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份，白水县ＸＸ酒店有限公司任命郭某为公司销售部经理兼餐饮部副经理，负责清收公司外欠业务。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份期间，郭某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白水县司法局、大桥收费站等六家单位所收消费款90243元私自占有，用于个人投资及消费。2013年5月20日，被告人郭某得知公司要求销售郭与财务部核对帐务时，自知事情即将败露，便更换手机号码后逃匿。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郭某之父郭拴海已将涉案赃款90243元退还白水县ＸＸ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郭某
crime: 职务侵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

案例二：
王勇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湘0112刑初34号：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长望检公诉刑诉［2016］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勇犯受贿罪，于2016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立一复字第00046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于2016年3月7日受理后，于同年4月20日将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2016年7月12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于同年7月15日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8月14日决定恢复审理。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晓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勇及其辩护人胡勇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勇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工作，并自2010年起任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王勇在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者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伙同市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潘某（另案处理）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王某1（另案处理）、尹某（另案处理）、陈某3（另案处理）、郭某、李某1126万元，自己实得63万元。具体分述如下：（一）被告人王勇接受王某1、尹某、陈某3请托，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伙同市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潘某（另案处理）为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三人73万元，自己实得41万元。其中：1、王某1、尹某与陈某3向王勇提出帮忙打听案情并疏通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关系，以求在接受传唤时不被拘留的请托，王勇表示接受。之后，王勇将打听的案件情况告知王某1等人，同时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传唤王某1时也没有将其拘留。为表示感谢，王某1、尹某送给王勇10万元现金，王勇予以收受。2、王勇继续接受王某1、尹某、陈某3的请托，帮忙将他们所涉嫌的职务侵占一案撤销，并转请潘某共同违反规定为王某1、尹某帮忙撤销案件。在此期间，王勇每次收受尹某代表王某1、陈某3等人给予的现金20万元，收受了两次共计40万元，并在每次收受后将其中的1万元送给了尹某。在王勇、潘某等人的积极运作下，2009年8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王某1、尹某、陈某3涉嫌职务侵占案撤案。2009年8月中旬，被告人王勇来到潘某的办公室，表示王某1等人为撤案的事情给了两人感谢费，并将其中的15万元分给了潘某。3、为达到送达文书给陈某1的目的，王某1请被告人王勇帮忙对陈某1的手机进行定位跟踪。王勇在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情况下，通过长沙市公安局其他干警，利用技术侦查手段确定陈某1住在长沙市＊＊大酒店，使得诉讼文书被顺利送达给了陈某1。为此，王勇收受了王某1给予的8万元。4、为了让湖南省公安厅不再对王某1、尹某、陈某3所涉嫌的职务侵占案重新进行调查、复核，三人决定请王勇帮忙疏通湖南省公安厅的关系，并送给王勇15万元，王勇予以收受，并将钱全部用于找朋友帮忙向省公安厅相关人员说情。（二）2011年4、5月份，严某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同年10月左右，严某的委托律师郭某向被告人王勇提出为严某撤销网上追逃的请托，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予好处。王勇接受请托后请潘某帮忙，告知其郭某会给好处费，潘某接受请托，并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相关人员说情。同年12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的干警在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局共青团路派出所对严某进行取证后撤销对严某的网上追逃，且未将严某押回审理。在此过程中，王勇于2011年11月、12月下旬分别收受郭某13万元、33万元，并将以上共计46万元中的一部分分给潘某和介绍人周某3，自己实得15万元。（三）2012年，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立案侦查了黄某、李某5等人涉嫌开设赌场案，因部分涉案人员反映李某1涉嫌为赌场提供外围保护，李某1请王勇予以关照，并送给王勇7万元，王勇予以收受。王勇归案后，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皆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家属代其退缴违法所得17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勇分两次（每次20万元）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共计40万元、收受郭某46万元，系与潘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王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被告人王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王勇的近亲属代其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勇违法所得63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应依法收缴，上缴国库。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判决,并当庭提出判处被告人王勇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被告人王勇在庭审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属实，当庭表示认罪，并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认罪悔罪，主动提出配合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以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拍摄教育片，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3、当时主观上认为请托人王某1等人涉及的是经济纠纷而非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当时未对王某1等人刑事拘留是根据当时的证据作出的决定，并不是自己运作的结果；4、公诉机关指控其收受王某1等人的15万元，实际上是按王某1等人的意愿，为疏通省公安厅的关系而转付给了周继军，自己并未占有。辩护人胡勇平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王勇两次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20万元时，给了尹某共计2万元，该笔金额不应当计入王勇的受贿金额。2、对公诉机关指控王勇与潘某共同收受王某1等人40万元和郭某46万系共同犯罪无异议，但王勇在其中仅起到了介绍作用，对于郭某所谋求的撤销对严某的网上追逃一事，王勇也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不应认定王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实际所得金额进行处罚。3、王勇配合拍市公安局摄警示教育片，对全省警察起到了教育作用，可以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应当认定为立功。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王勇利用在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工作以及担任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的职务便利或者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伙同市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潘某（另案处理）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11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分述如下：（一）2009年3月5日，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局经侦支队）接受了湖南＊＊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陈某1（英文名ＤＡＶＩＤＷＡＮＧＬＥＥＣＨＥＮ）关于王某1、陈某3等人涉嫌犯职务侵占罪的报案，陈某1称王某1、陈某3等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将美国＊＊公司所持有的湖南＊＊公司97.33%的股份转至他们控制的＊＊公司名下，并于2008年5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9年3月12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决定对陈某3等人以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被告人王勇接受王某1、尹某、陈某3的请托，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伙同市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潘某为上述三人打听案情、谋取让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销案件、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案决定、对陈某1的手机进行定位等不正当利益，收受三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8万元。其中：1、2009年4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到湖南＊＊公司调取了该公司的相关财务凭证，并且传唤了该公司会计李某2（另案处理）。王某1、尹某与陈某3得知情况后，因害怕在接受传唤时被拘留，便联系了被告人王勇，请他帮忙打听案情，王勇接受请托。随后，王勇通过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干警王某2打听了案件情况，并反馈给王某1等人。2009年4月8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传唤了王某1，但没有将王某1拘留，因此王某1与尹某、陈某3商量给王勇10万元表示感谢。随即王某1、尹某从湖南＊＊公司财务支取了10万元现金，在长沙市韶山路一家米萝咖啡店附近送给了王勇，王勇予以收受。2、2009年5月左右，因市局经侦支队在传唤王某1、尹某和陈某3之后没有停止案件调查工作，王某1于是召集尹某、陈某3商量，决定继续请被告人王勇帮忙疏通关系，将他们所涉嫌的职务侵占罪一案撤销。王勇接受了王某1等人的请托，并请潘某予以帮忙，告知潘某事成之后王某1等人会表示感谢。潘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公安办案系统了解案情后决定接受请托。此后，王勇向案件承办人市局经侦支队的干警龙某1、王某3等人了解案情，并为王某1、尹某等人说情；潘某则向湖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和长沙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的相关人员打听案情以及说情。在此期间，王勇于5月左右的一天，在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地下车库收受尹某代表王某1、陈某3等人给予的20万元，并将其中的1万元送给尹某；于6月的一天，在长沙市鸿鸣中心附近收受尹某代表王某1、陈某3等人给予的20万元，并将其中的1万元送给尹某。2009年8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认为，经侦查所得证据不能证明陈某3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遂决定撤销案件。8月中旬，王勇来到潘某办公室，表示王某1等人为撤案一事给予了两人感谢费，将其中的15万元分给了潘某。3、2010年10月1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公司名义诉陈某1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陈某1的国籍是美国，在国内没有固定住所，相关法律文书难以直接送达。为了避免公告送达的方式，尽快向陈某1送达法律文书以便于诉讼的顺利进行，王某1请被告人王勇帮忙对陈某1的手机进行定位跟踪。之后，王勇利用职务便利，在没有任何审批的情况下，通过长沙市公安局干警毛某，利用技术侦查手段确定了陈某1的大概位置，推定其应当住在长沙市＊＊大酒店，并将此情况反馈给王某1。于是，王某1等人通过＊＊公司的委托律师将陈某1住址告知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承办人，由其将相关法律文书向陈某1进行送达，但陈某1怀疑自己被手机定位了，拒绝签收法律文书。为感谢王勇的帮忙，王某1在长沙市＊＊大酒店送给王勇8万元，王勇予以收受。（二）被告人王勇伙同潘某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郭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郭某人民币46万元。2011年4、5月份，严某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同年10月左右，严某的委托律师郭某向被告人王勇提出为严某撤销网上追逃的请托，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予好处50万元。王勇接受请托后请潘某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相关人员打招呼，撤销对严某的网上追逃，并告知潘某，郭某会给二人好处费50万元，潘某接受请托。之后，王勇、潘某、郭某三人见面就案件情况进行了商议。之后，潘某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违反规定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副局长周某2、经侦大队大队长周某1等人说情，提出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在严某不到长沙投案的情形下撤销对严某的网上追逃。2011年11月，因严某一直未到长沙投案，经潘某从中联系，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同意先安排侦查人员去南京就此案取证，潘某安排王勇予以陪同。因严某仍拒绝与办案人员见面，此次亦未对严某撤销网上追逃。12月15日，因严某在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局共青团路派出所投案，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再次安排干警来到该派出所，在对严某进行讯问后撤销了对严某的网上追逃，且未将严某押回审理。在此过程中，王勇分两次收受了郭某人民币共计46万元。其中：2011年11月，王勇收受郭某通过网络转账的13万元前期活动费用；2011年12月下旬，在撤销了对严某的网上追逃后，王勇在长沙市华天大酒店附近收受郭某现金33万元。之后，王勇将其中的18万元分给了潘某。（三）被告人王勇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李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李某1人民币7万元。2012年，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立案侦查了黄某、李某5等人涉嫌开设赌场案，被告人王勇时任二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作为本案侦查员参与了案件提审、取证工作。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有部分涉案人员反映王勇的朋友李某1涉嫌为赌场提供外围保护。李某1获知此情况后，为避免被追究，于2012年下半年在长沙市广济桥附近送给王勇7万元现金，请王勇在处理上给予关照，王勇予以收受。王勇告知李某1案件情况，并向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张某打招呼，请其关照李某1。直至案件侦查终结，李某1未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亦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2014年11月28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交办，决定对王勇涉嫌受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当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监察部门告知王勇接受调查，王勇遂在办公室等待，随后被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带走。被告人王勇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勇的家属代其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违法所得17万元，向本院退缴违法所得35万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有：（一）证明第（一）组事实的证据：1、被告人王勇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王某1、尹某、陈某3的请托，为其打听案情、请求关照，违反规定对陈某1进行手机定位，并伙同潘某为上述三人谋取让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销案件、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案决定等不正当利益，先后五次收受王某1等人所送财物共计73万元，并将其中15万元分给潘某，另外一笔15万元是用于给周继军疏通关系。王勇将部分受贿款用于偿还按揭款及购车。2、同案犯潘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因王某1、尹某、陈某3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王勇向其提出撤销案件请托。之后，潘某帮忙打听案情、说情，并通过由律师出面控告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插手经济纠纷等方式施压，以达到撤销案件的目的。之后，王勇来到潘某办公室，表示王某1等人因撤案一事给予了二人感谢费，并从中拿出15万元分给潘某。3、证人王某1、尹某的证言，证明：王某1、尹某、陈某3为打听案情、谋求刑事案件被撤案、维持撤案决定、对陈某1的手机进行定位等不正当利益，向王勇提出请托，并先后五次送给王勇贿赂款共计73万元，王勇和潘某接受了请托，并利用职权便利为其谋取上述利益。4、证人王某2、王某3、龙某1、秦某的证言，证明：该案在市局经侦支队侦查期间，王勇找上述人等打听案件情况并为王某1等人说情。5、证人毛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至2012年期间，王勇曾以办案为名要其帮忙定位相关手机号码，基于工作中一度形成的习惯，毛某在王勇未提供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帮其进行了手机定位。6、证人唐某、薛某的证言，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公司诉陈某1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但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给陈某1的法律文书被退回，2011年4、5月份的一天，＊＊公司的委托律师薛某将尹某告知的陈某1的现住所一事通知了案件承办人员曾某，后曾某和另一合议庭组成人员唐某按其告知的地址，在长沙市＊＊大酒店找到了陈某1，但陈某1当时拒绝签收法律文书。7、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其与王某1、尹某等人产生纠纷的过程，并证明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陈某1住在长沙市解放路的＊＊大酒店的某个房间，突然被湖南省高院的曾某和唐某在该房间找到了陈某1送达法律文书，因怀疑自己被手机定位，陈某1拒绝签收。8、证人李某2、龙某2的证言，证明：王某1、尹某多次从湖南＊＊公司大额支款用于送人。9、证人史某、王某4的证言，证明：潘某系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及其相应的职权、职责。10、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关于王某1、尹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的案件材料,包括：《关于王某1、陈某3等涉嫌职务侵占罪的报案材料》、来信来访呈阅、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搜查证、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呈请立案、传唤报告书、传唤通知书、鉴定聘请书、长沙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呈批单、司法协作函、《关于请求市局依法解除土地冻结以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的报告》、委托书、《关于湖南＊＊公司申诉案的回复》、长沙市公安局案件督办函、《关于湖南＊＊公司陈某3等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汇报》、呈请撤销案件、解除查封报告书、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接受陈某1的报案，于2009年3月12日决定对陈某3等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正式立案侦查，并采取搜查、冻结国有土地使用权、传唤等侦查措施。王某1等人以湖南＊＊公司名义于2009年6月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了《关于请求市局依法解除土地冻结以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的报告》后，长沙市公安局法制处向经侦支队下了案件督办函。最终，因认为王某1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证据不足，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该案撤销。11、王某1、尹某被立案侦查及批准逮捕的案件材料，包括：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明：2014年7月15日，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对王某1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立案侦查，2014年10月10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王某1、尹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决定批准逮捕；2015年8月26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1、尹某以职务侵占罪、行贿罪提起公诉。12、申诉控告书、情况说明，证明：2011年3月29日，陈某1向多个国家机关投送了控告材料，2011年8月17日，王某1等人以＊＊公司的名义向湖南省人大内司委就陈某1所控告的内容进行了说明。13、湖南省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资料、长沙市招商合作局《关于经营长沙万里电脑开发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合同、章程的批复》、《关于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的报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申请变更长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请示》、《关于申请变更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金的报告》、《长沙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长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调整投资总额及注册金的批复》、长沙＊＊公司董事会决议、《湖南省商务厅关于湖南＊＊公司股份转让的批复》、长沙＊＊公司章程、合同修正案、《关于转让长沙＊＊公司股份协议书》、湖南＊＊公司董事任免决定、湖南＊＊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湖南＊＊董事、副董事长、董事长、监事委派书、《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湖南＊＊公司合同》、湖南＊＊公司董事会纪要，证明：湖南＊＊公司股权变更的过程，以及王某1、尹某等人在湖南＊＊公司职务变更情况。14、湖南＊＊公司财务流水账、银行流水，证明：王某1、尹某的行贿资金来源。15、车辆结果查询、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现金缴款单、汽车销售合同、记账发票、银行存款凭条，证明：王勇收受王某1、尹某等人的贿赂款后，用于购买汽车并将部分受贿款存入银行的事实。（二）证明第（二）组事实证据：1、被告人王勇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1年下半年，王勇接受郭某的请托，伙同潘某，利用两人的职务之便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违规查询案件信息、打听案情并说情，以达到为严某撤销网上追逃的目的。王勇将郭某承诺愿意出50万一事告知了潘某，并分别收受了郭某13万、33万共计46万元，并将其中的18万元分给了潘某，自己将受贿款与其他钱一起存入了农业银行账户内。2、同案犯潘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王勇接受郭某的请托后，请潘某一起帮忙并告知其郭某承诺愿意出50万元费用，潘某接受了请托。之后，潘某多次打听案情，向相关人员说情。2015年12月，天心区经侦大队到南京帮严某办理了撤销网上追逃，之后王勇将郭某所给现金中的18万分给了潘某，潘某予以收受。3、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郭某代理了严某抽逃出资一案，主要负责为严某办理撤销网上追逃事宜。郭某通过他人认识了王勇，并经王勇介绍，与潘某见了面，商议此事。郭某先后分两次送给王勇共计46万元，一次是在2011年11月7日，通过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的账号一共转账13万元给王勇，一次是在2011年12月21日，从自己的农业银行账号中取款后，直接给了王勇33万元现金。4、证人周某1、刘某、周某2、陈某2、李某3、黎某的证言，证明：（1）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对严某涉嫌抽逃出资罪立案、决定刑事拘留、上网追逃和最终撤销上网追逃的过程；（2）潘某向周某1、刘某、周某2了解该案案情，提出严某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及请求帮忙在严某不来长沙投案的情况下撤销对其网上追逃。潘某还从中协调，安排王勇陪同周某1、刘某去南京为该案取证，但严某仍不愿露面。2011年12月15日，李某3、陈某2赶到南京为严某办理了撤销网上追逃的手续后，严某未随同公安干警返回长沙，其律师还在返程时送给李某3、陈某2每人1万元，两人返程后将该笔款项上缴给内勤黎某；（3）潘某、周某2、周某1等人都知道，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相关规定，撤销网上追逃必须由网上追逃的发布机关来进行，即使网上追逃在全国其他地区公安部门投案，也会将逃犯接送回网上追逃发布机关所在地来取消网上追逃，潘某提出严某不回长沙投案而撤销网上追逃是不符合规定的。5、证人严某、王某5、董某的证言，证明：严某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后，其通过董某的介绍，将撤销网上追逃的事情委托给了郭某律师处理。之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的干警曾于2011年11月份到南京取证，并于12月15日来南京对严某撤销网上追逃，办理了监视居住的相关法律手续。6、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办理的严某抽逃出资案的侦查卷，包括：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呈请立案、取证、查询银行存款刑拘报告书、拘留证、补充材料提纲、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投案证明、监视居住决定书、讯问笔录，证明：严某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区立案侦查、决定刑事拘留、网上追逃、撤销网上追逃、决定监视居住的过程及该案的情况。同时证明接收人李某3、陈某2在南京为严某办理监视居住，与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局共青团路派出所记录的“移交接收人押回审理”不符。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公通字［1999］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管理维护“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库”有关工作的通知》（公通字［2000］1302号）、《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公刑［2002］351号）》及附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实施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试行）》，证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在南京为严某撤销网上追逃并办理监视居住，而未将其押回的做法不符合公安部的相关规定。8、华天大酒店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郭某于2011年下半年在长沙华天大酒店入住的时间。9、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账回执，证明：＊＊＊＊大酒店分五次共支付郭某律师费150万元，最后一笔82万的付款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10、支出凭单、北京世界律师事务所账户流水、户名为郭某，账号为62×××10的农业银行账号明细查询及银行卡取款凭证、郭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1年11月7日，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的账户中分三次一共转账13万元给王勇；2011年12月21日，郭某从其账号为62×××10的农业银行账户取款46.5万元。（三）证明第（三）组事实的证据：1、被告人王勇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担任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支队三中队指导员期间，该中队办理了一起开设赌场案件，因李某1涉嫌负责赌场外围保护，为避免被追究，李某1在长沙市广济桥附近送给王勇7万元，请其给予关照，王勇予以收受，并找了副大队长张某打招呼。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李某1在黄某、李某5开设赌场中帮忙协调赌场外围关系，该赌场被查处后，因担心被抓，同时希望能对黄某等人从轻处理，李某1找到王勇帮忙，并送给王勇7万元钱，王勇予以收受。最终，李某1未被立案侦查。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办理黄某、李某5等人开设赌场案时，王勇曾找张某说情，希望能对李某1予以关照，并送钱给张某，被张某拒绝。4、黄某等14人涉嫌开设赌场案的侦查内卷，包括：刑事判决书、案件集体研究记录、侦查终结报告书、黄某的讯问笔录、赌场记账本，证明：该案中，根据黄某的供述及赌场账本，反映出李某1参与了赌场的外围管理及分红，但公安机关没有对李某1立案侦查，李某1最终也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四）全案综合证据：1、王勇的户籍证明、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年度考核登记表、全年出勤统计以及中共长沙市公安局委员会长公委［2010］6号文件，证明：被告人王勇的基本情况，所担任的职务、职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2、潘某的户籍证明、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干部履历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工作总结以及中共长沙市公安局委员会长公委［2009］69号文件，证明：同案犯潘某的基本情况，所担任的职务、职责，属于国家工作人员。3、《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2015年3月1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王勇涉嫌受贿罪一案。4、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证明：2014年11月27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王勇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的线索交由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该院于次日对王勇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5、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王勇的近亲属代其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共计17万元；代其向本院退缴违法所得共计35万元。6、关于犯罪嫌疑人王勇到案情况的说明，证明：王勇系在接到其所在单位监察部门的电话通知后，在办公室等待侦查人员将其带走。王勇到案后，如实交代了其多次收受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勇的辩护人胡勇平提交了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监察室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王勇积极配合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拍摄了以自己作为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片，应当认定为具有立功情节。上述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王勇对指控收受李某17万元的部分证据质证时提出，其虽然收受了李某17万元，但找张某说情并未影响到对李某1的处理，没有实际为李某1谋取到利益；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胡勇平指控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40万元和收受郭某46万元的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王勇在与潘某的共同犯罪中处于主犯地位；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对于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公诉人质证时提出，该说明虽盖有公章但没有相关人员签字，合法性应进一步核实，而且其所证明的王勇配合拍摄警示教育片的行为不符合法律关于立功的规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1、王勇所提质证意见与公诉机关的证明目的并不矛盾，即证明了王勇明知李某1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7万元，并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帮其说情，实施了为其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是否实际谋取到了利益，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2、公诉机关所提交证据能够证明王勇在共同犯罪中，系犯意的提起者，积极参与实施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收受了贿赂并分赃给潘某，能够据此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认定王勇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具有关联性。3、辩护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勇认罪、悔罪态度，但不能证明被告人王勇构成立功。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其中，单独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43万元、收受李某17万元，伙同他人共同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15万元，收受郭某46万元，金额共计人民币111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巨大，应依法惩处。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勇于2011年11月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15万元构成受贿罪；经查，根据被告人王勇的供述，王勇在接受王某1、尹某、陈某3的请托后，将王某1、尹某、陈某3交给的15万元全部用于了向其他人员开支、打点，对此，公诉机关没有提交进一步核实资金去向的证据，并指控认定王勇将钱全部用于找朋友帮忙向省公安厅相关人员说情；因此，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王勇对该15万元主观上没有占有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际占有的可能性；故公诉机关的该笔指控证据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王勇提出该15万元没有实际收受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勇于2009年5月、6月两次收受王某1、尹某、陈某3所送的40万元后，将其中15万元分给了潘某，该40万元系共同犯罪；经查，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王勇在接受请托并接受该40万元时，潘某与王勇有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且客观上潘某对于王勇收受了40万元并不知情，故对于该40万元，不能全部认定为两人共同犯罪；但被告人王勇将其中15万元分给潘某，潘某明知是王某1、尹某、陈某3所送贿赂款而予以收受，对于该15万元系两人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收受郭某所送的46万元系被告人王勇与潘某共同犯罪，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法所得金额；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王勇单独或与潘某共同收受贿赂111万元后，将其中的33万元分给了潘某，其余78万元均系王勇收受；虽然期间王勇将一部分款项给了其他人员，但属于其受贿以后对于受贿资金的自行处置支配，不影响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故其违法所得金额应认定为78万元。辩护人提出应扣减部分金额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王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并参考其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辩护人提出王勇不应该认定主犯、应该按照王勇实际所得金额进行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院认定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王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勇委托其亲属主动退交了违法所得52万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勇具有自首、退赃、认罪、悔罪等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与本院认定一致，予以采纳。辩护人提出王勇有立功情节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但可认定王勇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2月6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至本院。）二、追缴被告人王勇违法所得人民币七十八万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蔡智猛审判员李喻洁人民陪审员谭胜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代理书记员王珍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王勇
crime: 受贿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