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远见卓识,笔者是赞同的。
关于宝卷究竟在何时面世,学术界有三种看法。其一就是郑振铎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最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不然就是“宋或元”,最迟也不晚于“元末明初”。其二是李世瑜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是起于明末”。他著文批驳郑振铎先生,说“郑著中根据一段关于《香山宝卷》的传说和《销释真空宝卷》、《目连宝卷》两种钞本的写绘形式就断定了宝卷可能起于‘宋崇宁二年’,不然就是‘宋或元’,再不然就是‘元末明初’,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故断定“无生老母的崇拜是起于明末,无生老母是秘密宗教的中心崇拜,宝卷是秘密宗教的经典,所以也是起于明末。”[10]其三是车锡伦认为:“据现有文献看,宣卷产生于元代后期。它同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及白莲教的发展有关。已知最早的一部宝卷是北元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年)蒙元脱脱氏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11]车氏这一看法则是参酌了郑和李两位先生的意见,既有纪年宝卷为证,又把宝卷与“白莲教”(即李世瑜所称的秘密宗教)结合在一起,似乎更稳妥可靠。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还是前辈郑振铎先生的推测,最具有缜密的学术眼光。因为郑先生的推断,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唐宋俗文学史的研究,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出来的。在唐代,许多寺院里,流行着由和尚说唱佛经故事的“俗讲”,而“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12]“俗讲”在长安曾非常盛行。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记载,“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淑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13]而且,“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14]
用郑先生的话说,即:
“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号召一时的听众,而使之“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是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尝试![15]
这种为唐朝乃至五代广大民众喜闻乐见,颇为流行的“俗讲”“变文”,到了宋代却受到明令禁止。“从一些材料上证明,宋真宗时(988年-1022年),曾经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16]然而,变文公开遭禁,宫观寺庙不允许讲唱,可民间百姓依然喜欢这种讲唱形式。于是,在瓦子里(即市肆)便有模仿起和尚、道士讲唱佛道经典的故事和因果报应之类各色艺人出现,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后来的宝卷,就是由这类“讲经”、“说因缘”的手本演变而来。
用郑先生的话来讲: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里,也记录着:“‘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弹唱因缘,童道以下十一人。”这是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日,此风犹在。[17]
据此,郑振铎先生有据有理地作出了推断:“宝卷之于那时(宋崇宁二年)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以下依据本人的考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或者恰好就是历史真相。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至崇宁二年(1103年)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18]
据《宋史·蒋之奇列传》载:“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绍圣中,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责守汝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