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4年末“溥仪出宫”事件的社会影响对鲁迅的刺激与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及其影响是鲁迅创作《长明灯》的思想背景与重要契机。以《长明灯》为寓言,围绕“吹灯”与“放火”,鲁迅对知识分子践行“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的可行性展开了双重质疑,进而由此确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长明灯》是鲁迅思想演变中承前启后的转捩点,记录了他对过去的反思、态度的变化以及“战斗”姿态的调整,并成为此后许多重要命题较早的源头。
关键词:孙中山北上 “溥仪出宫” 启蒙 革命 怀疑
在鲁迅的小说中,《长明灯》是学界关注不多的一篇。长期以来,它或是被简单作为“反封建”战斗檄文阅读,或是由于与《狂人日记》在精神上存在相似性与连续性,因此又被简单视为《狂人日记》的“老调重弹”或“老调新弹”。人们普遍认为,它“仿佛浅露一些,虽然相当的巧”[1]。这些理解固然有相对的道理,但略显粗浅,不够深切,小说内在的复杂性及背后鲁迅思想的多面性还没有被深入开掘。究竟鲁迅为何要在创作《狂人日记》七年之后,“再来作一篇似乎类似的小说表达七年前似乎就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的内容”[2],仍是有待我们重新探讨的问题。换言之,《长明灯》值得重读,也应当重读,而重读的首要关注点应是它问世的缘起。
一、小说的由来及其可能背景
据鲁迅日记记载,《长明灯》完成于1925年2月28日,随即在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刊连载发表。《北京民国日报》是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后在北京行辕的机关报,“奉孙先生指示筹办”[3],创刊于该年3月5日,仅出版了13日,即因孙中山逝世而被北洋政府借口查禁。鲁迅之所以在该报发表作品,是由于邵元冲的邀约。邵是浙江绍兴人,老同盟会员,时任孙中山行营机要主任秘书,并兼任《北京民国日报》社社长。1925年2月17日,他“以同乡关系邀鲁迅宴饮,并约鲁迅为《民国日报》撰稿”[4],报社总经理黄昌谷随同作陪。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邵元冲、黄昌谷邀饮,晚一赴即归。”[5]在这次宴饮11日后,鲁迅完成小说《长明灯》,并于次日亲自送到民国日报馆。
而据高长虹回忆,鲁迅不但为《北京民国日报》撰稿,还是文艺副刊的编辑,“民报出版《文艺副刊》,请了鲁迅编辑。每星期只有三天,篇幅也很小。”当《长明灯》在该报发表时,高看到后表示“是一篇印象颇深刻的文字”[6]。无论高的回忆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