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林某某于2015年7月至案发时任汕尾市城区**执法大队（下称**执法大队）协管员（2015年7月至2018年7月为合同工，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为政府雇员）。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林某某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二：
骆科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粤1502刑初295号：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汕区检公刑诉（2016）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于2016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开庭审理后，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6）粤1502刑初2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骆科银不服该判决，向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粤15刑终148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晓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骆科银及其辩护人罗如洪、李俊伟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2月27日本院向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限三个月，2017年3月6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批准。现已审理终结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骆科银利用其担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兼处理“船证不符”核船组马宫组组长的职务便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船主徐某1、徐某2（均另案处理）未到场且未依法依规提供“粤汕尾20014、20194号”船舶登记证、产权证、船检证、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对该2艘“三无”渔船（无船籍、无船证、无船号）进行核船并钉牌（即在船体上增加装钉核船标志），后又指示其下属赖某1、林某2在未依规填写的《处理船证不符勘验表》、《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上审批签名，再继续以“船证不符”上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审批。期间，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局务会议多次讨论并拟对被汕尾市纪委、检察机关查处过的违法船号予以公示注销，然而被告人骆科银作为该局务会议参会人员之一，在知悉“粤汕尾20014、20194号”渔船系被查处过的违法船号后仍不予纠正其违规核船订牌的行为，更以已核船钉牌为由提议保留该两船号，使该两船号被保留不予公示注销，以致徐某1、徐某2违规得以“船证不符”重新办理相关船舶证书，更利用其担任副局长的关系请求彭某在徐某1办理申领油补过程中给予帮助，导致国家渔业柴油补贴款被骗共计人民币1158390元。又于2010年期间，被告人骆科银同样在担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兼处理“船证不符”核船组马宫组组长时未认真履行其职责，在核验“粤汕尾20144、20199号”渔船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对王某1（另案处理）于2009年底购买的2艘“三无”渔船给予核验通过，且涉案所套用船号即“粤汕尾20144、20199号”系检察机关于2007年查实有证无船并经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公示注销的船号，被告人骆科银作为该局副局长兼核船组长，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使王某1得以套用该两船号办理“船证不符”手续，致使其得以顺利骗领“粤汕尾20144、20199号”两渔船号2010年至2013年度的渔业柴油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617920元。被告人骆科银上述行为造成国家财政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77631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骆科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反法律法规，为“三无”渔船进行核船并加钉船牌，致使相关人员得以利用违法船号“粤汕尾20014、20194号”办理船舶证书并骗取渔业柴油补贴款，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又在核验“粤汕尾20144、20199号”所涉“三无”渔船时未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使得相关人员套用已公告注销的违法船号办理船证和违规申领渔业柴油补贴款，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被告人骆科银辩称其只是工作不严谨，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罗如洪提出：一、被告人骆科银没有实施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行为。骆科银没有逾越职权，处理其无权处理的事项，没有不遵守规章制度擅离职守不尽职责的行为。二、被告人骆科银在核船过程中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起诉书》将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在“三无”渔船纳入管理中实施的核船行为，误认为是在船舶登记程序中法律规定的“船检”行为，从而指控骆科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这是巨大的误解。三、被告人骆科银在核船中虽有不足之处，但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三无”渔船纳入管理的申报，上级海洋与渔业局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但唯独没有核船这个步骤，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搞了一个自选动作，目的是避免已在渔船数据库登记的特定船只被多个申请人套用，但骆科银所核“三无”渔船中，并没有发生“特定船号被多个申请人套用”的这种事实。四、被告人骆科银在局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不应被刑事追究。骆科银作为局领导班子成员，在成员会议上发表意见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骆科银的个人意见仅作为局长的参考，并不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即使有错，也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五、“三无”渔船纳入管理不必然发放油补，因为中间有一道隔离墙。2010年3月30日，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向渔政支队递交了《关于我区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情况报告》，该报告明确规定：“对其中的75艘未领取2008年国家柴油补贴的‘船证不符’渔船，若今后国家和省无明确规定其享有油补等惠民政策，则这些渔船不享有油补优惠的政策，与这次渔船管理整治无关”，这份文件证明发放油补过程被骗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与骆科银在“三无”渔船纳入管理过程的核船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关犯罪分子骗取油补能够成功，是由于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内外勾结、油补办理把关不严造成，而不是“核船”造成；如果说渔船的清理中，涉案渔船得以重新登记，也是一个次要责任，其责任也不在核船环节。六、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骆科银请求彭某在徐某1办理申请油补过程中给予帮助，更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国家的柴油补贴被徐某1骗取的主要责任是因为骆科银的说情。综上，被告人骆科银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李俊伟提出，被告人骆科银对“粤汕尾20014、20194号”渔船是否属于问题渔船是不知情的，被告人在核船时主观上缺乏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客观行为可能存在不严谨，但与造成国家损失没有内在联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骆科银在“粤汕尾20144、20199号”渔船核船过程中，主观上不存在严重过失，客观行为与造成国家损失的危害后果也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玩忽职守罪罪名不成立。重审中，辩护人补充如下意见：一、被告人骆科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犯罪分子利用船号“粤汕尾20144、20199号”套用“三无”渔船骗取油补的后果与被告人无关：1.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下称“324号文件”）是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政策依据，根据该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渔船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船检，并接受处罚合法化才有可能申领油补，核船是规范渔船管理的范畴，不是通过船检以及申领油补的必要条件；2.2010年3月30日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发出的《关于我区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情况报告》），该《情况报告》明确规定“对其中75艘未领取2008年国家柴油补贴的‘船证不符’渔船，若今后国家和省无明确规定其享有油补等惠民政策，则这些渔船不能享受油补等惠民政策，与这次渔船整治无关。”而涉案“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20144号及20199号”渔船均未领取过2008年的油补，按规定不能继续享受油补优惠，上述4艘渔船在办理申请“船证不符”时，声明只是要求理顺船舶证书，并服从主管部门管理，不涉及和违背国家的惠渔政策等事项，均按要求做出了不领取油补的承诺，有书证及渔业主管部门存档的相关承诺书证实。3.核船是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根据区政府油补工作发放工作小组的要求设置的“自选”程序，没有任何规章可依，被告人按照其他核船小组通用的程序进行核船，系正常履职的行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告人系2008年才调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其分管的范围不涉及办证、油补，而“粤汕尾20014、20194号”渔船被纪检部门调查时发生在2007年度，是在被告人任职之前，并且2007年7月26日检察机关出具的《检察建议处理书》（汕市区检建字［2007］第1号）也没有将“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列入违法船号的范围，被告人受局安排进行核船工作是首次，核船过程中没有被提醒告知属于问题渔船，被告人主观上对“粤汕尾20014、20194号”渔船是否属于问题渔船不知情；2.鉴于“粤汕尾20014、20194号”渔船有实际船只，省库有数据，已缴纳海底资源费等相关费用以及有向渔政大队申请办理了船证不符，不满足“324号文件”关于公示注销的条件，被告人才在2010年8月6日的局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暂缓公示注销的建议，最终是经主管副局长及渔政大队长审查把关，局长拍板同意后才不予上报，是经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作出的决定，不是个人决定，被告人没有滥权越权，有区海洋与渔业局人秘股的会议记录为证；3.被告人虽有带徐某1去彭某的办公室，但是没有给予职务便利和收受任何利益，彭某在其供述中已经明确表示被告人对他的审批无任何影响；4.申请审核发放柴油补助需要一系列申报审批程序，而被告人骆科银均没有参与油补审核工作的任何环节，犯罪分子骗取油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后果与被告人的正常履职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骆科银无罪。辩护人庭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各年度渔船（包括符合“船证不符”的渔船）申请审核发放柴油补助需要一系列申报审批程序：申请、受理、审核、前期公示、报批、后期公示；2.每年度发放渔用柴油补贴、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工作严格按照政府批准的申请审核工作流程和岗位要求进行；证实被告人骆科银均没有参与油补审核工作的任何环节，犯罪分子骗取油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后果与被告人的正常履职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骆科银于2008年1月25日起至因本案被羁押前担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主任科员（正科级）、副局长。2009年至2010年期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深入开展渔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797号）及《关于做好渔船清理整顿收尾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10］321号），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台了《2009年汕尾市渔业船舶船证不符渔船处理工作方案》。所谓“船证不符”是指内档中登记的渔船功率、尺寸等与现有渔船的实际功率、尺寸等不相符，该类渔船不能领取国家下发的渔船油价补贴款（以下简称“油补”），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规定，符合该通知规定的渔船在指定时间内通过船检，并接受处罚合法化后可以申领油补。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根据广东省和汕尾市两级海洋渔业部门下发的文件精神，为解决油补遗留问题，开展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工作，成立了“船证不符”核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马宫核船组和汕尾核船组，其中时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的被告人骆科银担任马宫核船组组长，该局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任副组长，该局渔政大队马宫中队全体人员为马宫核船组成员。核船组成立后，被告人骆科银主持了对“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四个船号的渔船现场核船工作，明知该4艘渔船存在以下违法之处，仍给予通过核船：“粤汕尾20194号”渔船船号，是2007年汕尾市纪委和检察机关在办理“509”案件中，被检察机关查实属于10艘虚构造假渔船（以下简称“十艘问题船”）船号之一，该船号登记所有权人为黄某1,2009年初，徐某1（已判刑）购买了一艘无船籍、无船证、无船号的渔船（下简称“三无”渔船）后，向黄某1购买了该船号套用，徐某1将其所购买的渔船及该船号向汕尾市渔政部门递交“船证不符”申请重新办理相关渔船证件，以便向政府部门申请领取国家下发的油补。“粤汕尾20014号”渔船船号系登记在徐某2（另案处理）名下另一个“十艘问题船”船号之一，徐某2弄虚作假用一艘“三无”渔船套用该船号，向汕尾市渔政部门以“船证不符”的形式申请重新办理相关渔船证件，以便向政府部门申请领取国家下发的油补。“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渔船船号系检察机关于2007年查实有证无船并已经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公示注销的船号，王某1于2009年底购买2艘“三无”渔船套用该两船号，并向汕尾市渔政部门以“船证不符”的形式申请重新办理相关渔船证件，以便向政府部门申请领取国家下发的油补。被告人骆科银在为该4艘渔船核船过程中，在船主徐某1、徐某2、王某1未到场且未按照有关上级文件规定提供被核渔船原船舶登记证、产权证、船检证、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对上述4艘“三无”渔船进行核船并钉牌（即在船体上增加装订核船标志）。该4艘“三无”渔船经核船后，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将该4艘渔船作为“船证不符”渔船纳入管理，并上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要求给予办理有关证件，使该4艘渔船得以办理船舶证等一系列证件，以致徐某1、徐某2、王某1最终违规骗取国家下发的油补款共人民币2776310元，其中徐某2利用“粤汕尾20014号”渔船通过申请领取了2011年度的油补款人民币505800元；徐某1利用“粤汕尾20194号”渔船通过申请领取了2010年度的油补款人民币273240元及2011年度的油补款人民币379350元,共领取油补款人民币652590元；王某1利用“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两渔船通过申请领取2010至2013年度的油补款共计人民币1617920元。2013年6月8日及17日、同年7月23日，徐某1先后向中共汕尾市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城区纪委”）退出所骗取的油补款共计人民币652590元；黄某1于2013年6月7日向城区纪委退出徐某1拿给他的非法所得款人民币23000元；徐某2于同年6月8日及18日先后向城区纪委退出所骗取的油补款共人民币505800元。上述3人退出赃款共计人民币1181390元。另查明，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在落实清理“船证不符”工作期间，分别于2010年3月30日、31日，同年7月26日、27日和同年8月9日多次召开局务会议，会议参加人员有该局局长庄某1、被告人骆科银、副局长林某1、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渔政大队副大队长黄汉中、海洋股负责人吴某1等人，由该局人秘股股长郑某负责记录。在上述会议上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多次介绍了“十艘问题船”的情况，并发放了“十艘问题船”的材料；吴某1提出最终属于没有列入正常管理、历年没有缴纳资源费的所谓“空挂渔船”共185艘，其中包括“十艘问题船”，建议对该185艘渔船公示注销，但在2010年8月9日的局务会议上，被告人骆科银明知“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是属于“十艘问题船”中其中2艘造假渔船，仍提出该2艘渔船是其牵头核船的，建议予以保留。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骆科银同志的工作简历》、《干部行政介绍信》、《中共汕尾市城区委组织部文件》（汕区组干［2008］3号）、《汕尾市城区人事局文件》（汕市区人任［2008］2号）、《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文件》（汕市区海渔［2009］14号）、《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汕市区机编［2010］52号）、《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汕市区机编［2012］7号），证实被告人骆科银于1983年9月至1988年4月分别在梅陇小学、长埔小学、海丰糖厂当教师；1988年4月至1989年10月在海丰县联安镇政府任城建办公室资料员；1989年10月至1993年3月在海丰县联安镇历任团干事、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1993年3月至同年9月在汕尾市城区东涌镇人民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正股级）；1993年9月至1999年2月在汕尾市城区马宫镇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其中1993年9月任中共马宫镇委员会委员（副科级）；1999年2月至2005年9月任汕尾市城区马宫镇人民政府副镇长；2005年9月至2008年1月任汕尾市城区马宫街道人大联络室主任（正科级）；2008年1月至因本案被羁押前担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主任科员（正科级）、副局长。2.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于2015年12月23日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5年7月8日汕尾市人民检察院通知骆科银协助调查。同月9日，经该院检察长批准，对骆科银涉嫌滥用职权一案立案侦查，同日对骆科银刑事拘留。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深入开展渔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797号）及《关于做好渔船清理整顿收尾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10］321号）、《关于印发2009年汕尾市渔业船舶船证不符处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汕海渔函［2009］112号）及2010年8月20日、同年10月25日《会议纪要》，证实为加强渔船管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深化渔船清理整顿工作，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下发上述文件，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根据省局相关文件精神出台清理渔船“船证不符”的具体工作方案。4.《关于成立船证不符核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汕市区海渔［2009］14号），证实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为解决油补遗留问题，开展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工作，成立了“船证不符”核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马宫核船组和汕尾核船组，其中马宫核船组成员为组长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骆科银，副组长为该局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成员为该局渔政大队马宫中队全体人员。5.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汕市区检建字［2007］第1号）及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公告》（2007年10月21日），证实“粤汕尾20144号、20199号”属检察机关认定属弄虚作假有证无船申请报废的船号，并已被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于2007年10月21日公告注销。6.“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业船舶档案、“粤汕尾20144号”渔业船舶档案、“粤汕尾20199号”渔业船舶档案，证实该4艘渔船的档案登记情况及该4艘渔船根据“船证不符”的相关规定向渔政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及“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两船号于2014年1月24日被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公告注销的情况。7.《省库渔船核查表》、《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船证不符渔船勘验表》、《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证实被告人骆科银主持核船的“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渔船所填写的《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船证不符渔船勘验表》、《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等表格的内容，该核船组成员赖某1、林某2及被告人骆科银均在相关表格栏目签名。8.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关于要求对“船证不符”渔船纳入正常管理的函》（汕市区海渔［2009］65号、汕市区海渔［2009］69号）、《关于我区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情况报告》（2010年3月30日），证实涉案“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于2009年10月和11月作为“船证不符”船只，被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纳入正常管理并上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属“不享有油补等惠民政策，与这次渔船清理整治无关”的渔船。9.汕尾市城区财政局出具的《关于下达2010年度渔业成品油价格改革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第四批）的通知》（汕市区财［2012］25号）、《关于下达2011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海洋与渔业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汕市区财［2013］38号）、《关于下达2012年度渔业成品油价格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结算第三批）的通知》（汕市区财［2014］65号）、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关于要求划拨2010年省库渔船第一批至第二批渔用柴油涨价补助资金的函》、《关于借预拨第四批马某籍渔船2013年度油补资金的函》、汕尾市城区马宫镇财政所出具的《转账通知》，证实“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两渔船号2010至2013年度领取的渔业柴油补助款合计人民币1617920元。10.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2010年3月30日及31日、同年7月26日及28日和同年8月9日、12月23日班子会议《记录簿》，证实会议参与人员有庄某1、副局长骆科银、副局长林某1、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渔政大队副大队长黄汉中、吴某1等人，由人秘股股长郑某负责记录。在上述会议上苏某均介绍了“十艘问题船”，并将10艘船名单发给班子成员各1份，该10艘船因涉及2007年检察机关办理的“509”案件，经检察机关查实属虚构渔船。经清理，吴某1提出最终属没有列入正常管理、历年没有缴纳资源费的所谓“空挂渔船”共185艘，当中包括“十艘问题船”，建议对该185艘渔船公示注销。但在2010年8月9日的局务会议上，骆科银提出“十艘问题船”中的“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是其牵头核船，并已钉牌，应保留，不应公示注销，如果注销可能引起行政诉讼，并说谁主张注销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庄某1决定按183艘渔船上报公示注销，“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暂时不予上报。11.《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务收据》，证实徐某1分别于2013年6月8日、6月17日、7月23日向城区纪委上缴违规领取柴油补贴款人民币352590元、60000元、240000元，共计人民币652590元，黄某1于2013年6月4日向城区纪委上缴违规领取柴油补贴款人民币23000元，徐某2分别于2013年6月8日、6月18日上缴违规领取柴油补贴款人民币300000元、205800元，共计人民币505800元。12.证人庄某1证言，证实他于2009年4月从汕尾市城区红草镇镇长调到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任该局局长，2009年6月正式任命。2009年至2010年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深入开展渔船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797号）及《关于做好渔船清理整顿收尾工作的通知》（粤海渔函［2010］321号），根据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精神，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台了《2009年汕尾市渔业船舶船证不符渔船处理工作方案》，该局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开展清理“船证不符”渔船的工作。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规定，符合该通知规定的渔船在指定时间内通过船检，并接受处罚合法化后可以申领油补。该局为落实清理“船证不符”工作，分别于2010年3月30日及31日、同年7月26日及28日，同年8月9日，12月23日召开了多次局务会议，会议参与人员有他、副局长骆科银、副局长林某1、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渔政大队副大队长黄汉中、海洋股负责人吴某1等人，由郑某负责记录。在历次会议中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均介绍了“十艘问题船”，该10艘船因涉及2007年检察机关办理的“509”案件，经检察机关查实属虚构渔船。经清理，吴某1提出最终属没有列入正常管理、历年没有缴纳资源费的所谓“空挂渔船”共185艘，其中包括“十艘问题船”，建议对该185艘渔船公示注销。但在2010年8月9日的局务会议上，骆科银提出“十艘问题船”中的“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是其牵头核船，并已钉牌，应保留，不应公示注销，如果注销可能引起行政诉讼，并说谁主张注销谁承担法律责任。该次局务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他决定按183艘渔船上报公示注销，该“粤汕尾20014号”及“粤汕尾20194号”渔船暂时不予上报，由林某1、苏某进行审查、把关，再进行处理。后来，该2艘渔船通过依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船证不符”的形式补办了相关的渔船相关证件，其中“粤汕尾20014号”渔船通过申请领取了2011年度的油补人民币505800元，“粤汕尾20194号”渔船通过申请领取了2010年度的油补人民币273240元及2011年度的油补人民币379350元，该2艘渔船共领取了油补人民币1158390元。13.证人彭某证言，证实他在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任副局长,主要分管渔政大队、捕捞股、人秘股、纪检等工作。根据渔船数据录入是省数据库还是国家农业部数据库分别称省库渔船和国库渔船，省库渔船的申领油补款由船主凭四证即船检证、登记证、所有权证、捕捞许可证和村委证明、安全生产责任书向该局渔政大队提出申请，由大队大厅工作人员陈某1发受理后提交油补办审批，再由捕捞股核对渔船捕捞许可证与省库所记录的捕捞数据（主要是渔船功率），并由他签字报批，最后由局长庄某1审核发放。另外一种情况是，遗失捕捞许可证的船主则以遗失声明代替捕捞许可证提交核对。国库渔船的申领油补款手续跟省库渔船的差不多，但不用经过捕捞股以及他的审批，由油补办直接报局长审批。“粤汕尾20194号”渔船申请油补的情况，他记得是该局副局长骆科银带着申请的材料来找他，说其朋友徐某1有艘船要申领油补款，叫他帮忙审批，他看了骆科银交给他的材料觉得没有问题就审批了。第二次审批2011年度油补是2013年初，是一批按照流程审批的，骆科银没有单独找他打招呼。“粤汕尾20014号”渔船申请油补的情况，记得有一天余德水打电话问他是否在办公室，他回答在，不久余德水就带着郑胜好和徐某2到他的办公室，郑胜好介绍徐某2，并说徐某2有艘渔船要申请油补，让他帮忙尽快签批，他说没问题，离开的时候徐某2拿了一个牛皮信封给他，拆开是人民币4000元，他收下后没有退还，上述2艘渔船申请油补款时没有提交捕捞许可证，但有提交登报的遗失声明，他在审批时没有核查该2艘渔船的船舶档案，按规定在船主遗失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是要核查船档的，但他认为应由捕捞股负责核查。“粤汕尾20194号”渔船申请人与所有权人不一致，申领人是徐某1，登记人是黄某1，“粤汕尾20014号”渔船是一致的，申领人和登记人都是徐某2。该局渔政大队受理申领材料时发现不一致时需要买卖双方到场核实，另外就是油补核对领取油补款账户时要进行核实的。上述2艘渔船申领油补款时，所提交材料表面上是符合的，但实质上是不符合规定的，据检察机关于2007年调查得知，上述“粤汕尾20014、20194号”属于虚构船号，但该两船号最终却得以办理船证、申领油补手续并于2012年、2013年非法领取了油补款共人民币110多万元，他在审批过程中是有责任的，给国家造成了损失。14.证人苏某证言，证实他自2004年至案发前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大队大队长，该大队下辖船检股、业务股、执法股和马宫、捷胜二个渔政中队，负责监督、检查并保证渔业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60匹马力以下渔船的船检、渔船登记证和所有权证核发和年审，维护渔业生产正常秩序。在广东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后，该局依据该文件开始对船证不符等历史问题进行清理，成立了两个核船小组，即马宫组和汕尾组，分别处理马某、捷胜港和汕尾港渔船的核船、钉牌，其中马宫组组长是骆科银副局长，副组长是他，但他因为身体不适一直没有参与核船、钉牌，都是骆科银带队核船钉牌，并召开渔区村委干部大会，要求各村委通知“船证不符”的船主携带相关证件到该局申请重新办理相关证件，该局2010年8月12日会议前决定由该局海洋股负责受理，会议后由该局渔政大队业务股受理，受理后由受理部门对船主身份及所提供的证件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后出具名单交由核船小组核船、钉牌，核船小组核船后填写《船证不符渔船勘验表》，检验完毕后，受理部门拟上报名单，由该局务会议决定后将名单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由该支队对渔船进行船检，检验后办理船检证，船主持船检证及原相关证件到该局渔政大队办证大厅申请重新办理所有权证及登记证。办理所有权证、登记证由郑大就负责受理，受理后查验申请人身份证、新的船检证、行政处罚决定书、村委证明，查验后由郑大就签署意见后报其审批。“粤汕尾20194号”及“粤汕尾20014号”渔船是在该局海洋股提出申请的。2010年初，记不清楚是郑大就还是骆科银拿了一份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的申请给他，说是黄某1的渔船与证件不符，要求重新办理证件，他发现该渔船船号为“粤汕尾20194号”，该船号是2006年该局前副局长叶君粒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船号之一，就说该船号是非法获取的，不能重新办证。同年8月9日，该局召开局务会议，讨论决定公示注销“空挂渔船”，检察机关曾于2007年查处过该局相关人员虚构船号骗领油补款的问题，被查处的虚构船号共有10艘，“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就是其中的两个船号，会议上他介绍了检察机关查处该10艘虚构渔船的情况，主张要将这10艘船号公示注销，但后来只对其中8艘船号进行公示注销，对“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予以暂时保留，当时在会议上对这2艘船号的处理有争议，骆科银副局长提出其牵头对该2艘船进行了核船钉牌，担心吃官司而主张保留，会议最后由局长庄某1决定不予公示注销，该次会议后，同年11月26日，他在“粤汕尾20194号”渔船申请重新办理证件的申请书上签了建议由局班子研究后再由业务股室办理的意见，并拿给庄某1局长签署意见，几个月后，渔政大队办证大厅业务股股长郑大就拿了一份《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给他签署意见，他看是“粤汕尾20194号”渔船，就没有审查申请的资料，在该申请表上签署“同意按局2010年12月23日会议纪要办理”，并对郑大就说“给予办理新证后，要要求船主承诺给予办证与领取油补是无关的”，之后的情况他不清楚，“粤汕尾20194号”的整个办证过程，黄某1或徐某1均没有露面，都是骆科银在帮忙办理。对于“粤汕尾20014号”渔船的办证情况，是2010年年底，林某3到他的办公室，说受徐某2委托来办理“粤汕尾20014号”渔船的证件，他对林某3说该船号该局已研究同意办理，叫林某3按程序去办理。2011年1月底，郑大就拿“粤汕尾20014号”渔船的《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给他签署意见，他在该申请表上签署“同意按局2010年12月23日会议纪要办理”。在该2艘渔船重新办理相关渔船证件的过程中，他只是按该局务会议的决定处理相关事宜，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导致该2艘非法获取船号的渔船得以重新办理船证。15.证人郑某证言，证实他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人秘股股长，负责人秘股的日常工作，包括该局的会议记录。2010年3月30日、同月31日、同年7月26日及28日和同年8月9日召开了多次局务会议，会议参与人员有该局局长庄某1、副局长骆科银、副局长林某1、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渔政大队副大队长黄汉中、吴某1等人，他负责会议记录，在上述会议中苏某多次介绍过关于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处理的10艘船，认为是虚构的，应予注销。2010年8月9日，该局在局长室召开班子扩大会议，参加该会议的人员有局长庄某2、副局长骆科银、副局长林某1、渔政大队大队长苏某、渔政大队副大队长黄某2、时任渔业股副股长吴某1，会议最初的会议议题是关于上报未纳入国家农业部数据库渔船的工作，会议上吴某1提出上报公示注销渔船为185艘，具体是已核的175艘，再加上检察机关2007年左右查处过的10艘，但在讨论对于检察机关查处的10艘船号是否要上报公示时参会人员有不同意见。林某1、黄某2、苏某主张以吴某1初核的185艘上报公示，骆科银主张要保留“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2艘渔船，其理由是其已牵头对该两船进行核船并钉了船牌，如上报公示注销会吃官司，经过几番激烈讨论，过程中吴某1也有提出在省渔船数据库中有该两船的数据，最后会议决定以183艘船号上报公示注销，保留上述2艘渔船，当时对该2艘渔船说是不予上报注销、纳入正常管理，并没有提到给予重新办理入户和领取油补的问题。2013年，在检察机关查处“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渔船非法领取油补款的相关情况时，骆科银怕被检察机关和纪委追究责任，叫他把2010年8月9日的会议记录拿到局长庄某1办公室，要求增加其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当时局长庄某1在场，并同意，于是他在骆科银的发言记录中增加记录了“核船代表组织，钉牌前不知情，本人建议保留本人负责牵头钉牌的船只。要妥善处理”。16.证人林某1证言，证实他是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证人林某1证言与证人庄某1证言证实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17.证人吴某1证言，证实他是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海洋股负责人。证人吴某1证言与证人庄某1证言证实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18.证人赖某1证言及赖某1自书的《检讨书》，证实他是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马宫中队船检站站长，负责船籍属汕尾市城区范围内60匹马力以下船舶的首次验船及年度船检。2009年上级有个关于处理船证不符的政策，针对该政策，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成立了两个核船小组，马宫组和汕尾组，马宫组的组长是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骆科银，他和林某2是成员，负责核验申报船证不符的渔船，并丈量渔船尺寸、在船身内侧钉牌和由组长登记数据上报。核船申请人要提供四证：船检证书、登记证书、所有权证书及捕捞许可证书，并且船主本人应到核船现场。2010年3月的一天，骆科银带空白《省库渔船核查表》到马宫中队，叫他和林某2去核验徐某1的渔船，他们与徐某1一起到马某一艘渔船上，他问骆科银船方有没有提供“四证”，骆科银说“这艘渔船是自己人的，没有船证，就以船证不符上报，能批就批，不能批就算了”,于是他和林某2履行了其他核验程序，并在骆科银拿给他的《省库渔船核查表》上签了名，过了一段时间后，骆科银拿了《船证不符勘验表》及《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给他和林某2签名，他在《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上看见“粤汕尾20194号”的船主是黄某1而非徐某1，另一艘“粤汕尾20014号”渔船的核船也相类似，只是到核验现场的不是船主徐某2而是林某3。核船时林某3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提供“四证”给他们查验，他就要求提供“四证”，骆科银说该渔船证件遗失了，随便量一下就可以了，于是他与林某2就丈量了船体尺寸并拍照，并在《船证不符勘验表》上签名。上述2艘渔船的核验，他碍于骆科银副局长的身份，没有坚持原则就按骆科银的要求在相关表格中签名，最终造成该2艘渔船凭重新办理的新证件领取国家油补款110多万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证人林某2证言，证实他是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市城区大队马宫中队工作人员。证人林某2证言与证人赖某1证言一致，能够相互印证。20.证人徐某1证言，证实2009年春节后，他以人民币30.8万元向石生辉和燕光尾购买一艘“青底船”，该船没有船号、船证，于是他就打听谁有船号或船证卖。2009年底,他听说黄某1有船号卖，就找到黄某1以1.5万元的价格跟他购买了“粤汕尾20194号”船号，并签订协议书，同时以黄某1的名义事先写了委托书。后他听说只购买船号的无法申领油补，于是他伪造了《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上买卖双方的名字均是他签的。他购买船号的目的是用该船号套在渔船上正常生产并向国家申领油补款。购买船号后，还要其他相关配套证件，他就到船检科找一名姓卓的科长，卓科长问该渔船的相关旧证件在何处，他表示旧证件已遗失，卓科长叫他先在报上登遗失声明后才能验船并重新办理新证件。于是他通过朋友在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的电脑数据中查找“粤汕尾20194号”渔船的捕捞许可证号、船舶登记证号和船舶检验证号，2009年底到汕尾日报社刊登了遗失声明，该遗失声明见报后，他拿遗失声明找到卓科长，要求其派人验船，卓科长表示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验船，到2010年年初，他再次找到卓科长，卓科长叫他填写了一份验船申请表，并在该表中注明船、证不符。2010年年中，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大队马宫中队的赖某1或林某2通知他要去核船钉牌，并告知他时间，到约定时间他和骆科银、赖某1、林某2一起到他的渔船处，他们在渔船上看，丈量了尺寸，确认渔船的存在，并钉牌后就离开。2010年下半年，船检科的检验人员对该渔船进行检验，确认该渔船的尺寸、主机功率均有改动，属船、证不符的类型，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他交了人民币6000元的罚款后领到了“粤汕尾20194号”渔船的船检证。2011年年初，他到汕尾市城区渔政大队申请办理“粤汕尾20194号”渔船的登记证、所有权证，渔政大队要求他提供申请及船舶所在村居委的证明，他递交相关材料后，半个月后领到相关证件。领取相关证件后，他先后向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申请领取2010年度及2011年度的柴油补助款，共人民币65万多元。21.证人徐某2证言，证实他于2013年时非法领取了国家渔业柴油补贴，在申领油补过程中发现该船船证是违法的，在这过程中，他有请托他人及赠送他人财物，但所领取的油补款已于2013年6月份左右全额退清并主动注销船证。2008年年初，他父亲徐家厂在临终前说其名下有登记一艘船号为“粤汕尾20014号”的渔船，但这个船号是有问题的，如果以后政策有变化，叫他看看是否能申领油补款。到2009年时，村里有人说像他这种船号补办船证后可以领取油补，于是他就去找汕尾市城区渔业与海洋局大队队长苏某咨询，苏某将补办船证和申领油补的程序告诉他，之后他就委托哥哥徐某3准通过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船检科的陈振宇去办理船检,后来他哥打电话说处理好了并花费了人民币6、7万元，包括购买船上设备、请吃饭以及人情费用，还有买了一部全新苹果4代的手机给陈振宇，他领取了船检证书后就拿了人民币5万元给他哥。他带着船检证书还有身份证等材料到汕尾市城区渔政大队一楼办证大厅按照大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程序办理了登记证和所有权证。大概是2012年年底，他带着上述补办的船证和其他申领油补的材料再次来到办证大厅，但是受理材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该船号无法申领并拒绝受理。后来在一名叫“胜好”的同乡帮助下，他花了900元买了两条硬盒中华香烟到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的附近，将买好的中华香烟拿给了那名不愿受理他油补的工作人员，到办证大厅办理了相关手续，然后到二楼捕捞科找黄晓泉审批通过。次日，他跟“胜好”又拿着材料先去找二楼城区渔政大队副队长黄某2审批，然后准备了一个装有人民币4000元现金的信封，到副局长彭某的办公室，将信封交给了彭某，叫彭某帮忙审批，彭某审批后，他和“胜好”去找局长庄某1，但庄某1说材料有问题不肯审批。后来他和“胜好”商量好，拿了两瓶五粮液和几条硬中华香烟给“胜好”，“胜好”就代他将这些东西拿给了庄某1的儿子，不久庄某1就审批了。他办好了申领油补手续，到2013年4月左右，他的农信社账户就收到油补款50多万元。22.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2009年11月4日，他将“粤汕尾20194号”船号以人民币1.5万的价格卖给了徐某1，该船号是黄佛寻造假的，是用他的名字入户的。落款时间为2007年10月20日、船号为“粤汕尾20194号”渔船相关的《买卖合同》、《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关于粤汕尾20194渔船的情况说明》、《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申请》等材料上的“黄某1”都不是他签的，指印也不是他盖的。2009年12月14日汕尾日报刊登《遗失声明》也不是他登报声明的。23.证人何某1证言、《转让渔船证件协议书》、《委托书》、《某协议》，证实他名下登记2艘船，分别是“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他大约于2000年和2004年购买该2艘船，然后办理了船证。但在2007年该2艘船发生事故沉没了，只剩下这两船号，他没有去注销船号，也没有钱再买新船。后来他找到朋友王某1说他之前沉掉的两渔船的船号还在，并且因为他没有实际渔船，所以船证就被汕尾市城区渔政大队扣留了，要买船号的人自己去理顺证件的事情。到了2009年8月份，经过协商他准备以人民币4万元的价格把“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船号卖给王某1，两天后，王某1拿了人民币3万元给他，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王某1约他和叶某1、何锦州在马宫车站旁的大排档吃饭，吃饭时王某1拿了一份《转让渔船证件协议书》叫他签名，他就在上面签名按指印了，还有在场的叶某1、何锦州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按印，签完后，王某1就拿了余款人民币1万元给他，后来王某1又补多人民币1万元给他，最终得款人民币5万元，买卖上述船号后，他和王某1没有去办理过户手续。2014年2月，王某1叫他到汕尾市城区公证处签了两份《某协议》，其内容是转让实际渔船，每艘渔船价款是人民币20万元，落款时间是2009年11月，他知道这两份《某协议》是假的。2010年2月份，王某1跟他说要用“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船号去办理油补，叫他去协助办理手续，之后他就带着身份证和王某1一起去马宫的银行开户，但是密码是王某1设置的，银行存折也被王某1拿走。每年去领取油补的时候就让他签委托书，委托王某1去办理领取油补，签委托书只是为了王某1方便领取上述两船号的油补，他并没有实际委托，王某1领取了油补款后没有分给他。24.证人王某1证言，证实他名下没有登记渔船，但他和施永渠实际共有2艘渔船。船号“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是向何某1购买的。2007年，何某1原有的“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2艘渔船发生沉船事故，当时何某1考虑打捞后要花很多钱修理，就没有去打捞，后来，何某1的这两个船号也被汕尾市城区渔政大队扣留，到2009年时渔政大队有政策说可以申报“船证不符”，他们就想买2艘渔船以申报“船证不符”的方式套用“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船号。最初何某1是想跟他一起合股买船，后来何某1说要将船号直接卖给他，2009年8月，中介告诉他们广西北海有渔船出售，于是他和施永渠一起合股购买了2艘船，由他出资30多万元，施永渠出资100多万元，他们约定按出资比例分成渔船的生产盈利，油补款则由他们对半分，他负责办理新船证和申领油补手续，施永渠则负责渔船的生产作业。后来他就找何某1先去申报船证不符，申报后，他跟何某1商量购买上述两船号的事，经过协商，他以人民币4万元的价格向何某1购买，他先给何某1人民币3万元的定金，之后他和何某1陆陆续续去办理新船证的手续，到办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把剩下的人民币1万元也给了何某1，当时是在马宫车站附近的大排档，他们还签了《转让渔船证件协议书》，他朋友叶某1、何锦州也作为见证人签了字。再后来何某1觉得人民币4万元太少了，他就再补了人民币1万元给何某1，最终实际成交价是人民币5万元。25.证人叶某1证言，证人叶某1证言与证人王某1证言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26.证人何某2证言，证人何某2证言与证人王某1证言一致，能够相互印证。27.被告人骆科银供述，供认他从2008年开始至案发前担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分管该局水产技术站、海域股及渔业股中海洋养殖部分工作。2009年广东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的通知》（粤海渔函［2009］324号）文件后，2009年下半年该局成立两个处理“船证不符”核船小组，即马宫核船组和汕尾核船组，他任马宫核船组组长、苏某任副组长，成员是马宫中队的赖某1、林某2。核船的程序是先由船主向该局渔政大队递交“船证不符”申请，由该局上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备案后将申请名单交核船组核船，核船组通知渔区干部通知船主核船时间，随后，核船组在指定时间进行核船。刚开始马宫组的核船工作是苏某在组织操作指挥，他负责在核船表上登记相关数据，核了3、4艘船后，苏某因痛风请假，就由他主持核船。核查“粤汕尾20014号”渔船时是所在深渔管理区干部石某某到核船现场，核查“粤汕尾20194号”渔船是所在盐町管理区的干部陈某2到核船现场，他和赖某1、林某2由石某某、陈某2带到渔船停靠的地方后，由赖某1、林某2量船长宽以及查看渔船功率，赖某1在相关表格填数据，他在核船勘验表上登记填写相关情况，同时马宫中队相关人员拍照并在渔船上钉核验铝牌，最后他和赖某1、林某2签字。核查完毕后，他把签字的勘验表上交给渔政大队。这2艘船核船的时间有前后，其中船主徐某2“粤汕尾20014号”这艘船是核了两次，中间大概隔了五个月，第二次是苏某安排说去核的，但苏某说脚痛没有去，而且第二次核验的渔船和第一次所核验的渔船不是同一艘，但当时他忘记已经核过一次，到了2013年核查档案他才知道核了两次，他对相关业务不熟悉，因苏某组织核船时没有核对船主身份和查看船舶四证，他也相信管区干部，所以在他主持核船时都没有核对船主身份和查看四证。“粤汕尾20194号”渔船的船主是徐某1，徐某1是他老婆同宗的亲戚，“粤汕尾20014号”渔船船主他知道是徐某2，但他不认识徐某2。2010年前后该局务会议研究讨论注销“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渔船号时，当时庄某1局长主持召开班子会议，会议讨论时，吴某1提出将三年来未纳入管理和未交资源费、没有申请船证不符并经管区核实无船的渔船公示注销，其中会议上有人提出“十艘问题船”是问题渔船、要注销，他发现“粤汕尾20014号、20194号”是属于“十艘问题船”中的2艘，他当时就提出该2艘船是他牵头核过的船，是有船和缴纳资源费的，建议暂缓注销，因为如果注销可能会吃官司，最后由局长庄某1拍板决定暂不上报注销，后来徐某1拿“粤汕尾20194号”渔船的相关资料到局里申请油补，他带徐某1到主管油补的副局长彭某办公室，介绍双方认识，由彭某对徐某1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批。后来他才知道“粤汕尾20014号”渔船领取油补款人民币505800元，“粤汕尾20194号”渔船领取油补款共652590元。他认识到在核船时在船方没有提供四证、没有图纸和技术性文件，无法确定来源，没有确定是否属“三无”渔船的情况下，让该2艘渔船通过核船是错误的。2010年3月，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大队收到何某1提交的“粤汕尾20144号、20199号”渔船“船证不符”申请后，他带领马宫核船组在管区干部石某某的陪同下现场对该2艘渔船进行核验，核船组核验渔船后在《船证不符渔船勘验表》上填写相关数据，并由核船组工作人员分别签名。他2008年才调任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不清楚该2艘渔船于2007年公告注销，工作上有疏忽。以上各项证据，来源合法，能相互印证，可作为定案的根据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人骆科银辩称其只是工作不严谨，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罗如洪、李俊伟提出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证据证实被告人骆科银在核船前已明知核船时船主必须到核船现场，并提供船检证书、登记证书、所有权证书及捕捞许可证书，且在明知“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是属于检察机关查实属虚构造假的船号，“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是检察机关2007年查实有证无船并经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公示注销的船号，仍给予套用该四个船号的4艘渔船予以核船通过，其行为在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而为之，属具有犯罪故意;客观方面被告人骆科银在行使核船、钉牌的职能过程中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执行，违法行使其职权范围内的权力，造成国家财政重大损失，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且该行为结果与有关人员骗取油补，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提出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骆科银为“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渔船核船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经查，“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两个船号在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汕市区检建［2007］第1号《检察建议书》中被认定为“属弄虚作假有证无船申请报废的船号”，且在2007年10月21日已由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公示注销，被告人虽然是在2008年才到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任职，但其作为该局领导和核船组组长，对上述两个船号已经公示注销的情况应当清楚，其违反规定给予套用上述两个船号的2艘渔船检验通过，应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明知的故意，客观方面表现在行使核船的职能过程中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执行，违法行使其职权范围内的权力，并造成国家财政重大损失，该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告人骆科银身为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在渔船清理整顿工作中担任马宫核船组组长，对“粤汕尾20014号”、“粤汕尾20194号”、“粤汕尾20144号”、“粤汕尾20199号”船号所属船舶核验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要求，违法行使其职权范围内的权力，致使上述4艘渔船核船核验通过，被骗取油补款共计人民币2776310元，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应依法惩处。涉案4艘渔船骗取油补需要经多个环节核查，被告人的核船行为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该环节导致了4艘渔船列入了“船证不符”渔船名册并予以上报，与犯罪分子骗取渔船油补存在因果关系。鉴于被告人骆科银该核船行为在整个骗取油补的过程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且相关职能部门已追回被告人滥用职权犯罪造成的国家财政损失共人民币1181390元，减少了国家财政损失，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指控被告人骆科银犯玩忽职守罪，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骆科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骆科银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9日起至2018年8月8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洪海燕审判员郑淑卿人民陪审员王荣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书记员张焕棠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骆科银
crime: 滥用职权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