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之路,有三个必须定格的历史瞬间:
定格一: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了土地、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标志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确立;
定格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珠三角的广州天河、佛山南海和顺德等地,悄然开始了一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村民,村民变股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由此发端;
定格三: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改革时间表、路线图一一明确,改革由此全面铺开。
三个历史瞬间,标志着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村,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集体所有制发展之路。
几十年砥砺前行,从地方探索、实践经验,到理论总结、中央层面指导意见,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宏伟画卷,笔墨已然就绪,色调愈加明朗,新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机制,正在向我们大步走来。
厚积薄发
打好沉稳有力之底色——
正如一幅好的作品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经历了跬步千里的积累过程。30多年的漫长探索路,折射出改革之艰难,也沉淀出无数宝贵经验,改什么、怎么改、遵循什么原则、沿着什么路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
2018年9月末的上海,依旧潮湿闷热。上海闵行区七宝镇友谊村村委会的一间会议室里,村主任姚春华召集了几位村民代表坐在一起,想听听大伙对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什么意见和反馈。为了说明历史情况,他还叫来了已经退休的村干部张国林。相比于两年前改革启动时的忐忑纠结,这次的交流会姚春华心里有底。2016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界定、股份量化后,2017年底,2600多村民每股分到了9600元的分红。
“从1956年算起到2016年改革,我的劳龄整整20年,每一年折价7000块钱,一共是14万元,村里分给我一股集体股份,价值12万元,还有2万元现金将分3年兑换给我。”年近六旬的姚宝根梳理起自己在村集体资产中占有的股份和收益情况,说得清清楚楚,“以前村里集体经济跟自己有关,好像又无关,现在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不仅有分红,还能参与决策!”
“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复杂,利益关系复杂,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姚春华在两年前的那场改革中开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会,分年龄段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