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炎黄春秋》蒯大富 口述 米鹤都 整理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文革初期蒯大富在一次大会上演讲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