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这当然是后话。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当家做主的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觉醒,也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着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迫在眉睫。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等待资本自发积累,这必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年轻的新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围堵,拖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