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素来不喜欢政治,不和当政者打交道,独立、清高的翻译家傅雷,听完报告,“佩服之至”,情不自禁地写信给他正在波兰留学因波匈事件而心情不佳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说到他此刻的感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艺术高手……胸襟宽大,思想自由……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告诫爱子:“毛泽东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本文为作者温靖邦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说到前新中国30年的文艺政策,我的看法与公知们有一个共同点,认为太严,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但这是毛泽东造成的吗?这点老温就和公知不一样了。公知遵循自己的政治立场去判断,老温则只信赖原始史料。 被西方人称为“百花运动”的推手,是毛泽东。只有他才有那样的胆识,那样的气魄。但是即使以他的威望,也不能不受到来自党内的习惯势力的“挑战”。最早的“挑战”来自解放军的中、高层文化干部。这里之所以“挑战”二字打上了引号,因为从他们的文章中,看不出对双百方针本身有什么异议,只是感觉“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看不下去”,“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 一篇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发表的《灯下漫笔》。另一篇则是总政文化部所谓四个处长级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通称“四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