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热河战役和塘沽协定。1937年12月改入航空兵，入滨松陆军飞行学校。1939年8月晋升陆军少将。诺门罕事件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认为对苏防御十分重要。中日战争期间担任第三飛行師下屬轟炸機部隊第三飛行團團長，1940年8月任官後多次同乘轟炸機視察對重慶轟炸效果，也參加了101號作戰，當時他目睹轟炸機多次差點炸到靠泊在重慶的美國炮艦，加上陸軍為了南進政策無法抽出部隊攻佔重慶，對重慶的戰略轟炸也變成不人道、破壞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且沒有戰略意義的作戰任務。且在重慶轟炸的同時，納粹空軍也在對倫敦實施戰略轟炸，日本駐德英武官回饋給本國的資料也讓航空軍官省思對敵軍首都戰略轟炸的實際效果；因此在102號作戰結束後，1941年9月3日他向上級單位第三飛行集團指揮官中將提出「重慶爆擊無用論」，該論點在陸軍高層中也得到重視。1941年与日本海军合作参与重庆大轰炸，当年8月30日参与突袭蒋中正官邸的轰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