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判认定：一、被告人黄某生于1992年7月至2001年2月在广州黄埔供电局从事设计工作；2001年3月至2008年6月在广州南方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系1999年由广州供电局职工共同出资组建的广州南方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更名而来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南电集团”）被聘任为业务员、2002年10月起任业务拓展部业务开拓及招投标分部主管；2008年6月至2009年11月任广州南方电力建设集团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该公司系南电集团出资设立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南电设计公司”）；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任南电集团业务管理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广东合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电建事业部负责人（该公司系2009年成某，受南电集团等37家股东委托对上述37家公司进行管理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合鸿达公司”）；2010年5月至2011年9月任合鸿达公司电建事业部部长；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任广州南方电力集团北区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广州南方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广州电力工业局北区供电局工会委员会等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北区公司”）总经理；2012年9月至案发任广州南方电力集团南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区公司”）总经理。黄某生在上述公司工作期间，其人事档案存放在广州供电局，但工资、福利、行政关系、党组织关系均在其本人所在部门或公司。二、被告人黄某生伙同同案人杨某收受他人所送款项共计253.5万元，其中个人单独收受223.5万元；与同案人共同收受30万元，其个人分得20万元，后又退给同案人20万元的事实如下：1、2003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集团业务部任部门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与南电集团下属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广州穗明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丁某贿送的现金33万元，为该公司在承接电力工程项目中谋取利益。2、2008年12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设计公司任副经理期间，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穗明公司在电力工程项目招投标中谋取利益，而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丁某贿送的现金15万元。3、2008年12月至2009年8月，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设计公司任副经理期间，利用负责电力工程设计审批的职权，在该公司设计的电力工程图纸上，标注江苏省中仁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仁公司”）、浙江省温州市环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生产的电器产品，为上述二公司谋取利益，从而伙同同案人杨某先后收取中仁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陈某乙给付的现金12万元，环宇公司广州地区销售总经理吴某给付的现金18万元，其个人分得20万元，后又将20万元退还给了杨某。此外，黄某生个人还分别收取陈某乙、吴某给付的现金4.5万元、6万元。4、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北区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向有业务往来的广州市穗鑫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关某索贿20万元，后又多次收受关某贿送的现金80万元、价值35万元的购物卡、价值18万元的沉香饰品及10万元旅游费等财物，为该公司在承包电力工程项目中谋取利益。5、2012年9月，被告人黄某生任北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收受广州市光大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刁某贿送的现金2万元，为该公司完成电力输送及承接高压配电工程谋取利益。三、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间，被告人黄某生任北区公司总经理期间，为通过广州白云供电局局长谢某的推荐承接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配网基建工程等电力工程项目，以达到为北区公司及其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先后多次向谢某贿送现金80万元及价值15万元的购物卡。四、2012年11月27日，被告人黄某生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带回调查，同日被立案侦查并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4日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3年4月26日黄某生因涉嫌受贿、行贿再次被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于同日被刑事拘留。案发后，黄某生的家属代其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退款60万元、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退款10万元。宣判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审判决忽略了广州供电局委派被告人黄某生到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任职的原始证据，据此不认定黄某生是受广州供电局委派到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工作，确有错误。2、原审判决仅因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不包含国有资产，而不认定黄某生的职务活动属于从事公务，确有错误。黄某生属于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故原审法院认定黄某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部分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原公诉机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黄某生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法律规定和事实不符。上诉人黄某生及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原审判决认定黄某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适用法律正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⑴关于收受丁某的48万元，相关合同是穗明公司与客户签订，黄某生仅是负责业务介绍和技术指导，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犯罪。⑵收受吴某和陈某乙的30.5万元，是黄某生作为公司负责人采取的管理措施，属于公司管理行为，不构成犯罪。⑶关于关某代表穗鑫公司提供的95万元现金等财物，是黄某生以北区公司负责人身份与关某共同向谢某行贿，属单位行贿，不应认定为黄某生的受贿数额；黄某生收受关某的20万元不构成索贿，且指控黄某生收取18万元沉香等礼物，证据不足。3、黄某生主动到纪委投案并交待与丁某、关某、谢某之间的经济往来，是自首，且积极退赃，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改判。综上，黄某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原审认定黄某生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数额1、根据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相关合同及设计施工图纸、证人证言、上诉人黄某生的供述等证据证实，黄某生在涉案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收取：丁某48万元，陈某乙、吴某40.5万元（个人实际分得30.5万元），关某163万元以及刁某2万元，黄某生的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根据法律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本案中，证人谢某、廖某的证言、黄某生的供述等证据证实，黄某生为了提高其担任北区公司总经理的政绩，以个人名义向时任广州白云供电局局长谢某贿送财物9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三、关于量刑情节1、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不是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对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
（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三）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四）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五）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
（六）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调查突破、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
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黄某生
crime: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行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年

案例二：
杨光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川01刑初4号：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成检公诉刑诉（2016）3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光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洁、书记员鲜长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漆昌国、江丹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8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在其担任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总经理、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林某1、罗某等14人的企业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为此先后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股份共计折合人民币730.63万元，欧元2万元、美元2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1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林某1挂靠的公司入选成都市兴蓉安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安科公司）劳务分包库、承揽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林某1给予的现金人民币435万元及出资人民币94.5万元购买的四川新力光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光源公司）股份，2015年下半年，杨光转让新力公司股份，获利人民币117.39万元。2、2014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公司）承销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投资股份公司，现更名为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项目提供帮助，为此于2014年至2015年先后五次收受国泰君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罗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75万元。3、2008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期间，接受马某1的请托，帮助成都高某2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某2公司）协调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优惠政策，为此于2009年收受马某1给予的现金人民币30万元。4、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接受四川良友建筑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友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请托，为良友公司在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和造价咨询业务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多次收受黄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7万元。5、2009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接受熊某在工程项目上给予关照的请托，为熊某挂靠的公司承揽成华区同乐新型社区片区排水工程、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于2009年至2015年多次收受熊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6、2014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成都衡某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衡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2关于在成都市自来水七厂工程监理业务方面给予关照的请托，为此收受薛某2给予的欧元2万元。7、2010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胡某、副行长徐某、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行长陆某在存款业务上给予关照的请托，为此多次收受胡某、徐某、陆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财物。8、2014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承接兴蓉集团下属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业务提供帮助，为此于2015年收受该公司副总经理姚某给予的美元2万元。9、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为四川欧鹏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欧鹏公司）在小南街独立修建对外经营专业地下停车场项目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项目经理李某1分两次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10、2011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期间，接受中铁二局机械筑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某关于在三环路路面维护整治项目上给予关照的请托，为此多次收受邓某给予的共计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财物。11、2015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促成兴蓉投资股份公司与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达成《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在供排水及环保产业相关领域合作开展项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费某为此送给杨光价值人民币7.13万元的鹤寿图一幅。12、2015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谢某挂靠的公司承揽成都市中和污水处理厂项目提供帮助，为此收受谢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为支持公诉，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对其依法判处。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杨光犯受贿罪均不持异议。杨光当庭辩称：1、2015年春节前后分两次通过兰某共计收受林某1给予的现金人民币仅300万元，而非指控的350万元。2、马某1是杨光大学同学，2009年其向马某1借款30万元用于投资，该款项与杨光帮高某2公司协调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优惠政策无关。3、杨光收受黄某、熊某、邓某款项中分别有10万财物共计30万元财物系礼金、礼品性质，不应计入犯罪金额。4、姚某是杨光同学，其给姚某送过虫草等礼品，姚某给杨光2万美元系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不应计入受贿金额。被告人杨光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行贿人林某1和被告人杨光在侦查阶段就2015年春节前后分两次送给杨光的贿款金额前后陈述矛盾，故该笔受贿金额应有利于被告认定为300万元，而非指控的350万元。2、马某1和杨光在侦查阶段均陈述2009年马某1拿给杨光的30万元人民币系杨光向马某1借款，故本案证据不能排除该30万元人民币属于借款性质，不应计入受贿金额。3、黄某、熊某、邓某送给杨光的款项中分别有10万财物共计30万元财物系逢年过节所送，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属于礼金、礼品性质，不应计入犯罪金额。4、姚某证言证实2015年转给杨某2的2万美元是支付对方帮其购买西洋参、虫草的钱，故指控证据不足以证实该笔款项系贿款，不应计入受贿金额。5、杨光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构成自首。6、案发后杨光退还了部分赃款，确有悔罪表现，请求法院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交投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兴蓉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兴蓉投资股份公司现更名为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系兴蓉集团控股公司，兴蓉安科公司系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2006年至2015年，被告人杨光先后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和兴蓉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等职务。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实，杨光基本身份情况。2、成都市国资委的任职通知、成都市委通知、交投集团文件、兴蓉集团和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的相关文件等证实，杨光任职情况和职能职责情况，其中杨光2006年11月至2015年期间先后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和兴蓉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杨光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期间，主持交投集团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主持兴蓉集团全面工作，兼任兴蓉投资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期间主持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全面工作。3、交投集团、兴蓉集团、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兴蓉安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证实，交投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兴蓉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兴蓉投资股份公司系兴蓉集团控股公司，2015年6月更名为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兴蓉安科公司系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4、被告人杨光供述，杨光2003年3月至2006年12月任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2006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成都交投集团总经理；2013年6月至今任兴蓉集团董事长兼兴蓉环境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光2006年到交投集团担任总经理，直接分管过公司财务、综合部门。交投集团下属子公司的重大业务项目要上报集团公司审定。兴蓉集团是成都市国资委管理的全资国有公司，也是兴蓉投资股份公司（后更名为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兴蓉安科公司的母公司。兴蓉环境股份公司是兴蓉集团的二级子公司，兴蓉集团持股42%左右；兴蓉安科公司是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当于兴蓉集团的三级子公司。高某1任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兴蓉安科公司董事长，何某任兴蓉安科公司总经理。兴蓉集团、兴蓉环境股份公司对兴蓉安科公司是领导关系，一方面，兴蓉安科公司的人事由兴蓉集团推荐，再由兴蓉环境股份公司任命和管理，财务由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监管；另一方面，兴蓉安科公司的重大工程事项兴蓉环境股份公司有很大的决策权。杨光作为兴蓉集团和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对兴蓉安科公司工程项目等有较大的决定，兴蓉安科公司的重要工程和业务要向其汇报。2008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和兴蓉环境股份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林某1、罗某等12人给予的财物、股份共计折合人民币650.63万元，欧元2万元。具体受贿犯罪事实如下：（一）2011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林某1挂靠的公司入选兴蓉安科公司劳务分包库、承揽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林某1给予的现金人民币385万元及出资人民币94.5万元购买的新力光源公司股份，2015年下半年，杨光就新力光源公司股份退股兑现获取人民币117.39万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林某1挂靠公司营业执照、情况说明。2、兴蓉安科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3、交投集团三环路路面维护整治工程施工合同、三环路草金立交改造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兴蓉安科公司2014年度比选入库资料、兴蓉集团劳务工程资料等。4、交投集团三环路草金立交桥改造工程项目付款资料等。5、林某1、林某2、廖某银行帐户明细。6、证人林某1证言。7、证人兰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照片。8、证人邓某（中铁二局六公司员工）证言。9、证人练某（成都建工路桥公司工作人员）证言。10、证人陈某（时任交投集团合约管理部部长）证言。11、证人王某1（时任交投集团计划财务部部长）证言。12、证人薛某1能证言。13、证人吴某1证言。14、证人刘某（杨光司机）证言。15、证人高某1（时任兴蓉环境公司副总经理、兴蓉安科公司董事长）证言。16、证人何某（时任兴蓉安科公司总经理）证言。17、证人林某2（林某1公司财务人员）证言。18、证人廖某（林某1公司员工）证言。19、证人王某2（杨光情人）证言。20、被告人杨光供述和辩解。本院认为，针对2015年春节前后杨光分两次收受的贿款金额，杨光在侦查阶段分别作出过300万元、350万元、400万元三种供述，庭审中供述的贿款金额为300万元；林某1在侦查阶段作出300万元和350万元两种陈述；兰某在侦查阶段作出350万元和400万元两种陈述。三种贿款金额的陈述就每次送钱的时间、地点、事由、过程、金额均能相互印证。但从供述过程看，贿款准备人林某1到案后先后作过6次陈述，前面2次均证实贿款金额为300万元，后面4次贿款金额变为350万元。被告人杨光到案后就该笔事实先后作过4次供述，第1次和第3次均供称贿款金额为400万元，第2次供称贿款金额为300万元，在最后一次供述时才确定贿款金额为350万元。贿款经手人兰某到案后先后作过3次陈述，第1次证实贿款金额为400万元，后面2次贿款金额变为350万元，但同时兰某证实其并未清点过现金，是林某1告诉的金额。可见，三人供述存在为了印证逐渐吻合的情况，且兰某证言证明力较弱，故根据相关言词证据的形成过程和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本院认定2015年春节前后杨光分两次收受的贿款金额为300万元。综合控辩双方意见本院认定，被告人杨光本笔受贿犯罪金额为现金人民币385万元及价值人民币94.5万元的新力光源公司股份，就新力光源公司股份退股兑现的117.39万元，扣除贿款金额94.5万元，剩余22.89万元系受贿孳息。（二）2014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国泰君安公司承销兴蓉投资股份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项目提供帮助，为此于2014年至2015年先后五次收受国泰君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罗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75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工商资料等。2、国泰君安人发（2011）19号任职资料等文件。3、兴蓉投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保荐、承销及债券委托管理机构比选文件、评比报告、中标通知书、会议纪要、承销协议、董事会决议等资料。4、项目奖励提取情况、会议纪要等。5、证人罗某（国泰君安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证言。6、证人兰某的证言。7、被告人杨光的供述，杨光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三）2004年2月起，被告人杨光担任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2006年11月，杨光被任命为交投集团总经理。2006年6月，高凯公司与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约定高某2公司在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兴办企业，从事铝镁合金件生产项目，并享受一定优惠政策。2008年，凌某请马某1帮忙向时任交投集团总经理的杨光提出请托，协调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实高某2公司应享的投资奖励款，杨光同意并给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领导打招呼予以关照。2008年7月，经高某2公司申请，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发展服务局向龙泉驿区政府提出，根据项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以及相关文件规定，建议给予高某2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奖励49万元人民币。同年12月，高某2公司收到龙泉驿区财政拨付的该49万元。2009年，杨光向马某1借款现金人民币30万元。认定上述事实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有：1、成委（2006）292号、成委（2004）70、82号文件等。2、成某能捷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银行转账凭证等。3、项目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附件等。4、高某2公司关于投资项目优惠政策兑现的申请报告、补贴地价依据及计算款额、成都经开区服务局关于给予高某2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奖励的请示、银行进账单、票据等。5、证人马某1证言。6、证人凌某证言。7、证人俞某（时任成都经开区招商局副局长）证言。8、证人马某2（马某1妹妹）证言。9、证人黎某证言。10、证人杨某1（杨光大嫂）证言。11、被告人杨光供述和辩解。就该笔指控事实，针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综合分析如下：关于2009年被告人杨光从马某1处取得30万元的性质问题。公诉机关当庭发表公诉意见认为，被告人杨光接受马某1请托，帮助高某2公司获得投资奖励款，收受马某1给予的30万元，构成受贿犯罪。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认为，杨光与马某1是同学关系，2009年从马某1处取得的30万元系借款，与帮高某2公司协调投资奖励无关，不应计入杨光受贿金额。本院认为，第一、指控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杨光为马某1请托的高某2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经查，2008年杨光给成都经开区相关领导打招呼帮高某2公司协调投资奖励款时，所任职务为交投集团总经理，该请托事项并非其本人职权范围内之事。《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即在斡旋型受贿中，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应为“不正当利益”。而本案中，2008年12月，高凯公司获得龙泉驿区政府49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是根据高凯公司与龙泉驿区人民政府、成都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附件一第二条第7款约定以及龙委发（2003）41号文件相关规定（即“若该项目在150天内建成，开发区财政为该项目补贴地价净地每平方米人民币30元，代征地每平方米人民币15元”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100万元每亩以上的工业项目，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建设项目3万元每亩的奖励”）。高某2公司确在150天内建成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美元，项目投资强度100万元每亩以上，根据上述约定，高某2公司能够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具有合法性、确定性，属于正当利益。故指控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杨光在斡旋受贿行为中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第二、根据现有证据，不能排除2009年杨光从马某1处所得30万元系借款。首先，被告人杨光仅在侦查阶段前期供述过一次该30万元是因其帮高某2公司协调落实投资奖励款，对方表示感谢所送；但无论直接经手的马某1，还是最终受益的高某2公司相关人员凌某，均否认向杨光送30万元感谢费的事实，因此杨光的有罪供述系孤证，不能据此认定杨光从马某1处所得款项系贿款。相反，杨光在侦查阶段后期和庭审中辩称其与马某1是同学关系，2009年找马某1借款30万元，与协调投资奖励款无关，该辩解能够与马某1、马某2证言证实杨光向马某1借款的内容相互印证。其次，本案实际获利方系与凌某有关的高某2公司，而非马某1本人，且获取的奖励金额为49万元，马某1作为非获利人，为他人49万元的利益而送给杨光30万元贿款，与常理不尽相符。综上，本案证据不能排除杨光从马某1处取得的30万元系借款的可能性，该笔指控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对于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所提该30万元不应计入杨光受贿金额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四）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接受良友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请托，为良友公司在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和造价咨询业务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多次收受黄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7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良友公司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2、良友公司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委托招标代理合同、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付款凭证，三环路草金立交、交大立交、武侯立交、货运大道绕城高速互通立交等工程项目管理合同及付款凭证，一环路府青立交、三环路成仁快速节点、火车北站扩能改造等工程的项目管理合同及付款凭证等。3、证人黄某（良友公司总经理）证言。4、被告人杨光的供述。就该笔指控事实，针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即2010年至2013年黄某逢年过节送给杨光的10万元，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属于礼金性质，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杨光作为交投集团总经理，负责交投集团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而黄某所在的良友公司常年承揽交投集团的招投标代理等业务，黄某与杨光之间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杨光逢年过节收受黄某款项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双方具有权钱交易的实质，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要件，上述金额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就该笔指控事实所提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五）2009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接受熊某在工程项目上给予关照的请托，为熊某挂靠的公司承揽成都市成华区同乐新型社区片区排水工程、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此于2009年至2015年多次收受熊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中标通知书、承包合同、付款凭证、银行流水等。2、成都交投置业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3、证人熊某证言。4、证人雷某（时任交投置业公司总经理）证言。5、被告人杨光的供述，杨光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就该笔指控事实，针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即2009年至2015年熊某逢年过节、聚会时送给杨光的10万元，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属于礼金性质，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杨光作为交投集团总经理，负责交投集团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而熊某所在的金兴公司承揽过交投集团下属交投置业公司的工程项目，熊某与杨光之间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杨光逢年过节收受熊某款项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双方具有权钱交易的实质，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要件，上述金额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就该笔指控事实所提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六）2014年，被告人杨光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衡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2关于在成都市自来水七厂工程监理业务方面给予关照的请托，为此收受薛某2给予的欧元2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一期工程施工监理1标段委托监理合同、付款凭证、结算单、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的情况说明等。2、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3、证人薛某2（衡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4、证人王某2证言。5、被告人杨光的供述。（七）2010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胡某、副行长徐某、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行长陆某在存款业务上给予关照的请托，多次收受胡某、徐某、陆某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财物。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户、单位银行计算账户管理协议、存款资料、银行流水等。2、证人胡某（时任邮政储蓄银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徐某（时任邮政储蓄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陆某（时任邮政储蓄银行高新区支行行长）证言。3、证人王某1（时任交投集团计划财务部部长）证言。4、证人帅某（时任兴蓉集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证言。5、被告人杨光的供述，杨光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八）被告人杨光与姚某系2002年长江商学院同学，杨光儿子杨某2出国留学前在北京认识姚某。2014年至2015年期间，姚某担任副总经理的新世纪公司经杨光推荐承接了兴蓉集团下属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业务。2015年，姚某收到虫草等物品并通过亲友转账2万美元给杨某2。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兴蓉投资股份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议案、会议记录等。2、管理体系认证合同及付款凭证等。3、证人姚某（原新世纪公司副总经理）证言。4、被告人杨光的供述。就该笔指控事实，针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综合分析如下：关于2015年姚某通过亲友转账给杨光儿子杨某2的2万美元性质问题。公诉机关指控因被告人杨光为姚某所在新世纪公司承接兴蓉集团下属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业务提供帮助，收受姚某给予的2万美元，构成受贿犯罪。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认为，杨光与姚某是同学关系，给姚某送过虫草等礼品，姚某给杨光的2万美元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支付的是购买西洋参、虫草的钱，不应计入杨光受贿金额。本院认为，首先，虽然被告人杨光在侦查阶段曾供称过，2015年收受姚某2万美元是因为推荐新世纪公司承接了兴蓉环境股份公司的认证业务，对方表示感谢所送；但姚某一直否认因此事向杨光送2万美元感谢费的事实，杨光的该有罪供述系孤证，不能据此认定杨光从姚某处所得款项系贿款。其次，庭审中杨光辩称其与姚某是同学关系，给姚某送过虫草等礼品，姚某给自己的2万美元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同时，姚某的证言一直称因委托杨某2购买了西洋参、虫草等物，所以2015年通过亲友转付2万美元购物款给杨某2。结合杨光和姚某系同学的事实，二人印证一致的供词具有合理性，本案证据不能排除姚某是因收到虫草等物品转款2万美元给杨某2的可能性。该笔指控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对于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所提该2万美元不应计入杨光受贿金额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九）2012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为欧鹏公司在小南街独立修建对外经营专业地下停车场项目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项目经理李某1分两次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小南街地下停车场工程施工合同、竣工结算审核定案表、付款凭证等。2、成都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3、证人李某1（时任欧鹏公司项目经理）证言。4、证人张某1（时任成都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证言。5、被告人杨光的供述，杨光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十）2011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杨光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期间，接受中铁二局机械筑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某关于在三环路路面维护整治项目上给予关照的请托，为此多次收受邓某给予的共计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财物。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三环路路面维护工程合同协议书。2、成都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3、证人邓某（原中铁二局六公司工作人员）证言。4、被告人杨光的供述。就该笔指控事实，针对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问题，即邓某逢年过节、聚会时送给杨光的10万元财物，没有具体请托事项，属于礼品性质，不应计入受贿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杨光作为交投集团总经理，负责交投集团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而邓某所在的中铁二局公司期间正承揽交投集团下属成都路桥公司的工程项目，邓某与杨光之间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杨光逢年过节、聚餐时收受邓某财物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双方具有权钱交易的实质，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要件，上述金额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被告人杨光及其辩护人就该笔指控事实所提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十一）2015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促成兴蓉投资股份公司与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达成《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在供排水及环保产业相关领域合作开展项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费某为此送给杨光价值人民币7.13万元的鹤寿图一幅。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投标平顶山污水处理项目的资料。2、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拍卖证书、网页。3、证人费某（海天水务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4、证人李某2（海天水务公司总经理）证言。5、证人兰某证言。6、被告人杨光供述。（十二）2015年，被告人杨光利用担任兴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之便，为谢某挂靠的公司承揽成都市中和污水处理厂项目提供帮助，为此收受谢某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中和污水处理厂施工合同。2、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3、证人谢某证言。4、被告人杨光供述。综合事实2015年8月，成都市纪委对群众反映被告人杨光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核，发现其涉嫌严重违纪。2015年9月9日，成都市纪委通知杨光到案接受调查。杨光到案后，主动交代了成都市纪委掌握的其收受林某1贿赂的事实，并主动交代了成都市纪委未掌握其收受林某1其余部分贿赂以及罗某、黄某等多家企业、个人贿赂的事实。2015年11月6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对杨光受贿案立案侦查。案发后，根据被告人杨光委托兰某将代其保管的赃款人民币138.0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7.13万元的鹤寿图一副上缴成都市纪委，王某2将杨光送其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4.3万元上缴成都市纪委。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到案经过、案件移送函、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等。2、扣押清单、委托书、缴款凭证等。对于被告人杨光的辩护人所提杨光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光在接受调查前，成都市纪委已掌握其收受林某1贿赂，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后成都市纪委通知杨光到案接受调查，期间杨光又如实供述了成都市纪委未掌握的其它受贿犯罪事实。可见，杨光犯罪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且受到调查谈话，不属于自动投案，期间杨光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交投集团总经理、兴蓉集团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购物卡、股份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0.63万元、欧元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杨光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坦白情节，且退还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29.44万元，认罪态度较好，可对其从轻处罚。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光犯受贿罪的罪名和基本事实成立，应予支持，但起诉指控的第一笔受贿事实犯罪数额有误，应予纠正，指控的第三、第八笔受贿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杨光的辩护人所提杨光退还了部分赃款，确有悔罪表现，请求法院酌情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为了打击职务犯罪，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2026年11月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二、对于被告人杨光受贿所得人民币650.63万元，欧元2万元，以及受贿孳息人民币22.89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李万洪审判员查理人民陪审员金草原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章学玲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杨光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