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GDP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实际隐含一个假设:GDP各组成部分的货币需求弹性完全一致。本文以边界检验法实证表明,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支出、出口、进口的货币需求弹性相差很大,以GDP总量作为规模变量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GDP;组成结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
JEL分类号:E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10-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超常持续增长,1978年-2010年M0、M1、M2年平均增长分别高达18.32%、20%、21.38%,Mckinnon(1993)对于中国货币供应量高幅增长而物价却保持稳定的奇特现象惊叹不已,称之为“中国之谜”。对于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超强货币需求,国内外学者一直以来都极为关注,从不同角度对其原因进行探讨研究。
货币需求由规模变量(如GDP、GNP等)、机会成本(利率、通胀率、股票收益率)及制度变量三大因素所决定,其中制度变量是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变量总称。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高货币需求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是从规模变量快速增长角度(确切讲是从GDP快速增长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而货币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系数大于1,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由此导致货币需求的超常增长,实证中GDP的弹性系数(对M2)确实几乎无一小于1(有1.137、1.3174、1.44、1.21、1.15等);另一则是从制度变量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具有很多异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为此很多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高货币需求。这些制度变量有货币化、产业结构变化、政府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收支不确定性、人口结构转移等。
在GDP作为规模变量这个问题上,现有研究只注意到GDP总量及增长对中国高货币需求的推动作用,而从未注意到GDP结构变化、构成比例对货币需求的可能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消费比例明显降低,投资支出、净出口重要性不断提高。这种结构变化是否也对中国的高货币需求产生了影响,是否可对中国高货币化之谜作出一定的解释,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货币需求研究可谓是一直经久不衰,有关的实证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在实证研究中,以GDP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规模变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做法,国外如此,国内也如此,在国内货币需求实证研究中,几乎都以GDP作为规模变量,如蒋瑛琨(2005)、高云峰(2006)、易行健(2006)、王宇伟(2007、2009)等。
在四部门经济中,支出法核算的GDP由消费支出、政府购买、私人投资及净出口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