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致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函(译文)如下:兹谨检奉1924年5月21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1917年10月1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对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目的当年报纸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籍退还之名,其实用以鼓吹亲美热度使华人美化为目的之教义。”(见上图)
1924年9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华籍)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简单的说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条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1924年6月24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董事会实物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间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
该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银行。1925年8月11日税务处致安格联第965号令:“兹特遵照本国政府训令,与贵总长筹商,将每月所退还至赔款交付指定之保管委员收领,拟每月由江海关税务司缮给美国公使支票一纸寄交。美国公使收到该项支票时,即在支票上缮写交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收领字样送交。该董事会收到该项支票,即行缮给收据一张。”(限于篇幅未载全文)(5)在世界会计界占有极高地位的杨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给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整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用途意见书》说:“庚款源于关税,前因担保赔款信用,将此项巨款存放外国银行,致我国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压迫,全国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变更办法,以解除其束缚。今因协定赔款退还,而该款仍存放于外国银行,实使全国商民失望。嗣后应随时设法,使此项赔款余额收支,能全数移归中国金融界经营,以期调剂金融活动市面。”(6)杨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实现,这直接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
从1926年——1948年,共举行年会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孙科赵元任等都曾经成为董事会成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自从成立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1929年初原清华大学基金会向该会移交的基金的总数按账面价值为银元6,177,621.61元,该会总价值5,899,735.05元。以后美国庚子“退款”,除拨付清华经费与留美费用外,余额也都储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华基金本息总数已达1600余万元。(7)。
北洋军阀时期,北洋政府曾经以各种理由企图挪用清华基金,但都被清华基金拒绝。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经停付庚子赔款一年,相应的“退款”也随之停止。但海关税不在期内,1932年仍赔付美国1919967.11美金。1932年12月16日财政部致梅乐和公字第4631号训令:“查美国庚子赔款今年三月起缓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会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额付清后,于一九四六年补付……”(8)
抗战开始后由于东南沿海被日军占领,海关收入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下的敌伪政府所扣留。国民政府1939年1月15日发布《财政部关于海关担保债赔各款改为摊存办法的通告》财政部通告:政府对于偿付债务向来按期履行,尤以海关担保各债,从未逾期。……不意自日本人侵略以来,用尽欺骗威吓之伎俩,将海关担保债务之税款,全部勒存于日方银行,计战区各关应摊而未解之银额,由政府转商中央银行透支垫付者已积至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元之巨。……政府为维持债信,仍按期照付。……对于海关担保各项长期债务,凡在战前订借而未清偿者,当就战区外各关税收比例应摊之数,按期拨交中央银行专项存储。……”(9)不得不说国府的信誉“极佳”,对日庚款一直赔到1939年1月。
这就把原来海关收取的关税担保赔款,转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各战区向战区当地农民收取,然后按月交与中央银行。自1942年10月海关实行公库法后才与废止。这笔摊存的赔款总计法币4051142.18元,金元0.15元。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同于废纸,最后在1949年1月按当时的折合率以金元券1.49交库,作了一次性账面上的销案。(10)这些被一次性销案的钱都是各战区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田赋!
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起将庚子赔款的债务(为关税担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一直赔付到1939年)。清华的经费只能以过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财政部的拨款加以维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冻结各国资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拨付,清华只能靠借贷维持。当时的清华大学基金分两部分储存,一部分储存在国内银行,一小部分储存在美国银行,用以支付留学生的及清华大学聘请美国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等。到七七事变国内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数额的两三倍。抗战期间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国内的那部分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所剩无几。而战前在美国的那部分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董事会成员善于经营,本息连年积累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极为可观。到全国解放时,基金积累日剧巨。关于在基金的使用手续,有关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且需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款。
梅贻琦先生在台湾(中间)
国民党政府败败逃台湾后,曾经想掠夺这部分款项。关键时刻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抵美。他曾经对人说,解放前夕出走美国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笔基金。曾经做过多年梅贻琦先生秘书的赵赓彪先生回忆:“其时政府(台湾当局)财政困难,外汇存底不多,大家觉得清华基金是一笔了不起的数字,各方面都想利用或沾润,因此梅先生压力很大。……1954年春天,有几位列军籍的校友,曾当面对梅先生提出质询性的要求,梅先生时候告诉笔者,对那次谈话(印象)几位恶劣。……”(11)
从1950年起,梅贻琦先生在美国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继续经营此款。1951年他组织台湾清华大学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刊物。还曾经利用友人回大陆带信给清华大学,愿意用清华基金资助图书、仪器,限于当时的形式而且友人将原信遗失,此事没成。但解放初清华大学曾经陆续收到美国寄来的来源不明的学术期刊。1955年,梅贻琦先生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大学基金筹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今天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梅贻琦先生患病住院,病床下一直有一个手提包,1962年梅贻琦先生逝世,此包由秘书封存,后约集众人一同启封,里面收藏着清华基金的使用、收支的全部账目。
中美建交后清华的校长访美曾经提及清华基金,但美以“此事纯属民间问题,美国政府不便过问为由”搪塞过去。不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在1970年清华基金账面余额为700余万美元,实际价格达900余万美元。现在每年仍将此基金的盈利拨付给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美国还利用“退还”的庚款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基金(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原民国五年,前外交部总长陆徵祥担任中国政治学会主席,由其出面向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提议,自庚款中提银十万两作为基金,后交由中华教育基金会管理,至1970年将近二十万美元。还要一些补助事业这里就不详细的叙述了。
左三为闻一多先生1936年百灵庙大捷慰问抗日将士
据1937年5月4日《财政部公债司为送内外债及赔款数目表致秘书处函》统计美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已还44061732美金,尚有9286413美金未还。(12)我自己粗略计算为2800余万美元。无论“退还”多少,如美国学者迈克亨特指出,“美国原本就不公平地获得了庚子赔款,现在退还一部分但拒绝将它用在中国急需的事情上。而且美国限定庚款用途损害了中国利益”。美国“退还”庚款确实起到“退款办清华可以造就中国的领袖人才,可以使中华民国的基础巩固”。“留美归国的先辈,有的在中国政局上很有影响”,“只就目前而论,这番举动于中美关系上,已经发生异常的效验”。(13)但是清华园更多的是为了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奋斗的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先生这样的人;更多的是甘愿隐姓埋名为子孙后代铸造利剑,不用在劳什子用所谓“退还”赔款求学的邓稼先先生这样的人。
所谓的美国“退还”庚款,就如一伙强盗到村子烧杀抢掠,一群不甘心当奴隶的人奋起反抗杀死几个强盗,强盗觉得受了委屈,强迫村长赔款一百。后来发现村子太穷,得了我要的赔款太多——赔八十就行,你还照一百赔,多余的二十我每年返还给你,你送一个孩子到我们村读书,其实村子里有五十个孩子。后来一个新村长带领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赶走了前村长,一年后为了不让强盗再入自己的家园,也为了邻居的孩子也能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在邻居家的土地上与十六个国家鏖战,迫使强盗头子签下城下之盟,这之后新村长努力使全村五十个孩子都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