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经义”为依据,对策试士,这种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已接近后来的八股文了。元朝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沿袭两宋的做法。不过,直到明朝才正式规定了八股取士,科举考试进入了八股文时代。明朝改用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形式,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对封建经济是一种冲击,所产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种“异端邪说”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尊是敬。”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前代人的思想,他们在应试的文章中写出了新的内容,里面不仅有诸子的思想,还加入了佛道两教的观点。应试文章竟然离经叛道,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服赝孔孟之道,制止异端邪说,从而巩固封建专制,就必须加强儒家经典的灌输,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官方思想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严格规定,于是明朝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这样,读书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可怜天下的读书人为了他们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学到的却只是些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百无一用的八股文。再则,明太祖虽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安邦治国,他的部下大多不识字,也办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级执政官员。所以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勤于学问,多方罗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个名叫范常的文人到军营见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来作为智囊以备咨询。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宿学大儒网罗起来。至正二十四年以后,就下诏令开设文武两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后,诸事草创,百废待举,于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诏令开科举,自此开始一连开了三年科举考试。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正式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并且限定字数,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题,限五百字,《四书》义一题限三百字,以后到清朝最长也不得超过七百字。八股文一开头便要用一两句话将题意点明,称为“破题”,接着便是“承题”、“起讲”、“入手”,然后用八股文字对比地展开议论,随即“落下”,结束全篇,容不得半句离题话。这是最简练的文字,而且“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清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门砖”,于是明清两朝八股文大盛,文人们纷纷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精致但缺乏实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欺凌,古老的帝国却发现自己没有可用之才与之抗争,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于是在一片声讨声中,八股文被逐出了历史舞台。科举考试开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宋元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失去积极意义考试内容趋于八股,遂叫八股取士,清朝废除。八股取士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考试内容和文章格式两个方面。通过考试选官,到底考什么内容?从隋唐科举制创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或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为主(帖经),或以对当前国家统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主(对策、对时务策),或以文章写作水平的高下为准。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摸索出来的统治理论。程朱理学强调“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士人通过学习“程朱之说”,有利于树立起对王朝的忠诚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决“时弊”的一个有力手段。明朝科举考试基本内容,开始是《五经》、《四书》并重,后来逐渐发展成主要根据《四书》成绩录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