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宁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受贿罪被告人许某甲利用担任宁阳县葛石镇黑石村党支部书记及葛石镇程庄瑞和生态园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之便，在协助葛石镇政府从事程庄村旧村改造（瑞和生态园建设工程项目）过程中，于2011年7月引进天津泽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泽润公司）进行项目建设，从2011年7月至2011年10月，以补贴办公费用、发放老百姓补偿、走访相关单位等为借口，先后七次向天津泽润公司总经理秦某和该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杜志国索要人民币共计25万元。二、贪污罪2010年在宁阳县“强基工程”大包村行动中，宁阳县民政局在葛石镇黑石村包村，被告人许某甲利用担任黑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之便，找到负责包村的民政局副局长杜某，要求赞助点钱村里搞大枣盆景项目。2010年12月6日，许某甲收到民政局军队干休所10万元的存单，许某甲收到10万元后，既没有给村里其他人通报，也未交村财务入账，该10万元被许某甲隐匿占为己有。三、职务侵占罪2011年12月，被告人许某甲利用担任葛石镇黑石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之便，在支付张某甲工程款时，实际支付张某甲工程款4万元，许某甲开具一张6.87万元的工程款发票向程庄村村会计程某甲报账，通过虚开发票报销方式，侵吞公款2.87万元。指控证据有被告人许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人秦某、张某甲等人证言，任职文件、协议书、收到条、账目复印件等书证。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许某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请求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甲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辩解收天津泽润公司的29万元是合同内的，有对方的对账单证实，该款均为公支出，不是受贿；收宁阳县民政局的10万元，以周转金给对方写的条，用于村里的工作，其不构成贪污；支出单据为6.87万元，支付张某甲工程款4万元、孔某甲枣款8000多元、张某乙枣款2万元，不构成职务侵占。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许某甲
crime: 职务侵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案例二：
战某艳等贪污、职务侵占二审判决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邵中刑二终字第63号：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受贿罪及原审被告人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李某勋犯贪污罪一案，于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周泽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及辩护人彭海军、段谋、赵宏宇、佘福明、赵巧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贪污，具体事实为：1、2010年11月5日，刘某艳、梁某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由张某生以排某村名义向广西分公司领取炮损包干赔偿款人民币42万元，部分发放给实际受损村民后，结余人民币271929元用于和刘某艳、梁某、石某林等人私分；2、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从指挥部账上套取公款人民币13690元，除去3690元作公用开支外，贪污人民币1万元。二、职务侵占，具体事实为：1、2010年5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15803元，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54800元，用于弥补李某勋承包工程亏损；2、2010年10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侯某村塌方补偿款273166元，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22000元，交李某个人占有；3、2010年10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侯某村、长某村三处临时用地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刘某艳安排魏某喜（另案处理）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55000元，李某分得45000元，魏某喜分得10000元。三、受贿，具体事实为：1、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夏某友贿赂人民币5000元；2、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谷某忠贿赂人民币5000元；3、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何某亮贿赂人民币5000元；4、2007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2000元；5、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1000元；6、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2000元。刘某艳、张某生均系自首且有立功表现，梁某、石某林、李某勋系坦白。石某林退赃20000，李某勋退赃76800元，刘某艳退赃50000元，张某生被追缴赃款188364元。原判采信的证据有：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石某林、李某、李某勋的供述和证人姚某新、叶某平等人的证言及鉴定意见、视听资料和相关书证。原判认为，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共同贪污公款人民币271929元，刘某艳还单独贪污公款人民币100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刘某艳、李某勋侵占单位集体财物共计人民币131800元，刘某艳参与131800元，李某勋参与768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刘某艳、张某生均系主犯，梁某、石某林均系从犯。在共同职务侵占犯罪中，李某系主犯，刘某艳、李某勋系从犯。刘某艳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石某林、李某勋符合适用缓刑条件。据此，对被告人刘某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被告人张某生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梁某、石某林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某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石某林、李某勋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以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以被告人张某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以被告人梁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以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以被告人石某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以被告人李某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上诉人刘某艳对原判认定其受贿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刘某艳伙同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共同贪污公款271929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刘某艳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因为42万元炮损款不属广西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共财物，应系排某村的集体财产，张某生系排某村主任，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且其私分结余款与刘某艳无关。刘某艳所得2.5万元中，1万元属借款，1万元已作为加班补助给了谢某谊、石某林，个人占有的5000元系正当的劳务报酬，不是共同贪污后分赃；2、刘某艳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因为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方面没有分取任何钱物，其配合李某骗取单位公款只为有利指挥部的今后工作开展，仅属滥用职权。刘某艳在二审审理期间又有立功表现，请求二审改判从轻处罚。上诉人张某生对其以排某村名义领取42万元炮损包干赔偿款及其个人冒名领取其中33200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42万元炮损包干赔偿款是排某村向广西分公司领取的包干赔偿费用，在支付村民实际赔偿款之后，剩余部分应属排某村的集体财产。张某生代表村集体与施工单位协调并经手领取、保管赔偿款不属协助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原判定性错误。张某生将包干赔偿款结余情况报告过排某村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其将自己经手保管的部分集体款物用于村集体公益建设，个人冒名领取的33200元也系用于为村集体办事开支，均没有非法占有故意。张某生当庭表示认罪，但其辩护人认为张某生的行为不属犯罪，请求二审改判宣告无罪。上诉人梁某供认自己只收取张某生3万元，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42万元炮损款是由谷某生、武某国实际支付用于排某村赔偿村民损失的，不是其任职单位广西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共财物，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只构成受贿罪。梁某是以证人身份接办案人员口头通知后到案作证，应属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应属自首，原判认定为坦白不当，请求二审改判并适用缓刑。上诉人李某在二审当庭认罪，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22000元与李某无关，不应计入其犯罪金额；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4800元，与李某事前商议是为补偿李某勋承包工程的亏损，李某无个人占有之故意。刘某艳安排魏某喜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李某只对其实得的3万元负责。原判认定李某的犯罪金额有误，请求二审改判纠正并对李某适用缓刑。上诉人石某林上诉提出，他没有共同贪污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具体行为，向刘某艳领取人民币5000元是加班费，不是分赃，原判认定他犯贪污罪错误，请求二审改判宣告无罪。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1年，上诉人刘某艳担任湖南省邵东县魏家桥镇人大主席兼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负责镇境内衡邵高速公路所有相关具体事项的处理。上诉人石某林担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上诉人张某生担任排某村主任。上诉人梁某担任广西分公司施工员，在湖南衡邵高速公路项目部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上诉人李某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原审被告人李某勋与李某系叔侄关系。上列人员分别利用各自所任职务之便，单独或共同犯下列各罪：一、贪污、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2007年7月，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衡邵公司承包衡邵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3Ｂ合同段Ｋ99＋600-Ｋ102＋900段工程后，转包给挂靠湖南省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谷某生、武某国，中建八局委托广西分公司成立3Ｂ项目部，实施入账管理。自2008年始，因项目施工中爆破致排某村房屋受损，村民要求赔偿而堵工。因工期延误，中建八局接衡邵公司投诉后，责成广西分公司不惜代价，尽快完成。2010年3月17日，时任广西分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某与时任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及工程实际承包人武某国就抢工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剩余工程量的抢工费用由项目部现金代付，抢工期间所有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商定认可后执行。2010年2月22日以后因抢进度造成的亏损，全部由中建八局3Ｂ二工区承担。2010年5月，梁某到刘某艳办公室协调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2人初步议定采取总价包干的方式处理，以方便梁某从中处理其个人开支的费用。2010年8月，刘某艳、梁某、石某林、张某生及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时任排某村支书李某明、会计李某英对排某村房屋炮损情况实地丈量后，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及谢某谊在刘某艳办公室汇总，按邵东县指挥部的赔偿标准估算，总额只需20余万元。梁某提出按35万元左右包干由指挥部处理，刘某艳、石某林均不接受，但刘某艳建议由排某村包干。在梁某、石某林及谢某谊一同劝说下，张某生同意包干，但提出要50万元，梁某不肯，双方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提出按40万元包干，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按42万元报批。梁某通报谷某生并征得其同意后，于2010年10月1日向3Ｂ项目部署名提交《关于排某村炮损赔偿问题的报告》，建议按42万元人民币包干，由指挥部和排某村包干处理炮损赔偿。时任3Ｂ项目部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在报告上签名，时任项目部经理林某强批示同意上报广西分公司，但要求梁某同时提供明细表报批。梁某于是向刘某艳要到排某村炮损数据汇总花名册，并在刘某艳的协助下，按41万余元赔偿总额制作了赔偿明细表。2010年10月9日，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以大包干形式委托镇指挥部处理，费用的支出、支付应落实到分包人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2010年10月21日，梁某和谷某生代表甲方七工段，张某生代表乙方排某村，双方签订《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42万元，作为该项赔偿的全部赔偿款，乙方负责对所需赔偿房屋进行赔偿，在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刘某艳安排石某林在鉴证方栏内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张某生以排某村名义出具1份42万元的收款收据并加盖排某村公章后，广西分公司财务人员施某应于2010年11月5日经手将42万元炮损赔偿款拨付至张某生提供的建行尾数为“＊＊＊＊”的其个人账户。尔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及谢某谊按事先议定的原则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刘某艳、石某林及谢某谊负责以指挥部的名义做通受损村民工作，梁某负责以项目部的名义与村民签订协议，张某生负责以排某村的名义在领款人出具的领据上签字后，再和梁某经手支付赔偿款给村民。其中，张某生共经手支付15笔合计人民币58636元，还以李某明等名义编造领据冒领4笔合计人民币33200元，从中分给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个人占有人民币25200元。梁某向张某生领取10万元用于支付炮损赔偿，实际支付人民币89435元，剩余10565元未退交。2010年阴历年底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送给梁某人民币1万元。2011年正月的一天，张某生应梁某要求在利顿唯尔咖啡厅送给梁某人民币2万元。2010年11月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以辛苦费名义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5万元，刘某艳收受后于次日分给石某林、谢某谊各5000元，并告知是张某生所送。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生在魏家桥镇政府坪里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万元，因担心被查处，刘某艳于2013年3月退还张某生。除去上述支付，张某生仅向时任村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口头报告过有十余万元结余，但未将剩余款项到排某村财务入账，且未经集体研究，张某生个人决定从其保管的结余款中为排某村安装自来水垫付人民币3万元、为排某村修建村部支付谭某凯工程款人民币2.5万元。此外，张某生还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11月6日借给其亲友张某香人民币1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魏某坚人民币1.5万元、于2013年3月8日借给魏家桥镇计生办人民币6万元。破案后，张某生被追缴赃款人民币188364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湖南省衡阳至邵阳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湖南省衡阳至邵阳高速公路项目路基土石方劳务分包合同》及由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向衡邵公司承包衡邵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3Ｂ合同段七工段Ｋ99＋600-Ｋ102＋900工程后，分包给挂靠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谷某生、武某国。（2）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营业执照、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取的电脑咨询单及由广西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湖南衡邵高速公路项目承建施工管理的情况说明》，证明广西分公司系国有中建八局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受中建八局委托将衡邵项目作为下属项目入账管理。（3）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关于七工段Ｋ99＋600-Ｋ102＋900炮损房屋赔偿问题的报告》，证明3Ｂ项目部于2010年10月1日向广西分公司提交报告，建议按42万元人民币包干，由指挥部和排某村包干处理炮损赔偿。梁某及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在报告上签名，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以大包干形式委托镇指挥部处理，费用的支出、支付应落实到分包人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4）检察机关向谷某生提取的《会议纪要》及谷某生、周某、施某应的证言，证明衡邵高速公路3Ｂ合同段七工段工程系谷某生、武某国合伙挂靠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建八局承包。自2008年开始，因项目施工放炮使排某村等沿线房屋受损，村民要求赔偿而经常堵工，谷某生、梁某与刘某艳、石某林、张某生及李某明等人多次协商。2010年，因工期延误，中建八局接到衡邵公司投诉后，要求广西分公司不惜代价，尽快完成。2010年3月17日，时任广西分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某、时任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与武某国就抢工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剩余工程量的抢工费用由项目部现金代付，抢工期间所有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商定认可后执行。2010年2月22日以后因抢进度所造成的亏损，全部由中建八局3Ｂ二工区承担。2010年下半年，谷某生认可将排某村炮损赔偿以40万元包干由排某村处理并同意梁某按程序上报广西分公司，赔偿款由广西分公司直接拨付至张某生账上。谷某生将梁某交来的由排某村出具的1份收据及张某生个人账号转交给广西分公司出纳施某应后，施某应经手将42万元炮损款汇至张某生账户。（5）检察机关从梁某处扣押提取的《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证明2010年10月21日，梁某与谷某生代表甲方七工段，张某生代表乙方排某村，双方签订《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42万元，作为该项赔偿的全部赔偿款，乙方负责对所需赔偿房屋进行赔偿，在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刘某艳安排石某林在鉴证方栏内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6）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记账凭证，证明广西分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支付人民币42万元，对方账号为建行尾号“＊＊＊＊”的张某生个人账户，排某村出具的收据上加盖了排某村公章，张某生在收款人栏内签名，领款名义为“炮损赔偿款”。（7）检察机关向建设银行查询获取的张某生银行账户流水及相关凭证，证明户名为张某生的尾号“＊＊＊＊”建行账户于2010年11月5日转入人民币42万元。（8）检察机关向张某生提取的由梁某出具的收条和领据共3份，证明梁某先后3次向张某生出具领据和收条，其中，2010年11月7日领人民币10万元，2010年12月20日收人民币120485元，2010年（应为2011年，系笔误）1月12日领人民币4万元。（9）检察机关向张某生提取的笔记本复印件，证明张某生的笔记本上记录有“梁某同志领去120485元，2010、12、30”、“梁某同志领去100000元，2010.11.7”、“梁某同志领去20000＋20000元”、“村自来水用去6万元安装”、“村大队部付26000元”等内容，在所列120485元开支明细中，记录有“良某支去20000元”、“刘付15000元”等内容。（10）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笛会鉴字（2013）第6813004号会计鉴定报告书，证明张某生按大包干协议从建行尾号为“＊＊＊＊”的账户取回人民币420250元（含利息250元），共经手实际支付炮损款15笔合计人民币58636，编造领据冒领4笔合计人民币33200元，从中分给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个人占有人民币25200元。梁某向张某生领取10万元用于支付炮损赔偿，实际支付人民币89435元，剩余10565元。（11）检察机关从梁某家中提取的领据、赔偿协议及证人黄某华、郑某英、张某选、张某玉、谭某海、谭某生、左某连、谭某光、龙某秀、谭某林、张某高、余某华、张某秀、郑某英、石某华、张某生、张某兴、张某新、刘某妃、雷某中、张某生甲、张某生乙、刘某华、张某兴、吴某云、张某桥、李某新、张某术、张某平、姚某玲、张某生丙、张某军、张某瑞、张某政、张某生丁、张某生戊、张某华、张某华甲、杨某桂、左某香、张某文、刘某英、张某秀、王某英、张某平、张某书、谭某云、石某华、张某生己、张某华乙、张某冲的证言，证明他们因房屋遭受炮损向张某生、梁某领取赔偿款共计人民币148071元，提取的领据上，张某生均签署有“属实”字迹。（12）检察机关从梁某家中提取的由李某明出具的2万元领据及证人李某明的证言，证明他在担任排某村支书兼会计期间，曾经参与过丈量村民炮损数据的工作。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及李某英丈夫张某春一起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完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赔偿问题后回家路上，张某生给过他和张某春各4000元辛苦费。他从未领过2万元炮损赔偿款，检察机关从梁某处提取的2万元领据不是他出具的。张某生领取炮损赔偿款42万元盖了村里的公章，应到村里入账，张某生曾跟他讲过自己手里还多出10余万元炮损款，但这些钱一直未入账。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和张某生、张某春一起到利顿唯尔咖啡厅和梁某见面，张某生当着他们的面给了梁某2万元。张某生于2011年和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与村里无关，张某生修建村部支付工程款未经村里研究。（13）证人李某英、张某春的证言，证明李某英在担任排某村会计期间，曾经参与过丈量炮损数据的工作，张某生对李某英和李某明讲过自己手上还结余10多万炮损款，但一直没有入账。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春和李某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完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赔偿问题后回家路上，张某生给过张某春和李某明各4000元辛苦费。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春和张某生、李某明一起到利顿唯尔咖啡厅和梁某见面，张某生当着他们的面给了梁某2万元。张某生于2011年和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与村里无关，支付修建村部工程款未经村里研究。（14）证人张某兴的证言，证明他与张某生于2011年12月牵头为村民接装自来水，张某生垫付了2.5万元。（15）证人谭某凯的证言，证明他通过张某生承包排某村村部修建工程，向张某生领取工程款2.5万元。（16）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李某明、李某英于2010年9月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汇总数据后，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刘某艳不肯，但提出由排某村包干，梁某也劝张某生包干。张某生认为钱太少，和梁某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就提出按40万元包干，张某生和梁某都表示同意。最后商定由梁某上报项目部，看是否能够通过。炮损款到账后，主要由梁某、张某生、石某林等人负责发放。2010年11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问题，第二天上班时，刘某艳在办公室交给他5000元，并告诉他是排某村炮损赔偿的辛苦费。（17）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因3Ｂ项目部施工放炮使排某村沿线房屋受损，村民阻工。梁某与他协调后，初步议定按包干方式处理，以方便梁某从中处理个人开支。2010年8月，他和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汇总数据后，按照县里的赔偿标准估算，大约要赔23万余元。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他不同意但建议由排某村包干，在梁某等人劝说下，张某生同意包干但提出要50万元，梁某认为数目过大，没有同意。因双方协商不一，他提出总共报40万元，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上报项目部，看是否能够通过审批。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梁某告诉他已向项目部林经理汇报，并向他要到排某村炮损款赔偿的花名册，他协助梁某制作了赔偿明细表。项目部同意42万元包干的方案后，与排某村签订包干协议时，他安排石某林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炮损款到账后，他组织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开会确定了处理赔偿的基本原则，具体的赔偿工作由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负责，他只在办公室处理一些受损村民的来访。2010年11月，他在镇政府大坪里看到张某生坐在1辆车子上数钱，就走过去“抢”了1扎1万元。第二天，张某生提出该1万元算是给他的钱，他当时想占有这1万元，但又怕出事，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就跟张某生讲“那要不得，讲还是要讲借的”。2013年3月，他得知检察院在指挥部调账后，便喊张某生到他办公室，将事先准备好的1万元退给了张某生。2010年11月底，张某生约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张某生单独向他提出给指挥部每人5000元加班费，他同意后，张某生交给他1.5万元，他第二天在自己办公室分给谢某谊、石某林各5000元，并告诉谢某谊、石某林是张某生所给处理排某村炮损的加班费。（18）原审被告人张某生的供述，证明因衡邵高速施工放炮致排某村房屋受损，村民阻工，施工方答应放炮全部完成后按县里标准赔偿。2010年8月，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及谢某谊、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并汇总数据后，刘某艳提出上报42万元，他和梁某表示同意，石某林、谢某谊也默认。刘某艳提出由村里包干，他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报批。几天后，他和梁某在刘某艳办公室签订了包干协议，他在协议承包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排某村公章。刘某艳安排石某林也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他又出具了1份42万元的领据，并提供了自己的建行账户。炮损赔偿款到账后，由他和梁某负责发放炮损款，石某林有时也在场。梁某代表施工方与村民签订赔偿协议，他在合同上签字“属实”，然后由梁某发放现金，领据均由梁某保管。检察机关提取的61份领据中，他经手19笔合计人民币91836元，其中4笔共计33200元系他以他人名义冒领，实际只发放58636元。梁某经手发放42笔合计82555元，在领据之外还发放给张某兴和张某兴甲合计6880元。2010年11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他交给刘某艳1.5万元作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工资。当天还给了梁某2万元，梁某按其要求出具了1份120845元的领据，该120845元实际是他和梁某共同发放的炮损赔偿款及部分造假数额，其中包括给刘某艳的1.5万元、给梁某的2万元及以李某明名义冒领的2万元，他从自己冒领的2万元中给了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在镇政府坪里被刘某艳“抢”走1万元，2013年3月，检察院向指挥部调账后，刘某艳还给他1万元。2010年阴历年底，他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交给梁某2万元，2011年正月，他在邵东县城利顿唯尔咖啡厅交给梁某2万元，梁某一并出具了1份4万元的领据，当时还有李某明、张某春在场。梁某向他领取10万元发放炮损赔偿款，一直没有结算及退回余款。除去上述开支后结余的款项，他报告过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但一直未到村里入账。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他从中垫付3万元，谭某凯修村部，他从中付工程款2.5万元。他还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11月借给张某香1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魏某坚1.5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镇计生办6万元，案发前都还没有归还。（19）原审被告人梁某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施工期间，因爆破施工致沿线房屋受损，村民阻工。他当时协助七工段老板处理阻工协调的问题，为此经常找刘某艳。2010年5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初步议定以总价包干的形式处理，以方便从中搞钱。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听取他汇报及提议将排某村炮损赔偿按总价包干给指挥部处理后，安排他先去摸底。2010年9月，他和刘某艳、张某生、石某林及谢某谊、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并将数据汇总后，估算总赔偿金额不到30万元。他提出以35-38万的价格由指挥部包干，指挥部的人都不同意。但刘某艳建议由张某生包干，在他的劝说下，张某生同意按50万元包干，他认为价格太高，没有同意。双方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就提出按40万元上报，他和张某生都表示同意。为了给领导审批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他提出先按42万元上报，等审批结果再定。他署名提交《关于排某村炮损赔偿问题的报告》后，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签字同意上报广西分公司审批。他于是按照林某强的指示，向刘某艳要到排某村汇总数据的花名册，凑齐41万余元的赔偿总金额，制作了赔偿明细表。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后，他拟写了包干协议并签字，张某生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刘某艳也安排石某林在包干协议的“鉴证方”一栏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他又找谷某生在协议上签字后，将协议书和领据及张某生的账号一并交给财务施某应办款。42万元到账后，他负责发钱，其他人负责谈价格。他先后3次向张某生领取共计10万元用于发放炮损赔偿，于2010年11月7日出具过1份10万元的领据给张某生，该10万元中，他经手发放42笔合计82555元，加上张某生经手发放后又凭领据向他领了14140元，实际发放96695元，剩下3305元已用于和刘某艳等人共同消费开支。2010年阴历年底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给了他1万元，但要求他出具1份4万元的领条，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2日。2011年正月过完元宵节后，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利顿唯尔咖啡厅给了他2万元，但要求他出具1份120485元的收条，时间提前至2010年12月20日，当时还有李某明和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在场。（20）原审被告人石某林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放炮致排某村房屋受损，当地村民阻工，他参与协调处理过多次，但都没有协商好。2010年6、7月，指挥部决定先对排某村调查摸底，再按县里规定处理赔偿。他和刘某艳、梁某、张某生及谢某谊、李某英、李某明到排某村实地丈量并汇总数据后，按照县里的标准，赔偿金额将近要20万元。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他和刘某艳都不同意。刘某艳提议由排某村包干，张某生最初也不同意，但在他和谢某谊、石某林、梁某的劝说下，张某生才同意包干，但提出至少要50万元，梁某认为只能报30余万元，双方协商不一，最后刘某艳就提出“总共上报40万元”，他和张某生、梁某及谢某谊都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向3Ｂ项目部呈报。过了一段时间，刘某艳打电话安排他在包干协议“鉴证方”一栏签名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2010年11月，42万元炮损款到账后，他和梁某、张某生一起发放炮损款。2010年11月底，他和刘某艳、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他看到张某生交给刘某艳一沓钱。次日上班，他到刘某艳办公室报到时，刘某艳交给他人民币5000元，并告诉他是排某村张某生所给的炮损款。2、2010年下半年，梁某、石某林、张某生在排某村协调处理村民阻工时，梁某代表项目部支付村民青苗补偿费人民币13690元，张某生在村民签字领款的明细表上签字后，交石某林带回转交刘某艳。因衡邵公司也承诺将该款项拨付指挥部，上诉人刘某艳便安排石某林签字证明，自己签字同意支付，向指挥部出纳谢某谊重复报账后得人民币13690元，刘某艳个人占得其中1万元，其余3690元交石某林作指挥部公用开支。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从指挥部2011年3月30日第6号记账凭证中复印提取的《排某村第五组十三组青苗费补偿明细表》，证明向排某村村民发放的青苗补偿款共计13690元已在指挥部财务入账。在明细表中有张某生所签“属实”和石某林所签“情况属实，2010、12、17”及刘某艳所签“同意核发，2010、12、18”字样。（2）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刘某艳于2010年下半年交来1份排某村村民领款花名册向他报账，总金额为13690元，他和刘某艳都在花名册上签字后，他交给刘某艳13690元。（3）证人石某林的证言，证明梁某代表项目部将13690元青苗费发给村民后，张某生在明细表上签字并交他带给刘某艳时，刘某艳对他说衡邵公司已答应出这笔钱，提出从指挥部报出来，他在明细表签字“情况属实，2010、12、17”。2天后，谢某谊拿出13690元交给刘某艳，刘某艳自己拿了1万元，将剩下的3690元交给他作指挥部公用开支。（4）证人张某生的证言，证明梁某代表项目部将13690元青苗费发给村民后，他在明细表上签字并交石某林带给刘某艳。（5）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石某林从排某村带回1份明细表，并告诉他排某村的青苗费已由梁某付了，是13000多元。他将李某已同意出这笔钱的情况告诉石某林，并提出可从指挥部报账。石某林签字证明，他签字同意支付后交谢某谊报账得13000余元，他从中拿了1万元，其余都交给石某林作其他开支。3、2008年8月，刘某艳代表指挥部参与协商，确定由衡邵公司补偿13万元供毛河、排山、魏家村修建各村机埠。事后，上述3村代表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商定由李某光出面送给刘某艳人民币2000元，感谢刘某艳帮忙。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关于处理魏家村、毛荷村、排某村联合机埠问题的会议纪要》，证明衡邵公司、县指挥部、指挥部及毛河、排山、魏家村于2008年8月26日协商后确定，衡邵公司补偿13万元给毛河、排山、魏家村修各村的机埠。刘某艳以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镇4Ａ段工作组长身份与会，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分别以魏家、毛河、排某村代表身份与会。（2）证人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的证言，证明他们向衡邵公司领取补偿13万元后，商定各上交村里4万元，个人分别得2000元，由李某光出面送给刘某艳人民币4000元，以感谢刘某艳在参加协调时帮他们讲话。（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因4Ａ项目部2008年施工中破坏了魏家、毛河、排某村的联合机埠渠道及附属设施，他代表指挥部参与协调，由衡邵公司赔偿3村共13万元。事后，李某光代表魏家、毛河、排某村送给他人民币2000元。4、2010年5月，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谷某忠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谷某忠得以承包抬头村Ｋ105＋300处改路工程。谷某忠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谷某忠复印提取的《三改包干协议书》，证明4Ａ项目部和抬头村于2010年5月25日协议约定，将抬头村Ｋ105＋300处改路工程以人民币15万元承包给抬头村。抬头村（乙方）由谷某忠代表签字，刘某艳作为鉴证方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挥部公章。（2）证人谷某忠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为他帮忙和4Ａ项目部协调，使他得以承包抬头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3）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谷某忠于2010年为承包抬头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与4Ａ项目部协调时，因此建议由谷某忠承包，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谷某忠处理矛盾。2010年的一天，谷某忠在金利华附近一饭店请他们和刘某艳吃饭时，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均有人民币2000元。（4）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上半年受谷某忠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谷某忠得以承包抬头村村道改路工程。谷某忠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饭店吃饭，吃饭前在他家里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感谢他帮忙。吃饭时，谷某忠又送给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5、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何某亮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何某亮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何某亮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何某亮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为他帮忙和4Ａ项目部协调，使他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6000元，以示感谢。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2）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何某亮于2010年为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向4Ａ项目部讲了好话，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何某亮处理矛盾。何某亮为了感谢他们，在邵东县城一饭店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均有人民币2000元。（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下半年受何某亮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何某亮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路工程。何某亮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吃饭，吃饭前，在包厢外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感谢他帮忙。吃饭时，又送给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6、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及石某林、谢某谊应李某光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李某光亲属投资的采沙船因4Ａ项目部施工架设临时大桥受影响而获得赔偿。事后，李某光在衡邵公路旁“田园风光”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李某光的证言，证明因4Ａ项目部在邵水河架设临时大桥，对其外甥廖某的挖沙船作业造成了影响，经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赔偿了35000元。事后，他送给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000元，以示感谢。（2）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4Ａ项目部于2010年上半年在邵水河架设临时便桥致使李某光外甥的挖砂船无法正常生产，经他和刘某艳、石某林与4Ａ项目部协调，李某光外甥获得赔偿。为感谢他们，李某光在衡邵公路旁“田园风光”饭店请他们吃饭时，送给他们和刘某艳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1000元。（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4Ａ项目部于2010年因施工需要在邵水河上架设便桥，致使李某光的采砂船无法到下游采沙。李某光找他出面督促4Ａ项目部赔钱。经他和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答应赔钱。李某光拿到赔偿款后，请他和谢某谊、石某林吃饭时，送给每人1000元。7、2010年7月，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夏某友所托出面与中交二公司六公司衡邵高速4Ａ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4Ａ项目部）协调，夏某友得以承包包留村Ｋ104＋336处改路工程。夏某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一饭店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三改包干协议书》，证明4Ａ项目部和包留村于2010年7月16日协议约定，将包留村Ｋ104＋336处改路工程以人民币16万元承包给包留村。包留村（乙方）由夏某友代表签字，指挥部作为鉴证方加盖公章。（2）证人夏某友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安排他向4Ａ项目部承包包留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取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求得刘某艳在其承包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帮忙协调矛盾。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3）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夏某友于2010年为承包包留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向4Ａ项目部负责人讲了好话，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夏某友处理矛盾。2010年的一天，夏某友在邵东县城一饭店请他们吃饭时，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各有人民币2000元。（4）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上半年受夏某友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夏某友得以承包包留村村道改路工程。夏某友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饭店吃饭时，在饭店包厢外单独送给他1个装有人民币3000元的红包，感谢他帮忙。后又当着石某林、谢某谊的面送给他们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8、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与谢某谊应李某光所托出面就魏家村、毛河村搅拌站补偿一事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魏家、毛河村得到补偿。事后，李某光送给刘某艳人民币2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李某光的证言，证明衡邵高速征用毛河村交界一地块作搅拌站，2010年完工后，4Ａ项目部拆走搅拌站设备时，老百姓要求将土地恢复。经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按5000元每亩补偿给老百姓，并同意多出8000元作他们的工作经费，他从中送给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各2000元，以示感谢。（2）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李某光于2010年下半年为魏家村、毛河村搅拌站获取补偿一事，在镇政府大院送给他和刘某艳各2000元人民币。（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施工过程中，4Ａ项目部在魏家村、毛河村交界处临时占用了村民土地作搅拌站。后将设备拆走时，没有将土地恢复原状。经他和谢某谊出面协调，4Ａ项目部赔偿了村民。李某光领到钱后，在镇政府院子里送给他和谢某谊各2000元人民币。二、职务侵占1、李某因介绍李某勋向指挥部承包工程亏损而欲设法为其弥补，与刘某艳商定通过向衡邵公司虚报征地、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将钱拨付至指挥部，再由李某勋以工程款的名义套取。2010年4月25日，李某代表衡邵公司拟定《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以衡邵高速公路施工需征用合力村、泉井村、侯某村、包留村、平和村、台头村土地共计6.156亩为由，约定由衡邵公司支付人民币115803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并告知刘某艳其中部分系虚报，用于补偿李某勋亏损，刘某艳代表指挥部签名及加盖公章。2010年5月5日，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按协议拨付指挥部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2010年5月17日，刘某艳在指挥部全体会议上提请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与会人员均未发表意见。2010年5月27日，刘某艳通知李某勋到指挥部办公室并告知称，李某已帮忙为其争取补偿到指挥部，要李某勋签订虚假协议套取，李某勋表示同意。刘某艳于是将其事先准备的1份《排某村一组村道工程承包合同》交李某勋签字并由李某勋出具领据，并与石某林在领据上签字后，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经手支付李某勋“工程款”54800元。李某勋领取后交其子李某强全部用于归还向李某欠款。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衡邵高速邵东县魏家桥镇段三改、塌方等用地费用明细表》、结算收据、付款申请表、银行结算申请书，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于2010年4月25日签订《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因衡邵高速公路施工需要征用合力村、泉井村、侯某村、包留村、平和村、台头村土地共计6.156亩，衡邵公司补偿115803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李某、刘某艳。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于2010年5月5日拨付指挥部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2）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包留村、台头村、平和村复印搜集的、收据、领据，证明包留村、台头村、平和村已实际领取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的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6658元。（3）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侯某村、泉井村搜集的证明材料，证明《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所征其村土地均属合力村所有。（4）检察机关询问证人刘世钟获取的证言，证明合力村自2010年起没有被征过地。他于2013年12月10日以合力村名义向李某辩护人证明合力村被征地已领取补偿款的内容不属实。（5）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会议记录，证明在指挥部2010年5月17日会议记录上，有刘某艳提出的“李某有笔款从镇指挥部经过，怎么处理”内容，但没有与会人员对相关内容发言的记录。（6）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承包合同》、领据、现金支票，证明指挥部依据与李某勋签订的《承包合同》及由李某勋出具的领据，于2010年5月27日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向李某勋支付“工程款”54800元。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刘某艳、李某勋，时间为2010年3月16日。在提取的领据中，有石某林所签“情况属实”和刘某艳签字“同意付款”字样。（7）证人姚某新的证言，证明指挥部于2010年5月27日支付李某勋的54800元“工程款”是从衡邵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拨付指挥部的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中记账支出的，他当时担任指挥部会计。（8）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指挥部支付李某勋54800元的现金支票是他开的，后来才知道《承包合同》是假的，李某勋没有修过这条路。刘某艳在指挥部于2010年5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确实提出过要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因时任指挥长李某国有事提前离会，当时未来得及研究。（9）证人石某林的证言，证明李某勋于2010年5月27日向指挥部领取54800元的领条上“情况属实，石某林”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刘某艳在指挥部于2010年5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确实提出过要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因时任指挥长李某国有事提前离会，当时未来得及研究。（10）证人李某强的证言，证明他与父亲李某勋承包排工程亏损，因指挥部有责任，工程又是李某介绍的，他们便多次找李某帮忙向指挥部或衡邵公司讲好话，争取补偿，李某答应想办法。2010年5月27日，李某勋打电话要他去镇政府取钱，并交给他1张54800元的现金支票，说是李某从上面搞下来的补偿。他将支票兑现后，因做工程曾向李某借款，便将54800元全部归还给了李某。李某勋与刘某艳于2010年5月2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假的，他们从未做过排某村一组村道工程。（11）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笛会鉴字（2013）第6813005号会计鉴定报告书，证明李某勋以排某村村道工程协议文书领取并占有现金54800元。（12）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李某于2010年4月向他提出要向衡邵公司虚报补偿款，再以李某勋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他表示同意后，李某交来1份《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和费用明细表要他签字，告诉他多造了钱，他当时没有细看就签了字，随后在指挥部会议上提出李某多拨了钱到指挥部，要拿走，要大家研究怎么处理。2010年5月，时任指挥部会计姚某新告诉他款已到账，他就打电话要喊李某勋到办公室，告其李某搞了笔钱来，要李某勋签合同将钱弄出。李某勋同意后，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虚假的排某村村道修建工程协议交李某勋签字，并要李某勋出具1张54800的领据，他和石某林在领据上签字确认，李某勋凭领据向谢某谊领取54800元。（13）原审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证明他因介绍堂弟李某强承包工程亏损，就想通过虚报征地款的方式帮李某强搞钱，刘某艳也答应帮忙想办法。他虚报征地款拨付到指挥部后，和刘某艳商定以工程款的名义套取。2010年5月27日，李某强打电话告诉他合同已签好，并于当天归还他欠款人民币54800元。（14）原审被告人李某勋的供述，证明他经李某介绍向指挥部承包工程亏损，因指挥部有责任，他曾提过要李某帮忙争取补偿。2010年5月的一天，刘某艳打电话喊他到指挥部，告诉他李某帮忙从上面搞来一笔钱，要他签1份假合同将钱套取，他表示同意。刘某艳就拿出1份总金额为54800元的排某村村道工程承包合同要他签字，还要他写了1张54800元的领据，刘某艳、石某林均在领据上签字后，他向谢某谊领取1张54800元的现金支票，然后将支票交给了李某强。2、2010年下半年，李某欲向长某村征地新建弃土场用于处理衡邵高速公路Ｋ100＋100（侯家）大塌方废土，并要求时任长某村支书魏某喜做好前期准备。李某报经衡邵公司批准后，因方案更改，需处理废土量减少，遂决意利用旧弃土场处理废土，不再新建弃土场，将补偿款套取部分占为己有。后刘某艳要求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工作经费时，李某要刘某艳帮忙为其顺便套取新建弃土场补偿款，刘某艳表示同意。2010年10月30日，李某代表衡邵公司拟定《临时用地协议书》，以衡邵公司占用指挥部所辖长某村、侯某村三处土地共计21.6亩作为衡邵高速Ｋ100＋100大塌方处理废土的弃土场为由，约定由衡邵公司支付人民币96640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并言明除套取用于支付魏某喜前期准备补偿及其个人开支部分外，其余均作指挥部工作经费，刘某艳代表指挥部签名及加盖公章。2010年11月2日，刘某艳通知魏某喜到指挥部办公室，告知其李某已承诺支付1万元补偿其前期准备费用，但要求魏某喜签订总金额为5.5万元的协议，魏某喜同意后，双方签订了1份《临时用地协议书》，魏某喜同时出具1份5.5万的领据交刘某艳保管。2010年11月17日，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按协议拨付指挥部临时用地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2010年12月18日，刘某艳安排时任指挥部会计姚某新在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上签署“属实”意见，自己签字“同意付款”后，又安排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开具5.5万元现金支票并从银行兑现，先后付给魏某喜1万元，付给李某3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临时用地协议书》、结算收据、付款申请表、银行结算申请书，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于2010年10月30日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书》约定，因衡邵公司占用指挥部所辖长某村、侯某村三处土地共计21.6亩作为衡邵高速Ｋ100＋100大塌方处理废土的弃土场，衡邵公司补偿96640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李某、刘某艳。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于2010年11月17日拨付指挥部临时用地补偿费用96640元。（2）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临时用地协议书》、领据、现金支票，证明刘某艳代表指挥部与魏某喜于2010年11月2日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书》，魏某喜出具了领据。2010年12月18日，指挥部凭协议书和领据以现金支票的形式支付魏某喜长某村地款5.5万元。在提取的领据中，有姚某新所签“属实”和刘某艳所签“同意付款”字样。（3）证人姚某新的证言，证明指挥部于2010年11月10日支付魏某喜的5.5万元工程款是从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的补偿款96640元中记账支出的。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上“属实”系他所签，他当时就知道这份协议是假的。（4）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刘某艳和李某、魏某喜于2010年12月的一天到他办公室交给他1份领据和协议书，要他按协议付款，他见领据上有刘某艳和姚某新签字，就开出1张5.5元的现金支票，然后到银行取回现金放到办公桌上。刘某艳拿到钱就和李某下楼，他跟着下楼时，看到李某在往自己的背包内放钱，刘某艳手里还拿着1万元，在二楼天桥上交给了魏某喜。（5）证人魏某喜的证言，证明李某于2010年下半年打算在长某村征地作弃土场，要他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他带人做好工作后，李某答复不需征用了，但答应搞些钱给他作前期准备工作的补偿。刘某艳喊他到办公室签订协议时，告诉他给其补偿1万元，他按刘某艳的安排签订了协议并出具1份5.5万元的领据。过了一个多月的一天，刘某艳打电话要他去指挥部后，谢某谊给了他1万元。（6）由长某村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魏某云的证言，证明指挥部没有因征地建弃土场给过村里或村民补偿。（7）证人张某友的证言，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都没有征用过侯某村土地建弃土场，村里也从未向指挥部领取过弃土场征地补偿款。（8）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李某于2010年下半年在长某村看中一块地用于处理侯家煤山塌方作弃土场，并要魏某喜做好前期工作。2010年9月的一天，他要求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工作经费用于处理3Ｂ段的一些问题时，李某提出不需新建弃土场了，但长某村征地新建弃土场已通过衡邵公司审批同意，要他帮忙将征地款套出，给魏某喜1万元做前期工作经费，其余的要拿走，他表示同意。2010年10月，李某拿来一份总金额为96640元的临时用地协议要他签字，并讲其中有虚报的弃土场征地补偿款，其余是给镇里处理矛盾的经费，他在协议上签字后，打电话通知魏某喜到他办公室，将李某的意思告诉了魏某喜，魏某喜表示同意，他就要魏某喜在他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出具了1份领据，他自己代表指挥部签字并将协议和领据收起来保管。2010年12月的一天，姚某新告诉他款已到账后，他就将自己保管的由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交姚某新签字，然后安排谢某谊准备好5.5万元。李某和魏某喜到来后，谢某谊在指挥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歇台处给了魏某喜1万元，在指挥部里面一间办公室给了李某4.5万元。（9）原审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及其亲笔书写的供词，证明他在处理衡邵高速公路侯家煤山跨方过程中，看中了长某村的一块地做侯家跨方的弃土场，就要长某村支书魏某喜做好前期工作，并向衡邵公司作了汇报。后因公司更改了治理方案，只需处理少部分土，他就打算将弃土运到老弃土场处理算了。但在施工过程中，魏某喜不准在旧弃土场堆土，刘某艳告诉他说是魏某喜要求补偿，他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将自己的个人开支一并处理，刘某艳表示同意。尔后，他拟制了1份包干协议交刘某艳签字盖章。衡邵公司将补偿款拨付给指挥部后，他于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到指挥部办事后准备下楼时，谢某谊给了他3万元。三、上诉人张某生于2013年3月26日被传唤到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罪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于2013年11月6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上诉人石某林于2013年4月7日被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2万元；上诉人梁某于2013年4月10日被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3万元；上诉人刘某艳于2013年4月17日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其利用职务之便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中受贿2.5万元的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破获一起盗窃犯罪。被追缴违纪款5万元；原审被告人李某勋于2013年5月20日被通知到案后，如实交代了已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768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由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高崇山派出所出具的《关于被告人刘某艳检举揭发同监犯周某强盗窃一案的情况说明》、立案决定书、逮捕证及刘某艳检举笔录、证人杨某丽的证言和犯罪嫌疑人周某强的供述，证明刘某艳于2013年8月26日向公安机关检举同监人犯周某强在高崇山镇新世纪网吧楼上盗窃现金3万余元及玉镯等物，公安机关据此破案。2、由湖南省邵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李双喜、尹忠桥出具的《抓获经过》、拘留证、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及张某生提供线索笔录、李某某供述，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张某生提供的线索，于2013年11月6时9时许在邵东县两市镇永兴路农业银行附近爱得利贵宾楼405房抓获被上网追逃的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李某某。3、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和邵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罚没，证明各被告人的到案及退赃、追赃情况。此外，证明上诉人刘某艳、梁某、张某生、李某、石某林、李某勋主体身份的证据有：1、检察机关复印提取的刘某艳任职履历表，证明刘某艳的履历。2、由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证明刘某艳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3月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负责镇境内衡邵高速公路所有相关具体事项的处理，谢某谊自2009年至2011年3月份任指挥部出纳。3、检察机关复印提取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魏政发（2006）11号文件、魏家桥镇人民政府证明，证明石某林履历。4、湖南省邵东县魏家桥镇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生履历。5、检察机关向中建八局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营业执照、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取的电脑咨询单、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劳动合同书》、《员工劳动解除证明书》及由广西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广西分公司系国有中建八局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及梁某履历。6、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信息中心查询获取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证明衡邵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私营）。7、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劳动合同》，证明李某自2006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2010年12月31日至案发前任衡邵公司协调部副部长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石某林身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刘某艳以重复报账的手段窃取公共财物人民币1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刘某艳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万元，伙同石某林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刘某艳与上诉人李某及原审被告人李某勋内外勾结，利用李某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的职务之便，共同侵占衡邵公司集体财产共计人民币848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张某生身为排某村主任，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占有村集体财产共计人民币332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身为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刘某艳、石某林共同受贿犯罪中，刘某艳系主犯，石某林系从犯。在刘某艳、李某、李某勋共同职务侵占犯罪中，李某系主犯，刘某艳、李某勋系从犯。在张某生伙同他人共同职务侵占2万元中，张某生系主犯。关于张某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经查，42万元炮损款是排某村依协议向谷某生、武某国个人取得，实际支付村民赔偿之后的结余部分，应属排某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该款入账后如何处理，是作为集体财产由村委会安排使用还是在全体村民中进行分配，则是属于排某村自治管理的范畴，而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张某生实施犯罪时不具有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原判定性为贪污不当，对张某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张某生经手支付炮损赔偿款后，向排某村组织其他人员均报告过结余的大致金额，且其保管的结余款中，有部分已实际用于村集体公共开支，说明其主观方面并无侵吞全部结余款的故意，但张某生利用职务之便，以他人名义虚报冒领炮损赔偿款人民币33200元，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特征，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是与张某生共同贪污”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一案中，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在主观方面并无与张某生共同侵吞炮损赔偿全部结余款的故意，张某生也从未有过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共同侵吞全部结余款的打算。刘某艳、石某林、梁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排某村以较高的价款签订协议包干处理炮损赔偿，并协助张某生处理炮损赔偿以节省支出，其主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之便为排某村张某生谋取利益，尔后通过张某生获取财物。在客观方面，当42万元炮损款归入排某村后，均由张某生单独管理支配，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从未掌握支出和结余的具体金额，也从未提出过要按何种方案分赃，其所得利益均需通过张某生换取。因此，张某生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之间不是共同贪污犯罪关系，而是行贿和受贿的对合关系。本院对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在该节事实中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但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刘某艳、石某林上诉及刘某艳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名义套取22000元与李某无关”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在原判认定的该节事实中，依现有证据，证明李某所任职单位衡邵公司集体财产遭受侵害的证据不足，刘某艳和李某勋签订虚假协议套取指挥部管理的公共财物，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有与其内外勾结的行为，原判认定李某实际占有刘某艳和李某勋套取的22000元公款，证据不足，本院对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因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贪污该22000元公共财物的故意，其行为更符合向李某勋行贿的特征，但因其事前向单位作过汇报，其行为未达到构成单位行贿犯罪的数额标准。李某勋虽系李某的亲友，但因李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实际占有指挥部公共财物22000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属非法所得，应予追缴。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套取54800元是为弥补李某勋承包工程亏损，李某无非法占有故意”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李某虽未实际占有被侵占的集体财物，但利用自己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补偿款的方式骗取单位集体财物，李某将自己侵占的集体财产用于弥补其亲属个人的亏损，是对赃款的一种处置方式，不能据此否定其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本院对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魏某喜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李某只对其实得的3万元负责”的意见和理由，经查，该节事实中衡邵公司按协议拨付指挥部的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虽均系李某虚报，但其中以征地补偿名义拨付给指挥部的工作经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李某和刘某艳商定套取用于补偿魏某喜的1万元，因魏某喜已按李某要求实际做好了弃土场前期准备工作，李某毁约后对魏某喜进行补偿，应属衡邵公司的正常支出，也不能计入李某和刘某艳的职务侵占犯罪数额。因李某和刘某艳未商定要套取的具体数额，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李某对刘某艳和魏某喜签订虚假协议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的实际数额明知，在刘某艳证明李某实得金额与李某供述不一，且其他证人证言存疑的情况下，本院采纳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和理由，依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犯罪数额为3万元。关于刘某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职务侵占故意，客观方面没有分取任何钱物，其配合李某骗取单位公款只为有利指挥部的今后工作开展，仅属滥用职权”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刘某艳虽未实际占有衡邵公司的集体财产，但与李某事前通谋，在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过程中，协助李某签订协议虚报补偿款，套取衡邵公司财物，其虽向单位作过汇报，但隐瞒了自己参与和李某签订虚假协议，相互勾结虚报补偿款的事实。根据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因此，本院对刘某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意见和理由不予采纳。刘某艳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其所供贪污和职务侵占犯罪事实时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系自首，但其所供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中受贿2.5万元的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所供其余受贿犯罪事实系同种罪行，不属自首，属坦白。原判认定为自首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但依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二审不以此加重其刑罚。刘某艳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破获一起盗窃犯罪，有立功表现。关于刘某艳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在二审审理中有新的立功”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其提供的相关材料中，刘某艳提供举报的线索来源不明，且刘某艳举报的犯罪已被公安机关掌握，不符合立功的法律规定。张某生被传唤到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罪行，系自首。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石某林、梁某、李某勋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属坦白。关于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梁某属自首”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梁某是被传唤到案，并非主动将自己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且其供述的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条件。刘某艳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李某勋认罪态度好，经社区矫正评估，符合适用缓刑条件，原判适用缓刑适当。张某生、梁某、李某认罪态度好，二审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评估后，符合缓刑条件，可以适用缓刑。石某林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综上，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定性不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但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对刘某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对张某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梁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李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石某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刘某艳犯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和对贪污罪的定罪部分及第四项对李某犯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部分、第六项对李某勋犯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二、撤销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对张某生、梁某、石某林犯贪污罪的定罪量刑和第一项对刘某艳犯贪污罪的量刑部分及第四项对李某犯职务侵占罪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6月7日起至2017年6月6日止）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生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石某林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唐保良审判员刘朝晖审判员黄彧言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伍新宇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刘某艳
crime: 贪污罪
受贿罪
职务侵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
name: 张某生
crime: 职务侵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梁某
crime: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李某
crime: 职务侵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name: 石某林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免予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