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效法律帮助标准则只需要满足会见、阅卷和提出意见或协商三项要求即可。从数量和工作内容上看,这一标准明显低于美国“有效辩护”的标准。
循此思路,笔者拟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实际状况,尝试提出”无效法律帮助“标准。被追诉人未能获得“有效法律帮助”即可视为“无效法律帮助”。“无效法律帮助”标准主要有三项:一是阅卷标准,二是会见标准,两者均服务于律师“了解案情”;三是协商标准,这包括与被追诉人的法律帮助协商,也包括与检察官的量刑协商。如果律师既没有与被追诉人进行协商,也没有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则视为违反协商标准。上述两项标准需同时具备才符合“有效法律帮助”标准,若有其中一项未获满足,即可认定为“无效法律帮助”。
“无效法律帮助”的证明责任由被追诉人承担。检察机关虽为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官也承担客观义务,因此检察官应协助被追诉人履行证明责任。当被追诉人及其律师进行证明遇到阻碍时,检察官应负责排除障碍,帮助调取相关证据。这既符合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合意”的精神,也是检察官主导认罪认罚案件的必然要求。在被追诉人承担证明责任时,只需证明其未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例如律师未行会见、阅卷和协商之职责,无须证明如果律师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则案件将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由于后者的证明对被追诉人来说较为困难,且有美国“无效辩护”中被告人承担较重证明责任的教训,我们不应将此作为证明对象让被追诉人承担证明责任。在美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对律师无效辩护的证明要达到上述两项标准是非常困难的。在绝大多数涉及无效辩护的案件中,被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都没有成功,只有极少数辩护质量极端低劣的案件才会因为无效辩护而被撤销原判。[33]
由于被追诉人大多被羁押,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受限,值班律师并未被赋予调查取证的权利,对被追诉人不宜设置太高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或者“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即可。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公正审判权已被克减,例如对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律师辩护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在审前程序中被追诉人的有效法律帮助权不能得到保障,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将不复存在。作为克减获得公正审判权的补偿,律师的法律帮助权应当充实化、有效化。然而,实践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虚化甚至无效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