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文明之反应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知识分子们认为应当学习西方的器物，随后他们认识到也应但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法律，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认识到亦应当学习构成西方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和魏源等人提出的“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影响了后人，清朝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以图学习西方的军事器械，李鸿章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方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亦语“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不我不逮足矣”。然而，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更多人则转而追求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严复则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思想上的落后，其认为西方近代文化之命脉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非“汽机兵械”和“天算格致”，并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的思想影响了后来者，如曾与严复会面的孙中山认为国民教育才是巩固共和根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