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书(原本用英文写就,今天才有中文版示人)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因此引发的通胀形势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关于这段历史,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同事、已故经济学家周舜莘教授有一本专业性更强的著作:《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身为战时中国的交通部部长,张先生的著作围绕着官方举措和政府财政展开讨论,阐述了通货膨胀的起源。即便如此,我们从书中能够看到,作者认识到通货膨胀对普通居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因为投机比农业或制造业更有利可图,而当农民因为担心食品价格可能超过棉花价格而放弃棉花种植后,纺织品生产则陷入了停滞。
这本书是张嘉璈先生精通企业财务和公共财政的证明。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得益于张先生的洞察力,使其民众免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之苦。那些陷入通胀深渊的国家——比如最近的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应该思考书中所述的经验教训。
除了支持战前经济增长并留下有关中国通货膨胀的宝贵历史记录外,张嘉璈先生与当时的金融家同行一道,强化了中国的金融诚信文化,尤其是在上海地区,这种文化经受住了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和苏联式经济规划的考验。在1982年访问上海期间,我遇到大隆机器厂的代表,大隆机器厂是一家成立于1902年的设备厂,1933年有工人1 300名,1971年的员工数达到4 300名。他们在谈到全额并及时偿还银行贷款的重要性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维护我们的信用评级。”这不仅是我在1949年以后的论著中没有见过的,也是在此前与中国接待方交流过程中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思想是所有市场经济的精髓,也体现了张嘉璈先生的思想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