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导读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赵沨在“文革”中挨批斗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
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马思聪 批示 1960年音乐出版社关于朱南溪《弦乐四重奏》稿件处理记录表一份四面
附朱南溪钢笔信札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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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 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噎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噎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