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字,大多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辨明老子的主张的。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庄子认为只有以通达的精神超越现实世界,才能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道”是庄子超越哲学的核心,“心斋”与“坐忘”是达到超越的理想手段,“逍遥游”是生命自由的最佳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道”是《庄子》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中“道”的思想,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生生者不生”,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庄子阐述的“道”,向世人宣告自己体悟的宇宙观、世界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无待就是通过“心斋”与“坐忘”来实现。“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即虚无,指无执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的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著、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照庄子的逻辑,道是无分别、无界的混沌,因而它不是理性的对象:“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素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一方面,道是真实存在的,所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所以道是有;另一方面,道又不同于具体之存在,它“无为无形”,因而道又是无。但它不是虚空之无,而是涵盖了万有的无。所以道既派生了万物,又不滞于万物中,表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人对道的认识既不能是简单的经验认识,也不能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必须是物我、主客为一的内在观照,即超验的形上学的观照。庄子曾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这里的至知,就是从知进入到不知的浑池的能观照一切的知识境界。道由于其不可言说性和无限性,对道的体认实际上就是超越理性的直觉认知过程。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就用不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物,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他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见《庄子·德充符》)。庄子一再强调君主的残暴。所以他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万物齐一的认识原则,主张人应突破自我形躯的局限而对万物加以整体性把握。因此,他对现存的各式知识系统持蔑视态度,认为仅以经验获得的知识含有极大的片面性,并把他们统统归结为“道隐于小成,而言隐于荣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各囿于己见,人人自我执著,一副“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供启态”纷争纠结之态。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伟大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道家则反对推崇圣贤。在《庄子·胠箧》中,他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的“浑沌之死”就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相对论认识。庄子的自然原则是和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庄子认为事物总是相对而又相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正反两个方面。庄子还认识到事物的变化总是向它对立的方面转化,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而说到底又是齐一的,没有区别的。他认为确定认知的标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认知都会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时空的制约。庄子的相对主义一方面是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中消极因素的发展,他无限夸大老子的“玄同”思想,从根本上取消的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另一方面,在庄子以前或与庄子同时的哲学家,大多有独断论的倾向,庄子的相对主义是作为他们的独断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否定客观事物物质的区别。其次,在认识论上,庄子片面强调认识的相对性的一面,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都不足以信赖,因为他们都是相对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庄子思想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游世思想,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在这样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出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之中。因此,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内心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词句奇诡变化的叙述之中。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以彻底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绝望处境所作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