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中国19世纪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像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政治上:在这一天,世界各大洲的妇女,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差异,共同关注妇女的人权。近几十年来,联合国的四次全球性会议加强了国际妇女运动,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长,妇女节取得了全球性的意义。这些进展使国际妇女节成为团结一致、协调努力要求归还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的日子。思想上: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它是全世界的妇女组织所庆祝的重大节日。关于妇女节的这个想法早在20世纪就被提出来了,但是直到1908年才在美国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1911年,第一个国际妇女节在德国、奥地利、丹麦和欧洲其它一些国家举行。从那时起,这个日子在许多国家被作为全国性假日来庆祝。它标志着女性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各国的妇女们都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它代表了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文化上:“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到21世纪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这一节日,至2015年已有90个年头;从1960年中国第一批万名(个)“三八红旗手(集体)”诞生,这个光荣称号也已经年过半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妇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这一节日:北伐路上的游行、抗战街头的募款、内战时的示威、阮玲玉的自杀、丁玲的随笔,等等;“三八”国际妇女节这百年的历史,与中国的妇女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公共文化空间。政治上:中国广州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为中国妇女争得了第一次庆祝自己节日的权利,而且体现了革命妇女力量的大联合,成为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结成妇女统一战线的标志。”“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思想上:与其它节日——诸如国庆节、植树节、圣诞节等不同,“三八”国际妇女节有其鲜明的性别属性——它是妇女专属的节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为主题的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正是中国妇女在20世纪以来形成新的“社会性别”认同的最重要的场域之一。美国堪萨斯州罗伦斯市的纺织女工罢工打出的标语就有“我们也要面包加玫瑰”。这表明她们要过像样人的生活。受其影响,诗人詹姆士·奥朋汉(James Oppenheim)写了《面包加玫瑰》之歌:当我们前进,前进在美好的时光在成千上万个昏暗的厨房和灰蒙蒙的厂房里我们感受到突然照射进来的和煦阳光为了要人民听到我们的歌声面包加玫瑰,面包加玫瑰当我们前进,前进,我们带来更美好的阳光妇女的觉醒意味着一个族群的崛起在别人体息的时候不再有苦工和临时工在辛苦劳动我们要分享生命的荣光面包加玫瑰,面包加玫瑰从1911年欧洲超过100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以来,国际妇女节已经走过近100年的历史。就如同女性为争取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一样,妇女节也曾遭到抵制。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希特勒就曾禁止庆祝妇女节。1933年6月20日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早已对蔡特金的女权主义深恶痛绝的希特勒上台后,马上禁止在德国庆祝妇女节,并取消了妇女的选举权。在党代会上,希特勒曾说:“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99%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接着,他又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赤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心照不宣地对外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不过,这也引来一些纳粹女性的不满。为了拉拢妇女,纳粹党调整策略,宣扬“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在取消妇女节的同时,设立了母亲节。母亲节也是希特勒为纪念自己母亲想出来的点子。他想用母亲节鼓励年轻女子生产报国。计划出来后,得到纳粹党上下的大力支持。希特勒随后公布,所有德国男人和孩子,必须在母亲节那天,给母亲和妻子赠送鲜花和夹心巧克力作为赞赏、包容和爱的象征。他还选出一些诗句献给德国妇女。1936年纳粹党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启蒙》一书还说:“德意志女人如葡萄美酒。爱她们,大地将鲜花盛开。德意志女人如家庭里的阳光。她们应该保持体面,不与异族嬉戏。我们的民族应该保持纯洁,这是元首的崇高目标。”纳粹还十分强调“种族纯洁”。希姆莱曾推行一个被称为“生命之源”的北欧-日耳曼人种养育计划。希特勒还特意喊出口号:“产房是德国妇女的战场,饭勺是她们的武器。”1943年,纳粹还曾计划采取所谓大众生育计划,所有妇女在35岁以前都必须与纯种德意志男性至少生4个孩子,达到这个数字后,做丈夫的就有义务随时准备将她另派“它用”。在这一天,来自不同民族,年龄也不尽相同的各个城市街头的男性,为女性——妻子、女朋友、女儿、同事、母亲——准备礼物。但随着消费主义取代了妇女节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妇女节在蔓延的商业狂潮中失去了其独特的性别政治意味,民众开始对节日意义存在争议。20世纪后期美国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为媒体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提供了崭新的方式。主流媒体与广告商、销售商实现共谋,其用消费主义“去政治化”女权主义。公开放弃妇女节原先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以及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等策略,来最终实现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的目的,使女权主义失去妇女节在公共领域讨论和争辩妇女问题的理由。例如:自1913年争取平等的俄罗斯女工庆祝妇女节以来,妇女节在俄罗斯已有百年历史,成为俄罗斯女性的重要节日。据2016年《透视俄罗斯》报道,莫斯科男士将花费约5亿美元为心爱的她选购礼物。不少俄罗斯民众认为,尽管俄罗斯隆重庆祝妇女节,但象征女权主义的妇女节并未帮助女性在经商或从政时享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