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运动进程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5月1日,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57年5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讨论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对如何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如何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分析和部署。1957年7月4日,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4000多人参加的“反击右派分子大会”,并通过《对右派分子的声讨书》,表示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12月,广州市委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16天,对广州市的“地方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