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