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关于人本学的这些核心理念,成为青年马克思哲学理念的重要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念,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在讨论市民社会时,其基础是人的类本质及其现实颠倒的思想。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市民社会、国家等都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人是国家的″εγχαìπ珘αν (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经过发挥的、明确化了的总体”[3](P118-119)。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指出:黑格尔的国家是君主制国家,这是将人抽象为抽象人格、国家人格;与此相对,马克思提出民主国家,即从人出发的国家。“人格脱离了人,当然只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是人格的现实的观念”[5] (P36)。这里的人们,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5] (P39)。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人的类本质存在颠倒为抽象的理性存在,并使之成为君主制的哲学根据。
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来批判市民社会中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现实。这些批判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市民社会是一个私利性的社会,处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利己性的、原子式的个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5] (P173)。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就是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这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解放,不如说是犹太人精神的实现。因此,宗教解放并不能真正地解放犹太人。第二,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存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权力体现为相互对立的个体的私人权利,市民社会中的人都是“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5] (P185)。因而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的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异化劳动入手来讨论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