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茅盾的自我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足的是他把香港和国内读者区别起来看,好像香港的读者追求趣味,国内读者追求教育。其实,读者在看小说时,主要还是从兴趣出发,二者是一致的。
其次是有些小说对于某些日常生活写得过于细腻。茅盾曾经赞赏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对于一个赌徒那双手的描写,说作品居然用了五千多字描写那双“具有无限魔力的手”,然后通过手的变化,表现那个赌徒变化多端的心理。我们认为茨威格对那个赌徒那双手的极其精致的描写是作品故事的发端,关键在于描写这个女主人公在一天之中的思想翻天覆地的变化。茅盾有的短篇小说的细节描写,似乎太拘于日常生活而带有自然主义的味道。比如《陀螺》,主要描写主人公五小姐一天的生活,她早晨起来吃蘸奶油的饼干,接受房东太太中秋节的礼品,继而梳妆打扮,搽粉洒香水,接着与徐女士出去逛公园,最后回家赏月,吃别人送来的苹果,于是内心由十分苦闷焦躁而变成“异常地安静、恬适,而弥漫了活力”,并且“胸间的疑问得了答案:虽然是显得困顿,颓废,摇惑,衰暮,可是元气还在”。虽然这是用象征的手法写的小说,表示大革命失败后的知识青年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重新振作精神,但终究由于事件过于平淡,读起来未免感到沉闷。如果掩卷思索,也不能留下什么富有特征性的生活事件。其他如《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一个够程度的人》等短篇小说也都有类似的缺陷。
第三是人物性格和生活事件缺乏有机的结合,或者因事设人,或者因人设事,这种现象在部分小说中是存在的。茅盾在谈到人和事的关系时说:“构思的时候应先有人物,然后想出故事,不是先有故事再想出人物来。要使故事服从于人物,不是使人物服从于故事。故事与人物应该是一种有机的配合,拿掉一点,就会损伤到全体。”(注:《茅盾论创作》,5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作家强调作品应以塑造人物为主,强调人物与故事的有机结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作者的心目中光有人物,而要根据这个人物的思想特点去寻找事件,如果这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或者仅仅是孤立的存在物,那么,在仓促的写作中,这个人物很可能成为概念的演绎。茅盾在另一处谈到人物塑造时说:“你所接触的,自然是一个一个的活人,但是你切不可把他们从环境游离开了去观察;你必须从他们的相互关系上,从他们与他们自己一阶层的胶结与他们以外各阶层的迎拒上去观察”,然后才能创造出“立体的复杂性的活人”。(注:《茅盾论创作》,4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