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没有被告人在检察阶段认罪认罚,庭审后又反悔或判决后上诉的情况呢?
一般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检察机关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基础上,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实质上是在个人与检察机关之间达成的合意。根据契约精神,控辩双方均应当受协议内容的约束,有义务配合推动协议的履行。
但检察官苗瑞最近办理的案件中,就有被告人撕毁控辩双方“协议”的情况。他分析,不排除某些犯罪嫌疑人在同意做认罪认罚的时候,持有“如果不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会被判得更重”的心理。
实践中,也有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的情况。如2019年4月,山东省巨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张某涉嫌贩卖毒品案。张某认罪认罚并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巨野县检察院根据其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及认罪认罚态度,提出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的精准量刑建议,获得一审法院采纳。
一审判决作出后,张某却突然反悔,提出上诉。巨野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张某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系以认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认罪动机不纯,应回归标准化量刑,遂依法提出抗诉。张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该抗的还是要抗,但不一定都抗”,最高检第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说,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抓住一些典型进行抗诉,“个案的抗诉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不用抗诉,使这类案件的公正和效率得到充分体现”。
记者了解到,最高检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整理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案例,将这些正、反案例做成宣传片,以便在全国的看守所播放。用这种直观的形式,让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让部分有意利用程序、滥用程序达到自己不正当目的的人清楚,认罪认罚后又“违反契约精神”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本质不同
认罪认罚不是中国版“辩诉交易”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不是就是中国版的‘辩诉交易’?如何避免‘花钱买刑’?”在美国律政剧中,人们见识了美国检察官与被告方之间的“辩诉交易”,刑案被当成商品,在辩诉双方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甚至重罪可以改成轻罪,数罪可改为一罪。
厘清这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有利于回应质疑和担忧。
美国的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检察官和被告人律师协商,以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轻判为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