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非物质利益因素一旦产生便具有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便不会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化而即刻发生变化。
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甚至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所拥有的特有的价值观、民族意识以及宗教意识对于社会矛盾就有着明显的催生、加重或减缓的影响。受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一些社会群体形成了独有的带有明显宗教色彩(如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色彩(如极端的种族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价值观同别的群体所信奉的价值观有明显差别。认知角度的不同,有时会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某种制度或政策难以认同,进而难免引发一些互动行为不一致的情状,从而催生或是减缓相应的一些社会矛盾。有学者发现,“在许多文化中,视贫穷为美德和来世的一种报答的超价值宗教信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类紧张。然而,在精英统治制基础上为不平等辩护的社会和鼓励人们谋求‘向上爬’的社会,加剧了等级制价值观与自我尊重之间的矛盾。”比如,印度教对农民的行为就有着不小的影响。“印度教是一种普遍的宇宙组织论,涉及统治阶级的正统地位,隐含着宇宙和谐观念,强调对个人命运的忍受和屈从。一旦农民接受了这一准则,便能够可信地说明为什么造反和暴动遭受到阻止。”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程度较低的封闭社会当中,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机会较少,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已有关于群际冲突激发过程探讨的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对于中性信息的敌意性解释是群际威胁与群际冲突之间的中间变量。”在这样的情形下,某个群体或某个社会共同体的特有价值观对社会矛盾消长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需要提及的是,一些极端的精神因素,如极端的意识形态或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种族主义等等,对于社会矛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极端的精神因素一旦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则会使得社会矛盾趋于激烈。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以自己的极端宗教意识为信念,而将其他宗教视为异端邪说,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念,不惜对异教徒大肆杀戮,其行径之残暴,令人发指。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物质利益因素与非物质利益因素两者对社会矛盾的影响截然分开。这两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往往交织在一起。许多物质利益因素的变化往往会引发一些相关的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的连锁影响,而相关的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一旦产生影响,反过来又会加重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的影响。物质利益因素与非物质利益因素两者往往交互影响,共同加重或缓解社会矛盾。物质利益因素是社会矛盾最为基础、最为基本的根源,非物质因素对社会矛盾的消长则有着加重或缓解的作用。就一般情形而言,既然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便意味着社会各个利益群体所接受认可的物质利益关系结构是社会各个群体“共存”及“共生”这样一种相对平衡态的依据。如果物质利益关系结构比较协调,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各自基本的物质利益边界没有被突破,非物质利益因素难以催生社会矛盾至少是难以催生严重的社会矛盾。不能想象,非物质利益因素能够单独地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但是,如果物质利益因素层面上出现了问题,非物质因素往往就会成为利益受损一方进行利益诉求的理念或理论依据,成为利益受损一方进行抗争所需要的群体凝聚的理由。在这样的条件下,非物质利益因素便会催生或加重社会矛盾。不过,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抗争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一旦在物质利益因素方面理顺了关系结构,回归了“正常”状态,那么,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的影响便会明显减弱。另外,还有一种情形需要注意,如果两个共同体之间出现了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非物质利益因素更能够强化各自所属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极端精神因素如极端的民族主义等等,因而对于社会矛盾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四、转型期中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
在考虑社会矛盾成因时,还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形是,同变化速率相对不快、变化幅度相对不大、相对稳定的“常态”社会相比,转型期①社会当中社会矛盾的成因则显示出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形。
严格地讲,“转型期”不属于社会矛盾“自变量”性质的成因。尽管如此,但是,转型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社会矛盾的成因具有一种加剧、放大、挤压的效应,一方面使得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出现,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演化的情形。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如果说在变化幅度相对不大的“常态”社会中,基于利益结构的公正与否尚且会产生种种社会矛盾的话,那么,在处于转型期这样一个变化幅度相对较大的“非常态”社会中,基于利益结构的公正与否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就会更加明显和复杂。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转型期社会当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多种情状,使得“绝对剥夺”问题和“相对剥夺”问题往往会同时比较凸显,而且两者往往容易交织在一起。在转型期尤其是在转型期的早期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被迫进入城市寻找就业生存机会;以往某些夕阳产业当中的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失业、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问题。而就业机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往往是有限的。所以,这就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使一部分人“落伍”,成为弱势群体成员。同时,在转型期,事关人们基本生存底线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往往是付诸阙失。凡此种种,势必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问题,从而形成程度不同的“绝对剥夺”问题。不仅如此,在转型期,有时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向好,人们收入相对增加较快,加之一部分人以更快的速度“暴富”起来,这就会产生某种“示范”效应。这些,容易使不少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未来前景形成过高的期望值。应看到的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值往往是脱离现实情形的,不可能得到有效、持续的实现。一旦过高的期望值屡屡落空,就会使人们心理不平衡,容易产生挫折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转成相对剥夺感。亨廷顿认为,“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等新鲜事物,“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无论是“绝对剥夺”问题还是“相对剥夺”问题都会催生或加重社会矛盾,而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情形,更容易会使社会矛盾趋于复杂化。
在转型期的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利益结构的公正与否会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利益结构调整适应与否的问题,后一个问题也会加重社会矛盾。在转型期,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原有利益格局必然会发生大面积、大幅度的巨大变化,因而常常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形成了。这些新兴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在自身看来是正常不过,但却有着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新”的合理的利益诉求。重要的是,这些新兴社会群体“新”的利益诉求却往往不见容于已经存在着的、既定的利益格局。这些“新”的利益诉求往往会受到一些在原有利益格局当中占据优势位置的某些群体的压抑和阻止。为了维护自己的合理利益,新兴的社会群体势必会进行相应的抗争、“维权”行动。二是,一些社会群体逐渐失去了曾经占据的优势位置。这些群体为了极力维护自己曾经有过的利益,也势必会采取种种相应的、对试图改变原因利益结构的群体的抵制行动。三是,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但呈现出多样化的情状,而且多个利益群体的多种利益诉求往往交织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状况。比如,生存性的利益诉求往往同发展型的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民生利益诉求往往同民主利益诉求结合在一起,各种希望往往同各种挫折交织在一起,等等。显然,这样几种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催生或加重社会矛盾。
转型期社会规则体系的相对缺失必然会引致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转型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旧的规则体系不是很管用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由此,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首先,制度真空地带必然会产生种种社会矛盾。由于在这样一个规则真空地带缺少制度约束,但同时又充满着种种利益诱惑,因而一些群体往往是无章可循,各行其是,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的行为取向去获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难免出现强势者随心所欲欺压弱势者的现象,从而引发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比如,在早期大工业时代,由于缺乏基本的劳动者保护制度,于是大量的企业主便对工人进行几乎超出工人忍受极限的剥夺,一边最大限度地增大自己的利益。“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这种做法必然会引发被欺压者的抗争活动,形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其次,“新的”同“旧的”规则成分的同时并存也会诱发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新旧规则成分的并存,意味着类型和性质迥异的利益诉求存在同一时空当中,甚至在同一群体之内也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势必会产生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比如,在中国现阶段,在民营企业当中的大量工人的利益诉求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待遇;而一些原来是国企职工的下岗工人的利益诉求则是恢复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待遇。新旧规则成分的并存不仅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而且还意味着有的强势群体既可以充分利用新的规则成分,也可以充分利用旧的规则成分来扩张自己的利益。“因为制度具有分配效应,自然而然就会涌现出矛盾。一套制度会使某些人受益,另一套制度则会使其他的人群受益。因此,对于人们来说,掌握权力来塑造并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同时避免或者削弱制度对他们的消极影响,总是乐此不疲的。”这样一来,同样会造成一些群体对别的群体进行利益的直接剥夺和相对剥夺现象,从而引发利益受损群体的抗争,形成大量的社会矛盾。
[责任编辑 李文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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