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 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 9 载, 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 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 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 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 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 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 3 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 5 千至 1 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 3 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 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编辑]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 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 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 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 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 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 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 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 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 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 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 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 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 “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 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 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 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 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 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 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 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 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 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 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 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 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 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 “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 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 8O 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 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 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 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 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 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 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 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 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 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 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 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 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 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 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编辑] 明清晋商的衰落 明清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那么,他们是如何衰败的呢?我们先从以下三个 方面看其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 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 (1796—— 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 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 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 输往俄国茶叶达 8071880 俄磅,价值 800 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 “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 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 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 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 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 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 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 (1861) 以前, 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 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 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 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 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 (1865) 的 1647888 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 8659501 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 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 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 63 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 10 倍,所以恰 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 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 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 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 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 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 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 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 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 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 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 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 11 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 11 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 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 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 20 万担,较俄商直接贩 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 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 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 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 一二年 (1873) ,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 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 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 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 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 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 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 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 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 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 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 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 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 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 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 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 巨,损失银达 62 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 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 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 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 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 (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 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 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 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 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 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 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 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 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 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 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 1100 万两作为 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 万两为 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 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 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 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 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 万 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 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 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 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 万两,实 际集股 193 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 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 1911 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 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 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 1916 年几经交涉, 才要回现金 60 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 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 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 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 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 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 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 (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 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 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 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 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 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 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 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 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 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 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 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 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 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 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 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 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 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 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 年山西祁、 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 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 “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 万磅,期限 50 年,利 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 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 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 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 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 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 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 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 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 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 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 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 《天津条约》 《北 、 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 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 (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 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 的 21 万卢布增加近 15 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 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 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 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 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 万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