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坏人,其判断标准应该是看其对当时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悲惨、恶劣影响,乃至使历史因此下沉、黑暗。从这个视角看,某些坏蛋,可能在自己乃至部分后代学者看来,其并不坏,但实贻害无穷。相反,有些公认的坏蛋,其实并不太坏。按照这个标准,可重新对中国史上大坏人进行评价。现列举如下:
1、赵高
赵高本为秦国宗室远亲,擅长书法、精通法律,骑术车技精湛,秦始皇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实始皇核心心腹也。因其政见与秦始皇长子扶苏不同,为一己私利,赵高在秦始皇逝世后,发动沙丘兵变,篡改诏书,逼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并自任郎中令;其后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丞相,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同时,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引发了陈胜吴广暴动,及其东方六国贵族的集体造反,加速了秦朝的灭亡。209年,赵高又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赵高的祸害不仅在于秦朝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努力付之东流,使得此后中国在封建制与郡县制间徘徊、探索太久,制度一直难以完善,也为权臣专政、弑君开了个恶劣的先例,而在反作用力下加速了此后帝权的不断膨胀,而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不断下降。为此,苏轼感慨道:“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
2、董卓
董卓是汉人,一生粗暴,满怀私欲和野心。董卓从陇西发迹到率军进京操纵中央政权,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造成大量居民的流离失所、命丧战乱,也使当时全球最繁华的都市——长安毁于一旦,因此荒芜,而加速了中国史上第一个成熟封建政权——东汉政权的衰败、灭亡;更使汉朝积累起来的儒家文化遭遇灭顶之灾,所树立起来的礼制文明受到严重破坏,为此后的军阀混乱、军阀专政、军阀弑君开了恶劣先例,贻害无穷。也因此,陈寿评论董卓为“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李世民认为“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
3、王莽
王莽是那种自身为是圣人,但其思想、行为则对当代及其后世贻害深远的坏人。王莽的最大坏处在于对政府垄断自然资源、完全掌控经济活动的迷恋,而对私有制给予根本性否定,造成国民经济秩序受到根本性破坏。可以说,王莽是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大胆践行者,且是以整个国家为赌注。不清楚马克思是否清楚王莽的存在,如果清楚应不会提出其共产主义理论。王莽的乱政,造成了西汉末年的大混乱,一半以上人口因战乱流离失所、失去生命。王莽的后继模仿者——王安石则造成了北宋经济、政治、军事、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大破坏混乱,间接造成了北宋被金朝的灭亡;而贾似道对王莽和王安石思想、行为的模仿,则此根本上浪费了南宋最后的经济实力和思想统一,间接造成了南宋的灭亡,汉人政权和文化、自尊心、自信感因此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乃至有陈寅恪先生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慨!也因此,在宋朝后的一千年间,王莽、王安石的大名被各朝皇帝、历史学家有意忘记,避免再次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可惜,清末民初,此二王被挖掘了出来。
4、张角
张角兄弟以早期道教——太平教为武器,蛊惑人心,团结民众,以反对东汉政权的腐败,特别是门阀豪族的剥削,本身有着较强的正义感。但这种以宗教名义组织的暴乱,为此后的暴乱组织带来恶劣示范。对社会不满者,或胸有异念者,多利用宗教来欺骗民众、愚弄民众,使其成为炮灰。如稍后的张道陵的五斗米教——后成道教正宗,在汉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政教合一政权。随着佛教的盛行,唐、宋以弥勒佛下凡名义举行的民间暴动,更多次上演,以至于后来弥勒佛被驱除于四大菩萨之列,弥勒佛崇拜被禁止。白莲教、天地会等宗教活动,则造成了明、清社会的不宁。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以及义和团之流,则在加速清朝灭亡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破坏。另外,汉朝之后的统治者日益发现宗教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佛教、道教相继成为国教,但是否因此造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不畅、暮气,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不可否认的是,从单一崇拜中走出来,更多尊重、相信民众的创造力,更加广泛的吸收人类发展的普遍价经验与成果,应是社会能保持持久进步的根本保障。
5、侯景
侯景是羯族人,本南北朝时北齐高欢麾下的一员猛将,后叛逃到南朝之梁朝。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不仅加速了梁朝的灭亡,梁武帝、简文帝的被杀,更使南朝士族遭到沉重打击,南方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百姓生灵涂炭。六朝古都建康“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此外,江陵、扬州等繁华都城也毁于一旦,南方长期积累、传承的中华文化因此遭遇极大破坏,许多古籍善本因此毁灭。侯景之乱后,南方经济、军事实力大受影响,后继的南齐已无力阻挡北方西魏、北齐的攻击,最终被北周的后继者隋朝灭国。考虑到隋文帝杨坚的鲜卑人血统,在某种意义上,侯景之乱造成了汉人政权的第一次覆灭。
6、黄巢
黄巢是唐朝灭亡的掘墓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流寇暴动中最凶残、最缺乏人性的一位,后世可能仅张献忠可比拟。其席卷唐朝全国的抢劫、杀戮,不仅带来了唐朝地主绅士阶层的大毁灭,也带来了老百姓的大量被杀、家破人亡。史书记黄巢部队攻城拔县时掠食人肉,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用捣磨寨的杀人工具,日食死尸三千具,合骨而食。粗略估计,被食人口不下1000万。黄巢的出现,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性中存有的最黑暗一面。如此恶魔,实令人不寒而栗。
7、张浚
作为南宋名相、抗金派领袖,张浚被视为民族英雄。为维护国家安全、民族生存,张浚的抗金主张值得尊敬。但应看到,张浚是典型的志大才疏、空谈误国之辈,其对金朝的三次大兵败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其中,富平之战,张浚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仅半日就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中原也因此永无恢复之期,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淮西之役,虽有岳飞等的提醒劝说,张浚仍错误布局将帅,造成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尚未开战就大败而归;符离之战,又是张浚乱用将领,十三万大军全部溃散,以至高宗约30年的“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本主张抗战的宋孝宗从此一蹶不振。此后,韩侂胄学习张浚沽名钓誉,尊崇岳飞,贬诋秦桧,视军国大事为儿戏,实施开禧北伐,造成南宋最后一点的军力丧失殆尽。实际上,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曾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高宗也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元人揭徯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明人马贯认为:“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张浚之流的破坏性实胜于秦桧,因此后无再有人言和,均以为主战才是爱国,即便己方处于弱势,或经具优势。从而需知,明朝因此而被清灭亡,清朝因此而被日俄等灭亡。实际上,一国之强弱,更赖政府、民众之自信心之强弱。主战、主和,都是内政外交的工具,需服务于大局发展需要,而不宜固执于一种,以致误国害民。
8、魏忠贤
魏忠贤的坏,不仅在于结党营私、专擅朝政,这是其他权臣的共同之点,更在于其通过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无法无天的监控、逮捕、迫害官员绅士,使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可谓法西斯的滥觞;还在于通过高压政治,使得中华文化的忠诚、善良、宽容等优质部分受到严重破坏,大量官员、书生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立生祠,犬儒主义因此盛行;所谓的东林党人,在以清流自居的同时,也变得好坏不分、睚眦必报,而难以承担起晚明复兴的重任。在相当程度上说,魏忠贤的坏,使得中国文明的活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内伤。
9、张献忠
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杀人狂魔,四川百姓无辜被其大量杀害,天府之国为之一空,川人有何罪?更可怕的是,和黄巢一样,如此完全丧失人性的坏蛋,居然没被后继统治者从文化、文明、人性、人权等角度给予全面的批评、否定,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屠杀、大破坏留下隐患。如近代的洪秀全、马步芳,亦为其模仿者也。
10、四人帮
四人帮的坏,不仅在于对法制的肆意破坏,对程序正义的公然践踏,更在于其极左思想,以爱国、强国的名义祸害了国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思想、智慧的正常发挥,其本质实与法西斯类同。四人帮的遗毒目前依然存在,如此前薄熙来之流在重庆的拙劣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