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基建提供的主要是基建项目自身的功能,其影响和作用是看得见、可测量,但也是有限的。“新基建”不仅可以取得传统基建固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比传统基建更大的乘数效应。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的更多是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可以引发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大量涌现。近年来不断出现许多新职业,比如数据分析师、电子竞技师、网商、网红、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民宿房东等,大都得益于“新基建”效应的发挥。随着“新基建”的加速发展,或将带来更多的业态创新,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这也是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魅力所在。
李锦: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新产业、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的影响,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建设进度,这并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多数项目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
“新基建”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新基建”政策将保持稳定发力态势。新型消费带动新型基建,这是逻辑起点。“新基建”不再是刺激制造业等“生产型”投资,而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基建”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哪些积极作用?
曾宇:当前,推动“新基建”的建设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基建”产业涉及面广,有着高度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可以同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新基建”的投入,会对关联生产要素产生新的投入需求,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潮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建设,数字化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升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提速,由此提升全社会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
“新基建”相关支撑技术和平台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智能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的可行途径,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推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等的建设,发展工业云服务、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有效手段。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就业“稳定器”和“倍增器”,“新基建”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此外,区域经济体借助“新基建”可促进产业整体向高端集聚,衍生出新的创业和就业群体,形成产业人力资源分流,助力产业结构调整。
李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也不可能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新基建”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特征和新使命。
第一,“新基建”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能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对我国经济发挥拉动作用。疫情后,由于出口和消费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要推动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需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在此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以此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第二,“新基建”有利于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将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第三,“新基建”有利于高端要素投入,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5G和人工智能等硬的“新基建”与医疗、社会管理等软的“新基建”,适应了互联网化和数字化的需求,有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
第四,“新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三次工业革命都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第五,“新基建”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劳动力质量提升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周超男:“新基建”具有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中国数据总量年均增长率达30%,增速为全球最高。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五大分区中数据资源拥有最多的区域。“新基建”已成为我国从顶层规划到社会投资的“风向标”,将促进2020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伴随数据资源重要性的提升,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行业变革?
曾宇:当前,面向未来的新技术体系正在加速建立,竞争的焦点从单一产品转变为技术设备体系和生态体系的竞争,伴随网络化、融合化和体系化发展,全球范围内信息领域技术与产品形态正不断创新发展,不断产生新平台、新模式,并基于其渗透性和扩散性,带来社会各行各业深刻变革。
新一代网络、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类脑计算、新型材料等已成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新的重点。在芯片领域,硅光子、神经形态芯片及非冯·诺依曼体系架构的研究正在兴起,高效能、类脑化、一体化、平台化等成为未来芯片和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向;全球范围内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和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高可扩展、高安全、移动、高服务质量、绿色、低能耗的新型网络正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研究重点;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给互联网基础资源领域技术革新带来重要机遇;5G、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正推动物联网快速进入全联网时代,从而引发新的技术突破空间和产业机遇。
未来5年,将是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政策红利的快速释放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激烈竞逐期、是数据资源禀赋的集中彰显期、是中国模式向国际社会扩散的关键成型期。信息技术创新加速和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深度调整为我国核心技术突破带来新机遇。新的竞争格局尚未尘埃落定,我国要以“新基建”为抓手,利用自身优势,做好战略统筹,自主创新发展,大力发展信息领域平台级产品,形成核心技术发展的“微生态”,以谋取核心技术发展重大突破和实现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
舒骋:“新基建”兼顾了稳增长和促创新双重任务,聚焦点在于科技创新,“补短板”。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需要“新基建”的快速建设做支撑。
此次疫情期间,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已经和水电气一样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国人第一次大范围感受到5G+多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这背后也意味着对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巨大需求。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教育这些大流量的应用快速兴起,对网络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设施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基建”的快速发展,将带动通信、计算机和电子等相关行业产品需求,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将激发更多新增需求,创造出新的繁荣业态,给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中国5G建设的加快,5G的应用场景将更加丰富。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都将有更多的实际应用取得突破性发展。视频通信作为未来最为重要的交互方式,随着数据量的指数化扩张,以及智能世界中终端数量的暴增,很多新技术将得到商业化巨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