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博——象棋的萌芽时期迄今所知,中国最古老的棋戏是六博和围棋,并称博弈。春秋以前的围棋活动已无从查证,据可靠的记载,迟至春秋时期才有人以弈喻事。六博的出现比围棋略早,《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跟进公下了三天六博棋角胜负,至春秋时代博弈已并行于世。《论语·阳货》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认为空闲时行六博下围棋是有益有娱乐活动,比无所事事要好。可见孔子时代,博弈已成为日常游戏的一部分。六博亦作六簿。《楚辞·招魂》说:“蓖蔽象棋,有六簿些”,可知六博亦即簿,蓖蔽象棋,这是中国象棋一名的最早出典。自先秦至唐,各种博戏多有涌现,盛行于世,可以找到若干中国象棋萌芽的诸因子,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象棋史上的萌芽时期。文献所记载最早的六博是两位君主,商代的帝武乙和穆王满。《史记·殷本纪》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穆大子传》载:“(穆王)北入邮,与井公博。三日而决”,上述记载虽然并不一定可靠,但这样的传说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汉或战国时的人都认为六博的产生早于春秋时代,是十分久远的事。而据研究表明,秦代六博棋是象棋的鼻祖。《庄子·骈拇篇》有“博塞以游”之语,对此成玄英疏云:“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可见塞戏是由六博发展而来,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掷骰行棋。从西汉墓中出土的塞戏棋具看,棋盘的形制与六博大致相同。塞戏在春秋战国时已十分流行。而到秦汉时期,塞戏颇为盛行,当时又称塞戏为“格五”。从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的塞戏棋盘和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塞戏,可以映证汉代边韶《塞赋》中对塞戏形制的描写。二、象戏——象棋的雏形时期三国时期,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并已和印度有了传播关系;至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朝代,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制《象经》,王褒写《象戏·序》,庚信写《象戏经赋》,标志着象棋形制第二次大改革的完成。象戏的首次记载出现在二十四史。《北史》卷十,天和四年有“五月己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周书》卷五所记相同。隋唐时期,象棋活动稳步开展;唐代中期,象戏进一步向现制象棋靠拢。史籍上屡见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士礼居丛书》载《梁公九谏》中对武则天梦中下象棋频国天女的记叙和牛僧孺《玄怪录》中关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岑顺梦见象棋的一段故事。据《梁公九谏》记载,武则天竟做了一个与天神大罗天女下象棋的梦,还被天女战败,此梦竟使她深感疑惑:不知吉祥否?夜寐梦下棋,必与她平日嬉戏象棋入迷有关;汝南人岑顺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一天晚上,梦见金象国与天那国两军交战,请岑顺观战。金象国的军师向其国王汇报作战计划:“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岑顺梦醒后,其家人在屋内发掘出一座古墓,“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秤,皆以金铜成形”,这才知道梦中那位军师所言,“乃象戏行马之势也”。从这则故事可以知道,宝应年间的象戏已有将、车、马、卒等兵种,而且车、马、卒的步法与现在已没什么两样,而将可以满盘行走又类似今天国际象棋中的王。唐代的象棋形制,和早期的国际象棋颇多相似之处。当时象棋的流行情况,从诗文传奇中诸多记载中,都可略见一斑。而象棋谱《樗薄象戏格》三卷则可能是唐代的著作。唐代,象棋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有“将、马、车、卒”4个兵种,由黑白相间的64个方格组成。后来又参照中国的围棋,把64个方格变为90个点。这种象戏被称为“宝应象棋”,至今日本还将它作为象棋的代称。三、宋代象棋——象棋的发展和定型时期宋代,中国象棋基本定型,除了因火药的发明增加了“炮”之外,还增加了“士”、“象”。即在使用带有九宫的棋盘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他棋类的棋子种类并将其中三个兵升级成一个士及两个炮,以符合当时人的趣味。另外宋晁无咎的“广象棋”有棋子32个,与现代象棋棋子总数相同,但是不知道棋盘上有没有河界。宋、元期间的《事林广记》刊载了两局象棋的全盘着法。宋代是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北宋时期,先后有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尹洙的《象戏格》、《棋势》,晁补之的《广象戏图》等著术问世,民间还流行“大象戏”。明代,可能为了下棋和记忆的方便,才将一方面的“将”改为“帅”。明清时期,象棋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涌现出了不少象棋名手和论述象棋的专著。明代象棋专著有《金鹏十八变》、《梦入神机》、《橘中秘》等,而由徐芝精选的《适情雅趣》是象棋古谱中最系统、完整、实用的一种。《橘中秘》谱多为和棋,个别排局已经涉及古代象棋规则问题,利用规则当中的“将”、“杀”等战术手段而达到和棋的目的。不难看出,在明代,象棋技术水平和技术理论的发展己经开始趋向精细化,棋手和爱好者对象棋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在排局构思巧妙和杀法精彩的层面。象棋的理论发展与技战术融合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清代是中国象棋发展的全盛时期,名家辈出,名谱众多。有关象棋著作有《梅花泉》、《韬元机略》、《心武残篇》、《竹香斋象戏谱》、《百变象棋谱》等。其中王再越著《梅花谱》是中国象棋史上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棋谱,它因战例丰富、变化精微而著称,开创了迄今三百余年“马炮争雄”的历史篇章。不仅如此,象棋著名的四大排局“七星聚会、野马操田、千里独行和蚯蚓降龙”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这四个排局各具特色,但都是围绕车、马、炮、兵相互配合而展开,这些排局迄今为止仍然是公认的难度最高,最为复杂的。可以说清代是古代象棋发展理论和技术战术水平达到巅峰的历史阶段。经过封建社会的洗礼,象棋作为“艺”的一种,形成了特有的行业“江湖”。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很多象棋高手在酒肆茶楼靠下“彩棋”为生。这种“彩棋”就是通过下棋赢得一些“彩金”的博彩,来糊口谋生。这些彩棋名目繁多,有让先,让子,甚至于让双马、让士象等等。在下棋的过程中也暗藏玄机,有的人其中这种文化现象的溯源,可以从古代的巫、医、百戏算起,行当也涉及“五花八门”。象棋江湖比较其他的江湖门派来说,同样具有流动性和欺骗性。所谓流动性,可以解释为当年的象棋棋手通常通过寻访名师、名士,高手过招而成名,以地域为界,划分门派。而欺骗性,一方面是下棋的棋手故意隐藏自己的水平,俗称“钓鱼”,待彩金达到满意的程度再一举得之。另外还有合作配合的,我们至今仍然偶尔能看到的街头摆“江湖残局”的人,用大家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的棋局来诱使爱好者下注骗钱。这些手段总归是不够光明正大,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朗朗乾坤,早已放不下一张棋桌,为了谋生,象棋棋手“沦落江湖”也是难免的。当时象棋水平最高,棋风盛的地方是华北、华东和华南三个地区,而北京、上海和广州就分别成为了活跃地区当中的核心,其中香港的象棋高手也常聚集在广州,棋手对弈的场所也多在茶楼进行。民国时期,北京出了著名棋手张德魁、那健庭等,上海以谢侠逊最有影响力,而广东则以黄松轩、钟珍和曾展鸿“粤东三凤”为代表。当时棋手多有绰号,例如:“扬州三杰”、“棋坛赵子龙”、“二十八宿”、“无敌中炮”等等,既有以地域门派为标签,也有以棋艺风格来取名的,象棋高手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既流动又固定的小环境,象棋江湖名不虚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虽然棋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有效的认可,但是象棋行业的生命力在困顿的条件下也显示出了特有的张力。在这个阶段,象棋的赛事活动多以擂台赛和循环赛的形式进行,为建国以后的象棋竞赛形式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体育运动的发展,把“提倡国民体育”写入了全国政协的纲领中。此后“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也被写入了宪法。建国后,象棋在现代体育项目当中一直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属性,也在不同阶段发挥出了象棋运动特有的作用。例如,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象棋棋手们积极组织活动,表达爱国之情,在北京就举办了“四名手义赛”(侯玉山、谢小然、窦国柱和张德魁)。1956年,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将象棋列入第一批体育项目之中,当年北京就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象棋比赛一一全国象棋锦标赛。有30人代表不同省份参赛,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这次赛事的举办,也标志着象棋从传统文化中的“艺”向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正式转折。象棋是这次比赛当中棋类项目唯一的正式比赛项目,录取前6名,而围棋和国际象棋都作为了表演项目不计算名次。同年,象棋第一本期刊类杂志《象棋》出版发行。1956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也是标志着象棋从“江湖”到“庙堂”的重要转折点。散落于民间难登大雅的文化瑰宝,从此有了正式的归属。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行业体协的专业队相继组成,在最多的时候有20多支,参赛队伍最多时达到30支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