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刘红霞担任济宁市任城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分处个人账户科科长、分处副主任，负责辖区新参保企业开户登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增员减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个人专柜档案托管、参保人员退休等审核工作。任职期间，被告人刘红霞违规帮助被告人王新坡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并收受王新坡给付的财物，致使国家社保资金遭受重大损失。（一）滥用职权罪2007年1月至2012年9月，被告人刘红霞与被告人王新坡为谋取私利相互勾结，被告人王新坡采取伪造劳动合同关系、修改参保人员年龄等手段为于某2、武某1、于某1、王某1、庞某、郭某、夏某、王某2、崔某1、崔某2、薛某、侯某、王某3、徐某、李某1、王某4、曹某、闵某伪造企业职工档案等虚假养老保险档案材料，并帮助刘红霞伪造杨某、刘某1、姚某的虚假养老保险档案材料，之后由被告人刘红霞利用职务便利，在明知上述21人不符合参保条件的情况下，在二被告人为上述21人补缴参保费用462179.97元后，将其审核纳入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发放范围，致使上述21人违规领取国家社保养老保险金共计人民币3765632.42元。（二）受贿罪2007年1月至2012年9月，被告人刘红霞利用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王新坡给付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5.8万元，多次为王新坡违规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为王新坡谋取非法利益，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三）行贿罪2007年1月至2012年9月，被告人王新坡从事企业养老保险补缴代缴代理业务期间，通过伪造档案等非法方式为他人办理企业养老保险业务，为谋取违规办理保险业务的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刘红霞以财物共计人民币65.8万元，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案发后，被告人王新坡亲属代其向济宁市任城区监察委员会退赃3032545.32元，参保人薛某退赃77068.86元。济宁市任城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9月14日，扣押刘红霞现金71700元；2018年9月25日，冻结刘红霞以邵某2名义在青岛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32万元，该冻结款项截止2018年12月20日产生利息13455.17元，总额为333455.17元；2019年2月1日，冻结青岛银行济宁分行刘红霞账户内存款50392.05元；冻结交通银行刘红霞账户内存款141333.31元。上述共计扣押、冻结刘红霞现金596880.53元，被告人刘红霞表示愿意将上述款项用于退赃。2019年4月10日，被告人刘红霞亲属代其退赃406859.66元，被告人王新坡亲属代其退赃310278.05元。综上，被告人刘红霞、王新坡及参保人员薛某共计退还滥用职权罪赃款3765632.42元，被告人刘红霞退还受贿罪违法所得65.8万元。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对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
（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三）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四）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五）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
（六）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调查突破、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刘红霞
crime: 滥用职权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七年
name: 王新坡
crime: 滥用职权罪
行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六年

案例二：
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徐建平滥用职权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湘09刑终21号：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徐建平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二Ｏ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作出（2017）湘0902刑初225号刑事判决书，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丽书出庭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徐建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07年11月，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联合下文，对我省符合规定的未参保国有农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退休人员，按《湖南省国有农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属地原则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收到文件后，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安排农业局企业改制办主任被告人袁志光具体负责办理该局下属良种场的职工社保。之后袁志光、良种场场长熊某刚、会计何某强与分管良种场农业局副局长被告人王益平、分管企业改制办及财务的农业局副局长被告人谭光明一起向农业局局长被告人王正超汇报了良种场职工社保办理事宜的相关情况。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四人均认为可以利用这次给良种场职工办理职工社保的机会，通过造假档案的方法为各自的亲友解决社保指标。后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将亲友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三人一起伪造了上述亲友的良种场职工档案。档案表填制好由熊某刚、袁志光等人再将假的档案信息混合着良种场职工真实的原始档案一起交到益阳市资阳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社会保险科，后人社局通过了农业局提交的名单。2008年社保办理的过程中，徐建平找到王正超要求伪造其亲友系良种场职工身份以解决其社保问题，经王正超同意，徐建平将其亲友的身份信息资料交给袁志光，将其亲友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社保。2011年3月中共益阳市资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违规为亲友办理养老保险、违规领取补助等违纪问题进行初核，4月进行立案调查。2012年6、7月中共益阳市资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益阳市资阳区监察局决定分别给予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徐建平相关党纪、行政处分。截止2012年6月，五被告人通过上述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社保人数共计多达70余人，通过伪造假档案，领取的社保资金共计1748937.58元，其中王正超亲友领取资金618464.5元、王益平亲友领取资金233909.07元、谭光明亲友领取资金217030.29元、袁志光亲友领取资金419334.82元、徐建平亲友领取资金217471.8元。扣除参保人员自行缴纳的部分，共计造成国家社保资金损失达140余万元。2016年5月24日，被告人王正超经益阳市资阳区纪律监察委员会通知到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5月24日至6月16日，被告人王益平、袁志光、谭光明经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纪检组长通知至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6月15日徐建平主动至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被告人谭光明、徐建平到案后，各自退缴人民币50000元。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信息、到案经过、任职文件、农林牧渔场职工转正审批表、湖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工龄认定登记审批表等书证、证人王某华、田某春、赵某丁、赵某红、赵某新、王某敏、余某云、李某娇、赵某凡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王正超、谭光明、王益平、袁志光、徐建平的供述与辩解等。原审认为，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系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徇私舞弊，为不符合办理养老保险条件的亲友伪造假档案，申报养老保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四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谭光明具有犯罪前科，对其酌情从重处罚；到案后，自行挽回部分经济损失，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本案的发生系多因一果，责任分散，且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已被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党纪、行政处分，另结合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的量刑情节及悔罪表现，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对其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以被告人王正超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王益平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谭光明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袁志光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徐建平无罪。检察机关抗诉提出，1、一审认定谭光明、袁志光为从犯，系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对王正超、谭光明、王益平、袁志光适用免刑、徐建平被宣告无罪系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持相同意见。五原审被告人答辩均认为，原判决正确，请求维持。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7日，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联合出台、下达《关于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劳社政字［2007］15号），对我省符合规定的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的正式职工和退休人员按照《湖南省国有农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实办法》（湘政办发［2003］44号）规定的农业职工参保办法，按属地管理原则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通知》明确规定正式职工指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中有符合规定的招工录用审批手续、有健全的劳动和工资关系、有完整的职工档案、并在本单位按规定履行了义务的职工。另《通知》就缴费标准、基数、年限，工龄和基本养老金计算，参保时间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原审被告人王正超时任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局长，原审被告人王益平时任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分管良种场的副局长，原审被告人谭光明时任分管企业改制办的副局长，原审被告人袁志光时任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企业改制办实际负责人，原审被告人徐建平时任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财务科科长。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获知上述政策文件后，指派袁志光具体联系、对接其下属二级机构益阳市资阳区良种场及益阳市资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良种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事宜。之后，根据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安排，袁志光与良种场厂长熊某刚、会计何某强、出纳张进场等人对良种场参保职工进行了前期摸底，并从益阳市资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咨询了解到因1998年洪灾导致良种场部分档案遗失，需补办档案才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之后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与王益平及谭光明一起向王正超汇报了良种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理事宜的相关情况。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四人均认为可以利用这次良种场部分职工需补办档案才能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机会，通过伪造假档案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参保的方法为各自亲友解决养老保险。之后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分批将各自亲友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参保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交给袁志光等人，然后由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三人伪造、填制了假的良种场职工档案，由良种场加盖公章后交予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之后，由王益平审批和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办公室在造假档案上盖章后，再由袁志光等人将伪造的假档案混合良种场职工的真实档案一并上报益阳市资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最终予以通过。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在此次养老保险的办理过程中，按“农场社保”和“企业社保”两种类型收取假职工档案亲友相关养老保险费。其中“农场社保”在办理时未达退休年龄的每人每年收取养老保险费约4600元；“企业社保”在办理时到达退休年龄的每人收取养老保险费用约9000元，办理时未达退休年龄的每人收取养老保险金约40000元，之后每年缴纳约5000元。2008年在上述养老保险手续办理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财务科科长的原审被告人徐建平得知了上述信息，于是找到袁志光、王正超，请求帮助其亲友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养老保险，王正超予以同意。于是徐建平分两批将7名亲友的相关身份资料及参保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交给袁志光，然后按之前程序予以办理。五原审被告人通过上述伪造假档案，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养老保险的人数共计多达70余人。截止2012年6月，上述各原审被告人亲友领取的养老资金共计1748937.58元，其中王正超亲友领取资金618464.5元、王益平亲友领取资金233909.07元、谭光明亲友领取资金217030.29元、袁志光亲友领取资金419334.82元、徐建平亲友领取资金217471.8元。扣除参保人员自行缴纳的部分，共计造成国家养老保险资金损失达140余万元。2011年3月中共益阳市资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违规为亲友办理养老保险、违规领取补助等违纪问题进行初核，4月进行立案调查。2012年6、7月，中共益阳市资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益阳市资阳区监察局决定分别给予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徐建平以相关党纪、行政处分。2016年5月24日，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经益阳市资阳区纪律监察委员会通知到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5月24日至6月16日，原审被告人王益平、袁志光、谭光明经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纪检组长通知至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6月15日徐建平主动至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原审被告人谭光明、徐建平到案后，各自退缴人民币500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户籍信息、益阳市资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关于谌高山等同志的决定任免通知》、中国共产党益阳市资阳区委员会《关于刘燕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李建辉邓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公务员登记表、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党组文件《关于对王荣华等同志进行人事调整的通知》，证明五原审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及主体身份。2、到案经过，证明五原审被告人到案情况。3、益阳市资阳区监察局监察决定书《关于给予王正超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王益平行政降级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徐建平行政降级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谭光明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中共益阳市资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区农业局王正超等人所犯错误处理意见的请示》、《关于给予王正超通知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谭光明开除党纪处分的决定》、《关于给予王益平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刑事判决书，证明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徐建平因违规为亲友办理社保等违纪问题被党纪、行政处分及谭光明的前科犯罪情况。4、2007年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关于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明本案良种场职工和退休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及程序。5、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良种场《报告》及《证明》，《资阳区良种场参加农场社保花名册》、《良种场农场退休职工名册》、《关于资阳区良种场参加农场社保的请示》、《良种场农场在职职工参保名册》、《良种场参加城镇企业社保在职人员花名册》、《关于申请办理企业养老保险的请示》、《良种场农场退休职工参保花名册》（21个）、《良种场农场在职职工参保花名册》（96个）、《良种场参加城镇企业社保在职人员》（20个）、《良种场参加城镇企业社保退休人员花名册》（9个）、资阳区良种场（原国有企业老参保）参保人员数据（109人）、良种场农场参保人员数据（156人）、良种场农场新参保职工窗口养老个人账户查询单（98人）、良种场农场参保人员退休（51人）、死亡人员名单（5人）、良种场农场参保人员信息（其中98人在职，51人退休）、资阳区良种场参保人员信息（其中30人在职，59人退休）、良种场参保人员名册（共计256人）、基本养老金统筹结算表、社会保险基金收款收据、个人补缴通知单等，证明涉案假良种场职工参保人员的情况及个人养老保险的补缴情况。6、邮政银行存折、湖南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卡、邮政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本案各原审被告人涉案部分亲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情况及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情况。7、农林牧渔场职工转正审批表、湖南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湖南省企业职工工龄认定登记审批表（王某桃、曹某秀、王某敏、王某华、赵某新、赵某红、赵某丁、刘某飞、王某生、文某春、徐某生、王某英、刘某明、曹某能、邢某香、刘某明、刘某梅、赵某贤、李某元、田某春、匡某贤、王某安、余某云、李某姣、阳某仁、杜某辉、邓某霞、谭某平、何某、夏某、徐某珍、易某田、余某明、王某敏、袁某强），证明本案各原审被告人涉案部分亲友经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审批，伪造了假良种场职工档案。8、扣押决定书及扣押财物清单，证明徐建平、谭光明到案后各退缴人民币5万元。9、证人邢某香、刘某明、曾某秀、赵某国、谌某红、刘某务、刘某明、曹某兰（李某秀）、刘某梅、刘某飞、王某明、邢某良、王某生、文某玉、曹某能（王某桃）、徐某生、王某辉、王某英、李某秀的证言，证明上述人员通过王正超，缴纳养老保险费及相关费用后，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情况。其中赵某国、刘某务、刘某明、邢某良因办理时未到退休年龄，后补缴了养老保险金，目前已开始领取；刘某飞、王某明、王某生因未到退休年龄，暂未领取。10、证人某正春（匡某贤）、王某安（李某元）、余某云、李某姣、王某华、赵某丁、赵某红、赵某新、王某敏、赵某凡的证言，证明上述人员2008年通过王益平，补缴了5000元养老保险费后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情况。其中赵某丁、赵某红、赵某新、赵某凡未到退休年龄，暂未领取。11、证人郭某民、袁某珍、刘某香、杜某钦、谭某香、欧阳某仁、钟某群、颜某秀、杜某辉的证言，证明上述人员2008年通过谭光明，补缴了5000元养老保险费后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情况。其中郭某民、袁某珍、钟某群因办理时未达退休年龄，后补缴了养老保险金，目前已领取；谭某香、欧阳某仁、杜某辉因未到退休年龄，暂未领取。12、证人何某、邓某霞、夏某、余某明、欧阳某香、袁某强、谭某平、欧阳某光、欧阳某书、鲁某英、邓某吾、邓某元、袁某而的证言，证明上述人员2008年通过袁志光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情况。其中邓某吾、邓某元、袁某而办理时未到退休年龄，补缴了保险金，目前已领取；何某、夏某、余某明、袁某强、谭某平因未到退休年龄，暂未领取。13、证人杨某良、徐某涛、徐某庭的证言，证明2008年其通过徐建平以良种场职工身份办理了社保，办理时杨某良、徐某涛各缴纳了1000元费用，因办理时已达退休年龄，所以三人后来没有再补缴养老保险金。14、证人李某文的证言，证明良种场参加社保的正式职工大约50人，有企业社保和农场社保两种。另挂靠良种场办理社保的有90多人，有部分挂靠的是人是王正超、谭光明介绍过来的，费用是袁志光和何某强收取的。15、证人何某强的证言，证明2007年湖南省下发15号关于农场职工全员参保的文件，文件规定农场职工2007年底之前达到退休年龄的，个人和单位部分全免，只需要补办档案，未达退休年龄的农场职工参加农场社保只需要补缴1996年1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之前个人部分4600多元；企业社保需要按照年龄缴费。听说当时是王正超、谭光明、熊某刚去资阳区劳动局开的会，之后王正超安排袁志光负总责，熊某刚、何某强协助办理具体事务，并对良种场职工参保人数进行了摸底，当时有几十个职工的档案遗失了，劳动局要求补办档案。袁志光按照王正超指示，说区农业局下面的种子公司、同贸公司、蔬科所一些下岗职工没有参保，要与良种场的职工混在一起补办档案、参保，当时王正超确定即办即退的收1000元，农场社保收5000元，企业社保按社保所的要求收费。后袁志光先后以良种场档案遗失的名义补办了70多人的假档案，熊某刚发现上述人员是王正超（20多个）、袁志光（20多个）、谭光明（10多个）、王益平（13个）、徐建平（7个）等人的亲属而产生意见，为此袁志光还做了熊某刚的工作，假社保的费用都是袁志光收取的。假职工档案先由熊志光签字盖良种场公章交给袁志光，再由分管领导王益平签署意见，加盖农业局公章，最后由其三人一起去人社局办的手续。15、证人任某、刘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15号文件是湖南省下发的关于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2007年10月1日单位和职工执行全省统一的国有农垦企业农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和省规定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政策，良种场职工可以办理农村社保和企业社保，2007年9月30日之前已退休人员，均不要缴纳费用可以领取养老保险。16、原审被告人王正超供述与辩解称，2006年他调任资阳区农业局局长后，良种场有150多名职工提出要解决社保问题。于是农业局委派袁志光协助熊某刚、何某强去进行摸底并负责跟劳动局、人社局沟通。2007年下半年，中央下来政策小农场职工都可以办理社保，具体办法由职工个人出钱购买。之后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张某场一起向他汇报，说良种场职工都可以购买“农场社保”，于是他安排王益平负总责，袁志光负责对接社保和良种场，良种场熊某刚、何某强、张进场负责人员摸底等具体工作，并召开党组会议进行了分工。2007年底、2008年上半年，第一批良种场职工都解决了农场社保，还有少部分解决的是“企业社保”，这一批都是良种场的正式职工。在第一批农场职工办理社保过程中，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再次向他汇报，说资阳区其他改制单位都搭了人一起办社保，问良种场是否可以也搭点人一起办社保，并提出要他也搞几个人搭着办社保。他表示同意，并提出：一、如果有问题、麻烦就不可以搞；二、良种场和农业局都不能出一分钱，费用自己承担（农场社保5000元，企业社保3万元左右），具体由他们去操作。在此当中，袁志光、熊某刚、张某场、何某强、徐建平、王益平、谭光明、张某夫等人趁着良种场职工办社保的机会，把一些不是良种场职工的人一起办了社保。袁志光将上述情况都向他进行了汇报，他也同意了的，但袁志光没有向他说哪个人搭了多少人，他不熟悉具体情况。他个人打招呼违规办理了徐某生（企业社保）、邢某良（企业社保）、王某辉、王某桃、曹某秀、曹某兰、王某英、曾某秀、谌某红、刘某明、刘某梅、文某春、邢某香、李某秀、李某秀、曹某能、赵某国、刘某明18个亲属的社保，至2016年4月22日，共计领取社保资金为1812608.2元，但其中有3人还没拿到退休工资，每年都在交钱。但总数不止这18个，因为有些人打了招呼，名字不熟悉，具体是袁志光负责安排、经手的，农业局收取了每个人应缴的社保资金及200元的费用。徐建平来找他办理社保时已经搞完，她自己去找劳动局的领导办理的，只是填资料的事可能是袁志光帮忙处理的。17、原审被告人王益平供述与辩解称，在2007、2008年，上面出台政策，良种场职工可以参保。后熊某刚、何某强、袁志光找到他，拿了一些良种场职工申报社保的资料来找他签字，于是他请示王正超，王正超回复说确有其事，要他签字后交办公室盖章。因人数过多，他要熊某刚、何某强、袁志光对良种场职工进行摸底，把全部参保人员资料搞齐后一并签字，后袁志光等人说王正超、谭光明搞了一些亲戚进来参保，问他是否也搞些亲属来参保，他说只要不为难，搞几个也可以。之后他报了王某安、李某元、王某敏、王某华、王某敏、赵某贤、余某云、赵某丁、赵某红、赵某新、赵某凡、匡某贤、田某春、李某姣14人（每人5000元），并将身份证交给他们。在此之后，袁志光等人将王正超、谭光明、他亲属补办的假档案与良种场职工的资料、汇总表一起交由他在转正职工审批表内签字，然后由办公室盖章。他上述14名亲属都交了5000元，分两批办理的，领取了社保的有王某安、李某元、赵某贤、余某云、匡某贤、田某春、李某姣，至2016年4月22日共计领取717770.4元。他在袁志光、熊某刚、何某强找其签字时才知道王正超、谭光明搞了一些亲戚在里面，但具体搞了些什么亲属不清楚，另他自己亲友申报社保的情况未向王正超和谭光明报告。18、原审被告人谭光明供述与辩解称，2007年袁志光告知他良种场在办理农场社保，每人只需交5000元，其中王正超、王益平都搭了人在搞。于是他将亲属谭某满、龚某英、杜某钦、刘某香、谭某香、阳某龙、杜某飞、袁某中8人的身份证及40000元交予袁志光，后来还帮郭某民（7500元）、颜某秀（7500元）、钟某群（15000，企业社保）办了社保。这11人都不是良种场的职工，假档案都是由袁志光做的，至2016年4月22日，共计领取社保资金69.39957万元。他为分管改制办的副局长，虽然袁志光协助良种场办理社保的情况会跟良种场的副局长汇报工作，但袁志光协助完成工作后，回来他还是分管领导，另外两人私交关系较好，所以袁志光会问他办理社保的情况。19、原审被告人袁志光供述与辩解称，2007年省里出台政策，良种场要进行改制，把良种场的所有职工都纳入社保，因1998年洪水冲走了部分职工档案，这其中就有很大的弄虚作假的空间，时任农业局局长王正超、副局长王益平、谭光明和他都认为良种场改制是个好机会，可以把一些家人通过档案造假的方式冒充良种职工纳入社保。因他对益阳市蔬菜种子公司的改制比较顺利，且熟悉社保工作，于是王正超、谭光明安排他协助良种场的社保参保工作，负责联系良种场和社保科。2007年下半年一天，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和他在局里开会，都表示要给家人解决几个社保指标，大家都同意通过造假的方式将自己亲戚报到社保科以良种场职工的名义参保。因王正超是局长，社保的事情都要王正超拍板决定，且需要出面协调人社局领导之间的关系；王益平是分管良种场的副局长，社保资料需王益平同意才能盖农业局的章；谭光明是分管企改办的副局长，是他主管领导，企改办工作都要向谭光明汇报。后他、熊某刚、何某强在人社局社保科了解到各亲友因不是良种场的职工，需要补交档案，于是他们要求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提供参保亲友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填制假档案表。填制好后，连同良种场职工的档案盖好良种场公章后向王益平汇报。王益平看完心里知道每次报社保的人数后，通知办公室盖章，最后交由社保局审核。因申报人数较多（造假名额70多个），他和熊某刚提请王益平、王正超与人社局进行沟通，最后人社局都通过了。良种场参保人员社保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企业社保，缴费基数高，发放金额多，按文件规定，只有有原始档案的才可以申请企业社保；一种是农场社保缴费基数低，发放金额少。总共办理了70多个假社保，其中王正超办了25个，王益平办了10个以上，谭光明办了10个，他办了20个，徐建平办了7个，樊某办了1个。办即退休的人员都要交1000元管理费，其余“农场社保”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缴纳5000元，“企业社保”缴纳3、4万元，即办即退休的“企业社保”缴纳8、9千元。他、熊某刚、何某强对良种场所有参保人员及假的社保名单都进行了统计，并将统计表都分别给了王益平、谭光明、王正超一份。2008年上半年，徐建平找到他要其帮忙解决几个亲属社保，他答复已经办完，很难再解决，如果人社局同意应该可以解决。不久徐建平将身份信息交由他，他将档案信息填制后交由徐建平盖了良种场、局公章后交给人社局审核，后顺利办好了社保。20、原审被告人徐建平供述与辩解称，2008年底，她听说有人将亲属搭在良种场以职工名义购买了社保，于是找到袁志光、何某强要其帮忙为亲属购买社保，袁志光回复称社保接近尾声，要找局长王正超。之后她找到王正超请求帮其父母在良种场购买社保，王正超予以同意，要她先找经办人袁志光、何某强准备材料。后她将父亲徐某庭、母亲欧某珍的身份证交予袁志光、何某强去做档案，做完资料拿到劳动局审批。2009年，袁志光告知她说社保已批，要其交了大概2.2万元费用。2009年下半年，她从袁志光、何某强处得知，还可以搭几个人亲戚在良种场购买农村社保，于是将徐某涛（1000元）、杨某良（1000元）、杨某梅（1000元）、徐某珍（5000元）、易某田（5000元）5人的身份证收齐交给袁志光，由其经手办理了社保。这7人中，徐某珍、易某田因未到退休年龄，暂未领取退休工资，另每个人都支付了1000元档案费给袁志光。上述证据，均已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系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徇私舞弊，为不符合办理养老保险条件的亲友伪造假档案，申报养老保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四原审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均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谭光明未具体实施审批等行为，比较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罪责相对较轻，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谭光明有犯罪前科，对其酌情从重处罚；原审被告人谭光明到案后，自行挽回部分经济损失，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案发后，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均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罪行，成立自首，均依法从轻处罚，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原审认定谭光明、袁志光为从犯，系事实认定错误的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作为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在下属良种场办理职工养老保险事宜过程中，四原审被告人彼此相互联系、配合，并积极参与，均希望或者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四原审被告人在犯罪主观上形成了犯意的联络，且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谭光明为分管企业改制办的副局长，未提出反对意见反而积极参与、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原审被告人袁志光于2006年调至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工作，案发时系该局企业改制办的实际负责人，并受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局的委派，负责对接、联系良种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事宜，本案造假参保的亲友档案、缴费、沟通等事宜均由袁志光具体负责，并积极实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综上所述，原审被告人谭光明、袁志光在本案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故该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原审对徐建平宣告无罪系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的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徐建平明知自己涉案的7名亲友并非良种场职工，而利用袁志光、王益平、王正超等人的职务之便为亲友办理了养老保险，对其为7名亲友办理养老保险的范围内与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犯意，经核实，至2012年6月徐建平亲友领取的养老保险金为217471.8元，扣去其参保人员自行缴纳的部分约18000元，共计造成国家损失为199471.8元，未达到滥用职权罪的定罪标准，应依法认定无罪。故该抗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原审对王正超、谭光明、王益平、袁志光适用免刑系法律适用错误，量刑畸轻的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140余万元，均构成滥用职权罪，均系主犯，依法均应处三年以上刑罚；均有自首情节，均可减轻处罚，在三年以下量刑，综合全案事实，根据原审被告人王正超、谭光明、王益平、袁志光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均可适用缓刑。实行社区矫正。故该抗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部分成立，原审法院定性准确，但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资阳区法院（2017）湘0902刑初225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对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犯滥用职权罪的定罪部分和第五项判决原审被告人徐建平无罪部分；二、撤销资阳区法院（2017）湘0902刑初225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对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王益平、谭光明、袁志光犯滥用职权罪的量刑部分；三、原审被告人王正超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四、原审被告人王益平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ー年十个月，缓刑二年；五、原审被告人谭光明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原审被告人袁志光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刘可清审判员练川南审判员雷蕾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李嘉馨书记员郭趋韫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徐建平
crime: 无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
name: 王正超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王益平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个月
name: 谭光明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name: 袁志光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