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辟谣之三：清朝考据学之兴起是因学者害怕文字狱？一代学术风气之转移，必有其内在规律可寻。清朝考据学的兴起，不少学者将其归咎于文字狱，因当时之高压政策而使清代学人纷纷埋首故纸堆。这也被大部分人当成常识。但我们从学术内部规律和清朝实际情况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结论并不可靠。
清代之学，承绍晚明。明中叶，阳明心学大行于世。心学重在“致良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可说是对朱子“格物致知”之学的一大反动。
阳明心学的流弊最后造成空谈心性，学风空疏。即如学宗阳明的黄宗羲也提出了批判，“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顾炎武更是把明之亡国归罪于阳明之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明末诸儒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实学，以对抗王学末流。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承这一股风气发展而来的。清儒很多著作体例与方法都可说是与顾炎武一脉相承。
再说入清后之学术，清朝将朱子之学定为正统，但也有不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