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

三毛

　　“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
　　“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
　　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
　　“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
　　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你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16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年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象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
　　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请客

读者文摘

梁实秋

　　常听人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请客只是一天不得安，为害不算太大，所以人人都觉得不妨偶一为之。
　　所谓请客，是指自己家里邀集朋友便餐小酌。至于在酒楼饭店，呼朋引类，飞觞醉月，最后一哄而散的那种宴会，不提也罢。
　　请客首先要考虑的是请什么人。主客当然早已内定，陪客的甄选却大费酌量。
　　眼睛生在眉毛上边的官场中人，吃不饱饿不死的教书匠，小头锐面的浮华少年……若是聚在一个桌上吃饭，便有些像是鸡兔同笼，非常勉强。把夙未谋面的人拘在一起，要他们有说有笑，同时食物都能顺利地从咽门下去，也未免强人所难。主人从中调处，殷勤了这一位，怠慢了那一位，想找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亦非易事。
　　所以客人需要分类，不能鱼龙混杂。
　　客人的数目视设备而定，若是能把所请的客人一网打尽，自然是经济算盘，但是算盘亦不可打得太精。再大的圆桌面也不过能坐十三四个体态中型的人。有人请客宽发笺贴，心想总有几位心领谢谢，万没料到人人惠然肯来，而且还有一位特别要好的带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宝宝！主人慌忙添座，客人谦让：“孩子坐我腿上！”
　　大家挤挤攘攘，把圆桌围得密不通风，上菜需飞越人头，斟酒要从耳边注下，前排客满，主人在二排敬陪。
　　宴客吉日近了，家里有厨师厨娘的，自然一声吩咐，不再劳心，否则主妇势必亲自下厨操刀动俎。主妇忙着上菜市，挑挑拣拣，装满两个篮子，半途休息好几次才能气喘地回到家。泡的，洗的，剥的，切的，忙活了一两天，然后丑媳妇怕见公婆也不行。到了吉日，客人早已折简相邀，难道还会不肯枉驾？不，守时不是我们的传统。准时到达岂不像是“头如穹庐咽细如针”的饿鬼？要让主人干着急，等他一催请再催请，然后徐徐命驾，姗姗来迟，这才像是大家风范。当然朋友也有特别性急而提早莅临的，那也使得主人措手不及，慌成一团。等到客人到齐，无不饥肠辘辘。
　　落座之前还少不了你推我让的一幕。主人指定座位，时常无效，除非事前摆好名牌，而且写上官衔，分层排列，秩序井然。敬酒按说是主人的责任。但是也是常有热心人士代为执壶，而且见杯即斟，每斟必满。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兴出来的陋习，几乎每个客人都会双手举杯齐眉，对着在座的每位客人敬酒，一霎间敬完一圈，但见杯起杯落，如“兔儿爷捣碓”。不喝酒的，也要把汽水杯子高高举起以虚应。
　　菜是一道一道上的，上一道客人喊一次“太丰富，太丰富”，然后埋头大嚼，不敢后人。主人照例谦称：“不成敬意，家常便饭。”将近尾声的时候，大概总有一位要先走一步，因为还有好几处应酬。这时候主妇踱了进来，红头胀脸，额角上还有几颗没揩干净的汗珠，客人举杯向她表示慰劳之意，她坐下胡乱吃一些残羹剩炙。
　　席终，香茗水果侍候，客人靠在椅子上剔牙，这时候应该是客去主人安了。但是不，大家雅兴不浅，谈锋尚健，谁也不愿首先告辞，致败人意。最后大概是主人打了一个哈欠而忘掩口，这才有人提议散会。
　　不要以为席终人散，立即功德圆满。地上有无数的瓜子皮，纸烟灰，桌上杯碟狼藉，厨房里有堆成山的盘碗锅勺，等着你办理善后。


倾诉

刘湛秋

　　是有过那种颤动，像一滴露珠滚进蔷薇花蕊，像脚步悄悄地移近深渊。
　　轻微地，轻微地屏住呼吸……刹那间，世界变得那么静寂。
　　这时，只愿把自己交给孤独，来平息那撩乱的心，来享受这种颤动。
　　怕扯断了这极细的蚕丝，怕偷走了这美好的秘密，怕碰破了这熟透的葡萄。
　　但是心儿却在茫茫地渴求倾诉，渴求最和善最耐心的谛听，这知音可能是最好的朋友，自己的母亲，甚至是一只朝夕相处的小猫，或者一朵盛开的花，一片飘动的流云……


全民写作

台港文学选刊

一双温暖的手

　　●向　荣（三重・保险业从业员）多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部搬家到台北，当时正值农历十二月，细雨纷飞的寒冬，不久就是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躲在工厂楼上的宿舍里，足不出户，每餐以少许泡面果腹。
　　好友秀月从南部寄了一些食物和现金二千元，结果除夕前一日寄出，到大年初六邮差先生才送达。虽然是迟来的新年礼物，一家人仍然是无限的感激，毕竟在这严寒的冬天里，还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邮差说：“我已经来按过三次门铃了，就是没人开门，今天特地按久一点，因为怕寄的食物，放久会坏掉。”
　　其实家贫如洗，过年时节很怕有亲朋好友光临，没有任何东西可招待客人，所以听到门铃声也怯于应门。这次邮差一按再按，门铃不停地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开门。接过包裹，一再地感谢邮差，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整个眼眶。最温柔的书●拙　之（台北・报社编辑）我的课本一向很“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本本皆是。
　　把书翻开看看吧，不难发现除了铅字外，几乎每一页都遗留斑斑字迹，集书法大成：有龙飞凤舞，有螃蟹横行，有淑女与大盗式。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是在“限时”下完成的杰作，不免大勾大抹，甚至沾有口水。
　　我的同学们常“忘记”带课本来上课，于是就向我借。我们将书桌合并，我坐左边的座位；如果他是左撇子，则我被罚坐右边。如此，上课时我可以不被遮手，笔记些什么也清楚。虽然这般“看”课本直教我差点成斗鸡眼，心底却有股暖流在缓缓吟唱。而我的一些老师也很妙，会将课本拿去修正，这就更加“壮观”字里行间了。
　　二十多年弹指过。我耳聋依旧，尽管人事沧桑，我心里的暖流仍依旧。我领略去照顾别人，一如别人照顾我的喜悦，因为在人生道上我拥有最温柔的书。一只蚊子●颜和玉（台湾师大英语系讲师）恋爱时，两人在灌木丛下促膝密谈，一只蚊子不识相，在旁嗡嗡叫，咬了她一口，又咬他一口，两人手臂都肿了个包，却不以为忤，念及英国玄想派诗人邓约翰的《跳蚤》诗，浪漫地想起两人的血液在蚊子体内结合。
　　婚后，他习惯早起写作。一日清晨，她满眼惺忪，气冲冲对他抱怨：“一只蚊子吵得睡不好。”他紧蹙双眉，伏案疾书，被她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不禁怒从衷来：“我一个大男人，还要管你一只蚊子的事。怕吵，怎不挂蚊帐？”望着他的不耐烦，她心底一阵酸涩委屈……如今老夫老妻生活下来，他每晚必将蚊帐挂好，先行入睡暖被，她常戏称他是“现代孝子”。一日，她一躺下，听见有细微的嗡嗡声，不禁惊呼：“有蚊子！”他睡意待＃却弓身仰起：“有什么？”“一只蚊子在蚊帐内。算了，不是很吵……”“不行，你不是怕吵吗？”他一跃而起，戴上眼镜，在蚊帐内追捕那只蚊子。情人节礼物●邱淑珍（宜兰玉结・成衣厂职员）西洋情人节将至，办公室几位未婚女同事，不是有人送花，就是有人送巧克力，看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回到家不禁向老公抱怨：“嫁给你十几年，从未见你买花送巧克力，你看我同事都有人送花送糖。”“你知道报上报导一朵玫瑰花近百元，而且玫瑰花几天就谢了，又不能吃，多浪费。”听完他的道理，我只有气在心里。
　　情人节那天，见老公回家手提着一个塑胶袋递给我：“老婆！情人节快乐。”
　　我迅速打开袋子，只见一条条麻花。他得意洋洋：“我买了一百元麻花，代表买花和买糖（麻花上的白糖），经济又实惠。”留下我站在那儿望着麻花哭笑不得。母亲命里的三把箭●黄斐娟（台北・置地广告公司秘书）母亲29岁那年罹患内甲状腺肿大，脖子上因为手术留下一圈难看的疤痕。记忆中，她相当时髦漂亮，经常用一串珍珠项链遮住这个疤痕，跟父亲出门玩到半夜才回家。
　　39岁那年，她又因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整年。出院后，母亲变了很多，她不再苗条，也很少笑，经常帮人做衣服到深夜，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而父亲却永远只是个麻烦的同义词罢了。
　　家里的状况愈来愈好，母亲却在59岁那年二次罹癌。在切除半边的乳房后，她的身体经常因为无法平衡而摔倒，但是她却活得很起劲，经常去爬山、旅游，并在海边盖了一幢红瓦白墙的房子，整天花花草草的忙个没完。
　　年前跟母亲谈起她的变化，她沉静地说：“年轻时只想守住你父亲，整天跟着他走。等发现自己的男人已经荒唐到无法收心时，才察觉你们都还没有长大。婚前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命里有三把箭，如果躲得过，我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想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
　　站在廊前眺望着大海，她说：“能活着真好！”


七个死亡

台港文学选刊

隐地

　　叛逆小生詹姆斯・狄恩已经辞世35周年，其生前东家华纳鉴公司于影迷对他怀念始终未灭，决定稍后印行专书，发表两百帧他从未公开过的珍贵照片与亲笔信。
　　1979年5月某日《联合报》影剧版消息。
　　35年前，我19岁。19岁，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拥有青春，那种年纪，也不知为什么，昂扬着忧郁，却又潜藏着愤怒。
　　看到詹姆斯・狄恩出现。我自称James呢，我就永远不会老了！有天读报，读到副刊一篇文章，其中一句：“那时的爱尔兰诗人开始老了，1919年，他已经54岁……”54岁，不就是现在的我吗？叶慈54岁开始老了，我的54岁，难道还没老吗？人到底怎么会老的？晚上洗脸，是一天的结束，早晨洗脸，是一天的开始，洗着洗着，人就老了。一点也不错，人就是这么老的。
　　不记得自己的50岁是怎么来的，反正50岁快来的时候，老是对人说48岁，48岁过了好几年，连50岁的生日也不肯做，大概是一种潜意识的排斥，然后有一年，就是今年吧，终于服输了，突然对人斩钉截铁地宣告：我已经54岁了，从48岁一跃而成为54岁，其实只是希望别人说：“你看来一点也不像54岁，你真的有54岁吗？”时序尚未进入夏天，我的长官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死讯一一传来，已经有7位了，真的使我怵目惊心。我最敬爱的一位老长官，虽然已经71岁，但他的身体一身硬朗。过年前，我还请他在一家健康餐饮店吃饭，他笑声朗朗，谁想到年后不久他生病住了医院，不到3个月就骤然去世。我高中时的3位同学，一位应酬后回家，因喝了点酒，在浴室里吐了起来，吐着吐着，心脏病发，就这样暴毙了。他的夫人也人心脏病，看到丈夫突然死亡，心惊之下，也昏死过去。另一位同学因长年气喘不止，自己注射药物，前些天在注射针药时不慎过量而死亡。还有一位从海军退役的同学因白血球不足，造血机能衰竭，在医院拖了4年终于不治。两位朋友之死更是传奇。其中一位想吃面，当他的孩子提着装在食盒中的面回来时，他竟然已经断了气。另一位看到太阳出来，很兴奋，自己搬了一张椅子上阳台，躺着晒太阳，就这样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除了我的老长官，其余5位同学和朋友，死亡的年龄从52岁到58岁，应该说，都还未轮到去死亡之路上，怎么一个个都急着插队，提早向死神报到呢？老，之后就是死。死，之前应该过怎样的人生呢？阳光、空气、水，是生命的三要素，在死神遽然夺走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一周中至少会有一天阳光遍地，让我呼吸勉强还够60分的及格新鲜空气，也能喝到纯净的水……然后我要请音乐做我的好友，鲜花代替我的情人，daynibht开刀……


秦腔

《抱散集》

贾平凹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于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戏台下以绒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训某人：你要不怎么怎么样，今晚让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惩罚的代名词。所以，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唯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严重的乡土观念，也使其离不了窝：可能还在西北几个地方变腔走调的有些市场，却绝对冲不出往东南而去的潼关呢。
　　但是，几百年来，秦腔却没有被淘汰，被沉沦，这使多少人在大惑而不得其解。其解是有的，就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如果是一个南方人，坐车轰轰隆隆往北走，渡过黄河，进入西岸，八百里秦川大地，原来竟是：一扶黄褐的平原；辽阔的地平线上，一处一处用木椽夹打成一尺多宽墙的土屋，粗笨而庄重；冲天而起的白杨，苦楝，紫槐，枝干粗壮如桶，叶却小似铜钱，迎风正反翻覆……你立即就会明白了：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维妙维肖的一统！再去接触一下秦人吧，活脱脱的一群秦始皇兵马俑的复出：高个，浓眉，眼和眼间隔略远，手和脚一样粗大，上身又稍稍见长于下身。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状的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牛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变起世界观了：啊，这是块多么空旷而实在的土地，在这块土地挖爬滚打的人群是多么“二愣”的民众！那晚霞烧起的黄昏里，落日在地平线上欲去不去的痛苦的妊娠，五里一村，十里一镇，高音喇叭里传播的秦腔互相交织，冲撞，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啊！于此，你不渐渐感觉到了南方戏剧的秀而无骨吗？不深深地懂得秦腔为什么形成和存在而占却时间，空间的位置吗？八百里秦川，以西安为界，咸阳，兴平，武功，周至，凤翔，长武，岐山，宝鸡，两个专区几十个县为西府；三原，泾阳，高陵，户县，合阳，大荔，韩城，白水，一个专区十几个县为东府。秦腔，就源于西府。在西府，民性敦厚，说话多用去声，一律咬字沉重，对话如吵架一样，哭丧又一呼三叹。呼喊远人更是特殊：前声拖十二分的长，末了方极快地道出内容。声韵的发展，使会远道喊人的人都从此有了唱秦腔的天才。老一辈的能唱，小一辈的能唱，男的能唱，女的能唱；唱秦腔成了做人最体面的事，任何一下乡下男女，只有唱秦腔，才有出人头地的可能，大凡有出息的，是个人才的，哪一个何曾未登过台，起码不能吼一阵乱弹呢！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与他们，要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若与那些年长的农民聊起来，他们想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生活，首先便是这五大要素。他们有的是吃不完的粮食，他们缺的是高超的艺术享受，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不会是那些文豪们讲的，幼年不是祖母讲着动人的迷丽的童话，而是一字一板传授着秦腔。他们大都不识字，但却出奇地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诵出剧本，虽然那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从那一圈胡子的嘴里吐出来十分别扭。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在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的永恒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都有戏班，人人都会清唱。在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分，一个人独独地到田野里去，远远看着天幕下一个一个山包一样隆起的十三个朝代帝王的陵墓，细细辨认着田埂土，荒草中那一截一截汉唐时期石碑上的残字，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里就飘出一阵冗长的二胡声，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我就痴呆了，猛然发现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了。
　　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排演开始了。演员们都集合起来，到那古寺庙里去。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庙成了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导演是老一辈演员，享有绝对权威，演员是一定几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儿媳也同台。按秦川的风俗：父和子不能不有其序，爷和孙却可以无道，弟与哥嫂可以嬉闹无常，兄与弟媳则无正事不能多言。但是，一到台上，秦腔面前人人平等，兄可以拜弟媳为帅为将，子可以将老父绳绑索捆。寺庙里有窗无扇，屋梁上蛛丝结网，夏天蚊虫飞来，成团成团在头上旋转，薰蚊草就墙角燃起，一声唱腔一声咳嗽。冬天里四面透风，柳木疙瘩火当中架起，一出场一脸正经，一下场凑近火堆，热了前怀，凉了后背。排演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有观众，有抱着二尺长的烟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满窗台的孩子。庙里一个跟头未翻起，窗外就哇地一声叫倒好，演员出来骂一声：谁说不好的滚蛋！他们抓住窗台死不滚去，倒要连声讨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殷勤的，跑回来偷拿了红薯、土豆、在火堆里煨熟给演员作夜餐，赚得进屋里有一个安全位置。
　　排演到三更鸡叫，月儿偏西，演员们散了，孩子们还围了火堆弯腰踢腿，学那一招一式。
　　一出戏排成了，一人传出，全村振奋，扳着指头盼那上演日期。一年十二个月，正月元宵日，二月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过端午，六月六日晒丝绸，七月过半，八月中秋，九月初九，十月一日，再是那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月月有节，三月一会，那戏必是上演的。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业，宁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集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强的工匠来修筑。村子富不富，就比这戏台阔不阔。一演出，半下午人就找凳子去占地位了，未等戏开，台下坐的、站的人头攒拥，台两边阶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顽童。那锣鼓就叮叮咣咣地闹台，似乎整个世界要天翻地覆了。各类小吃趁机摆开，一个食摊上一盏马灯，花生，瓜子，糖果，烟卷，油茶，麻花，烧鸡，煎饼，长一声短一声叫卖不绝。锣鼓还在一声儿敲打，大幕只是不拉，演员偶尔从幕边往下望望，下边就喊：开演呀，场子都满了！幕布放下，只说就要出场了，却又叮叮咣咣不停。台下就乱了，后边的喊前边的坐下，前边的喊后边的为什么不说最前边的立着；场外的大声叫着亲朋子女名字，问有坐处没有，场内的锐声回应快进来；有要吃煎饼的喊熟人去买一个，熟人买了站在场外一扬手，“日”地一声隔人头甩去，不偏不倚目标正好；左边的喊右边的踩了他的脚，右边的叫左边的挤了他的腰，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言语伤人，动了手脚；外边的趁机而入，一时四边向里挤，里边向外扛，人的旋涡涌起，如四月的麦田起风，根儿不动，头身一会儿倒西，一会儿倒东，喊声，骂声，哭声一片；有拼命挤将出来的，一出来方觉世界偌大，身体胖肿，但差不多却光了脚，乱了头发。大幕又一挑，站出戏班头儿，大声叫喊要维持秩序；立即就跳出一个两个所谓“二干子”人物来。这类人物多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却十二分忠诚于秦腔，此时便拿了枝条儿，哪里人挤，哪里打去，如凶神恶煞一般。人人恨骂这些人，人人又都盼有这些人，叫他们是秦腔宪兵，宪兵者越发忠于职责，虽然彻夜不得看戏，但大家一夜满足了，他们也就满足了一夜。
　　终于台上锣鼓停了，大幕拉开，角色出场。但不管男的女的，出来偏不面对观众，一律背身掩面，女的就碎步后移，水上漂一样，台下就叫：瞧那腰身，那肩头，一身的戏哟是男的就摇那帽翎，一会双摇，一会单摇，一边上下飞闪，一边纹丝不动，台下便叫：绝了，绝了！等到那角色儿猛一转身，头一高扬，一声高叫，声如炸雷豁啷啷直从人们头顶碾过，全场一个冷颤，从头到脚，每一个手指尖儿，每一根头发梢儿都麻酥酥的了。如果是演《救裴生》，那慧娘站在台中往下蹲，慢慢地，慢慢地，慧娘蹲下去了，全场人头也矮下去了半尺，等那慧娘往起站，慢慢地，慢慢地，慧娘站起来了，全场人的脖子也全拉长了起来。他们不喜欢看生戏，最欢迎看熟戏，那一腔一调都晓得，哪个演员唱得好，就摇头晃脑跟着唱，哪个演员走了调，台下就有人要纠正。说穿了，看秦腔不为求新鲜，他们只图过过瘾。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面对着这样的观众，秦腔是最逞能的，它的艺术的享受，是和拥挤而存在，是有力气而获得的。如果是冬天，那风在刮着，像刀子一样，如果是夏天，人窝里热得如蒸笼一般，但只要不是大雪，冰雹，暴雨，台下的人是不肯撤场的。最可贵的是那些老一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一声叫板，便可以使他们坠入艺术之宫，“听了秦腔，肉酒不香”，他们是体会得最深。那些大一点的，脾性野一点的孩子，却占领了戏场周围所有的高空，杨树上，柳树上，槐树上，一个枝杈一个人。他们常常乐而忘了险境，双手鼓掌时竟从树杈上掉下来，掉下来自不会损伤，因为树下是无数的人头，只是招致一顿臭骂罢了。更有一些爬在了场边的麦秸积上，夏天四面来风，好不凉快，冬日就趴个草洞，将身子缩进去，露一个脑袋，也正是有闲阶级享受不了秦腔吧，他们常就瞌睡了，一觉醒来，月在西在，戏毕人散，只好苦笑一声悄然没声儿地溜下来回家敲门去了。
　　当然，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员亮相，也是一次演员受村人评论的考场。每每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片嘁嘁喳喳：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子，谁家的媳妇，娘家何处？于是乎，谁有出息，谁没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论。有好多外村的人来提亲说媒，总是就在这个时候进行。据说有一媒人将一女子引到台下，相亲台上一个男演员，事先夸口这男的如何俊样，如何能干，但戏演了过半，那男的还未出场，后来终于出来，是个国民党的伪兵，还持枪未走到中台，扮游击队长的演员挥枪一指，“叭”地一声，那伪兵就倒地而死，爬着钻进了后幕。那女子当下哼一声，闭了嘴，一场亲事自然了了。这是喜中之悲一例。据说还有一例，一个老头在脖子上架了孙孙去看戏，孙孙吵着要回家，老头好说好劝只是不忍半场而去，便破费买了半斤花生，他眼盯着台上，手在下边剥花生，然后一颗一颗扬手喂到孙孙嘴里，但喂着喂着，竟将一颗塞进孙孙鼻孔，吐不出，咽不下，口鼻出血，连夜送到医院动手术，花去了七十元钱。但是，以秦腔引喜的事却不计其数。每个村里，总会有那么个老汉，夜里看戏，第二天必是头一个起床往戏台下跑。戏台下一片石头、砖头，一堆堆瓜子皮，糖果纸，烟屁股，他掀掀这块石头，踢踢那堆尘土，少不了要捡到一角两角甚至三元四元钱币来，或者一只鞋，或者一条手帕。这是村里钻刁人干的营生，而馋嘴的孩子们有的则夜里趁各家锁门之机，去地里摘那香瓜来吃，去谁家院里将桃杏装在背心兜里回来分红。自然少不了有那些青春妙龄的少男少女，则往往在台下混乱之中眼送秋波，或者就悄悄退出，相依相偎到黑黑的渠畔树林子里去了……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过节，他们就会要合家唱一会乱弹，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耻笑，甚至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即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名角没有在场，只要发现了名角的父母，去商店买油是不必排队的，进饭馆吃饭是会有座位的，就是在半路上挡车，只要喊一声：我是某某的什么，司机也便要嘎地停车。但是，谁要侮辱一下秦腔，他们要争死争活地和你论理，以至大打出手，永远使你记住教训。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的使他们获得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
　　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1983年5月2日草于五味村


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人民日报

林希

　　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面容，是清秀、是俊美，或者是妩媚生动；她总是从我的背后缓缓地跟上来，漫过我的肩侧，又从容地蹬车而去。我因看到坐在她自行车后架上不足三四岁的女儿，断定她多不过三十岁的年纪。她身材消瘦，高高的个子，本来似曾有过一身使不完的劲，但终究劳累了，她的背影显出疲惫。
　　清晨，从来是沉浸着紧迫的气氛，整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似一根根绷紧的琴弦，车辆、行人如音符般跳跃而过，生活的节奏似欢快、热烈的快板。她骑着车子，沿着每天上班下班必经的熟悉道路奔驰而去。鼓鼓滚圆的书包挎在车把上，一个尼龙网兜里装着大小两个饭盒，这大概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大饭盒里是米饭，小饭盒里是素菜。
　　她蹬着车子，目光凝视着远方，头昂着，上身向前倾斜。有一次我看见她一面蹬车一面吃早点，今早该是太匆忙了，她还想着身后的女儿，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饼干回手向背后送去。她还轻声地吟着儿歌，那是托儿所阿姨教孩子们唱的儿歌，女儿听着儿歌自然乖多了，向妈妈保证今天不淘气。
　　我目送她向前驶去，我知道还有一天的劳累等着她：她是一个女工，她要去开动机器；她是一位会计，还要和枯燥的数字共度过八小时的时光；也许她是位炊事员，要去为千百人烧饭；或是位护士，要为病人减轻痛苦。但此刻她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时间追赶着她，她的家庭，大半就在这辆自行车上，缓慢地，沉重地，疲惫地行进着。可惜她行进的里程只能在同一的距离内无数次重复，否则纪录世界之最的书籍会发现她是世界上背负着一个家庭行路最长的女人，她将成为一位明星。
　　她自然没有思索过那么许多，她做的是她能够做的一切，是她应该做的一切，尽管未必是她愿意做的一切。一天，一个同龄男子和她并肩骑车走着，我听见一路上她不停地抱怨，从家务劳动，丈夫的懒惰，婆婆的刁钻，到工作单位的是非纠纷，领导的不公，最后自然是菜贵了肉贵了蛋贵了，其中有许多甚不文雅的用语。男子默默地听着，他们还是缓缓地向前奔去，丝毫也没有因满腹牢骚放慢脚步。我料定到了工作单位她会立时忘掉一路上的怨气，投入工作，又是一个充实的劳动日。
　　平静的岁月也难免有几天骚扰的日子，突然间掀起一股抢购风。我知道她没有多少积蓄，她自然也不愿为多添置一条备用的毛毯而去挤商场围柜台。她还是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节奏，骑着自行车漫过我的身边，消失在人的洪流里，人的洪流正披着朝霞涌动。
　　远远地望着她在人流中时隐时现的背影，使我这个对于个人生命价值有清醒认识的人感到羞惭，尽管我自知无论我如何奋斗都不可能使她在未来的后半生中不再骑自行车，而拥有一辆私人小汽车，但她如此不轻松地骑自行车追赶生活，总是有我们对她没有尽到责任的地方。我怕十年、二十年过去，直到成为一个老太婆还是抱怨着、骑着笨重的自行车，追赶着总也追不上的希望和憧憬。
　　外国人说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但他们无法理解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在创建着怎样的生活。我们辛劳，有时几乎是疲于奔命，生活有些艰难，大家又苦于总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但骑自行车的中国人依然在前进，而且在相互提示不要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果说中国文化曾在“净”与“静”的境界中控索人性，那么中国人创建的自行车文化却是在前进与辛劳中拥抱世界与未来。
　　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男人无须证明

大学生

刘玖林

　　朋友，你还记得我那件补过的裤子吗？从昨天起，我把它穿在身上了。
　　那件裤子是我在大一时买的，不算华贵，但很合体，加上它与众不同地灰不溜秋，我特别喜欢。然而，不知怎地，买来不久，膝盖上便有了那么一个洞。带回家时，母亲把它缝补得密密的。不管慈母用心如何，稍加留意便可看出，这是一条补过的裤子。
　　你知道，我是个要强的人，不想让人笑话我。于是，我宠爱的这条裤子在箱底一压三年。
　　昨天上午，我揣着母亲让我买裤子的钱上街，却从书店搬回一套《鲁迅全集》。接着干的事情便是从装了十几件旧裤子的箱底找一条现时可穿的。我相中它。就是它了。补过怎么的？
　　是的，朋友，以前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小心翼翼地活，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为了让别人不觉我是“土包子”。我为自己操带苏北口音的生硬普通话苦恼，也曾跑遍南京城为了买一双黑尼龙手套――我们班几乎所有的人都戴它。
　　可现在不了。我去踢足球，只是因为我喜欢。春天，我还剃了回光头，你去留长发好了，跟我剃光头有何关系？我喜欢。只要我兴致好，我也会和同伴一起，在餐馆里吃饭时，把菜吃得一干二净，连汤都不剩。
　　――证明我是男子汉干吗？表现我是男子汉干吗？我足以成为我自己，我只想自如地活。
　　朋友，你一定没忘去年我给你信上的那段话：“你就是你。为78分加2分而少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有何必要？循规蹈矩，你丰富多彩的个性在这些穷理性前削足适履，着实有些可怜；“跪着挪步未免寒碜。你仅拥有这一生，想干的为何不干，难道要横下心来，着意在50年后使自己遭受遗憾的困惑？
　　“站起来，跑起来，管他有鞋没鞋。”
　　还是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喜欢玩斗陀螺的游戏。说老实话，他们斗得很好，我也斗得不错。斗陀螺很精彩，两个抽得飞旋的陀螺猛然相撞，飞舞着分开，在地上划着美丽的弧线。现在，当我欣赏冰上舞蹈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儿时的游戏，它们太相像了。斗陀螺是壮观的，不用说，执鞭的颇有些自豪，而我却不能感受这一种殊荣。我是左撇子，打出的陀螺是反转，与他们的正转一撞就死，丝毫划不出流畅的曲线来。伙伴们揶揄甚而戏弄我，没人与我一起玩。我受不了，夹着鞭子哭着去告诉父亲：“爸爸，没人跟我玩，我是反转。”父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抚着我头上的黄头发对我说：“反转，不是你的错。孩子，没人跟你玩，你自己一个人玩好了。”
　　现在想起来，父亲那时简直在阐述一个真理。只是在今天，我才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知道，我会做一些别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可能被某些人理解，也可能在某些时候被理解，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被所有的人理解。比如，我写的诗。如果谁表示看不懂，而又对我带血的产儿横加指责，我就让他立即走开，你得承认，这种人还没资格评价我的诗。
　　朋友，不要指望会有那么些人能理解你，珍惜自己的羽毛，孤傲地飞吧！
　　一位臭名昭著的人物说过一句有点儿道理的话：评价一个男人有两个标准，一是看他娶怎样的女人，一是看他有怎样的死法。潇洒的死，应当是简洁明快而富有力量的，像海明威那样。不过，这有些遥远。对我们来说，另一个问题，爱情显得甚至有点儿迫切。
　　我喜欢她，只是我觉得她纯洁清新，像雨后初晴的天空。其实，她很普通，初见她的一瞬使我感到一个天使的存在，以后便久久不能消逝，也许还要继续到明天去。我简直像守着一种事业一样注视着她。时间久了，当我忍不住向她提出来时，她朝我笑笑，婉转地表示“你迟到了”。这时候，我潇洒不了。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受不了。我还对她说了好多好多，我这时不像男子汉，一点不像，有些话简直可以扼杀我的形象。因为我自信，我不需要在这时候还虚伪地表现某种男子汉的自尊。我不会洒脱地在她面前说什么表现硬汉气概的话，然后在没人的时候唉声叹气甚至偷偷抹泪。我相信，即使我有些失态，但她还是那样地看待我，作为一个高傲形象的存在。
　　爱情是不能乞求的。即使如此，如果你真爱她，如何坦白地表示都不是过错。
　　男人，从来就以他赤裸裸的力量支撑着世界！


女孩喜欢“坏”男孩

《喜剧世界》

晓岭

　　不知你发现没有，生活中有一种现象，逛大街你常会见到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伙子和一位婀娜多姿的迷人的小姐手挽手在商店溜达，让人好不羡慕。一次去舞厅，一位公认的“坏”男孩总能邀起最漂亮的小姐翩翩起舞。也有些貌似儒雅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挖苦说：“鲜花插到牛粪上，可惜了。”当年上大学时读中外古今爱情小说也发现安娜偏不喜欢一本正经的卡列宁而要喜欢花花公子渥伦斯基这号人。还有尤二姐爱贾琏，杜十娘痴情李甲最后发现受骗怒沉百宝箱。为此，我真有些大惑不解，“坏”男孩被众多女子垂青的效应如何产生？我沉思，我读书，我观察，我体验，末了顿悟……“坏”男孩先天具有幽默本领。就拿跳舞说，我亲眼目睹一位衣冠楚楚、颇有风度的男子走向一位女士说：“小姐，请你跳舞。”女孩摆摆手说：“我累了，想歇一会。”另一位有点雅皮式的“坏”男孩上前邀请，女孩仍摆手婉拒，只听他说：“怎么，还要我把你抱上去吗？”女孩怕他真会那样做，大庭广众多羞人呀，于是乖乖就范了。还有一回，我看见几个正经小伙去邀请一位小姐，都遭拒绝：“对不起，我不会跳。”一个“坏”男孩上前说：“我斗胆冒着再被拒绝的风险来请你，给我点面子。”女孩说：“我真不会。”“是吗？但你会走路吧？”“当然。”
　　“好，让我们在音乐中散散步吧。”他成功了。
　　“坏”男孩行为举止新潮、潇洒。我曾和一女孩谈朋友，她说我不修边幅，总穿一双磨得不见光亮的皮鞋，她真受不了。
　　我曾见过一男一女边吃糖葫芦边走，也许女孩此时要表达某种感情，非要让男孩吃一口，面对满街的眼睛，男的想推辞，但女的仍执意，男的还是吃了。而后两位开怀大笑地环顾左右，发现有不少眼睛在盯他们。不被某种旧有的流行的道德规范所约束，敢想敢为，此乃潇洒。
　　“坏”男孩表示爱坦率直露。外国心理学家以为：女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被人珍爱，你主动示爱，即便不成功，这份真情温暖也会使女子感激不忘，只要你是认真的，她决不会嘲笑你。读者还记得《渴望》中的大成和沪生吧，大成心里有慧芳可谓“冰冻三尺”，但为何沪生占了先呢？除了心灵的撞击之外，主要一条是“坏”沪生敢想敢说敢为，有“贼”心又有“贼”胆，当时文革的社会背景，沪生带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带有力度和强迫色彩的吻可谓是“坏”男孩之举，但这“坏”正是女人潜意识中的渴求企盼的罗曼蒂克。
　　“坏”男孩具有浪漫情怀和人情味。今冬古城好大雪。我看见很多好男人来到公共车站牌下送等女友妻子。但我也瞧见很多“坏”男孩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友情人辛苦受冻，就豁出去掏大钱叫出租车，也许“他”偶然奢侈了些，但这种重视和爱护女性的行为让我倍受感动。不少女孩说：“这太贵了，还是乘公共车吧。”但她们的内心是多么温暖和幸福。一次我同女友走到某公园一片竹林处，条件反射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几年前听说一对恩爱男女为了反抗父母干涉殉情，双双自刎在这竹林深处。我一讲完，她就对号入座问：“万一我们的父母也不同意，你敢和我上华山的‘舍身岩’吗？”“不妥吧，我还爱惜生命呢！”但如果换了“坏”男孩一定会满足女孩心里的那份需求说：“我敢，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女孩对爱情故事的虚构总是要死要活，惊天动地，缠绵悱恻，永恒专一的，有什么办法呢，地道的“琼瑶型”。
　　“坏”男孩善于标新立异。他们经常会出些“馊”主意，让你意想不到。比如过烦了大都市生活，换换口味一起去金鱼沟大水库游泳，一起骑上轻骑去风峪口垂钓，一起去乡间郊游或者一块去小豪华影院品尝一下10元钱一张票的温馨和舒适，或者当“一夜贵族”在圣诞之夜破费点去“金花”饭店度过一个快活的圣诞之夜，或者制造些险情如看恐怖影片、骑高速车体验一下娇小女孩温柔依赖和很惊讶的尖喊声，而他也能更出色地担当起男子汉的角色。难怪有不少女孩对我说，她们最喜欢的影片是《魂断蓝桥》和《罗马假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是邂逅突发一见钟情式的，充满了浪漫情怀和冒险精神，的确是意外的遭际产生意外的惊喜。女孩天生就喜欢戏剧性，真没办法。
　　“坏”男孩具有很多“怪诞”和“韧”的品性。我曾见过一位“坏”男孩追求姑娘可谓棋高一着，自己写不了情书，就花钱托一位情书专家写，爱慕赞美之辞热烈动人终于打动芳心，暂时得手。另一位可谓有耐心，每天两封信，每日一束花，你如果骂他脸皮厚，他笑着说：“就是厚，比城墙还厚，刀枪不透。”
　　世界之大，某个女孩也许微不足道，但就她自己而言她就是全部。所以每个女孩在心灵深处都把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高傲圣洁的“白雪公主”，决不能轻率委身于人。她们都希冀男孩能演出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和罗密欧为朱丽叶殉情而死的英雄角色。“坏”男孩本能地喜欢英雄爱美人或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生命的“侠义”壮举，所以他可以充当女孩保护神的“金色盾牌”。另则，“坏”男孩的调侃方式常能撩起女孩高傲冷艳背后的本能的“潜意识”，让女孩和他迅速缩短心理和空间距离，制造一种轻松温馨氛围，俄顷和谐欢畅，融为一体。
　　“坏”男孩只是他们的一些做法稍有出格或不合传统规范，美国人也许看得惯，中国人则看不惯。其实“坏”男孩常常成功的真正原因我想无非是“他”的行为破坏了女性或人类自己设置的某种虚伪的“矫饰”，使女孩复归大自然，使她活得更潇洒、更快乐、更超脱、更随心。“坏”男孩多是更人性化了的“大孩子”，“他”常能唤起女孩的母性和柔情，所以他能得到女孩的垂青。


女孩子

《中学生阅读》

秦文君

　　生日纷乱的风挟裹着6月的雨，那冲动的步伐如千军万马，从大街走到我小小的窗棂。我不明白，它竟能用它的热烈叩开我心灵的栅门？我的生日在雨中度过。我旋转；我举起双手捧接有亮光的雨点；我快乐而又忧伤的泪融进那茫茫的水帘中。
　　15岁，炽热的多彩岁月。它拉开了蓄满情感的生活序幕：一个女孩的全部世界。
　　妈妈在温柔的桔黄色灯光下，忙碌的妈妈，不必再说任何柔情蜜意的话，凭借心灵感应，你会知道，有你做母亲，是我一生的幸运。我的爱将永远留给你，这也是一种永久恒长的缘分。
　　妈妈，为我祝福，属于我的天空在远方，我的心已被那年轻明朗的它收容。那儿的空气、阳光、风，正是我积存了15年的向往。
　　妈妈中。
　　友情初次相遇，穿着白裙的娇小的你朝我害羞地一笑；在那仓促间，我知道，我们彼此进入了对方的心灵。多少寻觅，多少企盼，都在那安安静静的一瞬间找到归宿。
　　然而，分别即在眼前。你要去远方，友情被拉成蓝色的海岸线，遥远而又漫长。我没为你送别，因为你美丽的身影仍日日在我眼前匆匆而过，如轻风，易感应而难捕捉；你没说再见，但我深知，从此往后，那荒凉的边城内，除了各种服饰的陌生人，还有个爱着我的穿白裙的女孩。
　　朋友，离别和相聚都凝结着我们的缘分。既然彼此已将对方铭刻心间，又何必为不能朝朝暮暮厮守一处而哀伤。
　　希冀我有着太多的希冀，它们浓烈，它们不断增长却从不更换。我希冀，百年老树般的孤独老人重萌青春；希冀每个人都能如愿；希冀冬天并不荒芜；希冀世上没有丑恶和噪音，希冀一切消逝的美好奇迹般地流转在清澈的黎明。
　　我的希冀碎了一大片。
　　我重新寻觅希冀，带着忧伤和思索。我想我能找到扎扎实实的它。在那沉甸甸的冀中，我会成为独立的人，如同一面鲜艳的旗，迎风飘呀飘。
　　做一个高尚的人，永葆一尘不染的心灵，这便是我崭新的希冀，尽管前途未卜”“，结尾还在很远很远的未来。
　　追赶总有失败和那么多的挫折在等待我，有些是小小的误会，有些便是失落；就如一心一意想赶头班车，早早等待，苦苦盼望，然而那是辆拥护不堪的车，在那一瞬间，它载着别人离去，将我的愿望一起遗失在清冷的站台上。
　　常常有脱了班的车要去追赶，能否赶上我一无所知。我奔跑，我追赶，只因为不愿在等待中消磨和修剪自己。
　　据说人只是世上的一个长客。对于我，它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烦恼。我喜欢这样的追赶，去追寻遥遥领先的理想；在追赶中，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生主人。


内心的告诫

折断的翅膀

纪伯伦 王伟、朱威烈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要爱人们所憎，与他们仇视的人真诚相处；它告诉我，爱不是爱人者的优点，而是被爱者的长处。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爱是紧拴在两根相邻桩子上的一根细线。而现在，它已成为首尾相衔，烛照现有一切并且慢慢扩展以囊括未来一切的光环。
　　我的心告诫我，教会我注视那被模样、颜色和皮肤遮住的美，细细观察那被人们当做丑恶的东西，看出它的美好来。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看到的美是在烟柱间抖动着的火苗；它消失了，我看到的只剩下灰烬。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倾听那些并非摇唇鼓舌、直着喉咙嚷叫所发出的声音。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听力微弱，听觉迟钝，能感知的只是喧嚣和嘶喊。而现在，我会在寂静中侧耳倾听，听见那无声的乐队在歌唱岁月的颂歌，吟诵宇宙的赞美诗，透露冥冥之中的奥秘。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饮那不是榨出后斟在用手举起送至唇边的杯盏中的液汁。
　　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的干渴犹如灰堆中微弱的火苗，一口溪水或一口榨得的液汁即能将它浇灭。而现在，我把向往当美酒，把追求当饮料，把孤独当佳酿，我现在和将来都不须啜饮，但是，怀着这种不灭的热情，不啻是一种恒久的乐趣。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去接触那尚未成形、结晶的东西，教我懂得，可感知的只有一半是合理的，我们所掌握的只是我们期望的一部分。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冷静时遇到热情人，热情时碰到冷静者，萎靡时得遇热情人或者冷静者，我都会感到满足。而现在，我收紧的触觉已经松开，变成了薄雾，透过万物的表面，与万物的内在实质融合在一起。
　　我的内心告诫我，教我去闻不是芳草或香炉散逸出的气味。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欲闻香，便求助于花圃、香水瓶或香炉。而现在，我闻到的是既非燃烧也非倾洒出来的香味。充塞我胸中的馨香，不来自这尘世的任何一家花园，也不由空中的哪一阵清风所送至。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在未知和危险叫唤我时，回答说：“我来了！”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听到熟悉的召唤才起身，只走我经历过的平坦道路。而现在，已知成了乘骑，我跨上它奔向未知，坦途成了阶梯，我拾级而上直抵险境。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在衡量时间时别这样说：“昨天的已经过去，未来的明天再说。”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曾以为过去的已一去不复返，未来的永远也达不到。而现在，我懂得了，眼下的这一刻包含着时间的全部涵义，可以期望，可以成功，可以实践。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不要用“这里、那里”的概念去限制空间。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到了某一地，便以为自己已远离另一地。而现在，我明白了，我到达的某地即是各地，我占据的地点包含着全部空间。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在周围的人们酣睡时守夜，在他们醒着时入眠。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睡着时看不到他们的梦境，他们熟睡时也无法观察我的梦想。而现在，我只在他们注视我时才遨游梦乡，我为他们入睡而感到欣喜时，他们已在梦境中自由翱翔。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不要因为赞扬而欣喜，由于受责而难受。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总是怀疑我工作的价值和作用，直到岁月派来一位使者，加以褒奖或讽刺。而现在，我知道了，树木春天开花，夏天结果，它们并不奢望获得赞美；秋天叶子飘落，冬天枝丫光秃，它们也不怕遭受责备。
　　我的心告诫我，教育我并且向我断定，我不比流浪汉们高贵，也不比强权者们卑下。在我的心告诫我之前，我认为人分两种，一是弱者，我怜悯或鄙视他；一是强者，我追随或反对他。而现在，我懂得了，我是个个人，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我的因素、意愿、欲望和道路，就是人类的因素、意愿、欲望和道路；他们有过失，我也有错，他们有所成就，我即引以为荣；他们奋起，我随之奋起，他们停滞，我也会停滞。
　　我的心告诫我，教我懂得我提的灯不是为了我，我唱的歌也不是在我胸中谱成。我虽凭借光走路，但我不是光明；我即便是一把上了弦的琵琶，但却不是一个弹奏琵琶的乐师。
　　我的兄弟啊，我的心告诫我并教育我，你的心在告诫你也在教育你。你我既相似又不同，我们的差别在于我说出了我的心声，我的话有些剌耳，而你则毫不泄露你的心思，你的沉默中包含着一种美德。


女孩子的花

福建文学

唐敏

　　相传水仙花是由一对夫妻变化而来的。丈夫名叫金盏，妻子名叫百叶。因此水仙花的花朵有两种，单瓣的叫金盏，重瓣的叫百叶。
　　“百叶”的花瓣有四重，两重白色的大花瓣中夹着两重黄色的短花瓣。看过去既单纯又复杂，像闽南善于沉默的女子，半低着头，眼睛向下看的。悲也默默，喜也默默。
　　“金盏”由六片白色的花瓣组成一个盘子，上面放一只黄花瓣团成的酒盏。这花看去一目了然，确有男子干脆简单的热情。特别是酒盏形的花芯，使人想到死后还不忘饮酒的男人的豪情。
　　要是他们在变化成花朵之前还没有结成夫妻，百叶的花一定是纯白的，金盏也不会有洁白的托盘。世间再也没有像水仙花这样体现夫妻互相渗透的花朵了吧？常常想象金盏喝醉了酒来亲昵他的妻子百叶，把酒气染在百叶身上，使她的花朵里有了黄色的短花瓣。百叶生气的时候，金盏端着酒杯，想喝而不敢，低声下气过来讨好百叶。这样的时候，水仙花散发出极其甜蜜的香味，是人间夫妻和谐的芬芳，弥漫在迎接新年的家庭里。
　　刚刚结婚，有没有孩子无所谓。只要有一个人出差，另一个就想方设法跟了去。炉子灭掉、大门一锁，无论到多么没意思的地方也是有趣的。到了有朋友的地方就尽兴地热闹几天，留下愉快的记忆。没有负担的生活，在大地上遛来逛去，被称做“游击队之歌”。每到一地，就去看风景，钻小巷走大街，袭击眼睛看得到的风味小吃。
　　可是，突然地、非常地想要得到唯一的“独生子女”。
　　冬天来临的时候开始养育水仙花了。
　　从那一刻起，把水仙花看作是自己孩子的象征了。
　　像抽签那样，在一堆价格最高的花球里选了一个。
　　如果开“金盏”的花，我将有一个儿子；如果开“百叶”的花，我会有一个女儿。
　　用小刀剖开花球，精心雕刻叶茎，一共有6个花苞。看着包在叶膜里像胖乎乎婴儿般的花蕾，心里好紧张。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我希望能开出“金盏”的花。
　　从内心深处盼望的是男孩子。
　　绝不是轻视女孩子。而是无法形容地疼爱女孩子。
　　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我不能保证她一生幸福，不能使她在短暂的人生中得到最美的爱情。尤其担心她的身段容貌不美丽而受到轻视，假如她奇丑无比却偏偏又聪明又善良，那就注定了她的一生将多么痛苦。
　　而男孩就不一样。男人是泥土造的。苦难使他们坚强。
　　“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男人，却用男人的肋骨造出了女人。肋骨上有新鲜的血和肉，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痛彻心肠。因此，女子连最微小的伤害也是不能忍受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女子是一种极其敏锐和精巧的昆虫。她们的触角、眼睛、柔软无骨的躯体，还有那艳丽的翅膀，仅仅是为了感受爱、接受爱和吸引爱而生成的。她们最早预感到灾难，又最早在灾难的打击下夭亡。
　　一天和朋友在咖啡座小饮。这位比我多了近10年阅历的朋友说：“男人在爱他喜欢的女人的过程中感到幸福。他感到美满是因为对方接受他为她做的每件事。女人则完全相反，她只要接受爱就是幸福。如果女人去爱去追求她喜欢的男子，那是顶痛苦的事，而且被她爱的男人也就没有幸福的感觉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在茫茫的暮色中，从座位旁的窗口望下去，街上的行人如水，许多各种各样身世的男人和女人在匆匆走动。
　　“一般来说，男子的爱比女子长久。只要是他寄托过一段情感的女人，在许多年之后向他求助，他总是会尽心地帮助她的。男人并不太计较那女的从前对自已怎样。”
　　那一刹间我更加坚定了要生儿子的决心。男孩不仅仅天生比女孩能适应社会、忍受困苦，而且是女人幸福的源泉。我希望我的儿子至少能以善心厚待他生命中的女人，给她们的人生中以永久的幸福感觉。
　　“做男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珍惜他不喜欢的女人对他的爱慕。这种反感发自真心一点不虚伪，他们忍不住要流露出对那女子的轻视。轻浮的少年就更加过分，在大庭广众下伤害那样的姑娘。这是男人邪恶的一面。”
　　我想到我的女儿，如果她有幸免遭当众的羞辱，遇到一位完全懂得尊重她感情的男人，却把尊重当成了对她的爱，那样的悲哀不是更深吗？在男人，追求失败了并没有破坏追求时的美感；在女人则成了一生一世的耻辱。
　　怎么样想，还是不希望有女孩。
　　用来占卜的水仙花却迟迟不开放。
　　这棵水仙长得结实，从来没晒过太阳也绿葱葱的，虎虎有生气。
　　后来，花蕾冲破包裹的叶膜，象孔雀的尾巴一样张开来。
　　每一个花骨朵都胀得满满的，但是却一直不肯开放。
　　到底是“金盏”还是“百叶”呢？
　　弗洛伊德的学说已经够让人害怕了，婴儿在吃奶的时期就有了爱欲。而一生的行为都受着情欲的支配。
　　偶然听佛学院学生上课，讲到佛教的“缘生”说。关于十二因缘，就是从受胎到死的生命的因果律，主宰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生命与精神变化的力量是情欲。不仅是活着的人对自身对事物的感觉受着情欲的支配，就连还没有获得生命形体的灵魂，也受着同样的支配。
　　生女儿的，是因为有一个女的灵魂爱上了做父亲的男子，投入他的怀抱，化作了他的女儿；生儿子的，是因为有一个男的灵魂爱上了做母亲的女子，投入她的怀抱，化做她的儿子。
　　如果我到死也没有听到这种说法，脑子里就不会烙下这么骇人的火印，如今却怎么也忘不了了。
　　回家，我问我的郎君：“要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男孩！”我气极了！
　　“为什么？”他奇怪了。
　　我却无从回答。
　　就这样，在梦中看见我的水仙花开放了。
　　无比茂盛，是女孩子的花，满满地开了一盆。
　　我失望得无法形容。
　　开在最高处的两朵并在一起的花说：“妈妈不爱我们，那就去死吧！”
　　她俩向下一倒，浸入一盆滚烫的开水中。
　　等我急急忙忙把她们捞起来，并表示愿意带她们走的时候，她们已经烫得像煮熟的白菜叶子一样了。
　　过了几天，果然是女孩子的花开放了。
　　在短短的几天内她们拼命地放开所有的花朵。也有一枝花茎抽得最高的，在这簇花朵中，有两朵最大的花并肩开放着。和梦中不同的，她们不是抬着头的，而是全部低着头，像受了风吹，花向一个方向倾斜。抽得最长的那根花茎突然立不直了，软软地东倒西歪。用绳子捆，用铅笔顶，都支不住。一不小心，这花茎就倒下来。
　　不知多么抱歉，多么伤心。终日看着这盆盛开的花。”“它发出一阵阵锐利的芬芳，香气直钻心底。她们无视我的关切，完全是为了她们自己在努力地表现她们的美丽。
　　每朵花都白得浮悬在空中，云朵一样停着。其中黄灿灿的花朵，是云中的阳光。她们短暂的花期分秒流逝。
　　她们的心中鄙视我。
　　我的郎君每天忙着公务，从花开到花谢，他都没有关心过一次，更没有谈到过她们。他不知道我的鬼心眼。
　　于是这盆女孩子的花就更加显出有多么的不幸了。
　　她们的花开盛了，渐渐要凋谢了，但依然美丽。
　　有一天停电，我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桌上。
　　当我从楼下上来时，发现蜡烛灭了，屋内漆黑。
　　我划亮火柴。
　　是水仙花倒在蜡烛上，把火压灭了。是那支抽得最高的花茎倒在蜡烛上。和梦中的花一样，她们自尽了。
　　蜡烛把两朵水仙花烧掉了，每朵烧掉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那样水灵灵地开放着，在半朵花的地方有一条黑得发亮的墨线。
　　我吓得好久回不过神来。
　　这就是女孩子的花，刀一样的花。
　　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
　　只剩了养水仙的盆。
　　我既不想男孩也不想女孩，更不做可怕的占卜了。
　　但是我命中的女儿却永远不会来临了。


你印着微笑

田亚杰

　　三年前的一天，病房收治了一位患白血病的小伙子。每当我把他未满20岁的年同无情的绝症联系在一起时，便有哀伤袭上心头。青春的色彩应该是姹紫嫣红碧绿湛蓝，可在他的面前却是一片惨白。绝症的残酷，往往在于它对患者精神的摧残要超过对肉体折磨的千百倍。
　　小伙子长得并不英俊，但笑时的模样很帅气、生动、惹人喜欢。而且很爱笑。
　　就连护士给他静脉输液，由于心慌多扎了两针，他笑得亦然轻松自然，仿佛应该得到鼓励和安慰的反倒是我们这些手脚生疏的小护士。
　　我们绝不能向他透露病情，那将等同于无情的判决。我估摸，他一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不然，为什么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还爱看书。我发现他床头厚厚地一摞杂志，竟然全是《读者文摘》。文摘按年度齐整地装订成册。表现出主人对它的珍重之情和爱恋之心。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情有所托，从他倾心的书刊中寻到一个更美的世界，更高的境界，使他的精神能够超然，微笑能够长久。
　　他跟病友们谈笑风生，侃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趣闻轶事，还不时地穿插一段小幽默，使病房的气氛欢然。他热心帮助护士干些抹桌擦地的活儿。给下不了床的病友倒水端饭。每当人们向他道谢时，他总是笑得很真情，透着内心的满足。
　　没多久，他病危，已无力下床。“田护士，我早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我惊愕。可他却坦然：“我觉得一个人留给人间的应该是微笑，而不是愁容。”他手抚身边的《读者文摘》，“这是我最喜爱的刊物，我见大伙都爱看，你就帮我分赠给大伙吧。”他说着。微笑依然！我的心在震颤。我不全信一本杂志就能引导人生不惑，就能支撑精神不死。可当我头一次郑重其事而不是出自闲情地捧着他留下的《读者文摘》去读去想去追求去寻觅时，我的感觉如得燧石。我想见他只有用心灵与之做猛烈地撞击，才能迸出精神的火花和永恒的微笑。
　　从此，我如他一样爱上了《读者文摘》。也如他一样将文摘按年度齐整地装订成册，视如家珍。
　　《读者文摘》使我丰富。它的每一期都能使我求得我所需要的一片宁馨的绿洲，一座葱郁的峰峦，一朵飘浮的彩云，一眼清冽的甘泉，甚至是一棵初萌的稚嫩的小草或是一朵迟凋的倔强的小花……《读者文摘》在我心中铺路。


你

黄舒骏

　　亲爱的你是否记得自己曾是怎样的少女，是否记得自己曾是多么羞涩多么仔细么时候开始收集寂寞的诗句，什么时候开始用日记细细编织你的忧郁，什么时候开始陷入琼瑶设下的陷阱，什么时候决定今生只有一支恋曲，你像一朵静静的睡莲认真等待别人来攫取芳心。
　　亲爱的你是否记得曾经迷恋那一颗明星，是否记得为何初吻之后你会如此哭泣。什么时候开始他带走你所有的心情，什么时候开始放弃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什么事情，什么人改变了你的命运，什么事情，什么人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你默默不语的过去却是我最深沉的叹息。
　　亲爱的你何时变得如此迷人而无情，何时懂得用化妆品和善变来伪装自己，何时懂得用美貌来换取想要的东西，何时开始用投资报酬率来计算你的爱情，何时开始梦想对你已经毫无意义，何时开始生活只是单纯生存问题，即使你见到令你动心的身影，依然带着冷漠的表情。亲爱的你是否记得想要成为怎样的母亲，想要如何告诉子女关于你的那段过去，什么时候开始隐瞒自己的年龄，什么时候开始不堪回首，却又喜欢回忆。
　　什么事情，什么人改变了你的命运，什么事情，什么人使你成为现在的你，你默默不语的过去，却是我最深沉的叹息。


聂鲁达散文诗选

黄河文学

巴勃罗・聂鲁达 陈实

　　远方的女子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手。她皮肤白皙，金发，我会用手捧起她，如同捧起一篮木兰花。
　　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眼睛。我的目光拥抱她，我的目光拥抱她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
　　这女子刚好装满我的欲望。在我的生命的烈火前面，她赤裸着身体，而我的欲望把她像活炭一样燃烧。
　　可是，远方的女子呀，我的双手、我的眼睛和我的欲望的爱抚，都是留给你的，因为只有你，远方的女子，只有你刚好装满我的心。
　　英雄我发现了我的英雄，正好在我去寻他们的地方。仿佛是我把他们装在我的忧虑里一样。起初我不知道怎样识别他们，如今熟悉了生活的布局，我已经懂得给他们赋予本来没有的性质。可是我又发现自己被这些英雄压迫得太累了，只好放弃他们。因为现在我要的是在横逆之下伛偻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没有阳光的潮湿地窖、不会笑的沉郁的英雄。
　　可是现在找不到他们了。在我的忧虑里充满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
　　为留住记忆而挣扎我的思想离开我去流浪，现在走上一条友善的小径。我摒除一切激烈的悲伤，停下来，闭上眼睛，在某些遥控远的时间和地点的气味里软弱下来，这种气味是我自己凭着对生活的谦卑挣扎保存下来的。人只生活在昨天里。“现在”只是各种欲望的赤裸期盼，是因缺乏爱而衰老的临时誓约。
　　昨天是一棵枝叶披离的树。我就在树荫下回想。
　　忽然，我诧异地看见成列的朝圣者，他们像我一样到这小径来了；他们的眼睛充满回忆的喜悦，他们唱着歌回味过去。反正，我知道他们改变是为了维持不变，他们讲话是为了沉默，他们张开惊奇的眼睛观看星星是为了闭眼记住……我躺在这新路旁边，我徒然努力留住泛着涟漪流过我身上的时间之河。
　　沙这些黄色花岗石的颗粒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超越的。（白色的沙、黑色的沙附着在皮肤和衣服上面，不可感知但充满侵略性。）这些黑岛的金色沙粒就像最微小的岩，似乎来自一个毁灭了的行星，它远远地在上空燃烧，又摇远又金黄。
　　整个世界沿着这多沙的海岸，伛偻着，搜索着，找寻着，因此有人把这海岸称为“失物之岛。”
　　海洋永远供应着浸蚀的木材、青色的玻璃珠、水松塞、被波浪打磨过的破瓶子、蚧、海螺和蛤贝的残骸、被吞噬以及因长期的压力而变成残破的物品。蜿蜒的科查育约草在脆荆棘丛或者小刺猬之间，是穷人的营养品，浑圆而无穷无尽的根枝藻，像滑动闪亮的鳗鱼一样，总被无言的浪、被追逐它的海赶上沙滩。已经知道，这是地球上最长的海产植物，可以长至四百米，借巨大的吸盘附着在岩石上面，又借一段浮体支持自己，同时以千万个琥珀色小乳头喂养大蓬的头发。我们是一个小国，可我们的翅膀非常巨大，我们被大海冲刷的头发非常长，我们在这大海的仓库里是阴郁的存在，像鹰在安第斯山上飞，像一切信天翁类族希望在智利海团聚，像抹香鲸或者北极鲸潜入我们的海域而侥幸生存下来。


拿不到元帅杖，

拿铁铲吧《青年报》

陆晓光

　　中国……我们必须受苦，让我们的子孙可以生活得愉快些。每一个人不要做他所想做的或者应该做的，而要做他可能做的。拿不到元帅杖，就去拿枪，没有枪，就拿铁铲。 ――别林斯基这段话是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说的。这位英勇的战士年轻时曾想做诗人，后来他发现自己更应该、更可能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时，便下决心“做新社会舆论的喉舌”。他把生命的蜡烛都燃在自己的岗位上，犹如一道闪电刺破了沙俄黑暗社会，光辉至今犹在。
　　每个青年，当他扬起自己生命的风帆在社会这个大海上航行时，都不会不碰到“想做”、“应该做”和“可能做”这三个问题构成的人生意义的方程式。如何解答呢？
　　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兴趣爱好、因而会乐意做他“想做的”。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将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的奋斗目标同人民利益、祖国事业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时，理想之灯才会获得巨大的、用之不竭的光源，这就是“应该做”的，然而，远大抱负的实现并不能单凭一点热情，只有脚踏实地从一件件“可能做”的小事情开始，不折不挠地坚持下去，理想的蓝图才不至于化为玫瑰色的幻影。同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对于每个人，“想做”和“应该做”的事往往并不都有实现的可能。这时候，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对社会有切实的贡献，必须做自己“可能做”的事。拿不到元帅杖，拿铁铲吧！


那时，我没能装扮自己

风流一代

王蕾

　　中学上的是重点学校，整天想的是如何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于衣着无所用心。甚至因为男生大都聪明，不仅在功课上与他们较劲，就是穿衣也学他们的样。记得那时最爱穿的鞋是那种棕色塑料底、黑条纹灯心绒面的松紧口男鞋。十六、七岁最明媚的年纪就裹在男孩子气的衣服里匆匆过去。
　　刚进大学，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学知识迷住了，亦无心打扮，仍袭着中学的风格。直至那人出现才启发了我迟来的爱美之心，开始零敲碎打地买化妆品，买衣服。
　　由于初习此道，很不上路，并且因为一切开销都必由父母过目，所以到底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衣服，走在校园里，依然灰灰的，不起眼。
　　一个初冬的夜晚，怀着无望的悒悒之情回家，几天没见那人的身影，眉头心间的苦闷总无可解。突然想起系里有舞会，去那儿或许能看见他！于是顾不上吃饭，慌慌地洗脸抹粉底霜。妈妈默默地看了我一会，说抹得太厚了，别人会笑话的。我不睬，依然把指尖上的一点匀到脸上。然后穿衣。穿衣无可选择，因那时节适合的衣服只是一件式样极普通的黑色半长呢外套。那原是妈妈的，因她嫌小，便给了我。我穿显大，尤其袖子太长，好朋友说我套在这黑衣里可怜兮兮的，像雾都孤儿奥利弗。裤子是那时流行的黑色毛麻西裤，自己在小摊上买的。因为初次与生意人打交道，这裤子买得很不合适：短了，吊在脚踝上。鞋是一双踩雨踩雪的已不太白的旅游鞋。围巾也是妈妈给的，很长很宽，纯羊毛的，颜色是那种很老气的紫，可配黑衣倒也合适，只是觉得有一种属于老式的红木家具所特有的沉沉郁郁的味道。
　　从未去过舞场，站在俱乐部楼下，听着上面轰鸣的乐声，先是有点胆怯，犹豫再三还是踏上了窄窄的楼梯。整个舞会以它全部的光、热、力把我震住了。站着、坐着的人们围着一个热闹的所在，快乐的所在。那里的女孩子有明眸皓齿，有鲜衣丽服，更有音乐舞蹈和这帮聪明可爱的男孩子衬着，乍见她们，只觉眼亮心热，好像胸前突然长出一丛洁白璀璨的马蹄莲――这比喻我很早就在一篇外国小说里读到，当时不懂，全然没有那种感受，那一刻却极其强烈地体验了这种感觉。她们真美呀，让人忍不住目光流连。可我什么都没有，偏偏心怀对一个杰出的陌生人的深深的恋慕！一切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不该来：那人是不会来的！！他永远那么高远不可及，别说伸手触摸不到，即使我心的目力，望得尽天涯归鸿，也难以见到他的背影。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他，多少次目酸泪流！而这都因为我一无所有。他在涣涣的秋河中央，我无舟楫可以到达那里。
　　我就那么赛酸地站在人群外的黑影里，愣愣地看着人们黑魃魃的背影，痴痴地想着。醒过神时，不觉已走入寂静的校园之中。可能是因为激动与伤心，在俱乐部时出了身大汗，寒风吹来，遍体冰凉。路依旧，风依旧，门房的灯依旧，仿佛来时与去时一切都一样，其实不一样。不一样。眼泪夺眶而出，旧衣以它沉郁的色调与夜融为一体，夜又以它旧衣般熟稔温和的气息拥着我，就那么蜷缩在篮球场边的一条石凳上。
　　时至今日，那种绝望的揪心的痛感已减弱许多，但总有一个困惑：如果鸟儿有美丽的羽毛，它是否会获得更多的阳光与春天？我遗憾最美丽的的年华过去了，在那时我却没能好好地装扮自己。


你有两个“你”

《青年一代》

　　你站到镜子前，看到自己的形象，或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你”：个子偏矮，希己的个儿偏高一点；眼睛细小，希望自己有双大眼睛，双眼皮；嘴小了些，鼻塌了点，两耳还有些招风，希望自己……总之，如果能够选择自己容貌的话，你定会企求弥补自己生理上的不足之处，成为理想中“你”的形象。
　　除了镜子前的“你”外，切不可忘了，还有另一个“你”呢。一个“你”只是从形体上、外貌上来说的，另一个“你”，却是心灵上的“你”。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说，这个小青年外貌长得不好看，但人品倒蛮好，善良、正直、好学、温文有礼。有的说，这个小青年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说的是外表好看，肚里空空，心灵空虚。这不是人们把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你”吗？
　　一个人有两个“你”，而人们往往把外貌“你”看成是次要的，把心灵“你”看成是主要的。为什么？因为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主要还是心灵美，或者说精神美，人格美，德性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品质、道德的美。蔺相如的宽宏大度，海瑞的刚正不阿，于谦的坚贞气节，至今为人们赞颂。而外貌美，除了有人羡慕之外，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你怎样对待两个“你”？你该想一想了。外貌，是父母给的，除了有赖于整容外，无法更改。而人的心灵，最足以代表一个人的品格、气质、修养方面的那部分，是后天的，留给你自己去塑造。我们看到：有人从小自爱，“一日三省，梳洗打扮”，搞得楚楚动人，令人倾心爱慕（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不在我们反对之列）；而对另一个“你”，则甘心污染，专学坏样，虚荣，自私，偏狭，猜忌，粗俗，实在可憎！花美在外表，人美在心灵，相信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在外貌上，有些人幸运，长得端正秀丽；有些人没那么幸运，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你的心灵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绘画，即使外貌最丑的人也可以塑造出最美的心灵来，著名的古希腊学者德谟克利特说得好：“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的东西。”说得多么深刻！
　　热爱生活的人都珍重心灵美，追求心灵美，不愿沦为“某种动物”。如果你已有了美丽的外表，又有了美妙的心灵，自然地会使人更觉得你风度好，仪表好；如果你的外表不够理想，而你的思想、品质、情操是好的，这将使你产生一种魅力，放出吸引人的耀眼的光彩。相反，如果你有众口交赞的美貌，而没有基础文明的精髓，那么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外壳，徒有其表，并不能表现你的内在美！
　　再说，人的外貌美要随岁月的流逝而变化，从小到老，从丰满到憔悴，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一个人的心灵美却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最为人们所需的一种更高的美。你心中的两个“你”是怎样的呢？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青年人，将在什么样的理想中生活？回答父母吧！回答师长吧！！回答社会吧！！！
　　（原载《青年一代》1981年第2期，推荐）


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微型作品选载）

周末

范大林

　　“啊，您来了，您挺遵守时间，现在正好是一点半，两点我要去赶一个会议。现在会议太多，又都得我参加，我得充分利用时间。好吧！您抓紧时间，要讲的话快讲吧。简短些！时间宝贵嘛。哟，我忘了，这有一张椅子，快坐，快坐，坐下来讲。
　　哟，您大概走渴了吧？这个大热天，我竟忘记泡茶了。呐，茶，喝，喝，别客气，我也要喝口茶润润喉咙。啊，怎么能抽您的烟？您等一下，我身上没烟了，等一等，我到对门买一包烟就来。这只要分把钟时间，稍等。……好吧，您讲吧。哎，我真糊涂，火柴……您有吗？真不象话。呐，抽一支吧，小意思，小意思。好吧，咱们开始吧。哟，瞧您，满脸都是汗，鬼天气，太热了，等等，我去找电风扇来，风凉风凉。……好吧，言归正传吧。呀，差点忘了，我得给爱人打个电话，今天这个会议，她还不知道，可能要晚一点回家，叫她不用等我吃晚饭了。……好吧，没干扰的了。你快讲吧。呀，糟了，两点到了。这会很重要，不能迟到，真对不起，时间太快、太无情了。这样吧，请您明天再来一趟吧。您看到了吧，坐办公室也不是容易的事，是不是？……”


男儿女儿正热恋

　　爱情带着甜蜜和苦涩悄悄地走过你的身旁。她不容你犹豫，你该怎么选择
　　中国青年任真如果你站在“三角形”艿囊桓鼋巧希那么，请你去竞争吧小刘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征服了。尽管他是大学生，她是一名挡车工。
　　可是在以后的接触中，他却发现，她总是若即若离，情感不定。起初他以为姑娘在考验自己，于是绞尽脑汁，用最大的努力去博得她的好感。有几日，她还真的主动起来了，这使他很高兴，可还未等到一个星期，姑娘又恢复了原状。
　　他苦恼极了。
　　一日，他将苦楚诉说给朋友小庞。小庞告诉他一件“不幸”的事――另一位小伙子也在同时追求着这位姑娘。
　　小刘得知自己有了“情敌”，很是吃惊，也很恼火。但他在认真思索后，作了如下分析：――一个漂亮姑娘，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追求者，这在常理之中。作为姑娘来说，同时了解两个人，以作选择，也无可厚非。
　　再说，这位姑娘也很痛苦，因为她对两人都有了感情。更为难的是这两个人不管哪方面的条件都不分上下，对她的爱又都很真诚。舍去谁她都于心不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不问青红皂白，去痛斥她一顿，这只能给“情敌”帮了大忙。因此，现在急需去“竞争”。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从此，小刘当作没有此事，依然对姑娘真诚相待，给予更多的关怀。他的行动终于感动了姑娘，她告诉了他那件事，并很快和那个人断绝了关系，他们的爱情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天鹅肉往往被第一只癞蛤蟆吃掉。――致怯弱者每天早晨，在那条林间小路上，他拿一把小提琴，迎着曙光奏出美妙的音符。
　　每天早晨，在那条林间小路上，她拿一本书，踏着晨光练习英语发音。
　　他们常常在这里相遇，却从未打过招呼。
　　为什么不走上前去，向对方问一声“你好”呢？
　　他们是怯弱者。
　　耿发，对她钟情极了，可又觉得自己不配她。
　　她确实很漂亮，她走在街上，行人的“回头率”在95％以上。而且她有一张大学文凭，又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她在他心中，是一只绝顶的“白天鹅”。
　　他也并非平庸之辈，他发表过不少作品，在当地小有名气，可一到她面前，他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局促感。他在她的印象中是一个软绵绵的人。其实，平时的他干事是那样利索，解决问题是那样果断，尤其在女孩子面前显得很有男子气。可这些在她面前一点也表现不出来，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平一样让人惋惜。
　　一次她给他一张舞票，他未敢去邀请她，这使她很失望，她说：“你的性格与你的作品太不一致了。”
　　她离他而去，他懊丧不已。
　　常言所说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使多少“自感不如”者怯步。记住耿发的教训吧，即使不成功，也要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勇气，况且，“天鹅肉”往往被第一个“癞蛤蟆”吃掉呢。
　　他太累了。――不要非把星星变成月亮他们穿行于沙枣林中，悄声细语，尽情地吮吸着诱人的花香，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
　　他给她讲但丁的著名长诗《神曲》。她羡慕他懂得那么多。可她哪里知道，为了准备《神曲》，他昨晚一夜没睡。
　　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又在干钳工。她对他说过，她不会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窝囊废。他只有临阵磨刀，好在临阵磨刀也快三分。
　　她要求越来越高了，提出明天给她讲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
　　她如期而至。将一盘《命运》装进了录音机。
　　听着命运的叩门声，她问：“这是什么声音？”
　　“钢琴声。”他回答。
　　“废话！”她说他很尴尬。因为昨天他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她又问：“贝多芬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他不加思索。
　　她很失望地走了。
　　他又去找她了，这次他装得很幽默，一连给她讲了几个笑话，好容易才让她笑了。
　　可后来她发现他又不幽默了。
　　她不能再和他处下去，她走了。
　　不管他怎样改变自己，依然未能得到她。
　　他累极了。
　　月亮就是月亮，星星就是星星，非要把星星变成月亮，反倒失去自己的特色，变得不可爱了。
　　因为别人的闲言和自己的“从众心理”，她便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小王姑娘最近认识了一位男青年小李，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她觉得小李为人正直，工作上有上进心，便决定和他继续谈下去。
　　姑娘对终身大事非常慎重，她担心一个人的看法会有偏见，便找来几位“信得过”的女友当“参谋”。
　　“参谋”甲：“人倒是不错，可个子矮了点，走在一起不协调。”
　　“参谋”乙：“他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等结了婚后，家务谁做？那可会苦你一辈子的。”
　　“参谋”丙：“其他方面我倒没意见，就是他家里人太多，又没存下钱，将来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结局当然是悲剧。
　　过了几个月，小王又谈上了一个，可第一次带到单位，就听到种种议论。
　　有的说：“一个大学生找个高中生，太不般配。”
　　有人说：“一个是‘活泼型’，一个是‘小哑吧’，保准谈不到一起。”
　　她又犹豫起来。
　　听听别人的意见，这并不坏，但如果失去了主见，不免会走上歧途。
　　朋友，拿出你的主见来吧，这是你自己的事。
　　他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又怕当“陈世美”，他……他是从河南一个偏僻的山村入伍的，在那个早婚早恋包办盛行的家乡，他未能冲破“传统”，入伍时就有了一个长达5年的“恋人”。
　　她是邻村的一位姑娘，不识字，但会劳动。父母认为这就行了，庄户人家还要找个什么样的？
　　父母是用棍棒教育儿子的，他自然不敢吭声。只是他很少和她说话，这是父母管不了的。
　　临走时，姑娘送他一方手帕。他未接受。
　　他一点不爱她。
　　1985年，他考上了军校，在军校，有人给他“暗送秋波”。可他不敢，他怕被戴上“陈世美”的“桂冠”，甚至丢掉“大沿帽”。作为一个青年，不敢去大胆地爱人，而又拥有一份没有爱的爱情，这是多么的痛苦。
　　他现在一点也没有精神，有人谈起爱情，他就远远躲开，他怕这个字眼。归根结底，还是“陈世美”害了他。


不管我们相信有鬼或无鬼，我们的话里免不了有鬼。我们话里不但有鬼，并且铸造了鬼的性格，描画了鬼的形态，赋予了鬼的才智。凭我们的话，鬼是有的，并且是活的。这个来历很多，也很古老，我们有的是鬼传说，鬼艺术，鬼文学。但是一句话，我们照自己的样子创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样子创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们讨厌这影子，有时可也喜欢这影子。正因为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说得活灵活现的，才会老挂在嘴边儿上。

鬼通常不是好词儿。说这个鬼！是在骂人，说死鬼也是的。还有烟鬼，酒鬼，馋鬼等，都不是好话。不过骂人有怒骂，也有笑骂；怒骂是恨，笑骂却是爱--俗语道，打是疼，骂是爱，就是明证。这种骂尽管骂的人装得牙痒痒的，挨骂的人却会觉得心痒痒的。女人喜欢骂人鬼......死鬼！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刻薄鬼，啬刻鬼，小气鬼等，虽然不大惹人爱似的，可是笑嘻嘻的骂着，也会给人一种热，光却不会有--鬼怎么会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见鬼这句话，那跟见鬼，活见鬼一样，只是说你与鬼为邻，说你是个鬼。鬼没有阳气，所以没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没有少鬼，壮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阳气差点儿，凭他们的年纪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阳气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别有是鬼之道，不关年纪。阎王好见，小鬼难当，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凭年纪，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爱也成。--若说小鬼头，那简直还亲亲儿的，热热儿的。又有人爱说鬼东西，那也还只是鬼，鬼就是东西，东西就是鬼。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阴气，是黑暗的东西。人也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

好鬼不在话下，美鬼也不在话下，丑鬼倒常听见。说鬼相，说像个鬼，也都指鬼而言。不过丑的未必就不可爱，特别像一个女人说你看我这副鬼相！你看我像个鬼！她真会想教人讨厌她吗？做鬼脸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爱，引人笑。这些都是丑得有意思。鬼头鬼脑不但丑，并且丑得小气。鬼胆也是小的，鬼心眼儿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说的怪胎，怀着鬼胎不用说得担惊害怕。还有，书上说，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凉的，尸体原是冰凉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难听。--鬼胆和鬼心眼儿却有人爱，为的是怪可怜见的。从我们话里所见的鬼的身体，大概就是这一些。

再说鬼鬼祟祟的虽然和鬼头鬼脑差不多，可只描画那小气而不光明的态度，没有指出身体部分。这就跟着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诡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诡，还是因诡而鬼，似乎是个兜不完的圈子。我们也说出了花样，其中有花样，花样正是诡，是谲；鬼是诡谲不过的，所以花样多的人，我们说他鬼得很！书上的鬼蜮伎俩，口头的鬼计多端，指的就是这一类人。这种人只惹人讨厌招人恨，谁爱上了他们才怪！这种人的话自然常是鬼话。不过鬼话未必都是这种人的话，有些居然娓娓可听，简直是昵昵儿女语，或者是海外奇谈。说是鬼话！尽管不信可是爱听的，有的是。寻常诳语也叫做鬼话，王尔德说得有理，诳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并不老是那么精明，也有马虎的时候，说这种无关心的鬼话，就是他马虎的时候。写不好字叫做鬼画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画符，都是马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连不相干的鬼话都不爱说，符也不爱画，那更是懒鬼。懒鬼还可以希望他不懒，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简直没出息了。

从来没有听见过笨鬼，鬼大概总有点儿聪明，所谓鬼聪明。鬼聪明虽然只是不正经的小聪明，却也有了不起处。什么鬼玩意儿！尽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儿。你笑，你骂，你有时笑不得，哭不得，总之，你不免让鬼玩意儿耍一回。鬼聪明也有正经的，书上叫做鬼才。李贺是唯一的号为鬼才的诗人，他的诗浓丽和幽险，森森然有鬼气。更上一层的鬼聪明，书上叫做鬼工；鬼工险而奇，非人力所及。这词儿用来夸赞佳山水，大自然的创作，但似乎更多用来夸赞人们文学的和艺术的创作。还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这一类颂辞。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险而奇罢了。可是借光也不大易，论书画的将神品列在第一，绝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怜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

（原载１９４４年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干，那变形的纹的栏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我碰着丐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时者，因初中毕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练定力，反早早的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夜作。

（原载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６日《春晖》第２７期）


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经注》，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看来只是一堆烂石头，杜甫不过说得嘴响罢了。但代远年湮，渺茫也是当然。往近里说，《孽海花》上的“李纯客”就是李慈铭，书里记着他自撰的楹联，上句云，“保安寺街藏书一万卷”；但现在走过北平保安寺街的人，谁知道那一所屋子是他住过的？更不用提屋子里怎么个情形，他住着时怎么个情形了。要凭吊，要留连，只好在街上站一会儿出出神而已。

西方人崇拜英雄可真当回事儿，名人故宅往往保存得好。譬如莎士比亚吧，老宅子，新宅子，太太老太太宅子，都好好的，连家具什物都存着。莎士比亚也许特别些，就是别人，若有故宅可认的话，至少也在墙上用木牌标明，让访古者有低徊之处；无论宅里住着人或已经改了铺子。这回在伦敦所见的四文人宅，时代近，宅内情形比莎士比亚的还好；四所宅子大概都由私人捐款收买，布置起来，再交给公家的。约翰生博士（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ｍ，１７０９-１７８４）宅，在旧城，是三层楼房，在一个小方场的一角上，静静的。他一七四八年进宅，直住了十一年；他太太死在这里。他的助手就在三层楼上小屋里编成了他那部大字典。那部寓言小说（ａｌｌｅDｇｏｒｉｃａｌｎｏｖｅｌ）《剌塞拉斯》（《Ｒａｓｓｅｌａｓ》）大概也在这屋子里写成；是晚上写的，只写了一礼拜，为的要付母亲下葬的费用。屋里各处，如门堂，复壁板，楼梯，碗橱，厨房等，无不古气盎然。那著名的大字典陈列在楼下客室里；是第三版，厚厚的两大册。他编著这部字典，意在保全英语的纯粹，并确定字义；因为当时作家采用法国字的实在太多了。字典中所定字义有些很幽默：如“女诗人，母诗人也”（ｓｈｅ－ｐｏｅｔ，盖准ｓｈｅ－ｇｏａｔ--母山羊--字例），又如“燕麦，谷之一种，英格兰以饲马，而苏格兰则以为民食也”，都够损的。--

伦敦约翰生社便用这宅子作会所。

济兹（Ｊｏｈｎ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宅，在市北汉姆司台德区（Ｈａｍｐｓｔｅａｄ）。他生卒虽然都不在这屋子里，可是在这儿住，在这儿恋爱，在这儿受人攻击，在这儿写下不朽的诗歌。那时汉姆司台德区还是乡下，以风景著名，不像现时人烟稠密。济兹和他的朋友布朗（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Ｂｒｏｗｎ）同住。屋后是个大花园，绿草繁花，静如隔世；中间一棵老梅树，一九二一年干死了，干子还在。据布朗的追记，济兹《夜莺歌》似乎就在这棵树下写成。布朗说，“一八一九年春天，有只夜莺做窠在这屋子近处。济兹常静听它歌唱以自怡悦；一天早晨吃完早饭，他端起一张椅子坐到草地上梅树下，直坐了两三点钟。进屋子的时候，见他拿着几张纸片儿，塞向书后面去。问他，才知道是歌咏我们的夜莺之作。”这里说的梅树，也许就是花园里那一棵。但是屋前还有草地，地上也是一棵三百岁老桑树，枝叶扶疏，至今结桑椹；有人想《夜莺歌》也许在这棵树下写的。济兹的好诗在这宅子里写的最多。

他们隔壁住过一家姓布龙（Ｂｒａｗｎｅ）的。有位小姐叫凡耐（Fａｎｎｙ），让济兹爱上了，他俩订了婚，他的朋友颇有人不以为然，为的女的配不上；可是女家也大不乐意，为的济兹身体弱，又像疯疯癫癫的。济兹自己写小姐道：“她个儿和我差不多--长长的脸蛋儿--多愁善感--头梳得好--鼻子不坏，就是有点小毛病--嘴有坏处有好处--脸侧面看好，正面看，又瘦又少血色，像没有骨头。身架苗条，姿态如之--胳膊好，手差点儿--脚还可以--她不止十七岁，可是天真烂漫--举动奇奇怪怪的，到处跳跳蹦蹦，给人编诨名，近来愣叫我自美自的女孩子--我想这并非生性坏，不过爱闹一点漂亮劲儿罢了。”

一八二○年二月，济兹从外面回来，吐了一口血。他母亲和三弟都死在痨病上，他也是个痨病底子；从此便一天坏似一天。这一年九月，他的朋友赛焚（ＪｏｓｅｐｈＳｅｖｅｒｎ）伴他上罗马去养病；次年二月就死在那里，葬新教坟场，才二十六岁。现在这屋子里陈列着一圈头发，大约是赛焚在他死后从他头上剪下来的。又次年，赛焚向人谈起，说他保存着可怜的济兹一点头发，等个朋友捎回英国去；他说他有个怪想头，想照他的希腊琴的样子作根别针，就用济兹头发当弦子，送给可怜的布龙小姐，只恨找不到这样的手艺人。济兹头发的颜色在各人眼里不大一样：有的说赤褐色，有的说棕色，有的说暖棕色，他二弟两口子说是金红色，赛焚追画他的像，却又画作深厚的棕黄色。布龙小姐的头发，这儿也有一并存着。

他俩订婚戒指也在这儿，镶着一块红宝石。还有一册仿四折本《莎士比亚》，是济兹常用的。他对于莎士比亚，下过一番苦工夫；书中页边行里都画着道儿，也有些精湛的评语。空白处亲笔写着他见密尔顿发和独坐重读《黎琊王》剧作两首诗；书名页上记着“给布龙凡耐，一八二○”，照年份看，准是上意大利去时送了作纪念的。珂罗版印的《夜莺歌》墨迹，有一份在这儿，另有哈代《汉姆司台德宅作》一诗手稿，是哈代夫人捐赠的，宅中出售影印本。济兹书法以秀丽胜，哈代的以苍老胜。

这屋子保存下来却并不易。一九二一年，业主想出售，由人翻盖招租，地段好，脱手一定快的；本区市长知道了，赶紧组织委员会募款一万镑。款还募得不多，投机的建筑公司已经争先向业主讲价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亏得市长和本区四委员迅速行动，用私人名义担保付款，才得挽回危局。后来共收到捐款四千六百五十镑（约合七八万元），多一半是美国人捐的；那时正当大战之后，为这件事在英国募款是不容易的。

加莱尔（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宅，在泰晤士河旁乞而西区（Ｃｈｅｌｓｅａ）；这一区至今是文人艺士荟萃之处。加莱尔是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散文家，当时号为“乞而西圣人”。一八三四年住到这宅子里，一直到死。书房在三层楼上，他最后一本书《弗来德力大帝传》就在这儿写的。这间房前面临街，后面是小园子；他让前后都砌上夹墙，为的怕那街上的嚣声，园中的鸡叫。他著书时坐的椅子还在；还有一件呢浴衣。据说他最爱穿浴衣，有不少件；苏格兰国家画院所藏他的画像，便穿着灰呢浴衣，坐在沙发上读书，自有一番宽舒的气象。画中读书用的架子还可看见。宅里存着他几封信，女司事愿意念给访问的人听，朗朗有味。二楼加莱尔夫人屋里放着架小屏，上面横的竖的斜的正的贴满了世界各处风景和人物的画片。

迭更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宅，在“西头”，现在是热闹地方。迭更斯出身贫贱，熟悉下流社会情形；他小说里写这种情形，最是酣畅淋漓之至。这使他成为“本世纪最通俗的小说家，又，英国大幽默家之一”，如他的老友浮斯大（ＪｏｈｎFｏｒｓｔｅｒ）给他作的传开端所说。他一八三六年动手写《比克维克秘记》（《ＰｉｃｋｗｉｃｋＰａｐｅｒｓ》），在月刊上发表。起初是绅士比克维克等行猎故事，不甚为世所重；后来仆人山姆（ＳａｍＷｅｌｌｅｒ）出现，诙谐嘲讽，百变不穷，那月刊顿时风行起来。迭更斯手头渐宽，这才迁入这宅子里，时在一八三七年。

他在这里写完了《比克维克秘记》，就是这一年印成单行本。他算是一举成名，从此直到他死时，三十四年间，总是蒸蒸日上。来这屋子不多日子，他借了一个饭店举行《秘记》发表周年纪念，又举行他夫妇结婚周年纪念。住了约莫两年，又写成《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等。这其间生了两个女儿，房子挤不下了；一八三九年终，他便搬到别处去了。

屋子里最热闹的是画，画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墙上大大小小，突梯滑稽，满是的。所以一屋子春气。他的人物虽只是类型，不免奇幻荒唐之处，可是有真味，有人味；因此这么让人欢喜赞叹。屋子下层一间厨房，所谓“丁来谷厨房”，道地老式英国厨房，是特地布置起来的--“丁来谷”是比克维克一行下乡时寄住的地方。厨房架子上摆着带釉陶器，也都画着迭更斯的人物。这宅里还存着他的手杖，头发；一朵玫瑰花，是从他尸身上取下来的；一块小窗户，是他十一岁时住的楼顶小屋里的；一张书桌，他带到美洲去过，临死时给了二女儿，现时罩着紫色天鹅绒，蛮伶俐的。此外有他从这屋子寄出的两封信，算回了老家。

这四所宅子里的东西，多半是人家捐赠；有些是特地买了送来的。也有借得来陈列的。管事的人总是在留意搜寻着，颇为苦心热肠。经常用费大部靠基金和门票、指南等余利；但门票卖的并不多，指南照顾的更少，大约维持也不大容易。格雷（ＴｈｏｍａｓＧｒａｙ，１７１６-１７７１）以《挽歌辞》（《Ｅｌｅｇｙ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ｈｕｒｃｈｙａｒｄ》）著名。

原题中所云“作于乡村教堂墓地中”，指司妥克波忌士（ＳｔｏｋｅＰｏｇｅｓ）的教堂而言。诗作于一七四二格雷二十五岁时，成于一七五○，当时诗人怀古之情，死生之感，亲近自然之意，诗中都委婉达出，而句律精妙，音节谐美，批评家以为最足代表英国诗，称为诗中之诗。诗出后，风靡一时，诵读模拟，遍于欧洲各国；历来引用极多，至今已成为英美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司妥克波忌士在伦敦西南，从那著名的温泽堡（ＷｉｎｄｓｏｒＣａｓｔｌｅ）去是很近的。四月一个下午，微雨之后，我们到了那里。一路幽静，似乎鸟声也不大听见。拐了一个小弯儿，眼前一片平铺的碧草，点缀着稀疏的墓碑；教堂木然孤立，像戏台上布景似的。小路旁一所小屋子，门口有小木牌写着格雷陈列室之类。出来一位白发老人，殷勤地引我们去看格雷墓，长方形，特别大，是和他母亲、姨母合葬的，紧挨着教堂墙下。又看水松树（ｙｅｗ－ｔｒｅｅ），老人说格雷在那树下写《挽歌辞》来着；《挽歌辞》里提到水松树，倒是确实的。我们又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小屋里，看《挽歌辞》真迹的影印本。还有几件和格雷关系很疏的旧东西。屋后有井，老人自己汲水灌园，让我们想起“灌园叟”来；临别他送我们每人一张教堂影片。

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１日-２３日作。

（原载１９３５年５月１日《中学生》第５５号）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哀的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二十八日答覆，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的响着。午饭匆匆的吃了。门口接二连三的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

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的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谁都在闷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儿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的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的做着胜利的梦。

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哨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１９３９年６月９日，昆明。

（原载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５期）


-悼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餖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得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原载１９４６年《文艺复兴》）

二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作。

（原载１９４６年８月３０日《国文月刊》第４６期）


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录内幕和纪实都是老实话的意译。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宴会，大家谈起贝尔纳斯的书，谈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着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大家也都一笑。贝尔纳斯的这本书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暂时不论，他自题为《老实话》，以及中国的种种译名都含着老实话的意思，却可见无论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老实话。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示他在做国务卿办外交的时候有许多话不便老实说，现在是自由了，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了--原名直译该是《老实说》，还不是《老实话》。但是他现在真能自由的老实说，真肯那么的老实说吗？--那位美国客人的话是有他的理由的。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问到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如此。有些时事评论家常说美苏两强若是能够肯老实说出两国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再来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许能够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评论家认为两强的话，特别是苏联方面的，说的已经够老实了，够明朗化了。的确，自从去年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名提出了战争贩子以后，美苏两强的话是越来越老实了，但是明朗化似乎还未见其然。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勾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说到战争，还有句老实话，兵不厌诈！真的交兵不厌诈，勾心斗角，捉迷藏，耍花样，也正是个不厌诈！不厌诈，就是越诈越好，从不说实话少说实话大大的跨进了一步；于是乎模糊事实，夸张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于是乎种种谎话，应用尽有，你想我是骗子，我想你是骗子。这种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异，因为分配老是不公平，利害也老在冲突着。这样可也就更要求实话，老实话。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怕还远得很罢。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话里参实话，实话里参谎话--巧妙可也在这儿。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参的，人们的互信就建立在这种两参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参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己标榜的老实话，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我们这些常人谁能知道他的话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真话虽然不一定关于事实，但是谎话一定不会是真话。假话却不一定就是谎话，有些甜言蜜语或客气话，说得过火，我们就认为假话，其实说话的人也许倒并不缺少爱慕与尊敬。存心骗人，别有作用，所谓口蜜腹剑的，自然当作别论。真话又是认真的话，玩话不能当作真话。将玩话当真话，往往闹别扭，即使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所以幽默感是可贵的。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所谓苦口良言，药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们又要求直言专制时代直言极谏是选用人才的一个科目，甚至现在算命看相的，也还在标榜铁嘴，表示直说，说的是真话，老实话。但是这种直言直说大概是不至于刺耳至少也不至于太刺耳的。又是直言，又不太刺耳，岂不两全其美吗！不过刺耳也许还可忍耐，刺心却最难宽恕；直说遭怨，直言遭忌，就为刺了别人的心--小之被人骂为臭嘴，大之可以杀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言极谏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数的。直言刺耳，进而刺心，简直等于相骂，自然会叫人生气，甚至于翻脸。反过来，生了气或翻了脸，骂起人来，冲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话，老实话。

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在这里却不一样。国与国虽然也讲友谊，和人与人的友谊却不相当，亲谊更简直是没有。这中间没有爱，说不上真心，也说不上真话真心话。倒是不缺少客气话，所谓外交辞令；那只是礼尚往来，彼此表示尊敬而已。还有，就是条约的语言，以利害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亏。这种条约倒是实话，所以有时得有秘密条款，有时更全然是密约。条约总说是双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是欣然同意。不经双方同意而对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对直言，那就往往是谴责，也就等于相骂。像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后的美苏两强，就是如此。话越说得老实，也就越尖锐化，当然，翻脸倒是还不至于的。这种老实话一方面也是宣传。照一般的意见，宣传决不会是老实话。然而美苏两强互相谴责，其中的确有许多老实话，也的确有许多人信这一方或那一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因此也越见分明，世界也越见动荡。这正可见出宣传的力量。宣传也有各等各样。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不用说没人信，有事实可也参点儿谎，就有信的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传，也就有反宣传，反宣传意在打消宣传。判断当然还得凭事实。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缭乱，不胜其麻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都是谎！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即如贝尔纳斯将他的书自题为《老实说》，或《老实话》，那位美国客人就怀疑他在自我宣传；但是那本书总不能够全是谎罢？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没了。

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４日作。

（原载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周论》第１卷第８期）


①今译名为：佛罗伦萨。

佛罗伦司（Fｌｏｒｅｎｃｅ）最教你忘不掉的是那色调鲜明的大教堂与在它一旁的那高耸入云的钟楼。教堂靠近闹市，在狭窄的旧街道与繁密的市房中，展开它那伟大的个儿，好像一座山似的。它的门墙全用大理石砌成，黑的红的白的线条相间着。长方形是基本图案，所以直线虽多，而不觉严肃，也不觉浪漫；白天里绕着教堂走，仰着头看，正像看达文齐的《摩那丽沙》（ＭｏｎａＬｉｓａ）像，她在你上头，可也在你里头。这不独是线形温和平静的缘故，那三色的大理石，带着它们的光泽，互相显映，也给你鲜明稳定的感觉；加上那朴素而黯淡的周围，衬托着这富丽堂皇的建筑，像给它打了很牢固的基础一般。夜晚就不同些；在模糊的街灯光里，这庞然的影子便有些压迫着你了。教堂动工在十三世纪，但门墙只是十九世纪的东西；完成在一八八四年，算到现在才四十九年。

教堂里非常简单，与门墙决不相同，只穹隆顶宏大而已。钟楼在教堂的右首，高二百九十二英尺，是乔陀（Ｇｉｏｔｔｏ，十四世纪）的杰作。乔陀是意大利艺术的开山祖师；从这座钟楼可以看出他的大匠手。这也用颜色大理石砌成墙面；宽度与高度正合式，玲珑而不显单薄。墙面共分七层：下四层很短，是打根基的样子，最上层最长，以助上耸之势。窗户越高越少越大，最上层只有一个；在长方形中有金字塔形的妙用。教堂对面是受洗所，以吉拜地（Ｇｈｉｂｅｒｔｉ）做的铜门著名。有两扇最工，上刻《圣经》故事图十方，分远近如画法，但未免太工些；门上并有作者的肖像。密凯安杰罗（十六世纪）说过这两扇门真配做天上乐园的门，传为佳话。

教堂内容富丽的，要推送子堂，以《送子图》得名。门外廊子里有沙陀（Ｓａｒｔｏ，十六世纪）的壁画，他自己和他太太都在画中；画家以自己或太太作模特儿是常见的。教堂里屋顶以金漆花纹界成长方格子，灿烂之极。门内左边有一神龛，明灯照耀，香花供养，墙上便是《送子图》。画的是天使送耶稣给处女玛利亚，相传是天使的手笔。平常遮着不让我们俗眼看；每年只复活节的礼拜五揭开一次。这是塔斯干省最尊的神龛了。

梅迭契（Ｍｅｄｉｃｉ）家庙也以富丽胜，但与别处全然不同。梅迭契家是中古时大公爵，治佛罗伦司多年。那时佛罗伦司非常富庶，他们家穷极奢华；佛罗伦司艺术的兴盛，一半便由于他们的爱好。这个家庙是历代大公爵家族的葬所。房屋是八角形，有穹隆顶；分两层，下层是坟墓，上层是雕像与纪念碑等。上层墙壁，全用各色上好大理石作面子，中间更用宝石嵌成花纹，地也用大理石嵌花铺成；屋顶是名人的画。光彩焕发，五色纷纶；嵌工最精细，平滑如天然。佛罗伦司嵌石是与威尼斯嵌玻璃齐名的，梅迭契家造这个庙，用过二千万元，但至今并未完成；雕像座还空着一大半，地也没有全铺好。旁有新庙，是密凯安杰罗①所建，朴质无华；中有雕像四座，叫做《昼》《夜》《晨》《昏》，是纪念碑的装饰，是出于密凯安杰罗的手，颇有名。

①今译名为：米开朗基罗。十字堂是“佛罗伦司的西寺”，“塔斯干的国葬院”；前面是但丁的造像。密凯安杰罗与科学家格里雷的墓都在这里，但丁也有一座纪念碑；此外名人的墓还很多。佛罗伦司与但丁有关系的遗迹，除这所教堂外，在送子堂附近是他的住宅；是一所老老实实的小砖房，带一座方楼，据说那时阔人家都有这种方楼的。他与他的情人佩特拉齐相遇，传说是在一座桥旁；这个情景常见于图画中。这座有趣的桥，照画看便是阿奴河上的三一桥；桥两头各有雕像两座，风光确是不坏。佩特拉齐的住宅离但丁的也不远；她葬在一个小教堂里，就在住宅对面小胡同内。这个教堂双扉紧闭，破旧得可以，据说是终年不常开的。但丁与佩特拉齐的屋子，现在都已作别用，不能进去，只墙上钉些纪念的木牌而已。佩特拉齐住宅墙上有一块木牌，专钞但丁的诗两行，说他遇见了一个美人，却有些意思。还有一所教堂，据说原是但丁写《神曲》的地方；但书上没有，也许是“齐东野人”之语罢。密凯安杰罗住过的屋子在十字堂近旁，是他侄儿的住宅。现在是一所小博物院，其中两间屋子陈列着密凯安杰罗塑的小品，有些是名作的雏形，都奕奕有神采。在这一层上，他似乎比但丁还有幸些。

佛罗伦司著名的方场叫做官方场，据说也是历史的和商业的中心，比威尼斯的圣马克方场黯淡冷落得多。东边未周府，原是共和时代的议会，现在是市政府。要看中古时佛罗伦司的堡子，这便是个样子，建筑仿佛铜墙铁壁似的。门前有密凯安杰罗《大卫》（Ｄａｖｉｄ）像的翻本（原件存本地国家美术院中）。府西是著名的喷泉，雕像颇多；中间亚波罗驾四马，据说是一块大理石凿成。但死板板的没有活气，与旁边有血有肉的《大卫》像一比，便看出来了。密凯安杰罗说这座像白费大理石，也许不错。府东是朗齐亭，原是人民会集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好的古雕像；其中一座像有两个面孔，后一个是作者自己。

方场东边便是乌费齐画院（ＵffｉｚｉＧａｌｌｅｒｙ）。这画院是梅迭契家立的，收藏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画最多；意大利画的精华荟萃于此，比那儿都好。乔陀，波铁乞利（ＢｏｔｔｉDｃｅｌｌｉ，十五世纪），达文齐（十五世纪），拉飞尔（十六世纪），密凯安杰罗，铁沁的作品，这儿都有；波铁乞利和铁沁的最多。乔陀，波铁乞利，达文齐都是佛罗伦司派，重形线与构图；拉飞尔曾到佛罗伦司，也受了些影响。铁沁是威尼斯派，重着色。这两个潮流是西洋画的大别。波铁乞利的作品如《勃里马未拉的寓言》，《爱神的出生》等似乎最能代表前一派；达文齐的《送子图》，构图也极巧妙。铁沁的《佛罗拉像》和《爱神》，可以看出丰富的颜色与柔和的节奏。另有《蓝色圣母像》，沙琐费拉陀（Ｓｏｓｓｏfｅｒｒａｔｏ，十七世纪）所作，后来临摹的很多；《小说月报》曾印作插图。古雕像以《梅迭契爱神》，《摔跤》为最：前者情韵欲流，后者精力饱满，都是神品。隔阿奴河有辟第（Ｐｉｔｔｉ）画院，有长廊与乌费齐相通；这条长廊架在一座桥的顶上，里面挂着许多画像。辟第画院是辟第（ＬｕｃａＰｉｔｔｉ）立的。他和梅迭契是死冤家。可是后来扩充这个画院的还是梅迭契家。收藏的名画有拉飞尔的两幅《圣母像》，《福那利那像》与铁沁的《马达来那像》等。福那利那是拉飞尔的未婚妻，是他许多名作的模特儿。铁沁此幅和《佛罗拉像》作风相近，但金发飘拂，节奏更要生动些。

两个画院中常看见女人坐在小桌旁用描花笔蘸着粉临摹小画像，这种小画像是将名画临摹在一块长方的或椭圆的小纸上，装在小玻璃框里，作案头清供之用。因为地方太小，只能临摹半身像。这也是西方一种特别的艺术，颇有些历史。看画院的人走过那些小桌子旁，她们往往请你看她们的作品；递给你扩大镜让你看出那是一笔不苟的。每件大约二十元上下。她们特别拉住些太太们，也许太太们更能赏识她们的耐心些。

十字堂邻近，许多做嵌石的铺子。黑地嵌石的图案或带图案味的花卉人物等都好；好在颜色与光泽彼此衬托，恰到佳处。有几块小丑像，趣极了。但临摹风景或图画的却没有什么好。无论怎么逼真，总还隔着一层；嵌石决不能如作画那么灵便的。再说就使做得和画一般，也只是因难见巧，没有一点新东西在内。威尼斯嵌玻璃却不一样。他们用玻璃小方块嵌成风景图；这些玻璃块相似而不尽相同，它们所构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许多颜色的点儿。你看时会觉得每一点都触着你，它们间的光影也极容易跟着你的角度变化；至少这“触着你”一层，画是办不到的。不过佛罗伦司所用大理石，色泽胜于玻璃多多；威尼斯人虽会着色，究竟还赶不上。

（原载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中学生》第２７号）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


这个题目是仿的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那部书似乎专谈书画，我却不能有那么雅，这里只想谈一些世俗的事。这回我从昆明到成都来消夏。消夏本来是避暑的意思。若照这个意思，我简直是闹笑话，因为昆明比成都凉快得多，决无从凉处到热处避暑之理。消夏还有一个新意思，就是换换生活，变变样子。这是外国想头，摩登想头，也有一番大道理。但在这战时，谁还该想这个！我们公教人员谁又敢想这个！可是既然来了，不管为了多俗的事，也不妨取个雅名字，马虎点儿，就算他消夏罢。谁又去打破沙缸问到底呢？

但是问到底的人是有的。去年参加昆明一个夏令营，营地观音山。七月二十三日便散营了。前一两天，有游客问起，我们向他说这是夏令营，就要结束了。他道，“就结束了？夏令完了吗？”这自然是俏皮话。问到底本有两种，一是“耍奸心”，一是死心眼儿。若是耍奸心的话，这儿消夏一词似乎还是站不住。因为动手写的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十日，明明已经不是夏天而是秋天。但“录”虽然在秋天，所“录”不妨在夏天；《消夏录》尽可以只录消夏的事，不一定为了消夏而录。还是马虎点儿算了。

外东一词，指的是东门外，跟外西，外南，外北是姊妹花的词儿。成都住的人都懂，但是外省人却弄不明白。这好像是个翻译的名词，跟远东、近东、中东挨肩膀儿。固然为纪实起见，我也可以用草庐或草堂等词，因为我的确住着草房。可是不免高攀诸葛丞相，杜工部之嫌，我怎么敢那样大胆呢？我家是住在一所尼庵里，叫做“尼庵消夏录”原也未尝不可，但是别人单看题目也许会大吃一惊，我又何必故作惊人之笔呢？因此马马虎虎写下“外东消夏录”这个老老实实的题目。夜大学

四川大学开办夜校，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与其匆匆忙忙新办一些大学或独立学院，不重质而重量，还不如让一些有历史的大学办办夜校的好。

眉毛高的人也许觉得夜校总不像一回事似的。但是把毕业年限定得长些，也就差不多。东吴大学夜校的成绩好像并不坏。大学教育固然注重提高，也该努力普及，普及也是大学的职分。现代大学不应该像修道院，得和一般社会打成一片才是道理。况且中国有历史的大学不多，更是义不容辞的得这么办。

现在百业发展，从业员增多，其中尽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有志进修无门可入的人。这些人往往将有用的精力消磨在无聊的酬应和不正当的娱乐上。有了大学夜校，他们便有机会增进自己的学识技能。这也就可以增进各项事业的效率，并澄清社会的恶浊空气。

普及大学教育，有夜校，也有夜班，都得在大都市里，才能有足够的从业员来应试入学。入夜校可以得到大学毕业的资格或学位，入夜班却只能得到专科的资格或证书。学位的用处久经规定，专科资格或证书，在中国因从未办过大学夜班，还无人考虑它们的用处。现时只能办夜校；要办夜班，得先请政府规定夜班毕业的出身才成。固然有些人为学问而学问，但各项从业员中这种人大概不多，一般还是功名心切。就这一般人论，用功名来鼓励他们向学，也并不错。大学生选系，不想到功名或出路的又有多少呢？这儿我们得把眉毛放低些。

四川大学夜校分中国文学、商学、法律三组。法律组有东吴的成例，商学是当今的显学，都在意中。只有中国文学是冷货，居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好像出乎意外。不过虽是夜校，却是大学，若全无本国文化的科目，未免难乎其为大，这一组设置可以说是很得体的。这样分组的大学夜校还是初试，希望主持的人用全力来办，更希望就学的人不要三心两意的闹个半途而废才好。人和书

“人和书”是个好名字，王楷元先生的小书取了这个名字，见出他的眼光和品味。

人和书，大而言之就是世界。世界上哪一桩事离开了人？又哪一桩事离得了书？我是说世界是人所知的一切。知者是人，自然离不了人；有知必录，便也离不开书。小而言之，人和书就是历史，人和书造成了历史；再小而言之就是传记，就是王先生这本书叙述和评论的。传记有大幅，有小品，有工笔，有漫画。这本书是小品，是漫画。虽然是大大的圈儿里一个小小的圈儿，可是不含糊是在大圈儿里，所叙的虽小，所见的却大。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三部分也是片段的传记，第二部分评介的著作还是传记。王先生有意“引起读者研读传记的兴趣”，自序里说得明白。撰录近代和现代名人轶事，所谓笔记小说，传统很长。这个传统移植到报纸上，也已多年。可见一般人原是喜欢这种小品的。但是“五四”以来，“现在”遮掩了“过去”，一般青年人减少了历史的兴味，对于这类小品不免冷淡了些。他们可还喜欢简短零星的文坛消息等等，足见到底不能离开人和书。

自序里希望读者“对于伟大人物，由景慕而进于效法，人人以亚贤自许，猛勇精进”。这是一个宏愿。近来在《美国文摘》里见到一文，叙述一位作家叫小亚吉尔的，如何因《褴褛的狄克》一部书而成名，如何专写贫儿努力致富的故事，风行全国，鼓舞人心。他写的是“工作和胜利，上进和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文学中创一新派。他的时代虽然在一九二九以前就过去了，但是许多自己造就的人都还纪念着他的书的深广的影响。可见文学的确有促进人生的力量。王先生的宏愿是可以达成的，有志者大家自勉好了。成都诗

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在像而不像。我记得一首小诗，多少能够抓住这一点儿，也就多少能够抓住这座大城。

这是易君左先生的诗，题目好像就是“成都”两个字。诗道：

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

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

“绕屋噪栖鸦”，自然是那些“据门撑”着的“古木”上栖鸦在噪着。这正是“入暮”的声音和颜色。但是吵着的东南城有时也许听不见，西北城人少些，尤其住宅区的少城，白昼也静悄悄的，该听得清楚那悲凉的叫唤罢。

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的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的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洞树或黄桷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成都收市真早。前几年初到，真搞不惯；晚八点回家，街上铺子便劈劈拍拍一片上门声，暗暗淡淡的，够惨。“早睡早起身体好”，农业社会的习惯，其实也不错。这儿人起的也真早，“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是不折不扣的实录。

北平的春天短而多风尘，人家门前也有树，可是成行的多，独据的少。有茶楼，可是不普及，也不够热闹的。北平的闲又是一副格局，这里无须详论。“楚客”是易先生自称。他“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别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蛇尾

动手写《引子》的时候，一鼓作气，好像要写成一本书。但是写完了上一段，不觉再三衰竭了。倒底已是秋天，无夏可消，也就“录”不下去了。古人说得好。“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好以此解嘲。这真是蛇尾，虽然并不见虎头。本想写完上段就戛然而止，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虎头还够不上，还闹什么神龙呢？话说回来，虎头既然够不上，蛇尾也就称不得，老实点，称为蛇足，倒还有个样儿。

１９４４年８月３０日作

（原载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６日《新民报》晚刊）


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盗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肮脏，实在令人不堪耳。这是英国公司的船；这样的肮脏似乎尽够玷污了英国国旗的颜色。但英国人说：这有什么呢？船原是给中国人乘的，肮脏是中国人的自由，英国人管得着！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在大菜间里，那边看看是什么样子？那边，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这不怪同船的几个朋友要骂这只船是帝国主义的船了。帝国主义的船！我们到底受了些什么压迫呢？有的，有的！

我现在且说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宁波的茶房了。他们的地盘，一是轮船，二是旅馆。他们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轻侮，正和别的宁波帮一样。他们的职务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实正好相反，旅客从他们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吓，与欺骗罢了。中国原有行路难之叹，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缘故；但在现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于行旅的人，也还时时发出这种叹声，这又为什么呢？茶房与码头工人之艰于应付，我想比仅仅的交通不便，有时更显其难吧！所以从前的行路难是唯物的；现在的却是唯心的。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楣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他说得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副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玩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这样你便是门槛里的人，便是内行；他们固然不见得欢迎你，但也不会玩弄你了。--只冷脸和你简单说话；要知道这已算承蒙青眼，应该受宠若惊的了。

定好了舱位，你下船是愈迟愈好；自然，不能过了开船的时候。最好开船前两小时或一小时到船上，那便显得你是一个有涵养工夫的，非急莘莘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办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绊住了他；他虽然可托同伴代为招呼，但总之麻烦了。为了客人而麻烦，在他们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时船于明早十时开行，你今晚十点上去，以为晚上总该合式了；但也不然。晚上他们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扰乱他们的清兴；他们必也恨恨不平的。这其间有一种分，一种默喻的规矩，有一种门槛经，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应付得恰到好处呢。

开船以后，你以为茶房闲了，不妨多呼唤几回。你若真这样做时，又该受教训了。茶房日里要谈天，料理私货；晚上要抽大烟，打牌，那有闲工夫来伺候你！他们早上给你舀一盆脸水，日里给你开饭，饭后给你拧手巾；还有上船时给你摊开铺盖，下船时给你打起铺盖：好了，这已经多了，这已经够了。此外若有特别的事要他们做时，那只算是额外效劳。你得自己走出舱门，慢慢地叫着茶房，慢慢地和他说，他也会照你所说的做，而不加损害于你。最好是预先打听了两个茶房的名字，到这时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仿佛很熟悉的样子，不可有一点讷讷。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觉得你有意和他亲近（结果酒资不会少给），而别的茶房或竟以为你与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当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时，别人往往会帮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尔叫他们；若常常麻烦，他们将发见，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内行，他们将立刻改变对你的态度了。至于有些人睡在铺上高声朗诵的叫着茶房的，那确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房眼中，其为阿字号无疑了。他们于是忿然的答应：啥事体啦？哇啦啦！但走来倒也会走来的。你若再多叫两声，他们又会说：啥事体啦？茶房当山歌唱！除非你真麻木，或真生了气，你大概总不愿再叫他们了吧。

子入太庙，每事间，至今传为美谈。但你入轮船，最好每事不必问。茶房之怕麻烦，之懒惰，是他们的特征；你问他们，他们或说不晓得，或故意和你开开玩笑，好在他们对客人们，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负责任的。大概客人们最普遍的问题，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类。他们或随便答复，或说，慢慢来好啰，总会到的。或简单的说，早呢！总是不得要领的居多。他们的话常常变化，使你不能确信；不确信自然不回了。他们所要的正是耳根清净呀。

茶房在轮船里，总是盘踞在所谓大菜间的吃饭间里。他们常常围着桌子闲谈，客人也可插进一两个去。但客人若是坐满了，使他们无处可坐，他们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们老实不客气将电灯灭了，让你们暗中摸索去吧。所以这吃饭间里的桌子竟像他们专利的。当他们围桌而坐，有几个固然有话可谈；有几个却连话也没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为他们觉着无聊，但他们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倦怠，嘲讽，麻木的气分，仿佛下工夫练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满脸：所谓施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便是这种脸了。晚上映着电灯光，多少遮过了那灰滞的颜色；他们也开始有了些生气。他们搭了铺抽大烟，或者拖开桌子打牌。他们抽了大烟，渐有笑语；他们打牌，往往通宵达旦--牌声，争论声充满那小小的大菜间里。客人们，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于他们有甚么相干呢？活该你们洗耳恭听呀！他们也有不抽大烟，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烟画片来一张张细细赏玩：这却是雅人深致了。

我说过茶房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们中间仍不免时有战氛。浓郁的战氛在船里是见不着的；船里所见，只是轻微淡远的罢了。唯口出好兴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们的口，一例是练得极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们大约是宁可输在腿上，不肯输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间，往往因为一句有意的或无意的，不相干的话，动了真气，抡眉竖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这时脸上全失了平时冷静的颜色，而换上热烈的狰狞了。但也终于只是口头恨恨而已，真个拔拳来打，举脚来踢的，倒也似乎没有。语云，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茶房们虽有所争乎，殆仍不失为君子之道也。有人说，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为南方人，我想，这话也有理。茶房之于客人，虽也不肯输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态度，动真气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动真气，他倒愈可以玩弄你。这大约因为对于客人，是以他们的团体为靠山的；客人总是孤单的多，他们倚众欺起来，不怕你不就范的：所以用不着动真气。而且万一吃了客人的亏，那也必是许多同伴陪着他同吃的，不是一个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动真气呢？尅实说来，客人要他们动真气，还不够资格哪！至于他们同伴间的争执，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单枪匹马做去，毫无可恃的现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题，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时候，那必是收酒资的几分钟了。酒资的数目照理虽无一定，但却有不成文的谱。你按着谱斟酌给与，虽也不能得着一声谢谢，但言语的压迫是不会来的了。你若给得太少，离谱太远，他们会始而嘲你，继而骂你，你还得加钱给他们；其实既受了骂，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受骂的客人，慑于他们的威势，总是加给他们的。加了以后，还得听许多唠叨才罢。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个学生，本该给一元钱的酒资的，他只给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争，终不得要领，于是说：你好带回去做车钱吧！将钱向铺上一撂，忿然而去。那学生后来终于添了一些钱重交给他；他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然。--付了酒资，便该打铺盖了；这时仍是要慢慢来的，一急还是要受教训，虽然你已给过酒资了。铺盖打好以后，茶房的压迫才算是完了，你再预备受码头工人和旅馆茶房的压迫吧。

我原是声明了叙述通州轮船中事的，但却做了一首诅茶房文；在这里，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若很谨慎的将这句话只用在各轮船里的宁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会悖谬的。所以我虽就一般立说，通州轮船的茶房却已包括在内；特别指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１９２６年７月，白马湖。


世间有的是以不知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知识的诚实。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经难，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难。一般人在知识上总爱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愿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苏格拉底也早看出这个毛病，他可总是盘问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认不知道而止。他是为真理。那些受他盘问的人，让他一层层逼下去，到了儿无可奈何，才只得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点儿躲闪的地步，这班人一定还要强词夺理，不肯轻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话的。在知识上肯坦白的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是个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圣人，也该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并且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这是诚实，是勇敢。孔子说是知也，这个不知道其实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谓自知之明。

世间可也有以不知为妙的人。《庄子·齐物论》记着：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三问而三不知。最后啮缺问道，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测，还有什么利害呢！他虽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并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还是一个不知。所以《应帝王》里说，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庄学反对知识，王倪才会说知也许是不知，不知也许是知--再进一层说，那神妙不测的境界简直是个不可知。王倪的四个不知道使啮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跃而大喜。这是不知道的妙处，知道了妙处就没有了。《桃花源》里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太上隐者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人与自然为一，也是个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为妙的。章回小说叙到一位英雄落难，正在难解难分的生死关头，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叫做卖关子。作书的或说话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听书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却卖痴卖呆的装作不知道，愣说不知道。他知道大家关心，急着要知道，却偏偏且不说出，让大家更担心，更着急，这才更不能不去听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这儿。再说少男少女未结婚的已结婚的提到他们的爱人或伴儿，往往只秃头说一个他或她字。你若问他或她是谁，那说话的会赌气似的答你，不知道！赌气似的是为你明知故问，害羞带撒娇可是一大半儿。孩子在赌气的时候，你问什么，他往往会给你一个不知道！专心的时候也会如此。就是不赌气不专心的时候，你若问到他忌讳或瞒人的话，他还会给你那个不知道！而且会赌起气来，至少也会赌气似的。孩子们总还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这些个不知道其实是不告诉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着！

有些脾气不好的成人，在脾气发作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似的，问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你弄坏了他的东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么办的时候，他的第一句答话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个不知道！这儿说的还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够受的。--孩子遇见这种情形，大概会哭闹一场，可是哭了闹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会放在心里的。--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不高兴说给你！成人也有在专心的时候问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谓忘性儿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儿忘，一半儿装。忌讳的或瞒人的话，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复杂，不过临到人家问着，他大概会用轻轻的一个不知道遮掩过去；他不至于动声色，为的是动了声色反露出马脚。至于像你这个人真是，不知道利害！还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这儿的不知道却一半儿认真，一半闹着玩儿。认真是真不知道，因为谁能知道呢？你可以说：天知道你这个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还是一样的语气。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没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没有人知道，还要说不知道，不是费话？闹着玩儿？闹着玩可并非没有意义，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为了加重语气，为了强调你这个人多利害，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那两句话。

世间可也有成心以知为不知的，这是世故或策略。俗语道，一问三不知，就指的这种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担责任，所以老是给你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说什么，闹出了大小错儿是你们的，牵不到他身上去。这个可以说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师在教室里问学生的书，学生回答不知道。也许他懒，没有看书，答不出；也许他看了书，还弄不清楚，想着答错了还不如回一个不知道，老师倒可以多原谅些。后一个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平有些学生被警察厅逮去送到法院。学生会请刘崇佑律师作辩护人。刘先生教那些学生到法院受讯的时候，对于审判官的问话如果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儿，就干脆说一个不知道。真的，你说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错处。从前用刑讯，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说知道，现在的审判官却只能盘问你，用话套你，逼你，或诱你，说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说些个不知道，审判官也没法奈何你。这个不知道更显然是策略。不过这策略的运用还在乎人。老辣的审判官在一大堆费话里夹带上一两句要紧话，让你提防不着，也许你会漏出一两个知道来，就定了案，那时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变成废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这策略的，是政府人员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的时候。记者若是提出不能发表或不便发表的内政外交问题来，政府发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总得答话，可是又着不得一点儿边际，所以有些左右为难。固然他有时也可以默不作声，有时也可以老实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这么办得发言人的身份高或问题的性质特别严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发言人可以只说不知道，既得体，又比较婉转。

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无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语气略觉轻些。至于发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儿，可以不论。现代需用这一个不知道的机会很多。每回的局面却不完全一样。发言人斟酌当下的局面，有时将这句话略加变化，说得更婉转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记者不至于窘着走开去。这也可以说是新的人情世故，这种新的人情世故也许比老的还要来得微妙些。

这个不知道的变化，有时只看得出一个不字。例如说，未获得续到报告之前，不能讨论此事，其实就是现在无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国赫尔国务卿接见记者时，某记者问，外传美国远东战队已奉令集中菲律宾之加维特之说是否属实。赫尔答称，微君言，余固不知此事。从现在看，赫尔的话大概是真的，不过在当时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辞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大西洋上会晤，华盛顿六日国际社电--海军当局宣称：当局接得总统所发波多马克号游艇来电，内称游艇现正沿海岸缓缓前进；电讯中并未提及总统将赴海上某地与英首相会晤。这是一般的宣告，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但是宣告里只说了些闲话，紧要关头却用电讯中并未提及一句遮掩过去，跟没有说一样。还有，威尔基去年从英国回去，参议员克拉克问他，威尔基先生，你在周游英伦时，英国希望美国派舰护送军备，你有些知道吗？威尔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过这样的愿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动得多；参议员不是新闻记者，威尔基不能不更婉转些，更谨慎些--，可是结果也还是一个无可奉告。

这个不知道有时甚至会变成知道，不过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儿，你摸不着头脑，还是一般无二。前年十月八日华盛顿国际社电，说罗斯福总统恐亚洲局势因滇缅路重开而将发生突变，日来屡与空军作战部长史塔克，海军舰队总司令李却逊，及前海军作战部长现充国防顾问李海等三巨头会商。总统并于接见记者时称，彼等会谈时仅研究地图而已云云。仅研究地图而已是答应了知道，但是这样轻描淡写的，还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总理孟席尔到美国去，谒见罗斯福总统，会谈一小时之久。后孟氏对记者称：吾人仅对数项事件，加以讨论，吾人实已经行地球一周，结果极令人振奋云。澳驻美公使加赛旋亦对记者称，澳总理与总统所商谈者为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经行地球一周，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知道的圈儿越大，圈儿里不知道的就越多。

这个不知道还会变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记者问总统对于野村大使所谓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须弥缝，有何感想。总统避不作答，仅谓现已有人以此事询诸赫尔国务卿矣。已经有人去问赫尔国务卿，国务卿知道，总统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罗斯福总统今日接见记者，说美国过去曾两次不宣而战，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盗，曾于一八八三年企图封锁地中海上美国之航行。第二次美将派海军至印度，以保护美国商业，打击英、法、西之海盗。记者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盗式之人物乎？总统称，请诸君自己判断可也。诸君自己判断，你们自己知道，总统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还用发言人的我说什么呢？--这种种的变形，有些虽面目全非，细心吟味，却都从那一个不知道脱胎换骨，不过很微妙就是了。发言人临机应变，尽可层出不穷，但是百变不离其宗；这个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２日《当代评论》第２卷第１期）


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古文《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

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原载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０日《小说月报》）


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去年刚一胜利，不用说是想回来的。可是这一年来的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然而我终于回来了。飞机过北平城上时，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看的绿树，那紫禁城，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在飞机上看北平市，我还是第一次。这一看使我联带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处，我忘怀一切，重新爱起北平来了。

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说生活虽艰难，还不至如传说之甚，说北平的街上还跟从前差不多的样子。是的，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别的还差不离儿。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所以从上海来的人，简直松了一大口气，只说便宜呀！便宜呀！我们从重庆来的，却没有这样胃口。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但是现在谁都有点儿且顾眼前，将来，管得它呢！粮食以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致看来不算少；不是必需而带点儿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旧家具，小玩意儿，在小市里，地摊上，有得挑选的，价钱合式，有时候并且很贱。这是北平老味道，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摊的我，也深深在领略着。从这方面看，北平算得是有的都市，西南几个大城比起来真寒尘相了。再去故宫一看，吓，可了不得！虽然曾游过多少次，可是从西南回来这是第一次。东西真多，小市和地摊儿自然不在话下。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买来买去，买多买少，算得什么玩意儿！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北平不但在这方面和从前一样有，并且在整个生活上也差不多和从前一样闲。本来有电车，又加上了公共汽车，然而大家还是悠悠儿的。电车有时来得很慢，要等得很久。从前似乎不至如此，也许是线路加多，车辆并没有比例的加多吧？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也要等得久。好在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也许是无事忙，可是快是真的。就是在排班等着罢，眼看着一辆辆来车片刻间上满了客开了走，也觉痛快，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来车的影子总好受些。重庆的公共汽车有时也挤，可是从来没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门到前门的公共汽车那样，一面挤得不堪，一面卖票人还在中途站从容的给争着上车的客人排难解纷。这真闲得可以。

现在北平几家大型报都有几种副刊，中型报也有在拉人办副刊的。副刊的水准很高，学术气非常重。各报又都特别注重学校消息，往往专辟一栏登载。前一种现象别处似乎没有，后一种现象别处虽然有，却不像这儿的认真--几乎有闻必录。北平早就被称为大学城和文化城，这原是旧调重弹，不过似乎弹得更响了。学校消息多，也许还可以认为有点生意经；也许北平学生多，这么着报可以多销些？副刊多却决不是生意经，因为有些副刊的有些论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院学生能懂。这种论文原应该出现在专门杂志上，但目前出不起专门杂志，只好暂时委屈在日报的余幅上：这在编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在报馆方面，反正可以登载的材料不多，北平的广告又未必太多，多来它几个副刊，一面配合着这古城里看重读书人的传统，一面也可以镇静镇静这多少有点儿晃荡的北平市，自然也不错。学校消息多，似乎也有点儿配合着看重读书人的传统的意思。研究学术本来要悠闲，这古城里向来看重的读书人正是那悠闲的读书人。我也爱北平的学术空气。自己也只是一个悠困的读书人，并且最近也主编了一个带学术性的副刊，不过还是觉得这么多的这么学术的副刊确是北平特有的闲味儿。

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从前不一样了。说它有罢，它有贵重的古董玩器，据说现在主顾太少了。从前买古董玩器送礼，可以巴结个一官半职的。现在据说懂得爱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礼还是得送，可是上了句古话，什么人爱钞，什么人都爱钞了。这一来倒是简单明了，不过不是老味道了。古董玩器的冷落还不足奇，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的地方，也萧条起来了。我刚回来的时候，天气还不冷，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去逛北海。大礼拜的，漪澜堂的茶座上却只寥寥的几个人。听隔家茶座的伙计在向一位客人说没有点心卖，他说因为客人少，不敢预备。这些原是中等经济的人物常到的地方；他们少来，大概是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吧。

中等经济的人家确乎是紧起来了。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原来是大家小姐，不会做家里粗事，只会做做诗，画画画。这回见了面，瞧着她可真忙。她告诉我，佣人减少了，许多事只得自己干；她笑着说现在操练出来了。她帮忙我捆书，既麻利，也还结实；想不到她真操练出来了。这固然也是好事，可是北平到底不和从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我太太有一晚九点来钟带着两个孩子走进宣武门里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见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正在从黑色的上装里掏什么，说时迟，那时快，顺着灯光一瞥，掏出来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我太太大声怪叫，赶紧转身向胡同口跑，孩子们也跟着怪叫，跟着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个都摔倒；起来回头一看，那人也转了身向胡同里跑。这个人穿得似乎还不寒尘，白白的脸，年轻轻的。想来是刚走这个道儿，要不然，他该在胡同中间等着，等来人近身再喊站住！这也许真是到了无可奈何才来走险的。近来报上常见路劫的记载，想来这种新手该不少罢。从前自然也有路劫，可没有听说这么多。北平是不一样了。

电车和公共汽车虽然不算快，三轮车却的确比洋车快得多。这两种车子的竞争是机械和人力的竞争，洋车显然落后。洋车夫只好更贱卖自己的劳力。有一回雇三轮儿，出价四百元，三轮儿定要五百元。一个洋车夫赶上来说，我去，我去。上了车他向我说要不是三轮儿，这么远这个价他是不干的。还有在雇三轮儿的时候常有洋车夫赶上来，若是不理他，他会说，不是一样吗？可是，就不一样！三轮车以外，自行车也大大的增加了。骑自行车可以省下一大笔交通费。出钱的人少，出力的人就多了。省下的交通费可以帮补帮补肚子，虽然是小补，到底是小补啊。可是现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骑车不但得出力，有时候还得拚命。按说北平的街道够宽的，可是近来常出事儿。我刚回来的一礼拜，就死伤了五六个人。其中王振华律师就是在自行车上被撞死的。这种交通的混乱情形，美国军车自然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据报载，交通警察也很怕咱们自己的军车。警察却不怕自行车，更不怕洋车和三轮儿。他们对洋车和三轮儿倒是一视同仁，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曾在宣武门里一个胡同口看见一辆三轮儿横在口儿上和人讲价，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拳打脚踢倒从来如此，他却骂得怪，他骂道，×你有民主思想的妈妈！那车夫挨着拳脚不说话，也是从来如此。可是他也怪，到底是三轮车夫罢，在警察去后，却向着背影责问道，你有权利打人吗？这儿看出了时代的影子，北平是有点儿晃荡了。

别提这些了，我是贪吃得了胃病的人，还是来点儿吃的。在西南大家常谈到北平的吃食，这呀那的，一大堆。我心里却还惦记一样不登大雅的东西，就是马蹄儿烧饼夹果子。那是一清早在胡同里提着筐子叫卖的。这回回来却还没有吃到。打听住家人，也说少听见了。这马蹄儿烧饼用硬面做，用吊炉烤，薄薄的，却有点儿韧，夹果子（就是脆而细的油条）最是相得益彰，也脆，也有咬嚼，比起有心子的芝麻酱烧饼有意思得多。可是现在劈柴贵了，吊炉少了，做马蹄儿并不能多卖钱，谁乐意再做下去！于是大家一律用芝麻酱烧饼来夹果子了。芝麻酱烧饼厚，倒更管饱些。然而，然而不一样了。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作。

（原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５期）


莱茵河（ＴｈｅＲｈｉｎｅ）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德国东部，流入北海，长约二千五百里。分上中下三部分。从马恩斯（Ｍａｙｅｎｃｅ，Ｍａｉｎｓ）到哥龙（Ｃｏｌｏｇｎｅ）算是“中莱茵”；游莱茵河的都走这一段儿。天然风景并不异乎寻常地好；古迹可异乎寻常地多。尤其是马恩斯与考勃伦兹（Ｋｏｂｌｅｎｚ）之间，两岸山上布满了旧时的堡垒，高高下下的，错错落落的，斑斑驳驳的：有些已经残破，有些还完好无恙。这中间住过英雄，住过盗贼，或据险自豪，或纵横驰骤，也曾热闹过一番。现在却无精打采，任凭日晒风吹，一声儿不响。坐在轮船上两边看，那些古色古香各种各样的堡垒历历的从眼前过去；仿佛自己已经跳出了这个时代而在那些堡垒里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游这一段儿，火车却不如轮船：朝日不如残阳，晴天不如阴天，阴天不如月夜--月夜，再加上几点儿萤火，一闪一闪的在寻觅荒草里的幽灵似的。最好还得爬上山去，在堡垒内外徘徊徘徊。

这一带不但史迹多，传说也多。最凄艳的自然是脍炙人口的声闻岩头的仙女子。声闻岩在河东岸，高四百三十英尺，一大片暗淡的悬岩，嶙嶙峋峋的；河到岩南，向东拐个小湾，这里有顶大的回声，岩因此得名。相传往日岩头有个仙女美极，终日歌唱不绝。一个船夫傍晚行船，走过岩下。听见她的歌声，仰头一看，不觉忘其所以，连船带人都撞碎在岩上。后来又死了一位伯爵的儿子。这可闯下大祸来了。伯爵派兵遣将，给儿子报仇。他们打算捉住她，锁起来，从岩顶直摔下河里去。但是她不愿死在他们手里，她呼唤莱茵母亲来接她；河里果然白浪翻腾，她便跳到浪里。从此声闻岩下听不见歌声，看不见倩影，只剩晚霞在岩头明灭①。德国大诗人海涅有诗咏此事；此事传播之广，这篇诗也有关系的。友人淦克超先生曾译第一章云： 传闻旧低徊，我心何悒悒。 两峰隐夕阳，莱茵流不息。 峰际一美人，粲然金发明， 清歌时一曲，余音响入云。 凝听复凝望，舟子忘所向， 怪石耿中流，人与舟俱丧。

①据朱绍华先生《莱茵纪游》，看《行云流水》。

这座岩现在是已穿了隧道通火车了。

哥龙在莱茵河西岸，是莱茵区最大的城，在全德国数第三。从甲板上看教堂的钟楼与尖塔这儿那儿都是的。虽然多么繁华一座商业城，却不大有俗尘扑到脸上。英国诗人柯勒列治说： 人知莱茵河，洗净哥龙市； 水仙你告我，今有何神力，洗净莱茵水？

那些楼与塔镇压着尘土，不让飞扬起来，与莱茵河的洗刷是异曲同工的。哥龙的大教堂是哥龙的荣耀；单凭这个，哥龙便不死了。这是戈昔式，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戈昔式教堂之一。建筑在一二四八年，到一八八零年才全部落成。欧洲教堂往往如此，大约总是钱不够之故。教堂门墙伟丽，尖拱和直棱，特意繁密，又雕了些小花，小动物，和《圣经》人物，零星点缀着；近前细看，其精工真令人惊叹。门墙上两尖塔，高五百十五英尺，直入云霄。戈昔式要的是高而灵巧，让灵魂容易上通于天。这也是月光里看好。淡蓝的天干干净净的，只有两条尖尖的影子映在上面；像是人天仅有的通路，又像是人类祈祷的一双胳膊。森严肃穆，不说一字，抵得千言万语。教堂里非常宽大，顶高一百六十英尺。大石柱一行行的，高的一百四十八英尺，低的也六十英尺，都可合抱；在里面走，就像在大森林里，和世界隔绝。尖塔可以上去，玲珑剔透，有凌云之势。塔下通回廊。廊中向下看教堂里，觉得别人小得可怜，自己高得可怪，真是颠倒梦想。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４日作。

（原载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中学生》第３５号）


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飞

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云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枪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热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得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别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札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行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

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哪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不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叽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作

（原载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０日、１７日、２３日、１０月１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但太平衍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曼衍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地多，大船渐渐地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尚不伤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

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

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原载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白华旬刊》第４期）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８日

（原载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１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３４期）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念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总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的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里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摧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还讲究这些，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担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末样？医生说，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就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教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的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末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１９３４年３月作。

（原载１９３４年《女青年》第１３卷第３期）


一

圣陶兄：

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动身，二十四日到哈尔滨。这至少是个有趣的地方，请听我说哈尔滨的印象。

这里分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四部分。马家沟是新辟的市区，姑不论。南岗是住宅区，据说建筑别有风味；可惜我们去时，在没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国式的市街，我们只走过十分钟。我所知的哈尔滨，是哈尔滨的道里，我们住的地方。

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女人比那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三十几万，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在南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拥拥挤挤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攘攘的，但乱七八糟地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

这种忙里闲的光景，别处是没有的。

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中国人算是不让他们欺负了，他们又怎会让中国人欺负呢？中国人不特别尊重他们，却是真的。他们的流品很杂，开大洋行小买卖的固然多，驾着汽车沿街兜揽乘客的也不少，赤着脚爱淘气的顽童随处可见。这样倒能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没有什么隔阂了。也许因白俄们穷无所归，才得如此；但这现象比上海沈阳等中外杂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上海沈阳冷眼看着，是常要生气，常要担心的。

这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即使是卖扫帚的。他们又大都有些外国规矩，如应诺时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洁之类。但他们并不矜持他们的俄国话和外国规矩，也没有卖弄的意思，只看做稀松平常，与别处的“二毛子”大不一样。他们的外国化是生活自然的趋势，而不是奢侈的装饰，是“全民”的，不是少数“高等华人”的。一个生客到此，能领受着多少异域的风味而不感着窒息似的；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地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

但这里虽有很高的文明，却没有文化可言。待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大致不会教你腻味，再多可就要看什么人了。这里没有一月像样的书店，中国书外国书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户里虽放着几本俄文书，想来也只是给商人们消闲的小说罢。最离奇的是这里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达”，“民娘九尔”，“阿立古闹如次”等译音，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也难怪，中等教育，还在幼稚时期的，已是这里的最高教育了！这样算不算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整个欧化呢？我想是不能算的。哈尔滨和哈尔滨的白俄一样，这样下去，终于是非驴非马的畸形而已。虽在感着多少新鲜的意味的旅客的我，到底不能不作如此想。

这里虽是欧化的都会，但闲的处所竟有甚于北平的。大商店上午九点开到十二点，一点到三点休息；三点再开，五点便上门了。晚上呢，自然照例开电灯，让炫眼的窗饰点缀坦荡荡的街市。穿梭般的男女比白天多得多。俄国人，至少在哈尔滨的，像是与街有不解缘。在巴黎伦敦最热闹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罢了。街两旁很多休息的长椅，并没有树荫遮着；许多俄国人就这么四无依傍地坐在那儿，有些竟是为了消遣来的。闲一些的街中间还有小花园，围以短短的栅栏，里面来回散步的不少。--你从此定可以想到，一个广大的公园，在哈尔滨是决少不了的。

这个现在叫做“特市公园”。大小仿佛北平的中山公园，但布置自然两样。里面有许多花坛，用各色的花拼成种种对称的图案；最有意思的是一处入口的两个草狮子。是蹲伏着的，满身碧油油的嫩草，比常见的狮子大些，神气自然极了。园内有小山，有曲水，有亭有桥；桥是外国式，以玲珑胜。水中可以划船，也还有些弯可转。这样便耐人寻味。又有茶座，电影场，电气马（上海大世界等处有）等。这里电影不分场，从某时至某时老是演着；当时颇以为奇，后来才知是外国办法。我们去的那天，正演《西游记》；不知别处会演些好片子否。这公园里也是晚上人多；据说俄国女人常爱成排地在园中走，排的长约等于路的阔，同时总有好两排走着，想来倒也很好看。特市公园外，警察告诉我们还有些小园子，不知性质如何。

这里的路都用石块筑成。有人说石头路尘土少些；至于不用柏油，也许因为冬天太冷，柏油不经冻之故。总之，尘土少是真的，从北平到这儿，想着尘土要多些，那知适得其反；在这儿街上走，从好些方面看，确是比北平舒服多了。因为路好，汽车也好。不止坐着平稳而已，又多！又贱！又快！满街是的，一扬手就来，和北平洋车一样。这儿洋车少而贵；几毛钱便可坐汽车，人多些便和洋车价相等。开车的俄国人居多，开得“棒”极了；拐弯，倒车，简直行所无事，还让你一点不担心。巴黎伦敦自然有高妙的车手，但车马填咽，显不出本领；街上的Ｔａｘｉ有时几乎像驴子似的。在这一点上，哈尔滨要强些。胡适之先生提倡“汽车文明”，这里我是第一次接触汽车文明了。上海汽车也许比这儿多，但太贵族了，没有多少意思。此地的马车也不少，也贱，和五年前南京的马车差不多，或者还要贱些。

这里还有一样便宜的东西，便是俄国菜。我们第一天在一天津馆吃面，以为便宜些；那知第二天吃俄国午餐，竟比天津馆好而便宜得多。去年暑假在上海，有人请吃“俄国大菜”，似乎那时很流行，大约也因为价廉物美吧。俄国菜分量多，便于点菜分食；比吃别国菜自由些；且油重，合于我们的口味。我们在街上见俄国女人的胫痴肥的多，后来在西伯利亚各站所见也如此；我们常说，这怕是菜里的油太重了吧。

最后我要说松花江，道里道外都在江南，那边叫江北。江中有一太阳岛，夏天人很多，往往有带了一家人去整日在上面的。岛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许就算划船。我不大喜欢这地方，因为毫不整洁，走着不舒服。我们去的已不是时候，想下水洗浴，因未带衣服而罢。岛上有一个临时照相人。我和一位徐君同去，我们坐在小船上让他照一个相。岸边穿着游泳衣的俄国妇人孩子共四五人，跳跳跑跑地硬挤到我们船边，有的浸在水里，有的爬在船上，一同照在那张相里。这种天真烂漫，倒也有些教人感着温暖的。走方照相人，哈尔滨甚多，中国别的大都市里，似未见过；也是外国玩意儿。照得不会好，当时可取，足为纪念而已。从太阳岛划了小船上道外去。我是刚起手划船，在北平三海来过几回；最痛快是这回了。船夫管着方向，他的两桨老是伺候着我的。桨是洋式，长而匀称，支在小铁叉上，又稳，又灵活；桨片是薄薄的，弯弯的。江上又没有什么萍藻，显得宽畅之至。这样不吃力而得讨好，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们一伙儿便离开哈尔滨了。

此信八月三十一在西伯利亚车中动手写，直耽搁到今日才写毕。在时间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长的信了，一切请原谅罢！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伦敦。

二

圣陶兄：

这一回说给你我们过西伯利亚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亚，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阳照着，或者凛冽的北风吹着，或者连天的冰雪盖着。相信这个印象一半从《勅勒歌》来，一半从翻译的小说来；我们火车中所见，却并不如此惊心动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缘故罢。荒凉诚然不错，但沿路没有童山，千里的青绿，倒将西伯利亚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处点缀着木屋，是向所未见。我们在西伯利亚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细雨中，这些微微发亮的木屋是有一种特别的调子的。

头两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时候我们承认西伯利亚的伟大。平原渐渐苍茫起来，它的边际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无穷尽的样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浅浅的金光，像是一个海。我们指点着，这些是岛屿；那些是船只，还在微风中动摇着呢。金光炫烂极了，这地上是没有的。勉强打个比喻，也许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浅浅的调子，倒有些像名油画家的画板，浓一块淡一块的；虽不经意，而每一点一堆都可见他的精神，他的姿态。那时我们说起“霞”这个名字，觉得声调很响亮，恰是充满了光明似的。又说到“晚霞”；“晚”的声调带一些冥没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黄昏”之感。Ｌ君说英文中无与“霞”相当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们未免要为英国人怅惘了。

第二天傍晚过贝加尔湖；这是一个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记得郭沫若君的诗里说过苏武在贝加尔湖畔牧羊，真是美丽而悲凉的想象。在黯淡的暮色中过这个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怀古起来了。晚餐前我们忽见窗外很远的一片水；大家猜，别是贝加尔湖吧？晚餐完时，车已沿着湖边走了。向北望去，只见渺渺一白，想不出那边还有地方。这湖单调极了。似乎每一点都同样的平静，没有一个帆影，也没有一个鸟影。夜来了，这该是死之国吧？但我还是坐在窗前呆看。东边从何处起，我们没留意；现在也像西边一样，是无穷的白水。车行两点多钟，贝加尔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进屋内，到底不知什么时候完的。

在欧亚两洲交界处，有一段路颇有些中国意境，绵延不断的青山与悠然流着的河水，在几里路中只随意曲了几曲。山高而峻，不见多少峰峦，如削成的一座大围屏。车在山下沿着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从山顶到河面，是整整齐齐的两叠；除曲了那几曲外，这几里路中都是整齐的。整齐虽已是西方的好处，但那高深却还近乎中国的山水诗或山水画。河中见一狭狭的小舟，一个人坐着缓缓地划桨，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颜色；这才真是中国画了。

车中一间屋睡四个人，而我们只有三个。上车时想着能老占着一间屋就好。但晚上便来了一个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种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铺；这在国内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但是三个男人，并且是三个外国人！第二天她下车了，来的是三等车中唯一的绅士；他大概因为晚上我们出入拉门，扰他清梦，下一天搬到别屋里去。以后来的是兵，兵，兵！我们都说与兵有缘分呢。最后来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我还记得，是约瑟，是玩纸牌时要按名记分，他告诉我们的。从前来者都只说俄国话，我们偶然也能答应一两个字；是从万国卧车公司的指南上学来，如“不”“三个”“多少”之类。“不”字用得最多，伴着的是一摇头。这自然干脆不过，但往往从此打断了谈话；到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门外窗口去看风景，便是闭上眼睡觉。这位约瑟君却不同，他除俄国话外，自己说还懂得法文；ＬＨ两位都懂法文，我们立刻觉得屋里更有意思起来了。

但约瑟君的法文却实在不够用，他只能说些单字。ＬＨ两位应付得很费力，可是他爱说话极了，老是支支节节地谈下去。他告诉我们，俄国报说汉口党人烧了美孚煤油公司；又问起好几个中国人的名字。难为他记得住这些名字！有一个下午，他拿了纸笔，画了地图，和我们议论天下大事。他说俄国从美国买机器，而卖粮食给它；中国从美国买粮食和日用品，白让它赚了钱去。他在地图上点了几点，写着，“血！”“血！”说中国只能将血滴给美国，没有别的。他似乎以为中国全然美国化了，这样东西也问“亚美利加？”那样也问“亚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问“亚美利加？”我们赶紧说“中国”，“中国”，才收下了。

他又问我们什么党。我们三个都不在党；他奇怪极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产党！”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经济学博士--道，“他--博士--共产党！”他喜欢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饭车去喝。也邀过我们两三次，总说，“同志--啤酒，”一面指着饭车那方面。我们都谢了。最后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点着道，“我--布尔乔--你们--普罗利特利亚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罗斯；”指着我们的道，“亚美利加！”（两三天后在另一车上和一个十八岁的俄国工人谈话，一位高丽人给翻译。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们粗糙多了，可是比我们贵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颜色，但我想起约瑟君的话，倒有些羡慕他们。）他是个和蔼的人，很帮我们的忙。快到莫斯科时，他一面剥着松子（沿路见俄国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来嗑着，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诉我们他有妻有子，现在家里等着他呢。又指着远处，说他夏天和他们住在城外，天凉了才搬进城去。下车后他还特地到窗前来和我们扬手作别。他是黑头发，紫脸膛，绕腮胡根子；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经济杂志编辑人。

本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误了五点钟，到时天已全黑了。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兰换车上巴黎去。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我渐渐有些拘束起来了。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伦敦。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薄Ｕ饫锼岛?鹚淙荒艹??幽歌 *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世纪评论》第２卷第２２期）


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待遇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成人，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荣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妇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显明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药，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疯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哪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运命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的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力，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

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需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性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余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关于疯人、白痴，则简直全无自觉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们保护人，家族，亲友的处置了。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希望这些保护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会的责任及他们对于后一代应有的责任，而知所戒惧，断然剥夺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护者的做父母的权利！这几类人最好是不结婚或和异性隔离；至少也当用节育的方法使他们不育！至于说到那些穷到连养育子女也不能的，我们教他们不滥育，是很容易得他们的同情的。只需教给他们最简便省钱的节育的方法，并常常向他们恳切的说明和劝导，他们便会渐渐的相信，奉行的。但在这种情形里，教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法这过程，要比较难些；因为这与他们信自然与命运的思想冲突，又与传统的多子孙的思想冲突--他们将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如旧日的打胎一样；并将疑惑这或者是洋人的诡计，要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什么的！但是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究竟还不是固执的，魔术的怀疑因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时日的长久，也可望减缩的；而经济的压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压迫，他们难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传的得法，他们是容易渐渐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资产阶级，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极难侵入的！他们有相当的经济的能力，有固执的传统的思想，他们是不会也不愿知道生育是该受限制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适当的生育！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性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这种误解责任较不明责任实在还要坏；因为不明的还容易纳入忠告，而误解的则往往自以为是，拘执不肯更变。这种人实在也不配做父母！因为他们并不能负真正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人，虽觉得很不容易使他们相信我们，但总得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能知道些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道理，使他们能以儿童为本位，能理解他们，指导他们，解放他们；这样改良从前一切不适当的教养方法。并且要使他们能有这样决心：在他们觉得不能负这种适当的教养的责任，或者不愿负这种责任时，更应该断然采取节育的办法，不再因循，致误人误己。这种宣传的事业，自然当由新兴的知识阶级担负；新兴的知识阶级虽可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里，但关于生育这件事，他们特别感到重大的压迫，因有了彻底的了解，觉醒的态度，便与同阶级的其余部分不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留着：现存的由各种不适当的生育而来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负责呢？我以为花柳病者等一类人的子女，只好任凭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许谬种再得流传便了。贫家子女父母无力教养的，由社会设法尽量收容他们，如多设贫儿院等。但社会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还是要任凭自然先生去处置的！这是很悲惨的事，但经济组织一时既还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法儿呢？我们只好尽其在人罢了。至于那些以长者为本位而教养儿童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前节已说过了。还有新兴的知识阶级里现在有一种不愿生育子女的倾向；他们对于从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觉得冷淡，甚至厌恶，因而不愿为他们尽力。在这里，我要明白指出，生物进化，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前一代牺牲于后一代，牺牲是进步的一个阶梯！愿他们--其实我也在内--为了后一代的发展，而牺牲相当的精力于子女的教养；愿他们以极大的忍耐，为子女们将来的生命筑坚实的基础，愿他们牢记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不要忘了子女们的幸福！这是很要些涵养工夫的。总之，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

为使社会上适于生存的日多，不适于生存的日少，我们便重估了父母的责任：

父母不是无责任的。

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父母都负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是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责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则由不正确到正确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总在我们的努力，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尤其重大的，这是我们对一切幼者的责任！努力努力！

（原载１９２３年２月３日《新民意报·星火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