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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是春节,在这个时候和您谈这本书,尤有意义。岁末年初,圣诞春节。回家,是这两大代表性的中西方节日的主题。从谋生的他乡千里迢迢返回故乡,不再是个别人、某个村庄、某个区域或者某个国家的节令性情景了。
《香港重庆大厦》聚焦那些为了生活而远走他乡的普通人,他们“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背井离乡去其他地方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
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类群体,并把他们暂住的重庆大厦作为您的研究对象呢?
戈登·马修(以下简称“马”):如果你想知道香港为什么是香港,你不应该去兰桂坊,而应该去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恐怕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楼,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和临时工来此淘金,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来此猎奇或者寻找廉价住宿。1970年代到1990年代,很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观光客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做贸易的。
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尤其是2006年到2009年,我开始作这个研究时,“低端全球化”是重庆大厦存在的缘由。如果不聚焦“低端全球化”,就无法理解重庆大厦。因为大多数的生意靠它供养着,所以这幢大厦才会存在,才会国际化。这个状态也许快结束了,很多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商人换到广州做生意去了。
这是重庆大厦目前的阶段,但在我作研究时,“低端全球化”正是它存在的原因。从咖喱角、手机卡、自慰器到漩涡浴缸,那里真的是什么都有。
李:可以说,没有在重庆大厦的这段经历,您不会提出“低端全球化”这个概念。您对它的定义是“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与发展中国家连在一起”。
其实,符合这样定义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比如曼谷和加尔各答,巴黎和纽约,广州和义乌,等等。如果把中国大陆的“海淘”也算在内,“低端全球化”已进入网络时代了。
马: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举足轻重。我愿意认为百分之七十的世界受到“低端全球化”的影响,现在广州的中非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一种。
值得指出的是,“低端全球化”在人类学中还是相对新鲜的提法,之前人们会谈到“非常规经济”,但没有特别讨论“低端全球化”。在我2011年出版《香港重庆大厦》之前,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现象。
2012年,我又出版了平和地讨论这一话题的《低端全球化:另一种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