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原审判决认定：（一）受贿事实2003年1月至2005年4月，被告人杜旭辉任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党委书记，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任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以下简称环科园）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2006年6月至2011年7月任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常委兼雨花区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任雨花区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在此期间，被告人杜旭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其弟弟杜旭杰共同收受申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402.9204万元（以下币种同）、伙同被告人杜旭杰共同收受建筑承包商彭某2所送的财物共计价值8.367124万元；杜旭辉单独收受景源公司董事长张某1所送财物共计价值37.6326万元、收受晓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5所送的财物共计价值7.1万元、收受阳光公司朱某6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7.5655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1、被告人杜旭辉伙同被告人杜旭杰共同收受申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给予的财物共计402.9204万元。2004年，刘某1欲在长沙市雨花区开发房地产项目，通过被告人杜旭杰结识了时任雨花区洞井镇党委书记的被告人杜旭辉。刘某1请杜旭杰向杜旭辉转达其在洞井镇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请托事项，杜旭辉利用职务之便，为刘某1在洞井镇开发鄱阳小区经济适用房项目的选址、供地、规划调整、拆迁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感谢杜旭辉在鄱阳小区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帮助和支持并继续获得杜旭辉的关照，刘某1表示要感谢被告人杜旭辉。2005年下半年，经被告人杜旭辉同意，被告人杜旭杰与刘某1签订协议约定，被告人杜旭杰到刘某1的申奥公司挂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帮忙搞鄱阳小区项目的拆迁工作，刘某1以支付劳动报酬形式送给被告人杜旭辉、杜旭杰共计500万元（含税费），由被告人杜旭杰收取，以掩饰刘某1直接送钱给杜旭辉的事实。被告人杜旭辉、杜旭杰于2006年春节期间商定收受的刘某1所给的500万元中，300万元归杜旭辉所有，200万元归杜旭杰所有。因刘某1承诺该500万元在鄱阳小区项目拆迁结束时即支付，2007年底，该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刘某1未兑现支付感谢费，2009年，杜旭杰与刘某1商定以鄱阳小区的房款、门面款抵扣；2010年被告人杜旭杰告知杜旭辉，刘某1承诺的500万元感谢费尚有100万元未支付，杜旭辉打电话与刘某1沟通此事后，刘某1于2011年以支票转账方式付给杜旭杰100万元。2006年至2011年，扣除被告人杜旭杰每月工资共计6.08万元外，杜旭辉、杜旭杰二人以房款、门面款抵扣、借支现金、支票转账等方式实际收到刘某1承诺的感谢费共计402.9204万元。经杜旭辉安排，以上贿赂款均由被告人杜旭杰直接收取和保管。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杜旭杰认罪态度好，系从犯，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杜旭辉
crime: 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年
name: 杜旭杰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二：
瞗旭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闽0105刑初231号：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以马检公诉刑诉［2016］2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林旭犯行贿罪，于2016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林旭及其辩护人柳秉东，证人林某2等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3月6日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本院于当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书。2017年3月31日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于2017年4月1日作出恢复审理决定。2017年7月5日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再次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本院于当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书。2017年7月31日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恢复审理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11月至2015年间，被告人林旭以其个人及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名义在马尾区承接拆迁项目，在此过程中，林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马尾区马尾镇党委书记张某1（另案处理）行贿人民币2042.26235万元，向福州市马尾区马江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已判决）行贿人民币4万元，共计行贿人民币2046.2623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在七地块拆迁项目上向张某1行贿人民币35.1万元2012年11月，被告人林旭为了能够顺利承接马尾魁岐生态休闲公园、平原河道、名城地产53号地、边防大队用地、魁岐安置地、三环绿化、环境综合整治等七地块拆迁项目，找时任党委副书记张某1寻求帮助和关照，并许诺会送钱感谢张某1。张某1指使林某2（另案处理）出面与被告人林旭对接，告知林某2可从中分得好处。随后，被告人林旭与林某2商谈好处费事宜，约定七地块拆迁项目中所获五成劳务费归张某1，拆迁施工成某由林旭承担。在张某1的帮助下，被告人林旭顺利承接七地块拆迁项目。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林旭在马尾区家茶馆将人民币8万元交给林某2，让其转交张某1。2013年2月6日，被告人林旭在中国银行中诚名仕汇网点通过自动存取款机，将人民币10.1万元汇至林某2中国银行60×××66账户，让其转交张某1。2013年6月份左右，被告人林旭估算其在七地块项目中总计可得人民币70万元左右劳务费，按约定应送给张某1人民币35万元，为了继续得到张某1关照，被告人林旭到马江征收中心楼上张某1的宿舍内，送给张某1人民币17万元。2在以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名义承接的项目上行贿张某1人民币2007.16235万元2013年，被告人林旭为承接其它拆迁项目，找张某1帮忙，许诺继续给予张某1好处费，并在张某1授意下和郑某（另案处理）等人于2013年3月、10月先后成立和安公司、隆某公司承接其它拆迁项目。被告人林旭与张某1、郑某约定公司及拆迁成某由林旭负责承担，以两家公司名义承接拆迁项目所得劳务费由张某1负责分配。在和安公司、隆某公司中，张某1未出资，郑某在和安公司出资验资后迅速抽逃，张某1、郑某亦未参与经营管理。在张某1的帮助下，被告人林旭以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名义陆续承接了马尾旧镇一期、二期、上下中洲片、双协片、魁岐东村片、六江片、快洲片、建坂片等拆迁项目。截至2015年10月，两家公司已从马江征收中心获得3530.018万元劳务费，其中林旭获得人民币1141.578万元，张某1伙同郑某共计分得人民币2007.16235万元，其中张某1分得人民币1470.66235万元。3向王某行贿人民币4万元被告人林旭为得到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在进度款审批等拆迁审批事项中的关照，自2013年2月始，向马江征收中心以工资册形式领取劳务费过程中，安排郭某每次给予王某现金人民币3000元作为好处费，共计10次，合计人民币3万元。另在2013年中秋节，被告人林旭安排郭某送给王某购物卡数张总面值人民币1万元。就以上指控，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和出示了相应的证据:1.书证：户籍证明、张某1、王某任职材料、马江征收中心工商登记档案、房屋征收委托合同、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会议纪要、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对公账户银行账单及相关取款、转账档案凭证、财务现金收支报表、劳务费结算表及结算凭证档案、银行明细单、股票账户明细单、扣押清单、刑事判决书等；2.被告人林旭供述和辩解；3.证人张某1、林某2、王某、朱某1、陈某1、郭某、肖某、纪某、张某2、翁某、朱某2、朱某3、赖某、曾某1、曾某2、陈某2、黄某等证言；4.到案经过。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林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张某1、王某行贿人民币2046.2623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被告人林旭只供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向王某行贿4万元的犯罪事实，否认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二起向张某1共行贿2042.26235万元的犯罪事实，其辩称在所承接的相关拆迁项目，都是以他与张某1、郑某合作开办的二家公司名义签订的《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张某1所分得的2000多万元系按该合同约定的劳务费分成比例的提成，非其行贿所得。其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林旭犯行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理由如下：1.本案指控被告人犯行贿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13份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通过观看9个光盘的同步录音录像，发现该13份被告人的供述都是受到侦查人员诱骗、逼供、错误引导、自说自记等手段形成的。故辩护人在庭审中向法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根据规定控方必须说明取证的合法性，必要时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出庭作证，但是公诉人没有对排查的合法性作出说明，故这些证据应当都要进行排除；2.证人证言，（1）张某1的证言，张某1虽然构成受贿罪，但他实际上是收郑某给的钱，而不是林旭给的钱。客观上林旭是如何参与的，有必要请求法庭调取张某1的同步录音录像，查清张某1各个阶段的笔录，同时申请张某1出庭作证；（2）林某2的证言，因被告人林旭完全否认林某2所说的受林旭委托将钱送给张某1的事实，故请求法庭调取林某2的同步录音录像，查清他的真实说法；（3）郑某的证言，本案实际上都是郑某操控，最后到张某1的口袋，或者郑某指示朱某1这么做。所以郑某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故有必要申请郑某出庭作证；3.控方举证提交了张某1、王某、林某2这三份刑事判决书，只是证明该三人因犯罪被判决，虽然有体现林旭有参与，但不能作为证明林旭犯罪事实的既判功能，因该三人的所有审判活动中，林旭及其辩护人均不在场，这些证据均没有经过林旭及其辩护人的质证、辩论、反证。而且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因此，该三份刑事判决书不发生对林旭犯罪事实的效力；4.关于起诉书指控郑某在和安公司出资验资后抽逃资本也不是事实，根据和安公司注册资本金记载的往来账户，预付租金、成某等等不属于抽逃资金，只是企业之间存在往来关系；5.从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成立的相关手续看，设立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的工商登记，以及注册、验资、资金运作、交税等所有程序都是完整的，这二家公司及林旭个人与马江征收中心分别签订《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书面协议书等也是真实的。所有合作的拆迁项目都是按照合同及协议约定操作的，最后所得的钱也是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成，林旭是没有任何控制权的，故本案不存在行、受贿犯罪；6.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被告人林旭给王某4万元的事实存在，但不构成行贿，因为林旭并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提出要工作餐，林旭为了省工作餐的程序就叫部下直接给钱了，这不应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样，对七地块项目还是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拿到的项目，都是马江征收中心寻求到的合作伙伴，双方按合同约定领取钱的方法是正当的，并没有涉及不正当的利益。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至2015年间，被告人林旭为了谋取其个人或者其成立的福州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和安公司）和福州隆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隆某公司）在马尾区承接拆迁项目过程中的不正当利益，向时任马尾区党委书记的张某1（已判决）行贿人民币2042.26235万元，向时任福州市马尾区马江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下称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已判决）行贿4万元，共计行贿2046.2623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在“七地块项目”上向张某1行贿35.1万元2012年11月，被告人林旭为了能够顺利承接马尾魁岐生态休闲公园、平原河道、名城地产53号地、边防大队用地、魁岐安置地、三环绿化、环境综合整治等七个拆迁项目（下称“七地块项目”），找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张某1寻求帮助和关照，并许诺会送钱感谢张某1。张某1遂指使王某把本应由马江征收中心负责的“七地块项目”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以“合作”的形式变相承包给林旭个人，同时又指派林某2（已判决）出面与林旭对接，告知林某2可从中分得好处。随后，林某2与林旭约定好“七地块项目”中林旭所获得的劳务费分一半归张某1，拆迁施工成某由林旭承担。2013年1月25日，张某1主持召开了2013年第1次党政联席会议，明确将“七地块项目”交给林旭做，并制作了会议纪要。接着以王某为代表的马江征收中心（甲方）与林旭（乙方）个人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约定“二、甲方需付给乙方征收总费用1.8%劳务费的50%，作为乙方劳务费。……五、乙方职责，征收工作以乙方人员为主，乙方对被征收房屋的产权确认、对在征收范围内的征收工作负完全责任……。”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林某2在马尾君竹路上工会大楼的拾德馨茶馆收受了林旭贿送的现金8万元；2013年2月6日，林旭在中国银行福州中诚名仕汇网点通过无卡自动存取款机分多次存入林某2的中国银行卡60×××66账户计10.1万元。2013年3月份的一天，林某2到马江征收中心宿舍，将上述18.1万元贿送款中的10万元现金转交给张某1，余下8.1万元林某2用于个人开支。2013年6月份左右，林旭估算其在“七地块项目”中总计可得70万元左右劳务费，为了继续得到张某1关照，林旭便到马江征收中心宿舍内，按事先五五分成的约定送给张某1余下的17万元。综上，在“七地块项目”上，张某1伙同林某2共同收受林旭贿送的钱款35.1万元，其个人分得27万元。二、在以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名义承接的项目上行贿张某12007.16235万元2013年初，上述“七地块项目”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基本完成后，被告人林旭为承接其它拆迁项目，便找张某1帮忙，许诺继续给予张某1好处费。张某1为了使贿赂的行为更具隐蔽性、可控性，遂建议林旭以公司的名义承接业务，并介绍其朋友郑某与林旭合伙成立公司。同时，经张某1、郑某、林旭商定，由林旭具体负责房屋征收补偿业务并承担所有业务风险，张某1负责将的拆迁业务发包给成立的公司，郑某负责注册成立公司，林旭拿总劳务费的45%（包括工人工资支出、拆迁的日常开支及其应得的利润），剩余部分归张某1和郑某所有。同年3月和10月，郑某、林旭等人分别注册成立了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张某1未出资，亦未参与该二公司的经营管理。随即张某1利用职便将的马尾旧镇一期、二期、中洲岛马江大桥项目、上下中洲片、双协片、魁岐东村片、六江片、快洲片、建坂片、进步里等项目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通过马江征收中心转包给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承接，双方签订了《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书》。截至2015年10月，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共计从马江征收中心获得拆迁劳务费3530.018万元，林旭按照约定从中分得1141.583万元，扣除工人的工资支出、拆迁的成某及日常性开支后，林旭个人违法所得200万元；而张某1与郑某从中共同分得2007.16235万元，张某1个人分得1470.66235万元，郑某个人分得536.5万元。三、向王某行贿4万元被告人林旭为得到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在相关拆迁项目审批等事项中的关照，自2013年2月始，安排和安公司郭某在马江征收中心每月向和安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中，提取出现金3000元作为好处费送给王某，共计10次，合计3万元。另在2013年中秋节前后，林旭安排郭某送给王某购物卡数张，总面值1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如下证据：（一）书证，1.福州市公安局水部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林旭犯罪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2.市检反贪局调取的中共马尾区委榕开委干［2012］47号、榕开委干〔2013〕25号关于张某1同志任职的通知、榕开委干〔2014〕149号关于张某1同志任职的建议、马开委综［1999］027号关于张某1同志任免职的通知、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表、榕开委干［2013］25号关于张某1同志任职的通知等材料，证实2002年7月至2006年12月张某1任罗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2012年6月28日张某1任中共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委员会副书记（副处级），主持工作；2013年2月5日任中共马尾区委员会书记；3.马尾区组织部出具的干部任免审批表、聘用合同书、干部调动呈报表、榕开委干〔2013〕43号关于王某同志任职的通知、榕开委干〔2014〕59号关于何文奇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马尾镇人民政府出具的马镇政〔2012〕157号关于王某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等证据，证实2013年3月至今王某被任命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马江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其中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兼任马江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任；4.区检反贪局调取的中共马尾区马尾镇委员会出具的马镇委〔2012〕87号《关于成立马尾镇马尾大桥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的通知》、马镇委〔2012〕88号《关于成立马尾镇进步里旧屋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的通知》、马镇委〔2014〕18号《关于成立马尾镇福平铁路项目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的通知》、马镇委〔2013〕40号《关于成立马尾镇危旧房（棚屋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的通知》、马镇委〔2013〕24号《关于成立普天项目征收指挥部的通知》，以及《关于我镇部分拆迁指挥部成立未发文情况说明》，并附：各片区情况表，证实2012年至2015年各拆迁项目均成立了项目指挥部，并在拆迁现场公布，但一部分项目指挥部有正式行文，另一部分未发文。拆迁项目共11个片区含“七地块”拆迁项目，总指挥均是张某1，王某系指挥部成员；5.福州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技术中心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组织章程、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榕开政〔2005〕66号《关于成立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管理中心的通知》、福州市马尾工业建设总公司关于王某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区委专题会议纪要（五十一）、非公司企业所属分支机构核转通知函、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实马江征收中心是依据主管部门福州市马尾工业建设总公司申请而增设的分支机构，该机构系区财政拨款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王某任法定代表人；6.区住建局与马江征收中心签订的14份《房屋征收委托合同》、《房屋征收补充委托合同》，证实旧镇、双协片、魁岐片、快洲片、协洲片、进步里片、建坂片等棚户区改造，马尾总部基地、马尾大桥建设以及“七地块”等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所有房屋，均由区住建局委托马江征收中心具体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7.市检反贪局调取的党政联席会议纪要7份、会议记录2份，证实将辖区内棚户区改造，马尾总部基地、马尾大桥建设以及“七地块”等范围内集体土地上所有房屋的拆迁劳务项目承包给林旭、和安公司、隆某公司；8.马江征收中心出具的该中心与林旭、和安公司、隆某公司签订的9份《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书》，证实马江征收中心将拆迁劳务项目转包给林旭个人、和安公司及隆某公司，双方约定征收总费用1.8%的劳务费五五分成；9.福州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技术中心出具的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实2013年2月28日福州和安建筑劳务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为林旭，其职务为经理，郑某为执行董事，肖某为监事。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其中林旭、郑某、肖某分别出资50万元、80万元和70万元。2014年12月11日福州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为朱某1；2013年10月9日福州隆兴建筑劳务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为林旭，其职务为经理，郑某为执行董事，林某3为监事。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其中林旭、郑某分别出资70万元、130万元。2014年12月29日福州隆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为朱某1；10.市检反贪局调取的马江征收中心出具的劳务费结算情况说明、结算凭证档案、以现金支票支付和安及隆某公司劳务费的凭证、支付七块地项目劳务费凭证等材料，以及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对公账户银行账单及相关取款、转账档案凭证、财务现金收支报表、工资性支出凭证等材料，证实：①2012年11月马江征收中心成立以来，分别与和安公司合作项目8个、与隆某公司合作项目3个、与林旭个人合作项目1个。据统计：自2012年11月起至2015年10月止，马江征收中心以转账形式支付给和安公司劳务费计1410万元，支付给隆某公司劳务费计1040万元；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和安、隆某两公司劳务费1080.0180万元。以上两项共支付给和安、隆某两公司劳务费计3530.0180万元。马江征收中心以工资形式支付给林旭个人“七地块项目”劳务费48.8万元；②朱某1先后多次虚造花名册，并以“工资性支出”的名义从和安公司及隆某公司账上共计套取14639137元，其中和安公司6738529元，隆某公司7900608元；11.区检反贪局调取的和安公司财务现金收支报表、朱某1、郑某、肖某、翁锦艳、赖某、朱某2、朱某3、曾某1等人银行账户明细单，证实：①2013年3月4日和安公司收投资款200万元验资，同年3月20—29日林旭支出49万元、郑某挂账支出150万元，说明郑某在和安公司注册验资后即抽逃注册资金；②张某1受贿赃款的去向；12.市检反贪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收据，及其调取的朱某1股票账户明细单和购买商铺情况说明、购买发票、签购单、进账单等材料，证实张某1以朱某1的名义进行炒股，以及认购总价6752558元的世欧王庄商铺情况，现这些赃款748万元已由朱某1退出并被市检反贪局扣押；13.中国银行福州君竹支行出具的储蓄历史交易明细，证实林某2的中国银行60×××66卡号，于2013年2月6日从福州名仕支行存入13笔款项共计10.1万元（9800元＋9800元＋9600元＋9300元＋9500元＋9200元＋10000元＋10000元＋9500元＋9400元＋2000元＋1800元＋1100元＝10.1万元）；14.区检反贪局调取的本院（2016）闽0105刑初67号、（2016）闽010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书，以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分别证实：①王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②林某2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③张某1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二）证人证言，1.证人张某1证言，证实他在2001年任马尾区副书记、镇长，2012年至今任党委书记兼棚屋区改造指挥部总指挥期间，收受林旭好处费1335万多元。具体是在2012年下半年一天，林旭找到他，说希望能够做“七地块项目”，他说可以，并交代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帮忙。本来按照有关规定，征收拆迁实施单位获得拆迁征收项目是不得转委托、分包合作的，所以他主持召开了党政联席会，他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会议敲定由马江征收中心与林旭个人进行合作，双方平分劳务费。过了不久，旧镇拆迁准备启动时，林旭突然跟他说前面“七地块项目”要分给他一半利润，他就交代林旭和林某2相互联系对接，这样林旭给他好处费就不用直接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2013年3月份的一天，林某2到马江征收中心楼上的宿舍找他，给了他一个塑料袋，说这是从林旭那边拿到的10万元钱，还有一些在林某2那边，他收下这10万元，林某2就走了。2013年6月的一天，林旭到马江征收中心楼上的宿舍找他，给了他一个塑料袋，说“七地块项目”已经通过林某2给18万元了，这里是尾款17万元，这项目的钱就结了。这两次他共收受林旭送给他35万元，其中8万元在林某2处，他自己留下了27万元。2013年一季度，陆续有些村也涉及拆迁，林旭又找他说还想承接更多的拆迁项目。当时通过“七地块项目”，他看到拆迁劳务这一块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起了私心。同时，也为了使他收林旭钱款更安全、更隐蔽、更可控，他提议林旭最好不要再以自然人的名义和马江征收中心签订征收协议，容易被人怀疑，社会影响也不好。于是他和林旭商量以成立劳务公司的名义承接征收项目，并把郑某、纪某的小叔子肖某拉进来一起做。2013年2月份的一天，他通知林旭、郑某、纪某、朱某1、肖某等人到他马尾海西堤的住所商量，由林旭负责具体征收业务工作，郑某主要负责筹集资金办理劳务公司注册，他主要负责将里拆迁项目给成立的公司承接。大家商议成立和安公司，林旭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工商登记股东还有郑某、肖某，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份情况是林旭出资50万元占25%、郑某出资80万元占40%、肖某出资70万元占35%。到了2013年5、6月，和安公司在他的帮助下陆续承接拆迁征收项目，这时他开始和林旭商量具体的股份分成，他决定林旭按劳务费总额的35％结算包干，这35％包括征收项目的工人工资、车辆油耗等所有的成某开支和林旭应得的利润，余下65％归他和郑某。过了一段时间，他跟郑某谈如有需要，可以在劳务费总额10％的额度内提取，郑某也答应他。当时的很多拆迁项目都是给和安做，面上不好看，且引人注意，怕别人知道他从中获利，所以多成立一家隆某公司来承接项目，这样也不会太明显。于是他和林旭、郑某约定隆某公司收取的劳务费分成与和安公司一样，林旭分35%、郑某占10％、他占55％。和安和隆某公司账户上的钱，主要是由他们以通过制作假工人工资等形式，由朱某1套现并保管，朱某1没有股份，但她在公司有拿工资。他没有参与这两个公司的具体经营，按协议约定，马江征收中心应给和安和隆某两公司劳务费4000余万元。其中10%劳务费马江中心要等项目回迁结算后才支付给两公司，余下90%约3600余万元的劳务费按比例以现金支票和转账方式支付给和安与隆某公司。据他所知林旭已经领取1000多万，郑某领走了350多万元，扣除一些税费等费用以及公司账上的150多万元，其他大约1300万元都由朱某1按他的指示提现到她的个人账户并为他保管；2.证人朱某1的证言及其辨认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套现情况表，证实2013年2月份的一天，张某1在其位于马尾海西堤住所召集林旭、郑某、她，商量成立劳务公司承接拆迁工程，当天确认由林旭负责具体征收业务，张某1负责拿拆迁项目，郑某负责筹集资金并具体办理注册成立劳务公司。2013年3月份左右成立和安公司，2013年10月份左右成立隆某公司，郑某的爱人林某3，张某1妹妹纪某的小叔子肖某，分别挂名任和安及隆某公司的股东和监事。成立和安及隆某公司就是为了利用张某1的权力将的拆迁业务拿来给这二家公司做，所得收入除了一部分用于公司报税、工资及公司的日常开支外，其余的钱也是张某1负责分配。其中林旭的钱主要以现金支票的形式直接从马江征收中心领取；郑某按马江征收中心拨付的总劳务费的10％领款（要扣除税费），即350万元左右，目前郑某已基本领走了这350万元钱；除此之外，她按张某1的指示，将这二个公司账上的1300余万元钱某造工人工资册及支付给她、朱某2、朱某3等人工资的名义，套取到她的私人银行账户上保管并帮张某1理财。2015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张某1召集林旭、肖某和她到五四北路金榜食府吃饭时，交待说万一有关部门来找他们调查和安及隆某公司的相关情况，要把张某1与这两公司的关系撇清，当时林旭同意张某1的要求，肖某表态就说具体情况他不清楚，她就说要去找郑某。同时，经辨认和安及隆某公司现金收支报表中“收入栏目”就是和安及隆某公司的所有收入，包括林旭以现金方式从马江征收中心直接领取的钱，以及马江征收中心直接转账到和安及隆某公司的钱；报表中的“支出1”（从2013年10月她接手做账后更改为“银行支出／现金支出”栏目就是公司的开支部分，包括公司缴纳的税款、公司员工的社保、公司承租店面的租金、她的工资及其他日常开支；“支出2”栏目就是郑某从和安及隆某公司拿走的钱；“支出3”栏目就是林旭从和安及隆某公司拿走的钱，包括林旭以现金支票形式直接从马江征收中心直接领走的钱和其从上述二公司账户以备用金、报销油费等名义拿走的钱；“银行余额”栏目就是公司账目目前剩余的钱。“现金余额”栏目就是张某1从和安及隆某公司分到的钱，这些钱一部分以备用金形式转账到朱某2、朱某3、黄某、陈某2、赖某、曾某2等人的银行账户，这些人再陆续转回到她个人的银行账户中；另一部分是以虚造工人工资册直接从两家公司对公账户领取现金，再存入她个人及其保管的母亲赖某的银行账户。上述套现钱款有用于林旭、郑某分成，公司日常经营维护，过节及旅游，剩下的钱由张某1委托其理财及购买房产。另外有200万用于注册隆某公司，但不久后即被套出，套现钱款具体金额以公司账户明细、现金收支表及相关人员银行账户明细为准。（经现场核实，共套取23435238.5元，其中备用金形式8568101元、工资支出14639138元、购卡22800元）根据核对表格及现金收支表可算出，这笔钱款中，注册隆某公司200万元，林旭支取615600元，郑某分成5365000元，张某1分成14706623.5元，公司日常支出717858元，另有银行手续费、少部分工资及租金30000元，合计23435081.5元。郑某按照公司总收入的10%拿钱，从上述两个公司拿走约350万元。经张某1同意，郑某为了家人在美国买房子需要实际拿走536.5万元。和安公司截至2015年11月，隆某公司截至2015年10月，张某1已实际从和安及隆某公司拿走1470.6623万元，不包括郑某从公司多拿的钱。两家公司套取情况表，该表系马尾区检察院根据和安公司中信银行马尾支行对公账户（账号73×××76）、和安公司福州农商行马尾支行对公账户（账号9010222010010000013104），以及隆某公司福州农商行亭江支行对公账户（账号90102200100200000008224）明细制作，已由朱某1结合现金收支表与账户明细核对无误，并核对出相关钱款数目；3.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马江征收中心是属于国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单位，隶属领导管理，业务范围主要是受马尾区住建局委托进行房屋征收，在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房屋征收工作不得委托他人单位实施。但在2012年11月份左右，张某1跟他说同意把“七地块项目”给林旭做，让他和林旭谈合作细节。接着张某1主持召开了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明确以合作的方式跟林旭做“七地块项目”，该项目马江征收中心支付了林旭劳务费共48.8万元。之后张某1在多个场合说林旭团队做得很好，在他担任该中心主任期间，除了马尾大桥项目外，其余的拆迁项目都是和林旭的和安公司或隆某公司进行合作，党政联席会议也是按照张某1的意思通过了提议。按照马江征收中心与和安公司或隆某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马江征收中心收到劳务费后要按照协议分50%给和安公司或隆某公司。其中劳务费的工资册，都是和安公司的郭某交到他手里，他再开现金支票给郭某。第一次郭某交工资册时，把一个3000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他说是“加班费”，他推了两次就收下了，然后开出了现金支票，郭某就去马江征收中心财务那里领钱。后来，每次交工资册领现金支票时，郭某都有给他3000元的现金，前后十次共计3万元，他都有收下。2013年中秋节期间，郭某到马江征收中心找他，给了他一叠卡片的红包，有永辉超市、沃某购物卡，面值有500元和1000元的，总计价值1万元。在的相关拆迁项目征收期间，和安公司和隆某公司总共可以拿到4000多万劳务费，已经支付了大部分，一部分转到两家公司对公账户上的，一部分是以工资册形式给林旭开现金支票。这两家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林旭在负责，人员也都是林旭在管理；4.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底,她从福州市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辞职后,就跟着林旭在做拆迁项目。这几年分别做了“七地块项目”、马尾旧街、快洲片、双协片、建坂片、中洲片、六江片的房屋征收项目，期间林旭先后成立了和安公司、隆某公司承接上述拆迁项目，也都是他们团队在做。2013年和安公司成立后承接了的拆迁项目，她每个月都会拿着工资册去马江征收中心找王某批工程进度款和工资等劳务费，王某有提出说他们经常加班，和安公司都没有给加班费，也没有请客吃饭。后她将此事告诉林旭，林旭就说以后每个月从和安公司劳务费里拿出3000元给王某作为加班费。接着在每个月15日左右，林旭都会给她3000元现金，让她去马江征收中心交工资册给王某签字时，送给王某，一共十次，合计3万元，王某每次都有收下。2013年中秋节期间，林旭给了她面值总计几万元的购物卡，说是和安公司准备发放给员工作为过节福利，并让她从中拿出1万元的购物卡送给王某。然后她拿了几张永辉超市的购物卡、几张沃某购物卡，面值有500元和1000元，总计1万元，用一个红包装好，拿到马江征收中心交给王某，王某没有什么推脱就收下了。因为王某是马江征收中心的主任，平时拆迁方面很多事项要经过他审批同意,包括工程进度款审批，为了在王某审批的过程中能够得到顺利通过，才送给他这3万元现金和1万元购物卡；5.证人翁某的证言，证实林旭以个人名义与马江征收中心签订“七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之后先后成立和安公司、隆兴公司在马尾镇继续承接马尾旧街、中洲片、双协片、斜岐东村、六江片、快洲片、建坂片等拆迁项目。但林旭这边的人员都是一样，等于说几块牌子同一批人马，工资都是从林旭手中领现金，他们都只是在林旭一个人的指挥管理下进行工作的；6.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左右,他通过嫂子纪某认识郑某，并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2013年年初的一天，郑某找他说可以利纪某的哥哥张某1任委书记兼拆迁总指挥的关系，一起成立和安公司承接马尾区的拆迁业务，他表示同意。郑某说成立公司需要200万元注册资金,出资比例分别是:他占35%应当出资70万元,郑某占40%，林旭占25%,注册资金只需几天验资后就可以退还回来。因他自己钱不够就找纪某借，纪某表示该70万由她和郑某来料理。几天之后，纪某转账40万元到他老婆马春英的建设银行账户,再转账到他自己的中信银行账户,其余的30万元注册资金具体纪某还是郑某转入他的中信银行账户他不清楚。不久，他就按照郑某的要求将这70万元由他的中信银行转到和安公司的验资账户。过了段时间，他、郑美熙和林旭先后去马尾区工商局、税务局办证大厅签字、盖章等，和安公司的成立都是郑某牵头的，林旭是法人代表,郑某是董事,他任监事，但他和林旭仅仅在注册和安公司时见过几面,没有联系。成立和安公司，他没有实际出资并参与经营管理,也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和安公司具体承接了多少业务他不清楚。70万元验资款也只是从他个人账上过账验资一下，退回验资款就没有经过他的账户，具体何时退还及退到谁的账户他都不清楚。直到2015年11月份的一天晚上,张某1打电话叫他到福州的金榜食府饭店吃饭并商量事情，他到时张某1、林旭、一个女同志已经在那边吃饭了。他坐下后，张某1说最近可能会被有关部门调查,如果有人找他核实和安公司的情况,叫他务必要说有实际投资和安公司。他听后就表示,和安公司是郑某牵头成立的,具体事务也都是郑某在做，他又没有从和安公司拿到一分钱，具体情况要跟郑某说。随后,他就推辞有事就离开了；7.证人纪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左右,她小叔子肖某打算在马尾找块地种苗木，她就将郑某介绍给他。2013年上半年，她听肖某说郑某叫他一起投资成立公司，肖某要出资70万元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叫她帮忙先借一下，验资后就可以退回来。因为郑某和她哥张某1关系很好,故二人合作成立公司她肯定会支持。于是她就跟肖某说,这70万元由她和郑某来想办法，并叫肖某提供银行账户,肖某把他老婆马春英的银行账号给了她。后来,她就找郑某通气,郑答应出30万元,她自己去凑40万元。2013年3月初她找她姐张某2借了23万元转账到她的建行账户,当天她丈夫肖琳也转账17万元到她的建行账户，她将该40万元汇到马春英账户中。过了半个月左右，郑某说替肖某筹集的40万元钱已经退还到她的建设银行43×××98账户上。不久，她就将23万元钱还给张某2；8.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2、3月份的一天,纪某找她说,要借23万元给周转一下,因为她俩是亲姐妹,她就转账给23万元到纪某的银行账户上。过一段时间,纪某就把23万元还给她了；9.证人朱某2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今他都在马尾区他姐姐朱某1持有股份的侨乡宾馆、尔佳网吧工作。他从来不认识叫林旭的人，也没有在和安、隆某两家公司工作过。朱某1曾经向他要过银行账号，他有按照朱某1说的把汇到他账户上的钱转给朱某1；10.证人朱某3的证言，证实2005年至今,他都在马尾区经营鑫达装修装潢店，他从来不认识叫林旭的人，也没有在和安、隆某两家公司工作过。朱某1曾经向他要过银行账号，他有按照朱某1说的把汇到他账户上的钱转给朱某1；1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在她丈夫的堂妹朱某1陪同下，到马尾区的中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后将该卡由交朱某1使用。2016年春节后的一天，朱某1将这张中国银行卡还给她，同年4月份的一天,她到的中国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注销手续。至今为止她只办过这一张中国银行的卡,所以这份交易明细就是她开户后交给朱某1使用，她从来没有在和安、隆某两家公司工作过、领取过钱款；12.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他儿媳朱某1带他到中国银行办卡，后将该卡交由朱某1使用。他从来没有在和安、隆某两家公司工作过、领取过钱款；13.证人曾某2的证言，证实朱某1是她丈夫朱某2的姐姐。2014年4月份，朱某1带她到马尾长安投资区的中行网点去办理银行卡，后将该卡交由朱某1使用。她从来没有在和安、隆某两家公司工作过、领取过钱款；14.证人赖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她女儿朱某1带她到马尾的一家中国银行办卡，后将该卡由交朱某1使用。她都没过问，这与和安、隆某两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15.证人曾某1的证言，证实她目前还在福州市外语外贸学院读书,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钱购买基金或股票等投资。2015年5、6月份的一个周末，她姐夫朱某2的姐姐朱某1带她到福州市江滨路上花鸟市场附近的一家中国银行，借用她的身份证开立一个基金账户用于购买基金，具体账户和密码都在朱某1那里,账户上的钱都是朱某1的钱,没有给她任何回报；（三）被告人林旭的供述及自述材料，证实2010年下半年左右，因他对拆迁业务比较熟悉也想自己多赚点钱，就从地源公司出来自己承接拆迁工程。2012年底，“七地块项目”准备拆迁，他就过去找张某1，希望能够承接这个工程，做完后会表示感谢。张某1同意并交待他和马江征收中心的主任王某，以及罗星街道的林某2联系对接。接着，他跟林某2提出按收到的劳务费六四分成，林某2说按五五分成，他当时考虑林某2占的份额其实就是张某1的，以后想继续承接拆迁业务还需要张某1的关照，他就同意了。之后，他再去找王某谈合作的事情就很顺利了，后以他个人名义跟马江征收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工程款按照拆迁总费用1.8％的50％结算。大约2013年春节前,他从马江征收中心领到第一笔劳务费后,他就约林某2在的茶馆见面,他先给林某2用牛皮纸档案袋装的现金8万元，让其帮忙转交给张某1，林某2说谢谢并表示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合作。没过几天，他再次约林某2，因林某2没空，他就说把钱带在身上不方便，让林某2用手机短信发一个中国银行的卡号给他。当天他就在中国银行福州中诚名仕汇网点通过无卡自动存取款机分多次存入林某2的账户计10.1万元，由林某2转交给张某1。约2013年6月份的一天，他到马江征收中心的宿舍，把剩余尾数17万元送给张某1，张某1悉数收下。在“七地块项目”上他共计送给张某135.1万元。2013年初，“七地块项目”快结束时，他还想用张某1的身份承接更多的拆迁项目，张某1跟他说最好以公司的名义承接，不要再用个人名义，这样也符合程序，也不容易被人发现。于是，由张某1牵头叫他和郑某一起去张某1的马尾海西堤住所，商量注册成立公司来承接接下来的拆迁项目。之后他们先成立了和安公司，业务主要是代表马江征收中心和被拆迁户谈判，确权以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办公场所是在拆迁现场指挥部，根本不要租赁设备，但郑某他们只是以租赁设备的名义，把注册资金150万元从公司账户套取出去。后来为了更隐蔽更好操作，又成立了隆某公司，二公司法人代表都是他，股东郑某兼会计，张某1让亲戚肖某、郑某让妻子林某3作挂名股东，朱某1任出纳。分成比例为包括工人工资、车辆等各项开支在内他分35%，余下65％归张某1和郑某。2014年底，张某1又把回迁时结算的10%也给他，余下55%归张某1和郑某所有。具体分工是：张某1负责协调镇里征收项目，并交代马江征收中心的王某给他们承接，然后王某往上报到镇里研究,由召开党政会议,张某1牵头拍板同意通过，接着他带队进场,并签订合同；郑某负责公司的注册管理及会计工作,朱某1担任出纳,公司的章和他的私章也都由郑某保管；他负责拆迁业务和施工现场及管理发放征收工作员的工资。在张某1的帮助下，二公司承接到马尾旧镇一期、二期、上下中洲，双协片、魁岐东村、六江片、快洲片、建坂片等拆迁项目，拆迁的总面积大概是130万平方米，这些项目承接都没有经过招投标程序。按照公司和马江征收中心的协议，征收项目劳务费共计8000多万元，公司分4000余万元，有10%要等回迁结算后再支付。到现在马江征收中心通过现金支票及转账等形式支付给他们3500余万元，他分到1100余万元，主要用于员工工资、奖金、办公设备等成某，他个人只赚了200万元左右。张某1和郑某分到2400余万元，其中扣除公司税费300余万元及其他公司费用，余下钱款由郑某和朱某1通过制作虚假的发放工人工资表等形式，以现金及转账方式套出来，都归张某1和郑某所有。和安公司、隆某公司从马江征收中心获得的劳务费，一部分是马江征收中心直接转到公司对公账户，另一部分是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向中心领取。以现金支票领取时，由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郭某去马江征收中心那里，以代发工资形式从中心开出现金支票，再去和该中心的主任王某对接这个事情。按照他的安排，郭某可以自己决定请王某吃饭，他给郭某的权限是每月可以安排3000元的费用。但是，郭某后来告诉他请王某吃饭，王某都不去，他就跟郭某说把3000元直接给王某。接着，郭某每次去马江征收中心那边领现金支票开出来的劳务费时，他都会给郭某3000元钱，由郭某交给王某，前前后后总共给了10次，总共3万元。2013年中秋节期间，他给了郭某几万元的购物卡，其中有沃某、永辉超市的购物卡，说是公司准备发放给员工作为过节的福利，并让她从中拿出1万元的购物卡送给王某。之后，郭某经手将1万元购物卡送给王某。因为王某是马江征收中心的主任，平时拆迁方面很多事项包括工程进度款审批都要经过王某的同意，为了让王某在审批过程中能够顺利通过，才送给他这3万元现金和1万元购物卡。2015年11月，有天晚上朱某1打电话叫他去金榜食府吃饭，在场的有张某1、肖某、朱某1和他，张某1说省委巡视组到马尾区调查，要他撇清张某1跟他个人及公司的关系。同时还经林旭辨认，确认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房屋征收项目合作合同》；辨认林某2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单，他多存了1000元给林某2；辨认和安、隆某公司领取劳务费情况、马江征收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领取情况一览表，确认二公司从马江征收中心共领到3530.018万元劳务费，他以现金支票从中心领取的劳务费有1080.018万元，马江征收中心直接转到两公司对公账户的劳务费为2450万元，他有以备用金、报销等名义从2450万中拿了70万左右，其余都被他们分走了。庭审中辩护人提供一份协议书，证实2012年12月21日经甲方林某2与乙方林旭签字，就魁岐安置地、平原河道搬家、边防用地搬家、53号地搬家、魁岐生态园等五片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所得劳务费各50%分成。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各个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的犯罪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控辩双方在庭审中争执的几个焦点，本院评判如下：1.被告人林旭在侦查机关所作的13份供述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辩护人通过观看9个光盘的同步录音录像，发现该13份被告人的供述都是受到侦查人员诱骗、错误引导、自说自记等手段形成的，故辩护人向法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对此，合议庭在庭审前专门召开了庭前会议，但在会上公诉人与辩护人对该证据搜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法庭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公诉人对该证据搜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公诉人当庭提出2016年5月17日（1份）、26日（2份）这两天的3份被告人供述，不作为当庭列举的证据，其余的10份被告人供述都是区检察院的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的，可综合起来向法庭举证。接着合议庭予以评议，一致决定对该3份被告人供述予以排除，其余10份被告人供述都是区检察院的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的，公诉人已经概括性地对这一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了说明，并且该10份被告人供述与同步录音录像中的特定时间点林旭所作的供述意思相符，符合2014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故辩护人向法庭提出所有被告人供述均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2.证人张某1、林某2的证言能否采信？第一，对于庭审中辩护人提出张某1的受贿实际上是收郑某给的钱，而不是林旭给的钱，故有必要请求法庭调取张某1的同步录音录像，并申请张某1出庭作证的意见。经查，张某1受贿案已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且该判决也已生效，能够充分反映了本案张某1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无需再调取张某1的同步录音录像及申请张某1出庭作证。第二，对于庭审中辩护人提出因林旭完全否认林某2所说的受林旭委托将钱送给张某1的事实，故请求法庭调取林某2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意见。因法庭已经同意辩护人庭审前的申请，通知林某2出庭作证了，而且林某2受贿案已经本院作出（2016）闽010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书，且该判决也已生效，亦能够充分反映本案林某2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确无必要再调取林某2的同步录音录像。因此，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质疑意见理由均不充分，本院认为对该二位证人的证言应该予以采信。对于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本案实际上都是郑某在操控，郑某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故有必要申请郑某出庭作证的意见。因郑美熙已被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列入网上追逃，目前尚未到案，且本案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林旭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张某1行贿的前提下，郑某的证言也就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辩护人的该项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3.张某1、王某、林某2这三份刑事判决书能否作为林旭定罪的依据？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控方在举证时提交了该三份刑事判决书，只是证明该三人因犯罪被判决，虽然有体现林旭有参与，但判决书所采纳的证据均没有经过林旭及其辩护人的质证、辩论、反证，故不能作为证明林旭犯罪事实的既判效力。经查，首先区检反贪局调取的本院（2016）闽0105刑初67号、（2016）闽010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书，以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已经证实林旭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王某、林某2、张某1不同程度地行贿，该三人均因犯受贿罪分别被判处刑罚。在这三起受贿案件中，林旭都是作为证人的身份，法律没有规定证人可以对该三起受贿案件中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反证；其次，林旭在侦查阶段所作的10份被告人供述与同步讯问录音、录像的意思相符，法庭已经予以采信，且该三份刑事判决书亦已采纳。故林旭在庭审中的翻供不足以否认该三份刑事判决书的效力，该这三份刑事判决书可以作为林旭定案的依据，辩护人的该项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4.郑某在和安公司出资验资后有否抽逃资本？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根据和安公司注册资本金记载的往来账户，预付租金、成某等等不属于抽逃资金，故起诉书指控郑某在和安公司出资验资后抽逃资本不是事实。经查，首先区检反贪局调取的和安公司财务现金收支报表，体现出2013年3月4日和安公司收投资款200万元注册验资，同年3月20—29日林旭支出49万元、郑某挂账支出150万元，已经说明了郑某在和安公司注册验资后即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形；其次，已生效的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刑初9号刑事判决书也认定“…郑某和肖某名下的150万元股份的出资情况及和安公司成立之后即抽逃注册资金；…”因此，公诉机关指控郑某在和安公司出资验资后即抽逃资本的事实是可以认定的，辩护人的该项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张某1、王某贿送金钱及购物卡，合计人民币2046.2623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对于被告人林旭的无罪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林旭主观上是为了拿拆迁项目，而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按照合作协议分配劳务费比例，而非向国家工作人员贿送金钱，故林旭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的辩护意见。经查，首先区住建局与马江征收中心签订的《房屋征收委托合同》、《房屋征收补充委托合同》，已经明确旧镇、双协片、魁岐片、快洲片、协洲片、进步里片、建坂片等棚户区改造，马尾总部基地、马尾大桥建设以及“七地块”等项目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所有房屋，均由区住建局委托马江征收中心具体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而林旭为了拿到上述拆迁项目，违规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上述合同的规定，以其个人或者其开办的和安公司、隆某公司的名义，先后多次和马江征收中心采取合作的方式，帮助其取得上述拆迁项目。对照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规定，本案中林旭的主观上已明显具备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意；其次，被告人林旭以其个人或者其开办的和安公司、隆某公司的名义，先后多次和马江征收中心采取合作的方式，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后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各自取得劳务费的分成比例。该行为表面上看是房屋征收项目合作，但本案多项书证、多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林旭的供述，足以证实：1.因拆迁劳务的利润空间比较大，为了使个人利益更安全、更隐蔽、更可控，张某1让林旭先后开办和安公司、隆某公司，并拉郑某等人一起参与，后以二公司的名义和马江征收中心签订征收协议。同时，三人商量分工，由林旭负责具体征收业务工作，郑某主要负责筹集资金办理劳务公司注册，张某1则利用职便负责将里拆迁项目给成立的公司承接。这充分体现了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行、受贿；2.张某1在林旭先后开办的和安公司、隆某公司中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只是利用其身为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林旭获取多个拆迁项目。根据2007年7月8日印发的【法发［2007］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点第二段“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林旭以按照所谓的合作协议分配劳务费比例的方式，贿送张某1巨额资金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行贿。对于庭审中，被告人林旭虽然供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向马江征收中心主任王某行贿4万元的犯罪事实，但其辩护人提出林旭叫下属直接给王某4万元，是为了得到王某在进度款审批等拆迁事项中的关照，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见。经查，王某的证言“…按照马江征收中心与和安公司或隆某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马江征收中心收到劳务费后要按照协议分50%给和安公司或隆某公司。其中劳务费的工资册，都是和安公司的郭某交到他手里，他再开现金支票给郭某。…”以及被告人林旭的供述和证人郭某的证言“…因为王某是马江征收中心的主任，平时拆迁方面很多事项包括工程进度款审批都要经过王某的同意，为了让王某在审批过程中能够顺利通过，才送给他这3万元现金和1万元购物卡。…”足以说明马江征收中心的主任王某，在林旭个人或者其开办的和安公司、隆某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多个拆迁项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签订协议、房屋征收项目启动、大块的劳务费转账、工程进度款审批等诸多事项都要先经过王某之手。为了让王某在审批过程中能够顺利通过，林旭才叫人送钱给王某，这一事实已经包含在林旭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不宜分割、孤立地区别对待。综上，被告人林旭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均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在量刑上，被告人林旭在庭审中没有如实供述，拒不认罪，故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但其行贿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对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相比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犯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同等量刑的前提下，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明显处罚较重。故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适用1997年的刑法，对被告人林旭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至于在违法所得的处理上，本案林旭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多个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项目，并为个人谋取一些不正当利益。根据被告人林旭的供述“…他分到1100余万元，主要用于员工工资、奖金、办公设备等成某，他个人只赚了200万元左右。…”该200万元个人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林旭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0日至2027年11月19日止；没收个人财产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林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吴瑞峰人民陪审员林云彩人民陪审员陈建英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阮丽航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林旭
crime: 行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