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特色且社会人情复杂的国度,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工矿企业,将可用人员抽调,派去用人单位,借用一段时间,搞一些专门的工作或是应付社会上应急的活动,这在我早期上班阶段是常有的事情。一般抽调人员都是上边从基层部门抽人,用人单位不负担薪水和加班费的,顶多给所用之人一定的补贴发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大锅饭制度发薪水的年代,上级主管机构很乐于从基层抽人,这样,有忙不过来的活可以借充实人员尽力完成;同时还不用付工资和加班费,此乃一举两得。当然,很多时候,被抽调人员在得到单位的领导通知其于某日到某些特定部门报到、参与其借调工作时,肯定得到了领导的承诺:借调工作期间,工资照发,奖金照领,福利待遇不会减少。否则,没人愿意被人借调到别的单位或部门工作了。
当然,目前的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人被借调到某些部门工作的情况渐渐减少了,尤其是一借调就是用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工作,个中出现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至少中央发文在这方面在做减法工作。
然而,社会上的一些共有性政治倾向活动,还是免不了从各单位抽人来完成,比如全国性的人口普查或经济普查工作,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等等,这类工作,还得有人被抽调出来完成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某个人可以更改的事实。
还得指出的是,被抽调出去工作倒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到了借调单位了解了人家那里的风土人情或者获得了某些福利、参与一些特殊活动,对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是有好处的。甚至有人就借此机会留在了借调单位,我们通常称之为“调了过去”,把工作关系转了过来,这也是常有的事情。甚至有些主管部门想要某一个人,不管是出于他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也好、还是说他“路子硬”已上下沟通好了等原因,总之,借调过来试用一段时间是常用的套路,这是人事制度上认可的所谓规则,往往被用之人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最终被人家认可就调了过去。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一般来说,从单位抽人到借调单位,被抽调人员往往是正处于边边角角岗位或其岗位可以由其他人暂时接管阶段。但不能据此说明,被抽调者在单位工作不优秀或不努力,只能说各个岗位的重要性不同。
我从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到一九九零年年底参与当年的区换届选举工作,期间曾被两三个部门借调,现在想想都可以当笑谈讲了。但有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可能那几年的人生经历恰好锻炼了我的为人处世之哲学妙法,让我有机会参与了包括基层街道、区检察院、甚至是区人大的工作,这之中了解了很多以前从未了解过的事情,跨部门跨行业地接触到各种工作,其中增长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从这点上讲,坏事变成了好事,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第一次借调工作从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说起
全国性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从一九八二年的四五月间开始的。那会儿,我和刘红军随三转桥办公的崇建公司设备科已搬迁到了左安门新的办公大楼办公。科里主要人员随科长贾明占居着办公大楼二层东头一间朝阳的大屋,他们各就各位忙着自己的各自的那摊活儿,闲时可以有说有笑地扯些个话题聊一聊。大屋里,科长贾明加上其他人一共就五个人办公,跟在平房时办公环境差不多。我和刘红军在科长斜对面的背阴一间小屋办公,我俩没事看看书,有时也聊一些个故事性强的话题。比如有一次,刘红军一早上班来时就聊到了他头天晩上遇到的事儿,那晚他鬼使神差般不知是怎么的就跑到了右安门那边,说是参加一个什么摄影讲座活动,但他听着听着觉得没啥兴趣了,就半截撤了,在马路对面等公交车准备回家。那时赶上了下班高峰时间,公交站等车的人已越来越多了。那会儿的公交车晚到是常有的事,一会儿,来了一辆公交车,刘红军看好了是可以乘坐的某路公交车随着大家挤了过去。他是挤在最后的一拨人。在车门刚好可以关上的时间节点,他费了好大的劲挤上了公交车,可能是过程中用力过猛碰到了身边的一个猛士,他和刘红军在言语上发生了口角,他嫌刘红军在身体接触上“过于亲近”,拉扯太多。后来,二人索性都下了车,先把事情讲清楚,北京人讲话要练巴练巴。那小子甭看一米八的个头,挺猛的,还真未必能练的过刘红军。刘红军在怀柔乡下插队时就是个出了名的小玩闹。
后来,车站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当那个猛士再磨磨唧唧的说刘红军挤公交时老和他拉拉扯扯的时候,刘红军猛地蹦出的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我挤你,我挤……我喜欢你我才抱你呢,知道吗,我怎么不碰别人呀!咱俩好我才摸你抓你的……”
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式,玩皮幽默风趣地通过这句话体现了出来。到后来,和他较劲的人自觉没劲了,二人没动手打起来,再来公交车都上了车各奔各的目的地了。
那个阶段的我可能在设备科比刘红军多少有一摊事做,我还管着三转桥库房的设备,而本身是司机的刘红军没有车开,那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年月的大货车司机是稀有工种,不像现在,任谁都可能考个本。
我经历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从一九八二年四月到八月,大概四个多月。那会儿区里要抽人很简单,上边写个什么东西发下来到公司,公司再按要求由办公室通知到科室,因是临时性工作,我们习惯性地叫“帮忙”,可能大楼里人家看就我和刘红军最轻闲,所以,公司办公室跟头打声招呼就找科长贾明要人了。老贾整天忙着他恢复党籍的事,写材料呀找证人的,要说我和刘红军当中抽一个人,那他肯定抽我去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了。
那会儿的我连以工代干的身份都不是。后来我去公司办的旅馆工作才转的以工代干身份。
本来我以为去区里的临时机构帮个忙,也就是一个多月的事,哪曾想,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一干干了四个多月,几乎是我们当时被抽调人员干的最长的一批人了。
那个时期京城的大街小巷你放眼望去,到处贴着宣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重要意义的海报或是标语。我后来去参加短期培训才弄明白,我们国家的前两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工作,都是在“文革”前搞的。按说,一个泱泱大国,每隔一定的年头就应该搞一下人口普查,也包括以后搞的经济普查。当年的人口普查表要填十九大项,其主要数据汇总起来,为上层摸清家底、了解底数,更好地制定政策、发展经济是大有益处的。只可惜,我们曾走过一段偏向走政治(抓阶级斗争)的弯路,把大好的时光用于人和人内斗上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东西荒废掉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参加的这次人口普查工作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在经过了区里较为短期的岗前培训之后,我被分到了东花市街道辖区的人口普查点开展工作,而且和当时基层部门抽上来的几名干部一起作为普查指导员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我记得我们当中有各个行业的成员,比如工厂的车间老师傅、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医院的护士等等。我们在当年的七月一号正式全国普查之前,先得自身了解政策、熟悉普查表和汇总报表的各项内容,业务知识方面得过硬。同时,在区里成立的人口普查临时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配合街道办事处开展从各单位抽人做好普查员正式上岗工作。那会儿的普查入户工作一但开始,每名普查指导员要负责三到五名普查员日常入户调查的指导工作。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胸前佩戴的红牌牌是不一样的。
沿着东花市大街,我曾和一位老李同志走访沿街商户,向不同行业的部门负责人谈普查人口工作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我们地区普查小组抽调普查员。那时候的对公单位多数还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党性原则也很强,多数单位都能以大局为重,从各自单位抽出一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与普查员工作。
当年的东花市街道办事处孤独的一栋办公楼存在于东花市下头条胡同的平房区里,若干年以后我再到那一片走访,守在路口的平房院拆了一大片,连办事处的办公地点都改换了地方,以前的胡同模样已全变了样。我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和他们居民科的人都混熟了,我记得一些个三十郎当岁到四十初头的同志,管理着基层居委会的工作,每天定时定点的到下面开展繁杂的百姓活动。他们出行都是骑着自行车,无冬立夏的,要说也挺辛苦的。当时的居委会办公环境、软硬件条件肯定没有现在好。很多居委会就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工作。
这些个以女性为主的居委会主任里居然还有个三十多岁的男性主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那时住家在西城,每天骑着车过来上班,中午休息时常吃自己带的饭。当时热饭就是拿到院门口一个二层简易房食堂,随大师傅热饭时一起熥一下。
那个简易食堂我在那儿也吃过饭,饭菜水平不敢恭维,当年花块八毛的钱简单吃过了完事。
后来有人向我介绍,那个经常带饭的居委会男主任,他的父亲还是区里边副区级的干部呢。至于他姓刘姓李,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我当时就想,他的家人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加强锻炼,也是够伟大的。
在炎炎夏日之时,我们和他们街道人员挤在一个大屋办公,仅有的一台电风扇吹着,汗水还是经常湿透衣襟。我有时都觉得太憋闷了,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既细微又复杂工作的居民科的人员,他们的内心肯定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想法。
一次,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就当着我们被抽调人员的面发起了牢骚,她说的话的意思我明白,居委会的工作叫做:上面万条线,底下一根针,什么屁大的事都要通过居委会来贯彻落实,搁谁也得有想法。但后来,这位大姐也能自己释放压力。她和我们说,你看人家老董,一个正团级干部转业到地方,当副主任使,接触的全是百姓琐事,人家整天乐呵呵的,看不出有什么烦心事。
老董,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我们有一个阶段经常接触他。我总觉得他应该是山东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个乐天派。他经常到我们这里谈工作,有时也讲一些题外话。那会儿的街道人口普查工作就由他兼管,我们总觉得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干部。在我们大家面前,他整天没有发愁的事。单位的伙食如何他也没说过什么或是参与议论,他好像再难吃的饭都能吃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脑海里依然能记起他当年笑呵呵的模样。
我在街道那里待过一个时间段,后来有了一个发现,发现它的院子里除了一栋办公楼外居然在东边还存在着一个平房小院。那天,我和一个盖姓小主任在一起,她带我穿过一个月亮门,我们到了一个平房院,她把一些文件及当天的报纸送到书记那里,我见到了东花市街道办事处的书记,我这才知道了:街道党口的各个部门主要在这个小院办公。
看过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杨书记,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斯斯文文的瘦高个男士,我一下子惊着了。原来,他是杨传缙,我们上中学时的校长,现在混到了正处级的街道党口书记岗位。我向他报上大名,告诉“杨校长”,我曾经是他的学生。他笑容可掬地看着我,点头示意着,他也有几分惊讶。我向他提到我的父亲王耐心,他一下想起来了,早些年,他在团区委工作时,我父亲在食品厂管过团的工作,他们一起共过事。我上初二时,我们夏季野营拉练,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是清晨回的学校,那会儿讲究敲锣打鼓的迎接“大军”凯旋,结果,我家住学校对面,因动静太大睡不好觉的父亲气哼哼地披衣来到学校,点名找杨校长,要说道说道。因为是老相识了,他哥俩见面仅几句话就说开了。老杨也觉得兴师动众地把动静搞大了,影响了周边的居民生活,确实是扰民了。
我那天见过已是街道书记的杨传缙,当天回到家,我把在街道见到杨传缙的过程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也挺惊讶。他也有很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后来慢慢有了诸多的体会,他说:办事处也是一级政府呢。以前,因为我家住房楼道里要安电表的事,父亲曾和永外街道的工作人员吵过一架,我以为他一直瞧不上街乡政府的人员呢,听到父亲说的“办事处也是一级政府”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他其实并不是看不起那些婆婆妈妈的人。可能他烦感一些人太细碎了。我后来在区人大工作时又见到了杨传缙,那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说到小盖姑娘,基层居委会的主任,她负责白石桥那边的居民委员会工作。她突出的特点是高度近视,戴一副似瓶子底般的眼镜。我和她能够说到一块,是因为她一直在观察我们这些外调人员,她感觉到我这个人比较好学,在我们外调人中属特别人物。她那会正学着英语,而我则正好上着电大中文课程。我每天手握半导体,收听电大广播课讲座,我们自然属于一类人。
我经过和她交谈了解到,她家属于高知家庭。她那阵和哥哥在一起住和平里楼房,她的父母在天津工作,两人都是大学教授。可能她父亲在南开大学教书。
看到她,我自然就想到了我当年在京郊插队务农时见到后街的那些龙潭中学高中女生,比如张朋、姚小玲、恭化石、邹兰宁等,她们也属于我辈中的佼佼者。据说,回城后她们及张伟朋等人参加了高考,那些人中间至少有两人考上了大学,有的在山东大学上的历史系。我和她们之间唯一的一次交往是当年我请假回京时替姚小玲带物品转送到邹兰宁家,邹那阵因故在家歇着,她家住光明楼。
我在东花市街道也替小盖姑娘办过一次事,是替她跑一趟北京师范大学,她写好字条告诉我到那找谁,告诉我北师大地址在铁狮子坟,走哪个门进去比较方便。她大概是要通过一个男士借到北师大图书馆的内部一本书。我借着上班方便的空闲时间居然很顺利地闯进了北京的高等学府,而且还是全国最高师范学校。办完事坐在校内的草地上,看着校内男女生有说有笑地从我身边走过,我自然羡慕他们。我记起我上初中时教语文的石老师,他就是在北师大上的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