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7月，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先后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刘勇、戴某（原国贸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已判决），利用职务便利，采用重复报支、虚报冒领等方式从国贸公司、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783390.25元。其中被告人徐艳梅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10701元，被告人刘勇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6200元，戴某实得人民币160289.25元。（二）挪用公款：2015年1月中旬，被告人徐艳梅利用担任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分管泰州国贸公司的职务便利，擅自将泰州国贸公司公款人民币80000元，用于其个人投资理财，至今未还。（三）受贿：2012年春节前至2015年8月期间，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工程发包、业务费支付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中原物业公司、泰州市欣欣保洁有限公司、唐某1等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47000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徐艳梅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
name: 刘勇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二：
Ꙉ强、胡海燕等贪污罪，陈强、沈士锋等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浙杭刑初字第202号：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3）2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犯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犯受贿罪，于2013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鲍健、代理检察员陈晓麒及杜恬君、来洪、陈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及其委托的辩护人吴立伟、赵岐龙、胡瑞江、杨羡英、傅德法、文涛、张顺洪、徐一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贪污部分：被告人陈强担任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主任期间，为侵吞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公款并解决支付医生回扣费问题，授意被告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等人先后注册成立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并先后指使时任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的周文波、张彬及时任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主任的沈士锋，利用采购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职权虚增交易环节，要求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等供货商将货物销售给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该三公司再抬高价格销售给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和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从中获取不法利益。同时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以虚构业务经费的方式，侵吞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的公款。（1）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利用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获取钱款3630408元和价值442114元的助听器，共计4072522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2529000元，剩余约1543522元财物被陈强、胡海燕侵吞用于公司经营、投资房产、装修房屋以及分红等。其中，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被告人陈强、周文波、胡海燕利用上述方式，获取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财物共计价值1619077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952000元，实际侵吞财物约66707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利用上述方式，获取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财物共计价值2298348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1449000元，实际侵吞财物约849348元。（2）2011年2月至6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利用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从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获取钱款752507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282088元，剩余约470419元被陈强、胡海燕、张彬侵吞。（3）被告人陈强、张彬利用职权，通过虚构业务经费的方式，将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50000元汇入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后被胡海燕用于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军供大厦的消费；将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49800元汇入杭州星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后被胡海燕用于其名下的杭州贝迪科技有限公司的包装业务费用。2012年4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将上述99800元作为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利润予以共同侵吞。（4）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利用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从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获利148225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50000元，被告人沈士锋实际侵吞98225元。综上，被告人陈强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2211966元，被告人胡海燕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2113741元，被告人张彬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1419567元，被告人沈士锋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98225元，被告人周文波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667077元。二、受贿部分：1、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与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小康工程”假肢项目中标单位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签订“小康工程”假肢装配及售后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0年至2011年共收受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72590元。2、2006年至2008年期间，时任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所送的现金及消费卡共计价值26000元。公诉机关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当庭宣读或出示了证人冯某、吴某甲、余某、王某甲、鲁某、丁某、陈某甲、钟某甲、王某乙、沈某、赵某甲、屠某、尚某、张某甲、卢某甲、陈某乙、吴某乙、蒋某、艾某、邵某等人的证言，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任职文件、干部履历表、劳动合同、经销协议、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发票、销售清单、财务账册、订房协议书、汇款或转账凭证、消费记录、社保证明、承揽合同、货物清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的意见、售后服务协议等书证，审计报告，结算清单、ＱＱ记录截屏等电子数据，抓获经过、情况说明及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的供述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的行为还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在指控的第一节贪污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提请本院依法分别惩处。被告人陈强对于指控认定的受贿事实无异议，但辩称成立达那福等三家公司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从而维持听力门诊部的生存，虚开业务经费是“以丰补歉”的做法，这笔钱款为了留待单位以后使用，其对此均无非法占有故意，不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1、贪污部分：（1）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听力门诊部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认定听力门诊部经营所得的国有性质；成立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系为保障听力门诊部的经营能够得到持续，是为了单位利益，而非作为陈强等人贪污的犯罪工具，设立第三方公司是必要的环节；陈强等人的行为不仅未使听力门诊部利益受损，反而使其受益，故没有社会危害性；公诉机关认定贪污数额仅系听力门诊部可能赚取的钱款，不能确定属国有单位所有，不属于贪污罪的犯罪客体；陈强在达那福公司领取钱款缘于其投资行为，此外并未在天聪公司和来帮特公司获取任何收益；另外，来帮特公司2009年8月4日、5日的两笔业务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发生，不应认定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因此，被告人陈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2）瑞声达公司给予达那福公司的40余万元返利，系达那福公司正常经营获取的利益，不符合公共财物的特征，故公诉机关指控接受该部分返利属于贪污行为有误。2、受贿部分：系蒋某、艾某利用其二人在奥托博克公司的职务之便，伙同陈强、沈士锋从奥托博克公司骗取钱款后平分，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系蒋某和艾某，四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陈强等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还提出陈强在被羁押期间发明创造，取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且被授予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属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应构成立功。被告人胡海燕辩称其并无侵吞单位公款的意图，只是通过该方法一方面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也不排除借此让自己开展其他业务而使自己待遇提高，该方法并未损害听力门诊部的利益，反而使听力门诊部受益；审计报告认定的毛利数额过高；对于陈强等人虚支业务经费部分其事先并不知情。被告人胡海燕的辩护人提出：1、关于指控的第一、二节贪污：辩护人认为向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采购助听器正是为了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维持听力门诊部经营而必须增加的交易环节，听力门诊部为此增加的经营成本系必须付出的代价；瑞声达公司给达那福公司的返利40余万元系达那福公司作为经销商从供货商处争取所得，理应归达那福公司所有，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均不应计入贪污数额；胡海燕等人的行为并未造成听力门诊部的损失，未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依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的约定，达那福公司不可能获得巨额利润，胡海燕等人不具有侵吞公共财物的故意。2、关于指控的第四节贪污：辩护人认为听力门诊部汇款到军供大厦、星洋公司的两笔钱系陈强、张彬等人经办，胡海燕事前未共谋、事中未参与、事后才知情，不应认定为贪污罪共犯，仅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胡海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还提出被告人胡海燕具有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构成立功。被告人沈士锋对指控认定的贪污及受贿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辩称贪污事实中其并无实际获利，受贿事实中其仅实得15万元。被告人沈士锋的辩护人提出，成立来帮特公司是为了解决国有单位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因此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该笔费用，还应扣除公司设立必需的运营成本；沈士锋并未实际侵吞来帮特公司所获取的98225元利润，其中5.5万元被他人占有；沈士锋对其贪污和受贿犯罪均系自首；在共同贪污和受贿中沈士锋均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请求法院对沈士锋减轻处罚。被告人张彬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彬到听力门诊部时间较晚，且权力受制于陈强，并未起到帮助陈强等人通过达那福公司侵吞听力门诊部公款的作用，不构成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节贪污犯罪的共犯；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张彬在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文波及其辩护人对指控认定的受贿事实无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周文波仅系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并不知道达那福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不构成贪污罪的共犯；且公诉机关指控周文波与陈强等人利用达那福公司共同贪污的事实与贪污罪法律特征不相吻合，审计报告缺乏适用的会计准则和计算依据，无法作为认定利润金额的证据。请求法院考虑被告人周文波有自首、初犯、主动退赃等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1996年10月，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省残联）的下属事业单位浙江省聋儿康复中心（以下简称聋儿康复中心）开办成立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负责全省耳聋患者的听力检测、耳模配制和助听器选配等服务，同时仍作为聋儿康复中心的部门之一，人员与财物均属聋儿康复中心管理。2001年2月，省残联成立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听力服务中心），隶属聋儿康复中心，听力服务中心实际仍以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名义对外经营。2001年11月，省残联将聋儿康复中心、浙江省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站（以下简称残疾人用品用具站）合并组建直属事业单位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康复指导中心），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也归属康复指导中心管理，同时残疾人用品用具站的下属部门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以下简称假肢中心）也并入康复指导中心。2002年8月，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经营范围新增伤残人用品用具及康复训练用品的供应。2007年8月，康复指导中心增挂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以下简称辅具中心）牌子；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于2008年12月更名为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听力门诊部（以下统一简称为听力门诊部），于2012年2月更名为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辅助器具服务部。2001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被告人陈强先后被省残联任命为残疾人用品用具站主任、聋儿康复中心副主任、听力门诊部主任、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辅具中心主任，主管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的工作。2005年7月，被告人周文波被聘任为听力中心（即听力门诊部）副主任，负责听力门诊部的管理工作，至2008年5月其回家待产；2008年7月、2011年6月，被告人张彬先后被聘任为听力中心（即听力门诊部）副主任、主任，接替周文波负责听力门诊部的管理工作。2006年11月、2010年1月，被告人沈士锋被先后聘任为假肢中心副主任、主任，负责假肢中心业务管理工作；2011年8月与康复指导中心终止劳动合同。2006年3月至2011年8月期间，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分别结伙或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利用陈强等人的职务之便，增加采购环节、虚构业务经费，侵吞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公款；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还分别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分别结伙或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共同贪污人民币2093412元，其中被告人陈强参与贪污人民币2093412元，被告人胡海燕参与贪污人民币1995187元，被告人张彬参与贪污人民币1301013元，被告人沈士锋参与贪污人民币98225元，被告人周文波参与贪污人民币667077元。被告人陈强和沈士锋共同受贿人民币372590元（其中陈强和沈士锋各实得15万元，72590元留于二人共同开办的来帮特公司账户内）；被告人周文波受贿人民币26000元。具体事实如下：一、贪污事实（一）2005年底，时任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辅具中心主任的被告人陈强为侵吞听力门诊部公款并解决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支付问题，授意被告人胡海燕辞去辅具中心办公室的工作，并与胡海燕、听力门诊部助听器供货商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以挂名股东屠某、李某丙的名义注册成立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那福公司），该公司由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实际掌控。2006年开始，被告人陈强对听力门诊部谎称达那福公司系瑞声达公司的分公司，对供货商谎称达那福公司系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单位，并指使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利用采购助听器的职权，与胡海燕里应外合，通过增加助听器交易环节的方式，即要求瑞声达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力公司）等供货商以原供货价格和模式将助听器先行销售给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再加价转售给听力门诊部，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所掌控的达那福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累计非法获利人民币3630408元，并将瑞声达公司原应返给听力门诊部的价值人民币442114元的助听器予以侵吞，以上共计人民币4072522元。在此过程中，听力门诊部按照实际销售额的4.5%-13.5%的比例每月与达那福公司结算应支付的销售助听器的费用，达那福公司将该钱款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现已查实，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合计约人民币2529000元。剩余约人民币1543522元的财物被陈强、胡海燕侵吞，分别用于达那福公司及以陈强、胡海燕为实际股东的杭州贝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迪公司）等公司经营、投资房产、装修及分红等。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其职权参与和供货商定价磋商，帮助陈强、胡海燕以上述方式非法获取人民币1619077元的财物，其中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约人民币952000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剩余人民币66707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接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张彬利用其职权帮助陈强、胡海燕以上述方式非法获利人民币2298348元，其中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449000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剩余人民币849348元。2011年2月胡海燕通过银行转账交给张彬人民币65184元，张彬将其中人民币34000元予以侵吞。（二）2010年12月17日，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在被告人陈强的授意下，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聪公司）。公司成立后，被告人陈强、张彬利用其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增加助听器交易环节，要求瑞声达公司、峰力公司等供货商以原供货价格及模式将助听器先行销售给天聪公司，天聪公司再加价转售给听力门诊部，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11年2月至6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所掌控的天聪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累计获利人民币633953元，其中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用于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约人民币282088元，剩余约人民币351865元被三被告人侵吞。（三）2008年5月，被告人陈强为了侵吞康复指导中心的增设机构辅具中心（以康复指导中心为名对外经营）的公款，并解决辅具中心下属部门假肢中心的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付问题，授意时任假肢中心负责人的被告人沈士锋、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博克公司）销售总监蒋某、华东区负责人艾某与其共同以被告人沈士锋表弟吴某乙、蒋某亲戚彭某甲的名义注册成立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帮特公司），来帮特公司实际由沈士锋、吴某乙掌控。公司成立后，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增加交易环节，要求奥托博克公司、北京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瑞哈公司）等供货商将假肢配件、矫形器等先行销售给来帮特公司，来帮特公司再抬高价格转售给辅具中心，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通过上述方式利用来帮特公司累计获利人民币148225元，其中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约人民币50000元，剩余约人民币98225元被被告人沈士锋等人侵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辩护人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变更登记、批复、更名通知、情况说明，证明听力门诊部系国有事业单位聋儿康复中心投资开办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后虽经主管单位变更、自身更名，但其性质一直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辅具中心系康复指导中心的增设机构，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假肢中心系康复指导中心的下属部门。2、任职文件、退休通知、党组会议记录、干部履历表、情况说明、职责说明、劳动合同书等材料，证明涉案期间被告人陈强作为领导分管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的工作，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被告人沈士锋担任假肢中心负责人等情况，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均系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陈强、周文波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证人吴某甲、凌某、余某（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现任或原任领导）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的任职情况及分管工作情况。4、公司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及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贝迪公司、莱肯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5、经销协议，证明2003年2月，听力门诊部与瑞声达公司签订助听器的经销协议书约定助听器供货价为零售价的50-55%；2006年、2008年，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及备忘录，约定助听器价格为零售价的32-45%不等，需方（即达那福公司）实际为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另约定基于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经销协议，瑞声达公司按照实际回款额的10%作为达那福公司的完成任务奖，以助听器形式支付；2010年2月28日，达那福公司与峰力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约定助听器价格为零售价的37%等情况。另有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供的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于2006年1月签订的经销协议，证明双方约定达那福公司销售给听力门诊部的供货价为瑞声达公司产品零售价的68%，达那福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零售额15%的佣金。2011年2月，天聪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签订助听器供应销售协议，约定助听器供货价为零售价的62%-65%不等；同时，天聪公司与峰力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约定天聪公司助听器购货价为零售价的32%。另有购买合同、销售记录等证明来帮特公司与瑞哈公司2009年签订的假肢生产设备购买合同，以及奥托博克公司与来帮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6、回款、返利明细，证明瑞声达公司按协议约定自2006年12月至2011年2月每季度返利给达那福公司的情况。7、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及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出入，以及被告人胡海燕个人银行账户经常进出其实际控制的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贝迪公司等公司资金等情况，其中2011年1月20日，张彬存入10万元股本金至胡海燕账户；2011年2月25日，胡海燕转账65184元至张彬账户；2012年4月6日、16日，胡海燕分别转账10万元、5万元至张彬账户，张彬于当日将该钱款转账给其丈夫赵某甲；2011年4月29日，胡海燕转账10万元至天聪公司账户；同年9月19日，胡海燕转账48500元至张彬账户；2010年12月14日，胡海燕开给达那福公司会计沈某人民币75万元的本票，同日，天聪公司账户内打入于某投资款25万元，陶某乙投资款75万元；天聪公司支付给峰力公司货款共计841262.5元，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以“市场费”为名转账118554.2元至天聪公司账户；来帮特公司账户于2008年5月、6月分别存入3笔共25万元投资款，2010年12月27日又存入5万元股本金。8、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销售记录，证明2006年至2011年1月期间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之间的业务往来、2011年天聪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之间的业务往来，以及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来帮特公司与康复指导中心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9、2006年-2011年听力门诊部销售清单，证明听力门诊部的销售情况，据此计算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10、审计报告，证明经浙江兴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达那福公司对听力门诊部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3630408.22元，其中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1431067.1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2063218.21元；2011年天聪公司对听力门诊部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633953.75元，另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汇入天聪公司“市场费”人民币118554.2元；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来帮特公司对康复指导中心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148225.34元。11、扣押物品清单、被告人胡海燕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及从其手机上提取的ＱＱ聊天记录截屏、结算清单等，证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胡海燕处扣押ｉＰｈｏｎｅ手机1部，并从该手机上提取相关手机ＱＱ聊天记录，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在ＱＱ上就天聪公司的收支情况进行沟通，确定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天聪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282088元，后被告人胡海燕将结算情况告知被告人陈强。12、明细账、清单，证明2007年-2008年假肢中心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部分以“专家评估费”的方式支取。13、股权分配方案、股东决议、收据、发票、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车位转让协议等、杭州莱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肯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鲁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以他人名义和被告人胡海燕、鲁某共同出资人民币100万元组建莱肯公司，后其三人将该公司资产以胡海燕的名义于2010年3月18日以120万余元价格购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8幢2单元402室房屋及2个车位的使用权，胡海燕另行支付剩余房款，三人对该房产按份共有，目前该房屋用于出租。14、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代购清单、证人赵某乙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装修被告人陈强位于江南水乡33-4号房屋并支付部分装修材料费、人工费等情况。15、证人王某甲（原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的证言，证明2005年左右，其听陈强说成立达那福公司可以把听力门诊部一部分利润截留下来给下面的助听器验配师发奖金，并谎称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要求以后瑞声达公司对听力门诊部业务必须通过达那福公司，其提供5万元股本金用于共同成立达那福公司，其怀疑该公司系陈强个人所有。在瑞声达公司看来，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是一体的，给他们的供货价格均一样，后陈强、周文波他们代表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其代表瑞声达公司签订了三方合同，就合同内容周文波和其通过电子邮件来回讨论过多次，最终合同约定瑞声达公司供货给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再供货给听力门诊部，同时瑞声达公司返利给达那福公司。其不再负责助听器销售后向陈强、胡海燕要回5万元出资款，其也未收到过达那福公司的分红。16、证人丁某（瑞声达公司华东区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2010年其与王蕾进行工作交接时听王蕾称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属于一家，所以就把给听力门诊部的优惠条件给了达那福公司，瑞声达公司给达那福公司的折扣为3.5-4.5折，并按销售额的10%返利给达那福公司，从其公司提供的返利明细看，2006年2月至2011年6月20日其公司按季度、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其所知在此前后均返利给听力门诊部。17、证人王某乙（峰力公司华东区域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峰力公司一直与听力门诊部有业务往来，其接任后至2011年峰力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业务通过达那福公司结算货款，陈强退休前几个月，应听力门诊部主任张彬的要求其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业务通过天聪公司结算。峰力公司一直以为达那福公司和天聪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三产公司，货物也是应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要求直接发到听力门诊部。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名为“市场费”打入天聪公司的118551.2元是天聪公司之前结余的货款，其公司已将该款项打回。峰力公司会计陈琦的证言亦证明峰力公司将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听力门诊部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销售折扣和信用额度均同一，返利也是一起计算，及其中118551.2元系天聪公司多支付的货款，其公司已将该款项归还天聪公司等情况。18、证人李某甲、陶某甲（声望公司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开始以达那福公司名义向其公司进货，后致电给陶某甲称有天聪公司要从声望公司进货，后张彬和林蕾蕾以天聪公司的名义向声望公司购买助听器；其公司对任何客户都一视同仁给予优惠，供货价格基本一致的事实。19、证人马某（瑞哈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之前与假肢中心的沈士锋联系业务；2009年，沈士锋曾以来帮特公司的名义与瑞哈公司发生过一笔业务，当时沈士锋称为省残联购买，于是其给的价格与之前价格一样。20、证人蒋某、艾某（分别系奥托博克公司的销售总监、区域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来帮特公司在陈强提议下于2008年成立，陈强、沈士峰、蒋某和艾某每人出5万元入股，吴某乙和彭某甲都只是挂名股东，来帮特公司的实际股东是陈强和沈士锋，其二人未收到过分红也未归还出资款。其为来帮特公司在奥托博克公司申请与辅具中心同样的假肢配件进货价格，来帮特公司从奥托博克进货后，主要都是直接发货到辅具中心。陈强、沈士锋还要求其等人在辅具中心工作人员面前称来帮特公司是奥托博克公司的分公司。蒋某还证明2009年，辅具中心的一次招投标前，沈士锋打电话邀请奥托博克公司参与投标并暗示其公司为来帮特公司陪标，其之后虽然并未完全按照沈士锋要求报价，但最后来帮特公司还是中标，因为陈强和沈士锋既是采购方，又是投标方，沈士锋还是评委，来帮特公司中标肯定存在违规操作。21、证人俞某甲（达那福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胡海燕系达那福公司的实际经营负责人，陈强也经常过来召集副总在达那福公司开会，达那福公司、杭州鸟巢科技有限公司、天聪公司等公司都与胡海燕有关系；达那福公司在2010年底之前只做助听器业务，主要销售给听力门诊部，获取毛利20%左右，公司利润基本不入账，均打入胡海燕个人的银行卡账户上。供应给听力门诊部的西门子公司、瑞声达公司助听器均由厂家直接发货至听力门诊部。22、证人鲁某（原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的会计）的证言，证明其帮达那福公司做账时发现公司业务比较单一，主要业务就是将助听器转卖给听力门诊部，利润很可观，并用冲差旅费方式导致账面利润亏损。2008年年底，陈强、胡海燕和其共出资100万注册成立了莱肯公司，后其三人商量以胡海燕名义以120万余元购买了良渚十六街8幢2单元402室及2个车位，其余款项由胡海燕支付，其三人占这套房子的比例变成陈强占27.69%，胡海燕占45.43%，其占26.88%。另证明沈士锋曾让其帮忙垫资成立来帮特公司，其委托他人暂时垫付注册资本100万元。23、证人俞某乙（原达那福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每个月初胡海燕会将现金和清单交给其，由其按照清单上的金额分发给听力门诊部驻各医院销售助听器的业务员，或者全部拿给听力门诊部主任张彬，由张彬分发的事实。24、证人沈某（达那福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等均为被告人胡海燕的公司，达那福公司存在部分货款入胡海燕个人账户，天聪公司注册时资金全部来自胡海燕等情况。25、证人朱某（原听力门诊部会计）的证言，证明听力门诊部由时任负责人的周文波负责采购，付款时需要陈强、周文波签字同意，经销合同也由周文波主管。听力门诊部在做医院助听器业务时给医生回扣，2004、2005年左右领导明确不能再给医生回扣，之后陈强称瑞声达公司成立子公司达那福公司，听力门诊部今后从达那福公司进货，通过达那福公司提取现金支付医生回扣，还称会派胡海燕到达那福公司负责，但其之后听说达那福公司是陈强的公司。瑞声达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销售价格逐年降低，最后降到了4.5折，听力门诊部从达那福公司的进货是7.5折左右，导致出现差价，具体差价是陈强去商谈，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差价被用于支付医生回扣，给医生的回扣按实际销售额计算，若以市场价卖出，则按销售额的13.5%计算，若打折销售给医生的回扣也要打折，8折及以下销售则没有回扣。陈强并未提起除医生回扣外的剩余利润，但肯定没有交到听力门诊部帐上。原来听力门诊部直接从瑞声达公司进货时，瑞声达公司会按照一定比例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听力门诊部，但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后，瑞声达公司的返利都留在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从未将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差额返给听力门诊部。26、证人谭某（原听力门诊部出纳）的证言，证明陈强、周文波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分公司；达那福公司成立前，听力门诊部驻医院销售助听器需要支付一定回扣给医生，每月业务员上报数据经领导审核后发放给业务员，钱款通过其他收入不入账的方式解决；达那福公司成立后，听力门诊部通过达那福公司高价采购助听器，所谓的“医生回扣费”由达那福公司解决，胡海燕每个月会把费用交给业务员。27、证人冯某（原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会计）的证言，证明听力门诊部通过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采购助听器，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是经张彬计算、其核算，再由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的业务员；金额是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的4.5%至13.5%计算。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公司之间关于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每月一结，并未有结余，无所谓年底结算。另证明2007年、2008年其兼任辅具中心会计时，假肢中心的业务员领取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是从单位帐上以“专家评估费”等名义或者通过虚报发票的方式支出的。2009年以后，假肢中心不再支付该笔费用，而由业务员自己解决；来帮特公司与辅具中心存在过业务往来。28、证人凌某、陈某甲、吴某甲、杨某、潘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领导）的证言，证明其等人对达那福公司的成立情况并不知情，陈强并未汇报过；陈某甲还证明其在2005年前后就明确告知陈强不允许给医生回扣的情况。29、证人钟某甲、徐某、吴某丙、李某乙、严某、吴某丁、辛某、卢某乙、陆某、黄某甲、施某的证言，证明其等人负责听力门诊部在医院的助听器驻点销售业务，每月收到按照助听器的实际销售价格的4.5%至13.5%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9折（包含9折）以上销售的，该笔费用以实际销售额13.5%计算；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8.5折（包含8.5折）以上销售的，该笔费用以实际销售额4.5%计算；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8.5折以下销售的，则不支付该费用；听力门诊部非驻点医院助听器销售业务也不需要支付。该钱款或支付给医生，或用于请客等，部分被其等人自己收取。之前所谓的“医生回扣费”由听力门诊部支付，后由达那福公司或天聪公司支付，由胡海燕、张彬等人分发现金或转账，该费用的计算方法一直没有变化。证人钟某乙还证明陈强在听力门诊部会议上介绍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的分公司，但事后自己从王某甲处获知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没有关系。另有证人陈某乙、赵某丙、陈某丙、张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等人负责辅具中心假肢、矫形器等销售业务，在沈士锋担任假肢中心负责人期间，其等人以所谓“医生回扣费”的名义从沈士锋处领取过现金，用于支付给介绍业务的医生或护士，部分自己收取；赵某丙证明其本人未做过高开发票的业务的事实；张某乙证明其知道陈强设立了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天聪公司等公司，胡海燕是陈强的代言人。30、证人屠某、张某丙、李某丙、樊某、章某、石某、毛某、胡某、于某、陶某乙、彭某甲等人的证言，证明其等人或其亲友均未在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贝迪公司、来帮特公司中有过实际投资占股，但曾按胡海燕等人要求出借本人或其亲友的身份证作为公司的挂名股东。其中屠某、张某丙证言还证明上述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的实际股东系被告人陈强和胡海燕，樊某、章某、石某、毛某、胡某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天聪公司中均实际占有股份；彭某甲证言证明来帮特公司的现金支票、银行预留印鉴章由吴某乙保管，公司业务由沈士锋负责。31、证人陈某丁、陈某戊的证言，证明陈强妻子陈某丁从达那福公司领取工资的情况。32、证人赵某甲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指使其妻子张彬成立天聪公司，其向校友于某借了身份证给张彬用于注册天聪公司，张彬曾经投资入股天聪公司，在结算后拿回股本，还分到约10万元的利润。33、证人邢某的证言，证明达那福公司是陈强、胡海燕的公司，其并不是股东。34、被告人陈强的供述，其供称其在贝迪公司、达那福公司等都占有股份，但因其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以他人名义作为挂名股东。2005年，省纪委因接到举报对听力门诊部及其进行调查，发现听力门诊部从账上直接提取现金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当时省残联明确表示如此做法肯定不行，但不给医生回扣业务无法开展，于是其产生开公司的想法，之后其和瑞声达公司的经理王某甲、胡海燕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达那福公司，由胡海燕负责经营，其和胡海燕出资20万元、王某甲出资5万元，在王某甲退出后，达那福公司实际股东只剩其和胡海燕。达那福公司经营助听器销售业务，主要销货单位是听力门诊部，从厂家以市场价4-4.5折进货，以6-6.5折卖给听力门诊部，这中间的差价有一部分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是按照实际销售价的13.5%支付，剩余留在达那福公司。其向省残联领导请示过，他们应该知道其通过第三方公司解决该笔费用问题，但没有跟他们说其在达那福公司占股，关于剩余在达那福公司的盈利作为该公司的服务费及税费也并未和单位领导明说。其以“工资”名义共从达那福公司领取30余万元，2009年其和胡海燕、鲁会计合伙买余杭良渚房子时的18万元及其位于西溪排屋装修款17.5万元是胡海燕从达那福公司的利润中支取后代其支付，其老婆陈某丁以“工资”名义从达那福公司支取72000元，胡海燕还给其红包，上述共计79万余元。因为其退休前一直分管听力门诊部，所以才能保证听力门诊部从达那福公司进货，而不从厂家直接进货。2010年，被告人胡海燕因风险太大不愿再以达那福公司名义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业务，恰好张彬想开公司，其为了让张彬赚钱，并继续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便支持张彬、胡海燕成立天聪公司。天聪公司从2011年2月份开始接替达那福公司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业务直到2011年6月，从中赚取差价，同时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公司注销时胡海燕提出天聪公司的利润由其、胡海燕、张彬三个人分，其当时并未表态，但因为其对胡海燕有所亏欠，故其最后未拿钱。为了让沈士锋赚点钱，其伙同沈士锋、蒋某、艾某于2008年投资成立了来帮特公司，自己出资5万元。而后，来帮特公司按照达那福公司同样的方式从厂家和辅具中心之间赚取差价，支付所谓“医生回扣费”约3-4万，剩余留在公司账户内，其未从中拿过分红，但股本金5万元已拿回。来帮特公司主要是沈士锋在经营管理，但是在辅具中心的假肢部假肢、矫形器的采购业务，大额的汇款单需经过其同意才能付款。35、被告人胡海燕的供述，供称其于2005年在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工作，当时省纪委调查过陈强，陈强与其和瑞声达公司的王某甲一起协商以他人为挂名股东投资注册成立达那福公司，后将部分资金予以抽逃；达那福公司主要通过陈强的关系经营助听器业务，2006年陈强、周文波与瑞声达公司负责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之间合同的谈判，陈强对其单位内部宣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子公司，瑞声达公司认为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瑞声达公司把原给听力门诊部的优惠条件给了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以3-4折的价格从厂家购进助听器，之后以6-6.5折的价格出售给听力门诊部，中间的差价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按照实际售价的15%乘以0.9计算），瑞声达公司还按货款的10%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2006年至2010年，达那福公司除去医生回扣外共有125-150万元左右的税后利润，部分用于公司经营，部分用于陈强及其等人的分红，共分给陈强40余万元，由于陈强与其关系密切，所以这些钱都存放在其银行账户内，陈强江南水乡的房子装修款17.5万元，以及其和陈强、鲁某三人合伙投资成立莱肯公司中其和陈强共67万元的出资款都是其从达那福公司账上支取，之后其三人决定将该钱款用于购买良渚的房子，剩余房款由其另行支付。2011年年底，因为陈强快退休，张彬在听力门诊部也干不久，所以其等人就商议由其和张彬成立天聪公司，趁这段时间陈强、张彬还能决定听力门诊部事务，从听力门诊部助听器业务中赚钱。天聪公司注册资金全部系其从达那福公司帐外资金中借用，后其和张彬均出资过10万元。天聪公司只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销售业务，具体由张彬负责，经营模式与达那福公司相同，低价进高价销售给听力门诊部，净利润5%-15%；在陈强、张彬快离职前，其等人还趁机抬高对听力门诊部的供货价格以便赚取更多利润。公司结算时扣除医生费共获利三四十万元，其中其通过达那福公司虚开发票从天聪公司套取20万元的利润，张彬还提出之前从听力门诊部打出的会务费和印刷费也应计入天聪公司利润，还包括达那福公司应归还给听力门诊部的部分应支付的所谓“医生回扣费”的差额，其提出由其和陈强、张彬三个人分，陈强、张彬均同意，后陈强称从他的份额中分给张彬一部分，陈强将他的份额放在其处。36、被告人张彬的供述，供称其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主要负责助听器的采购、销售和维修、人员分配、技术培训等，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归陈强，当时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的供货关系已形成，其无法改变。2008年其直接向瑞声达公司购货时折扣是4.2-4.5折，听力门诊部直接向西门子公司采购指定货物只有2.8折。其调到听力门诊部听说达那福公司是陈强自己的公司，如果听力门诊部从其他厂家进陈强就会不高兴。达那福公司将助听器抬高20-25%卖给听力门诊部从中赚取利润，其中13.5%的利润返还给听力门诊部用于支付所谓“医生回扣费”，剩下的利润再加上厂家销售额的返利，实际利润在13.5%至18.5%。达那福公司每年支付的该笔费用为50万元左右，给医生的回扣是按照实际销售价的13.5%计算，而达那福公司则按照产品市场价的13.5%给听力门诊部，中间存在差额，其在任期间进行结算时达那福公司还应该支付20多万元给听力门诊部，但陈强说留一半给达那福公司，之后胡海燕仅打了6万多元到其银行卡，其将2万余元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其中的34000元作为胡海燕等人给其个人的好处费。2011年之前听力门诊部都是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后来陈强怕风险大，决定换成新成立的天聪公司用于掩人耳目，陈强也想让其赚点钱，让其利用自己工作便利根据他的意思向第三方公司进货，他跟胡海燕就可以从中捞取更多好处。陈强告诉其要新成立的天聪公司会给其分红，具体听胡海燕安排。公司成立后其就代表听力门诊部，胡海燕代表天聪公司，其二人里应外合以低价进高价销售给听力门诊部的方式获得利润，最后大家分红。陈强决定听力门诊部和天聪公司签订的协议上注明预付给天聪公司8万元，并和供货商约定月底结清货款，每个月有几万元的信用额度，天聪公司无需经营本金，稳赚不赔。与之前达那福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标准一样，听力门诊部业务员每个月月底会计算出费用数额上报，其将数额报给胡海燕，胡海燕和林蕾蕾会以用发票冲账方式从天聪公司套取钱款交给其，再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业务员。其从天聪公司共分得将近10余万元。37、被告人周文波的供述，供称其虽然是听力门诊部的副主任，但陈强是主任且系分管听力门诊部的领导，所以最终决定权在陈强。2005年年底时，陈强在听力门诊部召集中层开会称听力门诊部以后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并通过达那福公司解决所谓的“医生回扣费”问题，并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杭州分公司，胡海燕是负责人。后来其参与了2006年听力门诊部以达那福公司名义与瑞声达公司之间的商务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强告诉王某甲说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其更确信达那福公司不是瑞声达公司的杭州分公司。之后其和王某甲之间以邮件的形式传递领导意思、修改协议，瑞声达公司将经销协议和备忘录起草好后交给其，由其转交给胡海燕盖章，后再由其转交给瑞声达公司。其也参与了达那福公司与峰力公司、西门子公司的合同签订，过程类似前面，陈强也称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听力门诊部是以达那福公司的名义和峰力公司、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对方将给听力门诊部的价格和条件同样适用于达那福公司。其还参与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公司签订合同，清楚中间的价格差大概是助听器市场价的20%以上。瑞声达公司按照回款额的10%以助听器形式支付给达那福公司返利。陈强并未提及达那福公司通过以上方式获取钱款扣除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后的其他利润如何处理，应该是留给达那福公司。其做以上事情一方面是因为陈强说如果没有第三方公司支付医生费，听力门诊部在医院的驻点就要全部关门，当时其丈夫钟某甲在浙一医院驻点销售助听器，其考虑丈夫的业务需要，另一方面因为陈强是听力门诊部的分管领导，其为自己职位考虑。胡海燕曾说会把医生费差额在年底返还，但是实际上并未支付。38、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供称2008年3月，陈强指使其成立来帮特公司，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各出资5万元，吴某乙和彭某甲是挂名股东；来帮特公司的业务是通过抬高进价的方式将假肢配件、矫形器卖给辅具中心，从中赚取了约15万元的差价，其中5万元左右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费”，3至4万元用于填补辅具中心高开发票的缺口，上述余款以及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共20万元的出资、其与陈强的部分受贿款除支付经营成本外，其他去向不明。2009年辅具中心有一笔30多万元设备采购公开招标，当时来帮特公司、奥托博克公司和瑞哈公司都参与投标，其事先打电话给瑞哈公司的区域经理马斌和奥托博克公司的蒋某或艾某，要求二公司帮助来帮特公司中标，之后来帮特公司以最低价格中标。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陈强接任听力门诊部时该单位处于亏损状态，陈强投资并尽力经营才扭亏为盈，国家并无继续投资，也不分配工作任务，不负责员工工资，这些听力门诊部实质不具有国有性质。经查，根据在案的听力门诊部工商登记资料、省残联批复、康复指导中心的情况说明等书证，已充分证明听力门诊部的性质系国有事业单位聋儿康复中心投资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后虽经主管单位变更、自身更名，但其性质一直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听力门诊部最初注册资金来源于国有事业单位拨款，先后任命的负责人陈强、周文波亦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国家支付工资。因此，听力门诊部的国有性质应确认无疑，其所有的经营性收入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的资产，即国有资产。故陈强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陈强、胡海燕的辩护人提出瑞声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给予达那福公司一定比例的返利，是达那福公司的经营所得，并不属于听力门诊部的应得利益，不应计入听力门诊部的损失额的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胡海燕、周文波的供述、听力门诊部的朱某、峰力公司丁某、王某甲的证言以及瑞声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协议、返利清单等证据，均证实瑞声达公司自2006年每个季度按照达那福公司回款额的10%以助听器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且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的经销协议备忘中明确约定基于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经销协议，瑞声达公司给予达那福公司返利；按照之前购货模式，听力门诊部直接从瑞声达公司采购产品，则该部分返利应属于听力门诊部，现因陈强等人在听力门诊部与瑞声达公司之间增设一道流转环节，由达那福公司先从瑞声达公司采购产品后再转卖给听力门诊部，从而将原本应直接给予听力门诊部的返利被截留在达那福公司。因此，该部分返利应该原属于听力门诊部的经营性收入。故陈强、胡海燕辩护人所提相应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和被告人张彬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关于该6万余元钱款中是否包括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的供述存在矛盾，且该款项系胡海燕转账至张彬个人银行账户，张彬还供称其认为部分钱款系胡海燕等人给予其个人的好处费，事后张彬确实个人侵吞了其中的34000元；而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财务人员的周文波、朱某、冯某均证明听力门诊部未收到过任何达那福公司返回的该笔费用差额。因此，该部分钱款仅能认定系胡海燕与张彬之间赃款分配，而非返还给听力门诊部的钱款。故胡海燕、张彬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应辩解、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提出利润中包含其虚开发票金额应予扣除的意见。经查，业务员赵某丙证明并未经手过高开发票的业务，辅具中心会计冯某虽记得有虚开情况存在，但不确定是来帮特公司的业务，故被告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来帮特公司2009年8月4日、5日的两笔业务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发生，不应认定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证人蒋某的证言，沈士锋事先代表来帮特公司与其他参与公司进行串标，且沈士锋、陈强等人同时具备招标方、投标方的身份，来帮特公司中标明显存在违规操作；该2笔业务中来帮特公司的销售价格与其他业务无异，明显高于瑞哈公司和奥托博克公司的销售价格。因此该二笔业务名为招投标方式进行，实际与其他业务并无不同，同样为陈强、沈士锋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利，亦属于贪污行为。故陈强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强为了在退休前将听力门诊部账上结余利润予以侵吞，授意被告人张彬以虚构业务经费方式虚假支出听力门诊部的公款留待其和胡海燕、张彬等人个人或所经营的公司使用。2011年5月17日，被告人张彬以听力门诊部的名义与浙江省军供大厦签订散客订房协议书，约定听力门诊部预付人民币50000元后可在该大厦消费；被告人张彬等人虚构听力门诊部培训班通知、会议安排等材料，并据此从听力门诊部支出50000元汇入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被告人胡海燕得知后将该费用用于其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在军供大厦的消费。同时，被告人张彬等人又以听力门诊部名义与杭州星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洋公司）签订虚假的承揽合同，并据此从听力门诊部支出人民币49800元汇入星洋公司。被告人胡海燕得知后将该费用用于其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贝迪公司与星洋公司的业务。2012年4月，上述2笔共计人民币99800元钱款由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予以分配后侵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散客订房协议书、汇款凭证、发票、培训班通知，证明2011年5月17日，被告人张彬等人以听力门诊部开设培训班的名义与军供大厦签订订房协议，并预付5万元人民币到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后提供听力门诊部于2011年4月在军供大厦召开培训班等虚假材料。2、消费记录、社保证明，证明听力门诊部汇给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5万元会务费实际被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所用。3、承揽合同、转账凭证、发票，证明2010年11月，听力门诊部与星洋公司签订承揽包装合同，2011年5月23日，听力门诊部转账给星洋公司人民币49800元。4、货物清单，证明听力门诊部汇给星洋公司49800元于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实际被贝迪公司支付货款所用。5、手机ＱＱ聊天记录截屏，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就上述虚开的业务经费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等情况进行沟通。6、证人冯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上半年，陈强知道自己快退休就经常询问听力门诊部账上还有多少钱可以用，称账上的钱是其等人创造，不能留给后面的人用，并提出张彬处有会务费和印刷费二笔费用，即用发票报销的方式把公款转出留给他们以后用。之后张彬拿来有她和陈强的签名的打给军供大厦5万元的领款单，军供大厦开具会务费发票，经其提醒张彬将伪造的培训班通知、会议议程安排等材料交给其作为做帐凭证，听力门诊部并未在军供大厦开过会。此后几天，陈强称贝迪公司与业务单位有印刷费，听力门诊部的钱款先交由贝迪公司使用，后由贝迪公司还给天聪公司，实际即将听力门诊部的钱给了天聪公司，而天聪公司是张彬、胡海燕的公司；印刷合同是张彬草拟后交给其修改，后由其丈夫屠某（贝迪公司副总）拿到星洋公司盖章并开具发票，后由其带回单位经张彬签字确认，后其将钱款打至星洋公司，听力门诊部与星洋公司并无业务往来。7、证人尚某、张某甲的证言，证明2011年5月份左右，听力门诊部负责人张彬称在其二人所在的军供大厦开培训班，签订协议书并预付5万元，2012年该笔会务费陆陆续续被消费，至今仍余237元；2011年4月，听力门诊部并未在军供大厦开过会议。8、证人屠某的证言，证明星洋公司长期为贝迪公司生产包装盒，一般都是先生产后付款，2011年年初，胡海燕告诉其听力门诊部还欠贝迪公司一笔钱，先从听力门诊部将钱打到星洋公司由贝迪公司使用，陈强也在电话告诉其相同内容。后其按照陈强和胡海燕的意思代表贝迪公司和星洋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冯某告诉其已从听力门诊部支付4万多元钱给星洋公司。9、证人卢某甲（星洋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1年5月，以前有业务往来的贝迪公司还欠其公司5万多元货款，其向对方经理屠某催要，后屠某补签了一份承揽合同，合同定作方为听力门诊部，发票也是开给听力门诊部，没过多久收到听力门诊部打过来的49800元，用于抵扣贝迪公司所欠的货款。10、被告人陈强的供述，供称2011年上半年，其马上要退休，在中层干部会议上提出让他们将还没处理的发票赶紧处理掉，张彬问其怎么把听力门诊部公款支出，其告诉她可以先预付以后使用。后张彬拿来星洋公司的印刷费发票和军供大厦的会务费发票，其明知是假的，张彬以这种形式将听力门诊部帐上的钱转出去，其仍在发票上签字同意报销，为了做账张彬还提供了伪造的会议通知。2011年下半年胡海燕称要求使用打给星洋公司的印刷费冲抵贝迪公司欠星洋公司的包装费，其表示同意；胡海燕还问过其如何使用军供大厦的会务费，后其知道这笔钱由胡海燕与张彬约定好转出来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在张彬和胡海燕之间加以分配。11、被告人张彬的供述，供称2011年上半年，陈强知道自己快退休，便指使其将听力门诊部的钱转出去10万元左右留给天聪公司以后使用。其找到军供大厦约定预付款5万元后再消费，虚假的军供大厦会议通知等材料是陈强让他人伪造，后其在发票上签字确认。当时与星洋公司虚假的加工承揽合同也已准备好。之后天聪公司未用该钱款，其与胡海燕提出这两笔转出去的钱时，胡海燕告诉其转给星洋包装公司的钱被贝迪公司使用，转给军供大厦的钱被达那福公司使用，后二人商议使用的钱款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在其、胡海燕和陈强之间分配。12、被告人胡海燕的供述，供称2011年2、3月，张彬、屠某告知其听力门诊部有5万印刷费和5万餐饮费支出可以给天聪公司使用，事后其找陈强证实，陈强同意这两笔钱其和张彬可以使用。之后其中将近5万元用于支付贝迪公司的印刷费，5万元会务费用于达那福公司在军供大厦的消费，天聪公司结算时会务费仍有部分未消费，该钱款打折计入天聪公司利润在其和陈强、张彬之间予以分配。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强仅通过虚开业务费方式转出听力门诊部的钱款是为了留给听力门诊部以后使用，并无为自己或他人侵吞故意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张彬供述和冯某证言已明确证实被告人陈强在退休前即有虚构业务开支将听力门诊部钱款转出后予以侵吞的主观故意，并授意张彬等人实际操作；事后，听力门诊部转出的2笔钱款共99800元人民币被陈强、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和贝迪公司使用，后在陈强、胡海燕、张彬三人间分配。可见，被告人陈强对从听力门诊部转出的99800元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二、受贿（一）2008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省残联“小康工程”假肢项目中标单位奥托博克公司签订“小康工程”假肢装配及售后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与奥托博克公司的蒋某、艾某私下达成约定，奥托博克公司每年拿出“小康工程”假肢采购合同总额的5%作为个人“好处费”，由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四人平分。2010年9月，被告人陈强指使沈士锋虚构来帮特公司为奥托博克公司提供售后服务的合同，奥托博克公司将约定的“好处费”人民币352590元打入来帮特公司；同年12月，陈强指使沈士锋从来帮特公司提现人民币280000元，其中人民币140000元分给蒋某、艾某，另人民币140000元由陈强与沈士锋平分，剩余人民币72590元留在来帮特公司账户内。2011年8月，被告人陈强与沈士锋在北京一宾馆内收受蒋某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160000元，后二人将该款项平分。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共计收受蒋某、艾某所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7259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的意见、关于残疾人康复器材开标及评标的函等文件材料，证明浙江省“小康工程”的招标情况，以及被告人陈强系省残联“康复工程辅助器具供应及服务统一采购领导小组”成员等情况。2、关于做好浙江省残疾人康复工程相关辅助器具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下肢假肢采购及服务入围合同及续签（补充）合同等，证明奥托博克公司为2008年“小康工程”下肢假肢中标供货商之一并签订合同，后分别于2010年4月、2011年4月与省残联续签合同。3、下肢假肢装配服务合同、售后服务协议，证明奥托博克公司指定康复指导中心为“小康工程”下肢假肢装配服务方，并每年按中标总价的5%支付给康复指导中心作为售后服务费用。4、银行账户明细、现金交款单、电子汇划收款回单、记账凭证，证明被告人沈士锋的中国银行账户于2009年12月4日收入两笔共计364500元，于2010年1月22日、25日分别支取182500元、182000元；沈士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1年8月6日从北京海淀双榆树西支行汇入16万元，于同年8月10日在杭州分两次被支取；来帮特公司的银行账户于2010年9月20日收到奥托博克公司转账款352590元，同年9月30日公司以主营业务收入将该笔款项入账，同年12月27日以“差旅费”名义被支取28万元，当日沈士锋以“股本金”名义存入公司账户5万元。5、内部结算报单、记账凭证，证明2010年1月25日，康复指导中心收到奥托博克公司“售后服务费”182000元。6、证人蒋某、艾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省残联启动“小康工程”项目向全省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免费提供假肢，并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由辅具中心主任陈强牵头，其二人代表奥托博克公司一起参与投标工作，奥托博克公司在该项目中中标，假肢安装和售后委托辅具中心等单位负责，陈强要求支付给辅具中心10%售后服务费，当时沈士锋也在场。因为辅具中心是公司在浙江省的大客户，陈强、沈士锋均是相关部门领导，其不敢得罪，同时希望通过给陈强和沈士锋好处以便为公司在“小康工程”项目上提供便利，因此蒋某提出5%售后服务费给单位，另外5%由陈强等人支配的方案。其二人于2009年将36万现金存到沈士锋的银行卡，2010年根据陈强要求从奥托博克公司帐上以“售后服务费”的名义直接汇款35万余元至来帮特公司账户，前两次陈强将钱款的一半事后分给蒋某和艾某，该钱款已交回公司的小金库；2011年年底，蒋某扣除一半后直接给陈强15、16万元。7、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明奥托博克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打入来帮特公司银行账户35万余元“小康工程服务费”，但来帮特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为奥托博克公司提供过服务，后其和沈士锋到银行提取了其中的28万元，沈士锋分到7万元后又将其中5万元存到来帮特公司账上作为股本金。8、证人邵某、杨某、周某、黄某乙、吴某甲、吉某（省残联相关领导）的证言，证明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小康工程”，省残联成立康复工程辅助器具供应及服务统一采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招标，陈强系该小组成员之一；“小康工程”招标过程中，部分专家组成成员名单以及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是由辅具中心提供，辅具中心受中标公司委托从事部分假肢装配、维护工作以及助听器的售后服务工作，并负责对“小康工程”实施质量监督工作。是否与“小康工程”中标厂家续签合同也是由康复部结合辅具中心及社会调查的情况决定，2010年省残联续签“小康工程”合同的具体事宜由陈强与中标单位洽谈等事实。9、被告人陈强的供述，供称2008年其和沈士峰代表省残联和“小康工程”项目中标单位奥托博克公司商谈售后服务费问题，其和沈士锋提出要求支付10%售后服务费，而蒋某开始只同意支付5%，但后来又同意并暗示由其、沈士锋、蒋某、艾某四人平分另外5%钱款，其便明确提出由其四人平分另外5%钱款的意见，四人均同意。由于其和沈士锋在省残联系统的便利条件，可以帮助奥托博克公司开拓浙江省市场，并在“小康工程”上协助奥托博克公司竞争业务及以后帮助它继续中标等原因，蒋某等人才同意送其和沈士锋好处费。其和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三次收受奥托博克公司代表蒋某、艾某“好处费”累计50余万元，第一次所收的18.2万元已上交单位，后二次所收钱款其和沈士锋各实得15万元，来帮特公司账上留存7万余元。这些钱款用于个人和家庭开支。10、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供称2008年9月，省残联启动“小康工程”项目并向全国招标，奥托博克公司派出销售总监蒋某、华东地区负责人艾某多次到杭州商谈此事，最终奥托博克公司中标。在签订正式合同前，蒋某、艾某到陈强办公室协商合同事宜，其当时也在场，陈强提出要求奥托博克公司返还10%的售后服务费，蒋某等人开始只同意返还5%，场面有点僵，后蒋某提出另支付5%给其和陈强二人，陈强推脱一下后又提出该5%钱款由其、陈强、蒋某、艾某四人平分，事后陈强还向其解释这样分配是为了将大家利益捆绑在一起，更放心地拿钱。蒋某、艾某同意给其和陈强钱款的原因有感谢其和陈强在“小康工程”招投标中帮助过他们公司，并在以后招投标中继续提供帮助；假肢中心在奥托博克公司“小康工程”项目的装配和售后上提供良好的服务，以及在各地方残联选择供货商时多推荐他们公司的产品。之后其和陈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三次收受奥托博克公司代表蒋某、艾某所送的“好处费”累计50余万元，第一次的18万余元其和陈强因害怕将钱交至康复指导中心账户；后二次其和陈强各实得15万元现金，尚有7万余元留在来帮特公司账户内。其将其中5万元作为股本金投到来帮特公司，其余自己花用。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二）2006年至2008年期间，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职务之便，在本市上城区清吟街联华超市附近收受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所送的现金2次，共计人民币20000元；另收受王某甲所送的价值人民币6000元的解百消费卡。被告人周文波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其在担任瑞声达公司华东地区区域经理期间，多次送给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周文波几千元不等的红包，逢年过节也会送给周文波联华超市卡，2007年至2008年其共送给周文波价值人民币9000元的解百消费卡；2007年其2次送给周文波现金，每次1万元左右。其希望通过送给周文波财物让她帮忙提高瑞声达助听器在听力门诊部的销量。2、证人钟某甲的证言，证明瑞声达公司原区域经理王某甲经常送超市卡给听力门诊部的员工；其和周文波婚姻存续期间，王某甲曾经多次送给其二人红包，其曾听周文波说起王某甲还给过其2、3次现金，每次1万元左右；王某甲还送过周文波2次解百消费卡共计价值6000元至1万元及电脑等。3、被告人周文波的供述，证明2006年至2008年期间，其当时是听力门诊部的负责人，在采购助听器过程中有选择品牌的权力，供货商瑞声达公司的经理王某甲分2次送给其2万元现金，之后又陆续送给其消费卡、红包、电脑等物；她送给其财物是为了和其搞好关系，让其在采购助听器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多地采购瑞声达品牌的助听器，其在采购过程中也尽量为瑞声达公司提供帮助。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3月13日，侦查机关就其他案件向张彬了解有关情况的过程中，张彬主动交代了其贪污的犯罪事实；后侦查机关通知胡海燕到案；同年4月，陈强在被“双规”期间如实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贪污事实，并主动交代了其受贿事实，退出赃款人民币90万元；同年4月25日，侦查机关通知沈士锋前来配合调查取证时，沈士锋主动交代其伙同陈强共同贪污和受贿的事实；同年7月4日，侦查机关通知周文波前来调查取证时，周文波主动交代其受贿事实，并退出赃款人民币3万元。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查封被告人胡海燕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房产；冻结被告人胡海燕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62××××21账户存款人民币32435.93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星洲储蓄所62×××16账户存款人民币349776.57元、62××××10账户存款人民币62083.04元。本案其他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户籍证明，证明各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2、归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胡海燕、陈强系被动到案，被告人陈强在被调查其贪污犯罪时主动交代其受贿的事实，并退赃人民币90万元；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系侦查机关对其调查取证时，主动交代各自的犯罪事实。3、暂扣款票据，证明被告人周文波退出赃款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陈强退出赃款人民币90万元，上述钱款均已移交本院。4、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陈强、周文波、沈士锋的检举揭发尚未查证属实。5、申请报告、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实用新型专利登记证书、证人彭某乙、汪某的证言等材料，证明被告人陈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经允许接收汪某传递的笔记本电脑及材料，后申请获取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6、被告人胡海燕自述材料、情况说明及逮捕决定书、起诉书等材料，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主动反映其送财物给原国家工作人员，该人员已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起诉。7、查封、冻结财产通知书，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名下存款及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房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张彬、周文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利用陈强等人的职务之便，侵吞公共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起诉书指控第二节贪污事实中将其中11万余元钱款计入三被告人侵吞听力门诊部的公共财产证据不足，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以“市场费”为名汇入天聪公司118554.20元，而峰力公司王某乙和陈琦证明该笔费用系归还天聪公司之前结余的货款，并非所谓的返利；天聪公司与峰力公司的经销协议并无返利条款的约定，天聪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及其进货发票亦证明天聪公司对峰力公司确有10余万元货款结余。审计报告计算天聪公司对听力门诊部销货的毛利额均以购入及销售的发票金额为标准计算，并非以天聪公司账户金额多少为标准，被告人张彬等也确有投入资金至天聪公司账户，二者若混同，则该11万余元存在被重复计算的可能性。故本院将该11万余元在贪污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指控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的贪污犯罪数额予以相应纠正。本案各被告人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理论，应以其参与数全额认定，实得赃款数在量刑时酌情考量。关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本案定性、法律适用等问题所提之意见，综合评判如下：（1）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成立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替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支付无法从单位内部支出的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部分，多余的利润仅为支付公司经营的必要成本，二被告人并未侵吞国有资产，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以及被告人沈士锋辩护人提出贪污犯罪数额中应扣除公司经营成本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决定听力门诊部等单位从第三方公司采购产品的价格时即已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审计报告数据也可以看出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因此从听力门诊部等单位获取的利润一部分用于支付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另一部分则被截留在第三方公司，后在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领导、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陈强等人秘密侵吞；被告人陈强多次供述成立第三方公司的目的除了解决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付问题外，也是为给胡海燕、张彬、沈士锋谋取利益，可见其在成立第三方公司前已明知此乃稳赚不赔的买卖；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之所以会高价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中转”进货，无非是因为被告人陈强、张彬、周文波、沈士锋系听力门诊部或假肢中心的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从陈强等人离职后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再无相关业务关系，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也不再有经营业务等情况，也能充分反映出这三家公司依靠陈强等人的职务便利非法获取本应属于国有单位利润的事实；最后，根据审计报告显示，达那福公司仅仅对于听力门诊部就有360余万毛利，且该毛利已扣除相应的税费，涉案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也是如此。可见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沈士锋等人从中获取的利润不止公司经营成本所需。综上，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胡海燕虚增交易环节，在为解决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出问题的同时为个人谋取私利，侵吞本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的利润，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该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沈士锋等人为谋取私利而支出的经营成本属于其等人的犯罪成本，不应扣除。（2）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对于第四节贪污事实胡海燕事先并不知情，没有参与前期虚构业务经费的过程，只是事后使用，不构成贪污共犯的意见。被告人张彬和冯某证明陈强最初即打算将听力门诊部的钱款转出后用于胡海燕、张彬等人实际经营的天聪公司，而被告人陈强与胡海燕关系密切，胡海燕对此事应有了解；被告人陈强、张彬供证亦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听力门诊部将钱款打至相关单位并未实际使用时积极要求将两笔资金用于自己的公司，屠某的证言更证明被告人胡海燕授意其将听力门诊部打至星洋公司的钱款用于贝迪公司的包装印刷业务；被告人胡海燕明知该两笔钱款系听力门诊部所有，仍在陈强、张彬等人同意下将钱款用于自己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后将上述款项在其、陈强和张彬三人中予以分配。可见，被告人胡海燕虽然没有参与事前共谋，但是在事中明知上述资金的来源以及同案犯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并最终获利，就该节事实中构成贪污罪的共犯。（3）关于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辩称陈强并未从天聪公司和来帮特公司获取钱款以及沈士锋并未从来帮特公司实际获取钱款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通过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等私人控制的公司低价进货、高价出售给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之举非法获利，在支付给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后、其余款项入账之时，即已实际控制了该笔钱款，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亦因此遭受了相应损失，此时贪污罪已既遂，之后钱款的分配、使用均属于对赃款的处置，被告人陈强、沈士锋未实际获利不影响本节行为的定性及贪污犯罪数额的认定。（4）关于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周文波、张彬在第一节贪污事实中主观上并未有帮助陈强等人贪污的故意，也未起到帮助作用，不构成贪污共同犯罪的意见。经查，证人王某甲、被告人胡海燕、张彬的供述，均证明在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陈强、周文波代表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谈判，周文波还参与了经销合同的修改和签订，在经销合同中亦明确写明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并写明达那福公司的进货价格和返利；被告人周文波在侦查阶段也对此供认不讳。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周文波应当知道达那福公司的真实情况以及通过三方经销协议可以从中赚取的利润超过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部分，仍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陈强共同参与谈判及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经销合同的修订；且被告人周文波在侦查阶段还供称如此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其当时丈夫钟某甲在听力门诊部内可以获取更好的业绩，二是为了自己的职位只能听从上司陈强。可见被告人周文波为了自己的职位及家人的工作成绩而明知达那福公司并非听力门诊部下属单位，仍然默许达那福公司以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名义与厂家签订经销合同并抬高价格转而将产品销售给听力门诊部，帮助陈强等人以此获利，足以证实被告人周文波具有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和行为。被告人张彬在周文波之后接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职务，但其至听力门诊部时已明知达那福公司实际是陈强、胡海燕所经营，其也曾直接跟厂家进购过助听器而知道助听器实际的进货成本，对达那福公司从中赚取的利润高于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费用的情况肯定明知，仅因陈强是其直接领导而利用其作为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职务之便为陈强等人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提供帮助，并从胡海燕处分得3万余元钱款。故亦足以认定被告人张彬利用职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听力门诊部的公共财产。因此，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在该节贪污犯罪事实中先后与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构成共同犯罪。（5）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蒋某为侵占其公司财产而提议蒋某、艾某、陈强、沈士锋四人以售后服务费为名从奥托博克公司骗取钱款后平分，四人利用蒋某等二人的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应共同构成职务侵占罪，陈强、沈士锋二人不构成受贿罪；以及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并未为蒋某等人谋取利益的意见。经查：蒋某、艾某的证言及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均证明系被告人陈强提出将蒋某等人代表奥托博克公司所送的“好处费”四人平分，可见蒋某二人送给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好处费”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占为己有，而是希望陈强、沈士锋在双方单位业务往来时给予奥托博克公司便利和帮助；被告人陈强和沈士锋亦供认明知收受该钱款是为了奥托博克公司的请托事项，双方均明确送钱或收钱的原因基于陈强和沈士锋所具有的职务身份。被告人陈强、沈士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至于该钱款来源如何，不影响被告人陈强、沈士锋行为的定性。本案中蒋某、艾某送给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钱款是希望通过陈强、沈士峰的职务身份为其所在的奥托博克公司提供便利和帮助，而这些请托在之后也基本实现，奥托博克公司在“小康工程”项目中顺利中标并签约，被告人陈强、沈士锋为奥托博克公司已实际谋取利益；即使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并未实际为奥托博克公司谋取利益，但被告人陈强、沈士锋明知他人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符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6）关于被告人张彬辩护人提出张彬系从犯的意见，经查，从各被告人所起的作用及赃款的分配上看，在第一节共同贪污犯罪中，被告人张彬处于次要地位、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但在其他贪污共同犯罪中张彬与其余同案犯均起到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7）关于被告人沈士锋辩护人提出沈士锋在共同贪污、受贿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经查，在贪污事实中，来帮特公司系在被告人陈强的提议下由陈强、沈士锋成立，陈强、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实施犯罪侵吞康复指导中心下属的假肢中心的财产；在受贿事实中，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共同参与了与奥托博克公司人员的商谈、共同收受贿赂款，后二人平分，故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共同贪污、受贿中均起到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但被告人沈士锋在地位、作用上略次于被告人陈强，量刑上予以酌情考虑。（8）关于被告人陈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各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在组织调查期间能主动交代组织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对于受贿犯罪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均系在侦查机关找其调查相关情况时，主动交代与自己相关的犯罪事实，其中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在归案后均能如实交代各自主要犯罪事实，构成自首；被告人周文波在庭审中否认其帮助陈强等人贪污，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属于未如实供述贪污犯罪主要事实，其贪污犯罪自首不能成立，但其对受贿事实主动交代且一直供认不讳，对其受贿犯罪的自首予以认定。（9）关于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强在羁押期间通过自己努力获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权，构成立功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在羁押期间创作之举是否属于立功，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能认定。（10）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海燕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意见。无论被告人胡海燕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其行为仍属于行贿行为；胡海燕检举与自己行贿行为相关的他人受贿事实不应认定为立功；但其客观上确实起到揭发他人犯罪的作用，量刑上酌情予以考虑。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其中第（6）项中被告人张彬辩护人所提张彬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予以部分采纳，第（8）项中被告人张彬、沈士锋辩护人所提张、沈二人系自首的意见予以采纳，其余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一人犯两罪，均依法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节贪污事实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具有自首情节，均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对各自的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对其受贿犯罪分别予以减轻或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强、周文波案发后能主动退缴部分赃款，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7日起至2030年5月6日止）。二、被告人胡海燕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24年3月13日止）。三、被告人沈士锋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24年10月25日止）。四、被告人张彬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3月13日止）。五、被告人周文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9月4日起至2020年3月3日止）。六、已随案移送本院的被告人陈强退赃款人民币90万元及被告人周文波退赃款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胡海燕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拍卖得款扣除鲁国瑛26.88%份额后余款；由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冻结的被告人胡海燕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62××××21账户存款人民币32435.93元及孳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星洲储蓄所62×××16账户存款人民币349776.57元及孳息、62××××10账户存款人民币62083.04元及孳息，均予以追缴。上述款项以贪污数额为限发还受害单位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余款作为受贿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七、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其余相应违法所得，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琦人民陪审员车群怡人民陪审员李士能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书记员金叶群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陈强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七年
name: 胡海燕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
name: 沈士锋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name: 张彬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九年
name: 周文波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