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出于教化的目的,孔子极力表彰“王者之迹”,由此,就不难理解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谓《诗经》十五国风“始终以周公”的说法了。　孔子删订之前,《诗》自然与今本不同,其数量也会多于“三百”,许多逸诗的存在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孔子“去其重”的前提。不过,孔子删诗,其所取者,自然是有教化意义的部分,因为他的选取标准就是“可施于礼义”,这又与先前孔子删订以前的《诗》相近,因为西周春秋时期,都是以《诗》为“义之府”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人们,甚至儒家以外的著述,在赋诗引诗时多不出孔子删订的《诗三百》的原因了。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论语》中“诗三百”的称谓,似乎也隐含着孔子删诗的信息在内。例如清人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孔子说“诗三百”,好像孔子以前已经有了今本《诗经》,如果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这一称谓,当然孔子没有删诗,而事实并非如此!　据《论语?子路》的记载,孔子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习了《诗三百》,交给的任务不能很好地完成,出使时不能独立对答应酬,即使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赋诗引诗是外交的必备能力,孔子强调,对外交往时的赋诗引诗,《诗三百》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如果不会灵活应用,照样多学无益。孔子言语中的“虽多”,恰恰透露出《诗三百》既有可能出于孔子的选编。　《论语·为政》又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斯言,应该是在删诗之后,他认为可以用“思无邪”概括所选定的《诗三百》,因为孔子选编时有自己的标准,那便是“可施于礼义”,而《诗三百》之外的诗则未必一定如此。　孔子的话说明,那时,与《诗三百》同时存在的,还会有不少的诗篇。孔子之时同样有《诗》的称谓,如果综合考察,不难看出《诗》与《诗三百》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论语》中单称为《诗》的言语有不少,细细推敲,它们都不是一定指《诗三百》,或者与《诗三百》未必是同样的概念,在其它典籍中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诗三百》乃是孔子以前社会上流行的《诗》的编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