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解释是:“法,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事物的必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包括上帝、物质世界、超人的智慧、动物,以及人类,无一例外。”他反驳“没有目的的必然性创造了世间的所有事物”“这个说法多么荒唐”,进而指出:“各种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世界缺少规律就不可能存在。”“在法律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对和错的区别。”
孟德斯鸠十分注重对政体的研究,他辩证地指出:“在一个机制良好的国度里,恶劣的行径始终含有某种公共美德的成分,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里所看到的美德,往往包含某些腐败的成分。”“民主政体的原则性腐败在于人们极力崇拜极致的平等。”“那些受人民委托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便不停地挑起人民的欲望。”“而专制政体本质上就是腐败,政体原则上腐败了,无论法律多么良好都会变坏。”
孟氏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主张宽和的政体,因为在这种政体下,各种权力彼此和谐地处于平衡状态,并促进国家和居民精神和物质福祉。他创立的分权理论在美洲找到了条件具备的实验所,因为那里的权利观念以及殖民后形成的政体传统,适合分权制。
孟氏对古代中国政体情有独钟,虽然与他反对专制的思想相冲突,可能与他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有关。他在《随想录》中说:“中国实行混合政体。就其君主权力无限大而言,属于专制政体;就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仁爱孝道基础上的品德而言,或多或少属于共和政体;就其固定的法律和管理良好的法庭,以及与坚定和吐露真言的危险相关的荣誉而言,属于君主政体。中国之所以长期存在,三种政体都不甚明显,气候特点造成的后果,是主要原因。如果说中国因幅员辽阔而是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专制国家。”
这是因为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不需要设立监察官,而古代中国依然设立了,并基于“幅员辽阔”得出这是“最好的专制国家”的结论,虽然仍没有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而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但是在18世纪,已经是对中国最中肯的观察和结论了。毕竟,历史的河流不可能一瞬间跃升至现代。
“什么是可能最好的政府”,卢梭在《政治制度论》中提出了这个大问题,在卢梭看来,“这个大问题只是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最好的人民。”同时卢梭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法:“这个问题又极接近这样一个问题:那种政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