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新颖与广阔的视野是本书学术价值的另一体现。引论部分以现代视野观照《讲话》的研究,综观其漫长过程。作者把它分为4个阶段:《讲话》发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1942—1949)为第一阶段,这是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前(1950—1976)为第二阶段,这是激进而曲折的学习期;“文革”结束至上世纪80年代末(1977—1989),为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90年代至今(1990—),为拓展与多元的发展期。这几个阶段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有关《讲话》的研究从未中断过。“经过一代又一代理论家的阐发,已经成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它不仅规范、指导着新中国的文学实践,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朝着经典化、原点化方向发展”。作者着重评述近年来的《讲话》研究主要成果,关注《讲话》的理论体系、美学属性,阐明《讲话》的当代意义,又没有忽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作者以大视野透视《讲话》产生的背景,它不是孤立地局限于延安或其他解放区范围内,而是放在国内外大背景下来考察。《讲话》理论价值的揭示,也从马克思主义、我国传统文学、新文学的联系中彰显。《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即是将《讲话》置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受到亚洲各国的热烈欢迎,如朝鲜、日本、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印尼等,西方国家对《讲话》传播虽较晚,但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英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都先后译介,尤其在前苏联受到文艺界的高度重视。《讲话》在非洲、美洲的译介要比亚洲、欧洲略晚些,但也有许多国家如埃及、古巴、美国等译介。此外,拉丁美洲、澳洲等,也广为传播。可见,《讲话》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尽管“不同文化间的正读和误读是客观存在的”,但《讲话》不仅对中国文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对世界各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作者以广阔视野观照所得出的结论。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