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各级之行政长官为“达鲁花赤”,蒙古语即“镇压”和“监管”,可见军事色彩甚浓,但最能体现其监管原则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着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错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这显然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此外,因为元灭宋是自北向南的,元初的行省也大都是南北长条状。由于设置行省大多也只是为了考虑占领控制,并非出于经济发展人文和谐等考虑。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必定要伴生许多弊病:一来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再则纵向建省,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元代在路、府(或州)、县之上加设行省,使地方行政架构重复,事权严重分割,行政支出大增,同时,也使行政效率大受影响。[14]这些不足之处为明清两代的调整留下了空间。
1260年,忽必烈颁布了即位诏说:“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