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这种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井冈山时期,中国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左”倾思想占领主导地位,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败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有力地反对了“左”倾错误思想,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正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才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遵义会议,也很难有中国革命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