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祖籍河北,生于北京,修学经、管、法、政及至博士后出站,下过基层,坐过机关,访学西洋,现在大学任教。近几年推出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作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深入探讨,蜚声海内外。
在学术研究和生存压力中挣扎
燕赵都市报:廉思在调查报告中用“工蜂”这个概念形容大学青年教师;现在有许多青年教师也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周濂:老实说,我既当过“蚁族”,也当过“工蜂”。我是1999年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每到周末,不能去办公室,只能留在家里,午后看着阳光慢慢地消失,感觉整个人的生命无所寄托,特别惶惑。
做了三年“蚁族”之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回北京任教。用廉思的话说,就是又做了“工蜂”。
在香港博士生的奖学金是非常高的,我每个月的奖学金是13600块钱。三年博士读完回到北京,我竟然用省下的钱买了一辆汽车,心中还有些得意。2005年11月24日,我正式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名教师,当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发现只有1500块钱,这连汽车都养不起。后来我找到学校的教务主任,问为什么只有1500块钱。他说,现在正值寒假,“你放心,过了寒假你的工资就会涨起来。”果不其然,过了寒假,我的工资涨到了2200块钱。
2200块钱对13600块钱是如此大的落差,想起在香港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想到以后的生活会是如此的窘迫。比较香港的三年,与在人大任教的五六年,不可否认,外在物质条件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我内心的焦虑不安。
在香港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做自己的论文,以极度专注和高产的状态,每个月可以写一万字到两万字。但是刚回到人大的两三年时间里,我感到了科研以外的巨大压力。这里面有备课的压力,新的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上;有科研的压力;但是更重的是生存的压力。
廉思:周濂老师是我的师兄,我刚入北大的时候,基本工资和周老师也差不多。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许多大学老师刚入职的时候生活十分困难,每年的平均工资以四到六万元为主体。这个群体中许多家庭都是双独(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买房、买车,他们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很多人的故事是蛮辛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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