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与甲午战争时期的伊藤博文　　明治初期的日本与中国一样 ,处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中。 尽管日本在国内着手实行“废藩置县”、“殖产兴业”等诸种改革 ,然而 ,外交上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课题却未能实现。在探寻摆脱危机的过程中 ,明治初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思潮: 一是主张通过吸取西方的思想、文化、制度 ,使日本脱离亚洲与列强为伍 ;一是主张联合亚洲各国 ,特别是中国、朝鲜以共同对抗西方的侵略。 后者认为日本人不应该轻视同文同种的中国 ,两国应该共同争取富强。正如“东洋连衡论”所代表的那样: “带着同样的厉害关系 ,去联合亚洲各国 ,创造出亚洲特别的国力 ,以此维持欧亚的平衡 ,以此杜绝弱肉强食的隐患。”①　　那么 ,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是否也存在呢? 1884年朝鲜发生了“甲申事变”。事后 ,伊藤博文作为日本全权代表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善后问题。在谈判席上 ,伊藤希望日中两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不给西方列强以可乘之机。 他把日、中两国比作“鹬”、“蚌” ,把西方列强比作“渔人” ,称“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止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② 在伊藤赴天津前 ,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也在给伊藤的信中写道: “独诸葛孔明能解怨为和 ,与吴结盟 ,以图中原大计。”③ 两者是乎都表达了愿与中国结盟的主张。 然而 ,了解了当时日本国内的状况 ,便可知伊藤等人并非真正的“东洋连衡论”者。甲申事变以后 ,日本国内无论民间还是政府内部主张对清开战的强硬意见为数不少。然而 ,就日本当时的财政、军备状况而言 ,日本并没有战胜中国的把握。 尤其是 1882年以天皇诏敕形式下达的大规模军备扩张计划才刚刚起步。④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 ,伊藤博文及明治政府不得不采取一时的缓兵之计 ,强调中日和平的重要性 ,说服李鸿章与日本签订条约。事实上 ,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 ,使朝鲜局势获得了短暂的— 67 — 平静。 日本正是利用这十年时间 ,扩军备战 ,在军事上为甲午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下表是1880年至 1893年日本军事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表。⑤　　从表中可以看出 , 1885年军事费为一千多万日元 ,而从 1886年起便超过了二千万日元 ,且一直占财政支出的 30% 左右。同时 ,《天津条约》规定: 将来朝鲜若发生重大事变 ,日清两国或其中一国派兵朝鲜时 ,必须相互照会 ,事变一经平息 ,应立刻撤走军队。 对日本来说 ,该条约是“表明日清两国对朝鲜具有同等权力的唯一的明示” , ⑥ 并被日本利用 ,成为甲午战争时派兵朝鲜的依据。　　如果说“东洋连衡论”只是某一特定时期“昙花一现”的思潮的话 ,那么 ,与之对比的则是“脱亚论”。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脱亚论” ,指出: “我日本尽管处在亚洲的东部 ,但我国民的精神已经从亚洲的陋习中脱离 ,吸收了西洋文明之风。然而 ,不幸的是我们有两个邻国 ,一曰支那、一曰朝鲜。……唇齿相依是比喻邻国相互援助的古训 ,而今日的支那、朝鲜于我国毫无援助可言。 ……我国不能等待邻国的开化去共同振兴亚洲 ,而应该从中脱离与西方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也不能因邻国之缘有所特别 ,而应该采取与西方相同的作法。亲近恶友者亦不免染上恶名。我们必须从内心拒绝东方亚洲的恶友。” ⑦ 他把中国和朝鲜看成是野蛮之邦 ,是日本的恶友。 正是这一成为国民舆论主流的“脱亚论” ,决定了日本近代化的方向并为日本推行争霸亚洲的国策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　　 1885年“脱亚论”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日本对邻国朝鲜的觊觎早在明治初年的“征韩论”论争中就已明确。然而 ,清朝政府对朝鲜的影响力一直被日本视为解决朝鲜问题的障碍。尤其是 1882年、 1884年在朝鲜发生的“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更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对立。 两次事变后 ,在朝鲜的日本势力被排挤、削弱的事态大大地刺激了民间和政府内部的对中强硬派。 不明真相的一般舆论反清情绪激昂 ,一些青年学生还上书伊藤博文 ,认为清国的行为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名誉和权威 ,要求征讨清国“以扬国威”。⑧ “脱亚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 它是对明治维新以来反清、蔑清意识的一次大总结 ,也是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公开宣言。　　“壬午事变”的同年 11月 ,明治天皇下达诏书 ,明确规定“保护”朝鲜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并为此制定了八年间以海军建设为中心、投入六千万日元军费的财政预算案。　　其实 ,在政府内部 ,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军备扩张早已着手进行。 1880年陆军参谋总长— 68 — 山县有朋在呈天皇《邻邦兵备略》中写道: “清国的形势已非咸丰、同治时期可比 ,……观近日之清国 ,不断着手兵制改革 ,”为此 ,日本的军备扩张已是“燃眉之急。” ⑨ 伊藤博文也声称 ,邻国的军备扩张“已不可坐视”,日本应尽全力 ,“随时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