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 3 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到凌晨 5 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 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明朝最勤奋的皇帝应该是亡国君崇祯皇帝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崇祯雄心壮志,立志做个中兴之主,每日批改各 地周折到凌晨 1,2 点是很常见的,每日早朝必到.比明朝开国皇帝老朱还要勤奋,可是崇祯志大才疏,虽然勤奋但 是还是逃不了亡国的命运. 古人太阳下山就要回家睡觉,在有些朝代有宵禁,晚上不能出门,所以一般在酉时和戌时就上床了。而在寅 时(八小时是满足了的)就起床,趁天蒙蒙亮时开始务农工作,早朝那么早就是因为古人的作息时间跟现代 人不一样。此外,古人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四五点时一顿,下午四五点时一顿,这是跟农业习惯相适应的. 戏文中常说:朝臣代漏五更寒。意思是说,大臣们每天早上五更天就得上朝,等着朝见皇帝。五更天时天应 该还没亮,相当于现在几点钟呢?现代人上班,机关一般早上 8:00,商场一般 9:00,楼下卖包子的,天 不亮就上班了。古代的王公大臣四更天就得从被窝里爬出来,五更天以前就的乖乖地站在朝堂下等候皇帝临 朝,可见,那时候的王公大臣的日子也不咋地。我就纳闷儿了,皇帝老子为什么要把上班时间定得那么早呢? 他自己不是也睡不成懒觉了吗? 五更天相当于清晨的 5 点到 7 点,至少我知道在清朝的早朝时间是这样的(因为清朝的历任皇帝大都比较勤 奋) ,都要五更上朝,那时皇帝和大臣确实比较辛苦,有的家住的远的担心迟到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其实早朝 制度也不是绝对的, 要看皇帝自己是否亲政和勤勉。 最著名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 23 年没有上朝, 虽然他不来, 但是政务还要办,大臣们还是要来的,只不过我想时间可能不会那么早了。 九年教育,六岁苦读,今世进士尽是近视. 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 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还有,时间表也可能因为国家是在和平时期或处于危急状况而有所改变[1]。夏天的 时间表和冬天的时间表也会有季节性的差异。并且,即便正常的时间表也不能永远同样严格忠实地遵守。一 个懒惰的统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日夜不休地工作。记录这些变化,我 们可以开始描述讨论时间表的正常实施情形。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 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 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 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 日)[4]。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时期,官员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参考《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 15。 , [2] 例子见《汉书》卷 46,页 11 下;卷 50,页 12 上;又见《后汉书》卷 74,页 3 下。 [3] 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 123,页 37 下—38 上,载梁刘孝绰“旬假”诗;又载隋江总诗,起句是“洗沐 惟五日” 。江总原仕于陈,但这首诗可能在隋代时作。 [4] 《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 82,页 1518—1521; 《通制条格》卷 22,页 4 上。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 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 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 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 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 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 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 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3]。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 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页 351—353。 [2] 《说文》对“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定义“吏以铺时听事申旦政也” ,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参见《说文 解字诂林》第十四下,页 6643 下—6647 上。 [3] 《后汉书》卷 106,页 12 上。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 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 “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 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 ”张扶因此自 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1]。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 3 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 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 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 “世有思妇 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时期, 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 休假的制度 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 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 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 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 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 为 “休务” 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4]。 , 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 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5]。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汉书》卷 83,页 4 上—5 上。 [2] 《太平御览》卷 634,页 2 下。 [3]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 ,页 732—735。 [4] 《宋会要稿》 “职官”六十,页 4 上。 [5] 《通制条格》卷 22,页 4 上。 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1]。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 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 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2]。在这一段期 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 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 近亲的婚丧), 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 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 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 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 43,页 1235—1236;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 92,页 1 上—6 下。 [2] Derk Bodde,tr. ,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遗》 ,页 736—749。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 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1]。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2]。这些改变似 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 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 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