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社交网络和大数据验证,政府相关的信息资源众筹平台无法接入,查不到房产、地产甚至更详细的个人财产信息。就意味着众筹平台对众筹发起人身份无法百分百确定,意味着网络众筹的发起,很大程度只能靠发起人的道德自律。
谁也无法预测,有多少不张扬的伪贫困众筹者。
2019年11月,全国首例因网络求助引发的纠纷案件在北京宣判,筹款发起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
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筹款人通过不同平台筹款,每个平台都筹集到了钱,筹款总额就远大于所需费用。且筹款后孩子去世,筹款人将捐款作为自己的财产使用。
从目前行业的恶性竞争环境来看,形成联动机制,抵制多处、重复筹款暂时没有可能。筹款发起人视情况而定筹款金额的弊端也早已显现,但筹款额度的行业通用标准仍未形成。
这个故事最恶劣的是,筹款人在水滴筹到的钱基本没用,且其本身是北京拆迁户,家里有房,还有店面收租……
显然,靠道德或良知去维持网络众筹的真实性毫无效力。而作为行业老大的水滴筹都如此,其他中尾部平台又怎能让人相信。
另一流量来源网络互助也面临着重重危机。
此前银保监会给网络互助划的三条红线之一,就是网络互助不能沉淀资金池(资金池即平台储存用户资金的账户)。而除了蚂蚁金服旗下的相互宝,水滴互助、轻松互助都是预付费模式,即有资金池。
此前网络互助发布全国首个团体标准时,蚂蚁金服副总裁、保险事业群总裁尹铭说“把预付费的钱管理好,有托管制度也可以。”但水滴们的表现,是否具有管钱能力还要画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虎嗅曾在《一亿人的互保梦》分析过,现有网络互助的运行机制规定,参与人数少于一定数量后计划自动失效,因此不会有赔付不足的担忧。但相比保险较为完善的产品形态和监管,网络互助仍处在最初级的阶段,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成为最大风险。
相较网络众筹与网络互助,互联网保险的产品形态较为成熟。但与传统保险相比,基于线上渠道购买的保障性产品无法当面核保,也没有专业人员讲解购买须知等条款。而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的互联网保险其实际作用与消费者的认知存在偏差。
水滴创始人沈鹏曾说过,平台超过70%的用户来自三四五线城市。对于保险这种专业门槛较高的产品来说,“下沉市场”的用户理解这些专业条款难度不小。也就是说,这些保险一定程度上是无效或是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