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国军事现代化道路的先驱。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下,面临着“新”“旧”“中”“西”的冲突,孙中山选择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他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又认真研究西方兵法,特别是努力学习近现代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建军经验。在探索中国军事现代化道路的斗争实践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其中许多精辟论述,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冲破“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新篇章。孙中山在青年时代,就强烈地渴望把古老衰败的旧中国改造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渴望中国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期望,他主张以西方为楷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不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纲,阐述了自己的战争观。十月革命前,孙中山研究了大量西方军事理论和战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积极学习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许多军事思想,所采取的种种军事变革,都为了建立一支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能捍卫和发展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正规军队。孙中山根据自己对苏联革命经验的体会,下决心办黄埔军校,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体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逐步形成了孙中山先生那个时期比较完备的建军思想。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孙中山提出了全面建设陆、海、空军的思想。他特别重视近代海军的建设。认为“由于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势者,其国力常占优势。”他明确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的海军建设目标。孙中山还认为,随着近代世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步,国家领空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设空军。指出“飞行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应以之装备中国军队,建设一支近代化的航空队。后来他发出了“航空救国”的号召,要求国人努力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为了实现建设陆海空军的目标,孙中山提出了许多措施,发展我国的海军和空军。向西方国家购置各种海陆空新式武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学生,派遣青年军校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团,吸取外军建设的经验;依照现代化的先进标准,建筑军港、机场和要塞炮台。创建军事学校,形成培养现代军事干部的新摇篮,使中国军事教育制度发生了质的飞跃,是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的重大贡献。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具有现代战争思想和国民革命的精神的军事人才。孙中山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为前提,确立军事外交策略,孙中山的军事外交实践是极为艰难的,知其不易而为之,这恰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各国无不是以国家自身利益来权衡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孙中山说:“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孙中山一生倡导世界和平,对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1912年,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孙中山将“维护国际和平”定入其中。不仅强调中国将作为一支和平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且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建立亚洲大同盟的方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如何恰当地运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孙中山主张伐战与伐交相结合。他认为,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应首先诉诸外交方式加以解决;若外交手段已尽,方可及于战争;战争结束,复进入外交程序。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孙中山认为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因此,孙中山重视对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以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一力量的对外运用是积极防御的性质。孙中山历来重视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军事外交中其对舆论的重视程度,可从他历次与列强的军事外交尝试中体现出来。一方面,因为有着多年海外生涯,孙中山对西方国家体制中舆论的作用颇为了解,因此在军事外交中非常重视国外媒体的运用。无论是同盟会成立之时,还是国民党建立之时,孙中山总是及时将革命的主张、建国的理念尽早传递给西方民众,以期得到各国政府政治上和民众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适时运用国内媒体就国内问题所涉及的西方列强种种不端予以批驳,以唤起国内民众的觉醒、对三民主义的支持,从而对西方列强以及与其勾结在一起的政府造成舆论压力。在1890年代,孙中山同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等,俱以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来看待近代问题。至190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野知识界引入西方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倡导“民族主义救中国”,激荡“排满”思潮。1906年,孙中山对日人说出“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这样的话语,正是这股以“排满”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的产物。至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与“排满”思潮决裂。孙因现实需要(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自此之后,保有“满洲主权”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1920年,在对上海国民党人讲话时,孙氏的民族观再次进化。孙否定了自己辛亥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之说,转而倡导所有民族融和为一个中华民族:“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可惜的是,孙的这种民族观,并没有被历史继承下来。《挽刘道一》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这是孙中山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诗。诗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浏醴起义烈士刘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