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泽民的四句话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戚义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与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道,被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其时代背景、主要内涵、精神实质、重大意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不拟重复阐述这些内容,本文所要关注的是,江泽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是如何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并逐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为此,本文选取江泽民自己说过的四句话,从四个不同侧面来解读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需要、实践基础、政治考虑及其理论特色。
在作四个方面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先对“三个代表”作一些词源考察和概念澄清。笔者检阅《人民日报》发现,从2000年2月至2002年11月,对“三个代表”的表述还不是很规范,有的称为“‘三个代表’要求”,有的称为“‘三个代表’的论述”或“‘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有的称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或“‘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这些提法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提法的变化反映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历程和内涵的不断扩展过程。
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三个代表”具有狭义、广义、扩展义三个层次之分。最初在2000年2月,“三个代表”是作为三句话、“三个要求”提出来的,这是其狭义。后来在不断的阐释和丰富中发展为以三句话为核心的“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框架(以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为代表),并最终在十六大报告中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规范提法,这是其广义。党的十六大后,我们基本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集中概括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以中共中央宣传部2003年组织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刚要》为代表),这是其扩展义。江泽民在最初提出“三个代表”的几个月时间里,用的是其狭义,但之后大多是用的其广义,即围绕三个大的方面来深入阐释,支撑起一个理论框架。厘清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以下的讨论。

一、现实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我思考了近两年时间”

这句话出自《江泽民文选》第3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篇,是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讲的。此前,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此,他在8月31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七一讲话是中央经过长期的充分酝酿和准备而形成的,“我也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我思考了近两年时间。”[①]
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泽民酝酿提出“三个代表”的心路历程。从2001年8月往前推“近两年时间”,大概就是1999年底至2000年初这段时间。江泽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呢?这与他在“三讲”教育活动中对两大问题的思考有关。
1998年底,党中央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简称“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1999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进行了“三讲”。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三讲”的情况,在回顾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十年来的工作时说:“我们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②]
这两大问题,一个是从党的建设方面说的,重点关注怎样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说的,重点关注怎样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因此,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可以集中概括为一个问题,就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使党不变质、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同时又能够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事实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泽民也有这样集中为一个问题的概括。
正是带着对这两大问题(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思考,一个月后,江泽民来到广东。在出席茂名高州市“三讲”教育会议和在深圳、顺德、广州等地考察后,他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时间是2000年2月25日。
此后一段时间,江泽民在论述“三个代表”要求时,总是要提起对上述两大问题(有时合并为一个问题)的思考。如2000年5月14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说:“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③]6月20日,他在兰州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时又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使得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确保我们几千万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又能把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搞上去。”[④]这表明,从1999年年底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并且思考越来越深入。仔细阅读他在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重要文献,我们还可以发现:1999年4月“法轮功”问题的暴露、当时社会上一些人中存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2000年3月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在台湾选举中失利等等,这些因素也从反面进一步引发江泽民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深思。
以上回顾表明,江泽民在2000年2月提出“三个代表”要求,并在此后几个月内不断阐释,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这段时期对上述两个重大问题集中思考的结果,是在新的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现实迫切需要。从2月25日“三个代表”要求的第一次完整表述看,江泽民的思考不仅涉及党的宗旨性质,关注到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变化,而且也联系了党的全部历史。他的立论逻辑是:过去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靠的是“三个代表”;面向新的世纪,我们仍然必须始终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并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因此,“三个代表”的要求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要求和今后工作的指针。这就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深刻考虑和现实意义。

二、实践基础:“‘三个代表’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十三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

这句话出自《江泽民文选》第3卷《对十六大报告稿的几点意见》篇,是2002年9月1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起草组会议上讲的。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基础,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全部伟大实践。没有这13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艰辛探索的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不可能的。第二,“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也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升华。换言之,这13年的理论创新可以涵盖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之下,可以放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框架下来阐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这13年来我们党一系列理论创新的“点睛之笔”,为我们从整体上全面把握这些理论创新提供了一把“总钥匙”,打开了新视野。
这13年的探索我们也可以根据江泽民的上述两大思考,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党的建设。这两方面的探索都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
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策,将我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一系列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江泽民才能够“跃上葱茏四百旋”,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立论,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没有之前的探索基础,“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无源之水,既无历史前提,也无逻辑必要。反过来说,“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在廓清当时人们心中存在的一些迷雾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之前党中央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找到了一把“总钥匙”,并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从党的建设方面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按照邓小平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嘱托,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就强调:“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⑤]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⑥]全会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崭新命题。1995年11月,针对一些部门、地区和领域出现的消极腐败和混乱现象,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党的建设中要研究解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两大课题。1998年底开始进行的“三讲”教育活动,被视为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探索。也正是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江泽民才能够紧密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入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反过来也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总之,“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提出的,它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13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探索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征程上继续开拓创新的行动指南。

三、政治考虑:“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这句话同样出自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收入《江泽民文选》第3卷。这句话鲜明反映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高度的主观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
江泽民为什么要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什么要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原因就在于,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回答和解决。为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⑦]江泽民是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他觉得他应该“带头解放思想”,勇于对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创造性地作出新的回答。
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时点下,江泽民还有更深的一层考虑,就是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和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出发,江泽民决定在党的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员会。开好党的十六大,除了要进行人事组织上的准备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准备,这样十六大才有一个“魂”和“纲”,部署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时才能纲举目张。江泽民对这一点想得很深,他说:“我深感,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⑧]他回顾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认为这个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人们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而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也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工作创造的良好的条件。江泽民很有感慨地说:“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⑨]同样地,在世纪之交,面对一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些话如果江泽民不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展工作也会面临很多思想障碍。作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江泽民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个问题想得很深远,也很透彻,他说:“说要从政治上看问题、考虑问题,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考虑。”[⑩]
在2000年初到2002年秋的两年多时间内,从“三个代表”的要求,到“三个代表”的思想,再到党的十六大的规范表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深化和丰富,越来越得到全党的普遍接受、赞同和认可,掀起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高潮,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了道路。对此,江泽民感觉很欣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13年夙兴夜寐,13年乘风破浪,真可谓事非经过不知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此时,他感觉自己没有辜负当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全党同志的期望,尽到了自己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了却英雄业,余事付风波。十三年风云自留待历史评价,后来事自有后来人。

四、理论特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用三句话来集中表述,“目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鲜明地树立起党的思想理论旗帜”

这句话出自200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是江泽民2004年7月26日会见出席全军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验交流会代表时的讲话。为准确理解起见,我们不妨完整引用他的原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讲过。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就强调先进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用‘三句话’来集中表述它们,概括为‘三个代表’,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目的就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鲜明地树立起党的思想理论旗帜,以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掌握,更好地统一思想,万众一心地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而奋斗。”[11]笔者以为,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和理论张力,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