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

1998年11月至12月事件
历经不到一年的稳步下跌，2000年底至2001年初，庄家吕梁（吕建新）通过入主上市公司或与上市公司勾结，发布虚假信息配合二级市场炒作操纵的中科创业从84元高位一头栽下，连续9个跌停板，并引发“中科系”其他股票（中西药业、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相继跌停，开创了中国证券史上某系股票集体跳水的先河。
企业信息
中科创业的前身为深圳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深圳英特泰负责人朱焕良介入康达尔股票的时间应在1998年初以后，介入价位应在9元/股左右。1998年一年里，康达尔的股价疯狂上扬，但由于没有业绩和题材的支撑，使其深套其中，于是想找上市公司配合，并找到在业内运作股票颇有名气的分析师吕梁，时间大约在1998年11月至12月。
吕梁在同意帮助朱焕良解套后，用先利诱后挟逼的办法，控制了公司的董事长。吕梁控股公司后，就把公司改名为中科创业，改造为“高科技+金融”的新型企业，并借此进行利润包装，为其在二级市场上炒高深圳中科的股价服务。同时岁宝热电、莱钢股份(600102)、中西药业(600842)、鲁银投资(600784)和胜利股份(000407)等上市公司均被吕梁纳入“中科系”。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吕梁进驻后，康达尔股价便一路上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5元，此后仍然继续稳站在40元的价位之上。到2000年2月份，股价一度上涨到80元以上。
“中科创业”事件爆发的导火线燃于2000年12月25日中科创业股票的“大跳水”。当天下午13时，股市刚一开盘，中科创业的股价便被突如其来的6000多万股卖盘牢牢地封死在跌停板上。此后的10个交易日中，中科创业股票一连10个跌停板，每次开盘就被千万股以上的抛盘封死在跌停价上。直至2001年1月11日，中科创业股票价格下跌的趋势才止住，中科创业市值的三分之二化为泡影。
2001年1月1日，中科创业公司的6名董事、2名监事突然以传真方式向董事会提出了辞职请求，中科创业董事会一下子分崩离析。“中科创业”股票的庄家吕梁借助媒体公开亮相，细说中科创业崩盘“内幕”，再三表明自己是一个“善庄”，同时把股价暴跌的责任推给一起坐庄操纵股价的合作者朱焕良，说朱焕良自行斩仓获利，导致资金链条断裂。吕梁还指责深圳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有巨大财务黑洞，为填补财务空缺，他不得不打造这样一个“中科系”的融资平台。此后，深圳中科董事长陈枫、总经理欧锡钊出面对吕梁的说法进行驳斥和反击，他们指责吕梁推卸自己责任。由此一来，中科创业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2001年1月5日晚，深圳中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免去龚增力特别顾问职务，免去刘红磊行政人事部经理职务，并严控公章，彻底与吕梁决裂。到1月11日，中科创业股票才止住连续跌停。而此时股价已经由33.59元跌落至13余元。鉴于中科创业事件已严重影响到了股市运行的正常秩序，1月10日，中科创业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也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严肃查处中科创业事件。
2002年6月11日，有中国证券市场头号大案之称的“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件在北京开庭审理。
企业经历
1998年底　北京机构进入
1999年4月－5月　国有股转让，海南燕园、海南沃和、民乐燕园合计持股34.61%
1999年12月13日　名称由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
2000年2月21日　最高价位84元(复权为241.04元)
2000年5月15日　10送1.2转增2.6
2000年12月25日　第一个跌停板，当日收于30.23元
2001年1月9日　连续第9个跌停板，当日收于13.01元
2001年1月10日　中国证监会表示对涉嫌操纵中科创业股价者进行调查，当日股价以跌停板开盘，以涨停板收盘
2001年4月2日，中科创业(0048)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六名董事和二名监事的辞职报告》。辞职的六名董事是：王海钧、王伟东、宁欣然、石亚君、龚增力、张永政，二名监事赵翔明、林东。
2001年4月30日，股票简称由“中科创业”变为“ST中科”
2001年6月13日，中西药业成为ST中科第二大股东
2001年10月29日　ST中科股票简称变更为“ST康达尔”
企业评说
“中科系”是股市中机构庄家的一个代表。这些“系”的特点在于关系野、策划精、融资强、操庄犀利。他们的控股企业往往以高科技和资本运营为题材和赢利手段；在系下形成少到两三个，多到七八个的控股、参股上市公司；且各上市公司间都形成复杂的互相参股或发生资产连带关系，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锁效应；称得上是上市公司中的“混合舰队”。
“中科系”们打造自身的舰队本无可厚非，可以在股市中掌握和利用更多的资源，玩出更复杂更花哨的庄家手段，但是中国的资金来源渠道毕竟是少得可怜，在他们打造自身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券商和银行绑进了利益团伙，通过各方的违规和钻空子操作，沆瀣一气地作局和投机，并因此而沾沾自喜。然而正如媒体所作的介绍，投资机构融资融券十分普遍，但需要极高的技术支持和完善的政策背景。信用放大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并无力自拔，小可使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大可破坏投资者的信心和证券市场的稳定繁荣。“中科系”们确实高估了自身的成色，在一系列的得意之后忘记了本是什么货色，个把人的“双规”就导致了树倒猢狲散。
“中科系”沉没了，对其他“系”们应该是个警醒。各位都应该掂量一下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刚钻儿，还能玩多大的活儿，千万不能玩了自己，又捎带上券商和银行的哥们。
“中科系”沉没了，曾与之互为狼狈的券商和银行在擦抹一头冷汗的时候依旧心惊肉跳，要不是银行及券商们的果断平仓，也许还害不了“中科系”。但今天过去了，还要颤栗地去过明天，打仗就要有牺牲，为了自身的位子和脑袋，只好对不起“中科系”了。
“中科系”沉没了，证券监督机关更加强了证券监管及打击不法的决心和迫切感，因为他们深感“中科系”的发生只是股市中违规和操纵现象的冰山一角。尽管在大家的感觉上，证券违规监管与其打击对象相比更像一个弱者，但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科系”沉没了，岸边的关注者很多，有的在笑，有的在哭，还有的在想着什么。尽管中科创业案中缺了主角，无论如何，这预示着：中国股市黑庄时代即将终结。
庭审始末
搁置了一年多、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号大案”的“中科事件”距离揭盅终于越来越近——2002年6月11日上午，“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在北京开庭审理。尽管该案的主脑——吕梁（吕建新）、朱焕良下落不明，但毕竟部分人物都已“到场”——丁福根及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沛霖都是和吕梁比较接近的人物。丁被看作是仅次于吕梁和朱焕良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吕梁的操盘手，经手中科创业53%的流通盘股票。
当丁福根从秦城监狱被带至北京方庄路10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时，从这位身高约1.65米的“吕梁总操盘手”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操作数十亿元资金的“大鳄”气势，他一年前的满头黑发也已变得花白——丁福根才36岁。
丁根福说，在涉及的54亿元资金中，直接用于操作中科创业一只股票的资金约为35亿元，其余资金基本用于操作中科系的其它股票。这还没包括与吕梁联盟的另一庄家朱焕良的筹码资金。事实上，吕、朱在二级市场的筹码大体相当。
至于有媒体称“中科事件”的主脑人物吕梁“已逃往国外”的说法，提起本案公诉的北京市检察第二分院公诉二处主审检察官吴春妹对本报称：“不要道听途说。”吴表示，“中科事件”轮廓已经基本清楚，另案处理的吕梁及朱焕良是否开庭及何时开庭审理，“到时就清楚了。”
这位30岁左右的女检察官说，该案的确称得上“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大案”，仅收集有关证据、及掌握事件事实就花了很长时间，而本次带至法庭的几大堆案卷仅仅是个零头，“全部拉过来，好几辆车才够”。
庄家标本　“一切都在吕梁控制中”
丁福根和庞博均为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职员,是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两个主要操盘手，丁是庞博的直接领导，两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吕梁的指令向各地有仓位的营业部下达买卖指令。
投案自首的庞博本周三对法庭说，“一切都由吕梁控制。”她说，中科创业两个主要拉升阶段都是直接由吕梁下达指令。
丁福根和庞博在加入吕梁的公司之前，均在金鹏期货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吕梁是其大户室的客户。庞博在1997年5月离开金鹏期货公司，开始给吕梁担任股票买卖的操盘手，“那时吕梁的资金大约有1000多万元。”
在法庭上,虽然庞博及丁福根都称没直接见过吕梁与朱焕良之间的协议，但他们显然都知悉两人的“楚河汉界”：吕梁负责一级市场，朱焕良负责二级市场。庞博说，实际买卖中科创业股票可以直接决策并下达最高指令的只有吕梁及朱焕良，负责传达他们两人指令的有丁福根、庞博及朱水祥（朱焕良的操盘手）。
董沛霖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此前他担任上海华亚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是吕梁的融资重臣，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第一笔资金就是董沛霖从中国民族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1000万元股票市值质押融来的1000万元资金，此后，董所在的上海华亚公司及杭州华亚公司共为吕梁融资近8亿元。
“吕梁说，融资越多越好，资金需求量很大，要收购其它公司。”董本周三对法庭说，在融资时，他往往一般都只找证券营业部，不直接同出资方联系，“证券公司的客户比较多，资金容易找。”
董说，在其融资的近8亿元中，相当比例的资金实际是券商出面找的出资人。在完成融资活动后，证券公司或营业部主要承担监管责任，掌握股票的买卖及资金管理。
一般而言，董沛霖在融资时，通常会用用吕梁的中科创业流通股去抵押，股票市值与融资的比例大部分是1:1，少部分是2:1。而且，融资方在与出资方、协调方（证券营业部）三方达成协议后，1:1质押融来的资金必须留在出资方指定的证券营业部，买中科创业股票，而2:1质押融来的资金就可以划转至其它营业部。董说，出资方投资分成协议一般在7%至16%之间，融资期限3个月、6个月及一年不等。
董沛霖对法庭表示，其手中资金的融资风险控制一般分为10%至20%，这意味着一旦股票市值下降至10%至20%的止损线，证券营业部便要及时通知融资方和出资方，由融资方补仓或者平仓。
吕梁的融资人员融到资金后，首先要通知丁福根，因为丁负责股票买卖、资金调拨及股票转托管管理。然后该笔融资由吕梁对股票定价，在与朱焕良及其操盘手朱水祥通气后，由吕梁向丁福根及庞博同时下达指令，然后，丁、庞同时用两部电话向各持仓证券公司及营业部交易员下达指令，同时买卖和对敲。
庞博对法庭说，几乎每天的开盘价及收盘价都由吕梁指令。这位十分文静的年轻女操盘手说，开盘价是当天的指导价，而收盘价对第二天股价有很重要的影响。
庞博及丁福根还向法庭交待，在其1500多个股东卡中，有一批是朱焕良转托管股票时提供的，有一批是丁福根收集的，还有一批是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证券公司提供的在80%左右。”
事实上，吕梁的确同诸多证券公司关系非同一般。丁福根在法庭上交待,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北京证券德胜门营业部等四个营业部一直是吕梁提取现金的主要地方，“因为交易量比较大，关系比较好”。
股价的两个重要阶段
据庞博对法庭表示,从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是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接盘及吸筹阶段，至1999年5月，朱焕良和吕梁双方达到了此前商定的分仓要求，吕梁3000万股，朱焕良3000万股左右。其中，吕梁从朱焕良手中接过的3000万股股票，1700万股左右是朱焕良转托管过来的（丁福根称这部分筹码约1500万股，每股价格为13元），另外1300万股完全是从盘面上与朱焕良同时下单对敲成交，成本在19元至22元之间。
朱焕良第一笔从中煤信托深圳营业部转托管到中兴证券北京亚运村营业部的时间是1998年11月26日，股票数量为277.9万股。
丁福根、庞博、董沛霖在法庭上均承认，正是这笔股票启动了吕梁的中科创业庄家之旅，也使吕梁的资金链滚雪球般地越来越大。通过这笔股票，吕梁不断融资，并进一步增大中科创业的持仓量。
在完成接盘及吸筹后，吕梁趁“5·19”行情一口气将中科创业从28元左右拉至1999年7、8月份的45元上下。在这一轮行情中，庞博向法庭交待，暴涨行情大部分都是由吕梁直接下指令，有时甚至亲自到主要仓位营业部看下单。不过，吕梁在下达指令前，经常会与朱焕良通气。
经过这一轮暴涨后的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中科创业股价便一直在30元至40元间区内徘徊。庞博对法庭交待说，这段时间是吕梁自买自卖成交最高的阶段，很多对敲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原因是，一、盘整时期需要不断对敲来维持价格和成交量；二、大部分融资在年底到期，需要从股市提钱还款。
2000年春节后，中科创业再度一鸣惊人，成为与亿安科技相提并论的两大牛股。从春节后，吕梁仅用了20多个交易日便使该股票从40元左右一飞冲天到84元。丁福根说：“两次行情大涨，都是吕梁自己指挥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的倒仓和对敲。”
事实上，从1999年初至2000年中期，是吕梁与朱焕良的合作蜜月期，朱焕良、朱水祥几乎每天都要定时与吕梁、丁福根和庞博核对交易价格，后来逐渐由丁福根、庞博与朱水祥核对。
2000年4至5月份，中科创业股价开始回到60至70元左右。庞博说，吕梁认为“自己的股票做得不是很好，就开始转向别的股票。”这期间，吕梁开始进入岁宝热电、莱钢股份、胜利股份、鲁银投资等股票，也就是外界所流传的“中科系”。
在中科创业股价从60多元滑落至40多元后，吕梁的资金链危机越来越凸现，在37元左右苦苦支撑着了几个月，由于朱焕良与吕梁路线相左，终于开始了2000年12月25日惊心动魄的大崩盘。
庞博认为，中科创业股票之所以会崩盘，是因为，“当时倒仓时，有很多抛盘，而吕梁已经没有资金接盘，后来我们怀疑抛盘来自朱焕良。因为只有我们和朱焕良持有这么多股票。”
丁福根则认为中科创业崩盘有四大原因：一、越到后期，吕梁盘面上的筹码越多，由此导致现金短缺，托盘无力；二、委托理财融来的资金大多年底到期（丁说，吕梁融资期限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而此时吕梁手里现金越来越少；三、大量的老鼠仓纷纷抛售；四、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太高。
丁福根说，12月25日中科创业跌停后，严重影响了该股票市值。而按照北京中科创业公司与融资方、投资人之间的协议，必须要在第二天补足市值或补至止损线，但此时吕梁的资金不够用了，“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
开始崩盘的2000年12月25日，正好是吕梁入主该公司的两年。
“吕朱肯定要破裂”
吕朱曾有一个明确分工：吕梁负责一级市场，朱焕良负责二级市场。
但由于吕、朱路线分歧以及利益取向不同，两人很快出现了裂痕。这一点，丁福根也预料到了，“他们肯定要分裂”。这种分裂至少加快了吕梁及其背后机构资金链的恶化——朱焕良筹码不断地往外抛，吕梁只得不断地筹资接盘。最后导致吕的资金链断裂。
丁福根说，在2000年11月，中科创业股价已从此前的每股50元跌到了37元左右。更为严峻的是，在该股股价不断下滑时，吕梁还得不断补足市值，这也导致其仓位急剧增加。丁说，11月份时，他已经意识到了高度控盘的风险，“控股比例过高，融资太大，有很大的风险。”
中科创业连续跌停后，市值已经跌破止损线。而此时，投资人及委托理财客户纷纷上门追债，丁福根及庞博被吕梁安排去了海口，在去海南时，丁、庞带了一部手提电脑及两个软盘，软盘上分别记录着其所有中科创业股票的交易记录，但软盘后被丁、庞销毁。
2001年1月16日丁福根回到北京后，便想找地方躲债，“北京客户要找我算账”，丁说。
丁说，“那时身心崩溃了，绝望了。”事实上，在吕梁体系中，丁福根是一个仅次于吕梁、朱焕良的人物，他的职能有四个方面：一、负责股票开户及确定营业部，在操纵中科创业股票所涉及的120多个证券营业部中，有5家是丁福根自己联系的营业部，而在120多家营业部中有72家营业部吕梁已对丁有委托授权；二、股票买卖执行人及传达指令；三、资金调拨及管理；四、股东转托管。
事实上，与吕梁、丁福根同时嗅出中科创业崩盘危机的还有朱焕良，2000年11月3日，朱焕良就曾表示，“同吕梁已经没话可讲了”，由此，此前一直与吕梁坚持“做长线，做大势”理念的朱焕良开始不顾一切地抛出。朱甚至说，“我再也不理北京那些机构合作者了，就是股价跌到5块钱我也不管，我要用钱就抛股票。”
当时朱持有流通股约5000万股左右，按当时的股价35元计算，吕梁接下这个盘子大约需要18亿元。但吕已回天乏力。
资金链操作流程
猫都是闻着鱼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资重臣为何屡屡能够得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资金，显然都是利益驱动。
证券营业部提供融资是为了成交量，委托理财资金是为了高额回报，而负责融资的人则为了可观的佣金。吕梁实际做的就是“连环融资，连环投资”。祸起融资
吕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其自有资金即机构及其庄家同盟者出资；二、私募基金，它主要以委托理财或高息揽存向私人或项目公司融资；三、从中科系的上市公司抽调资金，或通过设立空壳公司、项目公司融资；四、股票质押融资。
本次“涉嫌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几名被告丁福根、董沛霖、庞博等都是吕梁融资重臣，其中丁福根自称融资额为1亿元，董沛霖融资近8亿元。曾经担任过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的丁福根说，吕梁围绕该公司设立的22家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融资和关联交易，几乎没做过实业。
吕梁第一笔277.9万股中科创业从中煤信托深圳营业部转托管至丁福根的个人账户上，后被丁分至8个账户里，这是建立“吕梁王国”的第一桶金。
这277.9万股中科创业获得的第一笔融资是在中国民族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随后又在北京证券德胜门营业部融资2000万元。
丁福根说，“吕梁真正的启动资金的就是这277.9万股。”
吕梁结识上海华亚公司董事长董沛霖是在1994年，当时董在北京做股票和期货，承包了河北国投上海证券营业部，吕是其客户。董说，在此期间，吕欠下他2000万元债务，“欠债是因为吕梁从公司借了2000万去做胶合板期货，吕说钱被骗走了，一直没有还清”。
1998年底吕梁找到董沛霖时，正在收购中科创业，董沛霖自称他当时认为“吕梁做股票了，就可以还钱”，这种念头最后促使他成为吕梁融资重臣。由于董在杭州及上海都有公司，江浙及上海、黑龙江由此成为吕梁的主要融资基地。
有关资料显示，由杭州华亚公司及上海华亚融来的资金涉足了当时中科系的两大重仓股——中西药业和中科创业。从融资渠道来看，董沛霖所属的华亚公司主要融资来源为银行和非金融机构，涉及的银行有：华夏银行杭州武林支行（4000万元）、浙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3000万元）、杭州商业银行保淑支行（3700万元）等等。董表示，他为吕梁带来的每笔融资都不低于1000万元。另外北京新窗口公司、天诚公司等都是为融资而设立的。
股票质押融资是吕梁的另外一张牌。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便是其中之一，这里也是吕梁的主要仓位所在地。虽然现在有关方面仍然没有透露该营业部涉及吕梁融资的具体数额，但却可以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丁福根在法庭上将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列为吕梁提取现金的几大主要营业部之一，他认为关键因素是“交易量比较大，关系比较好”。
除此之外，吕梁庞大的中科系融资平台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及资金拆借。由于当时康达尔公司及中西药业公司均在吕梁的绝对控制中，这两大公司由此成为他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主渠道，这可以从“中科事件”后两家上市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及数额巨大的坏帐计提中反映出来。皆为利来　一切都是因利益而来。庄家吕梁背后错综复杂的资金关系，事实上就是不同利益的角逐过程。
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关于“中科事件”涉及各方的利益分配数据，以及各种不同渠道资金的利益回报。丁福根和董沛霖均表示，为吕梁融资的人主要利益获取手段便是“佣金和手续费”。其实，这在资本市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丁福根说，融资主要分为现金融资和股票融资。他说，融资比例有的是1:1，即融资1000万，质押1000万。当然，如此高比例的融资只有在关系比较好的机构才能得到，而一般是2:1，即吕梁提供2000万元价值的资产或股票、现金，融资1000万元。
他们与客户之间通常采用四种融资协议，即证券投资协议，国债管理委托协议，委托理财协议和借款协议。
丁福根说，“融资风险并不大，而且我们有一套融资风险控制体系。”
吕梁用35亿元巨资买卖一只股票，融资成本显然是巨大的。丁福根说，吕梁每年为此支付的融资利息在2亿元以上。
事实上，虽然丁福根表示“融资资金风险并不大”，但“中科事件”后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的事实却昭示出其中无法控制的风险：一、证券营业部在融资行为中起到监管和止损作用（平仓或补仓）。一旦出现资金链紧张，营业部就会出现平仓，相继平仓就会引发崩盘，“中科事件”便是佐证；二、吕梁手下的融资重臣一般采取谁融资谁买卖，各对各的资金负责，继而导致资金调度不畅。
但是，猫都是闻着鱼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资重臣为何屡屡能够得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资金，显然都是利益驱动。有资深市场人士称，证券营业部提供融资是为了成交量，委托理财资金是为了高额回报，而负责融资的人则为了可观的佣金，“所以庄家成本往往都很大，而且不能有任何闪失。”
吕梁实际做的就是“连环融资，连环投资”。据可靠消息称，吕梁所控制的6000万股左右的流通股已基本抵押融资，融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清算到期融资，一部分用于拉抬、稳定股价，另一部分投资了岁宝热电、胜利股份及鲁银投资，尔后，吕梁再用所投资的其它资产再进行抵押融资。这有如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
“资金链”之灾
“中科系崩盘事件”曾经把中科创业及中西药业拖入深深的泥潭。
2000年4月，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该公司是横亘在康达尔公司和中西药业公司之间的桥梁，便于在两个公司形成自然的资金往来关系，因为这其中明显有交叉持股。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北京中科占50%，海南中网占50%。表面上看，康达尔公司和中西药业公司与上海中科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是，该公司的注册资金直接来源于康达尔公司，而北京中科当时又是中西药业第一大股东。
极为显然，上海中科是吕梁打造的又一个融资平台，主要是方便其在关联公司中融资、通过关联交易抽资，以便直接进入股市。中科创业公司出资1亿元购买胜利股份900万股法人转配股和鲁银投资1500万股法人股，但是购买来的股权则完全落在了上海中科的名下，而此时，中科创业与上海中科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
康达尔方面发现这个问题后，要求上海中科把股票完全过户过来，迫于屡屡追究，吕梁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干脆中科创业收购上海中科算了，那就等于是公司的了。”
虽然成了上海中科的全资股东，但康达尔仍然没有发言权，实际上还游离在体制外循环。吕梁当时的解释是，中科创业与上海中科是两个独立法人，上海中科是董事会管的事，深圳经营班子只管康达尔公司的生产经营。目前，上海中科仍涉及吕梁主政时期的融资纠纷。
丁福根说，他和庞博直接受吕梁的指令，其主要工作就是融资和传达股票买卖指令，以及不断成立新公司建立新的融资平台。
谁来为“中科事件”买单？这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中科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那庞大的54亿元融资犹如一柄利剑，血淋淋地刺在利益各方的胸口。丁福根在法庭上说，“股票投资是双方的共同投资，风险由双方控制”。
这不是一个答案，但还有其它的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