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化项目建设办公室（下简称鞋都办）因鞋都三期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需要，经鹿城区人民政府同意，自2006年下半年始，对鹿城区双屿镇辖区内部分建筑物实行协议拆迁，并由鞋都办拆征科经办包括入户调查、建档、年限查证、委托评估、签订协议、结算费用等具体工作。2006年下半年，鞋都办发布拆迁公告，对于拆迁公告之后的新建、改建、扩建的违章建筑，按照规定不予增购和补偿。被告人王连进时任鞋都办拆征科工作人员，负责房屋面积丈量工作。（一）贪污事实1、2008年5月，被告人王连进为了非法获取鞋都三期拆迁安置房，从叶某5处购买了一处现搭违章房屋，面积90平方米，王连进利用职务便利，自己制作丈量草图，并以其女儿张某2名义建立拆迁档案。在送给其同事时任鞋都办拆征科金某1（另案处理）1万元钱后，该违章建筑年限被认定为98年后，并以其丈夫张某1名义建立了拆迁档案。2010年7月底，由王连进本人经办、金某1复核，王连进以张某1的名义办理了产权调换协议等手续，并以2912元／平方米的价格从鞋都办增购安置房90平方米。但拆迁补偿费用尚未结算。2010年8月27日三期安置房公开市场比准价格为平均单价人民币5900元／平方米，90平方米安置房协议增购价与市场价差额为268920元。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王连进
crime: 滥用职权罪
贪污罪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六年

案例二：
岈林桥滥用职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2）杭上刑初字第422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上检刑诉（2012）3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林桥犯滥用职权罪，于2012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晶、代理检察员徐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林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现已审理终结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被告人沈林桥任杭州市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动迁处处长期间，在明知货币安置六个月后不能再办理实物安置的前提下，因胡某甲请托便指令其下属为早在2002年已办理货币安置的王某办理实物安置，又自己审批，签字同意，并报指挥部领导审核签字。2006年9月，王某在缴纳了扩面款后，获得了本市上城区近江家园三园4-1404的拆迁安置公房。此后，王某参加房改，并于2008年5月29日取得了该安置公房的所有权。实际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1215696.02元（在货币安置时胡某甲夫妇领取又退出的123870元，并非沈林桥造成的损失，应从上述数额中予以扣除）。（2）2008年7月，被告人沈林桥因胡某甲请托，在明知潘某的拆迁资格系非法获得的前提下，仍然指令下属为其办理安置，又自己审批，签署同意意见，并报指挥部领导审核签字。潘某在缴纳扩面费672.9元后，于2011年底至2012年初非法占有了位于本市江干区紫薇公寓8-1-2201的拆迁安置房。实际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2023800.26元。公诉机关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吴山指挥部成立材料、职务任免通知、动迁处职责说明、证明、房屋拆迁许可证、吴山水泵房材料、申请住房调查表、公房承租材料、房屋拆迁调查表、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领款收据、申请报告、现金缴款单、实物安置某、公房租赁合同及租赁证、房改某、房某、拆迁调查表及封某、申请报告、公房更名审批表、租金收据、公房租赁凭证、评估材料、房改某、安置某、动迁处工作表、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移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房屋某、物业材料、可视电话、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价格鉴定结论书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沈林桥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且被告人具有徇私舞弊的加重情节。同时又提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造成国家财产直接损失的唯一原因，其动机主要是帮助胡某甲，犯罪情节尚不属特别严重。被告人沈林桥辩称：在第一笔事实中其只是签了“拟同意”，最终是要指挥部领导同意的；没有法律规定货币安置六个月后不能办理实物安置。第二笔事实中其并不知道潘某的拆迁资格系非法获得，该房子的安置问题也是经集体讨论决定。并提出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应当按照吴山指挥部购买涉案安置房的价格计算。经审理查明：一、自1999年起，被告人沈林桥在杭州市吴山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吴山指挥部）担任动迁处副处长并主持工作，2006年至案发前任动迁处处长。动迁处负责调查拆迁户情况、核实拆迁户人员、与拆迁户签署拆迁安置协议、计算私房征购费用、办理征购支付款、排定安置对象的分房面积及房号等工作。杭州市上城区安荣巷8号原系吴山水泵房，系区房管局于1991年为解决吴山上居民饮水问题而搭建，共有二层，一楼是水泵，二楼是管理人员用房，该房屋没有产权，实际由区人防办使用管理。1998年，原上城区第三房产公司经理胡某甲（另案处理）与其妻姐王某（1995年前即取得外国国籍，常年在香港居住）合谋，利用胡某甲的职务之便，将安荣巷8号的公房租赁权转让给王某，以便王某以拆迁户的名义参加拆迁安置，非法占有安置公房。经过胡某甲及时任区房管局副局长赵某（另案处理）的签字审批，王某于当年12月获得了该公房的房卡，并由胡某甲代为缴纳了3个月的租金30元。2001年，安荣巷8号被列入拆迁范围。此前，胡某甲夫妇代王某与吴山指挥部签订了实物安置协议。2002年，胡某甲夫妇又代王某与吴山指挥部签订了货币安置协议，领取了安置款123870元。根据安置协议的规定，签订后六个月内，拆迁户有权反悔一次，要求重新办理实物安置，六个月后则不再办理实物安置。在此后六个月内，王某及胡某甲均未提出反悔。2006年，王某与胡某甲商量后，又以房价上涨，12万余元无法买房为由，再次向吴山指挥部提出实物安置的要求。为此，胡某甲、王某找到被告人沈林桥要求帮忙。沈林桥应允后，在明知货币安置六个月后不能再办理实物安置的前提下，指令其下属张某为王某办理实物安置，又自己审批，签字同意，并报指挥部领导审核签字。2006年9月，王某在缴纳了扩面款429305.08元后，获得了本市上城区近江家园三园4-1404的拆迁安置公房。此后，王某参加房改，在支付了57390.9元房改费用后，于2008年5月29日取得了该安置公房的所有权。经估价，该安置公房在产权转移时价值人民币1702422元，扣除胡某甲、王某缴纳的公房租金、扩面费、房改费，实际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1215696.02元（在货币安置时胡某甲夫妇领取又退出的123870元，并非沈林桥造成的损失，应从上述数额中予以扣除）。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明：（1）被告人沈林桥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安荣巷8号的安置手续是由吴山指挥部动迁处办理，沈林桥不知道王某的身份和经济状况，胡某甲也没有就此事向他打招呼。王某的货币安置改为实物安置一事，沈林桥认为由于王某经济困难，故批准为拟同意，后在指挥部领导批准的前提下，王某获得了实物安置，沈林桥认为这样的安置也是符合规定的。（2）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明胡某甲为了帮助王某谋取一套拆迁安置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王某根本不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其获取了安荣巷8号的房卡，使王某获得了参加拆迁安置的资格。在王某2002年已经货币安置的前提下，2006年再提出实物安置，是违规的，胡某甲为此事找过吴山指挥部动迁处处长沈林桥帮忙。（3）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王某为了非法占有安置公房，在胡某甲利用职务之便的帮助下非法获得了安荣巷8号的房卡。2006年为了将货币安置改为实物安置，王某亲自到吴山指挥部找到沈林桥，告诉他自己是胡某甲的亲属，并与沈林桥签订了安置协议和扩面协议，后获得安置公房，并在潘某的帮助下伪造工作单位，参加房改，并最终获得了安置公房。（4）证人蒋某的证言，证明1997年蒋某开始担任吴山水泵房的管理员，整个吴山水泵房是两层结构的，二楼最东边的小房间是他使用的水泵房管理用房。这些房屋都没有产权，而且这间管理用房在拆迁安置前一直由其使用且无人居住过。（5）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安荣巷8号是吴山水泵房，陆某居住在其中一间，二楼最边上有一个小房间，是管理人员蒋某的用房，但蒋某不来居住。该水泵房没有产权证，故拆迁安置后诸新龙无法办理安置房。（6）证人陆某的证言，证明安荣巷8号是吴山水泵房，陆某居住在其中一间，二楼最边上有一个小房间，是管理人员蒋某的用房，但蒋某不来居住。该水泵房没有产权证，故拆迁安置后陆某无法办理安置房。（7）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1998年，周某在担任杭州市上城区第三房产公司资料员时，受胡某甲的指使，在吴山水泵房二层最东边的一间管理用房的申请住房调查表上，填写了与事实不符的“因该户住房困难，在毗连空地搭建一间”，事实是该管理用房与水泵房是一体的，不存在另搭一间。（8）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00年、2006年王某的两份实物安置协议，都是张某按照沈林桥的指示，代表吴山指挥部签订的。王某在2002年已经参加货币安置，拿到安置款后，不能时隔4年再进行实物安置。（9）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2002年王某的货币安置协议是沈林桥让他签的，当时他都没有见到王某本人。（10）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拆迁户在签订货币安置协议后的6个月内允许反悔一次而重新参加实物安置，6个月后不能反悔。此外，她对王某拆迁安置的具体内情并不知情，是沈林桥签好字后让她签字的。（11）证人梅某的证言，证明拆迁户在签订货币安置协议后的6个月内允许反悔一次而重新参加实物安置，6个月后不能反悔。其对王某拆迁安置的具体内情并不知情，是沈林桥具体把关的，是沈林桥或者陈某签好字后拿给他签字的。（12）吴山指挥部成立材料，证明吴山指挥部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13）职务任免通知，证明1998年沈林桥任吴山指挥部动迁处副处长，1999年主持工作，2006年至2010年任处长。（14）动迁处职责说明，证明动迁处在办理拆迁许可证后，要会同相关部门，停止办理户口迁入、房屋买卖调换变更，对拆迁户的住宿人员和房屋面积产权进行调查，与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腾空交房，计算拆迁补偿费用，指定安置房源方案，并负责回迁及安置工作，以上是动迁处的职责。（15）证明，证明吴山指挥部和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系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6）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吴山一期工程于1998年6月5日获批进行拆迁，安荣巷8号于2001年4月20日被列入拆迁范围。清河坊历史街区改造二、三期工程于2003年2月16日获批进行拆迁，当年2月12日大井巷46号即被列入拆迁范围。（17）吴山水泵房材料，证明吴山水泵房是1991年为解决吴山地区居民吃水问题修建的，没有产权，由区人防办管理，区人防办将二楼两间房安排给员工陆某、诸新龙临时使用。2001年，吴山指挥部和区人防办签订安置协议，安排两套住房给陆某和诸新龙使用，沈林桥在协议上签字。（18）申请住房调查表，证明王某申请承租安荣巷8号公房，由周某调查，胡某甲、赵某先后签字同意，结合到案证据，周某的调查意见系胡某甲让他写下的，所谓该房是在毗连空地搭建、住户困难等，都与实际情况不符。（19）公房承租材料，证明王某于1998年12月2日取得安荣巷8号直管公房的租赁证，并缴纳1999年1月至2000年3月公房租金30元，结合胡某甲的供述，租金实为胡某甲代缴。（20）房屋拆迁调查表，证明2000年拆迁前，由于王某已经取得安荣巷8号的公房房卡，故在预先调查时被作为拆迁户。（21）拆迁安置协议书及领款收据，证明王某与吴山指挥部于2000年7月14日签订实物安置协议书，在沈林桥的同意下，2002年9月12日又签订货币安置协议书，结合胡某甲的供述及王静的证言，2000年的安置协议是胡某甲代签的，2002年的安置协议是王静代签的，123870元安置款是王静代领的。（22）申请报告，证明王某于2006年4月10日又以本人经济条件有限及商品房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为由，向吴山指挥部提出要求重新安排实物安置，沈林桥、梅某和陈某先后签字同意，结合胡某甲的供述，该报告实为胡某甲代写。（23）现金缴款单，证明王某于2006年4月13日退出货币安置款，结合胡某甲的供述、王静的证言，该款项实际由王静代缴。（24）实物安置某，证明王某于2006年9月2日重新参加实物安置，被安置到近江家园三园4-1404，扩面83.62平方米，需缴纳扩面款429305.08元，结合张某的证言，该协议是沈林桥命令办理的。（25）现金缴款单，证明王某于2006年9月11日缴纳了公房扩面费429305.08元。（26）公房租赁合同及租赁证，证明王某于2006年11月14日与市房管局签订直管公房租赁合同并取得近江家园三园4-1404公房租赁证。（27）房改某，证明2008年5月，王某以杭州港源贸易有限公司职工的身份参加房改，支付了57390.9元房改费，结合潘某的证言，王某根本不是该公司的员工。（28）房某，证明2008年5月29日，王某取得上城区近江家园三园4-1404的所有权。（29）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杭州市上城区近江家园三园4-1404在价格鉴定基准日，即2008年5月29日，其价值为人民币1702422元。二、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46号于2003年初被列入拆迁范围。2008年3月，胡某甲在得知被告人沈林桥欲违规获得大井巷35-3号公房租赁权的同时，又预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帮助王某的朋友潘某获得大井巷46号的公房租赁权，以便潘某以拆迁户的名义参加拆迁安置，非法占有安置公房。由于2008年时，大井巷46号已列入拆迁范围，不能办理房屋转租手续，且自2004年后，公房转租的审批权被收归市房管局，为了规避政策法规，造成拆迁前就已经转租、且区房管部门有权审批的假象，胡某甲故意在沈林桥提交的大井巷35-3号《公房更名审批表》和潘某提交的大井巷46号《公房更名审批表》上，将签字时间伪造成2003年5月18日、20日。此后，胡某甲、沈林桥在与赵某（当时已不担任区房管局副局长，而改任区建设局调研员，2005年区房管局与区建设局合并）一同吃饭时，请赵某在上述两张《公房更名审批表》上也签字同意。赵某答应，并在签字时间上故意只写月和日，不写年份，以配合胡某甲、沈林桥等人造假。此后，潘某以补交2003年以来的房租为名，缴纳8万元，并取得了大井巷46号的公房租赁权。又参加房改，在缴纳9203.84元房改费后，获得上述公房的所有权。2008年7月，潘某以其系拆迁户为名参加拆迁安置。期间，胡某甲找到被告人沈林桥，要求给潘某较好较大的安置公房。沈林桥应允后，在明知潘某的拆迁资格系非法获得的前提下，仍然指令下属张某为其办理安置，又自己审批，签署同意意见，并报指挥部领导审核签字。在潘某选房过程中，沈林桥又以潘某的安置责任人的身份为其提供帮助。潘某在缴纳扩面费672.9元后，于2011年底至2012年初非法占有了位于本市江干区紫薇公寓8-1-2201的拆迁安置房。该安置房在潘某实际控制时经估价价值人民币2113677元，扣除潘某缴纳的公房租金、房改费、扩面费，实际给国家造成直接损失2023800.26元。2012年6月4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沈林桥解回再审。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明：（1）被告人沈林桥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大井巷46号的安置手续是由吴山指挥部动迁处办理，但沈林桥认为相关安置流程都是正常的，材料也齐全，所以没有全面审查，他也不知道潘某的房卡怎么获得的。此外，胡某甲跟他说过潘某是胡某甲的关系人，希望安置好一点。（2）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明在沈林桥通过胡某甲、赵某的帮助违规获得大井巷35-3号房卡的同时，胡某甲也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其亲友潘某获得了大井巷46号的房卡，使潘某获得了参加拆迁安置的资格。在更名审批时，胡某甲、赵某、沈林桥三人是在饭店内同时对上述两套公房进行违规审批的，沈林桥也知道潘某的房卡是违规获得。在潘某作为拆迁户进行安置时，胡某甲多次找过吴山指挥部动迁处处长沈林桥帮忙，要求给潘某安置好一点。胡某甲认为自己在沈林桥违规获得房卡上帮了他，沈林桥也应该在潘某安置一事上帮忙。（3）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胡某甲、沈林桥邀请赵某吃饭，在饭店里，胡某甲、沈林桥让赵某违规签字同意将大井巷46号和35-3号房卡更名给他们各自的关系人，赵某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非法获得拆迁安置资格，并非法占有安置公房。（4）证人潘某的证言，证明潘某为了非法占有安置公房，在胡某甲利用职务之便的帮助下非法获得了大井巷46号的房卡。后潘某房改后，在吴山指挥部参加拆迁安置，获得了安置公房。（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按照沈林桥的要求办理吴山指挥部与潘某的安置协议，签安置协议时，潘某并不在场，张某是按照沈林桥的要求填安置协议的。后潘某选房过程中，也是沈林桥参与讨论，并告知张某潘某选中了紫薇公寓的房子。（6）证人胡某乙的证言，证明吴山指挥部将拆迁户潘某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之一由其与沈林桥、张某三人专门讨论决定具体安置地点，并由沈林桥负责与潘某联系，经过沈林桥、胡某乙先后签字，潘某顺利取得安置房。此外，沈林桥有核实拆迁户身份的职责，如果沈林桥如实告诉他潘某的拆迁户身份是拆迁后取得，胡某乙不会签字同意安置。（7）证人吕某的证言，证明大井巷46号房屋是由其公司进行评估的，先后进行了两次评估，第一次是在2003年4月，当时该房屋系陈辰起承租的公房，第二次是在2008年7月，是吴山指挥部动迁处要求进行补充评估，当时该房屋已经显示为潘某所有，两次评估价值相同。（8）拆迁调查表及封某，证明大井巷46号因原住户陈辰起死亡，2003年3月14日封门。（9）申请报告，证明潘某以住房困难为由，申请支付8万元以获得大井巷46号公房租赁权，申请时间是2003年5月20日。结合胡某甲与潘某的言词证据，该申请报告是在胡某甲口述的前提下，潘某于2008年书写，该公房早已封门，无法入住，且潘某根本没有住房困难。（10）公房更名审批表，证明大井巷46号公房使用权由已经死亡的陈辰起更名给潘某，经过了申请人潘某、审核人胡某甲、审批人赵某的签字。表面上看，申请人是潘某，时间是2003年5月20日，但本案大量证据证实，实际签字时间是2008年，胡某甲、赵某为了造假，故意签到2003年。（11）租金收据，证明2008年3月6日房管部门收到潘某交的8万元所谓大井巷46号的欠租费，结合到案证据，上述款项实为该房卡违规转让所收取的费用，根本不是租金。（12）公房租赁凭证，证明潘某获得了大井巷46号的房卡，名义上是2003年5月28日获得，实际获得时间为2008年。（13）评估材料，证明大井巷46号房屋进行过两次评估，第一次2003年所有权人为市房管局，第二次2008年所有权人为潘某。（14）房改某，证明大井巷46号承租人潘某于2008年4月1日向市房管局申请房改，在支付9203.84元后，于2008年6月5日该房的所有权由市房管局转移到潘某名下。（15）安置某，证明大井巷46号于2008年7月28日签订安置协议，经沈林桥、陈某、王国平同意，潘某获得安置面积60平方米，并获得安置奖励及补助21412.8元。潘某又扩面22.77平方米，此外还可领取88255.5元过渡费、1200元搬迁费、13000元奖励费、1583元装修补偿费、6229.8元安置补助费，共计110268.3元，上述款项用于抵扣扩面费后，潘某应当缴纳扩面费672.9元，在结算单上沈林桥、胡某乙先后签字。潘某最终被安置到紫薇公寓8-1-2201。（16）动迁处工作表，证明潘某的安置工作责任人为沈林桥，2011年7月6日被安置到紫薇公寓8-1-2201。（17）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移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紫薇公寓8-1-2201安置房的相关安置协议及票据、该房的契证、物业服务协议及潘某交纳的物业费发票和入住通知书等物品均被扣押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18）房屋某、物业材料、可视电话，证明上述紫薇公寓的安置房已由潘某实际控制。（19）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沈林桥于2011年12月23日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自2011年7月7日起至2024年7月6日止。（20）户籍证明，证明沈林桥的身份情况。（21）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杭州市江干区紫薇公寓8幢1单元2201室在价格鉴定基准日，即2011年12月6日至2012年2月21日，其价值为人民币2113677元。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沈林桥关于在第一笔事实中其只是签了“拟同意”的辩解。经审理认为：动迁处负责调查拆迁户情况、核实拆迁户人员、与拆迁户签署拆迁安置协议等工作，沈林桥虽然不是最终的审批领导，但作为动迁处处长，本来就应当对安置的公务进行严格审核，负有具体审核的责任。在整个拆迁安置过程中，沈林桥的审批是重要且必须的程序，其必须为自己的违规审批负相应的责任。被告人沈林桥关于没有法律规定货币安置六个月后不能办理实物安置的辩解。经审理认为：货币安置协议是根据《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签订，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根据本条例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切实遵守，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也就是说，货币安置协议上表明的六个月反悔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且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可以却只能变更一次的规定，包括陈某、梅某、张某在内的吴山指挥部领导和员工都知情，而沈林桥在动迁处工作多年，显然应当知道该条规定。被告人沈林桥关于其并不知道潘某的拆迁资格系非法获得的辩解。经审理查明，大井巷46号早已由吴山指挥部封门，并以陈辰起的名字登记造册，沈林桥身为动迁处处长，本来就负责调查拆迁户、核实拆迁人员的工作，在大井巷46号封门后，住户由陈辰起改为潘某，沈林桥显然知道潘某的拆迁资格系非法获得。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被告人沈林桥关于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应当按照吴山指挥部购买涉案安置房的价格计算的辩解。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王某在非法获取安置房的时候，安置房的国有属性尚未发生改变，在安置房通过房改变成私房的时候，国家的损失才造成。而潘某在非法获取公房租赁权并进而房改的时候，虽然公房的性质已经变成私房，但其随后通过拆迁安置的手段获取了安置房，最终国家损失的是安置房。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是妥当的本院认为，被告人沈林桥身为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沈林桥在本案中滥用职权，明显是基于其个人与胡某甲之间的私情、私利，在胡某甲及其关系人得到利益的同时，沈林桥与胡某甲之间进行了权力交换，自己也在大井巷35-3号一事中得到了重大的利益。因此，应当认定沈林桥具有徇私舞弊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直接损失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本案中沈林桥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直接损失达300万元以上，是立案追诉标准15倍，足以认定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沈林桥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被发现余罪，应当对其数罪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沈林桥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1年7月7日起至2027年7月6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徐枫人民陪审员盛黎斯人民陪审员骆仕君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胡丛林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沈林桥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