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以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表现是: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重返1936,西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内情”绝不是一个谜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博弈中产生。党派、地方势力甚至国际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在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返1936年的西安,重返那个虎踞龙盘的时代,重温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博弈。
历史不仅是戏剧,更是一面镜子。身处历史的分岔口,每个人都需要作出抉择……
西安事变的始末经过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张、杨遂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