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考古角度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说文》:“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象为陆路。《易纬通统图》:“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河图录运法》:“日有四陆,月有九行。”《隋书·天文志》:“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 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在2300 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