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 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狱最多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残酷血腥 的。其时“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之触时讳者,不敢 讲习。”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桐城文人则不然,尽管方孝标开棺锉骨,名世、麻山被杀,并株连众多无辜,但他们没有吓 倒,没有消沉,而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不断追求,以致出现方苞、 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清一代文坛巨匠,形成强大的桐城派!煊赫达二百余年,饮誉海内外。当我们读方、刘、姚三祖的精美文章时, 当我们为“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而自豪时,我们要深思1 个问题: 桐城文家为什么能做到初衷不改,百折不挠,孜孜以求呢?我想这是 由于他们具有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对清廷“欲效涓埃之报,” 就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也许是桐城派出现在桐 文章千古事,品德最为高。文如其人。谈文品,还必须谈人品。因此,我想就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些述评。 戴名世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但谈桐城派不能不谈戴名世,因为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 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又因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叫 之为“南山先生”。清顺治十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桐城红庙砚庄1 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戴霜崖以教书为业。名世幼承家教,刻苦好学,一心攻读,博览群书,学识过人,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 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加之他资质过人,11 就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才子。18岁时,他用曾 爷爷的《响雪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题意,撰写成《响雪亭 记》,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世态,成为传诵于远近的名文。迫于 生计,名世二十岁就开始授徒养亲。名世青少年时代,深受其爷爷辈, 以及博学隐士和前朝英烈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 爸爸临终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才, 汝勿效吾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中,担心日 后必酿大患祸,后来名世屈死正被其父言中。名世少时即忧世嫉俗, 好作不平之鸣。同里博学隐士给名世影响最大的是潘江。潘江,号木 崖,尤工于诗、古文、与海内名流以诗文相交,明亡后,潜归桐城毛 溪,吟诗著文,娱情山水,清廷曾两次征招,皆托故不就,隐居乡里, 奖掖后学,培育人才。名世对潘江学识情操深为钦佩。27 岁时师事 潘江,潘江对名世尤为器重,非常赏识,倾出家中所有珍藏书籍,供 名世阅读,并加以细心引导,名世如久旱逢甘露,昼夜苦读,学业大 进,成为时文高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于是天下 皆诵其时文”,因而名望日高。潘江誉其文深得“司马迁、韩愈之风”, 年的开馆执教生涯对他影响很大,其馆地一在舒城,二在桐城陈家洲,活动范围,除了馆舍,只有“数 家之林,牛栏之角,菜畦之囿”,极感不得志,在沉思和苦闷中郁积 起对现实的不满。由于生活在下层,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 劳动人民的疾苦产生了同情。因此,名世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与 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中度过的,并日渐树立起以拯救社会为目标的“当 世之志”,视治理天下为己任,放言高论,批评朝政,臧否人物,“于 当世之故,不无感慨称忿怼”,为权贵所深嫉。写了如《画网巾先生 传》、《杨维岳传》等古文,对清初汉人反清表示肯定,歌颂汉人反清 的民族气节,更言“以杀人得天下者,终亦为人所杀”,笔锋所向,直 指清廷,语同诅咒,毫无顾忌。显然他这种气节,与乡贤方法、左光 斗、方以智、钱澄之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其时清朝康熙统治已经巩 固,名世所为已不合时宜,招杀身之祸势在必然。名世 34 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其时,国内政局安定,清廷开始实行奖掖文学的政策,招揽知识分子,一方面京师人才会集, 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由于当局所谓“好士”,只不过 是为其颂功歌德,这就诱使了一些利禄心熏的知识分子“习剽窃之文, 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的时候,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 卿之门”,形成极坏的风气。而名世既不愿“曳侯门之裾”,因而只能“独 徘徊燕市,无所遇”,过的仍然是冷落、孤寂的生活,时有“自伤”之叹。但是,他在京师却结识了徐贻孙、刘荠、王源、汪份等人,并与 同里方苞、朱书等人重聚,由于不得志,常常豪饮大醉,嘲谑讥骂, 使绅士们甚为忌讳;与宰辅大臣相逢,一揖之外无他语,令达官们极 为难堪。而“布衣”之士却纷纷慕名相投,甚至连名动京师的颜李学派 首领之一的李塨也慕名相访,与名世相互切磋经世致用之学,与此相 反,当权派则对名世恨之入骨。王源说:“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 推服。”方苞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 崇备至,名世便成为他们的首领,名声大震。因此名世一时成为文友爱戴、当局惊惧的人物。戴名世壮年时代,交游广泛,多是有为之举。 此间他曾迁居南京十年,南京是名世妈妈的老家,其弟平世又久居于 此。名世长方苞15 岁,两人实为表亲,名世的妈妈为方苞姑姑,“苞 师时才首次谋面。名世来南京则可以朝夕相处。方苞钦佩名世的才学,更喜爱名世的古文,时时循环讽诵,揣摩体会。自己每成一篇,都要 请名世圈阅点评,名世稍不如意,即自毁其稿,如此相互切磋长达十 年,说名世为方苞老师亦不为过。名世寓居南京,固然是为了手足团 聚,更重要的则在于实现其“成一家之言”而写《明史》的大志。长江 中下游原是南明政权主要活动地区,东南各省所保留的朱明遗迹仍历 历在目,不愿就任博学鸿词的隐逸之士亦大有人在,为搜集写明史资 料,南京就是他最好的寓居之地。名世的大部分纪略和明人传纪,乃 至一些明人遗诗的序文,多成稿于此,可见名世为私修《明史》所作 的准备和良苦用心。寓居南京期间,还与汪份共同担任苏州书房选政, 通过编辑、评论时文,大力矫正当时的文坛上普遍存在的雷同抄袭、 生吞活剥的弊病,细心地引导士子从古文中吸收纯真、朴实的营养。 其后名世在山东、浙江为学使幕僚,漫游齐鲁、吴越,对两地士子的 学风要求极其严谨,确实也以自己的艰苦实践,使士子“文风稍变”, 他的改造时文的主张,最终目的是振兴古文。作为1 个以经世致用为 目标,而又正视现实的知识分子,名世的思想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 而改变。从内因来看,其前期思想固然有反清一面,但更多的是对封 建社会弊端的不满,一旦清廷稍许改革其统治措施,表现出有志于治 理国家的诚意时,名世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实际上,名世后期作品, 已少有陕隘的民族情绪,其矛头更多指向腐败无能的吏治。名世晚年 确实有过归隐的打算和安排。康熙三十九年,名世均膺浙江学使姜? 侍郎之聘,姜?钦羡名世才学,助名世买山之资,他又将逐年的积蓄 共计 6000 屋一区,但新居落成,并未真正隐居,便匆匆地离开砚庄。名世“隐而复出”,客观上有 个重要因素,即在他返回故里的当年,康熙皇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刻《训饬士子文》一道,督促持有异见的士 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声称如“冥顽无 知,……王章俱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并由礼部颁发全国,且 勒石于太学。名世虽身在故里,却不能不有所闻,名世经一番“改省” 之后,即抱着“果有真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迈之躯, 投向“抡才大典”之门,开始了其科举道路的跋涉,此举表明他愿意与 朝廷合作,为康熙服务。他于 1705 年应顺天乡试,得中第五十七名 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再试,终于成为大学 士李光地主考的己丑榜第一名进士,并获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 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其时,名世已 57 岁了。但好景不长, 时过两年《南山集》案发,名世逮捕入狱。 关于《南山集》案,不少学者撰文叙其始末,大同小异,我就所知,谈一点自己看法。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为我皇上崇儒古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才,隆恩典至, 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怀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 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翻刻贸鬻,射 利养生。识者嗤为妄人,士称责为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 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 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 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康熙皇帝得赵申乔疏,大 为震怒,即下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时具奏。”不久九卿议: “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 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外,咸奉正朝。 皇上御极以来,轶古越今,天下人民,感戴生全义育之恩,沦肌浃髓。 布,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之大义,国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据此,判为“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大逆”,名世照律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爷爷父子兄弟,异姓伯 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叔兄之 子,给功臣为奴。《南山集》案牵连的人多,方正玉、尤云鹗为《南 山集》出资刻板,汪灏、方苞、朱书、王源作序,还有刘岩、余石民 等人,刑部议处“照律斩决”,妻子及子女流放宁古塔。其时,王源、 朱书、刘岩已死。株连入狱达三百多人,是清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 后因大学士李光地怜才,多次出面为方苞说情,多番营救,直至康熙 五十二年二月才结案。康熙开恩,将名世从宽免凌迟,处以腰斩。名 世伏法,老友杨千木收敛,其堂弟辅世即从京师扶榇回里,葬于故居 南山岗砚庄之南。左都御史赵申乔为什么在《南山集》出版十年后才 告发呢?难道真像他自己所说与名世“素无嫌怨”吗?清人周贞亮先 生道出其中原委: “戴氏《南山集》一案,见于后世记载者,言人人殊,此记不著撰人,所载独较诸家为详,而语亦特异,当得其实。……至赵恭毅参戴 即与恭毅之书,此书为田有先生为诸生时作。据老辈相传,戴为诸生,以古文负当世重名,赵极推崇之,刻集请为作序,戴诺之。未及为而 出京,赵不及待,乃自作一文,用戴名刊出,戴知其事大诟,致书请 削去其文。以一诸生,恃才而干冒公卿如此,其狂可想,其以此开罪 赵氏亦可知矣。其后戴会试名列榜首,既负重名,士林咸以状头属之, 及殿试揭晓,乃为赵子熊诏所得,而戴抑居第二。熊诏才名,远不及 戴,当时颇有谓赵以贿得之者,其事甚秘,赵恐人发其事,乃特参奏 戴,藉以报私怨而箝制人口。疏中声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等语, 其实嫌怨甚深,特饰此语,以掩其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