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判认定：2011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史永昆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桥梁工程处处长、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人民币25万元进行营利活动，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人民币1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贪污的事实1.2014年1月1日，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实施森林抚育工程的过程中，伙同时任朋普河林场党支部书记的李明，副场长赵某、王某，报账员李某贪污森林抚育费人民币5万元，每人分得赃款人民币1万元。2.2014年2月20日，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实施森林抚育工程的过程中，以付和琴森林承包费为由，骗取10万元的森林抚育费予以侵吞，其中9万元借给李玲芬购车，1万元用于自己挥霍。挪用公款的事实1.2011年年初的一天，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桥梁工程处处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5万元给弥勒市傲翔电脑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某进行营利活动。事后，该5万元公款已归还。2.2014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5万元给弥勒市傲翔电脑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某进行营利活动。事后，该5万元公款已归还。3.2012年11月2日，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10万元给个体工程老板李文云进行营利活动。事后，该10万元公款已归还。4.2013年6月21日，被告人史永昆利用担任云南省江边林业局朋普河林场场长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5万元给个体工程老板杨跃进行营利活动。事后，该5万元公款已归还。破案后，被告人史永昆的家人代其向检察机关退缴了贪污所得款人民币11万元。原公诉机关弥勒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判认定被告人史永昆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史永昆犯数个职务犯罪，数罪并罚一般不应适用缓刑，向本院提起抗诉。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支持以上抗诉意见。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史永昆
crime: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案例二：
刘平、赵元洪贪污、挪用公款二审刑事判决书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赣01刑终277号：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郭名高犯贪污、挪用公款罪一案，于2018年2月1日作出（2017）赣0192刑初86号刑事判决。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原审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郭名高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通知南昌市人民检察院阅卷。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在阅卷期间，向本院提出延期审理。南昌市人民检察院阅卷后，认为原公诉机关抗诉量刑畸轻抗诉理由不能成立；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三点二八四万元，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平及其辩护人刘新斌、上诉人赵元洪及其辩护人陈美玲、上诉人赵从江及其辩护人吴中华、上诉人郭名高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黄某林地被征用以及495.51万元林地补偿款发放的事实。2006年10月31日，时任黄堂村委会主任的被告人刘平召集村委聘用干部涂某、朱某1、赵某1，在时任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刘某1及其他支委委员不知情、未召开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与被告人赵从江、赵元洪签订了林场承包合同并加盖了黄某委会的印章，将村集体200余亩林场以人民币3.3万元的价格发包给了赵元洪、赵从江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期为20年，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补偿费按国家政策办，青苗补助款，乙方（赵元洪、赵从江）未受益前青苗补偿款首先扣除乙方3.3万元，后再按村30%，乙方40%，山某30%分成。新建县林业局于2006年12月28日下发山林权证，载明坐落在黄堂村蔸家山、猪子尾、高家山的林地属黄堂村一至七组共有。2009年下半年，黄某由新建县划归南昌经开区管辖。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刘平担任黄某党支部书记，被告人赵元洪、赵从江分别担任黄某委会主任、委员。2011年12月30日，赵从江、赵元洪以8万元的价格将该林场转租给郭名高、赵某2管理经营，并签订了林场转租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为10年，租赁经营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土地款归黄某所分配，青苗补偿款归乙方（郭名高、赵某2）所得。郭名高承包林场后，新挖了鱼塘，扩大了原有鱼塘，在林场移栽了樟树、榆树、桂花树、柚树等苗木。2013年以来，上述集体林场陆续被国家征用。被告人赵元洪、赵从江等人与南昌经开区管委会、白水湖管理处就林场的补偿标准进行谈判。2015年2月初，双方初步达成协议，在林场树木评估价365.34万元的基础上补偿。随后，在刘平、赵元洪向管理处请示后，赵从江以村委会的名义向白水湖管理处提出预支青苗补偿款的申请，管理处同意暂借170万元。同年2月15日，管理处应赵从江的要求，将该款转账至赵从江的侄子赵某5的银行卡。2015年5月11日，经南昌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决定：“原则同意给予黄堂村林场补偿款495.51万元。由白水湖管理处负责，将黄堂村林场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补偿款利益分配问题梳理清楚后，报区管委会审定。”2015年7月30日，被告人刘平、赵元洪以黄堂村的名义出具了“黄堂村林场补偿款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补偿利益分配无关系”的证明。基于这份证明，2015年8月7日，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同意拨付黄堂村林场补偿款495.51万元。2015年8月14日，白水湖管理处批复同意支付黄某上述林场补偿款。白水湖管理处要求赵从江提供其是林场承包人的证明材料，赵从江未将原始林场承包合同提供给白水湖管理处，征得刘平、赵元洪与郭名高同意后，赵从江于同年8月17日以黄堂村委会的名义出具了“我村林场于2006年10月承包给赵某9、陈某经营，经营期二十年”的证明，并书写委托书要求将林场补偿款转账至陈某账户。2015年8月20日，白水湖管理处转账325.51万元（除去了2015年2月份暂借的170万元借款）至赵从江实际使用的户名为陈某的建行账户。2015年8月21日，赵从江转账100万元给郭名高。2015年8月23日，赵从江转账56万元至陈某的建行账户，用于陈和友工地上周转。2015年8月24日，赵从江转账70万元给刘平。2015年8月31日，赵从江通过陈某的银行账户还款80万元给黄某委会。2015年10月29日，赵从江转账9.99万元给陈和友。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刘平的供述与辩解，供述案发时其主持黄某委会工作，该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主要是上级拨付的征地补偿款等。2006年将村林场发包给了赵元洪、赵从江。2011年赵元洪、赵从江将林场转包给郭名高，其事后才知道。2013年后，该林场陆续被征用。2013年至2014年，郭名高、赵从江从村里借了共计130万元林场补偿款，2015年还给了村里。村里收到495万余元林场补偿款后，除去赵从江从白水湖管理处借的170万元，剩下的325.5万余元由赵从江领走，后赵从江从该款里以郭名高的名义还了之前向村里借的80余万元。关于白水湖管理处要求就林场补偿款要梳理清楚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事，其召集村干部讨论，对其他村干部说495万余元是属于赔偿给承包户树木的损失，所以承包户跟村集体之间就该笔补偿款没有利益分配关系，其他村干部也没有异议。2、被告人赵元洪的供述与辩解，供述其于2012年担任黄某委会主任。2006年其和赵从江承包了村林场。2011年，将林场转包给了郭名高、赵某2。2013年林场陆续被征用。林场的补偿款也拨下来了，村账上的钱都是征地拆迁款。2013年，郭名高从村里借了30万元，召开了村委会，也履行了财务手续。2014年9月，其以赵某9的名义向村里借了50万元，买了一辆宝马Ｘ5车。2014年6月，赵某9从村里借了50万元，这笔钱打到了刘平的账上，后来还了款。进行林场补偿谈判的人主要是其和赵从江。林场苗木补偿款共计495.5万余元，其中325.5万元直接打到了赵某9的外甥女陈某的账上，另外170万元还给了白水湖管理处，还了80万元到村里，给了郭名高50万元，赵从江拿了70万给刘平（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工程分红款），赵某9自己得了一部分。2015年下半年，管理处要求落实林场承包户与村集体利益分配关系，刘平召集村干部碰头商议，因为林场承包合同上写的是林场青苗补偿款按3、3、4分成，林场的青苗补偿款已经在征地的时候统一拨付到村里账上了没有分配，这495万余元是给承包户的，所以黄堂村林场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补偿款无利益分配关系，村干部都表示同意。3、被告人赵从江的供述与辩解，供述2006年，其和赵元洪以3.3万元的价格承包了村林场20年。承包后，对树木进行了修剪、防火防盗等维护工作。2011年，其和赵元洪当选村干部后，以8万元的价格将林场转包给郭名高、赵某2。郭名高承包后把废林整形种了经济树木，还种了香樟，挖了两口鱼塘，养护树木。2013年，林场陆续被征用，郭名高以要搬迁树木为由向村里借了3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2015年林场补偿款495万余元下拨后，从其外甥女陈艳玲的账上转了80万元到村账上，还了上述30万元借款和赵元洪借的50万元。另外，郭名高还借了50万元，转到了刘平账上。除去170万元借款，2015年8月份区里将补偿款325.51万元转入陈某卡中。给了刘平70万元，是七里岗危房改造工程的分红款。4、被告人郭名高的供述与辩解，供述2011年,从赵元洪和赵从江手中转租了村林场，转租费8万元，签了合同。在承包前，赵元洪和赵从江对林场进行了维护。其承包后，在林场新挖了一口3亩左右的鱼塘，另外扩大了原有的鱼塘至2亩左右，同时在鱼塘边种了很多红叶杉楠树、灌木、茶树、樟树、柚子树、棕树、桂花树，在林场共投资了100万元左右。其获得林场补偿款情况：其在2013年8月向村里借了30万元，2015年8月向村里借了50万元。林场被征用后，卖了20多万元的樟树。2015年8月，因工程急需用钱，向赵从江借了100万元，半个月后，赵从江说其姐夫需要钱，其就还了50万元。第二组证据：书证1、山林权证及南昌市新建区林业局的回复，证实新建县林业局于2006年12月28日下发林权证，载明坐落在黄堂村蔸家山、猪子尾、高家山的林地属黄堂村一至七组共有，该林地未办理林权流转相关手续。2、村民代表签字影印件及部分村民身份证复印件，证实黄堂村林场发包未经过村民大会决定。3、冠山管理处的工作日志，证实黄堂村刘平、赵小刚来白水湖管理处协调林场补偿事项。4、《南昌经开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南昌经开区村级财务管理办法》、《白水湖管理处新接管六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所签合同一般不得超过三年，最长不得超过六年。其承包等收益和收入必须全额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账内核算，并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开。大额借债的须按照“四议两公开一审核一监督”程序决策实施。5、南昌经开区统一年产值及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实施意见及补偿标准以及经开国土分局与黄堂村签订的预征收土地协议书、南昌经开区关于黄堂村征地补偿面积测量成果册、江西国土资源厅关于集镇建设用地的批复，证实黄某的土地被征收。6、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借条、会议记录，证实2013年8月5日，郭名高向村委会借30万元青苗补助款,通过了村委会讨论决定。7、黄某林场承包合同及转租合同，证实2006年10月31日，赵某9、赵元洪与村委会签订了林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20年，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补偿费按国家政策办，青苗补助款，乙方未受益前青苗补偿款首先除去乙方3.3万元，后再按村30%，乙方40%，山某30%分成。时任樵舍镇驻村干部伍某1签字证明。2011年12月30日，赵某9、赵元洪与郭名高、赵某2签订转租合同，将林场转租给郭名高管理经营，约定：租赁期限为10年，在租赁期内，经营收入归郭名高所得，如遇国家征用土地，土地款归黄某分配，青苗补偿款归郭名高所得，租赁费8万元。8、记账凭证、用款申请单、南昌经开区政务督办单，证实2015年2月，赵从江、赵某5向白水湖管理处暂借迁移经济林及砍伐防护林费用170万元，2015年8月，从林场补偿款中扣除了170万元。经南昌经开区管委会与承包户协商，确定林场补偿费为495.51万元，扣除了170万元的借款后，转账325.51万元至陈某的账上。9、黄某出具的证明，证实2015年7月30日，以黄某委会的名义，出具了“黄堂村林场补偿款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补偿利益分配无关系”的证明。2015年8月17日，以黄某的名义，出具了“村林场于2006年10月承包给赵某9、陈某经营，面积约200亩，承包期为20年”的证明。10、合作建房协议书，证实赵元洪、赵某9（甲方）与伍某2（乙方）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了协议，合作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项目，伍某2投入资金。甲方占52%股份，乙方占48%股份。11、常住人口信息表、任职材料等，证实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郭名高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无前科。刘平2012年至案发任黄某党支部书记；赵小刚自2012年至2014年任黄堂村委会委员、2015年至案发任黄堂村副主任；赵元洪自2012年至2014年任黄堂村村委会主任。第三组证据：证人证言1、证人朱某2的证言，证实其举报刘平、赵元洪、赵从江等人瓜分林场补偿款。在林场没承包前，按照惯例村民得30%卖树钱，村里得70%。2006年林场被承包时，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当时支部负责人刘某1不同意，他为此事还带村民到樵舍镇上访。2、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实2011年，其和郭名高从赵元洪、赵从江那里转包了黄某林场。承包后栽了二三十亩的树。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06年，其担任黄某副书记，赵元洪和赵某9私下和村委会干部签订了承包协议，承包了黄某林场。当时村委会的印章是由刘平保管的。签订承包协议时，没有征求其的意见。其得知签订了承包协议后，表示反对。承包后，其通过领导阻止赵元洪、赵某9等人砍树。村林场被承包前，村民对林场的利润有分成。5、证人朱某3（朱某1）、涂某、赵某1（均时任黄某干部）的证言，证实2006年，由于林场管理不善，导致亏损，村里为了管好林场决定把林场发包给赵元洪、赵某9管理经营，当时只有朱某3和刘平、赵某1、涂某四人开会并同意。承包合同约定，承包费用为3.3万元，经营收入归承包人，如遇国家征用，青苗费村委会、山某、承包人按三、三、四的比例来分配。6、证人伍某1（时任樵舍镇挂点干部）的证言，证实作为证明人参与了2006年村林场的承包事宜，承包合同约定树钱按3、3、4分成是指林场原来存在的林木的补偿款，承包人自己栽种的树木不存在按比例分配的问题。7、证人谢某（南昌经开区规划设计院担任工程师）的证言，证实在黄某勘测时不知道有一个集体林场，在现场勘测的时候发现村里有大量的原生杉树，还有很明显的移栽的大樟树及小桂花树。8、证人赵某3（南昌市土地储备中心经开分中心科员）的证言，证实土地征收款包括土地款和青苗补偿款两大块。其中土地款又包含安置费及土地一定年份的产值。青苗补偿款包括地上现有生长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区里有一个统一的青苗补偿标准。9、证人熊某1（白水湖管理处土地城建办主任）的证言，证实下拨黄某的495.5余万元是村林场的青苗补偿款，应赵某9的要求，转入陈艳玲的账户。2015年初，处里同意暂借170万元给赵从江。期间，要求刘平出具林场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后赵从江拿了一份黄堂村委会出具的林场补偿款与村集体之间补偿利益分配无关系的证明。另，2014年赵某9以林场补偿款的名义从村里暂借了2笔共计100万元，其经手审批了这两笔借款。10、证人熊某2（白水湖管理处党政办副主任）的证言，证实其经手了黄某林场495万余元的青苗补偿款。这笔款项扣除了赵某9之前向管理处预支的170万元，后转账了325万余元到陈某的账户。11、证人李某1（时任白水湖管理处党委副书记、处长）的证言，证实黄某林场495万余元是包括按3500元每亩青苗补偿款的额外经济补偿。当时要求赵元洪、赵某9把这笔钱按承包协议分配好。12、证人谭某（时任白水湖管理处处长）的证言，证实黄某林场中承包户个人投资的树木，这部分补偿款应该归承包户所有；其他村集体的原始林木，按村里跟承包户之间约定的比例来分成。13、证人赵某4（冠山管理处副处长）的证言，证实赵元洪、赵某9以黄某委会的名义就林场的补偿标准进行谈判。后经过主任办公会确定补偿495万余元，该款包括评估的300余万元青苗费、林木增值效益，漏评树木价值及移栽人工等他人费用。14、证人罗某（南昌经开区社发局局长）的证言，证实当时是赵元洪和赵某9来协商补偿标准的，495万余元属于青苗补偿款。当时有领导提出，老百姓反映黄某林场利益分配存在问题，于是要求白水湖管理处先理清村与承包户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15、证人万某（时任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证言，证实黄某林场补偿一事，当时与他们进行协商谈判的是黄堂村的赵元洪、赵小刚等村干部，后确定补偿款为495万余元，该款项是青苗补偿款。16、证人欧某（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工作）的证言，证实2014年，受白水湖管理处委托，对黄某林场进行了调查、测量，并出具了调查报告，有146.4亩萌生的杉木林，树龄约在11年至15年之间，另外，杉木林中有209株散生的樟树，剩下的30.3亩樟树、1.1亩柚树及5.6亩桂花树都是苗圃地，是人工栽种的。17、证人赵某5（黄堂村村民）的证言，证实2015年,其叔叔赵某10用其身份证办了一张建行卡，身份证也被赵某10借用了一段时间，银行卡至今未还。其在委托书上签了字。18、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由于其舅舅赵某10是银行失信人员，在赵某10的要求下，其办了一张建行卡给赵某10，身份证也被赵某10借用了两个月。19、证人赵某6、赵某7、朱某4、赵某8、朱某2（黄堂村村民）的证言，证实2006年赵元洪、赵从江承包村林场的事情村民不知情，承包林场遭到了村民的反对，导致村民上访。20、证人伍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经程某牵线与赵元洪、赵某9投资了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工程项目，伍某2占48%，赵元洪、赵某9占52%。没有其他股东参与。前期资金175万元都是其投入的，到现在为止，没有获得实际上的利润。21、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在其的介绍下，伍某2与赵元洪、赵某9合作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前期的资金都是伍某2投入的。22、证人熊某3的证言，证实2012年,其承接了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工程。23、证人朱某1、涂某、赵某1、吴某1、邓某的证言，证实495万元林场补偿款拨下来之后，有一天村干部在村委会食堂吃饭的时候，刘平说这次林场补偿的钱跟村里没有关系，涂某等人听了就继续吃饭也没有说什么，涂某等人认为林场补偿款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也不能说是村集体的意见。第三组证据：鉴定意见1、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及银行卡明细表、取款凭证等，证实赵某5账户收取170万元和陈某收取325.51万元均为林场补偿款，实际收款人为赵从江；上述资金的走向如下：产生利息628.4元，赵从江支取、转账、消费126.8445万元，支付给郭名高100万元，支付给黄某委会账户80万元，支付给陈某账户76万元。支付给刘平70万元，支付给谢凤账户20万元，支付给吴仁河账户20万元，支付给万亚华账户1.07万元，结余1.65834万元。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且能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被告人刘平伙同郭名高利用职务之便利，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3.284万元的事实。2013年夏，因天气干旱无雨，黄堂村村民到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反映旱情。南昌经开区管委会研究后拿出先行抗旱救灾，等应急资金拨付下来再支付的意见，由白水湖管理处负责，随后对黄某原有渠道、水井进行清掏深挖，埋放水管通往各家，并在朱家、竹山两个自然村新打挖两口水井。2013年12月27日，黄某收到市级抗旱应急补助资金20万元。2014年下半年，朱某3到黄某委会办理两口水井的报销手续，被告人刘平知道后，就要求朱某3将被告人郭名高在汝罗湖村给自家打的水井也放入抗旱水井中一并报销。朱某3明知汝罗湖村没有打井抗旱的需要，但迫于刘平交待就同意了。2014年11月10日，白水湖管理处领导办公会议同意了黄某报上来的三口水井共9.852万元的费用从专项资金中列支。2014年12月26日，朱某3以其弟弟朱某5的名义在黄堂村委会办理了领取黄堂朱家、竹山、汝罗湖三个自然村打井工程款9.852万元的领条手续。之后，黄某委会报账员涂某将上述9.852万元取出，并在刘平的指示下，将其中的3.284万元现金支付给了郭名高。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郭名高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3年夏天，郭名高看到其他村在打井抗旱，因为自家洗涤厂正好缺水，于是就找到村书记刘平，希望也申请在汝罗湖村打一口井，刘平答应了。其打井共花了2.5万元，后在村里报销了3.284万元。第二组证据：证人证言1、证人徐某（白水湖管理处副处长）的证言，证实2013年夏天，因天气干旱，黄某民到区里反映情况，于是上报到区社发局争取抗旱资金，在朱家村打了一口水井，汝罗湖村当时是解决了用水问题。2013年12月，市里下拨了20万抗旱应急资金，后一次性将这笔20万转给了黄某。2、证人朱某6（黄堂村村民）的证言，证实2013年其在黄堂村朱家村、竹山村打过两口水井。收到了打井款3万元左右。没有与村里签订过打井协议，是从村会计涂某领到的打井款，没有打过收条。3、证人朱某5（黄堂村村民）的证言，证实其没有在黄某打过水井，但其哥朱某1用了他的名字和村里签了个打了三口井的协议。4、证人朱某3（朱某1,黄某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3年夏天天气干旱，上报区社发局并获同意下拨抗旱资金。白水湖管理处副处长徐某实地勘察后，同意在朱家、竹山自然村打水井，由朱某6承包。两口井打好后经验收，解决了老百姓的饮水问题。总共花了5万元左右。汝罗湖村原先的老井进行清掏、修理了之后基本解决了村民饮水的问题。2014年，打水井的拨款下来后，其就以弟弟朱某5的名义报账。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刘平听说其在准备报朱家、竹山村两口水井的报账材料，就说汝罗湖村郭名高打了一口井，到时候报账把这口井也一并报上去，其答应了。后郭名高找到涂某，报销了3.284万元。5、证人涂某（黄某委员、报账员）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由于天气干旱上级同意拨款专项抗旱资金。后由朱某1负责经办打水井的事情，朱某6承包，在朱家和竹家自然村打了两口井。2014年12月份，朱某1办理了三口水井共9万多元的报账手续。郭名高收了汝罗湖村3万多元的打井钱。这是因为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刘平跟其说郭名高在汝罗湖村也打了一口井，也是村里抗旱用的，到时钱拨下来后直接将那口井的钱付给郭名高。后郭名高领走了3.284万元。第三组证据：书证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领条、挖井协议书、经开区白水湖管理处领导办公会议记录，证实2014年，上级拨款20万专项抗旱资金到黄某委会。黄堂村朱家、竹山村、汝罗湖村花费打水井工程款9.852万元。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且能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三、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伙同郭名高挪用公款100万元的事实。2012年9月26日，南昌市国土资源局经开分局与黄堂村委会签订了预征收土地协议书，将包括黄某林场在内的共计3262.1亩集体土地预征收，并按《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年产值及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意见》通知精神给予货币补偿。2013年，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开始陆续征用黄堂村林场。郭名高以未谈成征地补偿款为由阻止施工。时任黄某治保委员的赵从江与郭名高协调，表示村委会从村财务账上先支出30万元预付青苗款，待今后林场补偿款发放后再从中扣除，郭名高表示同意。2013年8月5日，经村委会班子讨论同意暂借30万元并转账至郭名高账上。2014年6月份，被告人赵从江找到郭名高，提出其在七里岗安置房的工程上急需资金周转，请郭名高以林场的名义从村委会账上借50万元林场青苗补偿款使用，郭名高当即表示同意。2014年6月18日，赵从江与被告人刘平、赵元洪利用担任黄某委会干部的便利条件，在未召开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前提下，直接在请款单上签字并向白水湖管理处请款50万元防护林移栽前期费用。因赵从江是银行失信人员，其与刘平商议，将这50万元转入刘平账户。2014年6月24日，黄某转账50万元至刘平账户，刘平拿了10万元给郭名高用于还贷款，拿了10万元给赵从江。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赵从江找到郭名高，提出其在七里岗工地上急需资金周转，请郭名高以林场的名义从村委会账上借50万元青苗补偿款使用，郭名高当即表示同意。2014年9月29日，赵从江与刘平、赵元洪利用担任黄某委会干部的便利条件，在未召开村两委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前提下，直接在请款单上签字并以暂借林场树木补偿款的名义向白水湖管理处请款50万元。但赵从江并未将该50万元用于工地上，而是直接给赵元洪私人购买车辆使用。因赵元洪也是银行失信人员，赵元洪就以其亲戚徐协春的名义来领这笔钱。2014年9月30日，出纳涂某从黄某账转账50万元至徐协春的账户。2014年10月5日，赵元洪用该款购买了宝马Ｘ5一辆。上述借款均经白水湖管理处有关领导审批。2015年2月12日，黄某委会向南昌经开区财政局转账50万元，用于归还防护林移栽费用。2015年8月31日，赵从江通过陈某的账户转账80万元到黄某委会账户作为还款。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刘平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3年6月，因郭名高不同意在林场补偿款下来之前征地动工，村里经过讨论同意以青苗补偿款的名义借款30万元给郭名高，也经过了区、处领导同意。2014年6月，赵从江以林场防护林移栽前期费用的名义向村里借走了50万元。因赵从江为银行失信人员，该款转至其银行账户，后其给了赵从江10万元现金，转账10万元给郭名高用来贷款。2014年9月，赵从江（或者赵元洪）以林场补偿款的名义向村里借走了50万元，上述100万元借款没有开村委会讨论，2015年还给了村里。2、被告人赵元洪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4年9月，其向村里借了50万元，买了一辆宝马Ｘ5车，该车挂在徐协春的名下，借款人是赵某9的名字，没有正式开会讨论。2014年6月，赵某9从村里借了50万元，这笔钱转至刘平账上。后来这些钱都还回去了。3、被告人赵从江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4年6月，其借了黄某50万元，因其系银行失信人员，所以就把钱放在刘平的账上。2014年9月，赵元洪借了50万元买车。2015年借款从林场补偿款中抵扣了。4、被告人郭名高的供述与辩解，供认2014年，赵从江两次以其的名义向村里借了两笔50万元，共计100万元。其没有具体经办，但是借款100万元是和其商量、并经其同意过的。第二组证据：证人证言1、证人丁某（时任白水湖管理处纪委书记）的证言，证实黄某两笔50万元的借款，其虽然签字，但记不清。按规定,这100万元借款没有履行相关程序，但当时拆迁任务重，情况比较特殊，所以这些暂借款未按程序走是普遍现象。2、证人邹某1（原白水湖管理处经济办会计）的证言，陈述借款是要按程序来走的，比如一般15万元以上都是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通过才可以。但是因为这个程序比较麻烦，拆迁付的钱也比较多，所以当时就没人提这个事情，也没有按规定来办，都是由领导来把关。第三组证据：书证1、记账凭证、农商行凭证、借条、大额开支申请单等，证实2014年6月24日，赵从江借林场防护林移栽前期费用50万元，该款汇入刘平账上。2、记账凭证、农商行凭证、借条、大额开支申请单等，证实2014年9月30日，赵从江借林场树木赔偿款50万元，该款汇入徐协春账上。3、记账凭证等（卷8Ｐ40-55），证实2015年2月12日，黄某委会向经开区财政局转款50万元，用于归还防护林移栽费用。2015年8月31日，赵从江从户名为陈某的账户转款80万元到黄某委会账户作为还款。4、《白水湖管理处新接管六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村各项正常开支1000元以内由村主任同村书记碰头，村书记审核，村主任审批；1000-3000元需经村两委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再由村主任审批；3000元以上及重大项目开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书面决定经处主管村账处代管领导审核，报管理处处长审批后，再按程序审批入账。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且能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四、综合事实2017年4月18日，侦查机关查封了被告人刘平位于红谷滩新区汇龙铭都西雅图国际会馆2栋2201室房产一套，查封了被告人赵从江妻子胡海燕名下位于恒茂世纪花园西区8栋1单元201室的房产一套。2017年5月16日，侦查机关查封了赵元洪实际所有的车牌为赣Ｍ×××××的宝马Ｘ5车一辆。2017年2月18日，被告人刘平到侦查机关投案；2017年3月27日，被告人赵从江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抓获归案；2017年3月28日，赵元洪到侦查机关投案；2016年1月27日，郭名高被侦查机关抓获归案。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归案经过、抓获经过、临时羁押证明，证实被告人刘平于2017年2月18日主动到侦查机关投案；被告人赵从江于2017年3月27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抓获并被临时羁押在金山区看守所；被告人赵元洪于2017年3月28日到侦查机关投案。被告人郭名高于2016年1月27日被抓获归案。2、查封通知书、扣押、文件清单，证实2017年4月18日，侦查机关查封了被告人刘平名下位于红谷滩新区汇龙铭都西雅图国际会馆2栋2201室房产一套；查封了被告人赵从江妻子胡海燕名下位于恒茂世纪花园西区8栋1单元201室的房产一套。2017年5月16日，查封了赵元洪实际所有的车牌为赣Ｍ×××××的宝马Ｘ5车一辆。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且能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及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控辩双方的意见，原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南昌经开区白水湖管理处森林资产评估报告，经查，作出评估报告的江西新泰豪资产评估事务所不具有法定的司法鉴定资质，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刘平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枫树林场承包合同，经查，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当庭出示的证人余某的证言，经查，被告人刘平当庭供述其没有投资也没有参与实际经营管理七里岗供销社危房改造工程项目，该证言与被告人刘平的当庭供述存在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故对该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赵元洪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黄堂村村委会会议记录以及白水湖管理处抄告单，经查，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人郭名高的辩护人当庭出示的证人胡某、李某2、刘某2、郭某的证言及当庭证言，经查，该证言只证明了打井人及该井的使用情况，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量刑事实和量刑情节没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及其辩护人就起诉书指控贪污333.7万余元的事实提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赵元洪、赵从江为黄堂村村民，与黄某委会签订了林场承包合同，并经驻村镇干部伍某1签字证明，且加盖了村委会的印章，后又转租给郭名高等人，承包人对林场进行了经营、维护；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已下拨村委会且未分配；出具森林资产评估报告的江西新泰豪资产评估事务所不具有法定司法评估资质,林场承包合同是否是有效合同，本案不能确定，合同效力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故不能证实涉案333.7万余元的性质是公款，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333.7万余元证据不足。关于被告人刘平、郭名高及其辩护人就起诉书指控贪污3.284万元抗旱救灾专项资金的事实提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徐某、朱某3、涂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并共同证实，经过实地勘察后，同意在朱家、竹山自然村打水井，由朱某6承包，汝罗湖村原先的老井进行清掏、修理了之后基本解决了村民喝水的问题。郭名高未经过村委会、管理处的确认，在刘平指示下，涂某、朱某3办理了该口井的报账手续，后郭名高领取了3.284万元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且该金额已超出郭名高打井实际支出的费用总额。郭名高伙同刘平，利用刘平担任村书记的职务便利，套取国家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二人属贪污的共犯。故对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郭名高及其辩护人提出四被告人的行为均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郭名高的供述与辩解，证人丁某、邹某1的证言与记账凭证、农商行凭证、借条、大额开支申请单能够相互印证并共同证实，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经过与郭名高商议，并征得郭名高的同意，以郭名高的名义，利用刘平、赵元洪、赵从江的职务便利，违反程序两次共计挪用100万元给个人购车、还贷等，超过三个月未还，虽然其向白水湖管理处提出了请款申请，且得到了管理处的许可，但既未召开村两委会议，也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构成挪用公款罪。故对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郭名高挪用公款100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333.7万余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案发前，挪用的100万元已归还，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平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伙同他人挪用公款的事实，构成挪用公款罪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元洪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三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赵元洪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赵从江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四、被告人郭名高犯贪污罪，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追缴被告人刘平、郭名高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抗诉机关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人民币333.7万余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抗诉机关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其理由：1、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分别是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水湖管理处黄堂村委会书记、主任、委员，且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管理工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国家工作人员。2、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侵吞了公共财产人民币三百三十三点七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06年，时任黄堂村村委书会主任即被告人刘平在时任村书记刘某1及其他部分支委委员不知情、未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违反相关规定将性质为防护林的村集体200余亩林场承包给了被告人赵元洪、赵从江，且未支付承包费用。由于该承包合同违法违规，属于无效合同。2011年，赵元洪、赵从江当上黄堂村村干部后，觉得承包林场不合适，便私自与郭名高、赵某2签订了林场转租合同。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出具了林场承包户与村集体之间补偿款分配的虚假证明。林场补偿人民币四百九十五点五一万元，除了转账人民币一百万元给郭名高外，其余被刘平、赵从江、赵元洪侵吞。该林场有大量的原始林木是属于村集体的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的补偿费用应归村集体所有，属于村集体的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33.7万元。3、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利用了其村委会职务的便利。4、该案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本属于村集体的财产被侵吞，在当场影响极坏，导致黄堂村村民至今还在上访，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诉求，要求严惩犯罪。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公共财产人民币333.7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未认定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人民币333.7万元的犯罪事实，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该抗诉理由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抗诉。其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贪污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二被告人构成贪污罪。（1）本案证据无法证实原审被告人刘平与郭名高主观具有共同贪污故意。从本案的证据来看，现只能证实郭名高在办理打井水的费用报账手续时，刘平指示将该笔费用一并报销；无任何证据证实郭名高与刘平商量将自用水井充公用水井，来贪污该笔抗旱救灾专项资金。（2）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审被告人郭名高利用刘平职务便利来贪污该笔费用。现有证据未查实刘平对于抗旱打井事务及抗旱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批、发放事务是否具有管理职责。无法查实郭名高利用了刘平的职务便利。现有证据未查实刘平是否知晓郭名高所打的井是自用水井还是公用水井，致使无法认定刘平在郭名高贪污该笔费用时提供了帮助。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人刘平对于郭名高取得人民币3.284万元抗旱救灾专项资金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刘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郭名高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上诉人刘平上诉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刘平伙同郭名高贪污32840元水井补助款的事实完全是错误的，依法应当认定刘平不构成贪污犯罪。无论事前、事中、还是事后，刘平都没有就水井补助的事情同郭名高策划、商量或者达成犯罪合意，没有共同实施犯罪的故意。郭明高报销水井补助款后，没有主动分给刘平一分钱，刘平也没有问郭名高要过一分钱，完全不符合共同犯罪的犯罪基本特征。作为村书记的刘平，并不直接经手、管理抗旱打井事务。2、赵某11、赵从江、郭名高等人以林场的名义向村委会借支林场青苗补偿款两次共计100万元，完全按照经开区、管理处、村委会的财务制度规定履行了正常的申请、审批、审核、领取的借支款程序，也符合经开区的拆迁政策实际。所谓的借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借款行为，而是一种征地补偿款的提前预支行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拆迁征收应当是“先补偿，后拆迁”。借款的主体是承包户及实际承包经营人，出借人是白水湖管理处，所借的款项性质是“预支征地补偿款”。上诉人刘平不能决定款项的支配，无职务上的便利，故认定上诉人犯挪用公款罪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赵元洪上诉提出：上诉人无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涉案资金不属于公款，涉及挪用的100万元资金是林场征收后给承包户的奖励性补偿中的一部分，理应属于承包户所有。涉案资金均是在上级部门的管理监督之下，每一分钱的拨付都经过一个复杂的审批过程。原判决关于上诉人犯挪用公款罪的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本案，宣告上诉人无罪。上诉人赵从江上诉提出：上诉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以不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上诉人没有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涉案资金均是在上级部门管理监督之下，每一分钱的拨付都要经过一个复杂的审批过程。审批权、决定权、监督权都在上级部门。上诉人郭名高上诉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郭名高贪污32840元水井补助款的事实是错误的，认定的证据明显不足，依法应予以纠正。2、郭名高等人以林场的名义向村委会借支林场青苗补偿款两次共计100万元，完全按照经开区、管理处、村委会的财务制度规定履行了正常的申请、审批、审核、领取的借支款程序，也符合经开区的拆迁政策实际。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挪用公款犯罪，是错误的认定，依法应予宣告无罪。所谓的借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借款行为，而是一种征地补偿款的提前预支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拆迁征收应当是“先补偿，后拆迁”。借款的主体是承包户及实际承包经营人，所借的款项性质是“预支征地补偿款”。郭名高不是村干部、国家公务员，也非企业、事业、人民团体等单位工作人员，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原审法院认定的上列证据经原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证据合法。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出庭检察人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贪污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四名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挪用公款罪。综合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贪污333.7万余元。原审法院认为涉案333.7万余元的性质是否是公款，不能证实，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333.7万余元，证据不足。抗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其村委会职务的便利，侵吞村集体的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33.7万余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恶劣，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土地补偿费。这是国家对村集体转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相应补偿，其补偿对象为村集体。第二部分安置补助费。这是国家对村民转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应补偿，第三部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这是对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的补偿，应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以，这三部分补偿费中，除了第一部分属于村集体即全体村民共有之外，后两部分均属承包该土地的农户所有。本案中，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已下拨村委会且未分配，因此333.7万余元不属于土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而是属于安置补助款（林场补偿款）。根据黄某林场承包合同及转租合同，证实2006年10月31日，赵某9、赵元洪与村委会签订了林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20年，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土地，补偿费按国家政策办，青苗补助款，赵某9、赵元洪未受益前青苗补偿款首先除去赵某9、赵元洪3.3万元，后再按村30%，赵某9、赵元洪40%，山某30%分成。2011年12月30日，赵某9、赵元洪与郭名高、赵某2签订转租合同，将林场转租给郭名高、赵某2管理经营，约定：租赁期限为10年，在租赁期内，经营收入归郭名高、赵某2所得，如遇国家征用土地，土地款归黄某所分配，青苗补偿款归郭名高、赵某2所得。林场承包合同及转租合同约定了土地款及青苗补偿款归属及分配，并没有明确约定安置补助费（林场补偿款）归属及分配。原审法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333.7万余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的意见并无不当。此外，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也认为抗诉机关该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此，抗诉机关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不予支持。2、关于贪污3.284万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刘平及郭名高上诉提出不构成贪污罪。本院认为，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案中，郭名高打了井和领取了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属实，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只能证实郭名高在办理打井水的费用报账手续时，刘平指示将该笔费用一并报销；无任何证据证实郭名高与刘平共同商量贪污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平分得了款项。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刘平伙同被告人郭名高共同贪污，证据不足。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予以采纳。3、关于挪用公款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挪用公款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本案中，2012年9月26日，南昌市国土资源局经开分局与黄堂村村委会签订了预征收土地协议书，将包括黄某林场在内的共计3262.1亩集体土地预征收，并按《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年产值及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意见》（洪经管发［2011］59号）通知精神给予货币补偿。2014年被告人赵从江找到郭名高，提出其急需资金周转，想让郭名高以其林场的名义从村委会账上借林场青苗款补偿使用，郭名高当即表示同意。赵从江与刘平、赵元洪利用担任黄某委会干部的便利条件，在未召开村两委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前提下，直接在请款单上签字并以防护林移栽前期费用或林场树木补偿款的名义向白水湖管理处请款100万元用于购车还贷等。由于安置补偿方案、补偿金额尚未确定，上诉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利用职务便利，违反程序两次挪用100万元给个人购车、还贷等，超过三个月未还。虽然其向白水湖管理处提出了请款申请，且得到管理处的许可，但既未召开村两委会议，也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构成挪用公款罪。上诉人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郭名高挪用公款100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案发前，挪用的100万元已归还，依法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刘平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伙同他人挪用公款的事实，构成挪用公款罪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上诉人赵元洪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上诉人刘平伙同上诉人郭名高侵吞抗旱救灾专项资金人民币3.284万元，证据不足。抗诉机关提出上诉人刘平、赵元洪、赵从江贪污333.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赣0192刑初86号刑事判决中第（二）项,即被告人赵元洪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第（三）项，即被告人赵从江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二、撤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赣0192刑初86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刘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第（四）项，即被告人郭名高犯贪污罪，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第（五）项，即追缴被告人刘平、郭名高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上诉人刘平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四、上诉人郭名高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万剑审判员殷国富审判员李静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刘伟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赵元洪
crime: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
name: 赵从江
crime: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
name: 刘平
crime: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
name: 郭名高
crime: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