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干部监督,是十八大报告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学术界人士座谈时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指出了我们制度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文化障碍。
西方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共识,从而使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
我们的文化强调人性善和 “大多数人是好的”,更希望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注重信任,忽视监督。深入地分析,是缘于面子与人情。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这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不好的基因。监督谁,似乎就是不给谁面子,被监督的人,也觉得没有面子。
传统文化认为:用谁,就要全面地无条件地信任谁,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孙权之于周瑜,刘备之于诸葛亮,完全地信任,完全地放手,千百年来传为美谈。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情结:自认是赤胆忠心,天地可鉴,但接受不了被怀疑,被监督,视不被完全信任为屈辱。“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使西方惯于对事不对人,中国则亲亲相隐,不言人短,不论人非。这种文化潜意识成为监督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障碍。
现代人才观认为:疑人可用,用人要疑。人随着环境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都是可被怀疑的。如果疑人不用,将没有可用之人。只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既要给人才以施展的天地,又要有严格的监管。“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识人是非常困难的事,客观地说,许多出问题的官员在被提拔时还是比较优秀的,上级也是出于公心的。再好的干部不置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下,都会有蜕变的可能。主观的伯乐相马要变为客观的考场试马,赛场选马。再值得信任的马,也要被套上缰绳,不能任由天马行空。许多革命先驱最后走到革命的对立面,说明昨天的辉煌与正确并不是明天可靠的保证,这就要用制度约束,保持合理适度的怀疑,监督贯之于始终。
人是矛盾的复合体,集善与恶于一身。正是因为人的复杂性,在用人上,要信任与监督并重,以信任弘扬其善,以监督防范其恶。历史已反复证明:权力的制衡、严格的监督远比个人的自觉更可靠。
监督是最大的爱护。应当承认,许多倒在贪腐上的干部,是有能力、有头脑、有胆魄、有政绩的,他们因出色的表现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权力的本质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和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