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