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期间,医生曾征询家属意见,询问要保小孩还是保大人,家属说要保大人。李青死亡后,家属进入产房,发现小孩也已死亡,整个产房地上流满血。由于被告拒绝提供李青病历资料,他们从那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得知李青入院前生命体征正常,胎儿的胎心也正常,入产房不久即死亡,胎儿亦胎死腹中。 他们认为,李青入院后,被告医务人员违反诊疗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医院规章制度,严重失职,未诊断或错误诊断死者的详细情况。入产房后又判断失误,错失最佳抢救时机,直接导致李青及婴儿死亡,应对该案的医疗事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他们请求判令汕头三医院赔偿4原告因医疗过错致李青及其婴儿死亡所造成的丧葬费、死亡赔丧金、精神损失费、停尸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195万余元,以及自2020年12月2日至火化时的停尸费(每日按100元/具计)等。 2019年8月6日,李青家人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告汕头三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 2020年11月19日,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称,李青系经产妇(孕3产2)、足月产等自身情况基础上,隐瞒孕2产2经产史,医方人工破膜促进宫缩、加速产程、增高子宫内压,引起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继发急性肺羊水栓塞,妊娠过敏反应综合征,导致急性循环呼吸衰竭死亡,应分别属于根本原因、诱因、协同中介原因、直接原因。 同时称,婴儿系宫内窘迫,双肺羊水吸入,急性循环呼吸衰竭,死胎,应分别属于协同根本原因、中介原因、直接原因,“医方对胎儿监控和处置方面的医疗过错、胎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应属于辅助原因。” 该院立案后,于2020年12月28日和2021年1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庭审时,作为汕头三医院的被告辩称,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那两名鉴定人均为法医,不具备妇产科专业知识,此案存在鉴定程序违法,那份鉴定意见书不能直接作为定案证据。 同时称,那份鉴定意见书确认的事实认定错误,有证据证明鉴定机构认为的医方责任的认定过高,请求法院不“以鉴代判”,依法调整责任比例,称他们不存在询问病史错误,不存在人工破膜处置过错。在婴儿案件中,他们认为不存在人工破膜等医疗过错,也不存在胎儿监控处置过错,“本案系产妇突发羊水栓塞,对于该紧急情况下的抢救措施,鉴定机构应充分考虑并降低过错评价标准,对医院予以免责。”他们称,“李青原发疾病与自身特殊体质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她的不配合诊疗是导致病情无法及时处置的介入因素,被告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该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事发当天下午李青到汕头三医院住院待产,生命体征和专科检查等均未见明显异常,当晚10时,该医院给她人工破膜,25分钟后她阵痛加剧,入产房待产,过了大约2分钟出现胸闷,喘不过气伴烦躁不安,抽搐,随即呼之不应,颜面青紫发绀。经抢救,她于当晚10:30心跳停止,经钳产娩出一女婴,10分钟后女婴被宣布死亡,李青经继续抢救无效,于当晚12时宣布死亡。 那么,婴儿在脱离母体之前是否已经死亡,她与李青在死亡时间上谁先谁后? 汕头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称,李青子宫体-宫颈内壁破裂,子宫内壁破损较重,应为多次经产妇的既往分娩产程的损伤、此次产程中医方不当的人工破膜后促进宫缩和加速第二产程及子宫内压迅速增高、人为外力施压助产、产钳助产操作、胎儿头盆不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既有产妇母体和胎儿的自身因素,又有人为外部因素,但因为病历资料不甚完善,难以精准判断。因缺乏产妇李青之女的胎体娩出前的胎心监控记录,难以确定胎儿死亡的具体时间,推断胎儿应早于产妇死亡。 法院认为,被告汕头三医院在对李青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汕头三医院系该案赔偿义务人,“综合考量实际情况,应由被告对该两人死亡的损害后果分别承担40%和60%的民事责任。” 法院称,由于汕头三医院的医疗过错等行为致使李青死亡,给她的4名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精神打击,该院酌情给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但认为李青娩出的女婴在娩出之前系死胎,该女婴不享有民事权利。 2021年1月21日,汕头市濠江区法院一审宣判称,汕头三医院赔偿李青家人经济损失49.4988余万元。 2月5日,死者李青的母亲曹女士伤心地说,因医院医疗过错导致两人死亡,认为该医院赔付过低,打算向汕头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