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23日,他在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被四人持“盒子炮”狙击,身中数枪(《二十六军政治部特务员束炳澍忽被狙击》,《时事新报》1927年8月25日),后不治身亡。此事当系中共方面采取的锄奸行动,戴盆天所言不虚,亦足见中共在沪组织因束的告密而受创之钜,因此仅时隔月余,就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替陈延年、黄竞西等人报了“束之仇”。
陈延年之死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发生一种感慨。本文依据的材料其实都不算难得:一般读者不易读到的民国报刊姑且不论,郑超麟、黄裔的回忆文章,各种版本的黄竞西遗书,甚至杨虎的两封密电和致吴稚晖函……这些关键材料,都早在1980年代就已公之于世,不少具体的党史研究都已加以使用。然而时至今日,“胡适、吴稚晖告密而导致陈延年遇害”这样的叙事仍大有市场,依然是一个需要澄清和辨明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形成某种叙事,经过编织和勾连的材料才能焕发意义,才具备进入舆论的资格、产生传播的效力?反过来讲,一种不可靠叙事造成的问题也许只能用另一种更合理、确凿的叙事才能化解。这正是我们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
胡适,一个无关又有关的人
沿着这样的思路,让我们再谈谈黄逸峰、胡允恭等人“制造”或传播的“胡适—吴稚晖”告密传闻,对其背后设定的种种或隐或显的叙事,作一番探究和清理。
回望此事来龙去脉,尽管吴稚晖未曾“告密”,但他作为国民党“商山四皓”之一(罗家伦语,见《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坚定支持蒋介石“清党”,又公开对杨虎肉麻吹捧,他被卷入传闻,并不意外。然而胡适无辜受谤,又是为什么呢?
郑超麟以张冠李戴作解释,确有一定道理。胡适和陈独秀、汪氏叔侄是多年老友,与亚东有极深的合作关系,都是举世皆知之事,他也的确是亚东同人经常求助的对象之一,因此救援陈延年的角色安在他头上,有一定“合理性”。
在“清党”发生前,自诩思想前进又言论火爆的吴稚晖,也曾是个“文化偶像”式的人物,受到许多新文化人的推戴。胡适对他在“科玄论战”中的表现也极为赞许,直到1927年末在上海东亚书院讲演时,还表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之一——这些或许就构成了“胡适转托吴稚晖”这一虚构叙事的另一大依托。
然而,时人多半不知道的是,对于吴稚晖此次的举动,胡适其实颇有微词。1928年2月28日,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