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找鲁迅先生同时代的人、参加过鲁迅先生葬仪的人,尤其是抬鲁迅棺材的人,几年前我曾访问过黄源先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这次,在上海我曾走访了不少有关老人,计算起来先后有:贾植芳、夏征农、周海婴、陈鲤庭、柏李、周劭、钱今昔、欧阳翠、曹白、孟波、杨小佛、沈寂、丁景唐等。他们或多或少给了我帮助,对我走近历史、了解时代,无疑很有用处。只是有的内容,如贾植芳老师向我介绍鲁迅逝世时,他在东京参加追悼鲁迅的一些情况,我做了录音记录;但因地域关系,这本书只写上海本土发生的事,所以只能割爱。王观泉先生是这本书稿的第一读者,他非常有兴趣读这部书稿,并指出其不足,便于我修改。他又将自家的珍藏旧刊和图片供我使用,令我深受感动。 很想找一位当年抬鲁迅棺材的老人写篇序文在书前,目前只有巴金和曹白在世。巴金老人不可能说什么、写什么了;曹白老九十高龄,身体不错但也不能写什么了,他向我介绍比他还长两岁、在北京的力群老人,他是最早赶赴大陆新邮向鲁迅先生遗体告别的人之一。当他得知我的请求后,非常热情地送来长序,并认真负责地回答我的提问。他的序为这本图文书增加了力度,深感荣幸。 我在“引言”中介绍了家里那本相册给我的影响,由此产生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所以,当施蛰存先生提议我写“抬鲁迅棺材的人”时,我马上觉得这是个好题目。两年前,初次尝试考辨后,反应不错。 关于那本我从小看到大的鲁迅葬仪相册,我有话要说:在“文革”初期,这本相册居然作为“四旧”被抄,同时被抄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封亲笔书信等。对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快。他是1972年9月去世的,殊不知,在1971年2月24日当时的“市革会第一办公室决定将鲁迅这四封信移交本馆保存”(见((四十纪程195l~199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即从来抄家的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移交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此事他生前并不知晓。后来我们打听到这几件文物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也是不小的安慰。 为了写这本书,前些日子,我向鲁迅纪念馆领导请求:想翻一翻这本相册。他们研究后同意了,也同意翻拍给我使用。于是,我终于又触摸到了分别三十八年的相册。我知道其中不少照片是第一次面世,其老照片的珍贵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这些照片是我这本书的重要基石。同时,鲁迅纪念馆向我提供了不少迁葬照片资料,特此谢过。周海婴先生也很慷慨,他提供的不少照片,还特意亲自动手翻拍给我。这样的情意,这样的无偿援助,使我很感动。我计算了一下,这次集中面世的有关鲁迅葬仪的照片中,有一百多张属第一次面世。这样的成绩很可观吧。 六十八年前,鲁迅葬仪上摄影师很多,还有私家的业余摄影人。当时报刊上曾刊登过吴宝基、沈振黄、沙飞的摄影作品,也有不少并没有署名。我父亲在迁葬时拍得不少,书上也采用了。至于书中的被摄者,我尽力作了注明,对有些还不能最后确认的,为郑重起见暂时留白,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知情者的指认,在以后的再版时,尽量作出补正。我还得到不少被摄者家属向我提供的珍贵照片,他们是靳以的女儿南南、周文的女儿七康等。陈烟桥哲嗣陈超南先生、力群先生哲嗣郝强先生等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吴小佩当年在大同大学上学时,参加拍摄葬仪的几张照片,我与她再联络时,被告知她已经逝世。世事沧桑,当年的女大学生想为这几张老照片找到最好的保存地方,我又何尝不是在这么做呢?这本图文书的出版,正值我父亲另境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日子,我相信父亲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毕竟他的长女通过努力,把他当年的珍藏图片介绍给了广大读者;而且还是第一本系统介绍鲁迅先生葬仪的书。这书的出版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相信。 孔海珠 2004年清明于上海诀别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渡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晏歇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