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指南,能够排除国家治理、制度发展与完善道路上的价值缺失,从而可以引导中国法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部分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所追求的最美好的诸如富强、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和谐、秩序、效率等价值,都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中。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权利,反而是要积极保护好个人的权利。但任何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因而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还需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权利在道义学上被认为区别于且高于利益。它优先于好处(利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两者冲突时,权利胜出好处(利益);另一方面,权利并非建立在功利、利益或结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其正当性来自于利益之外。”虽然权利的本质是利益,但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上升为权利。只有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基本道德要求的利益才有可能上升为权利。从立法上看,权利好像是国家赋予的,因为法律权利来自于法律的规定,而法律在中国被视为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但是,国家制定和认可权利也不可能不顾及价值和道德的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权利来自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对它的需求。“权利原则需要另一条原则的配合。这个原则便是关系原则。”关系原则强调,人的存在是关系型的、相对的、互惠的。权利一般是法律问题,“只有当国家赋予私人以权利或者当它通过为自己设定对私人的义务来划定自身自有活动领域时,国家才进入法律领域”,才有所谓的法治国家的问题。法治不是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其中包含了价值和道德的要求。权利也不纯粹是利益,其也包含了社会、道德、义务、他人自由等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包含了对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否定。
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和法律、法治链接的时候。只在宪法中有粗梳的规定,既没有融进具体的法律制度之中,也没有在司法过程中贯彻下去,能够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属性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很多法律规定经不起社会主义理念的拷问。在中国已有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律制度也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并没有发自内心地接受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反而是很多人借社会主义之名,把专权思想和特权思想强加给了社会主义.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怀疑的。人们还没有发自内心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法治在内各种建设的灵魂),没有对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的真心认同。特别是没有具体的制度与法治的保障,单纯的灵魂就成了空洞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作为法治建设的方向,是毋庸质疑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够真正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指引前行的方向,并不是一个假问题,而是一个真问题。法律制度、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因而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制度和法治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在司法和执法的各个环节,需要把社会主义理念通过解释论证融入法律实施之中。
结语
在有些人看来,法治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甚至一些思想家对美国式法治顶礼膜拜,认为美国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相信法律高于人民和人民政府。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法治正在发生变异。1980年代“美国正处于种族变革的早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变成了一个残暴的、施刑程度前所未有的国家,由此导致的大规模监禁更是史无前例。”这种以民主、法治方式化解种族矛盾的做法,至今也没有解决种族间的冲突,反而在近些年里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种族矛盾。对于法治危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尽管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意识形态,但仅有意识形态也难以实现法治。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自由主义法治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矫正,同时也是对贫穷社会主义以及一些封建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