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产业偏态型的国家以及最强的美国而言,开始承受全球化的“负面溢出效应”,于是对WTO也从“撑腰的”变成了“拆台的”。 基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而全球化就实现了各种资源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实现全球范围内分工,以最小的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 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全球化也意味着产业遵循雁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转移,各国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比拼竞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 即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带来西方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极值化”:高收入者收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续降低,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 当下全球化暂时回潮,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义甚嚣尘上。再国家化将再次把全球推到国家间动辄剑拔弩张,一言不合就武力相向的危险境地。但去国家化是大势所趋,市场主导的全球化还将继续深化。 一是跨企与资本。 伴随全球化演进,企业发展路径也经历了国内企业、区域性企业到跨国性企业几个阶段。 如果说全球化第一阶段跨国企业是作为国家战略利益的延伸,或者说变相的国家而存在,那么第二阶段跨国企业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人格”。尽管仍然背负着国家战略使命,但受其自身利益驱动的权重开始增加,甚至可说已然异化为一种新兴帝国。 而随着全球的全球化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跨国企业也将被全球性企业所取代,前者仍有母国,而后者却如流水般无影无形,无所谓总部与分支,不分主客场,更善于兼顾生产、消费、交易以及相关方的利益与需求,将成为继国家、新兴帝国之后国家存在形式无边界的新版本。 二是互联网。 互联网无边界、无国界,天然的是去权力、去国家的。互联网通过权力的分散、转移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相关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网民突破3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其中G20国家网民达22.4亿,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为69%。 从公民到网民的变化背后更蕴含着权力和秩序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的力量将不断被肢解。 由此来看,中国引领全球化进程也不过是尊重规律的大势所趋,也是国内市场深化、国际市场开拓的必然结果。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