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原由陈独秀一人在上海主办, 搬到北京后, 北大革新派人物都参加了编辑工作。 陈独秀与李大创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 在北大, 以《新青年》 编者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改造北大, 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 他深深懂得各种不同学术思想争鸣对于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性。 在坚持革新、 扶植新派的前提下, 他不仅引进了一批赞同革新, 学术水平较高的理、 法科教员如李四光、 任颜光、 李书华、 陈启修、 马寅初等, 而且也任用思想顽固守旧, 但学诣较深的文人如:持复辟论的辜鸿铭, “筹安会” 发起人之一刘师培, 反对白话文的黄侃等。 被蔡元培破格请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 在北大发起孔子研究会。 旧派人物创办《国故》 月 刊, 以“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 为宗旨, 与《新青年》 对垒。 这时的北大, 众家林立, 人才荟萃, 不同学术 派别竞相发展, 学术争鸣的空气十分浓厚, 探求学问的风气无形中形成了。 蔡元培从发展学生个性入手, 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主动精神。 他强调“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人格, 故处处要使学生主动”, ⑦主张“知教育者, 与其守成法, 毋宁尚自 然, 与其求划一, 毋宁展个性。” ⑧这是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 要求个性解放在教育上的充分体现。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选科制与学分制。 学生以本系课程为主, 有余力可选习相关学科或本人感兴趣的学科; 本科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 学生有了 充分发挥特长的自由。 蔡校长还亲自敦促各系成立学会, 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 办得较有声色的有“哲学会”、“新闻研究会”、“雄辩会” 等, 把学生的兴趣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为了 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学校整顿扩充图书馆、 实验室; 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 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到校讲演; 兴办学报; 创办研究所等等。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倡导美育的资产阶级教育家, 他通过美育的施实来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 蔡元培在北大积极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 等,“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 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 许多。” ⑨他还亲自主持“进德会”, 以不嫖, 不赌, 不娶妾, 不作官吏、 议员相砥砺, 校内参加的人很多。 美育的提倡, 不但使师生在课外有了 活泼健康的娱乐活动, 而且也注意了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 于北大校风的转变有很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呼吁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蔡元培则将其体现在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上。 他在北大主持设立评议会, 由校长、 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 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 各系成立教授会, 负责本系教学工作。 在学生中推行学生自治, 并允许二十岁以上的学生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总之, 经过改革, 北大成为我国第一所资产阶级高等学府。 学术研究的大力提倡, 学生主动性的启迪, 激发起青年们勇敢进取, 追求真理的精神。 浑浑噩噩, 抱残守缺的旧学子, 变成了思想敏锐, 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青年。 他们的民主觉悟与爱国热情不断高涨, 许多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纷纷出现。 一九一八年北京学生在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爱国政治斗争中, 以北大学生为主体成立了 “国民社”, 出版《国民》 杂志, 号召人民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在社会上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 北大文科学生付斯年、 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 出版《新潮》 杂志, 《新潮》 发表白话文, 鼓吹文学革命、 伦理革命、 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 与《新青年》 相呼应。 五四前夕, 邓康、 廖书仓等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 以“增进平民知识, 唤起平民自觉心” 为宗旨, 走向市井街头, 向群众宣传通俗的民主知识和爱国道理, 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 如北高师、 女师、 法政专门、 俄文专修、 高工、 高农等, 也仿效北大的样子, 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 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⑩许多外省青年也慕名到北大旁听, 求学, 受了 新思潮的激荡, 回到家乡 建社团, 办杂志, 鼓吹新文化运动。 这样, 原来由陈独秀登少数人开始倡导的新文化, 变成了有一批教授推动, 而又得到大批青年学生热烈拥护的广泛的新文化运动, 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月 四日火烧赵家楼, 被捕的三十二人中有二十人是北大学生。 五四时期曾在北大就学的顾颉刚说。“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 北大一九一九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 同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 系 。”(11) 难怪司法部长朱深认为: “诸君不可视蔡元培晋京为一书生, 当视为十万雄师。”(12) 二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的办学原则, 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条件。 蔡元培在北大倡导新思潮, 提倡白话文, 赞成文学革命, 对整个文化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引起了封建反动势力的仇视。 安福系议员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 为“纲常名教之罪人, ” 要求教育总长付增湘干涉。 桐城派文人林琴南在《公言报》 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北大“复孔孟、 铲伦常”, “尽废古书, 行用土语文字, ” 说蔡元培是“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13) 蔡元培当即复书, 公开重申他的办学方针是“访世界各大学通则”,“无论何种学派, 苟其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尚不过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虽彼此相反, 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4) 为了坚持北大的办学方向, 蔡元培顶住了来自社会及军阀政府的种种压力。 大总统徐世昌也曾为此召见过蔡元培, 当时有人劝他辞退陈独秀并制约胡适, 以缓和局面, 蔡元培声明道: “北京大学的一切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 与陈胡毫不相干。”(15) 在关键时刻, 蔡元培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影响, 保护新派教授, 坚持北大的教育改革, 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十月革命以后,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 为中国先进的思想界所接受。 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它是作为“过激沦” 禁止公开宣传的。 在李大利指导下, 北大学生高君字, 黄日葵、 邓中夏等十九人, 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才在《北大月刊》 上公开刊登启事。 据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 “启事写好以后。 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 要他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 上。 我向蔡元培先生宣传一番我们为什么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 蔡先生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 沉默了一会, 最后同意给予刊登 , ”(16) 蔡元培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 后来又拨给研究会两间小房子。 研究会定期举办讨论会、 演讲会, 购置图书, 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活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年七月, 校评议会聘请李大钊兼任文学系、 经济系教授。 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经济等系正式开讲“唯物史观的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学校还规定学习后对学生进行考核, 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列入高等教育,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蔡元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思想, 允许它在北大存在。 而当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时, 北大自 然就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成长起来。 一九二○年, 北方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成立, 第一批小组成员全是北大人。 北大成为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 三 妇女解放, 伦理革命, 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蔡元培开创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例, 是为新文化运动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我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 等礼教观念根深蒂固。民国初年实行新学制, 只实现了初小男女同校, 男女教育很不平等。 北洋军阀时期, 对女子教育限制很严。 许多女校禁止学生读新报, 不许随便出校门, 严格限制会见男客, 甚至来往信件都要检查。 学校的学监、 舍监终日 如同防贼一般, 简直不把女生当人看。 三纲五常是我国封建伦理道德之根本,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 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提到了“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的高度。 倡人权, 必先倡女权。 社会上妇女解放的呼声很高, 要求男女平等、 女子参政、 大学开放女禁……。 在五四运动中, 北京、天津、 长沙、 上海等地的女学生, 勇敢地冲破封建牢笼, 加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 与男子并肩战斗, 这一壮举为大学开女禁打下了 基础。 一九一九年, 甘肃邓春兰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后又撰拟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书, 要求大学开放女禁。 蔡元培答报界记者: “北京大学明年(民国九年) 招生时, 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 尽可投考; 如程度及格, 亦可录取。”(17)一九二○年春, 北大破天荒第一次接受王兰、 邓春兰等九名女主旁听。 秋季, 北大正式招生女 生, 终于冲开了男女同校这个禁区。 有人问蔡元培, “兼收女生是新法, 为什么不请教育部核准? ” 蔡答: “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 以前女生不来要求, 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 而程度又够得上, 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18) 北大开了先例之后, 广东高等师范、 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也仿行; 稍后, 一些中学也陆续开始招生女生, 男女同校渐成风气,“教育部也默许了 。”(19) 国立大学实行男女同校, 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它对封建礼教是一次有力地冲击, 是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主义的重大成果, 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四 蔡元培倡导平民教育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客观上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蔡元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 任教育总长时就积极倡导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 蔡元培反对学生罢课、 参加政治运动, 强调学生力学报国, 提倡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 他说: “依我看来, 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 只是唤醒国民注意, ”“他们知道政治问题的后面, 还有较重要的社会问题, 所以他们努力实行社会服务, 如平民学校平民讲演, 都一天比一天发达, 这些事业, 实在是救济中国的一种要着……”。(20) 在他的影响下。 北大一些学生发起“平民教育研究社”,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特立、 邓中县也在“平民教育” 名义下, 与长辛店铁路工人几经磋商, 开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在平民教育运动的推进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都创办了类似的工人学校。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办起了 夜校, 吸收附近穷苦的工农群众参加。 组织工农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平民教育的鼓吹者希望通过人人受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 这是行不通的。 但是学生办平民学校, “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功夫, ”(21) 确实是发动、 组织工农群众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行动的第一步,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 它的客观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蔡元培又是工学教育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早在一九一二年, 蔡元培、 李石曾、 吴玉章等人就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目的是动员青年到法国学习发达的科学文化, 为国家培养人才。 一九一六年, 他们又和法国人士在巴黎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 蔡元培任中方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