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概述(一)追逃追赃的对象类型经梳理,笔者认为,经济犯罪和腐败犯罪案件的外逃人员大致包括五类:国家工作人员或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民营企业的企业主或经营人员,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个人。在目前媒体披露的追逃案件中,后三类主体所占比例较大。但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通常涉嫌腐败犯罪,对国有资产和国家廉政管理制度造成直接和重大的侵害,因此通常是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重点。(二)追逃追赃的主要方式1.国际刑警组织以国际刑警组织啡为依托开展国际多边合作,对外逃人员实施国际通缉,是我国进行境外追逃追赃的常用方式。2015年4月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2017年4月22日。中国公布“红色通缉令”名单即满两年,先后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追回40人。②2.引渡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协助制度,是国家与国家之f.1移交境外在逃人员的正式法律形式。目前,我国已缔结引渡条约51项(其中37项生效),‘驻我国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180个)等国际刑法公约中均设有引渡条款,许多缔约国允许通过公约的引渡条款开展追逃国际合作。堆是,由于与美国、加拿大【作者简介】张扬,河南警察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侦查学。等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加之引渡合作机制及国际法律障碍等原因,使得对外逃至这些国家的追逃工作难以顺利通过引渡合作的方式解决。3.劝返通过劝返实施境外追逃工作,是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开展境外追逃工作实践中摸索出的一种新型的境外追逃措施。一般情况下,劝返工作要求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谈话技巧、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通过对外逃人员本人及通过在追逃国内的亲属两方面进行说服教育的劝返工作。以杨秀珠案为例,当时办案人员一方面积极联系杨秀珠国内的亲属,通过他们对其进行劝说,另一方面派追逃人员直接接触杨秀珠,对其进行说服教育,最终促使杨秀珠作出回国投案自首的决定。此外,高山劝返案也是通过劝返主动回国自首的成功案例。⑤此外,还可通过异地追诉的刑事法替代措施及“事实引渡”的移民法替代措施,来实现对经济犯罪外逃分子的追逃追赃工作,余振东案件和赖昌星案件即为采用以上两种措施的典型案例。境外追逃追赃的多种方式与措施并非相互排斥,而实践中多同时采用以提高追逃追赃效率。二、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法律瓶颈目前,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法律依据包括国际法、国内法及其他一些软法性文件。其中,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中国加入的公约、中国和别国签署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引渡条约等;国内法则包括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引渡法》等,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当中也有关于刑事司法合作的内容;其他软法性文件包括约匕京反腐败宣言》《中美反腐败行动计划》等。而现有的法律依据存在着双边条约数量不足、国内法不健全等瓶颈。1.双边条约数量不足153万方数据 Legr-al一蠢论螺··◆笏笏,.Ec黼一154如上所述,引渡是境外追逃最为常见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在境外追逃中,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是国与国之间开展警务合作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目前,外逃人员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0余个,‘堆目前我国对外仅与51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其中37项已经生效)。尤其是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尚未签署引渡条约,成为很多外逃人员的避风港。2.国内法不健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条⑦及第280条有关刑事司法协助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内容规定,均是我国进行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法律依据。2000年12月28日我国通过的《引渡法》,系统规定了中国在请求引渡和收到别国引渡请求的情况下,在适用条件、原则即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为我国开展引渡工作及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国内法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章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专门规定,为公安机关开展工作提供了依据。⑧但显然,我国法律中涉及的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依据内容较少,关于司法协助问题只是粗略地作出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国际合作立法中仅有的《引渡法》难以满足我国在境外追逃追赃工作中的现实需要。这些无疑影响着境外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二)追逃追赃手段瓶颈如上所述,追逃追赃的主要方式有依靠国际刑警组织追逃、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虽然方式手段有多种,但针对愈发严峻的犯罪形势,仍然显现出无力之态,加之某些手段在实践中存在着适用障碍,缺乏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境外追逃追赃的进度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