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余新忠：新文化史视野下如何解读史料？余新忠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2015年度“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余新忠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等。
谈到史料与史学，相信很多人会不由地想起傅斯年的那句名言，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说法提出后，影响甚巨，误解亦不少，其实若将此论述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便不难看出傅氏的旨趣并不简单，其最早有关这一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是从近代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道出了对史料的认知和史料运用的革新对于近代史学出现的重要性。实际上，不仅20世纪初的新史学如此，其后半叶出现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后现代史学亦是如此，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