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谈到,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⑧
二、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凡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谈判双方都有交易的条件,而交易的条件总是以各自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取舍的最大限度为依据的。
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以诚促和。1945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富有预见性地指出,重庆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让出广东至河南地区;第二步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让出江北地区;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⑨。并指出,“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⑩同年9月3日,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进行谈判的十一项要点,核心内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这里面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原则,也有明显的让步,特别是第二条、第三条,蒋介石感到特别满意,曾亲自批写了“甚佩”两字。当然,对于“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蒋介石是不能也不敢公开反对的。
在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整编问题上,中共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决不轻易妥协让步,即便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一度中断,蒋介石、赫尔利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中共仍然不为所惧。为什么?就是为了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如:中共提出,在国民党军队留有263个师的前提下,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编为48个师,但蒋介石却只给中共12个师的编制。这其中既有数量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平等合理整编国共军队的原则问题。首先,国共两党的军队问题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要承认现实,用平等的原则解决问题。263个师与48个师的对比是5.5:1,而263个师与12个师的对比则是22:1,这明显是不平等的。蒋介石企图借整编之机削弱人民军队,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在赫尔利提出1/5的方案后,中共主动表示,可以将人民军队的数量让到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1/7,“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有四十三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11对中共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可以考虑”。当然,能比蒋介石要求的12个师多保留8个师,对人民军队总是有利的。中共在军队问题上坚持的另一个原则是,抗日军队必须在双方军队公平合理地整编后,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即在政治民主化后,军队才能国家化,而不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所领导的党治政府。1945年9月21日,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严正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 并且正告国民党和谈代表,“双方商谈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輥?輰?訛对于解放区的人民政权,蒋介石坚持要取消,声称保留“绝对行不通”。中共的根本原则是可以作一些让步,但绝对不能在实行政治民主化之前就取消。为表明诚意,中共主动表示愿将海南岛、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区的军队撤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绥远及陕甘宁地区,但国民政府仍然不作任何让步。对此,中共方面只好提出将此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政协会议去讨论,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
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数量问题是重庆谈判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中共方面虽然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但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中共之所以坚持底限,而不盲目地让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而且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全国来讲是进步的,当然不能说取消就取消,说解散就解散。真正需要改造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这才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的。第二,保存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向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过渡的重要保证。因为一旦交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中共就将丧失一切。中共代表团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数量问题上据理力争,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或留待政协会议解决,从而使其迫使中共交权交枪,搞一党专制的图谋未能得逞。
三、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推动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与发展
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重庆也随之沸腾起来。不光是普通百姓,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也成为各民主党派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会见各方人士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积极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推动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们在与宋庆龄、于右任、张澜、柳亚子、郭沫若等中共老朋友的多次交往中,就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等诸多问题开诚布公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共同切磋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对各方民主人士的尊重。中国共产党用真诚拉近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距离,与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和更为深厚的友谊。柳亚子在《赠毛润之老友》诗中,满怀热情地写到:“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亲青旧同舟”,表达了民主派愿与中共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继续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意愿。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国民主同盟和“小民革”的领导人,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12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在回到延安后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这样评价了他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交往,“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13有了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领导的直接交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从而推动了国共谈判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达成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赴渝谈判及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凝聚和发展,促进了民主党派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首先,一些民主党派逐渐恢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发展与活力。中国致公党是20世纪20年代由海外华侨建立起来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曾一度宣告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致公党逐渐恢复了活力,并积极领导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其次,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新兴的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展露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九三座谈会”原本是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抒发对时局的看法而自发建立的组织,经过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点、勉励和推动,正式更名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此外,以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以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爱国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先后成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各自的作用。各民主党派纷纷团结起来积极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并为政协会议通过各项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实施进行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民主党派的交往,为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重庆谈判为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协议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重庆谈判的延续和扩大,重庆谈判则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良好的铺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协会议的召开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双十协定》,但在军事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国民大会及受降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即便是双方完全同意和意见相近的几项也仅仅达成了框架性的协议,而倍受全国人民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宣传口号变成了行动口号。国共两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由全国人民、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解决。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主要讨论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有利于和平建国方针的顺利实现,有利于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的爆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蒋介石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重庆谈判为新中国的建立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作为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交往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已经由宣传口号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无论是举国一致的坚持和实施,还是某些人或党派企图否定和推翻,它都将是战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行之顺之则昌;毁之逆之则亡,社会必将走向进步,而绝不可能走向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