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判认定：（一）关于敲诈勒索罪的事实2012年1月，宋某与被告人郑宝来在闻喜县桐城镇中社村共同开发“桥鑫佳苑”一期工程，即对杨小虎、李军、被告人郑宝来的宅基地进行开发。2012年5月份，一期工程未全部交工时，宋某又与王某3合作开发了“桥鑫佳苑”二期工程，即对孟某、高某的宅基地进行开发。2012年8月份，被告人郑宝来以一期工程保温墙未按要求施工为由，阻挡一期工程保温墙施工。2012年8、9月份，在二期工程施工放线时，被告人郑宝来以二期工程与一期楼房间距不够80公分为由，对测绘施工进行了阻挡,并以“没有一期哪有二期”等理由向宋某提出索要二期工程利润100万元，宋某委托侯某2说和未果。2012年10月11日宋某为按期履行二期工程所签订的相关合同，避免损失扩大等原因，与被告人郑宝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郑宝来连同置换的面积共分得桥鑫佳苑一期十套房及七间地下室，二期工程四套房（分别为302号85.66平米、304号85.66平米、402号85.66平米、603号92.15平米），由郑宝来收取房款。郑宝来之前所付10万元保证金退还郑宝来。此外，宋某将二期504室85.66平米房以每平米1800元的价格卖给郑宝来。2012年11月9日，因一期工程交工后的遗留问题，被告人郑宝来对“桥鑫佳苑”二期工程进行了阻挡，2012年12月4日，双方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各自应尽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另查明，闻喜县公安局110处警登记表显示：2012年11月9日郑宝来“因施工没有把地方说清楚”将一辆车挡在路上阻挡施工。2013年7月31日郑宝来“因开发商十余天没有给一期工程住户供应水、电”，对“桥鑫佳苑”二期工程进行了阻挡。2013年8月1日郑宝来再次因“水电问题”，对该“桥鑫佳苑”二期工程进行了阻挡。2013年8月12日宋某到闻喜县公安局报案。2013年9月2日，经运城市价格认定局价格鉴定，302房屋，建筑面积85.66平方米，鉴定值214578元；304房屋，建筑面积85.66平方米，鉴定值214578元；402房屋，建筑面积85.66平方米，鉴定值211580元；603房屋，建筑面积92.15平方米，鉴定值236641元；504平价房，建筑面积85.66平方米，鉴定值69984元（鉴定值为实际出售价与市场价的差价）；7号地下室，建筑面积29.5平方米，鉴定值36875元；9号地下室，建筑面积29.5平方米，鉴定值36875元。房产总价值为人民币1021111元。（3）第6-8项证据是原一审庭审后，公诉机关就郑宝来辩护人提出的关于被告人郑宝来贩卖毒品一案中办案人员资格等问题补充提供的证据，经过补充可以证实被告人郑宝来贩卖毒品一案中办案民警的办案资质及受理案件的情况，应予认定。抗诉机关抗诉提出：原判未认定被告人郑宝来犯贩卖毒品罪事实，明显错误，应当对其数罪并罚，请二审予以改判。原审被告人郑宝来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被告人郑宝来在二期工程中与宋某是合伙关系，其向宋某索要100万元后用房屋抵顶，是对其投资利益的主张。宋某是出于自愿将房屋分配给被告人郑宝来，并非是宋某基于恐惧而处分财产。被告人郑宝来阻挠二期工程是为了解决一期的遗留问题，不存在敲诈勒索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郑宝来
crime: 敲诈勒索罪
贩卖毒品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二年

案例二：
卢彪串通投标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鄂2822刑初108号：建始县人民检察院以建检诉刑诉（2015）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卢彪犯串通投标罪，于2015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判决被告人卢彪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卢彪不服本院判决，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对该案发回本院重新审判。2017年10月20日，公诉机关以需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同年11月20日，公诉机关建议恢复审理。2018年2月20日，公诉机关再次以需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同年3月20日公诉机关建议恢复审理。同年4月13日，公诉机关将原指控被告人卢彪犯串通投标罪变更为滥用职权罪。经上级法院批准，本案自2018年6月20日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5月17日、6月5日、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建始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向燕妮、郑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卢彪及其辩护人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06年，恩施州中级法院拍卖出让原建始县宝国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原业州镇广润社区四组的土地和房屋（原建始县电石厂），建始县业州镇指阳社区居民金某1（另案处理）竞拍得该宗土地和房屋。2010年，建始县工业园因还建等原因，与金某1协商置换后，建始县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将该宗地邻近的部分土地出让给金某1，同年，金某1以其本人名义将该宗地整个面积17141.12㎡进行了登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途，其中的1470.48㎡的使用年限至2060年3月，其余的使用年限至2026年8月。2013年，金某1欲对上述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遂将该宗地的原有建筑陆续进行拆除，并在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4月3日，建始县规划委员会以会议纪要形式通过了金某1申请的“永昌华府规划方案”，即原则同意将金某1所属的该宗地工业用途调整为商业住宅用途。在此期间，金某1找被告人卢彪及原国土局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于某（另案处理）、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主任田某1（另案处理）等人帮忙，将其该宗地的工业用途性质变更为商业住宅用途，被告人卢彪以及于某、田某1等人均表示同意，被告人卢彪安排田某1、于某具体操作。因该宗地的使用性质变更只能通过招拍挂方式进行，金某1担心其他人竞买到该宗地，遂与于某商议在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协议中设置限制性条件，并将协议内容写进出让方案中，田某1和被告人卢彪等人表示认可。随后，金某1与田某1、于某等人具体协商该宗地的收回方案：针对土地使用权补偿商定用该宗地的工业用途价值与商住用途价值的比例68%来计算补偿款；金某1为提高其违规在建工程的补偿，伪造该工程的相关资料并委托湖北益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某公司）对该工程造价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人民币15067290.77元，田某1等人未对该评估报告进行审查便予以认可，金某1、于某、田某1等人就该工程的补偿方案进行了商定；金某1、于某、田某1等人就该宗地内原有建筑的补偿方案也进行了商定。被告人卢彪参加了前述部分协商过程，并对商定的方案表示同意。2013年6月，金某1、于某等人就前述土地使用权补偿商定用该宗地的工业用途价值与商住用途价值的比例计算补偿款后，于某、金某1要建始天平土地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平所）所长冉某（另案处理）对金某1的该宗地共计17141.12㎡分工业用途、商住用途进行土地价格评估，提出二者的比例需达到68%，冉某予以认可。国土局委托建始天平土地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天平所）进行估价后，冉某未进行实地勘察、违反土地估价规程只采用一种估价方法、设定的工业用途年限50年与实际年限不一致、没有商住比依据等情形下，按照于某、金某1的意愿于同年6月5日以天平所的名义出具了建土估字（2013）163号土地估价报告，结论是工业用地总地价为615.34万元，商住总地价为901.65万元。2013年6月26日，国土局与金某1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将该宗土地及地上所有建（构）筑物有偿收回，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前述方案一致，主要内容是：①国土局拟对该宗地及国有闲置土地213.95㎡Ｐ（2013）10号，面积共计17355.07平方米〗进行出让；②对金某1的土地使用权补偿，按收回土地部分成交价格的68%进行补偿，即总成交价款－213.95㎡×成交价款的单位地价；③该宗地内的建筑面积（3117.3㎡）由该宗地的竟得人按1:1.5的比例还建商品住宅，还建总面积为4676㎡；④国土局与金某1共同委托的益某公司对该宗地内的在建基础设施评估的价值为15067290.77元，按建筑成本1800／㎡折算8370㎡的还建建筑面积；⑤根据③④项约定的内容，竟得人需向金某1还建建筑面积13046㎡，其中商业面积4500㎡、商品住宅面积8546㎡,户型、位置由金某1自行选择；⑥如金某1竞得该宗地，还建由其自行负责，若由其他人竞得，还建由竞得人负责，竞得人与金某1签订正式还建协议后，国土局与竞得人签订出让合同。2013年6月27日，国土局将该宗地共计17355.07㎡的出让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出让方案中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②③④⑤⑥项的主要内容，并明确出让方式为挂牌出让，土地出让用途为商业住宅。同日，金某1该宗地的原土地使用权被注销。同年6月28日，国土局对该宗地的挂牌事宜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同年6月28日至7月17日，挂牌时间为同年7月18日10时至7月29日10时，起始价为3500万元，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出让文件中均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⑤⑥项的内容。同年7月29日，金某1作为唯一竞买人以底价3500万元竞得该宗地，同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年8月10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中明确金某1按照前述收回协议中②项约定的计算方法交纳价款即人民币1149.3392万元。案发后，武汉博兴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兴公司）分别对本案所涉土地17141.12㎡的工业用地价值和上述挂牌出让的Ｐ（2013）10号宗地的商住价值进行估价，土地总价分别为398万元和2103万元，工业用途价值与商住价值比值实际为19.46%，由此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688.33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卢彪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有土地收储和挂牌出让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688.33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滥用职权罪。卢彪与他人属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属主犯。建议对卢彪犯滥用职权罪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之间判处。并就指控提供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卢彪辩称他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主要是：1.案涉土地的收回补偿是县国土局与土地使用权人金某1依照法律规定自愿协商的结果，并报经县政府同意，因此县国土局与金某1就该宗土地的收回协商过程合法。将双方协商的补偿内容写入出让方案是为了让所有竞买人都明晰竞买条件，且该方案也是上报县政府审批同意后实施。因此，卢彪是按照县政府的决定认真履行职责，并不是对案涉土地的出让设置限制性条件限制其他竞买人竞买。2.卢彪作为单位负责人安排工作亦属于正常履行职务。金某1等人伪造工程相关资料及金某1、于某等人进行虚假评估等情况，卢彪不知情。涉案土地出让为政府增加了1千多万元收入，没有损害国家和公民的合法利益。被告人卢彪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卢彪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主要是：1.程序问题。该案的侦查主体、程序存在问题，主要是该案的侦查是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对职务犯罪没有侦查权。2.实体问题。①涉案宗地通过规划后，卢彪等人围绕规划开展工作是正确履行职责，对案涉宗地的评估，因卢彪未授意亦未参与，与其无关；②案涉土地挂牌起始价3500万元，是经过县政府批准，不是卢彪超越职权或者擅自确定，卢彪的职责是落实政府确定的方案和决定，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没有滥用职权；③案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办理转移登记，未给国家造成损失；④公诉机关指控的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688.33万元，计算依据不足。经审理查明：2006年，恩施州中级法院拍卖出让原建始县宝国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原业州镇广润社区四组的土地和房屋（原建始县电石厂），建始县人金某1竞拍得该宗土地和房屋。2010年，建始县工业园因还建等原因，与金某1协商置换后，国土局将该宗地邻近的部分土地出让给金某1，同年，金某1以其本人名义将该宗地整个面积17141.12㎡进行了登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途，其中的1470.48㎡的使用年限至2060年3月，其余的使用年限至2026年8月。2012年7月5日，金某1独资成立湖北建始开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欲对上述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金某1是法定代表人。2013年，金某1为了该宗地的房地产开发，对该宗地的原有建筑陆续进行拆除，并在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4月3日，建始县规划委员会以会议纪要形式通过了金某1申请的“永昌华府规划方案”，即原则同意将金某1所属的该宗地工业用途调整为商业住宅用途。在此期间，金某1找国土局局长被告人卢彪及副局长万某、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于某、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收储中心）田某1等人帮忙，将其该宗地的工业用途性质变更为商业住宅用途，被告人卢彪以及于某、田某1等人均表示同意，被告人卢彪安排田某1、于某具体操作。被告人卢彪及田某1、于某、金某1在得知该宗地的使用性质变更只能通过招拍挂方式进行后，金某1担心其他人竞买到该宗地，遂与于某商议需在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协议中设置限制性条件，并将协议内容写进出让方案中，被告人卢彪及田某1等人表示认可。随后，金某1与田某1、于某等人具体协商该宗地的收回方案过程中，针对土地使用权补偿商定用该宗地的工业用途价值与商住用途价值的比例68%来计算补偿款；金某1为提高其违规在建工程的补偿，伪造该工程的相关资料并委托湖北益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某公司”）对该工程造价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人民币15067290.77元，田某1等人未对该评估报告进行审查便予以认可，金某1、于某、田某1等人并就该工程的补偿方案照此评估报告进行了确定；另外，金某1、于某、田某1等人并就该宗地内已先期由金某1自行拆除的原有建筑的补偿方案也进行了商定。金某1与田某1、于某等人商定的方案得到了卢彪的同意。同年6月，金某1、于某等人就前述土地使用权补偿商定用该宗地的工业用途价值与商住用途价值的比例计算补偿款后，于某、金某1要建始县天平土地评估所（以下简称“天平所”）所长冉某对金某1的该宗地共计17141.12㎡分工业用途、商住用途进行土地价格评估，提出二者的比例需达到68%，冉某予以认可。国土局委托天平所后，冉某未进行实地勘察、违反土地估价规程只采用一种估价方法、设定的工业用途年限50年与实际年限不一致、没有商住比依据等情形下，按照于某、金某1的意愿于同年6月5日以天平所的名义出具了建土估字（2013）163号土地估价报告书，结论是工业用地总地价为615.34万元，单价为358.99元／㎡，商住总地价为901.65万元，单价为488.54元／㎡。本案案发后，博兴公司接受建始县公安局的委托，对原土地使用权人金某1所属的本案所涉土地17141.12㎡的工业用途价值进行估价，博兴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出具土地估价报告，该报告的估价基准日为2013年6月5日，结论是土地总价为人民币398万元。同年6月26日，国土局与金某1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将该宗土地及地上所有建（构）筑物有偿收回，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前述方案一致，主要内容是：①国土局拟对该宗地及国有闲置土地213.95㎡进行出让（该内容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②对金某1的土地使用权补偿，按收回土地部分成交价格的68%进行补偿，即总成交价款－213.95㎡×成交价款的单位地价；③该宗地内的建筑面积（3117.3㎡）由该宗地的竟得人按1:1.5的比例还建商品住宅，还建总面积为4676㎡；④国土局与金某1共同委托的益某公司对该宗地内的在建基础设施评估的价值15067290.77元，按建筑成本1800／㎡折算8370㎡的还建建筑面积；⑤根据③④项约定的内容，竟得人需向金某1还建建筑面13046㎡，其中商业面积4500㎡、商品住宅面积8546㎡,户型、位置由金某1自行选择；⑥如金某1竞得该宗地，还建由其自行负责，若由其他人竞得，还建由竞得人负责，竞得人与金某1签订正式还建协议后，国土局与竞得人签订出让合同。同年6月27日，国土局将该宗地共计17355.07㎡的出让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出让方案中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②③④⑤⑥项的主要内容，并明确出让方式为挂牌出让，土地出让用途为商业住宅。同日，金某1该宗地的原土地使用权被注销。同年6月28日，国土局对该宗地的挂牌事宜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同年6月28日至7月17日，挂牌时间为同年7月18日10时至7月29日10时，起始价为3500万元，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出让文件中均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⑤⑥项的内容。同年7月29日，金某1作为唯一竞买人以底价3500万元竞得该宗地，同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年8月10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中明确金某1按照前述收回协议中②项约定的计算方法交纳价款即人民币1149.3392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于某的证言笔录。证明：于某担任国土局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该宗地是金某1参加恩施州中级法院的拍卖取得的。于某给金某1在该宗地的收回、挂牌过程中帮忙是基于二人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想设置几个高门槛的条件，尽量让别人不报名竞标，而由金某1自己中标，同时他竞标后少向政府交钱，金某1相信于某，于某的建议金某1一般都会采纳。于某供述的他在此过程中给金某1如何帮忙的内容与金某1供述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另证明，金某1首先提出在建工程的价值按1400元左右每平方米折算成住宅还建面积，于某提出按1800元每平方米折算，金某1与田某1等人协商原有房屋还建补偿时，金某1提出需还建商铺，这些内容最后都写进了挂牌文件中；金某1每次宴请国土局的相关人员都是于某联系的；向上级土管部门请示的函由于某起草。于某能参与到该宗地的收回等工作中来是因为于某是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对土地的招拍挂等业务熟悉，卢彪、田某1等人也未提出反对意见，于某所做的这些事不是其工作范畴；冉某所在的天平所是一个市场中介机构。2.证人田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田某1是国土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收储中心”）主任。该宗地是金某1参加恩施州中级法院的拍卖取得的，是工业用地性质。2012年底，金某1邀请卢彪、田某1、于某、万某等人吃饭时，金某1提出想搞房地产开发，将该宗地由工业用途变为商业用途，卢彪说“我们支持金某1把这个事搞拢”。因田某1是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主任，负责土地收储，招拍挂是土地交易中心的工作职责，但该中心撤了，该部门的工作也由收购储备中心办理，该宗地从收储到出让的整个环节，除向省国土厅请示外，田某1都参与了。2013年4月，规划委员会同意“永昌华府”建设项目后，卢彪、田某1、于某、金某1等人在田某1办公室商讨该宗地的事情时，于某提出可以搞协议出让，田某1建议向省国土厅请示，于某随后起草了请示函，后来卢彪、于某等人一起到省国土厅咨询，后来于某得到国土厅的口头回复“可以协议出让，但省里不能下文件”。同年5月的一天，卢彪、田某1、于某、金某1等人在卢彪办公室开会商量该宗地的收回方式，于某就提出先协议收回，后采取挂牌出让，并提出按照工业用途和商业用途的比值乘以成交价格确定补偿价格，卢彪等人均表示同意，在这个会上，确定了对原有房屋、在建工程也进行补偿，但参会人员都明白在建工程是为“永昌华府”项目服务的，按政策不能补偿。随后，金某1与田某1等人围绕土地的收回补偿、原有房屋的补偿、在建工程的补偿进行了商定，商定的过程与内容与金某1、于某供述的该部分内容基本一致，卢彪对协议内容均表示同意。后来由李某1起草了收回方案和收回协议，定稿后由卢彪、万某签字同意报县政府审批，6月初，县政府批准。随后，李某1函告规划局出具规划条件，不久规划局就出具了《规划条件通知书》。之后，田某1安排李某1拟定该宗地的处置方案及请示，经田某1、万某、卢彪审阅后交县政府审批，县政府审批后，就开始按程序进行挂牌出让，挂牌文件中载明了收回协议的相关内容，最终没有人与金某1竞争，由金某1竞拍到该宗地。由于金某1与卢彪、于某关系好，田某1也与金某1相识，因此田某1等人在这件事上主观上都是给金某1帮忙，严格限制其他人参与竞买，达到金某1取得该宗地的目的，帮忙主要体现在：68%的比例过高，工业用地价值虚高，商业用地价值被低估；原有房屋按照1:1.5的比例还建也不合理，因原有房屋是厂房，还建的是商品房，违背了等价置换的原则，且部分房屋已拆除；在建工程的补偿应现场核实确定用途及是否合法，再由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国土局共同委托进行评估，而田某1等人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也未委托评估机构，而是由金某1自行委托进行的评估。挂牌的起始价据说是副县长何慧给卢彪说的，挂牌前一个小时，经国土资源局集体研究确定底价为3500万元。领取挂牌文件的有金某1及一个姓“王”的年轻人，最后报名的只有金某1一个人。于某参与到这件事情来是因为他与金某1关系好，他一直积极关心和筹划，另外于某协助分管收储中心工作的万某工作，他对该项业务也熟悉，因此田某1不排斥他参与处理这件事。另证明，国土局已与金某1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该宗地的收回、出让程序都已完成，还未给金某1发放建设用地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证，该宗地的权属还处于县政府和金某1的过渡阶段；金某1原是永昌公司经理；天平所的所有工作人员是国土局的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人员。3.证人冉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冉某是天平所的所长，该所的前身是国土局的二级单位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2005年更名为天平所，属全民所有制性质，该所是一个中介机构，其业务主要来源于国土局的委托，与国土局是一种业务关系，冉某当庭对此供述天平所应该是国土局的下属单位，国土局对该所有行政管理职权。土地收回和出让须有土地估价报告，国土部门和政府依据土地估价报告来确定收回或出让价格，确定的价格只会高于评估价，因此估价报告起到了确定底价的作用。天平所于2013年6月5日出具的建土估字（2013）163号土地估价报告书是国土局收储中心于同日委托的，在此之前，于某和金某1找过冉某，于某让冉某对金某1的该宗地的工业价值、商住价值进行预评估，于某对冉某首先估出的二个价格得到的比值不满意，冉某应于某的要求重新进行了预估，二人对修正价格的方法进行过商量，冉某得出一结果后，于某要求冉某就按该结果评估，后来，收储中心委托后，冉某就按照该结果出具了评估报告，评估的结果是该宗地的工业用地总地价为615.34万元，单价为358.99元／㎡，商住总地价为901.65万元，单价为488.54元／㎡，具体比值怎样冉某记不清楚，评估报告中可以计算出比值，该宗地的权利人为金某1，总面积为17141.12㎡，工业用地性质，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使用年限是46年，一部分是13年。该评估报告违反了土地评估规程的相关规定，主要是：违反了应由二人估价师估价的规定，该报告中的估价人“余某1”是冉某私自添加的；未依照规定采用二种以上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未到现场进行勘察；未按照土地的剩余年限计算，而是按照国有土地的最高年限确定使用年限进行计算的；该宗地的工业用地等级偏高；对商住用地价值估价是按照国土局提供的商业6.5%、住宅93.5%的占地比例进行的，商住比一般都是商业20%、住宅80%以上，因商业价值高一些，因此这样评估的价值就会导致商住用地价值偏低；政府收回土地时只需对工业用地价值进行评估，对商住价值无需评估；对商住用地价值评估时未要求委托方提供规划方案等。评估的结果导致金某1该宗地的工业用地价值高，商住用地的价值低，该评估报告是一份虚假报告，影响了该宗地的正常流转，这样会给金某1个人带来利益，给政府造成损失，冉某不清楚比值到底起什么作用。冉某违规评估的原因主要是于某是国土局的领导，曾经他在耕地保护股工作时需对冉某的评估报告进行审核，和冉某关系好，冉某也知道于某在给金某1帮忙。同年7月，因国土局对该宗地进行挂牌出让，委托天平所对该宗地的商住价值进行评估，此次委托时该宗地的面积为17355.07㎡，冉某不清楚面积为什么有变化，冉某于2013年7月25日仍然按照前次评估的主要方式出具了（2013）265号土地估价报告书,评估结果是商住总地价为912.91万元。4.证人金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2006年，恩施州中级法院将建始县原电石厂的土地进行拍卖，金某1以200多万元的价格竞拍到该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后来因建始县建设朝阳大道占用了该宗地一部分，政府就给金某1置换了一二千平方米的土地，金某1拥有的该宗地共计就有17000多平方米，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2012年，金某1想在该宗地上搞楼盘开发，就成立了开元公司，找人设计楼盘和相关图纸，确定该楼盘为“永昌华府”。金某1找其朋友于某商讨如何将该宗地从工业用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性质，并委托于某邀国土局的卢彪、田某1、万某等人一起吃饭商讨此事，吃饭时，卢彪表态一起给金某1将此事搞拢。2013年正月，为了“永昌华府”的建设，金某1对该宗地上的房屋陆续进行拆除，该宗地收回时尚未拆除完毕，并在未获得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开始在该宗地上进行土石方开挖、箱涵建设、打孔桩，这些项目都是为“永昌华府”的基础设施而施工，拆屋由吴某承包，箱涵建设由石某承包，打孔桩由龙世兴及于超父子承包，土石方开挖由金某2（严某2）承包，工程总量大致在800万元左右，工程具体由金某1的永昌公司的管理人员李某2负责，箱涵建设的施工图是水利局的周某提供的，施工图名称为“永昌华府”，施工期间，城管局的向某1、住建局的马某来制止过。2013年初，金某1将该项目向规划部门进行申报，同年4月，“永昌华府”项目通过规划部门的审核，金某1于同年5月拿到规划部门的会议纪要。金某1给于某提出该宗地可以协议出让，于某提出需向上级请示，随后金某1与卢彪、于某一起到省国土厅咨询，后来于某得到国土厅的口头回复“可以协议出让，但省里不能下文件”，于某就提出只能走招拍挂程序。不久，卢彪在其办公室对田某1、于某、金某1说该宗地按招拍挂程序办，并安排田某1具体操作。金某1担心收回后自己竞拍不到该宗地，同时担心前期投入以及土地增值有损失，就与于某商量需在政府收购时将门槛设高。后来金某1与田某1协商土地收回的补偿方案和招拍挂条件时，田某1也认为门槛设高后，金某1竞拍到的可能性就大些。金某1与田某1协商期间，于某有时也在场，于某主要是给金某1起参谋和建议作用。金某1与田某1协商土地收回的补偿方案时，金某1提出三七开，金某1七成，田某1不同意，于某建议按照工业用途和商业用途的比值确定补偿价格，田某1同意后，就给冉某打电话要求他对该宗地的工业用途和商业用途进行评估，后金某1与于某去找冉某，冉某看资料后估计比值为四六开，金某1后来让于某找冉某将比值还调一下，冉某最后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显示比值为68%。金某1与田某1协商原有房屋还建补偿时，于某、收储中心的李某1也在场，李某1提出一般是按照1:1.2的比例还建，金某1考虑还建的面积越大，对其他买地的人压力就越大，认为该比例小了，于某提出可按照“华龙村”的比例还建，后双方均同意按照“华龙村”1:1.5的比例还建，该宗地上的房屋已拆除了一部分，金某1认为应以产权证登记的情况予以补偿。金某1与田某1协商在建工程的补偿时，田某1提出先进行评估，评估多少补多少，后来金某1就要李某2联系益某公司做评估，按照评估公司的要求工程承包方必须有资质、工程项目须有名称，金某1想利用该机会将价值做大，就以虚构的永昌公司客运站建设项目要求益某公司评估高点，并向该公司提供了虚构的工程合同、工程费用等资料，该项目并不存在，实质就是“永昌华府”的建设项目，该项目也未经许可，合同承包方建始县金桥房屋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实际并未承包，是金某1找该公司的向某2借用的该公司公章，益某公司现场勘查时认为实际工程量没有金某1提供的工程量大且尚未完工，金某1就补了一个说明，后来的评估结果是15067290.77元，金某1将该评估报告交给李某1时，李某1认为价值高了，田某1说“没人看，附在协议后面就是”，为更加提高门槛，金某1与田某1协商一致将在建工程的价值一千五百余万元按1800元每平方米折算成住宅还建面积，即他人竞买后需给金某1按照8300多平方米的住宅面积予以还建。金某1还与田某1等人协商还建的房屋户型、位置由金某1自行选择。金某1与国土局就该宗地按照前述协议内容签订了收回协议，该协议通过县政府批准后，国土局对该宗地开始实施挂牌出让，挂牌文件中载明了收回协议中的主要内容。2013年7月26日，金某1到国土局报名竞买，7月29日按照挂牌公告中的起始价3500万元报的价，当天下午揭牌时金某1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报名，最终金某1以底价3500万元竞得该宗地。卢彪、田某1、于某、冉某给金某1帮忙的原因主要是关系好，金某1与于某是多年的朋友，并通过于某认识了卢彪、田某1、冉某，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于某作为金某1的朋友一直在帮忙出谋划策，主要是土地补偿的比值是于某出的主意，并找冉某帮忙将比值评估为68%；田某1帮忙主要是对在建工程的虚假报告、冉某出具的评估报告不审核，均予以认可，并对房屋的实际情况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以产权证为准；卢彪帮忙就是对金某1与田某1等人达成的协议均认可；冉某就是对该宗地的工业用途与商业用途进行了评估。5.证人李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李某1是建始县国土局收储中心副主任。李某1在该宗地的收回、挂牌出让过程中主要从事执笔写收回方案、收回协议、处置方案、挂牌公告、出让文件以及资料整理、资料移送等工作。2012年，金某1想将该宗地从工业用途协议变更为商业用途，为此找过国土局的相关领导，后来卢彪、于某等人就是否能协议出让去请示过省国土厅，省里同意但不下文件。2013年五六月的一天，卢彪、于某、田某1、金某1、李某1在田某1和李某1的办公室对该宗地的收回方案进行协商，期间，于某提出要李某1去估价所对工业用途和商业用途进行评估并计算出比值，李某1称自己没搞过，于某拿着李某1给天平所出具的委托书自行走了，后来于某拿着一个手写的单子来到办公室，说“工业用途价值六百多万，商业用途价值为九百多万，比值是68%”，李某1对此不了解就征求田某1的意见，田某1要李某1按照于某说的办；当天以及后来的几天，金某1与田某1、于某等人就原有房屋的补偿、在建工程的补偿也进行了商量，商量的过程与内容与金某1、于某、田某1供述的该部分内容基本一致。协议的主要条款都是霸王条款，其他人摘牌的可能性不大，收回方案拟出来后，于某曾说“哪个还搞的成器”。在收回过程中，田某1要求李某1进行实地勘察，李某1去后发现界限已破坏，征得田某1同意后李某1就未进行真正勘察。挂牌出让文件中体现了收回协议及处置方案的核心条款。挂牌公告期内，竞买人在李某1处报名，可领取出让文件，期间，长兴公司的王伟（涛）来领取过挂牌文件，重庆有人来问过情况，都未报名，最终报名的只有金某1，因李某1出门培训，对摘牌的情况不清楚，只知道是金某1摘牌了。冉某评估时，李某1未向他提供勘测地界图、土地使用证、该宗地的规划文件。李某1作为具体经办人之一未进行实地勘察、未认真审核、违规办理的主要原因是金某1与卢彪、于某、田某1等人早已讲好了，意图就是要将该宗地出让给金某1。6.证人万某的证言笔录。证明：万某是建始县国土局副局长，分管收储中心和征地利用股，收储中心的职责有土地收储和土地的招拍挂，国土局有局长卢彪、副局长万某等六个党组成员，于某、田某1等四人作为实职副科级领导也是国土局的班子成员，这四人列席党组会，由于于某业务熟悉，2013年年初，国土局的班子成员开会时明确于某协助万某分管收储中心和征地利用股，办公室主任张某1作了会议记录的。县规划委员会通过金某1该宗地的规划后，金某1邀请卢彪、万某、于某、田某1在八景吃饭，金某1请国土局帮忙将该宗地由工业用地转变成商业用地，于某说已向省里请示，省里口头说可以协议出让，但不会批复，此时有人说只能走招拍挂程序，卢彪就提出“我们帮忙给金某1把这个事搞拢，由于某和田某1拿方案”，卢彪未安排万某拿方案的原因是于某、田某1对业务熟悉。收回协议、处置方案由于某、田某1具体操作，卢彪同意了的，因卢彪、于某、田某1及万某都同意给金某1帮忙，万某便没有仔细审核，而是按照程序在收回方案等文件上签字同意，不在万某这关卡壳。收回方案与收回协议的内容要一致，处置方案要和收回方案一致，挂牌公告、文件要和处置方案一致，万某关于这些文件中存在哪些排挤其他竞买人而有利于金某1的限制性条件的陈述内容，与金某1、于某、田某1供述的以及证人卢彪、李某1陈述的该部分内容基本一致。另证明，土地收回和挂牌出让应该收支两条线，正常程序是先由政府出钱将土地收回，挂牌时净地出让，不存在有还建条件；2013年7月29日，挂牌会前一个多小时，万某参加了底价确定会，底价确定为3500万元，万某代表出让方参加了挂牌会，参会人员有田某1、朱某、纪委的王某1等人，只有金某1一人报名并最终由他竞买到该宗地，万某与金某1签订了成交确认书；该宗地的招拍挂程序已经完成，卢彪已与金某1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7.证人龙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龙某1是建始县国土局征地利用股股长。征地利用股是国土局的内设单位，收储中心是国土局的二级单位，征地利用股对收储中心负有业务指导和监督职责，于某协助万某分管征地利用方面的工作；一级市场的土地出让，由国土资源局委托评估，国土局的征地利用股有权对评估报告进行备案审查，二级市场由当事人自行委托评估；国土部曾下发文件要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评估机构和国土资源局脱钩，天平所实际上是国土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公司，其工作人员是国土局的工作人员。8.证人陈某、朱某、张某1、王某1的证言笔录及朱某书写的会议记录。证明：陈某、朱某、张某1分别是建始县国土局的总工程师、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王某1是建始县纪委工作人员。陈某、朱某、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7月29日本案所涉该宗地的底价确定过程以及当日挂牌会议情况。朱某的证言以及张某1的证言另证明于某协助万某管理征地利用工作。9.证人徐某（建始县京桥房地产公司员工）、王某2（阳光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笔录。证明：2013年六七月份，徐某在建始土地网上看到本案的挂牌公告后想参加竞买，就安排王某2在国土局的李某1处领取了相关资料，徐某看了资料后认为挂牌文件中设置的门槛高，就没有参加竞买。10.证人黄某1（建始县地税局工作人员）的证言笔录。证明金某1竞买到本案该宗地后已交纳140万元的契税。11.证人余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1996年余某1到县国土局估价所工作，2001年按要求与国土局脱钩，后在天平所工作至今。天平所是自收自支的中介机构，共有工作人员3人即冉某、余某1、李某6，冉某任所长。土地评估流程是首先接受委托，委托方提供资料后进行现场查勘，再以地基价、用途、级别进行评估，最后出具评估报告。土地评估执行标准是2008年10月建始县政府下发的基准地价标准。土地估价的计算主要考虑土地的性质、级别、剩余使用年限、其他修正系数，如果某宗地的使用性质是确定的，影响其估价结果最大的因素就是土地的级别和剩余使用年限。建土估字（2013）163号和265号两份土地估价报告不是余某1出具的，余某1对上述两份报告内容不清楚。12.建编发（2012）14号文件、（2008）9号文件，建土资发（2013）9号文件，建土资党组（2012）8号文件，张某1书写的会议记录，恩施州土资干（2012）3号文件。证明：2012年田某1、于某被恩施州国土局分别任命为建始县收储中心主任、地灾中心主任（均为副科级）；收储中心2013年的主要工作是土地收储以及土地招拍挂的实施等工作，征地利用股2013年的工作有参与土地招拍挂工作，负责招拍挂工作方案的审核，该二个部门的分管领导是副局长万某；田某1、于某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需完成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其中，于某协助万某管理征地利用方面的工作。13.建机编发（1994）12号文件，建机编发（2004）34号文件，建土地（1998）09号文件，冉某的个人履历表，建编发（2013）57号文件，建政办发（2010）63号文件，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成立、工商注册及更名为天平所的相关资料。证明：1994年，建始县国土局（原土管局）经建始县编委批准设立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建始县土地勘测规划队，属国土局的二级事业单位，实行二块牌子一套班子，人员从国土局内部调剂，冉某被任命为该所所长；2000年，经国土局申请，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在工商管理机构进行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性质为国有经济，法定代表人为冉某，2001年，该所按照上级关于中介机构需从行政机关分离的有关精神，向工商管理机构申请将“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更名为“建始县天平土地评估事务所”，后通过了工商更名登记，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法定代表人为冉某，经营范围为土地评估等；2013年12月，建始县编委撤销建始县国有土地地价管理所，其相关公益职能由国土局的其他部门承担，中介职能由社会组织调节，其在编人员冉某、李某6、余某1整体转入县国土整治中心，编制性质及经费来源不变。14.于某、田某1、冉某、卢彪的户籍资料。证明：四被告人的出生日期、住址等基本身份信息。15.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金某1、座落于建始县业州镇草子坝社区朝阳大道、地号为0030010087、土地使用证号为（2010）第0379号土地的权属、来源的相关资料。证明：2006年，恩施州中级法院拍卖出让建始县宝国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原业州镇广润社区四组的土地和房屋（原建始县电石厂），金某1竞拍得该宗土地和房屋，2010年，建始县工业园因还建等原因，与金某1就置换、调整协商一致后，国土局将该宗地邻近的部分土地出让给金某1，同年，金某1将该宗地整个面积17141.12㎡以土地使用权人“金某1”进行了登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途，其中的1470.48㎡的使用年限至2060年3月，其余的使用年限至2026年8月。16.开元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他许可资料，建始县规划委员会（2013）1号会议纪要，建土资文（2013）66号《建始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对Ｐ（2013）1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方案的请示》及《Ｐ（2013）1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地上建（构）筑物安置补偿方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卡，建土资文（2013）79号《建始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处置建始县Ｐ（2013）1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及《建始县Ｐ（2013）1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建土资函（2013）82号《建始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对Ｐ（2013）10号地块出具规划条件的函》，建规设（2013）10号《规划条件通知书》及规划条件图，建国土告字（2013）8号出让公告及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领取登记表，竞买资格确认书等资料，招拍挂底价会签单等资料，成交确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始县住建局的证明，建始县土地收储中心出具的建始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买保证金的函。证明的主要内容是：金某1于2012年7月5日独资成立湖北建始开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某1是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3日，建始县规划委员会以会议纪要形式通过了金某1申请的“永昌华府规划方案”，即将原土地使用权人为金某1、土地使用证号为（2010）第0379号土地的工业用途调整为商业住宅用途，同年5月2日，下发该会议纪要。同年6月17日，建始县规划局出具规划条件，规划用地面积17355.07㎡，用地性质为商业住宅，其中商业Ｂ1≤20%。同年6月26日，建始县国土局与金某1经过协商并经县政府同意，国土局与金某1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将该宗土地及地上所有建（构）筑物有偿收回，该协议约定了以下内容：①国土局拟对该宗地及国有闲置土地213.95㎡进行出让；②对金某1的土地使用权补偿，按收回土地部分成交价格的68%进行补偿，即总成交价款－213.95㎡×成交价款的单位地价；③该宗地内的建筑面积（3117.3㎡）由该宗地的竟得人按1:1.5的比例还建商品住宅，还建总面积为4676㎡；④国土局与金某1共同委托的益某公司对该宗地内的在建基础设施评估的价值为15067290.77元，按建筑成本1800／㎡折算8370㎡的还建建筑面积；⑤根据③④项约定的内容，竟得人需向金某1还建建筑面积13046㎡，其中商业面积4500㎡、商品住宅面积8546㎡,户型、位置由金某1自行选择；⑥如金某1竞得该宗地，还建由其自行负责，若由其他人竞得，还建由竞得人负责，竞得人与金某1签订正式还建协议后，国土局与竞得人签订出让合同。同年6月27日，国土局将该宗地共计17355.07㎡的出让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出让方案中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②③④⑤⑥项的主要内容，并明确出让方式为挂牌出让，土地出让用途为商业住宅。同日，金某1的原土地使用权被注销。同年6月28日，国土局对该宗地的挂牌事宜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同年6月28日至7月17日，挂牌时间为同年7月18日10时至7月29日10时，起始价为3500万元，挂牌出让公告和挂牌出让文件中均包含了前述收回协议中⑤⑥项的内容。在挂牌期间，只有金某1报名，并交纳了保证金，另有一“王某2”领取过挂牌出让资料。同年7月29日，金某1作为唯一竞买人以底价3500万元竞得该宗地，同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年8月10日金某1与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中明确金某1按照前述收回协议中②项约定的计算方法交纳价款即1149.3392万元。同年10月28日金某1在该宗地上的原房屋产权被注销。17.天平所于2013年6月5日出具的建土估字（2013）163号土地估价报告书及相关附件，湖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的土地估价复核鉴定函。证明：天平所受国土局委托，于2013年6月5日对金某1的该宗地共计17141.12㎡分工业用途、商住用途进行了土地价格评估，评估方法采用的是基准地价法，按待估地工业用地1级（使用年限50年）、住宅用地2级、商业用地3级以及委托书中载明的商业6.5%、住宅93.5%的占地比例进行的估价，评估结果是工业用地总地价为615.34万元，单价为358.99元／㎡，商住总地价为901.65万元，单价为488.54元／㎡。该评估报告署名的估价师为冉某、余某1，并有二人的印章。天平所在评估时未进行实地勘察。2013年12月19日，湖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受建始县公安局的聘请，对建土估字（2013）163号土地估价报告书进行了复核，意见主要是：估价方法只有一种，不符合土地估价规程；设定的工业用途年限为50年，与实际年限不一致；商住比没有依据等方面。18.证人李某2（建始开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向某1（环保局工作人员）、马某（住建局工作人员）、严某1（定）虎（原电石厂邻近居民）的证言笔录，证人严某2（又名金某2）的证言笔录以及严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严某2的收款票据、严某2与金某1签订的《土石方开挖运输工程》，证人吴某的证言笔录、吴某与金某1签订的《房屋拆除承包协议》，证人石某、张某2的证言笔录以及石某与金某1签订的《东南面人工挖孔桩工程承包合同》、《河道箱涵工程承包合同》，余某2与金某1签订的《东南面人工挖孔桩工程承包合同》，住建局出具的证明，水利局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周某的证言笔录；建始县金桥房屋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的用章登记表以及证人向某2（金桥公司的经理）、黄某2、李某3的证言笔录；湖北益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2013）第125号《关于永昌客运公司汽车客运站建设项目结算审核的造价咨询报告》以及湖北建始永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与金桥公司的承包合同、结算书等相关附件、证人孙某（益某公司恩施分公司经理）的证言笔录。证明的主要内容是：2013年正月，为了“永昌华府”的建设，在未获得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金某1在原电石厂内陆续进行房屋拆除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拆屋由吴某承包，建设项目主要是土石方开挖、箱涵建设、打孔桩，这些项目都是以“永昌华府”的名义对外承包，为“永昌华府”的基础设施而施工，箱涵建设由石某承包，打孔桩由于超父子承包，土石方开挖由金某2（严某2）承包，工程具体由开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李某2负责，箱涵建设的施工图是水利局的周某提供的，施工图名称为“永昌华府”，该工程在施工期间，住建局、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去制止过。同年6月，金某1以永昌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1）的名义委托益某公司对该工程的造价做评估，李某2受金某1的安排以永昌公司的名义虚构了与金桥公司关于永昌公司客运站建设项目的相关承包合同（该合同标的是前述工程），以及其他评估所需的资料，虚构的承包合同是金某1找金桥公司的向某2借用的该公司公章。益某公司恩施分公司经理孙某现场勘查时发现施工现场已不能准确核实工程量后，金某1就出具了一个主要内容为“工程未全部完工，需先办理该工程结算，结算依据以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准”的说明，同年6月15日，益某公司出具了造价报告，结论是该工程的造价为人民币15067290.77元。19.湖北华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鄂华审造价（恩）字（2013）73101号《关于永昌客运公司汽车客运站建设项目工程结算造价的审核报告》及相关附件。证明：湖北华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建始县审计局的委托，于2013年12月6日对“永昌客运公司汽车客运站建设项目”工程结算造价进行了审核，结论是该工程造价为人民币10198143.21元。20.博兴公司出具的鄂博兴土地（2013）字第080号土地估价报告，博兴公司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司法鉴定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武汉市国土资源局市场监管处的通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委托评估、拍卖机构名单》，以及其他评估所需资料。证明：博兴公司具有房地产估价资质，资质等级为一级，2013年12月23日，经住建部审核，其房地产估价资质的有效期限自2013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7日；该公司并具有司法鉴定资质，有效期限自2012年9月14日至2017年9月13日。博兴公司接受建始县公安局的委托后，于2013年12月20日出具鄂博兴土地（2013）字第080号土地估价报告，对原土地使用权人金某1所属的本案所涉土地17141.12㎡的工业用途价值进行估价，估价基准日为2013年6月5日，结论是土地总价为人民币398万元。21.建始县公安局的案件移送管辖函。证明：2014年6月，建始县公安局在侦查金某1、于某、田某1等人涉嫌串通投标以及冉某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一案期间，发现嫌疑人有滥用职权等行为，遂将案件移送建始县人民检察院管辖。22.案件信息综合浏览表。证明：被告人卢彪等人涉嫌串通投标罪一案于2013年12月由建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23.被告人卢彪2014年6月16日、2015年7月22日、9月17日的供述笔录。证明：卢彪是建始县国土局局长。本案该宗地的收回和出让工作由收储中心具体办理，这项工作是卢彪进行总体安排，卢彪安排收储中心主任田某1和分管局长万某负责，由于地质灾害监测防治中心主任于某对征地利用工作熟悉并协助万某工作，卢彪还安排于某参与到该宗地的收回储备方案、挂牌出让方案的讨论等工作中来，卢彪在该项工作中主要从事了以下工作：总体安排，参与或主持讨论收回补偿协议，与于某、金某1一道到武汉向省国土厅请示，对向县政府上报的方案包括收回方案、挂牌方案等进行最后审核，主持协商底价、挂牌会，签订出让合同等。在该宗地的收回和出让过程中，卢彪是应金某1的请求在给其帮忙，目的是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最终让金某1能够取得该宗地。卢彪陈述的卢彪等人具体怎么给金某1帮忙以及哪些方面不合理的内容与金某1、于某、田某1供述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另证明，2013年7月29日，卢彪主持召开会议确定底价为3500万元，参会的人有万某、陈某、朱某、田某1、纪委的王某1，当天召开了揭牌会，由金某1竞拍到该宗地，国土局已与金某1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和出让合同，该宗地的收回、出让程序都已完成，现在只需给金某1发放许可证了；万某在该件事上主要从事制定和审核收回方案、出让方案等工作；金某1原是永昌公司经理。上列证据，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公诉机关另提交了博兴公司出具的鄂博兴土地（2013）字第81号土地估价报告，该报告对本案所涉土地17355.07㎡的商住用途价值进行估价，估价基准日为2013年7月25日，结论是土地总价为人民币2103万元，单位面积地价为1212元／㎡，公诉机关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参照此报告等其他方面来计算被告人卢彪涉嫌犯滥用职权罪的行为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的大小，由于该证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明力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程序问题。卢彪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卢彪犯滥用职权罪的侦查主体、程序存在问题，主要是认为该案的侦查是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对职务犯罪没有侦查权。由于公诉机关变更原审指控罪名，符合相关规定，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理认定，因此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定性问题。本案的起因是涉案宗地的原土地使用权人金某1想通过出让方式改变其原有土地的使用性质，遂与被告人卢彪等国土局相关人员商议采用先收回再出让的方式达到其目的，几人在本案的收回、出让二个环节也全部是围绕该思路实施的本案所有行为，因此本案的收回、出让二个环节实质是一个整体；金某1与国土局相关人员就土地使用权补偿方案的商定行为与其余补偿方案的商定行为的区别仅仅是其余补偿方案已体现在出让文件中，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收回过程中的补偿应该是出让人的义务，无需体现在出让文件中，因此对这二个行为不应区别定性。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在案涉土地的收回、出让过程中，被告人卢彪等人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招标人的身份从土地收回阶段开始与金某1协商，在案涉土地的补偿、原有建筑的补偿、违规在建工程补偿等方面设置限制性条件，排除其他竞买人使该宗地未得到正常的出让，致使金某1在挂牌出让环节作为唯一竞买人竞得案涉土地。虽然《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根据土地储备计划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储备机构应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收购土地的补偿标准，由土地储备机构与土地使用权人根据土地评估结果协商”，但作为土地储备机构代表政府应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与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协商，不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社会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的主要事实是金某1作为竞买人与出让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卢彪等人从土地收储阶段便开始恶意串通，在涉案宗地的土地补偿、原有建筑补偿、违规在建工程补偿等方面设置限制性条件，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致使被告人金某1在挂牌出让环节作为唯一竞买人竞得涉案宗地。综上，被告人卢彪等人在前述一系列过程中作为土地储备机构工作人员应与土地使用权人平等协商，而不应恶意串通，其恶意串通行为当然属滥用职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卢彪犯滥用职权罪的行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688.33万元，其计算依据主要是涉案宗地的原使用权人金某1通过收回、出让获得的土地补偿款超出其涉案宗地现有价值的部分，由于收回、出让行为均是市场交易行为，市场交易的结果与交易标的物的现有价值不一致属于当然情形，而本案没有其他竞买人报名、报价，金某1的竞得价格没有参照物，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卢彪的行为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的数额为1688.33万元这一事实要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但是，被告人卢彪的滥用职权行为与案涉土地只有金某1一人报名竞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该结果没有真正体现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原则，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同时也间接损害了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期待利益。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属“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被告人卢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储国有土地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关于被告人卢彪的量刑。被告人卢彪与其他人属共同犯罪，也属主犯。被告人卢彪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其当庭辩护意见主要是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上，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卢彪的相应量刑建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卢彪及其辩护人关于公诉机关指控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数额为1688.33万元没有事实依据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辩护意见，或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或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卢彪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邱昌军审判员魏玮人民陪审员杨世泉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书记员刘涛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卢彪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