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