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 民歌流传于榆林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 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陕北 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 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陕北 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有人说陕北 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有人说陕北 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 民歌相继问世。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 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我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我市,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