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的户部银行在北京成立,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改称中国银行;1907年邮传部奏准设立交通银行,1910年设立北洋保商银行;此后官商合办的银行、商业银行等相继成立;1917年,北京成立了由金城银行、盐业银行、新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10余家银行组成的银行公会;1925年在北京设立总行的银行有23家,是北京银行业的全盛时期;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各行总行纷纷迁往上海,到1934年北平只剩下了1家银行总行和24家分行,其中外资银行9家;1937年北平沦陷后,除以敌伪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外,其它商业银行仅存10余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金融业逐渐恢复,1949年之前,“共有国家行、局、库7家,办事处14家;省市银行2家,办事处1家;官商合办分行1家,办事处1家;商业银行总行、支行23家,办事处18家;外商银行3家。在商业银行中所投资本在1亿元以上者有5家,1000万元以上者有9家,1000万元以下者有3家”。不过相比较而言,自清末开始,“天津逐渐成为华北金融中心,而北京由于缺乏近代工商业的支撑,金融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北京成为银行吸收存款之地,而天津成为运用存款之地”;即“各商业银行一般将北平分行置于天津分行管辖之下,以便运营北平分行吸收的存款”。
繁荣的进出口贸易和便利的融资环境,催生了天津有别于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西式市场化工业企业。首先是清政府中“开眼看世界”的洋务派官僚,率先在天津投资新式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近代民族工业。同时,外国洋行也争相在津投资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随后,中国其他官僚、军阀和民间资本,也仿效投资于纺织、面粉等轻工企业,从而共同推动了津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5年,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其中中国城区以轻工纺织类的比重最大,占到56.43%,机器动力的使用率为53%,现代化的程度最高;新兴化学工业其次,整体比重和机器动力比率分别为6.18%和50%;能够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整体比率为29.66%,其余部分工业企业仍系手工生产。不过如加上各国租界区的工厂,特别是日据时期投资的一些大型工厂,天津工业现代化的程度还会再高一些;因为到1947年,天津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额、生产净值等主要指标都仅次于上海,占到了中国第二位。
(三)城区空间的扩大与人口数量的增长
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天津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大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1404年的天津卫城,周长仅为九里十三步,折合1.64平方公里;后经多次重建,到1846年,天津城市建成区约达9.4平方公里。开埠之后,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先后在天津城东南的海河两岸开辟租界,西岸扩展到海大道以东,东岸自老龙头车站以至大直沽,使1903年的建成区达到13.4平方公里。此后,各国租界均有所扩展,南马路以南形成了南市,河北区自金钢桥大经路直达北站也得到开发;到1912年天津成为河北省会后,华界和租界均利用疏浚海河的泥沙吹填洼地,到1928年,作为南京政府特别市的天津,市区面积已扩至36.2平方公里。1937到1945年,天津沦陷期间,日伪在塘沽开发新港,天津市建成区达到49.7平方公里。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后,城市建设不多,1949年1月的市区面积仅为50.3平方公里。这样,近代100年间,天津城区增加了40多平方公里,是开埠前的5倍多,为市民生活和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
与此相适应的城市人口数量,也随着天津城区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增加。1846年天津城区人口约19.8万人,1906年达到42.5万人,1910年为60.1万人,1928年为112万人,1936年为125.5万人,1948年达191.4万人。其中以政治、经济、社会均相对稳定的1906—1928年间为例,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64.37%,年平均增长率达45.18‰,人口总数跃升为仅次于上海、北平的中国5大超百万城市之一,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因为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它从出现到成长再到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其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近代天津的民族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其价高质劣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产品,而是来自周围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节省了生产和运销的成本。
综上观之,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占全国商埠总数51%的59个北方口岸的对外开放,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北方传统农牧产业结构,渐次向新型工商产业结构转型。与此相适应,华北地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步由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政治主导型“都城—治所”体系,向以天津为龙头的经济主导型“口岸—市镇”体系转变。曾在天津城市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北京,也失却了在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到了清末民国、特别是1928年以后,北平在经济上已退缩为以天津为中心城市的北方进出口贸易网络的单一消费市场。它除了百万人口所产生的巨大消费能力之外,工业生产能力只限于传统手工艺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制作;至于现代工业方面,则建树极其有限,规模较大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是有铁无钢;清河制呢厂,年产量也不过7000米;就连普通的牙膏、香皂、钉子,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它对于北方广大地区近代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和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四、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区域首位度骤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作为中央直辖市的天津,经济上依然保持了较快发展。1949—1957年间,天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6%,“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整体而言,直“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进步,“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这一时期,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一方面,受战时根据地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就陆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有碍天津经济发展的做法,包括“否定商品经济;同时,又开始执行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方针。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当时,国家对天津工业投资很少,重大项目均未在天津建设。就是已定的唯一的一个属于全国156项重点项目的天津115厂,又迁到了陕西。到1957年以后,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就日益明显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天津更“和全国一样,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产品经济的轨道”;并且自1958年2月到1967年1月期间,又将天津由中央直辖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从行政层级上否决了其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使国家计划层面“投资和物资分配的比例相应地减小,和中央各部门及各省的固有联系中断或消弱了。而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在经济上各发挥什么作用,分工不明,致使天津的工业建设受到许多限制”。结果,1958—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6%,天津仅为0.85%;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到1961年,天津降为4.8%,上海和北京升为18.5%和5.3%;1958—1965年间,天津新增固定资产223100万元,北京为626200万元,北京为天津的2.81倍;天津的商品流通功能也在下降,“一五”期间,商品购进总额年均递增10.2%,商品调出总值年均增长5%,到“二五”时期,商品购进年均仅递增2.1%,商品调出年均却下降4.8%。
与此同时,重新确立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其经济地位则迅猛上升,在京津关系中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自1949年5月至1953年春天,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就反复起草和修订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相关部门修改与补充,最终在1957年正式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多次重申其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即“北京不仅要成为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还要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并强调指出“北京如不建大工业基地,则只能成为一座纯消费城市,而且还会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这与首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市总体规模、布局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上述原则进行的”。“一五”到“二五”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北京现代工业的发展迅猛异常,“先后建成了石景山钢铁电力工业城、丰台桥梁机车制造工业区、东南郊化学工业区、东郊十里堡棉纺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东郊大郊亭化工工业区、东郊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郊垡头炼焦工业区、北郊清河毛纺建材工业区、沙河机械冶金工业区、东北郊酒仙桥电子工业区、西郊衙门口机电工业区、西南郊莲花池冶金机械工业区、天坛东侧轻纺工业区、龙潭湖电子工艺美术工业区、南苑大红门工业区、琉璃河窦店建材工业区等(六十年代又建成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城、西郊和东郊汽车工业区)。这些工业区的规模,每个少则二、三千人,多则十几万人”。结果,从1949年到1979年,“北京建成为一个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仪表、食品、轻工、纺织、建材、医疗卫生、工艺美术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其中,重工业投资共106.42亿元,占87.6%,轻工业投资共15.07亿元,占12.4%;1979年的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7%,轻工业产值占36.3%,成为仅次于辽宁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北京建设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的结果,显著改变了华北近代以来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消弱了天津在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表现在金融方面,原来遍布天津华界和原租界的中外传统与现代金融机构,陆续被接管、改组、合营成隶属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使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天津失却了北方工商金融中心的荣光,北京则确立了其北方乃至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