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横跨14个省份,沿途走走停停,不仅要与敌交战,还要在路过的村庄做好宣传工作,让民众了解红军、接纳红军。
如果说战火为红军的胜利增添了一丝英雄色彩,那么如今留下的那些标语,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倒是把红军温情脉脉,体恤百姓的核心表现的淋漓尽致。
两万五千里的跋涉,红军最常用的宣传方法有三种,新闻宣传、标语宣传以及红色歌谣宣传。
这几种宣传方式从最开始的不懂变通到后来的灵活机动,让红军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把未知的恐惧战胜了。
1931年11月7日,红军在瑞金扎根,中央军委准备扩充兵力,以此来应对国民党的“胡搅蛮缠”。
扩红工作有序开展,可是加入队伍的人却没有很多,这让将领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地的老百姓们很好相处,对红军也和和气气的,只不过大部分人忙于劳作,不是在耕田就是在松土、施肥,抽不出空来去了解红军这支部队。
起初,战士们的宣传标语写的很正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一类形式的标语较为普遍。
其实细看这个标语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们看不懂,产生不了共鸣。
标语没有表达出普通民众心中的愿望,也没有具体的事情交代,显得比较空洞,号召力很有限。
蒋介石在1932年到1934年间,对红军发动的围剿力度很大,派的兵力一直都是碾压式的,人数、武器上都优于红军。
虽然在毛泽东同志的有力领导下,前三次的围剿以运动战夺下了胜利,可是还是牺牲了不少的将士。
第四次围剿和第五次围剿由博古和李德指挥,更多的战士无辜战死。
减员严重的部队,需要招募新兵来维持原有的生命力。
这下,宣传工作的短板暴露出来了。
死板的标语开始改进,战士们尝试着从事情切入,让老百姓知道红军到底都做了哪些实事。
比方说,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军阀使用金库券吸取民间资金,强迫群众修炮楼和马路,红军就顺势提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资金”、“不替李白军阀修炮楼修马路”的口号,赢得大家的信任。
长征前夕,《红星报》问世,这一报纸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共同主办的,准备用来在长征中传达战斗指令。
尔后,1934年10月6日,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特别强调了“张贴宣传品和书写标语”的重要性。
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红色中华新闻台、红中社以及宣传部一起被编入中央纵队(也叫红章纵队),随军出征。
为了能够及时地油印宣传标语,红军把印刷机带上了路,虽然很笨重,但一直都由脚夫挑着,每天给工钱,一路背到遵义。
途中,战士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宣传。
国民党精明的很,宣传工作做的很好,但是他们不宣传自己,而是花功夫去诋毁红军。
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分部,所以总能在红军去到某地之前,快人一步地先将一军。
红军要往哪里走,他们就在哪里说红军的坏话,他们在报纸上发布消息,派反动派去各地游说。
这一套还真的很管用,很多没有见过红军的老百姓,起初都被唬住了,一个个地都往山里跑,躲起来不敢露面。
这种情况多了,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深入地传达自己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处,安营扎寨后,就开始写标语、发新闻。
关于红军打了哪些仗,取得了哪些胜利,都会记录在新闻报纸上。
贯穿长征的新闻宣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星报》里,将领们会发表自己写的文章、爬雪山过草地时的动员讲话,也会转载一些苏联塔斯社的英语新闻和日语新闻。
国民党军的军事动态,也会登载在报纸上,这样不仅能让老百姓更全面的了解红军,还可以供其他的主力部队作参考,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时期,红军的标语变得更加简洁明了。
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红军是农民的子弟兵”,“活捉蒋介石”,“加入红军、北上抗日”,一下戳中要害。
而为了动作更快,写标语几乎是全员出动,只要是能写字的,就都去写。
能写字的意思就是,只要有手,就都可以写,即使一开始不会,也要主动练习写熟来。
将领们加入到其中,大家严格要求自己,每人每天必须写一到五条标语,到了宿营地就开始写。
当时用来写标语的工具不限,有人用毛笔,有人用炭灰,还有的用粉笔和石灰块。
农村的墙上,路上的大石碑,一些标志性建筑上,牌坊、门柱、树干上,都被红军写上了标语。
看起来很壮观。
新闻宣传和标语宣传是最基础的宣传方式,除此之外还有歌谣宣传,这个难度稍微高一点。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危拱之和李伯钊等人就在戏剧方面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唱着表达革命情怀,老百姓们很感兴趣,也更听得懂。
宣传部队里干文艺工作的,很多都是女兵,留过洋,学识渊博,见识深远。
她们多才多艺,编了一首又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谣,让一路上欢歌笑语不断,让各地老乡都陶醉在歌谣里,一心想要加入红军。
这种宣传见效快,英姿飒爽的女红军在街上一站,表演起歌曲和舞蹈,围观的人多了,目的就达到了。
很多记录红军长征过境的书,比如《沿途亲历者忆长征卷》中,其中就有很多片段提到了女兵们的风采,那些听过红军歌谣的人,说出来的话,可信度自然很高。
这三种主要的宣传方式,战士们只要用心,基本上都能够做得来。
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在耳濡目染中,用粗浅的语言和对仗不太工整的句子去描述红军的主张。
可以说,宣传工作是红军众人齐心协力搞起来的。
当然,长征中也用到了其他的宣传方式,画报宣传、样板戏宣传等,但是刻版画不是谁都能上手的,演戏也讲求天赋,这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毕竟,红军队伍里只有廖承志等少数人会画画,胡底、钱壮飞、潘汉年、李伯钊等家境比较优越、有文学底蕴的会表演。
而像廖承志、胡底、钱壮飞这样的全能人才,在当时还是很稀缺的,所以这几样宣传方式,就比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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