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孝通》
刘国安
梁晓声先生在《费孝通·序》中是这样评价费孝通先生的: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史。
“却非每一个人都有堪称‘文化生命’的生命史;尽管不论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人,大抵也皆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
“有文化的人都未必有什么‘文化生命’可言;因为也许他或她的生命只不过被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所‘化’,却对文化无所回报。
“而费老却是一位生命过程不但被古今中外之文化精要‘化’透彻了,而且对文化的回报也是丰富优质的”。
这段评价体现出梁晓声先生对费效通先生的真诚仰慕,也是他对费老的“文化生命”价值最精当的概括!
是的,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费孝通先生堪为一部已载入史册的无字大书。他不但为我们这个世界贡献了厚重的“文化自觉”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更在他的“文化自觉”思想驱使下,以他一生的精力在 “志在富民”的长途跋涉的探索中写下了“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的精彩华章——文化之化人的魅力,在费老那样的民盟先贤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动人!
1980年,费老年已70,在刚刚恢复工作之初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身边只有10块钱了(意即只有10年的工作时间了),这10块钱得好好花,不能零零碎碎的花掉,时间要用得集中一点”。这是他特有的幽默、机智,是他的文化使命感、文化责任感之所在。他要用这“10块钱”干什么?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一贯的想法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我一生志在富民,努力不懈,垂暮之年,更要奋力”,这是表白,更是承诺!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70多年前,他从江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饥饿问题。他不仅目睹过旧中国农村的破产和穷困,也亲身经历了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收不抵支的艰难生活。他忧虑广大农民乃至整个民族的贫穷。然后以此为起点,通过细致深入的社会调查来了解贫穷的现状,分析贫穷的根源,为老百姓,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寻找脱贫致富的途径。费老一生都志在富民,志在如何改善民生。为工业下乡、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竭力地鼓与呼,倡导小城镇建设和发展……费老饱含着对百姓疾苦的关怀,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他认为,国家强盛、百姓富裕,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一个文化的功能主义者,一个文化建构主义者,一个以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忠诚实践者,费孝通先生一生都将“文化自觉”与献身富民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强调知识分子应为国家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主张民盟的每一个人都应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动脑筋,想办法,同共产党合作,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国家的目标就是“富民强国”,“要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是有本领的。这个本领要在大好机遇里表现出来。我们民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和气魄,利用时代给我们的机遇,利用民盟给我们的机会,在这个时代里边发挥我们每个盟员的作用,为国家出力”。
在这种“志在富民”的抱负支配下,从1981年开始,他就坚持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以深入基层深入农村的务实求实的作风,对农村的经济建设和乡村的城镇化进行实地考察,从一个村,扩大到多个镇;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疆。他“行行重行行”,一直行走在祖国的山水之间——风雨沧桑,光阴荏苒,匆匆复匆匆,一路向前行。有人作过初步的统计,从1981年到2003年住进医院的20几年里,他十五次访问开弦弓村(江村)、十一次考察甘肃、三访赤峰、四访民权、五访沧州、七访定西、八访张家港……。1995年,85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走进毕节,他说,虽“腿脚渐趋乏力,真希望……再为毕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当地同胞脱贫尽我一臂之力”;1998 年底,89岁的费老再次从广西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再回到广州,一路考察、一路思考,为“富民”日夜兼程,殚精竭虑;2003年,93岁高龄的费老又一次来到定西,他发现由民盟结对扶贫的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各方的支持、帮助下变了,逐渐富裕起来了,水资源的状况也改善了。许多农户家中都有100平方米的水泥庭院,有深水窖,一下雨,雨水就流进水窖,储存起来了。群众的饮水困难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那次,一个农民还特意邀请费老到厨房里参观他家的“自来水”:他在水窖里安装了一个电动抽水机,用水的时候一插电源,水窖里的水就抽上来了。水窖就在院子的底下,有50立方米。那个农民笑着向费老演示,费老由此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说,这一次来和第一次来,感到定西的变化太大了。照这样下去,他也就不用再来了——费老先生就这样孜孜不倦地实践着“志在富民”的诺言,他以自己“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的辛勤奔波诠释着自己作为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文化人生的真谛。
他在“行行重行行”中从研究经济发展的模式着手,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常德模式和侨乡模式等,并指出“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他在有生之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坚持“行行重行行”、“碌碌未敢休”,不时地回到原来考察过的地方进行追踪访问,并及时地总结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使自己的认识不停顿。这其中对“温州模式”的调研尤其充满了费孝通先生的过人的气度和魄力。
“温州模式”在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的典型”, 正是在社会上对“温州模式”褒者少,贬者多,缺乏共识的时候,费孝通先生怀着探寻和研究的强烈愿望,于1986年2月冒着春寒来到了温州。在温州他走访了四县、五镇,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道工厂;并对桥头纽扣市场、柳市电器市场、虹桥综合农贸市场、金乡标牌市场、塘下工业品市场等地进行了调查,亲身感受到了温州老百姓创业的融融暖意。他说:在温州,人均只有半亩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从前温州有很多人从事买卖,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温床”,并且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越割越穷。直到1980年代初的30多年,温州地区差不多有一半人外出要饭。讨饭讨到什么程度呢?讨到县长都不敢到食堂去吃饭。也有些人想出来些办法,到外地做木匠、裁缝以及弹棉花等。温州人又搞买卖的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也较深,一旦政策允许,多种形式的商品经济就可以有高速的发展。返回北京后费老连续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与市场经济》等系列文章,对“温州模式”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费孝通以其“志在富民”的立足点,明确地回答,“从讨饭到小康,生活的戏剧性转变来自农民自身的创造”。费老对温州模式的考察文章提交国务院后,得到高度的重视,于是国务院派出以杜润生为团长的专题考察团,启动了温州模式的专题调研,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正面而积极的肯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费孝通先生的调研结束了对“温州模式”的争议,从而为“温州模式”定了性、撑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