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他已经被关在第六病室了,还怕被抓到哪里?所谓被虐狂是怎么造成的?若人类善良聪明一点,强者不再剥削欺负弱者,天下还会有被虐狂吗?
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他善良、公正、有理想,可下场却是被关进第六病室。残忍、贪婪、麻木的人,反而在外面无拘无束地生活。到底什么是病人?
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
有点苏格拉底的意思。
这样看来,社会还是进步了,因为他只落得坐牢,苏格拉底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勇敢的人啊,醒醒吧!不要等到审判的那天,满面羞愧才是!
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他像一只受伤可怜的小动物,谁也不相信,与世界为敌。只有温暖的善心才能融化人心中的寒冰,可是他能得到吗?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七描述了一个洞穴:
洞穴里有一批人被锁链绑住,面对洞壁坐着,动弹不得。他们身后远处燃烧着一团火。由于只能看见洞壁,他们便把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影子,当作事物真实的样子。某天,其中一个人被松了绑,带到火前面。他还没适应火光,又被硬拉着走出了洞穴,眼睛被太阳的光芒照得看不见东西。之后他渐渐看清了日月星辰,天地万物……他回到洞穴,想带其他人出来,由于眼睛一时适应不了黑暗,又看不见东西。那些人嘲笑他,把他当作疯子,对于想拉他们出去的他感到愤怒,甚至要打死他……
伊万也被当成了疯子。到底什么是疯子?
安德烈此时还不知道:这个被他称为疯子的伊万,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
一时语塞……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个大点的第六病室?
也许人生的真谛不在于外界物质、此生追求,但眼下要先打破这间病室出去,因为不公平。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
安德烈不无理想信念,可是没有能力坚持。
他缺乏古塞夫里巴威尔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
“僧侣。我父亲是个正直的教士。他对达官贵人总是有话直说,为此吃过很多苦头。”
巴威尔·伊凡内奇讲得疲乏,喘气了,可是依旧说下去:
“是啊,我总是对人有话直说。……我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我一看见专横就抗议,一看见假仁假义和伪君子就抗议,一看见得意洋洋的卑鄙小人就抗议。任什么也不能压倒我,就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堵不住我的嘴。对了。……”
安德烈与巴威尔都秉性正直,可是行为方式却迥然不同。巴威尔跟父亲一样有话直说,哪怕明知要吃苦头。安德烈在信仰上向父亲低了头,自此处处低头,有口难言。
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
痛苦有可能产生智慧,这话不假,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智慧的目的不就是离苦吗?即使没有痛苦,宗教和哲学依然是人的永恒归宿,因为众生皆苦,而人有慈悲。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安德烈年轻时想当个教士,喜爱智慧,可是迫于医师父亲的反对,当了医师,后果可想而知。身为医师,看得见身体的疾病,却看不见思想的毒瘤。父母的愚昧偏见,毁了孩子,也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