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略规划”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规划能力。每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都让人民清晰地了解到政府已经完成的工作任务,同时报告又通过相关的具体数字对下一年度的目标进行了明确。阿格列塔对此表示“感触很深”,书中也多次提到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即在形势复杂的世界舞台中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作出计划安排。然而,作者在书中主要谈到的是这种规划框架下的公共政策对经济主体的导向作用,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城镇化的指导等。作者更倾向于国家政策的干预作用,将要素价格限定在预期范围内,“将财富转向无形资本和自然资本”。书中很多地方也都提到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如鼓励城镇化的措施,面对能源和气候挑战采取的可持续发展举措等。但是作者所谈的这种“战略规划”似乎主要是一种简单的政策工具,是一种与法国黄金 30 年发展期相类似的“激励计划”。我们认为,“规划”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重要含义:它应该是形成公共选择的表现,是民主的核心。因为公共选择并不是要表现“集体的某些偏好”,而是整体利益(即“公意”)的表达。因此,“规划”是一个民族自我选择集体命运的体现,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谋划未来的重要工具。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为全体公民作出这种选择,同时协商原则也日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总之,这种意义上的“规划”才是中国官方所表达的或政府实际运行中所遵循的,它借助现代化手段,符合了当今时代的要求,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种战略规划的技术工具是多样化的,但该书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税收。当然,税收作为技术工具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手段。关于官僚体制阿格列塔认为,中国的政权仍然摆脱不了皇权传统的影响。当然,中国的皇权与绝对君主制是不同的,它立足于与人民建立的一种“社会契约”(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提供服务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同时,这种权力通过国家举办的考试为普通民众提供上升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统治者就会失去合法性,就可能被推翻。此— 6 6 1 —外论专题 外,这种皇权必须要体现某些具体的伦理标准,如正义、诚信、家庭美德等,总之,要符合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作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它可以是官僚体制,但不能是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提升社会福利、扩大“实际财富”,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实际财富是指对所有资本形式的正确利用,包括“人文资本”(即每个人的能力和潜质)和“自然资本”(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寻求社会凝聚力,这就要求切实减少社会不平等,让公民社会更广泛参与公共产品供应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社会权利。以上就是作者所建议的政治目标的实质。从这一点看,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权要优越于某些自由民主模式的体制。后者历经多次较量后,使私益战胜了公益,它只注重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顾后代的发展利益。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来保证其合法性。应该说,中国体制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而西方的民主模式总是关注选举制度下的短期利益。从概念上来看,这些分析实际上吸收借鉴了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法国2008 年设立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和阿玛蒂亚·森的经济观点,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这种分析实际上是把中国道路引上了我们所说的一种“翻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即把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置于国家控制下,以实现其他资本形式(人文、社会、制度、自然资本等)的开发,而这些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忽视的。虽然这种分析在当下的中国制度中能找到论据,但我们并不赞成。我们认为,阿格列塔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阐释会使人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因为这种阐释承认国家被赋予了过度的责任(这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观点形同)。但阿格列塔的这种分析过分低估了当前国际金融卖方市场垄断的巨大力量,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简单的民主社会主义导向的幻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权寻求各类不同资本的最优配置必须要有利于财富的生产,无论是有形资源、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要遵循这一要求。当然,这里的资本概念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使用价值来看,劳动和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明确宣称自己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当然要使用“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这个词汇,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要素。产品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通过其他要素获得的收入也是来源于劳动创造的价值。面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等级以及亿万富翁的数量,可能上述这些内容让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我们认为中国仍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总原则。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几十年的平均主义阻碍了经济发展,为加快发展,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停顿(当时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这一原则重新被提及,同时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称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并提出勤奋、尊严、正直、团结、自信、自立、创新精神等具体内容。应该说这些特点表述非常鲜明,效果要好于一些抽象的大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或真、善、美。虽然这些特点被宣称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但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契合,因此中国共产党也强调“发扬传统美德”。所以,我们说这些是符合中国特色的道德观。但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急功近利、拜金主义、消费至上、腐败横行等不良社会风气和行为,这些社会主义道德观自然遭到了质疑,因此中国政府对道德风气滑坡现象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我们认为,“中国道路”在继承某些传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进行了现代化创新,并不是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那样根据需要不断更换华丽的外表,单纯地把社会公正理解为限制收入分配,在剥夺人民参与的同时宣扬代议民主。我们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曾经与之紧密相连的平均主义思想,并且为“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作了恰当的调整。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比较薄弱,(该书作者认为)甚至不如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作者— 7 6 1 —外论专题 建议加强国家的力量,对各种潜在风险予以财政援助,如对于医疗健康的保障,必须要对所有的收入征税以加强保障。对此我们也表示赞同,但不能仅限于医疗保险,还要考虑到退休金和失业保障等重要因素。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只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税收来弥补(在征税方面,作者提出一系列法律方面的举措)。但我们要知道,只有针对公共领域,国家才具有更加多元和有效的手段去根除初次分配的不平等。阿格列塔提出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与中国目前的状况相比,确实是一个很大进步。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在未来会走得更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在对该书作者的辛勤研究成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当前中国的实际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仅提出一个论据便可证明:当前中国的国有领域力量要远远超过私有领域。此外,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会优先满足规模庞大的官僚群体的利益,因为这是它统治和依靠的对象。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一个政党寻求维持政权以实现它认为符合全民利益的目标,这是很自然的规律;其次,应当把关注重点放在这个政党为实现自我革新所付出的努力上:它勇于指出自身缺陷,尤其是党内民主的不足之处,一步步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我们认为至少包含了三种意义。一是将社会主义目标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且社会主义的建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只是在于对具体的实施方式可能存在分歧。二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占人类 1/5 人口的中国来说,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全盘慎重考虑社会主义的实现方案,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要进行深入分析以运用到中国实际中。三是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含义,又将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财富融合起来;对于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可以称之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在融入自身道德传统、建设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方面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认为第三种意义是最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当然,无论是从普遍意义方面,还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面,都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使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条件下更具历史意义。但这个课题又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在文章结尾时,我们想提出两个简短的建议,主要是参照两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谐”和“矛盾的统一”。寻求和谐的重点在于重建曾经被打破的平衡,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中更具实践意义(如上面提到的过度投资、社会不平等、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损害等),但和谐的概念还应包含更多内容(如解决好脱离群众、个人主义、道德缺失等问题)。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儒家倡导的)和谐概念暗含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所有领域,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概念范围。当然,我们还可以将其简化为矛盾或对立面的调和、统一(如城市与农村、消费与环保等问题),以及减轻社会紧张情绪(以利于提升凝聚力和保持稳定)。由此看来,寻求正确的妥协是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提到“矛盾的统一”,这个概念也包含了更多内容:矛盾双方可以相互促进,一方甚至会强化另一方(如城市发展可以带动农村发展),而平衡应该是动态的(如消费需求促使人们研发新技术,而保护自然环境的需求又要求这些技术生产出低碳环保产品等)。最后归纳一下:个体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群体之间、必要需求与道德要求之间存在动态的平衡。社会主义没有走到终点,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必然会走入“纯粹与完全”的共产主义。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人类多样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大熔炉。[译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外语学院。[责任编辑: 文丁]— 8 6 1 —外论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