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

200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介绍了徽州一个普通村庄的村庄历史、乡风民俗、村民生产生活，讲述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村庄“故事”，着重分析了村治积极分子产生的内生机制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通过积极分子这个关键词，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空壳村”不仅公共品供给良好，而且村民自治的制度实践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状态。
图书目录
总序
导言
第一章 村庄今昔
一、村庄概况
二、宗族的蜕变
三、村庄的历史记忆
四、村民记忆中的毛时代
第二章 婚姻与家庭
一、地域通婚圈的缩小
二、轻“生”重“育”
三、“两头登”的婚姻
四、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
五、妇女地位的上升
第三章 兼业经济下的经济伦理
一、兼业及经济结构
二、社会工资与换工互助
三、勤俭节约的经济伦理
第四章 乡风民俗与文化娱乐生活
一、清明节时的祖宗
二、乡风民俗
三、农忙与农闲
四、缺乏公共娱乐的闲暇生活
第五章 弱势群体的保护
一、被边缘化的老年人
二、老年人何以弱势
三、邻里相恤和公共救济
第六章 健讼穷理的徽州人
一、细事繁多
二、邻里纠纷：情理和法理之间
三、跨越村域的纠纷：一致行动能力的展现
第七章 积极分子与村庄公共品供给
一、村庄社会分层
二、积极分子主导下的民间组织
三、村庄公共品供给
四、公共品供给的拓展性讨论
第八章 积极分子治村
一、村级治理
二、"跑部钱进"
三、积极分子治村
附录1 龙峰村现代世系表（节录）
附录2 “采光权”纠纷中的诉状等
后记
内容简介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是《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本套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作者简介
张世勇，1977年生，陕西华阴人，曾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文化研究，先后在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农村进行过300多天的驻村调研，发表数篇学术论文。
文摘
第一章 村庄今昔
龙峰村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徽州古村落，历史文化气息浓郁。面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只有对其历史有所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当下。本章先介绍村庄的历史与地理生态，随后，在分析村庄宗族蜕变的过程中对村庄性质做一概括，并结合村庄历史和自然环境勾勒村民的历史记忆。
一、村庄概况
龙峰村位于绩溪县西部，黄山余脉的东沿，村庄周围群山环绕，风光秀美。龙峰村现有耕地1267亩，其中水田1179亩，旱地88亩，人口约1720人，人均耕地不足0.7亩；林山面积5223亩，其中人工林1267亩，多为人民公社时期兴建。旱地多集中在村庄周围的山坡上，水田多集中在村庄东面和南面。
龙峰村古称龙井，是一个单姓世居的古村落，与胡适家乡相距不到一公里，据文献考证，龙峰村建村在北宋之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龙峰村属修仁乡管辖。从元明至民国，龙峰村先后属修文乡、八都或龙井乡管辖。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权力下移，龙峰村设立了两个保，分别为石井保和中门保。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龙峰村设立村民委员会。1992年龙峰村划归上庄镇管辖。
龙峰村是上庄镇的第三大行政村，现辖胡姓本村、西村、葫芦岭和董家四个自然村，共十一个村民组。龙峰村地处大山，交通十分不便，近年来有一部分居民由于开厂、经商等原因搬迁到上庄镇开发区居住。胡姓本村是整个行政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村由胡、程、董、曹等十三姓组成，其中胡姓占95%以上。①胡姓本村现有八个村民组，分别为方坦、桥上、中门、坎上、上井、路楼、横街、石井。其他三个小自然村分别为一个村民组，葫芦岭自然村和西村自然村的胡姓是胡姓的分支，董家自然村村民大多为王姓。
龙峰村胡姓人乃徽州望族明经胡的后裔，与邻村上庄的胡姓乃同祖世系。龙峰村档案资料丰富，至今仍保留着明嘉靖版族谱、清至民国的统宗谱和族谱，建国后的村级档案也保存完好。现存的这些宗族档案等文献资料，是研究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的珍贵资料。
偏隅山区的龙峰村并不封闭落后，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人行贾四方，与文化经济发达的浙沪交通。徽州人崇儒重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宗族组织及徽商的财力支持下，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空前的发达，龙峰村也不例外。
龙峰村的文化教育有着辉煌的历史。千年书院桂枝书院的旧址仍在龙峰村的狮峰山上，明清时期村内的书院、书屋、文会、私塾相当发达。清末废科举之后，村人创办的桂枝小学，据称是当时鲜有的新学。龙峰村虽然没有名震寰宇的名人，但据村志记载，从元至清，胡姓人登进士第者共有5人之多，曾有4人在清朝拜资政大夫，取得秀才以上功名的胡姓人不下50人。新中国成立后村人后裔中为高级工程师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有40多位。②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③龙峰村是典型的一姓一族聚居型徽州村落。龙峰村的宗族制度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祠堂是村庄的管理机构。从龙峰村现存的民国时期《亲逊堂会议录》可以看出，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龙峰村仍然是一个以宗族祠堂为管理中枢的自治型村落社区，祠堂完全承担了村庄管理的职能，是胡姓的最高权力机构。宗族通过祭祀、严格的谱系制度将族人统摄在宗族共同体内，管理祠田、祠山、祠学，进行水塘水口林维护，购米平粜赈济，维修祠堂等，都是宗族组织的管理工作。徽商的经济输入则是徽州村庄和宗族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以此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宗族的各种公共活动得以开展，村庄的基础建设日臻完善。④程朱理学为宗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理念基础，徽州的宗族、村落文化、教育，乃至徽商的经商理念和家乡观念也都是依靠程朱理学统摄在一起。
亲逊堂是胡姓总祠，为明天启年问胡氏五门合力修建，气势宏伟，建筑精美，是绩溪县三大名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亲逊堂被作为村小学的校舍来使用，由于维护不善，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历史上龙峰村共有七座祠堂，除亲逊堂之外，还有五个祠堂为胡氏的五个门派所有，分别为上门、下门、前门、后门和中门的支祠。其中以前门派人丁最旺，现在的龙峰村人以前门派的后裔最多，约占总人口的40%。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宗族活动管制的松懈，徽州各地的农村兴起修谱修志之风，名义上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龙峰村人假“宗族”之名开展过一系列活动，出版了志谱结合的村志《龙井春秋》，寻根祭祖等。
徽州介万山之中，徽州村落的选址一般都考虑到了“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学要求。龙峰村坐落在黄山余脉的山坳之中，三面环山，村庄总面积约为5.21平方公里。龙峰村的地貌属含中山的丘陵区，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讲，龙峰村是一个背山临田村落。
后记
我对龙峰村的描述暂时告一段落，但龙峰村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本书几乎容纳了我在龙峰村的所有调查收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只是我对龙峰村乃至徽州农村的初步认识，由于理论储备不足，有些分析和讨论或许流于表面。令我欣慰的是，在结束调查离开龙峰村后，村里的朋友们经常打电话告诉我新近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与书中判断并没有多大的出入。
在全国人民正为四川地震灾区奉献爱心的时候，龙峰村村民在村委会和老年人协会的组织下，短短两个小时，就为四川灾区捐了7000多元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海，龙峰村人的行动所代表的那份爱心，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也同样得到了许多人的爱护和帮助，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
感谢我在龙蜂村结识的所有村民，他们对我的调查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希望书中讲述的故事不会影响他们的安康与幸福。感谢《龙井春秋》的编撰者们。书中的部分资料来自于此。特别感谢绩溪县的胡维平先生，他的学识让我敬佩，在他的帮助下我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
我有幸进入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诸位老师的指导下读书和学习，我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悉心教导。贺雪峰老师在我撰写书稿期间，不断地鞭策和鼓励我，我的这点成绩凝聚着他的心血。罗兴佐和董磊明老师对我在龙峰村的调查提供了资助，在王习明老师的带领下我完成了第一次农村调查，刘岳老师在过去一年里给了我很多帮助，澜清老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我的书稿，在此也向他们深表谢意。
序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