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海宁市鑫瑞布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利益，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走账”方式让徐州冠腾纺织有限公司、徐州盛高纺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虚开税额959504.11元，致使国家税款959504.11元被骗；以及为苏州市道森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亚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台州中抽纱进出口有限公司虚开本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51份，虚开税额544246.2元，造成出口退税544246.2元被骗；合计虚开税额共计1503750.31元，数额较大，被告人朱叶飞系海宁市鑫瑞布业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海宁市鑫瑞布业有限公司、被告人朱叶飞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接受证据清单、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明细账、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退税发票、货物购销合同，银行交易明细，抵扣证明，税收完税证明，税务稽查报告、税务处理决定书，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刑事判决书，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材料。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朱叶飞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潘风云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毛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孟维菁等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杭余刑初字第1419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公诉刑诉（2015）6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毛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袁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郑靓姣、辩护人李芳、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董成、辩护人俞圣洁、熊汀、被告人潘风云及其辩护人杨文斌、被告人罗迪丰及其辩护人郑华国、杨云、被告人孟维菁及其辩护人卢红梅、王欣、被告人丁某及其辩护人孙勇、陈汶强、被告人毛某及其辩护人黄楼燕、孙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骗取出口退税事实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是服装生产经营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风云。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是商贸型出口企业，法定代表人孟维菁。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双方以此展开贸易往来。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从而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和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某作为国贸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向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税和调整收汇等。期间，元禾公司和国贸公司在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93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823万余元）基础上，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78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106万余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44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69万余元。（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被告人罗迪丰、毛某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宪全（另案处理），从山东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票面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2014年5月，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国贸公司涉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同年7月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案发。同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国贸公司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同年7月23日，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进行补缴。据以指控的证据有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光盘等视听资料；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孟维菁、丁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骗取出口退税人民币169万余元，数额巨大；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毛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中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均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毛某系自首，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惩处。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同意其辩护人及被告人潘风云的意见。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公诉机关指控元禾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故元禾公司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其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对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事先不知情，其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应宣告其无罪。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认定的虚高部分金额之依据存在严重瑕疵；（2）余杭国贸公司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对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事先亦不知情；（3）余杭国贸公司虽然通过元禾公司账目套现金额877.1万元，但一直到2014年国税部门调查时才发现元禾公司近179万美元的外汇缺口，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2013年余杭国贸公司进行调汇的事实不成立，综上，恳请宣告余杭国贸公司无罪。被告人潘风云辩称，（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存在真实业务关系，其公司到崇福皮毛市场购买货物也是上述二家公司帮忙代购的，故其行为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是在余杭国贸公司的要求下虚增出口销售收入50万美元左右。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与元禾公司有真实的业务往来，产生款项回流的原因是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出于做账的需要以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属于重复收取，且在卷证据证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交易金额近8000万元，在此前提下，仅凭被告人毛某的供述认定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认定要求，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风云所在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不准确；（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扣除开票费、教育附加税等其他税收后实际获利40万元左右，余杭国贸公司通过走账套现目的仅在于逃避个人所得税，故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情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共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法理，故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潘风云及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罗迪丰辩称，其从2013年年底起才知道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且其一开始并不清楚虚高出口销售收入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被告人罗迪丰仅应对其中的288927.35元承担刑事责任，并应认定为从犯；（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被告人罗迪丰系从犯，恳请对被告人罗迪丰减轻处罚；（3）被告人罗迪丰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罗迪丰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孟维菁辩称，（1）其仅让元禾公司帮忙套现用于股东分红，其未参与骗取出口退税，其行为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2）其报称其经营的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系其检举他人犯罪的行为。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孟维菁及所在余杭国贸公司未与他人或元禾公司合谋骗取出口退税，公诉机关将虚高单价与套现相联系用于证实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共同骗取出口退税不能成立，故被告人孟维菁的行为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2）同意被告人孟维菁的上述第（2）项意见。被告人丁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基本无异议。辩护人孙勇提出，（1）因还秋生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并用虚假的理由调取证据，所提供的证据金额与潘风云及罗迪丰等人所称的金额相矛盾，且调取域外证据需要公证或认证程序，故用于认定虚高金额的证据不确实充分；（2）现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丁某知道虚高出口货物单价的事实，被告人丁某的调账行为是在出口退税后对于经营活动的记载，与骗取出口退税无关，综上，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告被告人丁某无罪，退一步讲，若判定被告人丁某有罪，则被告人丁某系从犯，未实际获利，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丁某适用缓刑。辩护人陈汶强提出，被告人丁某当庭自愿认罪，未实际获利，恳请对被告人丁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毛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毛某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个人无实际获利，且系初犯、偶犯，恳请对被告人毛某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间，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采购员毛某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宪全（另案处理），从山东省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信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上述税款均已抵扣。2011年左右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潘风云与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国贸公司，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余杭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并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余杭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某作为余杭国贸公司财务总监，负责与元禾公司之间的款项结算、调整收汇等。期间，元禾公司、余杭国贸公司采用上述方法以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93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823万余元）为依托，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78万余美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839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271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82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461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80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44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60余万元并已退税。其中，元禾公司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虚开的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作为进项，用作冲抵上述虚高部分的销项（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之后，余杭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补缴了退税款。2014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余某甲的证言、自述材料，证实2008年左右起，其一直在元禾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毛皮的染色和采购，其公司的毛皮原料主要是从山东及河北客商处采购，其负责从山东恒泰制品有限公司采购毛皮原料，少部分的毛皮原料从海宁、桐乡的市场采购，其采购的所有毛皮原料均如实经仓管员吴某甲入库并制作入库单，2013年，其从山东恒泰制品有限公司采购约100余万元的毛皮原料，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从海宁、桐乡市场采购的原料因卖家为个体户，一般只开收据不开发票，其未听说过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不清楚是否与其所在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不认识李宪全等事实；2、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实2011年底至2014年7月期间，其在元禾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一般在公司的采购员毛某采购货物后根据采购员提供的单据或实物登记入库并开具入库单，并将入库单交由财务罗迪丰做账，生产车间领材料时其登记出库并开具出库单，入库的毛皮原料多数是从崇福市场采购，2013年，其经会计罗迪丰授意曾在无货进库的情况下开具了部分入库单，2011年底前的入库单不是其本人所做等事实；3、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0年7月期间，其在元禾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其离职后工作由吴某甲承担的事实；4、证人崔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间，其在被告人潘风云经营的杭州元丰阿玛贸易有限公司担任出纳，期间其经潘风云及罗迪丰要求以个人名义办理一张农业银行卡供公司使用，一般由被告人潘风云或罗迪丰告诉其资金汇入的情况后其根据潘风云或罗迪丰的要求将资金汇入指定账户等事实；5、证人李宪全的证言、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私营公司设立登记情况，证实其实际经营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王宾、赵亚臣、王大川、王二川、李素霞、彭铁锁、李某均是其公司员工，李增强是其公司的供货商，其不认识孟维菁、丁某等事实；6、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员工，元禾公司将价税合计的钱款汇入隆瑞公司或利信公司的账户后，其将部分钱款通过父亲李增强的银行账户汇入被告人毛某的账户等事实；7、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元禾公司将款项汇入公司账户后，其按照李宪全要求将钱分别转给业务员王宾、李素霞、赵亚臣、王二川、张爱军等人的银行卡等事实；8、证人还秋生的证言，证实2009年底至案发，其一直在元禾公司从事纺织品出口业务，谢某负责防寒服的出口并联系意大利的客户，高某负责毛皮的出口并联系土耳其、德国的客户，毛皮的采购由潘风云亲自负责，其负责的意大利客户Ｃｏｎｂｉｐｅｌ、加拿大客户Ｒｕｄｓａｋ、丹麦客户Ｂａｌｌｇｒｏｕｐ、俄罗斯客户ＮＫＭ（通过香港公司汇款）2013年及此前的货款均已基本结清，其中加拿大客户通过电汇付款之后会提供付款水单及清单给其，其可以提供2012年及2013年的水单及清单；其公司的外贸流程是客户下定单后通知工厂生产，并根据每次的发货量制作形式发票（载明货物数量、款号、尺码、单价、总价）及装箱单给单证员，因余杭国贸公司代理其公司出口业务，故形式发票要盖的条形章、法人签名章、委托报关单、报关单等资料的空白件均放在其公司，单证员根据记载内容制作订仓单通知货代公司订仓，货代公司向客户确认是否需要其公司所发的货物后提供给其公司一张进仓单，单证员在送货到指定仓库的同时将制作完成的报关书、委托报关书、形式发票及装箱单交给货代公司委托报关，之后单证员收到货代公司的提单后连同整套真实的清关文件给业务员，由业务员转寄客户；如果价格虚高，只需要在委托报关环节报高即可，其将真实的数据交给沈某订仓，潘风云可能交待罗迪丰让沈某将每一票单证交由罗迪丰审核，由罗迪丰改高单价后让沈某制作报关材料；2012年左右，潘风云及其在孟维菁办公室时孟维菁提出让潘风云虚高出口货物的价格，这样节省房租费，潘风云既没有答应也未反对；2014年5月左右，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后，潘风云召集业务员、单证员、仓库管理员、财务人员开会，让其等人销毁之前的业务资料，其才知道潘风云报关时虚高了价格，其怕案发后自己讲不清楚便私自保存了自己电脑内的所有资料；同年8月左右，其及潘风云、罗迪丰到孟维菁办公室与孟维菁、丁某、陆某一起商谈时，孟维菁、丁某讲元禾公司的收汇有缺口，问是否能让客户先汇预付款，其讲没有办法，被告人丁某讲前期元禾公司的收汇缺口由余杭国贸公司调汇，其与潘风云两次到孟维菁家中，孟维菁让其等人不要承认余杭国贸公司是代理出口；本案侦查期间，其还重新联系客户让客户通过邮件方式将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给其；在案的其提供的第9卷、第36卷的客户原始资料与谢某提供的意大利客户的部分资料是对应的等事实；9、证人谢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形式发票、装箱单、工艺单，证实2011年3月，其到元禾公司做外贸跟单业务，2012年开始，其跟还秋生负责2011年起便与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意大利客户Ｃｏｎｂｉｐｅｌ，一般Ｃｏｎｂｉｐｅｌ将定单合同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其公司，其公司根据定单要求让加工厂完成加工定单后，外贸业务员制作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报关数据提供给单证员沈某，沈某再制作报关单据提交给余杭国贸公司进行出口，其提供给单证员沈某的形式发票等出口资料均与客户提供的定单上的原始信息基本一致，均是真实的，另其向侦查机关提交2011年、2013年意大利客户Ｃｏｎｂｉｐｅｌ的合同定单、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材料，其中2013年的货物数量共计12953件；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元禾公司与桐乡市雪松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元禾公司向雪松公司购买的毛皮围巾、毛皮披肩均出口至意大利销售给Ｃｏｎｂｉｐｅｌ的事实；10、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在元禾公司工作期间负责土耳其、德国、法国客户的业务往来，一般程序是客户通过面谈或电话沟通后其做类似形式发票的资料给客户的方式确认定单，其公司完成生产定单后，其将形式发票、装箱单等资料给沈某进行报关出口，故其提供的形式发票资料系原始资料等事实；11、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4年，其一直在元禾公司担任单证员，根据其公司的业务员还秋生、高某、谢某给其的形式发票、装箱单制作托单，并将托单交由货代公司订仓后通知业务员发货，其同时制作报关材料及空白的报关单给货代公司，并按照罗迪丰的要求给罗迪丰一份货代公司给其的报关预录单电子版，需要制作产地证时其会发一份含有真实形式发票及形式箱单上数据的ＷＯＲＤ文档给陆某；约二个月后，报关单退到其处，其将报关单、出口货物明细、报关发票、提单复印件等交给公司财务罗迪丰，等罗迪丰开具发票及制作单子后一般由其交给陆某，也有可能由罗迪丰交给陆某，之后由余杭国贸公司操作退税，其的报关出关手续均是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制作；2011年开始到2013年下半年期间，在被告人罗迪丰跟其讲后其在每次报关前将真实的形式发票等材料拿给被告人罗迪丰，罗迪丰将其中部分货物单价虚高后（数量基本未变）后由其进行报关或其在罗迪丰的指使下按照罗迪丰计算的虚高的数据制作报关发票；2014年5月，余杭区国税局到其公司查账后，潘风云要求其删掉相关资料，但其仅删除了2013年之前的资料，2013年及2014年的资料已拷贝至Ｕ盘中提交侦查机关，其中其提供的2013年的资料是其从谢某、还秋生、高某等业务员处获取后提供给罗迪丰，罗迪丰将数据修改后给其的等事实；12、证人余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9月开始，其一直在元禾公司担任出纳，其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账目结算由罗迪丰负责，其不清楚，公司毛皮原料采购由毛某负责；2012年期间，其在认证发票时发现隆瑞公司及利信公司开具给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会计罗迪丰审核后交给其认证，与发票相对应的用款申请单由业务员签字，并经潘风云、罗迪丰审核，其根据申请单上的金额付款给对方，且入库单及购销合同均是罗迪丰给其并附在发票上的，是否有业务往来其不清楚，2011年至2014年5月，潘风云一直使用其个人开户的尾号为0798的农业银行卡，且其发现经常有大量的资金进出等事实；13、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开始，其在余杭国贸公司业务部担任单证员，负责元禾公司与其公司的业务往来，一般情况下，沈某需要做产地证（英文缩写为ＦＯＲＭＡ、ＣＯ）时会提供给其清关所需资料的ＷＯＲＤ文档，其在系统上做好之后会将电子版发给沈某，沈某确认之后其提交给贸促会或商检局，拿到正本之后交给沈某；一般沈某在报关后，将需要出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购销合同、出口明细单、提单复印件、海关退单等资料报送至其处，其核对上述资料后制作外汇发票（一式四联）提交给其公司负责退税的宓仲谋，由宓仲谋负责办理退税等工作，在客户将外汇汇至其公司账户后，罗迪丰也会把到账外汇的手写清单送至其处，其在财务处拿到银行水单后在水单上写上ＹＦ，自己留底一份后将水单正本交给丁某，并联系元禾公司会计罗迪丰进行货款结算，罗迪丰将已扣除其公司的管理费（按每出口1美元的商品收取人民币0.11元）的付款结算单等材料给其，其核对海关退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填写出口业务结算单连同罗迪丰给其的结算单一起交给丁某，由丁某安排汇款，其保存了2012年至2014年沈某报送至其处的电子资料；2014年8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其公司时，丁某打印了2012年至2014年的财务凭证，让其填写元禾公司的收汇及付款资料的统计表，但其发现期间的收汇金额与报关金额出现缺口，其通过丁某给其的记账凭证号找到了相应的水单配到元禾公司统计表后元禾公司的账目才平的；以及部分涉及元禾公司的记账资料并非其本人经手等事实；14、证人葛某的证言，证实2001年开始，其一直在余杭国贸公司担任会计，负责工厂发票的录入、销售凭证、现金凭证等工作，其所在的财务部总监为丁某，负责审核凭证、报表、银行贷款、工厂的货款、报税等；姚莺英是出纳，负责银行凭证、支票的打印机银行进出凭证等工作；郁某是出纳，负责审核姚莺英的银行凭证、登记水单、装订凭证、整理日常资料；范金玲是出纳，负责跑银行、税务等工作；其公司涉及元禾公司的账目由其公司向元禾公司购买货物的货款账目、出口货物的销售账目及结汇账目组成，其中其公司向元禾公司购买出口货物的货款账目中其负责统计元禾公司开给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姚莺英负责统计其公司支付给元禾公司的货款记账，出口货物的销售账目及结汇账目其均根据业务员陆某提供的单据做电子账目，并交由丁某审核，案发后，其发现该账目每年均存在部分未收汇的情况；其公司收汇的做账流程是其公司指定联系银行的范金玲将从银行拿回的收汇银行水单交给财务人员郁某后，郁某按照不同的银行账户手写登记在册，由业务员领取各自负责收汇的银行水单交由丁某登记，丁某根据收汇的情况安排支付工厂货款，领取情况由姚莺英负责电子登记做账，财务人员将每月底业务员尚未领取的银行水单做账做到应收外汇账款下的“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科目中，此后若有业务员领取银行水单由其进行正常调整并做好记录；2012年10月29日转-0712号凭证记载的外汇428250美元（对应人民币2671000元、摘要“调整外汇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20121029”）、同年11月30日转-0549号凭证记载的外汇161030.6美元（对应人民币1000000元、摘要“冲元丰美元、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20121130”）、2013年6月24日转-0530凭证记载的外汇132375美元、同年12月5日转-1003号凭证记载的外汇809257美元（对应人民币4933959元）、2014年4月22日转-0440号凭证记载的外汇1702526美元、680000美元（对应人民币分别为10396985.78元、4171582.76元）并非由其调整，应该系被告人丁某调整，以及从“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一栏中均记载公司的收汇等事实；15、证人郁某的证言，证实其在余杭国贸公司担任出纳，主要负责登记水单、核对银行付款、核算结算单，其所在公司资金使用的一般流程是业务经理提出用款申请，先后交由丁某、孟维菁签字，之后由姚莺英打印单据后由范金玲等人到银行付款，因其听到姚莺英问丁某个人银行卡的回单怎么做账，故其知道其公司有汇款给个人的情况，且该部分银行卡由丁某保管的事实；16、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实2001年年底，其到余杭国贸公司行政部工作，占2%的股份，2012年及2013年，其两次领取公司分红共计15万元左右，均是汇入其平安银行卡的事实；17、证人吴某丙的证言，证实其系余杭国贸公司副总经理并同时担任业务一部的经理，持10%的股份，该公司由孟维菁负责日常经营及财务，一般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股东会，一般事项由孟维菁、其及辛某等人讨论决定；其分别于2013年年初及2014年年初分得2012年及2013年的分红共计约100万元，期间，被告人孟维菁曾告诉其股东分红交税多，她在想办法避税，但具体如何避税其不清楚，2014年7、8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其所在公司时，孟维菁向其提及股东分红是通过元禾公司的套现所得的事实；18、证人辛某的证言，证实其系余杭国贸公司副总经理、业务二部经理，持10%的股份，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其共分得股东分红约100万元，均汇入其平安银行的账户，在2012年分红前，孟维菁讲其中的70万元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余30万元是要交税的，2014年5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公司后孟维菁告诉其等人股东分红的资金系孟维菁通过元禾公司套现所得的；其负责的业务二部外汇基本结清，从不调整及补充外汇的，如果部分外汇无法收回，则需要上报至丁某处，并作为业务部门的亏损处理，丁某如何做账其不清楚的事实；19、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东欣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二部主任，余杭国贸公司2011年至2013年年度审计报告系其所在事务所审计，并由其及陈国荣担任审计人；一般其所在事务所收到余杭国贸公司的审计委托后上门进行审计，并由余杭国贸公司提供企业年度报表、所有的会计凭证、银行对账单等相关会计资料以备审计，审计时主要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审计工作，丁某是余杭国贸公司协助其等人审计的财务负责人，从审计情况看，余杭国贸公司2011年至2013年每年的收汇未发现异常，从账目上看是借贷平衡；从在卷的第712号、第1003号记账凭证上看，显示的是余杭国贸公司在收汇记账的时候可能将一个ＹＦ客户的收汇误记入了ＪＫ-ＺＬ的科目下，需要更正，应收账款总额不变，但是对应ＹＦ客户的应收收汇的余额发生了变化，即经过调整并记账后就显示ＹＦ客户的收汇余额减少，ＪＫ-ＺＬ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客观上就是对ＹＦ客户收汇余额进行了调整，从会计记账原理看，三角债、正常内部资金流转和调整，均不会涉及到调整收汇等事实；20、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其与妻子危丽娟在桐乡崇福毛皮市场经营“鑫泰皮草店”，2009年开始至2014年下半年期间，毛某从其处采购兔毯毛皮及少量的毛皮原料，总金额约100万元左右，基本是刷卡支付货款，货款是支付到危丽娟的银行卡上的，货物也由毛某自行提取的，其从来不开发票，也未保存相关凭证的事实；21、证人曹某乙的证言，证实其在桐乡市金斯特服饰厂（以下简称金斯特厂）做业务工作，2012年至2013年期间，潘风云以余杭国贸公司的名义委托其厂加工毛皮披肩，并签订合同，总数量共计5750件，货款共计674059.84元，发票上的总金额为788650元，之后货物均送至上海的港口出口，其与元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事实；22、证人吕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雪松公司的总经理，2012年至2013年期间，潘风云安排谢某以余杭国贸公司的名义委托其公司加工毛皮披肩，并签订合同，具体加工数量已记不清楚，发票是开给余杭国贸公司的，总金额大约是66万元，货物均由其公司负责送到上海港口的，后续情况其不清楚，其公司与元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事实；2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元禾公司取得隆瑞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账、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入库单、用款申请单、单笔查询明细、扣款通知书、抵扣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调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账、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入库单、用款申请单、单笔查询明细、扣款通知书、抵扣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材料，记载2011年至2013年，元禾公司取得隆瑞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02张，金额共计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329万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2265万余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以及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元禾公司汇入隆瑞公司账户钱款的相关情况等事实；2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013年、2014年元禾公司取得利信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入库单、用款申请单、汇款凭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调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入库单、用款申请单、汇款凭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材料记载2013年至2014年，元禾公司取得利信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42张，金额共计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232万余元，价税合计共计人民币1601万余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以及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元禾公司汇入利信公司账户钱款的相关情况等事实；25、毛某的笔记本复印件，证实毛某的笔记本复印件中记载“2014年1月22日，利辛14526000元，隆瑞1400000元，合计15926000元，税金15296000＊0.06＝955560元。2013汇出11426500；2014汇出4000000；15426500元；下午2点多汇国哥100万，全部打回，孟总50万，丁某50万，下午3点多汇国哥100万，打回我卡上50万，留下50万当税金、让国哥开以下发票：狐狸200张＊1650＝330000元，貉子2100张＊950＝1995000元，共2325000元”等内容的事实；26、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等，证实户名为元禾公司、账号为20×××30的账户的收支情况，其中该账户于2011年8月30日至2014年8月14日期间，共收到余杭国贸公司的款项共计人民币8300余万元；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该账户汇入利信公司账户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802万余元等事实；27、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隆瑞公司及利信公司的账户及交易明细，证实账号为91×××09、户名为隆瑞公司的账户及账号为91×××42、户名为利信公司的账号的交易情况，其中2011年至2014年，元禾公司的账户汇入隆瑞公司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265万余元，汇入利信公司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02万余元等事实；28、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账户交易明细、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信息、银行汇（本）票申请书、借记卡-卡资料查询，证实户名为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丁某、毛某及李宪全、李素霞、李增强、王保成、赵亚臣、王二川、崔某、余某乙、郑靓姣、余某甲等账户的交易情况，其中户名为李宪全、李素霞、李增强、王保成、赵亚臣、王二川等账户汇入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丁某、毛某及崔某、余某乙、郑靓姣、余某甲等人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780万元以上，其中汇入户名为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100万元以上等事实；29、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交易明细、出口汇款融资申请书、报关单、售货确认书、发票、装箱单等，证实户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账户的部分出口汇款融资的情况；30、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证实2014年11月5日，侦查机关从谢某处接受2013年意大利客户Ｃｏｎｂｉｐｅｌ的部分定单合同等材料的事实；31、调取证据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光盘、定单资料、客户资料、形式发票、订购单、装箱单、笔记本电脑等，证实侦查机关从还秋生、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受或调取余杭国贸公司（实为元禾公司）与意大利客户Ｃｏｎｂｉｐｅｌ、加拿大客户Ｒｕｄｓａｋ、丹麦客户Ｂａｌｌｇｒｏｕｐ、美国客户ＤａｎａＳｔｅｉｎ、俄罗斯客户Ｔａｎｙａ、法国客户等间的形式发票、定单资料、订购单、装箱单等材料，记载涉案的合同号为ＹＡ7461201、ＹＡ8191202-1、ＹＡ83712011、ＹＡ83712012等34份合同中元禾公司（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的定单金额共计292万美元左右，结合实际出口的数量，元禾公司（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与上述客户间的其中34份合同中实际销售收入共计293万余美元，其中部分材料由被告人潘风云及国外客户签字确认，部分材料盖有“孟维菁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等事实；32、接受证据清单、Ｕ盘资料，证实2014年10月30日，侦查机关从沈某处调取的Ｕ盘中打印出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出口货物预录报关单等书面资料，记载2013年元禾公司通过余杭国贸公司出口的业务报关的相关情况；33、接受证据清单、发票、报关箱单、报关单、空运进仓通知，证实2014年12月15日，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陆某处接受2012年、2013年生产厂家为元禾公司、经营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报关单、商业发票、报关箱单等资料的事实；34、调取证据清单、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账簿启用及交接记录、明细账等，证实2014年9月26日，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账簿启用及交接记录、明细账等情况，其中2011年至2013年，元禾公司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6500余万元，税额共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等事实；35、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记账联、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通用机打发票（退税联）、产品购销合同、余杭国贸公司申报退税数据资料、出口退税情况统计表，证实2014年9月26日，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余杭国贸公司涉及元禾公司进项的申报退税的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记账联、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通用机打发票（退税联）、产品购销合同等材料，记载涉案的合同号为ＹＡ7461201、ＹＡ8191202-1、ＹＡ83712011、ＹＡ83712012等34份合同中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839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金额为人民币271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82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税额为461万余元），价税合计共计人民币3321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价税合计共计为人民币3176万余元），退税额为人民币444万余元（均已退税）等事实；36、调取证据清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记账凭证、发票、回款凭证等，证实雪松公司及金斯特厂的相关情况，雪松公司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571000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97000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668000余元；金斯特厂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674000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114000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788000余元等事实；37、记账凭证、收款回单、贷记通知银行副本、贷记通知、结汇水单及通知、汇款汇入通知书，证实余杭国贸公司收到合同号为ＹＡ83713001等合同（供应商为元禾公司）的外汇的相关情况；38、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企业会计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企业会计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情况；39、接受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应付账款三栏明细账，证实侦查机关从葛某处接受科目分别为应收账款／总公司业务部／ＹＦ、应付账款／应付国内账款（供应商元禾公司）的明细账记载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的货款往来、余杭国贸公司（ＹＦ）的外汇收支情况，其中的部分内容摘要如下：2012年10月29日，凭证号转-0712，摘要为调整外汇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428250元，金额2671000元；2013年12月5日，凭证号转-1003，摘要调整预付款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809257元，金额4933959元；2014年4月22日，凭证号转-0440，摘要为调整20140212-03-015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1702526元、-680000元，金额10396985.78元、-4171582.76元等内容等事实；40、调取证据清单、银行日记账、应收账款明细，证实侦查机关从吴某丙处调取的银行日记账、应收账款明细账等材料的事实；41、调取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账、调整记录、记账凭证，证实2015年3月20日，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调取应收账款明细账（科目为应收账款／应收国外账款／总公司／ＪＫ-ＺＬ）、调整记录本记录等材料，其中编号为712号的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10月29日，摘要为“调整外汇2012.10.29”，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借方金额为4478316.9元，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ＹＦ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金额为2671000元；编号为1003的记账凭证记载2013年12月5日，摘要为“调整预付款2013.12.05”，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借方金额为4933959元，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ＹＦ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金额为4933959元；编号为0440号的记账凭证记载“调整20140212-03-1052014.04.22应收账款”，“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10396985.78元”，“ＹＦ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10396985.78元”，“ＪＫ-ＺＬ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4171582.76元”，“ＹＦ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4171582.76元”，上述记账凭证的记账人均为被告人丁某等事实；42、调取证据清单、收汇登记资料、付出口费用明细账、押汇记账凭证、转账凭证，证实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调取收汇登记资料、付出口费用明细账、押回记账凭证、转账凭证等材料记载余杭国贸公司收汇的相关情况；4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结算单据，证实2014年11月13日，侦查机关从陆某处调取付款结算单据的相关情况；4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水单，证实2015年2月10日，侦查机关从还秋生处调取加拿大客户Ｒｕｄｓａｋ向余杭国贸公司付款的付款水单等事实；45、税务处理决定书、余杭国税稽查局出具的证明、税收缴款书、情况说明、送达回证，证实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涉案的退税款人民币169万余元已全部补缴入库等事实；46、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吴某丙、辛某）（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的辩护人提交），证实户名为吴某丙、辛某的账号的收支情况；47、荣誉证书（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的辩护人提交），证实余杭国贸公司所获荣誉的相关情况；48、调取证据清单、公司基本情况、章程，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元禾公司及余杭国贸公司的基本情况，其中元禾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姓名为潘风云、郑靓姣，余杭国贸公司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为孟维菁，自然人股东为孟维菁、辛某、吴某丙、丁某、潘风雷等11人等事实；49、情况说明、举报材料、被告人孟维菁的供述和辩解等，证实被告人孟维菁报称其经营的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等事实；50、户籍证明、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孟维菁、丁某、毛某的身份及查无前科的情况；51、抓获、破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孟维菁、丁某系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毛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的事实；52、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董成的证言、在职证明，证实2014年3月底，其到余杭国贸公司工作，目前余杭国贸公司主要由其、辛某、吴某丙三人经营管理，主要负责偿还工厂货款及银行贷款、清退员工，从其事后了解的情况看，其认为被告人孟维菁等人可能不清楚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53、被告人潘风云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是元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实际负责公司运营，其公司没有出口经营权，是依赖余杭国贸公司的名义做出口业务的，其公司每出口1美元余杭国贸公司收取人民币0.11元的代理费；2011年左右，其到被告人孟维菁的办公室时被告人孟维菁提出其所经营的元禾公司的纺织品行业出口退税比较高，让其在实际出口销售的基础上报高20%至30%，其问外汇如何解决，被告人孟维菁讲肯定有办法的，同时其向被告人孟维菁借钱时，被告人孟维菁提出让其帮忙套现，并让其多报一点税，其同意，当时丁某也在场；其与员工还秋生商量后决定通过在真实外贸业务的基础上虚高货物单价的方式来骗取出口退税并达到帮助余杭国贸公司套现的目的，之后其告诉会计罗迪丰上述事宜，让罗迪丰具体负责实施，根据余杭国贸公司的套现数额（一般由被告人孟维菁告诉其具体数额），虚高货物单价出口，待真实外汇结算后，再通过余杭国贸公司以虚高后的总额申报出口退税以骗取税款；一段时间后，双方对账时账上显示的虚高部分的货款，由余杭国贸公司以预付款形式汇至元禾公司账户，元禾公司通过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回流资金至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的个人账户，期间相应的外汇由余杭国贸公司自行解决，其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款项由被告人罗迪丰与丁某负责，套现款、实际收汇等情况均需要一笔笔计算清楚，因被告人丁某每年均需要调汇，故丁某肯定清楚虚高的情况，缺少的进项发票一般由罗迪丰计算出缺口数额后由被告人毛某负责联系隆瑞、利信公司进行解决，毛某将发票开来后也是交给罗迪丰做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所需要的入库单、购销合同怎么弄其不清楚；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孟维菁将其叫到她办公室后，见到了被告人丁某后其才知道套现的金额为1000万左右，被告人孟维菁让其向公安机关讲该笔钱系借款；以及期间，其公司每年业务的正常外汇均结清，一直以来，由被告人毛某负责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业务，但具体采购地点其不清楚，一般是隆瑞、利信公司帮其公司在崇福皮毛市场进行代购；其公司与雪松公司、金斯特厂之间是有实际业务往来的，但该两家公司的发票是开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因为如果开给元禾公司，元禾公司再开给余杭国贸公司，元禾公司需要多缴纳税款等事实；54、被告人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0年至案发期间，其担任元禾公司的会计，被告人潘风云负责公司全部工作，被告人毛某主要负责采购毛皮，余某甲主要负责染色、管理工厂，还秋生负责管理外贸部；其在工作中发现进项发票不够的情况下会向潘风云汇报，潘风云让其与被告人毛某或余某甲联系，催促客户开具已完成交易但未开具的发票，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发票是由毛某将货物的名称、单价给其后其打印购销合同交给毛某，毛某联系对方开具发票，但其不清楚该两家公司是否实际销售了毛皮原料给元禾公司；元禾公司的货物一般通过余杭国贸公司出口，一般流程是还秋生将出口的数据通过沈某提交给其，其交由潘风云审核同意后让沈某报关出口；大约2012年左右，被告人潘风云让其将公司出口服装的单价虚高30%至40%或50%，2012年左右至2013年，其即按照被告人潘风云的要求将服装的单价虚高后交给沈某报关出口，偶尔沈某将退税材料准备好后由其带给陆某，但其不清楚最后拿什么材料申报退税，一般其在接到陆某的已收到外汇的通知后，与还秋生核实数额，后与余杭国贸公司进行结算，虚高后的外汇部分如何解决其不清楚，共计虚高约130万美元左右，虚高部分的钱款其在做账时是挂在余杭国贸公司的应收款下的，系其公司需要向余杭国贸公司收取的，其向被告人潘风云汇报后直接联系丁某或丁某直接联系其汇款，余杭国贸公司将钱款汇入后基本上当日或次日潘风云让出纳将钱款汇入山东的企业，后回流到孟维菁或丁某的个人账户中，而回流到其个人账户中的钱款，其系按照潘风云的要求给出纳或业务员毛某，其与被告人丁某结算钱款时区分正常货款、虚高钱款的；2013年12月左右，其通过余杭国贸公司400万的资金回流的情况发现三家公司走账不正常，经询问毛某后其才知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月，其告诉被告人潘风云进项发票不够时潘风云让其通知毛某开部分发票过来，毛某随即从利信公司开具1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不知道虚高出口价格系违法行为，其只是打工，未获取额外的好处费；案发后，其等人在被告人孟维菁办公室商量补外汇缺口时及国税查账时其听孟维菁说她很后悔做该事等事实；55、被告人孟维菁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系余杭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股东，占45%股份，被告人潘风云在国贸大厦七楼租用场地经营元禾公司，元禾公司通过其公司出口，并在缺少流动资金时依靠其公司获取预付款，元禾公司所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开具给其公司的，其公司收取管理费；一般元禾公司接到国外定单后，其先垫付部分资金给元禾公司用于毛皮原料采购，元禾公司加工完成定单后，将出口的单据、合同等资料提交给其公司，其公司负责出口，并在收到外汇后，根据元禾公司提供给其公司的外销发票上的出口金额与收汇的金额进行核对，之后扣除管理费后将余额付给元禾公司，其公司的财务结算先由陆某结算后交由财务总监丁某审核；2012年至2013年，为避交个人所得税，其、辛某、吴某丙和丁某等人商议后决定用套现方式分红，其公司通过元禾公司套现1000余万元，其公司以货款的名义汇钱给元禾公司，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其公司，套现钱款最后回流到其和丁某的个人账户上，但潘风云具体怎么套现的其不清楚，套现的事情是其与潘风云商量后其交由丁某操作的，扣钱和资金回流是由丁某与被告人罗迪丰操作等事实；56、被告人丁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1998年开始，其一直在余杭国贸公司担任财务，2002年左右，其开始担任财务总监，负责审核凭证、做报表、记账、融资；元禾公司与其公司业务往来已多年，有关两家公司财务的事情其主要与被告人罗迪丰联系，一般情况下货物出口后，元禾公司先开发票给其公司，等外汇收到后双方之间就结算货款，如果外汇没有收到，其公司不支付货款，但退税款系提前垫付，每次陆某将做账的外销发票和增值税进项发票的记账联交由葛某做好帐后交给其审核凭证，其公司内部管理上将元禾公司的编号记成ＹＦ，2012年左右，被告人孟维菁、吴某丙、辛某讨论决定公司分红时其也在场，最后决定通过元禾公司走账的方式套现避免交个人所得税，被告人孟维菁与潘风云商定后让其分批将钱款汇入元禾公司，之后孟维菁督促潘风云先后将钱款汇入孟维菁或其的账户中，采用上述方法套现人民币900万元左右，之后其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给吴某丙、辛某、葛某、曹某甲、曹继炜、龚伟胤、王小平等人汇款，期间，其通过被告人孟维菁知道元禾公司可能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发现元禾公司有外汇收汇缺口时，为平元禾公司的账目多次将“ＪＬ-2Ｋ”总公司孟维菁的账目下调到了元禾公司项下调汇（其辩称其是将预提佣金调整到了元禾公司项下，而不是调整收汇至元禾公司项下）等事实；57、被告人毛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笔记本复印件，证实2008年开始，其一直在被告人潘风云经营的元禾公司负责采购，其公司的毛皮原料主要是从桐乡崇福的个体毛皮经营户购买的，年购买额大约600万元左右，但均未开票；2011年，其通过潘风云认识实际控制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李宪全，潘风云告诉其财务上需要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由罗迪丰告诉其开票的详细内容后让其联系李宪全，李宪全按照其等人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先后邮寄给被告人潘风云及其，其收到发票后就交给罗迪丰，被告人罗迪丰让其或她自己到吴某甲处填写虚假的入库单，同时制作一份虚假的向隆瑞、利信公司购买毛皮的购销合同，罗迪丰在购销合同上盖好公章后让其邮寄给李宪全，李宪全盖上公章后将其中一份邮寄给其，其将收到的合同交给罗迪丰，同时被告人潘风云讲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对应的资金公司财务负责汇款，让其跟踪回款，具体数字罗迪丰会提供给其，回款的账户由潘风云或罗迪丰打电话告知其后其通过短信通知李宪全，李宪全收取6%的开票费，回款的账号有户名为其、罗迪丰、崔某、余某乙、丁某、孟维菁等账户，汇至其等人卡上的钱款均被其拿去支付货款，走款资金的数额其没有统计过，且被告人罗迪丰从2011年开始便明知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之间无真实的业务往来；2014年，国税部门调查时复印了其记载部分真实记录的笔记本，在最初接受国税部门调查时其按照潘风云的说法说成借款；之后，潘风云让其到山东躲避时其的笔记本被李宪全烧掉，其躲避的三个月期间了解到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由李宪全实际控制，李宪全还让其集中签名造假销货单、购销合同；李宪全打电话让赵亚臣等人避一避，其听李宪全讲他在崇福皮毛市场有门店，但其从来没有去李宪全的门店购买货物，其到崇福只从危丽娟、鲲鹏的马大姐、王明阳、刘洪辉的店里买过，而且除了从马大姐家开过一部分发票外，其余均未开票的，其从未让李宗建、李建勋、王保成等人送货；2014年10月下旬，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2011年至2014年，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未发生过真实的业务往来，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的，开票费是每年的春节前统一通过汇款的方式汇至对方账户，李宪全扣掉开票费后将剩下的款项按照其提供的银行账户回流，其找被告人罗迪丰核对数额并填写用款申请单，无异议的情况下其反馈给李宪全，至案发，开票费及回款均已结清，具体数字罗迪丰清楚，其还与被告人罗迪丰讲事情不能这样做，被告人罗迪丰还讲她与其均是打工的，只能按照老板的要求照做等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单位元禾公司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公诉机关指控元禾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被告人潘风云辩称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存在真实业务关系，其公司到崇福皮毛市场购买货物也是上述二家公司帮忙代购的；被告人潘风云的辩护人提出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与元禾公司有真实的业务往来，产生款项回流的原因是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出于做账的需要以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属于重复收取，且在卷证据证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交易金额近8000万元，在此前提下，仅凭被告人毛某的供述认定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认定要求，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风云所在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不准确，经查，在案的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和毛某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余某乙、郭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毛某负责元禾公司的毛皮采购，其中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毛某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被告人毛某负责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联系；被告人毛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之间未发生过真实的业务往来，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上述内容部分得到被告人毛某的记账本记载内容的印证，部分得到证人吴某甲关于无货入库的情况下开具入库单、公司的毛皮大部分从崇福市场采购而来等证言的印证，并有审理查明的由元禾公司通过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走账回流大量资金的事实予以佐证，足以证实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元）均为虚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罗迪丰辩称其从2013年年底起才知道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迪丰仅应对其中的288927.35元承担刑事责任，经查，被告人潘风云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财务缺少的进项发票由罗迪丰计算出缺口数据后联系被告人毛某进行解决；被告人毛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被告人罗迪丰从2011年开始便明知元禾公司与隆瑞、利信公司之间无业务往来，其是在罗迪丰告诉其开票内容后联系李宪全虚开，其收到发票后罗迪丰会制作虚假的购销合同并负责汇款等事宜，回款账户也由潘风云或罗迪丰告知其，且有证人吴某甲关于其经罗迪丰授意在无货进库的情况下开具入库单等的证言予以印证，结合被告人罗迪丰长期在元禾公司担任财务人员，并负责虚增货物出口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货款，根据进项发票缺口向被告人毛某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迪丰从2011年开始便明知元禾公司在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由该两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具体参与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故应对2011年至2014年期间，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为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承担责任，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单位元禾公司及被告人潘风云均辩称元禾公司是在余杭国贸公司的要求下虚增出口销售收入约50万美元；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认定的虚高部分金额之依据存在严重瑕疵；被告人丁某的辩护人孙勇提出因还秋生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并用虚假的理由调取证据，所提供的证据金额与潘风云及罗迪丰等人所称的金额相矛盾，且调取域外证据需要公证或认证程序，故用于认定虚高金额的证据不确实充分，经查，在案的证人还秋生的证言与证人谢某、高某、沈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元禾公司完成生产订单后根据真实的形式发票、装箱单等资料交由沈某进行定仓，故在本案中，证人还秋生作为元禾公司的负责出口业务的人员，证人谢某作为元禾公司的跟单某，分别存有各自客户真实的形式发票等材料，证人还秋生、谢某处调取的涉案业务相关的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材料系侦查人员依法调取，与本案有关联性，内容部分得到相应合同号的外汇收入的印证，部分材料有被告人潘风云及国外客户的签字确认，部分材料盖有“孟维菁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真实可信，且经比对，上述材料中记载的数量与相对应的申报出口销售收入的数量大致相当，结合审理查明的元禾公司存在虚增出口销售收入的事实、被告人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及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仅虚高了部分货物的单价的事实，对上述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根据在案的从证人还秋生、谢某等人处调取的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材料并结合实际出口数量计算所得本案实际出口销售收入为293万余美元并无不当，被告人潘风云的上述辩解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也未在被告人罗迪丰处得到印证，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辩称其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对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事先不知情；其辩护人同意被告单位的意见，并提出余杭国贸公司虽然通过元禾公司账目套现金额877.1万元，但一直到2014年国税部门调查时才发现元禾公司近179万美元的外汇缺口，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2013年余杭国贸公司进行调汇的事实不成立；被告人孟维菁辩称其仅让元禾公司帮忙套现用于股东分红，其未参与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孟维菁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孟维菁及所在余杭国贸公司未与他人或元禾公司合谋骗取出口退税，公诉机关将虚高单价与套现相联系用于证实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共同骗取出口退税不能成立，经查，（1）被告人潘风云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还秋生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孟维菁提出让元禾公司虚增出口销售收入；（2）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与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的余杭国贸公司涉及元禾公司进项的申报退税的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等书证相互印证，结合审理查明本案中确实存在的虚增出口销售收入的事实，证实元禾公司向余杭国贸公司开具了与申报出口销售收入相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被告人丁某供认其通过被告人孟维菁知道元禾公司可能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发现元禾公司有外汇收汇缺口时调整了外汇，上述证据与被告人潘风云等人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结合审理查明被告人丁某调整收汇的事实，足以认定余杭国贸公司在明知元禾公司虚高出口销售收入的情况下调整收汇；（4）被告人孟维菁供认其公司将套现款项汇入元禾公司后元禾公司向其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结合余杭国贸公司以元禾公司开具给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出口退税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孟维菁作为余杭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人潘风云作为元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谋后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实际骗取了出口退税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潘风云的辩护人提出，元禾公司扣除开票费、教育附加税等其他税收后实际获利40万元左右，余杭国贸公司通过走账套现目的仅在于逃避个人所得税，故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情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共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法理，故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潘风云及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还秋生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潘风云作为元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人孟维菁商定虚增出口收入，结合元禾公司向余杭国贸公司开具了与申报出口销售收入相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出口退税，从而骗取了出口退税这一客观事实，足以认定元禾公司经被告人潘风云决定与余杭国贸公司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实际骗取了出口退税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罗迪丰辩称其一开始并不清楚虚高出口销售收入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经查，本案中，被告人罗迪丰明确其本人实际负责虚高出口销售收入，并负责与被告人丁某核对账目，向余杭国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合被告人罗迪丰多年从事会计工作、元禾公司向余杭国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申报出口退税等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迪丰应当清楚虚高出口销售收入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必然可以骗取出口退税，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丁某的辩护人孙勇提出，现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丁某知道虚高出口货物单价的事实，被告人丁某的调账行为是在出口退税后对于经营活动的记载，与骗取出口退税无关，经查，被告人丁某关于其通过被告人孟维菁知道元禾公司可能虚增出口销售收入并发现元禾公司有外汇收汇缺口时调整了外汇的供述与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的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还秋生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丁某明知元禾公司虚高出口销售收入，且被告人丁某在此情况下调整收汇，目的就是使因虚高出口销售收入产生的缺口达到借贷平衡，为骗取出口退税提供了直接帮助，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让他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潘风云作为被告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毛某作为被告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中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被告人毛某虚开税额巨大且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结伙以假报出口、虚高出口货物单价等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分别作为被告单位骗取出口退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丁某分别作为被告单位骗取出口退税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且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元禾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561万余元，经查，本案中，被告单位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虚增出口销售收入时，元禾公司向余杭国贸公司虚开了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虚开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其中一部分作为进项用于冲抵虚增出口销售收入的销项（即元禾公司虚开给余杭国贸公司的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扣除税额170余万元），被告单位元禾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的骗取出口退税罪行中已对该部分税额予以评价，不宜重复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同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该部分应定性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元禾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被告单位元禾公司及其辩护人、被告人潘风云分别提出被告单位元禾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孟维菁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丁某的辩护人分别提出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的行为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应当宣告无罪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单位元禾公司及其辩护人提出元禾公司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系从犯，经查，被告单位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地位、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潘风云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迪丰、毛某在各自参与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迪丰、丁某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罗迪丰、丁某、毛某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毛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系自首，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孟维菁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被告人孟维菁报称其经营的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系其检举他人犯罪的行为，经查，被告人孟维菁作为余杭国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报称其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属于报案，不应认定为检举他人犯罪，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罗迪丰在庭审中对骗取出口退税罪自愿认罪，被告人丁某在庭审中对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被告人毛某认罪态度较好，本院分别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丁某、毛某适用缓刑。被告人罗迪丰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罗迪丰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对被告人罗迪丰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与被告人罗迪丰在庭审中未供认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行的表现及所犯罪行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余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均一人犯二罪，依法应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二条第（三）项、第三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二百一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七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潘风云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0月16日起至2028年10月1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罗迪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0月17日起至2020年12月1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五、被告人孟维菁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0月16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六、被告人丁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七、被告人毛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钱望浙人民陪审员许亚新人民陪审员鲍利强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沈国峰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骗取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潘风云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骗取出口退税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四年
name: 罗迪丰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骗取出口退税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
name: 孟维菁
crime: 骗取出口退税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六年
name: 丁某
crime: 骗取出口退税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name: 毛某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