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期间，被告人詹剑华通过中间人，以支付手续费的方式，找到湖南省岳阳市百业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为辽宁正品宜高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分别为：02401662、02401663、02401664、02401665），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376068.38元，其中税款为：63931.62元。经查，詹剑华已补缴税款。2018年5月31日，被告人詹剑华被传唤至沈阳市公安局沈某分局大南派出所接受调查。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詹剑华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睜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川1722刑初237号：宣汉县人民检察院以宣检公诉刑诉〔2018〕19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宣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双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杜宇及其辩护人魏乾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宣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底，被告人杜宇和杜鹏、解德彪共谋在四川省宣汉县开设一家商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卖出获取利润。2015年3月，三人两次从河北到宣汉了解税赋政策和准备注册公司，后杜宇回到河北，注册公司等相关事务由杜鹏、解德彪办理，后杜鹏、解德彪收购了宣汉县鸿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鸿昌公司”），杜宇从杜鹏处得知消息后，表示自己对公司管理不插手，但要分配利润。2015年6月，鸿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暴露，杜宇和解德彪、刘长鹏两次到宣汉处理此事，因未补交清税款，宣汉县国税局于2015年6月16日报案。经查实，鸿昌公司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为十堰天地和等十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8套，票面金额合计87713886.41元，共计抵扣税额12744752.68元。案发后，除十堰天地和公司补交了税款127032.89元外，其余九家公司均走逃，造成国家税额损失达12617719.79元。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1、书证，2、证人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4、辨认笔录，5、视频录像等。被告人杜宇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额损失12617719.7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杜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杜宇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杜宇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杜宇向公安机关举报，并协助抓获网上追逃人员尚某某，构成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杜宇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杜宇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4、被告人杜宇在共同犯罪中只起了个介绍作用，系从犯，而且是情节最轻的从犯；5、被告人杜宇有悔罪表现，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6、被告人杜宇主观恶性不大，系初犯，其犯罪行为没有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杜宇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4年底，杜鹏（已判刑）向被告人杜宇打听其在南方是否有朋友。被告人杜宇回答没有，可以找朋友了解一下。后被告人杜宇从解德彪（已判刑）处了解到解德彪在四川有朋友，便告知了杜鹏。尔后，被告人杜宇与杜鹏、解德彪等人共谋在宣汉县开设公司，以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开具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买卖赚钱。2015年3月，在通过解德彪联系上四川省宣汉县的向某1后，被告人杜宇等人多次从河北省来到宣汉县了解税赋政策和注册公司。2015年4月20日，解德彪和杜鹏再次来到宣汉县，解德彪自称“王钧”，并由杜鹏冒用“刘彦飞”的身份信息，从何某手里收购了鸿昌公司，被告人杜宇得知此消息后，表示自己不插手公司管理，但要分配利润，杜鹏表示赞同。解德彪、杜鹏将鸿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彦飞”后，解德彪、杜鹏和刘长鹏（已判刑）等人到达州市兴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宣汉分公司（以下简称为“兴源税务师事务所”）委托刘某1作为公司代办会计，并以鸿昌公司的名义向宣汉县国家税务局申领了100套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尔后，刘某1按照刘长鹏等人提供的虚假的鸿昌公司与十堰天地和公司、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广西固钢公司、长葛市盛景机械厂、长葛盛景机械厂、湖南湘江公司、湖南发顺公司、湖南奇德公司、湖南辉航公司之间的销货合同和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信息等，与刘长鹏一道为上述十家公司虚开了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金额87713886.41元，并由刘长鹏、杜鹏在开具的发票上加盖了鸿昌公司的发票专用印章。后上述十家公司利用鸿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共申请抵扣了12744752.68元的税款。2015年6月，鸿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暴露，被告人杜宇和解德彪、刘长鹏等人先后两次到宣汉处理此事，因未补交清税款，宣汉县国家税务局于同月16日向宣汉县公安局报案。案发后，除了十堰天地和公司补交了127032.89元税款外，其余九家公司均已走逃，共计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2617719.79元。2016年6月11日，宣汉县国家税务局对鸿昌公司开具的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了失控处理，上述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也对其作了认证后失控处理。同时查明，解德彪、刘长鹏等人见罪行败露，向兴源税务师事务所转了571500元税款（已在解德彪一案中判决由税务机关上缴国库）。2018年6月13日，被告人杜宇向宣汉县公安局投案，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另查明，2018年10月23日，被告人杜宇向河北省固安县公安局东湾派出所举报了网上追逃人员尚某某（故意伤害）的行踪，同月30日，被告人杜宇带领民警在河北省文安县一工地附近将尚某某抓获归案。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杜宇构成自首和立功，在法庭上予以了认可。上述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来源于宣汉县国家税务局2015年6月16日的报案；2、宣汉县国家税务局移送案件材料、移交物品、文件清单，证实宣汉县国家税务局向宣汉县公安局报案时，随案移送了鸿昌公司账簿等材料的情况；3、宣汉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宣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经调查，发现鸿昌公司向10家企业开具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金额74969133.73元，销项税额12744752.68元。鸿昌公司提供的其公司在河北省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开设的银行账户34×××52未与上述企业发生资金收付业务，提供的25份小额支付凭证均系伪造。宣汉县国家税务局已于2016年6月11日对鸿昌公司开具的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了失控处理的事实；4、认证结果清单、认证结果通知单，证实了鸿昌公司于2015年5月向宣汉县国家税务局申报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共26份全部认证失控的事实；5、鸿昌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条、开户许可证等，证实了鸿昌公司的成立、注册、变更情况以及杜鹏、解德彪分别以“刘彦飞”、“王钧”的名义签署鸿昌公司转让协议和收到鸿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何某交付的营业执照等资料，以及公司转让后于2015年5月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汉支行开立账户23×××12的事实；6、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注册公司资料，证实了与鸿昌公司签订有销货合同的十堰天地和公司、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广西固钢公司、长葛盛景机械厂、长葛腾瑞公司、湖南湘江公司、发顺公司、奇德公司和辉航公司，除十堰天地和公司外，其余九家企业均已走逃的事实；7、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认证结果通知书和证明、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长葛盛景机械厂和腾瑞公司税务登记信息以及取得增值税抵扣明细，证实了十堰天地和公司、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广西固钢公司、长葛盛景机械厂、长葛腾瑞公司、湖南湘江公司、发顺公司、奇德公司和辉航公司，除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在2015年6月份与鸿昌公司有资金往来信息外，其余公司均与鸿昌公司无资金往来信息；鸿昌公司为上述企业开具的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被上述十家企业申报抵扣税款，且均已被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作了认证后失控处理的事实；8、十堰天地和公司补交税款凭证、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国家税务局通知，证实了十堰天地和公司因将鸿昌公司为其开具的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被作失控处理前已抵扣税款，在案发后已补交税款127032.89元；广西固钢公司将鸿昌公司给其开具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被作失控处理前，已抵扣税款1616235.71元，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国税局在广西固钢公司走逃前已通知其补交，但并未补交的事实；9、宣汉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了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火车站支行进行查询，该行无17-2262010100ｘｘｘｘ0账户的事实；1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火车站支行网银流水明细，证实了十堰天地和公司经理王某在2015年6月3日通过他私人的账户，给张鹏指定的（“王海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城支行账户支付了46000元的事实；11、鸿昌公司2015年5-6月购进销售情况登记表，证实该公司给十堰天地和公司、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广西固钢公司、长葛盛景机械厂、长葛腾瑞公司、湖南湘江公司、发顺公司、奇德公司和辉航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88份，价税合计87713886.41元的事实；12、鸿昌公司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资料，证实了鸿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彦飞”委托”王海港”于2015年6月3日在河北省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开立账户34×××27的事实；13、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实了鸿昌公司在河北省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开立的账户34×××27在2015年6月16日至9月19日期间的资金往来以及鸿昌公司与汇楚公司、达楚公司之间使用小额支付系统资金往来的事实；14、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宣汉县公安局出示的涉及鸿昌公司的31张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经查询显示该信用社从未经办过上述业务，凭证上“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业务清讫3号章”也不是该社章印，以及该社开设的对公账户接收他人转款原使用的“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已于2015年7月31日停用的事实；1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取款业务回单、税务申报服务发票，涉税服务业务约定书，证实了解德彪等人在收购鸿昌公司后，与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签订税务代理协议，并打入代理会计刘某1个人账户等591500元（其中服务费20000元、代缴税款571500元）的事实；16、冻结财产通知书，证实了宣汉县公安局已将解德彪等人打入兴源税务师事务所刘某1个人账户的571500元现金予以冻结的事实；17、中国工商银行宣汉支行账户23×××12的交易明细，证实鸿昌公司在2015年5月28日收到湖南湘江公司支付的200000元后，于同年6月1日将该款转入了“王海港”的个人账户的事实；18、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了经过侦查核实，鸿昌公司虚开的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嫌税额合计12744752.68元均已被认证抵扣，除十堰天地和公司抵扣的127032.89元已补缴入库外，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共计12617719.79元的事实；19、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的监控视频资料，证实了解德彪、刘长鹏、杜鹏三人与刘某1一起在该公司办公室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过程；20、鸿昌公司账簿资料，系鸿昌公司2015年5月至6月的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21、鸿昌公司开具的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鸿昌公司给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广西固钢公司、十堰天地和公司、长葛盛景机械厂、腾瑞公司、湖南湘江公司、发顺公司、奇德公司和辉航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2、进货合同、销货合同各10份，系鸿昌公司与上海斯启、星遥、北京腾盛鸣远公司签订的进货合同，以及其在5月23日与东莞汇楚公司、东莞达楚公司，5月25日与长葛盛景机械厂、长葛腾瑞公司，5月26日与湖南湘江公司、发顺公司、奇德公司、辉航公司，5月27日与十堰天地和公司，5月28日与广西固钢公司签订的销货合同；23、“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31份，证实了均系伪造的鸿昌公司与其签订购销合同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收付凭证的事实；24、上海斯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星遥物资有限公司、北京腾盛鸣远商贸有限公司给鸿昌公司开具的35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印证了本案的部分事实；25、杜鹏、刘长鹏、解德彪的辨认笔录和照片，证实了出现在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的监控视频截图中的人有他们三人的事实；26、李某、陈某、刘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李某辨认出了接受宣汉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分局询问时自称“王钧”的人就是解德彪；陈某、刘某1分别在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的监控视频截图中辨认出了解德彪就是自称“王钧”的“王总”，杜鹏就是与“王钧”一起去他们事务所的另一个“刘总”，刘长鹏就是鸿昌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彦飞”，“刘彦飞”就是办理营业执照等资料时用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人；27、向某、何某、牟某、李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向某辨认出了经其侄儿向某1介绍认识的自称“王钧”的人就是解德彪；何某辨认出了解德彪就是自称“王钧”的人，杜鹏是与“王钧”一起跟他签公司转让合同的“刘彦飞”；牟某辨认出了解德彪就是自称“王钧”的人，杜鹏就是与“王钧”一起去他们公司的人；李某1辨认出了解德彪就是自称“王钧”的人，刘长鹏就是“刘彦飞”；28、宣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的手印鉴定书，证实了鸿昌公司在宣汉县工商质监局的档案变更登记中的“刘彦飞”签名处的红色捺印指纹与送检样本杜鹏的指印不是同一人所留；29、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了2015年4月份，一个河北廊坊的、自称叫“王钧”的人让他们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给其开的公司当代办会计，约定每年支付20000元报酬。随后，“王钧”将其注册的公司手续给他看，他只记得公司刚注册不是一般纳税人，法定代表人是“刘彦飞”。同年5月份，“王钧”转让了一个手续齐全的公司，后他就安排刘某1为“王钧”的公司做账。因“王钧”说他们公司一个月有七八千万元的购销量，要求要票种核定，但国税局办理票种核定需要约谈法人代表。同年5月26日，“王钧”、“刘彦飞”和另外一个“刘总”一起到他们事务所来了，他和刘某1陪同“王钧”一行到国税局南坝分局去办理了票种核定手续并领取了100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国税局南坝分局，“王钧”介绍说“刘彦飞”是“刘总”，另一个人也姓刘，也是“刘总”。同年5月27、28、29日，刘某1根据“刘彦飞”提供的购销合同给鸿昌公司开具了88套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74969135.73元，税额12744752.68元。同年6月5日，他们从网上向国税局申报时，发现上海一家叫“斯启”的公司给鸿昌公司开的28套增值税发票是失控发票，他们税务所的彭某经理就马上向国税局南坝分局的李某1局长作了汇报以及他没有看到“王钧”、“刘彦飞”和另外一个“刘总”的身份证，也不知道鸿昌公司是否有仓储和运输发票。另证实了刘长鹏前后一共给他们事务所转了591500元钱，他们公司扣了20000元代理费的事实；30、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他是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的职工。2015年5月26日，陈某副经理让他给鸿昌公司做代办会计，其职责就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记账、申报纳税、抵扣进项税。当天，他和陈某、国税局法规科漆劲松、鸿昌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彦飞”、“王钧”等人到南坝国税分局办理了票种核定。“王钧”向他介绍说其和两个“刘总”都是河北廊坊人。他在5月27、28、29日三天为鸿昌公司开具了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是74969133.73元，税额是12744752.68元。都是根据“刘彦飞”给他提供的购销合同内容开出来的，购货的单位共有十家，全部是外省的，东莞二家、河南长葛二家、湖南四家、广西一家、湖北十堰一家，“刘彦飞”提供了大城县信用社开具的银行对账单上的资金流，没有提供运输发票，并说货物是上家公司直接交给下家公司，他们也不用仓储，公司在中间挣个差价。6月5日，他向国税局网上申报的时候，发现有400多万元进项比对不过，有28份票据没有通过认证，他马上向国税局作了汇报，后听县国税局的人说那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在网上作了失控处理的经过。同时也证实了刘长鹏前后一共给他们事务所转了591500元钱，他们公司扣了20000元代理费的事实；31、证人彭某的证言，证实了2015年6月初的时候，鸿昌商贸公司开出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问题，国税局让其缴纳400多万元的税款，鸿昌公司就给他们事务所的会计刘某1转了一笔500000元，用于缴税。刘某1怕鸿昌公司的人把这笔款退回去，就把钱转入了他的账户。他知道鸿昌公司一共拿了591500元打到刘某1的账户上，其中有20000元是代理费，剩下的用于缴纳税款的事实；32、同伙杜鹏的证言，证实他与刘长鹏认识有十多年了，交往中就了解到刘长鹏平时就在外面干倒卖货物、发票之类的事情。他知道刘长鹏干这件事是违法的。2014年10月份的时候，刘长鹏在和他在一起吃饭时问他在南方是否有朋友，可以在南方开一家公司开增值税发票赚钱。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2014年11月份左右，他与朋友杜宇一起吃饭时就问杜宇在南方是否有朋友，当时杜宇说要问问别人。2014年底，杜宇告诉他说解德彪在四川省宣汉县有熟人，他便转告了刘长鹏，刘长鹏让他和杜宇、解德彪负责来宣汉县这边把公司搞起来，并说利用公司在税务局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来就可以赚钱，开的越多越赚钱。后他对杜宇、解德彪说做这个事的目的就是弄个公司来开增值税发票赚钱，这里面的利润很大，但有风险是违法的，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字。他们约定过完春节去宣汉了解情况。2015年元宵节的第二天，他和杜宇、解德彪三人到了达州，解德彪的朋友向某1将他们接到了宣汉县南坝镇，并介绍他们认识了南坝镇税所一个姓向的人，他打电话给刘长鹏，刘长鹏就在电话里教他怎样跟税所的人谈，但因姓向的人说的是当地方言，他没怎么听明白。他们在南坝镇附近耍了两三天就回家了。回去后，他和杜宇、解德彪就在电话上商量在宣汉县找一个代办公司了解注册公司的事情。后解德彪在网上搜到一个姓“牟”的人在宣汉代办公司，他不清楚解德彪跟姓“牟”的人是如何谈的。2015年3月底的时候，他和杜宇、解德彪三人再次到了宣汉县，到了姓“牟”的人在宣汉开的代办公司去了解开办公司具体事项，他到宣汉的第二天因家里有事就一个人先回大城县了，回家后的第三天，杜宇、解德彪也回到廊坊了。后他打电话告诉刘长鹏在宣汉找代办公司去注册公司需要法人代表和股东的身份证但本人可以不去，刘长鹏说注册公司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后刘长鹏给了他一张“刘彦飞”的身份证，当时他没有问身份证是从哪里来的。2015年4月份的时候，解德彪打电话给他说宣汉有一家公司要转让，他就打电话问刘长鹏，刘长鹏同意转让这家公司，解德彪打电话问他转让公司用谁的身份证，他就把“刘彦飞”的身份证给了解德彪。解德彪一个人到宣汉三四天后，打电话让他到宣汉来冒充法定代表人签字，他第二天就到了南坝，当天他就和解德彪、向某1及鸿昌公司姓何的原法定代表人、一个员工与向某1一起的姓向的人一行6人到了一个茶楼。鸿昌公司的两人让他们看帐，解德彪说不用看帐，鸿昌公司的两人就拿出了转让合同，他和解德彪也没有看合同具体内容，他就直接在合同乙方一栏签上了“刘彦飞”的名字，对方也就在合同甲方一栏签的字，并将鸿昌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资料交给了他们，解德彪给对方出具了一份收条，他在该收条上签的是“刘彦飞”的名字，解德彪在收条上签了“王钧”的名字。他们没有给转让公司的费用，也没有向公司投一分钱。他和解德彪在签合同后当天返回宣汉县城住在九龙宾馆，并见了兴源税务师事务所的陈某1，了解转让那家公司可以从税务局领出多少发票，并准备请陈某1当他们转让来的那家公司的会计。他们次日就回了家，他打电话给刘长鹏说四川宣汉这边的公司可以运行了。2015年5月底的时候，他和解德彪、刘长鹏三人一起到了宣汉县，第二天他因急性肠炎发作在医院输液后就呆在宾馆里，听刘长鹏和解德彪说他们去领了增值税发票。第三天上午，他和刘长鹏、解德彪到兴源税务师事务所找到陈某，陈某就找了刘会计来给他们负责开增值税发票。刘会计在开增值税发票的时候，刘长鹏就一边看电脑上的数据一边在开出来的增值税发票上盖章，后就喊他过去帮忙盖章，他只盖了5张左右，刘长鹏说他盖得不好就不让他盖了。他看到他们所开的增值税发票叠起来有一厘米厚的样子，刘长鹏将这些发票装进了其随身携带的电脑包里。在他们三人回九龙宾馆的路上，他问刘长鹏开了多少票，刘长鹏说开了有8000多万元的发票。他不知道开增值税发票怎样赚钱，也不知道货物往来是不是真实的，怎么开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开到哪里、联系上家下家、购销合同和银行资金流都是刘长鹏在具体负责，但他知道开出的发票卖出去最少也能赚400000或500000元。鸿昌公司开出去的88份票据他见过，他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业务，这些货物交易不是真实的。当天下午，他们回了河北。2015年6月2号左右，解德彪打电话告诉他说宣汉这边的发票出问题了，解德彪正在宣汉和陈某一起想办法处理，陈某说补交100多万元的税可以解决，后他给刘长鹏打电话让其把税款补上。大概在6月5日左右，杜宇也打电话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不好处理，之后他和杜宇、解德彪三人一直在电话联系，认为这件事跟他们关系不大就没管了。期间，刘长鹏曾用其他号码跟他联系过，但到7月份以后换了电话号码就跟他们断了联系。并证实他没有见过上海斯启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给鸿昌公司开具的354份增值税发票，与鸿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小额支付凭证都是刘长鹏提供的，他没见过的事实；33、同伙刘长鹏的证言，证实了2015年4月，他和杜鹏一起吃饭时，杜鹏说自己与两个朋友准备在四川省达州市成立一家公司，对外开票，并说自己是有单位的人，公司成立了有很多事不方便出面想让他去帮忙，他答应了。2015年5月10日左右，杜鹏给他打电话说：他和朋友买的一家公司，但在宣汉县工商局办理过户手续时用的“刘彦飞”的身份证。他问杜鹏：“刘彦飞”是谁，为什么要用“刘彦飞”的名义去注册，杜鹏说自己不认识“刘彦飞”，“刘彦飞”的身份证是其捡的，自己是单位上班的人，不合适以自己名义去注册，现在南坝国税局的要约见公司的法人“刘彦飞”，杜鹏他们已多次出现在南坝，怕被人认出来了，就叫他去代替“刘彦飞”，并说只有约见了才能把增值税发票从国税局领出来，宣汉这边的关节都打通了的，不会出任何问题。这样，他便同意了。后他同杜鹏、解德彪、杜宇一起到了宣汉县南坝镇，与一个姓陈的一起去国税局见了李局长。第二天，他们便到国税局领取了100张增值税发票，他在领购材料上签了“刘彦飞”的名字。领完发票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到宾馆找杜鹏，杜鹏介绍说此人叫胖虎，是大城县的人，要到他们公司买增值税发票，当时胖虎拿了一些增值税进项发票和一个注明有多家公司名称、货物名称、单价、金额等的单据，以及购销合同拿给杜鹏，说的是8000多万元的发票。当天下午，他就和杜鹏、解德彪拿着胖虎给的东西去找的刘会计，把东西交给刘会计后，刘会计就在负责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二天继续，中途忙不过来的时候，杜鹏也负责在发票上加盖鸿昌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下午票开完他们就离开了事务所，这时，胖虎就来了，把800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拿走了，至于拿到哪里去了，他不清楚。次日，他们便回了家。2015年6月1日，杜鹏打电话说宣汉县这边出事了，让给胖虎打电话来补救这个事情。之后，他通过刘会计得知了3000万元失控发票的公司、货物名称等情况，并转告了胖虎。过了一两天，杜鹏打电话说自己和解德彪在宣汉县处理这个事情，让他也到宣汉县来一下，国税局要求公司法人写一份书面材料，他怕事情爆发了就拒绝了，但杜鹏又说他不去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想尽快把事情处理了，就和杜宇一起于6月3日来到了宣汉县，他对失控的3000多万元的进项票的具体货物销售情况书写了一份材料，次日，他就回了大城县。胖虎给他打电话说票已经补过去了，但过了几天，杜鹏说补的票不行，必须补缴400多万元的税款，看能凑多少钱，后来因为凑钱的事情，他和杜鹏闹僵了，也就没有联系了。同时证实了胖虎拿过来的凭证和进项以及增值税发票所显示的内容不是真实发生的交易，他们开出去的8000多万元的票赚了六七十万元，怎么分配没说，杜鹏说的要给他一份，但具体多少不知道，后来出了事，这个钱也没有分，因补缴税款，他们联系的胖虎，叫胖虎拿钱解决这个事情，后来钱就打给事务所的，具体多少也不清楚事实；34、同伙解德彪的供述，证实了他的曾用名叫“王钧”。2014年10月份左右，杜宇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想开家公司，他答应帮其问一下。2014年底的时候，他给四川宣汉县的朋友向某1联系后，杜宇约他和杜宇的朋友杜鹏见了面，杜宇介绍说杜鹏想在外地开公司，并说四川这边税赋低，北方高，准备赚取中间的税赋差价。他问怎么赚？杜鹏说开家公司专门开具专门开具增值税发票，然后通过买卖发票来赚钱。杜鹏说如果他帮忙组建公司，赚到的钱可以给他1%，且组建公司的费用由杜鹏自己出，他便同意了。当时杜鹏还对他和杜宇说：公司必须得注册成为一般纳税人，不然不能开出来增值税发票。2015年3月份，他和杜鹏、杜宇到了宣汉县南坝镇，向某1将他们三人带到了一个茶楼，又打电话叫来了南坝国税分局一个工作人员，他和杜鹏就向这名工作人员咨询开公司需要什么手续和税收政策，杜鹏听了后就在跟他朋友打电话（后来知道是打给刘长鹏的），谈完后呆了一天就回了河北。回去后，杜鹏给他打电话说准备在宣汉找家代办公司帮他们注册一家公司，也可以通过代办公司了解税赋方面的问题。他就在网上找到一家负责人姓牟的代办公司，他给姓牟的打电话咨询后又把情况告诉了杜鹏。还是在2015年3月份，他和杜鹏、杜宇再次到了宣汉县，找到了代办公司姓牟的负责人，谈了一些注册公司的事项，次日，杜鹏说河北有事就一个人先回去了，过了两天他和杜宇一起回了河北廊坊。回到廊坊几天后，杜鹏打电话让他准备一起到宣汉去注册公司，他说需要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杜鹏说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证，不安全，他去找别人的身份证来注册公司。后他和杜鹏二人又到了宣汉县，找了姓牟的，将“刘彦飞”的身份证交给了姓牟的，由姓牟的去帮他们注册两家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姓牟的帮他们注册两家公司，并把两家公司的资料交给了他。他又通过向某1介绍找了税务分局的李局长，问可不可以申请一般纳税人？李局长说现在不行，要三个月可以，而且要求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尔后，他给李局长说等完善好手续后再说。因为之前他打电话给杜鹏说公司注册好了，杜鹏就让他在这边找个会计，于是他找李局长介绍了一个会计，这样，李局长就让他到宣汉找的税务事务所的陈某，他让其做他们公司的会计，且由于公司的一般纳税人资格无法办下来，他就跟陈会计说干脆收购一家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陈会计就说鸿昌公司要转让。这样，他就打电话问杜鹏的意见，杜鹏同意收购鸿昌公司。他就通过向某1与鸿昌公司原法人代表何某见了面，并约定给6万元转让费，他打电话告诉杜鹏后，杜鹏过了二三天就到了宣汉，他和杜鹏在宣汉县九龙宾馆汇合，杜鹏说签协议时其会自称“刘彦飞”，让他喊“刘总”。他们一起到了南坝与何某和另一个男子见了面，他向何某介绍说杜鹏是转让后公司的法人代表“刘总”，杜鹏与何某签订了一份鸿昌公司的转让协议，杜鹏在协议上签的名字是“刘彦飞”。签字后，何某将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交给了杜鹏，他拟写了一份收据，并签了“王钧”的名字，杜鹏也签的“刘彦飞”的名字。返回宣汉县城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九龙宾馆茶楼与陈某见面时，他给陈介绍杜鹏时说杜鹏是公司的“刘总”，并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代办公司去办理法人变更手续，杜鹏还问了陈某一个月能开出多少发票等问题。第二天，他们便回了河北。2015年5月份，鸿昌公司的法人已经更换完毕，杜鹏叫的他一起到宣汉去开票。途中，杜鹏还在廊坊市接了一个叫“鹏鹏”（即刘长鹏）的人，一起到的宣汉。他们到税务事务所找到陈会计，陈会计和他们一起到了南坝国税分局，由刘长鹏在和李局长在交流，谈完后他们就一起返回了宣汉县城，陈某就离开了。当晚，杜鹏病了，他陪杜鹏到医院看完病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将杜鹏送回宾馆休息后，他和刘长鹏、陈某就到县国税局的税务大厅领取了10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回到税务事务所，刘长鹏就和刘会计在一起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不知道开了多少份、开给哪家公司、开票金额。第三天9点多钟，他和杜鹏、刘长鹏一起到了税务事务所找陈某和刘某1，仍然是刘长鹏和刘会计一起负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刘长鹏让刘会计按照其拿来的购销合同上的金额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发票上加盖鸿昌公司的印章，刘长鹏忙不过来又喊杜鹏去帮忙在发票上加盖鸿昌公司的发票专用章。直到下午6点多钟才开完发票，刘长鹏联系了一家快递公司，拿出了一些开好的增值税发票去邮寄，之后又回来继续开票。开完增值税发票之后就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杜鹏告诉他说这两天总共开了7000多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刘长鹏就说这边的事做完了，明天一起回去。次日，他们便回去了。他们回去后没有过两天，陈某就给他打电话说发票失控了，他一听就知道出事了，连夜赶到宣汉县，找到陈某并问怎么补救？陈某说需要补交487万元的税，他就打电话让刘长鹏过来处理，刘长鹏说有事不来，让他在这边处理，他又给杜鹏打电话，杜鹏让他找刘长鹏。后宣汉县国税稽查局找到他询问了相关情况，他就回廊坊了，然后他就听说他被上网追逃，就一直东躲西藏。直到2017年5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抓住了。并证实了他知道收购鸿昌公司后没有开展过具体的业务，开出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货物交易的。他听杜鹏说的“刘彦飞”的身份证是刘长鹏给的，他们没有给鸿昌公司投一分钱，收购鸿昌公司谈的60000元转让费都是杜鹏以“刘彦飞”的名义给何某打的欠条。他没有见过上海斯启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给鸿昌公司开具的354份增值税发票以及鸿昌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小额支付凭证，他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分到钱的事实；35、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了2015年4月中旬，当时在北京开砖厂的向某1回到了宣汉县南坝镇。一天中午，他请向某1吃饭，来的人的中只有一个他不认识，向某1介绍说那人叫“王钧”，是河北的。在吃饭的过程中，“王钧”说自己想在宣汉县开办一个公司，他就想起何某有个公司要转让，就把何某的电话号码给了向某1和“王钧”的。此后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的事实；36、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8月份，他注册成立了鸿昌公司经营钢材，但一直亏损。2015年4月份，他经向某介绍认识了一个河北人“王钧”，并与“王钧”谈好以65000元的价格将鸿昌公司转让给“王钧”。后他和“王钧”以及“王钧”介绍说那个他们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彦飞”来到南坝镇“望族茶楼”里，“王钧”他们拿出2份准备好的“宣汉县ｘｘｘｘ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他和“刘彦飞”分别在该转让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第一页标头上空白处手写了“鸿昌商贸”四个字。当天他就把营业执照等资料交给了“刘彦飞”和“王钧”，刘彦飞和“王钧”还给他写了一份收条，过户后他又把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给了“王钧”。后面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的事实；37、证人牟某的证言，证实他和覃某合伙经营了一家叫“宣汉县迅捷商务服务部”的代办公司。2015年3月份左右，一个自称叫“王钧”的河北人和另外两个河北人一起到他公司来找到他，说是因四川税收政策优惠，他们要注册四五家公司经营钢材、化工材料，每个月有4000万元到8000万元的营业额，公司要注册成一般纳税人要开增值税发票，他觉得不切实际就推掉了。过了几天，“王钧”和那天来的两人中的一人又来找他，“王钧”说他们同意只注册两家公司，并把两个公司名称和法人代表宋某、徐某的身份证给了他，还给了他4120元的代办费。过了一周，他就将注册公司的事办好了，并打电话让“王钧”他们来领走了公司注册的资料。过了一段时间，“王钧”又打电话咨询转让公司如何办手续。又过了几天，“王钧”他们将鸿昌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和法人代表“刘彦飞”、监事“徐某”的身份证以及1200元代办费交给了他，之后他就去办理好鸿昌公司的相关变更手续，并将公司资料交给了“王钧”，按照“王钧”的要求将公司公章交给了兴源税务师事务所一个姓陈的人的事实；38、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了他是宣汉县国税局南坝分局的局长。2015年三四月份，一个自称“王钧”的人到他办公室来了解宣汉县的税收政策，并拿着两个公司的资质资料想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他没同意，“王钧”就走了的。同年5月份，因南坝税务分局要约谈鸿昌公司变更后的新的法人代表，他就通知了为鸿昌公司代办税务的兴源税务师税务所陈某。过了几天，陈某一行6人来到他办公室，其中一个是“王钧”，听介绍说那个高高瘦瘦的男子是刘总，还有一个30岁左右的人在旁边没怎么说话。这个刘总就一直在跟他谈宣汉的税收政策和领取增值税发票的相关问题。谈完后，刘总在他们“纳税辅导记录”上签上了“刘彦飞”的名字。第二天，刘彦飞和“王钧”为办票种核定来他办公室找他签了字。同年6月初，他们在兴源税务师税务所约谈鸿昌公司的法人代表催缴税款，来的人是“刘彦飞”、“王钧”和另一个人，谈完后，“刘彦飞”在“纳税辅导记录”上签了字的事实；39、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她是河北省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舒信用社会计。2015年6月3日，鸿昌公司委托一个叫“王海港”的人在他们信用社开设了唯一的一个一般存款账户，账户号码为34×××27，该账户只能进行账务资金的转进和转出，不能取现。公安机关向她出示的她所在信用社于2015年6月2日、6日分别开具的25张、6张“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通过信用社系统查询和凭证查找，他们信用社未发生这些业务，并且通过比对发现鸿昌公司的付款账号、收款账号均是虚假的，系统显示没有该账号。凭证上大城县农村信用社的发起行行号、接收行行号、机构代码、打印柜员工号、“业务请讫3号章”均是虚假的，鸿昌公司向他人转账，应该使用电汇而不是小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的事实；40、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了他是十堰市天地和矿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他们公司主要经营矿石业务。他在2012年左右经朋友马总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张鹏的人，听张鹏说话的口音其是河北廊坊一带的人。2015年5月份，张鹏又给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增值税发票，他先是拒绝的，但张鹏说其开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经税务部门验证后再给钱，后他就同意张鹏给他开点发票来，并把收货地址和公司名称发给了张鹏。大约是同年5月底的时候，他收到顺风快递送来的张鹏所说的增值税发票一张（第三联），发票号是08214524，开票日期是2015年5月27日，金额为874285.20元，销售方是鸿昌公司，购货方是十堰市天地和矿业有限公司。后他将这张增值税发票拿到税务部门去抵扣了他公司的销项税127032.89元，他依约定按照票面金额4%算下来，在2015年6月3日通过他的私人账户给张鹏指定的账户（”王海港”）支付了46000元。2016年3月份，他们当地税务部门告诉他说票号为08214524的增值税发票有问题，他在2016年5月17日让公司财务人员到税务部门补交了127032.89元税款和200元罚款以及他与张鹏只是通过电话联系了这一次，他没有与鸿昌公司签订过购销合同，公安民警出示的合同上“十堰市天地和矿业有限公司”的公章、账号都是假的的事实；4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了2014年至2016年初，她在十堰市天地和矿业有限公司任会计。2015年6月份，公司老板王某给了她一张鸿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她把这张票拿到税务部门抵扣了他们公司的销项税12万多元。她没有见到鸿昌公司与他们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和支付凭证。2016年3月份，税务部门给她打电话说鸿昌公司给他们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有问题，当时她已从十堰天地和公司离职的事实；4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了2016年3月25日以后，她在十堰市天地和矿业有限公司任会计。她接手会计业务时与前任会计黄某核对账务，看见过这张鸿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她接到通知说这张增值税发票有问题，在2016年5月17日，公司的老板王某让她到税务部门补交了127032.89元税款以及他们公司与鸿昌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公安民警出示的鸿昌公司与他们公司的购销合同、支付凭证是假的，她这里没有这份合同，合同上的公章也是假的，他们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比合同上的章要大一点，他们公司的对公账号是17×××70，不是17-226201010003370的事实；43、证人刘彦飞的证言，证实了他一直在天津沧州周边的工地上做钢筋工，从没有到四川去过，也不会到四川去收购什么公司，也没有委托他人到四川去收购什么公司。他的身份证曾丢失过两次：一次是2013年6月份左右，他在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一个工地打工，住在工棚里，他的裤子、钱包和放在钱包里的身份证一起被盗了的；2014年七八月，他为了买手机补办了身份证，2015年2月份的时候，他在刘庄子村自家附近小超市打牌回家后，发现这张补办的身份证和放在裤兜里的钱包一起不见了，后他为了出门打工又补办了身份证的事实；44、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了她是长葛市锦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职工。长葛盛景机械厂和腾瑞公司都是一个叫张某1的人委托她所在公司做财务资料，她是这两家公司的代理会计。她没有见过腾瑞公司的法人代表左某，也没有见过盛景机械厂的投资人牛建立。她给这两家公司做账，一般都是张某1在每月月底那几天把他们公司的进项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即相关做账凭证给她送过来，从发票看进项税票基本上都是外省开具的。她就负责做账和保管账务。不过，盛景机械厂于2015年9月注销了，腾瑞公司于2016年3月份注销了，张某1在两家公司注销时将账务拿走了的事实；45、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川1722刑初135号、（2018）川1722刑初45号和（2018）川1722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述事实予以了认定；46、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杜宇的身份情况，即案发时被告人杜宇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47、宣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嫌疑人归案情况说明”，证实了被告人杜宇于2018年6月13日主动到该大队投案自首的事实；48、在逃人员登记表（尚某某）、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询问杜宇笔录、讯问尚某某笔录、中国电信的手机通话详单，以及固安县公安局东湾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工作说明”，证实了被告人杜宇有检举和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的事实；49、被告人杜宇的供述，印证了上述部分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杜宇伙同杜鹏、刘长鹏、解德彪等人为获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化名“王钧”和冒用“刘彦飞”的身份，收购鸿昌公司和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为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额损失达12617719.79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数额巨大。检察机关指控被告杜宇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杜宇有立功、自首情节，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和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和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杜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判长张虹人民陪审员柯贞香人民陪审员王寿全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杨学新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杜宇
crime: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