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民主革命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矛盾、拒绝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增加人民负担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较之同光中兴时期有所贫困化,社会矛盾无由不尖锐更甚。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为了筹饷,清政府不辞广设名目,以多方索获。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 印花税,在 湖广征收房捐、铺捐;直隶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索获。如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同时,复提税率,有由 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施行若此,“无由不使税紊贪横,未免于‘广大劳动人民’(实是某些无心专业的闲散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对 外蒙古的捐税导致“(人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 袁世凯集团崛起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 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苦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 小站练兵起家的,又系靠于山东任巡抚时的灵活应变及镇压 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末, 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这也使得清朝的覆亡有了它自身内部的原因,新政培育出了足以摧毁他自己的毒瘤。加深列强侵略 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列强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商品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 这些商品包括鸦片、西方列强本国的手工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者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很少),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商品输出较资本输出时间早,在1840年至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年间里,绝大部分都是商品输出。其本质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场。资本输出是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例如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或利用雄厚的资本取得在中国的铁路权 、开矿权等等。或用过剩资本作为贷款 。其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危机更加加深和严重)。在西方列强看来,与其等着一味守旧的清政府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实行改革以消弥革命,这样才能维持中国地区局面的稳定和平,进而能够保证其在华利益长期存在。因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和之后,列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这一点上讲,清政府最后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强的因素。清末新政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张謇是清末提倡 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 棉铁主义”、发展外资等具体发展实业的措施。棉铁主义指以棉纺织业、 钢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民族工业体系。他还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是列强也不欲中国蓦然走资而顿失既得,正是英、德、法、美等国以借款为诱饵,力争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