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对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
”注1 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有贪腐，就需反贪腐。
吴晗总结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计，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约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
厚禄、严刑两种方法，的确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反贪思想，相应地也曾经落实到制度设计，并进行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反贪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古代反贪思想及制度设计的实际效果
“高薪”无法“养廉”
吴晗先生所说的“厚禄”，当代的说法是“高薪”。“高薪养廉”，也是中国当下不断有人提议的。不过，从历史实践来看，“高薪”并不能“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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