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来说,欧洲总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早在英联邦还没有构想出来的时候,埃德蒙·伯克就提出过‘欧洲国家’的构想。正是出于欧洲方面的考量,才有了英帝国,因为殖民地可以为英国提供它在欧洲大陆所缺乏的人口和经济实力,阻止它的对手获得这些实力同样重要。相应地,英国也通过控制欧洲均势获得并维持住了它的海外帝国。当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却是一个始于欧洲、止于欧洲的循环。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
英国街头。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在这段论述中,译者的“英帝国”一词虽然准确,却很容易让常识匮乏者误会,甚至对“当英帝国在二战后成为欧洲和世界的棘手难题时,它便解体了”这样的说法摸不着头脑。其实,把“英帝国”改为“日不落帝国”,对读者便友好得多。
《千年英欧史:英国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的这段论述,道出了英国与欧洲的纠缠与难舍难离。
正如此书简介所言,英国这个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纠结、复杂和矛盾的角色。它曾经入侵别国,也曾惨遭入侵;它曾变换立场,也曾袖手旁观;它曾表现出“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也曾怀揣最模糊不明的理想主义。在每一个世纪里,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军队都曾驰骋欧洲大陆,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彼此交织的对英国议会自由和“欧洲自由”的维护。
如今许多人说起英国,甚至会以“二流国家”的片面认知轻视之。可实际上,虽然“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逝去,但无论GDP、经济潜力、教育水平、科技发展、福利状况,抑或世界地位,英国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也正因此,作为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的作者布伦丹·西姆斯,在书中写道:“如果说欧洲造就了英国,那么英国也造就了欧洲”。
“岛国”的自治精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欧洲大陆人对英国的定义都是“岛国”。英国人自己也是如此,甚至在教育中长期强化“岛国”这一概念以及其历史。
但这更多是一种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意识。在布伦丹·西姆斯看来,英格兰的历史以及此后不列颠的历史,其实都是欧洲大陆的历史。决定英国命运的主要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纯粹甚至高度自信的英国视角,如果坚持认为英国是二流国家,那么甚至会认为这种自信有自大之嫌。但从历史来看,它起码是极大程度上的事实。
从地理、民族和宗教来说,英国都与欧洲大陆无法割裂。根据地球板块漂移学说,欧洲和英国原本相连,冰层融化才导致英吉利海峡出现。而英格兰的主体——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就来自欧洲大陆。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也长期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范畴内。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来看,许多英国君主及政客的职业生涯也都是由欧洲大陆事务决定的。书中写道:“迈克尔·德·拉·波尔于14世纪末遭到弹劾;100年后,威廉·德·拉·波尔因在百年战争期间丢掉英国在法国的领地而遭到弹劾;玛丽一世因失去加来而名誉大损;斯图亚特王朝因未能保住德意志的新教事业或遏制路易十四而覆灭;沃波尔因拒绝(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反抗法国而下台;在18至19世纪还有许多内阁官员下台;20世纪90年代,撒切尔夫人因约翰·梅杰的考验而放弃了首相一职。同样地,脱欧公投也决定了首相卡梅伦的命运。此外,英格兰的内部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是面临欧洲施加的压力而产生的:从为了换取和平而向维京人交纳的丹麦金、17至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战略到为资助与法国的战争而第一次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再到20世纪的‘战争国家’和‘福利国家’战略。”
当然,英国与欧洲大陆有着极大的不同,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自治精神。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它创造了“法治”理念,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王权应当受限,影响极为深远。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国会,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开始出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开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