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没多久,他就见识了一次光天化日下的抢劫:一名记者在报社门口被扯上一辆路过的车,钱被抢走,人被扔到镇街。
走南闯北的谭军波,在东莞学会了“打炮”这种酒场新玩法——一个高杯架在另一个高杯上,酒不溢出,谓之一炮。据说是虎门人受古炮台启发,创造了这种喝法。
然而酒风颇盛的东莞却没一条像样的酒吧街。“酒吧街老是起不来,说明这个城市是缺乏中间白领阶层的,讲小资情调的人少。这跟这个城市的杠铃型人口结构有关,不是土豪就是工人,是一座比较粗犷的城市。”谭军波说。
经济上的波动,似乎并未给百姓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人情氛围浓重的东莞,餐饮等服务业消费反而越发兴旺。“基本上,春节前一个月和中秋前一个月,每天晚上就是各单位或者朋友互请,没空自己吃饭。不间断地你请我一餐,我请你一顿。”谭军波说。
告别故乡的老人和新人
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女儿上大学后,徐野、余峤夫妇打算在老家开茶厂,却发现困难重重。
首先是跨界有门槛。从做工业到做农业,因循的关于标准、流水线和成本控制的思维方式没有用武之地,而在环境相对落后的产地建茶厂,要创立品牌,请设计师包装品牌形象,还要请业务员……一套下来,他们发现收益根本划不来,而且运气也不大好——茶叶品牌刚问世,正好迎来送礼消费的低潮。
更关键的是,老家的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让他们大感不适。在东莞,他们早已习惯了当地直来直去的做法,办事规则明确,要花的钱明码标价,从来不含糊。在东莞的一个村开厂,不认识村支书也没关系,而到了老家,就是另一套法则,从办营业执照开始,处处都要托人。
“申请个变压器也一直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拖这么久,需要给钱还是怎样他就不说,他就说还要‘研究一下’。”徐野说。
生活上也有诸多矛盾。这对川籍夫妻已经不大习惯吃辣,一吃就上火。逢年过节给红包,在东莞向来只包十几二十元,亲戚结婚包600元也会被嫌多;但在老家,动辄要上千元。
他们投了五六十万元,亏钱、亏时间、亏人情,只得抽身止损,准备回东莞试试做餐饮。
新疆作家丁燕在2011年初次来到东莞,在樟木头,她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条不是很宽的街道,中间行车,两旁是附近工厂下了班逛街的工人,商铺和摊贩沿街排开,叫卖不绝,大排档的烟火气飘在半空中。
当时年近四十的丁燕立即决定在此安家。她找了一家对年纪要求不严的小工厂打工,以便就近观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