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早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说过:“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是这样开埠的
从城市空间角度来分析,这个城市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立提供了哪些条件,这里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上海于1843年11月17号开埠。“开埠”是上海史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开放。然后就开始了上海的近代城市化进程。
1843年,英国人住在豫园城隍庙边上的姚家弄。当时23万上海人对他们都很好奇,他们不吃大米饭,讲的话也是听不懂,罗圈腿、眼睛也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房屋的主人很有商业意识,他想,既然大家都对英国人这么好奇,那我就收门票,你们愿意来看英国人的话就买门票进来,有点像动物园一样。英国的领事受不了了,1845年他们搬到了芦苇丛生的外滩,建立了英租界。1848年,美国领事也去找道台,要了虹口的一块地,建立了美国租界。又过了一年,法国人在上海的护城河,就是城墙北面到洋泾浜,一个狭长的地方建立了法租界,于是上海的三个租界就这么建立了。
我们今天对租界的评价,简单地说是双重影响:它既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有不良的负面影响,同时客观上也有益处。譬如说对中国革命而言,它提供了一块游离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的一块地方,我们称之为“缝隙”作用。
上海城市在近代发生了巨变,比如说外滩,原来就是一块芦苇丛生的农地,今天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上海有两个地名我特别要解释:南市和北市。北市已经没有人提起了,南市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过去有个南市区,是以老县城作为主体。南市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它的北面崛起了一个租界,租界叫做北市,所以相应地有了南市。1845年租界建立以后,城市的中心就从老县城豫园城隍庙慢慢地转移到了外滩英租界。1899年之后,租界依托黄浦江慢慢向西发展,逐渐推进到了徐家汇。
中共建党时城市面积已扩张10倍
上海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的工业分为三种:一个是外资企业。一个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最初又称为洋务企业,譬如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国有的洋务企业。第三种是民营企业。
说起民营企业,我们以无锡荣家为例。荣家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的父亲是个小商人,在兄弟俩14岁时,父亲将他们送到上海学做生意。虽然做学徒生活很苦且没有收入,但父亲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码头,在那里学的经验对将来发展一定是非常有益处的。荣氏兄弟学徒结束之后就开始投资建厂,他们眼光敏锐地选中了面粉业和纺织业,先后建立了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所以我们讲民族资本企业往往提到荣家。
随着近代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的建筑也日益变化。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如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的老城墙被拆掉建成了环城的马路,洋泾浜也填掉了,以英王爱德华七世之名爱多亚为路名,后来改名为延安东路。
原市委招待所。
中华邮政总会。
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断地扩展,1921年中共建党的时候,上海的城区面积比1843年扩张了10倍。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从原来的23万人,发展到了200万人。同时,大家通过行走可以看到上海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建筑。例如长宁区少年宫,是上海少有的欧洲城堡建筑;巴洛克风格的中华邮政总会,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巨鹿路上的原市委招待所,这个建筑也是美轮美奂。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分享这些开放性的都市新景观。百货公司、影戏院、小家庭以及新创的社会阶级专用名词等,均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一种更宽广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面向。
然而,在亮光闪闪的现代生活中,却有阴暗的另一面,贫富分化,社会混乱。
外滩公园曾写“华人不准入内”
上海这座城市曾同时容纳了50多个国家的侨民,最多时有15万外国人在上海生活,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也都到上海访问过。浦江饭店、和平饭店北楼都有很多名人住过。
租界对上海具有双重影响。比如说,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举个例子,外滩公园,就是现在的陈毅广场,英租界建立的时候还没有这块地,后来黄浦江和苏州河边慢慢堆积出了这么一块滩涂,于是英国总领事和中国道台商量共同建造一个公园。1868年8月8日,外滩公园开放,定名为Public Park,中文为“公家公园”。上海第一个公园就这么产生了。
外滩公园音乐亭。
最初试营业的时候,中国人也可以进入公园,但是有些华人不守公德。于是有些外侨就非常不满,到工部局去抗议,甚至有人买了个很大的铁椅子要求放到公家花园去,他说每次想在公园里找个座位,可是都有中国人躺在那里,所以要设置一个自己专属的椅子。最后工部局决定,中国人不得入内。
1916年公家花园设置的英文园规中写道: 1.本公园是供当地外籍居留者休息的场所。2.犬与自行车不准入内。3.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从除外。4.印度人不准入内,着高贵服装与礼服者除外。5.日本人不准入内,着西服者除外。大家看第三、第四、第五条中,华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不得入内,这是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他认为日本人的和服是奇装异服,所以日本人也不能进去,但是穿西装可以进去。中国人当中只有为殖民者服务的仆从可以进去。当年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一看到这个规定,就和颜惠庆跑到工部局抗议。所以后来工部局稍作改变,发了少量的通行证给有身份的华人。这个规定一直到1927年6月以后才被废除。
新型文化人纷纷投身上海
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上海人口亦快速增长。到1920年,上海人口已达229万。而中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为77万,尚不足上海的一半。城市是阶级社会的权力熔炉,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级则逐渐崛起。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罢工活动为标志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也是中共建党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时罢工的场景。
1849年法国天主教会创设了徐汇公学,这是教会创办的第一所中等学校,现名徐汇中学。据统计,1910年代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上海的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随之产生了一批知识阶层,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上海的又一大群体。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为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亦表现得愈加公开化,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基本上都有留学经历。之所以要强调他们的留学身份,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国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譬如说李汉俊、陈望道等。
出版印刷业等新文化助力
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就是思想、主义和新文化。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上海近代的印刷工业非常发达,福州路上聚集了近代中国三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上海一直是近代的印刷中心。
近代上海的出版物大约占我们国家的80%。举个例子,1937年淞沪抗战失败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说,我们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不撤,但是机器和教材一定要运到大后方去。为什么?他已经预想到几百万人到了西南,要办学校。重庆没有印刷厂,教材哪里来?所以他既要开印刷厂,又要把教科书都运过去,结果像西南联大等100所高校能够在那里开学,就跟商务印书馆有关系,所以上海的出版行业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福州路是大家都熟悉的文化街,有300多家出版公司和书店,有数十种报刊杂志,有的到现在都还在。1920年,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没有上海租界这样的缝隙,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政府直接抓走。因此大量的文化人,比如鲁迅,不断地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甚至最后十年就做上海人了,所以他曾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相形之下,上海却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通过回顾上海的大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它提供了各个方面的建党的可能。总之,1921年的上海城市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