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地利学者鲁茨(Lutz)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宛如掉入陷阱一般难以自拔。正因如此,1.5被公认为是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为什么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爬出来?根据鲁茨等人的研究,“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层面,它们会把生育率牢牢地锁定在低水平:
(1)人口学机制
人口负增长具有惯性,因过去的低生育率而导致未来出生人数越来越少,与之相应的是未来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进而使得出生人数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而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来这种负面影响的压力就越大。
(2)社会学机制
其核心概念为“个人理想家庭规模”。鲁茨等人认为,个人的生育偏好会受到实际生育率的影响,年轻一代如果生活在家庭孩子数量比较少的环境当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他们的理想家庭规模也会随之缩小,这便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有意识地减少孩子的生育。
(3)经济学机制
该机制大致可以表述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差距会导致人们减少生育——这一观点源自于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叠加老龄化的加速,经济发展前景和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普遍较高,除了经济发展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外,此前生育率的下降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兄弟姐妹较少时,自己生活水平的确是在提升的,他们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随着个人渴望的消费档次与预期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而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或者推迟生育年龄。
上述三个机制,构成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内容,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就长期难以回升。为此,鲁茨等人呼吁,要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在年轻人“理想家庭规模”还不是太低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措施,否则就晚了。
二、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概念的问世,在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它不仅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还成为了一些低生育率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Wind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尽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一度明显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现了连续下降,2019年仅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个千分点,创下了历史最低值(见图2);与之相应的是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已经是自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的连续第三年减少。
正因为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近些年“低生育率陷阱”频频被学界提及,不过学者们所持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并没有达到“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值;还有学者坚称,我国生育率存在低估,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是确凿无疑。
如今,民政部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结果同样显示,2018年和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均低于1.5的临界值——需要指出的是,这当中存在二孩生育的堆积效应,如果将其扣除,我国2018年与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势必要比上述数据低得多。
很显然,在统计学意义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区间。
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国人生育意愿的走弱,人口出生率没有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而持续性地回升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届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有网友曾经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另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座城市里,排名最高的北、上、深、广均在200万元以上,就连排名第10的长春也要121.5万元(见图3)。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医疗养老的支出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些都是导致人们不想生娃的压力之源。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在掣肘着生育率的提升: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在不少父母看来,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的方式成为了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
另一方面,女性地位已明显提升。当前,我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人不想生娃的理由,很大程度上与前文讨论的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相吻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在客观上存在着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诚如民政部部长所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必须要尽快找到解题之匙。
三、“低生育率陷阱”能摆脱吗?
话说回来,“低生育率陷阱”真的无法摆脱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该理论问世伊始,曾引发了不少国家极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但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就由2005年的1.29回升至2008年的1.5,此后多年更是长期保持在1.6~1.8的区间内。不仅如此,自2008年前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见图4),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然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
至此,低生育率的回升现象也开始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构成了挑战,不少学者甚至开始质疑“低生育率陷阱”是伪命题。
暂且不提这个“陷阱”是否真的存在,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至今仍深受低生育率所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难当头”的呼声依旧令人心有余悸。为了不重蹈日韩等国家的覆辙,对于形势愈发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
从那些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5以上的国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毕竟,生育率不会平白无故地自己反弹,肯定是那里的人们找到了一些好办法。
事实上,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第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第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此外,上述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生育率问题,因为经济形势的向好能够有效带动民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自然也就愿意生娃了。这也应了邓公的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具体国情与国力,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时至今日,生娃这件事除了代表着生命的延续、香火的传递和希望的寄托之外,还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像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然而,生育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生育问题,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