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光粼粼的浏阳河,从浏阳委宛地流向湘江,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西岸,就是楼宇鳞比的古城长沙;它的东岸,俗称长沙东乡。这里与株洲、湘潭毗邻,与长沙隔河相望,坐轿子也就只要一个时辰,就可以到达长沙最热闹的八角亭,既能通省垣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又保持了乡村的宁静安谧。章士钊就在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诞生在长沙东乡和佳冲。章家是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父亲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他给孩子取名士钊,字行严。母亲章刘氏,身体孱弱。十分贤淑。士钊自幼随兄士瑛读私塾,13岁时,他随父母到长沙走亲戚,在南阳街书肆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开卷浏览,就喜不自禁。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雄深雅健,尤其是其政论文,凌厉峭折,析理入微。士钊深深为之吸引,并从此攻研柳文,到暮年还写成洋洋百万字的《柳文指要》。母亲去世后,为生计所迫,士钊16岁时遂到一亲戚家做“童子师”。这种职业是读书人的末路,郑板桥曾形容为“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故而士钊感到壮志难酬,郁郁不乐。精神既受压抑,生活又较清苦,少年的士钊经常低热、咯血。
章家庭院里有两棵梧桐,东墙是棵老桐,叶重影浓、森然气古。西墙是棵幼桐,皮青干直,油然挺立。章士钊很喜爱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颗青桐子”的诗句,就自号为青桐子。后来他在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歌杂文,笔名就用青桐。再以后,在一次暴风雨中,故园的那棵老桐被雷震死,他参加民主革命,遭遇低潮,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思,就改名秋桐。再以后,他诵读白居易《孤桐》诗:
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再三吟咏,抛书仰天长叹:“孤桐孤桐,人生如尔!尚复何恨?愚其皈依此君,以没吾世焉!”就改号为孤桐。
1901年秋,章士钊一路颠沛,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昌,想报考宁乡程颂万主持的自强学堂,不料程颂万空负盛名,却辞以考期已过,不收新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好不容易走出了长沙东乡,章士钊不愿走回头路,于是只好找到两湖书院,混住在同乡处。在这里,章士钊认识了大自己7岁的黄兴。
当时湖南青年学子大多以从戎救国为出路,章士钊遂于1902年春东下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满怀“揽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志向。那年考试作文题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章士钊笔走龙蛇,以一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旨趣高远,辞章斐然。俞明震阅卷时拍案惊奇,大为赞赏,将章士钊取录为陆师学生。
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将1900年占据中国东北的侵略军撤走,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表示要“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上海人民于4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响应,有的演说游行,有的散发传单,有的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抗击敢于入侵之敌。南京陆师学生也卷入了这个风潮。
在风潮中,章士钊提出“废学救国”,呼吁同学们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爱国学社。
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废学救国”的鼓吹使青年学子热血沸腾。总办俞明震感到十分惋惜,这几十名学生都是陆师学堂的精华啊!他派校役送信到码头,章士钊等人不听劝止。这些热血青年伫立船头,直下上海,大有呼啸风云、气吞长江的气概。
1903年的上海,不仅是东南繁华的都市,而且也成为了拒俄爱国运动的中心。凉爽的海风夹着清新的政治空气,使青年学子精神为之一振。蔡元培、章太炎均为全国闻名的大学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章士钊他们在这里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因章士钊在陆师是优等生,就被聘为军事教习。
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那时,邹容少年英俊,下笔千言,撰成《革命军》,请章太炎作序,因士钊书法颇佳,就为之题签。《革命军》出版后,一纸风行,社会倾动,邹容气势更加凌厉。一天四人夜饮,容借着酒气,对章士钊说:“大哥鼓吹革命有《驳康有为书》,我作《革命军》,三哥写了《无政府主义》,二哥准备作什么呢?”[1]
章士钊极为尴尬,无辞以对。
一天,章士钊听友人说起孙逸仙,大为倾服。他又得到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内容是介绍孙逸仙的革命事迹。一连几天,章士钊借助辞典,阅读《三十三年落花梦》。他茶饭无心,始终处于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喜悦之中。这部书是当时仅有的第一部介绍孙逸仙的著作,当时孙先生没有什么名气,国内大多数人目之为草野英雄,绝少有人将他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章士钊用过去在陆师学过的那点日语知识,不分昼夜地把它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黄中黄,意即炎黄之子孙。
全书脱稿后,章士钊独坐灯阴,奋笔疾书序言,他说:
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用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有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当时,孙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以躲避侦查。有趣的是,由于章士钊日文水平不高,一时笔误,糊里糊涂地竟把孙逸仙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姓连缀,译成“孙中山”。这本书出版后,“孙中山”一名也喧腾人口,久而久之,也没有人出来纠正。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走马上任,担任了《苏报》主笔。在一班朋友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将版面改为双沟夹排,重要句子夹印二号字样,以求醒目了然。内容方面,坚持树起了反对清政府与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章士钊亲自动笔,写作了《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传诵一时。他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认为邹容的《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的前面,士钊写有“按语”,指出:“中国宣告革命,殆为全国公认,如铁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一旦满政府谎而屠之,则有为摇尾乞怜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不仅此也,有为坚持与革命为难,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诚恐天下壮士,不惜援引先生之春秋大义,割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无可奈何之。”刻骨露言,助长民愤。而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呢?而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聒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苏报》一纸风行,声誉鹊起,清政府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于是命大学章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及两江总督魏光焘主持其事,与租界当局勾结,于1903年7月7日,查封了《苏报》。由于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思想上一贯同情革命,又爱才惜才,与章士钊有师生之谊,有意网开一面,开始只抓捕了报馆司账和伙友。
章太炎历来行事古怪,拒绝出逃,从容就逮。邹容原来由张继藏之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大哥太炎被捕,遂去投案。第二年2月瘐死狱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在上海东躲西藏。恰好这时老朋友黄兴从日本回国抵沪,想回湖南组织革命活动,当时留日的湘籍同学胡元恢正在上海为长沙明德中学聘请教员。正中黄兴下怀,于是邀章士钊同回湖南。到长沙后,黄兴受聘为明德中学体操教习。1903年冬,他们与宋教仁、周震麟等人以办实业为名,组织华兴公司,在南门租屋设革命机关即“华兴会”,联络学界军界及会党,积极筹划起义工作,准备于 1904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省城文武官员齐赴北京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夏,章士钊又到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发各种革命小册子,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外,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四所房屋,作为报纸编辑部、秘书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一时国内外党人闻风会合,招待所有人满之患。他又与杨守仁建立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会员有蔡锷、蔡元培、陈庆同(即为后来的陈独秀)等,机关设在启明译局[1]。
不久,黄兴来到上海,爱国协会变得更激进了。这个团体渐渐变成了一个暗杀团,大家聚在启明译书局,讨论的中心就是暗杀,暗杀对象则是清廷大使。
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北上,路过上海。王原在安徽任巡抚时,该省议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坚决反对,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至路未筑成,民怨沸腾。加之他平时主张割地联俄,党人视为死敌,大家决定拿他开刀。于是假借一位绅士的名义,邀约王之春到金谷香番菜馆二楼吃晚饭,而派枪手陈自新、万福华射杀之。章士钊受命主持这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三人共带有一新一旧两支手枪,章士钊叫陈自新携带自己刚买来的新枪,到二楼伏侯,自己与万福华则在番菜馆对面的弄堂口监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辆双马四轮富丽堂皇的马车,骎骎而至,停在金谷香门口。侍者掀起门帘,王之春与两个随从走下车来,径直登上二楼。王之春身材高大,白白胖胖,到底是封疆大吏,有种不怒而威的仪容。
陈自新一身西装,短小精悍,坐在靠窗的位子装作喝茶候客,见王之春上得楼来,便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插进裤口袋握住手枪,假装日本人上前与王搭话,以便相机行事。然而,王之春老奸巨猾,熟谙世事,也许他嗅出气味不对,瞬间脸色大变,吱唔两声,拉着随从,转身便走。
门口章士钊与万福华两双眼睛紧盯楼上,把心提到胸口,听不到枪声。一会只见王之春与随从走下楼来。这时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万福华一怒而断,大喝一声:“卖国贼!”冲上前来,拔枪就射。不料万福华拿的旧枪发生故障,几次扳动枪机而臭火。这时,王之春当然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双脚瘫软挪动不得,而旁观者云集,不知所措。在人声鼎沸中,巡捕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万福华绑去。
章士钊见事已至此,长叹一声,只得使个眼色,与随后下楼的陈自新赶忙分头散开[1]。
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桩手枪枪杀案就这样“臭火”了。当晚,章士钊辗转反侧,一夜不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章士钊未通知任何人,忐忑不安地独自去探监,因行为可疑,也遭逮捕。警方当即讯问,而书生气十足的章士钊一语不慎,使革命机关所在地启明译书局被搜查,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同志也被捕了。
『风流欧亚』
1905年的春天,东京牛坮区还是一片低矮的旧民居,因为房租低廉,所以中国留学生大多聚居于此。章士钊东渡后,与黄兴同住若宫町 27号番地。他已完全抛弃了自己早年高喊的“废学救国”的主张,进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准备到西方“苦读救国”。
时光荏苒,又到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纷纷入会,章士钊对暗杀、暴动之类失败的教训犹存,又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繁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对早年自己“废学救国”的主张感到十分幼稚,认为自己是一介书生,唯有苦读救国,所以任凭张继如何劝说,如何责难,也不肯加入同盟会。
这时,大哥章太炎刑满释放,也来到东京。他一听急了:“行严当世奇才,他不革命,是吾侪事业的一大损失!”在太炎的主持下,朋友们将章士钊诱至一间房内,突然反锁其门,告知如他不署名加入同盟会,就不放他出房间。章士钊又恼又气:“这个章疯子发疯发到日本来了!”就是不答应入会。这样相持了两昼夜,章太炎失败了,只得腼腆地将章士钊请了出来,陪酒谢罪。
太炎黔驴技穷,就与弟兄们商议。张继说:“大哥何不用美人计?”并推举吴弱男可当此任。
吴弱男确实是女界领袖,她是清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身材高大匀称,演说和笔头均风头甚健,是同盟会中坚,平日眼空无物,很少有男子能得到她的青睐。章太炎依计专程去拜访她,请她说服章士钊入会。没想到,心高气傲的吴弱男竟应允下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堪称“意外之意外”。说客吴弱男一接触章士钊,即堕入情网,几个回合下来,竟反为章士钊所说服,自己也疏远了同盟会。同盟会中人都笑章太炎迂阔,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摸着浓密的胡须,笑着劝慰大家:“既已将弱男赔了进去,也就算了。我深知行严的性格,敢保他忠贞不二,决不会妨害革命的,大家尽管放心好了。”[1]
在此期间,章士钊受聘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学习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辞类纂》,深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将讲稿整理成册,名为《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
1907年4月,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收到稿费,便用这笔钱,从东京径往英伦留学。吴弱男随后也到英国,他们在伦敦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
1911年春天,同盟会会员云集广州,3月29日,黄兴、赵声、林觉民等同盟会员,在广州起义,进攻总督署,失败,烈士们血洒黄花岗。黄兴负伤后退走香港。
消息传到英伦三岛,以一种悲壮震撼着留学生的心灵,他们都痛心疾首,长歌当哭。杨守仁深受刺激,竟至蹈海而死。
章士钊沉默寡言了。平时,他仍然钻研逻辑学和法学,经常写一些政论文和欧洲通讯,投寄给北京《帝国日报》和上海《民立报》。
同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回国途经伦敦,鼓励章士钊回国参加革命。章深受鼓舞,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废卷东归。
到上海后,章士钊不是同盟会员,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上任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办报宗旨,即“务持独立二字不失”。这年7月,他发表社论《政党组织案》,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先要有纲领,然后才产生政党。而当时所有的党,包括同盟会在内,都不符合这一要求。主张将国内所有的党全部破坏,然后再根据各方面的政见,在“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方面的政策分为两党,共同参与政治、管理国家。这个名震一时的“毁党造党说”使得舆论大哗。同盟会内的急进派纷纷著文批驳,并质问于右任,为何用此非党人士主持党报?不得已,他就辞去了《民立报》的主编职务。
这时,袁世凯派人请章士钊赴北京,企图利用他在帝制立法方面做工作。于是章士钊来到北京,住进了袁世凯为他准备的锡拉胡同寓所。
锡拉胡同的房子是一套宽敞整洁的四合院,袁大总统派来服侍章士钊的有四人:随从、黄包车夫、门房、烧饭老妈子。一连两个多月,袁世凯隔三间五地请章士钊陪宴、听戏,分手时总执手询问生活上还缺乏什么。半月前,受大总统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来拜访,提出拟委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以自己资历尚浅,而北大宿儒济济、名人多多为理由,坚辞不就。这一切,都是使章士钊心中暖烘烘的。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受恩不报非君子,他开始考虑大总统多次提及的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了。
然而,近几天却有两桩事使章士钊不安和忧虑。其一是在前晚听戏后,袁世凯和他深夜在暖香阁促膝谈心,袁一时高兴,谈起帝制,竟井然有条,听得出已早有准备,这是使章士钊吃惊不小、失望甚巨的。
其二是接吴弱男来信。出人意料,弱男对袁氏的种种礼遇不以为荣,认为大丈夫若依仗妻家势力,而沽取名利、显荣于世,叫作“裙带官”,这是可耻的。而且袁氏形迹初露,尚须考察,不要玷辱了党人的名声。
一天中午,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宴请章士钊。杯觥交作之际,秘书拿着一份电报,匆匆进来报告:“大总统,上海急电,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颇感震惊。章士钊尤觉伤感。他和“桃源渔父”宋教仁是朋友,早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求学时期,他在北京《帝国日报》发表的关于民主立宪方面的文章、在《民立报》发表的欧洲通讯,就被宋所剪集,装订成册,大家都戏称“章士钊是宋教仁的灵魂”。想不到他竟然喋血上海车站,算来今年才32岁啊!
就在章士钊悲恸欲绝的时候,袁世凯却显得很得意,喝酒吃肉,杯箸不停。因在座都是袁的亲信,大家说话也就毫无遮拦。孙毓筠问道:“大总统,宋教仁死了,舆论方面如何引导呢?”
袁世凯阴险地一笑:“就说是黄兴所为,他要和宋教仁争当总理嘛。在报上捅个消息出去,说头一天,黄与宋在上海同孚路黄宅议事,两人为争当国务总理吵了一架。这个理由,老百姓会相信的。一石二鸟,哈哈哈!”
这些话象一柄柄冰冷的利剑,直插章士钊的心胸!他脸色大变,在袁世凯及周围的人们的猜忌的目光下匆忙离席。
第二天上午,孙毓筠来了,带来一份谴责黄兴、拥戴袁世凯的申明,要章士钊签名。章士钊看完,告以“实难从命”。孙毓筠就冷笑着走了。
章士钊看透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他觉得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紧逼而来,于是他乔装逃出寓所,连夜乘车回到上海。
1913年,无论对于中国,抑或对于章士钊,都算得上是多事之秋。 3月,章士钊从北京只身南逃,到上海后,拜会孙中山与黄兴,痛揭袁世凯劣迹,积极主张用兵讨伐。为增强实力,孙中山即命他去说服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联合起来共同讨袁。岑春煊应允后,孙、黄又命他马不停蹄,与岑到武昌联络黎元洪。黎元洪当时任鄂军大都督,又与章太炎投分甚深,人称“黎菩萨”。但他却不肯加盟反袁。章士钊向他指出袁有称帝之野心时,黎却大不以为然,说:“敢以百口保之。”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由他起草了讨袁宣言[1]。后来他随黄兴到南京主持军务。当时革命军兵力十分薄弱,只剩下兵员不足的一个师,韩庄败退,强敌迫近,败局已定。黄兴自杀不遂,在日本友人保护下,出走东京,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吴弱男与章士钊商量:“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则为帝制派,逃则为民党。决计不能留在这里。”于是章士钊将弱男留在国内,只身再次流亡到日本。
在日本,中国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就着手筹办《民国》杂志,以为喉舌,准备东山再起。为此由胡汉民出面,黄兴在一旁敲边鼓,请章士钊出来主持。章考虑到自己不是党员,恐怕过去《民立报》之事又在东京重演,还是婉辞了。然而,黄兴既固执又讲义气,硬要他再办一个刊物,一应经费不用担心。盛情难却,他也就应允了。因这年是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作为刊物的名称。又因寅年在十二支中属虎,所以在封面上绘有一虎,时人称之为“老虎报”。“老虎报”一跃向社会,就虎虎生威。他在创刊号的“启事”中就揭橥反袁旗帜,申明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5月创刊以来,他自己先后发表了《政本》、《学理上之联邦论》、《帝政驳议》、《共和平议》等政论文,以逻辑性强,文法严谨为人们推重,受到舆论的好评。
到1914年年底,《甲寅》已经出了四期,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加盟,一期比一期精彩,成为了二次革命后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狂妄,又无“策士文学”的浮躁空泛,而且文字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方法的影响,使读者格外觉得精密。主持笔政的章士钊踌躇满志,同时他与一位日本大佐夫人相恋,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很快为大佐侦知,来信要求与章士钊决斗。
章士钊忙与陈独秀、苏曼殊商量。独秀、曼殊分析了情势与双方力量,叫章士钊尽速回国,以避杀身之祸。大家还议定,以后《甲寅》的印刷、发行两事都交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
第二天,月黑风高,章士钊形单影只,从横滨搭轮归国。
章士钊从横滨搭轮归国之际,神州大陆风云变幻,龙争虎斗。在喧天震地的锣鼓声中,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正式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封建王朝。
然而,中国人毕竟是经历过一场大革命,袁世凯在北京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只有12天,年轻的湖南将军蔡锷便在云南以护国军的名义,发动了讨袁运动。一呼百应,护国讨袁,一时轰动全国。
1916年春,一艘远洋客轮劈开翻滚怒涛驶向东瀛。曾经担任过四川总督、福建宣慰使的岑春煊在两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讨袁,因缺乏军械,邀约章士钊一起东渡日本,求取外援。
一路风寒,岑春煊和章士钊抵达东京,自有岑的一班部属、朋友和章的一些革命家、留学生朋友迎接照应。他们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努力。拜谒一个个元老、阁员、政要,向他们介绍中国时局,剖析利害,展望前景。日本政府眼看袁世凯即将倒台,终于改变了策略,支持南方反袁派,供给了岑春煊一百万元和两个师的炮械。
岑春煊求得日援,有钱有势,被陆荣廷等拥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
1916年5月18日又在肇庆成立护国军政府,岑为副抚军长,兼摄唐继尧抚军长的职务,章士钊被任命为军务院秘书长。其时他36岁,雄姿英发,成为岑的智囊,运筹帷幄,极尽股肱之力。
7月,军务院撤消,章士钊以参议员资格留居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兼做教授。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上台后,当然不忘智囊,急电召章南下,而且人还未到就在报上公布,委任他为秘书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章士钊放下学术研究,去广州就职秘书长。次年2月,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媾和,在上海举行和会,章士钊被任为南方和议之分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
10月,孙中山联合唐继尧,迫使岑春煊下野。章士钊是岑的得力助手,也被广州非常国会以附逆名义开除其参议员资格,而随岑下台[1]。
总之,在政治的旋风中,章士钊起伏翔落,饱尝了甜酸苦辣,世态炎凉……。
俗话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政坛失意的章士钊又回到北京。他独坐书斋,检讨得失,对于自己曾经鼓吹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是否能在中国行得通,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1921年2月,得黎元洪的资助,41岁的章士钊携夫人吴弱男和三个儿子作欧洲之游,他打算对欧战后的西方政治进行考察。
在欧洲,章士钊会见了著名学者威尔斯和社会学家潘蒂。根据潘蒂的思想,他用英文写了一本小册子《职业救国论》,主张复兴农业,反对自由贸易。他认为:
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缩力大。国家预算,得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罗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为工业国之排场是鹜。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社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此在国家,势不得不单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尽。
这本书当然有不少保守之论,但确实也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其中也不乏独到之见,是作者西游踏勘之心得。
这部书稿托人带给潘蒂看过后,寄回国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对“农业之国”产生兴趣,他还设计了一个新湖南的发展方案,准备回国后付诸实践。方案草成,已近午夜,章士钊挑灯不寐,兴奋之至,写了一首《草新湖南成,放歌》,在诗中,他呐喊道:
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因此湖南人,共赴湖南役。新招宋玉魂,重展贾生策……[1]
1922年秋,章士钊携眷返国。同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他想以此为基地,为实现基尔特主义的农治理想造就人才。然而10月,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章士钊当时是参议员,他不肯受贿,用他自己的话说,“愚念吾湘三千万人见推之重,未敢自贷”,便南下到上海,重操旧业,受聘于《新闻报》任主笔。
『老虎总长』
1923年6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因急于想爬上总统的宝座,唆使其弟曹锐及其党徒收买议员,发动“驱黎拥曹”。由于直系傀儡大总统黎元洪不识趣,迟迟不让出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又示意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总统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停电断水等手段,终于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急不可耐,遂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最卑劣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于是,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贿选总统的群众运动。其时43岁的章士钊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了曹锟贿选的的丑恶行径。第二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曹锟失败、段祺瑞胜利而告终。
1924年初春,章士钊刚下火车,就挟着皮包,紧裹大衣,叫了辆黄包车,往吉兆胡同段府赶去。这次他从上海北上,是应临时执政府段祺瑞的邀约前往的。北京的初春,还是北风厉啸,滴水成冰;然而,章士钊的心中升腾着一股希望,是“待试手,补天裂”的功名渴求,还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拳拳情结,他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