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剧中,是性格选择事件,李白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的故事就要和这个性格相匹配。这也是衡量其事件安排有没有典型性的最重要标准。
《李白》一剧的精妙在于立人,所立的李白这个角色也正是舞台上所展现出来栩栩如生的文人形象。这个时代的文人似乎都显示了一种盛唐气象,那就是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做诗赋文,而更希望能对国家社稷有所作为。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剧极力在勾勒的李白,他的矛盾使剧中的事实变得更真实。这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却包藏着深刻的道理。事件是人的行动,性格的产物,那么,事件的合理性也就由与其相关的性格所决定。所以下面,我们就从《李白》这部剧的情节安排中,来分析与剧中故事相对应的李白的性格。
其一,我们要看看在此剧中,李白的性格本身是否一致,戏剧本身是可以有矛盾,但人物不能自相矛盾。本剧第一场发生在浔阳江头,李白的夫人等为其送行,老友吴钧道长于李白开始了一段纵性畅谈,“天半行去,江山流水”,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了李白个性中的自然、乐观、豪放和洒脱不羈的世界。他们恣意的喝酒,笑论庄子离骚,是多么的隐逸逍遥,可是此时的李白却向往着一个更为激壮的环境,也为即将身赴这样一个境界而踌躇满志,这是李白向往仕徒的一面。不禁让我们所有的看客的心头开始有点惋惜与感叹。有一位道姑也为李白送行,最引人思考的是道姑的最后一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下子就把观众的感情细胞拨到了“苦涩”上,故事就在苦涩中开始了。及到第二场发生在永王府中的戏。 我们假借惠仲明之口知道,李白来此已有一段时日,表面虽受永王礼遇,却终未被加官重用干点实事,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其实相当于一个花瓶,把名享天下的大才子李白拢于幕下,永王要的只是摆设。历来的士人,所取之路无外乎仕隐两类,但无论是哪种抉择,也终于只是文人们的一厢情愿、梦里锦绣。任你有呼风唤雨的德才,任你有三山五岳的气度,在帝王那里,需要的只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风情和“使君致尧舜”的咏颂。文人们豪迈壮阔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最终也只能是歌庭舞谢中的一曲笑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李白的真实性情与他报国思想的不谐。
所以,李白日日借酒消愁,终于酒疯闯入永王和惠司马谈话之堂,他扑向永王的怀里,哭诉的自白着自己不能报当今天子之大恩的郁郁,期待着报国壮志得酬的那一天,永王好意劝其“写诗比做官好”,殊不知在这份“礼遇”之后,其实正在酝酿着一场李白绝然不可预知的叛变。他文人的性格气质,导致他不可洞察这样的奸诈和阴谋,所以,他终究只能不明不白的把自己投入到这样一场倾轧之中,不得自拔,最终被冤下狱。事件是性格的产物,如果不是李白对于俗世的向往,没有李白内心底根深蒂固的文人的简单和纯粹,投奔永王府做幕僚,被害入狱这种事又岂能发生。这一段发生的故事,都符合李白自身性格的矛盾,事情发展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李白在大狱里诵读《庄子》是对诗人高洁品性的一笔大渲染,只有李仙人其人其才,会在这样一个境遇下仍能飘逸的卧诵着庄子,真是烘托的非常精彩。但是后来李白与李仙姑的对话场景,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太不真实,首先李仙姑如何进的监狱是一个问题,仙姑慕李白之名专程从庐山来此为其祈福又让人很不理解,李白与仙姑原本知交,李还曾赠诗于其,可当最后仙姑自报身世,告知其原是奸相李林甫之孙女,李白情绪陡然变化,冷言怒斥,极力嘲讽,一脸绝然。很多人看到这太戏剧化的转变都会大惑不解直斥其瞎编乱造,可是我们用莱辛的性格决定说来审视一下,又何必一定要去追究其真实性,我们只要须看重这样的发展是否是李白的性格可以趋于的。事实上,李白求于仕途以及他强烈的报国之心,还有他的爽直个性,再加上此时他还正处于此种境况,所以陡然听说事实,一时气急,将其自身的委屈和对奸人之仇恨全部发泄于此姑身上,而且还颇为冷漠刚愎,我们也大可理解,因为这段过程是符合李白的个性的,是很符合莱辛的人物中心说的。
其二、我们还要看李白的性格与当时环境的关系是否协调。性格是没有目的性的,它没有该做不该做的明确意识,所以,是性格在引导事件发展。在《李白》中,李白面临的大环境错综复杂,其个人的小环境也是亦实亦虚。根据莱辛的观点,我们分析李白的性格还应该看看李白的性格是否和环境相协调,它们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和冲突。说到这个点,在宋康祥大狱里发生的一幕幕就是很好的佐证了。这场戏里,先是通过一群小幕僚与惠司马的相互“检举和揭发”,暴露了一群奴性毕现的嘴脸,而后,矛头指向李白,终于那二方联合起来,借李白写的永王东巡歌再一次把李白推向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在这样一群人营造的黑白是非颠倒的世界里,李白就显得是一个另类,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形成的反差令我们这帮观众啼笑皆非。惠要求李白为其作证毒酒事件,证明永王本不信任他,李白如实说了,他们举出永王东巡歌,李白又一次如实的承认。李白秉着自己的潇洒坦率接受着这么一场讯问,其实只是在一张黑纸上填上了自己洁白的一笔,不协调的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李白独有的人格魅力。直至那莫须有的第十一首永王东巡歌的出现,才打破了李白来寻求公正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在这样的二种现实:环境的现实,还有李白个人现实的矛盾中,我们再一次感受了李白的气质。
很多人都说这部戏少了很多诗人的仙气,还原了几分俗气。导演或许想在这部戏中给我们展示一个多方面,立体的李白,所以李仙人就多了几分儿女情长。他和夫人的深厚感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另一面。不得不提的是李白以花甲之年投身郭子仪军营一事。当时的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已经岌岌可危,李白纵使被陷,流放夜郞,经历一路的坎坷,却依然保持着一颗忠君之心。一方面李白痛恨那些官僚们,一方面他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梦想着用自己的手改造世界。这或许也是文人的悲哀吧。所以,他甘愿违背与夫人的诺言,一无反顾的去开始戎马岁月。精神可嘉的同时,也是对周围大环境的一种大讽刺。李白的性格和他身处的环境是相背的,就这一点而言,此剧更突出了李白的矛盾与挣扎。也再一次印证了莱辛的“性格中心说”,通俗一点说就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也许他能够承受的是一个诗人的身份,他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心,渴望能够在仕途上有所突破的雄心,致使他艰难的抉择着,痛苦着。其实在流放途中,李白已经淡泊了入世的愿望,可是又被郭子仪将军平乱的召唤激荡起来,李白周身又沸腾起报国的热血。可以说,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将他的矛盾心理推到了极限。吴筠道士的忠告,腾空道姑的警策之言,更使李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仰天对月,抒发郁于胸臆的豪壮之气。
整部剧有很多情节都是在强调李白真诚崇高的品性。在这样一个品性的驱动下,剧中有两场应该算是最动人的场景:江边的自白和月影下的独舞。此外的还有一些细节也很感人,例如李白手捧酒杯,在江边“与君同消万古愁”时的苦不堪言;再如李白醉后舞剑的力不从心,这些点睛的舞台创作,使得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跃然于台上。江边的独白将李白渺小的个体延展到了天地亘古之间,使诗人从容的进入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悠远的江月,就像是诗人用心灵创作的世界,真切的表达出当诗人对于现实世界极度失望之后的另一种感情寄托。
他那满腹的诗才铸就了他的傲骨,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痛苦体验。当李白在长江奔流的湍急不息面前悲呼之时,当李白浑然忘我的手物足蹈在月影玉轮之下时,诗人已经达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至境,把我们这些俗世的凡人们远远地隔离在了那种溢于言表的情绪之外。平平仄仄的诗句,超越了任何具体的诗歌语言,这种曼妙的似真若幻,导引着诗人在自我的空间中肆意升华,管它悲苦,管它迷狂,用自我的生命谱写人生最终的啼血诗篇,是一种大悲哀后的大体悟。
莱辛认为性格是没有目的性的,我们只能让所有的故事都顺着李白的性格发展。事件是可以虚构的,可是性格却不可。的确,这些观点在此剧中,都得到了体现。莱辛坚持“性格中心说”,认为凡具有内在可能性的事,都可以成为艺术,所以,《李白》这个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艺术家看重历史事实其实是看重它发生的方式,更要注重对事实的提炼。按照莱辛的观点,一切的事实都要为性格服务,都应该是性格最直接的产物。所以,剧中李白遭遇的诸多事实,都取决于李白游荡于明月和浮云之间的复杂心情。性格刻划追求内在真实,而不是过分的夸张及不切实际的真实。这一点,此剧的创作人员把握的很好,让李白永远没有跨出那样一个矛盾的鸿沟。
话剧把李白置于这种矛盾性格中刻划,深化了他一生在“仕而不能,隐又不甘”之间徘徊的悲剧命运,而戏的结尾,也把这种悲剧意蕴表达得简洁而空灵,淋漓而深远。使得李白的矛盾性格在话剧结尾再次得到了体现。究竟是明月,还是浮云?我们没有答案,也许只有围着诗人的那一轮明月,还有那与人间的一切互为虚幻的月宫,才能泯了诗人一辈子的愤世之叹和嫉世之慨,为他的挣扎与徘徊真正画上一个句号。
总结莱辛的观点,其实是李白的性格导演了这个剧,串连了这个剧,成就了这个剧。编剧说:李白沉郁顿挫的人生并不像他飘逸灵妙的诸多诗篇那样美妙和谐,遭受仕与隐多重折磨打击的李白,最终沉浸在了月与酒的悲凉境地之中顾影自怜。”其实,心中明月如果常在的话,又何在乎身外浮云!!叹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