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組:邱然陳思黃珊
採訪日期:2019年6月4日下午、6月5日上午、7月1日上午
採訪地點:福建省委大院
採訪組:梁部長,您好!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市委書記期間,您也在福州市任職,你們一定有不少接觸,請您講一講他帶給您的最初印象吧。
梁建勇:最初與習近平同志相識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也就是他到寧德工作以后。當時,我在省直機關工作,到寧德去過幾次,在開會、調研當中與他有過幾次接觸,但我們之間交流不多,對他沒有很深的了解。1990年,習書記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和他開始有了比較多的接觸。
習書記熱情好客,他剛來福州時,周末或晚上有時會叫一些年輕同志到他的臨時住處聊天,了解一些福州的情況和掌故風情。我們省直機關的年輕人也很願意去叨擾他。習書記當時30多歲,平易近人,很健談,也很有親和力,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是一種享受,大家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樣,一點兒也沒有跟領導談話的感覺。習書記的知識面非常寬廣,有時談他過去的經歷,有時談他喜歡讀的書,在交流中不經意間就流露出淵博的學識,所以大家聊起來非常愉快。
習書記平時堅持鍛煉身體,他通常工作到晚上九十點,然后就到省體工隊游泳池去游泳,我們經常會在那裡碰到。等運動員結束訓練散場了,我們就進去游一個小時,每次進去時,游泳池水還在不停地涌動。那個年代的游泳池非常簡陋,但習書記隻要不出差、不下基層,基本每天忙完工作都會堅持去,持續有三四年的時間。為了省電,習書記要求我們游泳的時候隻留一盞燈,能模模糊糊看見就行,因此整個游泳池都很昏暗。他每次都自帶浴巾、肥皂沖澡。我們在那裡一般也喝不到茶水,有時口渴了就喝我們自己帶去的瓶裝水。
現在,那個游泳池早已拆掉了,但那個毫不起眼、簡陋的場所至今仍承載著我很多美好的回憶。那個游泳池是運動員訓練場地,池邊沒有提供休息的躺椅,因此我們游上幾個來回,累了就扶著游泳池的邊休息一會兒,這時我和習書記就會聊上一會兒。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有很多交流。一方面,他會和我們談一些基層的事情,比如群眾關心的民生問題、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他對社會上一些新生事物非常感興趣,也很了解。他還會談起他讀的書。通過談話,我發現他對這些書並不是一般性泛泛地看,而是帶著思考有研究地讀,包括他對作者的了解、對內容的解讀很到位,讀后的感想也十分深刻,他都會與我們分享。習書記酷愛讀書,涉獵面非常廣,新書、舊書,國內的、國外的,哲學的、文學的,社科的、科技的書,他都看。他在哲學方面提得比較多的,一是黑格爾的哲學,《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等書他都有深入的研讀和思考\ufe54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資本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
文學方面,中國古典文學聊得不少。他喜歡的一些外國作家和作品,我也很喜歡。比如,俄國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列夫·托爾斯泰、阿·托爾斯泰等大文豪的著作。他對德國文學的興趣非常濃厚,多次講起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陰謀與愛情》。他還經常談起法國文學,像莫泊桑、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等著名作家的書他都精讀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外不同場合,不止一次講述過他的讀書故事,說他的最大愛好是讀書。2014年10月,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一口氣列了66個外國文藝家的名字,絕大多數是作家。根據我的了解,對這些文學大師的作品他確確實實領悟得很深刻、很透徹。
在聊天交流中,我發現他讀書非常深入、非常細致,把時代背景以及作者在故事中所想要表達的寓意解讀得很深刻,而且他博聞強記,《戰爭與和平》裡那麼多的人名,那麼多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還會談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浮士德》在我來看是很難讀懂的書,但習書記很了解《浮士德》的時代背景,以及該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藝術特點,有時候他寥寥幾句話,就把一個問題講得很透徹,使我受益良多。
習書記經常會談一些他當年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西北黃土高原惡劣的環境、貧瘠的土地和昏暗的窯洞、善良朴實的鄉親們,在他的娓娓道來之中展現了一幅極有生活氣息的畫卷。在他的講述中,我能感受到青少年時代的他在那裡經歷了多少艱難和困苦,包括扛糧包、吃生肉、跑幾十裡山路借書這些事,他都講過。但他在回憶那段艱苦歲月的時候,我聽不到一絲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奮斗的豪情和他對父老鄉親的深厚感情。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書記之初,是如何開展調研的?他在日常工作當中開展調研有什麼特點?
梁建勇:習書記的調研不僅限於上任之初,而是貫穿整個任職期間。習書記調研的頻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調研從來不是走過場、做樣子,而是注重實際效果,注重解決問題。一是,他每次下去帶的人不一定多,但人員配置很有針對性。他會根據地區的特點和之前掌握的一些情況,預先做好功課,在去之前就指向很明確,涉及哪個領域的,就帶相應部門的人去。二是,他專門去問題多的地方。當時,改革開放隻有10多年時間,福建沿海的縣(市)面臨著很多特殊問題,比如走私、販私、偷私渡等,這些問題高發的地區,比如福清、長樂、連江、平潭這幾個縣(市),他都及時去調研,為他后面解決這些問題打下了良好基礎。
福建沿海偷私渡問題突出,有時代因素,也有歷史因素。改革開放初期,國門打開了,人們對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再加上福清、長樂、連江、平潭這幾個縣(市)的華僑關系非常多,沿海地區出去也方便,很多人踏上一條船就出去了,而且規模也越來越大。另外,福建與台灣隔水相望,所以也有不少私渡去台灣的人。
鑒於偷私渡問題對國家形象和社會穩定的影響,習書記一上任就到這幾個偷私渡頻發的縣(市),針對焦點、難點問題開展調研、開現場會,並到各縣的港口、碼頭、邊防、哨所等地方檢查。在習書記任上,治理偷私渡工作正式列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工作。在他領導下,市委調動各個部門齊抓共管,認真開展調研摸底,對症採取有效措施,推動各項工作穩妥落實,再加上制度保障,偷私渡頻發狀況得到有效遏制。從此以后,福州偷私渡問題得到根本好轉,很少再有這種事發生。
偷私渡問題相對來說比較具體,而整個城市的治理和經濟發展,則有賴於宏觀層面的把控。習書記對此也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先從基礎調研抓起。他剛來福州時,整個城市經濟實力還很弱,基礎設施落后。福州雖然是省會沿海城市,但一沒有高速公路,二沒有大型港口,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風也比較散漫。習書記在機關工作作風方面做了大量調研,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了解了真實情況。他首先致力於在福州市黨政機關營造一個“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優良軟環境。
1991年1月14日,習書記在這一天的《福州晚報》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一篇豆腐塊報道,內容大致講的是福州需要一本市民辦事指南。這篇報道引起他的高度重視,他馬上組織市委政研室等部門的同志研究市民辦事的各種流程和難點,在50個小時之內就編寫了一份《福州辦事指南》,並且第一時間在報紙上發布消息,以向群眾反饋。接下來,習書記召開市委工作會並作講話,要求機關干部對群眾的訴求給予充分重視,講求工作實效,少說空話,狠抓落實。這次工作會議3天之后,習書記又在馬尾的現場辦公會上提出,“要抓住那些群眾急需解決的問題”,群眾的事要“馬上就辦”。同時要抓為群眾辦事落實效果的督導工作,即使完成了,也要回頭看,通過督促檢查落實“真抓實干”。
機關一些干部中存在多年養成的惰性,需要一個克服過程。但習書記雷厲風行,大大縮短了作風轉變的時間。同時,他也不斷創造更好的硬件條件和制度條件,著力提高干部為群眾服務的效率。習書記對制度問題有很多思考。他提出,把為群眾辦事置於優先位置,在辦事效率提高的同時,公務人員的勞動也需要制度化、規范化。比如,你想提高一個地區的治安水平,解決的方法不能是讓警察每天加班不休息,今天通宵加班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休息一天?否則身體受不了,第二天的工作也做不好。搞突擊隻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長此以往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把制度建設跟上,以制度合理調配人力資源,這樣才能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福州當時搞了全國首個一條龍服務的“一棟樓辦公”,把各個機關單位的服務窗口集中在一棟大樓裡,讓一系列手續可以在一個地方高效完成,讓群眾辦事少跑腿,大大提高了為群眾服務的效率。包括習書記后來到省裡工作以后主持的“數字福建”建設,以及整合各個部門的投訴電話集中到“12345便民服務平台”喊出“12345,有事找政府”,再上升為電子政務,這些都在制度和硬件層面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打出了一套提高機關辦事效率的組合拳,保障了“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可持續發展。
減負增效也是習書記對制度建設的一大貢獻。自始至終,習書記對基層都非常關心,當年他就提出減負要與增效相結合,把公務人員從一些無謂的低效勞動中解放出來,從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更多直接為經濟社會發展和為群眾服務的事情。
在習書記的嚴格要求之下,福州的機關服務效率得到明顯提高,社會經濟發展也駛入快車道。全市的生產總值在省會城市中排名從199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8位,進入全國先進行列。
所有這些成就,都是習書記通過最基礎的調查研究,一步一步將政策研究成果轉化為工作實際效果。今天我們講整頓作風的問題,講減負和增效相結合,講減負和創新相結合,講多到基層現場去,這些都和習書記當年的思想精髓相吻合。習書記當年還不斷向我們指出調查研究要多到困難多的地方,多看具體的事,“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直到今天,這些先進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仍是我們應該好好遵循的。
採訪組:“后院”和“角落”具體是指什麼?
梁建勇:“后院”和“角落”就是那些沒有擺在明面上的事情。“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的調研辦法,與那些“走馬觀花”式的調研有很大區別。比如,他去調研的時候,對下面已經安排好的“成績展示”可能就不那麼在意,他會去看一些很細節的地方,去尋找企業的困難點,問問企業發展中資金貸款、員工招聘等短板,看看農業生產的缺項,去群眾家裡掀開鍋蓋看看吃的什麼,慰問哨所官兵時把手伸到戰士被子裡面看看潮不潮,等等。
關於“后院”,當年還發生了一個有趣的事。羅源、閩清、永泰三個縣,可以算是福州市類似於“后院”的地區。習書記曾經形象地把沿海的幾個縣比喻為足球場上的前鋒,把這幾個縣就比喻成后衛,希望他們保護生態要當好“后衛”。有一次開會發言的時候,這幾個縣的領導都發了言,其中一個縣的領導說:“習書記,我們是后衛,我們想當好后衛。不過,我們還想當一個全攻全守型的后衛,當一個能進球的后衛!”此言一出,會場笑聲連連,習書記也很高興,對此表示贊賞。
採訪組:在福州戰略構想形成過程中,習近平同志的整體規劃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梁建勇:習書記在福州擔任市委書記的幾年當中,他的整個決策都貫穿著一種審時度勢的大局觀。這是我們都很佩服習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任何具體事情,習書記都可以放在大局裡面通盤考慮。這是領導干部的格局問題,也是一種重要的領導素質。
1992年11月10日,習書記主持召開了一個政策咨詢調研會議。凡是習書記主持召開的會,大家都比較放得開,願意敞開胸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的同志講了當時流行的“紅燈論”,習書記就此談了看法,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廣東和福建沿海開放地區流行一種論調:“遇到紅燈繞道走,遇到黃燈搶著走,遇到綠燈快快走。”這個論調大致意思是隻要沒有嚴重違反原則,就可以大干快上,聽起來似乎也大差不差。這種思想逐漸流行開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演變成“黃燈趕快搶,紅燈也可以試著闖一闖”。對此,習書記嚴肅指出,我們不能搞這種“紅燈論”,我們都希望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加快地區發展速度,願望都是好的,但違反中央原則的事情堅決不能做。希望大家不僅要弄清楚“能干什麼”“不能干什麼”,還要弄清楚“允許干什麼”“應當怎麼干”。習書記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他站在國家層面和戰略高度考慮問題的大局觀。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同時也要求大家站穩原則立場,與中央對標對表,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把“張弛有度”的原則把握得很好。他提倡“今日事今日畢”。我們跟他工作,並沒有什麼無休止的“5+2”“白加黑”。遇到一些需要集中處理的工作,有時候也會晚上燈火通明,大家一起加班,但我們並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