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无法理解并接受自我(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心理)、同性恋爱关系的破碎、与异性结婚或是保持异性婚姻的压力和社会歧视的压力等,很多同性恋者都有心理健康问题。2008年前后,英国的一项对200名男同志的调查中发现,有45.5%的受访者有焦虑症状;57.5%的受访者有抑郁症状。然而,由于歧视、污名、社会排斥和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心理,同性恋者在寻求心理与健康服务时也常常面临障碍。虽然于2001年颁布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已将同性恋去病化,但很多健康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仍不了解或不愿遵从这一变化。因此,很多咨询师或医生常将性少数人群的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问题化、病理化,甚至会遵循性少数人士家人的意愿而对同性恋者进行扭转治疗。性少数人士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精神病院收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面对心理咨询师时,只有少数同性恋能毫无顾忌地披露自己的性少数身份。2016年,同语进行的一项针对3452名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仅有4%(83名)的性少数学生就性别、性倾向等问题寻求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帮助。在咨询过程中,有32.53%的受访者认为咨询是友好且有帮助的,有53.01%的受访者表示咨询是友好但无帮助的。2014年,北京同志中心的一项针对性少数群体的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曾听说过扭转治疗,9%的受访者曾由于家庭或社会压力以及内化的恐同心理等原因考虑过接受扭转治疗。接受扭转治疗的18位受访者中,没有一位表示自己的性倾向被改变了,相反,他们几乎都认为扭转治疗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抑郁。家庭中国古代儒家伦理与封建家长制等传统文化观念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中国家庭。孝顺、为尽孝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要求、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等,仍是家庭与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家庭与社会压抑包括同性恋群体在内的性少数群体的主要原因,也是性少数群体隐瞒性倾向而与异性结婚或结成“形式婚姻”的主要原因。迫于此压力,很多男同性恋者选择隐瞒自身性倾向并进入异性恋婚姻,这导致很多女性成为同妻,铸成婚姻无爱的悲剧。女同性恋者受到压迫的表现与男同性恋者不尽相同,其遭受的家庭暴力更令人担忧。同语在2007~2009年进行了首个针对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遭受的家庭暴力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半数接受调查的女同性恋者遭受过来自父母、亲属或同性伴侣的暴力。然而,由于惧怕暴露性倾向等原因,这些受害者不愿意妇联或警方等机构寻求帮助。然而,也有一些性少数人士的父母在为提高家庭环境的包容度而努力。在我国,有很多同性恋者的父母,在经历了挣扎之后,理解并接纳了自己的孩子,并投身于公益事业,以切身体验和科学知识帮助类似的家庭,希望社会能对性少数群体更包容 。社区发展在我国,有组织的同性恋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鲜有记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明确面向男女同性恋者的有组织的社交聚会等才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同性恋者群体开始在网络上创建论坛。21世纪初期,面向男男性行为者的相关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女同相关小组的出现和发展稍晚于前者。2010年,致力于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明显增多。2014年,全国各地的性别平权小组于“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日”联合男女同性恋者的父母和异性恋盟友,展开各种反歧视活动。然而,由于缺乏沟通、相互歧视、以及资源分布不均等原因,性少数社群内也常常产生分歧和冲突 。此外,中国同志组织在国内进行民政注册存在一定困难。由于有关业务主管单位的许可标准和有关程序缺乏详细清楚的明文规定,许多同志组织都很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因此,我国绝大部分同志组织仍是草根组织,只有少数发展较为成熟的组织进行了工商注册,即以双轨制运行:法律身份是企业,实际上则是公益组织。近年来,也有部分拥有“艾滋资源”(即能与政府合作获取艾滋相关服务资源)的男同性恋组织已经开始获得了民政注册的合法身份。出柜绝大多数性少数人士都认为出柜很可能招致歧视,因此,大多数性少数人士并不愿意向外界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总体而言,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性少数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见度非常低。在学校、职场和宗教生活中完全公开自身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比例仅在5%左右;在家庭中略高一些,然而也不到15%。性少数在学校和家庭中的交往密切程度较高,出柜、或向学校与家庭中部分成员出柜的程度相应略高。相较而言,职场和宗教生活中的交往密切程度有限,公共性也更强,性少数人士的出柜程度也非常低。于中国性少数群体而言,工作单位是最令人感到难以出柜的场所。社会接受度2020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调查显示,世界各国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不同。其中,加拿大、美国、巴西、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较高,中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等国家对同性恋接受程度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