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转引自罗桑瓦龙,2012:119,120)就曾警告道,“社会一盘散沙,因为人与人之间被拆散了,因为没有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因为所有人都是外人”,以至于“社会蜕变成了一堆自私的集合,它不是一个整体,而只是由相互分割的成员们组成的一具尸身”。尤其是到了19世纪初,社会甚至呈现出了分崩离析的景象。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当时各种盛行的“主义”之一的“个人主义”的提法开始出现。6因此,19世纪初,特别是在经历了激进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之后,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种源自自然权利学说的个人主义,并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种个人主义、重建秩序和实现社会团结。
海沃德(Hayward,1959、1963)曾指出,19世纪初出现团结(solidarity)的各种思想形态,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重要思想家,比如德迈斯特、巴郎什、圣西门、傅立叶、勒鲁、孔德,以及盖得、富耶、涂尔干,等等。所以,尼斯比特(Nisbet,1943:156)认为,从一开始社会学所关注的核心就是社会团体。在这个意义上,团体组织就承载着整个19世纪社会思想过程。按照罗桑瓦龙(2012:141-142)的介绍,最初被认为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协会,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此外还被视作“一种行动和捍卫自由的方式,一种对其他个人基本自由起加强和补充作用的行动工具”。然而,恢复协会和重建中间体的设想,却因为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人们对“国中之国”的疑虑,在整个19世纪都未曾得到确立。7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自卢梭以来逐渐演变而成的这种个人主义,使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基本理解在现实中遇到了困境。比如,如魏文一8所讨论的,整个19世纪法国的政治处在不断的“自我革命的状态”。用涂尔干的话说,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他们把原本只是斗争的下一个阶段变成了某种终极目标”,这种个人权利被置于国家至上,任何侵犯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行为或事实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设计的以契约国家的形式来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模式——即以这种普遍原则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制——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失序。9所以,在涂尔干(2006:162)看来,由于大革命所争取的是一种原则性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导致了“没人知道如何运用经历千辛万苦获得的这种自由……只是把自由用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