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芝

火箭总体技术专家
袁树芝，火箭总体技术专家。1958年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参加了多种探空火箭的总体方案论证、设计、制造及发射试验，为多项关键技术的解决和研制发射的成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参加领导了东方红一号卫星观测裙及远程导弹回收舱等的研制工作。尽心尽力，严谨务实，为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份重要贡献。
个人简历
1915年8月24日 生于南京市。
1934～1937年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学习，肄业。
1938～1941年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习，毕业。
1942～1945年 上海新亚建业公司及新亚机器厂技术员。
1945～1948年 上海东亚铁工厂工务课长；海军上海工厂上尉副工程师。
1949～1956年 北京铁道部厂务局公务员；一机部船用内燃机厂副工程师；一机部设计总局六分局工程师。
1956～1958年 一机部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工程师；一机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程师。
1958～1965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工程师、主任设计师、室技术负责人、院部工程师。其间1961～1962年兼任上海新新机器厂副总工程师。
1965～1985年 七机部第八设计院院部工程师；京字174部队及七机部508所所部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七机部五院科技委委员。
1985年 退休。
人物生平
袁树芝，字紫房，1915年8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普通职员家庭。1934年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后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等校学习，均因学费昂贵或患病及日本侵略军侵华时局动荡而中途停学。1938年逃难至上海插班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汽车专业。当时正值国难深重、民不聊生、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袁树芝眼见民族的危亡、南京大屠杀中家人惨遭杀害，决心努力攻读科学技术，将来为国家的强盛出力。解放前曾先后在上海新亚机器厂、东亚铁工厂、海军上海工厂任职员、技术员、副工程师等职，主要从事机械设计制造工作。1941、1948、1949年曾三度失业在家。由于在旧社会饱受生活煎熬和失业威胁之苦，他满怀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来了解放。解放后，先后在一机部船用内燃机厂筹备处、一机部设计总局六分局任工程师，从事船用柴油机及船厂的设计、船用主机工艺分析研究等工作。1956年在一机部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领导设计处工作，曾组织一机部所属各工厂工艺设计人员参加培训班，聘请苏联专家讲课并编制大型先进工艺装备图册十多本，发至各厂供设计工艺装备时参考，对提高各厂生产能力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8月调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参加研制自由活塞式发动机获得成功，并从事降低柴油机油耗、燃烧室结构分析及燃烧过程实验研究。此期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袁树芝有关柴油机及船舶管道系统、阀门的著作和译著5本。
1958年11月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从此加入我国火箭、卫星的研制行列。自1958年11月至1965年9月，先后担任工程师、主任设计师、院部及室技术负责人等职，从事早期探空火箭总体设计及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曾亲自向朱德总司令汇报，受到亲切勉励。1961年任上海新新机器厂副总工程师，负责仿制地空导弹的图纸设计工作。1964年赴法国参加国际真空会议，并至法国空间研究中心、卫星接收站及工厂参观学习。1965年至1971年在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型号总体工作，负责T-7S系列生物火箭的总体工作。T-7S曾将大白鼠、果蝇、小狗等多种生物成功发射至70千米高空并全部安全回收，这是我国首次发送生物至高空。1968年负责提出我国早期宇宙飞船的总体方案，完成载1人及载5人两种论证方案。以后参加了返回式卫星方案设计，负责研制并圆满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观测裙任务。1976年恢复业务工作以后，又在508所所部负责攻克新长征11号（XCZ-11）运载火箭推进剂容器封头的整体成型及铝合金材料焊接工艺两项技术难关。经艰苦探索，终于采用爆炸成型新工艺制成了国内尚无先例的大直径铝合金整体封头并焊成合格的大型铝合金推进剂共底容器。
1980年起任七机部五院508所副总工程师、五院科技委委员、508所科技委副主任等职。1988年10月1日获我国国防科技委员会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及证书。1989年4月1日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颁发的“为空间技术工作18年”的荣誉证书。1991年10月1日获政府特殊津贴及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称号。
袁树芝一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晚年还刻苦学习自动控制理论，以满足工作需要。他热爱祖国、学识渊博、为人谦和，生活俭朴，对同志只要有求于自己，必定尽力相助。
技术成就
研制探空火箭中的贡献
1958年，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重点任务，建立了3个设计院，其中负责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是第一设计院，其总体设计部和发动机设计研究部于1958年迁至上海。上海市委大力支持，调集人力物力，加强力量，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袁树芝就在此时从一机部内燃机研究所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先后在发动机室、总体室任职，职务是主任工程师，主要负责技术工作。为了给研制大型运载火箭积累经验和锻炼火箭技术队伍，上海机电设计院领导决定先设计一个推力较小、采用常规液体推进剂的T-5火箭。当时，参加工作的大多为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大家对火箭及其发动机都很陌生，缺乏经验，他不畏困难，和大家一起向这一全新的技术领域攀登。他们日以继夜，以仅有的某型号火箭资料为出发点，研究分析，于1958年12月完成了T-5火箭初步设计。T-5火箭为单级液体有控火箭，直径0.85米，长10.37米，地面稳定推力49千牛，起飞质量2.62吨，推进剂为液氧、甲烷，目的是探测中层大气结构和各种地球物理现象。1959年1月14日，上海市委召集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及承担研制协作任务的5个有关局、9家工厂和2所大学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形成以上海机电设计院负责设计、试制、发射，空军第13 修理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机床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江南造船厂负责加工生产的协作体系，共同承担研制T-5火箭的任务，并作为以后各探空火箭的研制加工基地。T-5火箭在空军第13修理厂加工装配，日夜不停，袁树芝和年青的同志们一起与工厂紧密配合，1959年12月29日，T-5完成总装。当时因缺乏试验条件，只能供地面参观。1959年12月，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曾视察研制中的T-5火箭。
在此期间，袁树芝还参与负责T-6、T-7M（亦称小T-7）、T7火箭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T-7M火箭的目的是对T-7采用的主要技术进行试验，以加快T-7的研制进度。1959年9月由袁树芝负责研制的T-7M单极火箭的设计方案提出。之后，解决了液体推进剂的选定、薄壁高压容器焊接等技术关键问题，研制出了直径为0.25米，发动机为挤压式，推进剂为硝酸（氧化剂）、苯胺糠醇混合剂（燃烧剂），推力为2.2千牛的小T-7火箭。他又带领大家艰苦创业，自己创建试验条件，于上海江湾机场一废旧碉堡内自己动手砌成简易发动机试验台。试验时，黎明前即需到达碉堡作安装管道等试验准备工作，需用的压缩空气亦由大家用手推车将气瓶步行推到2千米外的上海柴油机厂充气，有时一直要忙碌到深夜甚至凌晨1、2点钟方能休息。1959年12月27日第一次试验是摸底性质，氧化剂、燃烧剂均只加注了规定量的一半，启动后燃烧正常，大家第一次看到自己设计的火箭发动机喷出了火焰，无比兴奋！隔了数天，做正式试验，氧化剂与燃烧剂均注满了容器，启动后爆炸，经反复研究发现故障原因在于未在容器中留气垫，又经过多次试验和系统改进，T-7M火箭发动机终于研制成功。
1960年1至2月，进行T-7M火箭的发射试验。当时的试验条件很差，试验地点在上海南汇县老巷人民公社西湖生产队杨家浜距海3千米处，四面空无人烟，大家艰苦奋斗，在小发射场中央的发射台上垂直固定了20米高的燕尾槽形单轨发射架。在1月25日及2月11日的接连失败之后，机电设计院科技人员细心分析研究，解决了尾部壳体振断及头部振落等问题后，2月19日第三次试验发射成功，火箭升空7千米，坠人海边的淤泥中。看到自己亲手研制的火箭上了天，大家万分高兴。
在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和T-7的方案论证、设计、试验和发射工作中，在技术副院长和总工程师领导下，袁树芝作为技术负责人及重要参与者，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火箭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展中国生物火箭研制试验
196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拟于1963至1965年利用T-7火箭进行生物学研究。八院副院长杨南生和总工程师王希季负责行政和技术领导，由时任院部工程师的袁树芝负责生物试验火箭的总体工作。生物试验火箭以T-7A火箭为运载工具，上装生物箭头。为了创造能适合试验生物生存和活动的条件、取得试验数据并能安全回收，需要新研制满足要求的生物箭头。生物箭头内除试验生物外还应具有供气系统、摄影系统、遥测系统、减振隔振系统、回收系统。供气系统在飞行过程中供给生物舱新鲜空气并能在起飞前和着陆后与地面大气自动串通换气；摄影系统拍摄2只活动大白鼠从超重过渡到失重及失重状态下的活动姿态；遥测系统测量1只固定白鼠的心电图变化；减振隔振系统应保证火箭轴向过载系数满足生物承受能力；回收系统采用减速伞与主降落伞二级方案，确保生物箭头安全着陆。大家克服各种困难，终于研制成功T-7S1生物火箭。1964年7月19日、1965年6月1日、6月5日先后于安徽省广德县603基地发射3枚，均获得圆满成功。发射高度分别为70千米、60千米、60千米，分别于7小时、10 小时和11小时后回收到生物箭头。箭头中的大白鼠、小白鼠、果蝇、酶、菌类等均完整回收，系统工作正常。除第3枚因太阳曝晒时间过长，部分生物死亡外，前2枚生物均活着回来，达到了预期的试验目的。
1965至1966年袁树芝又负责了做高等动物（狗）飞行试验的更大生物火箭T-7S2的总体工作，箭头直径600毫米，运载工具为T-7A火箭。生物舱内有狗、大白鼠、真菌、放线菌、菌体等，还有磁记录系统、核子胶块、电路控制系统、摄影系统、生物生活条件保障系统等。磁记录系统记录狗的心电、血压、体温、呼吸、火箭轴向过载系数以及生物舱内的环境参数。核子胶块测量生物舱内的电离辐射强度。生活条件保障系统供给氧气调节二氧化碳，为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回收系统仍为二级回收。袁树芝于1966 年7月15日及7月28日先后在603基地主持了2次发射，2枚箭头均完整回收，小狗“花花”、“珊珊”及其他生物均活着回来。T7S1与T-7S2作为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生物火箭的试验任务不停地前进。袁树芝又一次做为技术负责人承担了和平一号生物火箭的研制任务。该火箭预定将猴放人箭头，用弹道导弹型号作为运载工具，发射高度300千米。设计加工完成后，1967年冬，袁树芝率领设计组人员前往酒泉基地察看发射场所、设备、头部预计降落区。他们冒着严寒，深入无人沙漠六七十千米，几乎迷失归路，深夜始得返回基地。后因任务撤消，“和平一号”未能发射。
在此期间，袁树芝还负责论证早期载人飞船的方案工作。袁树芝在领导的支持下组成了飞船设计组，从事方案论证。先后提出两个论证方案。
东方红卫星观测裙任务
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要求“看得见”和“听得到”。“看得见”任务由508所承担，主要是研制观测裙。时任508 所高级工程师的袁树芝作为此项任务的技术抓总负责人，和大家一起圆满完成了任务。他们与上海的纺织厂合作，研制成功一种质轻、反射能力很强的黄色球状织物，在阳光照射下能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他们还设计出一个能旋转的装载架，球形织物经折叠后固定在此架上。当卫星入轨后，在弹射螺钉作用下，球形织物被拉开，架子旋转时的离心力使织物张成一个大球。卫星飞行时，在夜晚从地面看上去非常明亮，圆满完成了任务。
铝合金整体封头推进剂容器攻关
新长征11号火箭（后称长征1号丙）研制工作中的技术难关之一是铝合金整体封头推进剂容器的研制，其中的关键难题有二，即整体封头的成型和容器铝合金材料的焊接。封头直径约1.5米。以往的封头大都采用多块铝板拼焊而成，为了提高可靠性及减少铝合金焊接的困难，新长征11号火箭要求采用整体封头。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作为铝合金整体封头推进剂容器研制的技术抓总负责人和大家一起赴各处调研学习，在对比了旋压、水压机成形及爆破成形等方案后，他力主采用水下爆破成形这一技术途径来解决此项难题并得到领导的有力支持，尽管此前还没有人将爆破成形技术应用到这样大尺寸整体封头成形上的先例，但袁树芝和大家一起不畏困难，决心攻克这一难关。他们从挖大水坑开始，钻研爆破成形技术，边实验边总结经验，修改参数，袁树芝虽然已是60 多岁的老人，但每次实验必定亲赴现场，不顾天气炎热，和大家一起试验，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试验终于圆满成功，制造出的整体封头经水压试验、爆破试验、反压试验均符合要求。与此同时并进的铝合金容器材料焊接攻关，也在向兄弟单位学习及不断研究改进后掌握了此项技术，焊接出了合格产品，铝合金整体封头推进剂容器终于研制成功。
严谨细致，挽回了洲际导弹回收舱的失败
1980年，我国向太平洋发射导弹，508所负责回收舱数据囊研制及回收工作。1979年11月底离交货日期只有1个月了，而负责此项任务的王希季所长需至云南进行火箭发射试验，因此让袁树芝代他负责管理此项任务。袁树芝牢记国防科工委张爱萍主任“此项任务有关国威军威”的指示，当晚就去实验室检查情况。当时大家都在日夜加班，以保证12月底按期交货。由于袁树芝强烈的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中发现尚未交付的2个回收舱的控制盒线路已被电池漏出的电解液腐蚀，不能使用。他当即将此严重情况报告王希季所长，王所长又向党委上报并指出用这种回收舱去发射，必然失败无疑。所领导又把已交付的2个回收舱借回，检查其控制盒电路，发现也同样被电解液腐蚀。党委决定立即重新研制，日夜组织加班，重新总装回收舱，重新做试验，而车间夜里又无暖气，大家奋勇拼搏，终于在12月28日完成合格产品并按期交货，避免了发射后取不到试验数据的重大事故。袁树芝因劳累过度，病倒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