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思想方面,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多种分歧。有的一味畏惧外敌,不敢言战的言和派;有只知言战,以和为耻的清议派;也有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但是,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对现实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这些思想和举措表现在他亲手处理朝鲜“壬午事变”、布置海防陆防以备中法越南战争,以及关于日本吞并琉球、俄国谋夺伊犁要求改约的“球案、改约”的地方大员筹议讨论之中。张树声认为“球案”、“改约”并不相干,反对相互牵扯,更反对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议改条约。
张树声还较早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的思想。1884年,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
他在这封临终《遗折》中指明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及“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张。显然,张树声生前不敢公开提出议院问题,也不敢激烈批评。只在技术和经济的层次学西方的自强新政,而直至临死时才敢上这样一个遗折,说明当时在官员和朝廷中,主张设议院还是很难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当时能够赞同张树声主张的,只有少数人物,因此张树声的《遗折》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
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如“展接电线”、督造“蚊子船”等洋务实业举措。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务自强思想和举措没有得到朝廷采纳,更难得到推广普及。但他的这些冷静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一定作用的。
张公祠
祠堂有公祠和家祠之分。所谓公祠,就是由当时朝廷和当地政府所兴建的。过去合肥城里公祠堂很多,李鸿章祠堂、刘铭传祠堂、张树声祠堂等更是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