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 杜鲁门交差了。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就在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看戏时,突然进来一个人在周恩来耳边耳语了几句,周恩来脸色骤变,起身出了会场。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得,张治中和他看到这一情景都很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了。正值毛泽东要返回延安的当口,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国共双方都非常紧张。是事故,还是谋杀?当时国共双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记得,当晚张治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蒋介石也亲自命令戴笠调查此事。后经调查发现,这起事故是个意外。当天下午,柳亚子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拜见周恩来,了解谈判情况。谈了一会话后,柳亚子起身告辞。周恩来让李少石把柳亚子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家里,负责开车的是刚来不久的司机熊国华。熊国华事后接受采访时回忆,送柳亚子出门时已是下午4时45分了,可5时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参加活动,他一路猛踩油门,到了中央大学门前时已经5时10分了。着急的熊国华对柳亚子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柳亚子下车步行回家。熊国华和李少石风驰电掣地往回赶。重庆多是山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附近是个下坡,由于车速太快,躲闪不及,车的后门撞倒了一个正在路边方便的国民党士兵。熊国华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察觉,还是一股劲地往前开。后面士兵大喊,他也没听见。被撞士兵的班长气急败坏,朝汽车开了枪。子弹穿过车后的工具箱,射进李少石的肺部。熊国华听见枪响回头一看,见李少石已经手捂胸口,满身是血了。熊国华赶紧开车把李少石送到了重庆市民医院。晚上7点,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赶到医院,李少石已经伤重不治。得到汇报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了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诚挚地说:“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这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 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及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