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中国西北部的多民族混合政权,包含汉、党项、回鹘、吐蕃、沙陀等民族,后裔主要是甘宁二省区和内蒙西部地区的汉、回、蒙(还应该加上藏、维等)等民族居民。 @娜梅·桑斯毕里已经回答了。
主要统治民族党项人的后裔问题可参考刘浦江《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第二部分(载刘浦江《辽金史论》):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
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但这一推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依据。
(二)四川的木雅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