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尽管如此,将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研究,考察二者的关联性和异同的成果并不多见,因为时下人们热衷的是将它与正在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比较,而不去历史地考察它与似乎已经过时的苏联模式的关系。实际上,稍微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模式”是脱胎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不在于它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它在哪些方面扬弃了苏联模式。最近,黄宗良教授在他的新著《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中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值得关注。
一、“八重八轻”是苏联模式的特征、“三个垄断”是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是苏联模式的要害
黄宗良教授将苏联模式的弊端概括为“八重八轻”和“三个垄断”。“八重八轻”是他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发展道路的概括,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军工轻民用、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三个垄断”是久加诺夫的概括,指的是:第一,政治权力垄断,整个国家的权力垄断到一党手里,而党内民主和监督的缺失又导致党内权力集中到领袖个人手中;第二,经济垄断,通过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来垄断整个的国民经济;第三,意识形态垄断,垄断了思想,搞禁锢主义。“八重八轻”、“三个垄断”虽只八个字,却全面而扼要地概括出了苏联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和弊病。①
在此基础上,黄宗良教授并没有避开苏联模式研究中的最敏感问题——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对于苏共党内是否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层的话题,自托洛茨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后,许多苏联模式的批判者都曾涉及,甚至有学者围绕着苏共党内是存在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还是一个“官僚阶级”发生过争论,中国也有人在“文革”时期提出过苏联东欧国家是否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但时至今日这在中国仍是一个敏感话题。黄宗良教授是国内较早、较深刻地研究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学者。他的核心观点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使社会主义发生变质;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发生剧变的决定性社会力量。”
关于官僚特权阶层的弊害,黄宗良教授将其概括为排他性、虚伪性、保守性、垄断性、贪婪性和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