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来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一亿六》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的《肖尔布拉克》、1984的《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牧马人》、《黑炮事件》、《肖尔布拉克》、《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河的子孙》);作品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都对他做了大量报道。1992年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是宁夏集观光、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体验于一体的重要旅游景区和中国西部题材、古代题材的电影电视最佳外景拍摄基地,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被国务院和文化部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获得三项殊荣的旅游景区全国独此一家,被宁夏回汉乡亲誉为“宁夏之宝,中国一绝”。连续多年获得宁夏旅游局及银川市旅游局授予的“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镇北堡西部影城2004年9月18日成功接待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2005年8月又成功接待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景观建设一致给予好评。张贤亮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直到上世纪末的创作时期。
作为一个作家,通过创办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积累了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证明了文化在科学技术之后也是产生高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一类范例。在北大国际MBA论坛上,张贤亮应邀发表《西部企业管理秘笈》的讲演,介绍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偏低的投资环境中如何管理企业的经验。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劳者有其资”,“为资本主义平反”和私有财产社会化的论点,首次大胆地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为我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贤亮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名誉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曾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个人曾获得银川市“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荣誉奖、被中国文化部评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及获得“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200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和“中国十大收藏家”“中国十大才智人物”“影响宁夏50年人物”,2010年被评为“宁夏慈善大使”。
自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先生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至180万元对宁夏贫困的患者实施“救生行动”。近年来,救助患者达到百余人次,他关爱弱势群体的行动在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反响。对于自己的员工,张贤亮先生永远使用人性化的管理并严格要求,教育他们对于需要的帮助的人永远要伸出援助的手,每一个人做人都要学会感恩!

人物经历

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
1954年高中肄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
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创作,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青春期》、《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92年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
2009年,多年未写长篇小说的张贤亮推出长篇新作《一亿六》,以荒诞的形式,讲述一个优异“人种”保卫战的故事,再次引发争议。
2014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被打成“右派”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张贤亮的个人回忆】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遗体告别仪式

2014年9月27日,知名作家、书法家、收藏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在他一手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里去世,享年78岁,对外公布死因是肺癌。
2014年9月30日上午,张贤亮的遗体告别会在银川殡仪馆举行,当地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张贤亮的家人和朋友、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员工以及部分市民赶来送行,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冯剑华、儿子张公辅一家人。

精神气质

张贤亮在《满纸荒唐言》这篇文章里,详尽地叙述了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他说,“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 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统观张贤亮的创作,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美的结晶。要深入理解他的小说,应该注意他的精神气质。 研究张贤亮的精神气质,首先应注意到他的青年时期的经历。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以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他在1957年4月7日 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这里,我们看到青年张贤亮对人生的奋进和在文学上的宏大抱负。在他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也显露出他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等诗人的气质。随即因《大风歌》罹难,这无疑使他神经上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使他的精神气质又渗进了一种悲剧色彩,一种愤激、悲怆的孤独感。如同他自己所说:“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对于文化事业,他表示:
很多人都没有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清楚。比如说搞文化广场、举办文化体育活动、办青少年宫、办体育馆、修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这是文化事业,这是一个政府必须给他的人民提供的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和场所,这是政府应该掏钱的,这是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了创意、设计、策划等方面的综合的智慧产业。文化产业的个性极强,它是个个性化的产品。政府以官员为主体,不计较投资的回报,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搞这个企业,我追求的第一是利润,第二是利润,第三还是利润。因为我学了20多年的《资本论》,我知道怎样去操作一个企业,我如果还属政府管,现在就肯定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企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