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一 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 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 吐。
到了十二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一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 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在这个过程中， 五十二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戚戚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清晨三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