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关照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对忠诚观念界定的问题——在明清鼎革之际,人们面临许多选择,后人应该怎样评述这种选择,怎样的选择才是“忠”?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赞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只不过国史馆对这一指标执行得非常机械——毕竟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标准,臣下只能遵循其事——只要有传记的历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贰臣”,进而导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显或事迹不多、主要事迹都在降清后,又或许是对清朝开国颇有立功之人,也被划入了“贰臣”行列,如鲍承先(明末为参将,降清后屡有战功,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张勇(平定“三藩之乱”中立有大功,《鹿鼎记》大家都看过)、卫周胤(明季为监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这些人列名史传,原本是清朝对他们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标准,国史馆机械执行,让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传记列入“贰臣”,反而成了贬斥。在这种情况下,《贰臣传》的编纂变为一种无意志的机械工作,入选与否已经和忠诚观念不尽相同,失去确立忠诚观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与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职位、继而投清,故入《贰臣传》。(为避免误解,这里废一句话:尚可喜与耿仲明都没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这里也可以看到清国史馆处理人物时的江化之处:耿仲明、耿继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贰臣传》、《大臣画一传》、《逆臣传》三处。
至于吴三桂,是因为他入了《逆臣传》(“三藩之乱”之故),就不再选入《贰臣传》。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陈永明:《贰臣传、逆臣传与乾隆帝对降清明臣的排斥》,收入《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