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载其《反离骚》也说:“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如班固所言,《扬雄传》取自扬雄本人的《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底本“晋之杨”,不作“晋之扬”,晋国无扬地。扬雄先人的食采之地是“晋之杨”,实际就是古杨国——杨姓是以国为姓的产物。古杨国存在于两周时期。根据2016年洪洞坊堆——永宁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杨姞壶和“四十二年逑鼎”判断,古杨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中部,这就是扬雄说的“在河、汾之间”,即黄河与汾水之间。因此,子云的姓氏当以杨为正,而扬则是其先人为躲避仇家改姓入蜀的结果。《文选》卷四十载杨修《答临淄侯笺》有“今修家子云”之说,即以扬雄为其先人,如果子云姓扬,杨修就不会有这样的表述了。
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时杨、柳二字经常通用。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里杨、柳不分。梁元帝《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垂柳”就是“垂杨”。徐陵《折杨柳》:“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长杨即高柳,高柳即长杨,二者互文见义。汉代有长杨宫,扬雄曾作《长杨赋》,长杨是指连绵的柳树。汉朝还有五柞宫。扬雄《长杨赋》:“振师五柞,习马长杨。”扬雄《羽猎赋序》:“至长杨、五柞。”长杨宫、五柞宫都是扬雄亲历之地。故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宅”,可视为对五柞宫的套改,借以暗示传主是汉廷之人。
不仅如此。《淮南子·说林》“柳下惠见饴曰”一句下,《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许慎《淮南子注》曰:
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
展禽是柳下惠之名,因家中种植柳树并广施惠德而得名(一说柳下为地名,展禽食采于此,广施惠德),正是“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的隐文。这也强调了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因此,“五柳先生”的名号暗用的表达方式正是以柳代杨,“柳先生”就是“杨先生”。类似的例证还有柳如是,改“杨”姓为“柳”,初名杨影怜,后更名为柳隐。杜甫《可叹》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钱谦益号之曰“河东君”。那么,陶家住宅附近是否有柳树呢?答案是肯定的。陶诗:“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其五)“梅柳家门植。”(《蜡日》)皆是其例。但问题尚不止于此。“五柳先生”的“柳”还可能是“留”的谐音字。王维《老将行》:“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垂杨”就是柳。根据清人赵殿成的注释,柳是留的谐音,留通瘤。“左臂生柳”的典故见《庄子·至乐篇》。倘若此说不失之于穿凿的话,那么,“五柳先生”深层的隐文就是《汉书·扬雄传》所说的“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五柳者,五世各留一子也。据《责子》诗序,陶公有五子,由此五子上溯至陶侃(陶公曾祖),也恰好是五世。可知“五柳先生”的名号正表现了扬雄的以柳下惠自比,陶公又以扬雄自比的情况,史传所谓“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正是此意。而所谓“先生”者,在中古时期也可能是“雄”的合音字,“宅边有五柳树”的“树”也可能是“蜀”的谐音字(扬雄为蜀人)。姑志疑于此,以伺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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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五柳传》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实的部分是对扬雄的暗写,可称为虚中之实,貌似纯粹虚笔的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因为这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如陈寅恪所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柳如是别传》)“何许”是中古时期的习语。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又陶渊明《圣贤群辅录》:“求仲羊仲”条:“右二人不知何许人。”这一表述方式的远源是东汉赵歧的《三辅決录》:“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二人不知何许人,皆治车为业,时人谓之二仲。”(清张澍辑《三辅決录》)《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与子俨等疏》“但恨邻靡二仲”,皆用此典。而近源则是东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在《高士传》中,至少有石户之农、 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此三人并见陶渊明《扇上画赞》)、老商氏、东海隐者和汉滨老父者等9人的小传称“不知何许人也”。依据此类人物别传通例,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意味着所述之传主是古人,《五柳传》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是一种虚中之实。至于《五柳传》“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方式,则源于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故“亦不详其姓字”一句的隐文就是“大人先生盖老人也”,这位老人就是扬雄,这也是虚中之实。因此,《五柳传》开篇两句貌似缥缈的表述就绝非可有可无的废话。实际上,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文学迷雾”,其中暗含着充满善意和智慧的“文学诡计”。
当然,更为“奇幻”的是《五柳传》结尾的“赞曰”。这段文字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古列女传》卷二“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缊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彼美淑姬,可与寤言。”此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丛书集成初编》)
对这个故事,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四有专门的传写: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从来”二句,表达的就是《五柳传》“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的意思。但是,最令人回味的是,在《古列女传》中,居“鲁黔娄妻”故事之上的就是“柳下惠妻”的故事。《五柳传》既然突出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为何不用柳妻之言赞美传主,却偏偏用黔妻之言赞美传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为了回应《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表述,从而更充分地凸显传主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当然,这也与这种表述本来就出自扬雄本人之口这一事实分不开。而“柳下惠妻”的言论,主要是彰显夫君“忧民救乱”的美德,与黔娄的道德特征存在差异,既非扬雄之自比,自然也就与《五柳传》互不相属了。《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颜氏称陶公与黔娄和柳下惠“同尘”于既往之世,则是兼赅《五柳传》和《咏贫士》其四,可见他是深知“谁是五柳先生”的。
因此,《五柳传》所谓五柳之宅,本质上乃是道德之宅,是仁义之宅,是精神之宅。《世说新语·赏誉》第20条叙述在东吴灭亡后,吴中名士蔡洪赴洛,有人问“吴旧姓何如”,其答辞盛赞东吴诸君,有云:“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幙。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以玄”句,本于《长杨赋并序》:“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玄默”、“澹泊”乃是扬雄所推崇的清静无为的君主理想。“行仁”二句,本于《解嘲》。在“世异事变”(《解嘲》)中,只有“守德之宅”(《解嘲》)才能趋向永恒,趋向宁静。
显而易见,《五柳传》是由两套话语构成的:表层的晋人话语是陶渊明的,深层的汉人话语是扬雄的。两套话语互为表里,从而充分实现了陶公与扬子的精神对话。与古人对话是陶公的一贯追求。“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他不仅追寻古代高士的行迹,而且探求他们的心灵。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过去,未来也不会到来。他同古今一切高贵的灵魂对话。他用自己的意志和心灵去感受去扩张,去发现古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借助这种发现,他确认、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领域,建立起支撑自己生命的精神柱石;他也由此将自我置于历史的河流中,在历史性的永恒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找到立足于此生此世的存在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而在陶渊明努力探寻的古代贤者与先哲的人物谱系中,扬子无疑居于核心的位置。《五柳传》的创作,为陶公与扬子建立了深度的精神关联,并由扬子推进到柳下惠。
要之,陶渊明穿越了四百年的时光隧道,发现了扬雄,又在扬子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代道德典范柳下惠,最后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诠释和人生价值的界定。因此,就本质而言,我们可以把《五柳传》视为陶渊明的“精神自传”,其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五柳精神”。
谁是五柳先生?拥有“五柳精神”的人就是五柳先生!
(作者: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本文原载2017年9月13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