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历史的比较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狄德罗也认为,戏剧的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并且指出:“历史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实,因此不一定尽他们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没有尽可能去感动人和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的话,他就会写出他认为最感人的东西。他会想象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词。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奇异而不失为逼真。”从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他们都注意到诗与历史的重要差别在于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但并非说的哲学意味等同于一般的哲学,因为诗不能离开具体事物来叙述一般,而要通过特殊的个别的人物事迹来显露其中隐藏着的必然性与普遍性。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历史的比较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方面,他通过揭示诗的普遍性,否定和超越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艺术创造的辩证法,要求艺术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去创造,通过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绘,进而揭示出普遍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美高于现实美,充分肯定了艺术真实对生活真实的超越。针对古希腊关于哲学与诗的冲突,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关于诗远离真理的观点,而是对诗人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艺术批评标准可以归结为三种:是否合情理、是否合道德法则、是否合艺术法则。而这三种标准并非绝对相等,其中,逻辑标准是相对的,艺术标准才是绝对的。诗人描述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是一个错误,但如果作品创作需要这样的话,这个错误就是有道理的了。他在《诗学》第二十五章还为诗人辩护说,诗人可用“为了诗的效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如诗人描写了马同时迈进的两条右腿,或不知母鹿无角而画出角来,这只是偶然的错误,并非艺术本身的错误。他认为,艺术本身的错误在于诗人缺乏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