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对检察建议工作的大力推进也不是没有争议——
在系统内部,有人认为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职能重合,没有意义;也有人认为基层检察院本来就办案力量不足,发检察建议是多此一举,增加工作负担;还有人认为发检察建议是个“吃力不讨好”,还容易得罪行政机关、大型企业的苦活累活……
在系统外部,则有人认为公益诉讼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管得太多,检察机关手伸得太长、管得闲事太多,不愿意配合落实……
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看来,检察机关广泛运用检察建议这种方式,既是由于内源性的改革机制撬动,也是满足外源性的社会公众期待。
“内源性方面,检察机关先是面临反贪转隶,再是进行内设机构改革,急于改变‘四大检察’不均衡发展的现状、重新定位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检察建议的磋商性、探索性等都更能适应这种迫在眉睫的重塑性改革,并灵活地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所强调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体现。”
“外源性方面,改革开放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高了起来,目光所及要绿水青山,出行娱乐要舒适安全,遇到意外必须有公平正义。这时候就需要有大众信任、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公共利益代言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客观中立的立场、作为司法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都使得其非常合适充当这个角色。”侯学宾评价。
社会对于检察建议的需求,不是一句空话。
譬如2019年全国两会和上海市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海市两会上,23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发挥检察机关在消费者数据隐私保护中作用的建议》提案,建议检察机关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为此,上海市检察院组织浦东、杨浦、静安等区检察院开展调查,查明涉及留学、育儿、就业招聘、理财、网购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10余款手机App存在违规获取用户授权、隐私政策文本不规范、信息保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侵害公众合法利益,并向有关App运营企业和应用商店运营商制发检察建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