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云贵边界,深山峡谷,372米的落差。
“鲁布革”,本义为布依族语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测人员误作地名,标入地图。但就是这个“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引发了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强烈冲击,“鲁布革冲击波”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
1982年,国家决定将鲁布革水电站作为水电改革开放试点。黄泥河畔,两支队伍,两种模式,展开了一场较量。
一支队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仅派来30人管理团队,以市场化方式,从水电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统工程不仅工期提前5个月,而且质量优良。
另一支队伍水电十四局,延续用行政命令组织施工的体制,承建的厂房枢纽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枢纽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为疑问。
两种模式的不同,一线工人体会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种特殊钻头,挪威专家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从奥斯陆空运过来,却被搁在某办公室里闲置半个多月。与之鲜明对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车全部停在施工现场,供工人办公事用。
工资是体制的集中反映。一位当年的台车工回忆:“在十四局拿等级工资,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奖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930多元。发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没东西装钱,就用安全帽装了满满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发放工资,大大激发了工人的干劲。
1985年2月,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来到鲁布革。她穿着布鞋,就走进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内干净整洁,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烟尘三分钟就随通风管道吸出。当她来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时,不得不换上水鞋,因为洞里污水横流,十分杂乱。
同处一条河,同干一个电站,同样是十四局人,两者差距为何这么大?鲁布革像一面镜子,照射出计划体制下基建行业的弊病:体制不顺、效率低下、队伍庞大、包袱沉重。
198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水电十四局参照日本大成公司项目管理经验,组建现场指挥所。精减管理机构,优化劳动组合,改革分配制度,强化技术措施,使用先进设备,不但抢回了耽误的工期,还创下泄洪洞大断面开挖月进尺245米新纪录,最终,电站提前108天建成。
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相结合,创造了鲁布革的奇迹。198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广鲁布革水电站工程的经验。“鲁布革冲击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建设管理模式,打开了中国工程建设走向市场化的一扇大门。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廓清“姓资姓社”迷雾,摆正“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前海,昔日的滩涂如今高楼林立,高端产业聚集,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
2016年,随身宝科技创始人郭玮强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参观,宽敞的办公空间、高效的服务体系、完善的生活配套,特别是公开透明的政策法规环境,让他当时就做出留下来的决定。如今,公司成功完成两轮融资,生产的智能银包、智能行李箱远销海外。
企业成长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以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管理改革为特征,“前海模式”成为深圳速度的新概括。
七十年的探索实践说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都发挥好,就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
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40年前,深圳“敢为天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破冰、探路。如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深圳再出发。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