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苏儒对外传播翻译研究文集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沈苏儒对外传播翻译研究文集》辑录了沈苏儒先生从事对外传播工作以来发表的有关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论文73篇，这些论文是他近十年来在外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内容上涵盖了当前外宣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问题，对于系统梳理其传播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外宣实践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图书目录
一、对外传播篇
对外报道授课提纲
祝贺与希望——《中国·辽东半岛 国际交流》创刊十周年
关于背景
让事实说话
正确、有效地使用数字
在对外报道中务须谨慎从事的几个领域
怎样处理细节？
含蓄与精炼
谈谈对台、对海外华人报道的语言问题
加强地方外宣出版物的“三性”
可喜的探索——读湖北几本外宣研究著作
对外报道三题
思·情·文——《今 日中国》“致读者”的三字诀
伟大的女性真实的纪录——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出版
新闻不等于宣传——推荐一篇文章
在金钱网里生活——旅美札记
一本邀游美国、结识华人的好书——介绍邱健著《一个女记者眼中的美国与海外赤子》
怎样写好对外报道？
关于两种“了解”的对话
喜读《北京指南》——兼谈外宣品制作
文化差异与对外传播
良师·益友·园丁——《朱穆之论对外宣传》读后感
旅美随感——关于对美宣传的一些思考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祝《对外宣传参考》出版250期
“珠联璧合”构佳篇——介绍张彦著《爱泼斯坦》
开发你身边的外宣资源——《外国人看中国》专栏读后
时代呼唤传播理论——杨正泉著《我与广播》读后感
关于“宣传”的英语词
爱泼斯坦回忆周总理
对外传播的效果
“老兵”永在——悼念杰出的外宣战士段连城同志
世界需要多样媒体——美国“新闻博物馆”观后
勤奋·基本功·使命感——陈日浓著《从雪域到海峡》读后感
继承和光大宋庆龄在对外传播事业中的优良传统
开展对外传播学的研究
一篇宝贵的教材
人际传播的成功方式——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总点评
回忆艾培
让心灵之桥更加通畅
小约瑟夫·奈教授的“软实力”学说简介
开展“软实力”与对外传播的研究
《境外涉华经济报道实例点评》序言
有关跨文化传播的三点思考
附录：书评集萃
《对外传播学概要》序（文/杨正泉）
可贵的理论探索（文/陈日浓）——读沈苏儒著《对外传播学概要》
段连城为对外传播学奠基（文/魏秀堂）——写在《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之后
对外传播的“基本教材”（文/魏秀堂）——简介沈苏儒著《对外报道教程》
对外传播学的又一开创之作（文/魏秀堂）——评介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建构我国对外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文/李彬王芳）——读沈苏儒《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艰苦而深刻的转变”（文/吴奇志）——与外宣传家沈苏儒一席谈
对外传播学研究30年（文/甘险峰董文杰）
二、翻译研究篇
论“信、达、雅”
继承·融和·创立·发展——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建设刍议
申奥外语别给北京人露怯
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
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翻译如何才能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听到喜讯后——一个老翻译工作者的感想
从“信达雅”谈长句翻译
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
附录：书评集萃
序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文/罗新璋）
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文/许钧）——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访编辑与翻译名家沈苏儒（文/顺一鸣雷向睛）
“他才不过八十六岁！”（文/黄友义）——读沈苏儒新作《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有感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可贵探索（文/赵秀明）——读沈苏儒近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内容简介
《沈苏儒对外传播翻译研究文集》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沈苏儒，1919年生，原籍浙江嘉兴。1945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译出版工作，历任英文《上海新闻》报及多语种对外刊物人民中国杂志社编辑、今 日中国杂志社（原名《中国建设》）副总编辑、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编译顾问。为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受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届理事，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对外传播学概要》、《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译作有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突破封锁访延安》、《见证中国》（合译）、《历史不应忘记》（合译），泰勒（A.T.E Taylor）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
媒体推荐
沈苏儒是我国对外传播战线的老一辈，中外文俱佳，集采编与翻译于一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践者、领导者，又是一位重视外宣理论研究、治学严谨而且很有成就的学者。沈老为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 杨正泉
沈老本人既是翻译的实践者，也是翻译理论的创造者。他不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又用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他长期的工作实践、丰富的阅历、严谨的治学态度、人老心不老的探索精神，使我们有幸领略他一生的翻译成果，享受他一辈子的学术精华。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 黄友义
沈苏儒以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去分析和吸取西方传播学中有用的东西，集纳我国近年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将中国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总结为理论，来探索对外传播的特殊规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学。
——今 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陈日浓
沈苏儒将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引入对外传播学的研究之中，系统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怎样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明确了“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的特殊性，由此区分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甘险峰
沈苏儒先生平素尊仰严复译学。上世纪80年代初就享誉译坛。先生勤勉攻研，以严复译论为坐标，纵的方面古今衬映，横的方面中外比照，善发议端，精于持论，后又写成我国第一部研究信达雅的综合性总结式专著。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罗新璋
文摘
一、对外传播篇
对外报道授课提纲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沈老在繁忙的领导和采编工作之余，着手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开始对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并把心得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人。
沈老的总结和探讨，首先是从自己工作的单位开始的，并且持续多年。他给大家讲课，传授对外报道的经验，分析怎样塑造和维护刊物的形象，也评介同事的写作成果，等等。1981年，沈老应外文局干训班之邀，开始连续给编辑班的学员讲课，历时数年。1986年1月，他又在本单位业务学习会上作了三次讲话。此外，沈老还先后在新华社对外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宣干部培训班以及西安、石家庄、成都、昆明、故乡浙江省嘉兴市等省市外宣干部培训班讲课。讲课的基本内容，是他1986刊载在《今 日中国》内部通讯上的这一份授课提纲。
一、思想与技巧、对内与对外
《中国建设》（按：现名《今 日中国》）从1952年创刊已经30多年了，许多同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正迈入振兴腾飞的新时期。对外宣传面临着新的条件、新的任务、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人才、技术、物质条件，同样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要从经验总结中来。而这样做有了可能，因为对外宣传已“拨乱反正”，树立起正确的总方针。有了理论指导，新参加到对外宣传战线来的同志或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同志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掌握工作要领，不必去重复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摸索。有了理论指导，检验衡量工作也就有一个形成共识的标准，可以不断推动工作前进，而不用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在原地推磨转圈。我自己水平不高、经验不多、见识不广、学问不博，之所以敢于来同大家谈谈体会，就是为了想为总结经验这件事吆喝鼓吹，以期抛砖引玉。
先谈思想与技巧。
同志们曾表示，希望我多讲实的，少说虚的。我会努力这样去做。但在谈到具体的采编业务前，我还是要先谈一下思想与技巧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宣传报道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要宣传一种思想。我们可以在文章中不提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问题，但总归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并在国际上完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思想不过硬就很难做好这个工作。比如，对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全世界都在赞扬，包括西方国家的势力集团和不少记者。他们“私心窃喜”，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西方化”、“自由化”。我们说，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正在恢复资本主义。这就必然有一场斗争。在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固然要靠我们在宣传报道中的艺术和技巧，以及各个方面的协同配合，但最根本的还是靠我们的思想，靠我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否则，我们宣传报道的艺术和技巧再好，到头来也会变成某些西方记者的“尾巴”。
强调思想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做对外宣传报道工作有它特别艰苦的地方。对外的特殊要求，国内一般是不了解的。在采访组稿中，往往对方提供了许多材料，有用的不及十分之一，非自己去四处奔波、深入挖掘不可。如果思想上要求不严，就很容易知难而退。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于在对外报刊上“扬名”特别感兴趣，千方百计要你“帮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就一定要正，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保持思上的自卫能力。
强调思想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的业务实践能否成功，在多数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思想而不是技术。我平时看同志们写的稿子，同是一个人写的，却有的好、有的差一些。关键何在？我琢磨很久，发现凡是好稿子，成功之处固然很多，但其中共通的就是文章里总是有一些闪光的思想，才使它们具有魅力。凡是从头到尾思想没有闪出光芒的，就是平庸之作。我们要力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化。记者对一篇报道的主题思想清楚与否、深刻与否，往往决定其成败。例如最近我们搞的“唐山震后10年”的一组报道，稿子不是很成功，毛病就出在主题思想不明确。唐山震后5周年，我们报道过，到10周年时，我们又来报道，主题思想应该是什么？不能大而化之地报道唐山的重建，那样就与5周年时的报道并无区别。我的体会是，每篇新闻报道的主题不能大而无当，不能空泛，而必须有特点，有个性，否则就沦于一般化了。凡是一般化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人爱看。
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技巧不如说就是“思想的技巧”：怎样去思索，怎样把思想整理得有头绪，怎样了解读者的思想，怎样把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等。
谈到这里，顺便对青年同志说一下，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宣传工作者，我以为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功。第一是培养敏感，即所谓“第六感”，对环境、气氛、客观事物要有敏锐的感觉。第二是知识面要广。知识面与兴趣有关系，要培养广泛的兴趣，来拓展知识面。这一点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更加必要。翻译同志也不能只满足于掌握外语，我们杂志的内容无所不包，不知道《三国》，遇到“事后诸葛亮”一语怎样翻译？没有古典文学知识，遇到“月老”一词，要是译成“an old man in the moon”，就会闹笑话。采编同志对国外的知识了解也是不够的，许多国家文化背景和国情、民俗不同，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报道，就要很好地去了解。第三是要勤奋。从前，许多店铺里挂的匾上写着“业精于勤”。要嘴勤、手勤、腿勤、眼勤、脑勤。勤奋不是天生的，是自觉锻炼出来的。
再谈对内与对外——对内宣传报刊与对外宣传报刊的同异，着重在探讨对外宣传报刊的特点，当然主要是联系到《中国建设》。
先说共性。主要可归纳为三点：
（一）为党的方针、路线、任务服务，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恪守宪法和法律。报纸是党的喉舌，《中国建设》当然也应该是。这是从本质上说的。
（二）真实是一切新闻报道的生命线。我们要求的真实不但在部分上（一个人、一件物、一桩事等）必须是真实的，在整体上也必须是真实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在北京住了两年后，回去写了一本叫《苦海余生》的书，描写他所见到的中国，从书名就可知道他的主题了，却因为是所谓“亲眼目睹的报道”，一时成了畅销书。我1983年访美前特地“拜读”了一遍，真气得七窍生烟。他的手法就是把他所收集到的很多个别具体事例按照他的意图串连起来。就这些具体事例来讲，姓名、时间、地点、背景、关系，一应俱全，看起来很“真实”，但从整体上则极不真实，是一幅完全被歪曲了的图像，因此这样的报道就违反了真实的原则。我在美国果然碰到不少人读过或正在读这本书，当时我就指出了这一点。
这是带有偏见的外国人。就我们自己而言，也会有不真实的报道。造成我们自己的报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弄虚作假，这当然绝对不允许。一是由于主观片面或工作不深人等原因造成的，这也要竭力避免。为此还要明确认识和严格区别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客观主义。
（三）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是一样的，即通常所说的五个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故），还有人加了一个HOW（如何）。
再说个性，也就是对外报刊的特点：
（一）任务和目的不同。前面已经提到，在对外宣传的指导思想上已经扬弃了过去极“左”和主观主义的那一套，明确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以创造有利于四化的国际条件。这同对内以宣传以教育为主要任务显然是不同的。
（二）读者对象及其条件不同。过去把外国读者硬分“左、中、右”，我们力求面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1）他们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思维方法、民族传统、社会状况都同我们不一样（当然也有共同的地方，否则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宣传”在国内是个好字眼，在国外（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就是个让人很不爱听甚至可以说非常反感的字眼，所以我们也常用“对外报道”来取代“对外宣传”。（2）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和节奏也同我们不一样。1985年3月《中国建设》北美版所进行的读者调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其中有一条很值得注意：读者阅读我们杂志平均每期只花30—59分钟。读者中90%以上有大专文化水平，阅读速度快，但即使如此，也足以使我们“震动”一下——我们往往一下笔就是洋洋洒洒五六千字长文，如何能使读者看得下去？（3）读者对报刊的观念，或者说读者与宣传工作者的关系同国内不一样。对他们来说，报刊是商品，同一切商品一样，使他知道、感兴趣、觉得有用，他才会去买。
序言
我自1998年起，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由此栖身于对外传播工作多年。我曾经过多次大改行，每次改行之际，总希望得到几本经典水平的专著，哪怕仅得一本也足以庆幸，以助我尽快进入新的专业领域。我的这次大改行看到的第一本书就是沈苏儒公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了。
爱泼斯坦先生曾盛赞此书说，它具有中国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观点，并用实例加以具体化。而我国中译外的宿将、前中国外文局局长林戊荪公，则评论沈公“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实践进行总结，著书立说，与段连城先生一起，开创了我国对外传播学”。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由边缘走到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