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国,朝廷为他设立了大型译场,让他主持进行译经、宣化工作,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难,寺院也趁机扩张势力,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直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隋唐两代,译经工作大多由国家主持,译经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超前代。不仅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中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前往印度游学。这一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都已经传入中国,这为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八个佛教宗派先后建立,分别是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后人称之为“八大宗派”,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日益成熟,已经脱胎于印度佛教而自成一体。随着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艺术更是繁荣昌盛。佛教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宋代以后北宋初期,改变了五代后周排斥佛教的态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这时,西域、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译经规模超过了唐代,但成就稍逊。在佛教宗派中,以禅宗中的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宋徽宗时(公元1101~1125年),由于他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使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时期,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禅宗、净土宗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于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而净土宗强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故能绵延相续,长远流传。佛教中国本土化在隋唐时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在两宋时期。宋代中叶,一些儒家学者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为武器,纷纷著书立说对佛教进行评判,欧阳修的《本论》、石介的《怪说》、孙复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对儒家学者的排斥,佛教则主张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辅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为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论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养和生活中对儒学也有所借鉴。此时,经过几次灭佛的打击,中国佛教僧人为了生存与复兴,逐渐抛弃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开始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靠拢,竭力变出世为入世,努力向朝廷与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风上则开始学习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作风,以求儒家学者的接纳。经过僧众的诸多努力,儒家学者加深了对佛教的接触与理解,并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加以排挤,汉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继续融合,逐渐走向世俗。明朝建立后,废除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特权,致力于对汉传佛教的整肃工作。明太祖时期,制定了严密的僧官、考试等制度,主要内容是将僧官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并将全国的僧尼编录成“周知板册”,借此来净化僧尼队伍。对于僧尼管理,朝廷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资格。明代末年,社会动荡,大量难民流往寺院,佛教开始出现复兴的气象。这时,禅宗临济宗的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台宗的藕益智旭四僧,进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张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平民的信仰,号称为“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初年,政府为了笼络蒙古和西藏,颇为尊崇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沿袭明代制度进行管理,对僧人和寺庙的管理更为严格,佛教日益衰败。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后,佛教在家弟子的势力逐渐崛起,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力。如彭绍声、杨文会等人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了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开始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