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辞书《广辞苑》解,“支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 在日本,“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后曾使用过。”到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称中国与“唐国”、“清国”等无意义上的差别,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在1888年印刷的日军必读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用“支那”指称中国,并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但“支那”一词尚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 日本社会开始用“支那”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先是震惊,继而因胜利而陶醉,上街游行,狂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 甚至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中,对“支那”的解释是:“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对“支那”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日本等外国用“支那”蔑称中国,在海外的华侨中引起强烈反感。有些留学生和华侨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词,改用“中国”,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 1908年,印尼华侨曾向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当局提出抗议,反对“支那”的侮辱性称呼。在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爆发了更为强烈的抗议“支那”蔑称的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把中国称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绝。 到 1930年,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从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侵华日军被称为“支那派遣军”,中国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用 “支那”这个名称。 同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先后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文件写道:“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 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支那”逐渐变成死词,不再使用。但日本社会上,至今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仍故意称中国为“支那”;极个别人把面条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的一些地图上把中国东海叫成“东支那海”(只不过把“支那”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写),广大侨胞对此极为反感。 有位在东京开饭馆的侨胞为要求取消“支那”称呼,数十年如一日不懈抗争,他在餐馆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愤写下敬白:“……如果有人把中国叫‘支那’,将使我们回忆起日本侵略中国,侮辱中国人的那段历史……” 有人愤怒地质问说:把中国叫成“支那”,如同过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东方人把日本称呼“倭”,为什么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还有人以孙中山过去曾用过“支那”称呼为自己辩解。 孙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支那”一词,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支那”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 但从1905年后,“支那”的贬义逐渐浓厚,从此,孙中山就不再用“支那”一词,而是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他认为“支那”等同于清王朝,而“中国”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指京师、京都;后来指汉族、华夏族居住地,当时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汉族、华夏族居中,称“中国”,即中央之国,是地理概念。大约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词才作为国家概念出现,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国作为国号固定下来,1911年 10月11日,革命军在咨议局议定13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即为:“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新中国的正式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