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