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开始于对世界本原的追问。柏拉图区分了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理念作为世界的根据,独立于可以感知的个别事物。自此之后,本原是否运动、它与现象如何关联,这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棘手问题。性质单一的本原也决定了其肯定同一、否定矛盾的方法。在由亚里士多德所明确的形式逻辑中,矛盾根本就是无法容忍的错误,唯有同一律才能确保真理。直到2000多年之后,黑格尔才以辩证逻辑说明矛盾乃事物发展的动力。黑格尔所批判的旧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和封闭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对比西方传统,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和谐的理念是孔子送给全世界的最好礼物,这是非常深刻的。
同为差异和矛盾,为何其在中西的意义竟如此不同?这源于中西文化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虽然事事皆含矛盾,但矛盾并非最终状态,它是达成统一的要素和环节;对于西方传统而言,矛盾具有终极性的意义: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甚至人的理性与感性,都处于差异和二分的状态。停留于差异就会有分别,有争执,有高下,有对立。中国文化则超越了差异和矛盾,以统一性包容了差异性。王阳明《大学问》有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因为形体有别而间隔人我,这是小人立场。天地万物乃由君子一体之仁得以贯通,如此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以统一性的视角关照万物,也即张载所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与人、人与物道通为一,彼此不仅没有对立,而且更进一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此古代中国虽居有限的地理空间,却产生了无限的“天下”观念。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正是这种包容差异、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使中华文明避免走向封闭与僵化,演绎了5000多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历程。由此看来,一种文明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成就自身的深厚、广博与持久。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文化理念,提醒仍处于纷争对立的现代世界:有容乃大。包容差异、和谐共生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促进我国与世界互通共荣、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和谐共生至关重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取决于能否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作者:王海英,系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