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中,患者为急性心肌梗塞,伴有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属于内科的急危重症,常可表现为猝死,病情发展迅猛,死亡率高。案例二中,患者为存在慢性肾功能不全和贫血等基础疾患的老年人,住院期间发生急性肠梗阻,该病为外科急症,重者可发展为坏死、穿孔、急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基础疾患可增加治疗难度,但若及时、正确诊治,一般不会致死。可见,案例一患者的原发病更为严重。
再看医疗风险。案例一中,医方不具备手术条件,若能及时转院令患者接受手术,患者确有一定生存机会,但即便手术及时,其死亡风险仍然很大,且可能在转院搬动或者运送病人的过程中病情急剧变化而来不及接受手术。案例二中,患者于住院期间发生急性肠梗阻,若医方诊断及时、处理得当,可能避免发展为肠坏死、穿孔;若在穿孔后及时手术,即便患者年老并有基础疾患,其死亡风险也不会太大。而事实上,由于手术延误了1周多,在腹腔感染非常严重、身体基础状态很差的情况下,患者仍然在术后生存了2个月。显然,案例一的医疗风险更大。
最后看医方的过错程度。案例一中,医方诊断及时、正确,药物保守治疗也是充分、有效的,其过错在于在不具备相应手术条件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履行转院义务。但应看到,能否及时转院并非医方单方能够决定,还取决于上级医院的态度,尤其是周末休息日,未能成功转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当然该案中医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天未能转院的责任不在其自身。案例二中,医方在诊断、灌肠、用药、手术等多个方面存在过失,有些甚至属于常识性错误。两相比较,案例二医方的过错程度更重。
另外,案例二中,医方曾建议手术而遭患方拒绝,患方转院对手术有一定延误并在转运过程中病情有所加重,患方自身也有一定过错,可适当减轻医方的责任,但这对损害后果影响不大。综上分析,两案二审改判一审的责任比例是合理的。也可以看出,要把握好裁判尺度,准确酌定责任比例,法官应尽量了解与案情有关的医学知识,吃透专家的鉴定意见,积累足够的医疗纠纷审判经验,并多做横向、纵向比较,[24]才能避免主次颠倒、畸轻畸重、责任失衡。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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