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1891 年秋,在薛福成推荐下,黄遵宪出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在黄任职期间,其对清王朝立国初期所颁“禁海令”的危害认识日深,经与薛福成共同努力,清政府于 1893 年明谕废除海禁。但是学术界关于晚清废除海禁政策的研究,都是基于薛福成、黄遵宪为本位的研究,而未对废除海禁的背景及过程进行系统论述。笔者依据散佚在《星报》、《黄遵宪全集》未收的关于奏请废除海禁的史料,对此事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述。一、薛、黄对废除海禁原因的陈奏关于清代的禁海政策,可追溯到清初。清康熙年间,为遏制尚存之反清力量向大陆地区的渗透,确保沿海的统治秩序,清政府对擅自出海的臣民“但以通贼论斩。”[1] 禁海令颁布后,出海谋生的华侨,大多不敢还乡。到 19 世纪 60 年代,虽然清政府已与美国签订了准许劳务输出的《蒲安臣条约》,但“禁海令”并没有同步的明谕加以废止。由于条约对华侨归国并无明确保护,国内的官员劣绅,仍然依仗“禁海令”勒索侨民。直到1893 年,薛福成以《论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呼吁废除海禁政策,“禁海令”才得以废除。关于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的原因,薛福成在这篇奏疏中,从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分析:政治上,废除海禁政策是客观环境变化和清王朝自身发展的合力使然。在康雍乾时期,奉行海禁政策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薛福成认为昔日海禁政策是由于“大抵昔日海盗未歼、邻交末订,彼出洋之民,禁之则以孤寇党,弭衅端;不禁则虑其泄事机,伤国体。且承平之世,地广而人不稠,人散则土益旷,深维至计,首悬厉禁,非苛待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2]494 昔日推行海禁政策是“时势为之”,那么今日废除海禁政策亦然。他在奏疏中汇报说:1842 年以来,朝廷已先后与欧美亚多国建立了外交商贸关系,双方人民已自由往来并获各国保护,政府早已不加干涉;之后向秘鲁、古巴等拉美国家输出劳务的时候,为保障在海外的华工利益还在当地设立领事馆;交通的发展,极大便利了各国交往,中国不能缺DOI:10.13971/j.cnki.cn23-1435/c.2015.07.020 席;中国的小农经济已遭遇人多地少的现实,应以商贸、劳务发展经济,“张国势以尊体统”;废除早已名存实亡的“禁海令”是“时势为之也”[2]494 -495 。文化及道义上,华侨认同中国习俗兼具赤诚爱国之心。华侨虽居外多年,但是其仍“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为荣幸”。[2]495 华侨如此怀念故国,然其却归国无路、报国无门。据黄在奏疏中分析,华侨虽然思乡,但一谈到回国就“皆蹙额相告”,因为返乡后地方官吏、在乡邻里的骚扰和诬陷不胜其扰。“凡挟资回国之人”,要么被指为逃犯或叛国者,要么被指为国内外的海盗同党,甚至有直接抢劫华侨财物、拆毁华侨祖屋、伪造文书追债的现象。因此,普通华侨不敢回国,偶尔回国的商人则只能自称外籍。若想解决上述华侨遇到的问题,只要公开废除旧的“禁海令”即可。[2]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