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JUFanLab/TCMChat-dataset-600k huggingface dataset:
）【禁忌】对该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⑴该品使用应以针对重型肝炎的综合治疗为基础。
⑵谨防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慎用。
⑶现用现溶，溶后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如有沉淀、混浊禁用。
⑷冻干制品已变棕黄色忌用。
⑸肌肉注射用的制剂不能用于静脉点滴。
⑹长期用药应定期检查肝功能和甲胎蛋白。
【药理毒理】⒈药理作用该品系从新鲜乳猪肝脏中提取纯化制备而成的小分子多肽类活性物质，具备以下生物效应：①能明显刺激新生肝细胞的DNA合成，促进损伤的肝细胞线粒体、面内质网恢复，促进肝细胞再生，加速肝脏组织的修复，恢复肝功能。
②改善肝脏枯否细胞的吞噬功能，防止来自肠道的毒素对肝细胞的进一步损害，抑制肿瘤坏死因子（TNF）活性和Na+，K+-ATP酶活性抑制因子活性，从而促进肝坏死后的修复。
⒉毒理研究毒理不详。
【贮藏】遮光，在10℃以下保存。
【包装】药用丁基橡胶塞，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0瓶/盒。
【执行标准】WS-10001-（HD-0828）-2002【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4636【生产企业】广东省大日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三金茶
【标准来源】
葫葱释名葫葱又叫蒜葱。
形状像大蒜，是人工种植的，不是野生的。
采集加工八月间撒种，五月份收获，它的叶了像葱而根像蒜。
功效主治主治温中下气，消除积食使人食欲旺盛，并可杀虫，补利五脏气不足，治疗肿毒。
长期食用有伤神经损伤记忆，使人健忘，眼睛昏花，血脉不通，导致顽固性疾病。
患有狐臭，虫咬的人，吃葫葱后转好。
子功效主治主治各种肉毒，吐血不止；面黄肌瘦的人，用葫葱籽加一升水煮至半升后，冷了服下。
丽江大黄为多年中型生草本植物。
高40-90厘米，茎直立，具硬毛或近无毛；根粗壮，有根茎。
生于海拔2500-4000米高山林下或灌丛草甸。
分布于四川、云南和西藏等地。
植物的根可供药用，具有活血止血，散瘀止痛，止痢等功效。
中型草本  丽江大黄(图1)，高40-70（90）厘米，茎基部直径7-12毫米，密被白色硬毛，近节处尤密，果时常渐稀疏或近无毛。
茎生叶2-4片，近革质，叶片宽阔，宽卵形、卵圆形或几近圆形，较少为卵形，长8-16厘米，宽8-14厘米，顶端钝圆或钝急尖，基部心形到浅心形，全缘，基出脉5-7条，粗壮，于叶下面强烈凸起，叶上面光滑无毛或仅在脉上具粗糙短毛，下面常暗紫色，密被白色粗毛；叶柄扁半圆柱状，粗壮，短于叶片，长2.5-8厘米，被短粗毛；茎生叶少，通常1-3片，一般只最下部的一片腋部不具花序枝，叶片较窄而小，卵形。
圆锥花序，分枝1-2次，被白色粗毛，花数朵簇生，苞片窄长条形，长3-5毫米，干后近膜质；花被片白绿色，外轮3片略窄小，宽椭圆形，内轮3片较宽大，近圆形或极宽椭圆形，径2-2.2毫米；雄蕊9,与花被近等长；子房菱状圆形，花柱细，横展，柱头扁盘状，顶端有凸起；花梗细长，长2.5-3毫米，关节位于中部之下。
果实卵形或卵圆形，长8.5-9毫米，宽7-7.5毫米，翅宽约2毫米，纵脉在翅的中部，顶端略圆形，基部浅心形。
种子卵形，宽约3毫米。
花期7月前后，果期8-9月。
[1-2]产西藏最东部、四川西部及云南西北部。
[1][3]丽江大黄根及根茎中含大黄素（emodin），芦荟大黄素（aloe-enodin），大黄素甲醚（physcion），大黄酚（chrysopharol）等蒽醌类成分及鞣质。
[3]丽江大黄(图2)中药名：雪三七考证：出自《云南中草药》药材基源：为蓼科植物丽江大黄RheumlikiangenseSam.的根。
[4]性味功效：味苦、涩；性寒。
活血止血；消肿止痛；清热解毒。
2.切忌气恼劳碌。
3.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食物。
6.青春期少女及更年期妇女应在医师指导下服药。
8.按照用法用量服用，长期服用应向医师咨询。
舒肝清热，健脾养血。
用于肝郁血虚、肝脾不和所致的两胁胀痛、头晕目眩、倦怠食少、月经不调、脐腹胀痛；更年期综合征见上述证候者。
亳菊亳菊是《中国药典》中以“亳”字命名的中药材之一，亳菊是菊花中的珍品，《中药大辞典》中记载：“白菊主产安徽亳县，称亳菊，品质最佳”，亳菊疏风散热、解暑明目，多为春、夏两季用药，历年来为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亳州药农家家都有种植菊花的习惯，一是观赏价值很高，亳菊多为类白色或黄白色，为大面积种植，远远看去就是一个花的海洋，每到这个季节前来观赏的人很多，香味扑鼻，令人心旷神怡；二是经济价值可观，正常情况下，每亩可收取4300元左右，比种植其它农作物利润大得多。
亳(bó)菊产于安徽亳州，阴干入药。
花朵较松，容易散瓣是亳菊的重要特点之一。
亳菊以疏风散热、解暑明目见长。
如果您不慎得了风热感冒，不妨取亳菊与冰糖代茶饮。
夏季还可将亳菊与大米一起煮成粥，可预防中暑。
亳菊呈倒圆锥形或圆筒形，有时稍压扁呈扇状。
离散。
舌状花位于外围，雌性，类白色或淡黄白色，劲直，上举。
散生金黄色腺点。
管状花多数，两性，位于中央，常为舌状花所隐藏，黄色，顶端5齿裂。
体轻，质柔润。
气清香，味甘，微苦。
[2]毫菊图片(5张)亳菊花是药用菊科植物，我国药用菊花现有8个产区，长江以南产区的杭白菊、贡菊是以饮用为主，而长江以北产区的滁菊、亳菊、济菊、祁菊、怀菊均以药用为主。
经过医药专家20多年对菊花的调查研究证明，亳菊的栽培历史最悠久，淮河以北的药用菊花均与亳菊有亲缘关系，如山东的济菊，是在清朝时引自亳州；祁菊据1936年赵橘黄先生所著的《祁州药志》介绍，也是移自亳菊或怀菊的产地。
亳菊亳菊品质优良。
本品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nodosus)的培养液中分离而得的一类多烯类抗真菌药。
国产庐山霉素与本药是同一物质。
黄色或橙黄色粉末；无臭或几乎无臭，无味；有引湿性，在日光下易被破坏失效。
在二甲亚砜中溶解，在二甲基甲酰胺中微溶，在甲醇中极微溶解，在水、无水乙醇、氯仿或乙醚中不溶。
在中性或酸性介质中可形成盐，其水溶性增高但抗菌活性会下降，其脱氧胆酸钠盐可做注射剂。
二维分子结构：  两性霉素B分子结构[1]分子式：C47H73NO17[1]分子量：924.07902[1]SMILES:[C@H]12[C@@H]([C@H](C[C@](O1)(C[C@H](C[C@H]([C@@H](CC[C@H](C[C@H](CC(=O)O[C@H]([C@@H]([C@@H]([C@H](/C=C/C=C/C=C/C=C/C=C/C=C/C=C/[C@@H](C2)O[C@H]1[C@H]([C@H]([C@@H]([C@H](O1)C)O)N)O)C)O)C)C)O)O)O)O)O)O)O)C(=O)O[1]通用名称：两性霉素B英文名称：AmphotericinB中文别名：二性霉素B、节丝霉素B、两性霉素-B、两性霉素乙、芦山霉素、庐山霉素、异性霉素英文别名：Amfostat、Ampho-Moronal、Amphotericin、AnfotericinaB、Fongizone、Fungilin、Fungizone、Lushanmycin、Wypicil英文商标名：ABLC、Abelcet、AmB、AmBisome、Amphocin、Amphotec、Amphotericin、Amphozone、Ampho-Moronal、Fungilin、Fungisone、Fungizone、Fungizone、Halizon、IAB、LNS-AmB、Mysteclin-F、Tegopen、SinuNase[1]两性霉素B为多烯类抗真菌抗生素，通过影响细胞膜通透性发挥抑制真菌生长的作用。
临床上用于治疗严重的深部真菌引起的内脏或全身感染。
两性霉素注射液1毒性较大可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发热、寒战、头痛等不良反应。
静脉给药可引起血栓性静脉炎。
药物与细胞内固醇结合部位2对肾性毒性较常见，可出现蛋白尿、管型尿。
3尚有白细胞下降、贫血、血压下降或升高，周围神经炎、复视和肝损害。
药效学该品可与敏感真菌细胞膜上的甾醇结合，损伤膜的通透性，导致细胞内重要物质如钾离子、核苷酸和  药物最终由肾脏代谢氨基酸等外漏，从而破坏了细胞的正常代谢而抑制其生长。
通常临床治疗所达到的药物浓度对真菌为抑菌作用，如药物浓度达到人体可耐受范围的高限时则对真菌起杀菌作用。
药动学口服该品后自胃肠道吸收少而不稳定。
成人每日口服1.6～5g，连续2天后血药浓度也仅有微量，约为0.04～0.5μg/ml，脑脊液中不能测到。
分布容积为4L/kg。
在体液（除血液外）中浓度甚低。
腹水、胸水和滑膜液中药物浓度通常低于同期血药浓度的一半，支气管分泌物中药物浓度亦低。
氚标记该品应用于灵长类动物试验结果显示药物组织浓度最高者为肾，其余依次递减为肝、脾、肾上腺、肺、甲状腺、心、骨骼  两性霉素B化学结构式肌、胰腺、脑和骨，脑脊液中浓度约为血药浓度的2～4%。
蛋白结合率为91～95%。
开始每日静脉滴注1～5mg，以后逐渐增至每日0.65mg/kg时的血药峰浓度约为2～4μg/ml。
T1/2约为24小时。
在体内经肾缓慢排出，每日约有给药量的2～5%以药物的活性形式排出，7日内自尿中约排出给药量的40%，停药后药物自尿中排泄至少持续7周。
在碱性尿中药物排泄增多。
该品不易为透析所清除。
该品适用于下列真菌感染的治疗：隐球菌病、北美芽生菌病、播散性念珠菌病、球孢子菌病、组织胞浆菌病，由毛霉菌、酒曲菌属、犁头霉菌属、内胞霉属和蛙粪霉属等所致的毛霉菌病，由申克孢子丝菌引  肝功能检查项目起的孢子丝菌病，由烟曲菌所致的曲菌病等。
由于两性霉素B的明显毒性，故该品主要用于诊断已确立的深部真菌感染（如获培养或组织学检查阳性则更佳），且病情危重呈进行性发展者。
对临床真菌感染征象不明显，仅皮肤或血清试验阳性的患者不宜选用.外用于着色真菌病，灼烧后皮肤真菌感染，呼吸道念珠菌、曲菌或隐球菌感染，真菌性角膜溃疡。
1．成人常用量开始静脉滴注时可先试从1一5mg或按体重每次0.02—0.1mg/kg给药，以后根据患者耐受情况每日或隔日增加5mg，当增加至每次0.5—0.7mg/kg时即可暂停增加剂量。
最高单次剂量按体重  曲菌病病原体不超过1mg/kg，每日或隔1一2日给药一次，总累积量1.5—3.0g，疗程1一3月，也可长至6个月，需视患者病情及疾病种类而定。
对敏感真菌所致感染宜采用较小剂量，即成人为一次20—30mg，疗程仍宜较长。
鞘内给药首次为0.05—0.1mg，以后逐渐增至每次0.5mg，最大量每次不超过1mg，每周给药2—3次，总量15mg左右。
鞘内给药时宜与小剂量地塞米松或琥珀酸氢化可的松同时给予，并需用脑脊液反复稀释药液，边稀释边注入以减少反应。
2．小儿常用量静脉滴注及鞘内给药剂量以体重计算均同成人。
静脉滴注或鞘内注射给药时，均先以灭菌注射用水10ml配制该品50mg，或5ml配制25mg，然后用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不可用氯化钠注射液，因可产生沉淀），滴注液浓度不超过10mg/100ml，避光缓慢静滴，每次滴注时间需6小时以上，稀释用葡萄糖注射液的pH应在4.2以上。
鞘内注射时可取5mg/ml浓度的药液1ml，加5%葡萄糖注射液19ml稀释，使最终浓度成25μg/ml。
注射时取所需药液量以脑脊液5—30ml反复稀释，并缓慢注入。
鞘内注射液药物浓度不可高于25mg/100ml，pH应在4.2以上。
两性霉素B溶液3%两性霉素B霜3%  心脏血栓造影两性霉素B软膏3%静滴，开始一日0.1-0.25mg/kg,逐渐增至一日1mg/kg,每日1次.口服，一日0.5-2g,分2-4次服.对隐球菌脑膜炎,除静滴外尚需鞘内注射给药一次0.5mg,共约30次.雾化吸入，适于肺及支气管感染，一日5-10mg,分4次用.局部病灶注射，浓度1-3mg/ml,3-7天一次.下列情况应慎用：①肾功能损害，该品主要在体内灭活，故仅在肾功能重度减退时半衰期轻度延长，  造成感染的曲霉菌因此伴肾损害的患者仍可每日或隔日静滴该品，重度肾功能损害者给药间期略予延长，然而由于应用两性霉素B时常发生肾功能损害，且肾毒性与剂量有关，故宜给予最小有效量；②肝功能损害，该品可致肝毒性，故患者已有严重肝病时禁用该品。
由于它的毒性作用，应避免用于孕妇两性霉素B毒性大、不良反应多见，但它又常是某些致命性全身真菌感染的唯一有效的治疗药物，因此该品的使用必须从其拯救生命的效益和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的危险性两方面权衡考虑。
急性白血病化疗方案①该品治疗如中断7日以上者，需重新自小剂量（0.25mg/kg)开始逐渐增至所需量；②疗程应考虑使复发的可能减至最小，治疗孢子丝菌病或曲菌病时疗程需9—12个月；③静滴该品前或静滴时可给予小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以减轻反应，但后者宜用最小剂量及最短疗程；④治疗鼻脑藻菌病（通常可迅速致命）时，累积治疗量至少3—4g；⑤当一疗程的总剂量大于5g时可引起永久性的肾功能损害；⑥药液静脉滴注时应避免外漏，因该品可致局部刺激，为减少静滴该品时局部血栓性静脉炎的发生，可在输液内加入肝素或间隔1一2日给药一次。
治疗期间应检查；①肾功能检查，定期检查尿常规、血尿素氮及肌酐，治程开始剂量递增时隔天测定上述各项，治程中尿常规、血尿素氮及肌酐至少每周2次，如测定结果血尿素氮>40mg/100ml或血肌酐>3mg/100ml时，则需停药，直至肾功能改善；②周围血象和血清镁测定，治程中每周测定1次；③肝功能检查，如发现肝功能损害（血胆红素、碱性磷酸酶、转氨酶升高，酚四溴呋钠潴留等）时应停药；④血钾测定，治程中每周至少测定2次。
（1)静滴过程中或静滴后数小时发生寒战、高热、严重头痛、恶心和呕吐，有时并可出现血压下降、眩晕等。
急性白血病（2)几乎所有患者均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尿中可出现红、白细胞、蛋白和管型，血尿素氮及肌酐升高，肌酐清除率降低，也可引起肾小管性酸中毒。
定期检查发现尿素氮>20mg%或肌酐>3mg%时，应采取措施，停药或降低剂量。
(3)由于大量钾离子排出所致的低钾血症。
应高度重视，及时补钾。
(4)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可发生正常红细胞性贫血，血小板减少也偶可发生。
(5)肝毒性较为少见，由该品所致的肝细胞坏死、急性肝功能衰竭亦有发生。
(6)心血管系统反应，静滴过快时可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骤停。
该品所致的电解质紊乱亦可导致心律紊乱的发生。
两性霉素B刺激性大，注射部位可发生血栓性静脉炎。
(7)神经系统毒性，鞘内注射该品可引起严重头痛、发热、呕吐、颈项强直、下肢疼痛、尿潴留等，严重者下肢截瘫。
(8)偶有过敏性休克、皮疹等发生。
(9)尚有白细胞下降、贫血、血压下降或升高、复视、周围神经炎等反应。
两性霉素B可有局部刺激，重者有发热、寒战、头痛、乏力、恶心、呕吐、纳差。
该品毒性较大.可有药热，寒战或发冷，头痛，关节痛.可引起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胀，腹泻.引起肾损害，血尿，蛋白尿，血压下降，血栓性静脉炎，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白细胞减少，贫血.个别病例急性肝功能衰竭，焦虑，癫痫，骨髓抑制，溶血性贫血，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电解质紊乱.可引起低血钾，心律失常，高血压危象.该品静脉给予，50%～80%的病人出现发热、发冷、寒战、恶心及呕吐、头痛及肌肉与关节痛。
该品的急性不良反应为上腹部痛或腹绞痛、腹泻（有些病人伴有胃肠道出血）、低血压、焦虑及血栓形成性静脉炎。
两性霉素B儿童比成人为多见。
肌注可产生严重的局部反应。
该品主要危险性是对肾脏的毒性作用，减少剂量也不能避免肾脏损害，并常为永久性的损害。
有些病人出现支气管痉挛及显著的嗜酸细胞增多，其他的特异性反应为急性肝功能衰竭、潮红、周身疼痛、心脏停搏及室颤、癫痫大发作、血小板减少及严重过敏性血栓形成。
在动物或人未见致癌作用。
心血管系统静滴过程中或静滴后数小时发生寒战、高热、严重头痛、恶心和呕吐，如静滴速度太快时，可出现心律失常及血压急剧上升或下降。
尚可出现血栓形成性静脉炎。
神经系统鞘内注射该品可引起严重头痛、发热、蛛网膜炎、颈项强直、下肢疼痛、尿潴留等，严重者可导致下肢截瘫。
消化系统注射该品的急性反应有恶心、呕吐、腹泻及偶见胃肠道出血。
肝毒性较少见，但由该品所致肝细胞坏死、急性肝功能衰竭亦有报道。
泌尿系统是静滴该品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几乎所有用过该品的病人均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损害，表现为尿中出现红、白细胞、蛋白尿和管型尿，尿素氮和肌酐亦可升高，肌酐清除率降低。
过去认为肾损害为可逆性，一般在停药数天后肾功能大多恢复正常，蛋白尿等逐渐消失，此时仍可减量继续用药。
但最近有作者报道经两性霉素B治疗病人肾活检出现肾小管呈永久性损害。
产生肾损害的机理是该品引致血管收缩，使肾皮质缺血和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也可直接损伤肾小管，表现为大量排出钾离子、重碳酸盐和水份，有时可引起肾小管性酸中毒。
由于大量钾离子排出引致低血钾症的产生，如不及时纠正，可发生严重心律紊乱。
造血系统可发生正常红细胞性贫血，骨髓象示红细胞生成减少，对骨髓的轻度抑制作用属可逆性，血小板减少偶可发生。
白细胞减少罕见。
内分泌代谢有报告，用该品后酮体生成及类固醇的分泌减少，停药后可恢复到治疗前水平。
在体外看到该品对功能性肾上腺细胞有抑制作用。
（1)肾上腺皮质激素。
此类药物除在控制两性霉素B的药物反应时可合用外，一般不推荐两者同时应用，因为由两性霉素B诱发的低钾血症有可能被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加重，如需同用时则后者宜给予最小剂量和最短疗程，并需监测患者的血钾浓度和心脏功能。
(2)洋地黄苷。
两性霉素B应用时可能发生的低钾血症，可增强潜在的洋地黄毒性反应，两者同用时应经常监测血钾浓度和心脏功能。
(3)氟胞嘧啶与两性霉素B同用可增强两者药效，但两性霉素B也可增强氟胞嘧啶的毒性反应，此与两性霉素B可增加氟胞嘧啶的自细胞摄取并损伤其自肾排泄有关。
(4)肾毒性药物。
如氨基糖苷类、抗肿瘤药、卷曲霉素、多粘菌素类、万古霉素与两性霉素B同用时肾毒性增强。
(5)由两性霉素B诱发的低钾血症可增强神经肌肉阻断药的作用，因此两者同用时应经常测定患者的血钾浓度。
(6)同时应用尿液碱化药可增加两性霉素B的排泄，并防止或减少肾小管酸中毒发生的可能。
该品与5-氟胞嘧啶合用可增加疗效，但毒性也增强。
因该品可致肾功能不全，则可加强5-氟胞嘧啶的毒性（后者90%从尿排出）。
该品可引起低血钾症，则可增强洋地黄类药物的作用。
曲霉菌感染有特效美国Mohammad等总结了在实体器官移植、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中，吸入两性霉素B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的使用状况。
研究者检索1966年至2006年6月间MEDLINE上相关研究报告，入选的研究报告包括临床试验、病例报告，以及接受过吸入两性霉素B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的血液系统病患者和实体器官移植后患者的临床报告。
评估两性霉素B在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中的应用情况。
结果表明，吸入两性霉素B在预防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和某些实体器官移植患者侵袭性曲霉菌感染中的效果得到肯定，它可能降低这些患者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发生率。
但一些临床证据受到样本量小，缺乏统计学分析，预防组和对照组差异不显著等因素限制。
Mohammad等认为，尽管支持使用吸入两性霉素B的临床证据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使用吸入两性霉素B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可能获益，特别是对实体器官移植后的患者（临床证据支持性最强）。
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在高危人群（恶性肿瘤患者、接受骨髓移植或实体器官移植者）中越来越常见,在这些人群中，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相关死亡率也较高，这使得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很重要。
近年来，吸入两性霉素B已成为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的治疗方法之一。
部分现有资料表明，吸入两性霉素B不但可预防侵袭性曲霉菌感染，而且它与其他抗真菌药物的药物相互作用小、毒性低。
急性白血病患儿因接受大剂量化疗而导致骨髓抑制、粒细胞缺乏、免疫功能障碍，加上广谱抗生素及激素的应用等，极易并发深部霉菌感染（DFI），其中霉菌性肺炎占DFI首位。
文献报道目前白血病合并DFI的发生率为25%～50%，而其中致命性DFI可高达50%～90%，可见DFI己成为AL患儿最常见的并发症和致死原因之一。
普通两性霉素B作为抗霉菌药物虽然疗效较好，但不良反应大，患儿难以耐受。
2004～2006年我们使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治疗6例AL合并霉菌性肺炎，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经骨髓检查均确诊为急性B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符合血液病并霉菌感染诊断标准的患儿6例，男女各3例，年龄1岁10月1例，6～13岁5例；其中ALL-L11例，ALL-L24例，ALL-L31例。
5例感染发生于VDLDex方案诱导缓解治疗第17～22d，1例发生于早期强化阶段。
6例患儿均有发热（38.2～40.7℃）、咳嗽、气促、肺部口罗音等肺炎临床表现。
辅助检查6例患儿均无菌采集痰液进行培养，检出白色念珠菌4例（曾有鹅口疮病史），白色假丝酵母菌1例，曲霉菌1例，均对氟康唑和伊曲康唑耐药，对两性霉素B和5-FU敏感；胸部X片和CT见肺内结节和团块性病变伴胸膜反应，提示浸润和霉菌感染可能；发生感染前血常规WBC（0.4～1.6）×109.L，Hb（61～77）g.L，PLT（8～22）×109.L，骨髓检查提示抑制性骨髓像；患儿均有不同程度低蛋白血症[Alb（21.2～28.5）g.L]。
急性白血病治疗方法确诊为霉菌性肺炎后采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锋克松，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治疗，起始剂量0.1mg.（kg?d）用注射用水稀释溶解并振荡摇匀后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500mL内静脉滴注，滴速≤30滴.min;第二日剂量0.25mg.（kg?d），以后剂量逐日递增至1～3mg.（kg?d），总剂量1～4g，疗程1～4月。
同时给予白蛋白、输血、IVIG等支持治疗。
结果6例患儿治疗后5～7d肺炎临床症状均改善，体温下降，1例7d后因消化道出血窒息死亡，其余5例治疗1～4月后复查胸片和CT肺部病变恢复正常，复查血常规和骨髓大致正常。
治疗过程中主要不良反应为低钾血症（K+1.34～2.27mmol.L，Na+118～127mmol.L）和胃肠道反应，但均未停药，未见其它明显不良反应及肝肾功能损害。
讨论近年来，白血病合并霉菌感染发病率不断提高，这与医学新疗法（干细胞移植、多种免疫抑制剂及新的化疗药物）的应用以及真菌检测技术的进步有关。
AL合并DFI中霉菌性肺炎的发生率最高。
由于深部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比较困难，同时又缺乏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所以常造成很高的病死率。
一般经验性用药为氟康唑和酮康唑，但是从文献和本文的病例来看，白色念珠菌感染逐渐增加，且对以上药物不敏感，故建议如果临床改善不明显时要重视病原学检查并及时改用两性霉素B治疗。
两性霉素B是一种多烯类广谱抗真菌药，主要用于治疗深部真菌感染，但该药在治疗剂量时可能产生急性红细胞溶血、肾小管毒性等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限制了它在临床上的应用。
研究表明，脂质体作为药物载体可以显著降低两性霉素B的毒性。
两性霉素B脂质体是利用磷脂双分子层膜形成的囊泡包裹药物分子而制成的具有靶向给药功能的新型药物制剂，较普通制剂具有更好的耐受性，一方面它可以较多地分布在肝、脾、肺，而在其它脏器尤其在肾组织内的浓度较低，另一方面，脂质体中的胆固醇成分可降低药物与人体细胞中胆固醇的结合而增强对真菌细胞麦角固醇的结合，对肾脏等的副作用相对较小。
两性霉素两性霉素B脂质体目前在成人已得到广泛使用，而儿童应用的资料较少。
我们治疗的6例患儿年龄最小1岁10月，使用时间最长达到4月，除1例因消化道出血死亡外，其他5例均恢复较好。
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反应和低钾血症，胃肠道反应均较轻微且出现于使用早期，而低钾血症比较明显但补钾后未影响治疗，停药后逐渐恢复正常。
治疗中未见其它明显不良反应。
在抗霉菌治疗的同时是否可以同时化疗还有一定争议。
但我们报道的病例均在霉菌感染症状好转后继续抗霉菌治疗同时进行化疗，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角膜内注射两性霉素b治疗复发性真菌性角膜炎和眼内炎全层角膜移植术会带来感染的危险。
该手术需要局部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这将有利于真菌的生长，从而引起角膜炎。
尽管真菌性角膜炎发展为眼内感染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是通常角膜炎导致的眼内炎视觉预后并不好。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对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真菌感染进行诊断和治疗仍然是一个挑战。
美国亚特兰大市emory大学医学院的garcia-valenzuelae博士及其同事最近报道了一例在全层角膜移植术污染后出现复发性真菌性角膜炎和眼内炎的复杂病例。
该患者的病情最终通过一种新型治疗方法得到控制。
角膜基质内注射联合玻璃体内注射两性霉素b有效根除了角膜真菌斑和眼内感染。
garcia-valenzuela博士等总结认为，对于重复进行的全层角膜移植术，角膜基质内注射联合玻璃体内注射两性霉素b是一种创伤性较低、方便易行的治疗方法。
1、内服毒性小，静脉注射毒性大。
最严重的毒性反应是损害肾脏。
呈剂量依赖性，血尿氮和非蛋白氮升高，出现柱形尿、蛋白尿，同时可引起发热、恶心、呕吐，厌食等。
2、静脉注射时配合解热镇痛药、抗组胺药和生理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减轻毒性反应。
3、不可与氨基苷类、磺胺类药物合用，以免增加肾毒性。
4、该品应在15℃以下严格避光保存。
5、应用该品时应结合补钾。
邓铁涛，中医学家。
50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
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
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
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照片荣誉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1932年-1937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62年、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3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2005年6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06年12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2008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头衔邓铁涛，中医学家。
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生，广东省开平市人。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
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获证书，邓铁涛教授是广东唯一获此殊荣者。
邓铁涛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知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
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
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中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
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
临床长于对内科杂病的诊治。
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症，如重症如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名8部、发表论文80多篇。
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
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论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
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的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
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
1932年9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
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
1937年8月，邓铁涛完成学业。
5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
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
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
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
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
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
1956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4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1986年12月20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
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
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
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
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寒”“温”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
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
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国医大师邓铁涛“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
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
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
如何看待“寒”“温”之争？
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
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
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
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
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
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
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
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
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
“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
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
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
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
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
《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脏腑  五行学说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
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
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
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
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
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
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
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
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
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
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
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
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
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名老中医邓铁涛获&amp;amp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
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
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5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
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
他在70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
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1983年3月24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
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
”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
他于1983年4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
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
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
1984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
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
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
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
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
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
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
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2至4个月，方可言收功。
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
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
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14．6%～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数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
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162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
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
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邓铁涛70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
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
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
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
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
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
80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1986年10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
经过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
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取得了总有效率98．8%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94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
该项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痰与瘀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
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
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
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
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
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
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
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
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
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中医急诊术  邓铁涛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
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
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
早在50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
他于1956年11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24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
60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157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
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
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
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
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
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
他于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
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是外国留学生）。
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
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
40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
50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
60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1984年3月18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
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
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
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
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
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
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1984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2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
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
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1986年6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
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
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1985年10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
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
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  邓铁涛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
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
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四处呐喊为中医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
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
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
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
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
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
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
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
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
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
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
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
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
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
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
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
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
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
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
”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
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
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
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
“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
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
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
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生命不能言弃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
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
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
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
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
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
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
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
”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
”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
”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
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
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
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
”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
”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
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
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
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
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
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
2003年6月9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