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温铁军、兰永海：在城镇化中化解社会风险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3年3月1日。作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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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应该主要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中心城镇建设，高度重视城乡合作与社会融合，高度警惕结构变动引发的各类社会风险
我国城镇化战略包含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战略调整，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第二资本池”，也能在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实事求是地呼应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比我国高，但多为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贫民窟，社会危机烈度倍增，且容易诱发连锁反应。以此为鉴，反思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应该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深刻而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
一方面，城市“新工人群体”崛起对城市治理、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2011年，我国城市农民工2.53亿，占农村非农就业总量的50.7%，加上0.4亿随迁家属约为2.9亿。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要变成市民，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与劳资矛盾进一步凸显，也使打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陡然显化，打破了原有“城市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