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两案具有共同点,即均为钓鱼式执法。同时,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上海,老百姓这种执法方式均极为不满,华盛顿甚至引起社会骚乱。老百姓对司法机关这种引诱式犯罪深恶痛绝,这种执法方式的执法动机以及执法的正当性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很显然,上海的钓鱼执法是以牺牲道德底线为代价,换取所谓的正常营运秩序,得不偿失!
其次,两案对定案证据的适用不相同。在“贝利尔事件”中,美国对“钓鱼”执法方式的正当性并不认可,在法庭上,最终让贝利尔低头认罪的并不是联邦调查局在维斯特酒店的摄影录像,而是另外的一百多份证言和几名女性的法庭作证。而在上海孙中界案中,处理该案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个“负有正义感的乘客”,这种处理能否让当事人信服,自然无需赘述;
再次,两案执法人员的执法态度不相同。联邦调查局虽也采用了钓鱼式执法的方式,但必须承认,其在前期做了大量的细致入微的调查工作,从而掌握了多名证人和多个证据,尽管法庭没有采纳维斯特酒店的录像作为定案证据,但由于调查工作扎实,在大量其他证据面前,最终仍迫使贝利尔认罪。而上海执法人员却非如此,其似乎已和“钓仔”之间达成默契,并对黑车执法处理形成了固定模式,黑车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任人修理,而黑车司机就像放在切菜板上的肥肉任人宰割,至于用以定案的证据到底是多是少已无关紧要。
希望有关部门多从“贝利尔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认真处理好孙中界案。
我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