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董必武指‘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改革開放後，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繼而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國「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所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仇恨心理和斗争哲学，进而它还意味着我们朝着抛弃（蘇俄）洋教条」。改革開放前的政治運動師承自俄國十月革命，清华大学法学院苏亦工寫道「俄师教给我们的除了暴力、强权和欺诈外，还多了三样东西：仇恨、斗争和丧失自我。关于仇恨和斗争，凡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走过的人，哪个不曾有过‘仇恨在胸’、‘斗志昂扬’的经历？回首1921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频繁不断的斗争,接踵而至的运动，无不弥漫着暴力和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