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体系：影响的焦虑《古人论书数则》《试茶条幅》《书谱》摘句……十届国展上投稿量最多、吸引眼球最甚的书种，非行书莫属；初评、复评、终评乃至获奖作者中，又尤以“二王”体系的行书、草书最为万众瞩目。
面对这成百上千的“二王”一路的作品涌入国展，在评审现场，赵学敏等监审委员拿起一件件品评：“能看得出在临帖上下过功夫”、“有二王的气息，但弱在墨色变化”、“线条的变化不同，但意思有了”——看到一件学“二王”和黄庭坚的行草大字，只点评了一句：“估计评得上。”
事实证明，赵学敏们的猜测不爽不错。
这是必然的现象——谁让我们身处“二王”体系书风炽盛的时代。
言必称“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除去了八分书、章草的笔法痕迹，变章草的模式为纵式，开创全新的行草书模式，风格上一改两汉以来的恢弘博大，以清朗俊逸实现别开生面，以其《乐毅论》《黄庭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鸭头丸帖》《中秋帖》中潇洒流美之风，雄霸书坛1600余年，以其行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致处含蓄多姿，行书婉转灵动、草书去章草之波磔，开今草流畅而富韵致之新风，从而成为后世习王者之创源：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其情；当代书坛中从国展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