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政治学

2011年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气候变迁政治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纪登斯教授（Anthony Giddens），亦即以提倡“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举世闻名的社会学家，他中间偏左的政治哲学，深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的拥护。
内容简介
美国总统柯林顿说：所有人都应该读读纪登斯这本重要著作！
继凯恩斯後，对政府政策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诺贝尔奖得主、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长 李远哲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 黄瑞祺
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教授 王鑫　推荐
气候议题如此迫切，为什麼少有人认真面对？
为什麼多数国家与领导者无动於衷？
为什麼当未来生活摇摇欲坠，我们还是被动地过一天算一天？
关於气候变迁、绿色政策和国家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新型的政治态度！
社会学大师纪登斯继《第三条路》之後，再度提出全新的政治途径与思考！
对於全球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加以控制，将带来灾难性的後果。然而，对决策者和大多数民众来说，气候变迁只是「知道但不挂心」的议题。我们承认气候变迁很重要，甚至也相信它迫在眉睫，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著眼於当下的方便与利益。政治人物也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但此刻他们的回应主要还停留在表态的层次，而非落实在具体的做法上。
政治行动与干预，无论处於地方、国内或国际层次，都将对我们能否控制全球暖化，以及我们如何适应已经发生的暖化，有著决定性的影响。社会学大师纪登斯表示，目前我们仍缺乏一套有系统的气候变迁政治学。传统的政治学无法让我们处理所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绿色运动者所提供的解决方式自始就出现瑕疵。
纪登斯谴责环保战士们老是悲观地恐吓大家，因为如果想要大家改变习惯，勾勒一幅美好快乐的愿景，要比悲观恐吓一个悲惨世界的效果还要好。他反对许多环保人士苦行僧似的理想，认为这些理想不可能吸引得到社会大众的选票。
纪登斯不认为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庞大到国内政策无法应付。解决之道在於︰首先得将气候变迁这项议题纳入日常生活之中；其次，则是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并提供企业、消费者与政治领袖足够的诱因；最後，气候变迁问题需纳入地缘政治的讨论范围之内。
纪登斯提出一系列解决气候变迁问题的建议，深度考察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关联。
纪登斯这本著作势必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面对这场足以构成人类文明危机的气候浩劫，心存关切的人，绝对不能错过这本好书。
背景阅读
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超越政府和市场的眼光
《卫报》
简介
作者从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出发，由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说起，列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如金融系统和食品安全领域，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引申到各个方面，说明人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改变当前的糟糕局面。
如果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重建金融系统，那么我们需要改变这种陈腐，落后和愚蠢的政治局面。
市场调节已经失效，政府控制在回归。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听到这些言论，然后使得我们面对这个后经济衰退的世界，应当作出怎样的现实选择产生误解和无助，即使它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市场已经失效了。同时，政府的所扮演角色也变得再次重要起来。但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随着越来越多的过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离开和每人都喜欢伪装。平衡两者并不是一个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有损失的游戏。市场和政府在几乎迄今为止的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各自的角色要扮演。它们越来越适应于此。
根据诺贝尔得主，Amartya Sen最近观察的，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依靠市场来满足公众的服务需求之外，还有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所以关于这样的社会能否被称为为资本主义仍然有待讨论。但无比真实的是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失败时期也依靠市场来供应商品和服务；回溯到列宁在1921年发表的新经济政策以前，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传统的例子。
英国和美国，对某种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模式，使得它更适合于不断变化的实际形势。在这里和美国，政府还没有回来。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它也不会离开。即使在20世界80年代自由经济的热烈的高峰时期，公众的消费总额也从来没有降到GDP的37%一下。佯称市场与政府是不能同时存在对于政策的导向是没有意义的。
迄今，我们的政界对于这些繁杂的事实的表述已经变得明显的含糊其辞。即使是新工党也想大肆鼓吹它对于市场的友好接触，降低其深刻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中，市场和政府这两者是构成幸福的必须部分，对于认识这个事实，两个主要政党引人注目的予以阻碍。工党对于金融危机的对策已经率先作出，他们经常对此感到骄傲，特别是当Gordon Brown(现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在谈到它的时候。但是工党的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事实上的，那就是政府确实是在拯救市场，而不是取代它们。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讲，David Cameron(英国保守党领袖，译者注)也和Brown一样，说话口齿不清。在英语世界里，似乎只有Barack Obama和Vince Cable能够清楚流利说出真心话，这能够帮助解释为什么选民们对他们有更多的信心。
所以这个问题既不在于国家也不在于市场。要紧的问题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在政府调节与刺激市场繁荣之间，采取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对社会最好。这个问题不是像它的意识形态拥护者那样的简单，认识到这点所这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比激励存在固有的好处和效果。左翼人士自称政府好而市场不好，这是不合适的，同样右翼认为市场好而政府不好，也是不合适的。重要的是从这两者中得到最好方面的混合，剔除他们中有害的。
只有一种很好适应这些复杂事物的方法才能够衡量官方所采取的行动的效能。以本周Adair Turner（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译者注）所提议的彻底检查金融监管制度系统为例，公共利益要求规则能偶够很好的预防在未来银行系统中所存在的毁灭性因素，但是公共利益也要求它们不要过于严酷，那样他们就无法激励那些已经成功得到援助的金融服务行业，尽管在最近十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偷税现象。
以Pennington在昨天发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报告为例，是关于2005年在南威尔士爆发的致病性大肠杆菌事件。公共利益在食品安全方面要求强力的控制和实施。但根据Pennington所说的，控制已经很严格，而且最近被加强了。至今，他们仍然无法抓住违抗者，在森林的另一边，仍然有着Baby P这样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惨剧发生。（Baby P事件是发生在伦敦的一件社会性事件，一个化名为baby P的婴儿在混身遭受50处伤害的情况下没有人照顾，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而夭折，期间有许多社会服务人员多次看见他，但是仍然没有人去帮助。来自维基百科——译者注）
那就是为什么公共利益也一直要求其他的一些东西了。它要求无论是不是涉及到银行和食品安全领域，都要认识到这个需求，即使不是在服务条款之内的，也要积极行动。对我来说，这个提出了在当代政治中最大和最具有挑战的问题。你如何产生，维持和补充那些多数人，鼓励人们，组织和机构表现的富有责任感和令人满意呢，特别是他们已经变得习惯于不负责任和糟糕表现？
这个关键问题也适用于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从乱扔垃圾到粗野无礼，从逃税和诈骗得利到酗酒，不健康饮食和沉溺于低俗作品以及更多的。但是这一切使得那些人伤心，他们努力地创造那个Sen正确地称为的合适的经济世界。它也必须作为任何政治计谋的正面和中心，以此成为人类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无可比较的问题——气候变化。
所以在Anthony Giddens的重要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它能成为所有事情的起因也就不奇怪了。Giddens很清楚的知道政治家玩弄权术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Brown在经济领域里就经常运用此道，在夸大危险的同时，然后假装有了独有的办法，就如G20所展示的一样。
如果气候变化能够有效的解决，或者建立一个包含国家和市场的新金融机构，去除银行中的不良因素，乃至如果酗酒和肥胖减少了的话，那么政客们也必须变聪明点。他们还要扩大实际选择的范围，对焦点问题采取有效行动时，更为谦虚，在包括市场危机在内的危急时刻，对于时机选择要变得更加积极，表现的富有责任感。尤其是，政客们一定要认识到建立结盟的必要，包括跨党派联盟，以此来达到，影响和加强想要的变化。最近这些年来，在公共生活的任何领域，这很少发生。在此次危机的许多失败中，一个最无能的失败就是政治本身的失败。
另：来到译言也有一小段时间了，初到此很高兴，一是能有效接触到国外的文章和资料，二是自己对英语也很感兴趣，所以即使在紧张的考研的复习之中，也挤出空闲的休息时间来翻译一些文章。这已是第二篇，上一篇翻译的关于网络视频的文章，也许是太过枯燥，我自己水平也有限，翻译的很差，所以180多人看了，没一个人评论下，甚至连评分都没，虽然有三声感谢。
以前看翻译文章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现在刚刚接触翻译才知道其中的complexities。
恕于水平有限，虽几经斟酌思虑，仍有许多字词和长句都翻译的有些勉强和生涩，不强求大家说些什么，只希望大家能够指出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给我一点微不足道的意见，让我在英文方面有一丝的长进就行了。谢谢。（翻译：neobear）
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其他
曹卫东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字在中国学术界是越来越叫得响了：三联书店于1998年一次性推出了他的三本大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作为政治顾问和“精神导师”，陪同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第三条道路”从欧洲大陆通到北美和拉丁美洲，再蜿蜒延伸到中国，等等，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他不敢也不能小瞧。
说句实在话，我本人对吉登斯作为一流的社会思想家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我一个人有，据说在西方学界也很普遍，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吉登斯理论话语的兴趣和政治话语的关注。吉登斯的现实政治关怀似乎比他的理论规划要远阔得多，有了《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一书，这点我们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看透”了他的政治动向，就忽视或轻视他的理论价值，当然也不能干脆就把他的政治姿态和理论立场完全混为一谈。应该看到，不管如何，吉登斯都首先是一位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思想家。离开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去看他的政论写作或政治态度，肯定会招致不少麻烦。
值得强调的是，我在这里用的是“现代性问题”（Probleme der Moderne），而不是“现代性理论”（Theorie der Moderne），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吉登斯的一个突出和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解和批判。
无论从思想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作为一个范畴和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矛盾和种种问题，而且，许多矛盾和问题还是现代性自身发展逻辑中所固有的；对此，所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大概都没有什么疑义；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在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各不相同，解决现代性矛盾的方案也南辕北辙。二十世纪下半叶比较引人注意的倾向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现代性批判出现了激进化的趋势。
看得出来，吉登斯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学者。他既没有完全随波逐流，也没有过于逆潮流而动。一方面，他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并于不偏不倚之中展现出了他的反抗态度和独特立场。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促使现代性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动因主要有这么三个：
（1）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时空的不断扩展；
（2）象征符号（如货币）和专家制度的不断游移；
（3）定期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当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
成型之后的现代性有着四种结构纬度，分别为：
（1）资本主义；
（2）工业主义；
（3）监控系统；
（4）暴力手段。
当然，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忽视根本的一点，即启蒙（运动）作为一种知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启蒙（运动），作为一种事件，对于现代性的发生具有定性和定量双重意义。没有启蒙（运动），现代性恐怕不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能抵抗传统的不断侵蚀，最终将无法坚持下来。在吉登斯看来，启蒙（运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正是这场“断裂”使得现代性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还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现代性“凭空”出现之后，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因此，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综观西方现代性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一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史，就是一部现代性的沉思和批判史。而现代性也正是在反复沉思和不断批判当中一步一步地臻于成熟的。
对于现代性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e）。因此，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实际上也就被分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简单现代性”(einfache Moderne)，“第二种”则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e)。我在“第二种”几个字上打了着重号，是因为这几个字已经成为了吉登斯的一个口号，他曾经把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联合主编的丛书称之为“第二种现代性丛书”（die Zweite Moderne），有些时候则干脆把“反思现代性”就叫做“第二种现代性”。有学者认为以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反思现代性”理论展现出的是一种“反现代化的逻辑”，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促使“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工业主义的终结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启蒙辩证法的露馅以及新兴政治框架的构成等等，归纳起来，吉登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
1、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全球化眼下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宏伟”话题。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谓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这样一个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了，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了，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用吉登斯的话说，个人哪怕就是买一件简单的服装，也会对全球的分工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本土与全球、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等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张力关系，从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内容。
2、非传统化（Enttraditionalisierung）；我们在前面讲过，吉登斯把现代性的发生看作是一次非传统化的事件，是传统“断裂”的结果；其实，第二种现代性的非传统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故技重演”，也就是说，不过是第一种现代性断裂的结果。但内容已经有所区别，主要包括对自然的社会化、启蒙的进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说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张力关系的话，那么，非传统化则是要重新反思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吉登斯看来，人类介入自然体系和社会制度之后，引起了诸多的不安和风险，从而使得未来扑朔迷离；但与此同时，不安和风险也为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3、社会反思性（Soziale Reflexivitaet）；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人自身在第二种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因而这里的张力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即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一种反思的潜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专家系统的游移，人类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不断扩大，外行对内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个体对未来的恐惧感和社会的风险系数也在加强，因此，人类的反思潜力就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全球化和非传统化作为现代事件在改变人们生活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反思性。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社会不会再蒙昧下去，而会变成一个“聪明人的社会”。
至此，我们不妨把吉登斯与他的大陆同伴哈贝马斯略作比较。如果说哈贝马斯还有比较浓厚的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的话，吉登斯则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吉登斯从“全球化”走到“非传统化”，进而开始关注人自身的社会反思潜力问题，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的理论具有内向型特征。其实根本不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批判走到社会反思性不是终点，而是开端，由此引发的问题才是本质问题，诸如议会民主的危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等等。这就难怪吉登斯把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终极目标看作是要实现“政治变革”。
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虽说也是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但切入问题的角度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而是严格的规范范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展开层面也不一样，吉登斯始终不能离开社会现实的变迁来谈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哈贝马斯则基本上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讨论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文化认同和社会发展潜力问题；吉登斯对任何一个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几乎都有着一个现实投照点，比如全球化问题、社会民主问题、个人主义问题等，在吉登斯那里都很“脚踏实地”，《第三条道路》一书可以说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理论“做实”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哈贝马斯则总是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走平衡，对“过于急于把理论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表示担忧，即便谈到现实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国家的出路问题、民主法治国家的转型问题，甚至德国宪法和移民关系问题等，也都是“文绉绉”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现代性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不是一个“政治课题”，而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吉登斯把现实当作其“第二种”现代性的切入口，倒也符合当代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大势。我们都知道，自从语言哲学转型以来，日常生活成为了一切理论的一个落脚点。再说，现代性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也好，一种社会实践也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世俗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的现实趋向凸现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虽然一时还难以判断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在政治层面上挂起钩来是否妥当，或者说，我们目前就来判断吉登斯通过“第三条道路理论”实现“一次政治参与”是否真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吉登斯在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理论话语与权力机制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政治关怀与现实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作者简介
安东尼．纪登斯（Lord Anthony Giddens, 1938年1月18日──）
当代社会学大师、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前任院长，曾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暨国王学院院士近三十年，获英国工党提名成为上议院议员。
纪登斯曾在赫尔大学（学士）、伦敦政经学院（硕士）、剑桥大学（博士）求学。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理论、现代性、全球化、社会政策等等。共出版超过四十本著作（包括合著、编辑、合编等等，这些书已被翻译超过三十种语文，近三十本译成中文），发表超过两百多篇文章。他撰写的教科书《社会学》（Sociology）的印量超过六十万册。他是当代被阅读及引用最广的社会理论家。
由於其世界性的声誉，获颁十五个荣誉学位（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一九八五年纪登斯和友人共创「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一九九九年於英国广播公司进行讲座（BBC Reith Lecture）。他也曾是英国工党政府的首席顾问、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协助工党转型。
纪登斯被誉为继凯恩斯後，对政府政策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译者简介
黄煜文
一九七四年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专职译者。
译有《自愿被吃的猪》、《写给所有人的简明哲学史》、《哲学家的工具箱》、《是逻辑，还是鬼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近比较烦：一个哲学思考》、《历史的历史》等书。
高忠义
台湾高雄人。中国律师、台湾大学国发所博士生、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东吴大学法律硕士。曾任国会助理、部会首长秘书、电子业、金融业公司法务。译有商周出版的《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老年、社会、法律经济学》、《刑事侦讯与自白》等十馀本著作。诠智法律翻译工作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