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规约符号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四个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