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科学哲学家们未能有效证明科学是对自然的客观真实反映,20世纪晚期,科学的形象在哲学家笔下越来越“不堪”,越来越背离人们对它的朴素看法。甚至,在有些持极端立场的人看来,科学与神话、巫术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产物。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并无“真假”之分,只有“成败”之别,外部自然在科学认识的过程中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完全没有作用。因此,科学知识从根本上说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并没有什么区别,均被各种利益和意识形态所渗透,既不客观更不价值中立。一种科学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不是因为它真实地揭示了客观自然规律,而是仅仅因为它迎合了某种“时尚”或“心理”。此种观点不仅在20世纪晚期的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更为严重的是,它深深影响了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这对严肃认真的科学探究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一个现成的例子: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关于气候变化和控制碳排放的《巴黎协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认为现今的全球变暖理论是一个谎言,是那些敌对势力用来针对发达国家或者说美国的阴谋。
说到此处,“科学之死”的内涵已经呼之欲出了。作者并非追求标新立异的标题党,更不是想要否定科学的功能、价值和地位,恰恰相反,这个书名相当精辟地概括了20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形象,或者说人们对科学的看法的巨大变迁。
在《科学之死》的“序”中,作者深刻地总结了这一变迁的本质:
“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理智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人类自由、进步和解放事业的天然盟友;它是对自然最忠实的记录,是对真理最为接近的描述,同时也是唯一能够完全超越阶级、民族、种族、国家、地域、社会的普遍的文化体系。但是,20世纪晚期,这样的科学形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画面取代。在由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环保主义者、社会批判论者,以及小部分科学家组成的反科学同盟军的笔下,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它是统治阶级最为凶悍的看门狗,是既得利益阶层(政府、军队、大型跨国公司)榨取人们剩余价值的工具,是控制和奴役人们思想的有力器械;它既不客观也不中立,其中渗透着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性别和种族的歧视。科学不仅不是人类自由、进步和解放事业的盟友,当它与强权勾结在一起之后,反而成为了人类这些最宝贵事业的最大障碍。这两种不同形象之间强烈的反差,令人咂舌。毫不夸张地说,科学从人类高高的神圣祭坛上被打落下来,跌得粉身碎骨。”
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作者在行文中精妙地揭示了这样一种变迁是如何一步步充满逻辑性地实现的。换句话说,“科学之死”这一结局,并非某些人的临时起意或者一时心血来潮的鼓噪,而是内嵌于西方思想运动中的一种必然结果。这大大加深了我对西方思想史的理解,也颠覆了我对西方理性思想的某些固有认知。我相信,只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科学之死》,大家都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回过头来,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在断定“科学已死”之后,其处境更显艰难与尴尬。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哲学既不能再为科学开辟道路,又不能“成功”对科学进行事后解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持批判性思维的科学哲学家们亲手断送了自身的研究之路呢?科学哲学还有未来吗?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今的科学哲学家们已经不再盯着“科学是什么”“何为真理”等认识论问题了,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科学技术社会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如何影响人类发展”“科学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等这类科学与人文、社会的交叉性问题。哲学家们跨过对“真”的审视,走向“善”与“美”的高地,这或许就是科学哲学的转型之路。至于未来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向及重心是什么,恐怕将是下一代哲学家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