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塾为什么不从《论语》读起中国古代童蒙讀書受教的次序，一般是先學習一些基礎的蒙學讀物，然後進入到儒家經典的學習。中国古代的蒙學教育，其特點是在教兒童識字的同時，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和其他多方面的常識教育。也即識字教材同時就是倫理思想教材或常識教育教材。如唐代以前影響最大的識字教材《急就篇》，其主體就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百官制度。南朝時期産生的《千字文》也是如此，它首先是部識字教材，但其中又蘊含了多方面的常識與倫理内容。
雖然唐代以後，蒙學教材就有比較明顯地分門專寫的傾向，像道德教育、歷史故事、典章名物、詩詞歌訣漸有專書。比如被明代朱升譽為“小四書”的《名物蒙求》、《性理字訓》、《歷代蒙求》、《史學提要》就是分別從自然及生活常識、理學觀念和歷史知識三個方面對兒童進行教育。然而這種以識字教育爲骨幹，同時進行其他多方面啓蒙教育的模式是一成不變的。“三、百、千”是明清時期最流行的識字教材，同時又具有多方面的教育功能。明代學者呂坤在《社學要略》中就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徐梓、王雪梅編：《蒙學要義》，山西教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