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业的组织形式上看,实施物勒工名制度的秦国制造业是受到国家严格管控的,事实上,物勒工名本身就是管控措施的一部分。然而,在缺乏国家严格管控的制造业组织形式中,物勒工名或类似制度的实施效果必然减弱,甚至于很难推行。但中国古代制造业恰恰存在着一个国家放松管控的大的历史进程。况且,物勒工名背后的保障机制,是在历史上以严厉著称的秦法,但秦法之繁苛也是后世总结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得完全复制秦朝的各种制度面临着政治道德上的风险与成本,也阻碍了物勒工名等制度在后世的系统性的推行。因此,尽管物勒工名等制度激发了中国最初的工匠精神,但制度与精神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
制度与精神的衰败在制造业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建于明朝洪武初年的南京龙江船厂是一家国营造船厂,原本能够制造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海船,但到了 190 多年后的嘉靖年间,该厂只剩不到 200 户工匠人家,不仅造不出大型海船,且工匠“不乐其业”,都想换其他工作,在造船过程中则存在着普遍的偷工减料行为。(23)
无独有偶的是,15 世纪西方的海上强国威尼斯也拥有一家规模巨大的国营造船厂威尼斯兵工厂,随着时间流逝,同样面临着工匠精神衰退的问题。威尼斯兵工厂规模宏大,具有高度发达的分工组织,1436 年,一位游客这样描述道:“一进入大门,两旁各有一条宽阔的街道,中间是海水,一侧是兵工厂厂房向外开放的窗户,另一侧也是如此。这条窄窄的水道上漂浮着一艘桨帆船,由小舟拖曳,而从各式房屋的窗户中,零部件被源源不断地分发到装配工人手里,有的是绳索,有的是武器……”(24)
即使到 17 世纪威尼斯兵工厂已开始走下坡路时,外来造访者仍估计该厂每天聚集有 1500 至2000 名能工巧匠,并视这些工匠为纪律与勤勉的典范。一位访客写道:“威尼斯共和国的伟大的根基,或者不如说整个意大利乃至基督教世界的荣耀,正是兵工厂的厂房。”1676 年的一份报告则如此宣称:“兵工厂正威名日著,甚至在发展最快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它被正确地认为是奇迹的工厂,是武备的宝库,而且是用来捍卫宝贵自由的最具生气的武器。”(25)然而,威尼斯兵工厂与龙江船厂存在着相似的衰退。在生产经营衰退的同时,工匠们的道德水准同样下滑。
1643 年,一份报告抱怨了威尼斯兵工厂的工匠工作态度不积极,称“这些工匠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没用处的,不会多干一点报酬之外的活”(26)。
与前一世纪具有报国热忱的先辈相比,17 世纪威尼斯兵工厂的绝大多数工匠完全基于私人动机来工作,年轻的学徒只在意领取薪酬,对工作与学艺不上心,会在船坞整天闲逛。很多工匠并不把自己的工具带来兵工厂做工,而是将工具变卖掉,于是来到兵工厂就无所事事,又或者他们向别的工匠借工具干活,换成那些工匠无所事事。更有甚者,部分工匠对公家之物顺手牵羊。(27)东西方两大船厂的案例表明,工匠精神的长期维持绝非易事,人性中天然的投机性与惰性,使工匠精神必须靠一定的机制来保持。而工匠精神衰退的可能性,也反映了制造业变动不居的性质。
制造方式的变革:工匠的革命与被革命
工匠精神是与工匠的制造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工匠只能凭借自己的双手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制造,其效率与产量均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重视质量为名限制竞争与产量提升的价值取向。
然而,社会对制造业产品的大规模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需求产生的压力形成了工匠追求制造方式变革的动力,由此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由工匠发动,又否定了工匠的手工制造方式,进而否定了工匠的职业身份,使工匠自身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制造业对大规模生产的追求以 19 世纪兴起的美国体系为理想型,在工业革命扩散的过程中,市场压力促使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用美国体系来取代自己的工匠传统。
(一)美国体系: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与压力
农业时代的制造业具有颇为保守的价值观,工匠的传承比创新更受重视。
例如,中国北宋时代的沈括对制造业的态度是以崇尚古人及不变古法为主的,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在《梦溪笔谈》中,沈括称有人曾找到古代的一枚玉钗,虽然已经残破,但“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他又自述自己路过南京时,有人挖掘六朝时代的陵寝,获得不少古物,他看到一只玉臂钗,做工精巧:“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于是,沈括发了一番对比古今工匠的议论,认为古代淳朴的文化氛围使古代工匠严谨认真,产品优于当代:“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28)
沈括的议论应该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他忽略了古代制造业往往由国家直接管控,不少工匠制造的是仅仅由上层阶级享用的数量有限的奢侈品,自然比北宋时代已经相当市场化的制造业工匠更有条件精益求精。
再如,沈括介绍了古鼎与古铜香炉的机巧设计,结论是:“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邪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29)沈括感慨的是,古代工匠皆严守师傅传授的技法,不去改动物品既有设计,而他那个时代的工匠却都热衷于抛弃前人技法,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制造,结果造出些不如古人的奇怪丑陋的物品。
沈括大概没有意识到,如果一味遵守古法而不变革,制造业也不会出现新的技术与工艺。但是,沈括这种崇古贬今的态度很能体现农业社会里制造业求稳重于创新的保守文化。在欧洲,中世纪锡耶纳的锁匠曾谴责那些太早起来工作的人是“贪婪”的,而在第戎的一次骚乱中,一个刀剪匠因为工作得太晚而被人刺伤。(30)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勤于工作绝非美德。
与此相应的是,手工业行会一般排斥制造业中的创新。例如,帕尔马的最高行政官在 1266 年被授权对引进任何新式样的造鞋匠罚款25 英镑,考文垂则反对以染料颜色为名义的行业变化。14 世纪时,布里斯托的裁缝痛恨外来者出售已经裁剪好以备缝制的帽子和男装,因为这是一种革新,能够导向大规模生产。(31)总的来说,农业社会里的传统制造业具有一种求稳的文化。这种求稳的文化表现在传统制造业将稳定视为首要的目标,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抑制自由竞争,并限制工匠队伍规模和制造业产量规模的扩大。
然而,市场需求的刺激一再使工匠试图通过变革制造方式来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谋取更多利益。
例如,16 世纪的德国金匠热衷于连续铸造器物的把柄、顶部饰物和边饰等部件,还使用循环压印戳。(32)这些工匠们追求的正是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最终,在18 世纪的英国,一群工匠掀起了具有连锁反应的可持续的技术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匠本身是一种否定。在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工厂(factory)制度,使传统工匠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在工厂兴起前的家舍制造业中,劳动者即工匠通常就在自己家里从事制造活动,可以相当自由而随意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制造活动与非制造活动之间的切换也缺乏严格的限制。1780 年代,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织工的小农舍里“弥漫着幸福和满足的气氛”(33)。但工厂改变了这一切。
过去,制造者的自由是以制造活动的分散和缺乏监管为条件而存在的。然而,在工厂里,每一名制造者必须与其他制造者协作,就必须让渡自己的自由。为了将聚集在一起的众多制造者安排妥当,工厂设置了劳动纪律,而纪律必然意味着制造者不能随心所欲。
诚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东西方都存在着类似龙江船厂或威尼斯兵工厂那样纪律严明的大型手工业制造场所,但这些手工业制造场所不使用机器,工匠的劳动仍保留着相当的自主性,而在工厂里,工人的劳动要围绕着机器运转来安排。因此,工匠与工人的制造方式和劳动状态有着明显区别。
在当下的中文语境里,由于工匠精神被宽泛地使用,工匠一词的含义也常常由手艺工人扩大到全体工人,这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背离。无论如何,工业革命改变了工匠的制造方式,进而消灭了工匠的身份,这是制造业演化史上最重要的变革。
这一变革起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了所谓美国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
1851 年,美国军火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对英国议会夸下海口:“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机器造出来的。”(34)正是在军火工业以及钟表等工业中,美国企业发展出了一种在生产上以可互换零件为基础的标准化体系。(35)这套体系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是实现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基础,因此被当时的英国人称为“美国体系”。(36)
在人类制造业的历史上,对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一直存在着,而标准化又可以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当人们对制造业的产品存在着量的需求时,往往就会设法扩大制造能力,而制造规格固定的产品比制造规格不统一的产品更简便,在单位时间里也就能造出更多产品来。因此,对量的需求是制造业变革的重要动力。譬如,在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都会需要军火的大量供给,这就不难理解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系为何萌芽于军火工业中。
实际上,美国军火工业的新生产体系受到了法国的影响。早在 1765 年,法国就通过引入标准化零件而试图使武器生产合理化,美国学习了这一改革,美国国防部也成为零件统一性原则的支持者。(37)不过,法国进行标准化生产改革时,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因此,其改革未能与机械化结合,而且后来也由于法国国内政局的种种原因而中辍。美国体系的形成,主要还是靠美国人自己的实践。
1794 年,美国国防部在马萨诸塞州创立了第一家生产小型武器的兵工厂春田兵工厂(Springfield Armory),当时的产品主要是滑膛枪,生产方式为纯手工制造。到1815 年为止,春田兵工厂一直致力于通过将工匠作风转变为工业纪律而使生产的武器从作坊产品变为工业产品。这些努力包括引入令工匠不满但令生产规范化的计件工资制。
在此期间,1812 年的英美战争对美国军火工业产生了较大影响。战争经验使美国人意识到,在战场上,大量来不及修理的武器可以通过简单地更换零件而重新投入使用,这使主管军械的官员们相信制造统一化的零件将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1815 年开始管理春田兵工厂的罗斯威尔·李(Roswell Lee)上校推动了制造方式的变革。李完善了一种在制造过程中如同在最终检查时一样对零件进行测量的制度,以使兵工厂的产品尽可能规格一致。一位国防部官员认为测量制度是保障春田兵工厂所造零件统一化的唯一手段。(38)在兵工厂建立的管理制度中,使用测量仪器的检查员,有权去惩罚那些零件做得不好的工人。根据 1816 年制订的管理规则,制造过程中的时间与材料要被严格计算,每一个工人都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39)
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工厂的测量方式变得越来越严格。不过,直到 1822年,李仍未达成他的目标,即“制造出的滑膛枪零件能适合每一支滑膛枪”。但就在此时,春田兵工厂开始迈向机械化生产。工厂与托马斯·布兰查德(Thomas Blanchard)订了一份协议,使用后者拥有专利的机器设备来生产枪托。该设备的核心是一组包含了 14 台机器的装置,可以用来复制枪托或其他不规则形状的物品,几乎消灭了枪托生产中的手工劳作。(40)
布兰查德发明的是一种仿形切木机床,在制造过程中,将一个成品枪托作为原型模板,机床上的指针能跟踪模板运动,并引导一个切削器具在工作件上复制出相同的断面,机床能够自动而准确地控制整个断面的切削过程,从而不必让操作工在工作中停下来检查切削是否精确。(41)制造过程的机械化使标准化零件的生产真正具备了可能性。春田兵工厂的可互换滑膛枪制造在 1830 年代与 1840 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其进步包括采用了一种新型滑膛枪,拓展了测量制度,以及设计了新的机床工具。
到1850 年时,春田兵工厂在使柔软状态的枪锁零件硬化前,不必再调适、组装和标记它们,因为它们的规格是统一的。更重要的是,除了枪筒的焊接外,滑膛枪零件几乎全部使用机器来装配。(42)这就给了柯尔特在英国议会夸海口的资本,也标志着“美国体系”初见雏形。
从春田兵工厂的案例看,早期的美国体系对于制造活动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设计与手段两个方面。在设计方面,美国体系确立了可互换零件的理念,对于产品设计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就从源头上将制造活动导向了标准化。在手段方面,美国体系一开始采取的是强化在制品测量的举措,属于方法的变革,继而使用机器生产,开始了工具的变革,由此真正使可互换零件的理念在制造过程中得以实现。
设计与手段的变革引发的结果就是产品的变革,即产品能够以统一规格被批量制造出来,这就为大规模生产开辟了道路。不过,初生的美国体系并没有消灭手工操作,工匠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国议会夸海口的柯尔特即承认“一等技工值得付最高的价钱”(43)。
此外,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互换性提升而非降低了小型武器的价格,(44)这是美国体系诞生之初的局限性。
在春田兵工厂之外,美国体系在美国军火工业中得到了传播与扩散。费城的弗兰克福兵工厂(Frankford Arsenal)即为一例。
弗兰克福兵工厂创建于 1817 年,其早期也依靠手工制造。该厂的工人是分等级的,包括具有高超手艺的工匠师傅(master craftsman)和普通工人。据文献记载,该厂制造筒体需要“1 个师傅;10 个卷筒的人;1 个人填充,4 个人折叠,4 个人捆扎……12 到18 岁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很方便地雇来干这活”。该厂 10 小时内能制造 10000 个滑膛枪弹夹并包装好。(45)
从1830 年代开始,在美国领土扩张的大背景下,弗兰克福兵工厂逐渐壮大,到了 1840年代晚期,该厂也开始踏上机械化的道路。与春田兵工厂相仿,弗兰克福兵工厂的生产变革也离不开领导者的推动,主持其事的是从 1851 年起开始掌管该厂的彼得·哈格纳(Peter Hagner)少校。哈格纳延续了前任的工作,对工厂进行了扩建,包括建立了一座可以用来处理火药和进行化学实验的实验室。哈格纳为兵工厂购置了新的机器。(46)此举为兵工厂的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不过,真正发挥了核心作用的还是若干工匠。(47)从时间上看,弗兰克福兵工厂真正开始机械化,恰逢春田兵工厂的美国体系成型之时,因此可以视为美国体系的扩散。
无论是春田兵工厂在实践中摸索美国体系,还是弗兰克福兵工厂在改革中引入美国体系,骨干工匠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最大的功劳即在于通过发明机器和应用机器而使生产机械化,从而令兵工厂由手工制造转为真正的工业生产。
因此,美国体系仍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即主要由工匠完成了一场否定工匠传统的制造业革命。而美国体系在民用制造业中的扩展,为该体系注入了更大的生命力。缝纫机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机械产品,其供给直接决定着服装的可供给量。
19 世纪的美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缝纫机的需求量随之扩大,对缝纫机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为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量,缝纫机企业必须变革制造方式。与军火工业一样,缝纫机工业中美国体系的出现,也源于量的需求。
图2为3家美国主要缝纫机企业惠勒和威尔逊(Wheeler and Wilson)、威尔科克斯和吉布斯(Willcox & Gibbs)以及胜家(Singer)的产量。由于资料的关系,该图数据不全,但可以看到从 1850 年代到 1870 年代,美国的缝纫机产量是持续增长的。
图2美国主要缝纫机企业产量(1853—1880 年)资料来源: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70; 89.
在美国 3 家主要的缝纫机企业中,胜家公司独树一帜,进入 1870 年代后产量大幅领先。这反映了美国缝纫机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这一竞争也给各公司构成了更大的提升产能的压力。
早在1860 年代,惠勒和威尔逊公司就希望采用兵工厂中的制造方法来应对大量生产的挑战。公司认为大规模生产“能够使缝纫机的价格降低,并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台这种不可或缺的物品”。这表明该公司已经认识到了大规模生产的社会意义。不过,公司的生产机械化进展在各工序是不平衡的。
到1860 年代中期,惠勒和威尔逊公司的一些缝纫机零件在进入加工程序前要锻压 4 次,测量仪器、固定装置与夹具全都作了改进,直到公司宣称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可互换零件。但是,惠勒和威尔逊公司无法用美国体系轻易地造出缝针这一关键零件。缝针的整个制造流程都依赖高度分工的手工劳动。公司指出:“这是分量极大的手工劳动,在一个技师的工资比欧洲要高得多的国家里,也使这种方式造出的针过于昂贵。”于是,该公司好几次雇佣经历过漫长学徒期的英国制针工匠。直到 1880 年,尽管大部分手工劳动都已经被机器生产取代,但缝针依然要靠工人用锤子在铁砧上一个一个敲打出来。(48)因此,机械化这一美国体系的核心要素,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技术难题待解决,其发展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从数据上看,1860 年晚期以后,惠勒和威尔逊公司的缝纫机产量较之前上了一个台阶,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应该归功于美国体系的推行。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胜家公司,也少不了大力推行美国体系。从1854 年的史料看,当时的胜家公司看不到一点兵工厂中已经出现的美国体系的影子,主要的制造方式仍然是手工劳作,公司自己也称其机器“是在长桌边用手生产出来的”。
在1850 年代,负责胜家公司生产技术的是苏格兰人乔治·麦肯齐(George McKenzie),他是一名翻砂工匠,其欧洲经验与美国体系完全无涉。在麦肯齐的主导下,胜家公司的生产方法受欧洲手工制造方式的极大影响,一直持续到1870 年代。(49)
不过,从1863 年开始,胜家公司就通过制造越来越多专业化的机床设备来使其生产过程机械化。当时,公司收到了大量代理商和顾客对于缝纫机质量的抱怨,缝针、齿轮和梭子等零件不停地出现问题。这促使公司开设了维修服务。一旦产品的零件坏掉,代理商就将它们送到公司更换。公司用特殊的锉刀加工新齿轮,使其能装到一起,并用来锉传动装置,以及调整新梭子的合适尺寸。维修问题与产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市场的压力,共同促使胜家公司寻求新的制造方法。
正是在 1863 年,公司雇佣了一名新泽西的机械师勒比乌斯·米勒(Lebbeus B.Miller),这成为摆脱欧洲制造方式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