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之劳动运动》一文中,他介绍了日本劳工的团体友爱会、信友会、劳动运动本部、日本劳动联合会等33个工会的情况,以及劳动联合大会、日本劳动联盟大会等工人阶级劳动大会的情况,还介绍了日本东京炮兵工厂、山崎造船所、大坂炮兵工厂等工人罢工的情况。他在文章中还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建立工会,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斗争。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一文中,他介绍了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团体及其宣言,并着重强调宣言中所指出的: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欧洲所掀起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最近英美之劳动运动》一文中,他介绍了英美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斗争觉悟提高的情况,指出英美工人所提出的已经不是工资问题和劳动条件问题的“消极要求”,“他们正在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向政府资本家作最后的挑战”,“他们已不相信在现在制度下的政治机关。无论如何,总想以自己的手段,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反映了黄日葵从研究英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已经认识到工人运动必然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必然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趋势,并企图通过这样的介绍来推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①。
黄日葵和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不仅十分重视研究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以便探求中国自己的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注意同各国进步团体建立友谊联系。
1920年4月28日,少年中国学会推派黄日葵等四名会员,以1920年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名义离京赴日。黄日葵在日本经过一番联系、宣传、考察活动后,于1920年6月16日回到北京。在6月19日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常会上,代表团报告了“与日新人学会接洽情形”②。黄日葵回国后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爱中禅寺,
甚于怜西子。
西湖之水媚眼儿,
华岩之泷泪不止。③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深入发动群众中,逐步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在研究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逐步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早期成员。黄日葵就是其中的一员。
1920年3月,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认清科学社会主义,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11月17日正式公开征求会员。黄日葵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都是在秘密组织时期的发起人和最早成员①。这时的黄日葵,更加自觉地、有计划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1920年,他在复仲苏信中写道:“暑假后,我要实行生活革命了。大概除正课外,上午致力英文(暑假后打算入英文系)及哲学、心理学……文学。……下午阅报、杂志,晚间研究社会主义,或家族问题、妇女问题”②。通过紧张的学习、研究,黄日葵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明确了中国的改革须有一种主义为指导,而且不能不是社会主义。1920年8月19日,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举行茶话会上,李大钊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对内对外,似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③。1921年2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又一次举行常会,议定近一月内先将各种主义精心研究,并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演讲,再由会员讨论多次,确定趋向,准备向南京大会提出④。1921年6月17日,在北京会员的谈话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本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的问题。黄日葵参加了这次会议⑤,他完全赞成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方向,成为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团体。
1921年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到会的共23人,北京会员高君宇、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等4人参加了大会①。大会就学会宗旨、主义、政治活动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邓中夏指出,“学会应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②。黄日葵多次发言,同意邓中夏的主张,并明确指出:“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这是因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而考察学会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一、由于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明确学会属何主义……大家不满意于这种现状; 二、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 三、会员社会上各种活动,以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由这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学会今规定的宗旨,每人解释不同,这亦易招分裂”③。对于学会无须标明何种主义,只求会员最小限度一致,允许会员在会外自由活动的意见,黄日葵表示不赞成。他说: “求最小限度一致,而容会员在外做他的活动,这便是学会成了空屋,只供劳者休息”④。经过激烈的辩论,付表决时,主张不要主义的6人,主张要主义的17人,但主张要主义的17人中,有的是主张研究主义的,有的是主张规定个最小限度一致的。因此,这个问题,虽经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多次发言,希望把少年中国学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团体的想法终未能实现,学会以后的分裂也就无法避免。关于是否容许会员从事社会政治活动问题,黄日葵除了同意受学会的指导和监督会员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外,还认为可以容许入旧政界从事政治活动。他说,“因必入旧政界,然后可调查他的内容,以便求个切实改革方法”。“既有学会则可监督加入政界的人,有主义以加入则不致受人同化”①。黄日葵这种为了了解和改革旧政界的目的,而有主义、有监督不致受同化的加入旧政界的主张,很明显是同那种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加入旧政界的投机政客不同,是有积极意义的。
南京大会以后,黄日葵、邓中夏受李大钊的委托,和应四川陈愚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邀请,同沪宁方面的张闻天、杨贤江一起,于1921年夏到达四川重庆,在四川道严公署教育科举办的暑期讲习所讲演。参加讲习所学习的大半为中小学教师及一部分进步青年,时间一个月②。这次讲演活动对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黄日葵从1918年由日本罢学回国,经过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斗争的实践,和1920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终于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此后,黄日葵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四)
1920年黄日葵北大预科结业,同年升入本科英文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面继续学习,一面积极从事党的工作。1921年10月20日,少年中国学会开常会议决,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由邓中夏负责组织工作; 并组织文学研究会,由黄日葵负责组织工作①。同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黄日葵、邓中夏等19名发起人发表启事公开征收会员后,会员人数很快增加,1922年初发展到63人,由北大发展到北京各大专学校。黄日葵、邓中夏、范鸿劼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会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搜集马克恩、恩格斯、列宁的中外文书籍,先后翻译搜集有200余种,建立了亢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室) 的图书室和办公室。他们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定期举办讨论会,多由邓中夏、范鸿劼、黄日葵轮流主持②。他们还组织讲演活动,每月举行两次,先后请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鲁迅到会讲演,欢迎会员及会外人士参加听讲。研究会在黄日葵、邓中夏等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开大会,黄日葵等北京会员未能出席,但由黄日葵、陈仲瑜、邓中夏、刘仁静、李大钊、沈昌等署名向大会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 (民主主义)》。这个提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应抛弃一切武断成见,为“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 批判了那种“希望以政治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的错误思想。提案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学会应“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又说: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取旁观的态度”。提案还深刻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是替统治者阶级用深渊的知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抵御,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 第三是引导民众与以军阀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努力奋斗。提案最后呼吁: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杭州大会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提案,接受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的主张,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态度》①。使少年中国学会向前迈进了一步。1922年8月10日《先驱》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最近的进步》,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少年中国学会这一进步的肯定②。
1923年,黄日葵根据党的安排,利用他在五四运动中,同南北各地学生有广泛的联系和威信的条件,继续开展学生运动。1923年初,北京学生运动又掀起新的高潮。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直接原因是1922年11、12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对由湖南军阀赵恒惕保举而当上教育总长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不满而辞职。为此,北京大学学生开展了“驱彭”、“留蔡”的运动。运动一开始,黄日葵同何孟雄、朱务善等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并担任干事会的主要负责工作①。在干事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驱彭倒曹,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及租界,废督裁兵,取消治安警察法,争回庚子赔款为教育基金,教育经费独立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3年1月19日,北京大学和法专、工专、农专等校学生几千人,到北京象坊桥的众议院请愿,强烈要求收回旅大,被军警打伤多人②。学潮更为扩大,北京学生成立了以黄日葵、何孟雄为主要负责人的北京学生联合会③。由学联向法院指控众议院长吴景濂指使院警行凶。1923年1月23日,《北大学生新闻》刊载黄日葵写的“要闻”——《地检厅受理北大受伤学生起诉案》,向北京地区广大学生报导了这一斗争情况。
2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首先向全国各学联发出“冬电”,提议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并推北京学生联合会负筹备召集之责④,得到各地学生联合会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赞同。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92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黄日葵、夏曦、范鸿劼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参加了大会⑤。
3月14日,日本外务省照会中国政府,拒绝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之交涉。因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收回旅大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出版了《全国学生大会特刊》,黄日葵在《特刊》上发表了文章。
1922年4月,黄日葵还参加了由李大钊、刘复、陶孟和等发起的非宗教运动大同盟,并在5月10日在北大三院召开的非宗教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15名干事之一。该同盟在宣传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方面起了积极作用①。李大钊、高一涵、李石曾、马叙伦、邓中夏、朱务善、范鸿劼、黄日葵等还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立法大纲十九条。黄日葵积极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②,他同邓中夏、范体仁等分别著文,发表于北京《晨报》、《京报》、《民权周报》。民权运动大同盟为取消警察法、驱彭运动及支援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起了积极作用。在这期间,黄日葵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和战友。杜松寿对此回忆说: “每项革命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的领导形象和他的助手或战友陈为人、黄日葵、赵世炎、陈延年、范鸿劼等的协助配合”③。
1924年7月,黄日葵在北大英文系毕业,以后留在北大英文系当助教一年半。在此期间黄日葵除了投身于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外,还非常关心家乡广西的革命斗争情况。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其锽任广西省长。1923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新桂系崛起,夺取省会南宁,赶跑了张其锽,但张其锽不甘心,企图卷土重来仍当省长。当时在京的广西学生出现了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反对。黄日葵和陈居玺、谭寿林等反对派在北京銮庆胡同粤西会馆组织了“新广西期成会”,意思是期待着一个更新的广西。他们还办了一个小报《桂光》半月刊,宣传反军阀,反对旧势力。刊物由谭寿林主编,黄日葵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刊物主要寄回广西的机关学校,这对促进广西各族人民的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1924年秋,他还和陈居玺介绍谭寿林加入中国共产党,谭寿林以后成为中共广西早期的领导人之一①。
(五)
1926年春,黄日葵由党的北方区委派到广州工作。从此,黄日葵离开了北大,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黄日葵到广州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秘书。部长甘乃光是广西岑溪县人,当时挂着国民党“左派”的招牌。这期间,黄日葵做了大量的理论教育工作,为广东地区的青年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26年4月5日至7月14日,在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举办的讲习所上,黄日葵被聘请担任《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运动史》两门课程的讲授任务,同时还在宣传速成班内进行过讲演②。黄日葵还在广东省青年部举办的“青年训育员养成所”担任《国际社会运动史》 的讲授。这个养成所从1926年4月5日开学,三个月一期,每晚6时半至9时半上课,“各生到所听讲者非常踊跃,殊少缺课,而一般讲师如毛泽东、张秋人、甘乃光、于树德、黄日葵、姜世宁、郭沫若等都很热心地到来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