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2年被告人曹国壑在莎车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工作期间及2014年9月担任莎车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期间。被告人曹国壑利用职务之便，为单位及个人办理经营许可证、营运证及办理业务提供便利，非法收受单位及个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5.55万元，其分别如下：1、被告人曹国壑为幸运驾校在办理经营许可证业务中给予照顾，收受该校法定代表人阿某·麦麦提贿赂1.5万元现金。2、被告人曹国壑为金土地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阿某2·麦麦提在办理营运证方面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阿某2·麦麦提贿赂3万元现金。3、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幸福机动车驾驶员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艾某·阿布都克热木在办理业务方面提供便利，收受该校法定代表人艾某·阿布都克热木贿赂6万元现金。4、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顺风道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古某·热西提在办理业务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经理古某·热西提贿赂1.8万元现金。5、被告人曹国壑为喀什地区吉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莎车县分公司的努某·亚森在办理公司业务时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的努某·亚森贿赂5000元现金。6、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辉煌运输有限公司经理玉某·喀迪尔在办理业务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经理玉某·喀迪尔贿赂1.5万元现金。7、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胜达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姬某在公司业务办理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姬某贿赂6000元现金。8、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新世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买某1·艾拜都拉在公司业务办理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经理买某1·艾拜都拉贿赂1.2万元现金。9、被告人曹国壑为好运运输公司经理买某2·吐尔孙在公司业务办理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经理买某2·吐尔孙贿赂2.55万元现金。10、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恒通机动车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木某·依明在公司业务办理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木某·依明贿赂6000元现金。11、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叶尔羌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某·毛拉及办公室主任罕某·买买提在公司业务办理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莫某·毛拉贿赂6000元现金；2016年10月，收受罕某·买买提贿赂5000元现金。12、2014年年底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光明运输有限公司经理亚某·喀迪尔在办理业务中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经理亚某·喀迪尔贿赂5.5万元现金。13、2015年中秋节，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成达机动车驾驶员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驾校业务中提供便利，收受该校校长张某贿赂1万元现金；2017年春节，收受该校经理周某贿赂3000元现金。14、2015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间，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永安驾校校长韩某在办理驾校业务方面提供便利，收受该校校长韩某贿赂4万元现金。15、2016年底，被告人曹国壑为王某在开通机场客运专线上提供便利，收受王某贿赂1万元现金。16、2016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曹国壑为吐尔孙运输公司经理巴某·吐尔孙在办理汽车货运经营许可证中给予照顾，收受该公司经理巴某·吐尔孙贿赂2万元现金。17、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阿曼运输有限公司、新疆骆驼山运输有限公司、莎车县阿克尤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琶克路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办理道路经营许可证，收受米某·麦麦提贿赂12.6万元现金。18、2012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曹国壑为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艾某2·祖农在办理业务上提供便利，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艾某2·祖农贿赂7万元现金。19、2017年9月，被告人曹国壑为宏远公司办理道路经营许可证提供便利，收受杨某贿赂1.5万元现金。20、2017年，被告人曹国壑为莎车县天安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买某3·克热木办理公司业务提供便利，收受买某3·克热木贿赂3000元现金。另查明，自治区道路运输管路局纪委调查组于2017年10月17日查扣了被告人曹国壑赃款3.5万元现金及持卡人为被告人曹国壑之父曹某卡号为×××的农业银行卡一张，卡内余额112.154675万元。被告人承认现金3.5万元及银行卡内112.154675万元均为其收受他人贿赂所得，并且卡号为×××中的112.154675万元是被告人曹国壑交由其父曹某代为存储的，该笔款项中52.05万元已经核实，剩余60.104675万元虽系违法所得，但无法查证。赃款合计115.654675万元，已上交自治区纪委驻交通运输厅纪检组。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曹国壑
crime: 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

案例二：
何继雄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25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继雄犯受贿罪一案，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继雄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7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易健成、付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何继雄及其辩护人于志勇、林昌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1995年8月至ｌ995年12月，被告人何继雄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副镇长，负责城建工作；1995年12月至2002年11月，任沙河镇镇长，其中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兼任沙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2002年11月，任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2005年10月，任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2008年12月，任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被告人何继雄在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以各种名义贿送的财物。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1996年至2014年3月，被告人何继雄利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副镇长、党委副书记、镇长、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和影响，先后多次为广州市龙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樊某华在工程承接、人事任命等事务中提供帮助，收受其贿送的商铺转租款人民币120万元、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购物卡、港币1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90894元的丰田佳美小汽车一辆，占为己有。2013年10月，由于担心受到冼村窝案的牵连，何继雄将人民币40万元的购车款退还樊某华。2.被告人何继雄为获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在其协调、推动下，其姐姐何某霞于2005年担任广州市沙河兆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兆联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该公司运作，二人相勾结为李某明所控制的公司承租兆联公司所持有的多项物业提供各种帮助，共同收受李某明以干股分红的名义送予的贿赂，至2014年，共同收受人民币1540万元，其中何某霞分得人民币690万元，何继雄分得人民币850万元，占为己有。3.1997年以来，被告人何继雄利用职务便利，为冼某洪在人事任命、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各项帮助，于2000年左右，收受冼某洪贿送的出国考察费美金5000元；于2001年收受冼某洪以人民币ｌ20万元购买的商铺6层，占为己有。4.自1998年开始到2012年止，被告人何继雄利用职务便利，为兆联公司在工作协调、物业管理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以报销费用、提取现金等方式，收受该公司贿送的感谢费共计人民币2210043.36元、购物卡104万元并占为己有。2013年曹某燎案发后，被告人何继雄担心纪委调查其经济问题，退还了20万元到兆联公司的账户。5.2011年至2012年间，何继雄与兆联公司的何某霞、叶某清等人相勾结，为赵某杰（又名赵某超）租赁兆联公司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物业的过程中提供帮助，收受赵某杰以炒卖商铺分红名义贿送的贿赂60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人民币240万元，占为己有。综上，被告人何继雄个人或共同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26400937.36元、价值人民币107万元的购物卡、港币1万元、美金5000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被告人供述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何继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何继雄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部分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继雄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是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何继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万元。二、被告人何继雄所退赃款现金人民币20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何继雄寄存于李某明处赃款现金人民币40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被告人何继雄名下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西环路10号之二的商铺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所得款项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四、在本案认定的受贿金额和判处没收财产的范围内，退赃不足部分以被告人何继雄名下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8号之三1206房、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逢源大街29号以及其他已查封房产中被告人何继雄所享有的权益予以充抵，上缴国库；如仍不足，由侦查机关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上缴国库。上诉人何继雄上诉提出：1.其书写的自我供述是根据纪委办案人员打印好的材料抄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证据采信。2.2005年10月其已调离龙洞街，与樊某华没有上下级关系和经济业务往来，也未为樊某华谋取利益，樊某华只是介绍其与鸿润公司签订铺位租赁合同，其亦按规定交纳了押金和租金，因此商铺转租赁所得120万元不应以受贿论处。3.兆联公司是集体企业，与龙洞街没有行政上下级关系，其不能控制兆联公司，兆联公司董事长何某霞是通过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这是其运作的结果，其只是介绍李某明与兆联公司洽谈物业租赁事实，未与何某霞勾结，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明谋取利益，何某霞亦非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条件；同时，其与李某明合作经营租赁项目是按合同比例出资和分红，有其以袁某强名义、池某有以李某华名义与李某明三方签订的《项目合作经营协议书》、4张经鉴定的投资收条及后续的以其儿子何某森、池某有儿子池某祖与李某明所签《合作经营投资协议》及投资款收据证实，从中所得的总利润只有约450万元。4.其在兆联公司报销的款项只有20多万元，并没有221万余元。5.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西环路10号之二的商铺是冼某洪先筹措资金购买法院拍卖的房子，后其与冼某洪共同出资装修后才出租经营，其收受的120万元购房款是借款，该房产不应作为赃物予以没收。6.其将赵某杰介绍给何某霞、叶某清进行项目合作，其并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要求何某霞将铺位租给赵某杰，其是办理了铺位正常的租赁手续后将铺位转让获利240万元，是正常的商业行为。7.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其受贿的具体金额，且其已部分退赃，判决追缴标的不明确。8.其举报谭某群受贿2000万元应构成重大立功，举报樊某广、樊某明、樊某熊等人受贿构成立功，且有自首情节，应减轻或从轻处罚。9.一审庭审笔录中有30多页应由检察员当庭宣读的内容没有宣读，没有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抗辩权。10.一审判决中审理查明的具体犯罪事实与说理部分中对本案事实和证据分析的评判不一致。11.一审判决第三、四项没收财产和受贿金额的处置应由人民法院执行，而不应由扣押机关和侦查机关执行。上诉人何继雄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收受120万元受贿款的依据超出起诉书指控的范围，且认定犯罪的证据系孤证，上诉人获得120万元商铺转租款时任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其不具有为樊某华的龙洞龙汇实业有限公司谋取利益的职权，无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樊某华谋取利益，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组织处理事故责任时对樊某华是否被处分的问题上提供了帮助，上诉人获得的120万元商铺转租款是经营利益，不应当认定为受贿。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利用本人的职权进行多方运作，将何某霞推举为兆联公司董事长，并以此操纵兆联公司实现其个人利益。上诉人没有利用自身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明承租兆联公司所持有的多项物业提供帮助，其与李某明合作有实际出资，并非以干股分红的形式收受贿赂，即便认定上诉人构成受贿，也应将受贿款与孳息进行区分。3.据以认定上诉人以报销费用形式收受兆联公司贿赂的相关单证、票据不具有客观性，未经上诉人核对，何某霞与叶某清的证言与在案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排除二人因职务侵占而将这些支出嫁祸于上诉人，且有证据证实2011年10月5日及同月15日两张餐费发票并非上诉人消费产生，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从兆联公司报销费用160多万元，上诉人2005年至2010年共收取的18万元现金是股份及分红，上诉人在2005年10月已调离龙洞街道，再无利用职务之便为兆联公司谋取利益的条件，且其在2013年10月还通过何某霞将人民币20万元退回兆联公司的账户。4.赵某超的境外证言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仅介绍赵某杰与何某霞、叶某清认识，没有利用本人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赵某杰谋取利益，上诉人获得涉案铺位已支付相应押金，炒卖铺位获利600万元是商业行为，不构成受贿。即便认定上诉人构成受贿，受贿财物亦仅限于赵某杰低价给予的铺位，而非炒卖该铺位获得的利益，且炒卖铺位所得的款项已被瓜分。5.上诉人与冼某洪没有达成行贿与受贿的合意，关于上诉人收受冼某洪以人民币120万元购买的6层商铺的指控不成立，即便指控成立，上诉人收受的是冼某洪贿送的120万款项而非涉案房产，本案不应罚没该涉案房产。6.一审判决涉及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不明确、具体，且鉴于上诉人部分款项不构成受贿，其受贿金额并没有2640万余元之多，一审判决第四项判项应相应调整。7.上诉人举报樊某广、樊某仲、樊某明受贿构成立功，举报谭某群、张某鹰受贿构成重大立功，协助管教制止同仓在押人员企图自杀构成立功，在接受调查期间主动坦白交待办案单位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且已部分退赃，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减轻或从轻处罚。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1.关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一审认定何继雄收受樊某华送的人民币120万元、3万元购物卡、港币1万元及小汽车一辆，伙同何某霞收受李某明以干股分红的名义送的1540万元，收受冼某洪送的以人民币120万元购买的6层商铺及美金5000元，收受兆联公司贿送的2210043.36元及购物卡104万元，伙同何某霞、叶某清等人收受赵某杰以炒卖商铺名义送的60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关于本案的定性。何继雄称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二单其不构成受贿罪。经查，在李某明出面承租兆联公司五处物业的过程中，何继雄均有出面与何某霞协调，利用何某霞的职权将相关物业租与李某明，何某霞知道何继雄及其丈夫池某有参与分红之后并未表示反对。何继雄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中明确表示，其利用职权进行多方运作将何某霞推举为兆联公司的董事长，且其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兆联公司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因此何继雄与何某霞相互交叉利用各自的及对方的职权实现个人利益，何继雄构成受贿罪。3.关于量刑。何继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有立功情节，且部分退赃，依法可从轻处罚。一审判决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1995年8月至ｌ995年12月，上诉人何继雄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副镇长，负责城建工作；1995年12月至2002年11月，任沙河镇镇长，其中1997年6月至1998年7月兼任沙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2002年11月，任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2005年10月，任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2008年12月，任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上诉人何继雄在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共计人民币26400937.36元、港币1万元、美金5000元和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7万元；其中何继雄个人占有受贿款共计人民币15900937.36元、港币1万元、美金5000元和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7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1996年至2014年3月，上诉人何继雄利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副镇长、党委副书记、镇长、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和影响，先后多次为广州市龙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樊某华在工程承接、人事任命等事务中提供帮助，收受其以商铺转租款名义贿送的人民币120万元、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购物卡、港币1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90894元的丰田佳美小汽车一辆，占为己有。2013年10月，因冼村系列案案发，何继雄将购车款人民币40万元退还给樊某华。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邱某梅身份证明、购车发票、车辆登记信息，证实：粤ＡＬ4223的丰田佳美轿车以邱某梅的名字购买和登记。2.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商铺平面图，证实：邹某华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购物中心首层和负一层的商铺租赁合同。李某明与邹某发于2009年12月10日签订《租赁合同》，证实李某明承租龙洞鸿润商业广场第一层商场外铺位。3.鉴定意见，证实：经鉴定涉案丰田佳美小轿车价值人民币390894元。4.证人樊某华（龙洞龙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我从1996年开始在沙河镇做工程，1999年到2002年在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任副村长，2002年到2005年任龙洞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05年改制后任龙洞龙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1996年下半年，我挂靠天河建安公司中标了天河东圃小新塘工业园土石方工程，工程总价2500多万元；1997年，我挂靠沙河建筑公司承包了春岗山总价1000多万元土石方工程，没经过投标；1998年，我挂靠沙河建筑公司承包了广汕路三宝墟和天河教师新村土建工程3500万元，没有经过投标；1999年下半年，我挂靠广州市市政一公司承包中标了天河区长兴路市政工程3000多万元，该工程是当时天河区政府委托沙河镇政府修建的，当时修建长兴路市政工程并没有给长湴村征地款。我是1996年通过曹某斌与何继雄联系起来的。1997年底，时任天河区副区长的曹某燎让我送何继雄一辆车，我答应。我买了一部白色丰田佳美小轿车，当时何继雄让袁某强找我，让我用袁某强妻子邱某梅的名义买车，花了41-42万多元人民币。2013年10月的一天，何继雄对我说纪检部门要查处曹某燎，担心会被牵连，要把车款退给我，我答应。随后，袁某强给我人民币40万元。我送车给何继雄，是因为他当时是沙河镇长，在工程发包方面有一定的决定权。2002年10月份何继雄任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我当龙洞村委主任，何是我的直接领导，为了感谢他的帮助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在2003年春节到2005年中秋节，送给何继雄共计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购物卡及港币现金1万元。2004年7月，在香港中兴酒店里，我送给何继雄港币10000元。2007年年中，龙洞购物中心项目动工，为感谢何继雄对我工作支持，我想给何继雄一些好处。我想拿出一楼三个商铺以成本价租给何继雄。后来何继雄安排李某明来找我，我就让李某明去签订租赁协议。何继雄租用了三间商铺，每间大概20平方米，三间共60平方米，每月租金6000元。5.证人邱某梅的证言：1997年的时候，我老公袁某强让我把身份证给他，他用我的身份证登记了粤ＡＬ4223这台车，实际上车是何继雄在使用。6.证人邹某华（龙洞购物中心物业经营者）的证言：2009年3月份，我和樊某华谈龙洞购物中心的时候，樊某华提出要留三间商铺以成本价转租给一个领导，叫李某明过来联系。李某明找到我说他是樊某华介绍来谈这三个铺位的事情，李某明写了委托书给我们，让我们管理这三个铺位。这三间铺位每个月的利润约25000元人民币。从2010年4月份开始，我每个月支付25000元人民币给李某明，到2014年3月份一共支付了117.5万元人民币。2013年底的时候，这三个铺位还收了9万元入场费，也一起给了他。7.证人邹某发的证言：我和龙洞村村委干部谈承租龙洞购物中心的时候，樊某华提出要留首层的三间最好的商铺，以成本价给一个老领导转租。我让邹某华签合同，包括这三个铺位。后来我们把首层的物业全部签下来了，樊某华告诉我们会叫李某明来联系，叫我把三间商铺按照原价租给他。不久，李某明就来找我，写了委托书给我们，由我们管理这三个铺位。这三个商铺每个月的利润约2万元人民币，从2010年4月份到2014年3月份，大约支付了110多万元人民币。8.证人袁某强的证言：1997年7月份，何继雄说樊某华要买一部丰田佳美车送给他，让我用我老婆邱某梅的名字上牌，我将邱某梅的身份证给了樊，上牌手续都是车行办的，车牌是粤ＡＬ4223，何一直使用该车。2005年何继雄让我将车卖掉，我找人估价是10.5万元，我就决定自己用，支付了10.5万元给何继雄。2013年，何继雄让我联系樊某华，将40万元人民币的购车款还给樊某华。我分两次，每次20万元还给了樊某华，款是何继雄出的。9.证人李某明的证言：2009年底，何继雄跟我说龙洞广场门口有三间商铺可以出租，让我租下来，让我去找樊某华，樊某华叫我去和鸿润广场的老板签合同。我以自己的名义和鸿润广场签了三间商铺的租赁合同，三间商铺每月租金6595元，合同期20-30年，邹总说商铺可以帮我租出去。到2010年4月份，三间商铺租了出去，每月收取10500元、10000元、10000元，另外每间商铺收取4万元的入场费共计12万元，我让鸿润广场帮我收租，每月底将差价2.4元拿回交给何继雄，一直收到2013年12月份，共计约108万元，另外12万元的入场费，共120万元给了何继雄。10.上诉人何继雄的供述：樊某华在龙洞村做工程。1995年，经曹某燎介绍我认识樊某华。1999年后，樊某华当龙洞村村长，和我是上下级关系。1995年的时候，时任沙河镇镇长的曹某燎找我说樊某华承包天河小新塘工业区的土石方工程，要我给予樊某华支持和帮助。当时我是沙河镇负责城建的副镇长，通过我的协调，樊某华挂靠公司承包了几个工程，在承接过程中，我们就联系多了，慢慢熟悉了。樊某华为了更加顺利的开展工作，叫我出面帮助协调这几个村的工作。我多次组织这些村开会，配合樊某华的工作进度。有了我的出面协调，樊某华的工程进展就会顺利很多。当时我的连襟袁某强在樊某华的工程队里打工，1997年底或1998年初的时候，我跟袁某强讲，樊某华要买一部车送给我使用，就让他用他妻子邱某梅的名字办理购车上牌手续。之后由袁某强和樊某华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并把车开回来给我。这辆车是白色丰田佳美小汽车，大概价值人民币40万元，车牌是粤ＡＬ4223，该车一直由我使用。2004年底，我想换新车，让袁某强把这辆车卖掉，他找人评估的价格是10.5万元人民币，他觉得车况良好，价格也不高，就决定自己买下来，于是袁某强就支付了10.5万元人民币给我。2013年10月的一天，我对樊某华说，冼村出事了，纪检部门可能要查处曹某燎。担心被牵连，我让袁某强分两次将40万元人民币现金退回给樊某华。2003、2004、2005年春节、中秋节前，樊某华都会将装有价值人民币0.5万元购物卡的小信封送给我，我都收下了。以上购物卡共计价值人民币3万元。2004年7月，在香港中兴酒店，樊某华送给我现金港币1万元。2009年底，樊某华打电话给我说特地为我留了三间铺位，让我找人过来办手续，我答应了。我让李某明帮我去找樊某华接收铺位，我让李某明去签订了协议并交纳押金1.2万元人民币，后鸿润公司提出直接由他们统一管理、出租，我们每个月拿租金差价就行了，我同意了，就指示李某明负责帮我收钱。李某明与鸿润公司签订过一份商铺租赁合同，内容是鸿润按照村里的价格转租给我，然后由鸿润公司统一管理出租给商户，租金差价全部归我。从2010年3月开始，李某明每月帮我从鸿润公司收取约2.5万元人民币的商铺租金差价，具体以合同为准。从2010年3月直至现在，我共计收取的差价大概110多万元。鸿润公司在经营这三间商铺时还收了商户9万元进场费，李某明也将这9万元给我了。（二）2006年至2014年期间，上诉人何继雄利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龙洞街道、冼村街道和广州市协作办公室等单位领导的职务便利，伙同何某霞利用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共同为李某明所控制的公司承租兆联公司多项物业提供帮助，谋取利益。期间，何继雄与何某霞配偶池某有共同收受李某明以干股分红名义贿送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54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人民币850万元，占为己有。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合作经营投资协议书》，内容为：何继雄的儿子何某森、池某有的儿子池某祖与李某明、刘某慧于2013年4月21日就龙洞龙山工业园1号春岗山物流管理中心及学校地块补充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将原来2009年12月25日广州汇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沙河兆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场地使用合同》和与广州兆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场地管理合同》的乙方承租人变更为丁方“广州翌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时约定李某明与何某森、池某祖按照4∶3∶3的比例出资及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上诉人何继雄于2014年3月10日确认该合作经营协议是其与李某明、池某有补签的假协议书，其与池某有、何某森、池某祖均没有投资。李某明确认该合作经营协议是其与何继雄、池某有补签的协议，因为何继雄、池某有是公职人员，所以找了他们的儿子签的协议书，何继雄、池某有没有投资。何某森确认该合作经营协议是父亲让其签的，其本人没有投资，没有参与经营。2.出纳日记账，证实：龙洞春岗山仓库、学校及教练场三处物业2013年2月至12月实际收入、支出记录。上诉人何继雄于2014年3月10日确认龙洞春岗山仓库、学校及教练场三处物业2013年2月至12月的收支明细，利润按4∶3∶3分别分配给李某明、池某有和其本人。3.何某霞身份资料、广州兆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何某霞的身份情况及任职情况。4.《项目合作经营协议》，内容为：李某明、李帮平、袁某强三方就承租沙河兆联经济发展公司在龙洞春岗山地块约20000平方米的共同经营协议。三方的出资比例为李某明出资40%，另二人各出资30%。5.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其中穗检技鉴字〔2014〕30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送检的4张“收条”中，“李某明”签名与“李某明”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其他笔迹与“何继雄”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6.房屋使用合同、场地使用合同等，证实：沙河兆联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兆骏公司与李某明的汇立物业管理公司就沙河医院综合楼等签订合同。7.证人李某明的证言：2006年以来，我以汇立公司的名义承租沙河镇兆联经济发展公司的一些物业，以干股的形式送给何继雄和池某有好处费。2006年3、4月份，何继雄说把五山综合楼物业租下来，利润各占一半。2006年4月份一天，何继雄让我找兆联公司副总经理叶某清签合同，租金每月15300元，期限15年，每三年递增10%，我对何说将物业改成单身公寓和商铺出租，我不让何继雄出钱，全部我出资，改造后我通过中介出租，每年利润大概44万元，七年利润300万元，这个物业我送给何继雄约150万元。2006年7、8月份，何继雄介绍我找叶某清签了麓景路登峰市场物业，我和兆联公司签了合同，租金每月12000元，每三年递增10%，期限是10年或20年，我用五山物业的利润改造了登峰市场物业，每年利润约3万元，七年利润共20万元，我分一半利润给何继雄，一共给他10万元。2007年3、4月份，何继雄说龙洞春岗山轮胎市场物业出租，让我去看，并说把池某有拉进来。2007年初，我把广州汇立装饰公司更名为广州汇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兆联公司签订合同，我、何继雄、池某有三人股份4∶3∶3，何继雄与池某有占干股。2007年6、7月份，何继雄说已谈好，我与兆联公司签了租赁合同，每平方米6.6元，每三年递增10%，2009年初，在地块上建成了仓库总面积2.5万平方米，以每平方米13-15元出租，至今为止，利润为1560万元左右，按比例分给何继雄、池某有各468万元左右。建仓库共投资600万元，启动资金200万元，我对何继雄与池某有说，这几年我炒股赚了钱，这件事他们帮忙很大，不让他们投资，全由我负责，何继雄说仓库投入的资金先由我负责，以后从利润中扣除。2008年初，何继雄联系兆联公司谈好，我以汇立物业公司与兆联公司承租了春岗山原航海学校物业，每年租金21万元，期限15年，每三年递增5%。把物业租给了新蕾五升学校，后来加盖了物业，资金由我负责，待有利润再扣除。这个物业五年来共盈利660万元，按照协议，我分别给了何继雄、池某有各200万元左右。2010年，我朋友找我想找场地做驾校，我发现瑜翠幼儿园旁边规划红线空地是兆联公司的，我直接找到何某霞，也报告了何继雄，就租下来，面积800平方米，租金每月6元，签了15年合同，四年来利润728160元，给了何继雄和池某有各22万元左右。2013年冼村案发，何继雄担心出事，于是我与何继雄、池某有重新签一份虚假协议，内容是成立翌隽公司，以我太太的名义与兆联公司签约仓库项目，我占40%，何继雄的儿子与池某有的儿子各占30%。投入资金以200万元人民币算，我分别出具了收到何某森、池某祖60万元的收据，实际上他们没有出资。补充协议就是从这里来的。何继雄在上述五个物业中没有任何投资。印象中，池某有曾划过一笔25万元到我账户。上述物业，我给了何继雄850万元，给了池某有690万元。我之所以给何继雄、池某有好处费，因为上述物业都是兆联公司的，何继雄曾担任沙河镇镇长，龙洞、冼村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兆联公司管理层都是何继雄的下属。另外，何继雄又与天河区委、区政府及街道、村委的领导都很熟悉。我能租到物业及承包工程，都是何继雄联系的。池某有参与分红，是何继雄要求的，我就同意了。8.证人池某有（何某霞的丈夫）的证言：2007年以来，我依靠何继雄的关系，也作为何某霞的利益代表人，从李某明承租的物业中分得好处约人民币660万余元。何继雄曾是沙河镇及沙河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负责人，在原沙河镇管辖地区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用担任龙洞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关系推荐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何继雄帮助李某明拿到兆联公司的物业，以及为李某明协调承租、转租过程中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关系，李某明则出面以广州汇立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及全面管理承办承租物业的改造、转租等工作，我代表何某霞的利益分配好处。李某明参与承租物业的公司叫广州汇立公司，是由李某明负责经营管理，每个月或一段时间，李某明会给我一张日记账并给我一笔钱。当时约定汇立公司承租的兆联物业赚钱后，李某明占40%，何继雄和我各占30%。李某明承租这些物业，我和何继雄都没有实际出资。2013年10月份左右，何继雄、李某明和我担心出事，就商量补签一份虚假协议，内容是将承租人变更为“广州翌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场地租赁投资经营的资金由李某明、何继雄的儿子何某森和我儿子池某祖以4∶3∶3的比例出资，由李某明的老婆刘某慧任法人代表，实际上我和何继雄均未出资。李某明这些年承租的物业有：龙洞春岗山原轮胎市场物业，该地块大概1.8万平方米，是2007年初租的，租期20年，开始租金6.6元每平方米，每三年递增10%，分成比例四、三、三，具体分得多少以账目为准。2008年上半年，李某明跟何继雄和我说，想租兆联公司春岗山原航海学校物业，也是按四、三、三分配，后通过何继雄的运作，李某明找何某霞租下来，也是以汇立公司签的合同，租给我们是21万元每月，该地块由李某明的汇立公司出资负责改造，并转租给了国防技工学校和新蕾五升学校，具体分多少也是以核算为准。2010年，通过上述方式租下了瑜翠园旁边规划红线空地物业做驾校训练，该地2800平方米，分得的好处以核算为准。2009年，李某明先后承接了兆联公司在春岗山学校旁的商铺建设项目，完工后，李某明打电话给我，说会按之前的比例，分我80万元，后让我将这80万元投入到技工学校加盖的一层楼上，我同意，后来该物业每月租金增加了6万多元。9.证人袁某强的证言：何继雄让我签过两个协议，第一个是2006年的五山项目；第二个是2007年龙洞的一个物业项目。两个项目我没有投资，没有参与经营，没有收取租金及利润回报。10.证人邱某娟（何继雄妻子）的证言：我提供了2007年11月22日李某明、李帮平、袁某强签订的项目合作经营协议，李某明于2007年8月29日、9月23日、9月30日、10月17日出具的4张收条。这些文件是我从家里找到的。2007年9月29日，何继雄让我准备点钱，他说投入龙洞，我就从银行取了5万元加上4万元房租给了他。11.证人池某祖（池某有的儿子）的证言：我没有和他人合作投资物业。2013年4月，李某明、何某森、池某祖、刘某慧四方签订的合作投资经营协议书复印件，就是当时签的，是爸爸池某有让我签的，不清楚情况，没有经营，没有分红。12.证人何某森（何继雄的儿子）的证言：在合作协议中我没有出资，我爸爸何继雄有出资，因为我看过几张收据，是李某明写给袁某强的，我妈妈说我爸爸以我姨夫袁某强的名义投入的资金，以后将股份转给我。13.证人叶某清的证言：李某明是何继雄介绍承租兆联公司物业的。李某明租了兆联公司的物业有：2006年五山粤汉路五山沙河医院综合楼物业，2006年越秀区登峰市场三楼物业，2007年龙洞春岗山原轮胎市场物业，2008年龙洞春岗山物流中心内学校物业，2010年瑜翠园幼儿园旁边规划红线空地物业。除了上述物业还有两个工程：2009年兆联公司办公楼重建工程和瑜翠园小区2000多平方米的商铺建造工程。14.证人何某霞的证言：李某明是何继雄介绍承租兆联公司物业的，2006年至今，李某明租了兆联公司的物业有：2006年五山粤汉路五山沙河医院综合楼物业，2006年越秀区登峰市场三楼物业，2007年龙洞春岗山原轮胎市场物业，2008年龙洞春岗山物流中心内学校物业，2010年瑜翠园幼儿园旁边规划红线空地物业。除了上述物业还有两个工程：2009年兆联办公楼重建工程和瑜翠园小区2000多平方米的商铺建造工程。何继雄和我老公池某有在上述物业中均占30%干股，这些年池某有分得了几百万元。池某有经手收受李某明给的干股和分红，其实就代表着我收受了李某明给予的好处。我本人既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之所以把物业租给李某明，是因为李某明是何继雄介绍过来的，我的董事长位置也是何继雄运作的，另外我公司物业分布七个街道，需要何继雄去协调很多关系，在经营班子讨论这些物业出租给谁的时候，我都会在会上提出租给李某明的意见，其他人也不会反对，所以李某明为了感谢我对他承租物业的关照，也就给了我30%的干股及分红。15.上诉人何继雄的供述：2007年以来，在我的协调帮助下，李某明承租了兆联公司的一些物业，再将这些物业进行改造转租牟利，并以干股形式送给我好处费共计约840万元人民币。2005年10月，兆联公司经营班子换届，在我的协调推动下，我姐姐何某霞担任了该公司的董事长。我之所以帮助何某霞选任兆联公司董事长,一方面是因为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收入不错，另一方面是因为兆联公司拥有大量的物业，里面有很大的利益可图。之后,我从兆联公司开支、运作兆联公司相关物业和工程以及让兆联公司协助开发商拿到位于珠江新城、岑村龙头山的土地等方面，何某霞都给予全力支持。2007年以来,李某明承租兆联公司主要有五个物业：一是五山粤汉路5号综合楼3-8层物业，该物业共有6层，总面积1200平方米，主要是改成单身公寓出租；二是越秀区麓景路的登峰市场三楼物业，该物业总面积816平方米，也是做成单身公寓出租；三是龙洞春岗山原轮胎市场的三块物业，占地总面积19000平方米，做成仓库出租；四是龙洞春岗山原航海学校物业，该物业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把它转租给广东省国防技工学校做校舍；五是龙洞春岗山瑜翠园幼儿园旁的规划红线外空地物业，主要把它转租给私人驾校作为培训场地使用。经营五山综合楼项目是在2006年初，李某明对我说装修工程不好干，想做做其他的事。刚好我知道五山综合楼承租方准备退出，我觉得日后五山综合楼附近地铁开通后有较大的升值空间。于是，我跟他说可以尝试经营物业出租，把五山粤汉路5号综合楼3-8层物业承租下来再转租就可以赚钱。之后我找到何某霞说，李某明想把五山综合楼租下来，希望她能帮忙办成此事，何某霞同意。于是我联系李某明，让他直接找兆联公司总经理叶某清，同时要求他不能压价承租，协议单价在原出租单价基础上增加10%。2006年4月份，李某明与兆联公司签订了五山粤汉路5号综合楼3-8层物业约1000平方米的承租合同，租金每个月15300元人民币，合同期限15年，具体以合同为准。李某明对我说，把五山综合楼项目改建大约需要10万元，让我不用出钱，全部投入由他出，我同意。之后李某明将物业改建成单身公寓，并将地下通道部分改成铺面，然后通过房产中介出租出去。按照当初的协议，李某明每半年或者一年和我结一次账，七年来平均每年赚取的利润大约有40万元左右，共计约300万元人民币。李某明将利润的一半共计人民币140到150万元作为好处送给我，每次都是给现金，具体数额以租赁合同核算为准。在五山综合楼项目上我是没有出资的，都是李某明出资的；2013年，我告诉李某明将之前投资的5万元人民币在我所得的利润里扣除，李某明也出具了收据，收据现在我儿子何某森那里，但是李某明有无实际扣除我不清楚。2006年7、8月份，我对李某明说，兆联公司在越秀区麓景路登峰市场有物业可以按照五山综合楼那种租赁模式赚钱。我跟他说已经和兆联公司谈好了，让他直接去找叶某清。之后李某明与兆联公司签订了登峰市场物业的租赁合同，租金每个月12000元，每三年递增10%，合同期限10年或20年。2006年9月份，由李某明出资对该物业进行改造，改建成了33间单身公寓，并且打通了消防通道。2007年8、9月左右，一个叫做“山水人家”的公司接手了这个物业。登峰市场物业平均每年赚取的利润约3万元，七年总利润约20万元。这个物业也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每年结一次账，李某明将利润的一半共计人民币约10万元作为好处费送给我，每次都是给现金，具体数额以租赁合同核算为准。在越秀区麓景路登峰市场物业的租赁，我是没有出资的，都是李某明出资。2007年6月份，兆联公司在龙洞春岗山地块约100多亩，轮胎厂搬迁退出，该地块场地空置对外招租。我觉得该地块可以改造成仓库，我叫李某明去了解情况，后李某明做了一个方案给我看，我觉得不错，有很大利益可图。于是我找到何某霞说，李某明想把这个物业租下来，希望她能帮忙办成此事。何某霞让叶某清签合同。过了一段时间，我找池某有一起合作。期间，李某明以汇立公司的名义申请承租兆联公司原轮胎市场这个物业。当时，李某明说我们三人各占公司股份比例三分之一。我说不行，因为考虑到租赁的事情都是由李某明操办，应占多些股份，就让李某明占公司40%股份，我和池某有各占30%份股。2007年6、7月份，我协调好租赁事宜后，就让李某明去兆联公司找何某霞，最后李某明以汇立公司的名义与兆联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商定在原轮胎厂单价6元每平方米基础上增加10%的价钱（即6.6元每平方米）承租，每三年递增10%，合同期限15年。2009年年初，在三块地块上全部建成仓库后的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最后以13-15元每平方米全部租了出去。至今为止，这处物业的总利润共计约1200万元人民币，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4∶3∶3的比例，李某明将其中的30%的利润共计约360多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费送给我，具体数额以租赁合同核算和李某明所讲的为准。大多数是每月结算一次，有时候是两三个月结算一次，每次给的都是现金。我之所以让池某有参与进来，一方面项目比较大，池某有有这方面的经验，会比较安全；另外一方面，我当时考虑到项目会有大量的后续工作，如果都是我出面协调不方便，池某有在龙洞街工作，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因此我想到让我姐姐何某霞和姐夫池某有也参与进来，和我一样入股，如果有了他们的参与，我就不用经常出面协调，何某霞和池某有就可以直接解决一些事情。因此我就直接找到池某有，由他去具体操作。后来，池某有参与进来的事情被何某霞知道后她也没有反对。李某明建造仓库总投入资金大概有300多万元，具体数要问李某明。李某明说他这几年炒股赚了钱，这件事我和何某霞帮了很大忙，投入资金我和池某有就不用出，由李某明全负责。我说这样吧，资金投入全部由李某明负责，仓库有了盈利再从盈利中先扣除建仓库投入的资金给李某明。2013年，我与李某明、池某有三人有重新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以李某明太太名义与兆联公司签约仓库项目，她不占股份，我们三人的持股比例为李某明占40%、我儿子何某森占30%、池某有儿子池某祖占30%，投入资金200万元人民币。李某明开具了收到何某森60万元的收据，实际上我和何某森没有给李某明任何资金。我跟李某明说要从我放在他那里的房款中扣除，但是李某明有没有扣除我就不清楚。春岗山原航海学校物业原是沙河兆联公司租赁给航海学校使用。2008年初，当时由于学校经营不善，不能按时交租给兆联公司，兆联公司与承租人产生矛盾准备打官司。这时李某明提出，航海学校这块物业的租金很便宜，让我去问兆联公司。于是我打电话给何某霞，让她帮忙将该地块租给汇立公司，何某霞同意。2008年7月，我让李某明找叶某清签合同，李某明以汇立公司的名义与兆联公司签订了春岗山原航海学校物业的租赁合同，租金每年21万元，每三年递增5%，合同期限15年。签完合同后，国防技工学校以新蕾五升学校的名义承租下来作为国防技工学校的校舍。租金大概每个月27万元，每三年递增10%，合同期限15年，然后顺利交接物业。2008年年底，李某明说国防技工学校提出在原来教学楼和宿舍楼的基础上加盖一层楼，增加加盖建筑部分的租金。我协调好后，就让李某明向兆联公司提出在两栋教学楼、五栋宿舍楼加盖一层楼的申请。兆联公司批准了。直到2010年3、4月时该加工工程完成，从2010年9月份开始，租金每个月增加了6万元，这个物业五年来总利润约600万元。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4∶3∶3的比例，李某明将其中30%的利润共计约150到200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送给我，具体数额以租赁合同核算及减去投入成本，以李某明所讲为准。大多数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有时候是两三个月结算一次，都是以现金方式结算的。当时国防技工学校提出加盖工程，李某明征求我和池某有的意见，我们表示同意这个要求，并商定加建工程资金投入300万元左右全部由李某明负责，从仓库盈利先扣除加建投入的资金给李某明，实际上我在这个项目的承接、转租、加建过程中都没有出资。瑜翠园幼儿园旁的一块规划红线外空地物业的租赁是在2009年的时候，瑜翠园小区建成验收通过，在瑜翠园幼儿园旁的一块规划红线外空地，该地块是属于兆联公司拥有。2010年初，李某明找到我说想把这块空地租下来再转租出去。于是我打电话给何某霞，让她帮忙将地块租给李某明，何某霞同意。后来，李某明以力进公司的名义与兆联公司签订了瑜翠园幼儿园旁规划红线外空地物业租赁协议，面积有800平方米左右，租金每月每平方米6元，每三年递增10%，合同期限15年。李某明个人出资将这块地平整后，就和一家驾校签订了租赁合同，包括规划红线共2800平方米左右，租金每月7元每平方米，每三年递增10%，合同期限15年。四年来总利润约73万元人民币。大多数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有时候是两三个月结算一次，都是以现金方式结算的。我们都是按照之前的协议4∶3∶3的比例分成。在这个项目上，李某明将其中30%的利润共计约22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送给我，具体数额以租赁合同核算为准。瑜翠园幼儿园旁规划红线外空地物业我没有出资。李某明之所以送钱给我，因为他承租的上述物业都是兆联公司的，兆联公司的董事长何某霞是我姐姐，我推荐她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李某明依靠我和何某霞的关系承租到兆联公司的物业。李某明让我占有股份，其实就是希望以我的手中的权力让我帮助他承租上述物业和工程。我没有实际参与物业租赁或者工程的经营管理。（三）1997年至2002年期间，上诉人何继雄利用担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镇长兼任沙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冼某洪在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2000年左右，何继雄收受冼某洪贿送的出国考察费美金5000元。2001年，何继雄以合资购买商铺的方式收受冼某洪给予好处费人民币12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房地产权情况说明、房地产买卖合同、番禺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缴款书、契税完税证明，证实：番禺区市桥镇西环路10号之二商铺由何继雄和冼某洪合资购买。上诉人何继雄辨认出该房产由其与冼某洪合资购买，房款由冼某洪支付。2.冼某洪身份材料，证实：冼某洪的身份情况及任职情况。3.证人冼某洪（龙洞街道办事处调研员）的证言：2000年左右，天河区组织有关干部去欧洲考察，我跟何继雄都有去，当时邱某凤拿了一万美金给我，我在出国前去了何继雄办公室给了他5000元美金。之所以给钱物给何继雄，首先，我在沙河公司、兆联公司任职期间，公司是沙河镇属企业，何继雄是镇长，兆联公司很多事都需要他的帮助与支持，比如市场的升级改造等，为了和他搞好关系。另外何继雄也帮助过我，我从武装部调任沙河公司任副经理、提拔为副镇长及兼任沙河公司的总经理都得到了何继雄的支持。2001年，我知道番禺市桥西环路有一处烂尾楼很不错，我有兴趣，但觉得一个人吃力，就约何继雄一起看，何继雄看完后说很好，但是他一下子要出这么多钱有困难，让我先解决，我听完后不好拒绝就同意了，让他以后还钱给我。我自己当时手头有60多万元，又向我弟弟冼瑞有借了200万元用来买楼，委托叶敬潮买了下来，拍卖的时候花了226万元，税款10多万元，共240万元，这些钱都是我出的，买下之后是我和何继雄各占一半产权。买下物业后装修过程中，我和何继雄分别拿了家里的一处房产去银行抵押贷款。我拿的是天河区龙口西的房子去抵押贷款30多万元；何继雄拿了他的房产抵押贷款40多万元，这些钱何继雄都给了我做装修款，这两笔款大部分装修用了，剩下的钱用来还贷款了。因为当时去银行贷款是要办理还款存折，我跟何继雄当时把存折都给了叶某清，让她具体操办还贷手续。在偿还抵押贷款的3年左右时间，何继雄每年都有给我三、四次现金，每次给钱时都说这是烂尾楼那边还贷的钱，大概每次3万元，一共给了36万元左右。后来物业租出去，我分到利润有100万元，何继雄应该也一样。这240万元购房款，何继雄应该出一半120万元，但他没有将房款给我，向他要他也找各种理由不给，我知道他不想给购房款了，他一直是我的上级，他不想给我也没办法。4.上诉人何继雄的供述：冼某洪为我出资购买番禺区西环路10号商铺的事情是大约在2000年底的一天，冼某洪让我陪他到番禺区桥镇西环路10号看一间3000多平方米将要拿出来拍卖的6层烂尾楼，看了后感觉挺好的，我就约定与冼某洪一起买下来。2001年期间，拍卖10号整栋大楼的手续全部都是冼某洪一手包办的，之后我问他拍卖下来多少钱，他对我说是人民币238万元，另外还要支付手续费多少他没对我说。当时我说，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很困难，就让冼某洪帮忙解决，待日后再将钱还给他，他说没问题，不需要算的太清楚，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就说已经将拍卖楼款人民币120万元现金给他了。但我想，这样做不太好，为了钱有个来源的说法，之后刚好我们打算将整栋楼装修后再出租，但装修需要一批费用，我就与冼某洪一起商量将我名下位于水荫路66号之二303房的房产与他的一间房产拿出来向银行作抵押贷款，抵押贷款都是由冼某洪一手去操办的，我的房产抵押贷款是人民币44万元，他的房产抵押贷款是人民币37万元，双方用房产抵押贷款所得的人民币81万元大部分用于整栋大楼的装修，剩余的用于还银行贷款。我的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每个月都需要向银行还本息人民币1万多元，我和冼某洪把还贷款的存折都交给了叶某清，让她具体操办还贷手续。所以从2003年到2005年间，我每年分几次将钱拿给冼某洪，由他转交叶某清去办理还贷事宜，每次大概3万元人民币左右，合共大约人民币30多万元，偶尔几次是我自己拿钱给叶某清去还贷款。整栋大楼的装修到2003年底才全部装修好，但一直租不出去，直到2006年才出租给一家公司办教育培训楼，并与这家公司签订了十二年的租约合同，初期租金约为2.2万元每月，每年约30万元人民币，租金每年都有所递增。一开始都是我老婆去收租，然后把收益的一半转到冼某洪老婆银行账户。到了2011年左右，我提出租金由冼某洪老婆先收，所以后来的物业租金收益的一半是由冼某洪老婆转给我老婆的银行账户。开始的收入大概每年分到我这边10多万元人民币，然后逐年递增，到现在有30万元左右。番禺区桥镇西环路10号的整栋物业多年来出租收益的租金280多万元，我都与冼某洪平分，每人分得人民币140多万元。购买商铺的120多万元人民币我至今没有退回给冼某洪，我老婆也没有退回给冼某洪夫妇。不退还120多万元是我的贪念所致。冼某洪起初只是在沙河镇任政府武装部普通干事，是我发现他思维灵活、工作认真细致，而且还很有经济头脑，于是我就调任他为沙河公司的副经理，之后他任副镇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各项工作，对于他经手和负责的各项工作，我一直都是十分信任和支持的。因为我的贪念，所以就一直没有将这120多万元人民币还给冼某洪。2000年天河区组织干部去欧洲考察，我跟冼某洪都有去，在出国前的一天，冼某洪来到我办公室送给我5000元美金，说出国用的，我收下了后在欧洲考察时购物花费掉了。（四）1998年开始到2012年期间，上诉人何继雄利用职务便利，为兆联公司在工作协调、物业管理等方面提供帮助，以报销费用、提取现金等方式，先后多次收受兆联公司贿送的好处费人民币2210043.36元、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4万元，共计人民币3250043.36元。其中：1999年至2005年，经兆联公司董事长冼某洪审批同意为何继雄报销费用共计人民币179433.80元，给予何继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65万元。2005年至2012年，经兆联公司董事长何某霞审批同意为何继雄报销费用共计人民币2030609.56元，给予何继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39万元。2013年底，上诉人何继雄担心被调查主动退还人民币20万元给兆联公司。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发票，证实：兆联公司自1999年起在每年中秋、春节期间购买购物卡的情况。叶某清辨认出这些发票是冼某洪安排其购买购物卡送给何继雄等领导时所开具的发票。2.发票、费用报销审批单，证实：冼某洪自1999年起至2005年在兆联公司为何继雄报销发票人民币179433.80元。3.记账凭证、发票，证实：何继雄以报销费用的形式收受兆联公司好处费，其中2005年共报销发票206436.90元、2006年共报销发票199469.30元、2007年2月至12月共报销发票201998.40元、2008年共报销发票202063.50元、2009年共报销发票202341.06元、2010年共报销发票193276.20元、2011年共报销发票202798.10元、2012年共报销192226.10元。以上共计1600609.56元。何某霞、叶某清辨认出该记账凭证所记载的费用及所附单据都是何继雄以报销形式收取的好处费。4.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发票，证实：兆联公司2005年至2010年以各种形式报销发票。何某霞辨认出以上凭证系其以广告费形式从兆联公司报销的。每年春节、中秋送给何继雄3万元，6年合计18万元。5.由兆联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收据及情况说明，证实何继雄于2013年10月16日退人民币20万元至兆联公司饭堂账户。6.证人叶某清（兆联公司总经理）的证言：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期间，兆联公司以报销费用、送购物卡、年底派送现金等形式向何继雄行贿约237万元，其中报销费用和送现金的情况在账上都有记录。何继雄共拿发票报销费用160多万元，兆联公司共给何继雄派送现金18万元。具体的报销票据，从报销用途上经常都会注明是食品、水果、礼品、文具、餐费、学习参观费、业务费、接待费等，以餐费和业务费为主，当时主要是我整理票据。2000年至今，我们公司先后为何继雄报销、送过节费、购物卡的形式，送何继雄价值260多万元的财物。包括：2005至2012年在何某霞担任公司董事长之后，何继雄经常都会拿发票来兆联公司报销，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每年平均下来应该会有20多万元，8年加起来共约160多万元；2005至2011，每年中秋、过年送给何继雄3万元购物卡，共7年42万元；2000年至2010年，每年送3万元现金，共11次33万元；何某霞担任董事长后，大约在2006年底和2007年各拿回10多万元虚开的广告费发票报销后送给何继雄，共20多万元。以上共260多万元。7.证人何某霞（兆联公司董事长）的证言：2005年5月至2012年，何继雄每年从兆联公司以报销发票形式支取20多万元的现金，8年共支取160多万元，都是他从外面拿回相关票据后，我从兆联公司报销给他，票据有购买礼品的，有餐费形式的，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大多数时候都是他直接拿给叶某清，由叶某清整理票据、填写报销单据后由我审批，然后由叶某清拿现金给他。2005-2009年每年中秋、春节，赠送何继雄3万元的购物卡，总共价值27万元；2005-2010年每年年底，送给何继雄3万元的现金，合计18万元；2005-2006年，共套出约25万元人民币现金送给何继雄。以上共230万元左右。何继雄和冼某洪在兆联公司转制之前就入了部分集资股，主要是在兆联属下的各个物业入了股，他们每年年底按照所持股份各自都可以分红2万多元，但这些分红跟我们为了公司利益而送他们好处费没有任何关系。8.证人冼某洪的证言：我在担任沙河公司总经理后，每逢中秋、春节，我就叫叶某清购买购物卡，我代表沙河公司拿给何继雄，从1999年春节至2005年春节共给了何继雄约65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另外，1999-2005年，何继雄每年都会拿发票来我们公司报销，平均每年有3万元左右，一共约20多万元人民币。何继雄一般都是将发票给公司的财务经理邱某凤、叶某清安排报销，偶尔也会将发票交给我。9.上诉人何继雄的供述：1998年10月至2005年4月期间，我先后担任天河区沙河镇镇长、龙洞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每年的中秋和春节，冼某洪都会送给我友谊商店或天河城的购物卡，面额都是500元到1000元。每次大约有4-5万元，用文件袋装好，到我办公室拿给我，多年来的购物卡共价值人民币约65万元。这些购物卡是兆联公司出资购买的。这些购物卡我用于送给相关领导、家人以及自己购物花费掉了。此外，我每年都会拿发票到兆联公司报销，这些发票有购物的、餐票的以及其它发票，发票的面额从几百到上万元不等。从1998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有3万元左右的发票报销，经初步计算，从1998年到2005年，我从兆联公司报销共约2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时间比较长，记不清楚，以兆联公司财务核算为准。一部分发票是我自己平时消费的，另一部分是相关领导让我去报销解决的。2005年4月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后，至2011年底期间，每年春节、中秋，兆联公司都会分别送给我价值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面值都是500元到1000元，这些购物卡有些是叶某清在她办公室直接拿给我的，有些是何某霞在她办公室或者在龙洞网球场给我的，共13个节日，总价值人民币39万元的购物卡，一部分我用于自己及家人日常开支，一部分用于送给相关领导。从2005年至2012年，我经常会拿票据到兆联公司报销，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报销事宜都是叶某清办理好后将钱拿给我。经初步计算，这8年来共计160多万元人民币。因为时间长久，记得不太清楚，以兆联公司财务核算为准。这些发票一部分是我自己平时消费的，另一部分是相关领导让我去报销解决的。从2005年至2010年间每年年底，兆联公司都会送给我3万元人民币现金（都是新钱，面额100元、50元、20元、10元），都是用文件袋装着，由何某霞或者叶某清在办公室拿给我，6次共计18万元，大部分我用来作为过年利是红包送给我亲戚、朋友和同事了。我记得有几次是我在兆联公司的股份分红，具体我忘记了，要问何某霞才行。大约2006年年底的时候，何某霞拿着10多万元人民币现金说是兆联公司送给我的，我先让她放着，以后用的时候再拿。2007年的时候，何某霞又拿着10多万元人民币现金跟我说是兆联公司送给我的，我还是先让她放着，以后用的时候再拿。我记得这种情况2次共计人民币20多万元。兆联公司之所以送我钱是因为我曾担任沙河镇镇长、龙洞街道、冼村街道党工委书记，我与天河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龙洞街道办事处、龙洞街道辖区内各村委、党支部的领导都很熟，并有一定的影响力。没有上述领导的支持，兆联公司是很难正常运营的。这么多年，兆联公司对外与街道、天河区相关部门、广州市层面的沟通协调，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我都会利用职务的影响力去积极帮忙协调处理。我在担任冼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期间，兆联公司在冼村许多在建物业办理相关手续时，也需要我协调和帮助。2013年底冼村窝案被查处，我向何某霞提出要归还20万元人民币给兆联公司，后来何某霞就让我把钱打到兆联公司饭堂的账户里。（五）2011年至2012年间，上诉人何继雄利用职务的便利，伙同兆联公司董事长何某霞等人为赵某杰租赁兆联公司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物业提供帮助，共同收受赵某杰以炒卖商铺分红名义贿送的好处共计人民币60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人民币240万元，占为己有。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场地经营合同书，证实：兆联公司与广州联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2号物业签订了经营合同。何某霞对该场地经营合同书予以确认。2.证人赵某杰（又名赵某超，广州长江实业公司老板）的证言：2010年前后，我知道兆联公司沙河街道濂泉服装市场在改造，我在旁边买下了长江服装交易场物业，想租兆联公司上述物业，找副市长曹某燎帮忙跟兆联公司打招呼，就认识了何继雄，当时他是广州市协作办的干部，他姐姐是兆联公司的老总，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我公司顺利拿到上述物业的承包权。2012年，何继雄说他和曹某燎的亲戚要在我的铺位中拿六间铺炒铺赚钱，我给了他们六间位于长江服装交易城的商铺，其中说好给曹两间，其余由何分配。我交代了交易城的经理，具体是他们自己联系的，何继雄的亲戚和曹某燎的亲戚应该是拿了商铺“炒档口”。这些档口如果转手，每个可以赚70万元，如果位置好，一个有可能赚100万元。之所以租给他们这些商铺，是因为他们帮我公司协调租赁沙河兆联的物业做广州长江服装交易城。3.证人李某明证言：2011年10月份，何继雄跟我讲，一位领导在沙河金马服装城有6间商铺正在招租，每间商铺2万元押金，让我拿12万元帮忙签下来，他嘱咐我最好不要用我自己的名字。我就随便在我招工的人里面找了一个叫罗永康的身份证复印件，并贴上我自己的照片，以罗永康的名字签了5间商铺，另外一间商铺是何继雄提供的沈某华的名字，租金每个月3、4千元，合同期限10年，12万元押金是从何继雄在仓库物业应得的利润中扣取。2012年的时候，我收铺后，曾经问过何继雄怎么做，他让我收了再说。过了一两个月，一姓赵的经理跟我说有人每间商铺出转手费100万元想租下这6间商铺，问我转不转，我请示何继雄后同意转给人家，我将6间商铺的押金单、租赁合同一齐交给赵经理，由他办理转租手续，他将612万元的转让费和押金转入我老婆农业银行账户。过了一两天，何继雄让我先提出410万元现金，账户里剩下202万元，其中我首先给了何继雄的亲戚袁某强200万元，剩下的130万元给了何继雄，最后将80万元交给了池某有。之所以把钱给袁某强和池某有，我听何继雄说让袁某强将200万元转交给黄伟强，给池某有的80万元是给他过年用。2013年8、9月份，何继雄陆续给回我210万元，让我和原来手上的共400万元先放着，何说给黄国强的200万元追不回来了。我愿意将这400万元人民币主动上交处理。4.证人王某芝证言：2011年9、10月份，何继雄对我讲炒沙河的一商铺可赚钱，他让我提供一个身份证复印件给他，我就拿了我母亲沈某华的身份证给他，大约三个月后，何继雄说商铺价格高了，可以卖出去，我同意。后来何继雄把商铺卖了，给了我50万元，说是利润。我当时给何继雄写了一张借条，钱是他借给我的。5.证人何某霞证言：兆联公司的兆联濂泉市场处在濂泉路口，商场后面四航局的地块由赵某杰的长江实业公司盘下来准备开发成服装批发市场，因为我们的物业处在路口位置，所以长江实业公司只有把我们的物业也盘下来才能进行整体连片开发盈利。2011年赵某杰通过曹某燎找到何继雄后找到我，当时赵某杰提出，他们公司想把兆联公司位于濂泉路口的商场租下来进行改造，他开出的条件比较优厚，加上是曹市长介绍过来的，同时何继雄还告诉我说赵某杰答应改造完成后会给3间商铺给我和何继雄，我同意。2012年春节前一天，池某有跟我说何继雄给了他80万元，说是卖掉赵某杰给的濂泉商场铺面的钱。2014年1月，我和池某有把这80万元退还赵某杰。6.上诉人何继雄供述：赵某杰是广州长江实业公司老板，大约在2009年，经曹某燎介绍我认识了他。后来我了解到赵某杰已经收购了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隔壁的广州长江交易城，他听说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在改造，该物业是兆联公司的，赵某杰想把该物业也一起租下来。他就找到了曹某燎，希望他能够跟兆联公司打招呼。曹某燎就把这件事交给我，由我帮忙联系兆联公司负责人。经我介绍，赵某杰认识了兆联公司的何某霞、叶某清。之后，他们就租赁事宜进行协商。2011年，赵某杰与兆联公司就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项目达成改造协议。2011年9月，兆联公司濂泉服装批发市场正在改造，赵某杰后面的广州长江交易城已改造完毕。赵某杰对我说，他有6间铺位，问我要不要炒铺位，如果要的话给曹某燎2间，我2间，何某霞、叶某清各1间，我说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跟曹某燎一起吃饭，我跟他说赵某杰要送铺位给我们，他说让我处理好就行了。后来，我收了赵某杰送给我们的6间铺面。2011年10月，我找到李某明，要他与赵某杰的人联系炒铺之事，并嘱咐他最好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去炒。之后，李某明以他人的名义签下了其中5间商铺，另外一间商铺是我让李某明以王某芝母亲沈某华的名义签的。6间商铺，每间2万元的押金，总共12万元。每间商铺租金每月3000-4000元，合同期限为10年。商铺12万元押金是李某明从我之前仓库物业的分成中扣取。这些商铺本身不用任何投资，赵某杰已经投资改造好了。大约2012年中，李某明告诉我说，有人想每间商铺转手费100万元人民币租下6间铺位，问我行不行，我说可以。之后，李某明具体操作此事，并告诉我炒铺赚了600万元，再加上上述12万元的押金共计612万元。炒铺位赚到钱后，我问曹某燎钱怎么办，他让我把他那一份交给他亲戚黄伟强。这612万元是这样分配的，其中200万元分两次由李某明交给袁某强再转交给曹某燎的亲戚黄伟强，80万元分两次由我交给叶某清，80万元由李某明交给池某有，50万元由我给了王某芝，剩下202万元放在李某明处。2013年8月冼村腐败窝案出来后，我让池某有把80万元退给李某明，让叶某清把80万元交给袁某强退给李某明，我自筹资金将王某芝的50万元退还给李某明。因此，炒铺赚的412万元人民币现暂时寄存在李某明处。本案综合证据：1.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函、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于2014年4月11日由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2.上诉人何继雄身份材料，证实上诉人何继雄的身份情况及任职情况。3.冻结银行存款回执，证实：李某明、刘某慧的三个银行账户被冻结。4.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协助暂停房产交易的函》（穗检发反贪字〔2014〕317号、318号），证实：何继雄、袁某强、陆某云、黄某康、梁某正、谭某群名下部分房产已被冻结。5.暂扣款收据，证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已扣留何继雄缴纳款项人民币160万元、樊某某代何继雄退出赃款人民币40万元。6.破案报告，证实本案破案及侦查经过。7.相关法律文书（1）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穗海检诉刑诉〔2015〕第191号起诉书，证实：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明涉嫌行贿罪提起公诉。（2）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意见书三份，证实：樊某广、樊某明、樊某熊均已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其中在樊某明及樊某熊的起诉意见书中均明确提到，该院在侦办何继雄涉嫌受贿一案中，根据何继雄的举报，经依法调查，发现樊某明、樊某熊涉嫌犯罪的事实。（3）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公二刑诉〔2014〕290号起诉书，证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单位兆联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告人何某霞涉嫌单位行贿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冼某洪涉嫌单位行贿罪、受贿罪提起公诉。（4）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粤检侦一立〔2014〕3号立案决定书，证实：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樊某华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审查。8.广州市纪委关于何继雄归案的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1月，广东省纪委向广州市纪委交办了何继雄收受樊某华价值42万元的汽车及持有私营企业股份等线索。该委于2014年2月28日对何继雄实行双规，2014年4月2日将本案移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处理。针对上诉人何继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检察员出庭意见，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上诉人何继雄的自我供述能否作为证据采信的问题。经查，何继雄归案后稳定供述称其在侦查阶段没有受到刑讯逼供，本案不存在办案机关非法取证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办案机关要求何继雄按照打印好的材料抄写自我供述。在侦查阶段，何继雄能如实供述受贿犯罪事实，其亲自书写的自我供述内容与讯问笔录一致，均可以作为证据采信。何继雄上诉提出其自我供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上诉人何继雄收受樊某华商铺转租款120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罪问题。经查：（1）在案证据证实何继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樊某华谋取利益。樊某华的证言和何继雄的供述均证实，樊某华在广州市沙河镇做工程时，何继雄利用其担任沙河镇副镇长、镇长的职务便利，将相关工程项目发包给樊某华，或在樊某华做工程的过程中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樊某华谋取利益。何继雄担任广州市龙洞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时，在“双龙事件”中将责任包揽下来，使担任龙洞村村委会主任的樊某华没有受到处分。（2）何继雄收受120万元商铺转租款不是正当经营收益。樊某华证言称其为感谢何继雄，让邹某华将涉案商铺以成本价格租给何继雄，邹某华和邹某发均证实涉案商铺是以成本价租给李某明，并受李某明委托高价对外转租、管理。可见，樊某华为了给予何继雄好处，要求商铺经营者邹某华将商铺以成本价租给何继雄，让何继雄从中获利，何继雄所取得商铺转租收益并非正常经营所得，一审认定该120万元商铺转租款是樊某华送给何继雄好处费并无不当。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该120万元不构成受贿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3.关于上诉人何继雄单独或伙同何某霞收受李某明给予好处问题。经查：（1）在案证据证实何继雄利用自身或何某霞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明谋取利益。何某霞证言称，兆联公司将物业租给李某明，是因为李某明是何继雄介绍过来的，何某霞的董事长职务也是何继雄帮助运作的，兆联公司经营过程中需要何继雄协调很多关系。李某明证言称，何继雄曾担任沙河镇镇长、龙洞、冼村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兆联公司管理人员层基本都是何继雄的下属，何继雄与天河区委、区政府及街道、村委的领导都很熟悉，兆联公司董事长何某霞是何继雄的姐姐，李某明能租到兆联公司物业、承包工程，都是何继雄联系的。池某有证言称，何继雄曾是沙河镇及兆联公司的负责人，在原沙河镇辖区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何继雄利用职务关系关系推荐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帮助李某明拿到兆联公司的物业，为李某明在承租、转租过程中协调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关系。兆联公司总经理叶某清证言称，李某明是何继雄介绍过来承租兆联公司物业的，其能租到兆联公司涉案的物业全是何继雄的关系。何继雄供述称，2005年10月，在其协调推动下，何某霞担任了兆联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兆联公司拥有大量的物业，有很大的利益可图。李某明知道何继雄可以操控兆联公司，只有依靠其和何某霞的关系，李某明才有可能承租到兆联公司的物业。上述证据证实，何继雄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何某霞将兆联公司物业出租给李某明，为李某明谋取利益。（2）关于何继雄与何某霞共同收受李某明好处问题。李某明证言称，其承租兆联公司的物业，以干股的形式送给何继雄和池某有好处费，何继雄和池某有都没有投资。池某有证言称，其代表妻子何某霞的利益来分配李某明从承租的物业中分得的好处，其实际上和何继雄均未出资。何继雄供述称，李某明以干股形式送给其好处费，其在李某明经营的兆联公司物业中均没有出资，也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何继雄伙同何某霞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明的公司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共同收受李某明以干股形式给予的好处，其中何继雄收受李某明给予好处人民币850万元，何继雄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一审对此所作认定正确。至于池某有儿子池某祖与何继雄儿子何某森参与签订的《合作经营投资协议书》，池某有、李某明的证言及何继雄的供述均证实是其等事后补签的虚假协议书，内容并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其所收取好处不构成受贿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4.关于上诉人何继雄以报销形式收受兆联公司给予好处的数额认定问题。经查：（1）在案证据证实何继雄向兆联公司报销发票共计人民币1600609.56元。证人何某霞、叶某清证言以及经该二人确认的报销凭证证实，兆联公司为何继雄报销费用共计1600609.56元。何继雄亦供述称，从2005年至2012年八年间，其拿票据到兆联公司报销160多万元，确切数额以兆联公司核算为准。上述证据证实何继雄以报销形式收受兆联公司贿赂款1600609.56元。至于何继雄二审辩护人提出个别消费单据发生时何继雄不在国内，以及部分报销与其职务无关的问题。经查，证人叶某清、何某霞证言一致证实，何继雄为兆联公司经营或提供帮助，期间何继雄将有关发票拿到兆联公司报销，叶某清负责填写费用报销单并交由何某霞审批，后叶某清将套取现金送给何继雄。至于何继雄报销费用的发票是否由其本人消费并不影响兆联公司为何继雄报销费用的事实认定。何继雄二审辩护人该辩护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2005年至2010年何继雄收取兆联公司给予现金18万元问题。经查，何继雄供述称，2005年至2010年间每年年底，兆联公司都会送给其3万元现金，6次共计18万元。其记得有几次是其在兆联公司的股份分红，具体忘记了，要问何某霞才行。对此，何某霞证言称，兆联公司在2005-2010年每年年底送给何继雄3万元现金合计18万元；并称何继雄和冼某洪在兆联公司转制前在公司属下各个物业入了部分集资股，每年年底按照所持股份各自可以分红2万多元，这些分红跟兆联公司所送好处费没有任何关系。叶某清证言称，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期间，兆联公司共给何继雄派送现金18万元。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兆联公司在2005-2010年期间送给何继雄现金18万元的事实。何继雄上诉提出该18万元现金是其应得的股份及分红的依据不足。（3）关于何某霞代表兆联公司送给何继雄现金25万元问题。证人叶某清证言称，何某霞担任董事长后，大约在2006年底和2007年各拿回10多万元虚开的广告费发票报销后送给何继雄，共20多万元。何某霞证言称，2005年至2006年，兆联公司共套出约25万元人民币现金送给何继雄。何继雄供述称，大约2006年年底的时候，何某霞送给其10多万元人民币现金，其先让何某霞放着。2007年的时候，何某霞送给其10多万元人民币现金，其先让何某霞放着。何继雄记得2次共计人民币20多万元。可见，何继雄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两次收受兆联公司现金人民币25万元。（4）关于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期间送给何继雄购物卡39万元问题。经查，何继雄供述称，2005年4月何某霞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后，至2011年底期间，每年春节、中秋，兆联公司分别送给其价值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共13个节日，总价值人民币39万元。证人何某霞、叶某清证言称，2005年至2011年，兆联公司每年中秋、春节都会送给何继雄3万元购物卡。上述证据证实，兆联公司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送给何继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39万元。（5）冼某洪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期间给何继雄报销费用及送购物卡问题。经查，证人冼某洪、叶某清证言和何继雄本人供述证实，冼某洪担任兆联公司董事长1999年至2005年期间，经其审批同意为何继雄报销费用共计人民币179433.80元，送给何继雄购物卡价值人民币65万元。综上，1998年至2012年期间，上诉人何继雄利用职务便利，以报销费用、提取现金等方式，收受兆联公司贿送的好处费人民币2210043.36元、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4万元，共计人民币3250043.36元。上诉人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其收受兆联公司好处数额错误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5.关于上诉人何继雄收受冼某洪120万元购房款的定性问题。对于本案冼某洪为何继雄垫付120万元购房款能否认定为冼某洪向何继雄贿送涉案商铺的问题，应根据本案的事实综合分析判断。虽然在工作关系以及职务晋升方面，何继雄为冼某洪提供了帮助和支持，何继雄主观上也具有长期占有冼某洪帮其垫付120万元购房款不予归还的故意，但从二人协商购买涉案商铺、购房款支付、装修资金来源、贷款归还的过程看，二人对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商铺的意思是清楚的，因资金筹集的问题冼某洪同意为何继雄垫付120万元购房款。之后商定以各自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用于商铺装修，其中何继雄以其自有的水荫路66号之二303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44万元，冼某洪则以其自有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37万元，上述银行贷款由何继雄与冼某洪各自归还。在涉案商铺出租过程中，何继雄一方参与收租管理，租金各占一半。综上，对本案何继雄长期占有冼某洪120万元购房款不予归还的行为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恰当，而不宜认定冼某洪向何继雄贿送涉案商铺，一审认定冼某洪向何继雄贿送涉案商铺的依据不足。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其是收受冼某洪120万元购房款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6.关于上诉人何继雄伙同他人收受赵某杰炒卖铺位好处600万元的问题。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何继雄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赵某杰谋取利益，炒卖铺位获利600万元是商业行为，不构成受贿；即便认定构成受贿，也应以实际分得认定受贿数额。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何继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兆联公司董事长何某霞，共同为赵某杰承租兆联公司的物业提供便利条件，使赵某杰的长江服装交易城与沙河濂泉服装批发市场在整体开发中获利，何继雄等人因此收受赵某杰以炒卖铺位名义给予的好处60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240万元。上述事实有证人赵某杰、何某霞、李某明等人证言以及何继雄的供述证实。在本案为赵某杰谋取利益以及收受赵某杰好处费的过程中，何继雄起主要作用，其应对本案共同受贿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一审认定何继雄伙同他人共同受贿600万元并无不当。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受贿罪不成立，不予采纳。7.关于赵某杰的证言采信问题。经查：首先，从赵某杰证言材料的来源看，赵某杰所作《关于我送给何继雄和曹某燎六间商铺的情况说明》是办案机关调取收集的，赵某杰在该说明材料上签名捺印。赵某杰本人亦出具《声明书》确认“情况说明”材料系其本人向广东省司法机关提供的，此项声明由赵某杰于2014年4月23日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吴慧思面前签署。其次，从证言材料的内容看，赵某杰有关给予何继雄等人六间商铺所作陈述与本案有关证人证言以及何继雄本人的供述相符，内容真实可信。因此，赵某杰上述“情况说明”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采信。何继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8.关于本案何继雄受贿数额认定问题。根据查明事实：何继雄伙同何某霞共同收受李某明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54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850万元；伙同何某霞等人收受赵某杰好处费人民币600万元，其中何继雄分得240万元；何继雄本人收受樊某华好处人民币120万元、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购物卡、港币1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90894元的丰田佳美小汽车一辆；收受冼某洪购房款人民币120万元、美元5000元；收受兆联公司给予的好处人民币2210043.36元、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4万元。综上，何继雄伙同何某霞等人共同或单独受贿共计人民币26400937.36元、港币1万元、美金5000元和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7万元。其中何继雄个人占有受贿款共计人民币15900937.36元、港币1万元、美金5000元和购物卡价值人民币107万元。9.关于量刑情节。（1）根据破案报告，何继雄是广东省纪委掌握其在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镇长期间收受龙洞村委主任樊某华所送小汽车及持有私营企业股份等线索后，于2014年1月将该线索转给广州市纪委查办的。在广州市纪委对何继雄进行立案调查期间，其交代了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个人或公司财物的行为。可见，何继雄是办案机关在掌握其犯罪线索的情况下被查处的，其并非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归案后，何继雄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何继雄检举揭发樊某明、樊某熊涉嫌行贿、受贿构成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3）根据羁押机关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何继雄发现并报告同仓人员企图自杀的信息，使该所消除了一起严重的安全隐患。据此，应认定其在羁押期间悔改表现好，但该行为不构成立功。（4）案发后，何继雄向侦查机关退赃人民币200万元。侦查机关查扣何继雄名下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8号之三1206房、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逢源大街29号房产以及其他何继雄享有权益的房产，为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提供了条件。至于何继雄举报谭某群等受贿问题，根据侦查机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补充侦查说明》，何继雄检举谭某群等人职务犯罪线索的情况，在何继雄举报之前，该院已掌握该情况，何继雄不构成重大立功。综上，上诉人何继雄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的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立功表现，部分退赃，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一审对其所作量刑偏重，二审予以改判。10.关于追缴赃款和执行机关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对没收财产的执行，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条的规定，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依照上述规定，对本案没收财产以及赃款赃物的追缴应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一审判决第四项所作“由侦查机关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上缴国库”不当，应予纠正本院认为，上诉人何继雄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何继雄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部分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何继雄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构成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唯认定何继雄收受冼某洪6层商铺及对其所作量刑不当，应予改判外，其余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何继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改判的部分理由成立，其余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款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和第一项对上诉人何继雄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第三、四项和第一项对上诉人何继雄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何继雄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4年4月11日起至2028年4月10日止）。四、对上诉人何继雄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在上诉人何继雄受贿犯罪所得和判处没收财产的范围内，扣减其已退赃部分，以上诉人何继雄名下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8号之三1206房、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逢源大街29号以及其他已查封房产中上诉人何继雄所享有的权益予以变现，上缴国库。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文建平审判员陈亦光审判员刘伟宏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叶松森书记员喻勋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何继雄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