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　处的“文化政治”同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里面进一步展开的文化　政治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政治哲学和文明论层面上讨论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前者则是具体特　指面对冷战后“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这两个挑战,中国社会仓促间所做的一　系列思想和认识上的调整。　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中文版出版时用　“全　球化”替下了容易引起误解和不必要争议的“postsocialism”一词,但后者这个只能被硬译为“后社会　主义”的词的意思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苏　联解体为标志)　、　中国革命和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经过　“文革”　的极点转入　“改革开放”　阶段后,　如何在　“　(资　本主义)全球化”和“后现代性”(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更高阶段)条件下,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　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继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版本。在这　本书的导论中我写道:　中国现代性并没有消失在后现代性之中,而是与后者交织在一起—无论人们怎样用后工业化、信　息时代、消费社会时代还是全球化如此种种多变的名号来称呼这种“后现代性”。同时,中国社会主义　即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它也并没有消失在全球资本主义所　定义的新的普遍性之中。　相反,　中国社会主义嵌入在后者里面,　通过自己与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繁复的协商,　China’　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专题:改革开放周年40　30　决定了自身的半自主性。它将后者看作自己的自然环境,但是并不视其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道德构造。　(《全球化与文化政治》,2014　年中文版,第15　页)　“后社会主义”不是不要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状态本身回归到经典马克　思主义所理解的“内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后者结构性矛盾中寻求变革和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　价值的实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带有深刻的复杂性和模棱两可的色彩,因为中国经济事　实上是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化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竞争和增长的,作为一种生产方式　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内部构成来讲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