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的注解里,“契”为合,“阔”为离,“死生契阔”就是“生死离合”的意思。“生死相依,我与你已经发过誓了:牵着你的手,就和你一起白头到老。”这是一个征战在外不能归的士兵与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他们执手共赴战场,无畏于死亡的挑战。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的解释,有以下两种说法。
说法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shuō)。”按照汉典网等通行的解释,此举应解释为“无论生死离合,我都与你立下约定(立下誓言)”,“说”字与“悦”字此处不通假!“成说”就是“说成”,《诗经》中经常使用倒装语句,即“不论生死离合,我都和你说定了!”那么,说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下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说法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yuè)。根据南宋朱熹《诗经集传》”若按“定约、成议”解释,“与子成说”不如写作“与子成誓”,既作“说”,可以理解为通假字,“说”通“悦”更为恰当,“无论生死离合,我们两情相悦”。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读音:zhí zǐ zhī shǒu,yǔ zǐ xié lǎo 源于《诗经》“邶风”里的《击鼓》篇,原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句话原本是战士之间的约定,现代成语多运用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而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应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最为感人。两千四百年前的承诺至今在耳久久回荡,令人感慨岁月所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回答。
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此说由《毛诗序》首倡:“《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夏,卫联合陈、宋、蔡共同伐郑。许政伯认为是指同年秋,卫国再度伐郑,抢了郑国的庄稼。这两次战争间有兵士在陈、宋戍守(《诗探》)。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提出的“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卫穆公出兵救陈”说:“此乃卫穆公北清北之盟,求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姚际恒以为《毛诗序》所说“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是“戍卒思归不得之诗也”。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不管是哪种背景,可以肯定的是:此诗反映了一个久戍不归的征夫的怨恨和思念。
诗文赏析
本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诗从出征南行写起,再写了战后未归的痛苦,又写了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一直到最后发出强烈的控诉,次第写来,脉络分明,而情感依次递进。叙事中推进着情感的表达,抒情中又紧连着情节的发展,相得益彰,而自然天成。
作品鉴赏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邶风·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结构上,它基本按时间顺序,写出一个被迫南征的兵士在出征前、出征时和出征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其中又插人回忆,形成往事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结构上形成顿宕。同时,在叙事之中又间以抒情,在情感上又形成波澜。尤其是最后一层,完全是直抒其情并皆以“兮”字结尾,仿佛一个涕流满面的征夫在异乡的土地上,对着苍天大声呼喊,对着远方的亲人诉说着内心的思恋和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