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兵工基地

位于重庆的兵工基地
抗日战争开始后，西南地区以外的兵工厂、兵器科研机构、兵工专门学术、为兵工生产钢材的工厂相继向四川、云南、贵州3省迁移，主要兵工单位集中在陪都重庆和重庆周围的县，构建起集兵器生产、科研、专业人才培养、原材料生产于一体的重庆兵工基地。这个基地生产的兵器，支撑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兵器生产的发展，催生了重庆这座工业城市。
基地的形成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许多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紧急筹备搬迁受到日军威胁地区的兵工厂。同时迁都重庆。当时政府的决策者对形势估计不足，企图将战场稳住在平原与山区接壤的“三阳”（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一线，决定将“三阳”以东的江苏、河南、山东3省和南京市的兵工单位迁到“三阳”以西的四川、湖南、湖北、陕西等省。1937年9至11月，进行了兵工单位第一次大迁徙。搬迁的单位13个。迁往陪都重庆和重庆周围的有金陵兵工厂、弹道研究所、百水桥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巩县兵工分厂、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后因气候潮湿不宜光学器材制造，再迁云南）等5个。
战局的发展，打乱了国民政府的应变计划。1937年11月，随着上海、太原等城市沦陷，日军向西北、华中、华南推进，迫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原有的兵工厂和刚迁入的兵工厂向四川、广西、湖南西部、贵州、云南迁移。1938年1至12月，进行了兵工单位第二次大迁徙。
搬迁的单位14个，其中第二次搬迁的6个。迁往陪都重庆周围的有广东第二兵工厂、兵工署第三工厂（原上海炼钢厂）、株洲兵工厂的制枪弹部分（后建制为兵工署 第二十五工厂）、炮兵技术研究处并株洲兵工厂的制炮弹部分（后建制为兵工署第十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改名兵工署第二十九工厂）、兵工学校、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原济南兵工厂，后改名兵工署第三十工厂）等8个。
1939年9、10月间，日军进犯湖南长沙；11月，日军从钦州湾登陆侵入广西；1940年1月，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个大汉奸在青岛开会，筹组伪中央政府。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迫使云、贵、川以外的兵工厂向云、贵、川迁移。
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进行了兵工单位第三次大迁徙。搬迁的兵工厂6个，其中第二次搬迁的5个。迁往陪都重庆周围的有兵工署第一工厂（原汉阳兵工厂）、兵工署第二工厂（原汉阳火药厂）、兵工署第十一工厂（原巩县兵工厂）、兵工署第四十工厂（原广西兵工厂筹备处）等4个。
1940年10月，大迁徙结束。迁川单位和重庆原有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武器修理所、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为川康绥靖主任公署订制兵器的私营华兴机器厂、筹建中的重庆电力炼钢厂统一调整组合，建制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第二工厂、第十工厂、第二十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二十三工厂、第二十五工厂、第三十工厂、第四十工厂（1944年底改制为分厂）、第五十工厂等10个兵器生产厂，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1942年改制为第二十七工厂）、弹道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3个科研单位，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第二十四工厂等2个原材料生产厂，兵工专门学校1所。
这些单位分布在陪都重庆及其周围的四川省江北县、巴县、綦江县、万县、泸县（除泸县外，其余县现属重庆直辖市），构成了集兵器生产、科研、专业人才培养、原材料生产于一体的重庆兵工基地。后又在这个基地内新建了兵器生产厂第二十六工厂、原材料生产厂第二十八工厂。国民政府主管兵器工业的机关军政部兵工署于1939年4月迁重庆，直接管理重庆兵工基地。
支撑抗日战场
重庆兵工基地集中了中国的主要兵工厂和主要钢铁厂、全部兵器科研机构和唯一的兵工专门学校，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机器设备，掌握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制造技术，生产当时中国能生产的各种兵器。在重庆兵工基地之外，云南、贵州、湖南、新疆、甘肃、浙江、山西还有兵工厂（其中云南2个、贵州3个，其余省各1个），它们的兵器产量微不足道，而且大多不供应抗日正面战场。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兵工署所属厂的兵器产量为，战车防御炮94门，迫击炮1.37万门，机关枪9.61万挺，步枪57.16万支，手枪0.35万支，掷弹筒4.09万个，后装炮炮弹160.87万发，迫击炮弹609万发，各种枪弹102733万发，掷榴弹、枪榴弹805.49万发，手榴弹2207.35万枚，甲雷79.93万枚，飞机炸弹520枚，黑色火药840吨，无烟火药42.1吨，炸药274.1吨，防毒面具50.9万副，滤毒罐5.12万个，以及信号枪、信号弹、炸药包等。这些兵器绝大多数是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
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兵器都是轻兵器，而且性能不高，杀伤力不大，成为抗日军队的“致命伤”。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全民战争、运动战争、持久战争，轻兵器是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武器。
据兵工署外勤司1948年7月31日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列入统计范围的15类兵器中，迫击炮，重机枪，枪榴筒和掷榴筒，枪榴弹、掷榴弹和手榴弹4类自给有余，轻机枪、步枪、迫击炮弹、枪弹4类自给63-99%，其余7类是没有持续生产或没有生产。生产量不足或没有生产的兵器来自战前储备、抗战初期购买和封锁缝隙中运进。被日军严密封锁的“战争孤岛”中的中国兵器工业，经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和大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所产兵器能够基本满足正面战场的需要。这些兵器几乎都是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是重庆兵工基地支撑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抗敌意志
战争时期，军事工业是敌人打击的重点之一。近代以来、特别是有飞机以来的战争更是这样。日本蓄谋侵略中国，其间谍机关对中国军事工业的情况早就弄得一清二楚；战时军事工业的动态他们也一一掌握。那时中国的军事工业主要是兵器工业，因此日本侵略军将中国的兵工厂、兵器科研机构、兵工署主管的钢铁厂列为轰炸破坏的重点。卢沟桥事变后10天，日军飞机就开始轰炸广东第二兵工厂。
接着对其他兵工厂和钢铁厂也进行轰炸。主要的兵工厂、钢铁厂先后被轰炸10多次。重庆兵工基地的单位在迁入基地前和迁入后被日机轰炸约计73次，炸死员工和家属191人，炸伤343人，炸毁、炸坏的厂房、机器设备、住房和其他设施无法计算。
那时中国的空军很弱，抗战开始后不久就被日军摧毁；防空火力也很弱，敌机肆虐如入无人之境。重庆兵工基地的工厂修建时都采取了防空措施：工厂建在靠山隐蔽的地方，厂房分散修建，尽可能建造地下厂房，开凿藏人的防空洞。比如，第五十工厂建在两山之间的山沟中，地上厂房隐蔽在树林里，地下厂房建在岩壁中。建有生产用防空洞6个，面积12700.82平方米，安装了所有的重要机器设备；掩蔽人员的防空洞14个，面积11363.72平方米，能容纳全体员工和家属。日军大批飞机两次猛烈轰炸这个厂，造成居住区不少房屋被毁和人员伤亡，但厂房和机器设备没有受到破坏，生产没有因此而停顿。其他各厂也有因地制宜的防空措施。“以柔克刚”成为应对轰炸的要策。
敌机的疯狂轰炸，动摇不了兵工员工的抗敌意志。他们掩埋好死者的尸体，修理好被炸坏的机器设备，继续夜以继日地努力生产，没有一个厂因被炸而停工一天。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坚持反侵略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工业城市
前人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多难兴邦”这句成语，重庆的发展验证了“多难兴邦”的哲理。日本侵略给重庆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抗日战争使重庆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重庆兵工基地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前的重庆工业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由于日本侵略，重庆成了陪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堡垒。重庆兵工基地担负起支撑抗日正面战场的重任。兵器工业不能孤立地生存和发展，需要其他工业的配合和支持。制造枪炮，只有机器设备不行，还需要优质钢材和特种钢材；制造弹药，需要铜、铅等多种金属材料和多种化工原料。要让机器设备运转起来，需要电力、煤焦、油类。要把原料、材料送到生产场所，把制成的兵器送到前线，需要交通运输。员工的衣、食、住、行，需要轻纺工业产品。和平时期这些物资可以从国内或国外购置，“战争孤岛”中只能就地解决。这就要求在重庆兵工基地范围内新建或扩建钢铁工业、矿冶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轻纺工业、等等。重庆兵工基地各厂迁来时带来了大批机器设备，定居下来后又从多种渠道增添了大批机器设备。抗日战争结束时，兵器生产厂共有机器设备11991部，技职人员和工人39808人（另有护厂士兵和杂工3305人），构成了巨大的装备制造能力。要维持兵器工业的正常生产，配套的和相关的工业必须相应发展，重庆因而很快成长为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