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理解?
何为内循环
什么叫内循环?我认为内循环有三个内涵:
第一、要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上去以后,才能让国内的市场远大于国外。中国经济现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们的国际贸易量除以GDP是64.5%,现在是35.7%左右,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每100块钱的GDP有9块是贸易顺差,现在是1块钱左右。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的冲击,直接从需求上讲,就是冲击真正依赖国外市场的这部分。广东、浙江沿海一带的企业,还要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再降下来。
第二、要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有多少家电梯厂?600家,这怎么生存?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就不可能有600家,一定要有企业兼并重组。美国在宪法中就明确要求各种税金、捐税、关税必须全国统一,不允许各州设立贸易关卡。所以内循环要求我们,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藩篱,推动相关产业兼并重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要提高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当前以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很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大洗牌,赢者通吃的前景不容忽视。近年来西方国家高度警惕中国的科技进步,已经在一些领域设法进行封锁。因此内循环也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往的外循环
对应这三个内循环内涵,以前的外循环有什么内涵呢?
一是需求依靠国外。基本模式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销往国外,1998年这类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一度达到了53.4%,2018年已下降至27.5%。
二是资金来自于国外。外商投资现在很低了,13万亿美元GDP中才占1300亿美元,1%的水平,已经很少了,1993年该比重一度超过了6%。
三是科技来自于国外。我们过去很喜欢搞合资企业,用市场换技术,引进外国的生产线和技术工艺。
外循环的作用
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者之间是什么辩证关系呢?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上讲,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尽管对单个地区、单个企业来说,两者可能是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我们的市场份额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按照购买力平价算是20%多,按照市场汇率算为16%,今年有可能还上升一点。占全球1/5的市场,再发展当然主要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场。所以第一个要求,内循环是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内循环带来量。
外循环的意义何在呢?外循环刺激我们提高质。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格力电器要出口,无形中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做事,有这个压力,必须学习。学习者不光是企业家、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我们为什么过去落后?从历史上看,明初以后不搞国际贸易,搞了海禁。一旦不学习就不能进步,过去五百年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学习,不能关起门来自个儿竞争。
其次是能够让我们领先的技术向外推广。举一个例子,抖音是很先进的,它的算法很牛,年轻人喜欢,这个技术我们领先,如果抖音不去欧洲、不去美国,就在国内玩儿,很难保持领先,只有把自己的平台往外扩大,才能赢者通吃。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多,占全球1/5,不用学英语了,讲汉语就行了。这个不对,人再多,关起门来没用,别人也有可能故意来找茬儿,所以学外语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外循环根本的要求,强迫你睁开眼睛,这样中国的好东西才能对外推广,好的技术才能推广,最终才能做大做强,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儿闷在家里也烂掉了。平台的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人最善于搞平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王、好莱坞广义地讲都是平台。
所以说外循环要求我们:要主动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知识、技术与理念,不要认为竞争对手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讲,越是竞争对手,我们越要虚心学习它的优点,保持冷静,才能最后在竞争中、合作中胜出。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不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水平;外循环能够促使我们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内循环的关键
内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百姓收入提高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促进内循环?
第一、要释放潜在的市场需求。当前中国社会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10亿较低收入群体,对于前者,建议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释放私人消费;对于后者,建议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用3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帮助4亿人口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建议在城镇化方面下大力气,要让那些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变成城市的居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落户。
第二、转变经济的发展重点。改革开放40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地方政府官员合适的激励和约束,使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但过去地方政府的激励主要在生产环节,官员的主要激励是抓生产、抓项目、抓投资。现在要适当调整激励方式,引导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费,建议研究将部分税收由生产环节转向消费环节,由生产地征收改为消费地征收,同时建议将居民的满意度调查纳入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激励各级干部更加关注民生和消费。(作者:李稻葵 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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