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国记者和日军眼中的中共敌后战场。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亲眼目睹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后也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二战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编了一本《华北治安战》,收录了当年华北方面军的许多原始资料。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早在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机关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也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军队看成“华北致命伤”的材料,无疑充分说明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奇效。国民党白崇禧也说:“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他也承认游击战之不易,绝非简单的“保存实力”。而作为游击战的作战对象,日军更是认为“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有个日本少尉甚至说:“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游击战的奇效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