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被告人胡某某通过网络征婚平台结识被害人龙某某，为与龙某某确认恋爱关系，胡某某谎称自己是成都市火车北站管理委员会公务员。后为了继续与龙某某保持恋爱关系，胡某某陆续编造自己任成都市金牛区黄忠街道主任、成都市金牛区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纪律委员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并伪造了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任前公示和干部任职公示、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的职务证明、同意调出通知、未婚证明、遂宁市中医院的情况说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黄忠街道办事处的通知等文件。另查明，从2014年4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胡某某与龙某某恋爱期间，龙某某陆陆续续转账给胡某某27800元。

案例一相关法律条文：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案例一判决结果：
name: 胡某某
crime: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
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案例二：
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犯贪污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湘0822刑初104号：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以桑检公诉刑诉﹝2018﹞1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犯贪污罪，于2018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朱兴阶、肖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政洲及其辩护人蒋训民、被告人田红慈及其辩护人向波、被告人周海军及其辩护人郭权满、被告人全建超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需要补充侦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8月8日以桑检公诉延〔2018〕19号延期审理建议书建议延期审理，2018年9月5日以桑检公诉恢审〔2018〕22号恢复庭审建议书建议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初，张家界市统计局与张家界市旅游局联合上报《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统计科研课题，由市统计局承担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相关工作。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的主要职责是对旅游产业的资源占用、要素支出、税费对财政与国民收入的贡献等专题抽样调查、调研分析等工作。2011年11月，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被告人胡政洲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被告人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任副主任。四被告人均系市统计局在编在岗人员，工资、奖金、福利等财政性支出由市统计局发放，四被告人在履行市统计局本职工作同时，履行全市旅游行业相关数据的分析统计、市场调查等工作。2011年8月至2016年底，胡政洲多次以开展平台办工作的名义大量从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旅游局、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争取资金共计人民币568万元。争取的资金进入市统计局账户后，胡政洲伙同平台办的工作人员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采取从市统计局财务室打借条借支资金，再用虚增调查样本等支出、虚开发票等方式报账或者利用印刷企业过账的报账方式套取资金。在支付必要的工作支出后，由胡政洲提议，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均同意的前提下，先后将结余资金平分36次，合计金额人民币239.2718万元，其中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各分得人民币52.1966万元，胡某某（另案处理）分得人民币30.4854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出示了1.书证：户籍证明，到案经过，胡政洲任职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国共产党张家界市委员会关于提名梁碧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中共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关于胡政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马仲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田红慈任职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年一次晋级个人表、干部调动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周海军干部履历表、中共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关于周海军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公务员调任审批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机关干部行政职务变动个人表、关于周海军同志调入市旅游质监所的报告、张家界市机关事业单位调动人员工资转移证、中共张家界市委组织部关于李少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全建超工人履历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年一次晋级表、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审批表、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审批表，关于胡某某同志为我局聘用工作人员的情况说明，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工作人员调整分工的通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科研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张家界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市统计局行政科室和二级机构职责及人员分工》的通知（张统发〔2013〕8号、张统发〔2013〕7号、张统发〔2017〕13号），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科研所的批复，关于张家界市旅游统计研究院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干部行政介绍信存根，搜查证1份，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退还、返还扣押款物文件登记表，关于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相关情况的说明，张家界市统计局机关规章制度汇编，张家界市统计局会计凭证，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田某某、左某某、吴某乙等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存取款凭证，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及取款凭证，小文华打印社营业执照和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长沙市开福区源恒文印服务部营业执照，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名单，会计鉴定书，市统计局平台办2011年至2016年财政拨款情况表，湖南省张家界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国库集中支付可用指标的通知，预算支出指标追加书，田红慈家庭记账本复印件等;2.证人朱某某、张某甲、单某某、张某乙、姚某某、卓某某、张某丙、胡某某、左某某、吴某甲、曾某某、吴某乙、赵某某、谢某某、田某某、傅某某的证言;3.被告人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的供述与辩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列开支的方式骗取、侵吞公款人民币239.271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胡政洲起主要作用，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起次要作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胡政洲对指控自己发奖金、分钱、造假没有异议，但认为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平台办）是一个单位，自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不是行政工作人员，自己争取的资金系科研经费，不能按行政资金的管理办法来管理该资金，发放加班工资、奖金等是符合规定的，自己不构成贪污罪。辩护人蒋训民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政洲犯贪污罪不能成立：1.平台办是一个科研单位；2.胡政洲在平台办的身份是科研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3.市统计局为平台办代管的人民币568万元资金的性质为科研经费（合同价款）；4.胡政洲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5.胡政洲的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行为特征；6.公诉机关指控胡政洲犯贪污罪证据不足，（1）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全面，没有提交相关单位委托平台办进行项目研发而拨付资金的资料，（2）司法会计鉴定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田红慈记账本中记载的从平台办分得的人民币52.1966万元不应全部认定为非法所得；7.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健全是本案发生的外部因素，考虑到国家对科研经费使用存在管理缺失，应对胡政洲的行为从宽认定。被告人田红慈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发放的奖金和加班费自己有账目记录，其行为不构成贪污；自己的态度很好，能积极接受组织调查，并积极退赃；自己不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在其中没有起主要作用，只是完成领导安排的事务。辩护人向波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田红慈涉嫌犯贪污罪不准确，田红慈等人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特征，更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是国有单位是单位犯罪；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手段上有隐蔽性，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手段上具有在单位内部的一定公开性。本案的关键是田红慈等人发生涉案行为时所对应的单位是市统计局还是平台办，从表象上来看，田红慈等人的组织人事关系在市统计局，平台办的财务也是由市统计局统一管理，但平台办是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发文成立的，其工作是接受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领导小组的安排，并非市统计局的内设机构，工作业务上也与市统计局完全独立；平台办的财务虽然由市统计局代管，但实际上是独立的，财务审批未按市统计局的财务制度进行管理。故平台办符合刑法私分国有资产罪中单位的特征，胡政洲、田红慈等人的行为是平台办的单位行为，他们以平台办的单位名义将属于平台办的资金以集体私分的方式非法占有，应当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告人周海军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大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大家分得的钱中有劳动报酬。辩护人郭权满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人均分得人民币52.1966万元是事实,其包含了四被告人应得的合理报酬，不应将其全部认定为非法所得；2.本案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不具有贪污罪的客观基础，被告人的行为未触犯刑法贪污罪的相关规定，不构成贪污罪，不应以共同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3.湘锦诚会鉴字［2018］第18002号司法鉴定书明显依据不足,部分内容不真实，且未利用科学的方法和专业知识，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被告人周海军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要件，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不能对周海军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5.周海军在本案中系从犯、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能主动积极退赃，且为当地的旅游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假如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应依法免除处罚。被告人全建超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只服从领导安排去做事，拿钱是否合法自己不清楚；自己积极退赃，积极接受组织调查。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胡政洲于1994年8月至2017年8月在张家界市统计局工作；田红慈自1994年8月一直在市统计局工作；周海军于1996年7月至2017年12月在市统计局工作；全建超自1994年10月一直在市统计局工作。2011年11月2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科研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胡政洲兼任办公室主任。2012年11月12日，平台办人员分工确定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为副主任，2013年2月21日，平台办将胡某某（胡政洲之女）作为成员开展业务后勤工作。2013年5月10日，平台办作为市统计局的临时机构除完成平台办的各项工作外，负责社情民意调查和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其组成人员为四被告人和向征（未开展工作）、胡某某，均为兼职。2015年5月6日，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行文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科学技术研究所，为市统计局所属事业单位，但有关职能职责、人员编制等事项没有明确。2016年11月2日，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行文将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科学技术研究所更名为市旅游统计研究院，为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2017年9月，胡政洲兼任该院院长；2017年11月23日，周海军任该院副院长。至2017年8月，四被告人均系市统计局在编在岗人员，其工资、奖金、福利等财政性支出由市统计局发放，四被告人在履行市统计局本职工作的同时，履行全市旅游行业相关数据的分析统计、市场调查等工作。平台办成立后，胡政洲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工作，提议以发加班费、奖金的名义把专项资金的结余部分平分，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表示赞同。2011年8月至2016年底，胡政洲多次以开展平台办工作的名义从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旅游局、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争取资金共计人民币568万元。争取的资金进入市统计局账户后，胡政洲安排田红慈到市统计局财务上借支，大部分借支款直接转入田红慈的个人银行账户，少部分转入全建超的个人账户。然后，田红慈用现金支付平台办开展工作产生的实际费用，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再用虚增样本调查费、虚开发票等方式伪造好报账手续，连同实际支付的费用票据，由胡政洲签署意见后，到财务上报账抽取借条，或者通过印刷业主用虚开的发票过账，由印刷业主将资金交给平台办。每次从市统计局借支、报账后，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一起算账，扣除平台办的实际支出后，由胡政洲提议，将结余的资金由田红慈平分给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和在平台办工作期间的胡某某。四人先后将结余资金平分36次，合计人民币239.2718万元（其中2015年5月6日之前私分人民币175.8475万元、之后私分人民币63.4243万元），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各分得人民币52.1966万元，胡某某分得人民币30.4854万元。案发后，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胡某某将所得款予以退缴。2018年3月6日，被告人胡政洲、田红慈被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带离办公室并采取留置措施；2018年3月9日，周海军、全建超主动投案。上述事实，有下列公诉机关、辩护人当庭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1.胡政洲户籍证明、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国共产党张家界市委员会关于提名梁碧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马仲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中共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关于胡政洲张玉青廖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证明，胡政洲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1994年8月至2017年8月在市统计局工作，2017年9月7日兼任市旅游统计研究院院长。2.田红慈户籍证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年一次晋级个人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调动审批表、干部履历表证明，田红慈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自1994年8月一直在市统计局工作。3.周海军户籍证明、公务员调任（备案）审批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机关干部行政职务变动个人表、干部履历表、中共张家界市委组织部关于李少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周海军同志调入市旅游质监所的报告、工资转移证、中共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关于周海军胡雯等同志任职的通知证明，周海军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1996年7月至2017年12月在市统计局工作，2018年1月15日兼任市旅游统计研究院副院长。4.全建超户籍证明、工人履历表、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作审批表、劳动合同制工作转移工作单位审批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年一次晋级个人表证明，全建超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自1994年10月一直在市统计局工作。5.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科研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平台办关于工作人员调整分工的通知、平台办关于工作人员分工的通知、张家界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市统计局行政科室和二级机构职责及人员分工》的通知、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科研所的批复、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张家界市旅游统计研究院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张家界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机关规章制度汇编》的通知（张家界市统计局统计分析和政务信息工作制度、张家界市统计局奖励制度、张家界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制度）、张家界市统计局关于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相关情况的说明等证明，2011年初，市统计局与市旅游局联合上报《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统计科研课题，由市统计局承担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相关筹备运行工作，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的主要职责是对旅游产业的资源占用、要素支出、税费对财政与国民收入的贡献等专题抽样调查、调研分析、专项统计等工作。2011年11月2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合作平台”科研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胡政洲任主任。平台办为临时机构，没有配备人员编制，由市统计局人员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等人兼职，四人的工资、福利、绩效资金、人头经费均由市统计局承担。平台办的经费由平台办向市政府相关领导、市财政局及其他相关单位争取，没有进入市统计局预算管理，争取的资金由市统计局代为管理，平台办在经费使用、报账时，按照市统计局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办理。2012年11月12日，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任平台办副主任。2015年5月6日，张家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成立张家界市旅游城市统计科学技术研究所，所属市统计局事业单位，其职能职责、人员编制等机构编制事项没有明确，2016年11月2日更名为张家界市旅游统计研究院，为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6.市统计局记账凭证、支付凭证、发票等证明，四被告人于2011年通过虚造“旅游税负遗漏专项调查辅助调查员补助发放表”套取资金人民币6.4万元；2012年通过虚造“抽样调查调查员名单”、“旅游税负遗漏专项抽样调查员名单”三次套取资金共计人民币16万元；2013年通过虚造“满意度专项调查员名单”、“满意度专项调查数据处理经费”、“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名单”、“旅游税负遗漏专项抽样调查员名单”三次套取资金共计人民币61.16万元；2014年通过虚造“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名单”、“旅游税负遗漏专项抽样调查员名单”、“统计实证研究课题项目调查员名单”，虚开发票，共套取资金人民币111.597万元；2015年通过虚开发票、虚造“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名单”、“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样本费用”等共套取资金人民币76.6185万元；2016年通过虚开发票共套取资金人民币37.95万元。7.田红慈、全建超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账户及其法人代表吴某乙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取款凭证等证明，田红慈、全建超从市统计局借支、报销虚假发票等入账的资金情况。8.小文华打印社营业执照及其吴某甲身份证复印件、长沙市开福区源恒文印服务部营业执照、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名单等证明，四被告人用虚开发票、虚造调查表来套取资金的依据。9.市统计局平台办2011年至2016年财政拨款情况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国库集中支付可用指标的通知、预算支出指标追加书、张统〔2011〕4号和〔2012〕1号文件等证明，2011年12月至2016年底，胡政洲以平台办的名义向有关部门争取资金共计人民币568万元。10.田红慈记账本证明，田红慈自2011年11月至2016年12月从平台办共分得资金人民币52.1966万元。11.胡政洲建行6217003050101044812、6283660102639404账户及田某某（胡政洲之妻）工行1＊＊＊＊＊＊＊＊＊＊＊＊＊＊＊＊＊3账户交易明细、存款凭证、机动车注册登记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分行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车辆抵押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明，胡政洲从平台办所得资金的去向情况。12.田红慈工行账户、建行、账户交易明细、存取款凭证、张家界市永定区回龙路地下商铺门面合同、左某某（田红慈之夫）工商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田红慈建行账户于2011年下半年至2016年底共存入人民币37.87万元，2015年8月，田红慈与左某某共同购买回龙路地下商铺。13.周海军建行、842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周海军将2012年11月22日至2015年从平台办分得的资金存入银行。14.全建超建行账户交易明细、存款凭证、建行信用卡账户交易明细、张家界新佳城商贸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股东变更登记等资料证明，全建超的母亲李梦玉于2010年8月成为张家界新佳城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全建超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用储蓄卡存现24笔共计人民币36.2286万元。15.证人朱某某（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任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证言证明，平台办的资金在市统计局报账，分管财务的张某甲和财务人员曾向朱某某反映平台办的报账手续不符合规定，朱某某要求平台办报账要符合规定。16.证人张某甲（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2010年至2015年分管财务，2017年下半年分管财务）的证言证明，胡政洲以开展调查项目名义为平台办向相关部门争取资金，资金到市统计局账户后，平台办多次以提前借支方式从市统计局借支资金。张某甲因平台办提前借支及报账手续不符合规定与胡政洲发生过矛盾，也向谢建新、朱某某、张某乙局长汇报过，迫于无奈，张某甲不得不同意胡政洲的提前借支要求，在不符合报账规程的票据上签字，2015年的一段时间，因上述问题未解决，张某甲不在此类票据上签字，由胡政洲自己签字报账。市统计局党组会议没有就平台办1万元以上开支进行研究。17.证人单某某（市统计局副处级干部，2010年2月至2017年7月任党组成员、副局长，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9月分管财务）的证言证明，单某某提出与平台办人员一起给调查对象发钱，但胡政洲不同意。2016年，胡政洲从市统计局财务上借支20万元去长沙，后在报账时，被发现评审费超出规定，还有大额印刷费发票，该笔钱最终经市统计局党组会研究后才报销，除此笔支出外，平台办其他1万元以上支出没有开党组会研究，但单某某给局长汇报过。18.证人张某乙（2008年5月至2015年5月任市统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5月主持市统计局工作）的证言证明，平台办为临时机构，一直没有分管领导。胡政洲认为平台办的经费是他自己要来的，一直反对局里管理平台办的经费支出，所以针对平台办大额经费支出情况，市统计局没有召开党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19.证人姚某某（2015年12月至2017年9月任市统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证言证明，姚某某曾经在党组会上听单某某反映平台办大额资金提取不规范。姚某某本人就平台办存在的问题曾给胡政洲讲过多次，但胡政洲每次都讲了很多理由，平台办的问题最终也没在市统计局党组会上形成结果。20.证人卓某某（2006年一直在市统计局从事财务工作）的证言证明，平台办的报账人是田红慈，平台办每次到单位借支现金，借条是经分管领导签字之后，卓某某根据借条申请授权支付，财务人员将现金直接拨付到田红慈的个人银行账户。卓某某给胡政洲提过，要把钱直接汇给商户银行账户，并要他们提供商户名、银行账号、电话号码等资料，但胡政洲说提供商户资料会侵犯别人隐私，不利于工作。21.证人张某丙（1994年12月一直在市统计局工作，2011年一直兼任出纳）的证言证明，平台办存在报账不规范，主要体现在调查人员名单没有调查人员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平台办以需要开展调查等名义，由田红慈多次先到财务上借支大量现金。22.证人胡某某的证言、市统计局关于胡某某同志为我局聘用工作人员的情况说明证明，胡某某于2012年8月至2014年2月为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临时聘用人员，2014年3月至2016年2月为市统计局公益性岗位普查中心工作人员。胡某某在平台办兼职期间，平台办给胡某某分得人民币30.4854万元。2014年，平台办套取资金的9张旅游企业游客满意度调查员补助发放表上胡某某以经手人的名义签过字，本次共套取资金20万元。胡某某在虚假旅游税负遗漏专项抽样调查员补助发放表上以经手人名义签过字。23.证人田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买车花人民币10多万元，车贷大概人民币八九万元，是胡政洲偿还的。家里的财务一直由田某某管理，除了工资外，胡政洲在2014年、2015年期间陆续给田某某现金大概十四五万元，胡政洲说是单位发的加班费、奖金、补助。给的钱一般会存入银行，存钱时间不固定，存钱金额有时候胡政洲给多少就存多少，有时候给的钱加上自己多余的现金一起存入银行，经辨认，1909100101201606933账户2014年、2015年存入多笔现金属实。这些钱用的时候就取出来，主要用于家庭日常开支。24.证人左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2015年，左某某在张家界航院请学生帮平台办开展统计调查工作，每次找二三十名，调查期5天，学生每天的劳务费大概100元至200元之间，学生劳务费由平台办直接支付。市统计局会计凭证2014年10月第2册第16号至17号凭证中一张收款方为张家界航院的人民币3万元发票，不是左某某所开，左某某也未收到这笔钱，张家界航院未与平台办合作过这笔业务；2015年5月第2册第10号凭证中一张收款方为左某某的人民币4万元发票，不是左某某所开，左某某也未收到这笔钱。购买回龙路地下商铺时田红慈支付人民币26万元。25.证人傅某某（周海军之妻）的证言证明，2013年年初后，周海军的工资卡及相关收入由傅某某保管，除工资收入外，周海军给傅某某不到人民币30万元。26.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明，吴某甲自2010年在市统计局附近经营小文华文印社，胡政洲经常在该店打印、复印资料，在这过程中，吴某甲与胡政洲、田红慈、全建超、周海军相识。胡政洲曾两次借过吴某甲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辨认，市统计局会计凭证2015年5月第10号记账凭证中有6张资料费发票，收款方为吴某甲，金额共计人民币26.5485万元，非吴某甲所开，吴某甲也没得到钱；2013年7月第12号、13号凭证及9月第15号凭证中有三张以小文华打字复印社开的资料费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15.34万元，非吴某甲所开，吴某甲也未得到钱。27.证人曾某某（长沙市开福区源恒文印服务部老板）的证言证明，2014年左右，一个自称张家界市旅游局上班的女人（大约40多岁）和一个男人开始在源恒文印服务部复印、打印资料。有一次，那个女人要求源恒文印服务部多开发票金额，补偿8%、10%的开票税费，曾某某同意了，之后曾某某按照要求虚开，实际每次发生的费用最多人民币0.2万元左右。经辨认，市统计局记账凭证2014年8月第2册第17号记账凭证中五张资料费发票、五张印刷费发票为虚开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9.397万元；2016年3月第1册第9号记账凭证中三张资料费发票为虚开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2.7万元；2016年12月第10号凭证中九张资料费等发票为虚开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8.3万元。曾某某只收取虚开发票金额的税费。28.证人吴某乙（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其妻赵某某（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经营人）的证言证明，市统计局的胡政洲、田红慈、全建超、周海军在该公司有印刷业务。2014年下半年因吴某乙身体原因，赵某某开始管理公司事务，2015年后，赵某某出面和平台办的胡政洲等人联系业务、结算款项。胡政洲、田红慈曾要赵某某虚开发票，给其补税费，赵某某同意。经辨认，市统计局2015年12月第2册16号至20号记账凭证中两张诚鑫彩色印务公司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10.07万元，其中部分金额为虚开；2016年4月第1册16号凭证中一张诚鑫彩色印务公司发票，金额为人民币8.45万元，其中部分金额为虚开；2016年11月第1册第16号凭证中两张诚鑫彩色印务公司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18.5万元，其中部分金额为虚开。根据胡政洲、田红慈的安排，赵某某用上述发票在市统计局财务上报账，收到款项后将虚开部分的金额扣除开具发票应交纳的税费后把钱交给田红慈。29.证人谢某某（吉首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经吉首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前副书记晏海清介绍，谢某某认识了平台办的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等人。2015年，平台办委托旅游管理学院安排学生进行旅客满意度调查，晏海清从学院组织10名学生，并与平台办签订协议。调查完成后，晏海清开具人民币3.4273万元咨询服务发票交到周海军手中，收到平台办支付的3.4273万元款项后，晏海清给学生支付了一部分调查补助，剩余部分作为管理费。2016年，平台办委托旅游管理学院安排学生调查旅客满意度、客栈，晏海清组织10多名学生进行调查，这次没有与平台办签订协议，调查补助金额为人民币3万多元，晏海清收到款项后，给学生发放了一部分，另一部分作为管理费。30.被告人胡政洲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成立平台办以后，胡政洲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工作，建议以加班费、奖金名义把专项资金的结余部分平分，其他几人赞同，于是就以发放加班费的名义到市统计局财务上报账，但市统计局财务人员不同意，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能发放加班工资，只能调休。后来胡政洲又找到市财政局，其工作人员说只要找到相关文件就可以发，但一直没有找到科研方面可以发钱的文件，胡政洲打听到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可以获得奖励，当时认为平台办就是科研机构，于是就用套取的方式做假账把钱平均分配给平台办每个人。胡政洲安排田红慈去市统计局财务上借支，大部分借支款直接转到田红慈个人银行账户，少部分转入全建超个人账户。除去平台办正常工作支出后，田红慈将剩余资金取现后由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予以平分。平分资金后，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均参与了虚增调查员登记表（虚增调查员费用）、虚开发票等行为，利用虚假经济手续在市统计局财务上冲抵借支；胡政洲安排田红慈联系张家界诚鑫彩色印务有限公司虚开发票在市统计局过账，然后将套取的资金返回到平台办后予以均分。胡某某在平台办工作期间（2013年2月至2016年1月），也享受到了平均分配平台办结余资金。胡政洲分得36次共计人民币52.1966万元，用于家庭和个人开支。31.被告人田红慈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平台办于2011年成立时起至2016年底，田红慈任办公室成员兼报账员。因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都是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平台办的工作是兼职，胡政洲决定以发辛苦费为名，将平台办的结余经费平分给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胡某某（在平台办工作二三年时间），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均接受分钱的安排。胡政洲以平台办开展工作的名义，从省市争取专项资金，拨付到市统计局以后，胡政洲安排田红慈到市统计局财务上办理借支手续，然后由财务人员把钱转入田红慈账户。根据胡政洲的安排，田红慈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平台办实际发生的调查员报酬、资料费、会议费、专家评审费、招待费，之后，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通过虚增样本调查费支付手续、虚开大额资金发票的方式，将相关附件伪造好，由胡政洲签署意见，再到市统计局财务上报账，抽取借条，或直接联系相关印刷企业用虚开的发票过账，后过账企业将钱返回到平台办。然后，四被告人一起算账，除去平台办运转开支（包括平台办争取资金用餐、烟酒费用）后，将结余资金予以平分。私分后，记账本交给胡政洲，胡政洲有时将记账本撕毁。每次造假套取资金，平台办的全体人员都清楚，有时还商量过，每次造假的行为不一定每人都参与，但大家对造假都认可，因为每次分钱的时候都是平均分配，每人都有。胡某某对有些造假情况不知道，她只知道虚增调查样本费的情况，其他套取情况她应该不知道。另外，田红慈家庭记账本记录了2011年11月至2016年底平台办分钱的情况，田红慈分得36次共计人民币52.1966万元，该款大部分存入建行账户，用于股市投资、购买保险及生活开支等，并在永定区回龙路购买地下商铺支付人民币26万元。32.被告人周海军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每次调查的时候会打印一些名称是“某某调查调查员名单”的调查表，这些调查员名单有三列，分别是姓名、金额、签名，先将调查员名单中的姓名、金额两列空着，然后以签到的形式让调查人员或者以发放礼金的名义让游客在该表的最后一列签字，之后将该表交给田红慈，田红慈根据实际需要套钱的情况计算好金额后，将金额打印在金额那一列，再由田红慈或我们其他人在姓名一栏签字，表造好以后，平台办所有工作人员在上面签经手人，然后由田红慈拿到市统计局财务上冲账。一般调查前先从市统计局财务上借支费用，之后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通过虚增调查员统计表或虚开大额发票在市统计局财务上报账，套取的资金扣除调查实际支出并预留平台办运转经费后，结余部分由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胡某某（2013年至2015年）予以平分。胡政洲作为平台办的领导，想给大家发一些补助，但又找不到相关依据，只好通过虚开发票、套取调查经费等方式来发放。之所以采取这种虚假的方式来冲账，是为了将借支多余的钱分给大家，而这些钱又不能通过正常的手续报销。周海军曾经建议胡政洲不要用虚假的调查人员名单和虚开的发票套取平台办的资金发放相关补助，要通过正规途径给大家发放，但是胡政洲没有听取其意见。周海军分得36次共计人民币52.1966万元，分得的钱大部分交给妻子傅某某，一部分存入周海军个人银行账户，用于个人和家庭开支。33.被告人全建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平台办每次做调查，发了某某调查调查员名单，这些名单有三列，第一列是姓名、第二列是金额、第三列是签名，姓名和金额两列是空着的，如果是全建超个人带学生去调查，先要学生在调查人员签名那一列签名，签名之后全建超就在姓名那一列签名，等调查结束后，全建超把调查员名单交给田红慈，田红慈根据报账需要填写具体的金额，表造好之后，田红慈要求大家签经手人，然后田红慈去报账；如果是平台办大家一起去调查，那么调查员名单是田红慈造的，做调查的时候，调查员名单的姓名和金额两列是空着的，先要学生以签到的名义在签名那一列签名，调查结束后再由田红慈根据报账需要将姓名和金额两列填好，有时候全建超和周海军也会帮忙填写姓名那一列，调查员名单造好之后，田红慈要大家签经手人，然后交给田红慈统一到财务上报账。无论是全建超自己带学生去做调查还是平台办大家一起去做调查，金额那一列都是调查结束后再填上去的，金额都不是实际给调查员发放的金额，每次调查之后，调查员名单表上的金额都是田红慈根据财务上的需要虚增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平台办调查的经费全部报出来，才能把平台办调查前借支的账填平。平台办每次分钱都是胡政洲决定的，分该钱，一是每次做调查项目，平台办都套得有调查经费，这些经费除少部分实际调查支出外，还有大部分结余，二是大家做调查辛苦了，当时觉得额外分点辛苦费很正常。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分钱这件事向胡政洲提出过异议，胡政洲当时讲，大家做调查辛苦了，可以给大家分点钱作为调查补助，大家觉得有领导的表态，分点钱作补助是正当的，就没有再提异议了。全建超分得36次共计人民币52.1966万元，用于生活开支、炒股，陆续在以其母亲李梦玉的名义投资的张家界新佳成商贸有限公司投入17万元左右。34.湖南锦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湘锦诚会鉴字〔2018〕第18002号司法会计鉴定书证明，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等四人通过“虚造调查员表、虚开发票”等报账方式从市统计局套取资金人民币313.8255万元，支付平台办产生的各种不符合财务规定的费用后平分公款合计239.2718万元，其中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各分得52.1966万元，胡某某（临聘人员）分得30.4854万元。35.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清单、缴款收据证明，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各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2.1966万元，胡某某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4854元。36.到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胡政洲、田红慈于2018年3月6日被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从办公室带离并采取留置措施，周海军、全建超于2018年3月9日下午主动投案。在对四被告人立案审查前，监察委已经掌握他们涉嫌犯罪的部分事实，审查期间，四被告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赔所得赃款。37.辩护人蒋训民提交的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文件（湘办发〔2017〕9号、湘办〔2017〕50号）证明，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7年3月2日下文，自主规范管理横向经费，规范项目资金使用行为，严格科研经费使用，不得利用虚假票据或虚假事件套取资金，不得违反财经法纪，不得通过编造虚假合同、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38.辩护人向波提交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摘录）证明，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间接费用的内部管理办法，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结合一线科研人员实际贡献公开公正安排绩效支出；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或管理费用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资金中重复提取、列支相关费用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政洲、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平台办兼职的便利，以虚列开支的方式骗取、侵吞公款人民币239.271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胡政洲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政洲犯贪污罪不成立。因平台办系政府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至2015年5月演变为事业单位，甚至到2017年9月7日之前，都没有人员编制和独立的财务，均由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兼职和财务代管，其性质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单位，胡政洲系国家工作人员，而非真正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其争取的资金虽系专项经费，但也系公共财物，胡政洲不能以任何理由骗取、侵吞，私分的行为虽在其内部具有公开性，但四被告人是通过骗取、侵吞手段来实现的，其行为完全是利用在平台办履职的便利来完成，故其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蒋训民认为公诉机关没有提交相关单位给平台办拨付资金的委托资料，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本案案情。因相关单位委托平台办进行项目研发拨付的资金均是公共财物，有无相关委托资料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蒋训民、郭权满提出司法会计鉴定书的部分内容不真实、鉴定意见不客观，自认存在缺陷，鉴定依据不足，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该鉴定书能与本案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本院可以采信其有关内容。辩护人蒋训民、郭权满提出各被告人分得的人民币52.1966万元全部认定为非法所得不合理。因四被告人兼职平台办工作应依法依规获取劳动所得，不能采取非法手段来占有，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蒋训民提出本案的发生系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健全所致，应对胡政洲的行为从宽认定。因不管该制度健全与否，均不能违法占有该专项资金，期间和后面出台的规定也要求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规范项目资金使用行为，不得利用虚假票据或虚假事件套取资金，故其行为不是从宽认定的理由。辩护人向波、郭权满提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特征，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如前所述，平台办以至后来成为事业单位，因没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和财务，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要件，故两辩护人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郭权满提出周海军因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责的对象而不能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更不能支持。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胡政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田红慈、周海军、全建超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田红慈在本案中的作用大于周海军、全建超。周海军、全建超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胡政洲、田红慈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四被告人主动退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郭权满提出周海军系从犯、初犯、偶犯，有自首情节，能积极退赃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提出应对其免予处罚，与罪责刑不相适应，本院不予支持。扣押的人民币239.2718万元系四被告人和胡某某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胡政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留置一个月二日折抵有期徒刑一个月二日，即从2018年4月8日起至2022年3月5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田红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留置一个月二日折抵有期徒刑一个月二日，即从2018年4月8日起至2021年3月5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周海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20年11月15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四、被告人全建超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1月16日起至2020年11月15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五、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9.2718万元，予以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判长黎德升审判员向周富人民陪审员谢小平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吴扬慧书记员向鹏

案例二相关法律条文：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案例二判决结果：
name: 胡政洲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四年
name: 田红慈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三年
name: 周海军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
name: 全建超
crime: 贪污罪
sentence: 有期徒刑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