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幸的是,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机身突然发生剧烈爆炸,起火燃烧后迅速坠海。
当天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 和《大公报》发布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上空爆炸坠毁...
失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事件发生后,中国代表团上上下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次日早晨,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尼海域,救援队发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3名机组人员幸运获救,包括8名中国人在内的11名乘客不幸全部遇难。
后来机组人员在回忆飞机坠海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这说明直到生命最后关头,中国代表团成员依然保持着冷静、镇定。
当天,中国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并直言:“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失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由于飞机坠毁海域属印尼管辖,按照国际民航法规,只能由印尼政府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5月27日,印尼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究竟是谁放置的定时炸弹,其背后的主使者是谁,这件事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细节?中国代表团迫切知道所有答案,给遇难同胞一个交代。
事后经调查,放置炸弹的是一位名叫周驹的香港机场地勤人员,他受国外反华势力指使秘密实施了这次暗算,他们本来的暗算对象是周恩来,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事前早已更改了航线。
周驹画像
事实上,早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一个月,1955年3月中国政府就曾收到秘密情报,说美帝和蒋介石当局欲阻挠中国政府参会,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4月初,周恩来阑尾炎出院后临时决定改变之前从香港赴印尼的计划,选择从缅甸仰光飞赴印尼。
为了保证安全,这些消息当时都被封锁了起来,外界对此一无所知,特务分子更是无从知晓。
4月7日,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爆发前4天,中央再次收获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利用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际,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获悉后非常重视,他担心的是将要乘坐这架飞机同事的生命安全。
为此,一方面他下令将此情报通知给港英政府,要求其届时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另一方面,他还下令要求飞机在港停留时,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克什米尔公主号”,哪怕是机上食品等也必须由其自己人亲自运输。
但事实上,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落地香港机场后,港英政府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进行监视,而印航机组人员当时也通通下飞机用餐,只留下了一名机械师,而且机械师中途还曾短暂离开过飞机。
事后经调查,4月11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落地后,周驹正是趁着给飞机做清洁的机会,秘密潜入了飞机并在右翼的轮舱悄悄放置了定时炸弹。
国民党暗杀队一成员1955年4月16日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信
在正式登机前,中国代表团成员不无担忧地曾多次询问印航经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引擎检查过了吗”,后又多次要求机组人员仔细检查飞机。
在得到机组人员的肯定答复后,中国代表团成员登上了飞机,他们当然深知此次飞行危险重重,但是他们依然选择忠于职守。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预想的悲剧竟然真的发生了,因为多方的疏忽大意,他们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的8名同胞分别是:沈建图,时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牺牲时年40岁;黄作梅,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牺牲时年39岁;李平,时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牺牲时年26岁;杜宏,时任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牺牲时年39岁;郝凤格,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牺牲时年29岁;钟步云,时任周总理司机,年龄不详;石志昂,时任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牺牲时年41岁;李肇基,时任外交部情报司科员,年龄不详。
现实总是残酷的,事后,虽然中国政府竭尽全力进行多次政治斡旋,但令人遗憾的是,凶手最终并未被绳之以法,而案件主谋周梓铭更是在事件爆发后直接逃到了台湾,据说事后还获得了高达60万港币的酬劳。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名新华社记者,从左到右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爆发后,曾有不少人建议周恩来取消参会以保证生命安全,但他最终力排众议,强忍悲愤之情依然如期出席了这次会议。
“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期间日理万机之余,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遇难的8名同胞,他亲自嘱咐要求将遇难同胞的骨灰先留下,届时等万隆会议结束后由他亲自带回北京安葬。
在如今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苍松翠柏之下赫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其正面是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几个大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其背面则刻写了几名遇难同胞的姓名等。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死难烈士公墓。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死难烈士公墓。
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深刻的教训,此事件也直接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原来在建国初期,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限制,以及自身条件落后,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人出国访问一直都是租用外国飞机出行,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无法保证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最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这次空难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发展自身民航事业已经刻不容缓。
“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我们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远航?”
1965年6月,中国民航专机顺利完成首次国际远航,图为周恩来与当时机组人员合影。
从1955年到1965年,10年期间,中国先后多次从苏联购买了先进的民航客机,并改造为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专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亚非国家正式与中国建交,越来越多国际航线被顺利开通,中国驾乘人员的远航飞行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直到1965年6月,当周总理出访非洲时,他郑重决定全程乘坐中国民航飞机,“我带领你们去远航,中国民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这是中国民航专机的首次国际远航,从6月1日到6月10日,从北京到巴基斯坦,从坦桑尼亚到埃及...飞经亚非十多个国家,起降8个机场,飞行80多个小时、44500公里后,机组人员最终顺利完成了首次国际远洋航行。
“飞行得很好,安全地飞出去, 又安全地飞回来了。大家很辛苦,要给专机组的同志们记功!”
而随着这次国际远航的成功结束,我国领导人出访只能租用别国飞机的历史被彻底终结,曾经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也彻底永远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过往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