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拥有的征税权力是重要的国家公共权力之一,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利义务关系,即政府征税的“权力—责任”要与纳税人缴税的“权利—义务”相对应,体现税收征纳双方主体的地位平等。归纳总结我国宪法意义上经济性的纳税人权利,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其一,合法私有财产权。我国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税收领域而言,在经济资源稀缺的静态时期,纳税人私有财产与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财产的分配,意味着财产权的获得,只有政府执行征税权力时有法律约束,即按照宪法与税法等相关法律规则运行,才能体现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尊重与保障。因此,保障纳税人私有财产权要求宪法框架下的税收法定。
其二,合规纳税平等权,根据亚当·斯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中的平等原则,纳税人“应尽可能按照各自的纳税能力来承担政府开支所需要的收入”,即“量能课税”。公平税负理论依据纳税能力原则分配税收负担,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前者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收,后者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税收,这与平等课税理论基本一致。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的是纳税人纳税平等权的实质平等。
其三,合理公共产品受益权,即纳税人是否享用到合适数量与合意质量的公共产品,这是最直接体现与纳税义务对等的纳税人权利,我国宪法第二章各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诚然,衡量公民个人从国防、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各项公共支出中获得的利益非常困难,但如果主要因税收存在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严重偏离纳税人偏好,且其价格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形时,纳税人的公共产品受益权便显然发生了缺失。保障纳税人合理公共产品受益权,就需要公开透明的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
结合上述特点,未来我国进一步完善法治财政建设,形成更为完备的财政法制规范体系,就必须继续完善“民主财政”与“法治财政”建设,以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利体系。
首先,税收法定与公平税制需以“民主财政”与“法治财政”为基础的制度保障,这就必然要求在税收立法层面保证税收与税法的实质正当性。而基于税制结构与税率设计的税制改革,就是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政府征税权力的关系,根源上也归于税法立法与修订。我国宪法第62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