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准备介绍一下战后德国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纳粹的反思,两个德国路线问题的争论,“集体罪责”等。虽然介绍的主要对象为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是大众的一部分。本文将长期更新。手机码字,手动翻书,排版不易,请谅解。不定时更新,想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内容的朋友可以添加评论,每次更新我会提醒大家,感谢支持。
一、“怀疑的一代”
大众一词过于笼统,不同群体对于纳粹的反思当然也不一样。我先引入第一个群体性概念“怀疑的一代”。也称为“希特勒青年一代”。但是即使是“希特勒青年一代”,也可区分为以下四个群体:
1.在1927年或者之前出生的战后青年,他们可能成为防卫军士兵甚至少尉。
2.出生于1927年和1928年之间的战后青年,他们虽然没有参加真正的纳粹德军,但是仍以操纵高射炮的形式而参与了战争,即“高炮连助手的一代”。
3.1929年出生的,他们虽然没有参加防空单位,但也以其他形式参与了第三帝国的防卫。
4.在1930年或之后出生的那些人则被称为“清白的几代”。
而这短短几年的差别确足以使不同群体对战争的认知与反思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区别不仅限于政治观点,还在于对于世界的认知。以恩岑斯贝尔为例,他就说过:“千万别忘了,我曾经亲历过那场浩劫。那时我坐在地下室里,而当我们再次上去的时候,房子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某种对世界的信任感便再也无法重建。”而出生更早一些的成长于1930年代的人们,他们青年时期是生活在一个他们认为的“正常的生活”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却参与以及捍卫一个集权政体,正如《消失者的仇诅》中所写的那样“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虽然自己“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但是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
社会学家舍尔斯基也指出,这一代人曾经遭受了“希特勒青年运动”的思想灌输,又经历了1945年的总崩溃--传统的权威、家长、学校和军队,在他们眼前纷纷崩溃。所以不信任一直是这些战后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不乞灵于诸如民族一类的“本体性的”实体,而更偏爱程序主义和所谓“道德观上的实用主义”。在后来东西德合并时,民族主义乃至权威主义的复辟也成了“怀疑的一代”的心病。这是我要引入的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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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亡者”、“青年知识先锋”、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及其他们的主张
界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在1871年之后就已经变得很困难,而1945年以后,这种困难已经无法解决了,因为德国人更加不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及苏联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但这就是现实,德意志民族已经四分五裂无力回天,他们试图从已经断裂的文明中寻求新的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德国”应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历史。
当历史学家们在为自己寻找各种解释来开脱罪责的时候,流亡作家们则不失时机的抓住了“民族良心”的角色,声称自己对过去难辞其咎,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加民主的未来。同时,以托马斯·曼为首的海外流亡作家开始谴责1933年至1945年之间在德国创作的文学作品。随即爆发了一场论战,争议的核心是作家是否有责任要担当政治角色。但是东西阵营的分裂使得“流亡者”在两个德国受到的待遇迥然不同。在西德流亡作家被视为异己甚至叛徒,而在民主德国的流亡作家则备受民众欢迎。在之后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更为激进的流亡学者也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理论“非激进化”,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位思想家试图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献中抹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指涉,以适应联邦德国的市民气候。阿多诺也提醒西德人,即便日常的“正常生活”看似得到了重建,但是任何在大屠杀的“浩劫”之后,有关“正常”的思想也都是“愚蠢的”。(《最小道德:出自忙碌生活的沉思》)
紧接着战后的那个时期,人文主义开始喜欢使用“新开端”、“抉择”这样的语言,这是流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主义式的决断”的遗痕。从战场上归来的“青年知识先锋”就采取了这种幻灭的倔强,比如《呐喊》杂志的作者们,他们常常回响着英雄主义决断的纳粹语言——既是针对老一辈人,也是针对流亡者。他们邀请流亡者同“德国青年一代”联合起来,然而他们的思想强调青年、以前线经历为核心,使得《呐喊》杂志于1947年被盟军当局查禁。
而被誉为“欧洲思想刊物”的《墨丘利》则是西德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份刊物号称超然于一切意识形态,但保守主义者确在这里鼓吹人文主义、“日落之地”及其欧洲基督教价值,来反击东方共产主义威胁、抵御1950年代以后西德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美国化和自由化。代表人物有伽塞特(Ortega y Gasset)、艾略特(T.S.Eliot)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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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思贝尔斯
在战后的哲学界,讨论罪责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寥寥几人。比如特奥多尔·利特(Theodor Litt)主张,纳粹时代的恐怖是某种“人的原形毕露”,提供了“对我们自身的清楚认识”,“解放我们的真理”让人们认识到人类是能够犯下普遍的罪恶的。又比如呼唤传统康德主义复兴的尤里乌斯·艾宾豪斯(Julius Ebbinghaus),他呼唤德国人需要就自己在过去12年中的行为做“自我启蒙”(《民族社会主义和‘西德哲学’的新开端:1945-1950》)。
当然,最重要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的探讨。雅思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一书,此书为战后讨论德国人罪责问题及其与德意志民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基本准绳,以至于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会不断回溯到雅思贝尔斯所使用的那些范畴中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讲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前先介绍雅思贝尔斯的原因。
雅思贝尔斯在罪上做了一个基本区分: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罪。刑事的罪是违反实体法的结果;政治上的罪是作为一个公民被卷入一个嗜杀政权的罪;道德的罪是由于没有坚守自己的道德义务;最后,形而上学的罪,指的是在一切人类之间,基本的团结这一结构的解体。刑事的罪由法庭来处理,政治的罪由战争胜利者来判定,道德上的罪必须由每一个德国人来赎,而形而上学的罪只能由上帝来审判。
雅思贝尔斯把罪的问题和德国统一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不论是民主的政治认同还是德国的共同性,都只有当德国人肩负起集体责任的时候才能达成一致。他摒弃了自己早年从其导师马克思·韦博那里接受的民族主义,否定了德国人能够同时拥有自由的政治认同和一个民族国家框架的可能性。
正如上文所述,战后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把德国人的罪责消解于西方文化中心衰落的普遍化叙事之中。面对此种情况,雅思贝尔斯则强调,“正如道德的罪是个人良心的问题一样,对待整体德国人的罪责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自由的公共交往,而非互相之间的道德谴责。”这一主张根植于雅思贝尔斯关于平等者之间自由交往的哲学学说,也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的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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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雅思贝尔斯的一些因与民族主义有牵连而名誉扫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则把法律正义的腐败归咎于神学;又比如马丁·海德格尔,他则把纳粹的暴虐归咎于西方人文主义以及“形而上学主体主义”的哲学传统。戏剧性的是,这些反对者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理论被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发现并广为传播(如上世纪90年代大陆高校的“海德格尔热”)。
四、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官方立场
在1950年代的联邦德国,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严厉的反共主义,在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推动下,这种反共反苏联的思潮也被视为一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事后抵抗。联邦德国还声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唯一代表,不承认东德国家和东德公民权,从而造成了东德居民名义上是西德公民,但实际上又不能去西德的悖论局面。并且西德在“克服过去”方面也搞形式、走过场,多次拖延早该举行的战犯审判。当“奥斯维辛”作为整个大屠杀的简称而受到谴责时,阿登纳同其他一些西德历史学家一样,坚持认为德国民众当年对犹太人大屠杀并不知情,它是由希特勒及其一小撮政治帮凶煽动起来的,把“奥斯维辛”从纳粹“种族国家”的整体结构孤立出来,把民族社会主义塑造成为希特勒主义,从而为传统德国精英和国防军开脱。而且人们也乐于附和这种历史观,结果纳粹时期听上去更像是一段噩梦般的插曲,而非活生生的历史。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对纳粹分子甚至是战犯给予大赦和融入机会,以换取他们接受联邦德国的政治秩序。这一政策在民众中广受支持,它用一种“荣誉”的语言把自己包装起来,实现了前纳粹分子向联邦共和国的平顺投效。
民主德国也以某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定义来巩固自己。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构建了一套合法化叙事,大讲反法西斯的共产主义英雄和法西斯恶棍,而凡是无法转化为英雄的法西斯受害者,比如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则在反法西斯解释中被抹除了记录。尤其是反犹主义,随着1950年代早期苏联肃清“世界公民”运动的展开,反犹主义在东德几乎已经成为公众的共识,这也促使民主德国在后来公开的秉承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
在对待历史这一步,从一开始就因东—西冲突而扭曲。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来“克服过去”,并且再次用实践证明了,记忆永远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对大众媒体的操纵也是卓有成效的——第三帝国一般还是同“好日子”联想在一起,而大屠杀只处在集体记忆的边缘位置,防卫军也和党卫队区别对待。这种民众的“麻木”和遗忘构成了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逃避现实”。(《1950德国行纪:纳粹政权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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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左翼知识分子
战后的左翼知识分子视联邦德国的经济和军备重建为纳粹的“复辟倾向”,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专找同1945年前的德国保持连续性的地方。这种批判的基础是,左翼人士认为西德民众在战后的一个时期里,本来有着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认同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新起点,但由于西德政府的问题而错过了。使得之后的西德在各界都与以前纳粹有着若隐若现的连续性,比如前党卫军成员现在却在商业界教授管理技巧,又比如西德总理阿登纳任命曾为纽伦堡种族法案做评注的汉斯·格洛布克为他的国务秘书。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1950年代,就会发现那并不是简单的“复辟”,而是“保守主义表征”之下一场更复杂的现代化,当然这是后话。
在1950年代末期,公众对待历史的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几件反犹攻击事件之后。1959年阿多诺发表了著名的广播谈话“打发历史意味着什么?”。他主张通过关于历史的启蒙和知识进行一种民主“疫苗接种”,来指出民主中留有法西斯的连续性会带来一些具体危险。
此外,由于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对1950年代粗俗的物质主义感到恐惧而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批判。例如哈贝马斯曾经以“经济奇迹”期间对感情生活的商品化来分析“婚姻市场上的幻象”,恩岑斯贝格和马丁·瓦尔泽也写过讽刺小说和诗歌,来抨击1950年代后期的市侩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