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绍兴地名的丰富文化内涵
1.地名反映人民求和睦吉祥的心态
历史上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伤害,民众不堪其苦,于是普遍产生求天下太平、安宁的心态,希望过上和和顺顺、安居乐业的日子。人人亲善幸福,丰衣足食,期盼没有兵战、械斗,没有饥荒、瘟疫,于是将这些美好愿望的词语常常命为地名,例如:安华、保和、思安、水宁、安昌、太平、福全、丰惠、中爱、和平、福源、永丰、长乐、富润、广利、昌福、友谊、诚爱、博济、幸福、定安桥、隆兴桥、集贤桥、福祈山、都昌坊、富民坊、咸欢河沿等。这里不仅有祈求安宁、昌盛的希冀,也有祈求福寿、吉利的良好愿望。
2.地名反映经济生活
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绍兴自古以来经济比较发达,因此经济的影响在地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糕点弄、新市场、香粉弄、油车弄、盐仓桥、桑园陈、富民坊、都昌坊等。这些地名反映了绍兴历史上的经济特色。以经济特色命名在全国的地名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如葡萄沟、马集、铅山、梨树等。绍兴也生产陶器,虽然不像景德镇陶器那样闻名于国内外,但是绍兴陶器业的历史可以在地名中得以反映,如陶堰、陶里、青陶。越窑瓷器自东汉以来即已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
据考证,在汉晋时期的茶具、酒具、餐具、文具、容贮器、盥水器、灯具、卫生用具和随葬冥器等各类生活用品中,都存在有越窑瓷器的身影。唐末五代吴越王钱镠在位时期(梁开平元年,907年),越窑瓷器作为吴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为吴国换取了巨大的“外汇”收入。当时大小窑场星罗棋布于浙江东南一带。越瓷尚青,这在绍兴地名里有所反映,如“青陶”。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秋色越器》一诗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就是赞美吴越青瓷的,吴越青瓷因其诗句更加名声大振。
3.地名反映自然神崇拜
在古代原始人的眼里,强大而自然、神秘的自然力,即风、雨、雷、电等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因此人们把它们当作神灵加以顶礼膜拜。例如:“龙”是本无确定概念的动物,据说是人类远祖在原始部落时的图腾,因而人们素称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人们又认为龙是主宰降雨的神,所以因天气干旱少雨或水灾泛滥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或生命造成危害时,人们就要到龙王庙进行求雨或止雨仪式,龙王庙遍布全国。而且封建社会以来,龙又是帝王的象征,可见龙文化蕴含着古老悠久的人文积淀,并极富想象力和象征性的传统形象。龙在漫长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丰富又被全国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出现一批以龙命名的地名。如黄龙、云龙、九龙、龙岩、龙游、龙井、龙潭、青龙桥、龙泉山、黑龙江、龙门港等。绍兴地名中有龙山、龙门、蛟镇、龙华桥、龙皇庙等。
4.谐音与雅化反映求美心里
地名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音变,这种变化是在较长时期内形成的,这其中多以谐音而变化,例如:江藻,据明代钱时的《明镜里赋序》记载,宋元为陶者居,得玉缸灶中,蜃溢而出,泛以梅梁,沉之湖中,故名缸灶。当地方言“缸灶”与“江藻”同音,谐音改为“江藻”。忽都,诸暨店口一村名。“忽都”是“勿赌”之谐音,相传古时此村村民嗜赌,以赌为习。后移风易俗,嗜赌风气渐转,便名“勿赌”,意为不再赌博,以后谐音改为忽都。祥隆,本名墙弄,谐音雅化为祥隆。旺妙,传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击,南逃经此,丢失王帽,人以此为名“王帽”。后人因其音似旺妙,故名旺妙村。谐音音变后听起来顺耳,读起来顺口,且有求雅求吉的心态,所以变化后的地名更加文明高雅。
地名也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之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且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它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交往起到指示称代作用,而且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地名是浓缩的历史,是缩写的文化。总之,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我们仅从绍兴地名中也可窥见一斑。
(二)绍兴地名文化寻根
绍兴是一座文化古城,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崛起的一霸,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越文化几经沧桑巨变,在古夷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最后发展为现今的吴越文化。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概述》中说:“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2000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并向西做扇状辐射。”以太湖、钱塘江流域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又可以分为浙西和浙东两种类型,浙东文化就是宁绍平原的越文化。
追溯吴越文化的根源,据董楚平先生论证: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都可以称为“夷”。因此称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就称为“夷越文化”。这应该是越文化的源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逐渐占领“故吴地”。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照“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古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又迁瓯越(浙南)闽越到江淮地区。
在这200多年里,经过这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的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经历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吴越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转向汉以后的崇文,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这三次劫难从外部给吴越带来了发展机遇。永嘉之乱、靖康之难迫使朝廷两次搬家,前次搬到建康(南京),第二次搬到临安(杭州)。
六朝时的建康与南宋时的临安都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移民潮给吴越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经过长期融合,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呈现出纯正、成熟、鼎盛的状态。从南宋至今,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以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吴越地区的文化精英汇集于上海,使得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了解了吴越文化的发展、磨合、融会与积淀,就不难理解绍兴地名中蕴涵丰富文化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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