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07年1月至2015年11月20日期间，被告人曾冬玉之女符某离婚案、曾冬玉诉北京国硅投资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曾冬玉诉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等案件依法终结。被告人曾冬玉认为符某离婚及其做生意与人发生纠纷等事件系他人有意安排报复陷害，要求北京市地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果，并对相应民事调解、判决、行政判决、裁定不服而上访。后被告人曾冬玉因进行非正常上访被行政处罚，其遂对相应的行政处罚提起诉讼，又因不服行政诉讼判决、裁定结果而继续进行非正常上访。2011年6月至2017年12月20日期间，被告人曾冬玉单独或者伙同符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前、公安部门前等重点、敏感区域以抛撒信访材料等方式非正常上访共计114人次，其中被训诫38次、行政拘留6次。被告人曾冬玉等人长期多次进京非正常上访，致使永顺县人民政府驻京维稳工作滞后。2017年5月25日、6月20日、8月7日、8月19日，曾冬玉以进京非正常上访等手段为要挟，从永顺县人民政府驻京维稳劝返工作组（临时机构）索要得现金共计人民币4.2万元。2017年12月20日16时许，被告人曾冬玉因在公安部门前抛撒信访材料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交民巷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到案，后被告人曾冬玉于2017年12月21日被永顺县公安局从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带走，次日送至湘西州看守所。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曾冬玉
crime: 敲诈勒索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二：
黄思涵寻衅滋事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湘0626刑初46号：平江县人民检察院以平检刑检刑诉（2019）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思涵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思涵及其辩护人简益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1、2004年9月20日，被告人黄思涵的时任丈夫林纵佛（双方于2011年协议离婚）与平江县新汽车站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后解散，财产及债权债务由平江县华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接收）签订了《商贸门面预售合同》，约定以14万元人民币在新汽车站南场购买一处铺面，并支付了8.4万元定金。因平江县政府对新汽车站南场建设重新规划，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平江县华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腾公司）先后与其他预售13个商铺的买主达成协议，连同原商铺购房款、利息、补偿款一起，退还买主每个商铺40万元，由华腾公司收回商铺。被告人黄思涵和林纵佛不同意，华腾公司向平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林纵佛的合同，平江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2日判决解除合同，由华腾公司返还购房款及赔偿损失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黄思涵和林纵佛不同意并提出上诉。2015年8月2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发回平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平江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判决解除双方合同，被告人黄思涵和林纵佛再次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6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诉讼进行之中和之后，被告人黄思涵都以继续进京上访相要挟，要求提高赔偿款。从2015年4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被告人黄思涵至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共计20次；其中2015年6月16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次；2016年1月1日和2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2次；2016年1月5日，被告人黄思涵因非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2月7日至13日“两会”前夕，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7次；2016年3月7日，被告人黄思涵因非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3月28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次；2016年6月4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次；2016年11月6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次。2016年12月15日，三阳乡政府迫于维稳压力与黄思涵商议并签订了解除购买铺房处理方案，补偿其80万元，由华腾公司和三阳乡政府分别支付40万元，被告人黄思涵才签订了息诉息访承诺书。2、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被告人黄思涵又以要求分配宅基地、不服行政拘留等问题为由，以进京非访登记相要挟，向三阳乡政府工作人员索要钱财，合计金额达18000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7年9月6、7日，被告人黄思涵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2次之后一直滞留在北京上访。由于十九大即将召开，得到消息的三阳乡政府人员李某1于2017年9月28日电话联系黄思涵劝其回家，被告人黄思涵以生活困难为由要钱，称“没有钱，就留在北京观看十九大会议”。李某1迫于维稳压力只得答应，分两次用微信转账5000元给被告人黄思涵。（2）2017年10月中旬，被告人黄思涵再次找到李某1，以自己没有房住生活困难为由要钱，不答应就进京上访，由于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迫于维稳压力，李某1只得支付了3000元现金给被告人黄思涵。（3）2018年1月，被告人黄思涵再次进京上访并于2018年2月7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次，然后于2018年2月13日故意向时任三阳乡政府党委书记姚某发信息称“要去久敬庄（非访登记后的分流安置地点）找民政”，姚某将信息转给李某1要其妥善处理，李某1赶紧电话联系黄思涵，被告人黄思涵再次以生活困难为由要钱，不解决就去非访登记，李某1迫于维稳压力只得又通过微信给黄思涵转账5000元。（4）2018年3月“两会”即将召开，李某1电话联系黄思涵劝其回家，被告人黄思涵又以生活困难为由要5000元，李某1只得口头答应并要其回家拿，被告人黄思涵回到平江县城找李某1要钱，恰逢三阳乡政府干部调整，李某1调离了原来的岗位，要钱未果的被告人黄思涵，在2018年3月9日订购了一张前往北京的高铁票，获知消息接替李某1工作的三阳乡政府干部邓某赶紧与黄思涵联系，被告人黄思涵要求兑现5000元，不然就去北京上访，迫于维稳压力邓某只得以困难补助金的名义支付5000元现金给黄思涵。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户籍资料，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民事、行政诉讼判决书、货币补偿方式终止商铺购房合同的协议、收条及收据、上访记录登记表、训诫书、民警接访经过、会议记录、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息诉息访承诺书等书证；2、证人张某1、姚某、李某2、赵某、童某、余某等人证言；3、被害人李某1、邓某的陈述；4、被告人黄思涵的供述与辩解；5、微信、短信截图等电子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思涵以进京非访登记为要挟，索要财物达418000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黄思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定性提出异议，认为：1、其上访都有正当理由；2、商铺补偿款40万元是三阳乡政府主动提出的，钱是县政府和乡政府出的，另外18000元由于三阳乡政府没有给其解决问题，也退回给了李某1，本人没有强拿硬要的行为；3、对行政判决书有异议，里面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对处罚决定书和训诫书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即使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也已经受到行政处罚。对训诫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训诫时间不对，2016年6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不是本人签名；4、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自己没有主动提出过要钱。被告人黄思涵的辩护人简益平认为：1、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黄思涵系非法上访，训诫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只能说明被告人上访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2、被告人在协调时提出赔偿款要在100万元以上属被告人的合法诉求，最后协商补偿80万元，是政府开会决定的，不应认定为是被告人强拿硬要的犯罪行为；3、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异议，证人都是接访人员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综上，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并向法庭提交了解除购买铺房处理方案，与李某1、邓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份书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一致，并无出入，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5月3日6时53分被告人黄思涵通过微信转账退给李某1人民币18000元，但李某1未领取。上述事实，被告人黄思涵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亦有供述，并有经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户籍资料，证明被告黄思涵的基本身份信息；二、关于被告人黄思涵第1笔犯罪事实的证据：（一）书证1、调取证据通知书、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626民终342号、（2016）湘0626行终80号、（2017）湘0626行终1号、平江县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1569号、（2016）湘0626行初14号、29号民事、行政判决书，该证据证明被告人黄思涵与华腾汽运责任有限公司新车站《商贸门面预售合同》经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被告人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两次，被告人不服公安行政处罚，向平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两级法院判决驳回被告人黄思涵请求撤销平江县公安局所作行政处罚的事实；2、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证据证明2016年1月5日和3月7日，被告人黄思涵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非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二次的事实；3、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证据清单、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该证据证明被告人黄思涵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岳门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分别在2015年6月16日、2016年1月1日、2日、2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3月28日、6月4日、11月6日训诫十三次的事实；4、调取证据通知书、湖南省平江县华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商铺四栋终止合同协议及补偿明细，该证据证明华腾汽运公司因平江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对商铺四栋原用地规划调整，致使原签订的购销商铺合同无法履行以货币补偿各购商铺户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以及被告人黄思涵全权代表林纵佛处理与华腾汽运公司商铺购销终止合同事项的事实；5、平江县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该证据证明平江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新汽车站南站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方案的事实；6、关于黄思涵等四名出嫁女要求享受户籍所在地村组利益分配信访事项书面告知书及三阳乡政府召集户籍所在地村组各户主会议记录，该证据证明三阳乡政府积极协调处理被告人黄思涵等四名外嫁女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事宜的事实；7、（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室、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信访工作责任办法的通知》；（2）会议记录；（3）岳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京非访实行警示挂牌的通知；（4）岳阳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黄思涵稳控工作的督办函；（5）市委书记、市长交办的信访事项中关于黄思涵反映出嫁女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文件；（6）岳阳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交办华腾运输公司门面购置户到省非访、接访、劝返和涉访人员常态管控责任的通知；（7）平江县信访局关于黄思涵通过网上投诉、来信、来访等方式进行上访的登记；（8）平江县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平政信复告字〔2015〕6号）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9）上访记录登记表；上述书证均证明自中央到各地均对信访事项严格问责，及省、市、县对黄思涵信访事项的处理、协调过程。（10）被告人在平江县三阳乡政府领取40万元的领款凭据及建设银行转账记录，该证据证明被告人黄思涵与华腾汽运有限责任公司商铺购销合同中，从平江县三阳乡政府领取40万元补偿费的事实。（11）张某1、廖某等人到北京市劝返黄思涵所用费用开支原始凭据，该证据证明平江县三阳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市接回和劝返被告人黄思涵所用费用的事实。（12）接访经过，该证据证明平江县公安局民警刘某安、江某北、黄某国、皮某安、周某平、钟某、唐某喜等到北京市接回、劝返在北京非访接待区上访的被告人黄思涵的事实。（二）证人证言1、证人赵某证实，2015年4月2日、2016年1月1日、2日、12日、3月5日、5月29日、6月4日前后六次和同事张某1、唐更喜、向峰、何某、黄某、苏足足、李某1、钟某等前往北京市接回、劝返被告人黄思涵，被告人黄思涵的诉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被告人黄思涵不停的进京上访、缠访、非访，给三阳乡党委、政府工作带来很大压力，迫于无奈最后三阳乡政府出面协调，在华腾汽运有限责任公司补偿其40万元后，再由三阳乡政府给予其40万元补偿；2、证人张某1证实，我是三阳乡信访办主任，黄思涵首先是在省、市上访比较多，后来就经常到北京上访、非访，2015年进京上访5次，其中非访登记一次；2016年进京上访15次，非访登记12次；2017年进京非访登记2次；2018年上访5次，其中非访登记2次。给三阳乡政府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根据信访条例，存在非访对象会扣除县信访局分数，并对相关领导启动问责程序，处分主职领导，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也会督办信访积案，黄思涵的信访就是其中之一，她以这种方式要挟政府，迫使政府答应其不合理要求，强行找政府索要财物，并多次威胁政府，如：2016年9月份，她对我们三阳乡工作人员说她不认可华腾汽运公司的40万元商铺补偿款，她要160万元，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她会继续去北京、去杭州（当时Ｇ20峰会召开在即）找奥巴马，不行就要碰死在奥巴马车子前面；2016年10月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黄思涵再次去北京非访，三阳乡政府安排我和胡某、刘雄安去劝返，黄思涵说补偿问题不解决她坚决不回平江，天天在北京上访，直到10月31日我们向其承诺领导已经答应解决她的商铺问题，她才愿意跟我们返回平江。11月25日，三阳乡政府迫于压力召开专题会，因为黄思涵上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12月15日由三阳乡政府给予黄思涵40万元补偿款，其才出具息诉息访承诺书；此后，黄思涵又不满宅基地的安置方案，多次非访，并要求三阳乡政府解决困难补助款来满足其要求。3、证人邹某证实，我是三阳乡政府干部，2015年8月18日“9.3”大阅兵前夕，黄思涵到北京非访，三阳乡党委安排我们去劝返，9月4日张某1才从北京将她劝返回来。2016年5月29日，维稳办通知，黄思涵又去北京非访，我们去北京找了几天都没找到她，她是故意躲着不见，因为大阅兵前夕信访重点人员不得滞留北京，为了给政府施压，迫使我们答应她的无理要求。4、证人苏足足证实，2015年8月18日“9.3”大阅兵前夕，我接到三阳乡党委通知，要我和张某1去北京将黄思涵接回，我们到了岳阳市驻京维稳办才知道黄思涵因为去了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当地警方查获并通知岳阳市驻京维稳办，我们过去六、七天都未找到她，9月4日张某1才从北京将黄思涵劝返。2016年5月29日，我接到信访办赵某电话，说是黄思涵又去北京非访，要我和他前去劝返，我们去了北京，寻找黄思涵未果，只好无功而返。5、证人廖某证实，我在三阳乡政府工作期间参与过二次到北京去劝返黄思涵的工作，一次是2015年下半年，我们四人在北京寻找了十几天也没找到她；还有一次具体日期记不起来了，三阳乡党委获悉黄思涵购买了去北京非访的火车票，安排我们到长沙火车站去劝返，在长沙火车站她说不解决商铺补偿款的事就去北京上访，我们跟她做了很久工作答应协调她才跟我们回来。6、证人洪某证实，我在三阳乡政府工作期间，黄思涵是个老上访户，她通过上访、非访登记胁迫政府，迫使政府给其解决不合法的诉求。2015年12月9日我接到上级通知，说黄思涵和其他上访对象因华腾公司铺面纠纷问题又去了北京，乡上安排我和廖某、张某1、大众村村干部毛某一同前往北京市将黄思涵等人接回来，她故意躲着不见我们，并将电话关机，给我们劝返工作带来很大难度；2018年5月2日，黄思涵又因为要求三阳乡政府给她解决宅基地的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当地警方查获，将其送至久敬庄救济中心，岳阳市驻京维稳办通知平江县将她接回，5月4日我与邓某、周晓平、黄治国、唐更喜、胡瑰一起到北京去接返，黄思涵说：除非有128平米的宅基地给她，不然她不回平江，谁要是将她带回平江，那就只能是一副骨灰，并说要跳楼，黄治国见状将其背到自己背上，将其接回。7、证人毛某证实，我任三阳乡大西村主任，黄思涵因为不满法院判决上访，我在2015年12月9日到北京去劝返过黄思涵，我还到长沙火车站去劝返过黄思涵。8、证人张某2证实，2015年1月我调任县信访局局长多次与黄思涵就她提出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铺面合同解除补偿等诉求谈话，2015年12月3日县信访复查复核委员会对其下达信访事项复查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其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黄思涵还是以上访、缠访、进京非访，迫使三阳乡政府垫付了大量资金才得以解决。因规划调整改变，黄思涵与前夫林纵佛与县城新汽车站商铺买卖合同经法院判决解除合同，黄思涵上诉后维持原判，黄思涵又多次进京非访，每逢特护期就要进京非访，由于她提出要求补偿120万金额，我们信访局无法给她处理，要她依法维权，我单独接待就有10多次，每次都是几个小时谈话，但黄思涵说政府不给她协调解决，她就要继续到北京上访、非访，2015年、2016年其进京上访、非访登记多达20余次，给政府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并多次派出干部到北京接返，为了息事宁人，除新汽车站补偿的40万元外，三阳乡政府补偿其40万元才停止了商铺问题的非访。9、证人黄某证实，2016年2月12日我接到村书记张某3电话说我村村民黄思涵又去了北京非访，因为两会召开在即，安排我和三阳乡政府的人前往北京劝返，我们到岳阳市驻京维稳办了解到黄思涵在2月7日至12日连续六天在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民警训诫，我们一直联系黄思涵电话无人接听，2月13日岳阳市驻京维稳办接到消息黄思涵又到中南海周边非访，我们立即赶往，但她已经离开，我们找了几天都未找到她。10、证人何某证实，我在三阳乡政府工作期间先后三次去北京劝返黄思涵，分别是2016年2月12日、2018年4月2日、2018年4月12日，黄思涵非访的诉求是不合理的，她想通过进京非访、非法登记，胁迫政府，索要政府给予其更大的利益，故意到非访接待场所滞留或进行登记，不服劝返安排，还威胁我们，不给她解决问题就继续留在北京上访、非访。（三）被告人黄思涵的供述和辩解其供述，自2015年4月至2016年11月因与华腾汽运公司商铺购销合同之事先后多次到北京市去上访，并被平江县公安局两次行政处罚，2016年12月15日经平江县三阳乡人民政府协调处理共计补偿其经济损失80万元的事实。二、关于被告人黄思涵第2笔犯罪事实的证据（一）书证1、北京市西城、天岳门城区公安分局训诫书，该证据证明被告人黄思涵以不服公安行政拘留，要求安置宅基地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访于2017年9月6日、9月7日、2018年4月12日、5月2日四次被北京市西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训诫的事实；2、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该证据证明2018年5月5日被告人黄思涵因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的事实；3、李某1微信转账给被告人黄思涵的截图，该证据证明李某1于2017年9月28日、29日分别微信转账3000元、2000元，2018年2月13日微信转帐5000元给被告人黄思涵；领款凭单，该证据证明2018年3月12日被告人黄思涵在三阳乡人民政府领取5000元困难补助的事实；2018年5月3日被告人黄思涵通过微信转账18000元给李某1，但未被李某1收取的事实；4、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5、所内户籍变动信息表；6、平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江县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7、平江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处理黄思涵等出嫁女信访事项工作的通知；8、平江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黄思涵等同志信访事项的稳控措施；9、岳阳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黄思涵等4名出嫁女信访问题联合接访会议备忘录及化解方案；（二）证人证言1、证人戴某证实，自2015年1月担任三阳乡安置办主任，负责全乡安置区的建设，全乡拆迁户的安置，自担任这项工作以来从未收到过黄思涵申请宅基地安置的申请报告，也没有听到过村上干部反映。2、证人樊某证实，自2012年至今在三阳乡建管站工作，担任副站长一职，负责控建拆违，用地审批工作。黄思涵从未向建管站提出过宅基地用地申请，也没有听到过村干部反映。3、证人张某3证实，其证实：我在大西村（大众村和西岸村合并村）任支部书记，黄思涵是我们村上的外嫁女，结婚时户籍未迁走，一直在本村380号随父母为一户，其三哥黄智良结婚后，单独立户为户主，黄思涵也单独立户为主，但不是分开设立户头，仍然是大众村380号。黄智良、李娇娥（黄智良妻子）、黄卉（黄智良女儿）、黄昊（黄智良儿子）、张燕枚、黄思涵均为大众村380号为一个户头。黄智良是拆迁户，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后，该户符合进入安置区宅基地安置，根据一户一宅的政策，黄思涵不再符合宅基地安置。另外，黄思涵三个哥哥的房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评估，没有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不存在申请宅基地安置。4、证人童某证实，其证实：2017年10月黄思涵对三阳乡副乡长李某1说她没有生活费了，十九大期间她要去北京打工，因黄思涵是一个老上访户，李某1就做黄思涵的工作，希望她在十九大期间不要到北京去，通过做工作，黄思涵承诺十九大期间不到北京去，但要给她解决生活困难补助，并从李某1手中领取了3000元钱现金。5、证人余某证实，2017年10月在三阳乡政府综治办办公室，我和童某看见李某1副乡长在做黄思涵的工作，要其不要在十九大期间到北京去，黄思涵说，她生活困难，没有钱用，要我们三阳乡政府给她解决生活困难补助，否则，她要去北京，李某1为稳控黄思涵，就答应给她解决3000元钱的困难补助，黄思涵从李某1手中领取了3000元困难补助。6、证人李某2证实，我是三阳乡政府乡长，黄思涵提出无理诉求，多次前往北京进行非访登记，不服从劝返安排，以生活困难为由，找三阳乡政府索要困难补助款18000万元；黄思涵2015年进京上访5次；2016年进京上访15次，造成非访登记12次；2017年进京非访登记2次；2018年进京非访5次；给三阳乡政府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带来极坏的社会后果，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我曾就她的诉求多次解释，按照规定只能给她安置32平方米的宅基地，但乡政府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同意给她增加32平方米，安置64平方米宅基地，但她仍不满足，以此为由多次非法上访。黄思涵因进京非访不服公安行政处罚的问题，其对每次的行政处罚都向政府申诉，法制办也给了回复，对其行政拘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黄思涵又向法院起诉，经两级法院判决，均认可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依法依规的。7、证人姚某证实，2015年我接任三阳乡政府乡长后知道黄思涵以土地征收和购买商铺的补偿问题多次奔赴市、省、进京上访、非访、缠访，信访部门和三阳乡人民政府对黄思涵上访的诉求也多次做出过协调和处理，但黄思涵不服政府的处理意见，经常以进京非访和特殊时期不服从劝返来相要挟，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款。因其提出商铺补偿款必须在百万元以上，乡政府也无力解决。随着信访责任问责力度加大，党委政府专门召开专题讨论会，考虑因黄思涵多次到北京非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接访劝返费用严重超支、给年度工作考评带来巨大影响，迫于无奈，2016年12月给其补偿80万元（除合同终止补偿的40万元，三阳乡政府垫付40万元），才将此事了结息访并签订息诉息访承诺书。2017年黄思涵要求政府给她解决宅基地安置，但她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向相关职能部门申请，仍采用进京非访及在特殊时期不服劝返来要挟政府，从李某1副乡长、邓某那里以生活困难补助和租房名义强行索要钱款；2018年2月12日晚和13日上午，我都收到黄思涵的短信，第一条她说北京有地震，要回平江；第二条内容是：领导，我是黄思涵，我去久敬庄找民政。我将短信转发给李某1，要他稳控好黄思涵，李某1与其交涉后，黄思涵提出生活困难，身上无钱要求解决，李某1迫于无奈向乡长请示后，给黄思涵解决5000元生活困难补助，黄思涵才得以稳控。8、证人李某1证实，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我在三阳乡任常务副乡长，是信访重点人员黄思涵的包案负责人，黄思涵不满给其32平方米宅基地安置方案，以必须安置128平方米宅基地给她为由上访，我们按照平江县政府平政办函［2017］159号文件给她做出解释，并考虑到32平分米宅基地不好建设，另外给其再增加安置32平方米宅基地，但其熟知信访考核方案，知道非访和特殊时期不服从劝返会给政府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故意以非访和不服从劝返的方式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1）2017年9月28日“十九大”召开前夕黄思涵特意提前赶至北京，我联系其回平江，她说：没有钱，买不起车票，要她回来必须给她解决9000元钱困难补助，不能解决也没事，她就留在北京观看“十九大”会议，经过协商黄思涵讲最少也要5000元，我只好用微信转账二次给她，共计转账5000元；（2）2017年10月因“十九大”会议期间，根据县委县政府及三阳乡政府文件规定，对重点上访人员采取“六包一”制度进行稳控，我是黄思涵的责任包案人，要每天见面，有一天我与黄思涵谈话，她说没房住、没钱用，要我解决3000元生活困难，如果我不肯解决，她就要去北京，迫于无奈经请示乡长同意后在三阳乡综治办我给了她3000元钱现金，当时有余某、童某在场。（3）2018年2月13日黄思涵在北京发信息给三阳乡党委书记姚某说“领导，我是黄思涵，要去久敬庄找民政”，姚书记安排我负责处理，我联系她，她说我又不给她买票又不给她解决钱，她就要去久敬庄，并说最少要给她解决5000元钱，否则就去久敬庄，迫于维稳压力经请示批准，我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了黄思涵。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是非正常上访人员到北京市进行非访或者在国家禁止上访区域滞留被当地警方查处后分流接济的地方，如果黄思涵到了久敬庄，该中心就会登记，记入平江县政府的非访人员，就会对岳阳市信访维稳工作扣分；我用微信转账给黄思涵的10000元都有微信转账记录，分别是：2017年9月28日12:29分转账3000元、9月29日14:10分转账2000元、2018年2月13日18:07分转账5000元；2018年3月初黄思涵在北京，因“全国两会”特护期，要求我将其从北京劝返，她说不给她解决生活困难补助就不回来平江，并且要上访，最少要解决5000元钱，为了稳控她，我口头答应并承诺她回来后给她解决，3月5日我的工作交由邓某接手，她从邓某处领取了5000元困难补助。2018年5月3日黄思涵给我发微信说她的诉求一直得不到解决，那么前几个月的救助和房租共18000元也退给我们，5月4日上午我发现微信有黄思涵的18000元钱的转账退还通知；我还知道其因与新汽车站购买商铺的事在岳阳中院终审判决下达后，明知走法律途径无法获得超额补偿款，一直以去北京非访作为要挟，自2015年到县、市、省、北京上访30多次，进京非访15次，反复投送信访件37次，网络投诉7件，强行索要三阳乡政府给予的40万元补偿款后，2016年12月15日才签订了息诉息访承诺书。9、证人邓某证实，我是三阳乡政府的干部，现担任人大主席，黄思涵不服宅基地安置为由，不停上访、缠访，我是她的稳控监督人，我多次与她谈话，告知她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但她不听劝阻，2018年3月9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黄思涵购买了3月9日下午去北京的火车票，有进京上访苗头，我电话联系她，她说已经到了湖北省通城县，李某1上次要我从北京回来答应给我5000元钱困难补助还没兑现，我要去北京。迫于压力我答应给她兑现5000元困难补助。3月12日黄思涵到三阳乡政府领了5000元困难补助并出具领条。（三）被告人黄思涵的供述和辩解其供述：自2015年4月至2018年5月先后以解决与平江县华腾汽运公司商铺购买纠纷，三阳乡大众村楠竹组土地征收款分配，不服公安行政处罚、宅基地安置等问题为由到北京市、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等地上访，先后有三十余次，其中2015年、2016年以土地承包权、平江县新汽车商铺购销合同纠纷为由，2017、2018年以公安行政处罚、宅基地安置为由，2017年至2018年先后收受李某1、邓某困难补助、住房补助款18000元，收受三阳乡人民政府商铺补偿款40万元。被告人黄思涵、辩护人简益平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提出的质证意见：1、被告人对平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有异议，认为里面的证据是伪证；对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训诫书有异议，我没有看到过，没人训诫过我。辩护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安训诫书和行政处罚决定只能说明被告人有上访的事实，不能说明被告人有犯罪的事实，上访和信访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查，上述书证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公安机关依法依程序取得，能够证明被告人黄思涵在上述时间段在非访接待区上访被公安机关查获、训诫，并被户籍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事实，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人对证人赵某、张某1、邹某、苏足足的证言有异议。苏足足没有接访过我，邹某我不认识，赵某、张某1的证言不真实。我没提过我铺面的补偿，不同意合同的解除。辩护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犯罪行为。经查：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取得。上述证人证言，结合全案其他证据，行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认定被告人在非访接待区上访的事实，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3、被告人对证人廖某、洪某、毛某的证言有异议，我上访是不同意解除合约。辩护人提出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告人提出的赔偿款在100万元以上是被告人的诉求不是犯罪行为。经查上述证人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取得，上述证人证言，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认定被告人在非访接待区上访的事实。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人对证人张某2、黄某、何某的证言有异议，我去上访是事实，但是我没有提出过要钱。辩护人认为，证人都是接访人员和乡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证言有倾向性，他们本身是执法人员，对被告人没有公正性。对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有异议。经查，上述证人证言是公安机关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取得，结合全案其它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认定被告人在非访接待区上访的事实。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5、对证人钟某、胡某、李某1、邓某的证言有异议，被告人认为80万元商铺补偿款是方向明、张某2和我协商的，李某1是最后做工作，要我拿80万元的。辩护人认为80万元是信访工作办协商后决定的，如果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张某2他们擅自补偿黄思涵40万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罪。经查，上述证人证言是公安机关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依法取得，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认定被告人以非访的方式，在与华腾汽车运输公司新车站购销商铺合同中，在三阳乡政府领取40万元补偿款的事实，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思涵因其无理要求未得到满足，违反信访规定，多次到北京市重点、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和属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后，仍继续赴京非法上访。在平江县三阳乡政府维稳时，被告人以提高商铺补偿价格、生活困难、租房为由索要财物，以继续上访相威胁，严重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情节严重，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案发前，被告人有退回部分赃款的意向，可酌情从轻处罚。2016年1月5日、3月7日、2018年5月5日平江县公安局对被告人黄思涵的上述违法行为分别决定行政拘留十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故被告人黄思涵三次行政拘留期间应予折抵刑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思涵犯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成立，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提请依法判处的公诉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上访是权利，没有强拿硬要，其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经查，被告人黄思涵在其前夫林纵佛与华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因商铺购销合同纠纷和不服公安行政处罚，要求安置宅基地等事项为由，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人黄思涵自2015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区上访，并于2015年6月16日、2016年1月1、2日、2月7、8、9、10、11、12、13日、3月28日、6月4日、11月6日、2017年9月6、7日，2018年4月12日、5月2日，十七次因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天安门地区公安分局训诫；2016年1月5日、3月7日和2018年5月5日因非正常上访被平江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三次。在平江县三阳乡政府工作人员对其劝返时，被告人黄思涵多次向平江县三阳乡政府工作人员以要求提高商铺补偿价格、生活困难、租房费等为由，强行索取钱财418000元人民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结合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训诫书、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民事、行政判决书、微信转账记录、银行流水清单、领款凭证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认定被告人黄思涵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思涵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责令被告人黄思涵退赔418000元人民币给平江县三阳乡人民政府。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黄思涵的刑期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2022年4月13日止（2016年1月5日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3月7日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5月5日行政拘留十日以折抵刑期三十天）。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有林人民陪审员欧阳传友人民陪审员胡平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钟莹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黄思涵
crime: 寻衅滋事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