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要回答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姓“社”还是姓“资”,以便明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回答如何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以便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的做法。这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南方谈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克服了传统观点的缺陷,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究竟要干什么和怎样干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我们过去传统观点的缺陷,恰恰在于没有抓住这个关键。对于这种缺陷,邓小平早就觉察到了,在南方谈话中,他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究竟怎样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详细阐述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综观南方谈话这篇文献,有40多处提到了“发展”的字眼,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发展问题的深刻见解与理论创新。发展是硬道理,硬在哪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只有发展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摆脱贫穷和落后,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实现小康,使广大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幸福生活;只有发展才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只有发展才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总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努力破除“左”的思想束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鼓励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性,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对我们统一思想,推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国际国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高瞻远瞩,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以后,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斩钉截铁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怎样认识计划与市场的性质及其作用,怎样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直接关系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能否正确理解。接着,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要判断我们现在走的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就并不困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那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不能动摇。邓小平说得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坚持这个标准,能帮助我们从方法论的方面进一步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邓小平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改革的目标模式上,以及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方法论上,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它完善、深化和升华了这一理论,并且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基本形成自己的科学体系。
本文标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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