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1996年10月,笔者从桂林回新加坡时途径香港,在港逗留数日。10月22日那天,香港东区裁判署审理一起案件。原告是香港皇家警察(其时香港尚未回归),被告是香港市民成伟邦。事缘一起请愿事件,成伟邦跟警察发生冲突,警方指成伟邦袭警、拒捕、骂人。警方的起诉书说,成伟邦当时用广东话骂了句:“拉我啦!契弟!” 审讯的法官是英国人,不知“契弟”是什么意思,于是翻阅英文诉状,“契弟”译成bugger(鸡奸者)。 律师盘问证人,不料为原告出庭供证的警察说“契弟”是bastard(杂种)。“嗯?‘契弟’到底是什么?”洋法官不由得纳闷起来,便问庭上的通译员,谁知通译员的翻译更加精彩。他告诉法官,叫“契弟”是指对方的妻子跟自己有染。 媒体的法庭记者事后描述说,法官听了通译员的的解释,脸上不禁露出了“有趣”的笑容。 公堂之上,一个“契弟”三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