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尽管,今天我们已习惯赋予法治以褒义,赋予人治以贬义,但是如果作为统治方式来看,这两种方式治并不具有我们今天通常赋予其的那种褒义或贬义。大致说来,法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法律规则,而人治论者认为治理社会和国家主要要依靠优秀的、有智慧的治理者。两者最终所追求的目标实际并无很大差异。那么,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的焦点又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焦点并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方法,在于可行性,特别是在于针对具体的社会环境下人治或法治的可能性。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人治很重要,只是此人治非彼人治,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人治需要重新定义。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法治和人治都有一些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归纳起来,人治论者的基本假设大致有以下几点:1、社会决策中为了法治所需付出的沟通成本高于个人决策的风险成本。2、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个别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3、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4、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