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窑瓷器

制瓷技艺
九龙窑瓷器是一项古老的制瓷技艺。起源于唐宋时期。松溪县是福建省北部的边陲小县，位于东经118°33′～118°35′和北纬27°24′～27°51′之间，地处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北接浦城县、南连政和县、西邻建阳市，东与浙江省庆元县交界。本县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多中低山，森林资源丰富，河网密布。主干河流松溪河，发源于浙江庆元县百山祖南麓，在庆元县内称松源溪，经马蹄岙进入本县后称松溪，从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
瓷器由来
九龙窑绞胎青瓷斗笠盏
松溪县是福建省北部的边陲小县，位于东经118°33′～118°35′和北纬27°24′～27°51′之间，地处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北接浦城县、南连政和县、西邻建阳市，东与浙江省庆元县交界。本县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多中低山，森林资源丰富，河网密布。主干河流松溪河，发源于浙江庆元县百山祖南麓，在庆元县内称松源溪，经马蹄岙进入本县后称松溪，从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古代沿河两岸遍植乔松，故有“百里松荫”之称，“松溪”因此得名。据县志地质勘探资料，本县地下矿藏含有高岭土等资源。陶瓷土矿藏，分布于郑墩、花桥乡及城关回场等地。郑墩乡南坑陶土蕴藏量有1000万吨。花桥乡的源尾、渭田乡的株林都富含瓷土矿藏。这些原料，为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松溪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周时为七闽地。秦时属闽中郡。西汉属闽越国。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为东平县地，属建安郡。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撤东平县为东平乡，属建安县。五代梁时，属吴越处州龙泉县。五代晋天福六年（941年），闽国建安镇安军节度使王延政夺吴越东平乡大部地方立为松源镇。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升为松源县。宋开宝八年（975年）正式改称松溪县，属福建道建州。此后，一直都是闽北的县治之一。
松溪县古代窑址
于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77年经过局部试掘（2），此后历经省、地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现存窑址堆积主要分布地点有两处。
1.河东窑址
窑址地名河东乡三合村牛牯山，在城关东北5公里、松溪河东侧，堆积范围约5000平方米，调查中发现的1座龙窑长度近50米，堆积层厚度1－2米，包含大量窑具束腰状托座和青瓷残器。近几年因村民挖土盖房，仅存面积近1000平方米。
2.回场窑址
窑址位于县城西南2.5公里，“回场”一词，在当地民间方言里是制瓷场所之意，故衍称为地名。该址的废窑堆积原有10余处，俗称“九龙窑”，沿松溪河自南而北分布于盆地丘陵之中，中部以赛（歧）浦（城）公路贯穿为界，分为两片。靠河沿的一片，废窑堆积原有3处，范围约1000平方米，堆积层厚约1－3米，包含物有窑具托座和青釉、褐釉瓷器。1977年12月，松溪县城关公社因治理松溪河床，施工用土触及该址，福建省博物馆、松溪县文化馆选择靠近河沿的1处窑址进行试掘。窑址东高西低，地表杂草丛生，全长80米、宽10米、坡高8米。发掘探沟长6米、宽3米，方向120°。出土并采集窑具托座与青釉、褐釉瓷器262件。现废窑堆积已荡然无存。
公路以内距河沿较远的一片，原址堆积有6座小山丘，范围约50000平方米。多年以来，历经水利、公路、工厂等建设工程的破坏，窑址面积已大大缩小。现存的废窑堆积范围约10000多平方米，自西向东有3处窑堆，依序编号为一、二、三号。各处窑堆之间，分别被山垄田所间隔。
一号窑堆，坐北朝南，外观如斜置的蛋形。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30米，是一条保存完整的龙窑遗址。
二号窑堆，由南北两座连接在一起的小山丘组成，长宽各约100米。
三号窑堆，形如馒头形小丘，长宽分别为30米。
二号窑堆居中，面积最大，是窑址的中心区域。堆积层的厚度一般为1～3米，包含有大量的窑具和瓷片。窑具主要是凹底的匣钵，有不同规格的大小式样，是一种迭烧的装窑器具。该窑的产品以青瓷为主，兼有部分黑釉瓷器。
一个地方陶瓷制造业的兴展，具有历史背景、生产规模、市场范畴诸因素。技术则包括矿土采掘、胎泥炼制、器物成型、花纹装饰、窑炉装烧系列工艺流程。松溪古代窑业及其技术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演进的。考古调查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松溪县先民业已制作和使用陶器，有生活用品的灰陶、黑衣陶罐、盆、碗，夹砂陶鼎和生产工具的陶纺轮、网坠等。3000年上下的商周时期，与江南其他地区相类似，几何形印纹硬　陶盛行，有尊、罐、壶等，并伴存原始瓷盂、豆、碗等。两晋南朝时期，浙江越窑、瓯窑瓷器输入松溪县境，当地砖室　墓中出现了青瓷罐、壶、碗、虎子、五盅盘、插器等随葬品。
晚唐五代时期，处在闽浙交界的松溪，成为闽国、吴越、南唐地方政权争夺的地盘，接连遭受战争的波及，虽然战争在此尚未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由此打开了松溪与周边的通道，改变了以往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人口增加，逐渐聚居为城邑。瓷器制造业进入初创阶段，河东窑场由此兴起，烧成青瓷碗、钵、杯、壶、罐、砚、灯盏等器。对于一个小县的民间产业来说，已有一定规模，产品可以供应本地日用生活的基本需求。
进入宋代，福建地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如《宋史·地理志》所称：“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松溪县的经济产业，农、林、矿冶、交通呈现比较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以来，在本县旧县、渭田一带的古码头、古驿道上，先后发现4块南宋时期的交通碑。如其中发现于旧县河边码头的一块碑，碑长134米、宽54米、厚15厘米。碑文有5行，当中刻写所在地的地名：“松溪县皈伏里十三都地名故县”，两侧是行路规则和里程：“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东取马大仙殿五里”、“西取麻步岭后五里”；落款是“开禧元年（1205年）四月望日，保正魏安、迪功郎县尉林高立”。这些碑刻在我国宋代同类记录中较为少见，对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卓有意义。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时商旅繁忙的交通状况下，地方行政长官也曾制定了一套行为和道德规范。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总是在相对制约和互相辅成中得到提高的。交通碑的竖立，同时也反映了松溪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作为手工业部门之一的制瓷业，在北宋时期进入茁壮成长的状态，窑场作坊已从河东转移到回场，规模继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有青釉、褐釉两路。凡诸碗、盘、碟、罐、壶、杯、瓶、灯盏、炉、枕之器，产品可行销闽北地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回场窑形成较大规模的民间产业，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品种相对集中，主要为碗、盘、杯、碟之类的大众化饮食生活商品，并且远输海外。
从技术工艺的发展状况看，松溪窑采掘地产瓷土，并掺入少量陶土成分，因而瓷器胎骨白度不高，以灰色为基调。晚唐　五代时期，主要接受浙江越窑青瓷形制作风的影响，但淘洗炼泥不够精细，呈色多灰暗，釉水烧结程度较差，容易剥落，能够企及越窑如冰似玉的精品罕见。北宋以后相继引进浙江瓯窑、龙泉窑技术工艺，烧成青瓷器，并同时兼烧仿建窑作风的黑釉器。与以前相比，瓷土淘洗炼泥精细程度有所提高，釉水烧成玻化程度逐渐增强，胎釉结合紧密，色调深沉，质量比较优良。
器物的成型工艺，一般采用陶车手工拉坯轮制成型，窑址中出土的瓷制轴顶帽和档箍，就是属于陶车的部件。晚唐五代时期，小型器胎体轻薄，大型器则厚重，此后成型工艺逐渐趋向规范化，还出现了部分模压成型的产品。
器物的装饰工艺，经历了由简而繁、繁简并存的过程。晚唐五代时期，不尚装饰，仅在形体上仿金属器压印凹道而已，余皆素面。北宋早中期，素面器与划花并行，纹饰较简单。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刻划花盛行，有器里器外的双面繁密装饰，也有器里或器外的单面刻划花，还出现内底模印与双面刻划花相组合的独特工艺。
窑炉的窑烧与焙烧工艺，堪称为火的艺术，它是陶瓷制造的最后工序，更是制瓷活动成败的关键。由于窑址尚未系统科学发掘，对于窑炉构造尚不能全面深入了解。但从窑址堆积情形考察，应属于龙窑形制，依傍山坡斜面挖槽构筑。河东窑址暴露的窑墙残段，采用土坯砖砌筑，厚度30厘米，残高50厘米，残长50厘米，以此推测窑炉形制较矮小。笔者在1977年调查回场窑址时，曾发现1处被破坏的窑炉残迹，窑床底部铺粗砂，厚10～20厘米，窑墙宽2.0～2.3米，用红砖砌筑，残高50厘米，表面窑乳窑汗烧结坚硬，外侧还用匣钵瓷片砌成护窑堆。此种结构与宋元时期闽浙两地龙窑建筑雷同。
从窑址废弃的窑具考察，晚唐至北宋早中期，松溪窑器物是在窑炉中明火烧成，器烧方法为托座重叠装烧法，即同类规格器型大小或异类器型相互重叠，托座之间用泥捏垫柱间隔，使之固定于窑床地面，器物之间则采用泥钉间隔，以防止釉水粘连。使用这种方法的窑炉一般比较矮小。北宋晚期以后，窑炉的宽度和长度变长、变大。装烧窑具大量地采用匣钵，同时有垫具托座，间隔具是泥钉或垫饼。匣钵装烧法扩展了窑炉的竖向空间，对瓷坯起到保护作用，减轻了器体的负载重量，从而有力保护了产品的烧成质量，提高了成品率，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装烧工艺。
与以往相比，此时的釉水浓度由稀薄而深沉，增强了粘性，烧成的气氛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瓷器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釉中的铁和足够的氧结合，处于高价铁（三氧化二铁）状态，就是黄色。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因火炉中的氧不足，就会把胎釉中的氧化铁夺去一部分，使釉呈青色。要达到光亮滋润的青绿色调，就必须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从窑址标本多呈青黄色状况看，烧成气氛多属弱还原气氛，至于有一部分呈青绿色滋润的，则可能处在较好的窑位，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宋末而元，松溪一带的闽浙边境地区，政治秩序动乱，红巾军及畲汉农民起义活动频仍，加以交通时常梗阻，窑业因此衰落。
瓷器时期
根据窑址的堆积状况及其工艺技术因素考察，松溪唐宋瓷器的发展，大体的划分为前后两期。
1. 第一期 相当晚唐五代时期
此期产品以青釉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器。
胎釉特征
瓷器胎骨呈灰色，碗、碟、杯类器形体较轻薄，壶、罐、钵类器厚重。釉水呈灰绿、灰黄二色，釉层很薄，器物施釉均不及底。还有少量褐黄等釉色。从器物质量观察，由于胎釉中含铁分较多而且火候不足，致胎体易碎，釉面灰暗无光泽，多开细冰裂纹，釉层剥落现象较为严重。
造型特征
典型器有敞口碗、花口碗、花口碟、敛口钵、盘口壶、四系罐、矮足杯、双层灯盏、箕形砚、瓜楞执壶等。轮制成型，圆器碗、碟多撇口，琢器壶、罐类内里及底足拼接痕迹明显。部分器物仿金属器皿。底足有实足、圈足，外撇情形常见。
装饰特征
大部分素面，少数刻划简单纤细的卷云纹，不少器身带有仿金属器皿的压印直道凹纹，还有花口，或凸起的双直线状印纹。
装烧工艺特征
烧成方法是使用托座垫底器物重叠装置，明火焙烧。器物底部往往遗留4－8个支钉痕迹。釉面不甚洁净，常见沙粒和灰烬疵点。
年代推断
上述器物中，敞口碗、撇口碗、盘口壶是福建南安丰州、漳浦刘坂等晚唐墓葬中习见的造型；花口碗与江西景德镇窑五代花口大足碗、江苏南京南唐二陵葵瓣口碗相似；敛口钵与浙江江山天宝二年墓钵近似；矮足杯、执壶、砚等也和浙江余姚、绍兴等唐五代至北宋越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形形制一致。
综合上述推断，本期瓷窑生产大约兴盛于晚唐五代，下限可能延续至北宋初年。
2. 第二期 相当于北宋早中期
产品有青釉、褐釉两路，种类比较复杂。
胎釉特征
瓷器胎骨呈浅灰或灰色，质量较前期坚致，釉层仍较薄，施釉多不及底，少量满釉，有流釉现象。釉色可分为青、褐两大类，青釉呈青灰或淡青色，褐釉多呈酱黄色，少数是纯黑色。
造型特征
典型器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带流钵、敞口盘、直口盘、双耳罐、五管灯钵、瓜楞执壶、喇叭口瓶、高足杯等。碗、盘类底足较高，执壶较前期形体瘦长变为丰满，腹部鼓圆。仍承袭以往造型工艺。
装饰特征
器形装饰仍以素面居多，少量刻划的直线、弧形蓖线、云气、卷草、花卉或压印的莲瓣瓜棱直条纹，装饰仍较简朴。
装烧工艺特征
烧成发放仍以托座迭烧为主，不过，除了支钉承托以外，碗类器中内底出现涩圈，大约是使用垫圈或直接迭烧的痕迹。
年代推断
上述器物中，青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的造型见于浙江龙泉北宋山头窑；敞口盘见于绍兴上灶官山晚唐五代越窑；五管灯盏与浙江上虞县窑寺前五代官窑灯盏相近似；双耳罐、钵则与江西九江太平兴国八年墓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青釉和褐釉高足杯则与江西吉州窑的北宋Ⅱ式高足杯造型相同；褐釉瓶的造型与景德镇窑北宋影青瓶相似。
因此考证，本期瓷窑兴盛年代在北宋早中期，下限可能延续至北宋晚期。
3. 第三期 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
此期是松溪窑发展的鼎盛阶段，规模大，质量较好，数量多，工艺技术凸现鲜明个性特色。产品以青釉器为主，兼烧部分黑釉器。
A. 青釉器
胎釉特征
胎体多呈浅灰和灰色，也有灰白、深灰或灰黄色。灰白、浅灰的胎体比较坚硬细致。灰黄、深灰的胎体，较为疏松，属火候不足所致。
釉水呈色有青黄、黄绿、青灰、灰青、黄褐诸色。以青黄色多见，是该窑主要标准色。青绿则是该窑最成功的呈色，明净而透亮，富于强烈的玻璃质感。黄褐色的一类，釉层中或浓或淡，多见细小的气泡或沙眼。各色釉层皆匀薄，胎釉结合紧密，釉面一般都比较光滑。器物转折处则凝聚厚釉，使釉层的厚薄发生有规则的变化，增加了明暗反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衬托了图案的装饰效果。部分釉层中分布细密的冰裂痕迹。除底足足根及内里露胎外，满釉的情形常见，更有部分裹足底足溅釉的状况。
造型特征
器物成型，共同特征是口沿较轻薄，腹部至足部则转为厚重。采用轮制方法成型，故器外口沿、腹部至足部均见修坯旋转时的弦纹痕迹，一般腹部的轮旋纹较稀疏，甚至圆滑无纹路，口沿与腹足连接处弦纹则较明显。器内底则旋挖成一周浅环状纹路。
底足根部风行内外分别斜切的作法，所以足根中部往往呈现微微隆起的脊棱或略带一定的弧度，俗称“泥鳅背”。与此同时，也有一刀平切或略向内斜切的作法，属于这种作法的圈足则显示出规整的特征。圈足在挖浅过程中收刀时内底往往留下蒂状或脐状的旋坯痕迹。当然也有挖足较平整的，但数量不多。
装饰特征
器物除素面外，普遍地施行刻划花装饰，兼有部分模印装饰。刻划花装饰，有布局繁密的双面刻划花，见于碗、盘诸式器形。内里中央呈团花式，有菊花、萱草、荷莲、草叶；器壁通常划分2～4个区面，分别刻划主题图案荷莲、萱草、蕉叶、蔓草、草叶、婴戏等，或同向、或相向连续构图。花卉、草叶一般呈缠枝或折枝式。近口沿处则以一道或数道弦纹盘旋，共同构成富于层次分明的完整图案。内底和内里主题图案之间的空白处，填补以之字形篦点纹或多道弧线的篦梳纹，使层次分明的空间平添了几分饱满的格调。器外壁相应刻划折扇形长短斜向直线，有数道长短直线为一组，或以莲瓣纹为一周，围绕器表，匀称分布，与器里装饰互相呼应，相辅相成，呈现一派气息富丽的装饰景象。
布局较为疏朗的单面刻划花装饰，一般见于碗、碟内里，主题图案题材与构图风格与双面刻划花的内里雷同。也有见于碗、炉外壁的，刻划一周莲瓣纹，莲瓣较瘦削，瓣面填划蓖线纹，略似浮雕工艺的装饰效果。
模印的技法，仅见于盘内底，团花式纹样，有秋菊、牡丹以及阳文“吉”、“张”等铭文，并与内外壁的刻划纹样　相结合，由于盘器形体高大，内外刻划时又作上下两层布局，认真细致，独具匠心。
从刻划技法看，刻的工具应是金属或是竹制刀具，纹样痕迹犀利深刻，线条舒畅；划的工具可能是竹木或骨角质制成，或刺点或刷划，浅显纤细，点线均匀。技术都极自然娴熟，得心应手，一气呵成。看似草率，但不失生动活泼，反映了民间工匠率真而浪漫的创作艺术。
装烧工艺特点
此期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凹底匣钵，入窑时将匣钵倒置，一个匣钵一般装器坯2至3件，用支钉承托器底，依次重叠将匣钵复迭，此法烧成的器物内底往往遗留支钉痕迹。也有一个匣钵装置1件盘的情形，器坯底部间以环形垫饼。另一种是使用凸底匣钵，入窑时1个匣钵装器坯1件，用垫饼承托器底，然后依次相迭，称匣钵仰烧法，此法烧成的器物仅底露胎。从窑址堆积状况来看，以前一类型占大多数。此外，托座迭烧法仍保留。由于迭烧的缘故，器物的内底或底足的根部，往往遗留4～6个支钉的痕迹。窑具中还发现有辘轳转盘车上的轴顶帽和挡箍，表明轮制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以致器物成型比较规范化，品种较少而批量较大。
本期底典型器有侈口、撇口大盘，侈口、撇口、敛口、敞口中小型碗，撇口碟、灯盘、三足炉、高足杯等，它们都是松溪窑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产品。以下就产品数量最多的盘、碗、碟类器物进行详细描述，以深入考察其鲜明特征的具体内涵。
盘类，形体硕大而厚重，分三式
Ⅰ式，撇口尖唇，深腹弧壁，内底宽平，矮圈足。内底刻团花，有五瓣状，花面填篦线纹；十瓣状轮旋式，瓣面亦填篦线纹；折枝萱草式，外填篦点纹。内壁刻划缠枝卷草间填刺密集之字形篦点纹。缠枝卷草以四分布局，从上向下，两两相对，与内底团花共同构成完整图案。外壁皆满饰折扇形斜直线条纹。较完整的一件，通高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8厘米，复原口径26厘米。
Ⅱ式，口沿略外折尖唇，深腹圆壁丰满，内收成平底，圈足。内底印阳文牡丹或“吉”字，内外壁皆饰卷草篦线纹。较完整的一件，复原口径24厘米、通高9.3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径7.4厘米。
Ⅲ式，口沿皆残，深腹圆壁，内底宽平，圈足极矮浅。内底一圈内浅印折枝菊花或水鸭图，纹饰模糊；另一种则刻划折枝萱草花。内壁布置4～5束水草，由下向上绘制，同向围绕，缠绵一派，叶面充满篦线。外壁刻划相应的水草篦线或斜直线条图案。内外刻划的线条均舒展大方，圆转酣畅。较大的1件，残高6厘米，足高0.5厘米，足径7.4厘米、
撇口碗，形体挺拔而俊秀，分二式
Ⅰ式，口沿向外侈折，小圆唇，深腹斜弧壁，内平底，圈足。内底刻划三叶小草间填篦线纹。外壁饰折扇形斜直线纹。口径17.2～18.8厘米，通高7.6～8.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5.5～6.8厘米、
Ⅱ式，口沿微向外侈张，小圆唇或尖唇，浅腹弧壁，内平底，圈足。外壁皆素面。内壁刻划4束草花纹，每束草花作单向或对向排列；也有内壁刻划4个极其简朴练达的婴戏图案。口径15～15.2厘米，通高6.8～7.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4.9～5.0厘米。
侈口碗，形体墩实而稳定。器形较小，口沿侈张，小圆唇或尖唇，深腹圆壁，内底较宽平，圈足，内壁刻划5支相连接的蕉叶纹，或简化为5道相等距的双直线棱纹。外壁刻莲瓣间填篦线纹，莲瓣稍显瘦削，或作数组线条纹。口径12.6厘米，通高5.5～5.8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4.2厘米。
敛口碗，形体端庄而丰满，分二式。
Ⅰ式，口沿微内敛，小圆唇或尖唇，深腹斜弧壁收成小平底，圈足。双面刻划花，有两种形态。一种内底素面，有的遗留四个支钉痕迹，内壁刻划卷草间加之字形篦点纹；外壁以6～8道长短直线为一组，围绕腹壁间隔排列。口径16.8～20厘米，通高6～7厘米，足高0.6～0.8厘米，足径4.8～5.2厘米。
另一种内底为团花，呈旋涡式菊花，内壁刻划对称的缠枝莲花，满填之字形篦点纹；外壁刻划折扇线条，或有与五道横向线纹相交的图案。口径19厘米，通高1.0厘米，足径5.6厘米。此外，还采集到此类碗底残片，一种内底到X形间填篦线图案，内壁为勾连花草，一种内底作四瓣团花图案。
Ⅱ式，敛口，深腹圆壁，内里饰弧形卷草篦线图案，外壁刻划斜直线条纹。口径16厘米，通高6.3厘米，足高0.4厘米，足径5.0厘米。
敞口碗，形体瘦削而峻峭。
器形较小，敞口小圆唇，浅腹斜壁微有弧度，内底凹下小圆圈状。一种内外素面或内壁刻划双层旋转弧线形状的团花，间填横向篦线纹；口径11.4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3.8厘米。另一种敞口外撇，内壁刻划卷草篦点纹，外壁刻划数组线条纹。口径13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4.0厘米。
碟，形体扁矮而飘逸，分二式
Ⅰ式，撇口尖唇，浅腹底部内折成宽平底，小圈足。外壁皆素面，内底刻划折枝花卉，有三种形态：一种作萱草花，花外填四组之字形篦点纹；一种作瘦瓣形的莲花，花朵略似蟹爪状，圈内满填之字形篦线纹；一种作折枝荷花，有的上部一朵圆硕，两侧伸出橄榄形花瓣，底部茎杆下是宽阔的侧面荷叶，呈山字形，花面及叶面间填篦状弧线纹，这种碟的内壁布置等距离的双直线棱纹，构图相当完美。口径14～15厘米，通高3.6～3.8厘米，足高0.6～1.0厘米，足径4.4～4.5厘米。
Ⅱ式，撇口小圆唇，浅腹宽平底，小圈足。外壁素面，内壁满刻卷草篦线纹。口径15厘米，通高0.8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径5.0厘米。
B. 黑釉器
胎釉特征
胎骨呈浅灰、灰、灰黑色，前两者较为细致，后者含有少量细纱而显得粗糙。器物多厚重坚实。釉水呈黑、黑褐、褐色，釉层较薄与与胎体密贴，口沿至腹部釉色多一致，有的口沿则略淡一些。釉水器内满釉，器外则覆盖至腹部底2/3以下。腹底部及足部多露胎。有器物在腹底部由于流淌的釉水稀薄，则呈现出局部铁锈色，使釉面形成两种不同的色调。
造型特征
器物亦采用轮制成型，有器物在腹底部一周遗留跳刀痕，腹底与足部交接处往往向内一刀平切或斜切，削去多余的坯泥，致使腹底部保留一道明显的棱脊痕迹，并形成平肩或坡面。足墙竖直或微外撇，足根多有斜切，挖足矮浅乃至近似实足，足底遗留旋坯痕迹。典型器形有束口碗、撇口碗、盏托等。
装饰特征
不事装饰，而依赖窑内烧成时所产生的窑变兔毫花纹，不过数量较少或不甚明显。
装烧工艺特征
一般与青釉器一起置于匣钵内相迭同窑烧成，故器内外底遗留4～6个支钉痕迹。同时也采用凸底匣钵以垫饼相隔单件仰置烧成，采用此法装烧的器物质量优良。
年代判断
回场窑青釉产品，基本特征是厚胎薄釉，以青黄、黄褐、青绿、青灰釉为特色，流行双面刻划花，纹饰较繁杂。此类工艺特征与龙泉窑北宋中期至南宋早中期的作品风格相类似。例如敛口碗与龙泉金村窑址第三层出土的双面刻花残碗、刻花残盘，形制纹饰皆相同，该窑发掘报告作者认为其年代相当北宋中期。金村窑址第二层相当南宋早中期，出土的双面刻花I型一、二、四、八式碗，Ⅲ型I式碗，在回场窑皆有类似产品。回场窑的双面刻划花敛口碗、撇口碗、侈口碗、内里刻花敞口碗、撇口碟，双面刻花盘，与龙泉龙东BY22、Y13、Y15、Y24北宋期至南宋早中期产品造型纹饰也多是有相一致的工艺技术风格。
本省顺昌县大坪场宋墓出土有2件青黄釉刻花碗。1件为敛口碗，胎灰色，釉透明呈茶黄色，有冰裂纹，碗内刻花草叶篦点纹，碗外略呈弧形的直楞纹。通高6.2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4.8厘米。另一件为侈口碗，灰胎，釉透明而呈茶色，有冰裂纹。碗内划卷草篦点纹，线条流畅；碗外饰辐射线条纹。通高6.4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4.5厘米。窑中出土的铜钱，最晚是北宋神宗时期的元丰通宝。可以认定，这两件碗应当出自回场窑。年代在北宋晚期。
回场窑中，碗、盘、碟外壁装饰中压印变体菊瓣直道凹纹的，盘的内底模印团花或“吉”字类铭文的，则年代相对较晚，当在南宋晚期，而高足杯则已接近元代形制。
综合上述特征，本期的年代上下限则起至北宋中期，晚至南宋晚期及元代初年，其基本的隆盛年代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
与周边窑口的关系
九龙窑乌金束口盏
1、与浙江青瓷窑场的关系浙江是我国古代青瓷的主要发祥地，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前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北宋以后越窑衰弱，继承越窑传统的龙泉窑代之而起，至南宋时期，形成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路，更加兴旺发达。白胎青瓷以粉青、梅子青称着，黑胎青瓷则以仿官的哥窑特征闻名。越窑、龙泉窑的高超技艺对 我国南方青瓷产生巨大影响，以致形成广泛的青瓷窑系统，声名享誉海内外。松溪县与浙江是紧邻，瓷业也应运而起，并与越窑、龙泉窑一脉相承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历史政区的沿革看，唐代以前，松溪本福建建安县地，五代初属吴越，为浙江处州东乡地，寻属闽国，立松原镇，宋开宝末改曰松溪县，仍属建州。古代松溪县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冶炼、制陶、竹木等工匠很多来自浙江，至今境内仍有不少“浙江师傅”传技授艺。可以断言，松溪县的唐宋瓷窑，应该就是越窑和龙泉的支派。从前文考证的瓷窑堆积状况及其产品的形制特征看，晚唐至北宋中期，主要受越窑影响，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则受龙泉窑的影响，与越窑的消长和龙泉窑的兴起趋势相一致。
松溪窑晚唐五代产品，质量不如越窑，易于分辨其差异之处。而宋代产品则与龙泉窑关系极为密切。
回场窑无论胎釉、成型、装烧工艺，都可以在龙泉窑址中找到相类似的共同特征，上述分析比较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里，再举两类很典型的例证。
一是青瓷中所少见的局部窑变产品。回场窑的碗、碟类器中发现有2件，龙泉金钟湾窑址也出土有几件，同是釉汁混浊呈天蓝乳白色调，表明二者之间在釉水配方成份和烧成技术工艺方面存在相同因素。产生乳浊效果的原因，是龙泉瓷烧釉用的草木灰，都含有磷酸盐，为乳浊剂的主要成份。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注意到当草木灰（或窑汗）与窑炉中红热的窑壁或窑具直接接触时，有时会产生蓝白色的花斑和流纹。这是因为磷酸盐（磷酸亚铁或磷酸钙）高温分解产生许多显微气泡，促进了液相分离所致。而这种现象，在福建其它窑址罕见。
二是器物装饰中的多种装饰纹样。婴戏纹是宋代南北瓷窑流行的装饰题材之一，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系皆用，构图以童子戏花最多，婴孩个个肌体丰满，体态活泼惹人喜爱，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龙泉窑婴戏图案的作品发现数量尚属少数。浙江杭州北大桥宋墓曾出土有1件龙泉窑青瓷婴戏莲花纹碗早罕见的精美之作，约当南宋早中期。龙泉金村窑址出土的1例青瓷大碗Ⅰ型六式碗，“内壁满饰篦纹，间饰草叶、荷花”。报告所写的“草叶”，实误，应订正为婴戏图案。该碗内壁刻花的3个婴孩形象，用寥寥数笔勾勒，圆头前倾，两手分别上下摆动，短身，双足后卷，犹如漫画手法，故不易辨认。3个婴孩分别间隔1朵荷花，刻花也极简练，构图疏朗而传神。松溪回场窑址的婴戏纹碗，已发现2例，1例为侈口碗，内壁刻花3个婴孩，作回首张望状，其间分别布置折拔莲花，碗内底为团花。另1件碗底婴戏图则更臻至简朴而夸张。均与龙泉窑漫画式的写意手法相类似，说明画风是一脉相承的。
再如，在一类曾经被认为是“闲花野草”的植物花卉图案，李知宴先生在发掘整理标本过程中，结合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农民非常熟悉龙泉青瓷上的这些花纹。一种团形图案，群众称为“浮田萍”，在龙泉山区水田、水塘里长得极多，农民用它作绿肥。有一种五瓣形的野草，群众称为“芋菜”，是一种苦菜，可以吃，也可以喂猪。正常年景一般人不会去吃，饥荒年代人们就采来充饥。另一种五瓣形的花卉，群众称为“扎菜”，是一种中草药，可以治蚊虫叮咬、消肿。这些花卉内容是当地群众接触较多，与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东西，可以给人们带来帮助，也成为制瓷工匠创作的源头活水和审美取向，洋溢着浓郁饱满的乡土生活气息和情调，同样是回场青瓷产品上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与纹样。
朱柏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概述》一书中指出：“龙泉窑址广泛地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十多个县市，以及福建省的浦城、松溪等县。现在已经发现各时期的龙泉瓷窑址500多外，形成一个窑场众多，分布范围很广的资窑体系。”这里所说的福建浦城、松溪窑，即浦城碗窑背和松溪回场窑，显然，它们是龙泉窑的分支。龙泉窑系窑址众多，其产品质量不尽一致，大体可划分为精致、比较精致、比较粗糙、粗糙4种类型。前两种分布于龙泉县为中心的中心区域，后两种则属于浙江南部及福建的地方类型。从总体风格上观察，回场窑应在比较粗糙的类型之中，与浙江南部的同类窑址难分伯仲，福建地区的其他窑口则多属于粗糙的一类。因此，回场窑可视为宋元时期龙泉窑工艺技术传播影响福建地区的中介形态。
从总体特征上看，回场窑与龙泉窑存在较多的共性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胎釉方面。二者都有灰胎，但龙泉窑灰白胎多，回场窑灰白胎少。南宋时期龙泉窑又有白胎、黑胎，釉层增厚，由石灰釉改进为石灰碱釉，由一次施釉改进成为多次施釉，出现了薄胎厚釉，出现具有玉质滋润的粉青、梅子青成功色泽，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还包含了部分仿官窑的开冰裂纹的作品。回场窑则更多地保留了北宋龙泉窑厚胎薄釉的形制作风。
造型方面。回场窑器物品种不如龙泉窑丰富，前后均以日用饮食用途的碗、盘、碟类圆器为大宗。龙泉窑还有艺术类的高雅作品，如仿青铜或仿玉器之类的陈设器以及各种人物、动物的雕塑艺术品，在回场窑中基本未见。器物底足的处理，龙泉窑一般较规整，回场窑比较草率的情形见多。
装饰方面。回场窑大量地使用刻花技法，纹样题材皆源自龙泉窑，兼有部分模印纹饰。但龙泉窑在南宋时期采用薄胎厚釉之后，青色显著提高，装饰上不宜再用刻花及篦纹，因为胎薄，刻花易于破裂，釉厚，篦纹难于显露。而回场窑由于继续厚胎薄釉，则仍就风行刻划花及篦纹装饰。龙泉窑南宋中晚期流行的剔刻中脊隆起的莲瓣纹和堆贴双鱼纹，皆未在回场窑产品中发现。此外，龙泉窑的堆贴、雕塑以及元代釉下点彩装饰技术，亦基本未见于回场窑。
装烧工艺方面。回场窑与龙泉窑一样，都采用龙窑及匣钵装烧方法，但回场窑的匣钵仅有凹底、凸底两种形制，而且匣钵复迭和托座迭烧的情形居多，以至不少产品器底遗留支钉痕迹，这种状况，在南宋龙泉窑已大大改观。2．与福建地区其它青瓷窑的关系
入宋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偏移东南，加以海外贸易活动日益繁荣，福建地区的陶瓷制造业如雨后春笋，窑场林立。青釉、青白釉、黑釉各色瓷器产品层出不穷。龙泉窑工艺技术流风所及，松溪以外，闽北的浦城、建阳、南平；闽东南的连江，福清、莆田、闽南的泉州、南安、同安、漳浦等窑也都成批量烧成青瓷器皿。
就整体的形制作风上来说，福建的这些青瓷窑址，它们都沿袭了龙泉窑厚胎薄釉的一路，风行刻划花装饰，釉料、造型、装饰等工艺带有滞后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量使用的刻划花图案中的蓖纹技法。这种技法，是用梳状器在坯体未干时刺划而成，其形式有刺的连续点纹与划的平行线纹。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原始装饰方法，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上。进入宋代，由于技法的简便易行，又重新成为时尚。不过，它已经演变为刻划花主题图案中的辅助性装饰技法，刻花用平刃或斜刃刀具，划花用针状或签状工具，刻划往往互相结合，故称为刻划花。宋代此法盛行，越窑以纤细见长，耀州窑以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图案饱满称最，景德镇窑则具所谓半刀泥特征，龙泉器的刻划花，线条现有犀利斜直，亦有圆柔流畅的作风，不失生动活泼的潇洒态势。刻划花加蓖纹，在龙泉窑、景德镇窑瓷器中南宋中期以前多见，其后蓖纹则基本不用。福建青瓷刻划花加蓖纹的装饰直接仿效于龙泉窑，但延续较长，这种滞后性乃至形成一种浓郁的地方特色。
就各个窑口的状况来看，由于各地地产瓷土的成份不同以及制作、装烧工艺的差异，各窑口又具各相应的个性特征。其中，松溪回场窑与浦城碗窑皆窑青瓷雷同性多，应归纳为考古类型学划分的一个类型，它们与龙泉窑的关系最为密切，烧造年代较早，更多地保留了龙泉窑早期青瓷的作风，可视为龙泉窑与福建青瓷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与福建其他青瓷窑口相比较，回场窑的瓷胎较多致密，底足处理较规整，釉水施作多覆盖至足墙乃及裹足，呈色较深沉。其它窑口瓷胎较粗糙，气孔、裂隙、沙粒及跳刀痕时有出现，底足处理草率情形常见，足端宽窄不一，内底不甚平整。釉水普遍施半釉，呈色有较清淡的，也有略似混浊的。装饰方面，回场窑的双面刻划花，较繁密富丽，其它窑口则较多趋向简朴，随意性多。在装烧工艺上，龙泉窑创制的凹底匣钵复迭法，为回场窑所继承，也为其它窑口所沿用，同时也采用凸底匣钵正置仰烧和托座迭烧法。回场窑迭烧器在内外底遗留支钉痕迹底情形，少见于其它窑口。其它窑口在实行迭烧时，多在器内刮釉一周然后相重叠，故内底见有涩圈痕迹。此类情形少见于回场窑。至于各个窑口的个性特征，应从各个窑口的产品工艺具体情况去全面鉴定之。3、与闽浙黑釉瓷窑的关系
松溪窑在北宋时期受建窑影响而兼烧黑釉碗盏，但是该窑北宋或者更早一些的褐色黑釉器，形制风格都于建窑迥然相异，明显地属于另外一个系统。从工艺上看，黑釉与青釉皆以铁为呈色剂，黑釉是从青釉派生出来的。从历史上看，早在东汉时期地浙江省上虞、宁波等地即开始生产黑釉瓷器，至东晋时期德清窑的黑釉瓷器已经相当成熟，唐代的越窑青瓷器也有褐色点彩的工艺。因此，可以推测，松溪窑早期的黑釉器工艺技术同样可能来源于浙江方面。在该窑的堆积中，黑釉与青釉具有共存关系，证实是同一窑炉烧成的，表明制瓷工艺已经掌握了不同釉料的配方或者装烧窑位的差异技术，使瓷器呈现不同的色调。
在宋代斗茶风盛行和建窑烧成美丽微妙茶碗而备受推崇之前，黑釉陶瓷一般只是作为民间的日用粗器而不被重视。建窑的烧成，同样可以追溯到北宋早期，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陶毂的《清异录》，谓“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1977年夏在建窑芦花坪遗址中，发现北宋龙窑基址迭压于晚唐五代青黄釉瓷器及窑具堆积层上，说明建窑早期也是烧造青瓷器的。1991----1992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又发现晚唐五代时期的酱釉罐和五代北宋初年的黑釉盏等。说明建窑早期也烧造过酱釉和黑釉器。与松溪窑早期烧造青釉、褐釉器情形相类似。
由松溪早期黑釉瓷器烧成技艺的考证，结合建窑早期烧造历史，也许能够得上这样一种启示：建盏的烧成也经历了一个生产发展过程，其技艺可能渊源于浙江的越窑青瓷系统，然后在宋代加以改进而最早独创出兔毫装饰的窑变来。工艺发展史上，必然的发展中往往产生出偶然的技术和成就，这也是一种客观规律。
松溪窑的仿建窑碗盏作品，与建窑也存在一定差异。
回场的黑釉碗、灰、灰黑色，形体厚重与建窑器相近，建窑的黑釉器或釉水普挂垂流，回场窑则施多薄釉。器物的口沿，建窑器多呈赭石的铁锈色；回场器则呈茶褐色，器内多黑、黑褐或褐色，褐色兔毫纹不如建窑常见，青兰色的优美兔毫纹更为罕见。在造型方面，回场窑主要仿建窑的束口碗类型，其中有相类似的，也有发生褪变的，如口沿外壁的一圈内凹束敛变为敛口，内壁则保留有一周凸圈。成型工艺方面，回场器腹外底有跳刀痕，与足部连接处往往遗留修坯时的向内平切时的棱角，底足不够工整，反映轮制工艺不如建窑熟练严谨。
收藏价值
南宋一代，是我国海外贸易日益高涨的发展阶段。为了管理海外贸易，从中获得愈来愈多的利益，北宋时期，封建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密州（山东胶西县）、秀州（上海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兼理市舶务；南宋时期又增置温州、江阴（江苏江阴县）、澉浦县（浙江海盐县）等市舶务或市舶场。其中闽浙两省的杭州、明州、泉州、温州都是比较固定、舶务时间长、规模巨大的管理机构。出口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金属品等等。进口货物则有香货、药物、珠宝等等，交通遍及亚、非国家和地区，不下五、六十个。
海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刺激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呈现百业兴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一向穷乡僻壤的松溪县，就地取材，固地制宜，利用瓷矿、燃料、近水的优势，陶瓷窑业逐渐崭露头角。经营的方式，属民间性质。按元蒋祈《陶记》所载，宋元时代，民间窑场的经营,有“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和谓之‘相’”。即从事陶瓷制作的陶氓，不受他人雇佣，而是自己一边生产，一边经营，自食其力。他们做好陶坯后，就租赁窑家的窑炉设备，并请窑家予以烧成，这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就叫“相”。从各地窑场往往出土多种姓氏名字的情形看，也有多家多户合伙制作烧成的合作形式。回场窑址中，出土“张”姓铭文的盘，可能就是窑主或者合作者的姓氏之一。尤其是宋代的回场窑，生产渐成规模，青瓷制作趋向相对集中的批量品种，出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模式，这对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从而打入商业销售渠道，是很有利益可图的。
依《陶记》所录，宋元时代，在窑业集中的陶瓷集镇景德镇，官方设有“博易之务”和“窑巡之职”，交易之时，则有“牙（中介人）、商、担夫”的分工买卖关系。回场窑属地方窑场，瓷器交易机制可能不需那么复杂，但经营瓷器的商贾应当是必不可缺的。闽北山区与沿海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不尽相同。沿海地区地少人多，迫使许多人出洋谋生，经商者甚众。闽北地区地广人稀，重农抑商的传统根深蒂固。然而，在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旧传统观念随之变化，也出现一些专门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买卖人，有的甚至远涉重洋，为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史·者婆传》记载：“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多次往返南洋辟岛的门婆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岛），并带领该国使者入宋进贡。《宋史·日本传》记载：“咸平五年，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这只是见于历史所书的闽北人，不见经传的，或闽南、江浙等地的，当不在少数。
回场窑瓷器外销的途径，可分为南北两路。
北路，从县城东门，通过陆道驿站，翻越仙霞岭，与浙江庆元、龙泉等地交通，并转达江浙沿海港口，龙泉窑青瓷亦可由此通道进入福建地区。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考察龙泉南乡庆元县内古窑址时，曾记录：“竹口之创造在前，新窑之继起在后，故曰新窑（按：新窑位于与松溪交界处，至今地名仍故）。且依交通言，新窑与闽之松溪相距最近（只30里），当时出品之转往闽北，必经松溪，往松溪，必经现在之新窑，如此推测，则在竹口窑较为兴盛之际，新窑遂以地理便利，起而与竹口相竞争，非无故也。另一方面，则依新窑碎片所见，似以烧造日用盘碗者为多，其以日用品输出松溪，以借闽北各地之用，实亦当时烧瓷工业之争市场所应有者。我于此，又得一假定焉，即南乡以竹口枫堂为主，新窑为附，以输往闽北为其主要市场。北乡各窑，群在大溪边，利用溪水交通，达丽水永嘉以出海”。既是闽浙通道，松溪窑产品亦可参与龙泉窑产品竞争而输往沿海港口。1977年12月上海奉贤县的古代海滩中，出土了放置于箩筐内的成捆瓷碗829件。器形口沿微敞，圈足，胎骨灰白，施豆青釉，有的闪黄发亮，有的灰暗，大多素面无纹，一部分外壁饰直线或斜线刻纹，内壁饰篦纹或花瓣纹，有的碗内底有圈垫迭烧痕迹。这批瓷器可能是宋代从浙南、闽北一带瓷器产地装运来沪，临时放在海滩上，准备转运外地，后因某种突然事故而被埋没的。从这批瓷碗的胎釉、造型、装饰等工艺特征看，也应是松溪窑的产品，是北输的遗存。
南路，主要通过建溪水道口入闽江而出海，是古代闽北往福州港口的主要航线。福州为本省首府，也是宋元时期造船基地之一，东南的贸易繁华的海港。北宋蔡襄《荔枝谱》记载：闽产荔枝贡品及各种土特产品，由此“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由福州又可转往浙江明州、福建泉州等市舶司所在港口。泉州港的对外航线可抵东亚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远达东非一带。其中，位于我国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和广东南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海上岛屿，都是贸易航路上的必经休整地或驿站。1975年，广东省考古人员在该岛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发掘出土大量古代陶瓷。其中有宋元时代福建窑地青瓷碗、盘等器物。灰白或灰胎，施青黄、青灰或淡青釉，刻划篦纹、斜线、莲花和模印‘吉’字纹等），造型雷同的器物在松溪窑中也都有发现。是松溪窑产品外销的实例。
瓷器由陆路而溪江，由溪江而出海，如此长途贩运、包装运输不损坏是关键。明《万历野获编》记载古代包装方法：“夷人市瓷器……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迭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牙，缠绕胶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船舶装载，亦采取此类方法。陶瓷货量庞大，宋朱彧《萍州可谈》载：舶船航海法，“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松溪窑及其类型的瓷器，在日本、东南亚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品中，收藏甚多。这些文物不仅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日本，包含松溪窑在内的宋代闽浙等地青瓷器，以往曾被定名为“珠光青瓷”，据说是因为受到茶道之祖珠光文琳（1422－1502年）的青睐而定名。珠光把它们作为茶道用具，虽然它并非诸如官窑或者贡品之类的上乘之作，而属于民窑生产的一般器物，但他认为“云遮的月亮比完美的月亮更富有韵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已故学者陈万里先生在 闽南同安首先发现了此类青瓷产地问题。学术界则又以同安窑系青瓷称之。九十年代以来有的日本学者则冠之以“栉描文青瓷”，在研究日本出土品的实例中，亦含有松溪窑瓷碗、磁盘的实例。在东南亚，由于中国瓷器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松溪窑的青瓷大盘，又可称为大海碗，非常适合南洋土著围坐抓食的习俗，因而深受欢迎。
东南亚又是福建华侨的家居地，流传至今的文物，既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又成为可供藏的艺术品。在印度爪哇发现的1件松溪窑宋代青瓷碟，陶学家如是议价：“本器刻花的莲花篦纹，具有朴素无华一尘不染的清雅之美。欣赏此碟，令人联想到闽地初夏的山水风光。为了向移居南洋群岛的同胞们传达故国之情，宋代的窑工们把器里的荷花描绘得多么生气盎然”。
在中国陶艺百花园里，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论坛上，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中，都有松溪窑瓷器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