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对策 研究中国对一战的反应,我们必须考察当时中国及世界所处的环境。显而易见的是, 美国卡拉玛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徐国琦在近作《中国与大战》中重新审视了上述传统观点。他受著名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和韩德(Hunt)的影响,采用国际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参加一战的史实,在重新发掘肯定中国为大战所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了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在他看来,中国卷入一战,并非形势所迫,而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外交群体和知识精英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主动尝试。他又着眼于“过去常被忽略的中国外交的思想因素”,研究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心态、情态、理想和挫折。这些新的观点,足以使本书成为一部有别于以往的外交史、政治史或国际关系史的特别著作。 徐国琦认为,晚清以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导致旧有儒家统治秩序的崩溃,中国日益边缘化,精英们逐渐放弃原来的中央帝国观念,转而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寻求国家认同。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机会——若中国加入一方,成为战胜国,必然有资格参加战后重新安排世界的和会,挽回半个世纪以来丧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研究中国对大战应持的政策和立场。 通过对这一时期政府外交文件的考察和梳理,徐国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大战,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采取着主动的姿态。大战伊始,政府就责令外交人员收集情报,第一时间发回欧战的最新动态,以备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以梁启超、陈独秀、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领袖们更是密切关注战事,为政府出谋划策,积极撰文鼓吹,探讨大战为中国带来改变的可能性。尤其随着德国在大战中日渐颓势,美国的态度逐渐倾向协约国,精英们更坚定了参战的信心,在征兵、华工出洋和国际合作等事务上积极配合协约国,希望能在欧战中大显身手,赢得战后的国际地位。当然,由于当时南北政府对峙,各国在华利益错综复杂,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多方掣肘,中国参战的进程举步维艰。作者通过对黎元洪、段祺瑞等决策者性格的分析,认为特殊时代导致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的努力和积极作用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德国和英日俄等国相比,远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中德关系,甚至像柯伟林在《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2006)中说的那样,“在许多方面是最真诚、融洽的”。不过由于德国败局几定,中国只有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才可能在战后新的国际体系中赢得发言权,所以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选择对德宣战。徐国琦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这一外交策略,认为这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渐成熟的结果,是中国对大战采取主动姿态的又一表现。 徐国琦还对一战引起的国人思想转变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一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转折点的重要地位。首先,十几万华工通过欧洲之行,成为了具有新思想新视界的新人,对世界对中国对自身都有了新的认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大大加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其次,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挫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兼具的五四运动,对外而言,是中国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继续努力和再次尝试,对内来讲,启蒙了几代国人,影响了今后中国百年的思想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