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放弃加达默尔所批评的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否就意味着连“原意”和“客观性”也要放弃呢?肯定“先见”、“权威”和“传统”在解释中的合理性,是否也意味着对它们可以采取无反省和无质疑的立场呢?说起来,“哲学解释学”并没有把“先见”完全正当化,也没有完全拒绝“客观性”。既然如此,它与“方法论解释学”的对立,是不是可以化解掉呢?何以方法论解释学又要对哲学解释学作出反批评呢?我希望站在中西解释学的视野之下,来考察一下中西解释学对“原意”、“先见”和“客观性”所持的基本立场,并希望提供一个积极的反思。 一 “原意”和“对象”的设定是否成立?
方法论解释学的一个基本设定,是肯定或者承认存在着一个解释的对象,相信文本具有意义或含义(mening)。由于这种意义是属于原作品或原作者所有,因此,肯定文本的意义或含义,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文本的本义(original meaning)和原意(original intention)。如赫施说:“一个本文具有着特定的含义,这特定的含义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