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森解释前一天的不靠谱:“说实话,我真的很忙,如果你恰巧碰到我有空,那是你运气好。”
当时正值穆斯林斋月,重庆大厦里人非常少,很多店铺都关着门。起初我惊讶于这座大厦几年内萧条至此,后来才明白数量众多的穆斯林下午都在祈祷或睡觉。迪克森几乎认识所有人,走在路上忙于和每个人打招呼,而他的朋友们对于有记者来采访他也习以为常。跟在他身后,重庆大厦好像完全变了样,没有人再向你兜售货品,不用担心往店铺里多看了两眼就被缠住不放,拍照时也不太遇到警惕的目光了。最后我们停在了一家食铺门口,老板很快搬来了椅子,因为迪克森的缘故,我们得以不花一分钱在那里坐上一个小时。

在重庆大厦里的一家食铺门口,迪克森讲述“非洲委员会”的工作和他的生活。

“我大概是 6 年前认识麦教授的,”迪克森说,“我们都叫他‘重庆大厦里的国王’。”在麦高登和大厦里的人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在每周六开设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课程,迪克森及其不少同伴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课程至今仍在继续。“我们知道麦教授在写一本关于重庆大厦的书,我们会在课上讨论书的内容,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了,而大陆的便宜商品是重庆大厦存在的重要基础,这多少影响了大厦近年来的人气,一些商人不得不寻找更廉价的货源地;另外,由于大陆对非洲的签证限制有所放宽,部分商人不必通过重庆大厦,可以直接去广东进货,这样既节省了费用,也省了时间;如果业主立法团继续提升大厦的环境和设施,其价格攀升也将导致非洲商人和南亚店主迁移。作为学者,麦高登看到了这些因素正在使重庆大厦这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变得脆弱,而他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低端全球化”在某些方面正是世界的未来。
和麦高登不同,迪克森几乎百分之百喜欢重庆大厦这几年的变化:管理更规范、卫生条件更好、更安全。他反复强调:“以前的重庆大厦不好,但是现在的重庆大厦是好的。”他还喜欢称现在的重庆大厦为“新的重庆大厦”,而且相信通过包括“非洲委员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努力,他的非洲同胞们会在香港过上更好的生活。重庆大厦作为非洲人的聚集地之一,当然也最好能有更为正面的形象。
迪克森的生活显然也在变得越来越好,他现在不仅不住在重庆大厦,也不像刚来香港时那样在大厦里购买生活必需品了。这有点讽刺,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