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住院1年零7个月,邓小平来医院63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后的10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 一方面邓小平因为职务需要,他要经常来医院与周恩来谈工作,另一方面他与周恩来的感情很深,只要听到周恩来情况不好的消息,就会放下手里工作,赶到医院看望。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了。李先念就先后到过医院52次。周恩来临终时,他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领导人。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 邓小平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加之那天是他值班。秘书就将周恩来要见罗青长的要求报告给了张春桥。张春桥一听周恩来要见罗青长,不由分说一口拒绝,理由是周恩来已经病危,不能再见任何人了,更不要说谈工作了。 秘书放下电话,想了想,还是想帮助周恩来完成这个心愿,于是赶紧找邓小平“救驾”。 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当即在电话里就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秘书赶紧安排会见事宜。 尽管罗青长也十分意外这次召见,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周恩来总理病情好转了,不然怎么能找人谈话呢?但罗青长赶到医院,才知道他一路的期盼与高兴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当他走进病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恩来那张被大家所熟悉的俊朗面容,已被病魔折磨得完全变了形,他原先标准线条的身躯像缩了水一样,在被单下显得很瘦很单薄。罗青长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在病床前坐了下来,刚问了一声“总理好”,周恩来就歉意地对他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没等罗青长反应过来,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们都涌到跟前观察情况并开始抢救。罗青长只好退出病房,在旁边的小客厅等候周恩来清醒过来。这时罗青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难道总理真的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一想到周恩来这个时候还在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他的心像被刀割一般的疼痛。 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汇报时,周恩来不断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做了回答。他们这样的交谈不过才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打起精神,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罗青长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再次陷入了昏迷。 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词,周恩来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周恩来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12月份以后,周恩来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她知道周恩来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也十分担心邓小平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而当时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公开批评邓小平的搞整顿就是搞翻案,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是背后支持者,如果这时什么都念给周恩来听,对他的精神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可是,不给周恩来读报纸也不行啊。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恩来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让他受到刺激。 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 大家想想也只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骗”过精明的周恩来。 就这样,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间最长,对周恩来感情最深的工作人员,为让周恩来走得安心,他们不得不造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一直坚持到周恩来去世。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周恩来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痛苦。 最后一次手术后,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定,老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一天晚上,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张佐良大夫和张树迎说:“我的病就这样了,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我想回家,回那里再治疗……唉,出来两年多了,真想回去住住啊!” 很快,周恩来不再提回家的事情了。他一向严于律已,知道这个事情让医务人员为难,就打消了这个恋家的念头。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了,但这句话大家还是听懂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缩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大夫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病床边,见周恩来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30多次,脉搏虽然有90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佐良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于是按下事先准备好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铃声就是命令!主治医生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往周恩来的身边。谢荣教授来到后,立刻提出要给周恩来作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周恩来报告,征得他的同意。 张佐良弯下身子,将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佐良说着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佐良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谢荣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恩来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输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输氧、体外心脏按摩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好转。 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张佐良一直握住周恩来的右手,感觉到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60一下子到了40,没有几秒,掉到20,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脉搏也停止了。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