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著从革命史的角度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组成。这一框架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但它的确是以1840年-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这一主张的滥觞。虽然他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接受了胡绳的分期;但在1956年7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所作的报告中,他仍强调1840年至1949年间的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是习惯上把1919年前称作近代史,把1919年后称作现代史。在这里,范文澜强调了“习惯上”,表明他并不认同这样的分期是科学的。他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胡绳建议把1840年-1949年
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又一次发生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的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笔者和赵庆云合著的《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这样的分期法割裂了1840年至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因为这1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分期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诚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分期在当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前进,其局限性愈发显现。解铃还需系铃人,胡绳在反思中曾多次建议打通1840年至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在序言里一开始就说:“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