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令《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通令要求国民“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剪辫”遂成为“革命”和“向新”的标志,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举国上下大兴“剪辫”之际,有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我行我素地留着一条长辫子。
王国维成为这股“逆流”的最大代言人。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据说王国维的夫人曾劝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联系他自沉前的那番话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难看出他的辫子具有一种为故国“招魂”的意味。
辜鸿铭,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夫子,终身拖着一条辫子。他说:“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头,各个民族看做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辜鸿铭视辫如命且美其名曰“这是我的护照!”并标榜自己是“老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