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度不均衡,各地的财政收入、医疗投入、保险水平,都是千差万别。往往在此地做的研究,拿到彼处就水土不服。上海的研究别说去应对新疆甘肃的问题,哪怕到浙江都不适用。可是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又往往要求研究者能够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最好把全国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原因。在加拿大,地区间差异远远小于中国,虽然各地也有基于本地特色的研究结论,但大体上温哥华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拿去萨斯喀彻温省进行讨论。即便如此加拿大还有这么多health econ研究者。
此外,政策变动的影响也很大。为了突破医疗改革的关隘,很多市县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医疗改革(比如早年江苏宿迁的医院全盘私有化,陕西神木县的医保改革,上海推进的医院集团化,最近的重庆医改等等)。这些改革着力点不同,取得的效果也各异。按说此起彼伏的地方医疗改革是做研究的好时机,但是由于缺数据缺人手缺科研资金,不少改革案例未能被真正研究过。
也有很多学者提倡“顶层设计”:中央牵头,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先把政治体制里面的障碍移除,然后才能顺利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确实很多问题是绕不开的。
研究落后原因主要还是国家投入不够。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政府真正下决心投入,几乎没有做不成,尤其是在中国。相较于现在的经济体量,科研经费比例很低,投入到health econ和public health领域的经费更是少的可怜。经费投入不足,就导致在各个重点大学的医学院里,public health的教授和学生都被认为是边缘生存的状态。
其次是数据问题。政府的数据很多,但绝大部分数据不对公众开放。每年公开发布的年鉴包含的变量相对较少。医院和医保机构也有很多数据,但保密非常严格。在数据信息化和规范化这一块,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的故事里提到的NICE,他们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是基于医院和NHS提供的海量数据,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出质量很好的CEA,而CEA是整个医保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