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文”即“纹”,“纹理”,“理”。所谓“人文”即“人理”,与“天文”即“天理”“天道”相对,也就是“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的道理,而“人道”就是人的道理。那么“人文”就是“人的道理”。晋王弼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唐代孔颖达云:“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4]根据汉唐人的注疏,“人文”一词就可理解为与“威武”相反的“文德”。如此看来,近代人用“人文”这个词来翻译liberal和humanities,就表明“人文学科”既是研究人的道理的学科,也是与“威武”相对的文雅的知识。
按照某些学者的理解,人文学科具有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特征,这些都是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培养人文素养、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它们在旨趣上具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在致思方向上具有与科学方法的“抽象化”或“普遍化”不同的“具体化”或“个别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是非实证的,这点也与科学的实证方法不同。这派人士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很不相同,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确在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能说这些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其他科学门类也会有这些因素贯穿其间的。至于说人文学科以价值观、具体化、个别化和非实证为特点,从而否定其科学属性,把它看成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门类,这既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际。价值观不能没有事实判断做基础,如果连事实都不顾,那价值观是无法取信于人的,不能取信于人的价值观还有谁会采用呢?一个学科门类只讲具体化、个别化,不讲普遍性,不讲理论抽象,就没有说服力,你的价值观只适合于你,不适合于别人,人家还会相信吗?同理,一项研究只能用非实证方法,连证据都无法提供,还怎么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呢?人文学科要讲究人文素养,要重视个性,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具体的研究策略,但不能一概地贬低甚至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和价值,没有科学求真的保障,致用和价值就不能立稳。
表面看来,人文科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可是人的思想,人的能力,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呀。研究这些现象,目的就是研究人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的多重本质。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还说过:“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6]人文学科看起来以研究人为侧重,但人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人,可见,人文科学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什么是“社会科学”?维基百科这样描述:“在西方,社会科学也被认为是学科的一个大类,它关心的是社会以及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它有许多分支,例如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语言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健康学、社会学。狭义上,也专指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主张用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方法作为工具来理解社会,于是他们把科学按照严格的当代含义加以界定。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Interpretivist social scientists)则相反,他们可能用社会批评和符号解释而非建构经验上可错的理论(falsifiable theories),于是,他们对待科学则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含义。在当代学术实践中,研究者经常采用折中的办法,使用多种方法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就是典型的例证。随着多个领域从业人员共享它的目标和方法,‘社会研究’这个术语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里所列的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同时又可划归人文学科。这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社会现象,其实就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白了,它也是研究人的。
由此可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是以人及其社会本质为对象的学问。不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这里的人不是自然科学视域中的人,不是生物学、生理学、医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存在物,是有思想,能做社会活动的存在者。两者有如此深刻的共同性,把它们放在一起,用来作为人和社会领域的学问,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不过,虽然总体上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划归一类,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例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一般来说对人类的一般社会现象和问题更感兴趣,方法上也更重视调查研究,统计数据的应用也比较多,模型的设计和使用也比较广泛;而人文学科,像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则对人类的地域特点、群体特点、文化特点更感兴趣,方法上虽然也有使用调查和数据,但更多的是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进行研究。不是不想采用实证方法,而是许多情况下条件不具备,数据采集有困难,绝不是学科本身不需要。事实上,在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和管理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于理工农医学科来,可以相提并论,但在自己内部,却往往是分开来说的。
二、学科分化与学科组合的统一性及其学术意义
这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这个问题。
从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说,人类的知识究竟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先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知识,然后才是各个类型的知识各有其发展的阶段以及在各个阶段中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影响呢?还是全人类的知识都是相同的,然后按照相同的阶段发展的呢?
如果按照后者来理解,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如果不论东方西方,说古代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思考,都是处于未分化状态,都统摄于哲学和神学之中,这个阶段的研究方法的主流都是直觉思辨,都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在希腊、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相似的现象,即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因而他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这个观点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它突破了西欧中心论,在希腊之外,给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同样高的开创者的地位。但是“轴心期”的理论还是有其自身的问题的,三地诚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体系,可它们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各自的文化类型上,而不在阶段上。它们的异同不在于时代属性,而在于类型。这三种知识体系不是时代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知识,而是三种类型的知识。三地虽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这的确是表现了某种本质的现象,但却不足以表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学科属性和知识属性。有学者根据三地学者思想特点,称希腊人是“城邦动物”,中国人是“伦理动物”,印度人是“宗教动物”,它们大体上处于同一时代,但无论如何不能划归同一个知识系统,如果我们承认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都是有意义的划分方法的话。
越到后来,问题越大。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文学科出现,归纳法受到推崇,社会科学产生并发展起来,这说的是西方,中国是缺席的,如果只说社会科学,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应该是各个地区的人群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系统,它们之间有同有异,各自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在不同阶段发生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历史。
比如,古代的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系统。这种情况对今天的中西学术仍有深刻影响。例如医学,如今的西医诊疗讲究声光化电,把人体的情况转化为各种化验单、心电图、核磁共振报告等等,而中医则只需望、闻、问、切。西医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人体是由血液、骨骼、筋肉、水分构成的,所以,人可以分解为诸多化学元素,现在又发现了基因组,可以把这些元素按一定基因组形成一定结构描绘出来,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量化指标,多了少了超过限度就会出现问题。中国人不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