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在小院门口合影。
蔡元培著作
【述往】
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界有位德高望重、领袖群伦的人物,被赞誉为“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他的外表看上去沉静如水,却着实引领了一代风气,影响及于思想、学术乃至政治领域。林语堂评论说:“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一生“亦学亦政”,仕途可谓顺遂,但多为清誉甚高的学官,少有官僚气派,人们更喜欢将他定位为“学界中人”。
蔡元培身上书生气颇重,他自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他追逐理想,但不得不面对现实。他热诚倡导美育,时人少有呼应;他力推“教育独立”,却一再碰壁,貌似功败垂成;他在最高学府践行“兼容并包”,效果彰显,后世对之竟也争议不断;他治理北大,着力点本在学术,收益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之议……理想与现实屡屡错位,蔡元培艰难地游走其间,却韧性十足,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内心追求,为后代留下亦实亦虚、似真似幻的精神遗存。
一
清季同光年间,浙东一带盛行宋明理学,蔡元培在20岁之前“最崇拜宋儒”。其家乡绍兴,受乡贤刘宗周(号蕺山)影响,“气节和理学的风气,深入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
蔡元培早年信守古训,注重修身养性,自考中秀才以后,始放胆自由读书。他自谓,最得益的是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这几部书,奠定了其文字、历史和思想观念的基础。在中举人之前的四年里,他到古越藏书楼的前身徐氏铸学斋读书、校书,得以博览,“学乃大进”。
蔡元培自述,此时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治经偏于大义,颇受乾嘉年间常州学派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风诸家的影响,曾经“油油然寝馈于其间”。而庄、刘、宋诸位专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义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之端绪,晚清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即师承此一学脉。
青年蔡元培曾经发愿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这一治学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似不无内在关联。
蔡氏长辈中应考科举的仅有一叔父,蔡元培是踏足科第走得最远的家族成员,其前期科考并非一帆风顺,但自23岁参加因光绪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中举,不到半年时间内,复行恩科会试,又考取贡士,两年后补行复试和殿试,中进士,点翰林,28岁时已升补翰林院编修。一时间,令江浙学子艳羡不已,举人吴稚晖、秀才罗振玉均在他们的忆述中有所表露,而会试主考翁同龢在日记中评价蔡元培为年少通经的“隽材”,在京做御史的同乡大学者李慈铭邀蔡兼任其子弟的课业教师,平日即住李家,多年后蔡元培主持《越缦堂日记》辑印事宜,渊源即始于此。
甲午惨败,震惊士林,传统士大夫纷纷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蔡元培在翰林院开始“恶补”声光化电等西学新知,其自况“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
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对清廷大感失望,毅然请长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进而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不过,他游学欧洲的夙愿始终不曾舍弃,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表白道:“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唯此游学一事耳。”为此,他甚至不惜“折节”返京销假,寻求翰林院外派机会。
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终于踏上欧洲大陆,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后进入莱比锡大学研修,在校六个学期,选听近四十门课程,从泛滥百家到后来“勉自收缩”学习范围,由哲学到伦理学,到美学,再集中于美术史,最终形成其美育观念。同期留学德国的顾孟余后来回忆:“蔡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值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分。”
饱读经书的东方学者,在西洋“云游问学”,虽博大而欠精深,但开阔了视野胸襟,则无可置疑。
这期间,蔡元培撰著的《中国伦理学史》、译述的《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等,作为学校教材,均具有一定的影响。显然,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使蔡元培确信东西文化融合乃大势所趋,不可违逆,这未始不是他后来催生新文化诸多努力的根由。
二
1911年冬,蔡元培回国,随后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先在南京,后到北京,总共任职半年时间。他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新颖而具个性,其中“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两项,透露出他特有的哲学背景。他手订《大学令》,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又亲自参加北大相关活动,以及选择范源濂为教育次长,且合作愉快,这些似乎都为他五年之后“强势”出掌最高学府埋下了伏笔。
1917年至1923年年初的六年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段经历,可谓他一生事业的顶端,也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典范时期。在他的引领和努力下,对于思想和学问的追求,开始抑制住往昔所谓“官僚养成所”的积习,学术探索和争鸣为这所最高学府注入了活力,焕发出生机。研讨高深学问,偏重于学理,推崇著述成果;鼓励个性生长,崇尚自主学习,引入选科和学分制;打破文理科界限,尝试通识教学设想,注重全才之培养;倡行教授治校,权责下移,力主教育家办教育。
这一系列举措渐次展开,蔡元培变革北大的成效始露端倪。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风气的转移,新文化新思潮即发轫于此。
蔡元培上任后,大力延揽“积学而热心的教员”,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相继来校任教,同时,像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有才学而观念保守的学者亦得任用和留聘。蔡元培选聘教师的标准,看重其学术造诣,其他尚属次要因素,因为他深感“人才至为难得”。文科之外,理科则新聘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何杰、翁文灏、朱家骅等。法科相继招聘了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周鲠生、王世杰等。加之留聘的知名学者诸如陈黻宸、陈汉章、康宝忠、沈尹默、马叙伦、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如此极一时之选的教师群体,构成蔡元培办学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他选择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主要看重其主编《新青年》杂志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他破格选聘并无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因为欣赏其所作《究元决疑论》一文显露出的印度哲学功底,而他请吴梅来校授课,则缘于赏识其在词曲方面的学力和才华。研治经学、造诣颇深的崔适,著有《春秋复始》等书,对《公羊春秋》详解有加,阐释甚明,蔡元培特意邀请他来校开设课程,讲述研究心得。素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罗振玉、王国维,因政见相异,与北大疏离,蔡元培连续数年诚邀,二人终于应允担任通信导师。
伴随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主张的各路学人们的到来,北大讲堂和校园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各类刊物和学术社团相继涌现。
《新青年》杂志几乎成为北大新派教师的同人刊物,而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康白情等青年学生创编和参与的《新潮》月刊,则大有“青胜于蓝”之势。信守传统文化价值的一些教师编印《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颇吸引了一批热心的师生参与其间。
在新旧两派之间持调和折中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段锡朋、许德珩、易家钺、黄日葵等北大学生组成《国民》杂志社,仍采用文言文,但持论呈中性色彩。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内的数十个学生社团相继展开各自活动,探索研究之风盛行。
蔡元培认为,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将自己的办学主旨总结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众家学说争鸣于大学之中,似相反而实相成。
蔡元培确信,在北大办学,是按“世界各大学之通例”行事,舍此,难有教育学术的进益。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家”的做法,希望读书人革除“专己守残之陋见”,因为“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而学术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非永远不相容。
三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的办学环境发生某些变化,学生“遇事生风”,教师罢教索薪,校政管理难度加大,学界期望“恢复五四以前的教育现状”,已难以做到。北大欧美派教授群体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升温,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如此,初来北大时揭明“不涉政事”的蔡元培亦如此。梁启超的旧“研究系”甚至期待与北大“清流”合组新党,虽为蔡元培所拒,但后来“好人政府”的出现,确系北大诸君的催生。蔡元培的最终辞离北大,冠以“不合作”,其实主要也是政治原因。
从初期一意办学,到后来分心涉政,看似缺乏定力,实则凸显了知识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摇摆与无奈。孙中山从“五四”学生运动中得到启悟,酝酿国民革命,而共产党人视该事件为新时代的开启。“五四”的政治成果反过来加倍放大了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功效,恐怕连他本人也是始料未及。不过,北大校庆之际,胡适、李大钊等频发冷静之言,强调提升学术地位和影响,方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