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一《会稽耻》,张梦阳著,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几乎所有与现实有关的历史人物都在新的时代不断地被重新解读。例如孔夫子就历经了两千多年的一代又一代的重新解读,鲁迅也不能例外,要根据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地重新解读。
对历史人物的“谀墓性解读”和“鞭尸性解读”,都是不科学的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谀墓性解读,另一种是鞭尸性解读。谀墓,就是对死去人的一种不加分析的纯粹的歌颂;鞭尸,则是不加分析的一律颠覆。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为鲁迅这样的伟人作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谀墓,坚持求真。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所讲的一个人死后见到自己的墓碑过谀因而躲避的故事:“墓前忽见一巨碑,缡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象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居于此……”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俱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俱存,诳亦何荣?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这个故事正表现了有识之士对谀墓之风的憎恶。鲁迅也倾吐过这种担心:“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陷入文人的“真正的悲哀”。鲁迅晚年知道他的日本学生增田涉要为他写传之后,曾经把郑板桥的两句诗赠给增田涉:“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其实就是鲁迅对后人提出的告诫,告诫人们在写作他的传记时一定不要采取盲目赞颂的谀墓的态度,而要作入木三分的深刻、精辟的科学批评。
历史上对鲁迅也一直存在一种鞭尸性解读。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左翼人士隆重地悼念他,在他遗体上覆盖了“民族魂”的锦绣,曾经写出过《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这样高水平的鲁迅研究论文的苏雪林,在悼念鲁迅的热潮中,竟然发表了诋毁、谩骂鲁迅的一系列文字,说鲁迅“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旧医,疗养则欲赴镰仓”, “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等等。
胡适当即对苏雪林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他提出对鲁迅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纵然胡适是站在鲁迅的对立面说以上这番话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胡适的态度,代表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学理精神,也就是对历史人物要进行科学性分析和解读。这种学理精神,不仅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整个学术思想史上都极有意义。
还原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既承认他非凡的天才,又要看到他与常人一样具有弱点与局限
那么,鲁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呢?
我认为,鲁迅最根本的思想就是“立人”思想。在中国惨遭列强侵略、屡战屡败、面对巨大挫折的时候,有人“竞言武事”,认为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有人提出“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主张必须发展商业,实现立宪国会制。鲁迅则坚决反对,指出这不过是“辁才小慧之徒”的浅薄之论,不是“根本之图”。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并为此奋斗了一生。所以鲁迅是中国从封建专制主义的奴隶时代向着现代民主的精神自由时代过渡的“精神界之战士”,是启示中国人从奴隶转化为“自觉的人”、从奴性转化为悟性和理性的本土思想家和天才文学家。
鲁迅又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性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立人”事业的。所以他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也有他的弱点与局限。早在20世纪初,他提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但又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再如“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就鲁迅作为一位“精神界之战士”来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其道理。但是作为政治策略来说,却是“国防文学”比较适宜。因为面对日本的侵略,必须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战;一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些被鲁迅称为“第三种人”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可能就会吓跑,不敢参加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卓越的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先生就在文章中指出过鲁迅“不是政治家”。鲁迅毕生致力“改造国民性”,但他并没有提出改造的政治方略。但作为“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的精神使命具有其深远的思想意义,后人不能要求鲁迅作全知全能的“圣人”,也不能以政治家的标准苛求他制定具体方案,更不能把他当时当境作为文学家的愤激之语当作政治或法律判决。
当我们走进历史真实时,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一位充满矛盾的鲁迅。他具有非凡的天才,又有着常人所有的各种弱点与局限。然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
这就是经过四十年的研究,我对鲁迅产生的新解读。
我解读鲁迅的新方式
那么,又应该怎样将这些重新解读表述出来,传达给读者呢?
我思考了很久,决定采取文学版长篇小说体鲁迅传《苦魂三部曲》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一是符合我的兴趣,二是易于艺术地再现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和历史现场。正由于鲁迅是一个人,即使天才甚高,也还是人,不是神。他的弱点和局限像他的天才和贡献一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家族遗传和特定的个人遭遇、性格气质所铸成的。已经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会稽耻》,就多侧面地反映了鲁迅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祖父遭逢科场案、被判“斩监候”、父亲又患病早逝,家庭迅速败落,他从十二岁起就经历了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变迁。在这途路中,一方面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开始逐步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历史;另一方面,又使他对人世极度敏感、多疑、易怒,绍兴女吊的复仇精神深入骨髓。
《苦魂三部曲》写作的基本原则,与现在创编历史题材影视剧所提出的口号相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力求艺术地再现鲁迅的真实原貌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绝对不能胡编,更不能戏说。内容主干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做到言必有据。为了文学的需要,枝节部分可以适当虚构和调整,但也必须合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能够使读者看到一个“近于真相”的真实的人间鲁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