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社会公正价值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
唯物史观指出,人类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历史发展总体进程中,唯物史观肯定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性,而且这个必然性最终都会变为现实。然而,这个必然性的实现及漫长过程中每个具体的阶段是否能顺利地推进是有条件的: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性就一定会变成现实,否则,就不可能变成现实。也就是说,它对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的结局预设了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或者前进,或者停滞,甚至倒退。最终是何种结局,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和实际力量的较量结果。落后国家由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可能越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跳跃式地进入更高的历史时期,这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西欧一些落后的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接受了当时比较进步的封建制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19世纪的美洲大陆基本上还处在奴隶制时代,当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步伐在美洲飞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和南北战争废除了落后的奴隶制,而且越过了已经过时的封建制,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隐含着偶然性的因素,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隐含着跳跃性发展的特殊性。
人类历史是历史主体追求自己的目的的能动过程,主体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其选择。在影响历史主体选择的各种因素中,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最直接的精神动因。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开始,就产生而用必然产生对消灭压迫与剥削的公正社会的执著追求,以及为这种追求而进行的各种理论与现实的斗争。只要不消灭不公正的根源――私有制,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正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私有制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它对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代替是人类社会公正史上崭新的一页。因此,自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历代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各种不公正的丑恶现象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预测、描绘甚至试验。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都不免流于空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历史变革力量,将社会主义的公正属性建立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之上,使人类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合理性合而为一。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及俄国的特殊状况进一步进行了考察,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主体能动性,自觉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跳跃性,并且自觉吸取世界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抛弃资本主义的否定成果,就有跨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马克思关于跨过“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条件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弊端的充分暴露及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更为公正的信念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公正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由理论变成现实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人们所不能忽视的。
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瓜分市场和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严重削弱和打击了垄断资产阶级本身,于是在一些经济很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薄弱环节,使这些国家的阶级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首先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俄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和特殊地位,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结点,各基本矛盾的结集使它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得出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并在实践中领导俄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及俄国广大人民对公正社会执著追求的革命热情,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俄国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社会公正价值追求的理性选择。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摆在俄国劳动人民面前的历史选择是要么走社会主义,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别无他途。俄国“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制度,但没有解决整个国家的民主问题(和平、土地、对付经济混乱的斗争、饥荒、工人和民族问题),也没有满足俄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理想。俄国人民在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为社会公正、生活的改善、民主成果的巩固和扩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进行未来道路抉择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凭自觉的觉悟站到了苏维埃的一边,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俄国人民“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且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始了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的时代,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实现了人类千百年来消灭压迫、消灭剥削的社会公正梦想,用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主体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及选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二、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在帝国主义这种外力的影响下逐步演变成扭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内受封建腐朽关系的奴役和剥削,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不堪。为了追求一个更为公正、更为美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及人民对其时现实存在的先进于封建腐朽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进行了考察。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不公正的本质暴露的更加彻底、完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否定并抛弃了资本主义制度,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显示的社会公正属性则为中国人民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一) 资本主义日益暴露出它的不公正的社会本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对外侵略史。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欧洲列强运用野蛮的暴力和战争手段赤裸裸地在东方落后民族推行其殖民政策。“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发端,中国就一直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境地,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帝国主义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转嫁经济危机,使用直接的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仅赔款一项,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即向列强支付了近13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和侵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弊病和不公正的本质属性暴露在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极其痛恨,“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向西方国家寻找着救国救民的出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本和欧美各国国内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阶级冲突丛生的弊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正义的面具,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本质。“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正如李大钊所说的那样:“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洲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陈独秀也指出: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这里显然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中国人从世界大战的“弹烟血雨”、“全欧陆沉之忧”中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吾人之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挤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这新理想。”
帝国主义的不公正社会本质的暴露无遗使得中国人民认识并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五四运动的爆发,宣告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抛弃。
(二)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用现实昭显出社会主义的公正属性。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不过如此。苏联“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这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要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得到解放,并使他们成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使得过去蕴藏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的革命精力,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令中国人和全人类都另眼相看。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指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考察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新创之政府,……凡有老者幼者弱者废疾者,皆有政府给养,故谓之际劳农政府。其主义是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之后,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共同要求自决”。陈独秀也指出:“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
在国际公正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成鲜明对比,苏联苏维埃政府在于1917年7月和1920年9月发表两次宣言,向中国人民声明:“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力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伐斯、谢美诺夫和俄国军队、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劳农政府并放弃庚子赔款。”社会主义苏联所体现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性使得中国人民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真正的朋友,从而在感情上倾向社会主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的公正性中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真正公正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三、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性选择
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和文化特征,它是指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且能够运用最适合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的统一,是科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统一。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实现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想目标。然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做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人为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几经曲折。在此期间,中国历经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但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避免被侵略、被掠夺、受欺凌的局面,也没能改变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这种痛苦求索延续了一百多年,不可谓不长。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了,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的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布破产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