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应用于现代国家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以儒学为例,儒家学说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升华和处理,使其精华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然,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不能满足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文明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之路。今天的西方,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