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第二年诺奖评委会还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专门研究有关他的申报材料,并希望这些单位继续推荐,因为申报材料始终有效。许渊冲说过:"理论来自实践,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提出’创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他正是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优化论",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并且在《翻译的艺术》(1984)、《文学翻译谈》(1998)、《文学与翻译》(2003)等著作中,对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翻译与创作,"翻译腔"和"四字成语",中西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的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知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能使人愉快。在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外文的同时,许渊冲也把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名著翻译成中文。他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1990),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992),司汤达的《红与黑》(1993),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罗兰篇幅浩繁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托夫》(1999)。我曾问起他为什么要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他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说他译得好,他是士为知己者用,令我对他的率真颇为惊讶。其实毫不奇怪,许渊冲从事翻译,就是为了实践他的翻译理论,也就是力争超越前人的翻译,甚至在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中超越原作。傅雷的译文已被公认为经典,不过他本人在家书中也坦言自己的局限性,认为自己的译文有许多地方可以修改。我学识浅薄,不敢妄评,况且对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也钦佩之至。不过我在细读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的时候,对他的译文也不敢恭维,因为时代变了,语言变了,到了重译的时候了。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即使是经典译作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所以许渊冲要和傅雷展开竞赛:"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媲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在这场竞赛中,许渊冲首先是"自得其乐",然后是希望与人同乐:"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本着与人同乐的愿望,许渊冲重译古典名著,力求使译文达到神似和"三美"的境界,然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的翻译理论和方法既属首创,难免众说纷纭。他翻译的《红与黑》,在90年代中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中,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只有翻译家罗新璋支持他的观点,指出"现在是’俗文化的狂欢节’",认为"治史,才学识;治译,也要靠才学识。没有创造力的译文,总没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创造。创造,才是生命。"两位追求美的翻译家惺惺相惜,许渊冲视之为"一士之谔谔",胜过"千夫之诺诺"多矣。正因为如此,当他翻译的《红与黑》出版之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经过研究,认为只有他的译文胜过傅雷,所以约他翻译《约翰·克利斯托夫》,75岁的许渊冲如逢知音,愿意尽心竭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除了理论之外,中文和外文的深厚修养,极为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是许渊冲译文出众的原因。克利斯托夫一生备受压制和排挤,以至于无法从事音乐创作。许渊冲在翻译时感同身受,常常热泪盈眶,这种心灵相通的感觉,使他的译作中常常出现神来之笔。正是由于对翻译事业的执著,在《红与黑》讨论以来的10年里,他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路,又有20余种专著和译著问世,创造了中国译坛前所未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