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11ZD074)的成果之一。
[①]读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一种词语现象,有些词语如果直接拿来运用而不转换的话,往往会不自觉地从思维上将自己归到“另类”一边。例如,人们习惯用英语学术研究中所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这一用法,正如后文所阐述的,这种表述不加转换地使用,会有误导效果。在这里,“加入”是指加入西方所言的“国际”体系,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改革开放后加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主权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西方所言的“国际”体系,是指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那也只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在英语学术研究和媒体中,还经常将朝鲜、伊朗、古巴等国描述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堂堂正正的联合国会员国,是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怎么就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之外的“另类”国家了呢?
[②]人们一旦习惯了这种外来叙事,会慢慢不自觉地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威胁者、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成为国际体系的合作者、建设者、贡献者。这种现象反映了词语使用和思维改变之间的微妙关系。与此相关的对外来理论和概念不加转换和鉴别地使用的现象还不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生态还没有完全从“跟着别人说”到“自己如何说”的自觉性、关键性、创造性转变。
[③]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就新中国外交史而言,我们也不应以相互否定和相互对立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参见苏长和:《从外交看中国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7版。
[④]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14-25页。
[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