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