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人回忆的日子各有不同,最后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与实际的日期相差了22天。
当时,正好是暑假时期,在前一个学年和后一个学年之间,有很多教学工作安排,工作比较繁重。此外,李大钊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北京市教职工的索薪斗争。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8所北京国立专门学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致使这些高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
3月,8校教职员举行罢教罢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8校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后被指定为代理主席。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南海,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