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我们认为,“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我们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风险提示:生育政策调整滞后,老龄化应对不力。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正文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