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人权相 结合是我国人权优越性之一。只有有民主的地方才讲人权。 民主法治人权是一面多棱镜。 社会对于人权的保护最集中的表现在法律方面。这一点,是由人权的社会文明性和民主性特 征所决定的。只有在人类社会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社会文明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条件下,人 权作为法治与民主社会的一种表现才有可能被提出与现实化。可见,人权与法治和民主的关 系是非常密切的。显然,人权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存在并现实化,也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 法律对人权的保护根本集中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及有关宪法性文件之中。我国 1999 年宪法修正案中就明确将依法治国入宪。人权的发展必须由法治作保障,法治是人权 的真谛。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 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对于“人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确立 及实现起到了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从整个人权史来看,特别是近代以来,人权的发展总 离不开法治,人权思想贯穿整个法治过程。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 不仅是人权的主要内容还是法治的主要目标。因此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我国 依法治国政策的提出是符合人权发展规律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加入 WTO 是我国在 2l 世纪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举 措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来,外国国籍的人在我国 越来越多,在我国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这一部分人在生活观念和人权思想与我国存在相当 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我们在现实中保障人权面临前所未有困难。随着加入 WTO 的影响,近 两年来社会上失业问题的矛盾相当尖锐,因而要解决好人民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也是我国人 权保障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按照 WTO 机制,我国工人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与发达中国家相 比还很低,这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化趋势中人权保障。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产权的平衡问题 也是当前近段时间理论界争论的难点,这也牵涉到在人权问题在 WTO 体制下的落实。总之, 对我国人权建设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现在都还无法预知和判断,同时,WTO 本身也处在不 断的发展过程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这又加剧了我国人 权在 WTO 机制下的实施难度。 我国加入 WTO 大家庭却又有利于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发展与完善,又为我国人权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加强我国人权体制规范,还有利 于我国加入国际人权保障,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合作与沟通。中国在 WTO 体制下发展人权, 既是一次良好机会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在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积极加强自身人权的 发展,推动国际人权的进步,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西方人权思想的干涉与侵蚀。 “三个代表”也可算是我国上届领导集体对人权理论的总结与创新,是人权思想的精华。十六 大报告中再次提申并写进党章,将人权保护的主体范围扩展到所有为中国富强作出贡献的各 个阶层人士。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人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所以我国人权发展 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全面小康,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中国人 权的优越性。 最近十年来我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在新的领导集体下,在已有的人 权理论和现实基础上,我国将以十六大精神指导我国人权理论研究,并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 个经济繁荣发展、政治民主自由、社会文明进步、人民享有更充分人权的现代化国家。 我国人权的发展 摘要:我国对人权概念在政治法律地位予以确认,经历了一个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文件予以 确认、再到写入国家宪法的发展过程。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是党和国家对人权问题认识不断深 化的结果,也是我国法治型政府建设题中之义。人权制度发展,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 念的变化和对“权利制约权力”思想的认识转变,对我国法治型政府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 关键词: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治政府建设 1 我国人权保障发展的沿革 国际人权组织将“人权”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 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 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 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人权 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 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权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最好 时期,并将保持持续不断的良好发展势头。 纵观我国人权保障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1978 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 中国人权保障新“原点”;1982 第四次修改宪法,在宪法中 列举了 28 种公民权利,与西方人权 几乎没有区别;1991 年国务院有发布了首份 “人权白皮书”,从此人权被称为“伟大的名 词”;2004 年,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 本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中 赋予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等多种新人 权;2009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订 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发展规划,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中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 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 人权的比较系统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它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 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折射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和“依法执政”的理念,同时,也为塑造法治型 政府提供了契机。 2 我国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在当代,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 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权得以保 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政府;离开了法治,再好的人权理 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 今天,认真思考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 大意义。 第一,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人权只有通过法律的确认,才能从应 然权利,转变成法定权利,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法治要求法律必须以尊 重和保护人权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原则;法律制度必须是充分和完备的体系,不仅要有根本大 法——宪法,而且要有各种具体法律和制度;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任何个人、任何组 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法治面前无特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 治,社会主义人权就会成为空话。 第二,有效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关键。公共权力是与公民生活联系最 普遍和最紧密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保障和发展。因此有效的制约行政 权力,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是要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形成法律支 配权力的运行秩序。社会主义法治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按照法律治理国家,就是按照 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人民是权利的主体,也是法治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是要保 障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不可侵犯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用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实际上就是 用人民的权利去限制公共权力。人权是公共权力的目的和界限。对于政府,法无明文规定不 可为之,越权无效,放弃职权,也是失职;对于个人,法无禁止皆可为之,“法不禁止即自由”。 3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完善途径 3.1 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 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政府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年)》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 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 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 就需要各级行政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慎用手中权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 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平等权利、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 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尽量避免发生此前曾在安徽芜湖、湖南嘉禾、 陕西延安等地出现的行政机关随意侵害公民平等权、财产权、人身权的典型案件。 3.2 树立程序法治的理念 社会公正大致上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建立法治政府必须同时有效实现实体和 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社会矛盾的解决,尽管目前我国政府法治建设 中,对于这类问题有较为具体、详细的的实体法律保护;但是由于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超越了 特定社会阶段人们的智慧和能力,实体公正的实现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实现。因而与此不同, 程序公正以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中心,通过程序机会的均等性、程序的过程性和交涉性,既 让人们看见实体公正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社会的不满、实现社会的人文关怀以弥补 实体公正的不足。程序法治正是通过在绝对意义上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以实现实体公正,从 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公正。 3.3 树立责任、诚信政府的理念 法治政府首先是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公共选择理论代表学者布坎南曾指出:“责任是政 府运行的动力,也是政府运行的压力”。行政责任关乎政府的生命。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 的关键。法治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从权力、责任对等的原则来说,享有什么样的权力, 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权必有责,是法治政府执政的前提。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 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保障,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侵权须赔偿。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就要强调行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主体利益彻 底脱钩。责任理念在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洛克认为,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和基础,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因此,政府必须 取信于民,以信立国。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所以,建立法治政府,离不开对政府诚信理念的培 养和监督。主动以诚信为自律原则的政府是诚信政府。诚信政府首先是政府的自我觉醒与自 我意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不仅要把信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而且要把信用作为从政、 为政的行为规范和根本原则,坚持依法行政、信用行政。为此,加强对行政人员的诚信道德建 设,增强其信用意识和观念,使之内化为从政、为政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进行社会管 理而非随意行政,遵循诚信、公正、平等、效率的基本原则,约束和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从而 夯实信用政府的道德基础。 转 3.4 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公共行政权力是一种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 因此建立法治政府,首先就需要政府的权利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受法律的严格约束 和规范。公共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利的授予同时意味着权利的限定,权力的行 使不得超越法律设定的限度,法是公共行政行为的依据,越权无效,即“无法律即无行政”。依据 “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分析,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公民将个人的 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委托给政府作为其代表进行统治和管理,这种代理的前提是公民利益的满 足,因此保护人民利益,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公共行政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 3.5 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无责任追究就无所谓监督,而无监督决策就会失控,违法决策、不当决策和失误决策就必 然产生。因此,可以说,缺乏责任追究的决策体制是不健全的,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决策的责任追 究制。为此,要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 程序和监督方式,各级行政机关要根据不同的决策事项,制定具体的监督制度,完善具体的监 督机制。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 任相统一。个人决策,个人负责,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建立健全具体的责任追究办法,明确每个 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和权限以及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 4 结语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 的工程,要从几千年的人治国家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转变,需要政府从思想、行政体制等多个方 面进行转变。而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能够清晰的折射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脉络。2009 年 4 月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 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它 体现了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坚定决心和努力方向,也体现了建立法治政府的信心。然 而,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的创新,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的发 展。 社会主义人权和资本主义人权的区别 资本主义人权认为人权大于主权,强调人的自由,把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其优点是一切 事物人性化程度高,个人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缺点是宏观控制比较弱,其绝对自由带来 很多社会问题。 社会主义人权认为主权大于人权,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在保证主权的前 提下保障人权。优点是在宏观局面上能够较好的控制(比如非典时期的强制隔离,在美国即 使患了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如果你坚持不治疗不隔离,政府是没办法的),缺点是对个人的 意愿要求考虑较少。 两种人权理念各有其优缺点,都需要发展和完善。 资本主义民主(对比,可作图表)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较封建专制具有极大 的优越性,而且与资本主义民主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必然 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巨大体现。 第一: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 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为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 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资 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这就决定了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必然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必然意味着为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服 务。与资本主义民主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是生产资料和一切社会 财富的主人。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被剥夺。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取代按资分配的实 现。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直接为公有制和广大劳动人民 服务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真正多数人的统 治。它客观上要求广大人民参加国家事务和经济的管理,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的 积极性,使人们树立起自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的责任感,保证政治、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 前进。 第二:资本主义的民主事实上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只能是有产者的民主,而有产者是少 数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狭隘的民主。劳动者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 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广泛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是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的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现有的民主。这种从 几少数人的民主到绝大多数的民主,是民主制的一个根本转变,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 飞跃,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 第三:资本主义民主形式和内容分离,是虚伪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内容统一,是 真实的民主。形式和内容相分离,原则与实践相脱节,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典型特征。马克思、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 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 的形式。” 剖析西方人权外交(专论) 马胜利 “人权高于主权论”是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新动向。它旨在以人权为武器,借民族问 题干涉别国内政,进而实现西方霸权。一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侵略便 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 西方的人权外交是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以人权为工具,以国家利益为 目的。众所周知,强权国家干涉别国主权的行径不自今日始。数百年来,从殖民扩张到法西 斯战争,从推行“有限主权论”到对南联盟的侵略,打的旗号虽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 老殖民主义打的是“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旗号,德国法西斯打的是“雅利安种族优越 论”的旗号,北约打的则是“捍卫人权”的旗号。 应当看到,西方之所以大搞人权外交,也是由于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人权 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肯定和重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已经把保卫人权 确定为基本原则。 人权与主权不是对立的,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 和民主、自由、公正一样,人权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理想和原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 的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追求则是一个历史过程,永无止境,没有 任何国家或社会有资格称自己完全实现了这些理想。人权原则的落实也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 和历史条件。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是数百年来国际关系的基础,如今依然是受国际社会和国 际法承认和保护的原则,它同时也是实现和保障人权的主要框架。因此,人权和主权的性质 和范畴不同,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 人权保障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制定了多项国际 人权公约。西欧国家共同制定的人权立法,欧洲人权法院还可对侵犯人权的成员国给予制裁。 但这均属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国家间行为。这种“国际干预”只适合在政治制度、法律 标准、价值观念基本相同,在人权方面达成共识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内进行。不难想象,把西 方国家内部的国际干预强行推广到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必然 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当今世界,超越国家主权的维护人权行动只能在联合国批准和领导 下或在区域性国际组织成员国内部进行。 人权的价值具有普遍性,而人权的实践则具有特殊性。人权可分为价值观念和保障机 制两个不同层面。价值观方面的人权指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肯定;保障机制方面的人权指通 过社会政治制度对人权的落实。在价值观方面,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中都有对人的生命和尊严 的肯定和赞扬。因此,人权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在人权保障方面,由于各民族的政治、 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宗教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其人权建设必然应带有各自特点,适应 本国国情。西方发达国家人权发展的过程和保障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各国在人权观念和 人权建设方面没有统一的模式,强求一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只有相互交流、对话和理解 才是合理的态度。 西方国家抨击发展中国家以生存权和集体权利为借口,否认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应 当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显著不同是:由于长期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控 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然把国家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优先地位。 西方国家人权发展的特点是在 19 世纪逐步确立了个人的政治权利,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 战后才开始注意发展社会经济权利。这也是西方进步人士和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结果。西方 国家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众多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外籍移民、少数群 体等成为“被社会排斥者”。他们的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削弱。因此, 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远非十全十美。 改革开放和争取现代化的中国重视和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强调人民的社会经济权 利,也大力发展和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努力实现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 化权利,以及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在内的“全面的人权”。 “人权”一词来自西方,具有“法和权”双重含义,即法律保护的权利。人权是原则, 公民权是保障。这是西方法学家也承认的现实。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把人权宣言作为宪 法前言,而人权的具体内容则体现在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和保障方面。各国 的宪法对公民权有不同的规定,这反映了人权实践中的民族差异,也表明人权保障主要是各 国内部事务。因此,空谈人权并无意义,只有通过各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才能正确评判其人 权保障的程度。 由于传媒的影响和误导,不少西方人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现状和人权发展过程还 缺乏深入了解,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有误解。然而,敌视中国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通过 对话和交流向西方人介绍我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促进西方 人民对我国的认识和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论西方传统人权观的理论缺陷与伦理危机 (西方人权的弊端) 什么叫人权?简单来说,人权就是作为人的权利。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的。 人权的实质是什么?人权实质上就是一个人对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满足,因此,人权的基本含 义就是利己与自私,而法律上的权利则是给这种利己与自私赋予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人们通 常说:权利意味着索取,义务意味着奉献。应该说,鉴于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天性,所以, 自利是个中性词,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好与不好。不要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片面强调权利 就是了。更不要把西方舶来的所谓“人权”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就经济角度而言,人权是 收入,义务是付出。假如把两者割裂后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权利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的, 而义务则总是意味着利他主义的。遗憾的是,西方人权观总是把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片面 强调权利却忽视了义务,这就决定了其理论基础上的重大缺陷与伦理上的危机。 西方法治以“人权”为其价值基准肇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作为反对“神权”和“王 权”的有力武器,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相匹配的,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必然体现,对人 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 文明发展,人类主宰其他生命之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强化,人类的狂妄自大和“自我神圣”意 识也以几何级数膨胀着,终于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致使“人类的生存前景”在 自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危机。而这种“生存前景危机”当然地对西方法律 的价值基准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击。因此,我们在这种冲击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被我们视为“绝 对真理”的“人权”价值基准时,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 首先,西方的人权观与其基督教精神严重抵牾 西方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人权至上”这种西方法治赖以存在的价值基准确实是实 实在在地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盖因“人的生命价值独一无二”之命题,追本溯源乃起源于 西方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这一宗教信念。因此,可以说是宗教的基本教义奠定了“人权神 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基石,有所区别的只是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文运动中,西方的思想家们将 处于“神坛”上的神换成了人而已。但是,基督教信仰依然普遍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并 转化为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源泉。但是,我们发现,西方的基督教将人的欲望和自私视为“原 罪”,而西方的法律却将穿上人权外衣的欲望和自私看作是实质正当,这必然造成法的价值 基准与宗教信仰的抵牾。这个巨大的矛盾与抵牾是许多西方法学家心知肚明却又无法解决 的,因此,近年来,西方法学家已经表面性地认识到了其法理学的危机。“西方法律传统的 根本基础的崩溃是不能弥合的,对于这些基础的最大挑战乃是人们对于作为一种文明、一种 社会共同体和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九个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 信心。” 其次,西方的人权观与人类的集体主义伦理严重抵牾 从伦理角度来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权利本位学说“决定了法的根本伦理基础是 利己主义的和自私的。“权利主体”支配“义务主体”乃至其他生命只是为了满足前者的欲 望和需求。在这里,“权利的本质是自私的支配”构成西方历史传统下法律文明的基座,并 在这个基座上建造起整个西方社会的以个人主义为支柱的“人权大厦”。但是,人类社会之 所以区别于其他生命物种,表明了整个人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道德的伦理基础却是利他 主义的和社会本位的,而绝非利己主义和自私的。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依存是人类社会的普 遍规律,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流的鲁滨逊一样,只 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才能完成许多事业。”——其实,即使是漂流荒岛的鲁宾逊,也不能脱 离人类共同体的成果而孤立存活。当作为最大人类共同体的国家贫弱、强敌入侵之际,任何 个体必然是饥寒交迫的;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不本着义务优先的理念让渡自己的私权的 时候,社会契约根本就无法达成。所以,单纯谈论与强调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人权,并 且用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权观否定利他主义的义务观自然是跛足的和残缺不全的错误理论。 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依存规律决定了支撑整个人类社会“人权大厦”的主要支柱是集 体主义而不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个体主义的“连续”,个体主义是集体主义的“离散”, 两者在拓扑的意义上“同胚”。这也是东方文化以“社会”和人的群体为出发点构筑“人权” 内涵的逻辑出发点。因此,西方法律的价值基准与人类原始而又永恒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基准 是脱离的和不相容的,这一点充分决定了其价值基准已经构成对“社会本位”的异化和毁坏。 换句话说,相对于个体主义而言,集体主义更能在逻辑上保证人类共同体(无论是全体人类 还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最小单元的核心家庭)走向和谐有序。 第三,西方人权观是反生态保护主义的 从生态角度来看,在以生命为主题概念的生态世界中,西方法律传统下的“权利本位” 价值基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人的生命在生态世界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因此, 人对其他生命形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这种行动在以往和现在主要表现为侵略、征服和消灭 而不是保护)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就整个生态世界来说,以“人的权利”作 为法律的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生命的自然法则告诉我们,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毫无节制的“认识”与“改造”虽然实现了人类的各种欲望和需求, 并满足了人的“法定权利”,但同样也使人类生命的灭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 能性在人口急剧膨胀、环境污染、基因变异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存在的情形下已经接近了临界 点。人类的理性将不会容许临界点的被越过,但根本问题之解决却需要对源自“人类沙文主 义”的“权利本位学说”进行扬弃。 第四、将“人权”极端化导致其法律实证理论的畸形 从实证角度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在围绕着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中,规定 了许许多多的“人的权利”,但是,我们难以发现规定人对其他物种的义务并将这种义务作 为其他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性和出发性的规则或者基础性法律。而这一点恰恰成为西方 法律传统下法的人权价值基准难以成为“绝对真理”的主要原因所在,并因此必然地决定了 以“人的权利”作为法的惟一研究中心和分析单元是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合意的,甚至是畸形 与偏执的。西方法学家以往的法理学研究,无论是“法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还是“法实际 上是什么”和“法与什么事实有关”的研究,都是局限于人类主观思维上的往复循环,因而 是纯抽象和教条的,即为研究法律而研究法律,并且这种研究对其他生命物种是“不开放” 的。所以,西方法理学研究缺乏新的研究中心和分析单元,这是其法理学无法取得革命性突 破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名噪一时的美国批判法学运动也无法克服这种“烦恼”。 最后,西方人权观对其传统哲学基础的悖反 从哲学角度来看,在西方法律传统下,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 的悖反与断裂。 根据大多数西方法学家的描述,法的终极目的在于调节社会关系(指人与人的关系) 使其和谐及有序,这种调节是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机制来完成的。“19 世纪中期以后,由 社会生产方式所推动,法定权利和义务成为社会生产、交换和社会秩序的机制,权利和义务 被作为法律(法学)的基本概念总结出来,权利和义务研究进入实证化阶段。”我们可以看 到,这种把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价值基准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的 底座之上的。但因为二元论哲学的基本含义是矛盾和对抗,因此我们便看到西方的法学家们 一方面制造了权利和义务两个基本的社会矛盾对抗体,另一方面又郑重其事地把消除二者之 间的矛盾和对抗作为法律的基本目的和使命,企图以法的终极目的来消灭这种法的价值基准 二元化之间的对抗性,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刻的逻辑悖反。这种悖反又进一步使西方法学家对 法的功能的解释是模糊的和语焉不详的,他们一方面将法的功能定位于控制、维护和巩固, 但是他们却无法解释“行动中的法律”(体现为司法判决的法律)的实际表现却是上述“法 的功能”的反面而不是正面:即剥夺(生命、自由、财产等)和破坏性的。或者换一句话说, 他们无法解释的是,剥夺如何产生赋予,破坏如何导致维护,手段层面上的“恶”又如何与 目的层面上的“善”同构?这是西方法学理论最终难以回答的理论悖反。 于是,在这种悖反的理论结构中,我们就看到西方法律一面高举着个人主义的、自私 自利的“人权”旗帜、高喊着“天赋人权”的口号,一面又高举着集体主义的、少数服从多 数的“民主”旗帜,高喊着“社会契约”和“代议制政府”的口号。这种理论上的严重缺陷 与伦理危机在事实上是始终与其社会发展伴生存在的。 因此,在进入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已经转变了他们对于人权 的理论走向。当 911 之后的美国总统说出“安全大于人权”的时候,西方传统的、表征个人 主义与自私自利人权观念已经被抛弃,成为一种陈腐的、过时的价值。当罗尔斯、哈贝马斯、 汤因比、亨廷顿、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师的言说——尤其是当“911”以后的“布莱尔主义”、 “小布什主义”等官方意识形态为流传西方传统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敲响丧钟的时候,西 方传统的人权观就已经在理论与伦理上被他们自己埋葬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