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旦过后的某一天,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子,行色匆匆地走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条小路上,她眉头紧锁地走近一处住宅,她来到了书房,书房里坐着一位中年男士,他缓缓的开口说:“先生,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听到他说的这句话。那个男人沉默了,放下了手中的纸笔,点燃了一根烟,用他深沉且粗犷的嗓音问道:“怎么了?”“我,我怀孕了。”女子情绪低沉地回答道。
上边说到的中年男士和女子分别是鲁迅和他的夫人许广平,原本怀孕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可是为什么到了他们这里事情却变得这么的不愉快,因为在他们的生活计划中,根本没有做好有孩子的打算,也没有把孩子规划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所以这个孩子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个意外。
鲁迅先生曾在十年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出对现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孩子的担忧,以及未来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孩子,他只是不想让他的孩子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生存。虽有百般无奈,但是孩子已经降临,最终二人商定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许广平分娩的日子,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产房外焦急等待的鲁迅,突然接到护士的消息说许广平难产了,护士焦急的问他保大还是保小?听到这句话的鲁迅顿时心头一惊,来不及细加考虑,他脱口而出:“保大一定要保大。”也许是幸运之神降临在了鲁迅的头上,护士抱着孩子出门,告诉他母子平安,这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嘴里还念叨着:“这臭小子真的可恶!”
但是这个小生命的降临对于年近半百的鲁迅来说他也是自豪感满满,几天后,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周海婴,后来有人问到为什么要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鲁迅回答说:“因为他在上海出生啊。”虽然给儿子取名比较随意但是鲁迅心里还是很疼爱他儿子的。他会给周海婴买留声机,陪儿子玩“骑大马”,周海婴揪他的胡子他也不会生气,作为一个父亲他做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合格,所以再后来周海婴长大后回忆起父亲来,总是说父亲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在那个时代,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要求子女必须言听计从。但有着先进思想的鲁迅从不要求周海婴什么都听他的,他心里想让周海婴成为一个敢于做自己的人,所以他对周海婴的教育一直很放松,从不逼他做他不喜欢的事。
原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但不幸往往就这样悄然无息地发生,在周海婴七岁那年鲁迅去世了,那时正是抗日运动的高涨时期,因此,在抗日救国会安排,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茅盾等13位知名人士,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丧礼。
七岁的周海婴还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哭着要爸爸,在下葬的那天,更有近万名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的挽联的青年男女,占满了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马路,短短几天的时间,前来殡仪馆吊唁的人,就有将近数万人,小小年纪的他还不知道父亲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然后《大公报》上刊登了鲁迅去世的消息,还有鲁迅生前留下的遗嘱,第五条是他对儿子说的,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是他对周海婴的期待,而从小谨记这句话的周海婴也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他母亲许广平总是告诉他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虽然周海婴想平平淡淡想低调,但“鲁迅之子”这个名号还是带给他各种各样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