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作为刑事犯罪的追诉者,指控犯罪是其基本职能,而指控犯罪的基本载体就是起诉书。起诉书中记载的案件事实就是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起诉书中记载的法律适用就是指控犯罪的根据和理由。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也是围绕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因此,指控犯罪是起诉书的首要职能。其次,启动审判功能。刑事公诉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审判程序的启动,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前提,同时起诉书也为法院判断对案件有无管辖权提供了依据。起诉书标志着审查起诉程序的完结和审判程序的开始。起诉书是审判程序运转的“启动器”,承载着发动审判程序的功能,这也是起诉书最基本的功能。再次,限定审判范围功能。起诉书划定了审判的对象和范围,超出其外的,法院不得擅自审判。起诉书为法院的审判确定了对象,在人和事两方面划定了范围。原则上,法院通过法庭审判,只能回答起诉书的指控是否成立,也就是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起诉书所载犯罪事实,并且是否构成了起诉书所载罪名。③这是控审分离原则的应有之意,也是世界通例。最后,辩护防御指引功能。起诉书中记载的犯罪事实、适用罪名、量刑情节等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辩护防御准备提供了指引。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收到起诉书后,就会知道检察机关指控了哪些犯罪事实、指控了何种罪名、有哪些情节等,针对这些情况积极准备辩护方案。
上述功能决定了起诉书有别于不起诉书和判决书,后者作为终局性文书必须充分论证和说理,而起诉书过于强调说理,至少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二是削弱庭审功能,不利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贯彻落实。正如有学者指出,起诉书制作不能盲目地“做加法”,要恰如其分。④有观点主张起诉书应当加强证据说理,认为起诉书不能单纯列举证据名称,还应当对证据与事实的关联性进行阐述。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且列举证据在世界各国的刑事起诉书中是不多见的。日本奉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甚至禁止附带证据。德国起诉书中的证据也是总结性记载,并不详细列明,即使省略也不会导致起诉无效。我国起诉书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对证据名称进行列举,并不记述证据的具体证明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本(2020年版)》(以下简称《格式样本(2020年版)》)的起诉书部分,在制作说明中也重申不需要对证据与事实、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总之,起诉书制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