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七
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3]认为就连in spe[4]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5]与科赫[6]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7]。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8]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局的医院开办为止。县医师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没到三十岁。他身量高,头发黑,颧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异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平时脚穿高筒皮靴,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沿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却把别的职员叫做贵族,而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9]。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九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干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10]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11]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么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12]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13]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