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头条】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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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