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一审判决认定：一、滥用职权的事实毕节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撤地建市后为毕节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建投公司）是在原毕节地委、行署的领导下，搭建融资平台，为毕节地区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毕节地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改制为毕节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撤地建市后为毕节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房开公司）是由市建投公司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2006年12月28日，市房开公司与贵州中大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恒基公司）签订联合开发愉景华庭项目合同。愉景华庭项目中的小区房产部分为解决公务员住房问题而建，房产的分配、出售、定价均要执行政府决定。合同规定以市房开公司的名称、资质进行项目开发建设。2007年1月10日，市房开公司和中大恒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市房开公司投入资金400万元，占股49%，中大恒基公司投入资金420万元，占股51%，盈利和亏损按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和承担，该项目属于代毕节市政府建设的公务员小区项目。愉景华庭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市房开公司副经理罗某、黄某，中大恒基公司董事长时某、总经理张某商议，以给职工发放加班费、福利、奖金以及请客、送礼等相关支出为名，商量从愉景华庭项目建设的Ａ、Ｂ、Ｃ、Ｈ、Ｉ、Ｊ栋以增加人工工资及虚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合作双方在愉景华庭项目上的建设资金，其中，Ａ、Ｂ、Ｃ栋套取资金1798770.97元，Ｈ、Ｉ、Ｊ栋套取资金1590002.54元，共套取资金3388773.51元。被告人叶真文身为市房开公司董事长，在明知套取资金的行为给国家造成损失而不加以制止，同意下属采取虚增工程量及虚增人工工资手段，套取国有资金用于请客、送礼、发放奖金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660499.02元。另查明，案发后，从愉景华某列工程项目上分得奖金、补贴的黄某、罗某、候长燕、王某1、时某、张某已向检察机关上缴各自所得的涉案款，以上共计527167.46元。二、挪用公款的事实2013年8月30日，被告人叶真文个人决定以市建投公司的名义借款750万元给贵州众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王某2，王某2于2013年9月3日归还借款。为感谢叶真文拆借款项，事后王某2送给叶真文4万元。2013年11月20日，叶真文个人决定以市建投公司名义借款2900万元给毕节市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王某2，王某2于同月26日归还借款。为感谢叶真文拆借款项，事后王某2送给叶真文10万元。叶真文两次借款给王某2的公司，王某2均用于归还因生产经营所需购买钢材等向银行的贷款。三、受贿的事实被告人叶真文自2007年起至2013年担任市建投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索取康某、尚某、扈某等十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13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1年至2013年期间，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南环东路二标段道路修建工程、毕节试验区科技文化中心景观及绿化工程的承包人康某多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13万元。2、2009年至2011年期间，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学院路道路修建工程承包人尚某两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3万元。3、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望城路道路修建工程、党校路桥梁工程承包人池某四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4万元。4、2011年10月的一天，叶真文以借款为名，向毕节市党校路2、3支道道路工程承包人朱某1索取贿赂20万元。5、2011年5月的一天，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草海大道道路修建工程承包合伙人徐某2向叶真文行贿5万元。6、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青年路步行街道路改造工程承包人吴某两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3万元。7、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纱帽山环境整治项目工程承包人王某4三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6万元。8、2010年6月的一天，为感谢叶真文在拨付工程款等方面提供的便利，毕节市郭家湾高架桥工程、环东路杨家塘桥工程承包人王某2向叶真文行贿3万元。2010年至2012年春节、2012年中秋节期间，王某2以拜年等名义四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4万元。2011年11月的一天，叶真文以借款为名向王某2索取贿赂15万元。9、2008年至2013年，市房开公司与中大恒基公司联合开发愉景华庭项目，中大恒基公司董事长时某、总经理张某为感谢叶真文在合作过程中给予的关照，多次向叶真文行贿共计43万元。10、市房开公司与生源公司联合开发私享家园房地产项目中，2011年12月的一天，叶真文以借款为名安排徐某1向实际投资并承建私享家园项目的扈某索要贿赂80万元。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叶真文共退缴赃款人民币163万元。一审判决将该行为同时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并数罪并罚，违背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叶真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3650万元借给其他单位进行营利活动，收受他人贿赂14万元的行为同时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且挪用公款罪属情节严重。叶真文的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但该罪行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尚未处理，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两罪中挪用公款罪系重罪，故对叶真文的行为应定性为挪用公款罪，其因挪用公款而收受的14万元，应在其受贿犯罪的总额中予以扣除。但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将该14万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叶真文
crime: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一年

案例二：
许某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浙0110刑初1247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6］6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许某犯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6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许某及其辩护人陈汶强到庭参加诉讼。其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受贿事实2005年至2014年，被告人许某担任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原良渚镇）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及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良渚文化村七贤桥项目推进小组副组长、良渚风情小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期间，利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项目等职务便利，收受黄某1、王某3、徐某等人为感谢其在厂房拆迁、业务承接等事宜中给予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财物，价值共约人民币196.9万元。具体如下：1、2005年至2006年，因黄某1在毗邻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征地红线其租用的七贤桥村五郎山水库地块搭建违章建筑，与文化村项目总体规划发生冲突，影响文化村项目的整体开发和景观视线，为保障项目推进，被告人许某按政府的要求进行协调，促使杭州良渚文化村开发有限公司租下该地块并补偿黄某1人民币140万余元。事后，被告人许某收受黄某1为感谢其在补偿协调等事宜中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现金人民币10万元。2、2008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位于的大陆工业园项目期间，多次收受在工业园承接土方业务的黄某1为感谢其在业务承接中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3、2009年至2011年，被告人许某在项目，负责农居点安置项目建设期间，收受承建农居点配套用房（综合大楼）1、2号楼的黄某1为感谢其在业务承接等事宜中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以帮助贷款给被告人许某儿子还债形式所送的现金人民币75万元，以向黄某1低价购房形式收受房屋差价款约人民币24.2万元。4、2010年下半年左右的一天，被告人许某在项目期间，收受承接七贤桥农居点配套用房（综合大楼）设计业务的王某3为感谢其在业务承接中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现金人民币2万元。5、2010年至2016年，被告人许某在项目期间，多次收受在文化村项目中承接土方业务的徐某为搞好关系所送的现金共约人民币3.7万元。6、2012年至2014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位于项目期间，收受黄某1为感谢其在厂房征迁等事宜中的关照所送的七贤桥村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房屋1套，价值约人民币70万元。据以指控的证据有：1、户籍证明、协议书等书证；2、证人黄某1、陈某1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4、搜查笔录等。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2013年，被告人许某担任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因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在七贤桥村开发矿坑公园需要租用的部分土地已被七贤桥村事先出租给盛某，经被告人许某的协调，由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予以租用并给予盛某地上建筑物补偿人民币500余万元。事后，被告人许某收受盛某为感谢其在协调中的关照所送的现金人民币50万元。据以指控的证据有：1、协议书等书证；2、证人盛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中受贿数额巨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较大，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许某辩称，1）起诉书指控的第1、3、6节受贿事实均不成立，其中第1节中其并未收受黄某110万元钱，第3节中的75万元系许某1与黄某1之间的债务关系，房屋差价款24.2万元系其投资所得，第6节中的涉案房屋1套系其子许某1投资购得；2）起诉书指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中的50万元系其向盛某的借款；3）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辩护人提出，1）起诉书指控的第1、3、6节受贿事实不成立；2）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3）被告人许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系初犯、偶犯，且一贯表现良好。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许某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许某担任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原良渚镇）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村集体事务，并相继任职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良渚文化村七贤桥项目推进小组副组长、良渚镇九曲双环线建设项目领导小组、良渚风情小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协助人民政府推进相关项目工作。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选举结果报告单、关于公布各村（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通知、关于调整良渚文化村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建立中国良渚文化村七贤桥项目推进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良渚镇九曲双环线建设项目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良渚街道“风情小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户籍证明；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一、受贿事实被告人许某利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相关项目的职务便利，收受黄某1、王某3、徐某等人为感谢其在厂房拆迁、业务承接等事宜中给予的关照，及为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贿赂款物，价值共约人民币186.9万元。具体如下：（一）2008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位于的大陆工业园项目期间，多次收受在工业园承接土方业务的黄某1所送人民币共计12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土方回填合同书、情况说明，证实黄某1（部分以张某1名义）承接大陆工业园区部分厂房塘渣回填工程的事实；2、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7年，良渚镇开发建设大陆工业园区，其承接了园区的土石方工程，协议是其和园区内的各个企业签订的，当时是靠许某、程某帮其去向镇里说好话承接到该工程的，其去找了闻某2、徐某和许某1合伙施工，开工后的一天，其与徐某、许某、程某在许某家门口聊天，许某说该工程他和程某要入一股，其同意的，2008年到2013年间，其每年春节都会送现金给许某和程某，其中2008年春节各5万元，2009年春节各5万元，2010年春节各2万元或5万元，2011年春节各2万元，2012年春节各1万元，2013年春节各1万元，每次送钱时许某和程某都在一起的，其送的金额也都是一样的，因为工程在，承接工程及施工过程中也受到许某、程某的关照，其为了表示感谢及搞好关系以便继续获得关照而送钱给二人等事实；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其历任良渚镇副镇长、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良渚大陆工业园项目2001年或2002年启动，之后因为土地指标、招商引资等原因没有全面铺开，项目处于长期停滞状态，2006年左右，良渚镇再次启动该项目，为此镇政府组建班子具体负责，阮某是项目负责人，工业园所在的七贤桥村书记、主任也都被明确要求配合政府开展工作，是否正式发文组建领导小组记不清了，但事实上肯定有一个领导小组在负责的，七贤桥村长、书记也是被明确要求协助良渚镇政府推进项目，一是协助镇里征地，二是协助镇政府做好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为了招商，镇政府向区政府申请政策，由入驻企业自行填宕渣以降低土地价格，后园区陆续有企业入驻，第一家入驻企业是海虹公司，该公司找黄某1填宕渣，项目组考虑到工业园区的整体推进，决定让黄某1负责园区内全部的宕渣工程，并由项目组和黄某1一起出面和后续入驻企业商谈，另园区的三通一平、道路等工程都是由良渚镇政府出资建设，项目应该都是通过招投标的，但实际承建人都是黄某1，在园区填宕渣、三通某、道路等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因为涉及到未征用土地、与老百姓关系、被征用土地的后续跟进工作等问题，都需要村里出面去协调、实施等事实；4、证人阮某（曾任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副镇长）的证言，证实良渚大陆工业园土地征用之后就涉及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平整中的填宕渣业务，因为该业务比较赚钱，很多人要做，涉及到利益平衡问题，虽然园区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镇政府实施，但班子开会商量时决定把协调各方利益的事情委托给的领导，主要是村主任许某和书记程某，因为园区本身在七贤桥村，在场地平整等工程中很多人都想分点业务来做，如果不能协调好各方利益，工程可能都推进不下去，而且主任许某本身比较强势，对涉及村民的事情都要管的，没有他的提议和协助无法开展相关工作，所以镇政府就让七贤桥村来协助镇政府推进场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关于此应该没有发文，只是根据上级要求将工作要求和思路传达给许某等人，以及良渚街道负责大陆工业园建设推进，政府负责总体工作，场地平整是工业园建设的一部分，但钱是企业自负的，而街道在最初为了加快进度也出过部分钱，后该工程由许某和程某推荐的黄某1实施等事实；5、证人程某（原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委员会书记）的证言，称2008年、2009年春节时，黄某1两次送给其共计6万元钱，因为五郎山水库事情上尝到甜头，黄某1为了以后在征地拆迁上能获得帮助，且当时黄某1在大陆工业园承接土石方工程，为了与其等人搞好关系而送钱等；6、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7年或者2008年时，良渚镇政府正在开发大陆工业园项目，黄某1想承接该项目中的土石方工程，但按惯例，土石方工程是要项目所在村小组村民做的，当时工程涉及到几个小组的土地，也有其他人想做土石方工程，如果仅仅靠黄某1自己是接不到该工程的，黄某1就找到其，希望其帮忙，让他来承接，因为其系大陆工业园项目推进小组的成员，也是七贤桥村村主任，其就帮黄某1去说说好话，如果有老百姓有意见其去帮助协调，最终黄某1顺利承接到大陆工业园项目的土石方工程，为了感谢其给予的帮助，同时也为了继续与其搞好关系，黄某1陆续送给其12万元钱，村书记程某也收受12万元钱等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二）2009年至2011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并负责七贤桥村农居点安置项目建设期间，收受承建农居点配套用房（综合大楼）1、2号楼的黄某1以帮助贷款给其子还债形式所送的人民币75万元，及以向黄某1低价购房形式收受房屋差价款约人民币24.2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抄告单、关于要求批准新农居点建设方案的报告、余杭区村庄建设项目审核意见、关于新农居点“七贤山居”要求立项的报告、关于七贤山某居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证实2007年7月，余杭区政府同意将良渚文化村部分项目221亩公建用地调整为拆迁安置用地，后良渚镇政府向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提出“七贤山居”农居点建设方案并经农村居民多层公寓建设办公室审核同意，2008年3月，良渚镇政府向区发改局打报告要求立项，同年8月，发改局批复同意建设“七贤山居”农居点项目的事实；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同意划拨土地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申请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等审批材料、关于要求更改“七贤山居”建设主体的报告、关于同意调整“七贤山居”农居点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证实就“七贤山居”农居点建设办理相关土地审批手续，及向区发改局申请将农居点建设主体由良渚镇人民政府更改为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并获得批复同意的事实；3、关于要求办理良渚镇七贤桥村村级集体经济留用地相关手续的函，证实2009年2月20日，良渚镇政府向余杭区国土局申请落实村级留用地的事实；4、七贤桥村村民委员会会议纪要、关于建造七贤桥综合大楼的公告、关于新建七贤桥村综合大楼及该楼产权分割归属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关于七贤桥村综合大楼建造的基本情况，证实2010年6月，七贤桥村委会议讨论决定建造综合大楼，后在本村发布招商公告，最终黄某1、盛某、陶某三人与村委签订协议书，由黄某1承建1、2号楼，由陶某承建3号楼，由盛某承建4号楼等事实；5、投资合股建造七贤桥综合大楼的协议书、合伙投资建房协议书、收据，证实段某、陈某2（用许某指标）购房，后许某将其中一套房屋（通过黄某1）转卖给张赛男的事实；6、情况说明、综合楼1号、2号楼销售明细表，证实黄某1承建的1号楼、2号楼销售价格情况，其中除黄某1亲戚、朋友、员工及村委工作人员享受优惠外，对其余购房者每平方米售价均在3000元以上的事实；7、协助查询通知书、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凭证、还贷通知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2009年11月2日，许某、黄某1各向浙商银行良渚支行贷款75万元，期限1年，其中许某贷款由程某、王某2、姚某提供担保，黄某1贷款由黄某2、张某1、许某提供担保，后许某于2010年4月、5月、10月分三笔将贷款还清，而黄某1还贷后多次续贷，但续贷时许某不再是保证人，后黄某1于2013年10月还清贷款等事实；8、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9年，许某和程某告知其村里还有20亩村级留用地准备造4幢5层的综合大楼，建造方式是村里出地，施工方负责建造，造好后村委拿1-2层，施工方拿3-5层，其有一次在和许某、程某吃饭时表示有意愿建造综合大楼，当时许某提出如果综合大楼交给其建造要给他和程某各50万元好处费，其认为工程可以赚钱就同意了，因为资金压力较大，就让村委再找几家参与，之后陶某和盛某也加入进来，最终经过许某和程某的协调，其负责建造位置最好的1、2号楼，陶某造3号楼，盛某造4号楼，并分别和委签订了协议，后于2010年底正式开始建造，大楼原先规划设计5层，但实际造了6层，大楼建造过程中，其向许某和程某提出可以让村干部以优惠价格先买一些，因为其预估成本是每平方米2000元，所以其对许某和程某说村干部可以以每平方米2500元的价格购买，许某提出每平方米2300元，其也同意了，之后村干部就来签合同付钱，基本都是2011年春节前来付款，村委在建造综合大楼时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为了规避小产权房风险，合同是以合伙投资建房协议的名义签订，一般村干部是1个购房指标，许某和程某可以有2个指标，之所以低价售房，一方面资金比较紧张，村干部来买房可以筹集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因为其在有很多工程，还有砖瓦厂要拆迁，为了与村干部搞好关系，希望能得到许某等人的帮助，之后许某定了2号楼1单元401室（套内面积146方）和402室（套内面积96方），许某到其办公室付钱时提出让其给他和程某再便宜一点，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其也同意了，两套房子许某一共付给其49万余元并签了协议，不过都是以别人的名义签的，协议上金额是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写的；以及2009年，当时其正和许某、程某商量想承接七贤桥综合大楼工程，许某对其说他儿子许某1外面欠了很多赌债，让其帮忙，其与许某商量后决定去浙商银行贷款帮许某1还债，当时其和许某各贷款75万元，款项贷出后其和许某各自把钱交给许某1，许某1和许某之后都没有把钱还给其，其也没找他们讨要过，因为该笔钱其实就是其在造综合大楼前答应给许某的好处，只是因为碰到许某1欠债的事情，其想许某家里有难，就多送给他25万元等事实；9、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其自1999年开始跟着黄某1，负责采购和财务记账，黄某1负责建造的七贤桥综合大楼1、2号楼系违章建筑，为了规避风险，和买房人签订的是合作建房协议，综合大楼建房成本价大概每平方米2000元到2100元，房子对外销售根据不同的楼层价格不一样，三层是4700元，四层是4300元，五六层都是4100元，但当初黄某1和村里说好的如果是本村村民来买房可以打8.5折，但一定要有程某和许某签字，除了公司内部的人员是按照成本价购买外，一般情况下不是本村村民是不能获得折扣的，如果有人找黄某1的话正常情况下也就打个9.8到9.5折，第一批出售是2010年到2011年左右，买房的都是七贤桥村村干部和一些与黄某1关系密切的人，实际售价大概2000多元，第一批都是按照成本价卖出的，第二批出售时房子差不多造好了，大概2012年左右，价格都是按照之前定好的卖，第三批是房子全部造好之后，价格也是之前定好的等事实；10、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七贤桥村打算用20亩村级留用地造综合大楼，当时黄某1就来找其和许某，表示愿意建造综合大楼，其和许某商量后打算以土地换房子的方式和黄某1合作建造4幢房子，由村里出地，施工方出钱建造，造好1-2层归村里，其余归施工方，除了黄某1之外，陶某、盛某也来报名，有一次黄某1请其和许某吃饭，向其和许某提出可以给其和许某每人50万元好处费，2011年1月，黄某1可能资金紧张，就来和其和许某说让村干部便宜点先买一批房子，最终谈好是村干部可以23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在黄某1开发的1、2号楼买房，一般村干部有1个购房指标，其和许某各有2个指标，后其和许某各选了一套96方的和146方的房子，其备好钱后到黄某1处，正好许某在付房款，其听到许某向黄某1提出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价格，黄某1同意的，许某付款之后离开，其准备付钱给黄某1，但黄某1称以后再说，并将合同和收条交给其，因为之前答应给其50万元好处费，黄某1就没有收其购房款，按说许某也能从黄某1处拿到好处费，但黄某1还是收了许某的购房款，可能是二人之间还有其他账目，记得是黄某1说起要造综合大楼时，当时许某儿子许某1因为吸毒和赌博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有一天许某说要去银行贷款帮许某1还债，让其和姚某帮他担保，其三人去浙商银行，许某贷款75万元，当时黄某1也在场，应该也是在帮助许某贷款，但具体情况其不清楚等事实；11、证人莫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4年10月至2012年6月在杭州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从事前期工作，包括办理土地、规划等手续，七贤桥村在良渚文化村项目征地过程中的安置农居点涉及的土地手续是其办理的，文化村项目之前未规划农居点，推进过程中政府未能解决农居点问题，后经万科公司和政府协商，政府从万科手里收回部分国有土地，再划拨给村里建设农居点，其中就包括的农居点，因为该地块原先是万科征用的，政府让万科帮忙把农居点手续办好，七贤桥综合大楼是农居点的配套用房，也包括在农居点项目内，综合大楼的建设规划手续其去办过的但没有办出来，因为按照原先规划农居点的配套用房只能造三层楼，但村里提出要造五层，其他的一些规范也不符合要求，所以没有办出建设规划许可，后村里又提出以村级留用地的名义去办理等事实；12、证人陈某1（浙江万某都房产有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南都公司开发文化村项目系毛地出让，农居点建设用地由南都公司提供，农户在拿到拆迁赔偿款后在政府和村里组织下建造农居点等事实；13、证人张某2（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3组组长）的证言，证实2012年底，七贤桥村建造综合大楼，由黄某1、盛某等人负责建造四幢楼房，其中一二层归村里，其他房子归建造者自行出售，其以30万元的优惠价格从黄某1处购买了一套106.89平方的房子等事实；14、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其系七贤桥村村干部，2011年春节前，许某召集村委班子成员称可以在黄某1建造的七贤桥村综合大楼以优惠价格买房，其因资金紧张并未购买，许某、程某等村干部均以低于市场价购买综合大楼住房，但具体价格其并不清楚，黄某1之所以低价卖房给村干部，一是因为黄某1有企业在，为了与村干部搞好关系，二是因为综合大楼本身是小产权房，建造和销售需要得到村委支持，三是自2002年开始七贤桥村地块开发房产项目，政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征地拆迁并逐渐扩大征地范围，而黄某1的砖瓦厂在七贤桥范围内，黄某1可能因得到征迁消息而与协助政府处理征地拆迁工作的村委干部搞好关系，以期在征迁时获得关照等事实；15、证人闻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2003年并村后担任七贤桥村19组组长，由于七贤桥村及邻近村庄被拆迁，村民没有临时过渡用房，就购买黄某1等人建造的七贤桥综合大楼的居住用房等事实；16、证人张某3（曾任杭州良渚新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0年左右，黄某1承接了七贤桥村综合大楼的建造工程，告知其说他在综合大楼项目上给了许某和程某股份，但具体如何约定其不清楚等事实；17、证人许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左右，其因赌博输了100多万元就逃到外面躲债，其父许某打电话给其让其不要逃，称他会帮其解决，其回家后许某将准备好的150万元交给其，让其去还赌债，经询问其得知该150万元钱是黄某1帮忙从银行贷款出来的，由于有限额，所以分两笔75万元贷款，2012年左右，贷款期限到了，其东拼西凑交给许某20万元，许某自己想办法筹了50多万元，将以许某名义贷款出来的75万元归还，剩下的一笔75万元由于实在没钱，其就找到黄某1想让他帮其先还掉，黄某1听后说让许某去和他谈，后黄某1在和许某联系之后将剩余75万元归还银行等事实；18、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子许某1因为赌博在外欠债，后许某想到去银行贷款帮许某1还债，因不懂贷款流程，其和许某就去找黄某1帮忙，后以许某名义在银行贷款75万元，其不清楚当时黄某1有无贷款，也不知道黄某1有无帮许某1还钱等事实；19、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其侦查阶段曾供称，2009年，其子许某1因为吸毒和赌博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有一天黄某1主动打电话给其，让其和他一起去银行贷款帮许某1还债，后其和黄某1各贷款75万元，其贷款是由程某、姚某和其妻子王某2一起担保的，黄某1的贷款是其担保的，之后其和黄某1分别把贷出来的钱交给许某1，其贷款的75万元以及利息在一年内陆续还清，但黄某1贷款出来的75万元其没有给过他，许某1有没有还给他其不清楚，也没有去问过，2011年或者2012年时，其和许某1、黄某1一起在七贤桥村3组七贤路53号对过账，当时对账出来黄某1还欠许某110万元，但75万元的款项都没有提起，黄某1肯定是看在其面子上才帮许某1还债，以期与其搞好关系；以及2011年初，其分别以陈某2和段某名义向黄某1买了2套房子，一套146方，一套96方，两套房子房款是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单价支付给黄某1的，是黄某1便宜卖给其，一般老百姓要买的话每平方米3000元，所以两套房子其实际付款48.4万元，但在协议和收据上还是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写的，两套房子钱也不是其出的，146方的是其向姐姐借款，和她说每平方米3000元，所以其姐姐给其43.8万元，96方的房子其转卖给段某，和段某说每平方米3000元，段某给其28.8万元，差价24.2万元其自己用掉了，其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其赚了差价，黄某1以较低的价格卖房子给村干部，一方面是想与村干部搞好关系，以获得关照，另一方面也想借机筹集资金建造综合大楼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许某提出75万元系许某1与黄某1之间的债务关系；辩护人亦提出指控该节受贿事实不成立，并提交许某2等人的证言拟证明许某1与黄某1合伙承接工程且工程款未结算，经查，许某2等人的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案的证人黄某1的证言明确指认该笔款项系送予许某的，而双方对该款项的归还问题均未提及，且在此后许某1与黄某1对账时亦未计算在内，结合许某关于黄某1系为了与其搞好关系而通过贷款帮许某1还债的供述，足以认定双方对该笔75万元达成行受贿合意，并非许某1与黄某1之间的正常债务关系，且该事实另有证人黄某1、程某关于黄某1就承接建造综合大楼工程事先约定各送给程某、许某50万元，但实际上程某购房时未付款而许某却付款的事实予以佐证，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许某提出房屋差价款24.2万元系其投资所得，辩护人亦提出指控该节受贿事实不成立，并提交王晓浦、周某、闻某3、姚某、张某5的证言拟证明黄某1系因资金周转困难而低价售房，经查，在案的证人黄某1的证言与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黄某1系为了获得关照而向许某等村干部低价售房，而销售明细表显示除黄某1亲戚、朋友、员工及村委工作人员享受优惠外，其余购房者每平方米售价均在3000元以上，结合许某就涉案房屋收取价款时亦按照3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收取的事实，足以认定房屋差价款系非法受贿，而黄某1回笼部分资金的目的亦不改变其低价售房向村干部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性质，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三）2010年下半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并负责七贤桥村农居点安置项目建设期间，收受承接七贤桥农居点配套用房（综合大楼）设计业务的王某3所送的现金人民币2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分支机构负责人自主经营责任书、七贤山庄农居点工程设计合同及附件、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发票、七贤桥村村委会议纪要、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证实王某3挂靠北京世纪豪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承接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农居点工程设计业务，以及承接七贤桥村委的综合大楼设计业务的事实；2、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10年左右，主任许某告知其，七贤桥村农居点配套用房工程需要公开招标设计方案，让其参与投标，后其顺利中标，共收取设计费50万元，此后的一天，其去时碰到许某，许某说他儿子吸毒，当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向其借2万元，其就当场给许某2万元，但此后许某一直没有再提过该笔钱，也没有将钱还给其，名义上是借，实际上就是向其索要，其也是想把钱送给许某，因为许某是主任，在其承接农居点配套用房的设计业务上给予帮助和关照，其为了表示感谢并与许某搞好关系，就借此机会送给许某上述2万元钱等事实；3、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七贤桥村农居点和综合大楼都是王某3设计的，设计费由万科公司承担，但设计工程交给谁做是村里（或者是项目推进组）决定的，王某3当时是许某去联系来的，出的设计图纸也是需要村里审核过的，村里同意之后万科才会把设计费支付给王某3等事实；4、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南都公司开发文化村项目时承担七贤桥农居点、综合大楼设计费用，承接设计业务的人是委推荐的等事实；5、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七贤山居和综合大楼图纸都是王某3设计的，费用由万科承担，王某3从万科拿到设计费后，有一天到其办公室送给其2万元现金，王某3是为了感谢其以及希望与其搞好关系并通过其承接其他工程而送给其钱等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四）2010年至2016年，被告人许某在项目期间，多次收受在文化村项目中承接土方业务的徐某为搞好关系所送的人民币共约3.7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土方工程承包合同，证实徐某（杭州群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文化村项目土方业务的事实；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其承接过七贤桥农居点、良渚文化村的土石方工程，自2009年开始每年春节都会给许某拜年，2009年初春节，其送给许某价值3000元左右的烟酒或者红包，2010年至2013年春节前，其每年送给许某3000元或5000元现金红包，2014年、2015年春节前，其每年送给许某1万元现金红包，2016年初，其送给许某3000元或者5000元现金红包和一桶油，因为许某是七贤桥村村长，村里的事情许某做主的，其为了和许某搞好关系，就送给许某上述财物等事实；3、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徐某承接南都公司在良渚文化村项目部分土石方工程的事实；4、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0年至2013年或者2014年，每年春节时，徐某总会送其一些香烟和红包，红包金额二、三千元，2013年或者2014年春节，徐某送其1万元现金，2015年初两会期间，徐某到其入住的临平大酒店房间送给其1万元，2016年春节前，徐某送给其5000元钱和2桶油；徐某是做土方生意的，送钱给其是为了与其搞好关系，让其去和万科做工作，帮他说说话，以便从万科开发的项目里面接工程等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五）2012年至2014年，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推进位于项目期间，收受黄某1为感谢其在厂房征迁等事宜中的关照所送的七贤桥村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房屋1套，价值约人民币70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关于下达我区2006年度关停淘汰粘土砖瓦窑工作奖励资金的通知、余杭区2006年度关停粘土砖瓦窑工作奖励资金明细表、关于下达良渚镇七贤桥村砖瓦窑关停补助及奖励资金的通知，证实余杭区政府关于关停粘土砖瓦窑的相关政策；2、关于关停七贤桥砖瓦厂相关事宜会议纪要，证实委会议讨论决定将七贤桥砖瓦厂补助资金45万元给黄某1的事实；3、良渚街道“风情小镇”建设会议纪要、关于成立良渚街道“风情小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证实良渚街道成立“风情小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许某系领导小组成员的事实；4、土地转让协议书，证实七贤桥砖瓦厂关停后，上述地块由杭州宇厦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黄某1）与三组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事实；5、关于要求解决七贤桥砖瓦厂土地及资产的报告，证实黄某1就砖瓦厂土地及地上产业资产的评估向良渚街道提出书面报告，要求以工业企业土地评估价扣除相应出让金予以评估，并将相关产业的资产一并纳入，委盖章证明情况属实的事实；6、致委托方函，证实经杭州恒利房地产估价事务所评估，杭州宇厦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房屋及装修、附属物总评估价值6850436元的事实；7、征收补偿协议，证实良渚街道征收杭州宇厦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土地、房屋，并支付3000余万元补偿款的事实；8、投资合股建造七贤桥综合大楼的协议书、合伙投资建房协议书、收据，证实许某1、王某2分别就室房屋与黄某1签订协议（其中许某1的协议只填写内容，未签字），并由黄某1出具给许某1收据2份（房款分别为641300元、598000元）的事实；9、合伙投资建房协议书、情况说明、综合楼1号、2号楼销售明细表，证实黄某1承建的1号楼、2号楼销售价格情况，其中与涉案的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同户型房屋（213.78平方米）的售价最低为70万元的事实；10、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6年其买下的大陆砖瓦厂，2007年5、6月，砖瓦厂被要求关停，其将砖瓦厂周边的土地买下来并进行平整，办了杭州宇厦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2009年或者2010年，其还让原物流管委会的张某3帮其去良渚镇镇长杨某处打招呼，意思是最好能把砖瓦厂地块征用掉，让其开发酒店，但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回复，直到2013年确定征用并于2014年被正式征用，其获得3800多万元补偿款，当时许某和程某都是协助镇政府进行拆迁的，所以会帮其说好话，另外有些材料也需要村里签字盖章，许某等人比较帮忙，砖瓦厂拆迁进展也比较顺利，补偿金额其也比较满意；许某最开始在综合大楼定了两套房子，一套96方、一套146方，2013年，许某看中一套192方的，户型比较好，向其提出来要把146方的房子换成192方，其也同意了，当年年底，许某问其拿192方房子的钥匙，其就让许某去找张某1办理手续，之后许某就开始装修，有一次许某和其说192方的房子要做在他儿子许某1名下，过了几天又说因为许某1欠外债要改到他妻子王某2名下，一开始许某是和其说换房的话原来146方的协议作废，但他没有把146方的协议退还给其，2014年下半年或者2015年上半年，许某自己把该套146方房子卖掉，是以其名义出售，所以受让人将20万元首付打到其银行卡里，当时其还以为许某是要用146方的房子换192方的房子，所以该笔20万元其没有给许某，后许某向其讨该笔钱，还说他在砖瓦厂拆迁的事情上帮过其，其就同意把20万元给许某，让张某1取钱交给许某，剩余的40多万元房款是许某自己向受让方收取的，2015年9、10月和2016年4月，两次纪委调查，许某找到其让其咬牢192方的房子是2011年买的，因为许某办理192方房子的手续时间签的是2011年，但事实上2011年许某家里已经买了2套，本来就没钱了，且当时许某1经济状况也很差，所以许某根本没钱再来买该套房子，而2011年时候综合大楼还在建造，是没有192方的户型的，因为按照设计图纸，大楼只有96方和146方两个户型，一开始楼层都是通的，两种户型也是要隔出来的，就是在隔房的过程中，最边上两套96方的房子其没有隔，所以才有192方的房子，所以应该是2012年正式隔房子时才有192方户型的，许某、许某1及他们家人没有来给其该套房子的钱，许某1也没有来向其买过房子，因为在砖瓦厂要拆迁的时候许某就向其提出来要换房子，其当时想要讨好许某让他在拆迁时帮其，所以其同意的，砖瓦厂拆了之后许某又不换房子了，将146方的转手卖掉了，192方的钱也不给其，相当于是向其讨要该套房子了，其就将该套房子当做感谢许某在砖瓦厂拆迁上的帮忙而送给许某等事实；11、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2013年底，许某提出看看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213.78平方）房子，看过后比较中意，许某就向黄某1提出要该套房子，因为之前许某已经买了两套，所以黄某1不同意，说要拿之前146方的房子来换，但许某不肯，黄某1虽不情愿，但还是让其将房子给许某，之后许某就来问其要房子，其将钥匙交给许某，因为该房产没有房产登记的，给钥匙就是把房子交付了，2014年9月之后的一天，其记得当时许某1戒毒回来没多久，许某突然向黄某1提出要写一个协议，黄某1就让其和许某去签，还让其出一张收条给许某，签协议时其记得许某是带许某1一起过来的，2015年初，许某主动找其，提出将协议上的名字改成他妻子王某2的，意思是当时许某1又因为吸毒被强制戒毒了，而且欠了很多外债，担心房子用许某1名字会被债主追债，其征询过黄某1意见后就和许某约了时间把协议改掉了，当时许某和王某2一起来的，协议书上面时间2011年1月29日是不真实的，因为合同是事先打好的空白合同，时间没改，213平方户型一共只有四套，最开始没有该户型，设计的是每层两套106方的户型，2012年房子造好后黄某1把同一层的两套房子打通，变成每层213方的户型等事实；12、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冬天或者2014年春天，许某和其说他在黄某1处用146方的房子换了一套192方的房子，还说要去补一点差价，综合大楼在设计之初只有96方和146方两种户型，而2011年黄某1让村干部低价买房时也只有该两种户型可以选择，2012年底，大楼基本造好了，黄某1在隔房间时把两套96方的房子连在一起，才有了192方户型的房子等事实；13、证人许某1的证言，称2010年左右，其向黄某1买过一套综合大楼的房子，但因为其没有实地看过，具体哪套房子、面积、价位均不清楚，其陆续支付给黄某120万元左右，2014年9月至12月其被强制戒毒期间，其母亲或黄某1用其身份证办理手续，后其父母拿了该套房子钥匙并装修入住，其才得知房子变更至其母名下，该套房子剩下的购房款黄某1没有向其催讨过，而且黄某1知道其没能力付钱等；14、证人王某2的证言，称2010年，七贤桥综合楼建造的时候，其子许某1说起要在综合大楼买一套房子，手续他会办好的，其同意的并给许某1约10万元钱，2014年或2015年，许某说许某1欠债太多，以许某1名义购房的话房子有被拿去抵债的风险，让其去找张某1签一份协议，将房子办在其名下，房子具体价格其不清楚等；15、证人闻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2003年并村后担任七贤桥村19组组长，2004年或2005年，大陆砖瓦厂关停，黄某1买下砖瓦厂开办水泥砖厂，后因扩建就向3组、19组买下部分土地，2014年或2015年时砖瓦厂被拆迁，黄某1获得补偿等事实；16、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自2003年开始担任3组组长，1997年左右，四名福建人到开办大陆砖瓦厂，当时是向3组农户租用的土地，之后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所占用的土地主要还是3组的，小部分是19组的，2007年左右，大陆砖瓦厂被政府关停，黄某1向其提出要把原砖瓦厂占用的土地都买下来，其表示需经过村委同意，黄某1称村委方面他会处理，让其去征求农户的意见即可，之后黄某1称村主任许某同意的，其就召集部分村民代表开会，之后组里农户均同意将土地卖给黄某1，黄某1就以10万元每亩的价格将土地买下，2014年左右，砖瓦厂被政府征用等事实；17、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2005年，黄某1买下了大陆砖瓦厂，但没有实际经营，大概2007年，砖瓦厂被要求停止经营，黄某1又重新去批了一个工商执照，把砖瓦厂换了一个名字，之后黄某1又向里、组里买了一些土地，把原来占地十亩左右的砖瓦厂扩张为七八十亩，还填湖、平整土地、建围墙，并违章建造了几间小房子，2013年开始征用拆迁，2014年正式拆迁掉，黄某1获赔3000余万元，黄某1在买砖瓦厂之前就和其说过他得到该地块以后要被征用的消息，因为当时万科公司开发了良渚文化村项目，大陆砖瓦厂就在征地红线附近，黄某1买下砖瓦厂就是为了征迁拿赔偿款，还说靠他一个人买不下砖瓦厂和周边的土地，是要村里同意的，赚钱也不能他一个赚，肯定要给村里好处，黄某1说过他是给了许某和程某股份的，到时候赚钱要分给他们，在2010年，黄某1为了砖瓦厂征迁还托其找时任良渚镇镇长的杨某，希望政府征迁该地块等事实；18、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七贤桥砖瓦厂所在地块属于大陆园区的配套地块，2010年左右黄某1把砖瓦厂以及周边土地租下来，还来找其想开发建酒店，希望政府能将该区块土地征收下来出让给他，期间还托张某3来找其说起此事，但因为该区块土地很多都是农保地，调整起来比较复杂，直至2012年3月其调离良渚街道也没有被征收等事实；19、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其侦查阶段曾供称，2013年，其想买一个面积大一点的房子，就去找张某1看了综合楼2号楼2单元501室，面积192方，看过之后比较中意，房间刚好够用，其就去和黄某1说该套房子挺好的，黄某1听了就主动说让其先拿去用，其也就答应了，后其让王某2找张某1签协议，协议价59万余元，单价将近每平方米3000元，后其开始装修并于2014年入住，该套房子黄某1没有向其讨要钱，当时黄某1在的砖瓦厂要征迁，马上要评估，而其作为村主任在协助街道做征迁工作，还是项目推进组成员，黄某1想让其帮忙在征迁时帮他说好话，获得更多赔偿，所以送给其上述192方的房子，在2015年初两会期间，徐某找到其说社会上在传黄某1送给其一套房子，其断然否认，并让他不要乱说，后自觉外面如此传言不好，就和程某说起此事，表示如果外面问起来就说192方的房子是用146方的房子调换并补差价给黄某1的，其本意是程某听后会和村班子成员说一下，因为当时其明显感觉到部分村干部对于他们只是买了一套且多数是小套，而其作为村主任却拿到数套房子而且还是大套存有意见，之后其又把该说法和王某2以及黄某1、张某1都交代过，让他们对外就按照此说法，但实际上192方房子是黄某1送给其的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许某辩称该节涉及的房屋1套系其子许某1投资购得；辩护人亦提出该节指控不能成立，经查，被告人许某侦查阶段前期关于黄某1送予其该套房屋作有多份有罪供述，且与证人黄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而许某1称房屋系其向黄某1购买的陈述得不到黄某1证言的印证，且其对所购房屋的具体位置、面积、价格等一概不知亦不符合常理，结合证人黄某1、程某、张某1关于涉案房屋户型系在2012年才确定的证言，足以认定许某1于2010年左右向黄某1订购涉案房屋的陈述并非事实，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一）2005年至2006年，因黄某1在毗邻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征地红线其租用的七贤桥村五郎山水库地块搭建违章建筑，与文化村项目总体规划发生冲突，影响文化村项目的整体开发和景观视线，被告人许某配合政府进行居间协调，促使杭州良渚文化村开发有限公司承租该地块并补偿黄某1人民币140万余元。事后，被告人许某收受黄某1所送的现金人民币10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中国良渚文化村旅游项目建设协议书、关于中国良渚文化村征地补偿工作的情况说明、关于推进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有关具体问题的协调会议纪要、关于中国良渚文化村开工建设等事宜的协调会议纪要、关于加快“中国良渚文化村”前期工作的补充协议、关于加快七贤桥地块项目推进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全面启动良渚镇七贤桥、东莲村征地拆房补偿的工作协议、关于良渚文化村项目推进工作的会议纪要，证实良渚文化村项目涉及征地的相关情况；2、说明，证实浙江南都置业有限公司（前身浙江南都富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南都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文化村开发有限公司（前身余杭市良渚文化村开发有限公司）均系浙江万科南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前身南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浙江万某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为万科在杭州地区的母体公司的事实；3、五郎山水库租用协议书、浙江省杭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证实2005年7月23日，委会将五郎山水库出租给黄某1使用的事实；4、土地租用协议、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前期项目价款支付会签表、付款通知单、银行付款凭证、记账凭证、浙江省杭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收条，证实2006年1月24日，杭州良渚文化开发有限公司向委及黄某1租用五郎山水库，并支付相应款项的相关事实；5、关于建立镇乡（街道、开发区）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综合防控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查处主体及相关职责的通知，证实2009年2月，余杭区政府发文，确定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是国土资源违法行为综合防控机制的责任主体，2011年1月，余杭区政府发文，明确各镇乡（街道、开发区）是制止违法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各村、社区负责加强本区域内村民（居民）违法建设的宣传教育力度，履行违法建设行为的巡查、制止、报告职责，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并立即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镇乡人民政府报告，对需要拆除违法建筑的予以协助配合等事实；6、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4年或2005年，其找到许某提出租用五郎山水库及周边土地准备开发农庄，许某同意租给其，之后其与村委签订租用协议并开始开发农庄，过了一个月左右，南都房产的陈某1找到其称农庄和南都房产项目有冲突，最后通过良渚镇和委的协调，由其将该地块转租给南都房产，南都房产支付其213万元补偿款（含支付给的租金80万元），因为之前答应过给许某和程某好处，其拿到补偿款之后就约二人见面，然后给了二人各10万元好处费，具体时间、地点、细节其都记不清了等事实；7、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2005年或2006年，黄某1向七贤桥村租用五郎山水库良渚文化村项目征地红线以南地块并建造农庄，南都房产（万科公司）提出黄某1建造农庄影响房产项目整体景观，要求黄某1停工，良渚镇政府为此召开过协调会，并让委出面协调，经协调，南都房产向委租用上述地块，并对黄某1进行赔偿，在得到赔偿款后的一天，黄某1打电话让其去许某家门口，其到后看见黄某1的汽车停在许某家楼下路边，其上车后，黄某1塞给其一大捆现金，并称因为水库上的事情他赚钱所以就送给其，其推脱了一下后收下，回家后数了下是10万元，以及黄某1送给其钱肯定也会送给许某等事实；8、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00年，余杭区政府通过西博会招商让浙江南都房产有限公司到良渚开发文化村项目，当时区政府和南都公司签订了出让5115亩土地的意向书，意向书约定出让的是毛地，由良渚街道帮助南都公司推进拆迁工作，为此街道办事处成立了项目拆迁推进小组，拆迁小组都是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小组组长一般是街道办事处的科长，拆迁地块所在村的书记、主任任副组长，协助政府做土地征迁工作，2005年，黄某1在，严重影响南都公司开发排屋，而且农庄是违章建筑，当时余杭区政府发文规定在文化村项目红线外100米范围内不能有违章建筑，南都公司就去政府举报，要求政府拆除违章建筑，之后良渚镇政府召开一个协调会，南都公司、委的许某和程某等参与，会议决议由南都公司承租五郎山水库地块，拆除该地块违章建筑，但政府为了能更顺利开展工作，建议南都公司对黄某1进行适当补偿，具体金额是南都公司和黄某1商谈的，委居间协调，许某、程某也帮黄某1说话，尽管黄某1成本很少，但最终南都公司赔偿黄某1100多万元，让黄某1将违章建筑拆除等事实；9、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其侦查阶段供称，2005年，黄某1向七贤桥租用了五郎山水库及周边的部分村集体土地准备开发农庄，因该地块贴近南都公司开发的中国良渚文化村项目的征地红线，所以黄某1在建造了一些违章建筑后被南都公司马上叫停，后双方协商赔偿，但一直没有谈好，因中国良渚文化村当时是政府重点开发的项目，良渚镇政府就出面协调，还专门召开协调会，其与程某以及南都公司都到会参加，会议确定水库地块转租给南都公司，不能建违章建筑，并要求村委做好协调工作，之后其和程某就帮忙协调，黄某1让其二人帮忙说话，如果赔偿数额可观会给其二人好处，由于其二人系村书记和主任，南都公司是在七贤桥村开发房产项目，其二人说话总还有些分量，最终南都公司赔偿黄某1200多万元，黄某1则把租金8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村委，大概在2006年一天，黄某1约其和程某在七贤桥街上一处红绿灯处见面，其和程某到了之后上了黄某1的汽车，黄某1给其和程某各10万元，意思是水库的事情上他赚了不少钱，也给其二人一点好处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许某辩称其并未收受黄某1上述10万元钱；辩护人亦提出该节指控不能成立，经查，在案的被告人许某侦查阶段多份连续、稳定的有罪供述与证人黄某1的证言相互印证，并有证人程某的证言予以佐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许某收受黄某1该节10万元的事实，关于收受钱款地点等细节的陈述不一致符合作证的客观规律，并不影响事实认定，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二）2013年，因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在七贤桥村开发矿坑公园需要租用的部分土地已被七贤桥村事先出租给盛某，经被告人许某的协调，由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予以租用并给予盛某地上建筑物补偿人民币500余万元。事后，被告人许某收受盛某为感谢其在协调中的关照所送的人民币50万元。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土地租赁协议、七贤桥村村委会议纪要、报批报建合同（协议）审批表、土地流转补偿协议书、七贤桥村沿山石矿复垦用地地上附属物补偿协议、付款审批表、付款通知书、收据、记账凭证等材料，证实2012年4月，盛某向七贤桥村村委租用原沿山石矿整治复耕后的39.745亩土地，2013年4月，浙江万某都房地产有限公司租用土地并补偿7823554元，另因该土地涉及盛某租用地而补偿盛某503.8万元等相关事实；2、公司基本情况，证实杭州余杭新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系浙江万某都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3、证人盛某的证言，证实在大陆石矿土地时，作为委会主任的许某在协调过程中给其提供很大的帮助，最终其等人获得万科503.8万元的赔偿款，拿到赔偿款之后，其为表示感谢送给许某50万元等事实；4、证人张某4、王某4的证言，证实其二人与盛某合伙租赁大陆石矿土地，后转租给万科并获得500余万元赔偿，分配该笔款项时，盛某预留50万元，表示作为赔偿款10%的开票费，至于具体开支情况其二人并不清楚等事实；5、证人倪某的证言，证实其系万某都房产有限公司事业部工作人员，万科公司造矿坑公园时以7823554元租用了部分土地，其中近40亩土地系之前租给盛某，万科公司为此又补偿盛某5038000元等事实；6、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南都公司在开发良渚文化村项目过程中建造过矿坑公园，为此从他人处转租土地的事实；7、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盛某租用太婆山地块，后因万科公司开发矿坑公园而与盛某协商转租事宜，后由万科公司向租赁相关土地并对盛某进行补偿的事实；8、被告人许某的供述和辩解，其侦查阶段供称，2012年，盛某租用了七贤桥沿山石矿和大陆石矿附近的一块村集体土地开发农庄，后万科公司要在该地块开发矿坑公园，就向提出租用该地块，并与盛某协商赔偿事宜，但万科公司与盛某之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盛某就托其帮忙，后其就和万科公司的倪某打了招呼，最终盛某拿到了500多万元赔偿款，当时其子许某1外面欠钱被人讨债，所以其找盛某，让他借钱给其帮许某1还债，盛某同意的，后交给其50万元，该笔钱口头上说是借，其实就是盛某送给其的，其没有能力还钱，且也没有打算还钱，更没有出具借条，其和盛某对此均心知肚明的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许某辩称该节所涉50万元系其向盛某的借款，经查，被告人许某侦查机关的多份有罪供述连续、稳定，与证人盛某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其以借为名收受盛某贿赂50万元的事实，现当庭翻供，不能说明合理理由，亦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案发后，侦查机关从被告人许某处扣押人民币1万元，并冻结其开立在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良渚支行10×××59账户人民币12万元、103016739988412账户人民币3万元，以及其开立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新世纪支行10×××45账户人民币2.5万元，上述扣押的人民币1万元已随案移送至本院，现暂存于本院账户。再查明，在本院审理期间，本院查封了被告人许某的违法所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七贤桥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房屋1套。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还有：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冻结财产通知书；移送扣押财物决定书、随案移送赃款清单、本院票据；破案经过等本院认为，被告人许某身为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利用担任村主任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被告人许某辩称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辩护人亦提出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均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经查，被告人许某在协助人民政府开展相关项目工作时，具有行政管理职责，依法属于从事公务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相应地其在此期间利用此职务便利收受相关人员因涉及项目中业务承接、拆迁补偿等而送的财物，构成受贿罪，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收受黄某1关于五郎山水库地块补偿事宜所送的贿赂亦应认定为受贿罪，经查，被告人许某作为村主任协调转租属七贤桥村集体所有的五郎山水库地块的行为，系行使村基层组织职权，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故被告人许某就该节指控依法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诉机关对该部分犯罪事实的定性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的辩护意见，与被告人许某庭审表现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许某系偶犯的辩护意见，与被告人许某在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内频繁、多次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其余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被告人许某一人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许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2024年5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随案移送至本院的被告人许某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冻结在被告人许某开立于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良渚支行10×××59账户人民币十二万元、103016739988412账户人民币三万元，以及开立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新世纪支行10×××45账户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三、本院查封的被告人许某的违法所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桥村七贤桥综合大楼2号楼2单元501室房屋，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四、继续追缴被告人许某的其余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五十八万四千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江云丰人民陪审员章银凤人民陪审员陈茂仙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书记员邵立栋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许某
crime: 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