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愉悦感”是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文风。那个文风不太可能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的。文风有其社会的背景。同样是用中文写作,不同的社会会有其约定俗成,或者流行的文风。我在台湾出生长大,一定受到了我成长阶段的文风的影响。我四十多年来生活在美国,工作上使用英文,阅读研究上中英文同时使用。美国学术界的文风,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影响到我。然而,这可以说是跟我具有类似背景的人的长处。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语言是互相渗透、互补、挪用的。通过这种互相渗透、互补、挪用的淬炼,语言会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彩。至于“砸烂偶像”的说法,那也是见仁见智,作者各施其长、读者各取所需的问题。读者的兴趣、需要与品味各自不同。就像看报纸一样,读者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去看报纸的。他们会选择在言论、立场上跟他们相近的报纸。一个读者会去看一本传记,有可能是被题目所吸引,也有可能传主是其所欣赏、仰慕的。如果传主是其偶像,而不幸被作者批判了,那自然就会在读者心中造成了“砸烂偶像”的不快之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写胡适是否抱持着一个“砸烂偶像”的态度?我想任何细心阅读了我的《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读者,都可以领会到我对不同时期的胡适有不同的评断。我对胡适的褒与贬是就事论事,没有一概的论断。作者、读者心目中都可以有偶像。有时候,社会上有偶像是一件好事,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说,偶像可以激励人们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作者为偶像立传也无可厚非。没有一个作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偏见。重点是,作者使用的资料如何,根据资料所作的分析如何。作者写书,主要的目的不在说服读者,而毋宁是在满足自己的创作欲。能有读者会意,那是一个额外的喜悦;如果引起的是读者的反感与不快,那也许也是作者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能激起涟漪,要远胜于掠过真空一无反响。我写《舍我其谁:胡适》或者《蒋廷黻:从史学家到联合国席次保卫战的外交官》都没有预设的立场。这两套书的写作,都是因为有千载难逢的丰富的资料在眼前,何不大块朵颐的豪性所触发的。我相信传记有很多写法,没有哪一种写法是最好的写法。然而,可以确知的是,好的传记的共同点,就是从丰富的资料出发,在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让自己的想象与文思驰骋至其极限。
保马
pourma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