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273 诸如上海这样的都会 是由于西洋文明的商业和工业刺激下产生,其发展的代价不仅是农村-市镇-城市这一传统的 经济结构的破坏,也使不少传统城市、市镇以及乡村都破败退化[10]105。他的家乡苏州吴江, 费达生工作的开弦弓,莫不如此。 既然乡土社会如此浑噩、静止,那么,乡土变革的希望,便不能寄托于地方。费孝通认为, 过去“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 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 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反对’ 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 [5]79 在他看来,人心是有差等的,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 教育农民,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 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走进工厂劳动起来,而不再流失在外。虽然费孝通的这个设想在实践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他在《乡土中国》中表达的对文化 理论的一些思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与探求。《乡土中国》 写就于一个特殊时期。1931 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曾引起过一段短暂的风潮,但其后续影响并未能从根本 上撼动移植自德国的文化理论 [12]305-306,根深叶茂的博厄斯(Franz Boas)学派对布朗理 论中忽视历史和文化形态表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制度与历史的关联,忽 视特定时空中制度的“当地理解”;此外,功 能主义者虽有能力解释仪式或亲属关系存在的理 由,却不能解释缘何某一文化的信仰方式如此,而另一个文化却并非如此[12]306。不过,费孝 通不全赞同民 族性格论,也不全赞同各种偶合汇成的历史论。他觉得,知识分子乃是这个文明 国度里特出的人物,他们是社会上下勾连的纽带,书写历史、承载历史甚至察觉历史 变迁的先 机:“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在中国的思想史中,除了社会变迁急速 的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斗争的场面外,自 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在注释的 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 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 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