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的那个7月,钱钟书和杨绛结为夫妻。他们的婚姻被很多人称赞,可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结婚时,人们都希望白头偕老,可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个人要先走……没有谁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已经很难了,就对身边的那个人好一点吧。
文|北方女王
1935 年7月13 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苏州庙堂巷举行。
这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上了正式的礼服。新郎穿的是黑色西装,因为太热,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显得狼狈不堪。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钟书,新娘是杨绛。
两人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钟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那一年,钱钟书24 岁,杨绛 23 岁。
钱钟书在《围城》中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可他和杨绛却是例外。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自那时起,他们只有生死,再无别离。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前世的爱人。”
杨绛和钱钟书恰恰就应了这句话。
1932年,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初次见面钱钟书便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紧张地说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钱钟书被她“颉眼荣光忆初见,蔷薇细瓣浸醍醐”的淡雅别致所深深吸引,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一见钟情定终身,真实地发生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这一遇,便是66年的陪伴。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走进婚姻的殿堂。冰心说:“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
世人提起两人的婚姻,也总说他们是珠联璧合,门当户对。
其实两人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钱钟书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
杨绛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婚姻职业自主。
杨绛记得,她结婚那天磕了无数个头,拜完长辈,又拜祠堂的祖宗,还得进厨房拜灶神。
她倒不觉得苦,只是担心父亲若知道她结个婚得磕这么多头,还不知道有多心疼。
她说:
“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两人婚后的7月,钱钟书考取英国庚款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
那时杨绛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自家这位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
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她下定决心跟丈夫一起去英国。
钱钟书与妻子杨绛结了婚到英国牛津求学。他们离家远处,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些战战兢兢。但有彼此作伴,尚可以相依为命。
钱钟书初到牛津,就磕掉大半个门牙。他用手绢捂住嘴走回去,杨绛见他满口鲜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婚后,杨绛才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上,知道丈夫是怎样的“拙手笨脚”。
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手抓,全然没有做学问时的那种潇洒劲。
杨绛本来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嫁给钱钟书之后,心甘情愿做起了小家庭的总管家兼“老妈子”。
钱钟书对生活事务一窍不通,她就将家里的活全部包揽;钱钟书总是闯祸,她就全部替他解决。
怀孕住院期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每次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我做坏事了,台灯弄坏了;
我做坏事了,墨水染了桌布;
我做坏事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
……
杨绛回应他的,总是轻描淡写地“不要紧,我来弄。”因为爱,她用无尽的温柔去包容这个大孩子。
钱钟书对她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她出院后,果然将钱钟书做的种种“坏事”一一化解。
从此以后,她的“不要紧”三个字成了他的定海神针,只要有她在,一切都不要紧。
托庇于杨绛的处处不要紧,钱钟书才得以安安稳稳地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
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许多人常常感慨,再深厚的感情,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
就如《围城》里在开篇时,所写的那样:“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杨绛与钱钟书却着实从琐碎的婚姻生活中,完美跳脱出来。他们懂得彼此,也会相互包容。
1942年,杨绛创作的《称心如意》话剧登上舞台,钱钟书坐不住了。他对夫人说:“我想写一本书,你支持我吗?”
杨绛不但支持,还催促他快点完成。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只希望钱锺书的作品能早点问世。
曾经的名门小姐,心甘情愿做了“灶下婢”,没有一丝抱怨。钱钟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爱是需要学习的,与杨绛成为夫妻后,钱钟书慢慢也学会了体贴人。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就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为夫人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泡了英式红茶,给她悄悄端到了床上。杨绛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后来,钱钟书将做早餐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热牛奶,煮鸡蛋,烤面包,一做就做了一辈子。
1947年,《围城》问世。
钱钟书接受采访时说:“这两年我的夫人为我付出了许多,让我专心写作,帮我拦了外界很多干扰,这本书应该属于她。她在我眼里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形容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他们的家很朴素,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女儿阿圆常说:“我和爸爸是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三个人在一起平淡的生活,也充满了无穷的趣味。
时光静静流逝着,可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战争像突如其来的飓风,把他们连根拔起,然后恶意置于陌生的荒地。
在那里,他们成为时代的孤儿。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
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战争之前,他们沦陷上海。
钱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苦。只是柴和米,就并非易事。
贫困与疾病总是相连的。
钱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次病;女儿阿圆从小体弱多病,念书念得断断续续。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
杨绛与钱钟书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
战争胜利后,他们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每次外出归来,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二人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了许多人,许多事。
1949年夏,钱钟书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携带女儿,踏上火车来到清华。
钱钟书担任教授,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则兼任教授,自称”散工“。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任教授。
彼时的阿圆已经长大,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杨绛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考虑到女儿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因此让孩子休学,功课由她自己教。
可惜好景不长,安顿的日子没过多久,1966年便迎来了“文革”。
那段时期所带来的群体狂热,使钱钟书夫妇的命运,变得如同一朵长河里的浪花,无论是反抗还是低吟,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
他们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神蛇”,身心经受了莫大的冲击。可漫长的十年间,他们相依为命,任何人、任何事都没能将两人分离。
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原则,钱钟书的名言是:“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们无法拥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至少还拥有沉默的自由。)
1977年,“文革”结束,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自从迁居北京西城区的三里河寓所,他们好像长途跋涉之后,总算可以安顿下来了。
那年,钱钟书已经67岁,杨绛66岁。
两人每天在起居室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写作。阿圆回到家,三个人就在院子里散步,把玩石子。他们都不愿再四处奔波,只想日常相守。
1990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播出,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赶来,想要一睹钱老的风采。
向来喜清静的钱钟书,当然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大门,为他挡客。
钱钟书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件,但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回信,他称“还债”。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
人世间也不会有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杨绛与钱钟书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我们终究还是走上了古驿道。”杨绛在《我们仨》书本的扉页写道。
杨绛在“古驿道”上的相聚相失,指的正是钱钟书最后住院直至逝世的日子,古驿道如同从尘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泉路,那艘船便是丈夫所住的311病房。
1994年夏,钱钟书住进医院。杨绛每天去看他,送饭送菜。在丈夫生病期间,也是阿圆病危前夕,杨绛来回奔波,四处操劳。
三人分居三处,其中的心酸无法用言语形容。
钱钟书、杨绛与女儿钱媛
当钱钟书在病中时,她向老天祈祷:照顾人,他不如我,我只愿比他能多活一年。
深受疾病缠身的钱钟书,每天都强打着精神,张开眼又闭上,他很倦怠,话也懒说。杨绛虽然天天见到他,却觉得他离自己很遥远。
没过多少时日,阿圆终于先走一步,离开了人世。
杨绛告诉丈夫,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我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肠挂肚,以后咱就不用牵挂了。”
杨绛口上说着不必牵挂,心上却牵扯得痛。钱钟书默默点头,却闭着眼睛。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
钱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自己的妻子,却讲不出话来,也没有哭泣。
杨绛自己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把胸中那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湿润得柔软了些。
钱钟书与女儿钱媛
她的手是冰冷的。她摸摸丈夫的手,手心很烫,脉搏急促,钱钟书又发烧了。
自从失去女儿,杨绛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颤颤巍巍地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即将离开人世的丈夫相聚。
彼时的钱钟书已经骨瘦如柴,他已没有力气说话。
短短一年后,88岁的钱钟书也永远离开了杨绛,那是1998年12月19日。
这位老人只记得那一晚,丈夫强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她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钱钟书用尽所有力气道出一句:“绛,好好里(好生过)”,之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临终时,钱钟书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两人一起携手走过六十三年的风雨路,无论两人在国外求学生涯,还是文革时期的改造都没能把他俩分开,这一次分离则是阴阳两隔。
杨绛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三里河寓所,变为只是旅途上的客栈。
往后的家在哪里,她不知道,她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