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14]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15]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16]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17]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18]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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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