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父亲离开我们的第23个年头,可有关他的很多事情却历历在目。 我的父亲叫武超玄,1913年出生于交城县西汾阳村,就读于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山西省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后又被同济大学选送德国深造,当时学校还给老家寄来了喜报。 可是,“12·8”事变后,父亲担忧家人,就中断了留学,返回了老家,在交城东关北巷开设了“安生医院”谋生,这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父亲看病不管穷富、不管远近、随叫随到。不仅坐诊,他还经常上交城山、古交山等地给病人看病,都是很早进山,很晚才回来,有好几次都遇到过狼。 那时,有许多穷苦人没钱看病,父亲就免费送医送药,那些病人都管父亲叫“菩萨医生”。 当时,父亲在县城是知名人士,有声望。伪政府想聘父亲出任伪职,被父亲断然拒绝。 父亲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不顾个人安危,以看病名义给地下党送药、送日用品。 解放后,父亲在太原市南城区人民医院任主治医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得了急病,肚子疼的不能走路,被两个人抬来,父亲一检查,确诊是尿结石,赶紧用药打针。第二天,他就尿出了许多碎石头,肚子不疼了。为了表达感谢,走时还给我家挑了两桶水。 还有老家一个小女孩,出麻疹得了合并性肺炎,已经昏迷不醒,家里都准备后事了,经过我父亲的抢救,这个孩子奇迹般康复了。 我们街坊胡大爷有肺气肿,每天晚上喘不上气来,半夜经常让他的老伴儿叫我父亲过去看病,有好几次父亲还在发烧,仍强打精神去救治病人……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那时,山大一院和省人民医院遇到疑难杂症,也经常请父亲去会诊。当时这些大医院想请他过去,但他留恋老环境、老同事,就一直留在南城区医院。 父亲不管多忙多累,每天坚持学习,他有记笔记、记病历的习惯,手抄笔记本有十几本。为了掌握新的治疗手段,他还订了医学杂志。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是在大人的脚底下睡着长大的,因为我们家经常住着老家来看病的人,而且一来就是一家子。 当时,我家只有两小间房子,母亲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的人,她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照顾着所有的人。他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年年如此,都是愁眉苦脸地来、高高兴兴地走。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母亲心脏不太好,都是由父亲给母亲配药吃,每天他把各种药都放在母亲的手中,再把晾好的水递给母亲,一直看着母亲把药吃下去。 父亲非常尊重人,我爱人是一个普通工人,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我家,父亲双手端着荼水递到我爱人手中……我爱人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幕。 1979年,人们终于盼来了涨工资,但那次涨工资的名额有限。父亲工作突出,是涨工资榜上的第一个名字,但父亲坚持把自己的名额让出去…… 1983年,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医院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可医院又需要父亲,就让父亲根据身体情况上班。但父亲和从前一样,照样是早来晚归。有几次,他发烧到三十八度多,站都站不稳了,还要去上班,谁也劝不住。他心里还惦记着几个重病号。 1984年,父亲病倒了,得了骨癌,而且是晚期。在病床上,他只待了59天便走了。就是在住院的一个多月里,还在给病人看病,他的心里永远装着的是病人。 父亲服务人民,人民也记住了他,交城县志的人物志里,父亲的事迹被记录在册…… 父亲这一生虽然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用自身的行动为我们培育出了厚重的家风——儿女们都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认认真真生活。 (武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