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非文人独立完成 ,而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是若干关于武王伐纣故事经长期流传后的编集、整理和写定,这一点学界普遍认同。 有所争议的是《封神演义》在多大程度上是文人创作。刘振农就提出《封神演义》是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比例远远超过群众创造的作品。齐裕焜认为《 史记》中《三代世表》《周本纪》等记载 ,为武王伐纣故事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史实框架;《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贾谊的《新书·连语》、晋常璩的《华阳国·巴志》、晋王嘉的《拾遗记》、晋李翰的《蒙求集注》等记载了从秦汉到魏晋时代关于武王伐纣的不少民间故事;到了元代,说书艺人根据民间传说、文人的记载,编成一部讲史话本 —《武王伐纣平话》,第一次从小说的角度较完整地演述了妲已惑纣王,纣王无道,姜子牙佐武王伐商,纣王妲己伏诛这段殷周斗争的历史故事;明嘉靖、隆庆间人余邵鱼,又按照历史记载,对《武王伐纣平话》进行加工,把改写的内容编入他的《 列国志 传》,其第一卷的内容,即始自《苏妲已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封国》止,完全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之后不久,《封神演义》问世。陈三强在《〈封神演义〉的成书及作者》一文中说,《平话》、《列国志》和《封神演义》三书叙述方式虽有别,却有前后演化的痕迹。虽然《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创作时间距离较近,但对《封神演义》起范本作用的还是《平话》,这一点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演义》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何时所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演义》,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16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第18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曾长期被一些文学史采纳沿用。 上世纪90年代章培恒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际上未提及《封神演义》,提及《封神演义》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后补加了进去,说明《封神演义》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章先生的论点遭到刘振农的反驳,刘氏认为鲁迅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章先生的逆推却不符合事理逻辑。接着刘氏在鲁迅《西洋记》杂窃《封神演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封神演义》和《西洋记》两部小说的部分诗文,认为《西洋记》抄袭《封神演义》有铁的内证,从而推出《封神演义》成书应在《西洋记》之前,提出《封神演义》成书早于万历年间。然后刘氏又探讨了《西游记》与《西洋记》的关系并以此为桥梁结合古代小说出版的一般规律得出最终的结论:《封神演义》的出版至迟应在嘉靖三十年 (1552)完成。诸种说法使得《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在隆庆、万历其间及其前后振荡摇摆。 为了考定《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 不少学者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即通过探求《封神演义》与其它小说的关系来界定其成书时间。其中探讨得最多的是《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的关系。比较这两部小说的回目、诗歌韵语及情节,剖析两书中的人物形象和特征等都是常见方法。有学者就认为《封神演义》中的哪吒乃《西游记》中哪吒与红孩儿的综合,《封神演义》中的杨戬是《西游记》中杨二郎的延伸和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