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一大到六大,毛泽东参加了三次代表大会:一大、三大和五大。一大时期中共初创,仅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局,毛泽东则担任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三大和五大上,毛泽东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大和四大,毛泽东均未参加,也未当选中央委员。六大,毛泽东同样缺席却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得票数高于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 一个受到中央处分、知识分子出身、没有工人身份光环的党员,为何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人们普遍归因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做出的杰出成绩,但从历史事实中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归因太过简单和片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知名党员,除毛泽东之外还有贺龙、朱德、彭德怀等人,他们均缺席中共六大,为何只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外,还需注意一个史实,此时的毛泽东并未与临时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在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收到毛泽东书面报告的时候,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早已在4月底赴莫斯科筹备六大。1927年10月至次年4月是井冈山的初创时期,当时党内存在浓厚的“左”倾思想,偏重于城市斗争,井冈山也未被中央重视,其政治影响不可能扩大到各地方党部,而全党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只是通过国民党政府的零星报道对井冈山的情况有所耳闻:1928年2月9日《中央日报》《申报》都曾报道遂川被工农革命军攻陷。但是此类报道仅是只言片语,不足以得出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结论。在这种背景之下,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是如何知晓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斗争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得知毛泽东确实做出了显著成绩?这个问题是解开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关键。 一封重要的来信 通过查阅该时期解密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相关档案可以发现,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过一封信。该信件是留守中央在收到毛泽东的报告之后发出的,随信一并发来的还有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在信中,李维汉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土地革命的情况,其中用了“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其喜悦、赞许之情跃然纸上。这是第一份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珍贵档案。该文件的副本在6月26日还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的文献,是1928年11月28日李维汉和周恩来共同起草的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工作汇报。这份早于该工作汇报半年之久的重要文献却被学术界忽略了。 该信件对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绍,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成绩的宣传,丰富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革命的认识。该时期共产国际了解中共革命情况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在工作汇报中仅提及毛泽东在湖南领导暴动;2月29日,阿尔布列赫特在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中提及毛泽东,认为其队伍是“半土匪出身”,已“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6月初阿尔布列赫特在发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用了“越来越令人不安”来形容中共的农村革命。这样看来,共产国际从其驻华代表方面得到的关于中共土地革命的有限消息多是负面和悲观的。另一条是通过中共六大代表团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国内工作汇报。5月25日李维汉发出的信件按照组织程序是必须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而这封信件的观点正好与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对土地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 1928年3月1日,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认为农民运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他还反对分散的游击斗争,认为这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