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直指中国教育的瓶颈和软肋。在昨天举行的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上,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们试图求解钱老之问。然而,经过一番热烈讨论,求解终成了无解。寻觅答案的过程中,又生发出三个引人深思的疑问。
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
“‘钱学森之问’也许谈得太多了。”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习惯了语出惊人。在他看来,人才的答案不在人才本身,而是在文化上。如果我们不从骨子里审视自己,就好比鲁迅先生所说“提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要一夜之间捧回个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换一种方式提问,“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汪品先把钱老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了些:“去年,我去了趟西雅图科幻博物馆,当地人对于科幻的痴迷如同中国人迷恋武侠一般,这就是文化差异。”
事实上,“钱学森之问”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一样,都指向中国文化。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的印象里,来访的国外专家常常不理解中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中国科学家老喜欢打听别人在做什么,然后跟在后面学;我们则很关心别人不做什么,然后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试试呢?”
马俊如认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共性,不鼓励标新立异。科学家申请项目,如果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偏题、怪题,绝对通不过项目评审,更拿不到经费资助,“殊不知,基础研究常常是歪打正着。”
显然,在创新人才的成长中,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我们既不能躺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上自鸣得意,也不可妄自菲薄,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自信前行。”汪品先说,2006年,国家提出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他建议设立一台倒计时钟,时刻提醒国人,我们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
还能找到彻夜长谈的导师吗?
上海市教学名师、上海交大教授刘西拉于上世纪80年代,与钱学森有过一段交往。在他看来,有关杰出人才的问题,其实钱先生自己早有答案。
“那年我刚回国,钱先生请我吃饭,饭桌上谈的都是音乐。”刘西拉说,搞音乐一定要先学好“1+1=2”,而后才能干出“1+1≠2”的事,创新亦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教会学生“1+1=2”之后,如何让他们萌发出“1+1≠2”的灵感。
身为一名70岁的老教师,刘西拉明白教书要以学生为中心,也深谙因材施教之道。可如今似乎是倒过来了,“学生围着老师转,读着全国统一的教材。显然,我们把教育这个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简单‘线性化’了。”
席间,有听众感慨,进了大学后,感觉像被放了羊,除了上课,要见老师一面都难,怎么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与导师彻夜长谈?对此,刘西拉很是无奈。他直言不讳地说,以前在清华任教期间,一人带5名研究生;而现在,一个人要带10名博士生,“我根本无法保证与每个学生频繁地面对面交流”,只好用电子邮件沟通。为此,他戏称自己为“E-mail Professor(电子邮件教授)”。
发芽的土豆可以当作玩具吗?
世博会中国馆的儿童画廊里,观众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笔触老练、技法娴熟的儿童画作,《第一财经》资深主持人金瑜却发现,没有一幅画的思维方式能够超出大人们的想象。同样是孩子的创作,俄罗斯馆中的儿童画可谓是天马行空,孩子们以奇思妙想规划出了一座未来城市。
“我们的孩子在学大人写字,心中的好奇被应试和奥数扼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坦言,由于评价体系的偏离,学校不得不背负升学、就业、排名、得奖等教育以外的负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反倒被边缘化了。
吴启迪的一席话引起了不少“家长听众”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