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体例特点 《晋书》是唐代官修前朝史书的最后一部。先是,唐高祖 曾准令狐德棻之请,下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 史‛,诏书中有‚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而以下 各代‚简牍未编,纪传或阙‛之语,可见当时唐政府以为晋 史已有多种,较南北朝各代为详备,故开国设馆修史,《晋书》并未列入计划。唐高祖诏修‚五代史‛,数年未成,贞 观三年(629年),又诏魏征、房玄龄总监其事,还是未 把修《晋书》列入计划之内。贞观十年(636年),‚五代 史‛告成。大约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绩鼓舞了唐太宗君臣, 加之他们对尚存的众家旧晋书不甚满意,于是在贞观二十年 (646年)下诏重修晋史。《唐会要》卷63载其事云:‚二 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 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 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 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 主客郎中卢承基、大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 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13郎张文恭,并分工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 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具条 集。‛以上列名领衔予修者共21人,其中除史官外,还有自他官调入临时领史任者。可谓名家荟萃,组织规模超过已 往。贞观二十二年,书成,计有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30卷,是唐修前朝史书中卷 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曾为之撰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 之二传之论,因号为‚御撰‛,时称《新晋书》。此书行世后, 诸家旧晋史日渐湮没,故唐修《晋书》成为唯一传世的一部 首尾完整的晋代全史。 《晋书》记载两晋156年历史。本纪中的宣、景、文三 帝纪,叙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前,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 马师、父亲司马昭创建晋国基业的过程,上溯三国64年(建 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对陈寿《三国志》漏略 之处有所补充。特别是《刑法》、《食货》二志,叙事仰包东 汉、三国。因为《三国志》无志,《后汉书》的志是梁朝刘 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入,故汉、魏以来许多法制 史、经济史的资料赖《晋书》得以保留至今。魏晋南北朝正 史共11部,唯《魏书》与《晋书》有《食货志》。自唐修 《晋书》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皆修《食货志》, 和《晋书》的影响不无关系。 13两晋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史称 十六国。《晋书》特立‚载记‛一体,叙十六国兴亡史,这 是后世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和《史通〃古今正史篇》所叙,十六国时 期,各国官、私所修诸国史有二十余种,后北魏崔鸿依之总 纂《十六国春秋》一书,可惜这些史籍均已亡佚,因而《晋书》30卷之《载记》于今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纪传史书中设‚载记‛一体,创始于《东观汉记》,用以叙 述平林、下江等农民军活动和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兴 亡。《东观汉记》失佚,今赖《晋书》得窥‚载记‛体式。《晋书》作者,设此体专叙割据政权,既区别于藩属诸国,又无 损晋朝正统地位。在正统观念很浓厚的封建时代,这样处理 是比较恰当的。刘知几于《晋书》批评较多,唯赞扬其书立 ‚载记‛‚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矣。‛(《史通〃题目篇》) 二、《晋书》的取材与南北朝史风 《晋书》修成颁行后,一时颇受世人青睐,‚言晋史者弃其 旧本,兢以新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不久,便有学者 表示不满。著名史学家徐坚,即弃官修之本而私撰《晋书》 110卷,见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刘知几在《史通》 中对《晋书》的缺失屡加指斥。《旧唐书〃房玄龄传》总括 13刘氏所论,指出当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 广异闻。又所评论,兢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 讥。‛《晋书》之病,主要是由于史馆予修人员未能广泛参阅 当时尚存的诸家旧晋史和晋代官方起居注、实录等文献资料, 详加考订,慎重取舍,善加剪裁,而采录了许多荒诞迷信、 伪误不实的材料,以致记载失真,篇幅繁芜臃肿。又成书之 前,检录不细,颇多疏略和牴牾之处。故学术界历来对这部 史书评价不高。 凡修史,必先聚书,遍览文献,细加甄取,此即刘知几所 谓‚博采善择‛。这个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较粗糙。修《晋书》诏云旧晋史‚十有八家‛,实际不止此数。今据《隋书〃经 籍志》所著录,《史通》所论载,及《宋书》、《南史》和《晋书》等正史所叙,唐以前诸晋史,纪传体有12家,编年体 有11家,合23家。其中有的虽未成完书而留残编,或佚 落成为散篇而被学者征引,至唐时能够搜访得见者,绝不止 18家。此外,尚有晋代起居注、实录之类官方文献可资取 材。而诏书但云:‚以臧荣绪《晋书》为本‛。诏书对18家 中的14家作了评点,另外4家不详为何人所著,参阅《四 库提要》,知18家中,诏书未加评点的是沈约、谢灵运、 王韶之、朱凤4家《晋书》。可知《晋书》作者省览未周, 采录未遍。既然如此,《晋书》采录哪一类书籍的材料较多 呢?刘知几早已指出:‚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多是短 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史通〃杂说上》)刘氏所举《语林》、《世说》之类的笔记小说,虽然往往含有 珍贵的史料,但其中水分相当大;至于《搜神记》、《幽明录》 之类,实际是志怪小说。史家舍史籍而取材于此,实在是舍 本逐末。我们试翻阅《晋书》,的确随处可见荒诞之事,无 稽之谈,错杂于史实的叙述中间,芜累之甚。 大量采录荒诞迷信的材料入史,是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 表现之一。一方面,利用这些材料宣扬天命,是统治者‚神 道设教‛以愚民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又是当时流行 于社会的迷信行为的反映。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感到祸福无 定,宿命论思想由是大炽,城乡居民津津乐道轮回报应之类 的传闻。一时上下相欺,众口交腾,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社 会环境中,史风必然受其影响。当时史书,大都有专录迷信 材料的节目或篇章。只就纪传史书而论,王隐《晋书》有《符 瑞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沈约《宋书》有 《符瑞志》,肖子显《南宋书》有《祥瑞志》等等。《晋书》 虽无上述诸志,但《天文志》有《史传事应》一节,《五行 志》及纪、传各篇中亦间杂不少迷信材料。《晋书》天文、 五行二志和《律历志》皆出自唐代著名天文历算家李淳风之 手,学者多有好评。《旧唐书〃房玄龄传》云:‚唯李淳风深 13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 最可观采。‛对《天文》、《五行》二志,后人有不同评价。《晋 书斠注》的作者之一,清人吴士鉴认为‚此二志出李淳风乎, 历代推重,不知在各志中最为纰缪,丁氏国钧之言是也。‛ 这里提到的丁国钧是《晋书校文》(未刊行)的作者。吴氏 指出‚《天文》、《五行》二志所书魏晋灾异以长历推之,日 月每有不合,旦多漏略‛。《晋书》二志,存在此类错误的根 本原因是作者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记天变必书事应。 天有变异,当时或有记录,史家撰《天文志》时,除采录原 始记录外,又要从以后的史实中摘取可以应验某种天象者而 附会之,天变于前,事应于后,强行附会,势必弄出‚日月 不合‛的差错。这在古代史书中是屡见不鲜的。李清风所作 《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也指出前史的这类差错。如其 中一段文字说:‚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 七年五月,《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 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 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疑是入太微。‛此类史文, 无非是以天象定正统与僭伪的迷信说教,和唐太宗在《宣帝 纪论》中所云:‚治乱无常,兴亡有运‛,‚非可以智兢,不 可以力争‛的论调完全合拍。李淳风、吴士鉴只见事实记载 的错讹,而不见其思想的乖谬。这不能不说是古人认识上的 局限。 13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另一表现,是史家各对本朝夸胜讳 败,对他国去美溢恶。这种风气,唐初史臣也未能认真加以 纠正,而因袭旧史之文,沿用了错误的材料和观点。刘知几 《史通》对此多有揭发,宋人王应麒《困学纪闻》卷13也 举例说:‚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 因之,唐正观《应作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他又 引据《史通》所论,批评《晋书》取舍不当,前后牴牾等缺 三、《晋书》内容的缺失和编纂方法的不当《晋书》成于众手,分工撰录,缺乏‚才、学、识‛兼具 的优秀史家予以贯统润色。卒编之际,校阅不细,以致大事 漏载者,一事数载,淆乱不清或前后矛盾者,体例安排,人 物诠配不当者,所在不少。如西晋初年汲冢书的发现,是文 化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就引起轰动。但《晋书》记载其时 却含糊不清。《武帝纪》云在咸宁五年(279年),《束皙 传》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晋书》修成的《隋书〃经籍志》 不知何所据而云在太康元年(280年)。近人朱希祖作《汲 冢书考》引张学淇《竹书纪年考证》,顺理诸说,以咸宁五 年十月盗发汲冢书出;次年,即太康元年报告皇帝;再次年, 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书。朱希祖先生不过把众说加以条 13贯而已,推测之言,并无确证。汲冢出土竹书及文物一事, 去唐未远,诸家晋史和官方纪录存者尚众,如果唐初史官能 详加考定,就不致留下这个疑团了。 史家应注重时间观念,不可随意忽略移易。《晋书》则不然, 至有漏记年号,以致叙事时间错乱者。如晋武帝太熙元年四 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 改元元康。此年号行9年,至公元300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纪》竟不记元康年号,一直以永平年号记元康年间 事。又,公元402年,东晋安帝改隆安年号为元兴。是年, 桓玄举兵入京师,取消元兴,复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 元兴。《安帝纪》载桓玄入京师,而复隆安,改大亨年号事 不见载,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晋书》之文多抄旧史,旧史缺则缺,错则错,前后矛盾 亦仍旧观,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于晋太康三年所修《地记》。太康三年以后之地理沿革,《晋书〃地理志》就缺略甚 多。江南侨臵县,仅存大概,十六国疆域,则语焉不详。该 志还抄沈约《宋书〃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时地 名移于晋代,讹误甚多。至于叙事前后矛盾,则更为常见。 吕思勉先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于第五章《东晋中叶形 势》,举《晋书〃简文帝纪》末段所云‚帝虽神识恬畅而无 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 迹其行事,亦以为mǎn@ 献之辈‛为例,指出:‚《晋13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 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 也。‛这就道出了《晋书》载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是好 博采而不求信实。唐刘知几也曾批评‚皇朝撰《晋史》,多 采以为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指导思想不对头。 吕先生所论,与刘氏可谓古今同调。 《晋书》义例考求不精,类传人物有诠次不当之病。如《孝 友传》叙14人事,孝友言行并不多,大都杂入神怪、梦幻、 诡异之事。即使用封建的眼光来看,也大大有损于这些‚孝友‛人物的示范作用。按有些人物的事迹,当入别的类传, 而叙入‚孝友‛,类非其伦。如王裒以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 内心不愿臣服晋朝,以孝母为名,拒不出仕,实一抗节隐士。 另一人物庾袞,其父生前令他戒酒。父死,庾袞常醉饮如故。 醉后则自杖三十,以处罚自己。其行为颇滑稽,全不类孝友, 亦入该传。这样做的缘故,可能是作者立传贪多求广。类目 既立,传主人数不敷,只得生硬拼凑。 《晋书》的文风也不佳,因袭六朝风习,好事雕饰,华而 不实,观唐太宗所作四篇论即可见一斑。其论文字讲对偶, 刻意辞藻。此风经唐太宗倡导示范,史臣当然竭力仿效。不唯《晋书》如此,唐初官修史书文风普遍不好。而这种文风 又是自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论道:‚自兹以降(指史、汉以后诸史),史道陵夷,作者芜音 10 13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 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 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又说:‚而 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马迁、班固而下,史家文风愈趋愈劣,到魏晋六朝,至为严重,唐初官修史书,未能力矫积弊。我们试读《晋书》,就 会感到刘氏的批评是痛切时弊的。 四、《晋书》质量不高的原因及对它的总评价 以上所举《晋书》的缺点,在两晋以下众多史书中普遍存 在,说明是久已流行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有其历史 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荣发展,史家辈出,著 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记》、《汉书》,师仿马、班,在完善 纪传体史书体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 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陈寿《三 国志》等,也还笔力雅健。但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史风在 滋长,致使《史记》、《汉书》的体制成为定式。作史又多文 詠之士,好炫文采,不务求实。积习相沿二百余年,至唐初 官修诸史时,不易一下子纠正。加之唐王朝设馆修史,由政 11 13府聚官书,调集人员,分工撰录,虽有人负责商定义例,但 体式已定,分撰者不过按成式堆砌材料而已。《晋书》作者 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动议修前代史, 《周书》即由他领衔主修。贞观十五年,又受诏与长孙无忌 先后修《五代史志》,又过5年,才有修《晋书》之诏。此时,唐史馆已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经验,令 狐德棻也久参其事,并且受诏与敬播等人‚详其条例,量加 考正‛,实有统摄全局的重任。但史馆工作,已成一定之规, 二、三史家,也难以改弦更张。史馆制度建立之初出现的诸 种弊端,终封建之世也未能医治。《晋书》质量不高,根本 原因就在于此。 《晋书》尽管质量较差,问题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两 晋全史,是研究晋史,乃至三国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 献依据。故在古代史籍中仍占重要地位。两晋南北朝是我国 境内各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中华民族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时代。在此之前,汉族建 立的秦、汉王朝占据中原,其他少数民族僻处四境,经济、 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差距较大,常常称 藩臣服。东汉、三国时期,北方的匈奴等族时叛时服,内附 时候居多。自西晋末年开始,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他们 带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徙入中原地带,建立政权,和当 地汉族人民杂处,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这种融合虽然伴 12 13随着战争的痛苦,但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些 战争乃是大河奔流,不可避免地夹带着的风涛。《晋书》较 全面地反映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内徙中原,驰骋疆场所掀起的 颇为壮观的历史风涛。受到少数部族武装势力猛烈冲击的西 晋政权是由腐朽的士族大地主支持的。这个集团忙于淫乐, 他们的代表--西晋开国君臣缺乏经国远虑,平吴之后,立 即陷入各方面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之中。在维护共同的 政治特权方面,西晋王室实行五等爵分封之制,任官则沿用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五等分封带来的恶果是‚八王之乱‛; 九品中正制的后果是导致官僚集团和士族子弟的骄惰昏庸。 《晋书》纪、传部分反映了西晋初年士族@ 贵把持朝政, 险跛小人用事的政治局面,反映了贵族和士族贪婪、放纵的 没落气象。这种情况,到东晋初年也未见改观。强敌压境, 除少数人振作御侮外,多数官僚贵族依旧不减荒唐,或清谈 不已,或竟夸豪奢,对国家社会完全抱不负责任态度。《晋书》中相当篇幅的人物传记描绘了这一群醉生梦死的统治者 的心灵和面孔。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玄学兴起,至晋大盛。这是我国 思想史上一大变迁。以玄学为中心内容的清谈之风盛行于士 大夫阶层,大多数清谈家优游自恣,放浪形骸,有的甚至蔑 弃礼法,提出‚去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观王衍、乐广、 嵇康、阮籍等人传,可以概见此种士风。玄学思潮冲击名教 13 13观念,对发展思辨哲学有积极意义,但清谈误国也是事实。 清谈家从消极方面发展老庄人生哲学,对国家和社会抱不负 责任态度。《晋书》的记载给人留下了士风颓废以至于动摇 国本的历史教训。 总之,我们对《晋书》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它 在编纂方法和编纂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质量无法与 《史记》、《汉书》及其他优秀史书相比;另一方面,它以较 为丰富的材料,反映了两晋时代的历史面貌和存在的主要社 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史鉴‛的作用,则应予以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