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国父全集》第三册“函电”收录有1918年12月23日《复陈炯明奖勉在闽措施函》,虽然当时已有疑问,因陈炯明本人1918年12月9日亲自到上海(《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六卷第3237页),完全可以自行上门拜会而无需托人转交信函及礼物;但无法确定,因函中有“此时专期实业计画有所著述”,此与孙中山当时在撰述《实业计划》相符,提及与李厚基议和事亦符合当时陈炯明粤军动态,故虽该函落款仅有月日,仍照《国父全集》所定年份予以引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六卷第3254页);然而后来才发现《国父全集》第四册“公牍”1919年12月5日《批陈炯明来函》,《革命文献》第五十一辑收录落款时间为1919年12月5日的《陈炯明报告李厚基变卦不足与谋上国父函》(《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六卷第3525页),排比三者,即一目了然:先是陈炯明1919年12月5日来函,接函后孙中山在其上批示(1919年12月5日的《批陈炯明来函》),然后是12月23日由秘书照批示拟复的《复陈炯明奖勉在闽措施函》。其他不足、错漏应仍有不少,愿读者不吝指正,待有改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