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人参,人口日繁的女真几乎无法生存。1604年仅8个月时间中,女真就已出售人参1733.75公斤,足见这一时期人参贸易的频繁。
1607年,明朝采取突然关闭辽东马市的措施,停止了人参交易,女真所采挖的人参顿失销路,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
仅仅两年不买女真采集的人参,鲜人参腐烂大约5万公斤。女真人采集人参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建州女真凭借“不产五谷,不产布帛”之地,更是一跃成为东北亚强国,足以逐鹿中原,人参功不可没。可以说,正是因为人参提供的巨额资金,成为清朝取代明朝了经济基础。
到了清朝,清朝皇帝非常重视长白山及其支脉是“龙兴之地”,视山野甚至一草一木至为“神圣”,同时,为了防止人参资源枯竭,对长白山区采取“封禁”政策,仅仅允许八旗贵族采参。
后来控制更加严格,执行“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制”。1750年,更是设立了人参垄断专营机构“官参局”,实行各种管理、专营人参的政策和制度。
随着清朝人口膨胀,人参消耗不断呈几何数字增加,导致人参资源加速枯竭。
顺治时期采参数量在300-400斤,到康熙时期增至1000斤,但却由于参源越来越少,很难达到要求数量。
同时由于人参资源的稀缺,人参的交易重量计算单位,从斤变成两。
雍正时期产量骤减到3000两,乾隆时期则不足1000两。
随着连年过度开采,野生山参越来越少,政府却严禁民间栽培秧参。在清王朝看来,人参是上天赐予之物,地灵所产,民间栽培的秧参效力差,还混乱天地灵秀。当时规定,不许栽培秧参,凡被拿获者,“与偷参人同罪”。
但是,为了满足用参需求,清政府不得不对民间采参实行了逐步开放的政策,先后采取过招商刨采、准民自采、官采刨夫、烧锅票等各种民采制,人参产量骤然增加,但这却是饮鸩止渴。
其中,官采刨夫制,领取参票的人需要交六两作为任务,余下自留,导致刨夫必然无止尽地挖掘尽量的人参。清朝不知体恤山力,大肆超额发放参票,导致人参资源枯竭。
至清后期,辽宁地区人参灭绝,只在长白山核心地区尚余少量野山参。
到1949 年,长白山每年只能出产 200公斤野山参,相比明末清初每年10万斤产量,简直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清末时期长白山区以北,至锡霍特山区已经中国人参主产区,现在依然是世界野山参主产区。
1860年,中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