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摺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之,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罢。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方罢。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论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