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00多名刚生完小孩的妈妈发现,医生未经同意拿她们的胎盘测试胎儿畸形,为的是万一孩子生下来有缺陷,他们好拿结果给自己辩护。另外还有很多公司未经员工同意做遗传检查,然后依据结果拒付赔偿金或拒绝上保险(此类行为已被2008年出台的《反基因歧视法》明令禁止)。 鉴于这些先例,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包括伦理学家、律师、医生和患者,纷纷通过诉讼推动新法规的产生,以期有一天人们能赢得自己组织的掌控权。越来越多的组织“捐赠者”也站出来,通过法律手段争取对自身组织和DNA的控制。2005年,6000名病人要求华盛顿大学把他们的组织样本从“前列腺癌样本库”里移除,但遭校方拒绝。几年间这个案子纠缠不断,病人两度败诉,理由都和莫尔判例里一样,即给予病人相关权利会影响科研进展。2008年这帮病人向最高法院上诉,仍然遭到驳回。这本书送交印刷时i他们正考虑提出集体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