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意思是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
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朋党论》。
原文摘录如下:
朋党论
【作者】欧阳修 【朝代】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作品。这是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全文通篇对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很有特色。
创作背景
庆历三年(1043年),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年)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写给高若讷一封信,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若讷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范仲淹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力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在庆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因弹劾政敌夏竦、吕夷简等人,曾遭遇政敌的朋友圈子的恶意攻击,被政敌指责为在朝廷拉帮结派搞朋党,因而也曾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欧阳修故而愤笔写就这篇雄文,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