及運用。依政治獻金法規定，不得行求、期約不當利益，且有期間限制，復禁止借名、匿名、超額，要求透明（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者，原則上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以上分見該法第8條、第11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等），在此法律制定公布施行後，固可本其規範而為認定是否適法；於該法施行前者，因該法之制定，有其一定之社會背景、客觀環境、經濟發展狀況及價值判斷，具有客觀性，仍可援以適度參酌。具體以言，如果捐輸時間距離選舉甚早，又有所要求，且利用「白手套」，交付不合常情的巨額現金，如何謂非刻意製造金流斷點，當可認係掩飾暗盤交易，符合具有不正對價的賄賂關係存在。衡諸實際，此類案件，性質上為學理所稱「智慧型白領犯罪」之一種，除有自首、自白（含共犯「窩裡反」）情形外，證據經常晦隱、難得，是其一大特色。關於行為人主觀認識如何存在，通常可能無法以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的意思活動，斯時，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間接、情況證據，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在客觀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加以判斷。其若仍然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當謹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所揭無罪推定原則之誡命。如此，方能展現公平法院，我心如秤、毋枉毋縱的辦案基本態度，及法律人講證據、憑良心、求正義的當然本色，司法威信可以建立，人民信賴於是植基。從而，此類案件之科刑判決，對於行賄者與受賄者間，是否具有行求、期約、交付，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該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究竟如何與公務員職務上行為存有對價關係？均應在事實內翔實記載，並於理由中具體析述明白，始足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以昭折服。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政治獻金法第8條、第11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316號

(一)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定有明文。故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在職務上所製作之文書均屬之，不因其文書之用途係對外或對內而有不同。而刑法第213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係以公務員明知不實，故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予以虛偽登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並以製作該公文書之公務員為犯罪主體。該罪之處罰，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要其登載之內容失真係出於明知，其犯罪即屬成立。而該條所謂公務員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就其職務上應登載製作之文書，亦即公務員在其職權範圍內應將職務上有關事項，如實記錄製作之文書而言。故凡於公務員職務上有直接關係，或與該職務之執行有密切關聯性而應予登載相關事項之文書，均屬刑法第213條所規範之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二)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員警出入及領用槍枝彈藥、無線電機、行動電腦登記簿」（下稱系爭登記簿），依其需登載之各項內容所示，似應由該隊員警按實際出入日期、時間，及外出領用（還）槍彈、無線電機、行動電腦之型式槍號、彈數、機號，與相關領用事由、前往地點等各項如實登載，且依該系爭登記簿所示記載內容觀之，員警亦確有就退勤、巡邏備勤、返組、值班等實際執行勤務之事項予以登載，並由該員警簽署職別、姓名。果若無訛，系爭登記簿既由名義人，以文字加以記述，而記載在該登記簿上，該記載內容又係表示一定之事實，其意義符合文書之有體性、意思性、符號性、名義性之要件，自為文書之一種。而原判決亦認被告等均係值勤之捷運警察，為刑法第10條第2項所規定之公務員。則系爭登記簿縱作為警察機關內部管理考核措施之用，然各執行警察勤務之員警，於其上登載到勤、退勤、備勤時間及領用公務上執行勤務所必須之槍彈、無線電機、行動電腦等公物事項後簽名，依上揭說明，是否與其執行警察職務無關，僅為警察主管機關對於員警之出入及領取相關物品控管之用，非屬員警職務上所掌之文書，容有再予研求之餘地。(三)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並無管轄區域之限制。又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治安，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其職權包括依法協助偵查犯罪，警察法第2條、第9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內政部警政署亦頒訂「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其第1點即揭示：「為發揮各級警察機關整體偵防力量，提升打擊犯罪能力及避免於越區辦案時，因執行、配合不當，引致不良後果，特訂定本要點。」又於「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第2點第1款明定：「各級警察機關或員警個人發現犯罪或受理報案，不論其為特殊刑案、重大刑案或普通刑案，均應立即處置迅速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按照規定層級列管，不得隱匿、延誤或作虛偽陳報擅自結案。」且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而警察勤務條例第3條亦明定：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並以行政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足見警察機關雖有轄區或行政警察及其他各種專業警察之劃分，然此僅為便利警察勤務之派定、規劃、指揮、督導及考核所為之行政措施而已，非指警察僅能於自己所屬管轄區域內協助偵查犯罪。此與地方政府警察局轄下之各地區分局、刑警大隊，或交通隊、婦幼隊等所負責之轄區地域或勤務之劃分，實質上並無不同，其上開規定之區域、勤務範圍，仍僅屬其警勤職務及地區之行政上分配，自不因其擔任何種警察而異其適用範圍。是祇要擔任警察，不論其係何種警察，均具有刑事訴訟法上司法警察之身分，並為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規定之公務員。另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罪，所稱之主管事務，係指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務而言，此種主管事務，究係主辦或兼辦，係出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非所問；至所謂監督事務，係指有權監督之權責範圍內事務，即該事務雖非由其主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等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促之權限而言。(四)原判決本此斯旨，已於理由說明郭○○於101年間任職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偵查隊，自102年4月3日起，則擔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刑事組偵查佐，負有轄區巡邏、執行臨檢、查報取締色情行業、賭博網站及調查轄區內犯罪等之職務，並具有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及刑事訴訟法所規定刑事偵查、犯罪預防等法定職務權限，是無論犯罪是否發生在其負責之特定警勤區內，其依法仍負有舉報、查緝之職責，堪認查緝色情行業、賭博網站為其主管之事務無訛之旨。核其所為論述，並無上訴意旨㈤所指摘之理由不備。且卷查，依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刑事組10人勤務分配表及前揭系爭登記簿所示，郭○○所擔任者亦係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轄下之警察隊刑事組，負責刑事偵查之警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捷運警察隊與地區警察分局權責劃分暨聯繫要點第2點固規定：捷運警察隊權責區域範圍為㈠捷運沿線：高架部分：以高架建築結構最外緣為界。平面部分：以捷運系統結構物最外緣為界。地下部分：以地面下建築結構物（含隧道）最外緣為界。㈡捷運廠站：以捷運車站結構物及機廠圍籬最外緣為界。然此與同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轄下之各地區分局所負責之地域轄區劃分並無不同，其上開規定之區域範圍，仍僅屬其警勤區域之行政上分配，自不因其係擔任捷運警察，即得就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範圍予以限縮，而謂其無適用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第213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警察法第2條、第9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警察勤務條例第3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前段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第289條第2項後段規定：「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等學理上統稱為「被害人陳述制度」，除因被害人認原審量刑過輕而請求檢察官上訴，或被告已提出或釋明正在進行或已與被害人等和解、調解、修復，而法院有必要瞭解被告彌補過錯實踐情形或被害人等身心、財產等損害有無獲得撫平、回復情形，或法院裁定准許被害人聲請參與訴訟者，法院應斟酌傳喚被害人等到庭陳述意見外，若有被害人等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傳喚其到庭時，被告即不能以法院未通知被害人等或經通知而不到庭為由，認法院所踐行程序違法或有損害其獲得公平量刑的機會。（二）原審於審判期日已依法傳喚Ａ男，然Ａ男經合法傳喚，並未到庭陳述意見，而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亦表示沒有證據聲請調查，則原審未待Ａ男到庭陳述意見即終結本案，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89條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89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388號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固指轉運輸送毒品，亦即由一地轉運輸送另一地，且不以國外輸入國內或國內輸出國外為限，其在國內運送者，亦屬之，更不論其是否意在圖利，究係為人抑或為己，運輸方法究為海運、空運、陸運或海陸空聯運，皆包括在內。惟運輸毒品罪乃故意作為犯，自須具備故意之主觀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除客觀上必須為轉運及輸送毒品之行為外，主觀上亦須本於「運輸之意思」而為毒品之搬運輸送，始足當之。倘不問其犯意如何，祇因在兩區域間具有夾帶或持送之客觀作為，即概以運輸毒品之重罪論處，對於單純為販賣或轉讓、施用等目的而攜帶毒品之行為，均另論以運輸毒品罪，則有評價過度之嫌。如僅為交付所販賣之毒品，而將毒品攜帶至買方處所，仍僅成立販賣毒品罪，而與運輸毒品罪無涉。（二）本件上訴人犯行，係與「○○」達成以28,000元購買含第三級毒品成分咖啡包50包並約在臺中市○○區交付而買賣合意後，即攜帶其販入附表編號2所示之咖啡包50包自其所住之臺南市出發，前往臺中市○○區之約定交付地點，其目的在於將毒品交予購毒之「○○」，意在交付毒品以遂行販賣，而非在運輸毒品，自不再論以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原審不察，遽認上訴人尚同時觸犯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名（按：檢察官並未起訴此罪名），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393號

在我國販賣毒品，罪責甚重，第一、二級最高可至死刑、無期徒刑，認定此類犯罪，豈能輕率。早年實務操作，司法警察（官）多憑線報，也能查扣得諸多毒品、分裝袋、磅秤等非供述證據，令販售者啞口難賴；後來，多利用電信監聽，常有「女的」、「男的」、「上衣」、「褲子」、「糖果」、「一個」、「一張」等毒品交易暗語，亦或有上揭證物可以佐證，且有運用合法的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釣魚」辦案方式，鞏固監聽蒐證確實可信之情形。晚近，此類犯罪者警覺性提高，電話通聯祇用默契，前揭暗語已甚少見，然則司法警察（官），猶然未積極提升辦案技巧，甚至倒退，僅賴模糊、不完整、距離事發已經多時的監聽紀錄，逕行報告或移送檢察機關，多不再有「釣魚」蒐證，檢察官亦照單全收，悉予起訴，法院竟陷於堅守嚴謹證據法則立場，或配合緝毒結案之兩難境地（本件原判決一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一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1月，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2月，當係出於為難又無奈）。思之再三，不得不沉痛要求：作為偵查主體的檢察官，在起訴之前，如何指揮或責成司法警察（官）詳細蒐證、補強證據資料，命相關人員對質，甚或開啟合法的偵查辦案方式，才能善盡其舉證責任，在公判庭完成其任務。借鏡鄰國日本已由「精密司法」，演進為「核心司法」，我國各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自應有此體認，不能一直落後，乃至竟連精密司法，猶難企及！是知：法院不應縱容怠惰，檢察官應切實盡責，司法警察（官）應再努力。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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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

（一）於民國108年12月10日修正，109年1月8日公布增訂本法第248條之2及第271條之4關於檢察官於偵查中或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將「修復式司法」制度明文化；另增訂本法第248條之3關於被害人隱私保護、第271條之3陪同在場等規定，避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復增訂第七編之三關於「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本法第455條之38至46），使被害人得以參與訴訟，讓被害人觀點可以適時反映給法官，減少隔離感，藉由被害人參與程序，瞭解訴訟之經過情形及維護其人性尊嚴，期能彌補其痛苦與不安。又於108年12月17日修正，109年1月15日公布增訂本法第163條第4項關於告訴人得就證據調查事項向檢察官陳述意見，並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規定，使最接近犯罪事實之被害人，得以告訴人身分參與必要調查證據程序之機會，使檢察官適正達成追訴犯罪的目的，及修正本法第289條第2項規定，賦予審判期日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下稱被害人等），於科刑辯論前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在在顯示對於被害人等之保護已刻不容緩，俾提昇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相對弱化的地位。惟上開各該規定原則上均為保障被害人等權利而設，與被告訴訟權之行使無涉。（二）Ａ女之父或其委任之代理人已多次表示被害人不願再見上訴人或與其和解等情，上訴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時亦已表示無庸傳喚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則原審未俟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即終結本案，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48-2條、第248-3條、第271-3條、第271-4條、第289條、第7篇之3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

(一)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方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必也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始足當之。亦即，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縱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單純屬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者，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全盤修正，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旨在「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其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已自單純國家對重大（特定）犯罪之追訴及處罰，擴增至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金融秩序之穩定及透明金流軌跡之建置，以強化我國洗錢防制法體質，冀與洗錢防制之國際規範接軌。而同法第14條規定之一般洗錢罪固須以特定犯罪為前置要件，但其前置犯罪並非洗錢犯罪之成立要件，僅係作為金流之不法原因聯結而已，故不以前置犯罪經有罪判決為必要，同法第4條第2項即明揭此旨。自洗錢防制法前揭立法目的，及一般洗錢罪之前置犯罪，並非洗錢罪之成立要件，即可導出前置犯罪不應僅以發生於我國領域者為限，否則於境外涉犯前置犯罪，而跨境洗錢至我國國內者，均得輕易規避洗錢防制法之適用，將使我國成為洗錢天堂，顯與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日全盤修法之目的背道而馳，有違立法本旨。是以，同法第16條第4項所定：「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必要。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固係於上訴人等本案行為後之107年11月7日始增訂公布，並於同年月9日施行，如其立法理由明揭：「由於本法原條文並未明確規定特定犯罪之行為發生地需否在我國領域內，致實務適用發生疑義。為臻明確，並參諸FATF（即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頒布之40項建議第3.6項建議要求，洗錢前置犯罪應擴及發生在國內構成前置犯罪，且如發生在他國亦構成犯罪之行為。該項建議旨在使會員國得對特定犯罪之不法金流移動進行洗錢犯罪之訴追，蓋不法金流跨境移動頻繁，如無此規定，將造成特定犯罪發生在域外，而無法追訴洗錢犯罪之情形，故透過此項建議之規範，方能真正遏阻跨境不法金流移動。」此項增設祇係將前置犯罪適用範圍之法理，予以明文化，以避免無謂之爭議，並未涉及犯罪構成要件或處罰內容之實質變更，揆諸前揭說明，自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二)原判決本於相同意旨，於理由欄貳之二詳敘：中澤○○在日本因業務侵占行為所取得之財物或利益，係屬洗錢防制法第4條所稱之特定犯罪所得，而為該法所規範洗錢行為之客體，不因該前置犯罪非發生於我國，或尚未經有罪判決而有異。經核於法無違。中澤○○上訴意旨徒憑己意，而為相異之法律見解，執此指摘，要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

刑法第2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492號

按私人因特定目的，於自己所有之土地自行設置道路，供自己或因私法關係經其同意，提供特定人作為道路使用者，其性質與既成道路，或因公用地役關係成為一般不特定人得通行使用之所謂既成道路不同。私有道路設置後，土地所有人對該私有道路仍保有所有權及本於所有權而生之各種權能，包括管理權、使用權。又土地所有人因私法關係（如使用借貸關係），經其同意使用通行之特定人之使用權，仍須依該私有關係約定內容行使權利，如無特別約定，該特定第三人僅有通行權，並無管理權。至於非土地所有人同意通行使用之不特定人，非有其他特別情事，要無在該私設道路自由通行使用之權利。另負有道路維護（養護）之行政管理權責機關，本於行政授益性處分或公法上無因管理，於現有道路得為舖設柏油路面、設置道路標線、號誌等行政處分或行政事實行為，以供大眾通行，惟於私設道路，如無特別法令依據，於該私設道路已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所稱既成道路前，不能任意干涉私有道路所有人之管理權，致有使私有道路形成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可能。行政機關之行為如法無明文，逕於私人所有之私設道路為上開管理行為時，私有道路所有人非不得請求予以除去。行政機關如主張其維（養）護該私有道路之法定職責者，或主張土地所有人之訴請除去，顯係權利濫用者，應負舉證之責。相關法條：民法第767條、第148條

民法第767條、第148條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497號

證人之證言，乃其就該事件之認知與記憶結合後之語言輸出，但輸出過程卻可能因個人情緒、壓力、動機等因素，而影響其所為之陳述是否真實或誇大。易言之，證人之動機、認知能力、記憶能力及語言表達能力，攸關案件事實能否正確、完整地呈現。而幼童因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認知能力低、記憶能力差、想像能力高及易受誘導，固使其證詞有將現實與想像相混淆，或受污染與教導之虞，而不可盡信。然同樣地，幼童因前開因素、表達能力不足，及於法庭詰問時承受攻擊之防禦能力差，是亦難期待其歷次陳述始終如一。從而，當幼童關於其遭性侵害經過之證言前後不一致時，尚難遽認其證言不可信，而應綜合其所為性侵害基本事實之陳述，是否相一致；陳述時之表現、舉止；所陳述之內容有無出現疑似想像之超現實情節；幼童有無說謊之動機、目的（例如是否為不滿其管教、是否為引起注意、是否為模仿近期看過之電影或電視劇情、是否為逃避課業等壓力、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障礙，而想像被害經驗等）；檢驗相關筆錄，或社工之詢問有無使用誘導或誤導之方式；案件被揭露之最初原因（例如是否幼童主動向父母、師友、醫生等講述）；以及有無與幼童所述相符之補強證據等節，依經驗法則審酌判斷是否可採。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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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503號

（一）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罪，係指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同法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而言。其中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係規定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依其文義解釋，自不包含甫滿或逾越14歲之男女在內，此與所稱「14歲以下」係包括甫滿14歲之範圍尚屬有異（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參照），自不宜混淆。（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對案發當時年僅12歲之Ａ女為強制猥褻犯行，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加重強制猥褻罪。惟其於主文欄卻記載「00000000000（即上訴人）對『14歲以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1年8月」云云，其主文關於罪名之記載，顯與刑法第224條之1及第2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關於加重構成要件之內容不符，依上述說明，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第222條、第224條

刑法第10條、第222條、第2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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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507號

(一)「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定有明文，學理上歸類為無票搜索之一種，雖係令狀主義之例外，然主張有非法搜索之一方，應適時抗辯並提出釋明或證明之方法，俾供法院循線調查，非許空言，甚或在法律審時，才為此爭議。(二)原判決業於理由欄甲、㈤說明：員警對上訴人所乘坐之系爭自小客車發動搜索，係因警方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上訴人疑似與黃○○正在交易毒品，乃經（上訴人）同意後進行搜索，業經（○○○）蕭○○供證綦詳等語；參諸上訴人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及搜索扣押筆錄上皆親自簽名，表明同意系爭搜索之旨，且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法院羈押訊問（辯護人陪同在場）時，從未爭執搜索合法性各等情，可見該搜索於法並無不合。其實，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最後一次審判期日，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答稱：「除了請求再行詰問證人『黃○文』（詳下述），其餘無」；而審判長詢以「有何最後陳述」時，上訴人答稱：「沒有話說，我愧對國家、家人、父母親」。此部分上訴意旨，殊無可取。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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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

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而證人，係陳述自己觀察過去事實之第三人，具有不可代替性；因此，凡住居中華民國領域內，應服從我國法權之人民，無分國籍、身分，均有作證之義務。申言之，證人經合法傳喚，即有到場陳述其所觀察事實之義務，此為原則；然衡諸某些特殊之人情義理考量，證人因具有特定關係或就特定事項，為保障其自身重大利益或確保其必要之秘密性，認其有拒絕證言之特權（非絕對性）者，為例外，同法第182條規定，即為適例之一。因之，律師因受委任，就其擔任律師業務所知悉委任人之秘密事項，為保護委任人（依賴者）與律師（受依賴者）間之信賴關係，除非本人允許，原則上享有拒絕證言權，而因屬特權，自非不能自願放棄，何況其結果更可能有助於真實發現之公益。從而一旦本人允許，即回歸原則，有據實作證之義務；其中，本人允許之方式與範圍，並無限制，口頭、書面、全部、一部之允許，皆無不可。此與同法第181條規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同法第180條第1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之特權，旨在免除證人因陳述而自入於罪，或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困境，兼及證人陳述是否因揭露犯行而自陷於罪，得以行使其拒絕證言權，乃限制其必須到場接受訊問後，針對所訊問之個別具體問題，逐一分別為主張，不得以陳述可能致其受刑事訴追或處罰為理由，而概括拒絕回答一切問題，以致妨害真實之發現，截然不同。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2條

刑事訴訟法第182條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522號

(一)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請，或經公務員就程序上為形式審查，認要件齊備，即有義務依其聲明或申請登載，且屬不實者，始足構成；若所為聲明或申請，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該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為本院一向所持之見解。所謂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之區辨，政府機關對人民提出之聲明、申請，或囿於權責職掌，或因不具備資訊上之優勢，致法令僅賦予經辦公務員就聲明或申請事項之範圍、提出之時間與程式等形式上要件，加以審查之權限，一旦具備形式要件，即應依人民所請意旨登載，而無從就事項實質上之真偽、是否具備合目的性等予以判斷、確認者，係屬形式上審查；若尚須進行實質之調查，並據以就事項之真偽、當否，予以裁量、判斷後始為登載者，則屬實質審查。依土地法第79條第2款、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權狀因滅失而申請補給者，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俟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即登記補給之。故申請補發土地所有權狀事件，經地政機關依法審查，認申請人與登記名義人相符，且已敘明滅失原因及檢附切結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並踐行法定公告程序期滿無人異議者，地政機關承辦公務員依法即應將滅失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或其他公文書上，並據以補給（補發）新土地所有權狀，顯未就所有權狀滅失一事之真偽，進行任何調查或裁量、判斷，是對此項補發之申請，承辦公務員固非一經申請即予登載，而仍須為上開各項審查，然尚僅止於形式審查，從而，申請之內容若有不實，自足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二)此部分上訴意旨以地政機關既非一經申請即為登載，仍須依法踐行公告程序等，即已進行實質審查，應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可言云云，已有誤會，委無足取。(三)原判決援引本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82號判決，旨在說明地政機關依上揭規定所為之公告，係為使權利關係人知悉申請人主張相關土地所有權狀有滅失情形，及凡對於權狀之滅失補發有異議者，得以提出異議之法定審查程序，該公告既尚未將申請人申請補發所主張之原因事實逕予採為其補發所有權狀之前提，是縱該原因事實不實，亦不生登載不實問題；然公告程序期滿無人異議後，地政機關承辦公務員依法既應將滅失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或其他公文書上，並據以補給（補發）土地所有權狀，則該原因事實若有不實，自該當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上開二者法律適用的涵攝異其效果，乃緣於承辦公務員是否已將申請之不實原因事實登載於公文書並採為補發之前提一節，有所不同。上訴意旨未細繹其意，徒摭拾其中片斷，將之曲解原判決以是否有人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作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成罪與否之分野，並執以指摘原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云云，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依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及其相關法令，土地、建物等不動產所有權狀不僅與登記簿上之所有權登記同為所有權人之重要權利證明，甚且為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設定等各項登記申請必備之文件，而攸關各該權利之得喪變更，故法律明定所有權狀損壞或滅失，應由登記名義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換給或補給。是房地所有權狀之補發，須依法為之，其確因滅失而得依法補發，自係登載之公文書所欲擔保之事項。(五)上訴意旨以土地建物異動清冊等公文書，僅在擔保土地建物登記之正確性，非為擔保權狀之補發云云，主張補發之原因事實既非登載之公文書所擔保之事項，縱有不實，亦不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云云，並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顯與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有別。參考法條：刑法第214條。土地法第79條

刑法第214條。土地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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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560號

（一）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之規定，係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中之「行為人」為規範對象，而多層次傳銷既係以透過傳銷商不斷地介紹他人參加，而形成「多層級組織」，始得以平行擴散，若非憑多人以上之分工合作，難以成其事業，本質上應屬必要共犯。是以，除傳銷事業之主體負責人外，從事介紹、推廣、銷售業務之參加人，或未參加而擔任傳銷事業重要職務之人，或共同決定重大事項之人等，而可認定與傳銷事業主體負責人間彼此就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者，均應認該當於上開規定中「行為人」之構成要件。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仍包括在內，則違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各階層參加人，與統籌設計傳銷制度之高層負責人之間，未必需有直接之意思聯絡，只需藉由輾轉聯繫而形成共同犯罪之意思，且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於功能支配下分工合作，完成違法之行銷行為，即應共負罪責。（二）本件投資案係由真實身分不詳成年人統籌規劃設計，上訴人等3人明知該投資案上開傳銷方法，及其等之收入來源非以合理巿價銷售前述份額之會員資格為主，而係以介紹他人參加為主要收入來源等情，猶使用前開手法介紹告訴人2人參加，以牟取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經濟利益，則衡情論理，應認其等與上揭統籌規劃此投資案之傳銷行為但真實身分不詳之成年人間，具有共同犯意聯絡，進而對告訴人等實行上開行為。參考法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刑法第28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刑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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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59號

（一）搜索為刑事訴訟蒐證之手段，常伴隨著對人民財產之扣押，因而涉及隱私權、財產權、居住權等基本權的干預。搜索與否，職司刑事偵查之公務員每須面臨蒐證必要性與上開基本權保障的兩難抉擇，考量委諸此等實施公權力人員自為決定，難以避免角色上之衝突，為杜絕球員兼裁判之疑慮，故刑事訴訟法第128條採「法官保留」原則，明定搜索須由法官簽發搜索票，並應載明搜索之對象、處所及應扣押物等，以監督、限制搜索範圍及扣押標的，其旨在藉助法院以第三人中立、公正之立場進行審查，俾節制濫權，以落實保障人民上開基本權。同法第152條雖為使執行搜索之公務員對於職權行使過程中所發現之他案證據，得掌握調查取得證據之先機，當場及時予以扣押，期有助於該他案發現真實，而規定「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即學理上所謂「另案扣押」；此等扣押，不須就該他案證據重新聲請法官審核、簽發搜索票，性質上屬無票搜索之一種，乃「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此規定就另案扣押，固僅設有須於合法之有票或無票搜索過程中執行之外部界限，然為符合上開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精神，解釋上，所扣押之另案證據，一則必須係於合法搜索過程中，毋庸另啟搜索行為，即自然地為執行人員視線所及，而一目瞭然即可發現者，英美法謂之為「一目瞭然」法則，於未偏離原程序之常軌中併予扣押此等證據，因較諸原搜索行為，並未擴大或加深對受搜索人隱私之干預，自可毋庸重為司法審查；再者，該另案證據須出乎執行人員之預期，而於合法搜索過程中，經執行人員無意間偶然意外發現者，對此等證據之扣押，因須臨時應變、當場及時為之而具有急迫性，事實上即無聲請並等待法官另簽發搜索票之餘裕，容許其無票搜索，始符合另案扣押制度設計之本旨。至於搜索人員原有預見可能發現之另案證據，對之扣押，並不具有急迫性，自仍應先經法院審查，迨取得搜索票後，始據以扣押，以符合法官保留原則，防免執法偵查人員得規避司法審查，持憑一張搜索票，即藉機濫行搜索、扣押，侵害人民財產權。唯有如此理解，才能進一步落實憲法對干預人民基本權須踐行正當程序之要求。（二）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前段規定：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是同意搜索之合法性，係立基於受搜索人明知有權拒絕搜索，卻仍本於自由意志，願意放棄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財產權、居住權等基本權，接受搜索。受搜索人之同意，既為搜索合法之最重要前提，搜索之進行，自須於獲得受搜索人同意後，始得為之，範圍及期間長短，亦取決於受搜索人之意思。因此，受搜索人得隨時撤回其同意，固不待言；撤回之方式，明示及舉凡得使搜索人員瞭解、知悉其意思內容之一切非明示表示，皆無不可；撤回時，搜索應即停止，縱因正發現可疑跡證，而有繼續搜索或即時扣押之必要，亦僅於有其他合法途徑，例如：緊急搜索、本案附帶扣押或另案扣押等可資遵循時，始得為之。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52條

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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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61號

按保險法第116條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效力之停止及恢復，係因此類保險通常具長期性契約關係，為維持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對價關係，並均衡保障要保人與保險人之契約利益，允許要保人於保險契約因未付保險費而效力停止後，得於一定期間內申請契約效力恢復，其於停效後6個月內申請者，保險人不得拒絕；逾6個月申請者，為避免道德危險之產生，賦予保險人危險篩選權，得要求要保人提出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並限定其篩選之標，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外，保險人不得拒絕復效，因此，要保人只需提出保險人所要求之可保證明，保險人如不同意復效，應證明其有正當拒絕原因之事實。又復效為原契約效力之恢復，屬原保險契約之繼續，非新保險契約之訂立，關於拒絕承保程度，即應以原保險契約成立時之審查標準為據，故所稱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者，應專指在停效期間內所發生之危險變更程度，依原保險契約成立時之審查標準，可拒絕承保而言，不包括本屬保險人所應承當於停效前已發生之危險，而審查標準與供審查資料之提出不同，申請復效之可保證明，僅係供保險人行使危險篩選權之資料，與保險契約訂立時，供保險人行使承保決定權之資料無關，法無限定各該應提出以備供審查資料之形式，保險人自可在審查之必要範圍內，要求要保人提出可供審查之相關資料。相關法條：保險法第116條

保險法第1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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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

按被繼承人之屍體為物，構成遺產，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僅其所有權內涵與其他財產不同，限以屍體之埋葬、管理、祭祀等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屍體因殘存著死者人格而屬於「具有人格性之物」，基於對人性尊嚴之尊重，其處分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故繼承人取得其所有權後，因慎終追遠之傳統禮俗而不得拋棄。是繼承人拋棄繼承之效力，不及於被繼承人之屍體（遺骨）。相關法條：民法第67條、第1174條

民法第67條、第1174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

（一）以毒品買賣為例，若未涉及舉凡看貨、議價、洽定交易時地、收款、交貨等有關販賣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原則上固應以行為人主觀上究係基於幫助賣方販售毒品，抑或幫助買方即施用者購入毒品之意思，而異其行為責任。惟在「報告居間」者，倘行為人單純為買方即施用者報告訂約之機會，應視實際情況（如買方購得毒品後有否實際施用或持有之毒品純質淨重有無逾一定數量等）論以幫助施用或持有毒品罪；如單純為賣方報告訂約機會，並自賣方處受有報酬，即應認有營利之意圖而與賣方共同成立販賣毒品罪；倘無受有報酬，則應僅構成販賣毒品罪之幫助犯。而於「媒介居間」時，因行為人同時與買賣雙方發生聯繫，如受有報酬，無論取自買賣何方，其媒介行為即難謂無營利之意圖，應視實際情況而論以幫助施用及共同販賣毒品罪之想像競合犯，唯有單純為雙方牽線買賣毒品而未受有報酬時，始有同時成立幫助施用與幫助販賣毒品之可能。（二）上訴人因自己無法親赴，而基於黃○○之請託，居中聯絡賣家即其友人曾○○出面，由曾○○出賣毒品愷他命予黃○○，固然係出於幫助黃○○施用愷他命之意，惟同時居間介紹黃○○與曾○○認識，使曾○○得以至黃○○住處販賣愷他命，對其2人間買賣毒品之意思表示合致、毒品之交付及金錢之收受均未參與，其所為固然便利黃○○購買毒品而成立幫助施用第三級毒品罪，但同時也構成幫助曾○○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等語。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本件上訴人成立幫助販賣犯行，並非因為購毒者向之購毒的行為本身，而是居間介紹且提供購毒者與販毒者認識進而販賣毒品之機會，此與是否對向犯之間的關係實無關聯等語。經核於法亦無違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8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8條

109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

（一）刑法上關於「秘密」之規定散見於國家及個人法益等條文中，其中第28章妨害秘密罪所稱之「秘密」，至少包括下列3要件：(1)、資訊之非公開性：即非一般人所知悉之事或僅有特定、限定少數人知悉之資訊；(2)、秘密意思：本人不欲他人知悉該資訊；(3)、秘密利益性：即從一般人之客觀觀察，本人對該秘密有財產上或非財產上保密之價值或擁有值得刑法保護之利益。換言之，妨害秘密罪章所謂之「秘密」係指依本人之主觀認知，不希望自己或特定、限定少數人以外之人能夠知悉之資訊，若此資訊受侵害時必對本人產生一定之影響力，即具有保密之價值或利益，始為刑法所保護之秘密。故除本人對於該資訊明示為秘密外，如在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設備，或採取適當之方式、態度，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一般人均能藉以確認本人主觀上具有隱密性期待，而無誤認之虞者，譬如將欲保密之資訊放置於非他人得輕易查覺之處所，或將欲保密之資訊對知悉者簽訂保密條款均屬之。而刑法第317條洩漏工商秘密罪係以行為人洩漏業務上知悉依法令或契約應保密之工商秘密為其構成要件，至所謂「工商秘密」指工業或商業上之發明或經營計畫具有不公開之性質者，舉凡工業上之製造秘密、專利品之製造方法、商業之營運計畫、企業之資產負債情況及客戶名錄等均屬之。（二）系爭「工程管制表」係○○公司為管理承攬工程、供全體員工瞭解狀況而製作，其上所載之資訊，除可使○○公司員工充分掌握工程狀況，有助於該公司各項工程順利進行外，若遭競爭對手知悉，恐會對○○公司潛在承攬機會造成影響，顯見該工程管制表自屬○○公司得用以產出經濟利益之資訊，且公司本人主觀上不欲將該資訊為公司員工以外之人知悉。復以上訴人簽名立具之○○公司行政管理規章及新進人員守則，已明確約定公司同仁應盡忠職守並確保業務上一切機密，亦足認○○公司已以保密協定方式要求員工保護公司內部機密。再佐以證人張○○、黃○○均陳稱系爭「工程管制表」係○○公司不欲給外人知悉之資訊等語，及上訴人將該「工程管制表」資訊傳送予證人張○○時尚言明：「偷偷給你看」、「不能流出去喔」、「我會被打死」等語，暨本件「工程管制表」係置於○○公司辦公室內之公文櫃上，而非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且亦非以張貼公告方式為之，可知縱有入內洽公的廠商或其他人員可以特意靠近而窺知該資訊之可能性存在，亦不能因○○公司對於內部資訊保密措施不夠完善，即認該公司未利用相當環境確保系爭「工程管制表」之隱密性。參考法條：刑法第317條

刑法第3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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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731號

按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的團結權，其範圍涵蓋積極團結權及消極團結權，亦即人民有加入或不加入團體之自由，均受憲法之保障。而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倘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於符合比例原則之情形下，並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自明。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僅受關係組織規章』之限制。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項權利之行使」，即揭櫫基於社會公益之相當性，工會會員應受工會組織規章之限制，包含入會、退會之權利義務，除依法律規定及為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項權利之行使，以保護勞工團結權之意旨。勞工組織工會之目的，在強化勞工團結權，以平衡勞資雙方實力差距，工會活動涉及勞動條件之協商、關涉勞工之工作權，具有公益性質，基於權利與義務之對等，在保障個別勞工之消極團結權同時，應避免過度侵害行使積極團結權勞工之團體行動權利，故為維持社會秩序與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合理限制個別勞工消極團結權之行使範圍，亦無違憲法第14條、第23條之規範意旨。準此，於符合比例原則之情形下，應容許工會以章程予以適度限制勞工退會之自由。相關法條：憲法第14條、第23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

憲法第14條、第23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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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

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訟，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5時，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先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為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所明定，規範意旨在藉由私益受害之補償，以實現監測並改良預防接種可使用之公益目的，並以同條第4項授權訂定「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下稱審議辦法），設置審議小組，就人民發生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事項、受害原因之鑑定，及救濟給付金額等予以審議，屬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給付（補償）之規定。依審議辦法第13條、第17條規定，將受預防接種與發生損害（死亡、障礙、嚴重疾病及其他不良反應）間之因果關係（關聯性），明文就「相關」及「無法確定其關聯性」之情形均予補償，僅就「確定無關聯性」者不予補償。亦即，該辦法不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由主張者負舉證責任」之原則，而特別立法將「因果關係不明」之不利益歸予行政機關，將舉證責任倒置由行政機關負擔始得免責之方式，以達前揭公益目的，與醫療之民事訴訟迥異，二者應予區辨。相關法條：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13條、第17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110年度5~6月民事庭可供研究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48號

（一）檢察官或法院是否啟動「修復式司法」程序，應斟酌被告、被害人或其家屬進行調解之意願與達成調解之可能性、適當性，認為適當者，得使用既有之調解制度而將案件移付調解，或於被告及被害人均聲請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時，檢察官逕行或法院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得將案件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由該機關、機構或團體就被告、被害人是否適合進入修復式司法程序予以綜合評估，如認該案不適宜進入修復，則將該案移由檢察官繼續偵查或由法院繼續審理；反之，則由該機關、機構或團體指派之人擔任修復促進者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並於個案完成修復時，將個案結案報告送回檢察官或法院，以供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時之參考（參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及第271條之4之立法理由）。換言之，檢察官或法院對於承辦案件是否移付「修復式司法」程序，必須就各該相關人之意願與有無修復之必要及可能，綜合予以考量，亦可利用現行之和（調）解程序對被害人等進行部分補償或心靈修復，且經移付「修復式司法」並完成修復之結果，亦僅供檢察官起訴與否或法院量刑參考，除非案件之案情重大（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案件）並顯有經修復之必要及可能外，若已經被告與被害人調（和）解成立，法院認無再移付「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必要，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亦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間。（二）本件上訴人於上訴原審時，確已於上訴理由狀內請求原審能依修復式司法精神安排其與被害人進行調解，而原審法院亦依上訴人聲請先詢問被害人有無調解之意願，經被害人回復並不欲與上訴人調解後，其等仍於109年1月14日經臺灣○○地方法院○○簡易庭成立調解，則原審以本件已經調解成立，並以此作為撤銷第一審判決理由，及據為量處較第一審為輕之如前刑期，暨已詳於判決內說明，而未再進行無益之「修復式司法」程序，自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248條之2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248條之2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

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原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受損人，就受益人係「無法律上原因」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有證明之困難，尤以該權益變動係源自受益人之行為者為然。故類此情形，於受損人舉證證明權益變動係因受益人之行為所致後，須由受益人就其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即有法律上原因一事，負舉證責任，方符同條但書規定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85號

(一)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係侵害財產法益之犯罪，以施用詐術之一方取得財物，致被詐欺之一方因而生財產之損害為必要。所謂財產之損害，其中所指財產係具有經濟上價值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倘行為人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一定之財物，縱被害人對該物在法律上得主張權利，但財物之交付行為，已使被害人對於該財物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應認其已蒙受經濟上之不利益即財產上之損害，自應論以詐欺取財罪。(二)上訴人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不實之巨○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作為巨○公司有營業收入而具還款能力之徵信資料，致臺○○○○○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巨○公司有還款能力，而核准貸款4,700萬元及1,000萬元等情，則臺○○○○○銀行因上訴人施用詐術致陷於錯誤，而核撥上開貸款予巨○公司，縱認臺○○○○○銀行依其與巨○公司之約定，得對巨○公司所提供之抵押物行使抵押權，惟該銀行於核撥貸款後，已對該等款項喪失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依前開說明，仍生財產之損害。從而，原判決論上訴人以詐欺取財罪，於法尚屬無違。(三)刑法上之競合論，乃在探討行為人之行為構成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時，為充分評價行為人所有犯行，並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究應如何宣告其罪名及決定法律效果，俾符合罪責原則。在競合論之判斷體系上，首先須判斷行為人之行為究屬行為單數，抑屬行為複數。倘經判斷為行為單數者，繼又判斷並無不真正競合之情形（即法條競合），即屬真正競合而成立想像競合，產生從一重處斷之法律效果；如經判斷而屬行為複數者，同須進一步判斷是否有不真正競合之情形（即與罰之前、後行為），若否，即屬實質競合之數罪併罰。藉由上述競合論判斷體系之運用，得以對於行為單、複數及罪數等判斷更趨細緻精確，避免概念之混淆。至於刑法學說上之行為單數可區分三類，其一為單純之行為單數（或稱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即行為人出於一個行為決意，而實現一個意思活動（例如：以一顆手榴彈丟擲至人群而炸死多人）；次一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或稱法之行為單數），即數個自然概念上之意思活動，因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立法者將其預設為一行為，例如複行為犯、實質結合犯、繼續犯、集合犯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再一則為自然之行為單數，亦即出於單一犯罪意思而實施數個同種類行為，其在時、空上具有緊密關係，且自第三人之客觀立場而言，屬一個單一行為，例如反覆性或相續性之構成要件實現行為，接續犯即屬之。倘經判斷為行為單數，始有成立刑法第55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可能，否則，除有與罰之前、後行為等情形外，即應成立實質競合之數罪併罰。(四)本件原判決事實欄三認定上訴人為使「禧○集團」各公司之銷售額達一定目標，明知「禧○集團」各公司間並無大量交易買賣「○○」產品之事實，竟與張○○、蔡○○、黃○○、賴○○共同指示不知情之德○○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公司）會計崔○○，填製如其附表四之一至四之八所示不實統一發票（發票日期為102年9月至103年12月）之會計憑證等情；其事實欄四則認定上訴人於102年11月22日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不實之巨○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作為巨○公司有營業收入而具還款能力之徵信資料，致臺○○○○○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核准貸款4,700萬元及1,000萬元等情。是上訴人所為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與其所為上開詐欺取財犯行，顯非實現一個意思活動之單純之行為單數，亦非屬集合犯、繼續犯等之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而上訴人為使銷售額達一定目標而虛增交易，因而指示德○○公司會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行為，與其檢具不實之巨○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對臺○○○○○銀行○○分行為詐欺取財之行為，並無全部或部分重疊之情形，在空間上已不具緊密關係，且侵害之法益互異，客觀上難認屬前述自然之行為單數。從而，上訴人前開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詐欺取財犯行，即不能認係一行為，自無成立想像競合犯之餘地，且其等犯行並無與罰之前、後行為之不真正競合情形，依上述說明，應為數罪併罰。又上訴人犯意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原判決事實欄三既已認定上訴人係為使「禧○集團」各公司之銷售額達一定目標，而為前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行，並於理由內敘明上訴人所為其事實欄三、四所載共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詐欺取財等犯行，係出於各別之犯意為之，而其此項職權之行使，復無違證據法則之情形，原判決因而論斷上訴人所為前開2犯行應予以分論併罰，於法尚屬無違。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5條、第339條

刑法第50條、第55條、第339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6.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86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一）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是考量共同被告、共犯間不免存有事實或法律上利害關係，因此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故對於其自白之證據價值予以限制，尤其關於雙方係對向行為之共犯，於指證對方犯罪得邀求減刑之寬典時，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陳述之真實性，更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是以上開所謂「共犯」，除任意共犯外，尚包括必要共犯（含對向犯罪之共犯），而「其他必要之證據」（通稱補強證據），必須是與共犯自白指涉其他共犯犯罪之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但與該共犯之自白不具有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足當之。縱該共犯自白是分別在不同情況或程序下作成，且所自白之內容一致，仍僅屬與該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證據」，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尚需補強證據之存在以為佐證，始得採憑。惟人之自白動機非能概論，未必皆存有前述之虛偽危險性，此種與自白相同之「累積證據」，仍非不得依其作成之客觀情況，是否具備可信性之保障，而決定上述補強證據證明範圍、密度之要求，亦即與自白相同之「累積證據」，若有證據足認其作成之外在環境與條件，具有自然作成、規律記載、即時完成等情狀，堪信尚無推諉、卸責之危險性時，即可適度調整補強證據證明範圍等之要求，與該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俾利真實之發現。（二）蔡○魁所知陳○翔交付款項之目的，似仍是經由陳○翔之轉述，此與陳○翔之指證，是否屬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再據陳○翔於調詢中之供述，卷內正○報關行99年10月14日現金支出傳票上記載「公關費○哥500*10」，似是陳○翔請款後指示會計林○華（改名林○楹）所製作；99年10月12日支出證明單記載「切絲6箱、豬筋4箱，每箱安檢○哥要收500元，共付5000元」、「安檢○哥要求，洧○、○魁、○杰，有放的每箱500元」，亦是由陳○翔所書寫，是否均屬陳○翔供述之累積？其作成之外在環境與條件如何？有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其憑信性？進而有無足以證明其構成要件事實之補強證據存在？仍值進一步研求，原判決遽行採為斷罪依據，尚有理由欠備、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79號

（一）合併審判屬於法院審理案件的便宜機制，通常對於不同的案件，刑罰請求權的關係均屬獨立，本須由獨立法院為個別獨立之審判，以確定刑罰關係，惟相牽連案件（指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示之各款情形），基於訴訟經濟考量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法律規定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審判，為法院審理時得為裁量之職權事項，倘無權利濫用，即無違法可言。是不論初分（指檢察官向法院起訴，案件繫屬法院後之最初分案）或是改分（指案件初次分配之後，因為承辦法官調職、升遷、疾病、辭職、退休，或與其他案件相牽連、積案清理等原因，改由其他法官承辦）之法官（含獨任及合議庭），對於本案與該類案件應否合併，得視案件進行之程度，裁量合併是否確能達到上述之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性之最佳作法，此乃關於審判合併設計之規範，並不影響嗣後審判之公平與法官對於個案之判斷，自與保障人民訴訟權無違。（二）案於民國107年10月5日繫屬於原審，甲法官於同年月11日批示上訴意旨(一)所示之案件與本案為相牽連案件，併予調查審判，並安排上訴人與本案被害人進行調解、達成和解後，嗣於108年5月29日就本案與上開案件合併行準備程序，上訴人該日表示有意與本案以外之其他被害人和解、尚未開始調查證據即諭知本案候核辦，嗣甲法官調職，改由乙法官承辦本案，乙法官及其合議庭（下稱本案合議庭）於108年9月5日批示本案定於同年月26日審理並於同日終結本案。就本案合議庭以上所為各情以觀，本案自繫屬原審至進行調解、和解、行第一次行準備程序止，已近8個月，而與本案相牽連之他案尚有17位被害人，要全部達成和解，顯然尚須一段時日，又本案僅至進行準備程序、尚未進行至審判期日，自無更新審判程序之問題，卷內亦無停止審判之事由，再本案案情單純、上訴人坦承犯行，與之相牽連之他案與本案之被害人並不相同，兩者間之證據重複性亦不高，改分後之合議庭，依卷附之上情，認本案無與上訴人所犯與本案相牽連案件有合併審判之必要，乃僅就本案為個別獨立之審判，撤銷第一審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1月（共4罪）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之科刑判決，改判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共4罪）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雖未對上訴人說明或於理由中敘明何以未依甲法官之作法與其他相牽連案件為調查、合併審判，固有欠周全，惟已審酌上訴人與被害人和解及以上各情，兼及訴訟經濟、裁判一致，乃屬其裁量權之行使，既未濫用其裁量，自無違法可言，並無上訴意旨所指有違反公平法院及法律之公平、公正性之違法情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條

刑事訴訟法第6條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802號

(一)刑事法之製造行為，乃指運用各種原、物料或方法予以加工，製成其特定目的之產品，所採取之一切措施。且該製造行為常係一連串之繼續舉動或歷程，若產品初經完成，復施以純化，或液化、結晶等求其精進之加工，仍屬製造之一環。至其既、未遂之區別，應以已否違反法規範所禁制之目的為斷，凡製成客體，已具法規範所不允許之功能、效用者，即屬既遂。是縱在液態毒品之進一步純化、加工階段，始行參與，若主觀上既知其事，且有就介入前其他先行為者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續予精進製造，而同予實行犯罪之意思，仍應認係該製造犯行之共同正犯。且若其產品製程結果已達法規範禁制之程度，應認該共同犯罪已經既遂。(二)原判決就相關事證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依其取捨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認縱取得液態甲基安非他命由上訴人指導○○○純化，上訴人與○○○仍有利用其他先行為既成條件，續予製造精進而共同製造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依鑑定結果，扣案物品含第二級毒品成分及其純度，已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範禁制程度，業屬既遂，而論處其犯共同製造第二級毒品既遂罪責，記明理由及所憑，並無不合。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844號

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又依土地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規定，私有土地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消滅後，回復原狀時，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惟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未登記之水道地浮覆後，當地地政機關應即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7條規定，未編號登記之土地準用土地法第48條關於辦理土地總登記之次序為：一、調查地籍；二、公布登記區及登記期限；三、接收文件；四、審查并公告；五、登記發給書狀并造冊。則土地須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始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土地公告浮覆後，原土地所有人因所有權回復，雖即得依土地法第27條規定申請為回復所有權之登記，然於當地地政機關尚未依上開土地法規定程序，辦竣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該土地仍無法為移轉登記，第三人如因此未能依約請求原土地所有人履行移轉該土地所有權之義務，難謂非法律上之障礙。相關法條：土地法第12條、第27條、第48條，土地登記規則第77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851號

（一）毒品條例第4條第3項所稱之「運輸」為一般用語，並非法律專有名詞，一般人理解之運輸，應指利用交通工具，將人或物由一地運送到另一地點。上訴人冒名「鄭○○」，自臺南委託郵局以國際快捷郵件方式，寄送毒品至澳洲之○○，惟未及出境即在桃園經海關航郵中心查獲之事實，並無疑義。亦即上訴人於利用國內郵局寄送（運輸）毒品出境時，除須以航空機跨境運送外，尚須歷經我國及澳洲境內之國內運送，知之甚明；本件經海關攔截查獲前，已有國內運輸之事實（行為），極為明確。（二）我國刑法所定各類犯罪，除既遂外，併明文處罰未遂者，就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並未明定，即須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上，斟酌一切情事，作符合法律文義及法律規範意旨之價值判斷，以發揮法律功能；且不宜逕以學術上結果犯、行為犯之分類，定位各類型犯罪，進而判斷有無成立未遂犯可能；更不能將本質上不同、獨立之各類型犯罪，僅因立法者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將之併入同一法律條文規範者，率認應以相同之標準判斷其犯罪之既、未遂。以本件「運輸」為例，法律並無須達預定之目的地始論以既遂之規定；且運輸毒品之處罰，著重毒品來源之截堵，以戒絕毒品之流動、蔓延，故不論其為國內運送、跨境運輸，抑兼而有之，一有及之，即屬運輸。若如上訴意旨主張，應以目的（地）是否已達，定其既、未遂，將發生販賣之毒品已交付，但價金尚未取得，仍屬未遂；於本案情形，倘毒品已運抵澳洲，但於轉送○○時被查獲，亦屬未遂之顯不合理之結果，更非法規範意旨所在。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5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刑法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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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856號

（一）依行政院所提「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立法說明，有關槍砲定義之修正，係「鑒於現行查獲具殺傷力之違法槍枝，多屬非制式槍枝，可遠距離致人死傷，且殺傷力不亞於制式槍枝，對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法益之危害，實與制式槍枝無異；另因非制式槍枝之取得成本遠低於購買制式槍枝，且製造技術門檻不高、網路取得改造資訊容易，導致非制式槍枝氾濫情形嚴重，若區分制式與否而分別適用第7條或第8條處罰，將使不法分子傾向使用非制式槍砲從事不法行為，以規避第7條較重之刑責，無異加深不法分子大量使用非制式槍砲之誘因，爰為有效遏止持非制式槍砲進行犯罪情形，非制式槍砲與制式槍砲罪責確有一致之必要。」、「為使違法槍砲之管制作為更臻嚴密，並遏阻非制式槍砲氾濫情形，以確保人民之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安全，爰修正第1項第1款之槍砲定義，使特定類型槍砲之管制範圍明確及於所有具殺傷力之制式及非制式槍砲，且有違法製造等行為，不論標的為制式或非制式槍砲，皆應依特定類型管制槍砲之處罰規定進行追訴。」。（二）該修正草案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時，司法院雖表示目前實務認槍枝縱屬非制式，倘具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各類槍枝之型式，且殺傷力與制式槍枝相若或超過，仍應依該條規定處罰。倘其殺傷力不若制式槍枝者，則屬同條例第8條處罰之範圍。草案說明關於「若區分制式與否而分別適用第7條或第8條處罰，將使不法分子傾向使用非制式槍砲從事不法行為，以規避第7條較重之刑責」部分係誤解。修正草案加入「制式或非制式」之構成要件，則具有第7條所列各類槍枝型式之非制式槍枝，不問殺傷力是否與制式槍枝相若，概依第7條規定處罰，將使原本依據第8條規定處罰之行為加重處罰。然與會委員仍認近年來改造槍枝泛濫，對社會治安危害甚鉅，必須從源頭管制及加重刑罰雙管其下，以維護社會治安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仍決議照案通過，並於立法說明補充「至於原司法實務所指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即非制式手槍部分之見解，自因本次修法變更槍砲之定義，本於具體個案審酌是否繼續適用。」。（三）依上開修正後之條文用語及立法者之意思，新法施行後，行為人倘經認定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具殺傷力之特定類型槍枝，不論是制式或非制式槍枝，亦不問非制式槍枝殺傷力是否與制式槍枝相若，概依同條第4項規定（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換言之，行為人持有同條例第7條第1項所列具殺傷力之特定類型非制式槍枝，依修法前之實務見解，雖可適用較輕之同條例第8條第4項規定（法定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罰，然修法後縱其殺傷力不若制式槍枝，仍應依同條例第7條第4項規定處罰。（四）上訴人係持有具殺傷力之仿00000廠半自動手槍製造之改造手槍，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前之規定自較有利於上訴人，仍應適用行為時法。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比較適用，於判決結果無影響。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8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8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

按各種動物均有其生命，與人類同存於地球環境，對外界所施以其身之事亦有所感受，其生死除因順應自然法則外，人類自當以地球共同體之觀念尊重動物生命，尤其狗素有人類最忠實朋友之稱，不應對之為任何騷擾、虐待或傷害甚至宰殺之行為，是我國特別制定動物保護法，於該法第1條開宗明義闡明「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之立法意旨，並於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明定「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且於同法第25條各款規範違反動物保護法行為之處罰以究其責。依該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而同法第12條第3項第1款則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一、宰殺犬、貓或販賣、購買、食用或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因此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參考法條：動物保護法第12條、第25條

動物保護法第12條、第25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874號

(一)「刑罰之制定」，乃立法者針對特定犯罪所為基本之抽象非難評價，呈現為刑法分則所明文特定罪名之「法定本刑」。而「刑罰之加減」，係立法者透過在刑法總則規定類型化之絕對或相對之刑罰加重與減輕事由，而就特定罪名對司法者為量刑框限之變動指示，展現於學理名為「處斷刑」之刑罰調整，以上皆屬立法者之刑罰制定。至「刑罰之適用」，則屬司法者之刑罰裁量，體現於法院就特定行為人所犯特定罪名，於法律規定範圍內所為之個案量刑。具體而言，相對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所規定之基本類型罪名暨較輕之法定本刑，同條第3項前段增加「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之要件，並制定較重之法定本刑，以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其乃犯罪類型變更之刑法分則加重性質，係屬立法者「刑罰之制定」，而非司法者「刑罰之裁量」。而刑法第47條第1項「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則係總則性質之「刑罰之加重」。至同法第57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列舉10款）」，則係立法者對司法者量刑裁量內涵之控制與指示，而屬「刑罰之適用」範疇。再者，刑法第1條揭櫫罪刑法定主義，其中「行為之處罰」一語，並明示其行為刑法之屬性，但刑罰現實上係加諸於行為人，行為人因其犯罪（即該當不法構成要件之有責行為）而受罰，刑法非難之對象，並非僅係單純之行為，實係行為人之行為，行為人短期內數度犯罪或再犯相同之罪，該等透過行為所表現出行為人敵視法規範之性格情狀（即特別惡性），由於對法益危害性之加深而提高行為之不法內涵，經立法者將相關之行為人性格情狀及對法益侵害危險性定為犯罪構成要件，而獨立成為基本犯罪之加重處罰類型時，揭示立法者嚴懲行為人行為之非難評價（即行為人責任），係著眼於犯罪之一般預防及特殊預防，藉以嚇阻犯罪而保護法益，並矯正行為人之惡性（即反社會性）以促其再社會化。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以「曾犯本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5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為不法構成要件，其所配置之較高法定本刑，依其立法加重處罰之旨意，難謂未將行為人犯罪前科所反映之其主觀惡性或反社會危險性格考量在內，其加重法定本刑之刑罰作用，應認有針對行為人為特殊預防之涵意與目的。而以行為人犯行合於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或以行為人有不良素行或犯罪前科，依同法第57條第5款規定，作為從重量刑之因素，不外均係偏重於針對行為性格情狀（即主觀惡性與反社會危險性）加以特殊預防之目的考量，此部分之作用具有相當程度之同質性，而非截然可分。又立法者就特定犯罪所制定之「法定本刑」，或附加特定事由以調整而加重或減輕「法定本刑」所形成之「處斷刑」，其刑罰均具有相當之裁量空間，於委託司法者確定個案具體刑罰之同時，授權其得在應報原理認可之範圍內，兼衡威懾或教育等預防目的，就與量刑有重要關聯之事項為妥適之評價，亦即於責任應報限度之下，考量預防之目的需求，以填補法定刑罰幅度所框架之空間，進而酌定其宣告刑，以期符罪刑相當之理想。依上述說明，可知重罪之法定本刑，與重罪之加重其刑，或重罪之從重、從輕或從常例量刑，三者之概念有別，且其間並無必然之關聯性。(二)行為人之故意犯行，是否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論以累犯，乃「法律要件判斷」之問題，至是否依同條項後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於事實審而言，則係「法律效果裁量」之問題。個案犯行於具有相對加重其刑事由之前提下，關於是否加重其刑，係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於法律之外部性與內部性界限範圍內，賦予其相當之決定空間，苟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違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刑法第1條、第47條、第57條、第185條之3

司法院釋字第775號。刑法第1條、第47條、第57條、第185條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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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888號

（一）刑法上對於某些特定犯罪犯人到案後揭發他人犯行、提供重要犯罪線索、有效防止犯罪活動、協助逮捕其他犯人或其他對偵破案件或定罪有實質幫助（如證人保護法第3條所稱願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等經查證屬實而得以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阻止重大犯罪隱患之行為，結合刑罰上之「懲治」及「寬容」政策，設有所謂「戴罪立功」、「將功折罪」之具體化、法律化條文。其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旨意在於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祇須被告願意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即可邀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其中所謂「因而查獲」之「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而查獲之「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即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之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之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之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之絕對依據。是倘若偵查機關已說明尚未能查明被告舉發之毒品來源，或根本無從查證者，為避免拖延訴訟，法院自可不待偵辦結果即認定並無「因而查獲」。（二）本件原判決已於理由四、(二)內說明如何依○○縣警察局○○分局函、○○分局函、○○分局函暨所附報告書等件，認定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日前，並未因上訴人的供述因而查獲其所謂之毒品上游「李○○」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等情，故無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的適用等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證人保護法第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證人保護法第3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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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

（一）憲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此無效於理論上固應溯及自法律違憲時起自始當然無效。尤以侵害人權之違憲法規，更應回歸基本人權遭受違憲損害前原狀，以維護憲法秩序。但法律違憲可能僅涉及一個條文之部分內容，或其適用範圍內之數種類型中之某一個類型違憲，於此僅須宣告部分違憲無效。惟在實現社會正義時，同時亦須兼顧法之安定性，因此在「例外情形」大法官解釋會採取「限期失效」（即所謂「落日條款」）宣告模式，一方面迫使主管機關及時修正法律，使違憲法律不再無限期續用，另一方面預留修法空間，避免於過渡期間形成法律真空，有害於公共利益或人民權益。依據108年5月31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意旨，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其中有關「肇事」部分，除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另關於「刑度」部分，則認若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於犯罪情節輕微個案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其處罰顯然過苛，於此範圍內，因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換言之，上開解釋對於刑法第185條之4刑度部分，採取「限期失效」之宣告模式，在本條未修正且未屆失效期限前，法院仍應依法適用，只是應重新架構「肇事」之定義及於「犯罪情節輕微」時應如何妥適量刑。（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背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意旨，應有誤會，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171條。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刑法第185條之4

憲法第171條。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刑法第185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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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25號

刑事法上犯罪之成立，以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性（罪責）為要件，三者缺一不可。行為人藉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表現其個人主觀上違反法律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或可責性，而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接受刑罰之制裁。故刑罰以罪責為基礎，無罪責即無刑罰。而罪責係以行為人之判斷能力為基礎，即其在意思自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力，竟違法行事，其行為即具可責性。又除了反社會人格違常以外，凡影響人類思考、情緒、知覺、認知及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致適應生活功能發生障礙者，皆為精神衛生法所定義之「精神疾病」（見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款規定）。然而，並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能影響人的知覺或現實感的判斷作用（例如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衝動控制疾患等是），故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因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知的要素），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意的要素，即依其辨識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行為人所為之違法行為必須與其罹患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疾病所生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之間，具有關聯性，始有阻卻責任可言。倘行為人非但具有正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而且具備依其認知而決定（選擇）是否為或不為之控制能力，縱經醫師診斷為精神疾病患者，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上揭關聯性之認定，涉及行為人有無責任能力之調查，法院固應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判斷。然此一判斷過程，亦不免同時有依照行為人行為前（準備）、行為時、行為後（立即反應）等相關行為，涵攝精神疾病相關醫學症狀定義之必要，精神醫學之鑑定人做為「發現事實之當然輔助者」，鑑定意見對於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之法官而言，自具有釐清事實之重要功能。當數個適格之鑑定人或機關之鑑定意見彼此互相歧異時，關於其間因醫學意見歧異而形成之爭點，事實審法院允宜傳喚正、反（或折衷）意見之鑑定人，各自說明其意見所憑之精神醫學診斷準則，及判斷本件符合或不符合診斷準則之過程，兼及於其對不同意見之看法，藉由審、檢、辯三方交互詰問程序，以逐步釐清事實，形成確信。若數個鑑定人或機關仍各持己見，法院亦無法形成心證，無妨尋求第三鑑定意見以協助法院正確認定事實（刑事訴訟法第207條參照）。法院採取或不採取任一意見，應說明其判斷是否符合精神醫學專業領域所普遍接受之診斷準則，及其試驗、操作或推論過程，是否均無瑕疵，且具有醫學合理性之理由。正、反或折衷意見，均無法說服法院形成有無責任能力之確信時，始依罪疑唯輕原則，而為有利於行為人之認定。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精神衛生法第3條。刑事訴訟法第207條

刑法第19條。精神衛生法第3條。刑事訴訟法第20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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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27號

(一)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二)原判決就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意旨求處被告死刑一節，已說明依我國兩公約施行法規定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政公約，其第6條第2項明定未廢止死刑之國家，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本件被告所犯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逐項審酌本案中屬於該規定所列舉各項科刑輕重標準之一切具體情狀，予以綜合考量，本件被告與被害人○○○為關係親密之同居男女朋友，二人因被害人工作上須接觸其他異性而時起勃谿，案發當日又故事重演，復因被害人未順從被告要求，雙方肢體衝突，被告為滿足自己偏差之兩性觀念及壓制被害人之動機與目的，竟率爾勒殺被害人；自被害人舌骨骨折之情以觀，足徵被告犯罪手段力道非輕；且因而剝奪被害人生命，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更致其家屬傷痛逾恆，社會治安亦蒙受不利影響；甫事發之際，被告為掩飾犯行，雖將被害人分屍並清洗現場，然經警查獲拘提到案後，已坦承犯行，陳明犯案重要經過，態度尚可；被告幼年雖遭父家暴，在校偶受同儕欺凌，然迄案發時均已事隔多年，整體言之，其成長過程並未經歷非常人所能忍受之困頓，致有人格異常之情形；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案發前工作、收入均正常，亦無任何其他前案紀錄等情，因認被告本件僅因細故，即徒手勒殺被害人身亡，固不宜輕縱，然被告素行尚佳，原非十惡不赦之人，本件犯罪之實行復未藉諸任何兇器械具，尚與情節最重大之殺人罪行有間，且被告除爭執其殺害被害人，主觀上非出於直接故意外，就殺人之客觀行為，均已坦白承認，難認毫無悔悟之心，係不知自省之人，其惡性尚未達於應與世永久隔離之程度，就法定刑中，選科較最長有期徒刑更長之無期徒刑，施以長期之機構性處遇，應足以矯治其偏差價值觀與衝動性思考及行為模式，使其改過遷善。至於被告犯後為掩飾犯行而肢解、遺棄被害人屍體，固悖離國人之法感情，然已另依刑法第247條第1項之侵害屍體罪論罪科刑，自不得再於殺人罪項下重複評價。從而第一審判決量處被告無期徒刑，並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偏執於一端，致明顯失之出入而有濫用職權之嫌，難認有何不當，乃予以維持，俱於理由內闡述甚詳。顯無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交待敘述過於簡略，而有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247條。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

刑法第57條、247條。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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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38號

（一）宣告刑是否得易科罰金，須以所犯屬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為限，觀諸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甚明。而最重本刑，係指法定之最重本刑，即以法定刑之上度作為認定基準；惟如遇有加重或減輕情形時，則視其為刑法「分則」之加重、減輕或「總則」之加重、減輕，而異其處理方式。倘為前者，法定本刑因法律明示應予加重、減輕，而有延長、縮短法定本刑之性質，法院無裁量之權，如加重後最重本刑已逾5年，則不得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如減輕後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者，則可。倘為後者，法律授權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影響原法定本刑，最重本刑係為有期徒刑5年以下者，縱經加重，仍不影響上揭易科罰金規定之適用；反之，原最重本刑係逾有期徒刑5年者，雖經減輕，仍無易科罰金規定適用之餘地。又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依本條例規定減為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者，應於為減刑裁判時，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屬宣告刑之減輕，尚與法定刑之減輕不同，不宜混淆。（二）第一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公益侵占犯行共4罪，均認有情堪憫恕之情形，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屬刑法總則之減輕），均量處有期徒刑8月；又其中2罪（即94學年度、95學年度）之公益侵占罪部分，認符合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減輕其刑二分之一，均宣處減為有期徒刑4月（屬宣告刑之減輕）。惟被告所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公益侵占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上揭刑法第59條規定，乃總則減輕，法定本刑不變，第一審判決就被告上開所犯（94學年度、95學年度）2罪，依前揭減刑條例，宣告減為有期徒刑4月，竟誤為易科罰金之諭知，原判決未予糾正，逕為維持，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41條、第59條、第336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刑法第41條、第59條、第336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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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58號

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之確認之訴，係原告請求法院確定一定法律關係存否、證書真偽或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訟。所謂法律關係，乃指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絕對權或相對權均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單純之事實或狀態，並非法律關係。對公司或其他營利事業組織之經營權，係指基於一定之法律關係，得以控制事業經營之權力，僅係一事實狀態，其所由生之出資、股權、委任或其他法律關係，始為法律所保護之權利。又控制事業經營之權力，既非獨立於前述法律關係存在之權利本體，亦非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自不得作為確認之訴之標的。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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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2967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3273號（裁判書全文）(一)1.犯罪係不法（即構成要件該當、欠缺阻卻違法事由）且有罪責之行為。行為人實行犯罪，合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為充分但不過度、重複評價其犯罪之不法及罪責內涵，使刑罰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應考量所侵害之法益是否同一、是否出於一個意思決定、法規之形式構造、規範功能及行為之關連性等情形，依法理評價為一罪（法條競合、「吸收犯」等），或依法律評價為數罪（想像競合、實質競合），不能恣意僅擇一重罪處罰，就輕罪恝置不論。2.所謂法條競合，係指一個犯罪行為形式上合於數個犯罪構成要件，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依一般法理，擇一最適合之法條適用，排斥其他法條之適用。學理上可分為特別關係、吸收關係、補充關係等類型。其中補充關係，係指一個行為合於數法條罪名之構成要件，侵害同一法益，而侵害法益之程度強弱有別或參與、行為型態不同，由數法條罪名之形式構造觀察，具有一規定（即補充規定）之存在僅在補充另一規定（即基本規定）之不足之關係，亦即僅在後者不適用時，才能適用前者。如教唆或幫助他人犯罪後，進而實行犯罪行為者，僅論以該罪之正犯。而「吸收犯」概念，係指在犯罪性質上，或依日常生活經驗習慣（某種犯罪之性質或結果，當然含有他罪之成分），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為另一犯罪行為所吸收，較為適當，而僅包括的論以一罪。如低度行為，為高度行為所吸收。輕度行為，為重度行為所吸收。法條競合與「吸收犯」，均僅成立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內涵。與想像競合犯、實質競合（數罪併罰），係成立數罪有別。(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增訂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於106年4月21日生效施行），考其立法理由，係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行為人一有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已成罪，與該人有無實行加入、參與犯罪組織無涉，不具從屬性。且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亦不以自己已加入犯罪組織為必要。二罪並不存在一規定之存在僅在補充另一規定之不足之關係，自不能比附援引教唆犯與正犯，謂行為人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又自己加入、參與犯罪組織，僅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或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因加重處罰，法定刑固較參與犯罪組織罪為重。然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又自己加入犯罪組織，既無在犯罪性質上，或依日常生活經驗習慣，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為另一犯罪行為所吸收，較為適當之情形，僅論以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不足以充分評價其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內涵，自不能謂參與犯罪組織罪之行為應為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所吸收，而排斥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適用。(四)原判決徒憑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之法定刑較參與犯罪組織罪為重，遽認後者之輕度行為應為前者之重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進而認定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檢察官追加起訴之加重詐欺取財部分，雖未據起訴，惟分別與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部分，具有實質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皆為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追加起訴部分，係就同一案件重行起訴，而諭知公訴不受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5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

刑法第50條、第55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2998號

行政院（主政機關為法務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2項，訂定「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下稱尿液採驗辦法）乙種，其中第11條規定「尿液檢驗以『嗎啡類』及『安非他命類』為基本項目；主管機關並得依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業務特性，增加檢驗項目。」該辦法第4條並規定「對特定人員之尿液採驗，以受僱檢驗、懷疑檢驗、意外檢驗、入伍檢驗、復學檢驗、在監（院、所、校）檢驗、不定期檢驗或隨機檢驗之方式行之。」其中，所謂「懷疑檢驗」，依同辦法第3條第3款之規定，乃指「被懷疑有施用、持有毒品之可能時實施之尿液檢驗」。可見凡是非法持有毒品者，無論何級，皆當受採尿送驗，且檢驗項目至少應具「嗎啡類」及「安非他命類」2種，係因這2種毒品經常兼有，事關社會治安維護之公共利益，為詳實蒐證，發現真實，並善用鑑定資源，以收畢其功於一役之效，而為此設計，無違比例原則，故無許受採驗之犯罪嫌疑人，自作主張，限定僅能就其中1種而為鑑定，更不能於真相遭發覺後，提出種種藉口，指摘司法警察（官）依上揭辦法所為之採驗尿液，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又行政院（主政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之1第3項，訂有「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下稱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乙種，其中第15條第1項規定「初步檢驗應採用免疫學分析方法。檢驗結果尿液檢體中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之濃度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安非他命類藥物：500ng/mL。鴉片代謝物：300ng/mL…」該準則第18條並規定「初步檢驗結果在閾值以上或有疑義之尿液檢體，應再以氣相或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進行確認檢驗。確認檢驗結果在下列閾值以上者，應判定為陽性：…海洛因、鴉片代謝物：㈠嗎啡：300ng/mL…」同準則第20條且規定「司法案件之濫用藥物尿液，必要時得採用最低可定量濃度為閾值，不受第15條、第18條規定限制。」則就毒品有關尿液鑑定方法與判斷標準，為符合科學性之規範，既經雙重檢驗，已無偽陽性之疑慮，雖非絕對不能爭執，但無許空言否定，至少應提供具體可行之調查方向或指出證明方法，以免延滯訴訟。而司法實務上對於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採集其尿液檢體送驗鑑定之處分，乃為調查有無施用毒品之犯罪事實，對人採集檢體之取證行為，因攸關人身自由與隱私等基本人權，倘強制為之，須合於法律保留原則。惟實際操作上，係由排尿者自行排放，無外力介入，且不具侵入性，干涉程度較輕，故如得其同意，自願排尿後，取樣送驗，並非法所不許。參諸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與第133條之1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扣押，及第205條之2後段強制採驗尿液屬適法蒐證方式，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1項對特定人員得強制採驗尿液等規定之規範意旨，尚不得任意指遭違法採證，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以上訴人為警查獲時，既遭搜出甲基安非他命，且坦承施用毒品，司法警察因實施調查之必要，認有採尿調查犯罪之相當理由，徵得上訴人同意，自動排尿，該尿液檢體送驗所得之檢驗報告（其閾值均超過尿液檢驗作業準則判定陽性之數值，且經氣相層析質譜儀確認）既非不法取得，自有證據能力。經核於法尚無不合。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第33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205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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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056號

按提起再審之訴，除有特別情形外，依當事人恆定主義之立法精神，原則上應以前訴訟程序之他造為再審被告。本件士林地院依第一審共同被告黃○呈之聲請，於95年4月24日對鄞○樺等4人發原確定支付命令，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2項、第3項規定，對104年7月1日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修正施行前已確定之原確定支付命令提起再審之訴，並無不得以原確定支付命令之聲請人黃○呈為被告之特別情形，自應以其為被告提起再審之訴。上訴人逕以該支3付命令確定後，受讓系爭450萬元債權之被上訴人為被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非合法。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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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093號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其107年1月3日修正時之立法理由二、三敘載略以：新興犯罪組織雖有可能因企業、公司化之經營而以營利為目的，然將犯罪組織定義限於均需有牟利性，恐過於狹隘，且使執法蒐證及舉證困難，導致具有眾暴寡、強凌弱，常對民眾施以暴利、脅迫等危害社會甚鉅之持續性組織犯罪行為，僅因難以舉證該組織具有牟利性質，而無法有效訴追及嚴懲不法，顯已背離人民之法感情及對法的期待，而有修正必要。又參照西元1994年11月21日聯合國會員國發表「那不勒斯政治宣言和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的全球行動計畫」後，於1996年7月24日第47次全體會議中，對組織犯罪給予定義，可知追求利潤之牟利性可為組織犯罪之特徵之一，但非必要之特性，是以，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的組織活動，均應納入組織犯罪之定義規範以為妥適。詳為說明修正犯罪組織定義關於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緣由。(二)上訴人於警詢時供稱：「（你加入該集團多久？）我沒有加入，我只是當天接到那通電話協助他們而已」、「我印象中是約3個月前在市區的某間KTV喝的」、「他叫我留個電話給他，說以後有賺錢的機會在（再）介紹給我」、「（找你進集團的人打過幾次電話給你）只有這次」等語。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已「自白」參與持續性、牟利性之犯罪組織，似與卷內證據不相適合；又上訴人所參與詐欺集團，如何具有「持續性」？其具體事證為何？亦未敘明其所憑之事證，非無理由不備之違誤。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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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148號

（一）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有其歷史淵源與文化特色，為促進各族群間公平、永續發展，允以多元主義之觀點、文化相對之角度，以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尤其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依其傳統習俗之行為，在合理之範圍，予以適當之尊重，以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權利，此為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意旨。而依該法第19條第1項、第3項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二、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第1項各款，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又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所稱：「森林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者，其中所謂「傳統領域土地」，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係指：經依本辦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其劃設係根據部落耆老的口述、相關文獻記載、當地遺址等等來記錄部落曾經生活的領域，以別於為推行原住民行政而供原住民族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則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既與「部落」有關，所謂「部落」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4款規定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為辦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4款規定之部落核定作業，特訂定「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其中第2點認「部落」必須符合：(一)、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二)、具有一定區域範圍。(三)、存在相延承襲並共同遵守之生活規範。(四)、成員間有依前款生活規範共同生活及互動之事實之原住民族團體。顯見森林法第15條第4項所稱：「傳統領域土地」，具有地域性，且以「部落」為中心規範團體生活，成員彼此間相互依存。準此，原住民族採取森林產物、野生植物及菌類，除須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並符合其傳統文化、祭儀、自用等目的及非營利行為外，尚須於其傳統領域土地內為之，否則若不顧該傳統領域之文化、祭儀、祖靈或習慣，任由其他族別或部落之原住民擅入別族或他部落之土地內採取森林產物，自有違原住民族基本法及森林法之基本精神。況於民國108年7月4日依森林法第15條第4項訂定公布之「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則」（按此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委任立法而制定具有填補空白刑法補充規範之法規命令，並非刑罰法律，自無刑法第2條第1項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問題，且其內容對母法刑罰範圍有所節制或限縮，未對受規範者增加母法以外之不利益，自得引用作為母法刑罰的判斷標準。至原審於109年2月12日判決時雖誤認此規則尚未公布，而未予引用，然尚不影響全案之情節及判決之本旨），對於原住民族依其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亦規定應由部落或原住民團體向受理機關提案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第5條、第8條）。且於提案時尚須說明部落名稱、採取森林產物與生活慣俗內容之關聯性、採取森林產物之所在位置或區域及其略圖、其種類名稱、數量、作業方式及所需期間等情（第9條）。又其中第6條第2項所列物種（包括本案之牛樟菇〈學名為牛樟芝〉），因珍貴稀有，基於保育觀念，原則上係禁止採取，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採取不致影響該物種永續利用並同意採取者，則例外允許。自非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即得在任何原住民族地區採取森林產物，而全然不受法律之規範。（二）上訴人有多次竊取牛樟菇違反森林法之犯罪紀錄，並非毫無法意識之人，原判決亦已說明其竊取牛樟菇之行為地，係位於臺東縣○○鄉○○○段，屬原住民族布農族早期至今之傳統領域範圍，並參以原民會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果查詢系統」，座標區域（即本案行為地）為臺東縣○○鄉○○部落（布農族）及○○鄉○○部落（阿美族）傳統領域，屬墾耕範圍內土地等語。上訴人並非布農族或阿美族而屬卑南族原住民，僅曾與布農族朋友一起上山打獵，顯然明知該處並非其族群之傳統領域範圍，自不得主張對本案行為地有依其傳統領域採集菌類、森林副產物之權利等語。所為論斷，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原住民基本法第2條、第19條。森林法第15條

原住民基本法第2條、第19條。森林法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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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

（一）刑法第212條對於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等所謂「特種文書」之偽造、變造行為設有處罰規定。蓋因此類「特種文書」原為私文書或公文書之一種，然或為國家機關對人民自由權利之行使附加一定條件，用以免除一定程序、手續或義務而允許人民取得特定權利或資格之文書；或針對特定之人，以其符合國家所定條件，而特准其行使國家權利或取得特定資格之證書；或文書內容涉及某人之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資歷、或某物之品質、數量等性質之說明、證明或介紹書等。因偽造、變造此種文書，多屬圖一時便利或為求職謀生，而出此下策，祇有在特定的生活環境下始具有意義，不具普遍或擴延的性質，其偽造、變造結果對於公共信用影響較輕，其情可憫，故立法者特設專條科以較刑法第210條或第211條為輕之刑。其與公文書最大的區別在於一個體制較為健全文明的國家社會，國家或公務員往往具有較強的保證功能，一般社會大眾信賴國家有健全的各種法律規定、登記規則與文書制度，因此公文書相對於特種文書而言，通常具有較高的公信力，且均涉及法律上重要權利之取得、變更或消滅等影響社會福祉或公共利益重大事項，自難謂為刑法第212條所稱之特種文書。故是否為「特種文書」除須具有與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的特徵外，並應依個案中之行為人偽造文書的目的及情節輕重綜合判斷。（二）原判決附表一所示之「雜項執照」，屬建築法第28條第2款建築執照之一種，非經申請不得擅自建造，此類執照必須管理之目的主要在於確保建築（雜項）工作物的設計與施工過程符合規範之要求，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自屬關於不動產中之建築物重要權利取得之影響公眾重大福祉事項，為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而非特種文書。參考法條：刑法第210條、第211條、第212條。建築法第28條

刑法第210條、第211條、第212條。建築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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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214號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圖利罪，既以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而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則本罪保護之法益已不再侷限於單純公務員身分暨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性，而係兼及公務員職務執行之廉潔性，故要求公務員執行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必須合法、公正、不得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又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客觀上違背其所應遵守之禁止規範或命令規範，致違反相同事項應予相同處理之平等原則，其因而凸顯個別之特殊利益，既因公務員違背法令所致，該項所圖得之利益，其取得及保有即不具有正當法律權源，自均屬本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本罪所規定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配管領狀態者），且不以有對價關係及致其他損害之發生為必要。故該款所稱不法利益，只須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因其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與不法圖得之自己或其他私人利益間，具有因果關係，即可成立。稱違章建築者，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違章建築查報人員遇有違反建築法規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情事時，應立即報告主管建築機關處理，並執行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第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辦法第5條前段及第6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依規定應拆除之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準此，如係未經取得執照之違章建築，除屬既存而無須立即拆除之舊有違章建築外，均應依規定予以查報，並由拆除單位拆除之。公務員對該等違章建築之查報、拆除並無裁量空間，若明知依相關法令應即予簽報，故意隱而不予查報，致該違章建築免遭拆除，得以繼續違法留存或用益，使原始起造人仍可繼續享有違章建築留存之整體用益，自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不法利益。綜上，依相關法令應即查報、拆除之違章建築，因承辦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未予查報，而得以繼續違法留存，既違反平等原則而凸顯其特殊利益，且與公務員違背法令而未能公正執行職務有因果關係，則此種使原始起造人原應減少而未減少致可繼續享有違章建築留存之整體用益，即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不法利益。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大法庭案件〉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大法庭案件〉

110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係以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不論何階段之行為態樣，行為人均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為之，始該當上開條項之罪。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二)上訴人係以一行為同時為交付賄賂、行求賄賂、期約賄賂及預備行求賄賂罪，屬實現同一投票行賄犯罪事實之不同階段，其行為目的既屬相同，且係侵害同一選舉公正之法益，仍應視為實現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依接續犯論以情節較重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包括之一罪。原判決並無認上訴人與其他共犯成立預備共同正犯，且縱上訴人僅成立預備投票交付賄賂罪，依上述說明，仍得成立該罪之共同正犯，原審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刑法第28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刑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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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229號

上訴者，係有上訴權之當事人對於不利於已之判決，循審級救濟程序向上級法院聲明不服，請求廢棄或變更原判決，獲得更有利於已之判決，如原判決並無不利，即無藉由上訴制度尋求救濟之利益。是以上訴不服利益係上訴之實質利益，屬上訴之實質要件，其有欠缺，乃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依民國110年16月20日增訂施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應由法院以訴訟判決駁回其上訴。此與上訴之一般合法要件（形式要件）有別。相關法規：民事訴訟法第24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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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240號

(一)本次修法對於施用毒品者施以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之適用範圍，係確立初犯為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應先經一完整之醫療處置，3年內再犯者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3年後再犯則裁定觀察勒戒，殆無疑義。但對於3犯以上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逾3年者，究應適用同條例第20條第3項或第23條第2項處理，本次修法未明確規定，惟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法文之文義解釋，參諸觀察勒戒等治療處置，乃結合醫師、觀護人、社工心理諮商等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參與之保安處分措施，目的除在戒除施用毒品者身癮、心癮之措施外，並企圖重新塑造生活紀律，改變其病態行為，與刑罰之執行並不相同，無法以刑罰補充或替代上開醫療處置之特性。從而，3犯以上如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其間縱經判刑、執行，究與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經完整之治療療程不同，無法補充或替代上開之醫療處置，均應再予觀察勒戒之機會，方為適法。(二)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因涉及事實之認定，兼顧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應撤銷發回原審更為適法之裁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7.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247號

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4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係指他公同共有人於公同共有人出賣公同共有土地潛在之應有部分時，對於該公同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其立法意旨在於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以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此與金錢債務或拍賣抵押物之強制執行程序，由債權人或抵押權人聲請拍賣債務人公同共有土地所有權全部，尚屬有間，自難謂此際公同共有人對執行標的之公同共有土地全部有優先承購之權。相關法條：土地法第34條之1

土地法第34條之1

109年度11~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338號

（一）本件關於上訴人等爭執其2人均非以運送處理廢棄物為職業部分，涉及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是否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此一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有歧異之見解，經依徵詢（時係刑事第四庭）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時為刑事第九庭），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09年12月23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宣示主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並於裁定理由說明：1.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考其立法沿革，係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時，由原條文第22條第2項移列，並酌修相關文字而來。原條文第22條第2項則係88年7月14日修正公布增訂，其立法理由業明示「增列對不當處置廢棄物之行為，極可能造成重大污染行為，課處刑罰，期有效防止。」之旨。嗣於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時，提高得併科罰金之數額，而為現行規定。2.細繹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所列6款情形，依其行為態樣，就犯罪主體於第2款、第5款與第6款，依序明定為「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執行機關之人員」、「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第1款、第3款則未規定。至於第4款「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其後半段之犯罪主體係指已取得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清理業者；前半段之犯罪主體既未明定限於業者，則依文義解釋，應認凡未領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即該當於該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3.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與第57條所定，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理業務，違反第41條第1項規定者，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均係為貫徹主管機關對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之監督管理而設，俾主管機關透過事前許可及對違反者處罰鍰並命停止營業等法制，達其行政上管理監督之目的。此與第46條第4款之刑事處罰規定，係為有效防止不當處置廢棄物，極可能造成重大污染，乃對於未領有許可文件而清理廢棄物者，科處刑罰之立法目的有別。是第46條第4款前半段規定之適用，本不以第41條第1項所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為前提，其所稱「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許可文件」，係指行為人未領有許可文件而言，非謂該罪處罰對象僅限於廢棄物清理業者。否則，廢棄物清理業者，未領有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應依第46條第4款規定論處。而未領有許可文件之非業者，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卻未令其負擔罪責，顯然失衡，與廢棄物清理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規範意旨不符等旨。爰裁定如其主文所示。已就本件前揭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自應受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二）據此法律見解，本件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其理由之說明，係以上訴人等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因而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半段之規定，均論處上訴人等共同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於法無違。上訴意旨就此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109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34號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規定之交互詰問程序，係屬人證之證據調查程序之一環，受詰問之對象限於證人及鑑定人，藉由控、辯雙方相互攻擊，交互檢驗證據，當證據瑕疵盡出，聽訟者真偽立辨，而達發見真實的目的。交互詰問，依發動主體不同，分為聲請詰問及職權訊（詰）問兩種類型，各有詰問輪序及方法，受一定法則之限制，不容混淆。依刑事訟訴法第166條規定，聲請詰問由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聲請傳喚（輔佐人有聲請權，但無詰問權），證人、鑑定人於經兩造輪序詰問後完畢後，「審判長得為訊問」，係屬補充訊問性質，僅在證人、鑑定人於經直接詰問後，其陳述尚有未盡完備或不明瞭，為求發見真實有進一步澄清，基於訴訟指揮權，賦予審判長判斷裁量有否為必要之補足，以與第163條規定相呼應，俾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之建制。至若證人、鑑定人係法院依職權傳喚者，即職權訊（詰）問，依同法第166條之6之規定，應告知雙方當事人，使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得以預先為詰問之準備。行交互詰問時，應由審判長先進行訊問，再由兩造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依審判長決定之次序接續詰問。此際審判長之訊問，係以公平之立場為之，不偏於何方，與由本造主動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通常屬於有利該造之友性證人，目的在於憑藉該證人、鑑定人之陳述內容以建構對己有利之事實，尚屬有間。就雙方當事人言，審判長之訊問，相當於主詰問之性質，當事人、代理人及辯護人於審判長訊問後，接續詰問之，其性質相當於反詰問，於必要時，得行誘導詰問，此與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4項之補充訊問截然不同。又無論兩造聲請詰問或法院職權訊問，於詰問完畢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1規定，應詢問當事人有無意見，以完足該人證之調查程序。本件原審依職權傳喚實施火災原因鑑定人黃○委到庭，固有踐履上開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前置程序，惟於審判長訊問後，未給予兩造及上訴人之辯護人行接續詰問之機會，而以：「有無補充詢問？」代之，即不無限制反詰問權之違法。再者，未詢問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就黃○委之鑑定陳述有無意見，其調查證據之程序，亦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88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66條、第288條之1

109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01號

(一)刑法上所要禁止「重複評價」，係禁絕法院於量刑時就立法者已經考量並賦予特定法定效果之情形，重複再以之為「從重」量刑評價之依據。相對之，如以之作為「從輕」量刑，甚而「減輕」其刑之根據，則不在禁止之列。民國100年1月5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其第8條增列第6項「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依其立法說明係認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解釋，同條第1項（指行為時法，以下第2項、第4項均同）以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空氣槍為處罰要件部分，因空氣槍殺傷力較低，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又同條第2項及第4項有關未經許可，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空氣槍之行為，其惡性均較未經許可，製造、販賣、運輸空氣槍為輕，不問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以5年以上或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繩，亦有上開解釋所指「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有違比例原則之情形，均應配合修正，爰增列同條第6項規定，於犯同條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俾兼顧實質正義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雖已將行為人犯罪情節有「情輕法重」，致罪刑不相當之因素考量在內，惟若行為人依上開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倘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減刑後之最低度處斷刑猶嫌過重時，仍非不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遞予減輕其刑，此觀刑法第60條規定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同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等語即明。然是否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除其裁量權之行使，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外，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二)本件上訴人雖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空氣槍，所為有害於社會秩序，惟扣案之空氣槍係警方取締其危險駕駛而查獲，其復自陳係為玩生存遊戲而購入，亦乏事證足認係為其他犯罪而持用空氣槍，則上訴人持有之初既非出於危害社會治安之不法目的，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其確有其他不法目的或犯罪意圖，所為對社會治安後續潛在之危險性顯然較低。且本件扣案空氣槍之單位面積動能為每平方公分23焦耳，雖有殺傷力但程度尚非甚高，因認上訴人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乃依上開條例第8條第6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又衡酌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仍屬危險物品，上訴人竟無視法令而購入持有之，足見其守法觀念淡薄，且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隱憂，原審認第一審依上開規定減輕上訴人之刑期，已足評價其犯罪行為之輕微程度，縱未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此項職權之裁量行使，核無違反比例原則，上訴意旨執為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憲法第8條、第23條。司法院釋字第669號。刑法第59條、第60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12號

（一）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即學理上所稱「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惟同條項但書另明定，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因此我刑事訴訟法係採取相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僅禁止上訴審法院為較重之刑之宣告，不及於被告之不利益事實之認定與法律之適用，一旦有前揭但書情形，即可解除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上訴審法院自能重新宣告符合罪責程度之較重刑罰，俾合理、充分評價行為人之犯行，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接續犯因屬於包括之一罪，故法律上就全部犯罪行為給予一次之評價，惟接續犯既係為達單一犯罪目的而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所為之每一舉動均足以達成侵害同一犯罪法益之目的，故其行為次數之多寡，與處罰所適用之法律，就形式上觀察，雖無差異，但實質上其法條所蘊含刑罰輕重之程度，顯有不同。又第二審法院採覆審制，應就第一審判決為完全重覆之審理，第一審漏未審判之部分，如屬裁判上或實質上之一罪，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自應就全部事實加以審理。本件原審及第一審均認定上訴人基於選舉當選之目的，反覆或同時向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應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實行預備行求、行求或交付賄賂之次數，較第一審認定者超出62次之多，雖原判決認定附表三編號15、16部分僅達預備行求賄賂階段，另就附表一編號1至8、附表二編號1至9部分，剔除部分共犯參與，均較第一審法院認定已達交付賄賂或有多數人參與之程度稍輕，然綜合以觀，原審認定犯罪情節已較第一審所認定為重，實質上其適用法條所蘊含刑罰輕重之程度，顯有不同，則第一審判決適用之接續犯刑罰法條，實質上即難謂當，原審將之撤銷改判，量處較第一審判決所諭知之刑度為重之刑，並敘明無悖乎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理由，經核與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違，亦無判決理由不備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21號

(一)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條所稱「募集」，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謂發起人於公司成立前或發行公司於發行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又本條所稱「發行」，依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則指發行人於募集後製作並交付，或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故募集乃公司初次發行有價證券之前提，證交法所稱之發行，僅限於對不特定人交付有價證券之行為，與公司法第131條、第268條之發行，包括公開發行與不公開發行者不同。此因公開發行，涉及一般投資大眾，為保障投資，應依證交法特別加以保護之故（證交法第1條參照）。是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公開發行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發行新股；及以公開招募方式，出售所持有之有價證券（老股，再次發行），因均涉及一般投資大眾之保護，依證交法第22條第1至3項之規定，原則上均應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惟非公開發行公司發行新股，如係由原有股東及員工全部認足，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時，依公司法第268條及第272條規定，原即無須公開發行，本無證交法第22條第1、2項規定之適用。論者自證交法保障投資之立法目的出發，認為應募之原有股東、員工或特定人，倘具有保護之必要性（例如，欠缺保護自身權益之專業能力，或接觸投資判斷所必須資訊之機會）時，仍應經申報生效後，公開發行，而無公司法第268條及第272條規定之適用等旨。其見解非但與公司法上揭規定互為齟齬，且擴張證交法第7條第1項關於「非特定人」解釋之範圍，有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虞，尚為本院所不採。(二)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然如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條、第7條、第8條、第20條、第22條。公司法第131條、第268條、第272條。刑法第38條之1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26號

（一）關於檢察官以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有罪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是否為第三審法院之審判範圍？就此項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採肯定說，認為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仍為第三審法院之審判範圍，經第三審審理後，倘認應就有罪部分撤銷發回更審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自應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併予發回（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4299號、97年度台上字第544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020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44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8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95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40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等判決參照），而本庭經評議後，擬採與本院先前裁判不同之法律見解，經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第2項規定，向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意見，乃以裁定將此法律爭議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裁判。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10年1月27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426號裁定主文宣示：「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確定，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人民有受公正、合法及迅速審判之權利，為落實此項權利保障，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妥速審判法）於99年5月19日制定公布，其中第9條於100年5月19日施行，依該條第1項規定，除第8條情形外，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必須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者為限。立法意旨乃對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之案件，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其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利，因此限制檢察官及自訴人之上訴權，符合無罪推定原則，及嚴格法律審之法旨，並促使檢察官及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之舉證責任。而關於第9條第1項所稱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無罪者為限。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基於相同之理由，亦有適用，始合於該規定之立法本旨。2、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規定，固足認單一性案件有審判及上訴不可分原則之適用。惟同法第348條第1項前段亦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以保障上訴權人之一部上訴權。而為統一法律見解，本院64年度第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作成決議，雖表明裁判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就構成犯罪部分，為有罪之判決，就不構成犯罪部分，因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不在主文另為無罪之諭知。如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而須撤銷發回者，應於判決理由載明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受發回之第二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應就全部事實重為審判等旨。但第三審上訴之目的，在於對未確定之判決請求上級法院為司法救濟，以維持法之統一與形成，並糾正錯誤判決，以為具體之個案救濟。是除應依職權上訴之案件外，檢察官或自訴人於第二審判決後，不續行追訴，或當事人對第二審判決並無不服，第三審法院即無逕行審判而糾正錯誤可言，以尊重上訴權人一部上訴之權利。而前開決議作成後，妥速審判法始制定公布，該法第9條第1項所謂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既包括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在內，則檢察官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不服，倘僅因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為有理由時，即適用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一概將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併同發回第二審更為審理，不僅不尊重被告一部上訴之權利，且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訴訟權益，相較於檢察官違反前述限制上訴之規定，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反而被駁回，而使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確定之情形，無異懲罰僅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之被告，有違事理之平。因此，基於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並稽諸該法第9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為維護法規範體系之一貫性，且基於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權，以及國家刑罰權之實現植基於追訴權行使之法理，就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於檢察官未就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採取體系及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非第三審審理之範圍，並無上開審判及上訴不可分規定之適用，而限縮案件單一性之效力。換言之，於此情形，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倘本院就上訴部分撤銷發回更審時，自無將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併發回之必要，庶免該部分懸而未決，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3、第三審為法律審，依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80條、第393條等規定，對第三審之上訴，係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而第三審法院原則上係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審查對象，此與第二審所採覆審制，顯然有別，亦即以當事人就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有所主張時，始得對其主張之有無理由進行審查。倘第三審不於當事人所聲明不服之範圍內審理，擴大其調查範圍，不僅與上開規定有違，亦違反「無不服，即無審查」之上訴權核心理念。何況上訴乃對判決不服而請求救濟之制度，上訴所主張之內容自應有上訴利益，「無利益，即無上訴」可言，而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對於提起上訴之被告，顯無上訴利益。從而，於第一、二審判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檢察官對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聲明不服之情形，當事人既無意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聲明第三審上訴，而將之排除在攻防對象之外，該部分自非第三審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基於法之安定性及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應認該部分並非第三審審判範圍，如此始無違第三審為法律審之本旨，避免被告受突襲性裁判。4、綜上，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該法之規定及其所揭示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基於該法第9條第1項之規範目的，及維護法規範體系之一貫性，且考量法之安定性暨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之權利，以及國家刑罰權之實現植基於追訴權行使之法理，對於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有關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定，採取體系及目的性限縮解釋，於被告僅就得上訴第三審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而檢察官就第一、二審判決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一併上訴之情形，審判及上訴不可分原則即無適用之餘地，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並非第三審之審判範圍。（二）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本件前揭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第34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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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44號

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債務人主張確定之支付命令有「債務人有債權人於督促程序所提出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之情形，或債務人提出可受較有利益裁判之證物」情事者，得對之提起再審之訴。惟債務人就已經清償之債務範圍，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3項、第5項規定甚明。故債務人就支付命令確定之債權，已向債權人為清償者，該項債權於清償範圍內消滅，其不得就已清償部分依上開規定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不論債務人係主動清償或因強制執行清償均同。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2條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2條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

(一)想像競合及法規競合（或稱法條競合）形式上均屬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前者，乃行為人以一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本應成立數罪，惟因刑罰評價之對象係行為本身，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刑法第55條前段因而規定從一重處斷；後者，乃由於刑法條文重複或錯綜複雜之規定，使得行為人以一行為侵害同一法益，同時符合數法條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但因僅有一行為且數法條所保護者為同一法益，是僅能選擇其中一法條論罪，否則有違重複評價禁止原則。至構成法規競合時，應如何選擇最妥適且充分評價該行為之刑罰條文，學理上大致可分為特別關係（即其中一犯罪構成要件，除包含另個犯罪構成要件之所有要素外，尚有該條文所無之特別要素，此時該特別條款優先於普通條款。例如刑法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為同法殺人罪之特別條款）、補充關係（即其中一犯罪構成要件，乃用以補充另個主要構成要件之不足，此時該主要條款優先於補充條款。例如教唆犯為正犯之補充條款）、吸收關係（即因實現不法內涵較重之主要行為構成要件，通常必然會同時實現另一較輕之伴隨構成要件，此時僅需適用主行為條款，較輕的典型伴隨行為之構成要件則為主行為吸收，而排斥不用，此時以主行為條款吸收典型伴隨行為條款。例如收受賄賂吸收要求賄賂）等類型。另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再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以行為人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為構成要件，至其有否實施該組織所實施之犯罪活動則非所問。一旦參與，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又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無論是否為犯罪組織之成員，如有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即有處罰之必要，故民國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1日施行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增訂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準此，上開二罪之犯罪主體及客觀構成要件均屬有別，且二罪間亦無前述特別、補充或吸收關係。是行為人加入犯罪組織，於參與該組織之行為繼續中，本於便利該組織運作之同一目的，而招募他人加入該組織，亦即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論處，而非屬法規競合之擇一適用。(二)原判決引用第一審判決，認定蕭○○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即招募黃○○參與該詐欺集團，黃○○再招募少年○○○（姓名年籍詳卷）參與該詐欺集團；且其2人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為其等所犯參與犯罪組織之階段行為，而為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吸收等旨，惟就蕭○○、黃○○上開參與犯罪組織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並未說明理由，自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又倘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則其2人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第4條第1項之招募使人加入犯罪組織罪，依前開說明，應依想像競合犯論處，乃原判決卻認所犯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為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吸收，亦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28條、第29條、第121條、第122條、第271條、第272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4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78號

(一)為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並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消弭兒童及少年因思慮欠周而從事性交易或裸露身體性徵，成為色情影像拍攝對象，均經政府立法嚴加取締，一般有社會歷練之人對此應有所悉。故拍攝兒童或少年猥褻照片之行為人為免犯行曝光，遭警查獲，自會妥為隱藏或掩飾所拍得之猥褻照片、影像。而拍攝未滿18歲之人為猥褻行為電子訊號罪之成立，並不以實際查扣該行為人所使用之攝影設備或拍得之猥褻照片為必要不可替代之證明方法。縱未扣得上訴人攝影所使用之手機，或其他可呈現甲男裸露不雅下體之猥褻照片，於本件認定事實之本旨尚無影響。(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法，要非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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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488號

本院大法庭制度於民國108年7月4日施行，然此前本院依相關決議內容所為之裁判，其表示之法律見解，仍具最高法院先前裁判之效力，此觀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57條之1之立法理由甚明。非謂先前本院裁判根據決議內容表示之法律見解一概因而失效。原判決於法院組織法修正公布施行後，論述前述法律見解，並無不適用法則或與本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764號判決歧異而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泛言大法庭制度施行後，決議已不再有拘束力，指摘原判決引用本院決議為其判決理由而不適用法規，及所引決議內容與本院先前裁判見解歧異而適用法則不當，顯然誤解前述法制修正本旨，或從中擷取其他裁判部分文字內容，任意為有利自己之主張，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參考法條：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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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495號

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本質上為各別之案件，如各該案件具管轄權之同級法院不同，原則上由各管轄法院分別審判；而同法第6條第1項、第2項之所以規定該等案件於繫屬前，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已繫屬於數法院者，經各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於一法院合併審判，有不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旨在避免重複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歧異，以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至如該相牽連案件之管轄權均屬同一法院，則非屬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1、2項規定之範疇；如該等案件經檢察官分別起訴，於繫屬後是否分由同一法官承辦，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乃屬法院內部事務分配之事宜，端依各該法院分案規則定之；倘分由同一合議庭承辦，雖可類推適用上開規定之意旨，決定是否合併審理，惟該規定僅係「得」，而非「應」合併審判，因此並非分由同一合議庭承辦，即須合併審理，不可不辨。上訴人本案及另案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對象均不同，並無分離審判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裁判扞格，而有合併審判之必要。原審未予合併審判，自難謂為違法。至是否合併審判，並非刑事訴訟法第310條規定應記載之事項，從而，原判決雖未說明不予合併審判之理由，亦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310條

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310條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499號

(一)刑事訴訟係採當事人進行原則，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參與審判以影響裁判形成之權利，除得基於訴訟上防禦權而自由陳述或行使辯護權外，並得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力，落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凡此均構成人民依憲法第16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基本權之內涵，則法院立於程序指揮者之地位，自應保障被告得以適時充分地行使此一防禦權之機會，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惟此辯護權及相關權能，既屬權利之行使，自係指於訴訟中得自由選任專業律師協助辯護，於辯護時計算己方之利弊得失，自由決定其訴訟策略，並負擔訴訟成敗，而享有不受干預的自由，則法院除有辯護人於形式上未盡其忠實辯護義務之情形（例如參與法庭活動過度消極、提供錯誤資訊誤導被告等）外，原則上無須介入當事人之訴訟活動，亦無從審查辯護人實質上是否已為適當有效之辯護，以免喪失公平法院之立場。(二)本件未見原審辯護人有何誤導上訴人其所為符合緩刑要件之陳述，更已提出倘上訴人未能獲得緩刑宣告，仍請再予減輕其刑之有效辯護，上訴人亦表明從輕量刑之意，是從形式上觀之，該辯護人並無未盡忠實辯護義務之情節可指。參考法條：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89條

憲法第16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28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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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522號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經修正公布第20條、第23條等條文，並增訂第35條之1，自同年7月15日施行生效。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亦即將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再犯之追訴標準，由釋放後5年改為3年。稽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修正理由載敘：「本條例認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並參諸世界各國之醫療經驗及醫學界之共識，咸認施用毒品成癮者，其心癮甚難戒除，如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始再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行為者，足見其有戒除毒癮之可能，宜再採以觀察、勒戒方式戒除其身癮及以強制戒治方式戒除其心癮之措施，為能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以協助施用者戒除毒癮，爰修正第3項」等旨，本次修正顯係著重施用毒品者具「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之適用時機。復參酌本次修正，就修正施行前犯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者，於修正施行後究應如何處理，亦同時增訂第35條之1過渡規定，該條第1款規定「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第2款規定「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業已明定應依修正後相關規定而為判斷，以杜爭議。是以，只要被告本次施用毒品犯行，係在前次（有多次者，則為最後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所為，即均有新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俾符前述放寬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制度適用時機之立法本旨。(二)原判決未及審酌上開新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敘明應否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遽予維持第一審科刑之判決，自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第35條之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第35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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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546號

(一)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採行傳聞法則，而於第159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惟反對詰問權並非絕對之訴訟防禦權，基於真實發見之理念及當事人處分權之原則，同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允許被告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而藉由當事人等「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本乎程序之明確性，該法條第1項所稱「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者，當係指當事人意思表示明確之明示同意而言，以別於第2項之當事人等「知而不為異議」之默示擬制同意。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且該意思表示無任何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固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惟此明示同意之效力，形同發生被告放棄憲法所保障對質詰問權之結果，且形成恆定之拘束力，而傳聞法則及其例外，又非公眾周知之普通常識，其同意自應建立於被告本人確實明知上開效力之前提下，始得謂毫無瑕疵，是以除於有辯護人之被告，因已得辯護人之專業輔助，而無需另為闡明外，倘對未選任辯護人又無法律專業之被告，法官於準備程序處理有關證據能力之意見時，仍應充分曉諭被告關於傳聞法則之法定內涵與同意證據之處分效果，使其處分權得有效行使，以資衡平，否則其處分之意思表示雖非無效，仍有瑕疵，即得容許被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其證據能力再為追復爭執，除非所爭執之傳聞證據，法院業已傳喚原供述人到庭踐行對質詰問程序，原供述人復未否認其曾為之供述，而無不當剝奪被告反對詰問權之疑慮，因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其瑕疵已被治癒，始不許被告再行撤回其同意。(二)上訴人於第一審並未選任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就廖○○之調詢證述，係表明對其證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證據使用之意，雖未見法官闡明傳聞法則之法定內涵與同意證據之處分效果，惟法官業已依上訴人之聲請，傳喚廖○○到庭作證，廖○○到庭後，對其調詢筆錄內容並未否認為不實，僅陳稱：因為太久，不太清楚等語，上訴人對廖○○當時所述，亦表示無意見，則上訴人之反對詰問權已獲保障，仍不應許其再行爭執其證據能力，而有礙於訴訟之安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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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574號

(一)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二)原判決已說明謝○○、呂○○於偵、審中所述被告參與被訴販賣毒品之情，有前後不一之瑕疵，且渠等為共犯證人，復有獲邀減刑寬典之利害關係，渠等供述亦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而依卷內其他證據資料，尚未達到足以平衡或袪除謝○○、呂○○不利被告之證述可能具有虛偽性之程度，不能充分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至謝○○、呂○○前後不利被告證述之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指證堅決與否等情，因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尚不足以作為渠等所述被告參與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而渠等與被告間關係如何、有無怨隙等節，既與被告犯罪事證有無，不具必然之關連性，自亦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渠等自白或證述之真實性。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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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578號

(一)刑法第294條第2項之遺棄致死罪，以行為人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致該無自救力之人發生死亡之結果為成立要件。故遺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須有因果關係存在。即被害人之死亡須導因於行為人之不作為，始足當之。如被害人遭他人傷害之傷勢，已足獨立為其死亡之原因，則行為人雖有遺棄行為，然因與被害人之死亡間，並無因果關係，自難以遺棄致人於死罪相繩。又倘有前、後數個可能導致產生犯罪結果之條件時，評價前、後條件之因果關係，學說上有所謂因果關係中斷、超越的因果關係及累積因果關係等不同主張。所謂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換言之，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另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二)造成Ｂ女停止呼吸而缺氧之原因，似為乙○○前述①，及當日如⑤所示扼勒Ｂ女頸部之作為所致。再參以Ｂ女甫滿2個月，腦部、身體各方面發育未臻完全，本應輕柔對待，以免造成傷害，惟卻於短短20日內遭乙○○暴力毆打凌虐達5次之多，並受有上開傷勢，則其肝醣指數小於1％，似係因外傷程度已嚴重到瀕臨死亡狀態，導致其不想喝奶所致。則Ｂ女之死亡，能否謂係甲○○未於Ｂ女遭乙○○為前述①至④所示傷害後，將其送醫之不作為所致，而非累積乙○○上開各次傷害犯行已足獨立導致，即非無斟酌之餘地。(三)共同正犯，係指兩人以上基於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分工協力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而所謂犯意聯絡，固不限於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惟有無默示之合致，仍應綜合客觀事證認定之。如兩人以上同時、同地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惟彼此間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是各自成立單獨犯罪之同時犯，難論以共同正犯。(四)甲○○、乙○○既未曾談論是否將Ｂ女送醫，且2人就不將Ｂ女送醫又各係基於不同之考量，似難認有默示之合致。則甲○○縱成立犯罪，其與乙○○亦似為同時犯，乃原判決認甲○○與乙○○應成立共同正犯，非無研酌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第294條

刑法第28條、第29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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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604號

刑事訴訟上所稱之訴訟行為（包括法院、訴訟當事人、第三人）係指符合法定要件且足以發生訴訟上原有效果之行為，當訴訟行為發生瑕疵時，若其行為能藉由如當事人未異議（如被告放棄就審期間）、對被告權益未生影響（如被告已獲判無罪）、原因除去（如補正上訴或抗告理由）或基於訴訟迅速或經濟之考量（如當事人已對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不得聲請法官迴避）等行為取代瑕疵之訴訟行為即稱「瑕疵訴訟行為之治癒」。故除法院恣意、濫用權利或嚴重違背程序（如被告有正當理由不到庭，仍行一造辯論判決、法院組織不合法等）外，若只是個別訴訟條件之欠缺，因第二審採覆審制並兼具事實審，僅須將第一審判決違法或不當部分撤銷，就該案自為判決，原第一審存在之訴訟行為瑕疵，經第二審撤銷判決後亦不復依存，本無治癒問題。又倘第一審訴訟行為之瑕疵並非嚴重（如漏未諭知被告所犯所有罪名、漏未將證物提示當事人等辨認），如第二審已依法踐行應有程序或業經補正，基於法安定性與實體正義權衡之結果，縱未於判決內糾正第一審訴訟行為之瑕疵，甚或仍維持第一審判決，亦應認第一審原有之訴訟行為瑕疵業已治癒，不能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378條、第379條、第380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699號

按刑法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態樣，與其他財產犯罪不同者，須以被害人行為之介入為前提，其犯罪之成立除行為人使用詐術外，另須被害人陷於錯誤、被害人（陷於錯誤）因而為財產上之處分，並因該處分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為其構成要件。又所謂「陷於錯誤」，乃被害人主觀上想法與真實情形產生不一致，也就是說被害人對行為人所虛構之情節須認為真實，信以為真，並在此基礎上處分財物。至被害人之所以陷於錯誤，除行為人施用詐術之外，同時因為被害人未確實查證，致未能自我保護以避免損害發生時，要無礙於行為人詐欺取財罪之成立。比較法例上，「被害者學（Viktimo-Dogmatik）」即以被害人行為之觀點作為解釋特定犯罪構成要件之評價因素之探討，方興未艾，惟上開結論仍為通說之有力見解，從刑事政策來看，被害人縱有未確實查證而未能自我保護，也不能因為被害人容易輕信別人就將之排除在刑法保護範圍之外，否則將導致公眾生活、社會交易引起猜忌與不信任，況且，從歷史發展觀之，將刑罰權賦予國家獨占，正是人民從自我保護任務解除之明白宣示。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110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750號

證據對事實發揮證明之作用，並據以認定其是否存在，係指藉由對證據方法之調查獲得證據資料，並因而對相關待證事實之存否產生確信之過程與結果。所稱待證事實，係指得涵攝於被訴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社會事實而言，包括一般人日常生活所體驗感知行為人之原始複數舉動或行為之實然存在，此應依訴訟法上相關證據法則證明認定之。至待證之具體社會事實，在法律上之特定條件下，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為行為單數，而論以犯罪單數之接續犯，則屬應然之規範評價問題，尚與證據法則無涉。又被告及證人（包括身為共同被告之廣義共犯﹙即幫助犯、教唆犯及共同正犯﹚）均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①被告應訊供承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以外之間接事實，乃自白以外之「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第158條之2第1項參照），以及②廣義共犯所為不利於其他廣義共犯（例如幫助犯對正犯，或正犯對幫助犯）之陳述，與③選舉受賄之人所為就對向行賄者向其行賄情節之指證，本均係適於證明事實之積極證據，祇不過證明力受限而已，亦即非有自身以外之其他證據補強其憑信性，不得僅憑其各自之單一證據遽以認定事實。而被告、廣義共犯及行賄對向犯，既係相互獨立而屬不同來源之證據方法，則其等所為不利於選舉行賄之正犯或幫助犯相關情節之陳述，自可互為彼此之補強佐證，或與其他立證相結合而據以認定賄選之犯罪事實。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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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790號

(一)刑事訴訟上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係指禁止第二審法院諭知較原審判決更重之刑，主要從「刑」方面整體觀察有無增加被告實質上之不利益（如第二審法院諭知原審所無之法律效果、提高相同刑罰種類之刑度、增加被告實質負擔之易刑處分或諭知保安處分或延長其期間等）。至於發現真實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不能優位於法治國原則，亦不能妨害發現真實與正確適用法律。準此，關於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上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是若在基礎犯罪事實無擴張或縮減前提下，其犯罪不論在法律上被評價為數罪、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倘第一審誤想像競合犯為數罪，第二審以其適用法則不當予以撤銷時，其改判之刑度只要不逾第一審誤認為數罪之應執行刑或若不符合定應執行刑之其中一部或全部刑期相加總合，即無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二)本件第一審認上訴人所犯行為時之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槍枝罪與殺人未遂罪為數罪，應分論併罰，分別各處有期徒刑3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及有期徒刑7年，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2月，原審在犯罪基礎事實不變情況下，依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論其犯殺人未遂罪，並量處有期徒刑7年2月，並未逾第一審就上開2罪所定應執行刑之刑期，自不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50條、第271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50條、第271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826號

本案經本庭評議後，認本件擬採之法律見解，即：「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依本條第1、2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仍適用本條第1、2項規定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此所謂「3年後再犯」，是否僅以被告本次再犯時間，與最近一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相距已逾3年即足，不因其間是否另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與本院先前裁判（109年度台上字3135號判決）所持見解有異，經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庭徵詢後，仍未能統一見解，乃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民國109年11月18日以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宣示：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其理由略以：㈠、87年5月20日毒品條例公布施行後之刑事政策，對於施用毒品者，已揚棄純粹的犯罪觀，雖強調「除刑不除罪」之理念，認為施用毒品者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惟囿於當時戒治及醫療體系均不完整、專業人員欠缺且戒毒知識尚有不足，社會大眾仍視施用毒品者為「犯人」而非「病患」，暨相關戒毒及事後之追蹤、輔導配套措施亦不完備，其刑事政策明顯將施用毒品者偏向「犯人」身分處理，導致監獄人滿為患，且施用毒品人口不減反增。為此，戒毒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開始正視施用毒品者實屬「病患」之特質。先於97年新增毒品條例第24條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制度，確立「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及「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雙軌治療模式。本次修正之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雖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惟鑑於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毒品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本次修正後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思維，自應與時俱進，擺脫以往側重於「犯人」身分之處罰，著重其為「病患」之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重新評價前揭所謂「3年後再犯」之意義。㈡、毒品戒除不易，須經長期且持續之治療，施用毒品者既被視為「病患性犯人」，最佳處遇方式即為治療。對於施用毒品者之治療方式，有機構外之處遇（如自行赴醫院戒癮、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等），或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至對施用毒品者科以刑罰，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用。監獄為執行場所而非戒癮專責機構，針對施用毒品者及其再犯之特性，法務部於106年12月5日頒訂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目的即是積極引進地區醫療體系之協助，提供毒癮戒治，落實社區追蹤輔導及治療之銜接，俾修復創傷、預防再犯。惟刑罰因涉及人身自由之基本權，故於施用毒品初犯時皆以傳統之機構外或機構內處遇方式治療，如再施用毒品時，始科以刑事責任。而當刑罰處遇仍不能有效幫助施用毒品者改善惡習時，即表示無法以此方式發揮治療效果，若繼續施以刑罰只具懲罰功能，不僅無法戒除毒癮，更漸趨與社區隔離，有礙其復歸社會。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立法真諦。除檢察官優先適用第24條命附條件緩起訴處分處遇（不論幾犯，亦無年限）外，對於施用毒品初犯者，應適用第20條第1項、第2項為機構內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若於上開機構內處遇執行完畢釋放後，於「3年內再犯」者，依第23條第2項規定，應依法追訴；倘於「3年後再犯」自應再回歸到傳統醫療體系機構內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治療。是對於戒除毒癮不易者，唯有以機構內、外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能控制或改善其至完全戒除毒癮。㈢、綜上，對於毒品條例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所謂「3年後（內）再犯」，自應跳脫以往窠臼，以「3年」為期，建立「定期治療」之模式。其規定中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等旨。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規定，本件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法律見解拘束。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

109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3877號

（一）行為人在司法過程中，倘藉由干擾、欺騙等不法手段，影響訴訟程序之適正運行，阻礙司法偵查、審判之效能與妥適，可能造成案情更加晦暗不明之結果，阻礙事實真相的發現，不僅使司法效能降低，若因此使法庭作出偏狹之判斷，將致公平正義無法彰顯，嚴重妨害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最終也斲傷了人民對司法公正性的信賴，此屬法治國家所應極力防堵並加處罰之妨害司法公正行為（ObstructionofJustice）。我國憲法基本權中，雖無類似其他國家在憲法中直接宣示人民有受公正及適時有效審判之權利（例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日本憲法第37條第1項），然經剖析我國司法院釋字第512、530、591、639、789號等解釋，仍可得悉人民受公正、適時有效審判之權利，係涵蓋在訴訟基本權之根本內容無疑。此之公正、適時有效審判，既係要求人民因案涉訟時，國家機關即有「妥」與「速」處理之義務，相對以言，自亦不得忽視妨害司法公正之不正行為，干擾司法程序及結果，否則難符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本旨。被告在訴訟上固然享有不自證己罪特權，但也僅止於無義務自行提出證據，以證明自己罪責而已，要不能容許其可以利用不正方法，妨害司法權之適正行使，否則當屬「防禦權之濫用」；而法庭向來被諭為「正義的殿堂」（PalaceofJustice），因為訴訟原是圍繞著訟爭利益之得失所引發，而以文明、平和之方式實施攻擊、防禦的一場「不帶煙硝味的戰爭」（WarMinusTheShooting），所有訴訟參與人均不必以不正手段或武力相向，透過法庭，即能尋求公平正義的實現。為落實司法之公正、適時有效審判，若判決是以虛偽證據為基礎而作出，這就意味了毒藥已經滲透入司法的源泉（PoisonHadPermeatedTheFountainofJustice），並可能污染整體司法程序，而悖離訴訟權保障之憲法誡命（我國雖不採毒樹果實理論，但與此不同，不宜混淆）。是故，倘他人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要求證人出具書狀，或拍攝錄音、錄影等電磁紀錄，或至法庭為有利於訴訟當事人之陳述，法院為防免司法之適正行使被不正手段干預，導致虛假證據污染整體司法結果之公正性，自得駁回當事人不正證據調查之聲請。（二）第一審勘驗發現上訴人提出之甲○審判外錄製影音光碟，雖陳稱上訴人為其男友，吵架、憤而提控，及已和好，現願撤告等旨，但甲○僅5次視線短暫看向鏡頭，其餘時間均注視鏡頭旁；參以上訴人直承此光碟係由上訴人提議，專用於本案而錄製，上訴人撰稿，甲○照唸；而甲○在第一審已到庭具結，供明係遭上訴人「強迫」而錄製、「叫我幫他脫罪」、「不是我的本意」（按甲○在警詢之初，已供明彼此僅係一般朋友〈非男女朋友〉，卻遭性侵害）等語，可見上訴人有干擾司法適正審判之情形。原審審判長乃於審理程序時，諭知無必要重複傳喚甲○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之理由，經核並無不合。參考法條：憲法第16條。司法院釋字第512號、第530號、第591號、第639號、第789號。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63條之2、第3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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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898號

(一)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意義在於被告不會因害怕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保障其上訴權之行使，但此原則並非禁止第二審做出任何不利於被告之變更，而是僅止於禁止「第一審判決之刑」之不利變更。依此，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其功能僅在為第二審法院劃定量刑之外部界限，只要量刑結果未超出第一審判決之刑，即無不利益變更的問題。然此原則固為保障被告上訴權而立，但發現真實乃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旨在使「罪得其罰」、「罰當其罪」，刑事上訴制度除使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外，亦有糾正違法失當判決之功能，是刑事上訴之設雖在維護被告之審級救濟權利，藉以保護人權，但所謂人權非僅專指被告之人權而言，尚應包括被害人之人權，及整體國家之社會法益在內，是上級審如發現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即不受原審判決量刑之限制。換言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方面為了保障被告之上訴權，設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另一方面又為了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特設有例外規定（見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係採「相對不得加重主義」。又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故量刑之輕重，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此即所謂「罪刑相當原則」。是倘第二審認定被告之犯罪情節較第一審為輕微時，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要求，第二審固不得量處較第一審為重之刑，惟量處較輕刑期幅度之多寡，則應受「罪刑相當原則」規範，倘第二審量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其權限情事，且不悖於比例原則，即屬適法。(二)本件上訴人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認定其非法提供之土地較第一審認定之面積為小，即上訴人犯罪情節較第一審認定確為輕微，原審基於實體真實發現認第一審認定事實有誤，撤銷其判決，然因上訴人成立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在別無其他減輕其刑之條件下，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形而為刑之量定，所量處較第一審為輕有期徒刑1月之刑期，已屬其法定得裁量之最低宣告刑，自無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47條、第57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刑法第47條、第57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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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920號

（一）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除所犯係刑法第5條、第6條所列之罪，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無我國刑法之適用，此觀刑法第5至7條之規定甚明。又依憲法第4條、增修條文第1條第1項、第4條第5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75條規定，大陸地區固屬中華民國領域。然臺灣地區人民在香港、澳門犯罪，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條、第43條第1項之特別規定，除所犯係上述之罪，亦不適用刑法之規定。又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並非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係於民國105年12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5條第11款，始規定國外犯該罪亦有刑法之適用。是中華民國人民在該條款施行前，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含香港、澳門）犯該罪，並無刑法之適用。（二）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刑法第4條定有明文。刑法第339條之4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係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基本構成要件，其犯罪流程包含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及他人陷於錯誤因而交付財物、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是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地、他人交付財物地及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地，倘無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自不能認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該罪。參考法條：憲法第4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4條。刑法第4條、第5條、第6條、第7條、第339條之4。刑法施行法第5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第75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條、第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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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

（一）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二）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基於犯罪之決意而開始實行密接或合於該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而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其時序之認定，自應以詐欺取財罪之著手時點為判斷標準；詐欺取財罪之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通念，咸認行為人以詐欺取財之目的，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致財產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即屬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行為之著手，並非以取得財物之先後順序為認定依據。本件稽之附表編號1、2所示犯罪之先後時序，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先對附表編號2之被害人施用詐術，再對附表編號1之被害人施詐，縱取得附表編號1被害人之財物在先，仍應認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係先著手於附表編號2之犯行，附表編號2該次方為被告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原判決誤以附表編號1為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並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前揭說明，即難謂適法。（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此為本院之統一見解。本件原判決固認定其中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與被告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成立想像競合犯，原審為科刑時，自應具體審酌被告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主觀惡性及犯罪習性等相關因素，據以認定被告究竟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宣告強制工作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而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惟原判決就此未進一步調查釐清，並敘明其論斷之依據，遽謂基於整體性之原則，本件並無適用前揭條例規定對被告諭知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云云，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刑法第55條、第339條之4。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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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394號

(一)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得裁量、判斷之職權，此乃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之規定，係將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委諸法官評價，法官必需綜合當事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方法，在嚴格證明法則之下，定其取捨而形成心證。惟其各項證據方法有得共同推論同一事實者，亦有相互排斥呈現不同事實狀況者，法官即應以綜合歸納或推理演繹之方法，判斷其證明力之高低，尤應先觀察其證據類型，是否具有客觀性（作成時未受意志決定）、穩定性（不隨外在環境變易）、明白性（無待推論直接證明）等優勢，擇為最接近事實之證據，始得謂合於證據法則。苟其此項裁量、判斷，確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再者，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者，應在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法院並非任憑被告主張，均需逐一指駁，並說明其不採納的理由，始得謂已盡此一說理義務，鑑於歧異事實無從併立，倘法官對於資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已經說明其採擇之理由，並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其他不相容證據之理由，仍屬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因該不相容之證據，顯然於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仍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尚有未合。(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以違反該法第20條第2項之規定為其成立要件。而「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已為該法第20條第2項所明定。依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發行人，謂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是以「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自為上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之犯罪主體；再依99年6月2日修正前（即行為時）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已依該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且依同法第14條第2項授權頒訂之「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4條第3項規定（98年12月29日修正），主要報表應由銀行負責人、經理人及主辦會計人員逐頁簽名或蓋章，則上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所指公司（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於公開發行股票之銀行，自係指銀行中有執行編製、申報與公告財務報告義務之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負責人；且因同法第20條第2項係規定：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亦應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主觀上具有「故意」為其要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0條、第36條。公司法第8條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20條、第36條。公司法第8條

109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

（一）我國為實施聯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以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之旨，特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該法第2條規定，本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參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第2項：「締約國應確保，於任何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權獲得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並應享有符合本公約宗旨及原則之待遇，包括提供合理之對待」，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通過之該公約第14條準則第9點，針對身心障礙者之拘禁條件（Conditionsofdetention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進一步說明：締約方應確保拘禁機構符合無障礙（可及性）及提供合理調整，以符合人道的生活條件。換言之，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使被拘禁之身心障礙者在拘禁場所中能自立生活及充分參與生活各方面，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各公共區域、使用設施與服務，例如使用浴廁、庭院、圖書館、研讀室、工作場所，享有醫療、心理、社會與法律服務等。而我國監獄行刑法第6條第2項、第3項規定：「監獄對受刑人不得因……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而有歧視」、「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其立法目的係為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權益，乃明確規範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並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上開「無障礙」權益保障，屬整體性之規劃；「合理調整」，包括設備設施、處遇、管理內容或程序、流程上的調整，指根據具體需要即受刑人個別需求，於不造成監獄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得在與其他人平等之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基此，我國對於身心障礙受刑人之處遇，所制定之規範已合於前揭國際公約規定，以因應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並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自難率爾認定我國監獄環境屬違反前揭國際公約規定之拘禁場所，而不得使身心障礙受刑人入監執行之情形。（二）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未諭知緩刑，致其將入監服刑，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及其準則相關規定云云，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監獄行刑法第6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監獄行刑法第6條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9年度台上字第4074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308條所定有罪判決書應記載之犯罪事實及理由，係指法院基於調查證據結果認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其主文所生之根據而言。而判決書之所以應敘述理由，一在防止裁判者之恣意，藉以保障被告，避免不合理、不正當之裁判；其次，訴訟關係人可藉判決理由明其裁判原因，以為上訴聲明，並為上級審法院審查原判決當否之依據。是若判決所載理由已適合該二目的，即難謂有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二）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係以案發時不在現場，並非行為人等由，否認犯罪，另辯以無殺人未遂或重傷害之犯意，顯未主張自己係犯重傷害未遂罪。則原判決以前述殺人未遂之事證明確，記明其撤銷第一審此部分科刑判決，改判依檢察官起訴法條而為前述論處之理由及所憑，本無對於上訴人或檢察官未為主張之罪名，贅予說明何以未另行論究之必要。縱原判決於審理期日，為保障被告訴訟權益，就所有罪嫌充分辯論之目的，於告知所犯罪名時，除起訴法條外，併告以可能涉犯重傷害未遂等罪名，然當事人、辯護人既未主張係犯重傷害未遂罪，原判決未就此贅為論述，即無違法。（三）證人保護法第11條第4項對於依該法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明定「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面、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於其依法接受對質或詰問時，亦同。」乃為貫徹證人保護制度在鼓勵證人勇於檢舉及出庭作證，俾發見真實之目的，並兼顧證人人身安全與被告對質詰問權衍生之衝突，而對於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利所設之合理限制。該規定對秘密證人採取適當隔離方式等特殊之調查程序，係為維護證人人身安全，鼓勵其到庭作證所設，以免證人於被告面前輕易暴露真實身分之風險，影響其證述之意願或自由意思。則檢察官訊問秘密證人時，因被告未到庭且偵查不公開，認無於被告面前揭露證人身分疑慮者，本無採取與被告隔離之措施可言。此與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尚未訊問之證人在場，影響真實之發現，乃明定證人有數人者，由訊問權人裁量應否分別訊問，其未經訊問者，非經許可，不得在場之意旨不同。（四）本件檢察官訊問時，秘密證人A1、A2並未針對應否分別訊問或如何影響其人身安全有所主張或爭執，顯無悖於各秘密證人證述之意願或自由意思。即使檢察官根據上情裁量後，認無洩露證人身分或有礙其人身安全維護之虞，而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分別為訊問，仍不影響各證人陳述任意性之判斷。上訴意旨質疑檢察官未分別訊問證人是否影響真實發現，並泛言檢察官對於秘密證人A1、A2未分別訊問，違反證人保護法第11條第4項關於隔離訊問之規定，應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此部分採證為違法，顯與前述法律規定本旨不符。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308條。證人保護法第41條

刑事訴訟法第184條、第308條。證人保護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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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4075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4項運輸毒品罪之「運輸」，係指基於運輸犯意，將毒品轉運輸送至異地而言。是除行為人之傳送持有行為，性質上已為其他高度犯行包含評價在內者外，不論其運輸毒品之動機與方法如何、目的係為自己或他人，均不能對其本於轉運輸送意思所為獨立運輸行為，置而不論，以免評價不足。此觀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7條第3項（因供自己施用而犯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自同年7月15日生效施行），於立法理由明示：本法對「運輸」毒品之行為均一律依據第4條加以處罰，對於行為人係自行施用之意圖而運輸毒品之行為，並無不同規範之旨亦明。而毒品交易之買賣雙方，就販賣行為本身而言，固為對向關係，但若購毒者與出賣人，除買賣意思相對立之關係外，尚就毒品之轉運輸送具有平行一致、朝同一目的之犯意聯絡，或就彼此行為相互利用分擔，達成運輸毒品至異地交付買受人（或指定之人）收取之目的，即難僅因買賣雙方內部具對向性質，而排除共同運輸之適用。此與單純由賣方一己運輸至臺灣後，方售予買受人之情形不同，應予辨明。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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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一）按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言論不問其議題或內容，公共的、政治的或私人的皆在受保障之列。發表言論是基於理性或出自情緒也非所問，言論有無價值、是否發生影響亦不在考慮之中。但明知為與事實不符的主張，或虛構事實的言論，則屬言論自由之濫用，且因侵害公益或他人之名譽或人格權，自得依憲法第23條規定，以法律限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罪，即屬法律對於言論自由所課予之限制。本罪以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主觀上明知為虛構或不實之事，而仍決意著手以公開方式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以遂其使某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而發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足構成。至於該候選人事後是否果真當選或不當選，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而實際發生損害，均非所問。（二）上訴人為民國107年臺中市里長選舉○○里里長候選人林○潭之支持者，詹○峰亦登記參選該里里長。明知伊與穿著詹○峰競選背心、正在「世○○華社區」停車場入口車道為詹○峰助選之劉○逢發生口角衝突當時，詹○峰並未在場，竟意圖使詹○峰不當選，在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上開社區大門前迎賓車道（迴車道）附近，接續以言詞散布謠言，高喊「詹○峰打人」2次，足以生損害於詹○峰。選民可能因而誤會詹○峰人品不佳，動輒訴諸暴力；上訴人所為非但足以損害詹○峰名譽，更有使其不當選之意圖。參考法條：憲法第23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憲法第23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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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4148號

（一）刑法上之共同正犯因係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故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對該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有犯意聯絡範圍內，對於其他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即在責任上應「有難同當」，但在訴訟上未必仍能「有福同享」。僅刑事訴訟法第239條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包括共同正犯）之一人撤回告訴，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及同法第402條關於第三審上訴，為被告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含共同正犯）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等規定，乃係基於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主觀不可分之原則，對共犯之撤回告訴並無選擇權；或係為保護共同被告，避免裁判分歧，謀求第三審法律適用統一目的而設。惟均係基於刑事訴訟政策之考量，並非共同正犯之本質始然。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能翔實供出其上游供應者之具體事證，諸如前手之姓名、年籍、住居所、連絡電話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以利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遏止毒品泛濫及擴散。惟被告何以願意揭發其毒品來源，或係出於真摯反省悔悟、或為謀求減、免其刑之寬典，原因諸端，皆取擇於其個人自由意志決定，若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亦係出其個人對毒品查緝之貢獻度及正確性，故而獲得減、免其刑之恩典，其效力自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是共同正犯間，除因其等提供毒品來源之情資，各自揭發不同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或同時或雖異時提供同一毒品上游之相同事證，然有調（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尚未因其中之單一線索而發動調（偵）查者外，倘偵查機關能因其等各自線索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仍係基於共同正犯之個人功勞。只有在各共同正犯分別提供毒品上游不同之具體事證（如其中1名提供毒品上游者姓名、另1名則提供該人之連絡電話等），使有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以綜合各共同正犯間提供之情資發動調（偵）查並破獲同一毒品來源時，此時各該共同正犯始得「福禍與共」同享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寬典。（二）上訴人亦無提供任何情資查獲除「李○均」外之其他毒品來源之正犯及共犯，自不得援用共同正犯劉○琴對於毒品查緝之功勞，主張其既「有難同擔」即能「有福同享」，得同依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參考法條：刑法第28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402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刑法第28條。刑事訴訟法第239條、第402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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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4212號

（一）刑法上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是指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視，觀之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自明。此所稱在法律上負有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即保證人地位），除法律明文規定者外，如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其中對於特定近親（如直系血親、配偶等），或存在特殊信賴之生活（如同居家屬）或冒險共同體（如登山團體）關係之人，所處之無助狀態，皆能認為存在保證人之地位。倘具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未盡防止危險發生之保護義務，且具備作為能力，客觀上具有確保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仍得與積極之作為犯為相同之評價。（二）本件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於000年00月0日下午17時20分許之傍晚時分，駕車攜帶年滿70歲，且罹患燥鬱症及中度智能障礙之母親王○○○（00年0月生），前往地處偏僻之南投縣○○鄉○○村○○巷0000號下方200公尺處○○溪河床捉蝦，時至同日18時許，天色近暗時，仍未立即返回，其後王○○○則因跌落○○溪溪水中溺水窒息死亡等基本事實；原審經調查審理後，固載認：本案係因王○○○夜間在溪邊抓蝦，且入秋溪水豐沛，步道濕滑，以致發生落水溺斃之意外，尚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將母親王○○○推下溪水，或壓制母親致溺斃之舉等旨，惟原判決理由亦謂：「只是夜間帶老人、小孩去抓蝦，須顧慮安全問題，尤其溪裡石頭高低不平，且○○溪之步道有一半浸泡在水中，行走要更小心，被告可能高估母親的應變能力，導致本案意外發生。」等詞。若果為實情，被告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之規定，對於其母王○○○原即負有扶養（扶助、照養）之義務，竟於日落時分，駕車帶同年事已高復身罹殘疾之王○○○，至人煙罕見之荒山野溪戲水，復未隨侍在側（不作為），對於王○○○跌落溪間之無助狀態，是否存在保證人之地位？若是，被告是否已盡防止危險發生之保護義務？有無具備作為能力，且客觀上有無防止結果發生之相當可能性？縱然王○○○告稱案發當時要上廁所，被告是否仍得委請其妻陳○雅在旁照護？等各情均有未明，上開諸多疑點尚與被告在被訴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範圍內，是否仍涉過失致人於死犯行攸關，猶有進一步究明釐清及剖析說明之必要，原審未予深入調查澄清並論敘明白，遽認被告並無殺人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依前揭說明，其判決尚嫌理由不備、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難認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5條、第271條第1項、第276條

刑法第15條、第271條第1項、第2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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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

(一)判斷賄賂罪之隱藏性構成要件「對價關係」的成立與否，衡酌面向可歸納出包括是否偏離常軌及影響力二個層面。前者之審查基準，在於判認授受行為究為符合一般社會通念所容許之禮尚往來，或係偏離常軌之逸脫往來；後者之審查基準，則係釐清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其職權作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亦即依據一般社會健全通念，而判斷行求之一方所提供之金錢、財物或利益，是否足以收買公務員職權行為之行使或不行使。此二層面的具體認定標準，除了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及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政治獻金法等）外，在偏離常軌之審查，也必須詳加探求例如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不法行為免遭查緝或稽查，抑在補貼職權行為之用意；授受行為是建立在業務上之審核關係，或如一般親朋好友間送往迎來之非業務關係；授受標的之名目、內容、價額或消費地點是否偏離常軌；授受之名義是否與系爭待決或已決事項有關；收受者是否出現一反常態的特別表現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在影響力之審認，亦須綜合衡酌例如授受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公務員就職權行為之決定，或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職權行為之內容是否為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是否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客觀情形。至於該收受者實際上是否真正被影響、有無踐履行賄者所冀求之行為，皆不影響對價關係之認定。(二)原判決已依卷證內容，敘明上訴人宴請陳○財及招待按摩之目的，係冀求陳○財進行鑽心取樣、檢查時，不要依規定行事，只要任由業者自行辦理，俾免被估驗不合格；而基於雙方平日無交情（欠缺經常送往迎來之相互交誼關係）；估驗者與被估驗者之工程業務審查關係；偏離常軌之消費地點、內容、名目；授受利益之價額；足以影響陳○財就估驗等職權行為之決定；陳○財果真實現上訴人之冀求；估驗係陳○財職權行為之特定關係事項；授受之時間與職權行為之決定有關聯性等各項因素綜合判斷，認上開利益之給予，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健全通念所容許之正常禮儀酬酢。因認上訴人之賄賂行為與陳○財所為違背職務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經核並無不合。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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