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正常成年人来说,经由多年的文化濡化而被“文化了”(在现实中,一个人识不识字、读没读过书因而有没有“文化”与此无关[3])的同时,他也被制序化了,他的行为模式必定反映着文化,也必定是社会化的和制序化了的。由此看来,在个人行为模式上反映出来的文化与制序的同构和基本重合,也只有从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中的拟子复制这一视角才能得以理解。这里且不管一个社会的制序化程度如何,反映着一定文化模式的人们个人的行为模式,在根本上总是经由文化拟子库中的某些相关拟子的复制而型构成的。这些与型塑人们行为模式有关的文化拟子,以格尔兹见解就是一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一种代码(code),一种赖尔所理解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每个人所享有的这种大家能共同理解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会在个人与他人打交道或社会博弈中的理性计算一起来决定人的行动和博弈的选择(按照哈耶克的思路,人的理性就是这种由文化传统而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每个人也通过这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来预期和理解他人的行动和博弈策略选择。这样,有了这种大家共享和共知的代码和默会知识,人类群体和社会就有了哈耶克所理解的那种“行动的秩序”(acting orders)。当然,我们说通过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中的拟子复制而形成的社会制序对人们的行为有一种标识性的规约,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所有活动中的策略选择就一定全部符合文化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活动除了受理性计算指导和文化规范的约束外,有时还受情感、喜好和种种非理性以及偶然性因素的支配。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受一定文化模式中的理性计算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只是一种普遍或者说常规性的行为模式。这种普遍或者说常规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作为一种“深描”的人类学的文化解释所指的文化模式和和“思想性的”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所要探究的“社会秩序”。 由于在个人行为模式的型塑上文化濡化和一个人被制序化是同构的,或者说在个人接受文化拟子时人的制序化是通过文化濡化的社会机制过程来实现的,那么,从社会整体来看,文化濡化对制序化即社会制序的的生成、型塑、成型、硬化和各个构成部分的过渡与转化,会有着潜移默化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文化濡化不仅对个人习惯(我们这里可以进一步把个人的习惯(usage)看成是受某种文化拟子所支配的个人行为的重复)的形成和型塑、对群体习俗(即custom——我们把习俗看成是集体的行为重复)的生发与维系、以及对人们对非正式的惯例约束(conventional constraints)的自觉恪遵,均有着内生性(endogenous)的作用,对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其它种种制度性规则、规章和规程的型构和制定,也无疑有着潜移默化但至深至厚的影响。譬如,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从一定视角来看就是英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而法国自拿破仑时代所制定的“法国六法”(即《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法国刑法典》),尤其是其中的《法国宪法》(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帝国,法国已十七次修宪),就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逐渐形成的充满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法国文化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体现和结果。同样,正如瞿同祖(1981)、Bodde和Morris(1973)和梁治平(1997)等学者所见,传统中国的伦理化的法律体系,显然又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脉”的传统中国文化在社会制序层面上的凝化与结晶。因此,正如不了解民族性和民族的“ethos”就难能解释一个族国的经济制度和工商体制形式一样,没有文化之维的“支援意识”,就难能解释清楚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 在对文化濡化与制序化的内在关联进行了上述思辩的梳理之后,现在让我们再来反思一下在一个假想的封闭社会(即不与其它社会进行文化和信息的交流——或者用道金斯的术语来说——不与外界进行文化拟子的交流或互换)中文化濡化与“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4] 之间相互作用。 由于文化作为社会制序的镜像(image)和源于以及关于社会制序的知识体系大致是人类生活世界的“行动的记存”,而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之生活形式的社会制序存在于人们的行动之中并随着社会活动(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就是种种社会博弈)而不断的改变着,一个封闭社会中的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往往滞后于制序变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人类生活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总是不断有新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博弈而自发地型构出来,而自发的社会博弈秩序的驻存又会逐渐凝化和沉淀出新的博弈规则。加之,社会内部的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和组织创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又常常要求并往往实际上修正和改变着既存的制序安排。这一切往往会导致社会制序的变迁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一定的制序安排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自我复制即“内卷”)。新的社会制序的型构、出现和既存的社会制序的改变,必然会在作为人们的观念领域里固化、沉淀和积累下来的“知识的汇聚”和“行动的记存”的文化体系上反映出来。从这个视角来看,现实社会的制序变迁过程会拉动或牵引着文化演进。 由于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文化演进一般会滞后于制序变迁,制序变迁(尤其是其中的由技术创新和组织以及随着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所导致的新社会博弈规则的型构与制订)往往受到既存的文化观念的抵制、拖拽和制约。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视作为几个世纪以前发出的用来决定以后几代人命运的“咒语”(见Peter Berger, 1986, 中译本,页128)。这一见解显然有失偏颇,但至少不无道理。这种观点无非是说,任何既存的社会制序的驻存以及变迁,必定发生在一定的文化场景与氛围之中。而笔者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第二章所提出的社会制序变迁的三种“路径力量”即革命(revolution)、演进(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中的“内卷”(我们把它理解为社会的整体制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因而大致不发生变化),现在看来其原因就在于牵制社会制序变迁的文化的“张力”(strains)太强,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制序变迁的张力的主要来源是经由文化濡化的长期过程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5] 现实的社会制序变迁往往受经由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沿存、承传和积淀下来的文化观念的制约,但它反过来会对文化演进起一定的催化作用。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某种行为是否是合宜的的标准,是随着人们社会博弈中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某种策略选择的境势而不断改变着的。具体说来,在现实的社会博弈中,博弈安排发生了变化后,人们的策略选择也会相应改变。随着更多的人选择另一种策略,博弈的秩序即事态就会发生变化,并且也可能进而导致博弈规则的变化。这些博弈秩序或博弈规则的变化,自然会通过有关博弈知识的汇聚而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上成为一种“行动的记存”,修改着人们对新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看法,改变着人们对正确与错误、适宜与不适宜、应该与不应该以及好与劣的价值判断,从而最终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由此看来,没有社会制序化以及制序变迁对文化观念演变的这种促动作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进步。这也意味着一个社会永远不能解除前人对后代所发出的“咒语”,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制序会在同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