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请异议”可适用所有执行义务,而“异议之诉”仅适用“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执行事件。“异议之诉”属于民事诉讼,自不当论。“声请异议”由当事人向行政执行机关提出,它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的“声请异议”被行政执行机关所驳回,当事人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法”和“行政执行法施行细则”都未作规定。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应当可以与行政诉讼相衔接。[76]
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执行罚的法律救济并未有单独规定,它只体现在总则所确定的法律救济的总原则里。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这一规定的最大贡献是为整个“行政强制”行为确立的法律救济原则,但缺陷是:在法律救济的方式和程序上,它对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没有区分;在强制执行中,又对行政机关自身的强制执行与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不加区分,这会导致操作上的困难。
我们暂且撇开其他不论,限于讨论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的法律救济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对于行政强制措施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理论界和实务中没有异议。但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有观点认为:由于它“依附于基础行政决定,本身没有独立性,行政决定生效后又不自动履行的,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是天经地义的”,[77]因而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固然也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不过,《行政强制法》出台后,更多的专家学者主张执行行为的可诉性并解释了理由。主张可诉性的主要理由是:“行政强制执行”虽然不是《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所明列受案范围内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它们应当属于该法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两大特征,即“就特定的事、针对特定的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与基础行政行为一样,同样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至于如何救济问题,他们主张:如果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合一时,可一并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相对人对基础行为没有异议或者基础行为已过时效,就只能针对执行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