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君子皙是楚人,榜枻越人是越人,二人属于不同的民族。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第一大国,越,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一个庞大的族系。楚,一般认为是江汉民族,但其实它不是江汉土著,真正的江汉土著是扬越(粤)人,即榜枻越人的族属。西周春秋之世,江汉之间的鄂国世为扬越人所居,他们是先于楚人生活于古江汉地区的土著。《左传》鲁昭公十二年记载,西周初年,得周成王赐封子爵的楚先人熊绎,“仍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莱,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周成王时,王室式微,中原诸侯纷争,终于让楚人等到了另图发展的机会。向何处发展?向北、向东,那里群雄林立,楚量其力不能与之抗礼,向南,一则可避开周王室的箝制,中原群雄的干预;二则江河滔滔,沃野千里,居住其地的异于中原的人群社会尚未充分发展,邑落林立,内聚力小,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楚人选准了主攻方向,施展外交手腕,扩大政治影响,这就是《史记》所说的“熊渠深得江汉间民和”。其时,荆山之西是庸国,势不大却可后院放火、因此,楚从荆山南下掠取江汉扬越和鄂地之先,首行伐庸,以解除后顾之忧;取得扬越和鄂地之后,迅速以其三子分封其处,巩固获得的成果。《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前887 - 85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熊渠兴兵伐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来加以管制。“至于鄂”,就是说攻打到了扬越人控制的鄂地。接着,熊渠立中子红为鄂王,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治者是楚人的地方政权,被统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国的扬越人。扬越(粤),世多谓“百越”之一。《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扬越似即居处于扬水、汉水之南的百越。其实,扬越不止是百越之一,而是先秦时期百越之别称。扬越即百越。熊渠破鄂是在楚庄王三年(前611),随即在鄂国的废墟上封其次子为鄂王。然而扬越人却没有被消灭或驱逐出鄂境。这或许与楚人对于被其征服的族众采取羁縻安抚、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关。熊渠未伐庸取杨越之前“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民”,当是居住在江汉一带的扬越人。他们支持了楚人,因此在楚人占杨越之地以后,扬越人可以继续在鄂东故地休养生息,并保留原有的组织、习俗、自由之身和人格自尊,怡然操着自己的语言——越语,自在地横楫逐波或从事其它行业。越人生活的江汉地区温热潮湿,雨量充沛,有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越人熟谙水性,“善于舟揖”、“利于水战”。《淮南子·原道训》说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说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人善于使舟,并多次献舟于中原,帮助中原国家训练水兵。《竹书纪年》中有:周报王时“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汉书·武帝纪》载:汉朝的楼船水师曾大量启用越人为将;《梁书· 王僧辩传》记载:南北朝时,梁朝攻击侯景之部,船上“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众所周知,越族的突出特征就是“断发文身”,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剪发、被发、断发即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束发。而文身即在身上刺划各种纹样,“以避蛟龙之害”。越人因常与水打交道,难免发生意外,故相信水中有龙和信奉水神。他们担心龙伤害自己,便以其形文身,使彼视己为同类;为祈求神的保护,又信奉水神,并有祭祀水神之俗,而祭祀水神时又用船并将船饰以龙的形象(即所谓龙舟)。所以越人的文化图腾是龙蛇崇拜。从语言上,汉语主要是由华夏族语而来。楚人与华夏的语言有别。汉语为单音节,楚语系多音节,语词多双音,如蟋蟀、蚊子、怂恿、扭泥等等,本是楚语,亦已变成汉语词汇。楚语有发语词“羌”等,有结语词“兮”、“些”等。但总的来讲,楚语和华夏语族操的汉语还属同一语言系统,而且楚国贵族阶层基本上都通晓华夏族通行的汉语。而越人的语言则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不光与汉语不同,和楚语也有很大差异。越人的语言被中原华夏族称为“鴃舌鸟语”。汉语为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越语则为一字数音的胶着语。越人不仅与华夏人不能通话,就是与近邻楚人也很难通话,所谓“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还记载了越人语言的语音特点:“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高诱注云:“訬,轻利急,亦以多者言。訬,善誃者谓之訬”。这说明越人语言多数是轻利急速,故虽偶然有说话重迟的人而外族人仍称为訬,这可能同越语发音习惯有关,所以多数人以訬著称。可见,越语是独立的一个语音系统。楚国吞并越国后,通楚、越双语的人在两个民族中逐渐增多,但楚国上层贵族还是流行中原华夏语音,而越族一般平民,比如横楫逐波的舟子,有些也还只操自己的语言——越语。反正翻译人才比比皆是,沟通不成问题。子皙在船上表示听不懂越语,便能有如探囊取物立马召来了翻译,说明其地同时能操楚、越两族语言的人不少。这是楚、越两族人民相杂而居,日常生活频繁需要的结果。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