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最后五百多天
周总理的健康情况大幅度恶化,是从1972年5月开始的。当时,他被确诊为膀胱癌,自然需要减轻疲劳、对症治疗。
然而实际上,这却几乎不可能做到——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容乐观,国际上,复杂的国与国关系需要趋利避害、小心处理,国内也仍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有无数大事小事需要他亲力亲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养病”自然就成为一种奢望。74年5月的最后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马来西亚总理共同签署两国建交公报,随后便上了305医院的手术台,自此再也没有离开病床。
到了9月,周总理将病情和医嘱都放到“第二位”,坚持会见了来自罗马尼亚的代表团。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在与客人交谈时,他坦率地表示自己已经接到了马克思的请帖,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则。
病势转重的最后五百多天里,他前后接受了十余次手术,平均四十天就要上一次手术台,急剧消瘦之下体重减到五十多斤。
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做着一切能做的事。甚至在次年年初的四届人大上,周总理还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交接给后继者。
一切定格在1976年1月8日上午,经历了与病痛、压力和繁重工作的漫长“拉锯”之后,周总理与世长辞。邓颖超在旁边,负责总理身边事务的工作人员也在旁边,然而如何把这个消息告知同样重病缠身的毛主席,却成了所有人面前的巨大难题。
邓颖超
“我也走不动了”
当时,毛主席也已经卧床不起,连吃药进食都需要帮助,情况严重时甚至要用到鼻饲。尤其是他的眼睛,由于无法承受较长时间的阅读,日常报纸消息都是由工作人员代念。根据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日承担这一工作的是护士孟锦云。
对孟锦云来说,她十分清楚这个消息必须得尽快报告,但主席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一旦情绪波动过大,很可能导致心脏方面出现问题。
于是,孟锦云一边按往日的做法进行护理,一边暗暗观察主席的情况。直到下午三点多钟,她判断主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便在读完一份报纸之后,将政治局送来的讣告也读了出来。
当她念到讣告中“与世长辞”的字眼时,毛主席忽然睁开了眼,神色中带着怀疑自己听错的意味。然而片刻之后,他便明白这其中不可能存在“误会”之类的可能性,他向孟锦云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了,她可以继续念下去。
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几乎没有停止地默然流泪,孟锦云也无法控制地失声痛哭,连报纸都几乎读不下去。
孟锦云
曾在主席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张玉凤曾经回忆,在周总理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毛主席的情绪都沉浸在低落之中,往往听到报纸上提及与悼念总理相关的字句,就会不知不觉失声痛哭。
工作人员不得不尽量避开这样的信息,但主席仍然会主动追问悼念活动的进度细节,连悼词中“最亲密战友”之类的遣词都要亲自过问。
追悼会即将召开的前夜,张玉凤向主席询问——是不是亲自前往去送总理最后一程?主席只是伤感地看着自己已经几乎失去机能的腿,脚腕以下严重浮肿,已经连鞋子都穿不进去了,他说了一句“我也走不动了”。
十里长街送总理
总理的周围簇拥着前来送行的人,邓颖超整夜守灵、抱着骨灰盒回应来告别的人们;朱总也前来悼念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最后以一个军礼作为告别;郭沫若先生沉痛致哀,以“威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表达自己的哀思。
当时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首都街头随处可见面色凝重的人群,乘坐列车赶往北京的军人甚至会忍不住当众痛哭出声,在大大小小的悼念场所、纪念物前,人们默默地哽咽、流泪。
人们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做成横幅,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又默默地等候在长安街两侧,目送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火化。这就是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由于送行的人太多,原本按计划车速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的路程,足足在路上用去了一个半小时。这还是邓颖超担心天寒地冻大家容易感冒,于是多次催促、劝说的结果。
在56年那场“火葬倡议”活动中,周总理是第一批签名的人之一。在对身后事的安排上,他也早早定好了火葬的意愿。总理认为,火葬与传统土葬相比既节俭又环保,所以我们鼓励火葬。而如果身为总理却不能以身作则的话,又如何有说服力去动员别人呢?
作为多年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邓颖超比任何人都理解总理的这一用意。她坚持力主百分之百尊重总理的遗愿,将火化后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湖海。多年之后,当她需要为自己安排身后事时,她也选择了一样的方式。
两吟《枯树赋》
自总理病逝以来,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遭遇了巨大的打击:6月初突发心肌梗死,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然而好不容易进入7月,又有坏消息迎面而来一一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
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继离世,饱经苦难的国家又受到天灾侵袭,这一切都使他的精神与心境变得更加悲凉。张玉凤曾经回忆,在朱德委员长去世之后,主席又一次频繁地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念诵《枯树赋》来听。这背后折射出主席的心境变化,让工作人员感到很是不安。
如果只说是南北朝大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大部分人大概谈不上多么熟悉;但如果直接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知名度却要高得多。在这篇赋中,作者描写了一株树木由蓬勃茂盛到垂垂老矣的过程,树木不能抗拒生老病死的规则,人也同样如此。
更何况在这篇文章里,让树木饱经风霜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山河阻绝,飘零离别”的悲凉环境。在无法逃避的客观力量面前,哪怕是一生雄豪恣意、三度北伐的权臣桓温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朱德
我还记得早年在汉水南岸种下的柳树,当年枝叶幼嫩依依可爱;然而数年后再见到这棵树,它经历了雨雪风霜、早已是苍老凄凉的模样。树木尚且无法抵抗时光的戕伐,又何况是人呢?
这篇赋的文字充满了今昔相对、物是人非的感慨,显得有些过于悲凉。主席对它可以说是很熟悉的,但他并不经常主动提到这篇赋。就张玉凤的印象之中,也只记得主席提过两次,除了周朱逝世的这一次之外,另一次发生在51年,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之后。
这一次,张玉凤并非不能体会到主席心底的感受。张按照要求念诵这篇赋,念得很慢。毛主席微闭着眼睛静静地听,不打岔,仿佛在随着庾信的文字重新回顾自己的一生。等张玉凤念完两遍之后,主席忽然说:“你拿着书,我看看能不能背出来。”
张按要求拿着书核对,这位八十余岁的老人竟然真的就将这篇近六百字的文章背了出来!而此时,距离这位伟人自己病重不治的日子,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一面”的遗憾
多年之后,后世人们再来梳理这一年发生的旧事,既悲痛惋惜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过早离去,也不免遗憾这些曾经彼此扶持、走过战火岁月的战友,却有不少人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但其实,就在他们各自与病魔搏斗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疏漏对彼此的关心。就在总理作“最后一次政府报告”的四届人大之后,主席自己病势沉重,却也没忘了专程托人去了解周总理的病情。
此时周总理一边抓紧时间处理工作,一边见缝插针治病,已接受了两次手术、三次电烧的治疗。他亲笔致信向主席详述情况,并说明了自己的病因——肿瘤所在地,正是40年前沙窝会议后那场肝脓疡病的发病位置。
随后,毛主席批准了关于周总理的治疗方案。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中,毛主席走不动路、也不能用眼,却仍时时向工作人员问起细节,连每一次手术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了76年元旦,周总理的病痛已经非常剧烈,常常陷入长时间的昏迷。但等他清醒了,听广播听到毛主席发表了《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便让秘书去买来念。当他听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即使病痛剧烈也依然笑了起来。
结语
或许,在这样一群曾经并肩走过艰难险阻、覆地翻天的革命者之间,拘泥仪式上的到位与否已经意义不大了。
到今天,总理的骨灰早已深深融入祖国的大地,实现了他曾说过“给大地做肥料”的期望;而登月带回的月壤样品,也将部分放置在主席故乡的异地灾备点。作为后来者,我们也应当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以告慰新中国的缔造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