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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征前的形势
对于长征前的革命形势,正如当年有报纸所评论的:
“共党占地,首重分粮分田,故资民趋之,然战斗无已,生产不兴,粮尽后则如何?此事实问题也。是以共党之飘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军事上之避冲,实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国现在之经济环境下,共党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区域,外无战事,内有建设,则其势力不足久支,久则穷矣。“
这种看法虽嫌过于简单武断,但其说确实抓住了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两大要件,即土地政策和游击战争。前者使红军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立稳脚跟,获得兵员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强敌所击,同时通过打土豪及四处筹款的办法来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苏区的农民。
固守一地,不论所在富庶与否,在敌我各方面实力相距甚远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临时中央的极左政策,也难免造成竭泽而渔、殊求无已、生产不兴,最后走向人心恐慌的局面。
不仅如此,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还必须利用毛泽东所强调的地理上远离中心城市的这一特点,并借助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一方的特殊国情。然而,临时中央对此全无清醒的认识。
它不了解,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的苏区虽位于几省偏远地带,但仍属于中国心脏地区,其稍一发展扩大,便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而引发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
由于国民党方面志在必得,战争自然越打越大,结果是红军势必要不断扩充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苏区自然也要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苏区越扩大,必然就越接近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从而越发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进一步扩大和残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促成双方总决战局面的到来。
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没有足够回旋余地的红军,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保存红军的基本办法,只能像毛泽东所建议的那样,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大胆地由内线跳到外线去,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和国民党军进行周旋。
但是,临时中央却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单纯的军事问题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了,红军的进退胜负,已经成为关系到整个国家领土和命运的大问题。在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里,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地理和政治的符号,丝毫没有流动的可能。再加上其政治上生怕越雷池半步,绝不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外拒友邻,为丛驱雀,最后走到捉襟见肘、内囊掏尽、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减、红色政权无法立足的境地。
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压缩到只有不足7个县的范围了。红军更是“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不得不向莫斯科请示,要求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在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之后,红7军团首先受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10军,组成10军团,挺进浙皖赣边,开辟新苏区,试图以此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回援,以减轻其对苏区核心区域的挤压。
随后,为开辟西进通道,湘赣边的红6军团亦受命向西突围,在湘西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以便为中央红军西去创造条件。在秘密完成了一系列准备之后,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人,从瑞金及其周边地区悄悄向西潜去。
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银行、医院、印刷厂等渐渐远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中央红军也由此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二、长征的决策背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共有5个军团12个师36个团。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2、15三个师: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5、6三个师;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兼,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辖第13、34两个师;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23两个师;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星,下辖第3、22两个师。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革军委及直属单位编为两个野战纵队,军委第1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参谋长钟伟剑;军委第2纵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邓发为副司令员。
中央纵队则为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关,博古李德、张闻天以及毛泽东等在内。
红军长征并不是计划好的,甚至红军最终落脚的地点也不在最初的设想之中。中央红军最初想要落脚的,其实是西南,而不是后来的西北。这里讲的西南,主要指的就是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几个边远的省区。
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致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对那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退向西南,就是注意到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无法坚持,而国民政府又无力统治西南。当时看来,到西南去自然是保存红军的一种最好的选择。
其实,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在与周恩来等人的谈话当中提出过中国红军应当往中国的西南方向发展。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苏区和红军距离南京、武汉这些中心城市太近,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资和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自己的战略根据地,然后再据此逐步向外扩展。
因此,斯大林很看重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认为“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也正是根据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当1933年初共产国际得知鄂豫皖红军主力反“围剿”失利、离开鄂豫皖,由甘南转入川北之后,即明确电告中共临时中央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来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四川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威胁不大,也不致长年累月地使红军陷于战争之中,理论上确是红军生存发展的好地方。
何况,这时鄂皖红军已经在川北扎下根来,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从湘鄂西苏区退出的红3军这时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红6军团已经受命要与红3军会合迎接中央红军,因此,向四川或川黔边作战略转移已经成为可能。
只是由于中央红军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转移,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加起来10000多人,1000多副担子,再加上各军团也有着大批非战斗人员,携带了大量笨重的机器,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路,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并不是去四川或川黔边,而是要求红6军团等回援,争取在湘西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打退追兵,再作他图。
不料,蒋介石还在1934年9月20日,即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前一个月就已经发现红军西去的动向,密令北路军第6路总指挥薛岳注意从西面加以防堵,同时要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健、广西李宗仁等调集兵力进行堵截。因此,红军虽然成功突破国民党军最初的封锁线,进入了湘南,但仍旧未能赶在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集结部署之前渡过湘江。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北路入湘第6路总指挥薛岳及周浑元、吴奇伟部统归其指挥,并急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派重兵在桂北协同防堵。25日,抵达湘江南岸的中央红军按照军委命令,分兵两路开始渡河,终因渡河速度太慢,遭敌围击。
红军各部队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周时间,最终完成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的任务,但全军渡过湘江后已有从瑞金出发时的86000多人,骤减为30000余人,损失了半数以上。各种辎重、机器,乃至上千担各种资料文件等,在激战中大部散失。
湘江之战反映出中共中央计划中的西进路线已经为国民党方面所掌握,继续按照原定方针行事,势必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渡过湘江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内部不能不发生激烈的争论。
经过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和18日黎平会议两度争论之后,博古和李德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新的决议明确否定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性,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议鉴于红8军团损失惨重,已难成建制,红5军团亦损失半数以上,故决定撤销红8军团,将其余部编入红5军团,以董振堂为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同时将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直下施秉、黄平地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开政治局会议,再度确定了首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创立川黔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当晚,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杨成武、耿飚的率领下于江界河渡口,次日红1、红9军团由杨得志率领的第1师先遣团在回龙场渡口,4日红3军团第5师第13团在茶山关渡口,分别强渡黔北的天然屏障乌江天险成功。7日,红军顺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一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朱德、毛泽东、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伍修权及李德共2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随后会议讨论了博古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问题所做的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做的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激烈批评。
经过3天的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认为这次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采取了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必须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做出重要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了过去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代替政治局常委领导全局的所调“三人团”。决定军事上的最高首长为朱德和周恩来,并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固然在事实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在党内,博古依旧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鉴于博古已经无法担负最高领导责任,2月5日,中央红军在从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而由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这时真正懂军事的只有毛泽东。
因此,周恩来虽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周恩来在前方,仍须把军事上的意见提交中共中央讨论,故自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事实上却是毛泽东。
注意到这种情况不利于军事指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几天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党内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核心作用由此得以确立。
三、与红四方面军的汇合
中央红军逗留遵义期间,国民党军四面八方而来,开始形成合围之势。
尤其是中央军大举跟进,不仅对红军构成严重威胁,更便利了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西南问题。过去国民政府兵不及西南,一是因为中心城区尚未巩固,战事频繁,无多兵可调;二是因为西南各省军阀早已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师出无名。
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有利于蒋介石乘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还在红军刚刚进至黔边之际,蒋介石就对其部下讲过他的这一谋略,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这时,薛岳率所部2个纵队8个师的兵力就已经长驱直入,进占了贵阳,并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一线,直接威胁着遵义地区的红军主力。再加上川军12个旅36个团在川黔边部署完毕,桂军2个师进抵黔南都匀,滇军3个旅进抵毕节,黔军2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推进,红军主力已无法在遵义地区停留,不得不迅速实施向川北发展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