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度台上字第4321號

不論是被告或共犯之自白，抑或被害人（或告訴人）之供述，固均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必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即通稱之補強證據，並不因其為補充性之證據，即認其證明力較為薄弱，而應依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被告之自白或被害人之指訴（證詞）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視其是否足以確信被告之自白或被害人之指訴犯罪事實之真實性而定。故補強證據與被告之自白或被害人之指訴為相輔相成之關係，其間互成反比，即補強證據之證明力較強時，則被告之自白或被害人之指訴之證明力可以較弱，反之亦然。又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仍祇是被害人指述之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但倘證人所述內容，係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驗，屬於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可為補強證據。再者，為防止自白或指訴之虛偽不實，對補強證據之需求宜從寬認定，故實質上一罪之有數罪性質者（如結合犯）及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自須各罪皆有補強證據；而關於實質上一罪之單純一罪性質者，如加重結果犯，其基本犯罪須補強，加重罪既屬過失犯，則可不須補強證據；如為集合犯，因屬構成要件本質上一罪，故部分行為補強即可（如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一段時間，最後當場為警查獲清除之廢棄物，該廢棄物可為其自白之補強，而不必每一廢棄物之清除皆須補強）。至犯罪競合之數罪併罰，各罪分別獨立，故每一罪之自白或指訴，皆須補強證據，固無疑義，然數罪間如有關聯性，一補強證據同為數罪自白或指訴之補強，仍有可能，自不能任指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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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

（一）因應刑法與刑法施行法之修正，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於105年11月30日修正為：「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植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立法理由係以：考量山坡地因其自然條件特殊，不適當之開發行為易導致災害發生，甚至造成不可逆之損害，為減少違規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該等犯罪工具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致使犯罪成本降低，而無法達到嚇阻之目的，乃修正為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以為刑法第38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則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二）修正刑法就沒收部分，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增訂過苛條款，於第38條之2第2項明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之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所謂「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依其文義、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自係指依第38條、第38條之1規定宣告之沒收、追徵而言，其中第38條部分，當然包括該條第2、3項前段與但書在內，而非僅限於前段規定，始有適用。參考法條：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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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339號

按刑法上所謂犯罪之吸收關係，指數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彼此性質相容，但數個犯罪行為間具有高度、低度，或重行為、輕行為之關係，或某種犯罪行為為他罪之階段行為（或部分行為），或某種犯罪行為之性質或結果當然包含他罪之成分在內等情形。是以當高度或重行為之不法與罪責內涵足以涵蓋低度或輕行為，得以充分評價低度或輕行為時，在處斷上，祗論以高度或重行為之罪名，其低度或輕行為則被吸收，而排斥不予適用，即不另行論罪。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同時持有第一級毒品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第二級毒品，嗣又同時施用該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一次等情，依上揭說明，因吸收關係具有法律排斥效果，其持有第一級毒品之行為已被高度並為重行為之施用第一級毒品之行為吸收，即不另論以持有第一級毒品罪；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行為則被重行為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以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而施用第一級毒品與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行為，二者並非自然意義上之一行為，亦不具有完全或局部之同一性，無足以評價為法律概念上一行為之因素，故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與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自不生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無從成立想像競合犯，而應分別論罪，併合處罰。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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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581號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指通訊，其範圍包括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者，且須以有事實足認受監察人對其通訊內容有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者為限；而通訊監察之方法係以截收、監聽、錄音、錄影、攝影、開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必要方法為之，該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及第1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司法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執行電信監聽取得之錄音，係以錄音設備之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通訊之內容，在通訊監察之錄音過程中，無論係監聽電話通訊發、受話兩端之對話聲音、背景聲音，乃至於兩端或受監察人單端與其身旁人之對話內容，皆屬透過受監察電信設備目標所接收之音，符合監聽受監察人之目的，受監察人對此亦有合理的隱私期待，俱為該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通訊」，仍屬合法通訊監察之範圍。至司法警察實施通訊監察所側錄被告與他人之對話內容，若其對話本身即係被告進行犯罪中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內容，該對話內容於法律評價上，應屬被告審判外之自白，其得否為證據，應視其是否具備任意性與真實性以為斷，並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二）原判決所引用卷附民國102年10月17日凌晨1時6分許起，共34分9秒之通訊監察譯文，係司法警察機關依通訊監察書核准範圍內之通訊器材，以截收、監聽、錄音等方式，紀錄犯罪活動本身內容者（依黃寶銘於第一審所述，係其與傅瑞瑩於電話交談結束後，在雙方未完全掛斷電話之情狀下，進而側錄到私宅內其與駱明聖、蕭世祺3人在旁商談如何利用蔡啟宏即將結婚，以禮金名義行賄之對話內容），且據證人黃于庭、黃元騏證述該譯文錄製摘譯之過程，及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函文，確認通話兩端於電話未掛斷之情狀下，該通語音即可收錄背景聲，係合於現行通訊監察運作方式，揆諸前揭說明，該對話內容符合本案通訊監察之目的，其等對此亦有隱私的合理期待，當屬合法通訊監察之範圍。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第13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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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587號

（一）為確保醫師執行業務順遂，導正緊繃的醫病關係，民國107年1月24日公布施行之醫療法第82條新增第3、4項，分別規定：「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前2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其目的在於限縮醫師過失責任範圍，減少其因執行業務而受刑事訴追風險，並朝向醫師過失責任判斷要件的精緻與明確化。所謂「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係以醫療行為是否符合「醫療常規」為判斷，是一種平均醫師的注意義務程度。即凡任何一個具有良知與理智而小心謹慎的醫師，在相同條件下，均會採取與保持之注意程度，其他醫師立於相同情況，皆會為同樣判斷與處置。具體而言，所謂「醫療常規」係臨床醫療上由醫療習慣、條理或經驗等形成的常規，是作為正當業務行為之治療適法性要件。通常違反醫療常規，雖可初步判斷醫療行為具有疏失，惟尚須進一步確認此疏失是否為病人非預期死傷的關鍵因素。換言之，醫療行為縱使違反醫療常規，惟此疏失行為與結果間仍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始能認定為醫療過失行為。至所稱「合理臨床專業裁量」即允許醫師對於臨床醫療行為，保有一定的「治療自由」、「臨床的專業裁量權限」，以決定治療方針。尤其對於罕見疾病、遇首例或對於末期病人充滿不確定性的治療，在無具體常規可遵循時，即須仰賴醫師合理的臨床裁量。其裁量判斷，除前述「醫療常規」外，另須考量醫療法第82條第4項所列之「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合理臨床的重要基準。因人、事、時、地、物之不同，醫療水準、設施及工作條件並非一成不變。在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或一般診所，因醫療設備、醫護人員等差異乃具浮動性，且寬、嚴亦有別。從而，對於不同等級的醫療機構，所要求於醫護人員的注意義務或裁量標準，應有所差別，對次級的醫療院所，自不能同以高級醫療院所的醫療水準、設備或工作條件，作為判斷依據。又因醫療具有不確定性，病徵顯示亦相當多元，處置上也有輕重緩急，尤其在緊急情況下，更難期醫師運用常規處理問題，是關於「緊急迫切」基準，務須立於醫師立場加以判斷，若確實情況緊急，縱醫師處置不符醫療常規，於合理「臨床的專業裁量權限」上，應朝是否並無疏失方向予以斟酌。是修正後醫療法第82條第3項對於過失責任的認定標準既界定為「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並於同條第4項揭櫫多元判斷標準，顯係為降低醫師過失責任，有利於醫療行為人，爾後無論修法前後關於醫療刑事過失責任的認定，自應以此作為判斷準據。（二）關於醫療紛爭事件，由於醫療行為介入前病人已罹患疾病，疾病的自然因果歷程已進行中，病人在既有疾病影響下，原本就有相當機率造成死傷，對於最後死傷結果是否可歸責之後介入的醫療行為，在於如何判斷最後死傷結果與後行的醫療行為具有主要並相當關連，而非病人先前的疾病原因所致。此又可分為二個層次判斷，首先為醫療行為介入時，病人已存在疾病種類與該疾病發展狀況，及使病人演變成死傷結果的可能性程度如何；其次則為正確醫療行為介入時間點對疾病的影響如何，亦即改變疾病發展以及阻止疾病而導致病人演變成傷亡的可能性有多少。換言之，要以醫學實證上經驗累積所形成的「醫療常規」為依據，在考量疾病對傷亡的危險增加比例以及正確醫療行為對傷亡的危險減少比例之相互作用下，倘醫療行為可以將該疾病的死傷危險機率降低至具有顯著性的效果，則未採取正確醫療行為可認定與病人的傷亡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反之，既使進行正確的醫療行為，病人發生死傷的機率仍然過高，即表示不論有無醫療行為介入，均不致使醫療行為成為病人死傷與否的主要因素，則病人死傷與否其實係其原本疾病所主導，此時醫療行為與病人的傷亡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再因醫療行為介入病人病程的時期（潛伏期、疾病初期、高峰期、最後則為「痊癒或不可逆」期）不同，可以治療或攔截的效果亦有差異，故尚須考慮疾病的進程是否已進入不可逆期，或雖然處於可逆期，但是否可以有效攔截結果發生，及治療與否或不同時期的治療對於疾病傷亡機率降低是否沒有顯著差異等因素，如上述因素皆屬肯定，則可認沒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參考法條：醫療法第82條。刑法第14條

醫療法第82條。刑法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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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600號

（一）證人係陳述其自己所觀察之過去事實，具有不可代替性，其義務性較大，故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刑事訴訟法除於第186條第1項對於到場之證人，設有關於具結能力之規定外，對於證人應具備何等能力，均乏直接規定。證人之「陳述資格」，即證人之陳述能力如何，不祇攸關應否令其具結，並與其證言真實性之判斷，至有關係。證人作證之目的既在陳述其自己所觀察之過去事實，自應具有正確觀察力、清晰記憶力及誠實陳述力。對此證人之「陳述資格」，英美法要求提出該證人之當事人先證明其有此項能力，並許對造當事人就此證人能力之欠缺，舉證以彈劾之，或依反對詰問加以質問。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無類似規定，仍應容許當事人為爭執異議，並由法院加以調查決定之。（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之犯行，係以檢察官所舉證人王○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證購毒經過之證言，為其主要依據。惟上訴人之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就王○智之陳述能力，業已爭執，具狀聲請調查證據，並辯護稱：依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所送王○智病歷資料顯示，王○智確患思覺失調症，其於為前揭證言之期間，因未按時服藥，受精神疾病困擾，影響其陳述能力，所為證言欠缺憑信性，不足為不利於上訴人認定等旨。卷查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之函文載明：依病歷記載王○智於民國92年10月3日首次至該院就醫，當時診斷係思覺失調症等情，有該函及所附病歷影本可稽。原審就王○智罹患上開思覺失調症，是否影響其陳述能力及證言之憑信性，未予調查、釐清，該部分事實仍欠明瞭，原判決逕將王○智之證言，引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主要論據，難謂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第186條第1項、第379條第10款

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第186條第1項、第379條第10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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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6號

刑事訴追關於構成犯罪之具體事實及其犯罪之時間、處所、方法之記載，旨在辨別犯罪之同一性。就犯罪之時日而言，攸關刑罰法規新舊法律之適用、行為人責任（行為時年齡）、時效、科刑權範圍（如減刑與否）等項，固應記載至足以決定此等事項之程度始屬正當，倘與此等事項無關者，例如某些犯罪因現實上已難細載具體犯罪時間，則相關認定如已達其犯罪同一性之辨別可得確定之程度，縱未臻精確，因無礙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自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就附表一編號2至5之海洛因交易時間，業綜合購毒者證述內容及卷存通訊監察資料所示最後通訊時間等相關事證而為論斷並敘明所憑，核與毒品交易常態無違，原判決依此實體調查審理結果為認定，並經上訴人就各犯罪事實為實質答辯，無礙上訴人對於有無此部分販賣第一級毒品既、未遂各犯行之防禦權行使，並無上訴意旨所指恣意更正犯罪時間之違法情形。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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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775號

中止犯本質上是未遂犯的一種，除須具備未遂犯之一般要件（法律明文處罰該未遂犯，且行為人基於犯罪故意而著手實行犯罪），尚須具備「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結果發生」之特別要件，始能成立中止未遂。而刑法於普通未遂之外，另設中止未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由於行為人著手犯罪對法益之危險性，既因己意中止行為或防止結果發生而大幅減低或消滅，其犯罪意志及法敵對性顯然低於貫徹犯行之行為人，刑罰之需求性與必要性亦較薄弱，基於刑事立法政策之考慮，乃另明定中止犯「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俾促使行為人於結果發生前儘早改過遷善，以減輕其著手犯罪對法益的危害。從而著手實行犯罪而不遂之情形，若同時具備「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結果發生」之特別要件，而適用中止犯之特別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者，即無更依普通未遂規定遞予減輕之餘地，避免對於普通未遂之基礎要件重複評價。參考法條：刑法第27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

刑法第27條第1項、第2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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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480號

(一)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法院於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此項科刑審酌之具體情形，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於判決理由內為記載。再法院對被告進行量刑或處遇方案之審酌，而囑託鑑定人以被告之犯罪要件事實以外之事實情狀，提供法院相關必要資訊之鑑定時，該相關情狀之鑑定事項常涉及多樣之多層面因素，諸如被告之性格、家庭背景、生活經歷、成長環境、本件犯罪動機、犯後心理狀態、犯罪人之人身危險性及再犯可能性預測，甚至日後之處遇方案選擇、處遇成效等分析。其評估內容往往跨越單一領域，而含括心理學、犯罪學、社會學、精神醫學等專業，自需借助心理師、醫師、社工師、保護觀察官等專門人士於判決前進行綜合性之團隊鑑定調查，以客觀提供法院作為決定刑度及處遇內容之依據，並可避免單一鑑定人之主觀定調。(二)原判決關於被告殺害蔡○陽部分，固已說明：被告雖有部分反社會人格的症狀，但並未到達反社會人格之診斷標準，且其經過長期治療活動後，即或個性特徵改變不大，但是其行為對於社會之危害可能已降低。如能善盡一般輔導治療之處遇，目前仍無法排除被告接受矯治導正之可能性。是以，該鑑定報告似並未排除被告應可接受矯治之可能性，事涉多面性專業評定，宜再函查或傳喚原鑑定人到庭說明，或如前述，有待進一步由各專業領域組成之團隊為綜合調查，以期詳實。乃原審未釐清究明，並詳敘取捨之理由，逕以上開鑑定係以條件限定下推估被告並非無矯治可能性，鑑定內容過於抽象，且具不確定性，尚非可採云云，容有未盡允洽。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7條、第310條第3款

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7條、第310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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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515號

本件第一審判決就檢察官起訴上訴人擔任高雄市環保局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100年度高雄市流域及水污染源稽查管制計畫勞務採購案」之評選委員，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部分認定有罪，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另就上訴人被訴擔任高雄市環保局「特殊敏感區標案」之評選委員，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部分則諭知無罪。嗣檢察官對第一審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無罪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上訴人亦對第一審判決其有罪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就上訴人被訴擔任高雄市環保局「特殊敏感區標案」之評選委員，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部分，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至於上訴人對於第一審判決其前述有罪部分之上訴，則因已逾上訴期間，認為其上訴不合法而駁回其上訴，該部分並未進入實體審理，故此部分之確定判決仍為第一審判決，原審僅就上訴人擔任「特殊敏感區標案」之評選委員，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部分為實體判決，故原判決就此實體改判有罪部分所諭知之刑期（即有期徒刑3月），自無庸與上訴人因上訴逾期被以程序判決駁回部分（即有期徒刑4月）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何況法院就上訴人所犯此2罪所宣告之刑若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將來執行檢察官亦可依法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自不能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上訴意旨謂原判決漏未將此2罪部分之宣告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云云，依上述說明，要屬誤解。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

刑法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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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518號

（一）刑法上之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係指一行為而該當於數個法條所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惟因僅侵害一法益，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祇須擇用其中最適切之法條所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而排斥其他構成要件之適用，即足以充分評價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實質上僅成立單一罪名，屬單純一罪。至於如何擇用最適切之法條所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乃以數法條所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間是否具有「普通法與特別法關係」、「基本法與補充法關係」、「狹義法與廣義法關係」、「全部法與一部法關係」、「重法與輕法關係」等作為判斷標準。又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93年4月28日修正公布時，增訂該條第1項第3款「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之刑罰規定（此即證券交易法所定之特別背信罪）。而增訂此條款之修正草案說明載稱：「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或利用職權掏空公司資產，將嚴重影響企業經營及金融秩序，並損及廣大投資人權益，實有必要加以懲處，以收嚇阻之效果，爰增訂第1項第3款，將該等人員違背職務之執行或侵占公司資產等涉及刑法侵占、背信等罪責加重其刑責。」等旨。嗣該條款規定再於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增訂「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百萬元」之要件，以符合處罰衡平性及背信罪本質為實害結果之意涵；復以該條款所規定特別背信罪屬刑法第336條侵占罪及第342條背信罪之特別規定等修正理由，於同條第3項增訂：「有第1項第3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依刑法第336條及第342條規定處罰。」。復考諸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及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342條第1項之犯罪構成要件，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罪之行為，亦已實現刑法第336條第2項或第342條第1項構成要件之行為，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犯罪構成要件，在概念上應已包括刑法第336條第2項或第342條第1項之所有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且其立法本旨在於符合上開特別增列之「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百萬元」構成要件時，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罪，即足以充分評價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因之，由相關之立法沿革、立法目的及犯罪構成要件整體觀察，並稽諸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第3項規定之體系，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對於刑法第336條第2項及第342條第1項而言，即具有特別關係，依上述說明，基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倘行為人之行為同時合於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及刑法第336條第2項或第342條第1項所規範之犯罪構成要件，自應依法條競合之特別關係，優先擇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斷。（二）原判決論斷本件上訴人等所為其事實欄二、三所載侵占庫○○茂公司資金之行為，合乎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及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特別背信罪，而未依法條競合之特別關係，擇一適用該規定處斷，依上述說明，其法律見解不無商榷餘地。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342條第1項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342條第1項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631號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刑法第55條定有明文。又依上開法條但書規定之精神，如所犯罪名在3個以上時，所量定之宣告刑，自不得低於該重罪以外各罪法定最輕本刑中之最高者，此乃當然之解釋。而刑法第278條第1項、第3項之重傷未遂罪，其法定本刑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罪，其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7百萬元以下罰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其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原判決既認李○皓、高○傑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重傷未遂罪處斷，則依上述說明，其各量處李○皓、高○傑（累犯）有期徒刑2年10月，已少於較輕罪名法定最輕本刑中之最高者，即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槍枝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5條但書、第278條第3項、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第12條第4項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663號

第二審之審判，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64條固定有明文。但第一審判決之自訴案件，上訴審仍應依自訴程序辦理，司法院院字第264號著有解釋。原判決認對本件自訴案件之第二審上訴無管轄權，竟不依刑事訴訟法第335條之自訴程序規定，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外，非經自訴人聲明，毋庸移送案件於管轄法院。而依同法第304條之公訴程序規定，諭知管轄錯誤，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之智慧財產法院，尚有未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35條、第364條

刑事訴訟法第335條、第36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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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706號

（一）本件被告之行為，係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於同一商品使用相同註冊商標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且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自102年10月1日起之犯行），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原判決基此以附表所列包裝盒既印有仿冒之系爭商標，自屬侵害商標權之物品，本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依商標法第98條之規定予以沒收，自無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二）新制之刑法沒收規定雖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惟其性質乃由國家剝奪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財產上之權利或利益，既已擴大沒收之範圍，自應對國家干預財產權設有限制，故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避免過苛條款」外，仍應本於刑法謙抑、平等及比例原則，慎為沒收處置，以免失出或失入。故依物之性質除有難以析離或依一般社會通念應整體視為合一而無法獨立存在之情況外，如沒收之客體顯然可分或分離後不影響該沒收物之實質效用或其法律效力時，法院自得就個別情況予以或不予宣告沒收。本件原判決既已說明何以不將包裝盒內之油封產品沒收之理由，且依該油封產品與其外包裝盒之性質，並無不能析離或分離後會影響沒收物之實質效用或其法律效力之關係存在，其不將盒裝內之油封產品沒收，經核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55條、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2。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第98條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715號

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者，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之罪。又扣押，乃取得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之占有而為之強制處分，以本其決定實施扣押之意思而為執行，即生效果。因此，扣押之意思已向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表示，並將應行扣押之物移入公權力支配之下，其扣押行為即屬完成，該扣押物於此時在法律上應認為已由國家機關占有中。至於扣押後，該有權實施扣押之人員有無依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定，製作收據，詳記扣押物之名目，付與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並對扣押物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扣押之機關或公務員蓋印，以及有無依同法第140條規定為適當之看守、保管等，均係扣押行為完成後之處置程序，非屬扣押之生效要件。原判決認任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偵查隊之上訴人在容健惟向其表示願意交出剩餘贓款後，邀同分局偵查隊其他隊員王家祥等人押解容健惟至容健惟住所實施同意搜索，在容健惟表示贓款係藏匿於伊母親翟仲瑛房間之天花板輕鋼架上，即自輕鋼架上將裝有1000萬元贓款之帆布袋取下，放置在翟仲瑛床上，並由王家祥等人去客廳安裝點鈔機及整理桌面以利點數贓款；倘若無誤，則依上開說明，裝在帆布袋內之1000萬元應已經包括上訴人在內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偵查隊員警扣押，而在員警公權力支配之下。原判決竟以此時員警尚未製作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付與收據、於扣押物加置封緘、標識等「法定扣押程序」為由，認款項仍在容健惟及其妻蘇冠菱實力支配範圍下，不能認係員警持有之物，因以上訴人指示容健惟保留贓款所為，與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財物罪要件有間等旨；所持法律見解亦非妥適，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

108年度（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719號

刑法上所謂署押，應係指自然人所簽署之姓名或畫押，或其他代表姓名之符號而言。若係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則不在刑法上所謂署押之列。蓋因「署押」係由自然人親手簽押，具有筆劃特徵之個別性質，足以辨別其真偽，始具有署押之意義。而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本身，係虛擬之人格，而非自然人，並無親手簽押其名稱之能力（實務上多以蓋印之方式為之），必須委由自然人以機關或公司、行號代表人或代理人之名義，簽押該自然人之姓名為之。故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在性質上並非刑法上之署押。本件上訴人在本件匯出匯款憑證上「代理人姓名欄」內所記載之「億誠」二字，究係自然人之姓名，或公司、行號之名稱？似有未明。原審未詳加查明釐清，遽認上述「億誠」二字，即係上訴人所偽造他人之署押，遽予宣告沒收，亦嫌調查未盡。參考法條：刑法第219條

刑法第2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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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

（一）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而刑事訴訟法第6條規定就數同級法院管轄之相牽連案件，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重在避免多次調查事證之勞費及裁判之歧異，以符合訴訟經濟及裁判一致性之要求。同法第15條規定上開第6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其理亦同。此雖不免影響被告出庭之便利性，然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或合併偵查、起訴，須經各該法院或檢察官同意，否則須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或上級檢察署檢察長命令行之，同法第6條第2項、第15條亦分別定有明文，並非恣意即可合併審判或偵查、起訴。又刑事訴訟法第7條各款規定之相牽連案件，不以直接相牽連為限。縱數案件彼此間並無直接相牽連關係，然如分別與他案件有相牽連關係，而分離審判，又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判決扞格之情形，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認各該案件均係相牽連案件，而得合併由一法院審判，始能達成相牽連案件合併管轄之立法目的。（二）本件上訴人及同案被告余○欽之被訴圖利犯行，與同案被告鍾○陸、黃○彥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二之借牌投標犯行、同案被告王○琳就起訴書附表二編號四涉犯之收賄犯行、同案被告伍○林就起訴書附表三編號二涉犯之收賄犯行，均係因系爭採購案而生，證據及應經交互詰問之證人亦將多所重複，為免重複調查及判決歧異之情形，基於訴訟經濟原則，自宜由同一法院審理，檢察官合併向第一審法院起訴，於法尚無不合。乃第一審法院未察，諭知上訴人被訴部分管轄錯誤，應移送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即屬不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15條

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7條、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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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767號

（一）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毒品，其持有毒品之行為與不生關聯之其他行為間，即無高低度行為之關係可言，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且因施用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行為，為不同之犯罪型態，而有不同之法律評價，其持有低度行為之吸收關係，以高、低度行為之間具有垂直關係者為限，亦即施用行為與因施用而持有之間，或販賣行為與因販賣而持有之間，始有各自之吸收關係可言，非可任意擴張至他罪犯行。（二）依上訴人所供各節，堪認其在取得持有扣案純質淨重分別達10公克、20公克以上之第一、二級毒品之初，並無供己施用之目的，而係取得持有後，始萌從中各取足供其該次施用之少量第一、二級毒品，持以分別施用。則上訴人出於非意圖營利而販賣，亦非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達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達淨重20公克以上之持有行為，與其嗣後另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從中拿取部分第一、二級毒品施用之持有行為，顯係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其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達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行為，與不生關聯之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行為間，即無高低度行為之關係可言，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3項、第4項。刑法第50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3項、第4項。刑法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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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769號

在次承攬之場合，已完成之工作物通常轉交原定作人使用。倘次承攬人提供之工作物有瑕疵致生損害，而原定作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原定作人向原承攬人（即次定作人）請求賠償，原承攬人得抗辯原定作人與有過失，以減輕或免除責任。但次定作人向次承攬人請求賠償時，倘次承攬人不能抗辯原定作人之與有過失，而按損害全額賠償，恐將負擔超額之賠償責任。原定作人雖與次承攬人無直接契約關係，亦非次定作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惟次定作人將工作物交由原定作人管理使用，其本身與有過失之風險降低，原定作人之風險增高。原定作人倘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依公平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第1項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次承攬人亦得抗辯原定作人之與有過失，俾使承攬關係與次承攬關係之風險取得平衡，並簡化三者間之求償關係。相關法條：民法第217條

民法第2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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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847號

(一)行為與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不僅須具備「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更須具有依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始足當之。若行為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他事實介入，對該因果關係皆不生影響；結果之發生如出於偶然，固不能將結果歸咎於危險行為，但行為與結果間如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連性」時，最初行為人自應負既遂之責。(二)原判決依憑彭○儀、洪○蔚證述，鍾○堂表示被害人死了、埋了，余○叡說顱內出血死定了等語及上訴人等有以樹枝、樹葉等物覆蓋被害人身體後逕自離去之客觀行為，認上訴人等在留置被害人於陳屍處離去時，主觀上應係認被害人已經死亡，而以被害人發生死亡結果（死因）雖非直接遭上訴人等以刀砍背部、石頭砸頭所致，而係之前於德惠街處遭上訴人等傷害後，被害人腿部受傷已不良於行、身體虛弱，上訴人等不將之送醫，反基於殺人犯意將之載往偏僻山區，以刀砍致滾落山谷，再以石砸頭，認被害人已死亡，再以樹枝、樹葉等物覆蓋後離去，被害人縱非因此當場死亡，衡情亦難期待其可自行爬出山谷或得到他人適時援救，上訴人等難諉為不知，嗣導致被害人橫紋肌溶解症、急性腎衰竭，終因代謝性休克、循環衰竭而死亡，縱與上訴人等主觀上所認識的因果流程未盡一致，因其偏離仍未超出一般生活經驗所能預見之範圍，應屬殺人既遂。已就上訴人等之「殺人」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有因果關係，詳為說明論斷，核無上訴意旨所指判決不載理由及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13條、第271條第1項

刑法第13條、第27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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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879號

按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定之契約，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是經法院判決分割共有物確定者，無論所採行分割方法為何，均有使原分管契約發生終止之效力。此與民法第425條之1及第838條之1乃在規範房屋及土地因同屬一人情形時，土地所有人無從與自己所有之房屋約定使用權限，倘因而異其所有人，基於房屋一般價值甚高及其既有之使用權保護之考量，為調和土地與建物之利用關係，承認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或擬制有地上權存在之情形尚難謂為相同。相關法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

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

107年度1月至9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880號

（一）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經由程序正義，以實現實體正義；無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6款定有明文。第二審審判期日，被告不到庭，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者，以經合法傳喚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為限，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亦載有明文。而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因審判程序為法院審理訴訟之中心，透過當事人雙方及其辯護人之法庭活動，使審判者獲取心證而為判決；對經合法傳喚之被告，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事涉被告訴訟在場權、辯明權及防禦權等程序權之保障，法院審查被告有無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時，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之權利者為限，方足以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被告訴訟權利之行使。（二）刑事被告在訴訟上有依賴律師為其辯護之權，此為人民依憲法第16條規定賦予訴訟權所衍生之基本權，功能在使被告充分行使防禦權，俾與檢察官或自訴人（有律師為代理人）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受法院公平之審判。是依法應用辯護人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審判，屬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強制辯護之案件，此類案件，既經立法強制規定須有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訴訟防禦權，尤應待辯護人於審判期日到庭為被告辯護之後，方能辯論終結而為判決，以維護被告之法律上利益，並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又我國立法政策上，採多數辯護制度，於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不得逾3人。」即同1被告至多得選任3位辯護人為其辯護。而每位辯護人之辯護權，均各自獨立，可居於自身之辯護權能，從不同之面向，展現不同之辯護內容，自主、充分地為被告辯護，彼此無法取代，以彰顯多數辯護制度之目的。而刑事司法之實踐，即應藉由程序之遵守，確保裁判之公正，以保障人權。本件於原審，上訴人原已選任劉○榮律師為辯護人，有委任狀附卷可憑，於審判期日自應由劉○榮律師為上訴人辯護，以維其權益。卷查劉○榮律師於106年4月13日具刑事請假狀稱：其頃接獲（106年5月9日下午3時40分審判程序）開庭通知，惟因其當日另案受委任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庭（股別：雲股，案號：105年度親字第34號）於當日下午14點30分進行，故具狀聲請改定開庭時間等情，並提出106年3月10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庭言詞辯論通知書為證，原審於接獲該份請假狀後，並未批示是否准予改定開庭時間，僅逕予指定辯護人（邱○安律師）為上訴人辯護，嗣於106年5月9日審理期日，即僅由指定辯護人邱安○律師辯護，而於上訴人與選任辯護人劉○榮律師均未到庭下，逕予辯論終結並定期宣判。106年5月9日之審理期日雖經指定辯護人邱○安律師為上訴人辯護，但於上訴人本人亦未到庭下，衡情難以取代或兼及劉○榮律師之辯護甚明。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第4款、第371條、第379條第6款、第7款

刑事訴訟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第4款、第371條、第379條第6款、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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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8號

（一）凡居住於我國領域內，不問何人，於他人為被告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俾能發現事實真相。惟基於追求社會之最高利益，刑事訴訟法另有規定特定業務、身分或利害關係之人，得拒絕證言（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80條、第181條、第182條），以保護證人權利，兼及當事人之訴訟利益。惟拒絕證言權利並非不可拋棄，倘經法官告知得拒絕證言之權利後，證人猶決意為證述，並於主詰問陳述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本人之事項，輪到另一造當事人行反詰問時，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特別規定證人此時不得拒絕證言，以免造成無效之反詰問。蓋反詰問之作用乃在彈劾證人之信用性，並削減或推翻其於主詰問所為證言之證明力，及引出主詰問時未揭露或被隱瞞之另一部分事實，而達發現真實之目的。倘證人在主詰問陳述完畢後，於反詰問時猶得拒絕陳述，使其信用性及陳述之真實性均未受檢驗，則要以反詰問達到上開效用，顯有困難，即有害於真實之發現。故於審理期日調查證據行主詰問時，證人作證陳述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本人之事項，於反詰問中不論是合法或非法拒絕證言，使另一造當事人不能為有效之反詰問，則主詰問之證詞即應予排除，而不能採為判斷事實之證據資料，以免不當剝奪另一造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並有礙於發現真實。（二）本件證人林○威於原審由辯護人行主詰問中，其陳稱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時肇事車輛內有其與林○德、陳○昌共3人，林○德乘坐於右後座等語，惟就檢察官行反詰問時詢問車輛內3人乘坐之相關位置之問題，卻表示「這個問題我不要回答」，再經檢察官詢問：「你之前不想回答的那些問題，是你擔心自己惹上麻煩，或怕說出真相？」，亦表示「我不要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於法官補充詢問「陳○昌說車子是他開的，你有什麼意見？」、「他（陳○昌）說你坐在駕駛座後面有何意見？」，也均答以「我不要回答」等語，不僅使檢察官無法針對其於主詰問陳述有利於林○德之事項，進行有效之反詰問，亦拒絕釋明其拒絕證言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林○威於主詰問陳述有利於被告本人之事項，因未經檢察官有效反詰問，即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證據資料。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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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907號

(一)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關於第1項第3款「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加重事由，其立法理由已敘明：「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3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罪，須以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為要件。行為人雖利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犯罪，倘未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而係針對特定個人發送詐欺訊息，僅屬普通詐欺罪範疇。行為人若係基於詐欺不特定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以招徠民眾，遂行詐騙。縱行為人尚須對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施用詐術，始能使之交付財物，仍係直接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無礙成立加重詐欺罪。(二)稽諸卷附告訴人與李○翔在「易借網」網站平台張貼之文字內容，告訴人係於103年12月24日以會員代號「000000000000」在「易借網」網站平台，張貼「一萬元現金分期攤還＋利息（19歲）」、「借款金額：1萬」、「借錢內容：一萬元現金未成年～有固定的工作～」、「還款方式：分期含利息攤還～麻煩了」之借款需求，嗣經會員代號「Z000000000」（即李○翔）在回文看板留言：「真正做到讓您輕鬆借輕鬆還」、「你好喔加個LINE來聊聊吧或許能一次幫你」、「我的ID是apg0000000」、「可賴我聊聊」。是告訴人上開所稱「我在易借網看到您的廣告」，係指看到李○翔在回文看板之上開留言？抑指看到被告與李○翔在「易借網」刊登之借貸廣告？此攸關被告係單純利用網際網路（「易借網」網站平台）對告訴人個人發送詐欺訊息，抑或係利用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訊息之認定。原審未予調查釐清，逕認告訴人係先瀏覽李○翔刊登之借貸廣告後，留言表示有意借貸款項，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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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上字第922號

販毒者意圖營利所欲謀取之利益，不限於係價差或量差，其利益之多寡及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亦非所問。是販賣毒品者，若出於卸責，僅為其係與購毒者合資購買或為購毒者代購之供述，固難認已對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然販賣毒品之人，倘於陳述合資購買或為人代購之過程中，同時承認其有藉出面購買、代購之機會，從中謀取其個人利益之意圖，而就主觀上牟利之意圖及客觀上交付毒品、收取價款等販賣毒品罪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之供述者，仍屬已對販賣毒品之犯行為自白。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除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暨審理時供承犯行外，另於民國104年7月7日檢察官偵訊時供稱：「（你幫他們拿海洛因有何好處？）沒有好處，就是一起合資可以拿比較多的量，這樣可以拿回來施用。」此項供述，顯係指其個人可於合資購買或代購之過程中，從中獲取較多之海洛因供己施用，足以認上訴人於檢察官偵訊時，曾對其有販賣毒品之營利意圖為自白。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107年度（1月至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927號

（一）本院81年度第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後，立法者鑒於電腦網路之使用，已逐漸取代傳統之生活方式，而所有電腦資料皆係經由電磁紀錄之方式呈現，電磁紀錄有足以表徵一定事項之作用（諸如身分或財產紀錄），則偽造或變造電磁紀錄，即可能同時造成身分或財產上之侵害，嚴重影響電腦網路使用之社會信賴、電子商務交易及民眾之日常生活。乃分別於86年10月8日、94年2月2日（另於92年6月25日增訂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修正刑法相關條文，將「電磁紀錄」增列亦視為文書之規定，並予以定義。其中，86年10月08日刑法增訂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而所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同法第10條第6項亦有明定。（二）本件附表一相關之行為，上訴人係利用家中電腦網路進入證券公司網頁，於「登入」欄內擅自輸入洪○堯之帳號及密碼，而後進入股票買賣區內，輸入欲賣出之股票名稱、金額及股數等資料，偽造係洪○堯就特定股票、一定之金額及股數欲「下單」出售，證券公司「交易系統」接受到此「洪○堯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一所示之金額賣出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及股數」等不實內容之「網路下單」，如於交易時間內，則送至證券交易所搓合，若非交易時間則將其送至預約單項；附表二之相關行為，上訴人係利用家中電腦網路設備連結網路至銀行網頁內，於「登入」欄內擅自輸入洪○堯之「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進入該銀行網路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會員操作介面後，再輸入轉出之金額及轉出之帳號等資料，偽造係洪○堯欲將某款項轉入他帳戶，銀行「交易系統」接受到此「洪○堯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分別將其帳戶內之如附表二所示之金額轉入洪○○霞名下帳戶內」等不實內容之「轉帳」指令而輸入執行。此等輸入之網路銀行使用者代號、密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經驗證後，接受其後續之指令，該等「下單」、「轉帳」之指令（含IP位置、輸入時間、指示出售股票種類、交易金額、股數或轉帳金額、轉入帳戶等），即在磁碟或硬碟上儲存，而留有紀錄以供日後憑查、對帳，自屬上開之電磁紀錄即準私文書無疑。參考法條：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

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

107年度（5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7年度台上字第988號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係特別針對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被告，所為「特別」制定的減免其刑寬典；至於證人保護法第14條，係就同法第2條所列舉的各類犯罪（按其第1款規定「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包含了販賣第一、二、三、四級毒品犯罪；此外第2至17款尚列舉諸多其他犯罪），而為「一般」共同的規範。前者無時間限制，理論上，祇要在其本案判決之前，即為已足；後者僅限於本案偵查中，並須事先經檢察官同意為必要（依該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指檢察官在該本案偵查終結之前同意，並將同意之旨，記明筆錄），可見就寬典適用而言，前者限制較少，有利證人；後者較嚴，相對不利證人。從而，當2者競合時，應優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而非遞予2次的寬減，否則將與可以1次即減至免刑的最低程度，理論上相齟齬。原判決理由欄貳－三－內，載敘：上訴人於偵查中，供出陳○霖、吳○○為本件的共犯，因而得以查獲陳○霖、吳○○的犯行，縱然同時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及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應優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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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1125號

為達遏抑犯罪之一般及特別預防效果，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執行之保全扣押，乃有效剝奪不法利得之手段。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義，效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原裁定就本件所涉之林○泉等人涉嫌意圖得利剋扣上開專案補助款，刑事案件仍在偵查中，聲請人就再抗告人系爭帳戶內之金額，聲請保全扣押，於173,024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因認第一審准予扣押之裁定並無不合而予維持，已詳敘其認定之理由及所憑之依據，經核尚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21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33條之1、第133條之2。21

107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2.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1130號

（一）鑑於現行數罪併罰規定未設限制，造成併罰範圍於事後不斷擴大，有違法之安定性，為明確數罪併罰適用範圍，並避免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與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造成得易科罰金之罪無法單獨易科罰金，罪責失衡，不利於受刑人，於102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刑法第50條（同年月25日施行），增訂第1項但書及第2項，規定對於確定判決前所犯數罪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列情形，除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外，不得併合處罰。是自該條修正施行之日起，關於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二）本件聲明異議人所犯甲案13罪，業經臺北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997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確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106年度執字第6373號執行時，因上開甲案13罪與乙案49罪同屬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依法於「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內填載聲明異議人合於數罪併罰之甲案13罪及乙案49罪，於106年9月6日送請聲明異議人勾填是否要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時聲明異議人自得勾選請求甲案與乙案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然聲明異議人選擇勾選就上列甲案及乙案共62罪案件其不要聲請定刑，故檢察官嗣准予聲明異議人就甲案13罪，於106年9月18日繳納66萬8千元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聲明異議人於甲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復於106年10月5日再變更意向請求檢察官將上開甲案13罪與乙案49罪共62罪，聲請法院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刑事聲請狀在卷可查。是聲明異議人既已表明不願定刑，而請求就甲案易科罰金獲准並經繳納完畢之後，為維護執行結果之公平性及安定性，並避免受刑人濫用其請求權，自無准許其再改變意向，請求檢察官就甲、乙兩案，向法院聲請定刑之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

刑法第50條。

108年度（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0.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123號

（一）刑法第2條第1項係關於行為後法律變更者，就行為時及裁判時之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規定，僅於被告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法院為裁判時，始有適用；倘法院「裁判確定後」，縱法律變更，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除立法者另以法律規定而有例外情形，如刑法第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6條之1等情形，應從其規定外，仍應按原確定裁判主文及所適用之法律執行，並不生所謂新舊法比較適用，或是否依新法規定執行之問題。況依法律規範之目的以觀，刑法第50條之規定，乃在受刑人有數罪併罰之情形，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資以確認受刑人（併合處罰）刑罰之範圍，是故倘法院對受刑人定應執行刑之裁定業已確定，甚且已執行完畢之情形，刑罰之目的既已完成，自無再主張適用修正後刑法第50條規定，請求重定應執行刑或請求易科罰金之罪易科罰金之餘地。（二）附表一、二所示各罪，前已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聲減字第43號及原審法院99年度聲字第1608號刑事裁定，分別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年8月、24年確定，自不得割裂所定應執行刑，擇取其中部分之罪更與他罪合併定執行刑，亦即無再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罪與附表二所犯各罪更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復不因裁定確定後刑法第50條修正，即可追溯否定原裁定之實質確定力。是檢察官據前開定應執行刑之確定裁定，分別核發執行指揮書指揮接續執行，無從將該併合處罰之應執行之刑期予以割裂執行，亦屬適用裁判時之數罪併罰規定之法律上效果，尚非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所違法或執行方法有所不當。參考法條：刑法第2條、第50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刑法第2條、第50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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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169號

（一）再審管轄法院對於再審之聲請，應審查其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所謂合法與否，係審查其再審之聲請是否違背程序之規定；所謂有無理由，則係依再審聲請人之主張就實質上再審原因之存否予以審查。若認再審之聲請程序違背規定而不合法，或雖合法，但實質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並不存在者，雖均應裁定駁回之，但前者係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以聲請程序不合法駁回，後者則依同法第434條規定，以聲請無理由予以駁回，二者之法律適用有別。又聲請再審之程式，刑事訴訟法第429條固規定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惟此之所謂「證據」，祇須指出足以證明所述再審原因存在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供管轄法院調查，即足認符合聲請之法定程式，特別是無律師協助維護聲請人訴訟上權益之情形，如已於其再審書狀敘述理由，具體指明特定卷存證據資料之實際內容，敘明其出處，應認已依上開規定附具所欲證明再審原因存在之證據。至於其所提出之證據能否證明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確實存在，應屬再審聲請有無理由之範疇，不能遽以聲請人未檢具該等資料，即以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為由，裁定駁回。（二）本件抗告人傅○盛因強盜案件，於原審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已指明：檢察官偵查訊問抗告人時，已當庭勘驗抗告人身上傷勢，抗告人頭部及右膝均無新傷，走路也未一跛一跛，胸部亦無被手肘撞擊疼痛等情形，有檢察官勘驗筆錄附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處77年度偵字第2604號卷第28頁、第29頁可證，此為對抗告人有利之新證據等語，顯已指陳其欲證明再審原因存在之證據資料。原裁定不察，逕以：聲請再審意旨就其憑為新證據之檢察官偵查勘驗結果，僅說明出處，並未檢附該證據資料，認其聲請與法定程式不符，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以其聲請為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再審之聲請，自有未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第434條

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第4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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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209號

（一）檢察官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拘役執行之案件，若於傳喚受刑人之傳票上註明該受刑人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旨，應認檢察官實質上已為否定該受刑人得受易刑處分利益之指揮命令，該部分之記載，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官尚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二）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等規定，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裁判所諭知者，僅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至是否不准易科罰金，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規定，審酌受刑人是否有因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所謂「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乃指執行檢察官依具體個案，經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事項後，綜合評價、權衡之結果。此一評價、權衡結果，固屬檢察官裁量權之範疇，惟仍須以其裁量權行使之程序無明顯瑕疵為前提。是就受刑人對於檢察官否准易科罰金之相關命令聲明異議案件，法院應先審查檢察官所踐行之否准程序有無明顯瑕疵，而後始有審查檢察官所審酌之事項有無錯誤，有無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裁量要件欠缺合理關連性之情事，所為之裁量有無超越法律授權範圍等實體事項之問題。其中犯罪特性、情節等事項，固得事先依確定之卷內資料予以審查，惟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事項，則須在給予受刑人有向執行檢察官表示（包括言詞或書面）其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之情況下（包含在檢察官未傳喚受刑人，或已傳喚受刑人但受刑人尚未到案前，受刑人先行提出易科罰金聲請之情形），檢察官始能對受刑人是否有個人之特殊事由及其事由為何，一併予以衡酌；若檢察官未給予受刑人表示有無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即遽為不准易科罰金之執行命令，其所為否准之程序，自有明顯瑕疵，即屬執行之指揮不當。至於執行檢察官於給予受刑人表示其個人特殊事由之機會，經審酌上述包括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在內之事項，並綜合評價、權衡後，仍認受刑人有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而為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執行命令，始為檢察官裁量權之行使，與上述程序瑕疵，為不同層次之問題，不可不辨。（三）本件執行檢察官就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之執行，於傳喚再抗告人之傳票上註明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旨，實質上已為否定再抗告人得受易刑處分利益之指揮命令，該部分之記載，自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不受檢察官尚未製作執行指揮書之影響。乃原裁定認此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之事項，已有違誤。又上開傳票命令寄出前，或寄出後但再抗告人尚未到案前，檢察官是否有給予再抗告人提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或再抗告人是否已主動聲請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並經檢察官對再抗告人其個人特殊事由及其事由為何等事項一併予以衡酌後，始為上開傳票備註欄之記載，原審就此等攸關上開執行傳票備註欄記載之執行命令指揮程序，是否完備各情，均未予詳查、審酌，而以再抗告人所執非屬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從程序上遽行裁定駁回，自難謂妥適。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484條。刑法第41條。

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484條。刑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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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251號

(一)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之1第1項第2款前段規定：「因同一原因宣告多數監護，期間相同者，執行其一；期間不同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者執行之。」同條第2項規定：「保安處分開始執行後，未執行完畢前，又受同一保安處分之宣告者，仍僅就原執行之保安處分繼續執行之。但後宣告保安處分之法院檢察官認以執行後宣告之保安處分為適當者，得聲請該法院裁定，就後宣告之保安處分執行之。」係以受處分人因同一原因，宣告多數監護之保安處分，期間不同者，應僅執行最長期間之保安處分為已足，另在該保安處分開始執行後，未執行完畢前，又受同一保安處分之宣告者，原則上就原執行之保安處分繼續執行，無庸執行後案之保安處分，如檢察官認以執行後宣告之保安處分為適當者，應聲請該法院裁定。而受處分人前開無庸執行之保安處分，其概念類似吸收關係，係指宣告之各監護處分，不論法院宣告之期間為何，均被吸收於單一法律效果中，原則上僅執行其一，其他則吸收不予執行，此係基於保安處分與刑罰之本質有別，主要區別在於保安處分係以刑罰以外之各種不同方法，達到強化行為人的再社會化，與改善行為人之潛在危險性格之目的，因而受處分人因同一原因宣告多數監護處分，考量其刑事政策目的，並避免重覆處罰或過度執行，立法者明文規定其執行方法。(二)刑法第98條第1項規定：「依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係指依刑法第86條第2項、第87條第2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法院對於刑後方執行保安處分，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抑或刑前先執行保安處分，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均有審酌是否應執行接續之保安處分抑或刑罰必要之裁量權。至於所指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自包含前揭所述吸收關係之保安處分類型，例如被告因犯A案、B案，經法院判決分別宣告有期徒刑1年、2年，並因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同一原因分別受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2年、5年以下之監護處分均確定，復因A案及B案符合數罪併罰規定，亦經法院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依首揭規定，被告應僅執行5年以下之監護處分為已足，嗣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法院經裁量如認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即所定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6月之全部或一部執行；倘被告所犯前揭所述之A案、B案所宣告之刑罰不符合數罪併罰規定，被告仍應僅執行5年以下之監護處分為已足，嗣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自得檢具事證，促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之規定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裁判之法院聲請免其A案及B案所宣告刑罰之執行。至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與否之決定，仍屬檢察官指揮執行職權之範疇，倘檢察官否准聲請，受刑人得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自不待言。參考法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之1。刑法第98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481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之1。刑法第98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481條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312號

(一)限制住居處分，乃對於有羈押之原因而無羈押必要之被告，命令住居於現在之住所或居所，不准遷移，或指定相當處所，限制其住居，而免予羈押或停止執行羈押之方法；此處分之目的在於確保被告按時接受審判及執行，防止逃亡，而非限制被告居住之自由。是被告經法院裁定准予限制住居於某住居所後，是否因工作、生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有變更限制住居處所之需要，法院應綜合並審酌卷內相關資料，本於兼顧訴訟之進行與被告人身自由之原則決定之；如被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表明有變更原限制住居地必要之事由，法院倘不為准許，自應說明如予變更將違反原裁定限制住居目的之理由，方與對於基本權利之干預應選擇最小侵害手段之旨無違。(二)經參以卷附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資料，上開○○3街址之建物及所坐落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抗告人之胞弟童○璠，另抗告人之父母、胞弟、配偶及子女均亦設籍該址，似非與抗告人不具相當關係之任意處所。抗告人於聲請變更限制之住居地址時，已釋明上情，原裁定以抗告人未提出聲請變更限制住居地之具體理由及必要性，是否妥適，已有可討論之餘地，且就倘變更限制抗告人之居所至上開○○3街址，如何影響司法文書送達或轄區警員之查察，而有礙於限制抗告人於原居所之目的，未為相當之調查及說明，即為抗告人不利之裁定，揆諸前開意旨，仍嫌速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16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16條之1。

107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341號

（一）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增訂：「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因此，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者，不論該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甚且法院已發現之證據，但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加以判斷者，均具有新規性，大幅放寬聲請再審新證據之範圍。至同法第421條所稱「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係指重要證據業已提出，或已發現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但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並定取捨而言；其已提出之證據而被捨棄不採用，若未於理由內敘明其捨棄之理由者，亦應認為漏未審酌。對於本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見解，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規定之再審新證據要件相仿，亦即指該證據實質之證據價值未加以判斷者而言。是以，新法施行後，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以「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理由聲請再審者，即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處理，不得認其聲請不合法，予以駁回。本院24年抗字第361號、27年抗字第85號判例，業經本院105年9月13日105年度第1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24年抗字第361號判例，前經本院105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訂正為：25年抗字第361號）。（二）本件抗告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主張原確定判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聲請再審，原裁定以其所犯偽造文書罪，係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認其聲請為不合法，而對抗告人主張之證據是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能否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既未經相當之調查，亦未為說明，遽以聲請不合法為抗告人不利之裁定，揆諸前開說明，尚嫌速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第421條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第4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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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438號

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規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抗告、上訴等法定期間之程序，且為衡平及兼顧法安定性、真實發現與法治程序之維護，明定應於其遲誤之原因消滅後5日內為之。又所謂非因過失，係指逾期之緣由非可歸責於當事人而言，苟其不能遵守期限非由於自誤，即不能謂因過失遲誤不變期間。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針對得上訴而送達當事人之判決正本內告知之上訴期間有錯誤時，其告知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又未通知更正錯誤，致當事人遲誤上訴期間者，明定其視為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得聲請回復原狀。刑事訴訟法就此情形雖未有類似規定，然為保障當事人訴訟權益，應本於同一法理為認定，以維程序正義。從而受裁判人若因信賴法院裁判正本錯載較長之抗告期間，致於裁判正本誤寫之救濟期間內抗告，仍因逾越而遲誤法定期間，經抗告法院以抗告期間不受該錯記影響延長，認已逾越不變期間而予駁回者，其遲誤期間即與法院裁定正本誤載抗告期間具因果關係，應認為非可歸責於抗告人，合於「非因過失遲誤期間」要件，允宜使之回復至應為訴訟行為之始點，重行計算其不變期間，方符回復原狀法制本旨，俾免將該法院誤寫所生遲誤法定期間內應為訴訟行為致裁判確定之不利益，全數轉由當事人承受。特別是訴訟程序無律師協助者，其訴訟程序權益既未獲充分確保，更難認該期間遲誤係可歸責或有過失。至於聲請回復原狀之期間規定所指「原因消滅」，係不能遵守期間之原因完了之意，於上開情形抗告人至遲於知悉逾越不變期間之訴訟行為遭駁回確定時，已確知其抗告逾期為不合法，則其信賴法院裁判書註記錯誤抗告期間之遲誤原因已經消滅，自應於該遲誤原因消滅即收受駁回裁定正本後5日內聲請回復原狀，乃屬當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

刑事訴訟法第67條。行政訴訟法第210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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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445號

（一）對於國家沒收或追徵財產之執行，「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均優先於「澈底剝奪犯罪不法所得」原則。刑法第38條之3第2項所謂「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受影響」，解釋上當然包括第三人於沒收標的或為追徵目的而扣押之財產上，原已存在權利之存續及行使，或被害人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因沒收裁判確定或扣押而生任何障礙。方符交易安全維護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優先之立法目的，以及憲法第15條所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二）抵押物經扣押後，依上開說明，抵押權人仍得行使抵押權，聲請拍賣抵押物。若經拍定，執行法院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書時，其刑事扣押之效力，當自動移轉至抵押物之拍賣所得，於法律所定不受影響之各項權利依法行使後，仍有餘額時，在該餘額限度內，繼續發生禁止原所有人領取、處分之效力。執行法院應函請為扣押之機關、刑事案件繫屬之檢察署或法院，或由上開機關等依職權或拍定人之聲請，通知地政機關塗銷禁止處分登記，俾利拍定後辦理移轉登記，以達保全沒收、追徵同時兼顧交易安全維護之目的。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中華民國憲法第15條

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第2項。中華民國憲法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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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447號

（一）被告聽審權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一（司法院釋字第482號解釋參照），其內涵包括資訊請求權（請求獲得充分訴訟資訊）、表達請求權（請求到場陳述或辯明訴訟上意見）、注意請求權（請求注意被告陳述及表達）等等，但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正當規劃或限制，例如：某些案件類型，審理法院不經言詞辯論、陳述（即不需當事人到場辯論、陳述），即得逕為裁判。具體以言，諸如：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即裁定，除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外，均以書面審理，專據案卷之訴訟資料予以裁定）、第302條至第304條（即免訴、不受理及管轄錯誤判決）、第444條（即非常上訴判決）、第449條（即簡易程序判決）、第455條之4第2項（即協商判決）等等，即為適例，此乃立法機關自由形成的範疇，要屬「立法裁量」權限，並未違反人民訴訟權的保障，與憲法尚無牴觸。（二）刑事訴訟法上的再審，乃屬非常程序，本質上係為救濟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置的制度，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亦因其為非常程序，要不免與確定判決安定性的要求相違。因之，再審聲請程序，屬於裁定程序，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的言詞辯論；除非法院於裁定前，「認為有必要者」，才要調查事實，乃係例外（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參照）。是在聲請再審程序，法院是否開庭調查，係賦與法官基於案件的具體情況而為裁量，此屬「司法裁量」權限。而此項裁量權的行使，苟無違背法律規定及顯然濫用權限的情形，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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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448號

（一）按刑事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係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重複之刑事追訴與審判處罰。此原則係植基於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之精神，體現在程序法上即是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3條第2款、第7款等規定，且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亦有明定，乃舉世普遍之法則。其目的在維護法的安定性暨實體裁判之權威性，及保護人民免於一再受訴訟程序的騷擾、折磨、消耗與負擔。是倘無置人民於重複之刑事追訴與審判處罰的危險之中者，除立法者基於遏止當事人濫訴、避免虛耗司法資源之考量，特別立法予以限制（如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2項；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25條第1項）外，即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以免不當限制人民之訴訟權。而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第486條之規定，就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其審查標的為檢察官執行之指揮有無不當，並無置受刑人於重複之刑事追訴與審判處罰的危險之中，且法無明文禁止當事人以同一原因或事由再行聲明異議，自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二）本件抗告人吳○男就改稱前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6年執更甲字第488號之1檢察官執行指揮書（下稱本案指揮書）上所載「無期徒刑撤銷假釋應執行殘刑滿25年」及備註欄上記載「4.本件係撤銷假釋，執行殘刑。依刑法第79條之1第5項規定，其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無期徒刑於執行滿25年，再接續執行他刑。」等情，聲明異議。原裁定以抗告人曾執相同之事由，向原審法院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以105年度聲字第192號裁定認本案指揮書於法有據，並無違誤為由而駁回確定，本件抗告人仍持相同理由聲明異議，係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未為實體審究，逕予駁回。揆諸首揭說明，難謂適法；且原裁定既認本件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則係不合法，乃原裁定卻以本件為無理由予以駁回，亦有未洽，自無從維持。參考法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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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547號

（一）羈押期間自簽發押票之日起算，但羈押前之逮捕、拘提期間，以1日折算裁判確定前之羈押日數1日；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得命被告應遵守下列事項：一、定期向法院或檢察官報到。…四、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4項、第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再同法第65條規定，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民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又羈押法第34條第1項、第35條第1項分別規定看守所非有法院或檢察官之通知書，不得將被告釋放；被告應釋放者，於接受前條通知書後，應立即釋放，釋放前應使其按捺指紋，與人相表比對明確。羈押法關於羈押被告之釋放既有特別規定，自無依同法第38條規定準用監獄行刑法第4章至第11章、第13章及第14章規定之餘地。而司法院釋字第677號解釋理由書，受刑人應於刑期期滿當日之午前釋放，係基於對受刑人交通及人身安全之考量，所為之便宜措施，國家之刑罰權仍存至期滿當日午夜24時始消滅。（二）本件抗告人經第一審法院於106年3月10日裁定羈押，並經原審法院106年9月28日裁定羈押及3次延長羈押，迄107年5月8日原審法院將抗告人釋放，而抗告人106年3月9日至法務部調查局接受調查而受人身自由之拘束，應將該日計入羈押期間，則原審法院維持第一審判決所處有期徒刑1年2月，應至107年5月8日午夜24時屆滿，自翌日午前0時起，始生羈押期間逾原審判決之刑期，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9條規定撤銷羈押之事由。原審於107年5月8日上午11時10分訊問期日，經訊問檢察官、辯護人及抗告人之意見後，裁定抗告人停止羈押，並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依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4款為適當事項之裁定，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677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4項、第109條、第116條之2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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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617號

（一）司法院釋字第681號解釋後段謂「受假釋人之假釋處分經撤銷者，依上開規定（指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向法院聲明異議，須俟檢察官指揮執行殘餘刑期後，始得向法院提起救濟，對受假釋人訴訟權之保障尚非周全，相關機關應儘速予以檢討改進，俾使不服主管機關撤銷假釋之受假釋人，於入監執行殘餘刑期前，得適時向法院請求救濟」。本件法務部因抗告人之甲案、乙案數罪併罰，刑期變更為有期徒刑5年7月，致不符合假釋條件，而以106年12月26日法授矯字第00000000000號函「註銷」抗告人甲案之假釋，參照上開解釋意旨之法理，就「註銷假釋」處分部分，因係由法務部為之，非檢察官之指揮執行，不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但就檢察官執行註銷假釋後重行核計之刑期部分，則係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二）原裁定以抗告人是否對法務部所為重核假釋期間或有關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事項應如何適用，與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分屬兩事，不在檢察官之指揮是否違法或執行方法是否不當而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之範圍部分之立論，尚非允當。惟本件檢察官以執行傳票命令通知抗告人到案執行應執行之刑，該執行傳票命令並未記載、認定重行核算之期間，亦即應扣除甲案「已執行」部分，此已執行之期間，除甲案在監執行期間外，是否包括甲案假釋出獄之期間在內，此執行傳票命令並未記載，猶待檢察官審酌刑法第78條、第79條或相關法令等規定，依法核算、執行，即難認檢察官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681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司法院釋字第681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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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641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477條規定「依刑法第48條應更定其刑者，或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前項定其應執行之刑者，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亦得請求前項檢察官聲請之。」是應併合處罰之數罪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除有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8條第3項所定「依本條例應減刑之數罪，經二以上法院裁判確定者，得由一檢察官或應減刑之人犯合併向其中一裁判法院聲請裁定之」情形，得由受刑人直接向法院聲請外，其餘均應由檢察官向該管法院聲請。（二）本件再抗告人李○興並未說明有上開減刑條例規定情形。原裁定以再抗告人自行向第一審法院聲請定應執行之刑，與上開規定不符，因認第一審裁定予以駁回，並無不當。而再抗告人請求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及聲請司法院解釋，尚屬無據，乃駁回其抗告。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8條第3項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8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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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683號

判決書全文）(一)再審聲請有無理由，不過為再審開始之條件而已，並非直接變更原判決，故所列新事證僅自由證明具備動搖原判決確定事實之「可能性」，即符合開始再審要件，並無達到確信程度之必要。此與審判程序關於刑罰權基礎之犯罪構成事實須經嚴格證明且達確信之程度不同，不可混淆。是判決確定後，因無從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囑託鑑定，並依第206條規定出具鑑定書面，則再審聲請權人以判決確定前未踐行之鑑定方法或技術，委請具特別知識經驗之人，就原有之證據為鑑定結果，為受判決人之利益，以發現足受有利判決之新證據為由，聲請再審，若具新規性，且經單獨或綜合評價結果亦具確實性，即無不可，縱法院對於鑑定人之適格尚有疑義，仍非不能於再審聲請程序傳訊鑑定人或為相當之調查，以為認定。不能遽以聲請再審所憑鑑定意見並非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依法選任之鑑定人所為，不得做為證據，或謂該鑑定係判決確定後由聲請人為自己訴訟利益自行委託鑑定，不具客觀公正性，即一律以其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二)本件抗告人以再證3所示判決確定後委請實驗室製作之數位鑑識報告為新證據，主張原判決認定：抗告人於孫○文遭毆打後，先以「等一下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等語下達指令後離開會議室，隨後即有同夥破壞監視器錄影鏡頭等事實錯誤，既已提出原確定判決未及調查審酌之鑑定意見為憑，則該證據是否足以證明所主張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第1項第6款之再審原因理由屬實，自應依其證據是否符合新規性、確實性要件，詳為審酌並為說明。原裁定未予論究，即逕以該數位鑑定報告並非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依法選任之鑑定人，亦非法院或檢察官囑託為鑑定之機關或團體提出之鑑識報告，屬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不得做為證據，復以該鑑識內容係原判決確定後自行委託製作，公正暨客觀程度不具全面性，未說明理由，即謂其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足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因而駁回抗告人此部分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顯未依修正第420條第3項規定為新規性時點之判斷標準，而有違誤，且疏未按上開規定針對此部分聲請意旨所憑證據資料是否符合新規性、確實性要件，何以無足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詳為探究研求，並為說明，顯非至當。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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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抗字第770號

判決書全文）（一）按上訴期間為1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定有明文。前開上訴期間之起算，以合法送達判決為前提，如判決未合法送達，其上訴期間即無由起算。又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被告、自訴人、告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被害人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被害人死亡者，由其配偶、子女或父母陳明之。如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應陳明以在該地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人為送達代收人（第1項）。前項之陳明，其效力及於同地之各級法院（第2項）。送達向送達代收人為之者，視為送達於本人（第3項）。本條第1項後段指定送達代收人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減少因距離產生之交通障礙或郵寄、遞送之遲滯，以便捷文書之送達，是以必須在法院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者，始有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並生送達於本人之效力。若在法院所在地已有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仍贅為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既非依上開規定合法陳明指定之送達代收人，則對於該代收人遞送文書，自不生同條第3項視為送達於本人之效力，必待應受送達人實際接受判決或另向應受送達人為送達，始生合法送達效力。（二）依卷內資料，本件抗告人王○澤在原審之送達處所除設籍臺北市○○區○○路○號2樓，並陳明其居所為臺北市○○區○○路○段○號4樓，則抗告人在原審法院所在地既設有住、居所，即無依上開規定陳明指定送達代收人之必要。縱抗告人陳明指定陳○善（事務所設臺北市○○區○○路○號4樓）為送達代收人，仍不生合法指定之效力。乃原審於判決後，僅對代收人陳○善為送達，自不生合法送達本人之效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55條

刑事訴訟法第55條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8.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85號

刑法基於準不當得利或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原理，所創設之不法利得沒收規定，性質上為獨立之法律效果，而非從刑或保安處分，旨在匡正財產之不法流動，剝奪不法所得之物或利益，徹底追討犯罪所得，以貫徹「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原則並兼顧被害人權益之保護，維護合法財產秩序之歸屬狀態，俾符合公平正義之衡平理念。而關於不法之利得，究應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沒收或追徵，或依同法第38條之1第5項、第38條之3第2項之規定優先發還被害人，尚待刑事法院於刑事案件中作實體上之審認及裁判，或更須由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獨立民事訴訟，作實質上之審理，始能確定之，初非假扣押程序所能審究，自無從以犯罪行為人之財產業經扣押，即謂無聲請假扣押之必要。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

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523條。

107年度1月至9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7年度台抗字第891號

判決書全文）（一）按數罪併罰，應按分別宣告之罪刑為基礎，然後依法定標準定其應執行之刑。因此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而依刑法第51條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時，關於易服勞役，應以原確定裁判諭知之折算標準為基礎，依法定其折算1日之額數。若原確定裁判諭知易服勞役折算1日之額數違背法令，即無從依刑法第42條第6項規定，就所定應執行之罰金刑併諭知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必其違法部分，先經非常上訴程序糾正改判，始得據為數罰金刑定其應執行刑及易服勞役標準之基礎。又刑法第42條第5項前段係規定罰金總額縱以3000元最高額數折算勞役1日，其易服勞役期限仍逾1年，而不能依同條第3項前段定折算標準時之辦法。是倘所科罰金以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易服勞役，尚可不逾1年，即無依第5項前段之比例方法折算易服勞役額數之必要。易言之，第42條第5項前段所謂「罰金總額折算逾1年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必其裁判所科罰金總額，依刑法第42條第3項前段之標準（即1000元、2000元或3000元）折算結果，其易服勞役期限均逾1年者，始得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俾符合上開易服勞役期限上限規定之法制本旨。（二）本件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就附表編號3、4二裁判所科罰金刑，聲請依刑法第51條第7款定應執行刑，其中編號4所科罰金60萬元，如依第4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易服勞役，其易服勞役期限均未逾1年，依照上開說明，即無依第42條第5項前段規定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之餘地。乃編號4原確定判決疏未依第42條第3項前段規定以2000元或3000元折算1日之法定標準，裁量定其易服勞役折算額數，即逕以罰金總額60萬元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1日，諭知易服勞役折算標準，顯然逾越前述法律所定裁量範圍，因而致該確定判決所科罰金折算之易服勞役日數逾越依第3項之法定標準折算之日數，並非合法。法院自無從依檢察官之聲請，以編號4判決違法諭知之折算標準為基礎，定其應執行之罰金刑併諭知易服勞役折算1日之額數。是檢察官關於編號3、4二裁判所科罰金刑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即無從准許，應予駁回。參考法條：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9.json


107年度台附字第10號

按附帶民事訴訟，係於刑事訴訟中附帶提起之民事訴訟，因之，在犯罪行為中私法上權利被侵害之人，得利用刑事訴訟程序請求回復其損害。理論上，民、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實現國家之刑罰權，民事訴訟之目的則在於確定當事人之私權，是故二者所採行之訴訟程序未必全然相同。同一犯罪行為而致民法損害賠償責任之產生，其間既有「實體關聯性」之存在，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採行同一程序之目的，在於使刑事訴訟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得據以認定民事侵權行為，可避免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程序重複，節省司法資源，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且能免於裁判之相互歧異，維護整體司法之威信。就被害人言，其復有異於民事訴訟之原告，可利用刑事訴訟之訴訟資料，毋須自己為證據之提出，減少訴訟費用之浪費等之利益。又刑事訴訟審理結果，對被告為有罪之判決時，原則上應就附帶民事訴訟同時判決，僅於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始得以合議裁定（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合議者，由院長裁定之）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該移送之案件，免納裁判費。至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法院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應繳納訴訟費用。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前開情形，依同法條第4項規定，於自訴案件經裁定駁回自訴者，準用之。至於刑事訴訟諭知有罪之判決，原告所提之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不符者，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雖規定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惟如原告聲請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於管轄法院之民事庭時，得否依其聲請而為移送，刑事訴訟法對此未予明定。經參照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規定，就原不符合同法第487條第1項所定要件之附帶民事訴訟，為兼顧原告之程序選擇權、請求權時效、紛爭解決及維持實體審理結果等程序與實體利益，宜允原告於繳納訴訟費用後，由民事法院審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

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

107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4.json


107年度台非字第120號

判決書全文）數罪併罰，應依分別宣告其罪之刑為基礎，本於法定標準定其應執行之刑。參諸刑法第42條第6項規定「科罰金之裁判，應依前3項之規定，載明折算1日之額數」，明定易刑之標準，應由裁判之法院裁量並於主文內諭知。則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而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關於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亦應依原確定判決所諭知之折算標準基礎定之，此為裁判確定效力之當然。而就罰金易服勞役之制度，於民國94年2月2日刑法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增設第42條第4項「依第51條第7款所定之金額，其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不同者，從勞役期限較長者定之」；第5項「罰金總額折算逾1年之日數者，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依前項所定之期限，亦同」之規定，乃「數罪併罰」中，有關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之比較適用，以及罰金總額折算勞役期限逾1年之折算標準，此核與刑法第42條第3項係在規範法院諭知罰金刑之「個案」所裁量之折算標準，須其所科處罰金之總額，依新臺幣（下同）1000元、2000元、3000元折算結果，均逾1年之日數者，始得依刑法第42條第5項前段規定，以罰金總額與1年之日數比例折算之情形有別。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

刑法第42條、第51條第7款

107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3.json


107年度台非字第130號

判決書全文）(一)本件原裁定依檢察官之聲請，就被告楊○傑所犯如其附表（下稱附表）所示2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惟其中附表編號2所示之詐欺取財部分，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於106年7月19日以106年度上易字第331號撤銷第一審無罪之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而判處有期徒刑3月後，判決書原本及正本內之教示欄記載為「不得上訴」，正本並於106年8月2日寄存送達於龍興派出所。嗣因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揭示：（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2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第一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於該解釋公布之日（106年7月8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原第二審法院，應裁定曉示被告得於該裁定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向該法院提出第三審上訴之意旨；被告於該解釋公布前，已於前揭上訴期間內上訴而上未裁判者，法院不得依同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駁回上訴等旨。本院106年度第17次刑事庭會議並決定：（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3款至第7款所列案件與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指之同條第1款、第2款之上訴，有其共通性，應一體適用該號解釋，故就該等上訴案件，均暫時不審結，俟同條第3款至第7款修正條文施行後（已於106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依新法所定為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規定為審理等旨。臺灣高等法院即依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及本院106年度第17次刑事庭會議決定意旨，於107年2月27日以同案號（即106年度上易字第331號）裁定被告得自收受送達該裁定之翌日起10日內提起上訴，而於107年3月9日將裁定正本寄存送達於被告居所地之龍興派出所等情，有106年度上易字第331號判決、裁定各1份暨各該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是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之詐欺取財罪部分於107年4月2日方告確定。(二)揆諸上開說明，原裁定於106年12月29日裁定時，附表編號2所示裁判因尚未確定而不得與他裁判定其應執行之刑。然原審疏未查明，逕依檢察官之聲請，將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所處之刑，與被告另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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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非字第142號

判決書全文）（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該條立法理由六以：「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考德國刑法第73條第1項，增訂第5項，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時，始毋庸沒收，至是否有潛在被害人則非所問。若判決確定後有被害人主張發還時，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之。」已明揭優先保障被害人之原則。另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且扣押之贓物，依第142條第1項應發還被害人者，應不待其請求即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如犯罪所得之贓物扣案，而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時，自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規定，不待請求即行發還被害人。（二）本件被告於檢察官偵訊時已明白陳稱：「現在我發現那筆錢並不是我的，我願意還給那個人。」「（你是否願意自動繳回不法所得23,274元？）願意。」等語，且已繳出該款項，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查扣所得檢視表、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故該筆款項，被告既表明不是其所有而願返還被害人，且於偵查中繳出，經以贓物扣案，檢察官仍以被告為當事人就該款項聲請單獨宣告沒收，已有未妥。且該筆款項依卷附證據資料，確屬上開被害人王○儀等3人被詐騙匯入款項之餘額，被害人明確，又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自應依法逕行發還被害人。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第318條第1項

107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7.json


107年度台非字第143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第1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準用之。」故本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由本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反面解釋，倘係檢察官對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一)、其上訴有理由者，則在被告未提起上訴時，第二審自得撤銷第一審判決而諭知較重之刑。(二)、於被告亦提起上訴然無理由者，第二審若認檢察官上訴主張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或量刑過輕有理由時，亦得撤銷第一審判決並改判較重之刑。(三)、被告並未提起上訴，但檢察官之上訴無理由者，苟第一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第二審即不得諭知較第一審判決為重之刑。(四)、於被告亦提起上訴，然檢察官僅以第一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而無理由者，第二審自不得諭知較第一審判決為重之刑。但如第一審判決有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則不在此限。(五)、於被告亦提起上訴，然檢察官僅以第一審適用法條不當提起上訴而無理由者，第二審自不得諭知較第一審判決為重之刑。(六)、於被告亦提起上訴，然兩造上訴均無理由者，若第一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第二審亦不得諭知較第一審判決為重之刑。至認定第二審上訴有無理由，一般取決於判決主文，因科刑判決之主文，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結果，以確認國家對被告犯罪事實之刑罰權存在及所論處之罪名、應科之刑罰等具體刑罰權之內容，是確定科刑判決之實質確定力，僅發生於主文。若主文未記載，縱使於判決之事實、理由已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仍不生實質確定力，即不得認已判決，而屬漏未判決應補行判決之問題，該漏判部分，則既未經判決，自不發生判決確定之情形，依法不得提起非常上訴；此與判決主文、事實已有敘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之理由不備，或主文記載與事實、理由之認定不相一致之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對於刑罰權對象之犯罪事實範圍同一性不生影響，無礙於判決之確定，得賴提起非常上訴救濟之情形不同。（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被告張○賢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修正前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主文則諭知「張○賢犯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第一審附表）一、三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第一審附表一、三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又犯第一審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罪，處第一審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被告及檢察官均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74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就被告上訴部分中之關於第一審附表一編號2、4及第一審附表三編號2、3、4部分均撤銷，其主文第1至4項則諭知「原判決（即第一審判決）關於第一審附表一編號2、4及第一審附表三編號2、3、4部分均撤銷。張○賢犯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五編號2、4、35、36、37所示之罪，各處如各該編號所示之刑，並減刑如各該編號所示；其中附表五編號35、36、37部分，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沒收均如各該編號所示，所減得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其他上訴（即第一審附表一編號1、3、5至32、第一審附表二、第一審附表三編號1、第一審附表四部分）駁回。上開撤銷改判之附表五編號2、4與上訴駁回關於有罪部分所處之刑（如附表五編號1、3、5至34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而原判決就本件犯罪事實乃論以與第一審相同罪名（見原判決理由壹、七、(一)），另認定被告所涉如原判決附表五編號2、4、35至37部分之犯罪，有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減刑之事由，第一審有漏未減刑，對被告不利予以撤銷（見原判決理由壹、六、(一)）；對於檢察官上訴則認無理由，而予以駁回（見原判決理由壹、六、(四)及七、(三)）。又檢察官上訴意旨固另認第一審關於被告定應執行5年6月部分顯然過輕，有違比例原則，然原判決就此部分未交代第一審關於定應執行刑部分究有何違法或不當而應予撤銷之理由，又因其主文並未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應執行刑部分，自不能認係漏未判決，僅能認屬判決理由不備。原判決就此既認定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並駁回被告及檢察官關於此部分之上訴，撤銷部分則係因第一審判決未依法減刑，並改判較第一審判決為輕之刑期，理由亦未敘述第一審判決有何其他違法或不當情形。則於檢察官對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被告亦提起上訴，而原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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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非字第174號

刑法第1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為罪刑法定主義，而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之精神，在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使人民不受法無處罰明文之刑罰制裁，且不因執法者以一己之念任意解釋法律，而受不測之損害。惟擴張解釋則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解釋方法。擴張解釋係因法律規定文義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須在文義可能之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始可為擴張解釋。關於賭博行為，刑法第266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為普通賭博罪。第268條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為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上開罰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規定，其單位為新臺幣，並提高為30倍。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則為對賭博行為不合於刑法賭博罪之行政處罰規定。以上三種處罰賭博行為之規定，其情形並不相同。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為其成立要件。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所定之賭博行為，則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至刑法第268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亦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依上開規定，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並不構成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所謂之「賭博場所」，只要有一定之所在可供人賭博財物即可，非謂須有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之場地始足為之。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之工具。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雖其為虛擬空間，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人於該虛擬之空間為彼此相關聯之行為，而藉電腦主機、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供不特定人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透過通訊或電子設備簽注賭博財物，與親自到場賭博財物，僅係行為方式之差異而已，並不影響其在一定場所為賭博犯罪行為之認定，此為擴張解釋，非法之所禁。惟如前所述，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在成立上，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作為要件。所謂「公共場所」，係指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得以出入、集合之場所；所謂「公眾得出入場所」，係指非屬公共場所，而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於一定時段得進出之場所。是網際網路通訊賭博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抑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處罰，則以個案事實之認定是否符合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要件而定。於電腦網路賭博而個人經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號，與電腦連線上線至該網站，其賭博活動及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對賭之事，對於其他人而言，形同一個封閉、隱密之空間，在正常情況下，以此種方式交換之訊息具有隱私性，故利用上開方式向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性，即難認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不能論以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惟如合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之要件，則依該法予以處罰。對此因科技之精進新興賭博之行為，如認其可責性不亞於刑法第266條第1項之普通賭博罪，於刑事政策上認有依刑法處罰之必要，則應循立法途徑修法明定，以杜爭議，並符罪刑法定之原則。參考法條：刑法第1條、第266條、第268條

刑法第1條、第266條、第268條

107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9.json


107年度台非字第23號

本件僅由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原判決就被告販賣第一級毒品部分，雖以第一審判決未就扣案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一併宣告沒收，及其事實欄未記載行動電話1支（含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被告所有供販賣毒品所用之物，竟於主文及理由就該行動電話（含SIM卡）諭知沒收，以及被告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時均自白有本件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而獲得減刑後，於原審審理時竟翻異前詞而否認此部分犯行，毫無悔意，態度不佳等為由，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然原判決就被告販賣第一級毒品部分，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7條第2項、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59條之規定，對被告予以論罪科刑，既與第一審判決適用之法條並無不同，自應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

107年度（1月至3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5.json


107年度台非字第258號

被告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如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或於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檢察官即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林○成因涉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下稱甲案），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05年10月14日，以105年度毒偵字第4846號為緩起訴處分（下稱原緩起訴處分），期間為2年，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同年11月1日，以105年度上職議字第1297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而確定（緩起訴期間自105年11月1日至107年10月31日）。又被告於緩起訴處分前之105年8月26日8時22分許，另故意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於105年12月8日以105年度簡字第763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106年1月7日確定（下稱乙案），而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6年度撤緩字第211號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撤銷原緩起訴處分確定，並以107年度撤緩毒偵字第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新北地院以107年度簡字第2065號簡易判決有罪確定。被告乙案之犯罪，已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2款「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撤銷緩刑之要件，縱該撤銷緩起訴處分書關於被告係在「緩起訴處分履行期間內」再犯罪，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定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之記載，未臻正確，但猶本諸被告有乙案犯罪為其撤銷之事由，究與應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之結果並無不同，不生撤銷處分應屬無效之問題，檢察官就甲案提起公訴為合法追訴，原判決逕為實體判決，即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款、第2款。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3第1項第1款、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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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台非字第61號

（一）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始得提起非常上訴，為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所明定。又依民國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沒收新制規定，沒收係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已非刑罰（從刑），具有獨立性，而得與罪刑部分，分別處理。因之，第二審法院就被告所提起之上訴，關於沒收部分，如漏未判決，應屬補行判決之問題，該漏判部分，既未經判決，自不發生判決確定之情形，對之不得提起非常上訴。（二）卷查被告蔡○涵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關於沒收部分，原審於審理中，裁定命第三人洧○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洧○公司）為參與人，審理結果認定扣案之物及犯罪所得均屬洧○公司所有，因而於主文諭知洧○公司所有如原判決附表2之物暨犯罪所得新臺幣470萬080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並於理由敘明：第一審判決固未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商標法第98條及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對參與人為前揭沒收之諭知。惟刑法修正後沒收於立法定性上已非刑罰而具備獨立性，自得於本案被告上訴無理由，駁回其上訴時，同時對參與人諭知沒收等旨，有相關裁定及原判決可稽。原判決對於被告所提起之第二審上訴，關於罪刑部分，詳敘其上訴如何為無理由，而應予駁回。就第一審對被告部分所為沒收之宣告，於事實及理由內未為任何上訴有無理由，如何應予維持之判斷，尚不能僅因其主文第1項記載「上訴駁回。」一語，即認原判決就具有獨立法律效果之第一審關於被告沒收部分之當否，亦有裁判，該部分核屬漏未判決。依前揭說明，此屬漏判而應由原審法院依法補行判決之問題，自不得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

刑事訴訟法第4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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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

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3條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3條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109年度（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94號

（一）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係公平正義理念之具體實踐，屬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為貫徹此原則，俾展現財產變動關係之公平正義，並使財產犯罪行為人或潛在行為人無利可圖，消弭其犯罪動機，以預防財產性質之犯罪、維護財產秩序之安全，刑法對犯罪所得採「義務沒收」之政策，並擴及對第三人犯罪所得之沒收。又為預防行為人不當移轉犯罪工具、犯罪產物，或於行為時由第三人以不當方式提供犯罪工具，而脫免沒收，造成預防犯罪之目的落空，對於犯罪工具、犯罪產物之沒收，亦擴大至對第三人沒收。故不論是對被告或第三人之沒收，皆與刑罰、保安處分同為法院於認定刑事違法（或犯罪）行為存在時，應賦予之一定法律效果。從而，於實體法上，倘法院依審理結果，認為第三人之財產符合刑法第38條第1項（違禁物）、第38條之1第2項（犯罪所得）法定要件之義務沒收，或第38條第3項（犯罪工具、犯罪產物）合目的性之裁量沒收，即有宣告沒收之義務。對應於此，在程序法上，本諸控訴原則，檢察官對特定之被告及犯罪事實提起公訴，其起訴之效力當涵括該犯罪事實相關之法律效果，故法院審判之範圍，除被告之犯罪事實外，自亦包括所科處之刑罰、保安處分及沒收等法律效果之相關事實。進一步言，沒收既係附隨於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法律效果，則沒收之訴訟相關程序即應附麗於本案審理程序，無待檢察官聲請，而與控訴原則無違。（二）沒收，屬國家對人民財產權所為之干預處分，應循正當法律程序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並非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當事人，未享有因被告之地位而取得之在場權、閱卷權、陳述權等防禦權，然既為財產可能被宣告沒收之人，倘未給予與被告相當之訴訟權利，自有悖於平等原則；又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第三人雖非本案當事人，亦應有上訴救濟之權利。因此，鑑於上述第三人之財產權、聽審權、救濟權之保障，以及憲法平等原則之誡命，乃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將其引進本案之沒收程序，有附隨於本案程序參與訴訟之機會，故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中，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使第三人享有獲知相關訊息之資訊請求權與表達訴訟上意見之陳述權，及不服沒收判決之上訴權，乃為實踐刑法第三人沒收規定之配套設計。（三）為貫徹上揭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規定：「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又第三人既是程序主體，其聲請參與，乃為權利，並非義務，自應尊重其程序選擇權，而有捨棄參與之決定權，同條第3項後段乃明文規定，若其「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法院無庸裁定命其參與。基於第三人欲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其聽審權之實踐，當以預見其財產可能遭受法院宣告沒收，以及知悉其有聲請參與之權利，作為前提。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3第1項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於提起公訴前，應通知該第三人，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提起公訴時，同條第2項規定，檢察官除應於起訴書記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並應通知第三人各種相關事項，便利其向法院適時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及為訴訟準備；而起訴後，同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於審理中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得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聲請。」責令檢察官仍負協力義務，俾法院為適當之沒收調查與認定。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沒收，而檢察官未依上揭規定聲請，第三人亦未聲請者，因實體法第三人沒收要件成立時，法院即負有裁判沒收之義務，則為維護公平正義，並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自應裁定命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立法理由第3點更揭明法院應依職權裁定，不待檢察官聲請之旨。其歷史背景，係某些社會矚目之食品安全、重大經濟及金融等有關案件，國人多認有沒收不法財產所得，以維公平正義之必要，乃經立法形成。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而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證，為適法公正之裁判，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之宣告，是法院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相違。（四）綜上，對第三人財產之沒收，乃刑法所明定，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之聲請。從而，如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審理中，第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並依審理結果，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13

109年度（4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000號

按強制執行係債權人聲請執行法院運用公權力，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藉以實現債權之程序，而依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向債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始消滅，故分配表作成確定後，執行法院固得據以發放分配款，但在交付與各債權人具領前，尚不得謂債之關係已歸消滅，惟執行債權人可受領之分配款，倘經其債權人另案聲請強制執行，並經後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命令扣押，前執行法院即屬該條規定所稱之第三人，得依同法第115條之2第1項規定為提存；如有同條第2項規定情形，即應將債權全額支付予後執行法院，俾扣押及再為扣押各案能合併，依關於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於此情形，自應認前執行法院為提存或支付時，已將分配款交付其執行債權人受領而發生清償並消滅債務之效力，前執行事件債務人即非該款項之所有權人，縱其基於他項債之法律關係，可對受償之債權人主張權利，亦無從在後執行程序，就執行標的物之該分配款，主張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相關法條：民法第309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15條之2

民法第309條第1項，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15條之2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179號

（一）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法院於審查各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類如該條立法理由所指欠缺適當性之情形（即證明力明顯過低，或該證據係違法取得等）後，如認皆無類此情形，而認為適當時，因無損於被告訴訟防禦權，於判決理由內僅須說明其審查之總括結論即可，要無就各該傳聞證據製作當時之過程、內容、功能等，逐一說明如何審酌之必要。否則，即有違該條貫徹加重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精神之立法本旨，亦無助於達成該條尋求訴訟經濟之立法目的。（二）原判決理由欄甲、壹之二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如何有證據能力，業已說明檢察官、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均未聲明異議，經審酌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該等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之理由。上訴意旨指為違反證據法則。顯非適法之上訴理由。（三）刑法上之詐欺取財罪，須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取得財物，始足當之。因此，詐欺行為包含詐術、錯誤交付、取得等犯罪流程，層層相因、環環相扣，每一環節，皆為構成詐欺犯罪之要件，直到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始達犯罪終了之階段，在此之前則屬未遂問題。而犯罪之實行，學理上有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吸收犯、結合犯等實質上一罪之分類，因均僅給予一罪之刑罰評價，故其行為之時間認定，當自著手之初，持續至行為終了，並延伸至結果發生為止，倘上揭犯罪時間適逢法律修正，跨越新、舊法，而其中部分作為，或結果發生，已在新法施行之後，應即適用新規定，不生依刑法第2條比較新、舊法而為有利適用之問題。（四）原判決認定楊○○等3人係基於單一詐欺犯意於密接時間內，2次向同一被害人施用詐術，致同一被害人2次撥付款項，而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且最後取得工程款時已在新法施行之後，如何直接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理由，載述甚詳，核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刑法第2條、第339條之4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刑法第2條、第339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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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狀態，並在此一狀態下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刑法第19條第3項並將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其類型可分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與「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兩大類，再細分為本具有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而實行犯罪之情形，及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等。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於精神、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符合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而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苟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於飲酒、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仍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均不適用同條第1、2項減免其刑之規定，但不同類型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仍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而有區分之實益。尤其是情節最重大之罪（死刑），於卷內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之證據時，縱當事人並未聲請調查，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有此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現，亦應依職權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如屬同條第3項之情形，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參考法條：刑法第19條、第57條

刑法第19條、第5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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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324號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係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18歲之人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為其構成要件。其中與「被拍攝」並列之「製造」，並未限定其方式，自不以他製為必要，更與是否大量製造無關。是以，祇須所製之圖畫等物品，係顯示該未滿18歲之被害人本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像等內容者，即足當之。而自行拍攝照片或影片，係屬創造照片或影片之行為，應在該條項所稱「製造」之範疇內。參考法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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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為鼓勵是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除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且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於該案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致有剝奪被告罪嫌辯明權之情形，始得例外承認僅以審判中自白亦得獲邀減刑之寬典外，一般而言，均須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缺一不可。故如犯罪事實未經司法警察予以詢問，惟檢察官訊問時已否認犯罪，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已否認犯罪，檢察官其後未再訊問，即令嗣後於審判中自白，均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見解。然若被告於司法警察詢問或檢察官訊問初始，雖均否認犯罪，惟嗣又表明願意認罪之意，則若檢察官於起訴前「未再」或「漏未」探究被告是否確欲自白犯罪，致其無從獲得減刑寬典之機會，無異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於此情形，倘被告於嗣後之審判又自白犯罪，應再例外認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二）本件王○凡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雖於民國105年10月12日警詢時均矢口否認，並辯稱電話通聯內容只是純粹聊天等語，於105年10月12日檢察官偵訊時，復對檢察官逐一就原判附表一編號17至29各次犯行訊問其有無販賣毒品予藍○宗時，供稱：「我的確是有賣給藍○宗3至4次的安非他命，他常常打電話給我，我沒有賣那麼多次給他，我警詢時都有說了，我有在105年7月31日、9月9日（臺灣○○店）、9月29日（御○園ＫＴＶ停車場）賣給藍○宗安非他命」等語。雖未就上開部分自白犯罪，惟其於105年10月12日偵訊末尾時，已先表達：「（是否承認販賣安非他命？）承認。」等情；嗣於105年10月17日具狀表明：「（前略）懇請庭上，能否讓被告王○凡對一下監聽譯文，只要是我有犯的，一定會坦然面對法律的制裁，懇請鈞長能給被告王○凡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等語。檢察官因此於105年10月27、28日分別提訊王○凡，並就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以外之行動電話通訊監察譯文逐一提示王○凡辨認及訊問，王○凡亦於確認提示部分後自白犯罪，然檢察官卻「漏未」提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之通訊監察譯文，致王○凡無從就該部分為自白。嗣王○凡於審理時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全部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均自白犯罪，揆諸前揭說明，就王○凡所犯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自應例外認其於偵查中亦自白犯罪，王○凡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雖原判決關於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7至19、21至25、28部分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惟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自可據以為裁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418號

起訴事實及法條，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具有提示、限定審判對象之範圍，以突顯攻擊防禦目標，避免突襲性裁判，暨預告既判力客觀範圍之機能，與公平審判原則、保障被告防禦權之憲法上訴訟權至為攸關。惟應允其於一定範圍內得予變更，以簡省司法資源之負擔，並得迅速實現國家之刑罰權，避免被告重複應訴訟累，然為免過度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訴訟主體地位及其防禦權。上開各項衝突價值之衡量，亦應為「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界定標準，共同形成變更起訴法條之界限。就此，法院為衡平程序參與者之不同利益衝突，應於審理時告知程序參與者，以補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之標準過於抽象所致之不足。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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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467號

（一）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係將「論罪」與「科刑」予以分別規範。就「論罪」而言，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犯罪宣告時必須同時宣告數罪名，但為防免一行為受二罰之過度評價，本條前段規定為「從一重處斷」，乃選擇法定刑較重之一罪論處，實質上係連結數個評價上一罪而合併為科刑上一罪，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名可置而不論。是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仍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在內，否則，在終局評價上，無異使想像競合犯等同於單純一罪。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和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且該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並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8條第1項前、中段亦規定：「犯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已針對罪責評價上輕微者，及自首或提供司法協助，而有悔悟之具體表現者，賦與法院免除其刑之裁量權，於此類情形，刑罰既經免除，用以補充刑罰不足之強制工作，自無所依附，無從宣付。（二）本件依原審認定之事實，第一審就被告之行為分別依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二罪名，分論併罰（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仍諭知刑前強制工作），固有未妥。原判決則以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一行為，亦觸犯加重詐欺及洗錢防制法之特殊洗錢罪名，而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但其理由就此僅說明：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4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其加重詐欺犯行，及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特殊洗錢罪，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之旨。並謂因從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再依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並未具體敘述何以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刑罰勿庸予以合併評價之理由，已屬判決理由欠備。又參之前開說明，被告之行為是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參與情節輕微」者，而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情形？饒堪研求。原判決就此未予剖析釐清，並於理由內加以論敘說明，遽行判決，難謂適法。參考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4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刑法第339條之4

108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

按人民之財產權固應予保障，但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仍得以法律限制之。此觀憲法第15條、第23條規定自明。而公寓大廈住戶有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如該住戶為區分所有權人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命該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第3款、第2項所明定。就私有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言，強制出讓制度雖係限制該區分所有權人財產權之行使，惟依其立法意旨，乃在該區分所有權人有嚴重違反對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義務，致無法維持共同關係者，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得向法院請求出讓該違法者之區分所有權，以維護住戶間之公共安全、社區安寧與集合式住宅之管理，提昇居住品質。此即基於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所為必要之限制。故在適用上，自須審酌其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衡平性等一切情形，俾兼顧該區分所有權人及全體住戶之權益。相關法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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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557號

（一）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1條既明示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之立法本旨。查其規範內容適用範圍除監獄管理人員外，尚及於受刑人、指揮執行之檢察官等，並明定法務部巡察、檢察官考核監獄等項。則監獄管理人員等公務員對於主管監督事務，若明知而違反監獄行刑法或依同法第47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7條規定者，自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之違背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就前述辦法之法律性質何屬等爭議，囑請國立○○大學表示法律上意見，有應依職權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誤，顯然曲解前述法律與法規命令之性質。（二）按受刑人攜帶或由監外送入之財物，經檢查後，由監獄代為保管。受刑人之金錢及物品保管辦法，由法務部定之。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6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因監獄收容受刑人眾多，為維護公共衛生及團體秩序，對於送入飲食或物品之份量等，宜有限制規定，同法第70條乃明定，送入飲食及必需物品之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制；其經許可者，得逕交本人。另依同法第93條之1規定由法務部訂定之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款規定，送與受刑人之飲食及必需物品，應予檢查。其種類及數量應依後列規定限制之：必需物品：毛巾每次以一件為限，破損不堪使用時，准再送入。該施行細則第85條亦明定，准許送與受刑人之飲食、物品或依本法沒入或廢棄之財物，應設簿登記。上訴人等依所任監獄戒護科管理員之職務，為維護受刑人財產法益及公共衛生、團體秩序，明知依上開法律及施行細則之規定，由監獄外送入之財物、飲食及必需物品，應經檢查、保管或登記，並依規定限制其種類、數量，經許可者，始得逕交受刑人。（三）原判決因而針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乃公務員不待他人意思之合致或行為之參與，其單獨一人亦得完成犯罪，並非學理上所謂具有必要共犯性質之「對向犯」，不得引用「對向犯」之理論排除共同正犯之成立。說明公務員與無公務員身分之人，如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圖無公務員身分者之不法利益並因而使其獲得利益，自得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及刑法第28條、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圖利罪之共同正犯。自無不合。參考法條：監獄行刑法第1條、第47條、第69條、第93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監獄行刑法第1條、第47條、第69條、第93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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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635號

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且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縮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4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票據上之權利，對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固為票據法第22條第1項所明定，惟並未排斥民法第128條之適用。則票據上權利，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其權利之行使於法律上為不可能或存有障礙者，其消滅時效仍應自其權利可行使時起算。且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據記載之文義為認定，係為保障善意之執票人，以維票據之流通性，至於票據授受之直接當事人間，就票據記載外所存在之事項，並非不得援用為彼此抗辯之事由。從而，執票人就其與發票人間，如確有票據權利於票載到期日或發票日尚不能行使之障礙，自非不得據以對發票人為法律上主張。而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發票人對於執票人起訴者，其地位與被代位人自行起訴並無不同，執票人自亦得以上開事由對代位人為抗辯。相關法條：民法第128條、第242條。票據法第22條

民法第128條、第242條。票據法第22條

108年度9~10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666號

按為達成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及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減租條例採取限制出租人須於一定條件下始得終止租約，收回耕地。然租佃雙方原本即可合意終止租約，如經合意終止，既未違反承租人意願而收回耕地，未侵害耕地承租人法益，與上開政策並無違背。是原承租之耕地依減租條例第17條第1項第5款規定，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而由租佃雙方當事人為合意終止時，亦應許承租人依該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出租人為補償。相關法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

108年度9~10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1725號

（一）1.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將因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已不再適用之原規定：「犯本法之罪，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修正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上開銀行法沒收之規定，係在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7月1日施行）刑法修正沒收規定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犯銀行法之罪者，應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有關沒收之規定。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仍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實際合法發還排除沒收或追徵、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規定之適用。2.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從而，事實審法院既已查明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及已實際合法發還等應扣除之部分，不得僅因仍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或其被害人、賠償數額尚屬欠明，即認無需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俾與刑法第38條之1所揭示之立法意旨相契合。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3.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17條前段雖有明文。惟犯罪所得之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再者，得發還之犯罪所得，以經實際依法扣押者為限，未經扣押部分，自無從發還被害人。至於金錢為替代物，重在兌換價值，雖不以原物為限，但因已混同，亦無由依上開規定先行發還各該被害人，必須俟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檢察官依法實施保全扣押被告財產之處分，經執行扣押結果，雖扣得部分財產，但不足以返還所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損害。部分被害人雖於審判中聲請發還扣押物，惟因本案另有其他被害人存在，其他被害人遭違法吸金之款項亦在其中，自無從於裁判確定前，先行就扣押物單獨發還予該聲請之被害人。4.本法律爭議，如採肯定說見解，於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存在，審判程序中，事實審法院即應先行調查確定其等求償之數額，並予扣除後，始得就餘額為沒收、追徵之宣告。其數額欠明確時，即不宣告沒收、追徵，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既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又無法依部分被害人之聲請發還扣押物，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若採否定說見解，被告犯銀行法之罪，如有犯罪所得，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情形，法院無須於審判程序先行確定其等求償之數額，除扣除已實際合法發還者外，僅於主文中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之旨即可。俟判決確定後，於執行程序中，由執行檢察官依「檢察機關辦理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之發還或給付執行辦法」（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4項授權行政院訂定）之規定，辦理沒收物及追徵財產之發還或給付，對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保障，將更為周全。（二）上訴人5人均係該集團之成員，是否獲有報酬，而有犯罪所得，原審就此未予調查、釐清，已有未合。其逕以上訴人5人參與本案違反銀行法之非法吸金犯行，共犯吸金規模均已逾數億元，而依卷內相關資料觀之，除部分被害投資人經退還部分投資款項外，仍有絕大多數被害投資人之投資款項未獲返還或賠償，顯然本案多數被害人所受損失仍未全部受償。從而，就上訴人5人共犯非法吸金之金額，雖屬其等於共犯期間該集團之犯罪所得，其個人縱有獲得分配部分報酬（上訴人5人均否認有獲分配報酬），惟既仍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特別規定，而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等語。不但調查未盡，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38條之1、第38條之2。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3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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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

（一）我國刑事訴訟，採彈劾主義，對犯罪之追訴與審判，分由不同之機關職掌，非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由自訴人提起自訴，法院無從逕予審判，依此法則運作，在審判程序，乃由法院、自訴人（或檢察官）及被告形成訴訟結構之三面關係，以居於中立第三者之法院，基於自訴人（或檢察官）、被告雙方所為之攻擊、防禦，就自訴人（或檢察官）所追訴之案件，判斷國家具體刑罰權之存否及其範圍。法院審理之案件，乃由「被告」及「犯罪事實」兩部分所構成，是自訴人（或檢察官）請求法院訴追之案件，須為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至如何特定被告之身分，自應由自訴人（或檢察官）於提起自訴（或公訴）前查明，即便不知所欲提起自訴對象之姓名、住居所等資料，亦需查明客觀上足資辨別之特徵，以特定訴追之對象，並避免累及無辜之第三者，殊無聲請法院調取名冊及照片，供其於眾多人員中指認確定，視法院為其訴追輔助機關之理。又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至第163條之2，係規定在該法第一編總則「證據」章中，於第二編之公訴、自訴程序均有適用。而由前述「證據」章開宗明義於第154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第1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第2項）。」足徵證據調查之目的係在確認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有無，亦即在使法院對於被告被訴案件形成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心證，而非為特定被告身分而設。是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規定聲請調查之證據，當以與犯罪事實之存否具有關聯性者為限，倘當事人聲請調查者無關犯罪事實之認定，自非屬該條項所規範得聲請調查之範疇，縱其所聲請調查者，非屬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亦無何調查之義務可言。至同法第163條第2項固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惟此乃以合法之起訴為前提，法院因而負有實體審理、以實體判決確認國家刑罰權有無之義務，始有為「發見真實」，而依職權調查之權限甚至義務，殊無不問起訴是否合法有效，均得率以「維護公平正義」為理由，而課予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確認國家刑罰權有無之義務之理，此不可不辨。（二）原判決本此意旨，於理由中敘明：上訴人雖提供案發當日錄影畫面並圈畫員警照片，主張乃足資辨別所自訴「不知名之員警等」之特徵，惟經原審函請相關單位提供上訴人所圈畫員警之個人資料、所屬單位及編號，惟均獲相片中員警臉部特徵及清晰度欠佳，無法辨識暨提供相關資料之覆文，是無從特定「不知名之員警等」之身分，自難以確認訴訟之對象。且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制，法院基於審判之公平，應立於客觀聽訟者之地位，關於如何特定自訴之犯罪主體，應由自訴人於起訴前查明，非於審判階段由法院立於自訴人之一方而為證據之蒐集、調查、糾問而為特定，否則即與糾問制度無異。又我國關於犯罪追訴，採起訴二元主義，上訴人既捨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訴追犯罪之公訴制度而採取自訴程序，自應擔當公訴人之角色與功能，殊不得因自訴查證困難，即視法院為偵查或徵信機關，任意要求法院職權調查而為上訴人特定被告之身分，因而駁回上訴人就特定「不知名之員警等」身分有關之調查證據之聲請等旨。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20條

刑事訴訟法第3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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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72號

依憲法第16條對於人民訴訟權利之保障，在法院作成判決前，任何刑事被告均享有於法院面前表達意見，以影響法院判決結果的聽審請求權。另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亦規定被告有出庭受審的權利。而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經由程序正義，以實現實體正義，無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因此，為貫徹對聽審請求權的保障，刑事訴訟法也維護被告於審判期日的在場權，例如，被告缺席審判期日時，原則上不得審判（本法第281條第1項）；經合法傳喚之被告，若無正當理由而缺席審判期日，或未經審判長同意而退庭，法院僅能在特定條件下，繼續審判期日，並作成被告缺席判決（本法第294條第3項、第305、306、371條）。否則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法第379條第6款）。聽審請求權固然為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利，惟並未排除被告處分聽審請求權的自由。具體而言，被告若選擇出席審判期日，固然可以藉此避免自己受到不正當的判決，但也必須承擔出席審判期日對於時間、勞力、費用的消耗，甚或罹患重疾的被告必須冒健康或生命的風險，故被告亦可選擇不出庭聽審，惟亦不容許被告得任意以缺席審判期日癱瘓程序的進行。故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被告藉由上訴又不到庭的方式，延滯訴訟的進行。至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被告有無不到庭的正當理由，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的權利者為限。又被告於審判期日不到庭的理由諸端（如突罹疾病、車禍交通受阻等），有時事出緊急、突然，若確有出於不可歸責於己的原因，縱未事先或及時通知法院，使法院於不知的情狀下為缺席判決，所踐行的程序仍屬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刑事訴訟法第37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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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

（一）按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ActionTask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二）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參考法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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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800號

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雖然都與性事有關，隱含違反被害人之意願，而侵害、剝奪或不尊重他人性意思自主權法益。但兩者既規範於不同法律，構成要件、罪名及刑度並不相同，尤其前者逕將「違反其（按指被害人）意願之方法」，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依其立法理由，更可看出係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傳統方式以外之手段，凡是悖離被害人的意願情形，皆可該當，態樣很廣，包含製造使人無知、無助、難逃、不能或難抗情境，學理上乃以「低度強制手段」稱之。從大體上觀察，2罪有其程度上的差別，前者較重，後者輕，而實際上又可能發生犯情提升，由後者演變成前者情形。從而，其間界限，不免產生模糊現象，自當依行為時、地的社會倫理規範，及一般健全常識概念，就對立雙方的主、客觀因素，予以理解、區辨。具體以言：1.從行為人主觀目的分析：強制猥褻罪，係以被害人作為行為人自己洩慾的工具，藉以滿足行為人自己的性慾，屬標準的性侵害犯罪方式之一種；強制觸摸罪，則係以騷擾、調戲被害人為目的，卻不一定藉此就能完全滿足行為人之性慾，俗稱「吃豆腐」、「佔便宜」、「毛手毛腳」、「鹹濕手」即是。2.自行為手法觀察：雖然通常都會有肢體接觸，但於強制猥褻罪，縱然無碰觸，例如強拍被害人裸照、強令被害人自慰供賞，亦可成立；強制觸摸罪，則必須雙方身體接觸，例如對於被害人為親吻、擁抱、撫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但不包含將被害人之手，拉來碰觸行為人自己的性器官。3.自行為所需時間判斷：強制猥褻罪之行為人，在加害行為實施中，通常必需耗費一定的時間，具有延時性特徵，無非壓制對方、滿足己方性慾行動進展所必然；強制觸摸罪則因構成要件中，有「不及抗拒」乙語，故特重短暫性、偷襲性，事情必在短短數秒（甚至僅有一、二秒）發生並結束，被害人根本來不及或無餘暇予以抗拒或反對。4.自行為結果評價：強制猥褻罪之行為人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在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過程中，達至剝奪被害人性意思自主權程度，否則祇能視實際情狀論擬他罪；強制觸摸罪之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則尚未達至被害人性意思自由之行使，遭受壓制之程度，但其所應享有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之寧靜、和平狀態，仍已受干擾、破壞。5.自被害人主觀感受考量：強制猥褻罪之被害人，因受逼被性侵害，通常事中知情，事後憤恨，受害嚴重者，甚至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現象；強制觸摸罪之被害人，通常是在事後，才感受到被屈辱，而有不舒服感，但縱然如此，仍不若前者嚴重，時有自認倒楣、懊惱而已。6.自行為之客觀影響區別：強制猥褻罪，因本質上具有猥褻屬性，客觀上亦能引起他人之性慾；強制觸摸罪則因行為瞬間即逝，情節相對輕微，通常不會牽動外人的性慾。誠然，無論強制猥褻或強制觸摸，就被害人而言，皆事涉個人隱私，不願聲張，不違常情（後者係屬告訴乃論罪），犯罪黑數，其實不少，卻不容因此輕縱不追究或任其避重就輕。尤其，對於被害人有明示反對、口頭推辭、言語制止或肢體排拒等情形，或「閃躲、撥開、推拒」的動作，行為人猶然進行，即非「合意」，而已該當於強制猥褻，絕非強制觸摸而已。參考法條：刑法第224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

刑法第224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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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198號

按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行為人之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貶損，不論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不以直接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文字影射使他人名譽受損害，亦屬之。又網路使用者收集、彙整關於特定人之相關文章資料，將之公布於網路平台上供人點選，縱非以直接轉述之形態為之，然其行為既足以傳播文章作者之言論，則倘該言論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該網路使用者明知該事實為虛偽或未經任何查證即貿然為之，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95條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95條

108年度2月至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027號

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固經本院著有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然該決議係針對同一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同一期間多次僱請不特定之不知情工人，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同一土地傾倒堆置、回填，而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之提案設題事例，所作成之統一見解。至法院受理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是否具有集合犯之關係，仍應依具體個案事證為判斷。倘犯罪主體之共犯不同，犯罪時間相隔一段日期未部分重疊或密接，犯罪地點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場所並不相同，犯罪行為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手法態樣亦不一致，自不能僅因行為人始終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認行為人前後所為之清除、處理廢棄物行為，均係「集合犯」一罪。參考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108年度（12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191號

（一）現代進步的刑事司法理念，已從傳統的以刑罰作為中心之措施，轉變成修復式司法，亦即對於加害人、被害人及其等家屬，甚至包含社區成員或代表者，提供各式各樣之對話與解決問題之機會，使加害人認知其犯罪行為所帶來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的刑責，並藉此契機，修復被害人等方面之情感創傷和填補其實質所受的損害。易言之，現代刑事司法的功能，當賦予司法更為積極的正面方向，自傳統的懲罰、報復，擴大至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及修復，正義因此得以更完美彰顯。故西元2002年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根據此一理念，研擬出「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我國法務部亦於99年6月22日，以法保字第0991001305號函訂頒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1種，並於101年6月28日檢討修正，實施階段可以包含審判。法院雖不當然受其拘束，但既有助社會安定，並於人民福祉有利，且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自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告訴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間在法理上力求衡平。（二）林○雄於向本院提出之上訴理由狀內，並迭次表示：願意提出所有田地、汽車，供甲女的父、母執行取償等語。依原審於更審前所調取之林○雄5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有資料明細表顯示，古○強、黃○雲、陳○儒、何○軒等4人雖皆無財產，但林○雄卻擁有田地1筆及汽車1輛。則基於前述「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原審倘能命林○雄5人於法庭上，努力與甲女之父、母對話，並協商具體解決前揭賠償的問題，藉以填補、修復甲女的父、母實質所受之損害及情感創傷，並使林○雄5人認知其本案犯罪行為所帶給被害人家屬之影響，而反省其自身應負的刑責，且願用餘生賺錢踐履前開賠償責任，即非不得藉此重新審視有無宣處林○雄死刑之必要，以示慎刑。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刑法第57條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193號

按工會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依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工會固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被上訴人工會章程第12條亦規定：「會員如有違反第11條規定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妨礙本會名譽信用，由監事會或會員檢舉屬實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罰鍰、除名等處分，惟除名處分應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函報主管機關核備。」惟除名處分係將會員排斥於工會以外，如工會與事業間存有僅工會會員得享有特別利益之團體協約及其他關於工作條件之特別約定，或工會於所屬事業具有獨占性時，工會所為除名處分有顯著損害會員之財產上利益或影響工會會員憲法上結社自由之虞，即屬對會員之重大不利處分。則工會行使對會員之處罰權時，除應參照其行為之情節，具體嚴謹認定具備法令及章程所定之除名事由外，其處罰之選擇，亦應符合公共秩序及社會相當性之原則，始得謂其除名決議為適法有效。相關法條：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 款。

人民團體法第14條，工會法第26條第1項第5 款。

109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

（一）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但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於夜間搜索或扣押者，應記明其事由於筆錄，刑事訴訟法第14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則欲在上開處所行夜間搜索或扣押，自以已取得「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諾」或「有急迫之情形」者為限。刑事訴訟法對夜間搜索之實施，既有意予以限制在特定情形下始可實施，基於憲法對人身自由及居住自由、安寧等有關人權之保障，為避免偵查機關實施強制處分之搜索、扣押時，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就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自不容許任意為擴張解釋，以確保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不致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否則對人權之保障自有不周。是以該條第1項規定之「承諾」、「急迫情形」，均應為嚴格之解釋。而該項之「承諾」，亦應以當事人之自願且明示之同意為限，而不包括當事人未為反對表示之情形，亦不得因當事人未為反對之表示即擬制謂當事人係默示同意，否則在受搜索、扣押之當事人因不諳相關法律規定不知可否為拒絕之表示，而執行之公務員復未主動、明確告知所得主張之權利時，偵查機關即可藉此進行並擴大夜間搜索，變相侵害當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該規定之保護無異形同具文。（二）依卷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發之106年聲搜字第001343號搜索票下方之注意事項欄第6點，已載明有人住居之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之旨，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持該搜索票執行搜索之時間，依該分局之搜索扣押筆錄所載係自民國106年11月3日23時30分起至翌日即4日零時10分止，執行處所係在臺北市○○區○○○路○段○○○巷○號○樓被告之住居所，執行之依據係出示本件搜索票實施，可見並非以附帶搜索或其他法定方式進行搜索；而其執行經過情形，則僅勾選執行人員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之欄位，其餘關於有人住居之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等欄位則均空白未勾選，其他補充部分亦未載明被告有明示承諾或當時有何急迫之情形，有上開搜索扣押筆錄可稽，嗣被告前後兩次之警詢調查筆錄內亦無表示同意夜間搜索之記載，有其警詢筆錄可參。原判決於理由一、載敘：「本判決所援引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邱○朋犯行之非供述證據，……，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自均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並於原判決理由二、引用該搜索扣押之相關證據資料作為不利被告之論斷依據。然上開搜索時間係於夜間執行及未經被告承諾等情，若屬無訛，則原判決謂本件搜索並無證據證明違背法定程序等語，是否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原判決未進一步予以說明釐清，即遽為論斷本件並無違背法定程序之情形，而認上揭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難謂無與證據法則有違，併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46條

刑事訴訟法第146條

108年度（7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25號

（一）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同條第2項並明定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係專就前述案件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所設之嚴格限制。其立法理由既以：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權，因此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明定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以落實嚴格法律審之理由為限，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則該條所稱「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除維持第一審在主文諭知無罪之判決外，自包括第二審法院經實體審理結果，就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維持第一審於判決理由內論敘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形，始合於前述立法本旨。從而檢察官對於裁判上一罪中之一部經一、二審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提起第三審上訴，其上訴理由書狀應具體敘明原判決該部分有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檢察官之上訴理由書狀如果未具體指明前述法定事由，法院應以其第三審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若第三審法院誤為發回更審之判決，即屬法院受理訴訟不當之違法，本院所為發回更審判決以及原審法院所為更審之判決（即原判決），均難謂有效，若仍在上訴中者，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原審之更審判決）予以撤銷即足，毋庸更為如何之裁判。若已確定者，既具判決之形式，應依司法院釋字第135號解釋意旨，循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關於上訴第三審理由之嚴格限制，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是類案件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業經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及前述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運用等因素，決定透過法律明定該第三審嚴格法律審之合法上訴要件，俾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並確保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且其目的既在避免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上開經一、二審均為無罪認定之案件一再上訴，影響被告受公正與迅速審判之權利，自無區別該無罪判決之理由究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而異其規範之必要。尤無針對裁判上一罪中之一部經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諭知之第三審上訴要件，另予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從而第二審法院就裁判上一罪案件之一部，維持第一審於判決理由內論敘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認定者，不論其理由係認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檢察官對之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書狀，俱應具體指明原判決該部分有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方為適法。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109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

本件上訴人2人違反證交法等罪案件，本庭評議後，認為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涉及下列二項法律爭議：（一）關於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或稱非常規交易罪、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是否以真實交易行為為限？（下稱法律爭議一）。（二）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第3款特別背信罪之構成要件時，應如何論罪？（下稱法律爭議二）。（三）關於法律爭議一：本院先前相同事實之裁判，已有複數紛爭見解之積極歧異。有採肯定說之見解，認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係指真實交易但屬不合營業常規之情形；有採否定說之見解，認為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範疇。至於法律爭議二，因本庭與本院其他刑事庭先前裁判所採法律見解歧異，且具原則重要性，乃就上開二法律問題應適用之法律見解，於民國109年7月29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四）徵詢程序完成，關於：1、法律爭議一部分，受徵詢之各刑事庭，均同意採否定說。是前揭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經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上開否定說之見解，已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此部分無須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法律爭議一採取否定說之見解，理由為：93年4月28日修正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其立法目的，係以已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等相關人員，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行為且不合營業常規，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因受害對象包括廣大之社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以發揮嚇阻犯罪之效果。因此，在適用上自應參酌其立法目的，以求得法規範之真義。所謂「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衹要形式上具有交易行為之外觀，實質上對公司不利益，而與一般常規交易顯不相當，其犯罪即屬成立。以交易行為為手段之利益輸送、掏空公司資產等行為，固屬之，在以行詐欺及背信為目的，徒具交易形式，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因其惡性尤甚於有實際交易而不合營業常規之犯罪，自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範疇。不因93年修法時，為期法律適用之明確，另增訂第3款之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背信、侵占罪，即認虛假交易行為不構成前揭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2、法律爭議二部分，經依徵詢程序，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26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刑事大法庭於109年10月29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宣示主文：「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第3款特別背信罪之構成要件時，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情節較重之罪處斷。」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1）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則關於保護重層性法益之犯罪，究係想像競合或法條競合，應就個別刑罰法律之規範保護目的及立法精神，探究其保護法益之主要、次要關係，並依主要保護法益是否同一定其競合關係。（2）證交法第1條明白揭示「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為其立法目的，可知「發展國民經濟」及「保障投資」為該法的核心精神。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7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損害者。」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立法理由說明：「使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交易行為，嚴重影響公司及投資人權益，有詐欺及背信之嫌，因受害對象包括廣大之社會投資大眾，犯罪惡性重大，實有必要嚴以懲處。」復於93年4月28日修正時，將「致公司遭受損害」，修正為「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並說明：「本條所規定之證券犯罪均屬重大影響金融秩序，且常造成廣大投資人之重大損失，為使法益侵害與刑罰刑度間取得衡平，爰提高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前揭構成要件中所稱「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通常雖指金錢等財物損失，並以損失金額與公司規模等衡量損害是否重大，但法無明文限於金錢等有形之財物損失，如對公司之商業信譽、營運、智慧財產權等造成重大損害者，縱未能證明其具體金額，仍亦屬之。依此修法歷程，足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所保護之法益，並非僅止於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財產法益，反而主要著重在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屬重層性法益犯罪。（3）證交法於前揭93年修法時，增訂第1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之特別背信、特別侵占罪。再於101年1月4日修正時，增列「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要件；同時增訂第3項規定：「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以符合處罰衡平性及侵占、背信罪本質為實害結果之意涵，明揭第171條第1項第3款為刑法侵占、背信罪之特別規定，參酌證交法之立法目的，顯將原僅保護公司財產法益之侵占罪及背信罪轉為重層性法益之罪，而使該罪亦兼及保護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4）以上二罪雖均屬重層性法益之罪，保護之法益不免互有重疊，但特別侵占、特別背信罪係以行為人侵占或背信致發行有價證券公司遭受之損害，是否達500萬元的量性指標，作為適用證交法或刑法之依據，足見係側重於保護個別公司之整體財產法益，此與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主要在於保護整體證券市場發展、金融秩序及廣大不特定投資大眾之社會法益，明顯有別。（5）綜合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立法目的、構成要件之涵攝範圍及規範保護目的，不合營業常規交易罪與特別背信罪雖規定在同一條項，但二者主要保護法益並不具同一性，非屬法條競合關係，行為人以一行為該當此二罪之構成要件，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情節較重之罪處斷等旨。已就本件前揭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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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274號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所謂「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但此原則並非禁止第二審做出任何不利於被告之變更，而是僅止於禁止「原審判決之刑」之不利變更。依此，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其功能僅在為第二審法院劃定量刑之外部界限，只要量刑結果未超出第一審判決之刑，即無不利益變更的問題。又按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惟仍應受罪刑相當、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始為適法，此即所謂「罪刑相當原則」。換言之，縱使不論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與否，在第二審法院量刑時本必須遵守實體法的規定，尤其宣告刑不得超出法定量刑空間，在此範圍內「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一切情狀」。倘若第二審認定被告之犯罪情節較第一審為輕微時，基於「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第二審量刑亦應隨之減輕。是「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雖分別出於保障程序上被告之上訴決定權或正確適用實體法的要求，兩者概念應有區別，惟在適用上彼此相互關連。是若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第二審之案件，第二審所認定之犯罪情節，明顯輕於第一審者，若第二審之宣告刑猶等同於第一審，實際上無異諭知較重於第一審之宣告刑，即難謂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刑法第57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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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283號

（一）「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罪」，係指公務員於購辦公用器材或物品時，故意提高價額（即以少報多），或虛增其中一部分支出項目或數量，使核銷之總價額為不實之增加，而從中圖取不法利益而言。上開罪名係公務員特別重大之貪污行為，因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不法得利之意圖，且行為結果亦有獲取不法利益之情形，故為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圖利罪之特別規定。而該罪亦含有詐欺之性質，且行為人行為之結果亦有獲得財物或利益之情形，故亦屬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之特別規定，而有法規競合之情形，自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重法優於輕法」等關於法規競合之法理，選擇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罪處斷。又上述罪名中所稱「公用器材、物品」，與「非公用器材、物品」之意義相對立，係指供為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下稱國家機關）公務上或業務上所使用之器材、物品而言；縱國家機關購辦該項器材、物品之目的係為發放於民眾使用，例如購辦用以賑災之器材及物品、發放於民眾之公務活動宣傳品、公立學校購辦學童使用之營養午餐、國家衛生福利機關統一購辦用以發放於各醫療院所供公眾使用之特殊醫療、防疫器材、藥品等，均仍屬之。考其立法目的，係在於前揭規定所稱之「公用器材、物品」，或係供國家機關公務上或業務上所使用，或係供公眾或多數人使用，與國家公務、業務或公眾利益、安全具有密切關係，對於該項器材及物品之效能、品質與購辦公務員之廉潔，自應為高度之要求，嚴防其有貪瀆舞弊之行為，故將其中關於購辦公用器材、物品常見之浮報價額、數量之舞弊手法列明於本款，用資防杜，並明示其適用標準。（二）上訴人主辦、規劃及執行○○縣警察局○○隊所舉辦之上述各項專案活動，係以○○縣警察局所編列之預算經費購辦上述活動所需之便當、礦泉水、旗幟、宣傳單等物品，及租用該等活動所需用之舞臺、音響、燈光等器材及施工費用，且該等器材、物品亦係供○○縣警察局○○隊基於其公務宣導而辦理之前述各項專案活動所使用，縱認該警察局購辦該等物品之目的，係為發放於前來參加上述專案活動之民眾使用，但能否謂與該警察局之公務、業務或公共利益全然無關而非屬上述罪名所稱之「公用物品」？依前揭說明，非無商榷餘地。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6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6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421號

（一）刑法沒收新制將沒收性質變革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雖已非刑罰（從刑），但仍以強制剝奪人民財產權為內容，係對於人民基本權所為之干預，除須法律保留外，並應恪遵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又沒收新制，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財產外，新增剝奪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之財產之規定，而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亦相應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增訂「沒收特別程序」編，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建構刑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另刑法第38條之2增訂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此項過苛調節條款，乃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自不分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論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也不管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而森林法第52條第5項規定「犯本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立法者為使國有森林資源受到保護，避免供犯罪所用之工具，不予沒收而須發還，致使相同工具易地反覆使用，有礙法律成效，乃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以預防並遏止犯罪，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固應優先適用，但法律縱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沒收條款，也不能凌駕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之要求。換言之，就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以觀，所稱「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仍應區別可能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而踐行相應之刑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容混淆；就運用比例原則而言，不論可能沒收之物係犯罪行為人所有或第三人所有、不分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均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始合乎沒收新制之立法體例及立法精神。（二）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規定，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惟該條規定之適用，係以第三人成為參與人為前提。本件檢察官已於起訴書記載聲請沒收甲車之旨，原審依其調查結果，認甲車係第三人所有，但有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因認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惟因檢察官已聲請沒收，基於有聲請即有准駁，因而於當事人欄併列該第三人，而於判決理由為說明（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1點參照），仍與駁回其沒收之聲請無殊，亦於法無違。參考法條：森林法第5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森林法第52條第5項。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442號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目的，係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條定有明文。而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保護遭受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人身安全及保障其自由選擇安全生活方式與環境之尊嚴，家庭暴力防治法內保護令制度所設之各種限制、禁止、命令規定，本係預防曾有家庭暴力行為者將來可能之不法行為所作之前置性、概括性保護措施。若受保護令拘束之行為人明知有保護令所列之限制存在，仍在該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故予違反，則不問行為人違反之動機為何、有無造成實害等，均構成違反保護令罪，性質上屬於行為犯。且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及其保護之法益非僅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且兼及於國家、社會之公共利益，既不容許被害人得以任意處分，更無由行為人得以自行判斷被害人有無違反婚姻忠誠義務，任意決定是否遵守家庭保護令；而基於法律整體保護法益之精神，如非執法人員，除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外，更不容個人為伸張配偶身分法益，以蒐集他方通姦證據為由，逕自取代公權力，而任意破壞他人居住安寧自由，甚至無視法院依法核發之保護令仍有效存在，否則將逾越社會倫理秩序及法律整體之精神。（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知悉本件通常保護令之內容，仍為違反前開通常保護令令其不得對被害人陳○○為身體、精神上之騷擾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自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等旨。所為論斷，有卷存事證足憑，並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亦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參考法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454號

按108年12月18日修正施行前之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3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屬之。準此，河川、湖泊等自然公物，倘有納入主管機關管理之事實，或有將之納入管理範圍之必要者，即屬該條項所稱之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如對該自然公物欠缺通常應有之保護或管理，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即構成國家賠償責任。相關法條：國家賠償法第3條

國家賠償法第3條

109年度8~1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

（一）依「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參、「歧異提案」第18條規定：「（第1項）最高法院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依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作成裁判而統一見解之法律爭議，不生裁判歧議之問題。（第2項）各庭受理案件擬就同一法律爭議採取與前項統一見解相異之見解，應依歧異提案之程序辦理。」是於最高法院大法庭制度施行後，原為解決最高法院各庭法律爭議而作成之決議雖經廢止，惟依該決議已作成統一見解之裁判仍產生封鎖效力，法官不得表示與先前裁判不同之法律見解，僅擬就「相同事實（法律爭議）」採取與統一見解相異之見解時，始依大法庭制度之歧異提案程序辦理。（二）本院106年10月17日106年度第1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主要係針對非銀行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依照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者，加重其刑責。則行為人所收受並須依指示代為匯付受款人之金額，是否應計入其犯罪所得之法律爭議，決議採肯定說見解，即認行為人所收受之包括須匯付受款人之款項總額，均屬其犯罪所得。本院並於106年10月19日依上開決議意旨作成106年度台上字第35號判決，惟此判決係針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1億元條款」，是否須加計非法經營匯兌業者所經手之款項所為，與該款項是否屬同法第136條之1應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並非「相同事實」，本院亦無依據上開決議作成匯付受款人之款項應加計於「犯罪所得」內之判決，自無所謂封鎖效力，本庭亦無認應依大法庭制度之歧異提案程序辦理之情形。參考法條：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8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36條之1

108年度（8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5.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

按假執行宣告制度，旨在賦予未確定判決以執行力，使原告得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據以聲請法院對被告實施強制執行，以實現執行名義所載債權內容。而為兼顧保護被告之利益，雖設有免為假執行制度，以為平衡；然若因被告不當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而停止假執行程序，致使原告執假執行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內容本可實現，最終卻因免假執行而無法滿足受償，該不足受償部分，自屬原告因免假執行而受之損害，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3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被告所供免假執行之提存物，即與質權人有同一之權利。且此所謂之「不當」，不以被告須負侵權行為責任為限，凡原告最終受有不足受償之損害皆屬之。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06條、第103條第1項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106條、第103條第1項

109年度2~3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567號

本件關於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詐欺蘇○磯等買受人部分，起訴書係認被告先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第一審就被告上述被訴詐欺取財部分均判決無罪，檢察官就此不服提起上訴，復於原審前審時撤回關於此部分上訴。原判決雖認依此部分起訴事實，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不過是締約詐欺取財之手段，是檢察官所指被告對蘇○磯等買受人之詐騙行為，均應包含行使偽造私文書在內，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就各買受人而言，分別屬裁判上一罪之同一案件，而為4個單一案件，起訴書認應分論併罰，並漏未論述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間具有裁判上一罪間之關連性，顯有錯誤；再參酌檢察官第二審上訴書另指明「被告涉犯詐欺取財部分，被告以行使偽造私文書方式向買受人收取現金」等語，亦已認行使偽造私文書為詐欺取財之詐術之一無誤，則檢察官就第一審判決全部提起上訴，而詐欺取財各罪既與行使偽造私文書各罪間，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自不受起訴書認屬數罪所拘束，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檢察官即不能撤回屬裁判上一罪之詐欺取財罪，其於原審前審時撤回詐欺取財罪之起訴事實，顯不生效力。是以，原審審判之範圍，乃此部分之起訴事實及上訴事實之全部等語。惟原審關於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既判決無罪，則與被告被訴詐欺蘇○磯等買受人各罪間即無裁判上一罪關係，其間不生所謂之上訴不可分關係，自無審判不可分原則之適用，是關於被告被訴詐欺蘇○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已因檢察官於原審前審時撤回上訴而告確定，不在原判決範圍之內，原審就此部分再判決被告無罪，自有誤會，因已具判決形式，應由本院將關於詐欺蘇○磯等買受人無罪部分撤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

刑事訴訟法第2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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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649號

（一）按所謂中止犯，依刑法第2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係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而言；亦即，除了具備一般未遂犯的成立要件之外，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自願之意思，客觀上因而中止實行犯罪（未了未遂之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既了未遂之中止），結果之不發生，乃出於自願之中止行為，而非因外在非預期之障礙事由；主觀自願性之要件，是指「縱使我能，我也不要」，此乃與障礙未遂之區別。否則，著手犯罪後，因非預期之外界因素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可預期犯罪之結果無法遂行，或行為人認知，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之實行手段，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果（包括行為人繼續實行將會招致過大風險，例如事跡敗露之風險），因而消極放棄犯罪實行之情形，即非因己意而中止未遂，應屬障礙未遂之範疇。（二）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對未滿16歲之A女利用其熟睡著手性交行為之過程中，見A女二度翻身、拉上棉被，可能即將醒來，始未繼續其性交犯行，並以上訴人放棄繼續實行犯行，既因外在不得已之障礙事由，為免事跡敗露而消極放棄，並非出於自願而中止犯罪，自無中止未遂之適用。參考法條：刑法第25條

刑法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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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658號

（一）證人現為或曾為被告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與被告訂有婚約者，現為或曾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為其法定代理人者，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證人與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之關係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同法第185條第2項亦有規定。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與被告之緘默權，同屬其特權，旨在免除證人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不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困境，為確保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法院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倘法院或檢察官未經明確告知該項權利，即與未經告知無異，若命其具結作證，該證人於此情況下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為貫徹上述保障證人權益規定之旨意，自應認其具結不生合法之效力。（二）依卷內資料所載，上訴人與Α女係翁媳關係，為一親等之姻親關係，檢察官以證人身分使Α女具結作證，Α女依法享有拒絕證言權，檢察官即有告知Α女享有此項權利之義務。然依卷附上開期日之訊問筆錄記載，檢察官並未踐行其告知義務，卻對Α女告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後具結，依前開說明，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法，原判決並將該證言採為裁判之基礎，其採證同屬於法有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5條第2項

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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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666號

(一)刑法學理上所謂「集合犯」，係指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依其本質、犯罪目的及社會常態觀之，常具有反覆或延續實行之特性，此等反覆、延續之行為，於自然意義上雖係複數之行為，但依社會通念，在法律上應總括為合一之評價，立法者於立法時乃將之規定為獨立之犯罪類型，而為包括之一罪。惟行為人反覆或延續實行之數行為，是否均屬集合犯之包括一罪，而僅受一次評價，仍須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自始即具有單一或概括之犯意，客觀上反覆多次實行行為是否實現該犯罪之必要手段，以及數行為之時空關係是否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秉持刑罰公平原則加以判斷。(二)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將「有價證券之買賣，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作為處罰之對象，從其犯罪構成要件觀察，尚難認此項犯罪行為本即含有反覆或延續實行之特徵，亦無從認定立法者於立法時已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有數個同種類行為反覆實行之情形。(三)原判決理由已說明：上訴人等本件被訴對於不同被害人所為多次證券詐偽之行為，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每次詐偽行為之被害人亦非同一，僅係侵害同性質之法益，其等所為之各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亦各具有獨立性，皆可獨立成罪，如係基於概括犯意而為，在刑法修正廢除連續犯規定之前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1罪，在刑法修正廢除連續犯規定之後，則應依一罪一罰原則，予以分論併罰等旨綦詳，核其此部分所為之論斷，於法尚無違誤。(四)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五)行為人有法定減刑事由者，法院祗須援用該減刑之法條予以減輕其刑即可，不以說明其減輕比例、幅度及減輕後處斷刑之上下限度為必要。原判決就其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減輕上訴人等之刑，已於理由內敘明以上訴人等所犯各罪之法定刑為基礎，審酌上訴人等經歷審傳喚證人及調閱資料等相關調查證據程序之具體情形，就其等所犯各罪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規定減輕其刑等旨甚詳，縱未敘明其減輕之比例、幅度及其理由，亦非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0條、第51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

刑法第50條、第51條。證券交易法第20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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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669號

（一）證人與被告在刑事訴訟法上分屬不同之證據方法，其保障有別，證據調查程序亦截然不同，然證人之陳述與被告之供述同屬於供述證據，本諸禁止強制取供之原則，不論任何供述證據，均須先具備任意性，始具證據適格之前提要件。刑事訴訟法第98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出於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正面訓示應出以懇切之態度，負面列舉禁止以不正方法取供，原為同法第192條證人訊問之規定所準用，民國92年1月14日修正時，因同法第166條之7第2項第2款就詰問證人之限制已有明文，故刪除該準用第98條之規定。惟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2項詰問規定係針對證人合法調查之限制，如有違背，須視當事人有無異議及審判長之處分而定其效果；同法第98條之任意性要件，則是證據適格之先決事實，若有違反，即屬證據排除，二者體系不同、層次有別，無法互相取代，自不得僅因賦予當事人充分行使交互詰問權，即免除證人之陳述受任意性原則之保護。況偵查中訊（詢）問證人，因非以詰問方式為之，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第2項詰問規定之適用，亦有規範不足之處。有鑑於此，刑事訴訟法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第192條證人訊問之規定，恢復準用第98條之規定（109年7月15日施行），再連結到同法第196條之1第2項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及同法第197條訊問鑑定人等規定所準用，即揭明任意性原則，不限於被告之供述，尚及於其他供述證據亦有其適用。又供述證據之任意性原則，乃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必要條件，縱被告並非取供任意性之權利受害者，而是關係第三人，仍應容許被告主張證據排除，俾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是以，審理事實之法院，遇有被告或證人對於證人之證言提出非任意性之抗辯時，即應就此任意性要件之存否先為調查、審認，敘明其證據之適格性，方為適法。（二）原判決以何○○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6、第186條至第189條等規定，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似將對其證言有無經交互詰問，為合法調查範疇，與其證言任意性之有無，係屬證據能力之判斷，二者混為一談，有適用證據法則違誤之處。（三）有罪判決應記載事實，其記載之方法，以文字敘述，或列表方式記載，或文字、列表併用，均無不可。但附表之記載，為事實之一部，不得與文字敘述相矛盾，並應於判決理由內敘述其憑以認定之依據，方屬適法。又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即屬證據上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另行為人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之非銀行收受存款或吸收資金之情形，其因犯罪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多寡，攸關究犯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或後段之罪，事實審法院自應對此詳為調查審認明白，以資為適用法律之依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98條、第192條、第166條之7、第196條之1、第197條。銀行法第29條、第125條

109年度（6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670號

（一）按審判長、受命法官得曉諭訴訟關係人為必要之陳述，並促其為必要之立證，此要求當事人為敘明之權利，即所謂闡明權。當事人之陳述有不完整、矛盾之情形時，應予指出，給予當事人更正、補充之機會，或於事實爭點未充分證明時，為使其能適當之證明，應促使當事人為證據調查之聲明。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288條之1第2項亦規定，被告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審判長應告知被告得提出有利之證據。又闡明權係審判長訴訟指揮之一種，本此意義，參諸同法第279條第2項前段規定，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受命法官於行準備程序時，自有與審判長相同之訴訟指揮權。從而，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期日訊問被告行使闡明權時，如有不當之誘導訊問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288條之3規定，兩造當事人等得向法院聲明異議，法院應就前項異議裁定之。有關此不當訊問之異議，有其時效性，如未適時行使異議權，除其瑕疵係重大，有害訴訟程序之公正，而影響於判決結果者外，應認其異議權已喪失，瑕疵已被治癒，而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二）卷查原審受命法官於民國108年3月27日行準備程序時訊問黃○桂，檢察官並未即時就受命法官之訊問，以有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而聲明異議，此有該次準備程序筆錄可稽。原判決亦未採擷此部分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仍為論以黃○桂運輸第一級毒品未遂罪，檢察官上訴以被告黃○桂受誘導訊問，認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情節嚴重，顯然影響判決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2項、第288條之1、第288條之3

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2項、第288條之1、第288條之3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

按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修正前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又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之身體、健康，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時，該條所稱「損害額」，包括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金額。本院民事大法庭已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680號裁定就是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相關法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

110年度1~2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686號

所謂「刑罰裁量」係指法官對於被告的犯罪事實，針對各個量刑因素加以審酌，考量其對社會的一般影響性，以及對行為人處遇是否適當，並參酌刑罰之目的與作用，力求合法、合理、合情之裁量，以實現公平與正義。至就各種量刑事由，應該遵循何種法則與程序，以為裁量之依據，而不至濫用其裁量權，各國有不同之法制，有大陸法系之如德、日諸國之「自由裁量基準」及屬如英、美等國之「法定量化基準」之分。而繼受德國法及日本法為主之我國，基於法官獨立判案而不允許受到任何不當之外在干預，量刑乃屬於法官固有之職權，而由法官依其經驗與論理方式，依據證據而自由地進行裁量，故係採所謂「自由裁量基準」。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刑事訴訟法第2條亦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勾勒出我國量刑基準的法律底線。惟為防止法官權力濫用之可能，故而有以統計學上之「多元迴歸模式」，嘗試建立公式化的量刑基準，即以電腦套裝統計軟體，用以模擬法官量刑之思考過程及其脈絡，此量刑模式之優點在於：1、統一量刑之標準；2、具體落實個別化刑罰理念；3、公開法官量刑之過程；4、表現法官量刑標準性；5、達成法官自律之初步目標；6、可累積量刑資料庫，建構具學習能力之專家系統。但亦有下述亟需解決之缺點：1、量刑缺乏彈性；2、若干特殊犯罪行為與量刑因素之資料不常發生，其代表性難以建立；3、電腦目前仍無法模擬、甚至取代人腦之思考複雜程度等。上述「多元迴歸模式」之優缺點正與「自由裁量基準」互為良窳。司法院建置之「量刑資訊系統」即係以「多元迴歸模式」分析實務判決資料後，依焦點團體建議及調整量刑因子暨影響力大小製作而成（見司法院網站「量刑趨勢系統建議」說明），因其尚未對各種犯罪類型作全面統計，並囿於部分資料無法數值化或取樣不足，且有上述尚無法克服之缺點，僅能供法官量刑之參考，不能據此即剝奪或限制法官審酌個案情節適切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是除無任何理由明顯偏移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刑度範圍外，只要法官係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避免受到法律外之量刑因素（如輿論壓力、人情關說等）干擾，說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而為刑之量定，若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其權限，即無違法。參考法條：刑法第57條

刑法第57條

108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4.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6號

按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同法第179條所定之不當得利，權利人於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發生時即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受益人處分其所受利益致利益之形態變更者，其受益於性質上具有同一性，仍應自原請求權得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相關法條：民法第128條、第179條

民法第128條、第179條

108年度1月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

（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不必從屬於主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二）沒收新制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財產外，新增剝奪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之財產之實體規定；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亦相應於刑事訴訟法第7編之2增訂「沒收特別程序」編，賦予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確保其參與程序及尋求救濟之權利與機會。而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為國家對人民財產權的干預，實體上必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尤其對於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為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明定於下列3種情形，始沒收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得：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至於程序部分，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則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參與刑事沒收程序的權限，確立其程序主體地位。同法第455條之26第1、2項並明定參與人之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該判決應記載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欄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是對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應踐行相關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審理，並於判決記明其主文諭知所憑之事實、理由。俾該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三）（系爭）其中匯入邱○美、林○帳戶內未扣案之詐欺犯罪所得，形式上既為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帳戶內之款項，原判決此部分未予區別辨明，僅泛稱上開款項全為上訴人詐欺犯罪所得，即併就匯入邱○美、林○帳戶內之款項全數對上訴人宣告沒收，復未依第三人參與沒收之法定程序審理，不當剝奪第三人參與程序之機會，且未說明其認定沒收事實所憑證據、應沒收該第三人財產之理由，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及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四）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之再議制度，乃告訴人對於不起訴或一般緩起訴處分聲明不服，請求變更之救濟方法。若再議經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為有理由，而撤銷原處分，令原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其命令一經發布，此前之不起訴處分即失其效力，下級檢察官接受該命令，依其偵查結果，如認應行起訴，而予提起公訴，此乃檢察官該偵查追訴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僅因案件曾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即謂其事證未符起訴門檻。又審級制度，係對於未確定之裁判聲明不服，利用上級審之審判加以救濟而設，故第二審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罪刑，乃第二審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無從僅因援引第一審所為論斷，遽指第二審所為相異認定為違法。（五）上訴意旨曲解再議及上訴制度本旨，泛言本件關於上訴人部分曾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復經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顯有合理懷疑，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論處罪刑為違背法令，同非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455條之12、第455條之26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0.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

刑法第248條第1項之發掘墳墓罪，係因墳墓乃人類大歸後資為永久安息之處所，為社會普遍所敬重，對於墳墓無故予以發掘，破壞對於死者之崇敬感情及社會之善良習俗，刑法因此設立處罰之規定。又發掘墳墓而於法律保護墳墓之本旨不相違背者，雖不構成刑法第248條第1項之罪，但所謂不違背保護之本旨，係指其發掘墳墓本無不法侵害之故意，徒因有處理權限者，因遷葬或改建等工程上之需要，基於正當事由而起掘墳棺之情形而言。而土地所有權與墳墓之處理權限，既非相同之權利，倘土地所有權人未經得墳墓後代子孫同意或未經法院判決許可等途徑以取得處分墳墓之權限，卻為土地開發而逕自開挖，難謂與本罪保護本旨無違，仍應成立本罪。參考法條：刑法第248條

刑法第2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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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746號

(一)有罪判決書事實之認定，必須前後互相一致，且須與其理由之說明，彼此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其事實認定前後不相一致，或與其理由之說明，彼此互有齟齬，即有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又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係以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故論處上開罪名之判決書，對於被告登載不實事項之公文書，是否為其職務上所掌管或具有製作權之事實，必須於其事實內明確加以認定記載明白，並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依據，並使其事實認定彼此間，以及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間，彼此互相一致，始足以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二)原判決事實欄一方面認定上述「擬聘建議表」係該校○○學系行政助理曾○○所填載製作，另方面卻又認定上述「擬聘建議表」係上訴人本於其從事該校○○系專任教師評審職務上所製作，並於理由內為如上相同之說明，難謂無事實與事實，及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究竟上述「擬聘建議表」，係時任該校○○系行政助理曾○○基於其本身職務所製作之公文書，或時任該校○○系系主任之上訴人職務上所製作之公文書？曾○○當時製作上述「擬聘建議表」，究係基於其為○○系行政助理職務上之獨立權責而為？抑僅係襄助上訴人執行該系行政事務之工具角色，為上訴人執行該系行政事務手足之延伸？抑或與上訴人就同一行政流程分別為前後之擔當者，並同為有製作權之人？○○○○○藝術學院○○系對於該系系主任與行政助理之職務權責劃分，暨該系專任教師擬聘審議作業行政事務程序之分層負責明細規範詳情為何？以上疑點攸關上述「擬聘建議表」究竟是否為上訴人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暨上訴人對於該建議表上相關欄位在送交上訴人（即○○系系主任，單位主管）簽核前所應填載之內容是否具有製作權之認定，影響於上訴人本件刑責之論斷，事實未臻明瞭，猶有進一步詳加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詳加調查釐清明白，遽行判決，亦嫌調查未盡。(三)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係指公務員對其有權登載或更改之公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登載或更改而言。而同法第211條之變造公文書罪，則係指對於無權更改之公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更改而言。二者區別之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有權更改該公文書之內容。若該公文書已經依法製作完成，並經相關單位會簽完畢或已呈由上級決行人員核閱批示，縱為原製作公文書之人，若其已無權更改其內容，而其擅加更改，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應構成同法第211條之變造公文書罪，而無成立同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之餘地。(四)惟公務員簽辦公文並已送請其他相關單位會簽意見呈核後，負責決行之主管如對於該公務員所簽辦公文之內容有所疑義或認為不妥時，固可加註意見退回原簽辦單位，或請原簽辦單位前來說明；而公文原簽辦單位若於決行主管退回公文或要求說明或更正時，此時該簽辦公務員就該單位原先簽辦之公文內容倘有所補充或變更，若該公文有會簽其他單位之必要，仍應將補充或變更後之公文重新會簽其他單位簽註意見後再呈主管核閱決行，不得將原先簽辦之公文內容補充或變更後，未經其他相關單位重新會簽，即進行其他公文流程或逕交由主管核閱決行，此舉無異架空其他會簽單位之意見，而逸脫其他會辦單位對該公文之會簽職權。蓋會簽單位原先在該公文上所簽註之意見（或未表示意見），係依據簽辦單位原先簽擬公文之內容而決定，若簽辦單位在其他相關單位會簽完畢後，始補充或變更其原先簽辦公文之重要內容，復未再送請其他會簽單位重新會簽，即進行其他流程或逕送主管決行，則其他會簽單位原先在該公文上所簽註意見（或未表示意見），已因簽辦公文內容事後變更或補充而失卻正確之依據，故此項事後變更重要內容之簽辦公文，與未經其他單位會簽無異，自須再重新送其他單位會簽，否則不僅與公文會簽之旨意有違，且影響原先在該公文上會簽人員責任之釐清。因此，原先簽辦單位自不得於經其他單位會簽完畢後，擅自變更原先簽辦公文之重要內容後進行其他公文流程或逕送主管決行。(五)上訴人於該校院教評會複審完畢，暨前述其他行政單位在該「擬聘建議表」上會簽完成後，始擅自將該建議表上「順位」欄更改為「面試序號」，並在「單位主管簽章」欄旁再行為前揭不實之註記，顯足以影響在該「擬聘建議表」上相關簽註人員責任之釐清；且蔡○○、黃○○等人當初在上述「擬聘建議表」會簽時，若發現其上已有上訴人所為之更改註記，其等絕不會在其上核章，甚至會將該「擬聘建議表」退回○○系。可見本件上訴人在該校院教評會複審完畢，暨前述其他行政單位在該「擬聘建議表」上會簽完成以後，應無權擅自將該建議表上「順位」欄更改為「面試序號」欄，並在「單位主管簽章」欄旁再行為前揭不實之註記。原判決認為上訴人於該「擬聘建議表」上修改註記時，仍有該部分文書之製作（修改）權限，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論上訴人以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依上述說明，其法律見解容有商榷餘地。參考法條：刑法第211條、第213條、第216條

刑法第211條、第213條、第2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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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338號（一）警察法第2條明定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可見警察勤務除偵查犯罪之司法職責外，尚及於預防犯罪之行政勤務。相應於刑事訴訟法中關於警察偵查犯罪之司法程序規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預設功能，則為規範警察預防犯罪行政勤務之作用法。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下稱酒測）之檢定；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此類攔停、酒測、檢查等，均為警察執行行政勤務之方式，與偵查犯罪之搜索等強制處分，均屬對人民基本權干預，雖其目的旨在預防危害，性質上僅屬刑事犯罪偵查之前置階段，其干預之程度應依比例原則作目的性限縮，然警察因認上開具危險性之交通工具上駕駛人、乘客，有事實足認有犯罪之虞，而對交通工具進行檢查時，因正瀕臨犯罪發生之際，執法警員之人身安全與相關事證之保全與取得，厥為考量之重點，基於刑事訴訟法就拘提、逮捕被告之際，為防免被告攜帶兇器危及執法人員與湮滅隨身之證據，於被告得立即控制之範圍內，明文賦予執法人員附帶搜索權限之同一考量，警察為執行上開規定之行政勤務而檢視、搜查該交通工具時，自不應僅囿於該駕駛人、乘客本身，而應擴及於駕駛人、乘客可立即控制之範圍。又刑法第62條關於自首規定之所謂「發覺」，固指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及犯罪行為人而言，然不以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若依憑現有客觀之證據，足認行為人與具體案件間，具備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而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其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者，即屬之；此與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偵查犯罪公務員之工作經驗，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於犯罪發生後，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或反應異常等表現，引人疑竇等情形，尚未能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而僅屬「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之情形不同。（二）本件警員係因上訴人乘坐之汽車行車不穩，疑似酒駕而攔查，於查驗身分之際，自呈開啓狀態之車門，一望即發現上訴人所坐之副駕駛座位下方腳踏墊上有一手拿包，經詢問，上訴人否認為其所有，且稱不知內置何物，警員見其言詞閃爍，神色緊張，復慮及上訴人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前科，且經試提上訴人自行交付之手拿包，並自外觸摸，頓覺極具重量，可能置有槍械，乃曉以大義並勸諭上訴人，嗣上訴人始自行打開手拿包，警員見及包內之槍枝，上訴人乃承認其持有該槍枝等情，業據證人即查獲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槍、彈之警員葛○興，於第一審審理中證述甚詳，且質諸上訴人對此部分證言，亦表示無異議，有該審判筆錄可按。則觀諸此次執行勤務過程，警員如何認定上訴人所乘坐之汽車，係上開規定所指之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而依法攔停實施酒測；於查驗身分時，如何一目瞭然見及上訴人座位下方，屬上訴人立即可控制範圍內之手拿包，如何認其內有金屬製違禁物之疑慮，如何對上訴人曉以大義而得以未施用任何強制力，即由上訴人自行打開手拿包，並查獲該包內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槍、彈，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尚無違背法定程序之情事。參考法條：刑法第62條。警察法第2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

刑法第62條。警察法第2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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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817號

司法實務上對於施用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採取其尿液之處分，係為便利執行鑑定，以判別、推論有無施用毒品之犯罪事實，而對人進行採集之取證行為，此種對人之身體不可侵犯性及隱私等基本權造成干預、侵害，而具有強制處分性質，須合於法律保留原則。因此，我國對於強制採尿，可分為（一）鑑定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1規定，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核發許可書，由鑑定人為採尿處分。（二）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強制採取尿液，此又分為1、屬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規定之應受尿液採驗人，經合法通知其於指定時間到場採驗尿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強制採驗；或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於採驗後，即時報請檢察官補發許可書；2、對於經合法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祗須於有相當理由認為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之規定，無須令狀或許可，即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強制採尿。惟除前開強制採尿之外，另有法無明文之「自願性同意採尿」，以類推適用性質上相近之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搜索，及第133條之1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同意扣押之規定，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出於自願性同意，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告知得拒絕，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並於實施採尿前將同意之意旨記載於書面，作為同意採尿之生效要件。又此所謂之自願性同意，係以一般意識健全具有是非辨別能力之人，得以理解或意識採尿之意義、方式及效果，而有參與該訴訟程序及表達意見之機會，可以自我決定選擇同意或拒絕，非出於警方明示或暗示之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施壓所為同意為實質要件，尤應綜合徵求同意之地點及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同意者之主觀意識強弱、教育水準、年齡、智力程度、精神狀態及其自主意志是否已為警方以不正方法所屈服等一切情狀，加以審酌判斷。若不符合上揭強制採尿及自願性同意採尿，而取得尿液之情形，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則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其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第133條之1、第158條之4、第205條之1、第205條之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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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875號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旨在鼓勵被告於犯罪後勇於自新，並防止證據滅失以兼顧證據保全，便於犯罪偵查。此規定係對被告所予之寬典，是有無符合自白要件，應就其所述之實質內容是否涉及「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的承認或肯定」而有助於犯罪之偵查為判斷。至其動機、詳簡、次數，嗣後有無翻異，皆非所問。再因犯罪事實乃犯罪之全部活動及其結果，於有相當歷程時，本難期被告能作全面之供述，故於判斷何為「犯罪事實主要部分」時，自應綜合考量其已交代之犯罪事實與未交代之犯罪事實之危害程度、是否為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係事實之抗辯或僅主張有阻卻事由、對犯罪發現有無助益等各種相關因素。尤其被告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是否肯認，前後供述有所反覆時，仍應依前揭標準而為判斷，不能以其後翻異其詞或隱瞞犯罪事實之重要部分，即否認其之前已成立自白之效力。（二）經查，洪○賜於民國101年5月30日偵查中聲請羈押訊問時，曾向法官供稱：我開登記聯單給蔡○富，蔡○富沒有給我好處，只說可能會包紅包給你，但後來沒有包給我，先前怕入罪，所以不敢承認，後來聲請羈押想到小朋友，還是認罪好了，我知道這是不合規定的，但只是想要幫他，蔡○富沒有因此招待飲宴或提供其他好處給我等語，法官並因其供述諭知其犯罪嫌疑重大而予羈押。以上事證倘若無誤，洪○賜所稱「（蔡○富）只說可能會包紅包給你」一詞，是否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之事實為坦承之意？如屬肯定，因「期約賄賂」與「收受賄賂」犯行，係屬同一犯罪之階段行為，並為罪質相同之同條項犯罪，能否謂非對該貪污犯罪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即有研求之餘地，原審未詳為剖析釐清，遽認其上開供述非屬自白犯罪，縱其業於第一審審理中自白及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仍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即非適法。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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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2882號

（一）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定有明文。又犯罪是否已經起訴，應以起訴書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所記載之「犯罪事實」為準。而此「犯罪事實」之重要內容，包括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及所組成之具體「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基本社會事實。是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表明起訴之特定犯罪，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除須足使法院得確定審判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以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就犯罪之時間、地點、方法、態樣，以及適用法律有關事項之記載，如存在「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法院固應予以究明及更正，並據以認定犯罪事實。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並無明顯錯誤，則不得逕以更正方式，而就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裁判，並置原起訴之犯罪事實於不顧。所稱「無礙於辨別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明顯錯誤，係指文字顯然誤寫，或與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憑卷內證據有顯著不符等情形而言。至於檢察官與法院斟酌卷內事證，而為不同之認定者，核屬所為判斷正確與否之事項，應不在其列。故法院應依據起訴之「犯罪事實」重要具體內容整體評價而為論斷，於「無礙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及充足保障被告訴訟防禦權行使之前提下，始得依據調查所得之證據綜合判斷以認定犯罪事實；倘已影響起訴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仍自行認定犯罪事實逕予審判，即係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且等同於就起訴之犯罪事實未予判決，而併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及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二）就具體個案而言，例如被害人以被告涉犯殺人未遂罪提出告訴，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則就所指殺人未遂事實經審理後，無論評價為殺人未遂，或重傷害，或重傷害未遂，或普通傷害，或普通傷害致重傷，其論罪法條與起訴事實縱有不同，自屬同一犯罪事實；又法院所認定之犯罪時間、地點，縱與告訴或起訴事實並非完全一致，而仍屬該告訴或起訴之具體事件者，亦無礙於犯罪事實同一性。就涉犯毒品案件而言，所起訴之毒品交付行為，如於其所指之事件即其時間、地點、對象、數量、價額等仍屬同一者，無論審理結果認定為販賣毒品，或轉讓毒品，或合資購買幫助施用毒品，均無礙事實同一性。然如被告係經查獲涉嫌多次販賣（交付）毒品之犯行，而其各次犯行時間甚為接近，被告、證人之供證甚至有含混不一之情形，檢察官擇其中事證較為明確之犯行提起公訴，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罪時間、地點即具有特定起訴犯罪事實之效力。法院於審理後，就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時間、地點之該次販賣毒品之行為，予以判決，固無不合；然如法院認定之犯罪時間、地點與起訴書所載未必一致，即應依卷內資料詳予審認其是否無礙於犯罪事實同一性。即依卷內資料可認被告另涉有販賣毒品嫌疑，然因檢察官並未就該次犯罪嫌疑部分提起公訴，而僅就其認為事證較明確之部分犯罪事實提起公訴，惟審理結果，認起訴部分尚屬不能證明，另發現未經起訴部分，則有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此時不能認起訴書之犯罪事實係屬誤載而無礙事實同一性，逕予更正而為審判，亦即應就起訴部分以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判決，至於另認事證明確部分，因未經起訴，即不能予以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第268條

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第268條

108年度（10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1.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

（一）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以多數決之方式議決法律案及決定法律文字。在法律案制定過程中，政府主管機關、立法院委員會，甚或是個別立法委員，皆會在不同階段參與法律條文之創造或修訂，彼此間對於法條內容可能都有各自的觀點或詮釋，經由討論、協商、議決而形成法律條文，可謂是諸多參與者共同合作之成果。故究其實際，所謂立法者在立法當時所表示之意思，係多數之集合意思，表達於法條文字之中，而與法條之內涵融為一體，自非參與者個人之主觀意思。何況法律公布之後，即脫離立法者而獨立有機的存在，絕非僅是立法者意志或立法史的拓碑，而是與社會關係配合發展之生活規範，從而，解釋法律若須探求立法意旨，主要仍應取決於立法者表現於法條文字之客觀意思，而非立法機關或立法委員個人參與立法程序當時之主觀見解。是以立法委員個人對於法案之說明，尚難據此認有拘束法院解釋法律之餘地。又刑罰法律係吾人社會生活之規範，故法律用語應以通常方式，依一般人所理解之意義而為闡釋。若法條文字並無抽象晦澀或有複數解釋之可能性，依文義解釋結果，法律之用語已明確並符合法規規範目的，即不應另為引伸，要無捨文義解釋再以他法別事探求之必要。（二）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是「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均係該條項規範之對象，非僅以前者為限，而後者所稱「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為一般用語，並非法律專有名詞或晦澀模糊之語詞，顧名思義，依一般人理解應係指標案本不會發生該結果，卻產生如此不正確之結果。因開標乃採購人員之職務，若對採購人員行使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即屬該行為態樣之一。而同法第48條第1項所設須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乃係欲藉廠商間相互競爭為國庫節省支出，惟如有陪標，虛增投標家數，形式上藉以製造出確有3家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象，致招標機關誤信參與投標之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存在，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即屬同法第87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罪，基此理解，並未逾該條項之文義。縱就體系解釋而言，應從法律條文在法律體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編章節條項款之前後關連位置，或相關法條之法意，闡明規範意旨，不能侷限於某一條文內部項次結構。觀諸政府採購法針對廠商之保護除處罰第87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等行為外，尚包括第87條第3項之詐術行為；而針對採購人員之保護，於第90條至第91條僅處罰以「強暴、脅迫」手段使採購人員違反本意為採購決定或洩密，體系解釋上若不將對採購人員施用詐術納入第87條第3項之處罰範圍，則因「開標是否不正確」與普通刑法詐欺罪之「得利或取財」構成要件有異，將造成特別法歸責上之體系漏洞，且與針對廠商之保護不相平衡。另考究政府採購法之立法歷程，對應上開第87條第3項條文草案規定「以詐術、藥劑、催眠術或其他不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固本係針對防止妨害廠商投標而設，於審查過程中，審查委員會主席黃○鐘委員補充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等字句，經詢問當時審查之立法委員之意見，之後即照建議修正條文無異議通過。劉○良委員當時並補充稱：「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等文字是較恰當。本席從事建築工程，知道這方面常常發生問題，固然有以詐術、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但有些還是可以投標，不過會導致投標結果發生差異，因此這時必須視同犯了使人無法投標的罪，也就是說，加上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會更為周延」等語，有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預算、財政、法制、司法、內政及邊政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1份足資參照（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24期委員會紀錄），然從上開立法歷程中，僅能就歷史解釋得出當時有討論到對廠商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情形，尚無從得出立法者「有意排除」對採購人員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結論，是於文義範圍內，即使綜合前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方法，亦應認上開條文包括對採購人員施詐術而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為適當。（三）原判決說明賴○鈴代表富○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富○公司）邀同其他本無意投標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工程標案之公司陪標，並提供各陪標公司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標案押標金及告知其等應投標金額之區間，以詐術虛增投標廠商家數，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理由。復敘明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範對象除投標廠商外，尚及於招標機關，賴○鈴以前開不法手段，使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各工程之招標程序，僅具形式上比價之名，實質上由富○公司單獨控制得標之價格，已破壞政府採購之市場機制，使辦理招標程序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而予以決標，致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極為明確。故賴○鈴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自當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考法條：憲法第62條、第63條。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90條、第91條

憲法第62條、第63條。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90條、第91條

109年度（9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2.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

按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同法第41條並規定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系爭鑑定係因縣府相關單位會同興○公司及京○公司等人員，自102年9月11日至同年10月1日，前後9日，就系爭工程，在相關地點，實施現地鑽心檢驗，結果顯示MRC鑽心試體多數無法呈現柱體型或厚度明顯不符契約規範情形，惟因興○公司對上開抽查結果之公信力存有疑慮，縣府乃於102年10月21日委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此有廉政署偵查報告、相關稽核紀錄、簽到表、照片及系爭鑑定報告可按。亦即縣府前述之稽核檢驗，以及委託鑑定，均係本於職權，依法行政，於法並無不合。惟系爭鑑定因非由檢察官或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規定囑託做成，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不能認係該法所定之證據方法。然系爭鑑定事涉公益且具時效，行政機關為及時取得現場且具價值之資料，委託適合之機關或人員鑑定，確有其必要。因此，若能擔保鑑定人之適格，鑑定方法及過程符合一般程序，並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賦予當事人就以上事項詰問之機會，經法院判明後，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208條。行政程序法第36條、第41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208條。行政程序法第36條、第41條

108年度（11月）刑事具有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暨裁判全文_3.json


108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

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給詐欺犯，嗣詐欺犯將之作為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用，並予提領，行為人是否成立一般洗錢罪？因實務上有採肯定說者，亦有採否定說者，個案如仍由法官各自本諸其法律確信為判決，將因所持不同見解，致異其結果，有違公平原則，認此屬實務上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有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因此，本庭以此法律問題具有原則重要性，於民國109年6月16日向本院其他刑事庭提出徵詢，惟仍有不同之見解，乃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311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請求統一法律見解。經本院刑事大法庭受理、辯論後，認為：㈠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是否成立一般洗錢罪，須處理下列3項核心問題：1.一般洗錢罪與特定犯罪係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特定犯罪僅係洗錢行為之「不法原因聯結」，而非該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特定犯罪之既遂與否和洗錢行為之實行間，不具有時間先後之必然性，只要行為人實行洗錢行為，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得以成立一般洗錢罪，並不以「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特定犯罪所得已產生」為必要。2.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立法說明第4點，已敘明有關是否成立該條第3款洗錢行為之判斷重點「在於主觀上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所收受、持有」，即不以「明知」為限，且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之洗錢行為並無「明知」之要件，在解釋上自不能限於確定故意（直接故意），仍應包含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或間接故意）。3.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行為人，因已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若無配合指示親自提款，即無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且無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稱之洗錢行為。又同條第2款之掩飾、隱匿行為，目的在遮掩、粉飾、隱藏、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間之關聯性，須與欲掩飾、隱匿之特定犯罪所得間具有物理上接觸關係（事實接觸關係）。而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他人使用，嗣後被害人雖匯入款項，然此時之金流仍屬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未造成金流斷點，尚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須待款項遭提領後，始產生掩飾、隱匿之結果，若無參與後續之提款行為，即非同條第2款所指洗錢行為，無從成立一般洗錢罪之直接正犯。㈡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因已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提供金融帳戶之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之實行，應論以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基上，於109年12月16日以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主文宣示：「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同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本院刑事大法庭既已就前揭法律見解予以統一，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參考法條：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

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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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

刑法上所謂自首，乃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之謂。所謂「發覺」，固非以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但此項對犯人之嫌疑，仍須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者，始足當之，若單純主觀上之懷疑，要不得謂已發生嫌疑。至如何判斷「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與「單純主觀上之懷疑」，主要區別在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能否依憑現有尤其是客觀性之證據，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犯案之可能性提高至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之程度。換言之，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尚未發現犯罪之任何線索或證據，僅憑其工作經驗或蛛絲馬跡（如見行為人有不正常神態、舉止等）等情況直覺判斷行為人可能存在違法行為，即行為人之可疑非具體且無客觀依據，無從與具體犯罪案件聯繫；或於犯罪發生後，前揭有偵查犯罪權限機關或人員雖根據已掌握之線索發現行為人之表現或反應異常，引人疑竇，惟尚不足通過現有證據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即對行為人可疑雖已有一定之針對性或能與具體案件聯繫，惟此關聯仍不夠明確，尚未達到將行為人鎖定為犯罪嫌疑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作為或強制處分之程度。此時，上開2種情況仍僅止於「單純主觀上之懷疑」，尚不得謂為「發覺」。相反地，倘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由各方得之現場跡證（如贓物、作案工具、血跡等檢體）、目擊證人等客觀性證據已可直接指向特定行為人犯案，足以構建其與具體案件間直接、明確及緊密之關聯，使行為人具有較其他排查對象具有更高之作案嫌疑，此時即可認「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之可疑」將行為人提昇為「犯罪嫌疑人」，即應認其犯罪已被「發覺」。參考法條：刑法第62條

刑法第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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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204號

按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而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如證言須經具結、自白須出於任意性等；所謂合法調查，係指法院依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之程序。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上無行詰問必要性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是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乃嚴格證明之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又刑事訴訟法於民國92年修正時，除引進傳聞法則，就人證之調查亦改採英美法系之交互詰問制度，以期透過詰問程序之運作，辯明供述證據之真偽，使真實呈現。而主詰問係以引出積極性證據之陳述為其目的之詰問，反詰問則係在彈劾證人陳述之憑信性，並引出主詰問所未揭露或被隱瞞之另一部分事實。是交互詰問被譽為法律史上發現真實最偉大之法律器具，其所指者即為反詰問。惟立法者基於保護特定關係或利益，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特定業務、身分或利害關係之人，得拒絕證言（參該法第179條、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及第182條），而肯認證人之拒絕證言權，以保護其權利。然拒絕證言權利並非不可拋棄，倘證人於審判中經法院告知得拒絕證言之權利後，猶決意為證述，於交互詰問中，若准其於主詰問陳述完畢後，輪到另一造反詰問時主張拒絕證言，將無法達到交互詰問之目的。為發現真實，並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反詰問時，就主詰問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不得拒絕證言。」明定證人此時不得拒絕證言，以免造成無效之反詰問。從而證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知得拒絕證言之權利後，如仍決意證述，並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在偵查中未曾有詰問該證人之機會。而檢察官起訴並援引該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作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時，倘被告於審判中否認犯罪，復未捨棄詰問權，參諸前述說明，如無客觀上不能受詰問之情形存在，自應踐行詰問程序。且該證人偵查中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乃係證明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相當於交互詰問程序中，行主詰問者已達其欲透過證人之陳述，引出取信於法院之目的，性質上與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主詰問中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無異。此時若准許該證人於審判中行使拒絕證言權，將使被告無彈劾該證人供述之憑信性，及引出其於偵查證述中所未揭露或被隱瞞之另一部分事實之機會，自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詰問權，且使法院所接收者，均為對被告不利之部分，而對被告可能有利部分，則因證人拒絕證言而無法知悉，非但程序上對被告極不公平，且自發現真實之角度，證人的信用性及陳述之真實性均無法獲得測試擔保。就此情形，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之1規定之法理，證人不得行使拒絕證言權。如審判長未查，許可拒絕證言，自有害於被告之司法人權及真實之發現，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第181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第1項、第181條、第18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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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前段已揭櫫其立法意旨係在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以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是以雇主與勞工間所訂立之勞務給付契約，不限於典型之僱傭契約，只要該契約具有從屬性關係者，縱兼有承攬之性質，亦應屬勞動契約，而有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適用，否則如認該契約因含有承攬性質即概無適用，無異縱容雇主得形式上以承攬契約為名義，規避該法所課予雇主之義務，顯非事理之平，亦不符合前揭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之立法目的。而是否具備「從屬性」，應審酌勞務之執行是否依雇主之指揮監督、工作場所或時間是否受雇主之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是否係由雇主提供與設置等情形定之，且基於貫徹職業安全衛生法上揭立法目的，及考量許多契約具混合契約之性質，勞務給付部分，祗要存在有部分從屬性，即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從而雇主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但因勞務之執行係受雇主指示，工作場所係由雇主指定與管理，設備材料及安全措施係由雇主所提供，雇主仍具指揮、監督之權，縱僅以僱工方式為之，而兼具承攬關係之性質，仍屬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範之勞動契約。參考法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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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台上字第3241號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設有傳聞法則及其例外等規定，原則上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然並未就其所稱之「陳述」，加以定義，揆以上揭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係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及美國聯邦證據規則而制定。而日本刑事訴訟法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相同，均未對「傳聞」或「陳述」之涵意加以定義，考諸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1條﹙a﹚﹙c﹚之規定，由訴訟當事人之一方所提出某陳述人（Declarant）內含主張（Assertion）之陳述（Statement），用以證明該陳述內容所主張之事項為真實者，始屬傳聞法則所禁止之傳聞證據。故所謂之傳聞證據，有其證明用途之限制，亦即攸關人類口語之某項證據是否屬傳聞，取決於其與待證事實間之關係，倘僅係以該口語之存在本身為證者（即「有如此口語」，而非「口語所指內容為真」），則無傳聞法則之適用，至證明某項口語存否之素材（即資料），則得透過各種不同之證據方法加以獲取，而其種類有可能呈現為物證、書證或證言等不同型態之證據。又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覈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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