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性中强大的力量,坚韧和坦然”
中国网:担任一名“无国界医生”是段特别的经历,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您在1996年加入该组织后,作为一线医生时的难忘的人和事?
廖满嫦:我认为,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都是特别的,所以很难说某一件事最特殊。就好像我见到的孩子,每个都不一样。
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了很多年,那里时不时会有暴力事件发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刚果人民在经受多年暴力后,仍表现出的韧性和坚强。我曾假设,如果加拿大也是如此的苦难重重,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出去工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性中强大的力量、坚韧和坦然,我觉得生活在刚果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对我来说,刚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去过很多次,我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欣赏刚果人民苦难中的幽默。
难忘的故事总是人类创造的。我们在索马里,在肯尼亚,在很多地方见证过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比如人们谋划努力了数月才得以离开索马里,到我们的诊所接受治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身上的故事。
2010年,廖满嫦医生参加无国界医生在海地西部城镇Leogane的救援项目,该项目为当地人提供手术后护理和基本医疗。© Tristan Pfund
“每个人都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中国网:无国界医生在疫病、天灾和武装冲突发生的地区工作,担任无国界医生主席的近三年时间里,您经历过的最艰难时刻是怎样的?
廖满嫦:对我来说,有两件事困难重重。第一件是2014年夏天的埃博拉事件,我们意识到埃博拉的传播速度是如此的迅速。最严重的是当时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控制疫情,所以我们计划请求其他援助进入非洲。
2014年的整个夏天,我们前往各地发出倡议,我见到了三位西非国家的总统,我仍记得和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谈话的场景。有一次参加内阁会议,我听到埃博拉夺取了一位内阁部长爱人的生命,家庭支离破碎。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描述不了充斥在每个人周围的哀伤和绝望。我和瑟利夫总统单独见面,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本被期待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并把它交给卫生部管理,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卫生部人手不够。当我离开前,当地人也告诉我不该这么做,因为当地医疗人员也太少。我坐在总统面前,郑重地对她说:“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你们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无论如何,我们承诺会为此做些事情。”
我向她承诺,我会用我手中的权力和我的声音告诉全世界西非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全世界知道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已经爆发了。然后我们离开了利比里亚,寻求各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因为我对一位总统做出了承诺。
11月14日,我回到利比里亚,受邀去到一位项目主管的家。当我进到院子的时候,听到园丁说:“这就是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的医生。”就好像从园丁到总统,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我不想因此骄傲,但是我只是淡然地说:“你知道的,每个人都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非常震惊的事就是美军轰炸阿富汗昆都士医院事件。我在昆都士工作过,也去过很多次。袭击发生之后,我回到位于昆都士的医院,看着在那里工作的同事徘徊在废墟边,我听他们诉说袭击当晚的情景,倾听每个人的故事。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那个夜晚,如何帮助自己的同事,如何死里逃生,如何流着血无人救助。
一个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幸存医生陪着我走过一张张病床,向我讲述每一个病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深深扎根我的脑海,无法磨灭。那是一个住在重症监护室的小女孩,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他的父母告诉医生,他们打算第二天带孩子出院,回老家去,因为昆都士太不安全了。晚上孩子仍住在病房,因为多一份治疗会好得更快。但是第二天他们返回医院的时候,眼前只有一片废墟。我想我这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件事情。
2015年9月,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廖满嫦医生在南苏丹一所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内为一名患有严重疟疾的儿童进行检查。© Jacob Kuehn/MSF
“大家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埃博拉”
中国网:直面埃博拉这样的疾病,您有没有感到过害怕?目前埃博拉疫情已接近尾声,您认为全球应该为埃博拉幸存者的后续治疗做一些什么?后埃博拉时代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工作防止疫病重来?
廖满嫦: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大家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埃博拉。只要你做好防护措施,完全没有害怕的必要。
我们现在仍从幸存者身上了解埃博拉。此前,最大的疫情是2000年在乌干达爆发的,当时有425例病人,但是这次我们的病人将近2.9万。2000年,幸存者不到200人,因此我们从幸存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很少。
今天,我们能够接触的幸存者达1.5万。我们发现埃博拉幸存者出现了失明、关节痛和心理健康问题。同时,他们的体液里仍然潜伏着埃博拉病毒,比我们预计的时间长。这些事情我们之前都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们意识到,你是埃博拉幸存者,但你仍然是病人;你是埃博拉携带者,你身体里仍然潜伏着埃博拉病毒。因此我们建议痊愈的患者在九个月之内实施安全的性行为,例如使用安全套。这些事情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只能等着时间来告诉我们。
抗击埃博拉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的艰难,这么说不代表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是因为我们接手了前线30%的埃博拉患者,我自己常常对人讲述这些。但是无国界医生最在乎的不是这些,而是让所有人重视并掌握我们从埃博拉事件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无国界医生经常参加各种高端会议。
事实上,埃博拉事件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会议。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要重视研究。埃博拉首次发现是在1976年,但是一直都没有疫苗,无法治疗,无法快速诊断,因为没有人重视它。
只有美国因防范生物威胁将其作为研发重点,他们一直努力将抗埃博拉病毒药物Zmapp用于临床治疗。现在,我们虽然不知道下一次疫情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潜在的风险,了解了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这样的疾病。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从心有所爱之人和被爱之人身上所得到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当中,确保疫情未蔓延之前,快速研究出疫苗。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从未能在疫情高峰期进行临床测试和治疗。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循证医学的研究不够透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2014年12月之后才有研制出的埃博拉疫苗,也是埃博拉大规模爆发高峰期之后,因此我们的病人太少,研究数据不够。
在流行病方面,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的其他医疗组织开展研究发展合作,我们需要分享平台,需要分享信息。每当疫情爆发的时候,例如最近的寨卡流行,很多人开始研究,我们坚信,如果所有研究人员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就能加快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也是无国界医生开放分享数据平台的原因。
在利比里亚,廖满嫦医生拥抱埃博拉幸存者,Evelyn Sonpon。© Fernando Calero/MSF
“我们的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中国网:2015年10月,美军的空袭炸毁了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的一所医院,造成至少42人死亡多人受伤。在今年2月,无国界医生在叙利亚北部支援的一间医院遭到轰炸,多人失踪。作为人道救援组织的负责人,你怎么看这些事情的影响?在战地工作,如何才能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廖满嫦:我们的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无国界医生已经在冲突地区工作了44年,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做事方法。基本上我们每去一个地方工作,都会先和当地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举行谈判,这需要时间。
进入昆都士工作之前,我们和阿富汗方面协商了两年,其他地方可能花的时间比较少。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去工作;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就不能去工作。如果我们无法保证最基本的安全,我们就不去。我们在一些地方工作长达二十多年,那里的人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不偏不倚、独立和中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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