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上述规定,不难发现,两罪之间法定刑存在重大差异,这种重大差异本身并不具有合理性:第一,人的生命与婚姻家庭的稳定相比,显然前者更为重要。第二,当虐待行为已造成家庭成员死亡结果时,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已经不存在家庭关系了。当然,有些情况下,配偶之间还会留下老人和儿童的赡养、抚养问题,但这应由法官自由裁量。从立法角度上看,应当规定在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的情形下,可以处较重的刑罚,而不是只能重罪轻罚。第三,在虐待罪法定刑较低的情况下,对加害人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尤其是重伤与致死适用同一法定刑,更使得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得不到充分实现。第四,家庭成员的虐待致死隐蔽性更高,对道德的违反更严重。
综上,笔者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若情节未达到恶劣,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配置比普通公民间故意伤害罪轻一些的刑罚,而对于情节恶劣、手段残忍,造成严重后果的,已丧失合理差别的基础,应当配置与故意伤害罪同等的法定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