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下半年，被告人陶某在担任马鞍山市长江河道处主办会计期间，马鞍山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原办公地点（马鞍山市长江路60号）拆迁，陶某利用其协助单位开展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本单位原主任陈某某甲（另案处理）采用虚列公房住户的手段，从马鞍山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拆迁办）获取四个公房住户安置名额后予以私分，实际侵占房屋差价282214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书证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劳动合同书、拆迁补偿协议书、情况说明、被告人陶某的户籍证明等；证人陈某某甲、王某某甲、朱某某、邱某某、刘某某、管某某、骆某某、董某、陈某某乙等人的证言；价格鉴定结论书；视听资料；被告人陶某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陶某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闻和弟、陈爱珍贪污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鄂0106刑初365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以昌检公诉刑诉（2017）3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犯贪污罪，于2018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8日开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艳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闻和弟及其辩护人王吉龙、被告人陈爱珍及其辩护人曾宁、鲁银科、被告人喻顺英及其辩护人叶红辉、被告人熊慧及其辩护人谢星雄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本案复杂，经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被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在武汉市江汉区原民族房管所（以下简称民族房管所）工作期间，利用负责本辖区内公房发租、维护、使用权转让、调换、分户等关联工作的职务便利，于2003年10月至2017年4月间，经合谋，将本单位管理的多处公房控制在其个人或他人名下，并通过自行出租、转让、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具体事实如下：1、被告人闻和弟在担任民族房管所所长期间，于2011年下半年，在发现单位管理的本市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空置后，与时任该所党支部书记陈爱珍、时任该所房调员、经租会计被告人喻顺英、时任该所拓展部部长熊慧（系被告人喻顺英的丈夫）等人合谋，共同占有上述位于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2011年11月，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以及被告人喻顺英、熊慧分别借用汤某2平、戴某,云某,4等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被告人喻顺英，被告人闻和弟指使被告人喻顺英利用其担任房调员、经租会计的职务之便，采用“重新绘制公房图卡、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和登记经租账”等手段，将上述公房分割成使用面积分别为32.85平方米、32.95平方米、32.45平方米的三套公房，分别登记在汤某2平、戴某,云某,4等人名下，实际由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及被告人熊慧、喻顺英夫妻占有。经鉴定，上述三间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641769元，其中被告人闻和弟占有的32.85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14642元，被告人陈爱珍占有的32.95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15295元，被告人喻顺英、熊慧占有的32.42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11832元。此后，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及被告人喻顺英、熊慧夫妻将占有的上述三间公房统一对外出租，获取经济利益。2015年12月，被告人闻和弟将其占有的上述公房转让给刘某1（实际购买人为被告人熊慧），获利人民币30万元。2017年4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被告人熊慧分别以云某,4、刘某1的名义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被告人闻和弟任民族房管所所长期间，在负责将位于本市江汉区武胜街8-14号的103套公房部分用于安置拆迁还建户、并将剩余的公房对外发售过程中，于2009年10月，与时任该所党支部书记被告人陈爱珍合谋，欲假借被拆迁户还建补偿的名义侵占公房。同年11月，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分别选定武胜街8-14号5-3-2号使用面积为54.97平方米、5-6-1号使用面积为67.37平方米公房各一套。随后，被告人喻顺英在被告人闻和弟指使下，利用其担任房调员、经租会计的职务之便，采取“按2万余元扩面款金额倒推计算虚假拆迁房屋面积、伪造虚假拆迁还建协议和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等手段，将郑某,4（系被告人闻和弟之妻）、熊某2红（系被告人陈爱珍联系的社会人员）虚列为被拆迁人，并以还建补偿的名义将上述选定的两套公房分别登记至郑某,4、熊某2红名下，并由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实际占有。经鉴定，被告人闻和弟占有的5-3-2号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73231元，被告人陈爱珍占有的5-6-1号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57412元。2009年11月26日，被告人陈爱珍以人民币464853元的价格将其侵占的上述公房转让给熊某2红。2010年5月至6月，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为隐瞒以虚假拆迁还建名义骗取公房的事实，分别向民族房管所缴纳公房扩面款21030元和27645元。2017年4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被告人闻和弟之妻郑某,4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3、被告人陈爱珍于2011年11月，在工作中得知民族房管所要将位于本市江汉区武胜一巷2-4号公房对外发售的信息后，在明知自己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向时任民族房管所所长闻和弟提议，采取低价购买的手段占有上述公房，被告人闻和弟表示同意。被告人陈爱珍随后选定了武某一巷204号1-5-1号使用面积为63.09平方米、1-5-2号使用面积为33.02平方米的公房，予以占有。2012年11月至12月，为隐瞒上述侵占事实，被告人闻和弟利用其担任民族房管所所长的职务之便，违法规定程序，擅自同意被告人陈爱珍分别以其亲戚彭某1、涂金香的名义，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族房管所分别支付人民币307700元和157000元，作为购买上述1-5-1号、1-5-2号公房的费用。随后，被告人陈爱珍分别以人民币533790和290560的价格将上述占有的两套公房转让给社会人员王某2、刘某2，获取经济利益。经鉴定，上述两套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538700元和281969元。4、被告人陈爱珍于2013年1月，在工作中得知民族房管所管理的本市江汉区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空置的信息后，向时任民族房管所所长被告人闻和弟提出，采用低价购买的手段占有上述公房，闻和弟表示同意。当月，被告人闻和弟利用其担任民族房管所所长的职务之便，违反规定程序，擅自同意被告人陈爱珍借用其亲戚陈某的名义，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族房管所支付人民币2万元，作为购买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的费用。2013年9月，被告人陈爱珍将上述公房从陈某名下过户至其子冯某2名下。经鉴定，上述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6577元。5、被告人陈爱珍于2003年10月，利用其担任民族房管所经管副所长的职务之便，以“租户超过6个月不交房租”为由，将单位本应发租给湖北省电信局武汉分公司职工吴玉莲的位于本市江汉区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收回，并指使房管员高俊重新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并加盖其个人私章，将上述公房过户至其亲戚彭某1名下，予以侵占。经鉴定，该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625元。2013年5月，武汉市江汉区启动汉正街紫竹片旧城改建项目后，吴某家属多次到民族房管所主张上述公房的征收补偿款。被告人陈爱珍担心其上述侵占公房的事实败露，经多次谈判后，于2014年6月一次性补偿对方人民币13.5万元。2015年10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被告人陈爱珍以彭某1的名义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69807元。被告人熊慧、喻顺英、陈爱珍、闻和弟先后于2017年4月18日、19日被通知至检察机关接受调查。被告人闻和弟在被检察机关通知接受调查前，向所在单位领导如实交代了上述侵占单位公房的事实。被告人熊慧到案后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上述侵占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事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价格认定结论书等证据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占本单位管理的公房，攫取经济利益，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闻和弟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1926283元，实得人民币566843元，被告人陈爱珍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1934908元，实得人民币1156233元，被告人喻顺英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1423737元，实得人民币211832元，被告人熊慧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641769元，实得人民币211832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闻和弟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视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熊慧在到案以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应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分别对上述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护人均作罪轻辩护。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被告人闻和弟对指控的第3、4笔事实的性质提出异议，辩称陈爱珍所购的武某一巷204号1-5-1号、1-5-2号公房和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一事经过了房管所支委会讨论及向房地公司领导报告，并非违反规定、擅自决定。其辩护人亦对指控的第1、2笔事实无异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的第3、4笔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认为闻和弟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没有与陈爱珍有共同贪污的意思联络，客观上也没有取得财物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只能认为闻和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具有一定失职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理由①涉案武某一巷204号公房属于危改房，安置完原拆迁户后，多余的房屋销售对象具有特定性，闻和弟基于陈爱珍的工作业绩，让陈爱珍预定两套公房的行为不属于侵占，因公房的使用权并未发生转移；②陈爱珍以其亲属名义购买的武某一巷204号两套公房及三义里9号公房使用权的价格，不属于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属于以内部职工价购买公房；③以价格认定结论书鉴定的价格作为房屋市场价格的认定标准，并以其购买价格与鉴定价格的差价认定贪污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具有客观性；④闻和弟没有违反程序规定、擅自同意陈爱珍低价购买公房，而是经过支委会讨论及向房地公司领导报告后决定；⑤陈爱珍将购得的公房使用权出售，是市场行为，不是侵占国有资产。2、对本案犯罪金额、犯罪客体及退赃的处理意见①本案的犯罪客体是公房的承租权（使用权）价值；②公房的承租权（使用权）有偿转让及对外销售并不被法律所限制，只要是合理的对价，本案的违法行为是伪造身份以极低价格购房的行为；③以实施违法行为时侵占国家公房的承租权（使用权）价值利益（市场价值）作为犯罪金额是正确的；④应对以确定的犯罪数额作为退赃的数额，以房追赃会造成法律障碍及明显的不合理，并且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3、闻和弟具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①具有自首、当庭自愿认罪情节；②愿意退还全部赃款；③系初犯，在单位一贯表现较好，为工作作出许多贡献，现已年过60岁，身体不佳，请求对闻和弟减轻处罚、并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陈爱珍对指控的5笔事实均予以供述，申辩1、认为第1笔事实的犯罪数额应按照房屋出租的价格认定犯罪数额；2、第2、3笔事实购房时我已调离民族房管所；3、公房对外出售，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表示认罪、愿意退赃，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陈爱珍在立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已向检察机关主动交代了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被认定为自首，到案的顺序不应影响对自首的认定；2、关于第1笔事实，分配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犯意提起者是闻和弟，陈爱珍参与分配属于被动接受，该公房的分配由闻和弟及喻顺英具体实施，分配后出租由熊慧负责。陈爱珍虽然办理了住房证（租约），但并未对公房进行任何处置，并未实际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获取征收补偿款，该公房的拆迁收益由国家享有。故认为该笔事实不应以公房的使用权转让鉴定价格来认定陈爱珍对于该公房的贪污金额，而应以陈爱珍实际获取的三年房屋租赁收益来计算。认为该笔事实不构成共同犯罪。2、关于第2笔事实，犯意提起者是闻和弟，陈爱珍对武胜街8-14号公房也仅仅是被动接受，相关办理手续及造假资料也是闻和弟要求喻顺英具体操作，陈爱珍仅提供了熊某2红的身份证复印件，该笔亦不属于共同贪污，陈爱珍只对自己分得的那套公房负责。3、关于第3笔事实，认为武某一巷2-4号公房为正常出售，不能因为实际交易价格与鉴定价格之间存在差异，就将差额认定为贪污；该处房屋使用权是闻和弟给予陈爱珍内部优惠价购买公房使用权的指标，该交易行为本身属于公开行为，未利用陈爱珍的职权便利（已调离民族房管所）；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认定房管所不能向员工出售公房及闻和弟给予职工内部价指标系违法违规；闻和弟没有获取该处房屋的任何收益，认定闻和弟与陈爱珍构成共同犯罪依据不足；陈爱珍已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陈爱珍没有违法违规行为，其后续通过再交易赚取差价的行为自然也不违法，指控不应当将该笔交易计入贪污罪数额。4、关于第4笔三义里9号公房的事实，认为陈爱珍获得该房屋时已不是房管所的领导，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影响闻和弟使其擅自将此公房低价出售，故陈爱珍的购房行为不存在犯罪。5、关于第5笔紫竹巷50号公房的事实，认为该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人是属于吴某家属的，房管所是错误收回房屋。既然房屋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故陈爱珍该笔行为是与实际权利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该纠纷由于已由双方达成和解，实际权利人已同意放弃房屋使用权，据此该房屋不应当视为陈爱珍犯罪所得。6、司法机关对评估结论的采纳和使用方法有误。因为陈爱珍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房，所以被指控其中差价为贪污的数额，鉴定机构的评估结论是参考多宗交易价格中取其平均值，法院可以鉴定机构提供的最低交易价格或者能找到的最低价格确定为最低合理交易价，继而再确定犯罪数额更为合理。被告人喻顺英表示愿意退赃，认罪服法，申辩系初犯，一贯工作兢兢业业，父母年迈、子女尚未成家，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喻顺英接到检察院的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检察院，并交代上述犯罪事实，应属于自首。2、喻顺英在第1、2笔事实中均处于被动、从属地位，系从犯，应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笔事实中，闻和弟是犯意提出者，其与陈爱珍商议后决定分给熊慧、喻顺英夫妻一间公房，故其夫妻是被动贪污，第2笔事实喻顺英在闻和弟指示下，利用其担任房调员、经租会计的职务之便协助闻和弟、陈爱珍完成贪污行为，其本人未获取任何利益。3、喻顺英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4、愿意按照评估价格211832元退还赃款，减少国家损失，并愿意缴纳罚金，请求对喻顺英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熊慧申辩其是从犯，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熊慧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熊慧在第1笔犯罪事实中，受指使参与犯罪，在犯罪中处于次要地位，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关于对熊慧的犯罪金额认定，因熊慧与喻顺英为夫妻关系，二人共同贪污公房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211832元，故认定熊慧贪污的数额应为该数额的二分之一。4、熊慧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并愿意退赃及缴纳罚金，请求法院对熊慧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处刑，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在武汉市江汉区原民族房管所（以下简称民族房管所）工作期间，利用负责本辖区内公房发租、维护、使用权转让、调换、分户等关联工作的职务便利，于2003年10月至2017年4月间，经合谋，将本单位管理的多处公房控制在其个人或他人名下，并通过自行出租、转让、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具体事实如下：1、被告人闻和弟在担任民族房管所所长期间，于2011年下半年，在发现单位管理的本市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空置后，与被告人陈爱珍（时任该所党支部书记）商议，提出将该房屋分成三户进行分配，其与陈爱珍、被告人熊慧（时任该所拓展部部长）、喻顺英（时任该所房调员、经租会计）夫妻各分得一户，陈爱珍表示同意。尔后闻和弟、陈爱珍分别将上述决定告诉熊慧、喻顺英，熊慧、喻顺英均表示同意。2011年11月，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熊慧分别借用汤某2平、戴某,云某,4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被告人喻顺英，闻和弟指使喻顺英利用其担任房调员、经租会计的职务之便，采用“重新绘制公房图卡、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和登记经租账”等手段，将上述公房分割成使用面积分别为32.85平方米、32.95平方米、32.45平方米的三套公房，分别登记在汤某2平、戴某,云某,4的名下，实际由闻和弟、陈爱珍及熊慧、喻顺英夫妻占有使用。经鉴定，上述三间公房2011年11月使用权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641769元，其中闻和弟占有的32.85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214642元，陈爱珍占有的32.95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215295元，喻顺英、熊慧占夫妻有的32.42平方米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211832元。此后数年，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及熊慧、喻顺英夫妻将占有的上述三间公房交由熊慧负责统一对外出租，所获租金三家平分（每家获利共3万余元）。2015年12月，闻和弟将其占有的上述公房转让给刘某1（实际购买人为熊慧），获利人民币30万元。2017年4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陈爱珍要其丈夫冯某1到拆迁部门办理相关征收补偿登记手续；熊慧分别以云某,4、刘某1的名义通过房改程序后取得该公房的产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因案发被检察机关致函暂停支付拆迁补偿款）。2、被告人闻和弟任民族房管所所长期间，在负责将位于本市江汉区武胜街8-14号的103套公房部分用于安置拆迁还建户、并将剩余的公房对外发售过程中，于2009年10月，与时任该所党支部书记被告人陈爱珍合谋，欲假借被拆迁户还建补偿的名义侵占公房。同年11月，闻和弟、陈爱珍分别选定了武胜街8-14号5-3-2号使用面积为54.97平方米、5-6-1号使用面积为67.37平方米的公房各一套为自己预留。随后，闻和弟指使时任房调员、经租会计的被告人喻顺英，采取“按2万余元扩面款金额倒推计算虚假拆迁房屋面积、伪造虚假拆迁还建协议和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等欺骗手段，将郑某,4（闻和弟之妻）、熊某2红（购房人员）虚列为被拆迁人，并以还建补偿的名义将上述选定的两套公房分别登记至郑某,4、熊某2红名下，并由闻和弟、陈爱珍实际占有。经鉴定，2009年11月闻和弟占有的5-3-2号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73231元，陈爱珍占有的5-6-1号公房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57412元。2009年11月26日，被告人陈爱珍以人民币464853元的价格将其侵占的上述公房转让给熊某2红。2010年5月至6月，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为隐瞒以虚假拆迁还建名义骗取公房的事实，分别向民族房管所缴纳公房扩面款人民币21030元和27645元。2017年4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被告人闻和弟之妻郑某,4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被检察机关致函暂停支付拆迁补偿款）。3、被告人陈爱珍于2011年11月，在工作中得知民族房管所要将位于本市江汉区武胜一巷2-4号公房对外发售的信息后，明知自己身为民族房管所党支部书记、不应该利用职务便利低价购买其负责管理的房屋的情况下，为谋取私利，仍向时任民族房管所所长被告人闻和弟提出低价购买上述公房，闻和弟表示同意。陈爱珍随后选定了武某一巷204号1-5-1号使用面积为63.09平方米、1-5-2号使用面积为33.02平方米的公房为自己预留。2012年11月至12月间，经被告人闻和弟介绍，被告人陈爱珍分别以人民币533790和290560的价格将上述占有的两套公房转让给社会人员王某2、刘某2。为隐瞒上述事实，闻和弟擅自同意陈爱珍分别以其亲戚彭某1、涂金香的名义，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再向民族房管所分别支付人民币307700元和157000元，作为购买上述1-5-1号、1-5-2号公房使用权的费用。据此陈爱珍共获利人民币359650元。该两套公房已于2015年10月征收安置补偿，房屋所有权人刘某2、王某2已与拆迁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经鉴定，上述两套公房2011年11月的使用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538700元和281969元。4、被告人陈爱珍于2013年1月，在工作中得知民族房管所管理的本市江汉区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空置的信息后，为谋取私利，再次向时任民族房管所所长被告人闻和弟提出，采用低价购买的手段占有上述公房，闻和弟亦表示同意。当月，闻和弟利用其职务之便，擅自同意陈爱珍借用其亲戚陈某的名义，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族房管所支付人民币2万元，作为购买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的费用。2013年9月，被告人陈爱珍将上述公房从陈某名下过户至其子冯某2名下。经鉴定，上述公房2013年1月的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6577元。5、被告人陈爱珍于2003年10月，利用其担任民族房管所经管副所长的职务之便，以“租户超过6个月不交房租”为由，将单位本应发租给湖北省电信局武汉分公司职工吴玉莲的位于本市江汉区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擅自决定收回，并指使房管员重新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并加盖其个人私章，将上述公房过户至其亲戚彭某1名下，予以侵占。经鉴定，该公房2003年10月的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625元。2013年5月，武汉市江汉区启动汉正街紫竹片旧城改建项目后，吴某家属多次到民族房管所主张上述公房的征收补偿款。被告人陈爱珍担心其上述侵占公房的事情败露，经多次交涉，于2014年6月一次性补偿对方人民币135000元。2015年10月，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陈爱珍以彭某1的名义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缴纳房改费2066元），并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69807元，扣除补偿他人款项和房改费，实际获利332741元。被告人熊慧、喻顺英、陈爱珍、闻和弟先后于2017年4月18日、19日被通知至检察机关接受调查。闻和弟在被检察机关通知接受调查前，向所在单位领导如实交代了上述侵占单位公房的事实；陈爱珍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主要部分事实；喻顺英接到电话后自行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被告人熊慧首先到案后即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上述侵占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综合证据：1、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破案经过”材料，证明本案四被告人先后、分别到案的情况。2、关于被告人主体身份的材料：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党委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四名被告人的干部履历表、任职文件、岗位责任制规定等，武汉市江汉区编制委员会江编发（1985）7号文件（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为区属局级事业单位）、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营业执照（副本）、房管所绩效目标管理责任书、江汉区民族房管所出具的被告人职务、岗位职责等材料。证明本案被告人所在单位的性质、所任职务及工作职责等情况。认定逐笔事实的证据：关于统一街102-110号公房一笔事实的证据：1、证人证言（1）证人汤某1（闻和弟的外甥）的证言，证明统一街102-110号1楼这套公房租约承租人原是我父亲汤某2平名字，2012年8月父亲去世后，舅伯闻和弟将这套公房租约承租人变更为我的名字，变更手续是舅伯帮忙办的，我还在租约承租人一栏签上我“汤某1”的名字。这套公房登记到我名下，我和母亲都没有支付转让费和租金，至于闻和弟支付租金没有我不清楚。2015年底，我因筹备公司缺少资金，经与母亲及舅伯闻和弟商量同意将登记在我名下的统一街102-110号公房承租权卖掉，后闻和弟帮我联系了民族房管所的熊慧，熊慧介绍了刘某1买我的公房，最终确定转让价人民币30万元，之后熊慧将30万元转到我的账户中，我和买房人刘某1办理的这套公房承租权的过户手续。登记在我父亲名下的这套公房的租约印象中交给了舅伯闻和弟，至于民族房管所没有从汤某2平过户至我名下的记录，我不清楚。（2）证人刘某1（熊慧的朋友）的证言，证明2012年前后，熊慧曾借用她和丈夫刘义刚的身份证购买了武某里12号2楼公房。2015年冬天熊慧或者他妻子喻顺英打电话我，说想再借用我的身份证买房，后我到江汉房产交易中心与喻顺英见了面，喻顺英就带我去办理了房产交易手续，我当时在转让审批表上受让人一栏签了刘某1的名字，我没有支付这套公房承租权的转让费，因这套位于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的公房实际是熊慧以我的名义购买的。这套公房目前正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2017年3-4月份我们根据熊慧的要求，提供身份证和户口薄帮助熊慧办理了拆迁补偿手续，熊慧还选了拆迁还建的房屋。（3）证人戴某,4（陈爱珍的亲戚）的证言，证明2012年或2011年，帮助冯某1、陈爱珍夫妇用其身份证办理了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住房证（租约）的情况，没有支付关于这套公房的任何费用。2016年又帮他们夫妇把登记在我名下的这套公房转让至冯某1名下，我和妻子女儿在陈爱珍的带领下到民族房管所办的转让手续，转让人签名处的“戴某,4”是我签的，办理这次转让手续，我及家人没有支付或者收到相关费用。（4）证人冯某1（陈爱珍的丈夫）的证言，2017年4月份陈爱珍告诉我她曾拿我的身份证办理了统一街102-110号的公房住房证租约，现在这套公房要拆迁了，让我到位于回民小学的江汉区紫竹片二期拆迁现场办公室去领一张房屋拆迁的表格，之后我去拆迁办办理了这套公房的拆迁登记，并领取了相关表格，还没有选还建房。我清楚在取得这套公房时我没有出钱。（5）证人云某,4（熊慧的同学）的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熊慧以我的名义登记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情况，当时将身份证复印件交给熊慧，过些时熊慧就拿了一个公房租约让我在承租人一拦签了我的名字，签名的时间是在2011年下半年，而不是上面显示的2003年7月9日（时间不是我签的），这套公房实际上是熊慧的，他让我帮忙签个字。2017年4月的一天，熊慧要我带上身份证、户口本，把我带到位于回民小学的江汉区紫竹片二期拆迁指挥部，在那里交了身份证、户口本的复印件，在有关拆迁资料上签了字，帮助熊慧办理了拆迁补偿手续，之后就再没有关心这个房子的事情了。（6）证人夏某,4（原民族房管所房管员）的证言，证明统一街102-110号房屋是民族房管所管理的公房，该房屋的一楼有部分是由外单位管理，经查看“经租账”，有罗子刚等11户的信息是我填写的，记录的7-1云某,4、7-2戴某,4、7-3汤某1承租的信息不是我填写的，这三户是怎么承租的我不清楚，从经租账看这三户应该是我调离民族房管所之后经租账上新增的上基数公房（指房管所管理的公房面积和租金都发生变化，就要在经租账上予以记载），上基数公房住房租约由经租会计填写，再由经租副所长盖上私章，房管所盖上公章，最后由承租人签字。经辨认，云某,4和戴某,4的住房租约是经租会计喻顺英填写的，填写的时间2003年7月可能是倒签的，因当时喻顺英不是统一街102-110号公房的房管员，2004年才担任经租会计。汤某1的住房租约是房管员吴磊填写的，我没有收取过这三套公房的租金。（7）证人肖某,4（江汉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闻和弟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之前向其汇报统一街和武胜街房产的事情。2、书证（1）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统一街102-110号汤某1、戴某,云某,4的公房住房证（租约），汤某1转让至刘某1、戴某,4过户至冯某1的相关书证，以及汉口银行沿江支行提供的熊慧支付汤某130万元转让费的相关凭证。（2）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统一街102-110号经管房屋租金收支明细账、直管公房分户建面清册，其中记录有刘某1、冯某1、云某,4名下公房房号、面积的信息。（3）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图卡，经被告人喻顺英指认，证实其受闻和弟指使绘制刘某1、冯某1、云某,4承租公房的图卡的事实。（4）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统一街102-110号汤某1、冯某1、云某,4的租金收据。（5）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刘某1、冯某1、云某,4公房征收档案资料。证明统一街102-110号公房正处在安置补偿阶段。（6）江汉区房地产公司提供的《关于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通知》（江房司【1999】3号），证实该公司及所属各单位自1999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以实物形式解决和分配职工住房的事实。3、武汉市物价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局出具的武价认定字Ａ（2017）第4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7-1号、7-2号、7-3号于2011年11月使用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211832元、215295元、214642元。4、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闻和弟的供述，对其于2011年11月，伙同陈爱珍及喻顺英、熊慧夫妻，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管理的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公房，采用“重新绘制公房图片、开具公房住房证租约和登记经租账”等欺骗手段，将上述公房分割成3间，分别登记在汤某2平、戴某,云某,4等人名下，实际由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夫妻占有，后委托熊慧对外出租，租金三家平分的事实予以供认。2015年12月我将自己分得的一间公房以人民币30万元转让给刘某1。（2）被告人陈爱珍的供述，供认2011年的一天，闻和弟对我说统一街102-110号的公房空下来了，可以自行处理，分成三间，熊慧是我所的骨干，工作很辛苦，需要特殊照顾，你、我和熊慧家各分一间。我表示同意，之后闻和弟和熊慧说了这事，熊慧也没有意见。我和闻和弟商量觉得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办理这三间公房的《住房租约》不好，于是我们分别找自己的亲戚借了身份证，熊慧找朋友借的身份证。后房调员兼经租会计喻顺英按照提供的身份证负责办理了这三间公房的《住房租约》，并将这三间公房记入所经租明细账，还重新绘制了统一街这套公房的图卡。我们没有将分上述公房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之后几年我和闻和弟都委托熊慧将公房对外出租，每人每年收取租金约1万元。2015年12月闻和弟以30万元将他分得的房子卖了，在我被抓之前，这三间公房正处于拆迁登记状态。（3）被告人喻顺英的供述，供认案发当年经管所长陈爱珍到我办公室，跟我说统一街102-110号有个房子没有登记，让我把这个房子分成三套，然后进行分配登记入账，后来闻和弟和陈爱珍就分别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让我把房子分开后登记在他们给的人的名下，并让我找老公熊慧要个名字，把另外一套登记在我们给的人名下后入账。熊慧就给了我他同学云某,4的名字。后来陈爱珍要我分别评租（确定租金标准）、发《住房租约》，我办好后租约后就分别交给了闻和弟、陈爱珍，我们的交给了熊慧。后由熊慧将这三套房子出租给他人，租金是熊慧在收，闻和弟的那套房子后来以30万元卖给了我们，登记在刘某1的名下。（4）被告人熊慧的供述，供认我当时管着统一街102-110号所里自有的公房，当时陈爱珍、闻和弟都分别跟我说过意思是将这个公房分成三套，将其中一套给我，剩下两套就是他们的，我想既然书记和所长都拿了，我也就接受了，分这三套公房没有出钱，我是以云某,4的名义办理的住房租约。2012年起我将三套房子一起租给他人做仓库，一年收一次租金，租金三家平分，前三年每年3万元，2015年涨到4万元。2015年闻和弟的那套房子（当时登记在汤某1名下）以30万元卖给了我，我是以刘某1的名义买的。2017年4月初，这三套公房进入被拆迁，我通知云某,4和刘某1到房管所签订了房改协议，每套房子交了六千多元钱，进行房改后这两套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就成了我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拆迁补偿款也是我的。（二）关于武胜街8-14号公房一笔事实的证据：1、证人证言（1）证人郑某,4（闻和弟妻子）的证言,证明闻和弟向单位交了2万多元扩面款就拿到了一套武胜街8-14号的公房，是以我的名义在民族房管所拿的，我们不是该房屋的拆迁户。2017年4月份，闻和弟说武胜街的房屋要拆迁了，需要对我们家的这套公房进行房改，要交一笔房改费，后我在拆迁办交了3万多元房改费，接着办理了拆迁还建手续，我选择了位于唐家墩工贸旁边的一栋还建楼3单元20楼1号房。（2）证人熊某1（购房人）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11月在民族房管所通过一个女领导（指陈爱珍）以人民币464853元（付款时间是11月26日）购买了武胜街8-14号5-6-1号公房的使用权的事实。2017年4月武胜街8-14号房屋要拆迁，我到指挥部办理了拆迁还建手续。（3）证人冯某1（陈爱珍丈夫）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6日其农行卡一笔进账464853元是其妻陈爱珍经手，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家里的理财都是陈爱珍负责。（4）证人黄某,4（民族房管所出纳）的证言，证明2010年6月3日有个人到民族房管所财务交武胜街8-14号扩面款的情况，记账联显示收到郑某,4扩面款21030元。扩面款就是指拆迁还建户需要交的多出自己被拆迁房屋面积的房款。并证明郑某,4不是武胜街8-14号的拆迁还建户。还证明2010年5月24日还收到一笔交武胜街8-14号中一套公房扩面款27645元。（经陈爱珍指认，该笔无交款人信息的扩面款27645元是其所交5-6-1号的公房扩面款。）（5）证人余某,4（民族房管所会计）的证言，证明武胜街8-14号公房系危房拆除后原址建造的一栋七层楼的房屋，共有一百多套，民族房管所对原拆迁户还建了一部分，其余房屋全部由民族房管所对外发售承租权，售价是4500元-5000元／平方米。其证明2010年房管所账目记录郑某,4所交扩面款的情况与黄某,4证明一致。（6）证人王某1（民族房管所房管员）的证言，证明其帮忙填写武胜街8-14号5-3-2郑某,4住房证租约的情况，当时对照“共有房屋计租表”填写了武胜街8-14号几十份住房证租约，填好以后交给房调员喻顺英，她校对无误后再盖她的私章。其中武胜街8-14号5-6-1号住房证租约承租人一栏当时没填名字。经辨认，武胜街8-14号5-6-1熊某1住房租约“填写处”显示“王某1”的签字是其所签。以上两份住房租约是黄津或者喻顺英让我填写的，民族房管所出具的这两份住房租约必须经所领导同意，出租人代表一栏都盖有分管领导陈爱珍的私章，应该是经她批准同意的。2、书证（1）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郑某,4名下武胜街8-14号5-3-2号和熊彩红名下-6-1号公房住房证（租约）、图卡、租金收据和武胜街8-14号经管房屋租金收支明细账等书证，证明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于2009年11月份合伙将上述公房控制占有。（2）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武胜街8-14号、青年二巷1011号拆迁还建户名单，证明郑某,4、熊某2红不属于该处拆迁还建户。（3）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相关记账凭证，证明闻和弟以其妻子郑某,4名义向民族房管所缴纳武胜街8-14号5-3-2号公房扩面款21030元，陈爱珍向民族房管所缴纳武胜街8-14号5-6-1号公房扩面款27645元。（4）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武胜街8-14号危房项目住户明细，证明该所在对武胜街8-14号危改项目资料和账目清理过程中未找到郑某,45-3-2号、熊彩红5-6-1号拆迁还建协议资料，郑某,4于2010年6月交扩面款21030元，熊某2红武交款记录，经陈爱珍指认，2010年5月一笔无交款人信息的扩面款27645元是其交的武胜街8-14号5-6-1号公房的扩面款。（5）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证明该所收取的武胜街8-14号公房房款往来明细账于2013年12月26日平账。（6）农行民族路支行提供的黄彩云账户相关交易明细、冯某1账户交易明细及熊彩红提供的相关购房记录，经熊某2红指认证实，2009年11月，熊彩红以人民币464853元的价格向陈爱珍购买武胜街8-14号5-6-1号公房使用权，该房款转账至陈爱珍丈夫冯某1的农行账户。（7）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武胜街8-14号5-3-2号和5-6-1号公房征收档案资料。证明该两套公房目前正处在征收安置补偿阶段。3、武汉市物价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局出具的武价认定字Ａ（2017）第4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江汉区武胜街8-14号5-3-2号、5-6-1号于2009年11月2日使用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373231元、457421元。4、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闻和弟的供述，闻和弟交代2009年10月至11月间利用担任的职务之便，伙同陈爱珍，以虚假拆迁户的名义拿了江汉区武胜街8-14号的两套公房，要喻顺英伪造了“郑某,4”和“熊某2红”的拆迁还建资料，目前这两套房屋处于征收补偿阶段。（2）被告人陈爱珍的供述，证明2009年10月份，闻和弟对我说“我们在武某街搞拆迁还建工作很辛苦，应该犒劳一下自己，我留下两套用于销售的房屋，我们一人一套”，我同意了他的提议，接着我们又商量了如何拿着两套房屋，闻和弟说他用老婆的名义拿，以防上级单位内部检查，我们俩都以被拆迁人的身份拿这两套房子，象征性地交点扩面款，我答应了。之后正好熊彩红到民族房管所来想买武胜街8-14号的公房，是我接待的，我想到我拿的这套公房不方便登记在我或家人的名下，就趁这个机会将我分得的武胜街8-14号5-6-1号公房以人民币46余万元卖给熊某2红，房款全部转账到我丈夫冯某1的农行卡中。闻和弟是以其妻子郑某,4的名义拿的武胜街8-14号5-3-2号公房。并证明其二人商量要喻顺英伪造了该两套公房的拆迁还建等资料，后喻顺英根据扩面款金额和这两套公房的面积，按照超出原住房面积以约2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倒推算出原虚假拆迁房屋的面积，伪造了虚假拆迁还建协议等资料。之后我和闻和弟分别以熊某2红和郑某,4的名义向民族房管所交了2万多元扩面款。（3）被告人喻顺英的供述，证明2009年9、10月的一天，闻和弟在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你按照扩面款2万多元的金额做两套拆迁还建户的资料，用于拿两套武胜街8-14号公房”，我同意了，之后闻和弟分别向我提供了郑某,4和熊某2红的姓名，我按照2万多元扩面款的金额倒推了拆迁户房屋的面积，并按照闻和弟提供的姓名，分别编造了郑某,4和熊某2红的拆迁还建协议资料，并放入真实的拆迁还建户的资料里面，之后又房管员填写了郑某,4和熊某2红的住房租约（住房证）。（三）关于武某一巷2-4号公房一笔事实的证据：1、证人刘某2（房屋受让人）的证言，证明其通过民族房管所购买多套公房的情况。其中于2012年11月左右得知武某一巷2-4号还留有两套公房待发售后，就找到时任房管所所长闻和弟，闻和弟要我去找陈爱珍书记，陈爱珍说刚好还有位于武某一巷2-4号5楼的两套（1-5-1号和1-5-2号），使用面积分别是60平方米和33.02平方米，看完房屋后我就提出要买这两套公房，陈爱珍同意了，说这两套公房的价格是建筑面积每平米6500元，两套公房房款分别是53万多元和29万多元，她要我把房款分别转到一个人和她本人的账户中，并向我提供这两个账户的账号。之后我分别将53万多元和29万多元转账到陈爱珍提供的彭某1和她本人两个账户中，转账后陈爱珍要民族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向我出具了这两套公房的住房证，其中大套公房办理在我外甥王某2名下，小套公房办理在我本人名下。2、书证（1）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武胜一巷2-4号1-5-1号、1-5-2号公房住房证（租约）和武胜一巷2-4号经管房屋租金收支明细账，证明闻和弟、陈爱珍共同侵占武某一巷2-4号1-5-1号、1-5-2号公房使用权的事实。（2）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武胜一巷2-4号危改项目住户明细和相关记账凭证等书证，证明陈爱珍分别以其亲戚彭某2、涂金香的名义向民族房管所缴纳武某一巷2-4号1-1-5-1号、1-5-2号公房房款人民币307700元（2012.11.19）和157000元（2012.12.5）。（3）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证实该所收取的武某一巷2-4号公房房款往来明细账于2016年1月29日平账。（4）工商银行提供的刘某2、彭某1、陈爱珍账户相关交易明细、转账凭证等书证，经刘某2指认证实，2012年11月至12月，王某2、刘某2分别以人民币533790元和290560元的价格，从陈爱珍手上购买武某一巷2-4号1-5-1号、1-5-2号公房使用权。（5）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武胜一巷2-4号1-5-1号和1-5-2号公房征收档案资料。证明该两套公房已于2015年10月征收安置补偿，房屋所有权人刘某2、王威已与武汉市江汉区城区改造和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征收补偿协议。3、武汉市物价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局出具的武价认定字Ａ（2017）第5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江汉区武胜一巷2-4号1-5-1号、1-5-2号于2011年11月使用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538700元、281969元。4、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闻和弟的供述，对其同意将武某一巷2-4号1-5-1号和1-5-2号两套公房低价卖给陈爱珍的事实予以供认。（2）被告人陈爱珍的供述，供认2011年11月武某一巷2-4号公房危房改造后对外发售期间，我向闻和弟提出想买两套，他同意了，说给我留两套，2012年8月我调到江汉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担任书记后一天，闻和弟问我什么时候拿房子，我要他先留着，等以后再处理。想着在辖区内拿单位的公房不好，很犹豫怎么处理这两套房子，大约在2012年11月，退休同事的儿子刘某2通过闻和弟找到我，他想买所里留给我的房子，当时我就决定把房子卖给他，我对闻和弟说刘某2要买这两套房子，我把房子卖给他，然后再付一点钱给所里。之后就将这两套房子以人民币533790元和290560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某2，刘某2将钱转到我嫂子彭某1工行账户，我再转到我工行卡中，之后我以彭某1和涂金香的名义向民族房管所支付了上述两套公房房款307700元和157000元。闻和弟照顾我是内部职工，以低价要我付的上述房款。（四）关于三义里9号公房一笔事实的证据：1、证人冯某1的证言，证明其妻陈爱珍以其子冯某2名义取得三义里9号1楼6号的公房使用权。2、书证（1）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陈静名下三义里9号1楼6号住房证（租约）、经管房屋租金收支明细账等书证，证明闻和弟、陈爱珍共同侵占三义里9号公房使用权的事实。（2）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冯幼承名下三义里9号1楼6号住房证（租约）陈某过户至冯某2的审批表等书证，证明陈爱珍分别于2013年9月将上述公房使用权从陈某过户至其子冯某2的事实。（3）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相关保底房交易凭证，证明2013年1月保底房价值人民币17万元。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属于保底房。3、武汉市物价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局出具的武价认定字Ａ（2017）第7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江汉区三义里9号1楼6号于2013年1月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6577元。4、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闻和弟的供述，对其同意将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低价卖给陈爱珍的事实予以供认。（2）被告人陈爱珍的供述，对其于2013年1月，通过闻和弟以其亲戚陈某的名义低价购买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后将公房过户至其子冯某2名下的事实予以供认。（五）关于紫竹巷50号公房一笔事实的证据：1、证人证言（1）证人彭某1（陈爱珍的嫂子）的证言，证明2003年10月陈爱珍以其名义登记过一套紫竹巷50号的公房，当时在民族房管所陈爱珍拿出一个房产证，让我在承租人一栏上签上我的名字，这套公房实际是陈爱珍的，我也不用支付这套公房的转让费。2015年10月在拆迁指挥部帮助陈爱珍办理了拆迁手续，这套房子的拆迁补偿款有40余万元，10月9日我到渤海银行办理了领取拆迁款的手续，将拆迁款469807元转到我的工行账户中，当日我就将工行卡、密码、身份证交给陈爱珍，陈爱珍就从我的工行卡将这笔拆迁款转到她自己的银行卡上。（2）证人程某,吴某的女儿）的证言，证明2003年武汉市电信局将位于紫竹巷50号的公房从单位退休已故职工李文汉名下调整分配给其母亲吴某，并把李文汉的住房证交给其母亲，吴某到民族房管所办理过户时，陈爱珍以该房屋欠缴租金为由不予办理，吴某要补交租金，民族房管所不收，后吴某就一直住在紫竹巷50号这套公房里。2008年得知该房屋已被民族房管所收回转租给他人，因吴玉莲有武汉市电信局的住房通知单，故一直住在那里，后租给他人做仓库。大约2013年紫竹片要拆迁，吴某因没有住房证被告知不能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后到民族房管所找所长闻和弟，闻和弟调查后告知这套公房确实已经办理到了别人名下，但没有人来收回这套公房，我们要和持有这套公房住房证的人当面理论，闻和弟以各种理由不让我们双方见面。其母因年纪大了将此事委托我来办理，在找闻和弟谈此事时，闻和弟说对方愿意出钱了解此事，我提出要15万元补偿款，最终商定13.5万元，后来这套公房的承租户向我的工行卡转了13.5万元，我母亲吴某就把手上紫竹巷50号李文汉的住房证交给了闻和弟，对这套公房做了个了断。2、书证（1）江汉区民族满春房管所提供的彭某1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住房证（租约）、图卡、租金收据及经管房屋租金收支明细账，经陈爱珍指认，其于2003年10月侵占该公房使用权。（2）工商银行友谊路支行和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提供的彭某1向程某,4转款人民币13.5万元的相关凭证，经陈爱珍指认证明其于2014年6月补偿给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原租户13.5万元的事实。（3）程某,4提供的紫竹巷50号1楼5号住房通知单、武汉市电信局的情况说明等相关住房资料，证明其母亲吴某曾拥有该房屋的承租权。（4）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彭某1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征收档案资料，证明该套公房的征收补偿款是人民币469807元，其中陈爱珍以彭某1名义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产权时缴纳人民币2066元。（5）渤海银行和工商银行江汉支行提供的相关银行凭证，经陈爱珍指认证实其取得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征收补偿款469807元。以上书证均证明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为原民族房管所管理的公房，辩护人认为该房屋非民族房管所管理公房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3、武汉市物价成本监审价格认定局出具的武价认定字Ａ（2017）第4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江汉区紫竹巷50号1楼5号于2003年10月14日使用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625元。4、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闻和弟的供述，证明紫竹巷50号公房被陈爱珍以超过6个月未交租金为由、处置给其嫂子彭某1，后因该片拆迁，房屋使用人叫程某,4的到民族房管所扯皮，经协调，最终谈定由陈爱珍补偿13.5万元给对方摆平此事。陈爱珍什么时候拿到这套公房我说不清楚。（2）被告人陈爱珍的供述，供认于2003年10月，利用职务之便，以租户超过6个月不交房租为由，擅自决定将他人承租的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收回，并过户至其亲戚彭某1名下予以侵占以及在上述公房征收补偿过程中，通过房改程序取得该公房的产权、继而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事实。被告人闻和弟的辩护人当庭出示关于闻和弟工作及表现的书证材料，证实闻和弟一贯工作表现较好的事实。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控方所举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的目的提出异议，认为所指控的“陈爱珍在明知自己不具备购房资格”、“闻和弟违反规定程序”、“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等情节的认定证据不足，关于价格认定结论书认为司法机关评估结论的采纳和使用方法有误。公诉人对辩护人出具的关于被告人工作表现的材料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本院经审查上述证据，辩护人称指控的所述“陈爱珍在明知自己不具备购房资格”、“闻和弟违反规定程序”的表述确实没有相关书证予以印证，故本院对该情节不予认定，但对该部分事实予以客观的表述。关于“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的表述，本院认为证据充分，应予认定。综上表明，以上证据证明的事实情节相互吻合一致，足以证实本院审理查明的上述事实成立。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归纳为以下争议焦点进行辨析：1、关于贪污数额的认定。结合指控认定的事实，公诉机关是以涉案公房使用权转让价值或转让价值与被告人购买价值的差额认定贪污数额，辩护人对以实施违法行为时侵占国家公房的承租权（使用权）价值利益（市场价值）作为犯罪金额予以认同，与指控观点并无实质性差异。差异体现在，在上述前提下，对公房使用权转让价值的确定，是以价格认定结论书确定的价格认定，还是以市场存在的最低价格认定。显然如果按后者价格认定，认定贪污的数额将会减少。本院认为，辩护人所称的市场最低价在本案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数额呈现，具有不确定性与随意性，故需要具备法定鉴定资质的机构对市场价格予以评估、确定，该机构运用市场法则、通过对市场相同地段、类似房型的多宗交易的调查分析，得出认定结论，该结论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及专业性，故应以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认定公房使用权的转让价格，作为衡量本案被告人购房时是否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及尺度，因此对辩护人建议法院将能查到的涉案房屋使用权转让的最低价格或者评估价的70%确定为最低合理价格，继而再确定贪污数额的质证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关于第一笔事实，辩护人认为不应以公房的使用权转让鉴定价格来认定陈爱珍该笔事实的贪污金额，而应以陈爱珍实际获取的三年房屋租赁收益来计算。案发前，陈爱珍“分得”的统一街102-110号的一套房屋，进入到拆迁阶段，但尚未正式办理拆迁手续时即案发，因此辩护人认为陈爱珍本人实际并未取得该房屋的使用权，该房屋的国有权益并未丧失，对陈爱珍应以实际获得的非法利益即租金收入认定贪污数额。本院认为，对该笔贪污数额的认定，各被告人应采用统一的认定标准，即以被告人犯罪时侵占公房承租权（使用权）的价值作为犯罪金额。故对陈爱珍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3、关于本案事实是否成共同犯罪及第三、四笔事实中闻和弟、陈爱珍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公诉机关指控的五笔事实其中有四笔认定为共同犯罪，闻和弟的辩护人认为第三、四笔事实中闻和弟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本人没有获取任何收益，故行为不构成犯罪。陈爱珍的辩护人认为陈爱珍获得武某一巷2-4号、三义里9号公房时已不是房管所的领导，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影响闻和弟使其擅自将此公房低价出售，故陈爱珍的购房行为不构成犯罪。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二笔事实中各被告人存在明显的合谋，由闻和弟提出犯意，经与陈爱珍商议并达成合意，再告知喻顺英和熊慧，尔后共同配合完成了侵占单位公房使用权的行为，应属于共同犯罪。第三、四笔事实，系由陈爱珍提出犯意，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影响及闻和弟的职务便利，经二人合谋后，闻和弟同意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让陈爱珍购买了房屋（使用权），由于二人的共同行为，侵害了本属于单位正常出售公房使用权的应得权益，亦属于共同犯罪。故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4、关于指控被告人陈爱珍、喻顺英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陈爱珍的辩护人认为陈爱珍在立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已向检察机关主动交代了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被认定为自首，到案的顺序不应影响对自首的认定；喻顺英的辩护人认为喻顺英在接到案检察院的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检察院，并交代上述犯罪事实，应属于自首。经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经过材料及询问笔录显示，2017年2月21日，该院对武汉市审计局移送的本案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展开初查，经初查发现陈爱珍有涉嫌贪污江汉区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使用权一笔事实的问题。同年4月19日12时50分，侦查员在陈爱珍家中将其通知至武汉市检察院接受调查。经询问，陈爱珍交代了其与闻和弟、喻顺英、熊慧共同贪污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使用权、江汉区紫竹巷50号1楼5号公房使用权及涉嫌骗取该公房政策保底面积补偿款的问题。还于当晚交代了其与闻和弟、喻顺英涉嫌共同贪污江汉区武胜街8-14号5-3-2号和5-6-1号公房使用权的问题，并陆续交代了市检未掌握的其涉嫌贪污江汉区武胜一巷2-4号1-5-1号、1-5-2号公房使用权和江汉区三义里9号1楼6号公房使用权的犯罪事实。4月20日对陈爱珍立案侦查及刑事拘留。2017年4月18日23时许，武汉市检察院电话通知喻顺英到院接受调查，经询问，喻顺英陆续交代了其与熊慧涉嫌骗取江汉区武胜里12号2楼公房拆迁补偿款（该事实未指控）、与闻和弟、陈爱珍共同贪污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1楼7号公房使用权的事实。4月19日对喻顺英立案侦查及刑事拘留。根据上述被告人到案经过及供述情况，喻顺英是接到电话后自行到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属于投案，之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应认定自首。故本院对喻顺英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陈爱珍到案后虽能如实向检察机关主动交代全案事实，但因其在立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检察机关已经掌握了本案第五笔犯罪事实，故陈爱珍到案的情节不符合投案自首的规定，但属于主动交代同种较重罪行，亦可以从轻处罚。本院对陈爱珍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从量刑角度酌情采纳。5、关于被告人喻顺英、熊慧是否从犯的问题。辩护人辩称喻顺英、熊慧是从犯，公诉人当庭答辩认可喻顺英在第二笔事实中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从犯。结合本案事实，在第一笔事实中，由闻和弟提出犯意，经与陈爱珍商议并达成合意后，再由闻和弟、陈爱珍将商议的决定告诉喻顺英和熊慧，并指使喻顺英制作统一街102-110号房屋登记资料，熊慧在取得房屋后受委托负责出租。根据各被告人的职务，闻和弟、陈爱珍系喻顺英、熊慧的领导，因此喻顺英和熊慧系被动接受领导的旨意，在该笔事实中分别起相对较轻的作用和次要作用，熊慧的职务与该笔事实无直接关联性，故属于从犯。第二笔事实中，喻顺英没有参与闻和弟、陈爱珍的合谋过程，受闻和弟、喻顺英的指使编造了郑某,4和熊某2红的拆迁还建协议资料，帮助闻和弟、陈爱珍完成了侵占武胜街8-14号两套公房使用权的行为，其本人并未获得经济利益，在该笔中事实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公诉人亦当庭认同喻顺英在第二笔事实中属于从犯。对熊慧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喻顺英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酌情采纳。6、关于熊慧贪污数额的认定问题。辩护人认为因熊慧与喻顺英为夫妻，二人共同贪污公房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211832元，故认定熊慧贪污的数额应为该数额的二分之一。本院认为贪污的数额应以各人实际参与的数额认定，支持公诉机关的认定意见，但喻顺英、熊慧夫妻共同退赃不应重复。另外，关于涉案房屋状况及转让款的处理问题。第一笔事实中闻和弟所获的房屋以人民币30万元卖给了熊慧，该30万元应属于非法所得；陈爱珍、熊慧与喻顺英为夫妻所获的房屋尚处于征收补偿阶段。第二笔中陈爱珍以464853元将房子转让给熊某2红，该464853元应属于非法所得；闻和弟的房屋尚处于征收补偿阶段。第三笔中陈爱珍已将两套房屋卖给刘某2、王某2，该笔实际转让价与向房管所支付的购房款差价为359650元，（购房款与评估的使用权转让价格的差价为355969元，指控认定的贪污数额）。第四笔中陈爱珍的房屋现已过户至其子冯某2名下。第五笔的房屋已办理征收补偿，陈爱珍获得补偿款469807元，补偿了原房屋住户135000元，办理该房产手续缴纳2066元，实际非法获利332741元。综上，被告人闻和弟应退赃款人民币33万元（卖房及出租房屋所得），陈爱珍应退赃款805502元（出租房屋所得3万元、卖房给熊某2红464853元减去所交扩面款27645元等于437108元、紫竹巷50号房屋补偿款469807元减去135000元及2066元等于332741元），喻顺英或熊慧应退出租房屋所得的3万元。对于熊某2红、刘某2、王某2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因其支付了合理对价，均属于善意取得，对善意取得的房屋及他项权益应予保护。本案在庭审后，上述被告人的家属根据其退赃的意愿，分别向本院代其退赃，其中闻和弟退赃人民币33万元、陈爱珍退赃805502元，熊慧退赃3万元（已缴至本院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占本单位管理的公房，攫取经济利益，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闻和弟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价值人民币1926283元，实得价值566843元，被告人陈爱珍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价值人民币1934908元，实得价值1156233元，被告人喻顺英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价值人民币1423737元，实得价值211832元，被告人熊慧参与侵占国有资产共计价值人民币641769元，实得价值211832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事实、罪名及适用相应法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闻和弟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自愿认罪，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闻和弟在部分事实中没有获利，相应减轻其罪责，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爱珍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在立案及采取强制措施前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并当庭自愿认罪，应当从轻处罚；陈爱珍参与实施多笔犯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大，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喻顺英接到电话后自行到司法机关接受调查，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自愿认罪，可以认定为自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熊慧在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应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喻顺英在共同犯罪中分别起相对较轻的作用和次要作用，在部分事实中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熊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喻顺英、熊慧均能积极退出犯罪所得，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喻顺英、熊慧参与的上述犯罪情节，本院决定对喻顺英、熊慧减轻处罚。对被告人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对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已在对争议焦点的辨析部分中予以阐述采纳与否，故本节不再赘述。根据上述事实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闻和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9日起至2020年12月18日止）。二、被告人陈爱珍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9日起至2022年2月18日止）。三、被告人喻顺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17日止）。四、被告人熊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2018年12月17日止）。五、对被告人闻和弟、陈爱珍、熊慧所退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其中闻和弟所退的人民币33万元、陈爱珍的805502元，熊慧的3万元。六、对涉案处于被征收补偿阶段的房屋权益予以没收返还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具体指武汉市江汉区统一街102-110号房屋、武胜街8-14号5-3-2号房屋；对被告人陈爱珍已过户至其子冯幼承名下的三义里9号1楼6号房屋，属于上述单位权属部分予以没收返还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成萍审判员魏筱霞人民陪审员鲍建平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王升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闻和弟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name: 陈爱珍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
name: 喻顺英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name: 熊慧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