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7月，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先后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刘勇、戴某（原国贸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已判决），利用职务便利，采用重复报支、虚报冒领等方式从国贸公司、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783390.25元。其中被告人徐艳梅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10701元，被告人刘勇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6200元，戴某实得人民币160289.25元。（二）挪用公款：2015年1月中旬，被告人徐艳梅利用担任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分管泰州国贸公司的职务便利，擅自将泰州国贸公司公款人民币80000元，用于其个人投资理财，至今未还。（三）受贿：2012年春节前至2015年8月期间，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工程发包、业务费支付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中原物业公司、泰州市欣欣保洁有限公司、唐某1等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47000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徐艳梅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
name: 刘勇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二：
摨某甲、范某等贪污罪，高振彪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嘉海刑初字第610号：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海检刑诉（2014）13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犯贪污罪，被告人高振彪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4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8日及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佳宁及席宛秋出庭支持公诉，上列七被告人及辩护人吴金龙、徐建章、唐力、张建中、邬国良、吴钰雯、朱清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经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骗取征地补偿款620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高振彪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高振彪一人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在贪污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顾某、沈某乙、许某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有自首情节。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证人沈某丙、黄某、沈某丁、张某、周某乙、严某、高某、诸某的证言，沈某丙的工作笔记，长安镇土地征用及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实施意见及其附件，村干部工资报酬及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实施意见，征地协议、征用补偿费计算清单、会议记录，应付款——城镇建设征地科目明细账，记账凭证、付款凭证，拨款凭证，收支情况表、工资情况表，工商登记材料，专项审计报告，委托施工协议、会议记录、招标批报书等书证，中共长安镇委员会文件、长安镇人民政府文件，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现金物品报查，预收款票据，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据此，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三）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予以判处。七被告人均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意见，表示自愿认罪。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均认为本案不构成贪污罪。辩护人吴金龙提出，肖王村民委为长安镇政府代为管理和发放有关征地补偿费用，相关费用拨付至肖王村专用银行账户上时，一并下拨了5000元每亩的调控费，该调控费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被告人主观上意欲通过虚构支付名贵苗木费的事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调控费中套取资金进行侵吞，但客观上，调控费与相关征地补偿费在肖王村唯一的银行账户上产生资金混同，因无法证明有关征地补偿款和调控费用是分开在两个科目中列支的，故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应认定被告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另外，被告人周财法有自首情节、积极退赃，此次犯罪属初犯，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徐建章提出，各被告人伪造凭证私分钱款的行为，未造成征迁补偿无法发放，未造成政府财政资金多开支，也未造成政府财政资金少回收，只是造成了肖王村债务的增加，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贪污罪。另外，被告人范祖根有自首情节，此次犯罪属初犯，所得赃款已退出，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唐力提出，1、镇政府没有因为各被告人虚增青苗补偿款而增加支出，肖王村村民在青苗补偿款的取得方面不存在空缺，故这笔资金不可能是镇政府财政资金；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退还肖王村经济合作社，而非长安镇政府。另外，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高振彪作用轻于被告人沈某甲。2、被告人高振彪不构成受贿罪。因为本案镇政府委托的是肖王村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不是村基层组织的法定范围，高振彪在肖王村经济合作社中不担任职务；涉案工程是村集体事务，是政府与民事主体达成的契约，非因政府行政管理职权产生，经济合作社协助政府从事的是政府的契约责任，而非行政管理工作；被告人高振彪负责涉案工程的招投标及施工管理，没有为施工方谋取任何利益，也没有能力左右工程款的支付。3、被告人高振彪有自首情节，退出了全部违法所得。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辩护人张建中提出，1、政府拨付的集体土地青苗补偿款及调控费是村集体财产，涉案的62000元款项是村集体财产。长安镇政府支付给肖王村的补偿款总额减去兑付农户的补偿款，其余资金到账时已转化为村集体资金，政府采用的是补偿款包干的形式，不可能另行支付土地补偿款；不能因为科目设置的不同而导致认定犯罪行为性质的不同。2、从被告人所从事的工作及作案过程来看，各被告人套取资金的行为不具有行使公权的性质。3、被告人沈某甲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案发后有自首情节。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人邬国良提出，1、本案中起诉书指控的62000元是集体资金，不是青苗补偿费，因为青苗补偿费已经全部发放到农户手中，不能因事后报上去的付款凭证上写了青苗补助费就认定为青苗补助费；赤字的解决是由村里的其他资金来充抵平衡，并非由国有资金来予以充抵平衡。2、被告人顾某是从犯，有自首情节，主动上交所分得的8000元赃款，此次犯罪系初犯。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顾某从宽处理。辩护人吴钰雯提出，1、本案所涉款项实际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所有的调控费，并非来源政府财政资金拨付的征迁补偿款。2、被告人沈某乙有自首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此次犯罪系初犯，案发后积极退赃，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人朱清梁提出，1、本案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在犯罪故意形成时，所指向的对象是土地补偿费用，涉案钱款最终也属于村集体所有，不是土地征用补偿款。2、被告人许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轻，请求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贪污罪2008年5月10日起，中共海宁市长安镇肖王村委员会由被告人周财法任书记，被告人范祖根、高振彪任副书记，被告人沈某甲、沈某乙任委员。2008年5月27日起，肖王村经济合作社社管会由被告人周财法任社长，被告人范祖根任副社长，被告人沈某甲任委员；2008年4月28日起，肖王村委员会由被告人范祖根任主任，被告人顾某、许某任委员。2009年6月，海宁市长安镇人民政府与肖王村签订征地协议，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身为肖王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长安镇政府从事土地丈量、土地补偿款的发放等工作。2009年底，七被告人经共谋，私自决定套取青苗补偿款62000元，用于七被告人奖金的发放。后被告人周财法安排被告人范祖根、高振彪负责操作，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虚构了“肖王村4、5组被征地农户高国顺、王建峰、杜天强，名贵苗木补助款”的付款凭证，并持该凭证从该村账户内“城市建设征地”科目中套取城镇建设征地补偿款62000元。其中，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各分得10000元，被告人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各分得8000元。二、受贿罪2011年8月，海宁市长安镇肖王村经济合作社协助长安镇人民政府对该村4组、5组拆迁安置点安置房建设区块的道路、雨污水管及窨井工程进行招标施工，后诸某挂靠相关建设公司中标，同时该工程由时任中共海宁市长安镇肖王村委员会副书记的被告人高振彪分管及负责结算工程款。2012年春节前，诸某为了在相关工程上取得被告人高振彪的帮助，送给被告人高振彪海港超市代价券2000元，被告人高振彪予以收受；2013年春节前，诸某为了在相关工程款结算上取得被告人高振彪的帮助，在海宁市长安镇肖王村高振彪办公室内送给其现金20000元，被告人高振彪予以收受。2013年4月，因诸某被司法机关调查，被告人高振彪害怕上述事实败露，遂将20000元退还给诸某，后诸某将该2万元交至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七被告人分别于2014年3月18日至20日，4月9日至10日向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投案，如实供述了上述贪污、受贿犯罪事实，并退出了全部违法所得。上述事实，由经当庭举证、质证及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沈某丙的证言及其工作笔记，证实2009年，肖王村村委协助长安镇政府从事相关土地征迁及补偿费用发放等工作，以及村干部工资奖金的发放规定等事实；另外，其还证实2013年3月，被告人高振彪曾向其表述，当年春节前，诸某送了现金20000元，高振彪要求沈某丙将其向组织汇报的记录时间提前的事实。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长安镇肖王村账目中有关青苗补偿款的资金来源、发放时间、会计记账于“城镇建设征地”科目，调控费的资金来源、会计记账于“补助收入”科目等事实，其根据涉案付款凭证的记载内容从“城镇建设征地”科目中列支62000元的情况，以及村账出现赤字后的处理方式等。3.证人沈某丁、张某的证言，证实其在肖王村工作期间，肖王村协助长安镇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工作，以及该段时间内没有收到额外发放的福利等事实。4.证人周某乙、严某、高某的证言，证实肖王村四、五组中没有涉案的付款凭证中所列“高国顺、王建峰、杜天强”三人的事实。5.证人诸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1年至2012年先后挂靠其他公司通过招投标承建肖王村有关工程过程中，以拜年为名，送给被告人高振彪代价券、现金的原因、金额、过程等情况，以及2013年4月，其因其他案件接受检察机关调查后，被告人高振彪将2万元退还的事实。6.长安镇土地征用及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实施意见及其附件，证实青苗补偿费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补偿款之一。7.村干部工资报酬及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实施意见等，证实村干部合法收入的来源及组成。8.征地协议、征用补偿费计算清单、会议记录，证实海宁市长安镇政府，于2009年6月征用肖王村一、四、五、十八组土地，用于城镇新区发展建设用地的情况及相关补偿费用的计算方式、数额等事实。9.应付款——城镇建设征地科目明细账，证实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31日，肖王村的城镇建设征地科目内的资金进出情况，其中2010年2月28日记载，付高国顺／王建峰／杜天强等7人名贵苗木补助款76100元；至2011年1月底，该科目内资金出现赤字等事实。10.记账凭证、付款凭证，证实由本案被告人伪造的用于向肖王村账户内城镇建设征地科目下套取资金的付款凭证所记载内容，其中金额共计62000元，财务审批章中用途为“城镇建设征地补助款”及其他案发前后报账于肖王村账户内城镇建设征地科目下真实的付款凭证。11.拨款凭证，证实海宁市长安镇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拨付肖王村城镇建设征地款的情况。12.收支情况表、工资情况表，证实2004年至2012年6月，肖王村账户透支共计179万元，及各被告人的工资收入状况等事实。13.工商登记材料，证实海宁市长安镇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性质。14.专项审计报告，证实经审计，本案七被告人通过虚构被征地农户名单以“名贵树”补偿名义套取62000元现金，此款项为城镇建设征地补偿款的事实。15.委托施工协议、会议记录、招标批报书、记账凭证等书证，证实长安镇人民政府委托肖王村经济合作社对肖王村4组、5组拆迁安置点安置房建设区块道路、雨污水管及窨井招标施工，以及相关工程款的支付流程等事实。16.中共长安镇委员会文件、长安镇人民政府文件，证实七被告人的任职情况。17.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现金物品报查，预收款票据，证实案发后，七被告人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以及2013年4月15日，诸某向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上缴20000元的事实。18.抓获经过、户籍证明，证实七被告人的到案过程和身份情况。另，辩护人吴金龙提交了《长安镇土地征用及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实施意见》的补充规定、补充意见，证实各被告人所称的调控费客观存在的事实；辩护人唐力提交了协议书相关工程的结算审核报告，证实肖王村经济合作社与诸某挂靠的相关建筑公司签订涉案承揽工程协议及相关工程的造价等事实。七被告人对上述事实供述在案，且其所供与上列证据能互为印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人周财法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2、被告人高振彪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关于焦点1，根据查明事实，七被告人侵吞款项发生在肖王村协助长安镇政府征用土地、发放补偿费用的过程中。虽然镇政府将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以及调控费分批下拨至肖王村的唯一账户内，但各类资金放在同一个账户内并不等同于不同性质的资金混同，因为在会计账上，各类资金是有明确分类的。“城镇建设征地”是一个专用于征迁费用收支的科目，其中的资金属于国有资金，而调控费是记账于“补助收入”科目，属于集体资金。七被告人从“城镇建设征地”科目下套取资金时，该科目未发生赤字，因此不会涉及调控费等其他费用，且各被告人均认识到，如果是用真实的青苗补偿款付款凭证到镇里报账，必定是从镇政府的青苗补偿款中支出款项。因此，各被告人利用虚构的青苗补偿款付款凭证报账时，主观上应当明知套取的是相应的国有资金。另外，当征迁工作结束后，如果“城镇建设征地”科目下有资金结余，会计将该部分结余资金调整至“公积公益金”科目下，此时相关资金性质才转变为村集体资金，被告人的行为才最终导致了村集体资金的亏损。综上，各辩护人对本案定性所提异议，不予采纳。但各被告人的相关辩解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故不影响对自首的认定。关于焦点2，涉案的肖王村拆迁区块道路，雨、污水管及窨井工程系因长安镇政府与肖王村在拆迁安置中引起，是与拆迁安置紧密相连的政府事务，且根据相关协议，工程完工后政府与村之间需办理物权及物管的移交，因此，长安镇政府在其中具有行政管理属性。被告人高振彪虽然在肖王村经济合作社不担任职务，但系中共海宁市长安镇肖王村委员会副书记，并且实际负责相关工程的监管、联络等工作，因此，被告人高振彪对相关工程具有相应职权，期间收受工程承包方所送钱款，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至于被告人高振彪实际是否为对方谋得利益，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因此，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以骗取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计620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高振彪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七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各辩护人就本案定性所提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高振彪一人犯两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在贪污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高振彪、沈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顾某、沈某乙、许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沈某甲在本案中虽然不是犯意的决策者，但其系肖王村的报账员，对村财务直接经手，并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故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沈某甲系从犯的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其实际所起作用，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七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归案后，七被告人能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分别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罪后表现等，分别可对七被告人所犯贪污罪予以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高振彪所犯受贿罪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就此所提相关意见，可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财法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7年9月20日止。）二、被告人范祖根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19日起至2017年6月18日止。）三、被告人高振彪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20日起至2018年3月19日止。）四、被告人沈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被告人顾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被告人沈某乙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被告人许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八、被告人周财法、范祖根退赃款各10000元，被告人高振彪退赃款12000元，被告人沈某甲、顾某、沈某乙、许某退赃款各8000元，以及诸升铨退赃款20000元，予以没收，由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啸崎人民陪审员王国梁人民陪审员王关章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张佳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周财法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name: 范祖根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name: 高振彪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
name: 沈某甲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name: 顾某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沈某乙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许某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