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勤俭建国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应该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倡增产节约,反对贪大贪新。二是应该面对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问题,报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这个报告分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1980年4月8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时,就三机部同道格拉斯公司的合作事宜指出:我们双方在航空工业方面的合作,要从战略上加以考虑,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会谈结束后,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
同日 他在会见马来西亚文化代表团时说:六十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耽误了十一二年后,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一条好的道路来弥补过去的损失。
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国际形势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好这一挑战。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中共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关键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他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同时也认为大国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边主义的要义是谋求各国协商和合作,首先是大国合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和经验,但绝不会将自己的道路、模式、理论强加于人。
党史回眸
1946年
4月8日 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久前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1947年
4月8日-5月4日 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1957年
4月8日 《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表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社论说,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随后,9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国家首次提出“下乡上山”的号召。
1984年
4月8日 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
2009年
4月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2018年4月8日至11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4月8日
重要论述
1944年4月7日、8日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主要讲四个问题。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演讲指出:边区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
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演讲指出:对于当前财政金融的波动问题,我们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措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关于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为了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各根据地党委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此前,毛泽东于四月三日对任弼时的这篇演讲稿作了修改。在演讲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一句之后,加写: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演讲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一句之后,加写: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这篇演讲收入《任弼时选集》。
1955年4月7日
刘少奇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复信,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信中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这封信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57年4月7日
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等汇报商业、税收工作时,谈话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本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讲话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讲话还强调: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样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