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斢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