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林徽因就是最重要的亲历者之一,正是她察觉到了梁上隐藏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等唐代题记,与经幢上的纪年对照后,才确定了在祖国大地上仍留存有唐代木结构古建筑的事实。 这一时期梁思成的研究成果中也包含了林徽因的宝贵心血,比如他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中均有林参与研究、撰写、校对和文字润色。这些成果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梁思成形成“保存现状,恢复原状”这一古建筑保护思想的学术基础。 在林徽因的个人著述中,也可以看出她在保存古物方面始终与梁思成保持一致的观点,而且在表达上更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文人的情怀。例如她在《平郊建筑杂录》 [注1] 中以非常个性化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于“保存古物”的坚持:“原有精美的白石栏杆,已拆下叠成台阶,做游人下池的路。不知趣的,容易伤感的建筑师,看了又一阵心酸……‘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些人在没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出气”。在《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林徽因鲜明地表达了力主保护的立场:“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出息,智力德行已经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 [注2] ” 除散文随笔外,林徽因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史研究学术文章,在文中十分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建筑学价值,并对其有很深入的论述,其洞见远超当时的西方和日本学者。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林徽因指出中国古建筑在结构、历史和艺术等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注3] ;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林提到“但是这建筑(指中国古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正是这种深刻的价值认知激发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保护古建筑的决心,并在后续的 不 断 实践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古建筑特性的保护思想。 为北京城的保护而鞠躬尽瘁 1949年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积极地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出谋划策,其中林徽因更是为古都北京的保护而大声疾呼,其保护思想先进超前,其至诚精神可敬可嘉。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表达出“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先进规划理念,这其中也有林徽因倾注的心血和智慧。近年有学者发现《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 这份珍贵档案 ,署名为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其中林的名字在陈之前,足见林徽因在五十年代关于北京城市的未来规划设想中亦有深度参与谋划。根据梁从诫先生的回忆,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规划上提出了一致的观点:第一,现代人有维护古都原貌的义务,不可为了眼前的方便而轻易“除旧布新”;第二,反对将北京城“就地改造”,即在老城之中进行现代建设,并预见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 [注4] 。遗憾的是,梁林二位学者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接受。 为了号召公众重视古都遗迹的保护,五十年代初,林徽因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北京的文章,包括《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我们的首都》等。在梁林合作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注5] 一文中,他们指出“北京是一个先有计划然后建造的城,它所特具的优点主要就是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并明确提出了整体保护的原则性建议,“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他们认为故宫、坛庙、府邸、苑囿等文物建筑具有群体的价值,不应只着眼于单个建筑的保存。另外,他们还提出 “必须强调同环境配合”——即注重环境协调的理念。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极具前瞻性的,即使放在今天的文物保护语境下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阐释了北京中轴线这份“伟大的遗产”的特色,因而被认为是对于北京中轴线价值认知的最早论述之一。其实林徽因早在1931年的公开演讲中就已明确提及北京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她曾激情洋溢地说到:“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8000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注6] 五十年代梁林对于北京中轴线的论述,应是在其学术生涯之初就已具雏形。2011年,北京中轴线正式启动申遗工作,正是对于二位学者殷切期望的最好回应。 图/北京中轴线 除了通过学术文章来宣扬保护思想,林徽因也不顾病体,用实际行动为保护北京古城遗迹而极力奔走。1950年,为了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梁林二人一起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设想,但这并没有打动当时的首都建设者。1952年,为了抢救将要被拆除的牌楼,林徽因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53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林徽因也开宗明义宣扬保护与新建并不矛盾,不应顾此失彼。她认为:保护古文物建筑是为了新建筑的创作设计从古建筑身上吸取营养,寻觅创作的灵感,感受古老建筑艺术的魅力,提炼其有益的精华,用到新建筑的创作中去 [注7] 。1954年,林徽因拖着沉重的病体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讨论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是否拆除的会议,在会上她慷慨陈词,力主保留,并且提出了可行的调整方案,虽然她说服了现场许多代表,但据说因党员代表先已得到“ 必须同意拆 除 ”的通知,因此最终三座门还是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由于时代的原因,在北京城的建设与保护之争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并没有赢得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从今天来看,他们提出的原则、理念和方案都极具远见,能兼顾古迹保护、协调城市发展,同时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特别符合中国许多古城在保护和发展方面的双重诉求。可以想见,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中国未来文物保护和发展仍会产生持续的启发和影响。 致力于工艺美术的研究和保护 林徽因先生在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手工技艺的保护方面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相关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因其早年在西方学习建筑和舞台美术的学术背景,林徽因回国后一直对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多有关注和研究。解放前,林徽因就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有零星尝试,例如1932年她承担了仁立地毯公司铺面室内外装修及彩画工程的改造设计。 解放后,林徽因先生更是万分关注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的保护和传承,并亲力亲为,尝试对其进行复兴。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传统工艺品销路不佳,行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传统技艺面临失传。为了挽救传统工艺,林徽因带领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调研了濒临倒闭的景泰蓝、烧瓷、雕漆、地毯等工艺美术厂,提出传统工艺品的保护和复兴应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同时,林徽因还发挥了她极高的艺术造诣,设计了一批既适应于时代生活需要也充分利用了原有工艺和材料的新型工艺美术品,如景泰蓝的台灯、装饰挂盘、烧瓷的装饰瓶罐等,收获了极佳的社会反响。 另外,她还带领团队将传统纹样融入到了新的工艺品设计中,制作了敦煌风格的真丝头巾、仿明清绦子花边和刺绣的背心,以及景泰蓝的首饰盒等多种工艺美术纪念品,并将它们馈赠给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国际友人。这不仅带动了北京特种工艺美术的复兴,也为传统的民族装饰纹样注入了新的活力。千禧年以来,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和博物馆文创等风潮兴起,其中不少尝试仍效法林徽因先生在50年前的工作模式,由此可见林先生具备了多么超前的视野。 林徽因先生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中,参与了许多重要的传统纹样研究和设计相关的工作。她与梁思成一起承担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亲自设计了纪念碑基座的花纹雕刻。她带领学生对中国历代装饰图案(包括建筑装饰、名类青铜器玉器、服饰等)进行了多方研究,并计划编纂出版中国的历代图案集,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未能实现。另外,她还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作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