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某与靳某系情人关系。2016年至2017年5月份，被告人刘某伙同靳某（已决犯）通过招募、雇佣、容留等手段，组织吴某、袁某、王彩玲等多名卖淫妇女在××旗客房中从事卖淫活动，规定卖淫价格为168元至1288元不等，嫖资由收银员统一收取后交给靳某和刘某。靳某、刘某收取50%后将嫖资发放给卖淫妇女，并且为卖淫活动提供避孕套、湿巾等卖淫工具。靳某、刘某雇佣杨某1和白叶龙（另案处理）为二楼服务员，负责安排卖淫女到二楼客房进行卖淫活动、为卖淫妇女开具卖淫活动的单据、管理卖淫时间、发放避孕套、湿巾等，协助靳某、刘某组织卖淫妇女开展卖淫活动。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刘某
crime: 组织卖淫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案例二：
傅国洪组织卖淫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鄂1087刑初227号：松滋市人民检察院以鄂松检刑诉〔2018〕2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傅国洪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6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松滋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凯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傅国洪及其辩护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4月18日，被告人傅国洪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注册成立“太和快捷酒店”，以经营住宿服务为掩护，采取招募、雇佣、容留等方式，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邹某1、龚某、陈某5、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王某1、刘某（均已判刑）明知傅国洪的组织卖淫行为，仍先后受其雇佣予以协助。傅国洪安排邹某1负责桑拿部的日常管理；龚某负责财务管理、卖淫物品采购等工作；陈某5负责卖淫女的考勤管理工作；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负责招揽、接待嫖客工作；王某1、刘某负责登记收银等工作。2016年9月11日，公安民警查处该酒店时现场查获7名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男女。经现场查获的账本反映，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1日，太和酒店组织卖淫358人次，收取嫖资29万余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举出如下证据：1.受、立案文书、户籍证明、归案情况说明、刑事判决书、现场照片、扣押清单、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书证；2.同案人员邹某1、龚某、陈某5、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王某1、刘某的供述；3.证人覃某、张某1、涂某等人的证言；4.湖北荆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书；5.现场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6.被告人傅国洪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傅国洪组织多人从事卖淫活动，牟取非法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傅国洪组织卖淫人员在十人以上，属情节严重，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在酒店内组织卖淫的次数众多，可酌情增加刑期。被告人傅国洪辩护称，公诉机关指控其组织卖淫与事实不符，其构成的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容留卖淫罪。被告人傅国洪的辩护人刘勇发表了如下辩护意见：一、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相悖，所认定的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傅国洪“以经营住宿服务为掩护，采取招募、雇佣等方式，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的事实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1.涉案人员邹某1等人并非被告人傅国洪招聘和雇佣来从事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傅国洪不具备有“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的能力。（1）被告人傅国洪从来未涉足这一违法犯罪领域，从客观条件上就不具备这种“组织、招聘、雇佣”的能力。所谓“隔行如隔山”，要从事某种行为或某些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最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或者说是掌握一点基本规律，而被告人傅国洪显然缺乏对这一“行业”最基本的了解，更掌握不了其基本规律，不具备从事这种犯罪行为的能力。（2）被告人傅国洪与涉案人员邹某1在此之前并不认识，更谈不上相互了解，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招聘一个或者一些不熟悉、不了解的人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涉案人员的言词不能证明被告人傅国洪“以经营住宿服务为掩护，采取招募、雇佣等方式，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的事实。（1）涉案人员邹某1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他涉案人员龚某、陈某5、熊某、汪某、邹某2、陈某3、彭某、刘某等与邹某1存在利害关系，可以说是利益共同体，其供述系傅国洪招聘、雇佣等与客观证据不符，且供述的部分具体情节不能吻合。首先，邹某1供述其系“傅国洪聘请的桑拿部经理，是按傅国洪的要求搞事的”，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有推卸责任、嫁祸他人之嫌。其次，涉案人员龚某是邹某1的表弟，陈某5是邹某1的女朋友，熊某长期跟从邹某1做事，汪某是邹某1的前舅佬倌，邹某2是邹某1的“三爹”，陈某3、彭某以前是跟从邹某1在“港威桑拿”做事的，刘某以前也曾在“港威桑拿”做收银员且是邹某1的朋友徐某之妻，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利益共同体，其指认傅国洪的内容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傅国洪组织的招聘不可能这么巧，招的都是与邹某1有关的人。最后，除邹某1以外的其他涉案人员指认傅国洪系组织者的供述前后不一，部分具体情节不能相互印证。（2）起诉书的上述指控，所依据的只是涉案人的供述，没有相应的客观证据佐证。涉案人员供述涉及指认傅国洪主要有“是酒店老板”、“增加桑拿设施（买水床、对讲机）”、“组织开会”、“每天巡视、对账”、“定工资标准及发工资”、“办理ＰＯＳ机”、“承包合同顶罪”以及资金流向等。具体分析：一是关于酒店老板，涉案人等可能是因为傅国洪是房东（出租方）将其称为酒店老板，进而称其为“傅总”属于正常，不能证明其就是经营桑拿组织卖淫，至于是否占股，均是听邹某1所说或臆想的，比如臆想“他说了算数”、“总负责”等。而最终确认卖淫女的工号、卖淫价格和工资数额（提成）及发放、招嫖人员的编号、工资数额及发放都是邹某1确定或指使他人确定的。无法确定傅国洪具体负责的事务及其如何占股分红，能确定的只是其提供了场所，其身份充其量只是一个房东老板。二是关于增加桑拿设施（买水床、对讲机等），有涉案人员邹某1（2018年4月26日）、龚某（2018年4月3日）的供述，从时间上看均是在被告人傅国洪自首归案后亦即前案一审判决生效后讲的，两人的供述的具体情节不完全一致，龚某讲了所谓购买的细节，没有说谁决定，而开支是营业收入；邹某1称都是傅国洪经手，“他的酒店他决定”，其不参与（是聘请来的），未说谁开支。其实这不难查，荆州卖水床的商家不会太多，谁去谈去买的，买了几次（因邹某1从事这个行业时间较长），怎么付的款，应该查的清楚，还差这么一个调查的环节，仅凭他们的说词不能认定。关于对讲机，几乎开宾馆的都会配备，酒店原来确实配备的有一些。在这里要重点说明一下，有一个自称是邹某1弟弟的名叫张某2（身份证号）的人分别于2016年10月23日、2016年11月3日将水床和相关物品搬走，这些相关物品包括被套、床单等床上用品、装备，卖淫女未用完的包及所有用品、招嫖人员的工作服，还有冰柜、吸尘器、椅子等，还有三个对讲机。要求司法机关查证，如这个叫张某2的确系邹某1委托拿运物品的，这些包括水床在内的设施和物品显然不是被告人傅国洪决定并组织添置部置的。三是关于组织开会，就是制定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龚某称是傅国洪和邹某1组织业务经理开会，我不参加；王某1称业务经理有一个微信群，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再就是“龙哥”到酒店的话，他们都到一楼后面的休息室，应该是去开会；刘某称他（傅国洪）跟业务经理和邹某1经常开会谈话，具体多长时间开会谈话和内容我不清楚；陈某5称看见傅总与“龙哥”、执总（老徐）、“强哥”、“胖哥”、“小强”、“超超”、“龙伟”、“三爷”、“小五”他们开过两次会；陈某3在2016年9月28日称两个老板召集我们客服在一楼休息室坐着讲白大概有三、四次，在2017年1月10日称“傅总”我接触少，也没有说什么，邹某1平时来酒店时和我们说过些要注意的方面；彭某在2016年9月29日称一般一星期或者半个月左右开会，在2017年1月11日又称记得“傅总”开过两次会；邹某2称9月8日我第一次开始发卡片招揽嫖客后，晚上业务经理“超超”组织我们所有的业务经理开会（其中说了分成的事情）；熊某是在被讯问“傅国洪跟你们开过会没有？他是怎样管理的？”时称开会时间都是傅国洪临时决定的，一般一星期开一次会；邹某1称我一般不开会，但是傅国洪有时会来酒店的休息室开会，我们都会参加。从上述供述来看，首先关于开会时间和次数就说法不一，有说半个月或一个星期，有说经常开会，有说开过三、四次，有说开过两次会，王某1没有提傅国洪曾组织开会，陈某3曾称“‘傅总’我接触少，也没有说什么，邹某1平时来酒店时和我们说过些要注意的方面”，邹某2称“超超”组织开了一次会，还谈了分成的事；其次参会人员说法不一，龚某称不参加，陈某5看见“强哥”等开过两次会。经分析，被告人傅国洪作为该行业的“外行”，其组织开会是说不出什么的，结合前述他们之间的关系，供述指认傅国洪组织开会即制定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明显有嫁祸的嫌疑！综上，称被告人傅国洪组织开会即制定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纯属嫁祸，也不符合常理。四是关于每天巡视、对账。龚某于2016年9月28日称傅国洪一般白天不会来酒店，酒店和桑拿部的运行他都安排好了，每天凌晨1点多钟来把收入拿走。于2017年1月17日又称我平常都是受邹某1管理，如果邹某1不在，傅国洪才来桑拿部。（对账）我核对数额，然后邹某1确认，如果邹某1没有来的话，就交给傅国洪确认。统计表我每天凌晨2点和收银员核账之后，每10天我会把统计表汇总交给邹某1，邹某1再和傅国洪对账；陈某5、王某1、邹某2、汪某、陈某4（上班时间短）没有提傅国洪平时是否来酒店（桑拿部）；刘某于2016年11月7日称傅总平常很少在酒店上班，平常我的工作都是“强哥”负责的。于2018年1月31日（补充）称傅国洪基本每天下午来桑拿部看一看，也就是巡查，看看桑拿部的生意情况，他主要是看账本，在桑拿部逛一圈就走了；陈某3于2016年9月12日称太和酒店的老板只知道姓傅，经常叫他傅总，他一个星期来酒店一次左右。又于2017年1月10日称（酒店老板傅总）来的比较少；彭某于2016年9月29日称（傅国洪）基本上每天都来酒店，时间不固定。又于2017年1月11日称（傅国洪）经常来酒店；熊某没有具体提傅国洪来酒店是经常还是偶尔；邹某1称傅国洪基本上每天都去，龚某每天对账，把统计表收走，这个统计表是一式二份的，他自己保存一份，给傅国洪一份。从以上的供述来看，傅国洪到酒店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称傅国洪白天一般不来，凌晨来拿收入，又称邹某1不在傅国洪才来（龚某）；有称平时很少来，又称每天下午来（刘某）；有称一个星期来酒店一次左右，来的比较少（陈某3）；有称基本上每天都来酒店（彭某、邹某1），但未明确具体时间，又称经常来酒店（彭某），显然上述言词不能相互印证。当然，被告人傅国洪肯定去过，一是作为房东要去收租金，二是有时可能出于好奇去看看怎么在经营、有无赚钱，查查账目看赚了多少等等，但指认其是作为组织卖淫、经营卖淫者去管理、巡视属于牵强附会。关于对账情况龚某与邹某1的说法不一致，龚某称给邹某1，由邹某1向傅国洪对账，邹某1称是龚某留一份，给傅国洪一份。同时邹某1还称“我只看香烟盒子上的数字，确定给‘小姐’的提成和罚款，然后由龚某再发给‘小姐’”，由此可以看出傅国洪去对账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根本就没有傅国洪对账之说。五是关于定工资标准及发工资。陈某5、刘某、陈某3、邹某2等，包括龚某后面的供述都明确由邹某1定，龚某发。六是关于办理ＰＯＳ机。首先是龚某与邹某1的说法就相矛盾，龚某称是傅国洪带人到酒店来办的，邹某1称是傅国洪拿着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办的，没有说是在哪里办的。其次是不合常理，一是傅国洪与邹某1还没有熟识到一定程度，邹某1不可能冒然将身份证、银行卡这样贵重的物品随意交给傅国洪；二是办理ＰＯＳ机能否代办还有待查证，如果傅国洪可以代办，肯定会留有痕迹，比如要留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代办人要签名等，侦查机关完全有能力并且能够取到相应的物证；三是如果傅国洪是组织者，其完全没必要亲力亲为，更何况是以别人的名义去办。综上，邹某1、龚某作为重大利害关系人，有理由怀疑其有诬告陷害、嫁祸傅国洪之嫌疑。七是关于承包合同顶罪之说，有三个涉案人的供词，邹某1说：我到这个酒店过了一段时间后，傅国洪要我签订一个租赁合同，内容就是我承包这个酒店经营的，说如果出事了要我去顶着，…这个合同签订时，徐某和龚某都在，也知道签订这个合同的意思。…他当时只拿了一份合同给我签名的，我签了名，没有按手印。…签订合同时就我和傅国洪两人，龚某和熊某在外面，他们应该知道合同的事。…他当时还承诺，我签合同跟他顶罪，他每年多给我60000元现金。龚某说：大约是6、7月份，邹某1在运作桑拿部的生意时，安排发放招嫖卡片，店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傅国洪怕出事，一天下午我在上班，傅国洪和邹某1先后来到酒店一楼休息室，过了一会，傅国洪走了，我进去看见邹某1拿了一份合同，邹某1就对我说：“傅国洪怕桑拿部出事，要我签了一份假转让合同，说出了事要我们跟他担住。”我就在邹某1的手中拿过来瞄了一下又还给邹某1了（具体内容我都忘记了）。熊某说：记得蛮清楚。2016年6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我与龚某、邹某1在太和酒店一楼后面小房内坐、讲白，当时傅国洪来了，我们都喊他傅总的。他拿了一份合同，是承包合同，他要我们当中的一人签名，说如果酒店出事了，签字的人就主动顶罪，承担酒店的责任。我、龚某、邹某1三人都看着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答应。傅国洪当时说谁签名，每个月可以多拿几千元钱（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因都知道邹某1欠很多外债，傅国洪就对邹某1说要他签名。邹某1听说可以每月多拿几千元钱，就答应了。他当时在承包合同上签了名，傅国洪就把合同拿走了。这件事龚某、邹某1都知道。三人的供述只有一个结论：签订承包合同是为顶罪之说纯属虚构。另外，王某1供述称“我是2016年5月底去酒店应聘上班的，傅国洪接待要我当收银员，2200元的工资。过了四、五天，“龙哥”（邹某1）到酒店里开始经营桑拿，和他一起来的有“龙伟”（熊某）和“强哥”（龚某）”。王某1的说词与签订合同时间点相吻合，说明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有效的。王某1的上诉供词还证明一点，那就是邹某1来了以后才有桑拿，即邹某1来之前是正常经营住宿业务。八是关于资金流向。ＰＯＳ机捆绑的银行卡是邹某1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账号是邹某1或龚某的，现金是交给龚某的，非傅国洪掌握和控制。龚某于2017年1月17日供述“我了解邹某1这人太好赌了，他长期赌博输钱，所以输了之后他就抓酒店的桑拿部的业务量，到处散发招嫖卡片，把影响搞大了，被查处是必然的。”这段供词告诉了我们二个信息：一是资金的流向，除了经营场所必要的开支除外，绝大部分资金被邹某1赌博挥霍；二是经常组织“开会”、“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的人应该是邹某1。还有熊某也提到了“当时都知道邹某1在外面欠很多外债”。另外，如果说傅国洪是组织卖淫者，他应该有不菲的收入，其资金去向不难查。综上，起诉书的上述指控所依据的证据只有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具体情节不能吻合，也违背常理，经不起推敲，没有相应的客观证据佐证，且绝大部分涉案人员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可以说是个小利益集团，具有明显的推卸责任、诬告陷害、嫁祸他人、虚构事实之嫌，该指控不能成立。（二）起诉书关于“傅国洪安排邹某1负责桑拿部的日常管理；龚某负责财务管理、卖淫物品采购等工作；陈某5负责卖淫女的考勤管理工作；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负责招揽、接待嫖客工作；王某1、刘某负责登记收银工作”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1.邹某1称其是“被招聘”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傅国洪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安排邹某1负责什么管理。首先只有邹某1一人的供述，而其是本案重大利害关系人，涉及到其本人在案件中的责任，明显是推卸、嫁祸，特别是在2018年4月26日的说词“我是傅国洪聘请的桑拿部经理，我是按傅国洪的要求搞”，是在前面的案子判决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所述，谁都会知道“顺竿爬”；其次一般讲招聘只是支付薪酬，但从本案的资金流向来看，收益基本上是由邹某1掌握并可能被其挥霍，这与“被招聘”的事实不符，也不合常理。故傅国洪没有理由更是作为“外行”没有能力去安排邹某1负责什么管理。也许会说正是因为傅国洪是“外行”，所以才会安排邹某1这个“内行”来管，但傅国洪与邹某1并不熟悉，没有理由安排邹某1管理。2.其他涉案人员中王某1确实是傅国洪经营住宿时招聘的收银员、后被介绍给邹某1继续当收银员的，即介绍安排。其他的除汪某坚持称是傅国洪招聘的外，都已供称是邹某1直接带来、或通过邹某1和龙伟（熊某）介绍来的，其工作都是邹某1安排，或邹某1指使熊某安排的，这与指控傅国洪的事实不符。公诉机关可能会认为是傅国洪委托邹某1或龙伟招聘、安排的，或者说是邹某1、龙伟帮助傅国洪招聘、安排的。如前所述，邹某1并非傅国洪招聘、安排的，其他人（不包括王某1）的招聘、工作安排都是邹某1直接或间接所为，且没有证据证明傅国洪曾委托邹某1或他人招聘、安排，他们也没有理由主动去帮助傅国洪做这些事。综上，被告人傅国洪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安排涉案人员邹某1等人的工作，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傅国洪实施了“安排”行为，上述指控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相悖，所认定的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二、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傅国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一）被告人傅国洪没有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如前所述，被告人傅国洪自身缺乏从事这种“行业”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积累和沉淀的，他作为一名“外行”，即使他有这个想法，因其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没办法实现，决定了他不敢也不可能有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假如他真有这种想法，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实践，更没有这个能力去实现。（二）被告人傅国洪没有实施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被告人傅国洪没有招募、雇佣有关涉案人员，更没有“引诱”的事实，其确实为他人组织卖淫提供了场所，有故意“容留”的事实，这种“容留”对傅国洪来说不是手段，而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即明知他人在其提供的场所卖淫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至于“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卖淫女覃某、涂某、田某、熊某3、赵某1、李某、张某3、赵某2、罗某1等陈述的非常清楚，她们只知道老板是“龙哥”。（三）组织卖淫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就是要获得非法利益。既然被告人傅国洪是组织者，应该要控制得住钱财。从现有证据来看，卖淫女的提成确定和发放、工作人员工资、提成的确定和发放、资金流向等都是由邹某1控制的。管财收钱的人（龚某）是邹某1的人，ＰＯＳ机绑定的是邹某1的银行卡，支付宝及微信支付账号也是别人控制的，由此说明傅国洪不是组织者。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傅国洪犯组织卖淫罪的证据主要是其他涉案人员的供述，相互之间不能吻合，与本案的客观证据如资金流向、承包合同以及待查证的桑拿设施购买、撤离，还有ＰＯＳ机的办理及所捆绑的银行卡、支付宝及微信账号等相悖，且被告人傅国洪没有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未采用招募、雇佣、引诱等手段，也未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故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傅国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三、被告人傅国洪的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系投案自首，又系初犯、偶犯，请求法庭从轻或减轻处罚。容留卖淫罪是指实施了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的行为。被告人傅国洪明知他人在其提供的场所卖淫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被告人傅国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又系初犯、偶犯，请求法庭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另外前面有提到一份承包合同，即使没有这份承包合同，被告人傅国洪也只能以容留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是指控其犯组织卖淫罪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只有其他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涉案人员的供述，且相互之间不能吻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包括协助组织卖淫罪都不能构成；二是现有的能够达到“确实、充分”标准的证据，只能证明傅国洪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卖淫场所。综上，鉴于被告人傅国洪的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系投案自首，又系初犯、偶犯，且相比组织卖淫及协助组织卖淫的社会危害性要小，罪行相对也应该要小，判处的刑罚也应相对较轻，故请求法庭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傅国洪未举出任何证据。其辩护人当庭提交酒店承包经营合同一份、委托书一份。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8日，被告人傅国洪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注册成立“太和快捷酒店”，在考察其他酒店时认识并了解邹某1，认为邹某1精于实施组织卖淫活动的业务，遂纠集邹某1以经营住宿服务为掩护，采取招募、雇佣、容留等方式，制定一系列在组织、管理、卖淫服务、嫖客接待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活动。邹某1、龚某、陈某5、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王某1、刘某（均已判刑）明知傅国洪的组织卖淫行为，仍先后受其雇佣予以协助。傅国洪安排邹某1负责桑拿部的日常管理；龚某负责财务管理、卖淫物品采购等工作；陈某5负责卖淫女的考勤管理工作；熊某、汪某、陈某3、彭某、邹某2、陈某4负责招揽、接待嫖客工作；王某1、刘某负责登记收银等工作。在实施组织卖淫过程中，被告人傅国洪于2016年6月1日为逃避打击，与邹某1签订虚假的酒店承包合同一份，用以掩人耳目，但其本人一直进行管理，直至公安机关查处时被告人傅国洪畏罪潜逃，后于2017年11月9日主动到案。2016年9月11日，公安民警查处该酒店时现场查获7名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男女。经现场查获的账本反映，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1日，太和酒店组织卖淫358人次，收取嫖资29万余元。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举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一、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强制措施类文书、抓获经过说明、归案情况说明、关于涉嫌组织卖淫的犯罪嫌疑人傅国洪的在逃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侦查程序合法。2.松滋市公安局新江口水陆派出所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傅国洪主动投案。3.卖淫情况统计表、扣押清单、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农业银行回执、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出具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省级人口网站下载的户信息、同案犯熊某、陈某5、汪某持有手机图片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酒店承包经营合同、委托书，证明卖淫窝点太和酒店的注册登记法人代表为被告人傅国洪的妻子陈某1及卖淫的人数及收入情况。4.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徐某、佳佳等查处情况说明，证明现场查获的卖淫女及嫖客已被行政处罚。二、同案犯的供述1.同案犯邹某1的8次供述：“傅国洪和陈某2聘请我来当酒店经理，具体负责酒店业务经理和小姐的招聘与桑拿部的经营管理，傅国洪和他舅佬倌商量给我每月3000元工资。收银员和做卫生的阿姨是傅国洪招聘的。太和快捷酒店业务经理有熊某、彭某、汪某、邹某2等。酒店业务经理和‘小姐’由我管理，‘小姐’卖淫价格是我定的，然后再告诉傅国洪。小姐的提成标准是我和傅国洪商量后定的，目的是提高业务经理招嫖的积极性。傅国洪有时会来酒店的休息室开会，我们都会参加，主要是讲要我们对待嫖客态度好这些事情。财务管理是龚某，他每天在酒店下班时和收银员对账，然后把统计表收走，统计表一式二份，他自己保存一份，给傅国洪一份。傅国洪负责酒店的日常管理，他基本每天都去，陈某2负责对外面搞关系。分成是傅国洪拿的。关于办理ＰＯＳ机的事，我在乐富支付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办过一个ＰＯＳ机，卡的商户名称是沙市区晏逸足浴，办理时间是2016年8月3日。具体是傅国洪办的，他找我要的我的身份证、银行卡，ＰＯＳ机办来后傅国洪把银行卡交给管财务的龚某了。关于是否入股的事，2015年傅国洪在沙市区大庆路茉莉花开酒店三楼开沐足店（茉莉花开酒店是傅国洪舅老陈某2开的），我也在港威酒店开沐足店，都是同行就认识了，2016年我开的店生意不好垮了，就找傅国洪，看他能否跟我找事做，傅国洪就要我到太和快捷酒店来搞事的，我没有在桑拿部入股。关于签订《酒店承包经营合同》的事，我是2016年5月1日到沙市区太和快捷酒店应傅国洪的聘请上班的，上班之后，因为太和快捷酒店桑拿部有卖淫业务，傅国洪怕出事，就跟我商量，要我签一份《酒店承包经营合同》，目的是如果出事就让我跟他顶罪，表示如果我顶罪，他跟我给6万元钱，签合同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准了，应该是上班快一个月的一天签的，是在太和快捷酒店一楼收银台后面休息室签的，签的时候我只签了名字，没有盖手印，之后傅国洪把合同拿走了。第二天，傅国洪又跟我讲他已经又找到人顶罪了，我听了要他把合同给我，他说他已经撕烂了，并说这合同我没有盖手印，我就相信了，没找他要了。”证明邹某1系被告人傅国洪经营太和酒店卖淫窝点的管理人员，该卖淫窝点系被告人傅国洪组织并获得利益，邹某1未入股，签订《酒店承包经营合同》是被告人傅国洪掩人耳目、转嫁责任的措施。2.同案犯龚某的9次供述：“2016年5月1日去太和快捷酒店应聘，是酒店的老板傅国洪在酒店接待我的，老板傅国洪见了我这后就聘用我为太和快捷酒店大堂经理的，给我的工资是2200元每个月。我是2016年5月份上班的，我在太和快捷酒店上班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酒店（包括桑拿部）的财物和现金。刚到酒店时，酒店当时没有保安，是傅国洪具体管理酒店的财物账和值夜班，我上班之后，搞了一个星期，傅国洪就喊累搞不好了，就要我接手管理财物，这样我每天晚上下班时找收银员刘某、王某1收账，之后我就把当天的账和现金整理出来第二天早上全部交给傅国洪，每天傅国洪都是早上来酒店收账的，下午来酒店看生意状况。大约是2016后6、7月份时间，邹某1在运作桑拿部的生意时，安排桑拿部业务经理到处发放招嫖卡片，店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傅国洪感觉怕出事，就在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当时在店里一楼大厅前台上班，傅国洪和邹某1先后来到酒店，之后他们就到一楼休息室坐，我也到休息室看，傅国洪说跟邹某1有事要谈，我就出来在一楼大厅坐，玩手机，过了一会，傅国洪出来了，走了，我就到休息室，看见邹某1拿了一份合同，邹某1就对我说：“傅国洪怕桑拿部出事，要我签了一份假转让合同，说出了事要我们跟他担住”，我就在邹某1的手中拿地合同瞄了一下又还给邹某1了（具体内容我忘记了），他们当时签订合同时除了我，不记得还有没有别人在场了。这次合同签订之后，傅国洪又找办ＰＯＳ机的人来找邹某1，把邹某1的身份证拍了照，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傅国洪就拿了一个新ＰＯＳ机来了，这台ＰＯＳ机被你们扣押了。”证明该卖淫窝点的老板是被告人傅国洪。3.同案犯熊某的6次供述：“2016年春节后，傅国洪安排我在酒店搞业务经理，主要就是发招嫖卡片，到外面招嫖。我上了一段时间班后，邹某1也去酒店上班了，‘小强’（陈某3）、‘胖哥’（汪某）、‘超超’（彭某）也去酒店上班了，他们从事的工作和我一样，搞招嫖业务。太和快捷酒店的老板是傅总，傅国洪有时会组织大家开会，邹某1也在，开会的内容一般是对嫖客的服务态度和督促业务经理抓业务。我们配备专用的对讲机设备、穿统一的服装（白衬衣、黑裤子）都是傅总要求的，配对讲机的目的是便于我们相互传递信息。2016年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与龚某、邹某1在太和酒店一楼后面小房内坐，讲白，傅国洪来了，当时我们都喊他傅总的，他当时拿了一份合同，他讲是承包合同，说要我们当中的一人签名，说如果酒店出事了，签字的人就主动顶罪，承担酒店的责任。我、龚某、邹某1三人都看着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答应。傅国洪当时说谁签名，每个月可以多拿几千元钱（具体多少我忘记了），当时都知道邹某1在外面欠很多外债，傅国洪就对邹某1说要他签名，邹某1听说可以每月多拿几千元钱，就答应了，他当时在承包合同上签了名，签名之后，傅国洪就把合同拿走了，这件事龚某、邹某1都知道。”4.同案犯刘某的8次供述：“2016年5月，我到太和快捷酒店应聘收银员，当时是酒店的经理傅总接待的我，讲好我每月工资2000元，工作由‘强哥’指导，每天下班后把现金和账本都交给‘强哥’，傅总平常很少在酒店上班，平常我的工作都是‘强哥’负责的。老板是傅总，白天和晚上会来转一圈就走，平时‘龙哥’经常来，经常听见他说别人事情没有搞好，他的上班时间不固定，可以自由支配。我到酒店任收银员之后，酒店桑拿部的日常管理是邹某1负责的，傅国洪基本每天都是下午来桑拿部看哈，也就是巡查，看看桑拿部的生意情况，他主要就是在我收银台看哈账本，在桑拿部逛一圈就走了，邹某1和桑拿部的业务经理都喊傅国洪‘傅总’的，都对他很敬畏。”5.同案犯王某1的9次供述：“2016年8月份的时候到沙市区太和快捷酒店应聘收银员的工作，当时应聘我的叫傅总，当时决定要我上班后，就跟我说，要我下班后把账交给一个叫强哥的财务，每个月拿2000元工资。”6.同案犯汪某的7次供述：“我是2016年5月通过招聘去太和快捷酒店应聘的，当时是傅总接待的，傅总交代我平时不准上楼，刚开始我是做保安，后来还负责酒店的水电维修。”7.同案犯陈某5的8次供述称：“我到太和酒店去上班是找的酒店的老总傅总应聘的。我在酒店的工作主要是给酒店的小姐派发给客人服务的一些必需用品，有湿纸巾、橄榄油和避孕套之类的用品、并受‘龙哥’安排给部分小姐培训、给小姐记考勤，管理小姐请休假。太和酒店的老板我只知道有傅总，再就是邹某1。”8.同案犯陈某3的6次供述：“这个酒店的老板是一个叫‘傅总’的人，他平时来得比较少，听说主要是对外搞关系，避免公安这些部门查处，他只和一个外号叫‘龙哥’的人联系，这个酒店的住宿和桑拿部都是‘龙哥’管理的。”9.同案犯彭某的6次供述：“2016年8月15日经龙伟（也就是熊某）介绍认识了太和快捷酒店老板傅国洪，老板傅国洪安排我在太和快捷酒店桑拿部上班，主要工作就是招嫖客到太和快捷酒店桑拿部来找卖淫小姐玩。开始老板傅国洪讲的是每个月2000元工资，后来上了10天班，老板傅国洪就跟我讲我的工资按照招的嫖客数量来提成，提成每个嫖客30元钱，拿提成就没有2000元工资了。”10.同案犯邹某2的5次供述：“我当保安是邹某1安排我的，帮散发卡片也是邹某1安排的，自己散发卡片招嫖是我和邹某1说了后，他和酒店老板傅国洪商量后同意的。太和快捷酒店的老板是傅总，他经常来酒店，每次凌晨5、6点到酒店来收前一天桑拿部的收入。邹某1经常在酒店，他是否有股份我不清楚，看见他和业务经理说一些工作上的事。”以上供述均能证实并印证卖淫窝点的老板是被告人傅国洪，即被告人傅国洪是实施组织卖淫犯罪行为的人。三、卖淫女覃某、涂某、王某2、田某、赵某1、李某、张某3、赵某2、缪某、罗某2、熊某3、张某4、张某5及嫖客张某1、张某6、兰某、郭某的证言，均证实该卖淫窝点系从事卖淫活动及卖淫的人次。证人陈某1、陈某2的证言，证实太和酒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被告人傅国洪。四、被告人傅国洪的供述与辩解及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其供述酒店已承包给同案犯邹某1，其不知道从事卖淫活动的事。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并印证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傅国洪及其辩护人刘勇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评述如下，其他同案犯供述及证人证言均系公安机关依照合法的侦查程序取得，在形成言辞证据时无串供、诱供和刑讯逼供，形成的证据真实、可信，应通过该部分证据认定本案事实。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同案犯均为邹某1的亲友，其均为虚假供述的质证意见，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傅国洪为谋取非法利益，聘用邹某1等人，以管理等手段，纠集多人在固定场所多次进行卖淫活动，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构成“情节严重”，严重违法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傅国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而构成容留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没有组织妇女进行卖淫活动的能力，与邹某1在此之前并不认识的辩护意见，一是组织卖淫活动不是需要具备高深的学问和高超的技术才能实施的行为，该犯罪行为的实施只要有场所、有人员、有卖淫女的参加就能达到犯罪目的。被告人傅国洪利用经营酒店的场所，招募了人员，容留了卖淫女，实施了组织卖淫的行为，已经犯罪既遂。二是被告人傅国洪在侦查阶段供述其经营酒店时，在沙市考察其他酒店认识邹某1，并了解到其经营情况好，说明在邹某1来该酒店上班前被告人傅国洪已认识并了解邹某1。故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邹某1与其他涉案人员存在利害关系，是利益共同体，所有供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辩护意见，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关于同案犯龚某的供述前后不一致及后期供述对傅国洪的指认转变成邹某1，应认定邹某1是组织者的辩护意见，龚某共有9次供述，有8次供述一致，一次供述与其他供述矛盾，其矛盾的部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纳。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前后主要内容是一致的，能相互印证均能指认老板是被告人傅国洪，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只有涉案人员的供述，没有相应客观证据佐证，不能认定被告人傅国洪犯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意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被告人傅国洪的妻子陈某1和妻兄陈某2的证言，能证实太和酒店系被告人实际管理和经营，并与同案人员的供述相印证，被告人傅国洪实施组织卖淫犯罪的证据确实、充分，故该意见及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均无证据证实和不符合本案事实及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傅国洪主动投案，但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虽认为自己触犯容留卖淫罪，但其未真诚悔罪，不能认定为自首。综合上述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一）项、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傅国洪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五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2028年11月8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对被告人傅国洪的违法所得二十九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李成刚人民陪审员王进国人民陪审员吕义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一日书记员王鑫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傅国洪
crime: 组织卖淫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