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名字,铜元局就是个有钱的地方。
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有钱的地方。重庆地区最早的,也是当年唯一的铸币机构——铜元局就设在这里。
清末民初,铜元局是各路军阀必须占领的地方,哪怕是打败了撤离重庆,铜元局也列在必抢清单的首位。仅仅在1923年这一年中,黔军周西成师(后来的贵州省长),就前后抢了铜元局三次(7月14日、8月21日和9月4日)。
这里就是苏家坝立交,铜元局就在旁边不远处,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网红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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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局由来
铜元局是1905年以后才有的名字,此前一直叫苏家坝。现在,菜园坝大桥南桥头的地名,就还是叫苏家坝。严格地说,铜元局应该算是苏家坝的临江部分。
早在1890年,即重庆正式开埠的前一年,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孚公司,就在苏家坝建造货栈——所谓货栈,小一点的现在叫库房,大一点的叫物流园。这应该算是南岸区最早的外资公司之一吧。
铜元局,顾名思义,是造铜元的地方。有些文章说,重庆铜元局是四川最早造铜元的地方,这是胡说八道。
1896年,成都成立了个银元局,开始造银元。1903年,银元局内新设“四川铜元局”,开始造铜元。1905年,两局合并成四川银铜元总局,后来改为成都造币厂。所以,重庆铜元局,只能算当时四川的第二个铜元局。
成都版的铜元,产量非常大,在相当时期内,是川渝两地主要流通的铜元,从1903年到1911年,四川铜元局共铸造了7亿多枚铜元。这期间,重庆铜元局还没有开工呢。
那么,既然成都已经有了一个铜元局,为什么还要在重庆新设一个呢?
简单说,重庆铜元局其实不是政府搞的,而是一家企业办的,这家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川汉铁路公司”。
1904年1月,这家间接埋葬了清政府的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说间接埋葬,是因川汉铁路导致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川,清廷调动5营武昌新军赴川镇压,武昌空虚,起义由此爆发。
公司成立后,大家一测算,修一条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需要5000万两白银之巨。
钱不够,怎么办?当时的川督锡良真聪明,把脑袋一拍,在“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和官本之股”外,另想出了个“公利之股”的招数:把募集来的股本金,再去投资,投资收益(即公利)充做新的股本。
“该公司又请在重庆府城试铸铜元,拨其余利,充作公司股本”——重庆铜元局,就这样诞生了。
锡良们很会算账,计划把股本100万两,存入当铺、盐局,再借出来150万两,开办重庆铜元局。这个新办的铜元局,产权属于铁路公司。但最后开办的时候,实际只拿出了80万两(一说累计花了180万两),而且是直接从股本金里面划拨的。
为了给川汉铁路凑钱,而且坚决不能要外资介入——早在1888年,就有英法资本表态,愿意出资修建川汉铁路——激进的爱国者们绞尽了脑汁,除了办印钞厂(铜元局)这个最赚钱的生意,还先后把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存入上海、武汉数家钱庄拿高息。
最了不得的是,还划出了85.2万两银子,去上海炒股,买了当时著名的骗子股票——马来西亚的兰格志橡胶园股票。
最后的投资结果是:存在上海钱庄里面的钱,因1911年上海股灾,亏损200万两以上,加上炒股、办铜元局等亏损,整个“公利之股”,共亏损超过300万元。
讲个插曲小故事。这堆不值钱的兰格志股票,在1911年底,被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拿去,在日本人那里抵押了25万大洋,全数购买军火,组建了一支蜀军打回四川——即后来著名的川军第五师。而存在武汉钱庄的钱,后来,被在川军内战中赶出四川的杨森,取出来做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铜元局老厂房,最合适做成重庆开埠纪念馆。
2
铜元和银元
1905年,建设铜元局的资金就全部到位,但直到1913年,民国都成立两年了,铜元局才正式投产。
本来还想靠这个铜元局,为川汉铁路挣点钱,哪晓得,等清政府都垮杆了,这铜元局还没有开工,效率实在太低了点。
当然,何止铜元局,就是川汉铁路,也是效率低下的样本。集全川之力,募集了2337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近一半股份是强制全川百姓入股,即“抽租之股”),但是,从1904年到1911年,整整7年时间,只修了十几公里运料的铁路,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在干什么(据说川汉铁路公司的高管们,都挣了不少钱)。
从现有资料看,自1905年从苏家坝购得200亩土地,用于修造铜元局后,工作进展就一直缓慢,仅仅去上海订购机器,签约就花了两年之久——这真是标准的“慢生活”。
两年时间,订购了英式和德式设备各一套。与之配套,在苏家坝江边,分别修了德厂和英厂,用于放置德式和英式设备,但是,花巨资购买来的英式设备,一直没有开封使用。德国设备安装好后,又因为原料铜未能大批量解决,以至于“仍不能正常生产”。
据曾任铜元局公务科科长的傅友周回忆,如果英厂、德厂日夜开班,可日产铜元30万枚、银元8—10万枚。真如此,可谓财源滚滚呀。
早期的大清铜元,一枚面值为当制钱十文。
铜元的学名叫“大清铜币”,是当时银元的辅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角”。一枚铜元面值不定,当初才出来的时候,视重量不同,分别“当20”、“当10”、“当5”和“当2”。就是说,一枚铜元,可以分别当20、10、5和2枚制钱(民间叫毛钱)用。
大清铜币是1900年从广东开始铸造的。1903年,四川铜元局学习广东经验,也铸造铜币。这个时候的铜元非常值钱,原定一块银元的官方兑换价是一百当10铜元(即1000文制钱,也就是民间说的一串、一吊钱),事实上,成渝两地在1903年底,一块银元只能兑换80、90枚当10铜元。到宣统年间(1909——1911),铜元开始贬值,但是一块银元也能兑换120枚左右的当10铜元。
铸造铜元能挣钱,因为铜元里面的铜含量并非十足。在重庆铜元局开办的时候,每100枚铜元的成本,只需要3钱2分多一点的银子,就可以兑换整整一块银元,利润空间非常大。国家规定紫铜95%、铅5%,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紫铜能够到70%都已经是上好的铜元了(也就是说,价值一块银元的100枚铜元,其成本,只需要2钱银子左右)。
重庆铜元局的铜币,一开始就是按照70%的铜,30%的铅铸造的,利润也不低了。到后来,这个比例都保不住,铜含量经常只有60%甚至50%,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铜元局才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规矩,用进口的英国紫铜,再改用日本铜,后来又改为云南东川铜,最后,干脆用品质最低的云南昭通铜——铜元局用的这些铜,相当时间都是重庆聚兴诚银行独家代购,这家四川当时最大的民营银行,靠此单大业务,挣了不少银子。
当200的面值,这是成都出品的铜元,民国期间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
铜元面值呢,也越来越大。
从最高当20,很快就推出新产品当50、当100——这其实就是通货膨胀。1920年代初期,黔军袁祖铭部盘踞重庆时,就把市场上收回来的小制钱,以及当10、当20、当50、当100的铜元,全部统统改铸成面值当200的大铜元,挣了不少黑心钱。
那时,银元和铜元的比值,也快速贬值到一块银元换10多千文,也就是1比1万多,最恐怖的时候,这个比值达到1比3万多,相当于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当200的铜元150枚以上,货币贬值30倍以上。
铜元局也铸过银元。1920年左右,应重庆商会的要求,为重庆各商帮铸造过大约100万元银元。当时,成都造币厂也在铸造银元,但是需要重庆这边把白银运过去,一来一往运费不低,加上成都那边政局不稳,一帮军阀在成都打来打去,天晓得你运去的银元还运得回来不?
而重庆,有很多老外,所以军阀们不太敢在重庆大打出手,重庆政局相对稳定——所以,重庆商会干脆就委托铜元局加工银元。
3
你争我夺铜元局
铜元局既然是一块大肥肉,必然就你争我夺。
每一任局长,来头都大得不得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大佬,都把手伸进了铜元局。梳理一下几任局长,可以看出端倪。
1912年,民国元年,铜元局开业在即。北洋政府把重庆铜元局收归国有,叫做“财政部重庆铜元局”,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年份,铜元局一直掌握在地方当权派手里。
比如民国时期首任局长李哲夫,就是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的兄弟伙。第二任局长,干脆是当过几天四川都督的蒲殿俊(还担任过北洋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兄弟蒲季和。
第三任局长吴明远,又是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吴鼎昌的兄弟。吴鼎昌可以称作是袁世凯的金融管家,又是大公报的社长,影响力巨大。此君后来投靠老蒋,任贵州省省长、国民政府文官长,妥妥的正部级。他的兄弟掌管了铜元局两年。
这两年,吴兄弟发财发得不爱不爱的,两年时间,铜元局亏损40多万两银子,据说仅仅是他娃打牌就输了十多万两。
1917年到1920年期间,四川督军国民党人熊克武派他哥哥熊屿帆来当局长。这个熊大哥比较靠谱,这期间铜元局扭亏为盈。前面讲的为重庆商会铸100万银元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任上。这一单业务,就挣了7、8万大洋。
1920年到1926年期间,重庆大部分时间被黔军盘踞。穷慌了的黔军,怎么可能放过铜元局这只肥羊,于是,铜元局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每天开足马力,拼命铸造当200的大铜元,盘剥我大重庆的无辜人民——那时,铜元是老百姓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银元则很少在市面上流通。所以,改大面值,等于是直接抢老百姓的钱。
在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市面上的小面值铜元都被军阀们搜刮了,满街都只有当200的铜元,找补不开,老百姓购物很不方便。
大家只好把当200的大铜元,用剪刀对剖再对剖,一分为四,每个四分之一算“当50”面额。问题来了,这个对剖后的铜元,边角很锐利,动不动就挂坏衣服、划伤皮肤,惹得民间怨声载道。
1926年,刘湘赶跑黔军袁祖铭,进驻重庆。从此,直到抗战,重庆进入刘湘时代。
刘湘委派心腹大将,也是他读军校时的老师王陵基来当铜元局局长。王局长只会打仗,不会经营,两年亏了45万大洋。只好找有理财高手之称的刘航琛来帮忙。
刘航琛确实聪明,他不铸大铜元了,而是改小。面值不变,还是“当200”,但是用一个大铜元改铸两个小的“当200”铜元——同样重量的铜,却可以多出产一倍的铜元。这招确实狠!
好在刘航琛接手的时候,给王陵基先打了招呼:给我一年时间,保证扭亏为盈。但是,到时请你王局长一定辞职,铜元局也不要搞了——兄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果然,一年后,刘航琛帮王局长挣了54万大洋,填补掉亏损的45万,还挣了9万。刘航琛要求王陵基履约辞职,已经调到万县当川东绥靖司令的王陵基欣然从命。
刘航琛深知铜元局乱铸铜元的弊端。在受命担任刘湘的财政处长后,力劝刘湘关闭铜元局。
1930年,铜元局改为刘湘21军的子弹厂。从此不再铸币。
但是,铜元局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原标题:铜元局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