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中国城市中心推出《党史故事》专题,开展党史知识学习教育宣传,重温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一起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攻坚克难、奋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1928年,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为革命而斗争。
在莫斯科,党的六大顺利召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中国革命形势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成功会师,红四军成立,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给革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推动了革命燎原之势的早日到来。
(一)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彻底暴露了反动本质,实行白色恐怖。中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鲁迅哀叹道:“1928年,民国没有了,我们只是民国遗民。”
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懈奋战。
1928年1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由朱德和陈毅率领,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1月12日,部队进入湖南省宜章县城。次日,宜章年关暴动取得成功。1月13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祝捷大会,朱德庄严宣告: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牺牲的工农革命军。起义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个革命政权——宜章苏维埃政府。随后,又迅速组建了工会、农会。在这里,红旗高高地举起来了,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南昌起义另一余部在贺龙的领导下深入湘鄂西继续战斗。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达监利县。在这里,贺龙带领部队为民除害,除掉大土豪李振涛,振奋了群众的情绪。另外,彭公达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乘机袭击了驻扎在盘塘的国民党团防大队,大获全胜。
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一片热火朝天。自从秋收起义举起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以来,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遂川县城,建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为抵御严寒,战士们晚上宿营时从农民家借来门板和稻草打地铺睡觉,但是有人没有主动归还。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月25日,在遂川县李家坪第一次宣布了“六大注意”,前两条便是“还铺草”“还门板”。这样一来,加上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条纪律”,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行为准则和优良传统。
(二)
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员展开了残酷的杀戮。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无数共产党员倒在屠刀之下,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
夏明翰就是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一名共产党员。1921年,夏明翰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整个武汉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夏明翰临行前就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特意买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并留下一首明志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夏明翰在严峻考验面前真正做到了“不变心”。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敌人用遍了所有的伎俩,却始终没有动摇夏明翰的革命意志。行刑之前,敌人还不死心,以为死亡能让夏明翰屈服,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夏明翰义正词严地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挥笔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为了革命理想献出了年仅28岁的生命,彰显了共产党员“永不变心”的铮铮铁骨。
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向警予,也在1928年含笑就义,她和夏明翰都牺牲在汉口余记里。早在1922年,向警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向警予不顾危险,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主笔,坚持秘密工作,给工人们极大的鼓舞。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同年5月1日,向警予慷慨就义,年仅33岁。在就义之前,向警予为狱友留下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道出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周文雍和陈铁军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革命假扮夫妻,又为了革命献出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在刑场上拍了一张结婚照,举行了最简短、最悲壮的婚礼。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时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的周文雍也在被通缉名单之列。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命令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建立一个秘密的“新家”。周文雍在陈铁军的协助下,很快恢复了广州党和工会领导机关。就在周文雍刚刚打开广州工作局面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陈铁军于1928年1月27日同时被捕,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五,本应该合家欢庆的日子,他们却被打入敌人的死牢。先是重金高官的利诱,再是惨无人道的酷刑,丝毫都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周文雍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刑前,敌人让他们提出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说要和妻子合影。就这样,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两人拍下了狱中结婚照。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紧密依偎,透露着爱情的甜蜜与温存;神情从容,显露出革命的坚定与无畏。2月6日,他们在红花岗英勇就义。此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年仅24岁。他们在刑场上举行了一场鲜血染就的婚礼,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
正是无数个像夏明翰、向警予、周文雍、陈铁军一样的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坚持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保守了党的秘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延续了革命的精神。
(三)
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的中国,被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所笼罩,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以致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还认识得不够深刻,在党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缺少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中国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快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敌人控制着,他们在交通要塞布满了哨兵、警察、暗探进行盘查。各地的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险情。据邓颖超1985年回忆:1928年5月,她与周恩来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为二人订了头等舱。但是,由于出发匆忙,没来得及拿组织上准备的好衣服,只好穿着日常衣服上船,这和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岛时,二人赶紧上岸买了几套华丽衣服。不过,出于对时事的关注,二人习惯性地买了许多报纸。这不太符合商人的习惯,引起了船上暗探们的怀疑。到大连准备上岸时,二人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他们将周恩来带回了警察厅,足足又盘问了2个多小时。周恩来沉着应答,警察暗探们没有找出破绽,将他放回,但还没有消除疑虑。随后,二人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踪。幸亏周恩来巧妙周旋,终于应付过去,安全到达哈尔滨,然后乘车到达满洲里,经苏联人帮助越过国境抵达莫斯科。对于5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危险经历,邓颖超记忆犹新,足见当时的险恶情境。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远赴莫斯科。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回忆:5月中旬,新婚丈夫罗亦农刚刚遇害,她心情极度悲伤,接到会议通知后,她强忍内心的悲痛,与杨之华和其女独伊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她们先乘坐一艘货船到大连。在船上,她们住在底层的货仓里,空气十分污浊。李文宜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再加上心情不好,一天到晚也吃不下东西。在杨之华的劝说下,李文宜勉强进食。下船后,她们又改乘火车经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到哈尔滨、满洲里时,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为了安全考虑,组织上要求李文宜和杨之华二人分开,各自乔装成东北农村妇女,与接头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平安到达。
历时一个多月,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党的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次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使革命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受到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曾为武汉码头工人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并没有领导能力,无法在中央起主导作用。事实上,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参与党的六大的筹备活动,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虽然缺席党的六大,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四)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组织的恢复、整顿与发展。2月,先后成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4月,他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朱毛胜利会师,使南昌起义军余部有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如虎添翼,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此后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对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