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书生做吏——夏衍在文化部（1955-1966）（下）（ 载于《传记文学》2015年第12期  特稿 ）
编者按：文化部门始终是意识形态角力的重要场域，身在其中，尤其处于领导位置，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深长思之，有所自觉，有所作为，不然很难把握文化工作的灵魂与核心。我刊推出陈奇佳教授的力作《书生做吏——夏衍在文化部（1955-1966）》，意在回望那段历史，重新思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夏衍在文化部勤勉工作，呕心沥血，但后来遭到批判，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历史“剧情主线”的自然发展。夏公的书生意气与不谙政治，时代给了他回答。文艺不是纯美学问题，还具有社会与时代性，倘不明了此事，吃苦头走弯路是难免的。当然，此文还有更丰富内涵，悉请读者阅知与品念。
茫然
夏衍在1964、1965这两年的遭遇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茫然、被抛出、成为典型。
文化部整风的发端乃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写下的批示。这期情况汇报登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泽东写下了一段批语，内称：“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