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2日，付某（另案处理）与被告人袁某共谋，经被告人袁某介绍，找到时任辽宁省大连某监狱某监区教导员刘某（另案处理），请求刘某帮助将其丈夫服刑人员杨某分配至大连地区的监狱服刑，并在其服刑期间提供照顾。刘某答应了付某和被告人袁某的请托事项，收受付某给予的人民币60000元。2015年5月，刘某因畏惧司法机关调查，将60000元人民币退还给付某。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对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
（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三）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四）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五）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
（六）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调查突破、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袁某
crime: 行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

案例二：
泮伟列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浙0110刑初1230号：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以余检刑事刑诉［201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泮伟列犯受贿罪，于2016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分别指派检察员崔某、陈某1、吴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泮伟列及其辩护人金相成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一次，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二次分别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97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杭州市郊监狱（以下简称“西郊监狱”）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业务单位、罪犯及罪犯家属等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7万余元。具体如下：1、1997年至2000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入监队民警、副队长期间，三次收受罪犯孙某3富家属孙某1、孙某2所送的人民币3万元（每次1万元），为罪犯孙某3富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2、2002年至2003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十监区教导员期间，多次收受罪犯王某2家属王某1所送的超市卡、人民币共计4万元（超市卡2万元，人民币2万元），为罪犯王某2在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方面提供帮助。3、2005年至2007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入监教育队队长期间，两次收受罪犯付志刚家属潘某1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5万元，为罪犯付志刚在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方面提供帮助。4、2007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教导员、监区长期间，多次收受业务单位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某以“质量奖”名义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3万元左右，其中部分好处费分发给监区其他民警。5、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教导员、监区长期间，两次收受罪犯董某家属陆某1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万元、中华香烟6条，为罪犯董某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6、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金某3家属金某1所送的人民币1万元，为罪犯金某3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7、2011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两次收受罪犯李某1家属章某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万元、超市卡5000元等，为罪犯李某1在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方面提供帮助。8、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罪犯吴某2贤家属陈某2所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5.5万元、香烟等，为罪犯吴某2贤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9、2012年年底，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张某2家属张某1所送的超市卡5000元，为罪犯张某2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10、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鲁某家属郭某所送的人民币1万元，为罪犯鲁某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11、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金某4家属金某2所送的人民币1万元及香烟等物，为罪犯金某4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12、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两次收受罪犯王某3家属通过陈某2、孙某2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5万元，为罪犯王某3在安排工种、假释等方面提供帮助。13、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政治教导员期间，三次收受罪犯何某、何某朋友钱某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7万元，为罪犯何某在日常改造等方面提供帮助。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泮伟列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数额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惩处。被告人泮伟列辩称其未收受指控第1、2、3节的贿赂款物，认为指控第4节的金额仅为160000元左右，且不应认定为受贿，对其余指控无异议。辩护人提出，1）起诉书指控的第1、2、3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认定；2）起诉书指控的第4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泮伟列仅对自2010年至2012年从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领取的109791元具有管理权和支配权，且不应认定为受贿；3）被告人泮伟列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受贿事实；4）被告人泮伟列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泮伟列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杭州市郊监狱系机关法人。被告人泮伟列于1994年12月至1998年4月为杭州市郊监狱入监教育队科员，负责罪犯日常管教、分管罪犯入监改造情况的考核和记录等工作；1998年4月至2000年5月期间，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五监区副政治教导员；2000年5月至2000年12月期间，担任杭州市郊监狱入监教育队副队长，负责监区日常管理、教育改造等工作；2000年12月至2001年8月期间，担任杭州市郊监狱十监区副政治教导员；2001年8月至2005年1月期间，担任杭州市郊监狱十监区政治教导员，负责监区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管理工作；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入监教育队队长，负责该监区罪犯的入监教育和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监管工作；2006年12月至2010年4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教导员，负责主持监区全面工作，配合监区长共同完成生产经营、罪犯改造等监管工作；2010年4月至2013年10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负责监区生产经营、监区罪犯日常改造、安排工种、提请减刑、假释等监管改造工作；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政治教导员，负责监区罪犯日常改造、安排工种等管理工作；2014年5月至2014年7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一监区政治教导员，2014年7月7日担任杭州市郊监狱副调研员至案发。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任免呈报表、国家公务员任免审批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关于俞充才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杭司［2014］93号）；关于晋升李某2等49名同志人民警察警衔的通知（杭司政［2007］60号）；监区长、监区政治教导员等岗位职责；户籍证明、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1997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泮伟列利用担任上述相关职务的便利，多次收受业务单位、罪犯及罪犯亲属为搞好关系、获得帮助及感谢其关照所送的贿赂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52000余元。具体如下：（一）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入监队民警、副队长期间，三次收受罪犯孙某3富的亲属孙某1、孙某2为请托或感谢其在工种安排、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孙某3富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共计30000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孙某2的证言，证实1997年其弟弟孙某3富因犯贪污罪到西郊监狱服刑，为让孙某3富在日常改造中得到关照，其通过律师认识了孙某3富服刑监区的民警泮伟列，后其与大哥孙某1先后三次给泮伟列送了人民币30000元，其中第一次系为了让刚入狱的孙某3富在服刑期间有人开导、关照，其和孙某1经事先商量于1997年年底的一天到泮伟列位于西郊监狱附近的宿舍拜访泮伟列，其将事先准备的10000元钱放在泮伟列宿舍的客厅茶几上（钱均为百元面值，用牛皮纸信封装好，其和孙某1共出5000元钱，剩余的为向其姐夫借用）；第二次系为和泮伟列搞好关系，让孙某3富在入监队能调换至宣传岗工作，1998年的一天，其和孙某1到泮伟列位于西郊监狱的宿舍楼下与泮伟列见面，其将事先准备的10000元钱送了泮伟列（均为百元面额，其用报纸包起来，该10000元钱也是家人凑起来的，其称给泮伟列生病的父亲买营养品）；第三次系为感谢泮伟列一直以来对孙某3富的关照，2000年年底的一天（当时孙某3富已假释），其和孙某1到泮伟列位于西郊监狱的宿舍，以拜年为名由孙某1出10000元钱送给泮伟列（均为百元面值，用东西包起来，该10000元钱都是家人凑起来的）等事实。2、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实1997年其弟弟孙某3富因犯贪污罪在西郊监狱服刑，为了孙某3富在服刑期间有人关照，其和孙某2通过律师认识了孙某3富服刑监区的民警泮伟列，后其与孙某2先后三次给泮伟列送了人民币30000元，第一次系为了让泮伟列帮助开导、照顾刚入狱的孙某3富，其和孙某2在认识泮伟列不久的一天，到泮伟列位于西郊监狱附近的宿舍送了泮伟列10000元钱（钱是放在泮伟列宿舍的客厅茶几上）；第二次系在孙某3富服刑一段时间后，为和泮伟列搞好关系，多关照孙某3富，其和孙某2在西郊监狱会见孙某3富后约泮伟列见面，孙某2将事先准备的10000元钱送给了泮伟列；第三次系为感谢泮伟列一直以来对孙某3富的关照，其和孙某2在孙某3富已出狱、要过春节时一起到泮伟列位于西郊监狱的宿舍拜年，其将事先准备的10000元钱送了泮伟列；每次送给泮伟列的钱都是其和孙某2先商量过等事实。、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登记表、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案件处理意见表、升级审批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证实罪犯孙友富因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被桐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7年12月16日到西郊监狱入监队服刑，减刑1次，2000年7月被监狱提请假释（入监队意见中有“潘伟列”的签名），2000年7月21日被假释，其间因积极改造、表现良好，多次被记功，多次被评为年度监狱改造积极分子等事实。4、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侦查阶段称1997年罪犯孙某3富到杭州市服刑，经孙某3富的律师（系其同学）介绍，其和孙某3富的哥哥孙某2相识，后孙某2为了让其帮忙关照孙某3富，孙某2与孙某1一同约其见面、吃饭，其收过几条香烟、茶叶和一些土特产，但未收过钱款；庭审中称孙某2为让其帮忙照顾罪犯孙某3富共送过其2次礼，第1次孙某2送给其2包茶叶，第2次送给其2条大红鹰香烟和一些土特产，其于1998年3、4月份调出入监队，后续与孙某2没有联系，待其2000年再次调回入监队后，孙某2没有给其送过礼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辩称其未收受该节钱款；辩护人提出该节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不应认定，经查，在案的证人孙某2、孙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泮伟列收受二人为罪犯孙某3富请托所送钱款的事实，且部分与被告人泮伟列关于二人为罪犯孙某3富的日常关照得到其帮忙而与其见面、吃饭、送礼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部分与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登记表、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案件处理意见表、升级审批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等证据相互印证。本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二）2002年至2003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十监区教导员期间，二次收受罪犯王某2的亲属王某1为请托或感谢其在监区分配、工种安排、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王某2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20000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哥哥王某2因犯滥伐林木罪于2002年在西郊监狱服刑，在入监队服刑一、二个月后被分到十监区直至2003年夏天被假释，在王某2服刑期间，其为了让王某2在日常改造、生活中获得关照，通过同事孙某2认识了时任西郊监狱十监区教导员的泮伟列，并先后多次在孙某2的陪同下给泮伟列送了人民币20000元及价值20000元的超市购物卡，其中第一次系其和孙某2在西郊监狱会见王某2后，经孙某2联系，其和孙某2、泮伟列一同在余杭区家小饭店吃饭、相互认识，饭后，其送了泮伟列5000元联华超市购物卡和笋干、茶叶等土特产；第二次系为了让泮伟列帮忙将王某2分到泮伟列监管的十监区方便以后照顾，2002年的一天，其与孙某2一同到泮伟列位于杭州城西政新花园小区家中拜访，其将事先准备的10000元钱送给了泮伟列；第三次系王某2分至十监区时间后，为感谢泮伟列、继续让泮伟列照顾王某2，其和孙某2一起到西郊监狱会见王某2后约了泮伟列一起吃饭，饭后其送了泮伟列10000元钱；另外，在王某2服刑期间，为了和泮伟列搞好关系，其每逢节假日或每隔几个月，其和孙某2在会见王某2后，会约泮伟列吃饭，每次其都会送土特产和超市购物卡给泮伟列，约送过2、3次（每次5000元）的超市卡；其每次送钱、送卡孙某2都是知道的，其每次与泮伟列打交道孙某2都在的，其送钱给泮伟列也都是和孙某2量过的等事实。2、证人孙某2的证言、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其所在单位副所长王某1的哥哥因犯滥伐林木罪在西郊监狱服刑，服刑期间，王某1为了让泮伟列在王某1的哥哥服刑改造等方面予以关照，先后通过其送了泮伟列人民币20000元，第一次系王某1的哥哥在西郊监狱服刑不久，王某1为了让泮伟列将哥哥调至泮伟列监管的十监区，并安排较为轻松的工种，与其一同约泮伟列等人吃饭，并在饭后送了泮伟列10000元钱；第二次系王某1的哥哥在十监区服刑要呈报减刑或假释之前，其和王某1约见泮伟列见面吃饭，饭后王某1让泮伟列在呈报减刑或假释方面帮忙，并送了泮伟列10000元钱，约半年后，王某1哥哥就被减刑或假释等事实。、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档案资料，证实罪犯王根祥因犯滥伐林木罪被桐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2年3月30日到西郊监狱服刑，同年5月调入十监区，2003年6月被监狱提请假释（监区意见中有泮伟列签字），同年7月14日被假释等事实。4、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侦查阶段称孙某2所在单位副所长王某1为了让其帮忙在监狱里面照顾王某1的哥哥王某2，通过孙某2与其认识，其与王某1碰过几次面，也一起吃过几次饭，孙某2也都在场的，王某1送过其一些番芋、粉丝、笋干之类的土特产，但没有送礼金或超市卡；庭审中称其和王某1只见过2次面，第1次是在西郊监狱附近，王某1和孙某2与其见面，让其帮忙照顾王某2，其收了茶叶等，第2次是王某1约其在杭州市湖区的某饭店吃饭，饭后王某1送给其一些番薯、粉丝等土特产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辩称其未收受该节款物；辩护人提出该节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不应认定，经查，在案的证人王某1、孙某2的证言、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泮伟列收受王某1为罪犯王某2请托所送人民币20000元的事实，且部分与被告人泮伟列关于王某1、孙某2为罪犯王某2的日常关照得到其帮忙而与其见面、吃饭、送礼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部分与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档案资料等证据相互印证，虽证人王某1、孙某2在有关送礼原因、时间等细节上不能完全一致，存在细微差异不排除受限于个体记忆等客观情况所致，符合作证客观规律，并不影响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本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收受贿赂人民币20000元，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公诉机关另指控被告人泮伟列收受王某1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超市卡，经查，在案的证人孙某2关于该节事实的询问笔录所记载的被告人泮伟列收受王某1价值人民币20000元超市卡的内容未在证人孙某2所作证言的同步录音录像中得到印证，故该份询问笔录不作为定案依据，依法采信同步录音录像，并就同步录音录像中证人孙某2关于该节的证言与证人王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所证实的被告人泮伟列收受贿赂人民币2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公诉机关的其余部分指控，本院不予认定，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信。（三）2005年至2006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入监教育队队长期间，二次收受罪犯付志刚的亲属为请托或感谢其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付志刚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15000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潘某1的证言，证实其儿子付志刚因犯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于2005年年底在西郊监狱入监队服刑，直至释放，期间被减刑11个月，付志刚入监狱时在一线劳动岗位做伞骨，因右手天生残疾，付志刚无法完成任务量，赚不到分数，为了让付志刚能调换工种、获得关照，其通过弟弟潘某2的朋友孙某2认识了付志刚所在监区的领导泮伟列，并先后2次送了泮伟列共计人民币15000元，一次系为了让泮伟列帮付志刚换个岗位，其通过孙某2约泮伟列一起吃饭，饭后其送了泮伟列10000元钱，后泮伟列将付志刚安排到监区值班，无需在一线劳动；另一次系为了感谢泮伟列在付志刚更换工种上帮忙，以及继续和泮伟列搞好关系，其通过孙某2泮伟列吃饭，其送了泮伟列5000元钱等事实。2、证人孙某2的证言、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其朋友潘某2的外甥因犯强奸罪到杭州市郊监狱服刑，服刑期间，潘某2等人通过其先后2次送了时任入监队领导的泮伟列共计人民币15000元，一次系为让潘某2的外甥留在入监队，让泮伟列帮忙照顾，饭后潘某2的妻子送给泮伟列5000元现金，泮伟列收下；另一次系潘某2的外甥在西郊监狱服刑一段时间后，为了让该罪犯早点释放，潘某2通过其约泮伟列等人一起吃饭，其间，潘某2姐夫送给泮伟列10000元现金，泮伟列收下等事实。、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登记表、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证实罪犯付志刚因犯强奸罪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5年11月18日到西郊监狱入监队服刑，同年12月23日调到入监监区，经减刑1次，于2007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其间，罪犯付志刚负责过夜班值班护监工作等事实。4、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称罪犯付志刚因犯强奸罪到西郊监狱服刑，付志刚的舅舅潘某2等人通过孙某2介绍与其认识，付志刚手上有残疾，他的家人为了让其帮忙照顾，与其和孙某2一起吃过几次饭，其也收过付志刚家人的一些土特产，但未收过钱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辩称其未收受该节钱款；辩护人提出该节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不应认定，经查，在案的证人潘某1、孙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泮伟列收受罪犯付志刚的亲属为罪犯付志刚请托所送钱款的事实，且部分与被告人泮伟列关于罪犯付志刚的亲属与孙某2为罪犯付志刚的日常关照得到其帮忙而与其见面、吃饭、送礼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虽证人潘某1、孙某2在有关送礼原因、时间等细节上不能完全一致，存在细微差异不排除受限于个体记忆等客观情况所致，符合作证客观规律，并不影响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本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四）2007年至2012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教导员、监区长期间，多次收受业务单位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某以“质量奖”名义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30000元左右，其中部分好处费分发给监区其他工作人员。另查明，2016年10月20日，夏某、徐某等12名工作人员向杭州市西郊监狱退出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4400元，上述款项已由杭州市郊监狱上缴杭州市廉政专用账户。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黎某的证言，证实其原系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或2005年至2013年期间，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与杭州市监狱九监区有生产伞骨的业务合作，其中2008年至2012年左右，其为了让九监区负责监区生产的泮伟列在伞骨的生产质量、工期进度上予以关照，先后以奖金的名义送给泮伟列250000元左右，其中以现金方式给泮伟列约100000余元，一般每年年底结算，次年年初给泮伟列，每年给1次，每月奖金2000至3000元左右，平均每年20000多元，偶尔也有年中预支一部现金，每次都是泮伟列带着1、2个同事一起到其办公室来拿的；另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泮伟列光大银行账户内打款5次共计134791元，第1笔2009年12月17日的25000元系2009年的奖金，第2笔2010年9月9日的33000元和第3笔2011年1月12日的18791元是2010年的奖金，第4笔2011年7月13日的28000元和第5笔2012年1月10日的30000元系2011年的奖金等事实。2、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5年初至2009年底或2010年初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一职，负责监区生产管理，泮伟列时任九监区教导员，2009年底或2010年初至2011年下半年，其担任九监区教导员一职，负责监区改造工作，泮伟列时任九监区监区长，在其上述任职期间，泮伟列一直是九监区的支部书记，监区的生产和改造事务最终由泮伟列决定；九监区承揽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伞骨加工业务期间，该公司为让民警多关注伞骨生产质量，以现金形式向九监区发放过质量奖（其自2005年拿到质量奖起，未向监狱领导汇报过该情况）其任监区长期间，质量奖一般几个月或半年拿一次，有时由其和副监区长“毛金武”或泮伟列一起到黎某处领取，有时黎某托工人将质量奖带过来，平均每年一、二万元左右，钱是由内勤平均分给每个民警的，每年发2、3次，每次五六百元，每个民警一年能分到1000到2000元左右；泮伟列任监区长后，质量奖由泮伟列去领取，其不知道具体金额，有时泮伟列会跟其说领了一笔质量奖，但每年每个民警能分到1000到2000元等事实。3、证人毛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5年至2008年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副监区长一职，负责协助监区长分管生产经营工作，自2005年起，九监区承揽了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的伞骨加工业务（时任监区长的夏某订合同），该公司为鼓励监区提高生产质量，曾以现金的形式给九监区发过质量奖（不是九监区的人去该公司领取，就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带现金到监区，但钱很少，最多几千元），该奖金的发放标准应该是监区主要领导决定的，一般由监区内勤发放，有时与夜餐补贴、加班补贴等一起发放，每个监区民警平均分配；其在九监区任职期间，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发的质量奖总共2000至3000元，九监区共有10多个民警，3年左右，奖金分到每个人头上有几百元钱，其不清楚九监区的质量奖领取和发放有无向监狱汇报等事实。4、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5月至2013年10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副监区长一职，主要负责抓监区生产的产量和质量，监区其他对外联系业务均由监区长或教导员负责；2009年5月至2011年初，泮伟列系九监区教导员，夏某系监区长，泮伟列一直是监区的支部书记，是一把手，自夏某被调走后监区的事情由泮伟列决定；九监区只承接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的伞骨加工业务，除劳务费外，该公司根据监区生产的产品次品率等项目给九监区发放质量奖，其曾与夏某、泮伟列去过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5、6次，均是熟悉和讨论生产上的问题，未见过夏某、泮伟列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领过钱，但其知道质量奖每次都是泮伟列直接从该公司负责人黎某拿现金发放给民警，但质量奖金额不大，其一年拿到的质量奖最多不超过2000元；监区的财物主要是泮伟列管理，监区长、教导员未讨论过质量奖具体分配的事项等事实。5、证人施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2、3月份至2016年5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管教民警一职，自调入九监区起，其便知道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向九监区发放质量奖，但质量奖的发放时间和金额不固定，其每次拿到几百元，最多1次拿了1000元，2009年至2012年，其在九监区期间拿到手的质量奖1年至多不会超过2000元，4年时间，最多拿到手的质量奖不超过5000元，2012年后没有再说起过质量奖；其不知道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给了九监区多少质量奖，按民警领到钱计算，监区共有十三、四个民警，每个民警每次拿到手里的质量奖至多也就几百，故2009年至2012年期间，监区下发的质量奖总数不会超过6万元；监区没有公某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拿到多少质量奖等事实。6、证人来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副监区长一职，负责协助监区长、教导员完成罪犯教育管理工作，其任职期间，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给九监区发放过质量奖（未在监区公某、未告知过民警），质量奖的发放标准是由监区主要领导决定，一般隔几个月发一次，有时隔半年发一次，监区长、教导员与普通民警每次均领取几百元钱，大部分时间由监区内勤陶某放，有1、2次是泮伟列发放，其共拿到2000元不到的质量奖；监区搞集体活动的经费一般从业务费里拿出，其不知道泮伟列在担任九监区领导期间，有无将质量奖用于集体活动等事实。7、证人陆某2的证言，证实其于2011年12月底至2012年7月担任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副监区长一职，期间曾领取过2次由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发放的质量奖，每次二、三百元，其不清楚九监区从银河制伞有限公司拿到多少质量奖，按民警领到的钱计算，监区共有13个民警，每次质量奖最多有300元，每个人一年最多拿到1200元，故监区1年最多发过10000多元的质量奖；质量奖由监区内勤陶某放，一般与夜餐及加班补贴等一起发放给民警，质量奖的发放标准由监区长兼支部书记的泮伟列决定，监区里搞集体活动有专项的活动经费的，其不清楚有无将质量奖用于集体活动等事实。8、证人方某的证言，证实其2011年12月调至九监区担任普通管教民警，其在泮伟列担任九监区领导期间，其拿到的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发放的质量奖总共一、二次，每次只有二、三百元的样子，总共不超过600元，2012年之后质量奖就停掉了；其不知道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给过九监区多少质量奖，监区也没有公某过或向监区民警告知过；质量奖是由监区的内勤陶某放等事实。9、证人陶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9年4月至2014年5月担任杭州市监狱九监区内勤一职，其曾负责将九监区的业务单位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给监区的质量奖发放给民警，该质量奖是由监区领导泮伟列直接到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领回来，并通知其发给监区的民警，泮伟列让其按照人头，把钱平均分掉的，每个民警领导的质量奖是一样的，每年质量奖下发一、二次，每次其从泮伟列手里领到的质量奖也就万把块钱，发到每个民警每次的金额也就是几百元，一年至多不会超过2000元等事实。10、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账户对账单，证实2016年4月11日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调取了户名为泮伟列、账号为62×××15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对账单，该账单显示6212881202000011743黎某账户分5次向泮伟列的上述账户打款共计人民币134791元，其中2009年12月17日存入人民币25000元；2010年9月9日存入33000元，2011年1月12日存入人民币18791元，2011年7月13日存入人民币28000元，2012年1月10日存入30000元的事实。11、天堂雨伞骨片委托加工合同、情况说明，证实2008年至2011年间，杭州市郊监狱九车间的劳某均是以杭州九航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市监狱）与杭州天堂伞业集团公司签订合同，合同中无质量奖的相关约定等事实。12、情况说明、杭州市廉政专用账户专用凭据，证实2016年10月20日，夏某、徐某、陶某、施某、方某、来某等12名工作人员向杭州市郊监狱退出领取的质量奖共计人民币14400元，上述14400元已由杭州市监狱上缴杭州市廉政专用账户的事实。13、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侦查阶段前期称其于2007年到杭州市郊监狱九监区担任教导员，负责队伍建设和管教工作，协助生产，2011年左右，其担任九监区监区长，负责监区生产等管理工作，其在九监区担任教导员和监区长均兼任监区党支部书记，系一把手；九监区的外加工业务主要是给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做伞骨，银河制伞公司的总经理黎某为激励监区民警抓好罪犯的劳动生产质量，提高产品质量为监区设立质量奖，奖金多时每月有4000至5000元，少时每月有2000至3000元，夏某任监区长的2008年、2009年质量奖较少，其任监区长期间质量奖较高，其印象中共去黎某处领取过5、6次质量奖，其中其任九监区教导员期间，其陪同夏某一起在年底去过3次，拿到的质量奖少的时候每次万把块钱，多时每次2万余元，年中拿到的质量奖少一点，总共拿到质量奖现金4、5万元；其担任九监区监区长期间，其每年会去1、2次，一般都是副监区长徐某陪其一起去（有1次是施某陪同），其中年底去过2、3次，平均每次拿到的质量奖现金10000至20000元（有时1次领取30000至40000余元的情况也是有的），故其在黎某处以现金方式领取的奖金有100000余元；另外黎某为了方便也会将质量奖打到其个人持有的光大银行卡内，经查看银行交易记录黎某曾分5次给其打入质量奖共计130000余元，其从黎某处拿到的共计230000元左右的质量奖，均没有公某过，奖金拿到后由其拍板将钱分掉，但具体怎么分配，每次发多少等，其会与监区的监区长、生产副监区长、管教副监区长等领导商量，一般都是按人头由内勤向民警平均发放，少时每个民警能拿到几百元，多时每个民警能拿到2000至3000元；侦查阶段后期称除黎某给其个人银行卡打款的130000余元外，其和夏某等人共去黎某处领取过现金40000至50000元，故其共从黎某处拿到过170000至180000元；庭审中称其和同事从黎某处领取的现金有30000余元，至2009年黎某将质量奖打入其个人银行卡内后，其没有再领取过现金，故其从黎某处共拿过160000元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称其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仅收取了160000元左右的钱；辩护人提出本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泮伟列仅对自2010年至2012年从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领取的109791元具有管理和支配权，经查，证人黎证明的证言、银行转账记录、被告人泮伟列在侦查阶段前期连续稳定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泮伟列担任九监区教导员、监区长期间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处领取质量奖230000元左右；证人黎某、夏某、毛某、徐某、施某、来某、陆某2、方某、陶某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证实被告人泮伟列在2007年至2012年任职期间均系九监区生产经营等监管工作的决策者，参与并负责质量奖的分配、领取及发放等，且与九监区其他民警共享该获利，被告人泮伟列亦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故足以认定被告人泮伟列自2007年至2012年对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领取的钱款均有控制、支配的权利，依法理应对全部犯罪金额承担责任，但在量刑时亦考虑实得金额，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五）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教导员、监区长期间，二次收受罪犯董某的亲属陆某1为请托或感谢其在工作安排、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董某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20000元及中华香烟6条。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陆某1的证言；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六）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金某3的亲属金某1所送的人民币10000元，为罪犯金某3在日常改造等方面予以关照。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金某1的证言；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收监改造审批表、罪犯入监登记表、罪犯入监教育鉴定表、罪犯评审鉴定表、罪犯奖惩审批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七）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二次收受罪犯李某1的亲属章某为请托或感谢其在工种安排、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李某1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0000元及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等物。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章某的证言；刑事裁定书、罪犯入监登记表、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假释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八）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多次收受罪犯吴某2贤的亲属陈某2为请托或感谢其在工种安排、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吴某2贤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共计55000元及香烟等物。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陈某2、孙某2的证言；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罪犯假释审核表、罪犯奖惩审批表、提请假释建议书、罪犯出监鉴定表、假释证明书、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九）2012年年底，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张某2的亲属张某1所送的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为罪犯张某2在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关照。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张某1的证言；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记功审批表、罪犯奖励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十）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鲁某的亲属郭某所送的人民币10000元，为罪犯鲁某在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关照。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郭某的证言；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记功审批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十一）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收受罪犯金某4的亲属金某2所送的人民币10000元及香烟等物，为罪犯金某4在在监区分配、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关照。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金某2、孙某2的证言；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罪犯奖惩审批表、改造积极分子审批表、记功审批表、罪犯出监鉴定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十二）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期间，二次收受罪犯王某3的亲属邹某为请托或感谢其在工种安排、假释提请等方面给予王某3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而通过陈某2、孙某2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5000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邹某、陈某2、孙某2的证言；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假释建议书、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罪犯档案资料；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十三）2013年至2015年，被告人泮伟列在担任西郊监狱九监区监区长、政治教导员期间，三次收受罪犯何某及何某的朋友钱某为感谢其在日常改造等方面给予何某的关照及继续获得关照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7000元。另查明，被告人泮伟列因涉嫌受贿被带至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后，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罪行。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钱某、何某的证言；刑事裁定书、罪犯评审鉴定表、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减刑审核表、罪犯档案资料；破案经过、情况说明；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泮伟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犯罪数额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泮伟列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被告人泮伟列收受的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的钱款，不应认定为受贿，经查，在案的证人黎证明、夏某、毛某、徐某、施某、来某、陆某2、方某、陶某的证言、劳某、情况说明和被告人泮伟列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泮伟列从杭州银河制伞有限公司黎某处领取的钱款，系黎某为让被告人泮伟列所在九监区的民警对该公司加工的产品质量、生产进度等给予关照而给予的款项，该钱款既未写进合同，又不入西郊监狱的对公账目，亦未在监区公某，显属于黎某为己利益而向被告人泮伟列等九监区民警行贿的钱款，被告人泮伟列等人利用职务便利予以收受，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但将根据被告人的具体罪责予以酌情量刑。被告人泮伟列因涉嫌受贿到案后，如实、主动供述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泮伟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5月11日起至2020年1月1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追缴被告人泮伟列其余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十三万七千六百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沈国娣人民陪审员叶强人民陪审员许亚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张欣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泮伟列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