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后加上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组成,除陆征祥外,都是留学归国派。由于首席代表陆征祥因病较少参加会议,发言者主要是顾维钧、王正廷等,他们具有亲美倾向,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方针,推行“联美抑日”策略,积极维护中国权利。[2]
在威尔逊宣言的鼓舞下,中国代表团参加和会的具体目标有四个:(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利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分;(三)取消外人在华一切特殊利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具有进攻色彩,然而未毕过于天真。
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是日本,它是大国“十人会”和“四人会”(意大利退出后)成员,占有远比中国有利的地位。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与中国针锋相对,要求全盘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于英、法、意已在战时与日本签有同意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密约,虽对日本战后在远东横行霸道颇为不满,却不能对中国有所助益。中国能够引为后援的只有美国,但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与支持极为有限,一旦涉及其自身利益,便会将中国利益抛之脑后。中国是满怀希望而来,尤其是对美国的支持一心迷恋,结果却是连连遭挫。
中日山东问题争执。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迫逼中国签署“二十一条”,承认日本继承山东权益,成为和会上中日争执的焦点,也是战后美日在太平洋的首次交锋。
1月27日和29日,日本代表牧野和中国代表顾维钧发生激烈的争辩。顾维钧针对日方谬论,义正词严地指出:“三千六百万之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竟存已属不易”,“不容易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了争取西方人之同情,他甚至把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一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象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日本“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氏有力驳陈: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胁迫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湾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应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湾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牧野在顾氏猛烈而犀利的攻势下,退而主张“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还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氏步步紧迫,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占为已有的姿态,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3]
顾维钧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长贝尔福等相继走上前支持,与他握手道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赞赏。国际舆论称之为“世纪之辩”。这一成功不仅使年轻的顾维钧一举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提交《废除民四条约说帖》。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交涉山东问题的同时,向和会提交了《废除民四条约说帖》,从另一角度为解决山东问题向日本发起外交攻势。
该说帖详尽剖析“二十一条”提出及交涉经过、侵华实质及强迫手段,全面阐述了废除的理由。指出:“二十一条”是日本乘各协约国与德国苦战之时,“向中国行劫夺”,“此案之中日谈判尽由日本独断,为状之奇,古今仅有”,“中国所派代表之人数及人员,均出于日之指定,中国代表请备正式记录,以记会议之结果,而日本不允”,“民四条约”“系先以恐吓不得不与之磋商,继以最后通牒逼中国不得不签字而订结者”,“论其性质,应视为一种单方面的条约”。中国政府在签约后即发表宣言说明交涉经过,声明该条约“不能为定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