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尔布拉克》是改编张贤亮作品的第二次尝试,影片保留了小说的风格,以第一人称质朴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一曲感人的抒情颂歌,又以简炼,流畅的电影化的时空结构,展现了一幅幅情节明丽的生活画面。它反映了六、七十年代流落新疆和赴建设兵团的男女青年的坎坷生活经历,表现了那些在苦水和碱水里泡过的人,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黑炮事件》是1985年改编的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由黄建新导演。影片把讽刺和痛苦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引起人们无限的慨叹和沉痛的笑,对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发出深沉的思索。影片成功的塑造了赵书信这个银幕典型,通过他,民族文化心理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而有之地表现出来。影片通过这桩莫须有事件的剖析,引起了如何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获198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

张贤亮 -	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

新书向改革开放敬礼
据中国海关出版社阅微学馆介绍,他们即将推出刘心武、蒋子龙、张炜、张抗抗等名家随笔文丛,张贤亮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是其中的一本。
张贤亮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他选在这个时机推出新书,“一方面是向改革开放致敬;另一方面,我想把这些年来我的经商、管理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对于书名 《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解释说,这个书名体现了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其他任何人的随笔集的不同。“我有多重身份,我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我是作家,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视角;我还亲自操办企业。因此我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我的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
对话张贤亮:“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
从1992年张贤亮逐潮“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以来,伴随着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他的小说越写越少。已经10年没有出版长篇小说的他被读者认为恐怕已经被金钱奴役,无心、也无能力继续创作了。就此,正在参加两会的张贤亮抽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人不应单线思维
广州日报:您新书的书名让人感觉很奇怪——《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您觉得这种思路是怎样的一种思路?
张贤亮:在我看来,中国文人一般来说都是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研究、教学,多局限在一个领域内,多是单线思维。而我有多重身份,我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我是作家,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视角;我还亲自操办企业。因此我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我的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收录书中的诸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民营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等论述都很精辟。我提出来的理念都是有前瞻性的,我和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思路不一样。
广州日报:那在这个书中也是包含了很多政论性的散文,甚至是前五届您出的政协提案,那您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新作,特别是现在两会要召开期间,有何特别的含义呢?
张贤亮:因为25年来,我的提案是相当多的,这里面只选了几个提案,选的这几个提案,就是我想,因为这几个提案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实现,比如说第一个提案,就是我提倡的,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雇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这一条提案好像没有实施。
为什么呢?比如现在我们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我用你几个月,两三个月工资我欠着你的,以至你回不了家过年。到了法院判决之后我还给你好了,你一个月不足一千块钱,三个月三千块钱,那么我给你三千块钱就把你打发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你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或者是你员工的工资是要进行惩罚的,制定惩罚性的条款,你还应该按照你欠人家工资的多少的百分比加以处分。
人性解放根本点是人人平等
广州日报:这本书也除了您以前的非常好的一些政协提案,参政议政的一些言论外,还有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纪念,本书的第一篇,就您谈到的“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性解放的一些影响”,您觉得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性的解放的根本在哪里?
张贤亮:这还不单纯是人性的,说人性还是第二步的问题了。这一篇是我专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而写的,题目叫《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又再次强调思想解放,那么我们有三次思想解放,这已经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了。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提出来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要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理念,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次是我们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提出来的思想解放,很重要的。所以我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30年,开始于什么,开始于思想解放。
怎么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才有思想解放。因为现在一般人一提起我们的思想解放,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人的思想解放开始的,是从人身的平等开始的。
经商让我的写作充实
广州日报:您下海经商,经营影视城,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现在说到您好像只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您觉得经商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张贤亮:是有影响,不过是好的影响,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广州日报:在50年代,您不幸遭遇牢狱之灾,您觉得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和经商有哪些影响?
张贤亮:我是一个彻底的宿命论者,过去毛泽东有一句话,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我把这句话要校正一下,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无所畏惧的。
我反正就这条命了,我就这么个命运了,我就让命运安排我,我就冒这个险,我成功了也是我的命运,失败了也是我的命运,我认命了。所以我不断地调整。
80岁后写自传
广州日报:在几年前就听说您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喜欢您作品的读者都在翘首企盼,您为什么不愿意发表呢?
张贤亮:我今年73岁,身板也还硬朗,现在写书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了,心态也从容多了。经历了那么多沧桑,现在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样的表述适合写成哲学论文,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目前反复修改就是要克服这个困难。
除了因为修改、把玩,不急着出版还有其他顾虑。老实说,我很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害怕他们失望。现在的文学阅读情势已经不比当年,他们能够安静地看一部和他们无关的小说吗?这是要打折扣的。另外,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多抱着挑刺的态度写文章,太苛刻,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所以我不急于发表。
广州日报:听说您已经准备开始写《自传》,这是部值得期待的事情,预计何时能完成?
张贤亮:准备80岁以后写自传,至于何时能完成现在还不好说。

张贤亮 -	其小说的创作特点

鉴往而知来的反思文学力求在对社会历史根源的发掘中引出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在反思浪潮中,张贤亮可称是“独树一帜”。仅从一篇作品固然很难对一个作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此作家一定时期主要的取材特点、表现方式、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的。深究张贤亮小说,尤其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九部系列中篇中最先两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同样也是如此。张贤亮是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着自己的个性与追求。他有着较高的艺术表现才能。张贤亮前期的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只不过混同于一般的“反思文学”。只有在文学的不断发展中,他笔下的现实主义才走向深化,创作个性也才能鲜明地呈露出来。然而,小说的一切内容与形式,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作者深层次的思想,即用文学的客观审美意识去影射人类思想上根本性的思索。
张贤亮作品的思想内容客观、真切,技法朴实、圆润,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什么因素形成了他作品的基调与深度?其作品及其创作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要评论这些,最好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才能更好地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一、 坎坷的际遇
历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历史中千千万万个体的遭遇却是偶然的。阿·托尔斯泰富有形象的话语在此可以总结张贤亮苦难一生:“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早在一九五七年,“少年哀乐过于人”的青年张贤亮,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非但未有为其以后的创作提供有利条件,而是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可怕的厄运就开始进入了他的生活。
“据作家自述,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中,他经受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过来。这样严酷的生活经历,对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给了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他先集中对自我灵魂的严峻拷问,表达出现实社会中人经过艰难熬炼和痛苦洗礼后的反思,继而又从道德、历史、哲学的高度审视自己既往的人生历程,从充满苦难的人生中体悟新的人生境界,达到精神的升华。“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张贤亮的这些自述是他通过“血和肉”的实践,感受着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历史谬误,感悟着精神世界里普通人爱、恶、欲之网的结果。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
孟子有句话说的好,“知人论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通过实践、经历和环境习染入精神后,便可能以主观世界不定性来折射客观世界的真实。同样,我们又可以说“知人论文”,即主观世界的不定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而又恰恰是个作家的话,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自身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因此,张贤亮的坎坷际遇,正是我们认识其作品的一把钥匙。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使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色。章永璘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越是要提“为什么”。这些理性的思考使张贤亮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哲理色彩,同时,“他落入痛苦之网固然有历史性的误会,但恰恰是在这种不合理的误会与苦难中,他获得了任何生活优裕的人所永远无法获得的真理。”表现出艰难的社会主义时代关系及发展趋势让作者获得真理,获得了生活中任何理论都代替不了的生存经验,不断加重的苦难也更加促使其成为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
二、 饥饿与性
张贤亮的小说从“饥饿”和“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实现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同程度地反思。这样,小说的思想内容在“饥饿”和“性”的基础上得到了根本性地挖掘。
首先,《绿化树》从“饥饿、饥食”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环境。它选取了漫及全国的大饥荒正严重威胁着每个地区,每个人的背景。偶然触发,普遍饥饿、切生切死的理性的困惑——这些都能勾起浓厚的人生情味,使读者可以从机敏的类比中获得活生生的理趣。不仅正常生命获取正当而基本的需求已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物质的缺乏导致的饥饿感是生命需求不得满足的客观现实体现。
我的饥饿感,被对这个馍馍的珍惜抑制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暴殄天物”,我的肚皮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填满的,何必要吃这么贵重的食品呢?(《绿化树》)
这里作品中的章永璘是带着求生者的最低欲望进入作品的,压迫他的正是饥饿,并非其它。正是这最低而最基本的生命本能对物质的需求刺激着空空肚皮去调动大脑思索。以死为限度的强压,使之道德观念蜕化,生活目的缩小为一个“活”字。因此,章永璘通过各种手段捕获物质来满足生命本能需求。作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也是无以加复地描写了人的“饥饿感”。“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张贤亮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这样饿的气氛,既附和着当时的时代,又能使人从物质的视角引起对社会现实而有意义的反思。
《绿化树》展现了左倾祸患中沦入生活底层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否泰无常的命运翻覆,这便是二十年间历史翻覆的缩影,而这种缩影最先突出表现在物质方面,包括了人的客观现实生存环境、劳动条件及至危及到人生命的物质源泉。同时又表现了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生存需求和整个社会对物质的普遍愿望。普通人普通的愿望在社会和时代面前都难以满足,“饿”也成了社会关系的代名词,进一步加深了物质需求与社会承受力的差距。作者还从客观存在即物质的角度,叙述章永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未转化成死物的“动物”伴着饥饿和痛苦之感,从一些普通劳动者那里获得怜悯、同情。“也就是说,在不是唯物论的环境中找到了唯物论的启示,在一片贫瘠的荒山野岭,看到了美化人生和社会的‘绿化树林’。这种人的精神环境与其社会地位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追求的实际和社会精神主宰的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人的精神实际和社会环境实际的矛盾和颠倒,不正是对过去极‘左’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的哲理反思和概括么?”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揭开了超越“动物性”的神秘面纱,用一种更高层次生命的本能需求来反思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忽视而又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它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精神的超越。
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些不但浸透了作家的审美观念,而且也包含了作家的生命观念,具有反思意义的哲理性。把其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有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反思意义。这是一个更高更深层次上对那个扼杀人性的非常时代进行更深刻、更有力的否定与批判。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揭开“性”的神秘面纱而无法挖去心中恶魇,赤裸裸如火如荼的情欲,也正是人高层次生命本能的需要。在一个长久消失异性的环境里,经历和教育把章永璘迅速推入了性的苦闷之困境中。“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在这种矛盾下,不得不促使人去理性地反思生命。后来,章永璘和黄香久自然不自然地结合,是一个不幸的事实。由于人性禁锢太久,章永璘从身体到心灵都在萎缩,丧失了正常性生活能力,彻底地落寂与自卑。他更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到了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不等。后来作品中主人公章永璘在苦闷中自然流露出反思的迹象。
我的生理机能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也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生命性能力的丧失,促使他去炙烤灵魂,反思为什么当初会欲望勃勃,如今在拥有之时却无能为力;反思他所受过的“文明”、“教育”的缺陷,正视了人的性欲是一种生命的焦点,推动着精神思维的反思。在一次洪水抢险中,章永璘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英雄本色,恢复了性功能,重新证明作为一个男人的勇气和气魄。他感觉到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底部的狂喜与冲动。因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于无处不在理性观照,使这种险笔获取了平稳的落点,既异常深刻地反顾和谴责了那个灭绝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它不仅唤醒和校正着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而且自身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也构成作品美学的重要层面(甚至超乎前者),使历史感、美学感较完整地同一起来。”
三、 贱民与妇女
张贤亮的选材和构思,明显的与众不同。他同样选取不幸中的人物,但他们不论是农民或知识青年,一概都是农村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多是“右派”、“右派”子女或地富家属,在“文革”之前即为“贱民”。如“章永璘”、“营业部主任”等。他们身上既有悟性的自觉,又有理性的自觉。同时,理性的逻辑往往同悟性的逻辑相结合,使情味深浓的悟性逻辑闪出理性的光斑。劳动妇女形象的进入,又使张贤亮的小说蕴涵着浓浓的人情味、厚厚的真实感和活脱脱的人性化。这两类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章永璘是“贱民”的一个代表。在《绿化树》里,一方面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为求生而挣扎,表现了精明的卑琐和顽韧的私心。在防守性的争强斗狠中(如一个黄萝卜和两个稗子面馍馍,一个小脸盆和一个罐头筒形成比衬)表现出不甘示弱的气质和决胜精神。一方面,他又运用自己觉醒了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强化自己在精神上向道德、
向真理迈进的脚力。
……我悄悄摸了摸枕头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本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来……(《绿化树》)
这里显示了章永璘自己双重性格的深痕。这个充满灵性的“饥饿的野兽”,他必须正视客观的境遇而压抑理性的自省,他还要运用求生的智巧。他把糊窗户的稗子面摊了煎饼,一张一张地吃掉,用三斤土豆换了五斤黄萝卜,一倒手赚了两块钱。他明明饿得要死,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不是从胃里而是从心底里高涨起来的食欲,但他第一次拿起马缨花给他的半斤多重的白面馍馍时,却很久不忍吃下去。他对马缨花说:“我不饿,给孩子吃吧。”再对孩子说:“我不吃,……留给你爸爸吃,好不好?”“……他捧着《资本论》,肩负着人世的灾厄,叩问历史的真理。他在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境遇中,艰难地寻索到一条同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探导历史真理的道路相平行的道路。”章永璘艺术形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是一个折射着历史畸形的无产者,也是带有苦行色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和信仰者。因此,张贤亮作品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近似于“畸人畸行”,但张贤亮并不以畸奇取悦于读者。他是要从“贱民”身上探索真正悲剧之所在,从他们灵魂内发掘人性、人情之美,从造就这些“畸人畸行”的社会时代发现畸奇之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的性格特点同样也是如此。
马缨花、黄香久是劳动妇女形象的代表,她们是粗犷的,又是柔腻的;她们是卑俗的,又是圣洁的。她们敢于支配命运,主动创造幸福和夺取幸福。马缨花开“国际饭店”,黄香久用最粗俗的语言、行动,甚至图画表达她的思想、欲望。
没起色的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不是“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没起色的货!没起色的货!……(《绿化树》)
我浑身上下浇得透湿。跑进房里,她十分殷勤地给我打水,给我拿肥皂毛巾,一件件从我手中接过脱下的湿衣服。“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她很满意地笑道。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她们对章永璘大胆而又含蓄地采用近距离的语气和情态,却没有一丝虚伪和轻薄。她们有一种带着赞赏、带着抚慰、带着疼痛感的爱情上的进取精神。她们没有文化,她们带着荒原人的粗犷不羁。章永璘也在不失一切时机地感受着她们的情与性的美质。不仅章永璘不能忘记,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劳动妇女形象身上,作者寄托了他对我国农村妇女的由衷的赞美之情。他以真挚的感情和极细腻的笔触描写这些人物,她们是近十几年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动人形象。
四、 意境与诗情
意境和诗情在张贤亮小说中有机结合,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用非现实主义艺术提供的某些审美潜能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完善其作品的审美内涵,从而客观上达到积极的审美效果。这又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它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地上,给人一种轻盈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回去也踏着来时的足迹:均匀、整齐、毫不零乱,拐弯处弧线优美,精致得象一串珍珠项链。我仔细地踩着她的肚子印走,象沿途把那宝贵的东西拾起来,一粒一粒地,一粒一粒地……装在我的心里。(《绿化树》)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仿佛感受到诗的意境。一段走路的细节描写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洁白的雪地”、“弧线优美”、“珍珠项链”……尽现眼前。这段优美的文学信息在从事着情绪和感受的再生产。我们能从这里感受到章永璘接受马缨花邀请的那份喜悦。他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张贤亮的作品中,散布着不少这类含义深邃、景色优美的画面。这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量的奥妙之一。意境创造本来是诗词中的同语,而张贤亮把它引用到小说艺术领域,为其作品增色不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事实上,对于一切文学作品,意境的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境创造是加深作品容量的必由之路,它是情与理的统一,情与景的糅合,形与神的交融,它能够使有限的具体文字、画面,充满丰富而耐人咀嚼的内容。这一创作方法移植到小说领域,会使小说的形象、色彩、意蕴深厚丰满,显得抽象而又理智。
张贤亮的小说,于注重意境创造的同时,还很注重诗情的发掘与抒发。他的小说不追求奇异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追求那种有力量的情节,有心量容量的情节,尤其是有诗情的情节。因此,张贤亮的小说中洋溢着不能抑制的诗情。
首先,张贤亮小说的语言到处充满着诗情色彩。张贤亮用诗的笔法去组织文字,甚至会直接把完整的诗歌形式搬到小说中来,既感性,又蕴含着很深的韵味。如上面分析的一段,诚然,它是一首很好的诗,有着诗的韵味与风情。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诗情。其次,在题材的处理上,张贤亮注重诗的开采。《绿化树》就是篇美丽动人而又令人充满幻想的小说。章永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遇到那么崇拜他的马缨花,实是诗意的写实。他们忽即忽离的情感交往中无处不流淌着诗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如此,男女主人公前后的交往充满诗情。文章永璘结尾,章永璘期盼着寻找一个新的生活道路,于是他离开了黄香久,走自己所谓的路。这正是诗情的美,艺术的洒脱。再次,小说的诗情,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富有诗意的描绘中。章永璘没有爱上马缨花,却成了海喜喜的情敌。海喜喜喜欢马缨花,却把她让给了章永璘。以及马缨花、黄香久和章永璘交往时有粗犷、豪放的一面,也有细腻、羞涩的一面。这一系列复杂的人物性格本身就蕴涵着诗情的笔调。只有用这样的笔调去描写、去议论、去抒情,才能使其作品在理性主义的光照下突出优美的艺术形式与韵味。所以,人物形象是诗的性格,又是性格的诗。这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因此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精彩的,有着深刻的人生意蕴和很高哲理品位的优秀小说。它用惊人的艺术画面,表现了人性的矛盾与人生价值追求的复杂性。它的审美触角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真实发现和单纯的道德评判,而直接指向了人生价值的追求。”
五、 雅言与俗语
张贤亮自己讲过,他使用的语言,“要洋就洋到家,要土就土到家。”因此,雅言和俗语这两类文学语言区分得这样鲜明,而又结合得这样融洽,这就使张贤亮的小说在语言上具有了雅俗相济的宽阔风貌,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又一大经验。
艺术会使人陶醉,思想也会使人陶醉。如果艺术和思想都是上品,那么这就是双料的醇酒。(《绿化树》)
这样精美的艺术语言使读者心中绽开了理性的花朵。这些词汇甩掉了方言土语,融贯了散文和诗的语言特点,读起来那样浅近、那样高雅、那样富有情味
文明,不过是约束人的绳索,使一切归于人,发自人本性的要求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纯文学艺术语言,也促使人理性的思索。小说中还有“罗曼蒂克”、“哈姆雷特”等音译词汇,全部属于雅言的范畴。
同时,张贤亮在使自己的叙述语言包容丰富的感觉,有时候则把长句切断,保持了汉语口语的习惯句式,这些也
都是雅言的范围。他的小说有时还融入音乐等其它艺术语言,来构造一种意境,去感染众多读者。可以说,雅言在表现小说的史诗性、政论性和艺术性方面比俗语要深广、优雅。因此,张贤亮对历史、社会与艺术的观照越宽阔,越深刻,他使用雅言的可能性就越大。
张贤亮小说中还存在着大量乡土气息的俗语。一是靠熔铸了丰富实感的形象特色来表达。作品中提供了黄河前套地区一个活生生的切块儿。张贤亮在一系列事情纠葛中揭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活动方式、语言表达方式,他把所熟悉的西北和心理描写,尽可能有情有味有意趣地扑打到人们的感官里来。《绿化树》里,章永璘故意领取不能打浆子的稗子面“打浆子”,回来以后在板锹上摊煎饼吃。章永璘发现马缨花给他的死面馍馍上有一个中指纹,感动落泪……这些事情连同场景一齐提取出来,便是一首美丽的“风诗”。二是靠具有地方风味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俗语的使用。
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
为什么嘴脸儿坏了?
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
尕妹妹把我害了! (《绿化树》)
小说中运用大量的地方童谣、民歌、民谚以及方言来反衬作品,增强其风格的表现力。上例中“嘛”、“呀”、“尕”富有地方风味。有些俗语运用不仅表现在韵调上,还表现在方言词语上。《绿化树》中的“肉肉”、“狗狗”的呢称,流行于甘肃、青海两省某些具体地方的青年爱侣之间。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支劳改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表现出铁丝网里的乐观。这里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有着“诉诸情绪和情感”的“浪漫型艺术”(黑格尔语)的特色。因此说,“无论是对章永璘及与其同命运的人们那种非人生活遭遇的描写,对带有原始气息的大西北人的风土民情的描写,无论是对那场普遍的大饥荒给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痛苦折磨的描写,还是对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理想轰毁、破灭了的知识分子生理和心理状态及其逐步觉醒、升华的过程的描写,都那样真切、精细。这种入木三分的现实主义笔触,既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又产生了一种真实得令人震撼的艺术力量。”
张贤亮从严霜中走出,带着他的作品进入了当代文坛。他善于在“饥饿”和“性”的生命本能需求、欲望中剖析灵魂,反思生命。在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对意境、诗情、哲理的追求,以及语言风格的开拓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因素,他的有些作品显得少许压抑,题材选择也相对狭窄,这说明了他的生活积累迫切需要扩展与加深。
但愿,新世纪的张贤亮能迈出创作的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