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凡意外的事件,如果必须应对,都叫权宜问题。秩序问题,即因破坏会议秩序而产生的问题。例如议论离题,动议不符合其顺序,出现人身攻击,破坏会议规则,等等。因此,秩序问题与当时正在议论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维护会议秩序是会议主席的第一要务。有会员破坏会议秩序时,会议主席应当立即予以纠正。当出现秩序问题时,在议的问题即被打断,直至解决秩序问题后,再恢复进行。秩序问题在被解决后,事过境迁,不需再提了。这样,动议的顺序,就要在原来的七种动议的顺序之前再加上权宜问题和秩序问题,可概括如下:1. 权宜问题;2. 秩序问题;3. 散会动议;4. 搁置动议;5. 停止讨论动议;6. 延期动议;7. 付委动议;8. 修正动议;9. 无限期延期动议。以上就是孙中山《民权初步》的梗概。孙中山强调:凡是想担负国民的责任的人,不可不习练此书;凡是想凝聚人心、组织人民力量的人,也不可不熟习此书;应该将此书传遍全国,使它成为每一个国家公民的一种普通的常识。孙中山通过对会议规则不厌其烦的详细叙述和解释,所要强调的实质上是程序民主的问题。在民主制度的实施中,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把民主比作一个陀螺的话,程序就是抽动陀螺旋转的鞭子,没有鞭子的抽引,陀螺即会倒下,陀螺也不成其为陀螺了。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牵牵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穷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求济之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及影响于人民,使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级,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绪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盖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为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藉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等,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即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条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遁嬗于宪政所必备之条件与程序。综括言之,则建国大纲者,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期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藉口宪法而行专政者 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为民国计为国民计,莫善于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 全书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 。在当时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