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温和的(在党内会议上的批评都是温和的)。他肯定四位作者的动机是好的,“忠心耿耿,为国为党”,但认为文章却是错误的。照毛看来,“双百”方针提出半年多了,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还顾虑重重,没有真正的“放”起来。你们几个就抓住一些“毛病”,加以攻击,不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何况这攻击又是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的呢。他告诫与会的书记们: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当周扬插话说: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时,毛说: 【“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能避免得了呢?”(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想不到的是,毛批评“四人”的讲话,在某些地区的传达中却被“肢解”了,只说前面的两句“忠心耿耿,为国为党”。毛颇为生气,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即发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那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都一而再,再而三,多次批评“四人文章”,尤其是在宣传会议期间和新闻出版界的座谈会上,他以惯常的幽默风趣口吻,说: 【“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 邓拓挨了批评,倒真是“奉旨”行事,连续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在四月十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指四人文章…——引者.),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指《人民日报》编辑,具体说指“死人办报”的总编辑邓拓——引者)。”】 说他们“片面地搜索和夸大了某些反面例子。以便用它们来证明这项方针的性质是危险的,以便用来向党建议应当尽快改弦易张。”据说,这几位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人读了社论,“震惊得无所适从”。尤其是马寒冰,在同伴们纷纷检讨之际,他竟服毒自杀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今人说:“哀莫大于心不死”。马寒冰大概是属于“心不死”的吧,他的“殉道精神”,着实令人佩服,可他所殉的“道”,是否是正道,就又当别论了。 “四人文章”和当时文艺界某些人(包括马寒冰)对王蒙的“围剿”(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反映了文艺界、思想界还有许多人尤其是党的干部,对新方针的不理解、抵触甚至对抗的情绪。他们习惯于走老路,死死抱住“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只知秦汉,不知魏晋。”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宣传工作会议”,推销他的新方针,也解除党内一些同志的顾虑。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文教宣传系统的领导干部,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共800多人。会议一共开了八天(3月6日——13日),第一天听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接着,便分别召开了部分省市的宣传、文教局长、教育、文艺、新闻出版方面具有代表性人士的座谈会。他从头到尾出席每一个座谈会,倾听意见,解答提问,畅谈他的看法。在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十二日,他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从上午九点谈到下午两点,整整五个小时,侃侃而谈,幽默风趣,令现场人听得如痴如醉,满场为之倾倒。那个素来不喜欢政治,不和当政者打交道,独立、清高的翻译家傅雷,听完报告,“佩服之至”,情不自禁地写信给他正在波兰留学因波匈事件而心情不佳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说到他此刻的感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艺术高手……胸襟宽大,思想自由……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他告诫爱子: 【“毛泽东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傅雷家书》)】 傅雷是真诚的,他说出了与会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的感受。就在他后来带头鸣放而被打成右派时,他还认为是毛身边那些“心怀叵测的政阀与党棍”的假汇报,使毛上了当。 这个报告,有几点给人印象至深。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先前说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说: 【“没那么多,恐怕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是爱国的。”】 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掌握,他认为两头小,中间大(即熟悉的和反对的都是少数)。在精神上和上年初知识分子会议是一致的。其次,在谈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时说: 【“现在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 他说: 【“有好些同志的意思,讲阶级斗争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太妙,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置。”】 提法不同,精神和“八大”也是一致的。那时候,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群众闹事”,毛仍然坚持他的“人民内部斗争”为主,甚至提出“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解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第三,提出立即在中共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不只一次了,延安的整风,主要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教条主义;1952年的整风,主要是对文艺界的党员干部。这一次的整风,提出整党内的“三个主义”。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不仅指照搬苏联的那一套,也包括像“四人文章”和“围剿王蒙”这样的,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思想和作法。宗派主义,主要指党内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排斥,不信任的宗派情绪。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中,甚至涉及到一些政治制度改革的敏感话题,比如说:“国内合法的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出版社1999年)。 【 温靖邦,察网专栏学者,文学理论学者、民国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