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产业资本为主要经济形态、投资者与产业工人共同参与、其他专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以及政府参与财富调节的利益联盟,在以往的工业化时代,保障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生成,而像美国这样构成极为复杂的巨型政治体,即便不能称作为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但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中,民族国家的理念仍是关键成分。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维持中,并非没有过政治不和谐,实际上有时还会遇到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但为什么危机能够化解,政治生态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在相对和谐状态?
主要原因是国家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产业资本也配合了国家需求,从而能够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物品,从而为政治对立的缓解创造了物质条件。
从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和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边疆”(New Frontier)纲领、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伟大社会”构想,都较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时期美国遇到的不同内政问题,而社会经济资源则为国家计划提供了充裕支持,特别是在帮助更多不同肤色、出身的美国公民实现充分就业上。
“新镀金时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