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凡朝廷大臣或社会知名人士死后,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贡献朝廷给予“谥号”。《左忠毅公逸事》的“逸事”写的是为正史书所不记载的事,也就是散失了的事迹。这些事迹一般比较琐碎,但能说明被记者的品质、性格等。文章的开篇就充满传奇色彩温情脉脉作者从记述左光斗与年轻书生史可法的偶遇写起:时任京畿学政的左光斗,风雪严寒之日,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正在厢房伏案睡觉;左光斗阅读了书生的文章草稿,就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又给关上门……既形象表现了左光斗的“伯乐”精神:求贤若渴,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人才,爱护人才,又为下文史可法不忘师恩,不违师训作伏笔。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及左公下厂狱”,一笔带过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而蒙冤入东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道出史可法对老师的深切关注,这一短句,墨如金,剪裁得当。“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可法再也无法忍耐,只得“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对狱卒啖之以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乔装成“除不洁者”潜入门禁森严的监牢。突出表现左光斗的舍生命、为大义、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则是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令人不难想象左光斗在东厂狱中遭受何等非人的酷刑!一个“倚”,一个“坐”两个动词,活现了左光斗的“一息尚存,决不屈服”的精神。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目不可开”,但当他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竟然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这一事迹,典型地表现了左光斗的坚强毅力和顽强斗志!对前来探监的史可法的不仅有一番“怒曰”:“不识大体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而你还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如此地步,老夫此身已经罢了,你要还这样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还不赶快离去,难道等着奸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扑杀你!”,而且有“过激举动”:“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如此神情激愤,言辞严厉,慷慨激昂既体现了对逆阉的仇恨,更体现了对寄予殷切厚望的学生的挚爱——爱之深,责之切!左光斗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样的“当头棒喝”,让史可法不要感情用事,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位受尽酷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读此,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真催人潸然泪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顶天立地!史可法的切身感受凝聚为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有力地彰显了左光斗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这里,既与第一段中“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相呼应,又为第三段表现史可法忠于国事职守作铺垫。第三段主要以一个细节——”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表现史可法治军的勤于职守和身先士卒。这正是得益于左光斗老师言传身教。“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可法的这句心里话就是明证。第四段简叙史可法在带兵期间,凡到桐城,必定亲自到左公第,问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表明史可法尊师如父、对恩师永志不忘的深情厚谊。这些,不仅表现了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尊师情操,更是从侧面衬托他的恩师左光斗的人物形象。左公确有知人之明,对史可法确实是没有“看走眼”;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恩师言传身教的结果!通过行动、语言和肖像的刻画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写左光斗注意了解民情,能深入民间,又不愿惊动当地官民的工作作风,是通过“风雪严寒”中“微行”这一行动反映出来的。写他在古寺看了史可法“方成草”的文章,“即解貂覆衣,为掩户”等行动,反映他对这一新发现的人才的深情厚爱。“叩之寺僧”,为的进一步了解,也是关心爱护之情所驱使。写“及试,吏呼名至史公”时,左“瞿然注视”,表现他在古寺只看了史的文章,因史“伏案卧”而未识其面,此时听到吏呼史的姓名,自然不胜惊喜,深情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表现他对史可法写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通过文章深知其人。所有这些,都反映他善于发现人才,大胆选拔人才。他说的“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表现他奖掖英才的目的是为国选才。对照他后来在狱中所说“国事糜烂至此,……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就更能看出这一点。“不速去,无令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这些话,在严厉责备中饱含着挚爱与殷切的期望。“因摸地下刑具作投击势”,也是这种矛盾的思想感情的流露。写左公在狱中的形象,第一句是“席地倚墙而坐”。这是在“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的情况下的姿态,左公刚毅不屈的气节由此生动地表现出来。“奋臂以指拨眦”的动作和“如炬”的目光,写出他因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又惊又喜又恼的感情。“目光如炬”的形象,还表现出尽管他身体备受摧残,但仍然充满活力与热情,那目光是鼓舞后继者奋勇前行的火炬,是烧向邪恶势力的烈焰。左光斗的品质和精神面貌就是通过上述言行与肖像特征显示出来的。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桐城文派创始人。他的同乡好友戴名世写作《南山集》,采用了方苞叔祖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中的史料,表彰了一些南明抗清人物,又采用了“永历”等南明年号纪年。康熙五十年(1711),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多“悖逆”。戴名世被处死,方孝标被戮尸。因方苞给《南山集》写了序,《南山集》的刻板又藏在他家里,准备处他死刑。得大学士李光地营救,康熙亦久闻他有学问,才免除死刑,发往旗下为奴,派在皇帝的南书房当差。后被破格提拔为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免除奴籍,并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他推崇《左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提倡“义法”说。所谓义,就是“言之有物”。他讲的义,指儒家道统,即文章内容要符合儒家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所谓法,就是“言之有序”,指文章的结构条理、语言风格等表达形式。桐城人刘大櫆、姚鼐等相继宣扬方苞的“义法”说,学他的文章,形成文学史上的桐城派,对清代散文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方苞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