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琐记（图/谢驭飞）
前两天才读完陈丹青先生的《纽约琐记》，其中陈先生记录的关于他在纽约租画室画画的那段时光让我似曾相识，非常像我经历过的八十年代的北京画画人的状态，不过，北京的那个画画人带有理想主义的时代已随着艺术品商业化运作如惊鸿一现，再也不复重来，在我的记忆中只像曝光不足的旧胶片留下一些斑驳的，似是而非的影子。
我记得当时在美术馆接二连三的有几次巨大的展览，很快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话题，包括那次著名的人体艺术展，让全国的老少爷们一饱眼福。还有后来的现代艺术展，让人们知道了不光是可以在画布上作画，还存在一种艺术形式叫行为艺术，并且在美术馆闹得沸沸扬扬的是竟然有一位艺术家向他的作品开了几枪。顿时，满街的长发皮靴的艺术家成了文化的英雄，被大众推上了风口浪尖，就连我一个美术中专的学生也为自己是一名学画画的而感到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我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这三个朋友：老董，小朱和小莫。当时北京有两大画家聚集地，最有名的是圆明园画家村，后来好些多金艺术家都是源自那里，而这三位是住在刚刚开始形成聚落的画家东村，在北京东边的平房乡一带，那时的东村条件比圆明园更为艰苦，小村子里几乎每家院子都住着一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他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