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sen 在全球城市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全球城市的发展将越来越脱离所在的区域,与区域中的其它城市的联系逐渐减弱,而与其它全球城市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而北京作为一个全球城市的崛起与这个理论假设越来越吻合。在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背景之下,新的信息技术、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的飞跃,使得北京城市发展需要的资本、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不再特别依赖京津冀区域内部,如何与上海、香港等国内领先城市,以及伦敦、纽约和巴黎等全球城市互动,吸引高端的科技精英、金融人才,提升北京的全球竞争力才是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因此,就不难理解北京与河北发展形成的断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了。
上海研究的先驱学者罗兹 墨菲,虽曾在 1953 年把他的著作命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但20 年后他对中国城市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可能性却表示悲观。“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从来没有被真正整合进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风景之中。因而,他认为这些城市对中国发展的实质性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网络资源: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这句话来形容近代上海的角色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事实,但是用来概述当下的京津冀关系却恰如其分。
三、 京津关系:从唇亡齿寒到恶性竞争再到协同发展
在历史上京津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 年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 年8月,英法联军 18000 人,进占天津,扬言毁掉紫禁城,咸丰皇帝逃亡避暑山庄避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1900 年,联军攻陷大沽口,进而由天津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西逃。
1949 年之后,京津原有的关系被打破,中央规划把北京建成莫斯科式的综合性的首都,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天津毗邻北京,北京利用首都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教育资源,产生 “大树底下无大树” 的现象。京津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例如 90 年代中期北京的重工业的比重一度超过沈阳,工业总产值也曾经超过天津。在寻找出海口的问题上,北京也是绞尽脑汁,试图避开天津,例如合并秦皇岛的方案,与唐山建设京唐港,杀鸡取卵吞并塘沽区等等。
京津的关系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出现转折。2003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启动,充分享受国企改革的红利和中国入世的优势,以筹备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发展服务业。2014 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 80%,服务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一,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与此同时,天津的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增长,并利用北京的研发和人才,形成了独特的先进制造业优势。
四、跳出天津看京津关系
纵观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城市体系一旦形成,除非政治和军事变动,在一定时期内都将保持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大全球城市领衔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因此,天津很难在这样的城市格局下成为真正的一线城市。但是抛弃传统的行政区划思维,跳出天津看天津,天津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