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JUFanLab/TCMChat-dataset-600k huggingface dataset:
”每100克马齿苋鲜嫩苋茎叶含蛋白质2．3克，脂肪0．5克，糖类3克，粗纤维0．7克，钙85毫克，磷56毫克，铁巨1．5毫克，胡萝卜素2．23毫克，维生素BI0．03毫克，维生素民O．11毫克，维生素PP0．7毫克，维生素C23毫克。
此外，还含有大量去甲肾上腺素、钾盐及丰富的柠檬酸、苹果酸、氨基酸以及生物碱等成分。
维生素A样物质，故能维持上皮组织如皮肤、角膜及结合膜的正常机能，参与视紫质的合成，增强视网膜感光性能，也参与体内许多氧化过程。
马齿苋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等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痢疾杆菌的作用很强，所以．马齿菜适宜患有急慢性痢疾肠炎以及膀胱炎，尿道炎（轻度尿道畸形也可）的人服食。
马齿苋中含大量去甲肾上腺素和多量钾盐，以及苹果酸、柠檬酸、谷氨酸、天冬氨酸、丙氨酸和蔗糖、葡萄糖、果糖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抑菌试验:对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等均有抑制作用，特别对痢疾杆菌的作用很强。
马齿苋也属一名酸米菜，南京地区药材名叫安乐菜。
系马齿苋科植物。
肉质草本，开黄色小花，果实成熟时环状裂开，分布中国各省。
赤白痢疾马齿苋60~90克(鲜草加倍)，扁豆花3至12克，水煎加红糖，一日分2次服。
或马齿苋烧存性，研细，以糖水调服。
每次服6克，一日2次。
妇女赤白带鲜马齿苋，洗净捣烂绞汁约60克，生鸡蛋2个，去黄，用蛋白和入马齿苋汁中搅和，开水冲服，每日1次。
黄疸鲜马齿苋绞汁，每次约30克，开水冲服，一日2次。
烂腿(臁疮)鲜马齿苋捣烂，连渣敷于患处。
小便尿血，便血鲜马齿苋绞汁，藕汁等量，每次半杯(约60毫升)，以米汤和服，一日2次。
尿道感染，尿余沥，尿不尽，尿线细，尿畸形马齿苋150克，红糖90克，加水浸泡2小时，文火煎30分钟，一日一剂，一日服3次。
用法用量9～15g；鲜品30～60g。
外用适量捣敷患处。
贮藏置通风干燥处，防潮。
备注马齿苋为治菌痢的要药，可单用本品煎服，也可配合辣蓼等药同用，以用新鲜者效果较佳。
本品在近年来应用范围有所发展，如用治百日咳、肺结核及化脓性疾患等。
由于本品原可做蔬菜食用，即使大量应用也很安全，故是一味值得重视的药品。
别名马齿草、马苋、马齿菜、马齿龙芽、五方草、长命菜、九头狮子草、灰苋、马踏菜、酱瓣草、安乐菜、酸苋、豆板菜、瓜子菜、长命苋、酱瓣豆草、蛇草、酸味菜、猪母菜、狮子草、地马莱、马蛇子菜、蚂蚁菜、长寿菜、耐旱菜  马笕菜的叶子【汉语拼音】:machixian【药材拉丁名】:HerbaPotulacaeOleraceae【拉丁植物动物矿物名】:PortulacaoleraceaL.【科属分类】:马齿苋科【出处】:《中华本草》【性味】酸，寒。
①陶弘景：小酸。
②《唐本草》：味辛，寒，无毒。
③《本草经疏》：味辛苦，气寒，无毒。
【归经】:入大肠，肝、脾经。
①《滇南本草》：入胃。
②《得配本草》：入手太阳、阳明经。
③《本草再新》：入肝、脾二经。
【功效分类】:清热解毒药；凉血药。
功效与作用清热解毒，散血消肿；凉血止痢；除湿通淋。
治热痢脓血，热淋，血淋，带下，痈肿恶疮，丹毒，痕疬。
用于湿热所致的腹泻、痢疾，常配黄连、木香。
内服或捣汁外敷，治痈肿。
亦用于便血、子宫出血，有止血作用。
【主治】:热毒泻痢；热淋；尿闭；赤白带下；崩漏；痔血；疮疡痈疖；丹毒；瘰疬；湿癣；白秃。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10-15g，鲜品30-60g；或绞汁。
外用：适量，捣敷；烧灰研末调敷；或煎水洗。
【用药禁忌】:《本草经疏》：凡脾胃虚寒，肠滑作泄者勿用；煎饵方中不得与鳖甲同入。
不良反应及治疗。
【药材基原】:为马齿苋科植物马齿苋的全草。
【植物形态】:一年生草本，肥厚多汁，无毛，高10-30cm。
茎圆柱形，下部平卧，上部斜生或直立，多分枝，向阳面常带淡褐红色。
叶互生或近对生；倒卵形、长圆形或匙形，长1-3cm，宽5-15mm，先端圆钝，有时微缺，基部狭窄成短柄，上面绿色，下面暗红色。
花常3-5朵簇生于枝端；总苞片4-5枚，三角状卵形；萼片2，对生，卵形，长宽约4cm；花瓣5，淡黄色，倒卵形，基部与萼片同生于子房上；雄蕊8-12，花药黄色；雌蕊1，子房半下位，花柱4-5裂，线形，伸出雄蕊外。
蒴果短圆锥形，长约5mm，棕色，盖裂。
种子黑色，直径约1mm，表面具细点。
开花的马笕菜【资源分布】:分布于全国各地。
【生态环境】:生于田野路边及庭园废墟等向阳处。
植物栽培】:生物学特性喜温暖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强，能耐旱，在丘陵和平地一般土壤都可栽培。
【栽培技术】:用种子繁殖，春季4月播种，在  废墟处的马笕菜整好土地上，开1．3m的畦，按行林距各约25cm开穴，深约5cm，施人畜粪水，种子与火灰拌匀后，匀撒穴里。
【田间管理】:幼苗高5～6cm时匀苗、补苗，每窝留苗3～4株，并除草，追肥1次；苗高15cm时，进行第2次。
7月可再扯草。
追肥1次，肥料都以人畜粪水为主。
【病虫害防治】:主要有蜗牛为害，可在早晨撒鲜石灰防治。
【采收和储藏】:8～9月割取全草，洗净泥土，拣去杂质，再用开水稍烫（煮)一下或蒸，上气后，取出晒或炕干；亦可鲜用。
【药用部位】:全草。
【生药材鉴定】:性状鉴别全草多皱缩卷曲成团。
茎圆柱形，长10-25cm，直径1-3mm，表面黄棕色至棕褐色，有明显扭曲的纵沟纹。
叶易破碎或脱落，完整叶片倒卵形，绿褐色，长1-2．5cm，宽0．5-l．5cm，先端纯平或微缺，全缘。
花少见，黄色，生于枝端。
蒴果圆锥形，长约5mm，帽状盖裂，内含多数黑色细小种子。
气微，味微酸而带粘性。
以株小、质嫩、整齐少碎、叶多、青绿色、无杂质者为佳。
【显微鉴别茎横切面：表皮细胞1列；皮层宽阔，外侧为1-3列厚角组织，皮层薄壁细胞中含草酸钙簇晶，直径15-60μm，有时可见淀粉粒及细小的棱状结晶；维管束外韧型，8-20个排列成环，束间形成层明显；髓部细胞中亦含草酸钙簇晶。
【粉末特征】:绿色，味酸。
①叶上表皮细胞表面观，细胞壁较平直，下表皮细胞垂周壁常波状弯曲；角质层纹理明显，气孔平轴式。
叶肉细胞中含草酸钙簇晶，直径7-37μm。
②淀粉粒较少，单粒类圆形，直径5-20μm，脐点点状或裂缝状，层纹不明显；复粒少见，由2-3分粒组成。
③种皮细胞碎片深棕红色，表面观细胞呈多角星状，有多数小突起。
④果皮石细胞大多成群，长梭形或长方形，壁较薄，亦有类圆形，壁较厚。
尚可见有果皮薄壁性大形网孔细胞。
另有茎表皮细胞、导管、花粉粒、果皮表皮细胞等。
【理化鉴别】:（1)取本品粉末2g，加5%盐酸乙醇溶液15ml，加热回流10min，趁热过滤。
取滤液2ml，加3%碳酸钠溶液1ml，置水浴中加热3min后，在冰水中冷却，加新配制的重氮化对硝基苯胺试液2滴，显红色。
（检查香豆精)。
（2）取本品粉末10g，加蒸馏水100ml，并用甲酸调PH至3-4，冷浸2h，时时振摇，滤过。
滤液置蒸发皿中置水浴中浓缩至约10ml，滤过，滤液备用。
取滤液数滴置比色板上，加1%铁氰化钾水溶液1-2滴，再加1%三氯化铁乙醇溶液1-2滴，溶液变绿并出现蓝色沉淀。
（用去甲肾上腺素0．2%水溶液及多巴水溶液做对照，结果相同)。
（3）薄层色谱取上述滤液点样用。
并以0．2%去甲肾上腺素水溶液及0．1%多巴甲酸水溶液对照。
点样在硅胶G（青岛)板上，以正丁醇-冰乙酸-水（3：1：1)展开，展距13cm。
喷0．2%茚三酮乙醇溶液，喷后置红外灯下烘烤约10nmin，显色，样品斑点显淡紫色。
两种对照标准品初显紫红色，久置后现淡棕色。
中药化学成分全草含大量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和多量钾盐（包括硝酸钾、氯化钾、硫酸钾和其他钾盐)[2]。
还含多巴（dopa)，多巴胺（dopamine)[1]，甜菜素（betanidin)，异甜菜素（isobetanidin)，甜菜式（betanin)，异甜菜甙（isobetanin)[3]，草酸（oxalicacid)，苹果酸（malicacid)，柠檬酸（citricacid)，谷氨酸（glutamicacid)，天冬氨酸（asparticacid)，丙氨酸（alanine)以及葡萄糖（glucose)，果糖（fructose)，蔗糖（sucrose)[4]等。
另据报道全草显生物碱，香豆精，黄酮，强心甙和蒽甙的反应[4]。
并含大量的聚ω3不饱和脂肪酸（ω3-polyunsaturatedfattyacid)[6]。
【炮制方法】:拣净杂质，除去残根，以水稍润，切段晒干。
晒干的马笕菜1.抗菌作用曲淑岩报道马齿苋乙醇提取物对志贺氏和佛氏付赤痢杆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水煎剂对志贺氏、宋内氏、斯氏及费氏痢疾杆菌均有抑制作用，但痢疾杆菌在马齿苋肉汤中多次传代后能产生明显的抗药性。
醇浸物或水煎剂对大肠杆菌、伤寒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有抑制作用；对某些致病真菌如奥杜盎氏小芽胞癣菌等，也有不同的抑制作用。
对结核杆菌无抑制作用；对小鼠腹腔注射大肠杆菌感染，用醇提液或醇提后残渣水煎液均无效。
1992年马慕英报道了深圳市菜市场出售的野生马齿苋对多种常见的食品污染菌的抑菌作用。
结果表明，马齿苋对多种常见的食品污染菌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即使稀释到12.5%的浓度仍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尤其是对许多细菌，如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变形杆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等抑菌作用较强，而对藤黄八叠球菌不抑制，对霉状杆菌抑制作用不明显。
马齿苋对一些霉菌也有抑制作用，如对总状毛霉、赤霉、交链孢霉、黄曲霉等抑制作用也较强；而对黑根霉、绿色木霉、黑曲霉无抑菌作用，对酵母菌无抑菌作用。
2.对平滑肌的作用1985年曲淑岩报道马齿苋提取液(水煎浓缩加酒精去掉沉淀制成)及其分离的结晶氯化钾对豚鼠、大鼠及家兔离体、犬的在位子宫皆有明显的兴奋作用。
马齿苋注射液2ml(相当于生药5-10g)，比用麦角新碱0.2mg为强，较用垂体后叶素10单位为弱;而用4-6ml则与垂体后叶素10单位相仿。
从马齿苋中分离的氯化钾结晶对大鼠离体回肠有明显的收缩作用，其作强度与前列腺素E1，200ug、新斯的明0.25mg相似，而20%煎剂0.2ml对离体豚鼠小肠有抑制作用。
此后国外学者SunbhanichM等研究了马齿苋新鲜植物榨的水汁及沸水提取物对离体豚鼠肠蠕动及离体的心房和气管收缩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于离体回肠，水汁和沸水提取物都使收缩的紧张度、振幅、频率增强。
这种作用与乙酰胆碱类似，而且是剂量依赖性的。
但是，收缩的紧张度和蠕动的增加可轻微地被阿托品阻断。
两种类型的制剂均显示出剂量依赖性的对心脏心肌收缩力和收缩速率的作用，以及对离体气管条的松弛作用。
这些作用与异丙肾上腺素产生的作用类似，并且可被心得安(2.1x10(-5)mol/L)完全阻断。
马齿苋对离体豚鼠回肠和心房的作用结果提示该药可分别作为松弛剂和强心剂，其对支气管的扩张作用可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
3.对骨骼肌的作用OkwuasabaF等于1987年报道马齿苋水提取物有独特的使离体和在体骨骼肌舒张的特性，将此水提取物局部用于脊髓损伤所致的骨骼肌强直有效。
作者又进一步研究了马齿苋的各种提取物的药理活性，并与水提取物作了比较。
结果表明，就对大白鼠膈神经一偏侧膈肌(MS和NS)及蛙腹直肌标本的抑制作用而论，马齿苋的各种提取物[甲醇(MEE)，乙醚(DEE)及可透析的(DIF)提取物]的作用相似而且与水提取物(AEE)的作用也十分相似。
此3种提取物均具有：（1）产生由开始时颤搐张力的增加随后长时间持续抑制所组成的双相反应；（2）显著降低K+和咖啡因所致挛缩的颤搐/强直比例；（3）衰减激动剂烟碱所致腹直肌挛缩。
不可透析的(NDF)提取物仪显示很轻微的肌肉舒张作用而不衰减激动剂烟碱引起的挛缩。
其作用机理可推测为：马齿苋水提取物和有机溶剂提取物通过干扰各种钙池而产生肌肉舒张，这些钙池与兴奋一收缩偶联如起动钙和细胞内钙池有关。
咖啡因引起的收缩部分地是通过动员肌浆网(SR)钙池，而干扰这种钙池的动员，则可以部分地解释所观察到的各种不同的马齿苋提取物对咖啡因收缩的衰减。
这些提取物的其它作用如对颤搐(MS)和强直张力的抑制可以用类似机理解释。
这些提取物的IC50的强度顺序为DIF≥MEE>DEE。
因甲醇比乙醚的分配系数低，可能甲醇提取物中含有更多的马齿苋肌肉舒张作用的活性成分。
根据DIF具有明显的作用以及以前使用高压液相层析提取的100%乙腈部分没有骨骼肌舒张作用，可以认为马齿苋的有效成分中可能包括极性成分。
4.对子宫的作用李守柔等于1979年报道，马齿苋对动物子宫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一为兴奋作用，系马齿苋中分得的氯化钾；一为抑制作用，系马齿苋中的有机成分。
钾盐主要存在于茎中，有机成分主要存在于叶中。
5.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兰州医学院报道，20%水煎剂0.2ml对离体蛙心有抑制作用。
对麻醉狗静脉注射3ml/只，呼吸、血压、心跳均无明显影响。
6.促溃疡愈合作用全国中草药汇编报道，本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样物质，故能促进上皮细胞的生理功能趋于正常。
7.其它作用StefanovZH等报道马齿苋的水溶性和脂溶性提取物能延长四氧嘧啶所致严重糖尿病大鼠和兔的生命，但不影响血糖水平，提示马齿苋提取物可改善脂质代谢的紊乱。
【临床运用】:A.【各家论述】:1.《本草经疏》：《经》云：营气不从，逆于肉里，乃生痈肿。
2.《原病式》云：诸痛痒疮，皆属心火。
马齿艾辛寒能凉血散热，故主症结，痈疮疔肿，白秃，及三十六种风结疮，捣敷则肿散疔根拔，绞汁服则恶物当下，内外施之皆得也。
辛寒通利，故寒热去，大小便利也。
苦能杀虫，寒能除热，故主杀诸虫，去寸白，止渴；辛寒能散肺家之热，故主目盲白翳也。
药用马齿苋大话马齿苋3.《本草正义》：马齿苋，最善解痈肿热毒，亦可作敷药，《蜀本草》称其酸寒，寇宗?#93;谓其寒滑，陈藏器谓治诸肿，破痃癖，止消渴，皆寒凉解热之正治。
苏恭亦谓饮汁治反胃，金疮流血，诸淋，破血癖症瘕，则不独治痈肿，兼能消痞。
苏颂谓治女人赤白带下，则此症多由湿热凝滞，寒滑以利导之，而湿热可泄，又兼能入血破瘀，故亦治赤带。
4.《唐本草》：主诸肿瘘疣目，捣揩之；饮汁主反胃，诸淋，金疮血流，破血癖症癖，小儿尤良；用汁洗紧唇、面疱、马汗、射工毒涂之瘥。
孟诜：湿癣白秃，以马齿膏和灰涂效。
治疳痢及一切风，敷杖疮。
5.《食疗本草》：明目，亦治疳痢。
6.《本草拾遗》：止消渴。
7.《蜀本草》：主尸脚(人脚无冬夏常拆裂)、阴肿。
8.《开宝本草》：主目盲白瞖，利大小便，去寒热，杀诸虫，止渴，破症结痈疮。
又烧为灰，和多年醋滓，先灸丁肿，以封之，即根出。
生捣绞汁服，当利下恶物，去白虫。
9.《日用本草》：凉肝退翳。
10.《滇南本草》：益气，清暑热，宽中下气，润肠，消积滞，杀虫，疗疮红肿疼痛。
11.《纲目》：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虚汗。
12.《生草药性备要》：治红痢症，清热毒，洗痔疮疳疔。
B.【临床应用】:①预防菌痢取鲜马齿苋茎叶，洗净切碎，1斤马齿苋加水3斤，煎取1斤，过滤。
成人日服3次，每次70毫升，连服2～7天。
儿童服60%马齿苋煎液，或把马齿苋切细做成馄饨、馒头馅，或煮粥吃；每斤鲜马齿苋可分给15个儿童服用，隔日吃1次。
有些地区也作为副食晶食用，连续10天。
经数千例观察，在菌痢流行季节服用，发病率明显下降。
②治疗菌痢、肠炎及痢疾带菌者马齿苋对急、慢性菌痢的疗效，与其它治痢药物如磺胺脒、合霉素等相仿，对急性病例的有效率在90%以上，对慢性病例的有效率亦在60%上下。
剂量：马齿苋有效剂量的安全范围较大，虽大量服用，亦无毒性。
但亦有报告1例服用100%马齿苋煎液后引起过敏性皮疹。
有人主张鲜草每日服1斤，干草减半。
临床上常用50%煎剂(干草)，每次50～100毫升，或100%煎剂(鲜草)，每次40～70毫升，日服3～4次，小儿酌减，连续7～10天为一疗程。
慢性病例连服4周亦未见毒性反应。
对顽固病例可用马齿苋煎液稀释后行保留灌肠，每次200毫升，每日1次。
【考证】:出自《本草经集注》《本草图经》：马齿苋，又名五行草，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
[1]马齿苋(6张)
品名：九一散拼音名：JiuyiSan剂型：散剂书页号：2000年版一部-347石膏（煅）900g红粉100g以上二味，石膏研磨、红粉水飞，分别制成极细粉，配研，过绢筛（不得用金属筛），混匀，即得。
本品为浅橙色或浅粉红色的细腻粉末。
(1)取本品0.1g，加水10ml，振摇，滤过，滤液显钙盐（附录Ⅳ）与硫酸盐（附录Ⅳ）的鉴别反应。
(2)取本品0.5g，加稀硝酸10ml，振摇，滤过，取滤液1ml，加碘化钾试液1滴，即生成猩红色沉淀，再加过量的碘化钾试液，沉淀即溶解。
应符合散剂项下有关的各项规定（附录ⅠB）。
取本品约2g，精密称定，加稀硝酸25ml，待红粉溶解后，滤过，滤渣用水约80ml，分次洗涤，合并洗液与滤液，加硫酸铁铵指示液2ml,用硫氰酸铵滴定液(0.1mol/L)滴定。
每1ml的硫氰酸铵液滴定(0.1mol/L)相当于10.83mg的氧化汞（HgO）。
本品每1g含红粉以氧化汞（HgO）计，应为90～110mg。
提脓，拔毒，去腐，生肌。
用于疮疡痈疽溃后，流腐未尽，或已渐生新肉的疮口。
外用,取本品适量均匀地撒于患处，对深部疮口及瘘管，可用含本品的纸捻条插入，疮口表面均用油膏或敷料盖贴。
每日换药一次或遵医嘱。
本品专供外用，不可入口。
每瓶装1.5g密封，避光，防潮。
拼音名：KunmingShanhaitangPian[1]
羊的一种传染病，绵羊主要表现为败血症和肺炎。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安乐死  安乐死ānlèsǐEuthanasia[ˌju:θə'neizjə]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人，实施使其在无痛苦感受中死去的行为。
狭义专指对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  安乐死促使其迅速无痛苦死亡的一种方式。
又称无痛苦死亡。
一般多指后者。
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②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③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④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⑤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⑥必须采用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来操作。
在程序设计上，笔者认为有四个关键的内容需要规范：一是病人的申请；二是医师的诊断；三是病人与医师协议的达成；四是医师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而贯穿始终的是法院的主持和监督以及公证机关的公证。
法院和公证机关的“第三者”的中立姿态在此程序中必须得到充分的展现。
（1）病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申请一律采用书面形式。
当病人表达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愿以后，病人的亲属（无亲属时可由病人的朋友）告知医院所在地市的法院（即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及时派工作人员到病房或专门场所主持申请的书写活动。
法院必须指定公证机关到场公证。
书写申请之前，法院须指定医师判断病人是否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神志不清醒的不得进行申请的书写活动。
申请书为法定标准格式，病人需要书写的主要内容是表达自己难忍病痛、自愿选择死亡的意愿。
病人有书写能力的，必须亲自书写；病人  学术讨论无书写能力的，可自己口述申请内容，请亲属或朋友代书。
代书时，公证机关必须认真公证，并制作视听资料；法院工作人员必须认真监督，以确保代书的内容与口述的内容相同。
申请书写完毕以后，由公证人员当场制作公证书，证明申请的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
最后，申请书、公证书、监督书以及视听资料全部装入“安乐死案卷”（以下简称“案卷”），由法院保管。
（2）医师对病人情况作出书面诊断结论法院立即指定病人目前所在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一名）以及其他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两名）对病人的病情分别独立的进行诊断，在7天之内作出书面结论。
书面结论要有医师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
书面结论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判断：①病人是否确实患有当前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②该不治之症是否确实给病人带来了极端痛苦③病人是否已经处于临近死期的状态④是否确实是除了安乐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病人在一个较长的连续的时间内摆脱病痛。
书面结论须详细论证得出结论的医学根据。
法院将几份书面结论进行比较，结论一致的，即当几份书面结论全部为肯定的时候，才能视为初步具有符合安乐死的法定条件。
若有任意一份书面结论中的任一条结论为否定时，则法院裁定该病人不得申请安乐死。
但病人可以要求复诊，复诊仍须按上述程序进行。
复诊三次，还是不能达成一致结论的，法院裁定不得申请安乐死，亦不得再次要求复诊。
在诊断结论作出以前的“等待期”中，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
撤回须制作撤回书。
撤回权正式行使之前，必须告知法院。
法院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到场，由法院主持撤回意愿的表达活动，病人在撤回书中表达撤回的意愿。
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撤回的程序合法有效。
最后，诊断的书面结论、裁定书、撤回书、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3）达成安乐死实施协议对于初步达成安乐死实施条件的情况，法院必须及时组织进行达成实施安乐死协议的活动。
病人、病人将要授权的医师、病人的亲属和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全部到场。
“实施安乐死协议”为标准格式，病人在协议书中书面表达其授权意愿（关于授权的书面表达的问题，按申请的书面表达的规定办理）。
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授权行为合法有效。
然后，协议书交给病人授权的医师，医师必须在7天内决定是否接受授权，无论接受与否都得在协议书中表达自己的决定。
若决定不接受授权，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病人，病人可以另外选择医师授权。
决定接受授权的，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主持最后的达成协议的活动。
病人、医师双方在协议书上作最后签字。
在这以前的“等待期”中，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
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对授权的接受。
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
最后签字以后，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协议的内容和达成协议的程序合法有效。
法院监督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
协议书、公证书、监督书、撤回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4）进入“第二等待期”在此期间，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
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对授权的接受，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
病人撤回申请的，可以在自撤回申请之日起的7天之后再次申请，7天之内不得再次申请。
撤回书、公证书、再次申请的申请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医师没有撤回的，应当及时设计实施安乐死的方案，并制作计划书。
计划书要确定具体的实施时间。
计划书得有医师的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
制作计划书时，可以征求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意见。
计划书必须得到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认可。
认可活动由法院主持。
认可的，在  身患重病、生活无法自理的女孩想请求安乐死计划书上签字；有异议的，可当场与医师达成一致意见后签字；当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医师必须在3天之内修改，若修改两次以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裁定不得实施安乐死。
认可活动也得由公证机关公证并制作公证书。
计划书（附本）、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
（5）最后实施在正式实施之前，病人仍然可以随时撤回申请或授权（协议即无效），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但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违反协议。
实施的全过程中，病人的亲属或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在场，任何一方中途不得随意离开。
法院有义务确保整个实施过程的正常秩序。
病人死亡后，医生当即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为标准格式）中填写有关内容。
公证机关对此情况予以公证，并制作公证书。
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
实施情况纪要、公证书、监督书装入案卷。
最后，上述三方代表共同在“安乐死案卷”封面签字，至此，该安乐死案件进行完毕。
法院将整个案卷密封、存档。
若出现异常情况，医师必须作出紧急处理，公证机关、法院必须将此情况记录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中。
异常情况的出现若是由医师的故意造成的，必须依法追究医师的法律责任。
1.注射氰化物注射催眠剂使患者入眠的情况下，注射氰化物而导致患者死亡。
氰化物作用原理：由于人体细胞内部不含有叶绿素，我们必须通过体外摄取食物来维持体温，肌肉收缩和伸展，为了能够提取到食物中的能量，人体分泌另外一种酶NAD，NAD和食物中的氢结合成为NADH2，给我们补充能量。
用完的氢和呼入的氧结合变成水。
氰化物使呼入的氧不能和氢结合变成水。
同时人体不再分泌NAD，人体内过量的氧造成体内细胞不再进行呼吸作用，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心脏是由肌肉组成)。
在我国，氰化物不用于医用，只在工业上运用。
2.口服安眠药口服安眠药品，使患者入眠，再注射有呼吸抑制作用的中枢麻醉剂，这里的麻醉剂通常是指一些会导致窒息的强力镇静药品。
催眠剂和安眠药的成分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麻醉剂，可以起到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安眠药一般只起到辅助作用，通常是使患者入眠。
之后，注射强力麻醉剂使人体的呼吸系统受到抑制，而最终呼吸停止而死亡。
中枢抑制型麻醉剂主要作用于人的脊髓颈、胸节段灰质前角的呼吸运动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在延髓中有产生节律性呼吸的基本中枢，如刺激呼气中枢，引起持续呼气动作；刺激吸气中枢，引起持续吸气动作。
而这些呼吸麻醉剂就是作用在这些地方而导致无法正常呼吸，造成人的窒息。
主要应用的麻醉药品类型有：巴比妥类麻醉品，此类麻醉品为安乐死中应用较多的麻醉剂，如硫喷妥钠，苯巴比妥钠，异戊巴比妥钠等，均为粉针剂。
水合氯醛类。
给患成神经细胞肿瘤病到达生命衰竭之际的小德雷克的安乐死注射的镇静剂就属于此类药品。
在英文中，镇静剂与麻醉剂在词义上有重叠。
巴比妥类药品在临床上几乎已经不再用于催眠、镇痛，小剂量的巴比妥类的药物就会起到抗惊厥、抗癫痫作用。
此类药品因为中毒量与麻醉量非常接近，所以危险性很高3.注射凝血剂先让患者以麻醉剂沉睡，再注射凝血剂，堵塞静脉。
凝血剂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作用于人体的血液蛋白的凝血因子，造成血液的凝结，形成血栓，造成血管的阻塞。
（正常的凝血因子只有在出血时才发挥作用，可以保证人的正常止血。
）受到凝血剂的作用后，它们活跃起来，在血管内自动凝结成血块，阻断血液流动，造成人的死亡。
美国女医生为4名病人实施安乐死被判无罪此类药品有：凝血酶注射液；酚磺乙胺注射液;氨甲苯酸注射液。
也有口服药品，如：氨甲环酸胶囊。
当前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使用较多的是第三种方法。
法律规定安乐死有特别的准则，首先必须满足深度睡眠，无痛无知觉;其次，安乐死必须选择在最短的时间（几秒至15秒内）无知觉的方式，以避免因任何意外所造成的痛苦。
此外，安乐死还必须考虑家属的情感，如第三种方式，死后表情和生前一样，非常安详，呈睡眠状。
氰化物的方法虽然更快速，但会面色发青，如果亲属不能接受，就不会使用。
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在荷兰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够证明满足下列标准，报告已经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不会受到起诉：（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
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
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
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
[1]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
但就澳大利亚全国而言，至今仍无安乐死的国家立法。
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项内容。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
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
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  替妻子申请安乐死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
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
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
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其他社会也有些安乐死的报道。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
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普遍了。
对人类思想文化有巨大影响的宗教，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
16世纪后人本主义的兴起，从天赋人权的基本思想出发，并不提倡安乐死。
但是也有学者从社会的效益和理性的思考出发，考虑和提出安乐死的主张。
如F.培根在《新亚特兰提斯》（又名《新大西洋》）一书中，主张实行自愿的安乐死。
D.休谟和I.康德也都支持安乐死。
但总的来说，关于安乐死的讨论，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
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来自医学本身。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
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
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
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
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
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
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
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一般分为两大类：①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
②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
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
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
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1.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
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
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
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
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
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有人认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是合理的：a.病人的死亡已迫近，且不能避免；b.病人已失去意识，而且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已不可能恢复；c.病人在清醒时曾表示同意不使用医学中的生命支持措施，在病人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则由病人的直系亲属表示同意；d.放弃或停止使用生命治疗由医生来执行。
但有些法学家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能否恢复意识很难预料,而医学的生命支持治疗的涵义又不太明确，而且直系亲属的同意并不总是符合病人清醒而又了解实情时的愿望。
而且这种做法存在着把安乐死滥用于残疾人及老人的危险。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生而憎恶死。
即使在理论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安乐死，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宁可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
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2.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
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苏联、瑞士、挪威、波兰、西德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1962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判决一个著名安乐死案件中,认为正当的安乐死必需符合以下6个条件：a.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b.病人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折磨；c.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d.病人在神志清楚时确实存在实施安乐死的要求；e.处死的方式必需是伦理上可接受的；f.必需由医生执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医生时才由适当的人来执行。
这一判例已成为该国判断安乐死是否合理的标准。
尽管有了从实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相当具体的条例，在执行中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诊断的不确切性（如是否为不治之症，死期是否已迫近），病人要求进行安乐死的真诚性（是一时性的冲动或病态心理），病人自身痛苦的程度（有时是亲人不忍睹，而非病人不能忍受），以及环境和护理的条件对病人的影响等。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
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
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
”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
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1935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3年后，在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
1976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日本，甚至在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都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
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化。
英、美的安乐死协会还曾起草过能妥善防止发生谋杀、欺骗、操之过急的提案。
他们的提案均被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一一否决。
1987年荷兰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制的法律条文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愈来愈多地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虽然西方许多国家都把安乐死看成犯罪行为，但支持实行安乐死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估计有十万人已立下遗嘱，告诉医生：一旦他们患了不治之症，生命行将结束时，不要再用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
如日本的安乐死协会建立于1976年。
三年后已拥有两千名会员。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与实施细则问题。
1983年世界医学会的威尼斯宣言提出了消极安乐死的正式意见，同年美国医学会的伦理与法学委员会对于撤除生命支持措施的意见都已为安乐死实施创造了条件。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
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
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
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
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因此，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
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
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
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
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
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
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
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
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乐死引起热议[2]"安乐死"一直是引起社会各界颇多争议的话题。
来自英国的DebbiePurdy,（最近获得法庭裁定在她将来若执行安乐死时其家人无须负上法律责任）以视频方式参与是次发布会，发表她对生命的看法，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生命。
香港医学会副会长陈以诚医生则表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安乐死的立法问题尚面临诸多障碍。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副主席简柏基反复强调了生命的可贵性，对生命应该始终保持希望。
调查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据了解，邓颖超同志生前曾在某科学院计算中心周某某(一位身患癌症、生存无望、疼痛难忍的患者)坚决要求安乐死的材料上写道：“该同志进行一次常人所不能进行的对死的革命，她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当我生命濒临结束，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式以人工和药物来延长。
”不久前辞世两院院士王选在遗嘱上也这样写道：“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并且死后不再麻烦人。
”赞成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
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
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
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
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
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
就目前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
就目前的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目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
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
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
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目前，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
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
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1986年到2003年17年中，陕西第三印染厂的一名普通职工王明成两度因为安乐死问题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1986年，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病危，王明成不愿母亲忍受临终前的病痛，要求大夫对母亲实行了安乐死。
1987年，陕西汉中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王明成和大夫蒲连升刑事拘留，这是我国的第一例安乐死案件。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批示，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对蒲、王行为不做犯罪处理。
2003年六月，王明成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王明成正式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但被西安交大第二医院以我国尚未立法为由拒绝了。
●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
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2010年11月23日下午2点45分许，广州第十六届亚运会的现代五项马术赛场上，哈萨克斯坦女选手加琳娜。
多尔古申娜在广州亚运现代五项马术障碍赛场坠马受伤，被紧急送医救治。
她的赛马也在比赛中严重受伤，最后被迫实行了安乐死。
●本报讯（记者练情情实习生邓巧宁通讯员崔杰锋）2011年5月16日，70多岁的李阿婆因中风患病二十多年，被儿子邓某送食农药后死亡。
因涉嫌故意杀人，番禺区检察院于2011年5月31日批准逮捕邓某。
邓某交代，自己是应母亲要求为其实施安乐死。
邓某现年41岁，小学文化，四川人，来广州务工，租住在番禺区石基镇石普村。
今年5月16日14时许，邓某向石基派出所报案，称其母亲李某某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
但公安人员到场后，经初步检验发现其母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有机磷中毒死亡，于是邓某被带回公安机关接受审查。
[3]一、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
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
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
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
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
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
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
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
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
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
因而任由那钱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颜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
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
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
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
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
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二、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
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
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
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
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
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
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
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
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
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
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
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
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
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
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
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
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
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
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