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题: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李赟、李兵峰、马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两支部队拥有10余万之众,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底右路军走出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是,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为什么中共中央要在与左路军会合之前,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呢?
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顽固坚持南下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举手同意北上,但后来却出尔反尔,一再企图南下,准备在地瘠民贫的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偏安一隅。
为此,他百般拖延部队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在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北上之后,他仍几次三番想带部队南下。
后来,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联名致电左路军领导人,规劝张国焘“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历陈南下的诸多弊端。张国焘对中央再三劝告置若罔闻,顽固坚持“乘势南打”的错误主张,并命令所属立即部署南下。
张国焘大肆向党要权,不服从中央指挥
在已经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情况下,张国焘倚仗枪多人多,以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继续肆无忌惮地向中央要权,甚至借陈昌浩之口提出让自己担任军委主席,还要求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中央满足了张国焘部分要求,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张国焘还不满足,继续拖延北上。
9月初,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继续前进。但当左路军先头部队进至嘎曲河时,张国焘又借口河水上涨,停止了前进,并电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公开反对北上,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
在此情况下,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朱德亲自到河边观察,并派警卫员下河探测水深,发现队伍完全可以涉水通过,据此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但张国焘不仅继续按兵不动,还煽动个别人员对朱老总施压。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冲突
张国焘为实现南下目标,对中央决定置若罔闻,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
早在两军会师后的7月,张国焘就在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
9月9日,张国焘电令,要求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和第32军南下,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其“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对于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的决策,1937年3月23日至31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是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以武力胁迫中央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党中央的被迫之举。
历史证明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一是避免了红军间可能的武装冲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维护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二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并最终落脚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使广大红军官兵,在事实面前,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党、红军图谋的本质,为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创造了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