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霉剃戒”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整罪射挨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 ——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Frida”,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Rivera与Frida的妹妹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Rivera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Frida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Frida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Frida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 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浮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然而Frida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40年代早期,Frida与Rivera离婚,原因至今是个谜,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与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Rivera认识到Frida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后来两人又走在一起,Rivera重新向Frida求婚,直到Frida的生命终点,Rivera一直陪在她身边。 除了画家身份外,弗里达同时也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在1954年,感染肺炎的她不听劝告,却执意参加反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游行活动,不久便逝世了。弗里达的死至今仍众说纷云,最普遍的说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自杀,方式是在一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