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理论认为IS会提高效率,尤其是企业级的社交媒体运用[4],但是来自组织科学的实证研究却很少支持这一推论。相对于信息分享,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假设信息即是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信息截留。这种假定的代表理论有企业行为理论[5]、组织选择的垃圾桶理论[6]、代理理论[7]、互动社会学[8]和配置理论[9]。自我的呈现(即象征性互动[10])和博弈论([11])也属于这一范畴。由于“他人”的距离化界定,这种合理性可以描述为冲突,也被哈贝马斯称为“工具性行动”[2]。然而在IS,所有这些理论中,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10]是唯一一个已经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理论。由于这些理论依赖于人类通过理性行事的假定,这些理论是与笛卡尔的理性理论相对应的,即世界中的理性观察者脱离了世界。然而,因为这种理性是基于冲突的,这些理论也属于工具主义的范畴。上述这些不同理论都是涵盖在理性的工具主义范畴内的。然而,许多替代理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提出了批判。其中一种在IS中采用的替代理论是社会物质性或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理论建议不仅关注人类的机能,而且关注物质的机能。这意味着作为“行动元”(actants)的物质对象(如一间会议室、一栋建筑、一个Excel电子表格或一个软件等)可以和人类的机能拥有相同的影响力[12]。另一种在IS中采用的替代理论是结构理论,强调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13]。然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14]不仅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同时分析权力在组织和个体层面影响的理论,而且提供了一种个体通过习性行为而复制结构的分析思路。由于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行动存在影响,习性可以被视为一个近似的内部世界化过程。“他人”出现在我们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品味的判断。虽然对实践理论的世界观包括通过习性达到的近似内部世界化过程,但由于该理论体系中的战略行动概念(在本文的后面将谈到),它对“他人”的态度仍然是工具主义立场的。
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2]的沟通行动概念中包含近似的“此在”概念。工具主义行动的目标是获取成就,因此在非社会世界中,我们使用“他人”时的一个原则就是距离化。而沟通行动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成就,而是为了达到理解,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世界被认为是社会性的。因此,“他人”的地位从手段走向目的,这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其语言假设,哈贝马斯仍然处于理性主义的视角,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