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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先生1897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十九)出生在安徽桐城阳和一户破落地主家庭。祖父朱文涛是一个贡生,和吴挚甫(汝纶)有交谊,父亲朱若兰是一个乡村私塾老师,朱光潜自幼受庭训,从六岁到十四岁,在父亲鞭策下接受了极其严格的私塾教育,读过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纪》和《通鉴辑览》。本期的安徽人文讲坛讲席嘉宾为大家讲述了朱光潜的为学和为人。
朱光潜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他虽受旧式教育却对新事物有向往,受梁启超的启示,对小说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宛小平说,朱光潜曾就读于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这所学校的校训是吴汝纶亲笔写的 — —“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这也成了朱光潜日后求学问道的趣向。朱家那时堂屋正中便挂着乃父朱若兰的一副对联: “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胸襟。”可见,朱先生的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乡村老师,特别是“欧风亚雨”点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家庭、学校环境对奠定朱光潜早年学术基础,尤其是后来的治学趣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朱光潜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
宛小平。
他的第二个转折点(1911年~1923年)是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选派的20名学生之一赴香港大学就读。当时朱先生慕北大的名,想考北大,但家贫拿不起路费,于是就近考进了武昌高等师院。他渴望名师的调教,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遇到的师资水平远不及原先桐城中学的先生。朱先生后来回忆港大的学习生活时说:从1918年至1922年在港大“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又说“假若没有得到那个机会,说不定我现在还是冬烘学究。”
为什么朱先生对港大生活看得那样重要呢?因为恰恰是在港大读书期间,国内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要对传统文化、伦理、政治、文学等各方面发起冲击,这对于像他这样经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人而言要转变观念,当然是件痛苦的事。 “这好似一个富足的商人,一夜醒来,旁人告诉他兜里装的满满的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这种感觉伴随着朱光潜有一阵子,使他精神上很痛苦。经过一番内心的冲突,终于选择了放弃古文,开始做白话文。”宛小平说,他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这最初放开裹“小脚”的布,轻快走上被朱自清先生称作“行云流水,自在极了”的白话文创作之路的成果。朱光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科学求实的精神一直伴随他的美学探索之路。恰恰是因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深厚的学养中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又不失现代科学的精神。
朱光潜人生的第三次转折是自1925年至1933年留学欧洲,先生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了八年,并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的早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写的,他一直在闹穷,官费总是不到,他只有靠稿费生活。像《文艺心理学》和缩写本《谈美》《诗论》的初稿,《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以及一部论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却在抗战中遭焚烧)都在此间完成。他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由他的高足张隆溪译成中文,朱光潜在中译本自序里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在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以为他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其实他认为自己更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
季羡林对朱光潜的回忆
欧洲留学的经历使朱光潜对西方的哲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美学有了自己深刻的见解。1947年出版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反映了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
北京大学,这曾是朱光潜梦寐以求的一所大学,现在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在回国之前,他托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中武昌高师的同学徐中舒给胡适推荐,凭的就是那部刚完成的《诗论》初稿,胡适看后颇为赏识朱光潜的才学,尤其是对朱光潜在西学和西洋语言文学方面的功底慧眼相识,随即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不仅如此,胡适先生还另有打算,他以为研究中国文学不懂外国文学不免视界狭窄,于是就请朱光潜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和美学课。朱光潜拿着《诗论》和《文艺心理学》在北大教授反响热烈,接着又由朱自清邀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讲了一年。后来老友徐悲鸿又约朱光潜在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