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兵一个待遇,农村兵一个待遇,回来安置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这两个问题给我们的困扰比较大,也最难办,因为这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其它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好解决。
“每次让农民上楼就像革他们的命”
《中国经济周刊》:像济源这样在农村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一旦大规模进入城市,这些基础设施会不会面临过剩浪费?
赵素萍:实践中我们发现,农民工“二代”可能对农村已经不熟悉,不喜欢农村了,但代农民工以及很多农村的常住居民还是愿意在农村,即便把城市建得再美,很多人也是不愿在城市落户的。因为将牵涉到生存问题,就算能给养老补贴,也无法在城市里过上体面生活。所以,现在硬把他们迁徙到城市里来,短期内是绝对做不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方向都在走。一方面,在城市里有固定职业、并具备生存能力的,在政策上与城里人同等对待,允许购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另一部分不能出来,也确实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将通过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来改变他们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不然,城乡差异太大了。
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观念对农民的影响。很多人都在外面打工,也在城市买了房,但家里的宅基地绝对不交也绝对不转,哪怕你出再多钱,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这是老宅门,是不能放弃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农民不上楼,你们的征地可能就很难展开,无论是对城镇化、工业化还是农村的集约化生产,都是直接障碍。
赵素萍:原来我曾设想在济源推进用宅基地换城里的社保的政策,将农民和农村一些闲置的土地解放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虽然不能说全部都不愿意换,但很多人不愿意换,甚至绝大多数都不同意换,就是那些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子的,也同样不愿放弃农村的宅子。现在我们每一次让农民“上楼”,就像革他们的命一样。
总体来说,现在征用土地越来越难。以前的一个办法是,让农民拿土地入股工厂,每月能拿到稳定的收入,这样他就感觉自己的利益在工厂得到了体现。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出现工厂和农民“联合办厂”。猛一听好像是倒退,和现在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全符合,但是这样农民更容易接受,因为农民对自己的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不能为了他们的幸福而让他们感到不幸福”
《中国经济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现在包括济源在内的很多地区,还没有到完全可以在通过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程度?
赵素萍:是的。只有等到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水平差不多了,如果需要建设用地,通过平等协商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他们也许会同意,现在有时候谈什么都不行。所以,还是要先通过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弥补城乡差距,使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进一步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对很多农村人来讲,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农村的生活是原始的,但从民俗和传统观念来看,农村的生活还可能依然是幸福的。
赵素萍:对,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不会开心地将土地交给你,换成每个月三百块钱社保,现在的农民不买这个账。
《中国经济周刊》:那这个过程会多长呢?作为一个市长,你还是希望看到自己任期内取得更多进展吧?
赵素萍:这不好预测,这里面牵涉到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城边上的会快一些,远的就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无论用什么方式,让老百姓幸福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不能说为了让他们幸福而让他们感到不幸福。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个市长,你觉得自己理解老百姓的幸福吗?你认为怎样他们才幸福?
赵素萍:最朴实的讲,我觉得老百姓的幸福就是有吃的,手里有点闲钱,但他们或许并不一定愿意住楼房。你看,我们政府投资把农民的楼房给盖好了,可是农民说,是盖好了,我原来的二百平米你给我的还是二百平米,但是,我要住这个新房子我要付出多大代价,需要买家具、家电,还有自来水、电暖气什么的。同样的一平方换一平方,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农民看来就是不一样。这一点和城市棚户区的改造是绝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