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20
世纪中外都是多事之秋，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这曾使我怀疑史学是否具备“资治”的功能。实际上，《资治通鉴》出来以后，中国历史似也不比以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不能使政治得到“应有的”借鉴)。
后来读书稍进，乃有所悟：中国史学的基本主旨就是“守先待后”，这不仅是一种守护的责任，也帮助我们因应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易经》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知古”，君子提高自己，是谓“蓄德”。而其目的，不仅是应对(个人和群体)面前的生活，还要“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即梁启超所说的“慧观”)。简言之，“守先待后”意味着一种通透的长程眼光，不忘过去，关注现在，同时还面向未来。
时间的意识，通观的眼光，是史学的要素，可能也是史学对其他领域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故所谓“资治”，不仅是告诉读者历史上发生过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人之借鉴，更多是提供一种上述的长程眼光，可以继往开来。
“资治”针对的当然是“治者”，故《资治通鉴》就是写给皇帝和官员看的;或用今天更好听的术语说，是给政治家看的。政治家最宝贵的，当然是有长远的眼光。即使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一个心中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