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总结两年多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复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复信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是错误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复信还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9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等问题发言。发言指出: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并规定宣传标语,动员所有报纸刊物发出反汪拥蒋的言论。
1952年1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发出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号令。批语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北京的做法,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个批语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同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提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展开三反斗争。讲话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篇讲话要点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53年1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不感觉这些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指示要求各地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展开坚决的斗争。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64年1月5日
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再次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问题。谈话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9年1月5日
邓小平会见二十七名美国记者并接受采访时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不能承担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的义务。此前,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曾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月5日的这篇谈话的节录收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2013年1月5日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016年1月5日
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在新形势下继续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党史回眸
1953年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又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