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不论从思想意义上说,还是从学科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核心都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围绕这个核心,至少有三个向度无法忽略:一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的悠久文明传统,三是当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第一个向度涉及现代性问题,关系到如何把握现代世界的一般特点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基础。第二个向度涉及民族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问题。理解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金岳霖所说的“情感满足”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具有形式的、工具的意义,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取向与社会秩序建构。第三个向度涉及时代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复杂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哲学并不负责回答具体问题,但对这些具体问题需要整体性的理解,需要用一个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这种贯通是兼具现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贯通,应体现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思想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视角的交融中孕育具有创造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关键在于讲好道理
哲学作为探究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精髓在于讲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哲学的力量来自其所说的道理的力量,这也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目前,一些学者在尝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所说的道理是否具有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力量,是否能够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是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讲好道理。
《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经问大臣赵普一个问题: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回答是:道理最大。太祖屡次称善。纵观中西哲学史,哲学家们都是由于说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才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老子讲了一个“无”的道理,孔子讲了一个“仁”的道理,他们都顺着自己的道理建立起一个贯通的世界图式、形成一种贯通的生活方式,借此影响和塑造哲学史以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老子、孔子之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接着讲“无”的道理、“仁”的道理。王弼依靠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无”的原则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张理一分殊;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