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立法法》规定可见:对于基本法律的解释权,《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法》第42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做出法律解释。但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仅仅是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它仅有研究拟定法律解释草案权,而不能直接做出法律解释。因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意见并不具有法律解释的效力,其《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字(2002)12号)属于无效的越权解释。有的同志认为全国人大法工委有这一解释权的观点(参见《最高检称未扩大14—16周岁刑事责任范围》,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09月02日)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其转发要求“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复函》(高检发研字(2002)17号)),也是违法的。可见,有关机关扩大年幼少年的做法既是违法的,也是违背法理的。
[18]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会议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参见莫洪宪:《论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4期。
[19]针对有关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辩解说没有扩大年幼少年刑事责任的范围(参见《最高检称未扩大14—16周岁刑事责任范围》,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09月02日),但是仅从其通过向全国人大法工委请示,并得到答复后才做出有关司法解释的谨慎做法本身,也说明了这种辩解的底气不足。
[20]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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