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有颂歌模式,他的“颂歌体”并不完全是谈论上帝的方式,如《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复活的土地》等,他赞美、歌颂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和火焰,他是时代的预言者和理想的呼唤者。
对上帝的祈祷、赞美、呼告和忏悔也是《圣经》最基本的语言方式,它影响现代诗歌创造了祈祷颂歌体。相对而言,关于上帝想像的诗歌文体比它的思想价值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当然,现代诗歌的祈祷颂歌形式有着多种的艺术资源,传统的诗骚和大赋也有着潜存的影响,《圣经》不过是其中一个艺术资源。祈祷、赞美和忏悔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价值信仰崩溃之后寻求新信仰过程中的迷茫和期盼心理,他们寻找并期待着有一个绝对者能回答或解决自己面临的精神困境。
三 走向神性诗学的可能
上帝意象为中国诗歌创造了新的意象空间和美学意义。中国有“诗禅相通”的诗学传统,以禅入诗,以禅助诗,以禅喻诗,诗中有禅,禅里有诗,禅作为一种认知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立意、构思、风格和审美理论。禅来自佛学又融庄玄,与西方的上帝观截然不同,禅可以是人的一片心境和意趣,可以物化为自然和人事,上帝始终是超越的终极的力量。诗禅可以相通,上帝与文学却界限分明,有不同的意义层面,上帝观念追求终极的、超越的形而上世界,文学有审美的、日常的、形而下的追求,上帝没有审美性,但可以通过影响作家而改变文学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禅可以直接进入文学,它对人生的态度就带有审美艺术的眼光,禅意、禅境、禅味是一种高妙的艺术境界,上帝观念则是审美的超越,是人的终极目标。所以说,禅和上帝具有完全不同的认知理念和话语方式,也产生了不同的审美风格,诗禅相通带给了中国传统诗歌冲淡空灵、优美闲适、隐秀神韵的美学意蕴,上帝意象则使现代诗歌有
了精神的转向和紧张,形成了明净而反讽的语言风格。
但是,现代诗人对上帝的想像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神性经验和终极情怀,如同西方诗歌中的艾略特和荷尔德林那样,成为神性世界的守护人,不断追问人与神之间的紧密联系。现代解释学认为,人类的意义解释活动是不同视域的碰撞和相遇。解释需要以自我经验为前提,一定的社会条件构成的“历史视域”都会参与到人的各种解释活动。现代诗歌对上帝的想像也可看作是以诗歌形式进行的一种意义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以及诗人的生存方式都进入了对上帝的想像。也如同麦奎利所说:“当我们谈到上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