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能臣”陈公博

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乱世能臣”陈公博》是2008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作者是石源华。
内容简介
《"乱世能臣"陈公博》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陈公博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在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政治影响之广，最终结局之惨，实令人惊奇。
《"乱世能臣"陈公博》作者石源华运用陈公博的著作和相关史料，交互参照，对陈公博生平事迹，陈述甚详，尤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生动刻画其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史料翔实，笔调清新，是研究民国史和汪伪政权的巨构，也许称其为陈公博传记的顶峰并不为过。陈公博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于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为陈独秀所吸收，从事共产党宣传与组织活动，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炯明叛变前夕脱离中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经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裂时积极追随汪精卫，于南京政府时期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创办《革命评论》，宣扬革命思潮。1938年随汪精卫赴南京组织伪政府，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上海特别市长、行政院长等要职，为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日本投降后潜逃日本，后遭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枪决。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一、将门之后
二、种下反清思想
三、参加乳源造反
四、死囚家属
第二章 从广东法专到北京大学
一、父亲的嘱咐
二、三年“法专”学习
三、“五四”运动的旁观者
四、“废督”宏论
第三章 广东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一、创办《广东群报》
二、建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三、出席中共“一大”
第四章 美国“哥大”经济学硕士
一、赴美留学问题争执
二、与廖仲恺不告而别
三、 《共产主义在中国》评析
四、艰难的留学生活
第五章 国民党“左派"的中坚
一、出任国民党中央书记长
二、跻身“左派”领袖行列
三、处在“夹攻”之中
四、“三二0”事变之谜
第六章 武汉政府的骁将
一、“心在幽燕汴洛间”
二、主持鄂赣战时政务
三、从“袒蒋”到“拥汪”
四、策划武汉“分共”
第七章 国民党“法统”专家
一、高举“法统”旗帜
二、策动粤省内争
三、镇压中共广州起义
第八章 反蒋运动的先锋
一、创办《革命评论》
二、建立“改组同志会”
三、策动“护党救国运动”
四、参与筹划“扩大会议”
第九章 投身蒋汪合作的行列
一、从“反蒋”到“联蒋”
二、“酒杯浇尽牢愁在”
三、实业部四年从政
四、随汪退进
五、赴欧专使
第十章 加盟汪伪“和平运动”
一、一念之差
二、在港“苦笑”
三、陈公博须贺会谈
四、汪伪政府二号人物
五、上海“市长”任内
六、推行“战时新体制”
第十一章 出任汪政府元首
一、“代主席”的新路线
二、在日蒋间“谋和”
三、向重庆当局“输诚”
第十二章 钉上历史耻辱柱
一、亡命东瀛
二、匿身金阁寺
三、一笑飞回作“楚囚”
四、站在被告席上
五、毙命狮子口监狱
后记
作者简介
石源华，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华民国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韩国独立运动史、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著有：《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金若山将军传》、《中韩文化协会研究》、《“乱世能臣”陈公博》、《汪政权十汉奸》（合著）、《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合著）、《汪伪政权全史》（合著）、《国共合作史话》（合著）等。
文摘
第一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一、将门之后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广州北门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红挂彩，鞭炮鸣爆，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一颗新生命在这天呱呱降临人间。年届60岁的广西提督陈志美因晚年得子而兴奋不已，为子起名“公博”。
陈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北部山区乳源。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举家迁居广州。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官至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禄，并保留官职称谓。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陈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独子的关系，自幼受到父亲的钟爱和放纵。因此，他幼年的学习生活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陈公博自6岁起便醉心于各种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文广平南平北》、《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去露天书场听“讲古”。那时，在广州禹山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设有好几个书场，由说书先生讲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旧小说。这种地方是社会上三教九流汇聚之处，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会被允许去的。但是，陈公博却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听说书。这种书场采用烧香的办法计时收费，每烧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纳5个铜钱，或1个铜板。说书先生为着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调，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长而又长，以吊众人的胃口。陈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亲买来小说自己读。很多字认不得，太繁难的便请教人，可以以意为之的便自己乱读。陈志美迷信开卷有益，认为小孩子不妨让他多知点东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镜和反省的机会。他不仅同意让陈公博随意阅读各种旧小说，而且还提些问题进行考问，诸如“《三国演义》内用两个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诸葛孔明在演义内骑过多少次马？”鼓励陈公博在阅读小说上用功；他甚至不理会陈公博阅读被列为坏小说的《金瓶梅》、《品花宝鉴》等禁书。陈公博成年后回忆说：“有时他瞥见我看小说，本来想问我看什么书，倘若他疑似我看坏书的话，就借故扬长地走开，装作不见。”“不过这是不是一个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益的。”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骚》，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二、种下反清思想
作为军门之后，陈公博除了每日读书以外，家中还雇有两位拳师专门教习棍棒拳剑。幼年的陈公博身体虽然瘦弱，却顽皮异常，自恃着会些一知半解的拳术，常常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架斗殴，这自然也是家长宠爱的结果。陈家居住的广州北门正是八旗官兵驻防之地。晚清的八旗已完全腐败，成为社会的蛀虫。那班八旗子弟饱食终日，都好跑马射箭，搬瓦弄石，依恃着世袭的地位和父辈的权势，常常惹是生非，跋扈街里，好斗气盛的陈公博终于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广州的佛教徒都要在北门举行盂兰盆会，为追念祖先而诵经施食，各方人士会集北门，念佛的、做生意的、表演杂耍的、逛街游玩的，应有尽有，场面十分热闹。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深深吸引着充满好奇心的陈公博，但是，他的母亲却担心好打抱不平的陈公博会与满街横冲直撞的八旗子弟发生斗殴，禁止他出门，以免惹是生非。一次，到了晚上9A，陈公博终于趁大人不注意之时，偷偷跑了出去。不料，正好遇上一伙八旗子弟。他们见陈公博孤零可欺，十几二十个孩子一哄而上，叫嚷着要打他。陈公博又气又急，决心试试身手。他迎面而上，一点不甘示弱，双方一接手，就打伤了四个八旗孩子，由此闯下大祸。当他杀出重围回家之后，八旗子弟的家长们立刻拥向陈家门首，气势汹汹兴师问罪。尽管陈公博并不输理，但曾经身为清朝高官的陈志美还是不得不出来面对八旗的这些乌合之众，忍声吞气地“赔了许多好话，并且答应养伤，才告无事”。为此，陈家的两位拳师受到严厉申斥，并且剥夺了陈公博玩弄棍棒的权利，规定无事不许出门，就是有事出门，也派一个人跟着，此事给幼小的陈公博以很深的刺激。事后，他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便深深种下了反对旗满的思想”。
陈公博出生和生长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位于中国最南部的广东濒临南海，最早领受鸦片战争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最早被迫对外开放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最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早出现一批又一批企图引进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国的“先进的中国人”。从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到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到变法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都出生在广东。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促成了陈志美思想的转变，也使陈公博自小就领受到反清思想的熏陶。
陈志美虽曾位居清朝高官，却在早年从军时就加入过秘密会党“三合会”，隐藏有“反清复汉”的思想；后来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战争中，亲眼目睹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军队的腐败和不堪一击，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造反念头，他退职时从广西带回了相当一批旧部，分散在广东北江地区的连山、英德、清远一带，成为这一地区会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日后起事的基本力量；自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署后，他眼看着帝国主义步步侵人中国，主权尽失，山河破散，心中更是充满悲愤。他开始“天天骂洋人，骂李鸿章，骂皇太后”。他常常在饭桌上对着家人大发伤时忧国的调论，他痛骂西太后，说西太后为了个人的享乐，竟在国家艰难之时，将编练海军的军费，大兴土木，建筑供她游玩的颐和园，并认为历朝之亡都在妇人，说“唐代的武则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西太后实在罪浮于武则天。”这种“妇人亡国论”虽是一种陈腐的封建士大夫偏见，却反映了陈志美对于西太后的切齿痛恨。陈志美也深恶李鸿章，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中国由此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割让台湾及澎湖岛给日本，向日本及列强各国赔款分别为2亿3千万两和4亿千万两白银，拱手交出了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的驻兵权，并同意列强各国在北京开设“国中之国”使馆区等等，他说凡是外交都派了李鸿章，而外国人也特别喜欢李鸿章，凡是外国人欢喜的人，必不利于中国。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交涉的一连串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皇帝不是中国人。因此，他革命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做中国皇帝”。显然，陈志美并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反清革命中他只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满派。但陈志美对于清朝政府的态度，却直接影响了陈公博，使他虽然出生在富贵的官宦之家，却并未成为没落的清王朝的卫道者。
随着陈公博年岁的增长，作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广州已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里频频举行反清起义，不仅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也影响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分化。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了广东东部的惠州反清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史坚如为配合这次起义，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他将炸药埋在广东抚台衙门后院的地道里，但爆炸时仅将抚台衙门的后墙炸塌了，史坚如本人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是陈公博“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爆炸声”，对于陈家及陈公博心弦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陈公博说：
没有多久，这次炸案是破获了，主谋是史坚如，史先生是斩了。史先生被杀，父亲没有去看，只听闻许多关于史先生的谣言，有一次我正放学回家，听见父亲和一个朋友正在书房辩论着。那位朋友说史坚如的死是可惜的，但是他生有死相，因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皮肤很白，但自颈以下，皮肤全是黑色，所以命中注定要斩首。父亲大怒说这完全是废话，是谣言，史先生死得轰轰烈烈，我们不应在他死后还来这样无稽的污蔑。
事实上，陈志美不仅在思想上同情、赞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壮举，而且在行动上开始疏远朝廷命官和一般的武官朋友，而和所谓的“新人”结交，其中关系特别亲密的是乳源同乡、革命党人傅佐高。傅佐高是一位前清秀才，信奉基督教，但他从不与陈志美谈教义，两人专门畅谈世界大势。求知心切的陈公博从两人的谈论中，得以知道世界的粗浅知识，知道外国的海陆军，更知道中国不过占世界地图的一部分，而尤其奇怪地知道中国皇帝是外国人，他说：“这一点最使小孩子不能服气，而旦夕去读《朱洪武演义》，因为佩服朱洪武能够将外国皇帝赶走而自己做皇帝。”正是在傅佐高的影响下，陈志美几次前往香港，广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终于决定走上毁家举义、背叛清廷的道路。
1903年，陈志美、傅佐高在香港革命党人支持下，决定以秘密会党为主力，除夕之日在广州双门底举行反清起义，推举陈志美为军事领袖。为了准备这次起义，陈志美以为夫人过生日为名义，购进不少“礼物”，实际上却是供起义时用的几十箱牛肉罐头、饼干，作为起义标记用的几十箱便帽，以及起义时剪辫子用的十几箱剪刀等。其具体计划是：趁除夕之日，万人涌集双门底之时起事，拿剪刀先把人家的辫子剪去，胁迫被剪的人加人为同党，因为剪辫是革命的符号，这种做法的幼稚与不足成事是显而易见的。年仅12岁的陈公博从家中的神秘气氛中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虽始终不敢过问，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水浒传》内的大名城，心中只是盼新年的来临，也没有感觉危险，更没有什么恐惧。”然而到了起事前的第二天傍晚，傅佐高脸色灰白，气急败坏地闯入陈家报告：事情已经败露，已有数人被捕，存放军火和其他军用品的芳村教堂已遭清军搜查，起义计划完全遭到破坏。陈志美立即督着家人把十几箱剪刀推落在后院的井中，其他的饼干、牛肉罐头、便幅帽原封不动放入储藏室。陈公博的母亲带着怀疑的眼光问：“这样便稳当了吗？”陈志美笑笑说：“我以为也将就了，凭我这块提督的头衔，谅他们也不敢搜我家。倘若真来，那只有听天由命。”幸而搬入陈家的东西都由傅佐高一人经手，傅氏逃避香港，陈家之事便未被发觉，这场流产的起义就此终结。
后记
光阴似箭，本人对于汪政府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而今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80年代初，我和黄美真、姜义华教授合作撰写了《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后来该课题成为我当时任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集体项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汪伪政府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6年12月，由余子道、曹振威、张云和我共同撰写的《汪伪政权全史》（上下卷）正式出版，标志着该课题研究的基本完成，这些都是我撰写《陈公博大传》的学术背景。
80年代中期，我对陈公博研究发生兴趣，开始是出于研究室的分工，继而逐渐为这个具有特殊性格和多变经历的人物所吸引，并在国内外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1986年，我在黄美真教授主编的《汪伪十汉奸》一书中发表了《陈公博》一文，首次全方位地勾画陈公博错综复杂一生的轮廓，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1992年6月，我在日本东京颇有影响的《中国研究月报》发表了《论陈公博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较为深刻地剖析了陈公博一生的思想演变脉络，尤注重其内在思想矛盾的分析和评判，强调在近代中国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中，其介入政治之早，经历变化之大，涉及事件之多，参与程度之深、政治影响之广、最终下场之惨，与同时代人相比都是颇具特色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在日本学术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在紧张繁忙的教学和研究王作之余，我一直没有放松对于陈公博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简传《陈公博这个人》。1999年，完成了《陈公博全传》的写作，由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