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判认定：一、被告人黄某生于1992年7月至2001年2月在广州黄埔供电局从事设计工作；2001年3月至2008年6月在广州南方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系1999年由广州供电局职工共同出资组建的广州南方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更名而来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南电集团”）被聘任为业务员、2002年10月起任业务拓展部业务开拓及招投标分部主管；2008年6月至2009年11月任广州南方电力建设集团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该公司系南电集团出资设立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南电设计公司”）；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任南电集团业务管理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广东合鸿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电建事业部负责人（该公司系2009年成某，受南电集团等37家股东委托对上述37家公司进行管理的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合鸿达公司”）；2010年5月至2011年9月任合鸿达公司电建事业部部长；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任广州南方电力集团北区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广州南方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广州电力工业局北区供电局工会委员会等非国有公司，以下简称“北区公司”）总经理；2012年9月至案发任广州南方电力集团南区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区公司”）总经理。黄某生在上述公司工作期间，其人事档案存放在广州供电局，但工资、福利、行政关系、党组织关系均在其本人所在部门或公司。二、被告人黄某生伙同同案人杨某收受他人所送款项共计253.5万元，其中个人单独收受223.5万元；与同案人共同收受30万元，其个人分得20万元，后又退给同案人20万元的事实如下：1、2003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集团业务部任部门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与南电集团下属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广州穗明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丁某贿送的现金33万元，为该公司在承接电力工程项目中谋取利益。2、2008年12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设计公司任副经理期间，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穗明公司在电力工程项目招投标中谋取利益，而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丁某贿送的现金15万元。3、2008年12月至2009年8月，被告人黄某生在南电设计公司任副经理期间，利用负责电力工程设计审批的职权，在该公司设计的电力工程图纸上，标注江苏省中仁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仁公司”）、浙江省温州市环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生产的电器产品，为上述二公司谋取利益，从而伙同同案人杨某先后收取中仁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陈某乙给付的现金12万元，环宇公司广州地区销售总经理吴某给付的现金18万元，其个人分得20万元，后又将20万元退还给了杨某。此外，黄某生个人还分别收取陈某乙、吴某给付的现金4.5万元、6万元。4、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间，被告人黄某生在北区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向有业务往来的广州市穗鑫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关某索贿20万元，后又多次收受关某贿送的现金80万元、价值35万元的购物卡、价值18万元的沉香饰品及10万元旅游费等财物，为该公司在承包电力工程项目中谋取利益。5、2012年9月，被告人黄某生任北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收受广州市光大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刁某贿送的现金2万元，为该公司完成电力输送及承接高压配电工程谋取利益。三、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间，被告人黄某生任北区公司总经理期间，为通过广州白云供电局局长谢某的推荐承接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配网基建工程等电力工程项目，以达到为北区公司及其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先后多次向谢某贿送现金80万元及价值15万元的购物卡。四、2012年11月27日，被告人黄某生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带回调查，同日被立案侦查并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4日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3年4月26日黄某生因涉嫌受贿、行贿再次被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于同日被刑事拘留。案发后，黄某生的家属代其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退款60万元、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退款10万元。宣判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审判决忽略了广州供电局委派被告人黄某生到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任职的原始证据，据此不认定黄某生是受广州供电局委派到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工作，确有错误。2、原审判决仅因南电集团、南电设计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不包含国有资产，而不认定黄某生的职务活动属于从事公务，确有错误。黄某生属于委派型国家工作人员，故原审法院认定黄某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部分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原公诉机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黄某生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法律规定和事实不符。上诉人黄某生及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原审判决认定黄某生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适用法律正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⑴关于收受丁某的48万元，相关合同是穗明公司与客户签订，黄某生仅是负责业务介绍和技术指导，主观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犯罪。⑵收受吴某和陈某乙的30.5万元，是黄某生作为公司负责人采取的管理措施，属于公司管理行为，不构成犯罪。⑶关于关某代表穗鑫公司提供的95万元现金等财物，是黄某生以北区公司负责人身份与关某共同向谢某行贿，属单位行贿，不应认定为黄某生的受贿数额；黄某生收受关某的20万元不构成索贿，且指控黄某生收取18万元沉香等礼物，证据不足。3、黄某生主动到纪委投案并交待与丁某、关某、谢某之间的经济往来，是自首，且积极退赃，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改判。综上，黄某生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原审认定黄某生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数额1、根据法律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相关合同及设计施工图纸、证人证言、上诉人黄某生的供述等证据证实，黄某生在涉案公司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收取：丁某48万元，陈某乙、吴某40.5万元（个人实际分得30.5万元），关某163万元以及刁某2万元，黄某生的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根据法律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本案中，证人谢某、廖某的证言、黄某生的供述等证据证实，黄某生为了提高其担任北区公司总经理的政绩，以个人名义向时任广州白云供电局局长谢某贿送财物9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三、关于量刑情节1、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不是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对犯行贿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
（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三）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
（四）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五）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
（六）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调查突破、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
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黄某生
crime: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行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年

案例二：
彙某1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浙0110刑初1191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6］6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某1犯受贿罪，于2016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芬、代理检察员梅哲宾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某1及其辩护人沈国勇、陈浩然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己审理终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3月，被告人余某1被任命为某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从2010年9月起，被告人余某1在担任某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及负责政府常务工作期间，兼任中共浙江某某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浙江某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经济开发区等工作，直至2014年8月担任中共某某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09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余某1利用上述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无锡市堰桥镇千某木业经营部老板杨某1、浙江省隧某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省隧某公司）、某某千某品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丰某1、某某千某黄某山庄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汪某1、杭州千某大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黄某1等为获得帮助及感谢其关照所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8126000余元、美金10000元。具体如下：1、2009年下半年至2012年11月期间，被告人余某1先后两次收受杨某1为感谢其在杨的儿子入职晋升、业务介绍等方面的帮助及希望继续获得关照而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900000元。2、2011年9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余某1先后多次收受省隧某公司为感谢其在该公司承接某某县文某苑口一期三标、丰某2地块二期、汾某城乡统筹产业示范区等多个工程上的帮助，而通过该公司总经理汪某2所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4498000元。3、2012年初，被告人余某1在向丰某1购买千某开发路3＊＊号商铺过程中，以商铺租金抵扣购房贷款本息的方式，收受丰某1为搞好关系而给予的好处，共计人民币300000元。4、2012年底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余某1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汪某1为搞好关系以便获得关照而给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2300000元。具体是：（1）2012年底或2013年初，被告人余某1在杭州大厦收受汪某1所送的人民币300000元。（2）2015年初，被告人余某1与汪某1商定由汪某1出资2000000元作为被告人余某1给特定关系人肖某1的安家费，其中1000000元作为肖某1购置房屋的费用，剩余的1000000元暂存于汪某1处由汪某1每月支付1.5%的利息。2015年4月，被告人余某1通过肖某1收受汪某1给予的1000000元用于购买及装修房屋，并从2015年5月起收取汪某1按约定支付的利息共计人民币105000元。5、2013年，被告人余某1先后两次收受黄某1为了感谢其在丽某居项目上的关照及希望继续获得关照而送的人民币128000余元、美金10000元。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书证、价格认定书、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某1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惩处。被告人余某1辩称，（1）指控第3节中，其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商铺当时每月按揭款与租金之间的差额不大；（2）指控第5节中，其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也未接受黄某1的请托，且黄某1为其房屋装修支付的款项与其实际支付的20万元之间的差额未达12.8万余元。辩护人提出，（1）指控第3节中，因被告人余某1主观上认为涉案的3＊＊号商铺的购房贷款本息与商铺租金之间的差额为10万元，还贷金额低于180万元，商铺实际租金高于150万元，故该节的受贿金额应认定为10万元，其中2015年11月以后的3＊＊号商铺的购房贷款本息与商铺租金之间的差额应认定为犯罪未遂；（2）指控第4节第（1）小节中，2012年底或2013年初，被告人余某1从汪某1处收受钱款的数额应为20万元；指控第4节第（2）小节中，被告人余某1的受贿金额为肖某1从汪某1处实际收受的金额，若最终认定该受贿金额为200万元，则其中的80万元应系犯罪未遂；（3）指控第5节中，被告人余某1在黄某1不收钱的情况下仍支付了20万元，余某1与黄某1对于房屋装修总价30余万元均不知情，故该节中装修款的差价12.8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款；（4）被告人余某1具有主动、如实供述的情节，且未违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杨某1之间的90万元系转化型受贿。综上，恳请对被告人余某1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某1于1998年6月至2002年1月任中共某某县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于2007年3月起任某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于2010年9月至2014年7月，先后任中共某某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某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国土资源局、青某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青某新城）等部门，并兼任中共某某县青某新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青某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浙江某某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浙江某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于2014年8月至案发，担任中共某某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务，协助书记负责县委日常工作。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关于建立中共某某县广播电视局党组及袁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提名储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提议刘某1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提名余某1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钱某1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柴某等6名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余某1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边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县长、副县长分工调整的通知、关于明确县长、副县长分工的通知、关于县委常委分工的通知；某某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余某1辞去某某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证人洪某1、江某1的证言；户籍证明、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余某1在担任前述职务期间，利用分管国土资源局、青某新城等部门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无锡市堰桥镇千某木业经营部经营者杨某1、浙江省隧某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省隧某公司）、某某千某品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丰某1、某某千某黄某山庄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汪某1、杭州千某大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某公司）实际负责人黄某1的贿赂款物，并将贿赂款用于购买房屋、进行营利活动、个人开支等。具体如下：1、2009年下半年、2012年11月左右，被告人余某1先后两次分别以向杨某1借款20万元、50万元为名，收受杨某1为感谢其在杨某1儿子的入职晋升、业务介绍等方面给予的帮助及为与其搞好关系以继续获取关照而送人民币30万元、60万元，共计人民币90万元。被告人余某1收受前述贿赂款后，将钱款用于购买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及个人开支等。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杨某1、杨某2、杨某3、詹某、宋某1、金某1的证言；事业单位新进工作人员定级工资审批表、年度考核登记表、鉴定材料、关于开展县级机关部门中层干部跨单位竞岗交流工作的通知、关于在中层干部跨单位竞岗交流、公开选拔工作中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的通知、笔试成绩登记表、面试成绩统计表、笔、面试成绩登记表、关于毛勇锋等同志任职的批复；模板购销合同；转账交易成功截图；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2011年9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余某1先后多次收受省隧某公司为感谢其在该公司承接某某县文某生态工业区块浪苑口一期三标土石方工程、丰某2地块二期土石方工程、汾某城乡统筹产业示范区土石方工程等多项工程中的帮助而送的钱款共计人民币449.79万元。被告人余某1收受前述贿赂款后，将钱款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及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西北侧保利半岛1号公寓4号楼2＊＊＊房、归还借款、个人开支、借款给金某2并在金某2还款后将钱款汇入丰某1账户开展营利活动等。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汪某2的证言、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11月开始，其任省第某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务，省隧某公司系省第某地质大队下属的国有企业；2011年至2013年10月期间，省隧某公司通过被告人余某1的帮助，在某某县承接了大量的工程，省隧某公司通过他人或直接给被告人余某1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49.8万元，其中2012年4月左右，其将王某1准备的内有人民币20万元的茶叶礼盒到余某1家门口的小路上送给了被告人余某1，2013年10月，其让王某1准备了40万元到余某1家旁边将该钱款送给了余某1的事实；（2）证人王某1的证言、情况说明，证实2010年1月起，其任省隧某公司第二工程处经理，2011年开始，省隧某公司通过邀请招标或直接委托的方式承接了某某县的10余个项目，2011年至2013年10月期间，汪某2与其商议后多次给被告人余某1好处费共计449.8万元，其中2012年4、5月，其按照汪某2的指示准备了20万元，并将该20万元装入茶叶礼盒中与汪某2一起到余某1家中附近，汪某2将该茶叶礼盒送给余某1，2013年10月，其按照汪某2的指示准备40万元，并与汪某2一起到余某1家附近，汪某2自行提了装有40万元钱款的拎包下车，二十分钟左右后，汪某2空手回到车上的事实；（3）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其在省隧某公司第二工程处任会计，2011年9月，其按照王某1的要求将170万元以支付劳务工程款的名义汇入杭州赢某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某公司），再通过该公司将169.99万元汇入杨某1账户中；2012年11月、2013年3月，其两次按照王某1的要求，让赢某公司共将100万元汇入丰某1的账户；2013年8月，其按照王某1的要求将119.8万元通过赢某公司账户汇入杨某2的账户；2013年6月，王某1以需要支付某某片的相关费用为由让其准备人民币100万元，其按照程序将100万元汇入徐某1的账户中，徐某1取现100万元给其，王某1从其处领取其中的40万元，剩余的60万元其已交给陈春和；另2012年5月，徐某1跟其核对账目时，告诉其王某1从他处拿了20万元的事实；（4）证人徐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起，其任省隧某公司第二工程处的出纳，并兼某某项目部出纳；2012年5月，其应王某1的要求将现金20万元交给王某1；2013年6月，其按照陈某1的要求将省隧某公司汇入其个人账户中的人民币100万元，取现后交给陈某1的事实；（5）证人柯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赢某公司出纳部工作人员，其所在公司与省隧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一般是省隧某公司将钱款汇入其公司后，其按照省隧某公司的要求将钱款汇入指定账户，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事实；（6）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2011年，余某1提出要用其父亲杨某1的账户进行转账，其回家告诉杨某1，最后杨某1按照余某1的要求签订协议、接受钱款的事实；（7）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夏天，其儿子杨某3从余某1家中回来后告诉其，余某1的同学要到某某搞土石方工程需要其帮忙，之后余某1打电话给其讲了该事，后汪某2联系其见面，并让其在协议上签字，其见到劳务费150万元后未敢签字，其与余某1沟通后汪某2、王某1将修改后的协议给其，其签字（时间是倒签的），一段时间后，王某1将169.99万元汇入其银行卡，之后的一天，其到余某1办公室，余某1称要将该钱款借给在场的金华人，该金华人出具“借到160万，5分的利息，还款期限1年，本息总计240万”的借条后其将借条给余某1，次日，其将其中的160万汇入该金华人的账户中，另其根据余某1的要求，将剩下的9.99万元凑成10万元给余某1了的事实；（8）证人金某2的证言，证实2011年，余某1称他可以借给其人民币160万元，还将一杨姓男子介绍给其，并让杨姓男子通过银行汇给其160万元，之后其向余某1支付利息，2015年7月，其按照余某1的要求让妻子陈某2将200万元汇入余某1指定的账户中的事实；（9）证人杨某2（杨某1的女儿）的证言,证实2013年8月,被告人余某1打电话给其欲通过其银行卡走账,其同意后，二笔共计119.8万元钱款汇入其账户,其按照余某1的指示将其中的89.8万元汇入章某1（被告人余某1的亲属）的账户,剩余的30万元余某1用于偿还曾从其处借走的借款的事实；（10）证人章某2（被告人余某1的妻子）的证言，证实其家购买书某小区房屋的款项人民币90万元系被告人余某1筹集的，后其家用该房的退房款购买了海南省万宁保利半岛某号的房屋的事实；（11）证人丰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初，其按照被告人余某1的要求将自己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发给汪某2，汪某2汇入该卡人民币50万元作为余某1支付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的购房款，2013年3月初，其将自己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号告诉余某1后该卡收到50万元，被告人余某1称该款用于支付3＊＊号商铺的购房款，2015年7月，被告人余某1汇给其200万元用于炒期货，二人还约定炒期货的出资金额及比例的事实；（12）证人洪某1、江某1、王某1、叶某1、周某1、方某1、李某1的证言、关于要求文某生态工业区块浪苑口一期三标土石方工程施工招标采用邀请招标的请示、简复单、工程预算审批单、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关于要求丰某2二期土石方、边坡治理、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施工采用邀请招标的请示、会议纪要、预算书、招标投标情况报告、会议笔记、关于近期招投标管理工作相关问题处理意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关于某某县公共资源交易方式的补充意见、某某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标办法，证实省隧某公司承接某某县文某生态工业区块浪苑口一期三标、丰某2地块二期、汾某城乡统筹产业示范区等土石方工程的招投标过程、方式等情况的事实；（13）关于要求与杨某1同志在浙江省某某县开展合作经营的报告、合作协议书，显示2011年2月20日，被告人杨某1与省隧某公司第二工程处签订协议，约定杨某1为省隧某公司第二工程处在某某县区域内联系工程施工项目，并可收取2%的报酬的事实；（14）记账凭证、转账通知书、汇款申请单、进账单、网上银行转账凭证、现金支票存根、领款单、电汇凭证、现金交款单、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借款单、客户专用回单、取款凭条、转账交易成功截图、个人结算业务申请单、产品资料查询、历史交易明细表，证实2011年9月2日，省隧某公司将人民币170万元汇入赢某公司账户,科目为第二工程处文某良苑土石方工程，2011年9月5日，赢某公司分二次将169.99万元汇入户名为杨某1的账户；2011年9月22日，户名为杨某1的账户汇入户名为金某2的账户160万元；2012年11月6日，赢某公司将50万元汇入户名为丰某1的账户，备注信息为省隧某-文某生态工业园；2012年11月12日，省隧某公司将人民币80万元汇入赢某公司，同日，赢某公司汇入徐某1的账户30万元；2013年3月8日，户名为陈某1的账户汇入户名为丰某1的账户50万元；2013年6月4日，省隧某公司汇入户名为徐某1的账户100万元，2013年6月22日，徐某1从其账户中支取该钱款100万元；2013年8月1日，省隧某公司将125万元汇入赢某公司，次日，赢某公司二次汇入户名为杨某2的账户共计119.8万元；2013年8月9日，户名为杨某2的账户汇入章某1的账户人民币89.8万元；2013年8月10日，章某1的账户现支104万余元；2014年7月7日，杭州居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入户名为章某1的账户100万余元，2014年7月10日，该账户现存17万元，2014年9月5日，户名为章某1的账户汇入万宁腾某发展有限公司账户109万余元；另有王某1等人于2012年、2013年期间多次从省隧某公司支取现金的情况；（15）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0年底，其与汪某2见面时谈及某某经济开发区的文某产业园土石方开挖工程，汪某2向其表达了想承接该工程的意愿，其向领导汇报后确定省隧某公司承接该工程，为了确保省隧某公司中标，相关部门还向县政府打了申请报告，并得到同意的回复，使得邀请招标方式在形式上达到要求，最终省隧某公司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承接了相应的工程；2012年、2013年，某某经济开发区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将丰某2地块的土石方开挖工程、汾某、浪某工业园的土石方开挖工程等工程交由省隧某公司承接；省隧某公司为感谢其的帮助，通过汪某2给其好处费共计约450万元，其将上述钱款用于购买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及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西北侧保利半岛1号公寓4号楼2＊＊＊房、归还借款、个人开支、借款给金某2并在金某2还款后将钱款汇入丰某1账户进行营利活动等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1从省隧某公司收受的贿赂款为人民币449.8万元，经查，在案的证人陈某1的证言、银行明细等书证与证人杨某1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余某1从省隧某公司收受的贿赂款为人民币449.79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的其余指控有误，本院不予认定。3、2011年1月，丰某1购得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支付首付款后于2012年1月左右开始归还按揭贷款，2012年初，被告人余某1与丰某1约定余某1从丰某1处受让千某开发路3＊＊号商铺（但不变更所有权登记），商铺继续由丰某1租用，并由余某1支付丰某1为该商铺支付的首付款、税费等费用（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被告人余某1分数次依约支付前述款项），同时，被告人余某1及丰某1均在明知该商铺当时每月按揭款高于相应租金的情况下，商定由丰某1继续支付按揭款的方式抵付丰某1应付被告人余某1该商铺的租金。丰某1依约支付按揭款，直至案发。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丰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8、9月，其在湖南做服装生意时与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挂职的被告人余某1相识，2011年1月，其与妻子沈某1购得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的商铺，首付款50%，剩余房款127万元系按揭贷款，按揭款的起算时间为2011年11月，期限是10年，开始还款时间为2012年1月；2011年12月，其租用开发路4＊5号商铺，并与其所购得的开发路3＊＊号、4＊1号商铺装修后用于经营美容中心；2012年3月，被告人余某1提出将其中一间转让给他，其夫妻二人同意，被告人余某1问其价格，其讲扣除按揭款约150万元左右，余某1同意，还称可以继续将该商铺租给其使用，并提出等过段时间才能给其钱款，其同意；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初，余某1四次让汪某2或他的亲戚或他人汇入其银行卡共计180万元（其中的部分钱款系被告人余某1用于偿还之前从其处借走的款项的），2013年3、4月，其与被告人余某1签订了时间为2012年1月1日、约定转让价格为1449320.87元（即为其支付的该商铺的首付款、补面积差价、物业维修基金、契税、印花税、政府收费等费用）的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转让协议，被告人余某1还提出由其继续支付按揭款的方式抵付其应付被告人余某1该商铺的租金，期限即为偿还按揭贷款的十年，其为与余某1搞好关系以获取帮助，在明知该商铺的十年按揭款为180万元左右，十年租金为150万元左右的情况下同意了余某1提出的前述方案，以及被告人余某1曾在其购房、业务承接、经营餐饮等方面均给予过关照的事实；（2）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底，其丈夫丰某1先后通过余某1的关照，购买了千某镇绿某园的一套排屋及开发路3＊＊号、4＊1号商铺，2013年上半年，丰某1告诉其，他以原价140余万元的价格将3＊＊号商铺转让给余某1，并签订了协议，双方还约定十年中，由丰某1继续支付按揭款的方式抵付丰某1应付被告人余某1该商铺的租金；经其了解，该商铺十年的租金估计150万元左右，而按揭本金及利息共计180余万元，其听丰某1讲他是为了与余某1搞好关系才这样做的，丰某1确实也多次找被告人余某1帮忙，余某1还将部分公务用餐安排到其等人经营的布某饭店中的事实；（3）证人洪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某某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其曾因工作原因，经办公室安排到布某饭店吃饭的事实；（4）证人江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其听说被告人余某1与丰某1关系较好，知道余某1将绝大多数公务用餐安排在丰某1经营的饭店中的事实；（5）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联、商品房交接书、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交易明细、贷款明细，证实2011年1月17日，丰某1、沈某1从养生堂浙江千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总价为2500497元（建筑面积为267.98平方米）的价格购得坐落于开发路3＊＊号的商铺，按揭贷款为127万元，贷款期限为120个月（从2011年11月22日至2021年11月22日），贷款利率采用按月等额本息还款法，基本每月应还的金额为15480.84元，商品房交接书上载明建筑面积为285.01平方米，总房价款为2627012元，其中贷款127万元，以及丰某1实际归还贷款本息的相关情况的事实；（6）转让协议，证实被告人余某1以2627012元的价格从丰某1处转让所得千某镇开发路3＊＊号绿某园商铺，约定余某1需支付丰某1已付清的所有款项1449320.87元，签订协议后丰某1将所有的合同、证件均移交给余某1，余某1将该商铺租赁给丰某1做经营场地使用，租赁期限按该商铺银行按揭合同还款期同步进行（2012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1日的事实；（7）租金清单，证实沈某1的笔记本中记载何方（应系开发路4＊5号商铺的业主）的租金按年递增，每年的租金为6万元、10万元（2012.11.30已交）、110000元、115500元、121300元（此前的租金已按年付清）、127300元、137300元、148482元、160360元的事实；（8）关于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房租价格的认定结论，证实经认定：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于2012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房租总价为人民币1141843元的事实；（9）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联、购房优惠审批单，证实丰某1购买开发路3＊＊号、4＊1号商铺的折扣为97折，该审批单上注明系被告人余某1联系的事实；（10）营业执照、公司基本情况，证实丰某1、沈某1经营某某千某品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事实；（11）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0年底，其与丰某1商定先由丰某1购买千某绿某园商铺二间，并均登记在丰某1的名下，等丰某1购买之后再将其中一间转卖给其，2011年初，丰某1购买了开发路3＊＊号、401号商铺，2011年底或2012年初，丰某1采用首付加贷款按揭的方式购买了上述商铺，其提出购买开发路3＊＊号商铺后二人商定有关商铺转让的事情，2012年底或2013年初，二人补签了转让协议，并依协议约定由其保管3＊＊号商铺的购房合同、契证、发票等材料，但不变更登记（其可以随时办理过户手续），当时二人约定该3＊＊号商铺继续租给丰某1使用，丰某1提出由丰某1继续支付按揭款的方式抵付丰某1应付给其该商铺的租金，且贷款期限与租期相同，其同意，其间，其支付了约定的款项的事实，另其在侦查阶段供认据其估计，丰某1贷款本金及十年的贷款利息共计170万元左右，该商铺的租金大概150万元左右，故相当于丰某1给了其20万元左右的好处费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余某1辩称该节中，其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商铺当时每月按揭款与租金之间的差额不大，经查，在案的证人丰某1、沈某1的证言与被告人余某1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余某1在明知该商铺当时每月按揭款高于相应租金的情况下，商定由丰某1继续以支付按揭款的方式抵付丰某1应付被告人余某1该商铺的租金，且系利用职务便利，其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双方的行为在本质上系权钱交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公诉机关指控该节中，被告人余某1以商铺租金抵扣购房贷款本息的方式，从丰某1处收受好处费30万元；辩护人提出因被告人余某1主观上认为涉案的3＊＊号商铺的购房贷款本息与商铺租金之间的差额为10万元，还贷金额低于180万元，商铺实际租金高于150万元，故该节的受贿金额应认定为10万元，其中2015年11月以后的3＊＊号商铺的购房贷款本息与商铺租金之间的差额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经查，在案的仅有证人丰某1、沈某1陈述涉案的3＊＊号商铺的购房贷款本息与商铺租金之间的差额为30万元左右，并无其他客观证据予以证实具体准确的金额，故依照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节的受贿数额为30万元，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本院不予认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信。4、2012年底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余某1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汪某1为搞好关系以获得关照而给予的钱款。具体如下：（1）2012年底或2013年初，被告人余某1在杭州大厦收受汪某1所送的人民币30万元。（2）2015年初，被告人余某1与汪某1商定由汪某1出资200万元作为被告人余某1给特定关系人肖某1的钱款，其中100万元作为肖某1购置房屋等的费用，其余的100万元暂存于汪某1处由汪某1每月支付利息。之后被告人汪某1直接或通过他人给肖某1共计人民币130.5万元，肖某1将上述钱款用于支付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宝瑞轩福满阁7＊的房屋的购房款、税费、按揭及个人开支等。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汪某1的证言，证实2005年至2013年，其担任深圳某某同乡联谊会副会长，2013年开始，其担任深圳某某商会会长，其同时系某某县千某黄某山庄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作为深圳某某商会会长还经手操办与某某县高铁新区、某某县经济开发区等部门签订协议的相关事宜；2012年左右，其等人提出想在某某建造深圳片某某商人同乡会会所，当时的某某县委书记同意，并讲土地价格为每亩25万元左右，之后其等人按照审批流程报批酒店项目，2013年年初，某某县政府通知其等人土地价格为每亩68.8万元，其欲找余某1帮忙，2012年年底或2013年年初，其到杭州约被告人余某1在杭州大厦吃中饭，其给了被告人余某1一个装有田七、西洋参片等保健品的纸袋，并在该纸袋底层藏了人民币20万或30万元，一段时间后，其向余某1提及此事，并希望能降低土地出让价格，之后被告人余某1告诉其价格已无法改变，并做其思想工作，其公司最后以每亩68.8万元的价格购得该块土地；虽然事情未办好，但其也未向余某1讨回该钱款；2012年底或2013年初，被告人余某1作为某某县政府代表在深圳某酒店参加深圳某某商会成立大会，其陪同参观了华某欢乐海岸项目，肖某1作为该项目的现场讲解员，带着被告人余某1等人参观，并与其等人一起吃晚饭，其间，其半开玩笑讲像肖某1这样能干的人以后可到其公司工作，几天后，肖某1向其表明想到其公司上班的意愿，此后，被告人余某1也问其是否安排好，其便按照流程招聘了肖某1到赛某集团下属电子商务公司综合部当业务主管；之后被告人余某1数次到深圳时均由肖某1陪同，其猜测该二人可能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告人余某1还向其流露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他的女儿因为脑瘫不能正常生活，想再要个孩子以后可以照顾姐姐）；2015年年初，被告人余某1告诉其肖某1怀孕了，他想要肖某1怀的孩子，其讲其会安排好该事情的，之后，其安排肖某1到香港分公司任行政部副经理，余某1提出想给肖某1购房但缺少钱款，其随即表示会拿出安家费200万元给肖某1，其还建议余某1先在深圳福田保税区购房，并用100万元支付首付款，其余款项按揭贷款，剩余的100万元先放在其处，其每月给肖某1利息1.5万元，该款项可支付按揭款并可保障日常的花费，若以后提出要的话，也可一次性将剩余的100万元给对方；余某1同意后其将方案告诉肖某1并征得了她的同意，其还让其下属刘某2出具了内容为“向肖某1借款100万元、按月支付利息1.5万元，若肖某1要全额取回100万元，则需提前一个月提出要求”的借条；余某1告诉其肖某1挑好房子后，其先给了肖某1100万元，2015年6月底开始，其让刘某2每月汇入肖某1指定的账户1.5万元，被告人余某1被抓获后，肖某1还从其处拿走了现金20万元，肖某1还让其每月向她的银行卡汇入8000元用于归还按揭贷款，以及其系为与余某1搞好关系以获取余某1对其业务的关照及帮助，且之前其在某某的项目找过余某1帮忙等原因才送肖某1钱款的事实；（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左右的一天，被告人余某1约其到杭州大厦27楼鸟语花香酒店吃饭，同桌的人还有余某1的一位朋友，被告人余某1的朋友是否带纸袋子来其记不清楚的事实；（3）证人肖某1的证言、说明，证实2013年年底，某某县政府领导干部到其工作的深圳市华某项目考察，其负责接待工作时认识了被告人余某1，之后其与余某1认识、熟悉，2014年4月，其到了汪某1所在的赛某公司工作，之后其与余某1在深圳发展成为情人关系，被告人余某1也流露出因他的女儿健康状况不佳，想再生个孩子的想法，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余某1给其20万元，2015年1月，其怀上了被告人余某1的孩子，经再三考虑于2015年3、4月决定生孩子，余某1又给其20余万元，另被告人余某1还提出给其买套房子，并称汪某1会支付购房费用的，汪某1与余某1约定汪某1为其生孩子买房子的事情出资200万元，先给其100万元，剩余的100万元汪某1按每月利率1.5即15000元支付利息，如果想拿回剩余的100万元也可以，其以188万元的价格购得福田保税区的房子，并从从汪某1处共拿了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5月至同年11月，汪某1按照约定每月汇入其银行卡15000元，同年11月，汪某1带刘某2到其处，刘某2给其出具了向其借款100万元、利息每月1.5分即15000元的借条（该借条目前已遗失），另其知道余某1被抓后到汪某1处拿了现金20万元，汪某1还与其约定该20万元作为本金从剩余的100万元中扣除，故本金减为80万元，每月利息为12000元，暂时每月给其8000元支付按揭款，剩余部分以后再讲，但利息实际已于2015年12月停止支付，故其从汪某1处实际拿到的钱款应为130.5万元的事实；（4）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2000年开始，其一直任职于赛某公司，2015年5、6月，老板汪某1要求其每月汇款1.5万元给肖某1，之后其于每月月底通过其个人招商银行账户汇入肖某1的账户共6次左右，2015年10月底左右，其与汪某1到肖某1家中，向肖某1出具了一张内容为其向肖某1借款100万元、每月支付利息1.5万元的借条，但其实际与肖某1之间无经济往来；另2015年12月1日，其按照汪某1的指示取了20万元交给汪某1的驾驶员，之后汪某1告诉其该20万元给肖某1了，并可作为本金在100万元借款中予以扣除，故每月的利息为1.2万元，并让其每月汇款8000元给肖某1的事实；（5）证人宁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4、5月，汪某1向其借款90万元，并让其将该90万元汇入户名为肖某1的账户的事实；（6）联席会议纪要、某某县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土地估计报告、专题会议纪要、国有土地挂牌出让申请审批表、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司基本情况，证实2011年5月，某某县政府联席会议形成同意出让黄某山地块、明确由国土局牵头对该地块进行收储的纪要，2012年12月，某某县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对黄某山地块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评审，2014年7月，某某县政府同意出让黄某山地块16200平方米（约24.3亩）土地，公开出让底价1628.1万元；2014年9月，汪某1为法定代表人的某某千某黄某山庄有限公司与某某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事实；（7）项目合作意向书、项目投资协议书、“大某2”水岸城旅游综合开发框架协议书、公司基本情况，证实2014年至2015年期间，赛某公司与某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某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单位签订相关协议，某某县千某高铁新区管委会与某某千某白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刘某2等人）签订相关协议等事实；（8）不动产资料电脑查询结果、深圳市房地产登记申请表、房地产证、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个人住房借款合同，证实2015年5月28日，肖某1以188万元的价格竞得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宝瑞轩福满阁7＊的房屋，其中贷款112万元的事实；（9）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表、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历史交易明细表，证实2015年4月，户名为肖某2的账户汇入户名为肖某1的账户人民币90万元；2015年5月底至同年11月底，户名为刘某2的账户每月底汇入户名为肖某1的账户1.5万元，共计10.5万元，2015年12月，户名为刘某2的账户取现20万元的事实；（10）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汪某1自己的公司及他担任副总的赛某集团在某某均有开发投资项目，其中汪某1打算竞拍某某黄某山地块用于建造酒店时，希望获取其的帮助让土地的挂牌出让价格低一点，2013年至2014年期间，汪某1代表赛某集团经常与某某经济开发区洽谈杭州西斗门地块的合作开发项目，并找其帮忙；2012年底或2013年初，汪某1在杭州大厦的餐厅与其吃饭时，送其一只装有保健品、内有人民币30万元的纸袋，当时吃饭时其还叫来了李某2；2015年，其情人肖某1怀孕后，汪某1与其约定为其拿出200万元给肖某1作为安家费，其中100万元用于支付肖某1的购房首付款等，剩余的100万元放在汪某1处，由汪某1每月支付肖某1利息1.5万元，如果肖某1想要该100万元本金，也随时可从汪某1处支取，据其所知，其中100万元已经被肖某1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装修款等，其余的100万元放在汪某1处理财，利息用于肖某1的个人开销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辩护人提出该节第（1）小节中，2012年底或2013年初，被告人余某1从汪某1处收受钱款的数额应为20万元，经查，在案的证人汪某1的证言与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的部分，证实被告人余某1从汪某1处收取的钱款为人民币3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辩护人提出该节第（2）小节中，被告人余某1的受贿金额为肖某1从汪某1处实际收受的金额，经查，在案的证人汪某1的证言与证人肖某1的证言及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余某1已与证人汪某1商议由汪某1出资200万元作为被告人余某1给特定关系人肖某1的安家费，被告人余某1对该200万元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故被告人余某1的该部分受贿金额应为2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5、2013年，被告人余某1收受大某公司的负责人黄某1为了获取其在某某县丽某居项目上的关照及为搞好关系所送的美金10000元（折合人民币62000余元），并收受了黄某1为其房屋装修支付的人民币12.8万余元。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其经营的大某公司在某某县开发了丽某居项目，其希望能够改变该项目中的4亩用作停车场的土地的性质，2012年左右，其为与被告人余某1搞好关系送余某11万美元，2013年左右，其为与余某1搞好关系，找来了唐某负责装修余某1的房屋，装修花费共计20余万元，最后被告人余某1与其约定给其装修款20万元，其还将装修的清单给余某1的事实；（2）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左右，黄某1让其帮忙装修一套位于南山路附近的四宜路水沟巷附近的余姓县长的房屋，黄某1还叫来刘某3一起负责该房屋的装修，其共支付该房屋的装修费用4、5万元，刘某3主要负责装修材料的采购，从清单上看，其与刘某3支付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6万余元的事实；（3）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实2013年左右，黄某1让其帮唐某一起负责装修水沟巷的一套二手商品房，一般钱款均由其先预付，后拿发票找黄某1报销，从清单上看，黄某1实际为该房屋支付装修款26.6万余元，其中24万余元系其整理后交给黄某1支付的，其余的2万余元是唐某先行支付的，另外，该房屋的空调、地热的钱款共计6万余元也是黄某1支付的的事实；（4）证人朱某的证言、设备销售安装合同、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其所在的杭州大某3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为南山路水沟巷的一套房屋做了空调、地暖等工程，价格系其与唐某谈好的6.2万元，2013年4月、2014年1月，黄某1二次共计将该6.2万元通过杭州辰宇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给其的事实；（5）证人章某2的证言，证实水沟巷2＊号＊单元1＊＊室的房屋系被告人余某1找黄某1帮忙装修的，被告人余某1最后支付装修款20万元（该钱款是用2013年余某1放在清波新村房子中其女儿席梦思床下面的四、五十万元现金中的20万元支付的），余某1带回家的档案袋中装了南山路水沟巷2＊号家装材料汇总表及相关票据凭证的事实；（6）房地产业发展专题会议纪要、土地出让金缴费通知书、成交通知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划设计方案审核意见书、函、反馈单、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送达回证、会议纪要、交办单、阅办单、恳请书、告知单，证实2012年5月，县领导召集相关部门召开房地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同意将丽某居项目2674.53平方米停车场用地性质调整为商服（商业办公）用地，2012年8月，大某公司以650.62万元的价格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4年10月，某某县规划局因该局收到丽某居小区约23户居民对项目地块的土地权属、用地性质、道路等方面提出质疑的书面信访材料，认为待相关单位厘清上述问题后再予以办理规划相关手续的事实；（7）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证实2013年1月至同年4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情况；（8）南山路家装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家具报价单、中央空调空调负荷计算、报价表、综合单价报价表、地热方案、南山路水沟巷2＊号家装材料汇总表、南山路水沟巷2＊号家装汇总表、南山路水沟巷2＊号家装材料一览表、收款收据、销货清单、收据、领付款凭证等，证实涉案的房屋的装修材料、人工等费用情况，经核算，黄某1为南山路水沟巷2＊号装修的部分费用（不含地暖、中央空调）共计26.6万余元的事实；（9）收条，证实该收条的内容为“8月15日收到现金20万元整，2013年8月15日。2013年12月8日双方结清各种款项交付装修钥匙。余某1。2013年12月8日”的事实；（10）杭州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证实2013年3月21日，被告人余某1因研修出访美国，并停留21天的事实；（11）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经杭州市余杭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四宜路水沟巷2＊号＊单元1＊室房屋内部分装饰以2013年6月为基准的认定价格为339486元的事实；（12）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下半年，其经他人介绍与黄某1相识，2012年左右，黄某1想改变丽某居项目中露天停车场的土地的性质，并将该土地用于建造住宅楼，其拒绝，黄某1再次提出底层用于建造停车场，停车场上建造住宅的想法，其讲需要征得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才考虑该该地作为商业用地出让，一段时间后，黄某1提出了改变该土地用途的申请，并附上了三分之二业主的签名，后县长组织召开规划联席会议讨论该事，同意通过公开招拍挂的形式出让该土地，之后因部分业主上访称黄某1伪造了业主的签名，经调查发现部分签名确系伪造后县里终止了相关审批流程，黄某1让其帮忙能够继续通过规划审批，其拒绝，其间，其于2012年5月左右从黄某1处收受了1万元美金，2013年，黄某1知道其购买了水沟巷房屋后帮其装修了房屋，向其出示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等材料中记载内容真实，另该房屋购买的空调、地热6.2万元系黄某1另行支付，之后其支付了装修款20万元，具体价格未详细计算，其清楚该价格肯定是相对便宜的事实；其在侦查阶段曾辩称基础装修中的大部分费用是黄某1支付，包括空调、地热等部分钱款系其自己支付的，其估计黄某1为其房屋的装修出资20余万元。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余某1辩称其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也未接受黄某1的请托，且黄某1为其房屋装修支付的款项与其实际支付的20万元之间的差额未达12.8万余元；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余某1在黄某1不收钱的情况下仍支付了20万元，余某1与黄某1对于房屋装修总价30余万元均不知情，故该节中装修款的差价12.8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款；经查，（1）在案的证人黄某1的证言与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余某1明知黄某1为其支付的装修款高于20万元的情况下仍支付了20万元，故被告人余某1主观上对于差额部分有受贿的故意；（2）在案的家装材料汇总表、一览表、收款收据、转账凭证等书证与证人黄某1、唐某、刘某3、朱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且有价格认定结论书予以佐证，证实黄某1实际为被告人余某1的房屋装修支付人民币32.8万余元，综上，足以认定被告人余某1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收受了黄某1送其的差价12.8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人余某1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788.79万元。案发后，被告人余某1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罪行。另查明，案发后，侦查机关扣押了被告人余某1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元，现暂存于本院账户；冻结了丰某1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的6217001540000796092账户内的人民币160万元，查封了被告人余某1用违法所得购买的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西北侧保利半岛1号公寓4号楼2＊＊＊房。在本院审理期间，本院查封了被告人余某1用违法所得购买的登记于肖某1名下的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宝瑞轩福满阁7＊房屋、登记于丰某1名下的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再查明，被告人余某1检举他人犯罪，尚未查证属实。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破案经过、情况说明；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随案移送赃款物品清单、浙江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协助查封通知书；刑事裁定书；送达回证；协助执行通知书；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卡取款凭条、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存根联；情况说明；户籍证明；被告人余某1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某1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受贿数额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辩护人提出指控第4节第（2）节中，其中的80万元应系犯罪未遂，经查，该节中，被告人余某1与汪某1商定受贿款的金额、主要用途、受贿款的交付方式等内容，之后汪某1依事先约定交付钱款时，受贿行为已完成，依法应认定为犯罪既遂，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余某1因涉嫌受贿被动到案后，除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受贿罪行外，还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余某1部分退赃，且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某1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2月27日起至2026年12月2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暂存于本院的被告人余某1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三、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冻结的违法所得丰某1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的6＊＊＊＊＊＊＊＊＊＊＊＊＊＊＊＊＊＊账户内的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四、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查封的被告人余某1用违法所得购买的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西北侧保利半岛1号公寓4号楼2＊＊＊房中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部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五、本院查封的被告人余某1用违法所得购买的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宝瑞轩福满阁7＊房屋、某某县千某镇开发路3＊＊号商铺中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部分，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六、继续追缴被告人余某1的其余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王学东审判员钱望浙人民陪审员沈国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沈国峰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余某1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