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爱国者”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
香港核心价值的辩论实际上是政治认同的辩论,其中自然触及到近百年来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文明、吸纳西方文明的问题。在“爱国主义”的语境中,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似乎变成了“原罪”,可“爱国主义”本身又无法为香港人提供真正的生存意义,毕竟他们与内地居民在公民身份上的法律区隔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全面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恰如张炳良所言。
“新香港人”与“命运共同体”
“务实政治”的理念自然影响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的“香港人”概念本身就预设着区别于“中国人”的独立内涵,以至于在香港社会的“民调”中,不断重复着“香港人”、“中国人”、“中国香港人”的概念框架,实际上为香港的政治认同预设了陷阱。 而在香港回归之后,伴随着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后殖民政治”下围绕政治认同展开的争议中,香港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定位。
2007年,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了《香港新方向》的“施政报告”。他认为“国家的崛起带来了香港发展的新机遇,也会带动香港进入一个新时代。”由此提出“香港人要展示新时代精神,要进一步装备好自己,推动新时代发展,做一个新香港人。” “新香港人”提出之后,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广泛争议。概括来讲,“新香港人”并非是与“旧香港人”截然对立的概念,而是香港人面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如何走出封闭的“小岛”心态,以务实精神,调整香港人的心态和政治认同,肯定香港价值。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要从国家的角度看香港,从国家的角度定位香港,从而确立“中国香港”的观念。
在1997年特区政府第一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中,香港依然按照传统“世界自由港”的思路进行规划,只不过“我们国家正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国家发展前景壮阔,香港必定从中得益。” 由此,内地的发展不过是香港发展中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但在2007年的“施政报告”中,香港面向世界的定位,首先就要变成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的定位。正如曾荫权在2006年10月14日的“香港家书”中指出,第十二任港督卜力“将香港与中国内地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当时或者被视为一厢情愿,但今天却已是理所当然。……当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个重要成分时,香港走向国际化与内地融合已不再是互相排斥的方向,反而是相辅相成,二而为一。我们只有在国家发展中找到清晰定位,才能够为自己在全球化经济中定位,我们心中的鸿沟不应该存在。”
由此,“旧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从英国或西方世界的视野来定位香港的发展方向和身份认同,而后者则从中国的视野来定位香港的发展方向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