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货币;宋代;钱荒
一、前言
“钱荒”即货币量在流通中不能满足商品交易需要而产生的短缺现象。“钱荒”现象最早出现在唐代,直到宋朝,“钱荒”问题日趋严重,这不但引起了时人的关注,更是后世学者不断研究的对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北宋时期的“钱荒”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钱荒”问题的提出和由来
钱荒是唐宋商品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据乔幼梅先生的研究,“钱荒”问题最早产生于唐中叶,当时士大夫多表述为“钱重物轻”或“钱少物多”。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7)刘秩提出“物之贵贱”与“钱之轻重”的关系,涉及当时通货不足的问题。到唐德宗实行两税法之后,“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历经五代割据时期,持续到两宋,钱荒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北宋的欧阳修明确提出“钱荒”这一术语,此后“钱荒”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钱重物轻”这一征象,历经五代直至北宋初年太祖太宗时代,都一直存在。又由于其间很少铸造新钱,“钱荒”问题更趋严重,钱荒一时发展成为君臣关注、朝野议论的重大问题,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三、“钱荒”的原因概述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赋税政策的变化诱发“钱荒”。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货币的供应量增大,因此,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对铜钱的需求,但由于铜钱的供给不平衡和流通领域的滞后,导致“钱荒”。
当时宋代国内钱币的使用是地方性的,各地方使用的钱币禁止离境。与此同时,由于铜和银又可以用来制造民用工艺品,大量金属币被销熔用来制造工艺品,从而形成钱荒。北宋前期,赋税主要是以实物征收为主,货币征收次之,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适用范围日益增大,钱的用途更加广泛,将征收实物税转变为征收钱税的“折变”之风盛行。王安石在变法之前曾说:“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但在他推行免役法和青苗法后,政府的纳税方式由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百姓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增,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钱荒的局面。刘森所着《论北宋的钱荒》中指出,免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钱荒:“按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
此外,按免役、助役钱额,还要增收二分以备‘水旱欠阁’的免役宽剩钱。据此,畿县中等之家,一年要出役钱三贯,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免役法实行后至元丰七年(1084年),征收额较熙宁时增加了三分之一,达18 729 300贯。因此,免役法把原来的力役变成了钱役,所以,在当时便有“免役之害,倍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之说。虽然青苗法当时是一种惠民政策,但在社会底层普遍缺钱的情况下,所征收的钱税,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同时大量农产品涌入市场,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需求量增大,也容易造成“钱荒”。
(二)窑藏金属货币引发“钱荒”。货币不仅具有流通职能,还具有贮藏职能。在商品经济不繁荣的情况下,钱币往往会被贮藏起来,离开流通领域。北宋货币的贮藏情况十分普遍。贮藏货币的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在他们看来储存的钱币越多,代表拥有的财富也就越多。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大量的铜钱被作为财富积累的象征沉淀下来,不能流通于市场,窑藏金属货币越多,市场上流通的钱币就越少,长此以往,最终会引发“钱荒”乔幼梅在论及官僚商人聚敛钱币会加剧钱荒时说:“人们还不能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来获取利润,往往仅仅满足于蓄藏而不是增殖。在古代封建社会,天子是最大的财主,他们所拥有的蓄藏货币必然也是最多的。宋神宗曾在其晚年把他的财富展示给真宗看,并说:“善保此足以”。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国库的存钱量却是惊人的,至于南宋政府的存钱数量到底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窑藏的钱银多,市场上所流通的货币自然会出现短缺的现象,继而引发钱荒。
(三)铸币量低且流失严重使钱币供不应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我国古代的金属货币铸币材料主要是铜,但是铜在中国产量较低,因此铸造钱币的原料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此外,封建社会一脉相承的重本抑末政策,严重制约了中国工矿业的进步,导致我国工矿和手工业技术长期处于固步自封的局面。铜产量变少,而货币需求量强大,并且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铜器与铸造钱币发生冲突。宋朝政府为解决铸钱原料不足的情况,常实施铜禁和搜刮铜器政策。同时,宋代作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其海外贸易的繁荣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即致使大量铜钱流失海外。
当时,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虽产铜,但并不用铜铸造钱币,他们将宋朝的铜币作为珍贵的收藏品,或者在本国内当流通货币,在今天的索马里、爪哇等地,就曾发现过北宋的钱币。中国钱币的大量外流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可估计的影响,钱币流通到海外往往是有去无回,南宋大臣刘晋之说:“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两宋三百年间,作为特殊商品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涌入海外市场,在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以中国钱币为宝,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铜币的大量外流,自然也会加剧宋朝的“钱荒”。
(四)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不善加剧“钱荒”。立国初期,宋朝的统治者就非常重视铜币的锻造,经过数代的不懈努力,铜币的铸造量得以持续增加。据学者估计,截至北宋末的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政府锻造的铜币数量已累计到了26 204万贯。如此巨大的铜币量,并非是在铸造出来之后即刻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而是首先作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流进了国库。大部分新生产出的铜钱,都必须先运送到京师,收入直属皇帝的内藏库,再由内藏库分拨一部分给三司所领的左藏库,之后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宋仁宗时期(1049―1054年)设立的广东韶州永通监,在北宋中后时期成为产量最大的铜币铸造基地。
而后又在惠州附近设立了阜民监。宋神宗时期,阜民、永通二监的年均产量定额均高达80万贯,此外又增铸30万贯。这些铸币也都运输到京城,纳入内藏库。如此,国家财政的货币性支出,几乎成了这些新增铜币唯一的投放渠道。事实上,不仅是新增铜币,就连在市场上流通的,被政府通过财政纳入回笼的货币,亦只有依靠财政开支才能重新流入市场。宋代中期以后,官吏的数量居高不下,导致官费支出加重了宋朝财政危机。宋咸平四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袁一堂认为:“‘给赐过优’客观上部分阻断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货币投放在中间环节被大量沉淀。这种情况会导致市场中的货币流通不畅,市场需要的货币数量减少会引起“钱荒”。
四、总结
翻阅关于“钱荒”问题研究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宋代的“钱荒”问题在我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江淮一带最为突出,而对其它地区的货币流通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次,对于“钱荒”原因的研究,仅停留在铸币、蓄藏、外流和私销等浅层次的研究上,而对其根本原因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最后,通过对“钱荒”解决措施的整合发现,宋廷倾向于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正是这种看似简便的方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才注定了“钱荒”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同样也给后人敲响了警钟。(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森.论北宋的钱荒[J].中州学刊, 1987.
[2] 漆侠.宋代经济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3]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4] 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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