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以来,文化研究领域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对伯明翰学派的关注和研究也在不断升温。开阔视野,借鉴他山之石无疑是繁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但从近年来国内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看,还存在整体上把握不够深入,概念上笼统而模糊的问题,尤其是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内核-“大众文化”缺乏系统性理解,由此甚至导致两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大众文化”或被理解为积极的左翼政治的承载物,具有革命性潜能,或被理解为消极的右翼政治的寄生物,表征着庸俗文化的泛滥。
其实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物,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也是如此。要汲取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精华,扎实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必须从社会系统的高度来考察和理解“大众文化”。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着眼,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情境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运行方式着眼,大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具有辩证性特征;从社会系统的结构着眼,大众文化的呈现方式与发展趋势具有开放性特征。这三大特征从根本上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理解,且无一不反映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的紧密关联,无一不启示人们从现实出发,反思旧文化,创造新文化。
一、产生与发展的情境性特征
文化坐落于社会大系统中,无时无刻不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社会系统的环境因素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具有情境化特征,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展开,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其曾经拥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却消退了,从而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挑战。在国际上,苏联入侵阿富汗、东欧的变化,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事件发生,使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运动前景陷入了极大的迷茫之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虽然英国国内经济不断转好,但随着英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撤退,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加之社会混乱和道德秩序的失衡,出现了“愤怒的青年”的反叛思潮,表达出青年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不满,对前途的茫然失望,并由失望进而变为愤怒。随着美国商业文化的全面“入侵”,英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引起了有着深刻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关注,而英国传统文化利维斯主义显然无法承担这一重任,秉承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们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斥责和对逝去时光的惋惜。也是在这一阶段,左派知识分子通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