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无为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曹迎东自2005年4月起担任无为县蜀山镇凤凰山行政村副书记兼任村会计，2011年担任该村党总支书记，该村自2007年以来，通过虚报粮食种植面积等方式，骗取国家惠农资金，由时任村会计的被告人曹迎东具体经办，将粮食种植面积分别虚报在曹迎东本人、原任村干部及一些农户名下。除了原村干部夏某某、闻某，农户周某某、曹某甲、潘某甲、潘某乙、曹某乙、曹某丙、刘某甲名下的一卡通存折由本人保管，农户符某某一卡通存折在闻某面前保管外，其余所有虚报的存折都由被告人曹迎东保管。至案发，凤凰山行政村骗取国家粮食补贴等惠农资金共计人民币90余万元。截至2011年9月8日，凤凰山行政村共支取国家惠农资金382851元，其中，该村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10年度在村账外支出共209202元；2008年4月份，该村以贾某某2007年度林业承包款的名义入村账15000元；2009年3月份以2008年度团山取土补助款的名义开据6000元于2011年5月入村账；2011年8月份以无为宏达公司2011年度上半年承包金的名义入村账71080元。余下81569元被被告人曹迎东侵吞并私用。案发后，被告人曹迎东退出人民币67569元。无为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曹迎东犯贪污罪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认为被告人曹迎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报粮食种植面积方式骗取国家粮食补贴，以截留的方式侵吞国家惠农资金及补助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建议法院对其判处五至七年有期徒刑。被告人曹迎东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贪污数额为81569元不事实，其中自己垫付了史家圩河道清淤工程款36225元、农网改造小工费8230元、政策性保险10680元，应从指控的数额中予以核减。其辩护人提出，蜀山镇凤凰山行政村套取惠农资金，刘乙及闻某、夏某某是知道的，套取的惠农资金，大多数用于还行政村债务和用于行政村建设工业园，并向本院提供了三份证据，一份是数额为36225元地方税务机关开具的付款发票，时间是2010年1月22日，款项是史家圩河道清淤工程；一份是伍某某于2008年10月2日出具的领条，领取凤凰山行政村农网改造小工费，计人民币8230元；一份是凤凰山行政村政策性保险现金缴款单，时间是2011年6月15日，证实被告人曹迎东垫付了上述款项，应从指控的81569元的数额中予以核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曹迎东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曹迎东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贪污案一审刑事判决书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陕1023刑初28号：商南县人民检察院以商南检公诉刑诉［2017］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犯贪污罪，于2017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商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卢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及郭某1的辩护人汤小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商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3月商南县财政局给原党马乡财政所下达2011年度（新增）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以下称粮食直补）指标1200亩（专项资金54000元），后党马乡财政所召开村干部会议传达政策分配指标，要求各村对粮食面积进行摸底后上报，财政所统一审核，五里牌村由被告人田某1参加会议。会后，经与村文书黄某1商议，田某1找财政所所长柴某争取指标，柴某说最多只能给200亩，黄某1得知后提出指标少、农户多，不好分配，与田某1商议将200亩指标分配给6名村干部作为补贴，之后田某1将这个想法告知柴某，柴某没有反对，同时提出党马乡马上要撤并，让田某1也考虑给财政所干部分一些指标，田某1让柴某再增加一些指标，柴某同意再给五里牌村增加100亩指标，分给财政所柴某、殷某、张某、吴某4人，田某1表示同意。之后，田某1在该村一次会议上提出村干部工资低、工作辛苦，乡上给的粮食直补指标准备给大家每人上报一点作为补贴，具体怎么分配会后再安排，并让黄某1不要记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被告人郭某1、余某、邬某以及黎某均表示同意。之后，田某1将一份写有4名财政所干部及6名村干部名单、上报亩数的单据交给黄某1具体操作，黄某1分别向其他村干部收集了“一折通”账号，并统计了该村已故村民郭某2、刘某、陈某1、田某24人的“一折通”账号，同时决定以其妻郭某3的名义上报粮食直补，最终制作成共计11人的“增加粮食直补面积表”，其中：以郭某2的名义给柴某上报30亩，以刘某、田某2、陈某1的名义分别给殷某、张某、吴某各上报20亩，给田某1上报50亩、郭某1上报40亩、黄某1上报30亩、余某、邬某各上报25亩、黎某上报20亩，郭某3上报20亩，田某1在该表册上签字后上报给财政所。2012年，黄某1又将之前上报的郭某2、刘某、田某2、陈某1对应变更为黄某2、黄某3、田某3、黄某4，继续为柴某、殷某、张某、吴某4人上报粮食直补，补贴资金由黄某1代领。2011年至2014年，粮食直补补贴资金均通过“一折通”账户兑付到位，其中：田某1领取13083.5元、郭某1领取10466.8元、黄某1领取7850.1元、余某领取6541.75元、邬某领取6541.75元，黎某领取5233.4元，郭某3领取5233.4元，黄某1代领补贴资金后交给柴某3000元、殷某3700元、张某3100元、吴某2900元。2014年8月，商南县开展惠农资金清查期间，郭某1召集其余5名村干部开会，要求退出各自领取的粮食直补补贴资金，并当场向黄某1退款10100元，会后其余5名村干部均未实际退款，而是以出具虚假收款收据、工程款票据的方式加以掩盖。2015年6月，五里牌村将虚报的300亩粮食直补指标核减后分配给其他村民。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身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实施粮食直补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田某1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78501元，个人实得13083.5元，郭某1、余某、邬某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49717.3元，郭某1实得10466.8元、余某实得6541.75元、邬某实得6541.75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属共同犯罪，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郭某1在办案机关调查之前已经主动向村集体退缴赃款，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田某1、余某、邬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郭某1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对于犯罪的指控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公共财产，而被告人领取的10466.8元是经过原党马乡及党马乡财政所以及财政局依法审批的个人财物。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的村委会集体会议通过的用粮食直补补发给6名村干部工资的事实不成立，公诉机关只提交了各被告关于开会分配粮食直补指标互相矛盾的口供，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四被告具有共同犯罪的事实，仅凭口供无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本案四被告贪污罪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就共同犯罪的指控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不能以此认定。本案被告郭某1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作出被告人郭某1无罪判决。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商南县财政局给原党马乡财政所下达2011年度（新增）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以下称粮食直补）指标1200亩（专项资金54000元），后党马乡财政所召开村干部会议传达政策分配指标，要求各村对粮食面积进行摸底后上报，财政所统一审核，五里牌村由被告人田某1参加会议。会后，经与村文书黄某1商议，田某1找财政所所长柴某争取指标，柴某说最多只能给200亩，黄某1得知后提出指标少、农户多，不好分配，与田某1商议将200亩指标分配给6名村干部作为补贴，之后田某1将这个想法告知柴某，柴某没有反对，同时提出党马乡马上要撤并，让田某1也考虑给财政所干部分一些指标，田某1让柴某再增加一些指标，柴某同意再给五里牌村增加100亩指标，分给财政所柴某、殷某、张某、吴某4人，田某1表示同意。之后，田某1在该村一次会议上提出村干部工资低、工作辛苦，乡上给的粮食直补指标准备给大家每人上报一点作为补贴，具体怎么分配会后再安排，并让黄某1不要记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被告人郭某1、余某、邬某以及黎某均表示同意。之后，田某1将一份写有4名财政所干部及6名村干部名单、上报亩数的单据交给黄某1具体操作，黄某1分别向其他村干部收集了“一折通”账号，并统计了该村已故村民郭某2、刘某、陈某1、田某24人的“一折通”账号，同时决定以其妻郭某3的名义上报粮食直补，最终制作成共计11人的“增加粮食直补面积表”，其中：以郭某2的名义给柴某上报30亩，以刘某、田某2、陈某1的名义分别给殷某、张某、吴某各上报20亩，给田某1上报50亩、郭某1上报40亩、黄某1上报30亩、余某、邬某各上报25亩、黎某上报20亩，郭某3上报20亩，田某1在该表册上签字后上报给财政所。2012年，黄某1又将之前上报的郭某2、刘某、田某2、陈某1对应变更为黄某2、黄某3、田某3、黄某4，继续为柴某、殷某、张某、吴某4人上报粮食直补，补贴资金由黄某1代领。2011年至2014年，粮食直补补贴资金均通过“一折通”账户兑付到位，其中：田某1领取13083.5元、郭某1领取10466.8元、黄某1领取7850.1元、余某领取6541.75元、邬某领取6541.75元，黎某领取5233.4元，郭某3领取5233.4元，黄某1代领补贴资金后交给柴某3000元、殷某3700元、张某3100元、吴某2900元。2014年8月，商南县开展惠农资金清查期间，郭某1召集其余5名村干部开会，要求退出各自领取的粮食直补补贴资金，并当场向黄某1退款10100元，会后其余5名村干部均为实际退款，而是以出具虚假收款收据、工程款票据的方式加以掩盖。2015年6月，五里牌村将虚报的300亩粮食直补指标核减后分配给其他村民。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案件移送登记表、线索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分别由商南县纪委2016年9月20日移送及商南县人民检察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现（邬某）。（2）户籍证明、任职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城关街道党工委证明证明，各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任职情况。（3）商洛市财政局关于拨付农资综合直补的文件【（2010）51号、（2011）10号、55号、（2012）270号】、商南县财政局关于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资金的相关文件【（2011）14号、23号、30号，【2012】9号、12号，（2013）1号，（2014）27号】、资金拨付表、省政府、财政部粮食直补实施方案等通知证明，2011-2014年，商南县农资综合直接补贴政策及资金拨付标准等情况。2011年3月22日，商南县财政局下达2011年度新增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资金54000元（1200亩指标）。（4）五里牌村2011年增加粮食直补面积表及村主任田某1手写分配单据、村文书黄某1工作记录，原党马乡财政所会议记录复印件，五里牌村2011-2014年粮食直补明细表，原党马乡2012-2014年粮食综合分配汇总表证明，五里牌村2011-2014年上报粮食直补户名单以及补贴标准的情况，党马乡2011年新增粮食直补1200亩的情况（五里牌村300亩，其他各村均为200亩以下）；以及五里牌村将柴某先后以郭某2、黄某2的名义上报，将殷某先后以刘某、黄某3的名义上报，将张某先后以田某2、田某3的名义上报，将吴某先后以陈某1、黄某4的名义上报粮食直补的情况。（5）一折通账户交易明细、取款凭条证明，2011年4月27日、2012年7月17日、2013年3月22日、2014年2月20日左右，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等通过一折通领取粮食直补补贴的情况，以及郭某2、黄某2、刘某、黄某3、田某2、田某3、陈某1、黄某4等人一折通账号领取直补补贴的情况。（6）五里牌村委会证明证明，五里牌村村民陈某1、田某2、刘某、郭某2四人均已于2010年6月前死亡（该村2011年3月以上述四人为党马乡财政所4名干部虚报粮食直补）。（7）收款收据六张（2014.8.8）、林某出具的领条一张、黄某1收到殷某退补贴款工作记录，结合黄某1、林某证言、田某1供述证明，2014年8月份，商南县开展惠农资金清查后，五里牌村除郭某1外5名村干部没有实际退还粮食直补补贴，经与田某1商议黄某1为其5人开具虚假的收款收据，后又让林某出具虚假工程款收据用于处理账务的情况；另证明殷某退还补贴款3700元。（8）五里牌村关于变更粮食直补面积的报告（2015.6.6）证明，2015年6月，五里牌村将粮食直补分配给其他村民的情况。（9）套取粮食直补情况表（复印于县纪委）证明，五里牌村6名村干部（包括郭某3）、党马乡财政所4名村干部套取粮食直补资金数额及实际得到数额等情况。（10）扣押财务清单、商南县纪委扣留物品登记表、收据证明，各被告人向检察院及县纪委退缴虚报领取补贴款的情况（均全部退缴）。（11）商南县财政局根据关于农资综合补贴列支科目的说明证明，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根据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不属于扶贫资金。2、证人证言（1）证人黄某1证言证明，（“我来是向你们主动自首，谈一下我与我村其他村干部共6人虚报冒领粮食直补款的问题”）2011年3月初的一天，村长田某1给他说党马乡新增了一些粮食直补面积，他提出让田某1多争取些指标，并同田某1一起到财政所争取，田某1到柴某办公室沟通后给他说财政所给五里牌村200亩，另外让给财政所几个干部报100亩，随后列个名单，并不让外传。之后田某1让他通知村支书郭某1、邬某、余某、黎某开会，会上田某1说党马乡增加了一些粮食直补面积，又说村上干部工资低、下乡没有补助，想给每名村干部报点粮食直补弥补一下，大家都没有意见，田某1说具体上报多少会后再定；会后，田某1交给他一张记载有名单、亩数的纸条（经辨认属实），并说纸条上的4名财政所干部也在五里牌村上报，一共10人，最终上报时做了微调，将4名财政所干部的100亩调整为90亩、6名村干部的200亩调整为190亩，调整出来的20亩以其妻子郭某3的名义上报（弥补护林员工资），制作了11个人的“增加粮食直补面积表”（经辨认属实）。其中，4名财政所干部以五里牌村4名已故人员（刘某、郭某2、田某2、陈某1）的名义上报，2013年实行账号实名制后相应变更为黄某3、黄某2、田某3、黄某4；2011年至2014年，根据每年的补贴标准核算，他夫妻俩每年上报50亩，领取了13083.5元，郭某1每年上报40亩，共领取10466.8元，田某1每年上报50亩共领取13083.5元，余某、邬某每年各上报25亩领取6541.75元，黎某每年上报20亩领取5233.4元，六名村干部共虚报领取补贴资金54950.7元；四名财政所干部由于不是以自己名义开的账户，都将存折交由他代为领取，他领取后实际交给柴某3000元、殷某3700元、张某3100元、吴某2900元，每次给钱都没有办理手续；2014年8月，县上开展惠农资金普查，村支书郭某1召集六名村干部退还粮食直补补贴，郭某1当场退了10000余元，田某1和他商量后给其他村干部开了收款收据，但后来实际上一直没有退还，通过让林某开具39000余元虚假工程款收据（经辨认属实）的方式处理了账务；另外财政所干部殷某退了3700元；此后五里牌村就把300亩指标分配给了各群众户；给四名财政所干部上报粮食直补的事情田某1知道，因为名单是田某1给的，其他村干部只知道六名干部上报的情况；财政所四名干部是否知道五里牌村给六名干部上报粮食直补的情况不清楚，但财政所经手审批时能看到花名册，能看到村干部的名字；在新增粮食直补前，五里牌村六名村干部都已经享受过政策，后来虚报210亩的目的就是拿国家补贴款。（黄某1对其为他人代领补贴款所涉及的取款凭条等会计凭证均经辨认属实）（2）证人柴某证言证明，2011年原党马乡实施过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粮食直补），具体流程是财政所根据各村人口、土地面积分配指标，请示乡上领导同意后执行，各村将分配指标到户并及时上报花名册，花名册经副所长殷某和他审批后上报县财政局，由财政局将补贴资金通过一折通兑付；2011年二三月份，县财政局给原党马乡下达了1200亩粮食直补指标，之后五里牌村主任田某1和文书黄某1一起到财政所找到他，田某1单独给他说该村想把指标分配给村干部，并以可以给财政所干部指标为由让他再给五里牌村分一些指标，他想着之前财政所干部殷某、张某、吴某也找他要过粮食直补指标，党马乡撤并自己也马上要调走了，就同意了，将五里牌村粮食直补指标增加为300亩，后五里牌村以其他群众的名义为财政所4名干部上报了粮食直补。2012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在五里牌村部附近的国道边，田某1交给他3000元补贴资金。五里牌村给财政所4名干部及村干部共虚报300亩粮食直补的事情在财政所有他和殷某、在村上有田某1和黄某1知道。（3）证人黎某证言证明，2011年3月的一天，五里牌村郭某1、田某1、余某、邬某、黄某1及她6名村干部开会，具体的内容记不清了，会议快结束时，田某1说党马乡要撤并了，乡上分的一些粮食直补，村上考虑到村干部工作量大、任务重，给每人分点弥补一下工资，其他村干部都没有反对。每个人分多少、村上共有多少指标田某1都没有详细说。会后黄某1向她要一折通账号，她提供了丈夫裴某的一折通账号。2011年至2014年，共领取了5200元的补贴资金。2014年8月，县上开展惠民资金普查，村支书郭某1召集6名村干部退还不符合政策的粮食直补补贴，郭某1当场退了10000余元，黄某1给其他人都开了收款收据，但她和其他的几名村干部之后一直没有退还，村集体账务上怎么处理的不清楚。2016年8月县纪委调查后，她将5300元交由邬某退缴给纪委。（4）证人殷某证言证明，2011年3月份，商南县财政局给原党马乡新增了1200亩粮食直补面积，后财政所召集各村干部开会，柴某宣布了给各村的分配方案，五里牌村是300亩，会后他补了会议记录（经辨认属实），财政所一个女干部到他办公室说想给其亲戚弄点指标，其他几个干部到柴某办公室也说了类似的话，当时柴某没有表态；过了几天，五里牌村主任田某1、文书黄某1一起到财政所上报花名册，他看到花名册上有五里牌村干部及几个农户的名字，每个人的面积都是几十亩，黄某1说里面有柴某的，所上其他人也有。他想着财政所其他人也有，就没有说什么。五里牌村具体是怎么给财政所干部上报粮食直补的他不清楚。2011年至2014年，黄某1分三次给他粮食直补补贴共计3700元。2014年全县惠民资金普查时他给黄某1退了3700元。（5）证人吴某证言证明，2011年3月底的一天，在乡财政所院子还是哪个人的办公室里，她和柴某、殷某、张某四个人闲聊时，柴某提出党马乡马上要撤并了，县上给党马乡追加的粮食直补指标还剩下一点，想给大家每人报一点，当时均同意。柴某又说不能以本人名义报，大家都说以亲戚的名义报。后来柴某说给她在五里牌村报了20亩。她实际拿到2900元补贴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2016年8月退给了县纪委。（6）证人张某证言证明，2011年3月，财政所柴某等四人在一起闲聊时，柴某说党马乡又增加了一些粮食直补指标，她就给柴某提出想以亲戚的名义在五里牌村弄点指标，之后殷某、吴某两人也提出，柴某同意。柴某怎么给五里牌村说的不清楚，村文书黄某1给她的一折通是田某2的，黄某1总共给她了3100元补贴款，都用于日常花费了，已退缴县纪委（该证言与吴某证言相互印证）。（7）证人李某证言证明，2009年10月至2013年8月他在五里牌村任村长助理，2011年时村干部有郭某1、田某1、余某、黎某、黄某1、邬某六个人。（8）证人林某证言证明，他在五里牌村没有承包过工程，只是帮忙组织过工人干活；（出示2014年8月12日林某领条一张）：这个领条是他按照黄某1说的内容打的，他没有领取过领条上的39780元钱。（9）证人韩某证言证明，2011年4月原党马乡准备撤并入城关镇期间实施过粮食直补工作，乡政府专门召集各村村干部开过会，宣讲政策及补助标准，要求各村如实摸底统计并将户主姓名、一折通账号上报乡财政所，由财政所上报给县上，补贴资金直接兑付到一折通上；在该项工作期间他没有给村干部说过将粮食直补资金作为村集体收入用来解决村干部招待费等开支之类的话。（10）证人金某证言证明，2011年3月县财政局给党马乡增补粮食直补指标的情况她不清楚，文件是直接发给财政所的，她没有参加过分配指标的会议，柴某没有给她汇报过，各村的干部也没有给她汇报过；她没有给柴某或村干部说过将粮食直补资金作为工资、招待费补贴的话。（11）证人陈某2证言证明：户名黄某2、尾号81821的存折她没有见过，可能是在黄某1手中保管，该账号2013年5月9日取款6000元凭证上不是黄某2本人的签名。（12）证人黄某4证言证明，户名黄某4、尾号96869的存折不是他本人办理的，可能是村干部办理的，该账号2013年4月9日、2014年4月1日两次取款凭证上不是他本人签的字。（13）证人田某3证言证明，户名田某3、尾号71781的存折不是他本人办理的，该账号2013年4月9日、2014年3月28日两次取款凭证上不是他本人签的字。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田某1供述证明，2011年二三月份的一天，原党马乡召集各村干部开会安排当年追加粮食直补面积事宜，由财政所负责把指标分配到各村，村干部协助政府分配落实到户，将名单统计上报至乡财政所；会后，他得知五里牌村分得200亩指标，村文书黄某1认为给的指标太少，村干部工作量大、工资低，和他商量看能否把200亩指标分配给村干部，他同意后到乡财政所向柴某汇报，柴某表示同意，同时提出让给财政所干部也考虑一下，意思是让五里牌村给财政所干部也分一下粮食直补，他提出不能占原有的200亩指标，柴某答应再给五里牌村分100亩指标，并提供了4名财政所干部的名字；随后，他让黄某1通知其他村干部开会，在会上提出将五里牌村的粮食直补指标分配给各村干部作为弥补，参会的郭某1、余某、邬某、黎某均默认同意；会后，他拟定了一份4名财政所干部及6名村干部粮食直补指标分配方案（经辨认属实）交给黄某1具体操作；很快，黄某1将分配方案微调后形成“增加粮食直补面积表”（经辨认属实，给郭某3上报了20亩），他签字同意后上报财政所；2011年至2014年，他通过一折通账户领取到了补贴资金共计13083.5元；2014年8月份，郭某1组织村干部开会退还粮食直补资金，郭某1退还10000余元，其他5名村干部一直没有实际退还，而是通过出具虚假收款收据（林某）的方法进行账务处理；他个人领取的补贴款均用于日常花费了，纪委调查后已经全部退缴；五里牌村给4名财政所干部及6名村干部虚报粮食直补的事情不是10个人在一起商量的，最初是他和柴某商量的，黄某1具体经办知道情况，应该给支书郭某1汇报过，没有给其他人说过。（2）被告人郭某1供述证明，2011原党马乡实施粮食直补工作中各村负责分配到户、上报粮食直补名单，五里牌村他安排田某1和黄某1具体负责办理；2011年3月份，五里牌村六名村干部开会快结束的时候，田某1提出乡上分的粮食直补给每个村干部分点补贴点工资，他想着田某1和乡财政所所长柴某是同学，可能因为党马乡马上要撤并了、失去了监管，就共同商量把粮食直补分给村干部，就没有提出反对，其他村干部也都没有意见。之后（3月28日）黄某1以他的名义办理了一折通存折，2011年至2014年共领取补贴资金10400余元。2014年8月我县上清理惠农资金，他召集六名村干部开会说领取粮食直补不符合政策，并当场将自己领取的10000余元退还给黄某1；他没有参与谋划和具体操作虚报粮食直补，村上共计有多少指标、每名村干部分多少指标他都不清楚，田某1和黄某1没有给他汇报过，直到2016年8月县纪委调查时他才知道除了六名村干部外，还有乡财政所四名干部及黄某1的妻子郭某3在五里牌村虚报了粮食直补。（3）被告人余某供述证明，2011年3月十几号的一天，五里牌村郭某1、田某1、黄某1、黎某、邬某及他六名村干部在村部开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黄某1提出乡政府给村上增加了一些粮食直补，让尽快报名单，田某1说村干部工资低，给每个人安排一点粮食直补，他和其他村干部都没有意见。会上没有说村上共有多少指标以及每个人分多少指标。2011年至2104年，他共领取了6500余元的补贴资金。2014年8月，县上开展惠民资金普查，村支书郭某1召集六名村干部退还不符合政策的粮食直补补贴，郭某1当场退了10000余元，黄某1给其他人都开了收款收据，但他和其他的几名村干部之后一直没有退还，账务上怎么处理的他不清楚。（4）被告人邬某供述证明，2011年3月底的一天，五里牌村郭某1、田某1、余某、黎某、黄某1及他六名村干部开会传达形势政策教育精神，会议快结束时，田某1说乡政府给村上新增了一些粮食直补面积，给村干部补贴一点工资，他和其他村干部都没有反对，具体事项是黄某1和田某1办的，会后黄某1就让他提供了一折通账号。2011年至2014年，他共领取了6500余元的补贴资金。2014年8月，县上开展惠民资金普查，村干部郭某1召集六名村干部退还不符合政策的粮食直补补贴，郭某1当场退了10000余元，黄某1给其他人都开了收款收据，但他和其他的几名村干部之后一直没有退还，村集体账务上怎么处理的他不清楚。2016年8月县纪委调查后，他和余某一起将补贴款退缴给纪委本院认为，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任村干部期间，在协助人民政府执行落实2011至2014年度粮食直补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报冒领的手段，被告人田某1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78501元，个人实得13083.5元，郭某1、余某、邬某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49717.3元，郭某1实得10466.8元，余某实得6541.75元，邬某实得6541.75元，数额较大，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论处，且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犯贪污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田某1、郭某1、余某、邬某在村支部会议上，对被告人田某1提议通过给村干部分配粮食直补的方法骗取国家补贴资金，均表示同意，即四被告人主观上具有共同贪污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际骗取了国家补贴资金，且四被告人均实际将分得资金据为己有，故被告人郭某1辩护人汤小虎提出的被告人没有共同贪污的故意，郭某1分得的资金是个人合法财产，郭某1无罪的辩护观点依法不予采纳。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田某1提议并安排贪污款的分配，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郭某1、余某、邬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某1在办案机关调查之前已经主动向村集体退缴赃款，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田某1、余某、邬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到案后均退缴赃款，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田某1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限为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郭某1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限为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余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限为一年又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被告人邬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限为一年又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被告人田某1违法所得13083.5元、被告人郭某1违法所得10466.8元、被告人余某违法所得6541.75元、被告人邬某违法所得6541.75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郭松伟审判员阮红瑞人民陪审员孙华鑫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书记员齐琳玉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田某1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
name: 郭某1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六个月
name: 余某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八个月
name: 邬某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