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音乐史”浅议梁茂春（音乐史学家、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授，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音乐文化史”，我简单地将之理解为“人本主义音乐史”或“人文音乐史”。“文化”者，“人化”也；“人化”者，“人文”也，“人本”也。“人文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一条光彩大道。
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大凡都是人性真善美的结晶。正如丹纳所言：“一流作品必定追求和表现人性、人情、民族中最深刻而经久的特征。”（〔法〕丹纳：《艺术哲学》，转引自《傅雷译文集》第15 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7页）。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正如《尚书·大禹谟》所写：“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
当音乐历史的研究上升到人性、人文的高度时，即将音乐历史和音乐事件直接面对人的灵魂的时候，一切音乐问题就都相对地简单化了，一切（如国家、民族、地理、文化等）都可以超越了。历史判断的标准只剩下了人性——至高无上、人类共通的人性。正如梁漱溟所言的“对人有无好处，好处是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又如墨子《非乐上》中所提到的：“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只要是为了人，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