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年前蔡先生一百零一岁生日的时候,我曾写了《随侍校长蔡先生琐忆》一文,刊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我见到和追随蔡先生比较迟,但是说迟嘛,在今天说起来,光阴迢递,年华逝水,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于一九一八年秋季,考进北京大学法预科肄业,第二年就是五四运动。「五四」以后,蔡先生在校的时间不多,他常离开北京到欧洲各国开会或考察,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和蔡先生接触。
策划夏超起义归附中央的经过
一九二四年,我从北大毕业,仍然留在北平,教教书,暗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到了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那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因国民党人在北京很活跃,想要一网打尽,有下令通缉国民党人之议。在通缉的名单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是我和郭春涛兄,鲁迅的《而已集》中详记有被通缉者的姓名。因此,许多比较有钱的同志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东交民巷我们是住不起的,于是我就躲到东城口袋胡同,同学许宝驹的家中,朝夕与许计议如何觅取机会,为国民党尽力。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浙江省长夏超(定侯),为人机警有大志,绝不甘心屈居孙传芳之下,如有机会,必可举义反孙。此时如有机会策动夏超反正,东南半壁,影响甚大。我知道马叙伦(夷初)先生与夏有深交,此时马正在杭州,若由马向夏进言,夏必可言听计从。我们两人定计后,当天晚上就到东交民巷西口乌利文洋行楼上,去看易培基(寅村)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他听了以后,大为嘉许。他说今晚时间不早了,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李石曾先生(时为北京政治分会主席,避居法国医院),要我们明晚去听消息。第二天晚上,我们复往谒见,他告诉我们李先生亦甚赞成。他将先去电与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先生接洽,要我们二人中,一人去杭州,一人留在北京和他保持联系。我们商定由许宝驹回浙江进行此事,我则留在北京静待好音。因为宝驹口才便给,说话比较动听,所以我推他前往。宝驹到了杭州,把我们的计划和经过情形告诉马夷初先生。马往见夏,晓以利害,夏极表赞成,决定反正。国民政府遂派夏超为浙江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许宝驹为十八军党代表,我则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原定计划是夏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宣布反正,立刻出兵攻占上海,不料夏之警备队,装备虽好,但无作战经验,动作迂缓。孙传芳得知浙江政变的消息,先发制人,立即遣卢香亭部由上海进攻石湖荡,攻占嘉兴,直趋杭州;夏则功败垂成。
那时我还在北京,得到许宝驹的急电催促,但一时不能动身,需将大中中学和南花园北京特别市国民党党部等处经办之事交代清楚,始能成行。等我到达上海,夏已殉职,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我若早到夏超军中,命运实不可知。夏超失败后,我就留在上海工作。
蔡先生派我返浙察看敌我形势
是年秋天,蔡先生已从欧洲回国,住在上海,我乃得有机会随侍左右。十一月,国民政府任蔡先生为浙江政治分会主席。当时有好多同志,不问情势如何,总想回到浙江去。杭州因为卢香亭的主力部队驻扎,杭、嘉、湖都在他的手中,当然不可能回去,然而有人认为我们有两个师的兵力可以依恃,就异想天开,主张先生在宁波成立省政府。蔡先生不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