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学术争鸣：M．乌兰｜再议中国文献学著述中“托忒文文献”诸问题之所以用
“
再议
”
一词，是因为笔者在《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
——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86-90
页）中，曾指出
1997
年至
2004
年间出版的我国历史文献研究著述中存在的问题。
但近期在我国出版的有关托忒文文献的著述中，除了依然延续过去的问题以外，还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文献学著作是
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源流》（简称《源流》）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基础教程》（简称《教程》）。
这些著述在宏观上对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献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关于托忒文文献介绍，两本书中各有上千字，字数不多，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却不少，特归纳如下：
1
、对托忒文文献的分类定义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看《源流》的分类，
“
扎雅班弟达创制托忒蒙古文后，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元年（
1650—1662
年）与他的弟子翻译了
200
多部作品，大多为藏传佛教经典，也有一些是世俗典籍，如《明鉴》、《四部医典》等。
”
《源流》把托忒文文献分类为
“
藏传佛教经典
”
和
“
世俗典籍
”
，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