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人民主权原则本身是中性的,并不与某种具体的统治体制挂钩,无论是自由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和寡头制,甚至是极权主义体制,只要掌权者能让公众相信他们的职位来自民众的授予,就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不过,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情况。在美国革命一代的信念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同特定的政治价值和现实诉求联系在一起的,它只能是共和(民主)制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君主制、贵族制等体制之所以不能行之于美国,就是因为它们与人民主权原则不合。不妨说,人民主权说在历史过程中有三种形态:政治理论家所阐发的人民主权原则,统治者和谋求统治的人所利用的人民主权原则,以及普通民众所信奉的人民主权原则。三者的意义和作用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美国革命时期,由于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都极为活跃,因此三种形态的人民主权原则获得了较多的重叠,因之它直接指向的是保留民众参与渠道的政体和政治秩序,也就是共和主义框架中的代表制政体。
(24)戈登·伍德论及革命时期对人民主权的不同诠释,认为在观念上有一个把最高权力从立法机构向政府外转移的过程,到1780年代相信最高权力始终在人民手中的观念基本上成了共识。本文的讨论与他的说法有明显的不同(参见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第372~383页)。
(25)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5~126页;布赖恩·加斯滕:“代表制政府与人民主权”(Bryan Garsten,“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Popular Sovereignty”),伊恩·夏皮罗等编:《政治代表制》(Ian Shapiro,et al.,eds.,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8页。
(26)这次辩论的重要文献大多收入梅里尔·詹森编:《美国革命的小册子》(Merrill Jensen,ed.,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76),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布斯—梅里尔公司1967年版;伯纳德·贝林编:《美国革命的小册子》(Bernard Bailyn,ed.,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第1卷,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