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lock　等(2006)　建立了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M-M-M”　)的跨界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认为每个层　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微观因子反映个体因素,包括当地社　区、景区管理者、经营者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　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中观因　子包括组织因素、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宏观因子是指国家　或区域性政策,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资源保护和　利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模式等[19]　。　边境旅游地的合作和冲突并存,利益分配不均、文化差　20　HUMAN　GEOGRAPHY　Vol.27.No.4　2012/8　异、政治因素等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均会造成跨界旅游合作过　程中发生冲突。在探讨跨界合作的同时,加强跨界冲突管　理,寻求冲突解决途径也是未来跨界合作的重要研究内容。　Gelbman　(2008)剖析了以色列和埃及、约旦、叙利亚、巴　勒斯坦的边境旅游的冲突机制和解决途径[15]　。　2.3　边界效应与旅游影响研究　2.3.1　边界效应的含义与测度　区域经济学、市场学、贸易学和金融学等诸多学科研究　发现,相应经济行为具有边界效应,即阻滞效应和中介效　应,一般采用重力模型和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模型来度量边　界效应[20,21]　。阻滞效应是旅游边界效应研究的主要方面。20　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超国家联盟　(supranational　alliances)　(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相继成立,　他们通过合作来消除贸易壁垒和减少关税,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虽然旅游业不是这些组织的中心事务,但都涉及到直接　和间接影响旅游发展的相关事务,加之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　开发政策,导致边界旅游阻滞效应减弱。为应对恐怖主义、　走私、吸毒、非法移民的威胁,保障国家和公民安全,有些　国家在某段时间内加大边关控制力度,致使边界的旅游阻滞　效应增强。可见边界旅游阻滞效应具有两面性。虽然全球化　过程中出现了　“边界消融”　(boundary-melting　process)　的　演化趋势,边界旅游阻滞效应研究仍是当前边境旅游研究的　本质和重点所在[22]　。边界效应是揭示边境旅游内在运行机理　的基础和重要途径,测度指标的建立至关重要,国外学者也　进行了有益尝试,如Smith　(2003)以等价距离　(distance　e-　qu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