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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转2版整个上版)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
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
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
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