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无国界医生安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安娜是中国28名无国界医生之一,曾去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新京报记者 贺顿 摄
人物介绍
安娜
1982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毕业。曾在北大医院各科室轮岗了五年,之后入职北京肿瘤医院,成为一名妇科大夫。
2011年,安娜加入“无国界医生”。2011年至2015年,她先后前往塞拉利昂、索马里兰(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为当地医疗项目的妇产科医生,并参与产科急重症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对话动机
11月下旬,一段《一个北京女孩辞职跑到阿富汗,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的视频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几小时内,阅读量便突破十万加。
该视频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目前,中国内地有28位志愿者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的行列,北京女孩安娜便是其中一位。
11月30日,在外交公寓“无国界医生”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安娜。作为“无国界医生”中国内地的代表,安娜除去前线的工作时间,还会负责邀请无国界医生与国内医学界、对外援助机构等,进行有关医学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交流。
安娜说,在全国28名无国界医生中,自己是个幸运儿。既没有经历武装内战,也没有遭遇过疫情暴发。谈到曾经有医生被车臣武装分子掳走,也有在阿富汗空袭中遇难的人员,她却更加坚定“守土有责”的信念。“本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何况我见证过那么多生死,看得比较开。”
第一次出任务花了半个月调整状态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无国界医生”的?
安娜:2010年,有一次我在网上查询人道救援组织的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无国界医生,我非常认同它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和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
新京报:后来怎么加入的?
安娜:当时立刻写了申请书,再去香港面试,他们会严格地考察医生的基本素养、专业知识以及实操能力。三个月后,得知自己被录取时,特别开心。
新京报:第一次出任务去了哪儿?那里医疗水平如何?
安娜:我第一次出任务是2011年3月,被派往西非的塞拉利昂工作6个月。塞拉利昂有六百万人口,注册医生只有三百左右,还有一半人是在国外。博城(塞拉利昂第二大城市)医院只有两家,医护人员极其缺乏,医疗设备也少,我们医院只有一个手术室,另一家医院只有一个医生。
我主要是给孕产妇看病。在当地,女性最重要的“功能”是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但是当地孕妇们不做产检,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除非真有前置胎盘,子宫破裂等危急状况,才会送往医院。所以我接诊的大部分都是危重病人。
新京报:和国内的工作比起来,压力大吗?
安娜:刚开始单独值班时,接到这些病人,心理压力非常大。有次夜班,一连送来五个危急孕妇,每一个都需要紧急手术,我从夜里11时一直做手术到第二天上午8时,从手术室出来后,非常累,走路都是飘着的,精神也很恍惚。可是也很高兴,因为每台手术都顺利,看到新的生命降生于世,抱着宝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带给我的力量,让人欣慰。
新京报:生活上呢,适应吗?
安娜:我自认为是适应能力较强的人了,还是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整状态。3月到达时,正赶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值完夜班回来睡觉,第二天是热醒的,起来时床上还会有明显的身体形状的水印。
上白班时,为预防中暑,我带了一个特大号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医院里没有空调,每次手术做完,脱下手套时,里面流出的水就像从水龙头里放出的一样。
语言也是障碍,当地人说英语我听不懂,都是大半个月后才能比较流畅地沟通。
在索马里兰通过苍蝇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报:之后又去了哪里?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尔奥,索马里兰第二大的城市。之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报:在索马里兰生活得怎样?
安娜:苍蝇始终伴我左右,挺感动的(笑)。这里有超乎你想象的苍蝇数量。这些热带苍蝇飞得极慢,喜欢往人身上的敏感区域降落,还总是在觅食时淹死在滚烫的咖啡里,特别笨。不到2分钟,你能看见至少3只苍蝇英勇无畏地躺在杯子里。
从苍蝇数量上,你还能看到这个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见一个病人身上有超过30只苍蝇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给她发病危通知了。
新京报:工作上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惯了丈夫对妻子的“无所谓”,有的孕妇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医院,手术也只能等男性亲属签字后才能做。
但是,艾哈迈沙巴巴医院的一对夫妻,让我特别感动。那个女人被送到医院时,抓着自己印着经文的护身符说,谁要切我的子宫,一辈子都不得好过。其实,她已经生育了五个女孩儿,终于等来第一个男孩儿时,却发现子宫破裂,男婴夭折。
当地医护人员听懂了女人的毒咒,没人愿意做这个手术。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释:现在不是要不要子宫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活的问题。她老公恳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爱她,我会守着她和女儿们过,不会再娶第二个。”我还记得他说的话,这种情况,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工作确实很累但更加认同我的工作”
新京报:还想再出去吗?
安娜:当然,我从小就是坐不住的人,特别喜欢到处跑,特别是去这些一辈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
新京报:一般多久出一次任务?如何确定出任务地点的?
安娜: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无国界医生”会公布需要援助的国家和具体时间安排,也会安排到人,你也可以主动和负责人商量行程和时间。如果不适应,随时要求回来也没问题。
新京报:家里人对你做无国界医生是什么态度?
安娜:我父母都是医生,这件事上他们没管我。我丈夫还给我买了当年去香港面试的机票,那会儿孩子才不到两岁。大家会担心我的安全,但更多是理解和包容。
新京报:在国外那么辛苦,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安娜:在塞拉利昂我喜欢早起跑步,那里有美丽的海滩,七点之前,海面吹拂着凉爽的风,特别惬意,那是我一天中唯一的放松时刻。在索马里兰,偶尔也会去逛集市,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为宗教和文化因素,你只能待在医院里不能随意走动,会让我有点憋屈。
新京报:这五年的国外援助工作有什么感悟?
安娜:在这些饱受内战、疫病和天灾困扰的国家和地区,你看到医疗设施和系统惨遭破坏。加之当地人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医学知识的匮乏,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心痛。
我每天都在见证死亡与重生。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妇女,行走在挣扎着拯救自己的路上。工作确实很累,可是有幸帮助这些孕妇的喜悦,让我更加认同我的工作,也从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我很幸运,也很满足。
链接
无国界医生
独立、非牟利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1971年在巴黎成立。
官网显示,该组织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救援项目。当重大突发灾情出现时,相关部门会从全球招募选派人员参与紧急救援,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尼泊尔地震等。另外一部分则是长期项目,在评估当地的医疗条件后,该组织会设立医疗站点,提供医疗援助和重建。每批次前线人员的工作时间为1-6个月,并发放项目补助金。
“无国界医生”与中国的情缘,则要追溯到1998年的湖南洪灾,第一名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潘渊,在当时的救援活动中担任后勤人员。之后他向其表姐、北大人民医院的妇科医生屠铮推荐了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从1998年至今,中国内地共有28人加入无国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