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讲完话后就离开了会场,我们又热烈鼓掌欢送毛主席。
接着,就是我们四个小朋友祝词献歌。我们进入会场时,代表们还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我们走上舞台,首先由一位工作人员抱起献词女孩,对着讲台上的麦克风献词(当时还没有可伸缩的麦克风)。然后我们并排唱献歌,歌词很短,约六句,最后一句是:“敬祝你健康!”唱完后我们集体向代表们深鞠躬。代表们见到孩子也特别高兴。我们走下舞台经过通道时,许多代表一边鼓掌,一边抚摸着我们的头。我当时年纪虽小,但对会场的热烈气氛印象深刻,至今一直记忆犹新。
第二次见毛主席是1965年春节。当时我从海南岛调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分配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学习、工作。春节前,学院发给教研室一张参加人民大会堂春节晚会的票,并规定要把参加者姓名上报。教研室的领导对我说:“小王,你去吧。可能见到毛主席。”当晚,我的位置在二楼前排舞台右侧。晚会开始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舞台,边走边向大家频频招手,毛主席、刘少奇两人先走到舞台前沿,毛主席招了几下手后,忽然快步(注:毛主席这种敏捷的快步行走,在1950年和这次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现在电影里的“毛主席”,完全看不到这种走路方式)走回到舞台后面的宋庆龄身边,躬身作了一个请宋庆龄到前台的手势,宋庆龄谦虚地连连摆手,毛主席再一次躬身请宋庆龄向前,宋庆龄才走到舞台前面向大家招手。毛主席和大家见面的时间大约10分钟,然后就返回后台。接着,便是到北京参加调演的几个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演出,新疆战士业余演出队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歌,在这次演唱后很快流行全国。后来才得知,毛主席在后台还接见了这些业余演出队的战士。
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1968年国庆节,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国庆大会组织者决定,由驻京解放军各单位派人身着军装,手举绿花,组成天安门广场群众固定大方阵的绿色方边。解放军政治学院也分配有名额。我是政治学院年纪最小的干部,分到教研室的名额自然要落到我的身上,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国庆活动。这次只能从远处见到身着军装的毛主席。
对于朱总司令,我只有一次近距离的接触。1948年四五月间,我随父母从晋绥根据地到河北省,先后住在离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很近的城南庄和小米峪。一天,警卫员柳二发对我说:“咱们去看一看总司令吧!”我当时年纪虽小,但在革命根据地,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大人们说话,也常把“朱老总”挂在嘴边,所以,朱总司令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是非常高大的。记得当时柳二发把我带到一座普通的河北农家院子的房前,与总司令的警卫员打了一声招呼,就把我引进房去,掀起左边厢房的门帘,我看见土炕上坐着两个人,在炕桌前盘腿说话,一个是总司令,另一个我不认识。朱总司令身穿白土粗布唐装,脚穿纳了底的白土布袜子。一见之下,完全像一个北方农村极其普通的老农,与我心中想像的身着军装、高大威武的总司令形象,完全不一样,心中顿感十分失望。朱总司令特别喜欢孩子,见我进来,转过半个身子,用他那粗糙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脸蛋,并问了我几句话,我当时还沉浸在失望之中,总觉得这个总司令是“假的”,也不愿开口说话,都是柳二发答的话。柳二发见朱总司令有事,答了几句话就带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