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三国演义》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它的成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例如儒教的仁义思想,佛教的色空思想,道教的自然无为等等。同时,《三国演义》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 前 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的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动荡且纷乱的环境下,群雄逐鹿的故事。它自成书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直到今天它仍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三国演义》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地理等等,被喻为是一部“政治、军事、地理百科全书”。历来的评论家都对《三国演义》有着极高的评价,甚至连日本作家吉川英治也说“《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之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1] 《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份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演义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历来的文学史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视为是“时代累积型”的作品,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作家独立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民间流传的过程,由一代一代的很多作者不断添枝加叶累积而成的,作者只是小说的最后写定者。[2] 尤其是《三国演义》,它的故事流传了自汉末三国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比《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故事都久。明人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对罗贯中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据正史,采小说,正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3] 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流传和积累,应该说关于三国的素材是非常丰富的。而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主要素材来源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正史系统,另一个是俗文学系统。 首先是正史系统。《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虽然有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虚构和想象,但同时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它必须受到历史的约束,即几本的历史轮廓、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历史人物等都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其参考的主要史书为晋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 另外,《三国演义》还借鉴了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 其次是俗文学系统。民间的三国故事在经过民间艺人不断的创作加工和演艺之后,变得更加得丰富多彩。因此,俗文学系统中的三国故事往往更加得生动形象。 隋朝的宫廷水上杂戏、唐朝的皮影戏等都对三国故事有所反应,唐宋诗词句中吟咏三国的也很多。北宋的时候,有专门讲说三国故事的说话艺术“说三分”。元代的时候,出现了一部长篇的讲史话本,叫《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中的故事内容,主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等都已粗具了《三国演义》的规模。金元时期以三国为题材的喜剧非常丰富,金代院本就有《赤壁鏖兵》、《刺董卓》、《骂吕布》等三国戏剧;元代三国题材杂剧超过 60 种,现在存 21种。这些戏剧大都生动形象,人物性格鲜明,且多以蜀汉人物为主人公,有很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 罗贯中正是在借鉴了各种历史资料,参考了各种通俗文化,再熔铸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才创作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不仅是罗贯中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国演义》吸收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尤其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 儒指的是春秋时孔子开创的学派,儒家又被成为儒学、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它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释指的是释教即佛教,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发展,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撞击融合,基本实现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贡献。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它与中华本土文化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道教流传广泛,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李唐时期曾上升为官方宗教。 一、《三国演义》与儒教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春秋时期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讲究忠孝节义,主张“德治”和“仁政”,崇尚“礼乐”和“中庸”之道。经过千年的流传,它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心中。《三国演义》体现出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伟大精神正是对中国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再现。 例如,孟子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代表着团结,团结代表着力量。演义中表现“人和”精神的地方有很多,例如演义第六十 七回“张辽威震逍遥津”, 就是张辽阵营团结协作的结果;第七十一回赵子龙“汉水之战”的最终胜利,就是黄忠、子龙、张著等人密切配合,齐心努力的结果。 儒家的入世精神体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三国是一个动乱的豪杰并起,英雄逐鹿的年代,英雄们怀着建功立业的大志,在沙场飞扬着生命的壮歌。如周瑜就有“大丈夫处世,从事于人,不能立功建业,甘与腐物同尽,真可愧也”的豪言;赵云也有“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的壮心。三国的英雄就是奋斗进取的英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典范。 又如孟子有“威武不能屈”之说,这是一种视死如归,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是“只可杀,不可辱”人格尊严,它深深得鼓舞着一代代的英雄儿女。演义中多少英雄演绎着他们这种不屈的性格和视死如归的豪情,这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在《孟子·告子下》中,有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老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经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而能经受住各种磨难的必定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意志。就连曹操,他的英雄品格和坚毅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4] 张振军先生曾这样感叹:“……但灵魂和意志又是如此强大和坚强。”[5] 《三国演义》就有那么一群仁人志士,他们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磨难不妥协,知难而进,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华丽篇章。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是孔子提出来的,后来孟子将其延伸为“仁、义、礼、智”,最后由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常”。它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同时也 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三国演义》成功的吸收了“五常”的精髓,特别是对仁和义思想的传承。下面就来讲讲《三国演义》对仁和义的传承和发展。 (一)《三国演义》的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仁的核心是爱人。仁字从人从二,有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所以它的基本涵义指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仁政说”的核心就是“民贵君轻”。这样把仁和政联系在一起,即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施行王道,使政治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仁政”、“爱民”、“民为本”历来为人们誉为“德政”“美政”而予以肯定。[6] 毋庸置疑,演义中仁的最突出代表就是刘备,并且书中以“尊刘反曹”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呈现。演义中的刘备不但“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而且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贤君”形象出现,作者为了表现刘备这一形象,几近夸张的描写,以至于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评价。当太史慈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后,刘备“乃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刘备与孔融素不相识,而能急人之所急,果是“仁德之人”也。在刘关张到安喜县就任后,“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而当“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之时,五六十个老人“皆来苦告”,可见一个爱民的好官多么受老百姓爱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征讨荆州之时,刘备携民渡江,“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而曹操是作为刘备的一个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演义第六十回中,刘备把自己有和曹操作了对比,他是这样说的: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 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在里面只用了六个简洁精炼的字,便把曹操和自己不同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泾渭分明。[7] 作者贬曹,贬的就是曹操的残暴,即不仁。曹操报父仇兴兵之时,“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性屠戮,以雪父仇”,以一人之私而迁怒于百姓,苍生何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诛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连已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不放过,手段何其残忍。可见演义中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要有爱民之心。是故:在汉室不仁的情况下,黄巾起义一爆发,百姓就“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当“董卓尸首,号令通衢”之时,“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书中流露出的这种“仁政”“家天下”的思想精神在我们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二)《三国演义》的义 义。义在古代社会,是全社会所崇尚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三国演义》所竭力宣扬的重要内容。[8] “义”有大义和小义之分,小义即所谓君子之义,大义即所谓“上报国家,下安黎明”之义。而古往今来,都不乏一些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壮举。如,文天祥为保卫国家而英勇就义,写诗一首:孔曰成仁,孟子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是一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豪迈。苏武被扣押在匈奴后,“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始终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这是一种坚守民族气节的傲气。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刺秦王而壮烈牺牲,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壮志。又如专诸之刺王僚,豫让之为智伯报仇等等,一批批英雄书写着舍生取义的华美篇章,一代代的英雄演绎这不朽的佳话。通常“义”也往往和“忠”联系在一起。忠义之人往往成为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歌颂的对象,而不忠不义之人自然要受到社会的唾弃和鄙视。 罗贯中传承了这种观念,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的“忠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关羽。在《三国志》中,描写关羽“有国士之风”,讲义气,在小说里,关羽的“义”得到了强化,罗贯中不仅不遗余力地描写他的种种义举,而且盛赞他“以重如山” [9] 。毛宗岗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说中更是激情满怀地说“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10] 被其父子誉为“三绝”中的“义绝”。这是由于《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忠义这一形象不遗余力的塑造,关羽从古至今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崇拜。在中国古代如此多的名人之中,被冠以“圣人”者,只有“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关羽还在各个领域被化为神仙,救世主,为后人敬仰和供奉着。在关羽身上既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义,又有仁人志士的大义。当曹操败走华容之时,关羽“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宁愿背负军令状的处罚,“义释曹操”,这就是关羽的“恩怨分明、信义素著”。当刘关张被曹操打散,曹操派张辽对关羽进行劝降的时候,关羽在屯土山上提出了投降的“三约”:“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公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约三事”既体现了关羽对刘备的忠心耿耿,同时其中的“降汉不降曹”也体现了关羽忠于国家的大义。而当曹操对关羽倍加殷勤想留住关羽的时候,关羽却时刻“身在曹营心在汉”,舍弃富贵,千里迢迢,跨赤兔,携兄嫂,过五关斩六将,“随兄知道天涯边”,如此忠肝义胆让人感动。当然,除了关羽,演义中也塑造了不少忠义的形象。袁绍手下沮授“为曹军所获”却“乃于营中盗马,欲归袁氏”,“操怒,乃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事后曹操叹曰:“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厚礼殡殓,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曹操围邺之时,审配坚守城池, 后来他的侄子审荣开门迎敌,审配死战,被徐晃所擒,但是拒不投降,北跪受刑,引颈就刃。董卓专横跋扈,独揽朝政之时,忠臣伍孚独自行刺董卓,失败之时,“骂不绝口”,毅然赴死,诗赞其“冲天豪气世间无”。演义中一批批忠义之人,忠义之事,在今天的我们开来,仍不乏其积极进步意义。 二、《三国演义》与佛教文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汉末三国时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战争频繁,生灵涂炭,百姓和士人饱受侵害,这样黑暗的环境,正是儒家以外思想传播的好时机,而佛教的各种学说,比如因果报应说、彼岸说等,这种学说在当时的环境中适应了正在遭受苦难的百姓和士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精神上的摆脱道路。因此佛教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流传比东汉时期要广。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元末明初的时候,佛教基本已经融入了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佛教已经具有中国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作者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涉及佛教的内容相对于儒教和道教较少,但对小说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 (一)佛教的色空思想观 “色空”观是佛教的哲学观点,“佛家认为各种现象都是“因缘合成,缘合即起,缘散即了,本性是空”,“色镜”无常形,刹那生灭.”《维摩经》就有“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之说,《般若罗波蜜心经》更是概括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