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59年赵匡胤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承五代,朱温以藩镇代唐,后梁为太原李氏父子所灭,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为内部军人所篡夺。如何终结五代短祚之命运,延续赵宋之政权,是太祖首先考虑的问题。依据问题的严重及优先次序依次为:
1、朝廷内部军人将跋兵骄的问题,即如何使得内部将领不再有篡权的可能;
2、割据之政权及封疆大吏的问题,即如何取而代之,解其兵权,使其无坐大可能。
上述两个前期最突出的问题核心还是“武”,即军事问题。当然也有皇帝与将领,中央与地方的问题。
961年,赵匡胤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在消灭各割据政权后,即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这时就有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3、如何防范文官,使得皇帝不为权相所制或为其篡权。
太祖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条》载:
“上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之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虽然谈的息兵问题,所谓方镇太重,根源还是“君弱臣强”,重点在“夺其权”。这是文武都通用的。在太祖的举措中,首先贯彻的就是夺其权。夺其权又分为上夺其权和分其权两种夺权方式。
上夺其权及分其权后,则又有“防”“制”。宋太宗代太祖,第二天大赦天下诏书曰: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
太宗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总结太祖之制。宋代的制度及史事,大抵不超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一原则。如我们最熟悉的杀岳飞,也是这一祖宗家法之下的产物。

二

先说兵制。
兵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太祖实录》、《宋史》未著一字,史家一般认为无其事。这里不详论。
募兵制在唐中后期兴起,五代成为割据政权的主要兵制。在中央有禁军,地方有地方军。太祖殿前都点检即为禁军的两大高级将领之一。
太祖以中央禁军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他首先要防的就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黄袍加身第二年,即961年,太祖就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解除,提拔资历较浅之辈,以便于控制。
除了中央禁军外,藩镇地方军也是政权的主要威胁。965年,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合乎兵样的人,送到中央当禁军。不合标准的,留在地方当厢军。这样就削弱了藩镇地方军,形成了宋中央禁军为主体的军队体制。地方厢军并无战守之责,只在地方当杂差。
北宋统一南方后,由于北方尚有辽,西北尚有诸羌,又有辽、夏边境征调之乡番兵,同时原有招募之禁厢军不能裁撤,凶年流民的招募,北宋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记载北宋仁宗、英宗两朝史事的《两朝国史志》论及北宋兵制道:
“招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徒以卫良民,今招募之兵是也。”
晁说之《嵩山文集》“应昭封事”叙述太祖故事: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募兵之制,一方面收凶年之流民为兵,使其为良民之卫,另一方面也将“兵”“民”截然分开,使其无法合流成为一股动摇朝廷之军事力量。但其募兵在北宋百年间的快速增长,成为其积弱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不详谈,后面谈到中叶变法时述及。
太祖以晚唐权宜设置的枢密院定为常设机构,设置枢密使分宰相军政之权。枢密使同时也对将领起牵制作用: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将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太宗时,把枢密院之权归于皇帝,对于带兵出征的将领,实行“将中从御”的办法,对将领在前线的举动加以限制。辽、夏沿边及诸路,也以文臣任正职,以武将任副职。以文官抑武将,使其互相牵制、互相制约。
禁军除护卫宫禁和京城外,也戍守边疆及外地州郡。太祖在内外驻军及比例上,煞费苦心,以合乎制约之原则。《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神宗谈话曰:
“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而在驻军与地方,将帅与士兵之间,又有更番戍守之制,使驻军不专于某地,将帅不相互结托,形成势力。《文献通考》曰: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狡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谴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得骄惰。”

三

次说地方行政。
前文提到对于方镇太重,赵普给太祖的方法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收其精兵已在兵制中提及,这里再谈夺其权和制其钱谷。后者也涉及宋代之财政政策。
藩镇雄踞一方,自为一国,首在夺其权。夺其权的前提还是军事实力。太祖收节度使所领之支郡(即州)直隶中央,架空藩镇节度使,地方复归州、县二级。节度使仅拥一官号,居京师厚禄养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法唐制分天下为十道,后四年因转运使有路之名改制为十五路,后增分为二十三路。
太祖时,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ufe50事毕即撤。太宗时,于各道(后为路)设转运使,转运史将一路财赋,除少量留存地方外,其余都解送到京城。“制其钱谷”,实现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绝对控制。中央又于宰相之外置三司专管财政,此节后述。
诸路不置元首性质之长官,而置四司分领众务,分别为掌漕运与财赋之曹司(即原转运使)、掌刑狱之宪司(原转运使兼)、掌常平茶盐之仓司(原转运使兼)、掌兵工民事之帅司。四司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其官为中央,而职兼地方某事。官为虚官,职为实职。官职的分离是宋代官场的常例,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四司互不统辖,其主责又有重合之处,互相制约不易专权。南宋地方之权渐重,此处不述。
诸府州有节度、刺史之官,居京师并不理府州事,中央另委文官权知府州事,称为知府事、知州事(即中央文官兼府州事,中央文官为虚,府州职位实)。该府州之赋役、钱谷、刑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之。恐知事之权太专,府州又置通判,与知事均礼,凡府州之诸政,皆需通判签署方能行下,而通判又兼刺查官吏之权。以通判防知事,知事通判互为制衡。知府事后代发展成知府实官。
中央委派之任职地方官,其更迭也迅速,以防其专权。短则几月,长则数年,已调职矣。明乎此,我们看到宋代文人传记,其职位调动之迅速,也就不以为怪了。
宋代对于地方的限制,也是宋积弱的一大原因。

四

最后说中央行政(相权)
相权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废坐撤茶”。太祖于大将“杯酒释兵权”,于宰相则“废坐撤茶”。两者同样是对其权力的剥夺和地位的下降,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影响深远。废坐撤茶有之,但恐非一时之事。
仁宗朝宰相王曾笔录: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口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废坐撤茶”是主动还是被动,或者兼而有之,已不可考。但宋代宰相实际却是废坐撤茶了。从礼仪上,皇帝与宰相的地位,从相对的平等变成了明显的一上一下,皇帝威严进一步巩固。而诏书决策,前代宰相“熟状”也就是定稿送呈皇帝,皇帝亲览印画降出奉行。宋代宰相则呈“劄子”也就是几条意见办法送呈皇帝,由皇帝正式决定再拟旨。政令的方案权由宰相上移到了皇帝,宰相更似秘书长。看似一小步,实际一大步,君权得到了极大强化。
皇帝夺宰相之权外,又分宰相之权。前代宰相无事不统,宋代宰相民、军、财三大政被夺其二。《宋史》职官志:
“尚书、门下并列于外,有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莞库,悉隶三司;中书但掌册文覆奏考帐。”
宋代三省,尚书门下已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对掌大政,又称“两府”。枢密院前已述及,此处再谈财政之三司。
“司”本是唐代六部下面的官名,唐代三司,判度支、判户部、盐铁转运使,为三个使司。唐代宰相时兼领尚书的一个司,便于财务的掌握和处理。唐末五代始有一人专制三司。宋将三司从相权中分离出来,宰相失去了财政控制权。
“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人,朝廷不顾,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军、财之权外,宋又剥夺宰相之谏台、司法、人事等权。
唐谏官为中书门下之属官,职在谏阻皇帝。台非宰相之属官,但亦由宰相任用或推荐,职在监察中下级官员。宋代谏台独立,由皇帝任命,宰相不得推荐人选。谏官不谏皇帝,而纠绳宰相。台官也以宰相为主要目标。谏台之官,往往选新进后生,锐于言事者。因其在纠绳宰相,本职即在表示异见,必胜之而后矣。谏台因此成为宋钳制宰相的极大势力,也是宋政治组织的一大特色。谏台这一特点南宋后为权相所用。
太宗时,又夺中书之司法和人事权。《涑水记闻》:“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部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宋朝实录》:“太宗用赵普议置考课院、审官院,以分中书之权。”
宋代科举大体沿袭唐代,也有不同。在集权及制衡方面,核心的举措是殿试。973年,李昉知贡举,时人以为不公。太祖召见下弟之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与已录取者,亲自试于讲武殿。自此,省试后举行殿试,遂为常制。962年并有诏曰:“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至此科举之人都为天子门生。唯天子是尊,防大臣结党营私。
夺分宰相权外,宋代也往往设多相,以左右相两相为常见,使其相互牵制,达到平衡。此为宋代平衡宰相之重要家法。
夺分宰相权后,为防子孙任意妄为,太祖又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以防君权过度侵害臣权,毁坏赵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