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翟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