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珞珈山校舍一期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凯尔斯积劳成疾,只得在上海卧床休养,自然无法再到现场查看,直至1932年初,他听闻武大全体师生迁居新校舍,才扶病而来。在此期间,承建文学院工程的是在武汉三镇最负盛名的汉协盛营造厂,从老板到工匠大多都是南方人,建造风格是一贯的南方式样,这从稍后由其承建的汉口商业储蓄银行大楼上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栋大楼建造于1933年至1934年之间,由充分参与“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上海建筑师陈念慈设计,屋顶设计自然是平直简化的北方屋顶,但最终大楼被汉协盛打造出了浓郁的江南建筑风格:屋角上翘、两侧屋檐升起。显然,当时的武汉建筑,并没有受到不远处南京、上海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充分影响,故而在汉协盛承建的武大新校舍一期工程中,汉协盛的南方工匠们,或许是出于建筑风格上的一种惯性,又或是本土意识的膨胀,其承建的所有建筑的屋角都采用了上翘的南方建筑式样,不独文学院如此,学生饭厅及俱乐部、理学院和男生寄宿舍也是如此。而当时全权代表凯尔斯的德国建筑师石格司,显然并不熟悉中国建筑风格的地域差异,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径直在设计图纸上签字通过了。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1932年春天,凯尔斯扶病前来欣赏自己最伟大的设计作品时的失落与愤怒的心情,但却可以从二期工程的图书馆和法学院的平缓屋顶中看出其坚持自己建筑风格的决心,哪怕是以牺牲狮子山建筑群屋顶造型的统一为代价。最终,汉协盛的本土主义和凯尔斯的坚持己见,演绎出了后人对此“左文右武”的误读与趣谈,这应当也可算作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了。下面再从屋角以外的部分,简单介绍一下这对姊妹楼。不知是否出于对称性的考虑,两栋大楼都采取了钢筋混凝土屋架结构,而与法学院同属第二期的图书馆、工学院、华中水工试验所、宋卿体育馆等建筑都采用了钢结构屋架。另外,二者都是孔雀蓝琉璃瓦庑殿顶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筑,中间都设置了天井;都在正立面设置了水刷石的巨型壁柱,借以烘托建筑的巍峨感;都在四面直立的清水墙体上加了四根一米宽的斜角大立柱,使得墙面呈现出了传统城墙的形状,这很可能是借鉴了中国城门楼的形式。两座大楼如青龙、白虎般拱卫着图书馆,为了映衬图书馆的雄伟庄严,二者都取消了斗拱形象。不过,二者仍皆以圆柱和简化的额枋构件连接中式屋顶与西式墙身,体现出了凯尔斯较之其他教会大学建筑师的高明之处,他不再采用中西生硬拼贴的方式,而是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