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非常坦诚的谈话中,朱学良研究员从自己的成长历程出发,回顾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大生物系师生一些令人难忘的往事,介绍了他们在没经验、缺经费、缺设备、缺试剂的环境下,奋发进取,创造条件开展生命科学前沿研究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工作者筚路蓝缕、发展科学的过程。
贫苦的家庭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是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熊卫民,目前在负责科大生科院院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施蕴渝老师等公推您是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我因此很想拜访您,请您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尤其是您与科大生科院的故事。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吧。
朱学良(以下简称“朱”):我于1963年初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楚雄。它距离省会昆明一百七八十公里,现在把路拉直了也就一百三四十公里,但在以前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云南都是山区,去趟省会挺不容易的。我大概要到上中学时才第一次去昆明。偏远地区的人,好处是很单纯,坏处是见识少。
熊:您的家庭情况如何?
朱:我父亲早年是银匠。要知道我们属少数民族地区,而彝族普遍用银器做饰物。解放以后,这些东西遭到压制,不让做了。银匠店被公私合营,家里被抄,我父亲成了工人,改打铁桶。我母亲一直是没有工作的。我家孩子又多——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所以家里变得很穷困。
熊:银是贵金属,过去做银匠其实也就是做金融家。
朱:是的,性质相近。当工人后,我父亲每月只能挣38.5元,这哪够养活一个家庭?于是我母亲也接很多计件的活,譬如铺棉衣、缝鞋底之类,没日没夜地做,以维持家用。我是家里最小的,比小姐姐还小五六岁。在我刚开始记事时,我的大哥、二哥、大姐就上山下乡了。为什么我家贫困?这也是个很大的原因。当时我大哥念高三,我二哥念初三,我大姐念初二,一股脑儿全都下农村。记得我母亲为此哭了很多次。她去居委会力争,最后居委会把我大哥和大姐分到同一个村,这样好歹能照看一下。我二姐小学毕业就给分到了玻璃厂工作,算是照顾。
熊:让家里的三个孩子同时下乡,确实做得太过分了。然后,您就上小学了?
朱:对,边远地区就是太左。其实我哥姐都是高材生,我到高中数学、物理题目不会做时,都是我大哥辅导。那个时代剥夺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我先在附近的红星小学上学,后来考到新建的楚雄第二中学,是该校第二或第三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