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张一凡(1949)也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此问题。②　还有一些学者或　者结合古典经济学的“四分法”,或者吸纳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理论−政策”思路,修补西方经　济学的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围。李炳焕(1946)根据传统的经济学四分法,主张按价格、资本、货币、　贸易、经济周期等话题分别讨论。③　陈君朴(1944)基于瓦格纳(Adolf　Wagner)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主张,提出“中国经济学”体系应该涵盖的基本内容为:(1)经济哲学(经济实体论、经　济文化哲学、经济伦理学);(2)经济科学(理论的经济科学、经验的经济科学);(3)经济技术(各类　经济政策、财政学、保险学与经营经济学)。④　部分学者还研究具体领域的中国化问题。曹茂良　(1942)在阐述中国农业经济学框架(概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形态、农产贸易、农业所得)时,强　调中国农业的历史、地理、经营现状、前途等问题。⑤　众北(1942)根据中国金融的特性与需要,强　调对金融危机、金融合作与金融计划的研究。⑥　归鉴明(1942)认为“中国财政学”需注意两个问　题:(1)“建立社会政策财政学之新理论”;(2)“有健全之财政,始有健全之政治”。⑦　刘大钧(1944)　综合欧美工业化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重新定义工业化,据此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设想。⑧　此外,不少学者继续钻研中国问题,形成了有影响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