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4日,宁冈柏露村,红四军、红五军联席会议,朱德提出,离开井冈山,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留守。
5月底,闽西永定县湖雷镇,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议,以毛泽东和刘安恭(中央派驻红四军代表)为代表的双方就要不要在前委下重新设立军委(红四军军委于1929年2月罗福嶂会议后撤销,朱德为撤销前的军委书记)的问题针锋相对,越争越激烈,会议不欢而散。
前委全称前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
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严氏祠堂——“东洋堂”里,红四军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湖雷镇未完的讨论。
虽然会议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集体通过了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一向默契的朱毛在此事上的明显分歧却让会议的气氛跌到了低谷。
随后6月22日在红四军“七大”会议,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彻底公开化。
朱德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们带领的朱毛红军经过一次次的会师和战斗的洗礼,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可争议的主脉。
很长一段时期, “朱毛”一直被当成一个人,广为敌人、人民和外国人所知晓,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激烈的分歧呢?
事情还得从源头上说起。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起义军应该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
9月下旬,部队在攻占潮州、汕头时遭遇失败。朱德、陈毅遂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离开广东,向粤、赣、湘边界地区转移。
11月上旬,部队来到崇义上堡、古亭、文英等地。不久,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派共产党员韦伯萃来部队进行联系,希望与朱德部队合作。
范石生是朱德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同在一个小组,两人意气相投,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之事。
南昌起义前,范石生与我党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因此,朱德和陈毅经仔细分析,一致认为:尽管全国范围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是范石生与桂系军阀有着矛盾,尤其还受蒋系军阀的排挤,这种情况下,与范石生实行暂时合作还是可能的,同时可以解决部队当前弹药缺乏、给养困难等问题。
于是,朱德率部找到范石生,很快达成协议:在“部队编制、组织不变动,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下,将部队番号改为“16军47师140团”,朱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
协议达成后,借助140团的番号,南昌起义余部不仅得到了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品,而且也得到了休养生息。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困难,又一次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条件。
11月下旬,朱德率部队来到湘南汝城,与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希望在湘南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以农村为阵地,组织武装暴动。
1928年1月,朱德先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16军47师140团”的旗帜智取宜章,在此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接着,节节胜利,先后攻克郴州、永兴、资兴、耒阳,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工农革命军第3师、第4师和第7师。
不久,又在岩泉、坪石先后击溃许克祥部。此役我军以2000余人的部队,抓获俘虏1000多人,缴枪2000余枝,还有重机枪、山炮、迫击炮、大批子弹和几十挑子的银元。许克祥换上便装,带领几个人逃掉,其丢掉的军服也被朱德缴获。朱德事后回忆:“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在坪石大捷的影响下,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
不过,湘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策动湘粤军阀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大规模“会剿”,各县地主反动武装也蠢蠢欲动。
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特委中的一些领导干部为对付敌人“会剿”,提出“坚壁清野,烧尽郴宜大道五里内的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的“焦土战略”,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郴州大土豪崔廷彦、崔廷弼乘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等1000余名县区级干部和基层骨干被杀害,部队陷于孤立。
为保存革命力量,3月29日,朱德下令起义部队东撤,向井冈山进军。
再看另一团革命火种。
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余洒渡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起义部队接连攻克老关、醴陵、浏阳等地,但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作战经验,加上队伍中的某些领导者在指挥策略上出现了错误,起义开始连连受到挫折。后来又遭遇敌人的伏击,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
起义部队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辖3个师,朱德、毛泽东、陈毅分任第10、第11、第12师师长,共1万余人。
伟大的井冈山会师诞生了,揭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军人出身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与书生出身的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分歧。革命的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核心的问题是在红四军的指挥上。中央的指示虽然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只是局限在党的领导上,并没有明确具体应该怎么领导军队。
至于书记、委员之类的职务,其实质性的权力大小,在武装革命的背景下,还是取决于背后的实力。
秋收起义的队伍明显不如南昌起义的队伍强大,一方面是人数不如,另一方面是战斗力的差别,秋收起义的主力是武汉警卫团,而南昌起义的主力则是叶挺独立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支部队的强弱态势。
抛弃了高官厚禄旧军阀身份的朱德,为了追寻真理而加入党组织,是坚决主张党对军队的领导,他的追求是“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
这种领导在军队的外部是军队属于党,受党统一的一般战略领导,军队必须按照党的决定打仗。正因为这样,即使后来朱德不愿意去湘南,但他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湖南省委;虽然不愿意攻击范石生的部队,但他还是痛苦而挣扎地进行了攻击。
但是,在军队的内部,朱德不赞成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变成一种从战略到战术的具体军事指挥,也即全面干涉军队。
朱德希望要党的领导而是不要党的“指挥”,即党可以就战略任务的下达和在战略指挥上领导军队,而不是对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进行直接干涉,更不是深入到军队内部具体指挥。
同时,朱德也强调各级军事首长在服从统一指挥和命令前提下必须要“机断专行”的军事原则,不主张上级军事首长对下级军事首长包办一切。
至于在军队内部实行党的领导,朱德主张的是军委领导,即通过军委等军队内部党组织以及党员在军队中的任职,保证军队属于党,保证其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
因此,三河坝阻击战之后,朱德立即组建并完善部队的党组织,上井冈山后也接受毛泽东支部建到连一级的主张。
但是,他还是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保持军队本身的相对独立性。
当时,红四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但在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但又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这样,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就集中到了一点上,即:前委可不可以具体指挥军队?
双方除了在军事指挥方面存在分歧,其他方面的困扰一样不少。井冈山会师光辉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矛盾。
1928年3月,春寒料峭,湘南特委军事特派员周鲁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来到了宁冈县龙市镇。秋收起义以来,革命部队第一次见到了“娘家”的亲人,但一团欢喜却遇上了劈头浇过来的一盆冷水。
特派员指责边界“烧杀太少”、“行动太右”,而且坚持指责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不去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却把队伍带进山里是严重错误。
更为糟糕的是,他将1927年11月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议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消息误传为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随即,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被改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委,何挺颖出任书记,被传为“开除党籍”的毛泽东担任了师长。
那时的井冈山,正是萧条、沉闷,有些迷茫的时候。朱德率部前来,本来是井冈山革命力量壮大的喜事,可内忧外患的毛泽东却锁紧了眉头。
朱德的队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众多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造成沉重的压力。
湘南农军首领萧克回忆:“当时8000农军涌上井冈山……增强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力量,但也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带来了很大困难。”
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又处高寒区,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都成为大问题。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农军,军容不整,纪律差,引起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不满。
毛泽东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吃饭太难,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会师的开始就埋下了不安的因素。果然,上山仅3个月,湘南农军组成的29团就要求回老家,朱德带着28团在后追随。毛泽东写信劝阻也没用,28、29团下山后一路进军,7月底打下了郴州。
进了城,红军打开几个仓库,29团的人开始“发洋财”。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拿。到黄昏,国民党军范石生部队反击进来,满城逍遥的农民兵四散逃跑,溃不成军。
29团胡少海团长试图集合队伍,但集合好了,枪声一响,又被敌人打散了。队伍散了,人心乱了,东奔西逃,找不回几个人来。只有萧克带的一个连没逃跑,后来并入朱德指挥的28团。
朱德、陈毅见形势不利,只得带着残余部队返回井冈山,史上称之为“八月失败”。
红军竟然大张旗鼓地攻打湘南,本对井冈山并不重视的国民党不干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开始组织对井冈山的“会剿”,封锁了井冈山周边的通道,红军在山上的生活更为艰难。
很快没粮食吃了,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己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
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到永新挑粮,有意思的是,又诞生了一个广为传诵的故事:《朱德的扁担》。历史啊,其实就是点点滴滴的痕迹。
红军的经费日见拮据。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
“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往往非得击溃敌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到了年底,又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800多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井冈山又多了一支革命劲旅,比较巧的是,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乡。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军阀调集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企图一举消灭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
一方面是新的革命队伍会师,另一方面是敌人大举来袭,形势相当纠结。
重重压力之下,潜伏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面对严峻的局面,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召集四、五军军委及边界特委、各县委的代表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朱、毛红军带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下井冈山,开辟新的根据地,王佐、彭德怀留守井冈山。
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自然。而实际上,决定的背后埋藏了无数风起云涌的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会把刚刚燃起的革命,带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前方,无论是光明还是险恶,革命者都会义无反顾。但光明,才是我们想要的。
会上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
一是红四军和红五军合并,实际上是红四军收编红五军,800人的队伍勉强可以称之为1个团。重要的是,彭德怀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兼第33团团长,滕代远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33团党代表。
有一点专门讲一下,从军人的角度说,在红四军中,朱德实际上是一个等级标杆。他在滇军时已是中将军衔,从苏联回国后,受命赴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被任命为党代表,军衔也是中将。
遗留一些军阀传统的朱德希望自己的部队能严格遵守正规军规矩,因此在湘南暴动时,他没有轻易在自己部队里设置师部军职,仅仅只是安排了一个参谋长职位,到井冈山后仍然如此,其他农军师长改编进来时不过就安排一个团长职务。
甚至是在任命林彪为第28团团长职务时,因为林彪资历比较浅,朱德犹豫了不少时间。因此,彭德怀担任红四军副军长,相当于被确认成为一名当时正统意义上的将军。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朱德要求离开井冈山。
他提议,由彭德怀守井冈山,而毛泽东,则是跟彭德怀一起留在井冈山。但朱德自己,则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会上,先由毛泽东报告敌情,继而由朱德提出方案。毛泽东主张克服困难,开展游击战,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朱德则主张打到外线去,调动敌人,筹粮筹款,待机歼敌,创造条件再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的意见成为了两种主流意见,双方争论不下。
这时,陈毅分析了形势,建议分兵迎敌,以一部下山游击引开敌人,“围魏救赵”,同时缓解井冈山的经济困境。朱德见此便提出新的方案,他说:
“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31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泽东、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军28、29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
当时与会人员大都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泽东一时说不出话来。彭德怀、滕代远是刚上山的客军,不便直接发表意见,因此静观其变。
又争论了一会,支持分兵方案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眼看朱德已决意要带红28团下山,意识到只留下红31团和袁文才、王佐部是打不了大仗的,而彭德怀、滕代远部的战斗力又不清楚,如此很可能守不住井冈山。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也调整了意见,提出只有红28团下山兵力不足,要解井冈山之围,需以红四军主力下山调动敌人。
伟大的人物都有很强的历史前瞻性,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半年多来的斗争实践证明,没有朱德部红军就很难打大仗歼敌,难以扩大发展,没有毛泽东部则政治方向不易把握。
因此,留守也好,转战外线也好,红28团和红31团,这两支南昌、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必须合在一起,这样才具备机动歼敌扩大根据地的能力。
于是,朱德和毛泽东的意见统一了。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留守井冈山。
从各部队的情况看,袁文才、王佐及红32团是井冈山坐地户,理应当仁不让留守。而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刚上山不久,人生地不熟,留他们守山,背离常理。
但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根据地是不能这样就扔给敌人的,敌情凶险,而且还有一批伤病员需要安置,必须留兵守卫,万一红四军主力下山不利,还有个归处。
于是,善打硬仗的彭大将军以其一贯的风格勇挑重担,没有推辞,并说服了有不同意见的邓萍、李灿、贺国中等亲信部将。
这样,柏露会议最后决定:“以红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到外线打击敌人,解井冈山之围;以彭德怀及袁(文才)、王(佐)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
革命的历程,永远是在斗争中前进,包括外部的战斗,也包括内部的纷争,最终升华为指引光明的方向。
朱毛红军的这次争议,引发了我党我军史上一个战略大转折,从此工农红军走向了更广阔的地区积极割据的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
朱毛红军虽然离开了井冈山,但后来又在赣南、闽西蓬勃发展,打出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相比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无疑更适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后来,赣南、闽西根据地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在这里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道路,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光明,听起来也是那么地振奋人心。但实际上,每一个脚印,都充满了坎坷,尤其是星火刚刚燃起的那个阶段。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当时的大余县城没有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
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
李文彬出生在1894年的云南,曾在云南讲武堂泸州分校学习,当时已是旅长的朱德,还兼任泸州分校的战术教官,手把手地教过他。从此李文彬一直视朱德为自己的恩师和偶像。
李文彬毕业后便来到朱德麾下,任连长。1927年,朱德留学归来,被老同学朱培德从武汉请到南昌时,李文彬已成为朱培德手下骁将,任25团团长,可当听闻老师来后,非常高兴,时常请朱德来到自己的25团,给全团官兵做“精神讲话”。
那时两人的师生情满满,但随着南昌起义的爆发,这对师生分道扬镳,兵戎相见了。
深知朱德用兵之道的李文彬,自然了解红军的短处,追得最凶,几乎根本不给红军喘息机会,让红军陷入被动之中。
解放后,朱德在北京见到当年老同学金汉鼎时,特意问起过李文彬。当得知去了美国后,朱德如此说道:“大余一战,李文彬再追,我们就没命了。”
杨得志回忆:“21旅旅长叫李文彬,我们和他打过几仗,都没有打好……全旅清一色的灰军装,白帽罩。那时我们对带白帽罩的敌人有点胆怯……”
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2个营长、1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
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星夜兼程,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也不了解红军,红四军孤军作战,期间连军部也险遭覆灭。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后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
多数人形成的意见是,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
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罗福嶂会议虽说没有在军事指挥行动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但在指挥权上达成了共识。而这次共识,却给后面更为激烈的争论,埋下了不安种子。
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军委和前委机构显得重叠。
加上下山后出师不利,部队又因分兵引起了不满情绪,越来越多的精力消耗在无休止的讨论和争论中。各种不利因素导致党指挥枪的效率愈来愈低下,效果也愈来愈不尽人意。
面对这种情况,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议,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一人兼任,党权、军权、政权、人权,都具体地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手里。”有了这些权力后,毛泽东的指挥就得心应手。
但是,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只是矛盾暂时被压下来。
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第15旅的两个团,这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并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
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还是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恰在这时,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后来党史上称之为“二月来信”。在信中要求红四军:“为了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
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红四军内部的矛盾越来越趋于公开化。
中央有些为难了,5月上旬,党中央安排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有一点比较微妙,他与朱德、陈毅是老乡。
由于刘安恭是中央委派,又曾留学德国、苏联, 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加上善于辞令,这使红军不少干部对他很是佩服。
刘安恭的到来使得红四军的内部矛盾彻底公开化,反反复复,几经波折。
1929年5月,红四军在前委下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6月8日,红四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召开,经过民主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存在多方面原因。大方向上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红军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旧思想、旧习惯和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
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但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主张党对军队只能领导,不能指导。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七大上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自然难以为大部分代表接受。
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七大之前的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不能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前委书记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离开前委。
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朱德善于带兵,还常和战士一起挑粮,衣着普普通通,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而毛泽东经常静在屋内思考,雄才睿智,在上层干部中威望高。但是在大会的代表中,中下层干部与战士多于上层干部,这也是毛泽东落选原因之一。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有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
1929年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听了陈毅的客观汇报,也是由于他了解陈毅、毛泽东、朱德。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三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从戎多年,是忠厚的长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的名将、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特别重要。
陈毅比周恩来小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但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的经验还不如朱、毛两人。
经过充分而深刻的讨论,周恩来和陈毅对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此后,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一封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作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农村的红军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其三,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信中批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指示信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
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
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在毛泽东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红四军亦是水深火热。
1929年7月,陈毅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7月末,赣、闽、粤敌军“会缴”闽西红军。红四军决定主力出击,挺进闽中,迂回到外线打击福建地方军阀,但沿途荒山峻岭,当地群众又不了解红军,补给不力,行进困难。结果一路减员丢装,勉强在漳平小胜,最终被迫退回龙岩。
后来,红四军几个纵队合兵攻占龙岩的上杭,一举消灭敌卢新铭部1000余人,暂时巩固了根据地。借此机会,一心想了却“七大”分歧之憾的朱德在上杭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
时值9月下旬,毛泽东没有参加,陈毅赴中央开会未归,全军在政治上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大会争论不休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很多人开始想念落选的前委书记了,纷纷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
10月中旬,粤桂两系军阀在广东发生新的冲突,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红四军向东江出击。未曾想到,粤军蒋光鼐部迅速结束了粤桂军阀战争,折回东江对付红军。而红四军前委并没有觉察到敌情的变化,依照命令二次进攻梅县,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东江失利,兵力损失约三分之一,红四军的干部战士们更加想念毛泽东。
这一切,让朱德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缺少了政治核心的红四军,和以前能征善战的朱毛红军,有些不一样了。
10月下旬,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回到了红四军,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竭力反思的朱德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决定部队返回闽西整训,并安排专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重回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朱毛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这场争论虽然给红四军的革命历程带来了一些坎坷,但始终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公开讨论,并无派别之分。而且一旦达成共识,毛泽东和朱德便不再纠缠于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
中国革命的历程,并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那样光芒四射,而是革命者们在最危险、最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反思,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过程中不断升华,一步一步走向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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