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13],主要是修习通识课程,其中除工学院外,其他三个院系在一年级课程表通用。[14]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重新选择修习的院系。当然,不同的院系对于学生资格也有严谨的规定与要求,学生也并非完全自由任意地选择专业。院系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年级所修习的课程和课程的分数。种院系分配的原则,既有利于学生发掘自身兴趣,选择适合的专业;也有助于院系选拔适合的可塑之才。
表2 抗战前清华大学历年招生人数统计(1925-1937)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推动建立统一招生制度,试图全面接管国立大学招考权,清华的招生自主权也受到了相当的削弱,通识教育的传统也不断遭到侵蚀和挑战,政府和学府之间在招生领域的冲突和互动变得更为频繁。
1938-1940年,西南联大的招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几乎管控全部的招生环节,最为关键的学生的录取与分配权,也牢牢掌握在教育部的手中。然而,联大校方仍积极寻求招生自主权,在增加招生额数、保留自主学额等方面进行了积极争取。1941年起,随着全国统招的难以为继,西南联大的招生也进入了新的模式。其主要特点为教育部在招生数量、招生科类、考试科目、命题范围等方面进行宏观指导,而联大则保留了自主命题、确定录取和分发标准的招考权力,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48年。
表3 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招生统计(1938-1948)
资料来源: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第221-222页;王学珍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三卷,第93页。
招生考试的科目设计也与抗战前发生较大变化,选拔人才的方式和标准日趋专门,投考科目被分为三组,分别对应文法类、理工类和医农类等不同类别的院系。在录取分发环节,录取以考试成绩为依据,院系分发则以志愿填报为准。在教育部的强力调控下,西南联大只得转变考前不填报志愿的传统,改为要求考生于考试之前即报考志愿。不过,教育部对招考、分发等环节的调控,客观上也对学生地理来源的广泛性具有积极影响。(1937年后清华学生来源地域分布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图2 西南联大学生籍贯地理分布
图3 清华学生籍贯地理分布(1946-1948)
资料来源:民国清华学生来源量化数据库,该数据库基于清华档案馆藏民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