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万历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他推行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和“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开启近代社会转型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智慧与谋略,刚毅果断、缜密务实的改革作风,也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炫目华章。张居正的变法新政不仅“变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而且堪称中国古代继商鞅、秦始皇和隋唐之际变革之后最具光彩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壕浅墙卑”,“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59)。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
张居正入阁之后,大力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明通鉴》卷65)的边防新政,北疆形势迅速改观。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张居正相继起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兵部以及蓟镇、宣府、大同、山西、辽东边务,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对于长城沿线的防守战略,张居正也有一套严密的部署。他要求“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一旦“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怆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明经世文编》卷327)事实证明,蓟镇敌台筑成后,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从此“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
张居正的“外示羁縻”,一反过往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双方友好往来。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张居正、王崇古等立即厚礼接纳,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达改弦更张,实现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俺答属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十一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贡市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威行而后可用恩也”(《明经世文编》卷328),张居正之所以能实现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和平交往,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
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 ”(瞿九恩:《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辽阔北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明史·方逢时传》)。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交易也很活跃,长城沿线出现了“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明经世文编》卷35)。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蒙古族渐习汉风,如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生平十分钦慕中原文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