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具有后乡土性的乡村社会呈现人口结构老化和家庭空巢化的特征,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自身发展滞后两项艰巨挑战。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逐渐演变为银发社会与空巢社会,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仅靠老人自力养老更难以持久。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解决乡村养老问题是有效的路径,也是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选择。冀南S村的实践经验表明,依托中国孝道传统,重建互助乡邻文化,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创建乡村无围墙的养老院,同时引导基层百姓参与乡村建设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是新时代乡村社会养老模式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性选择。冀南S村的发展经验亦表明,无论是乡村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推进乡村建设,均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尤其要重视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资源整合作用,共同建构乡村社会的敬老孝老文化氛围,实现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关键词】后乡土中国;养老模式;乡村建设;乡村产业
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消灭贫困目标,乡村养老和乡村发展日益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明显的后乡土性特征,伴随着人口结构老化、家庭空巢化和社会结构老化的发展趋势,乡村社会同时面临着空巢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和乡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专业养老服务人才严重匮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薄弱,这些因素决定了乡村难以发展类似城市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乡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老年人自身和乡村资源,提升乡村的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是有效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针对乡村地区的特点,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乡村地区探索发展互助养老,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特别提出“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历史上,我国深受“孝亲敬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邻里守望相助”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为乡村探索互助养老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1]。同时,国家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022)》,将乡村建设提上新的征程,也为乡村地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政策环境。
中国社会经济和养老事业发展的短板均在乡村地区,补短板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重要发展任务。因此,乡村地区既要探索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养老模式,同时也要挖掘乡村各类社会资源,推进乡村建设的步伐。那么,乡村地区能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吗?是否存在可行性的发展路径?这是文章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章旨在通过对冀南S村的个案考察和典型案例分析,呈现中国乡村的养老模式探索和乡村建设实践,分析其发展过程及运作机制,思考新时期乡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和乡村建设的方向。
一、后乡土中国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特征
与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概念一脉相承,学者陆益龙提出“后乡土中国”这一概念。他认为,将当前经历过一系列改革和变迁的乡土社会理解和解释为具有“后乡土性”,主要是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特质和性质[2]。乡村社会由无数个独立的村庄构成,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即生活共同体、熟人社区、情感的天然联系。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转型,从乡土社会进入后乡土社会。
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一书中归纳了中国乡土性的几个特征,一是乡村社会中人的“土气”,也表明了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二是乡土社会的封闭性,村落是乡村社会的载体,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是在村落的空间内开展,与外界的交流较少,除通婚外,村与村之间的交往稀少;三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亲密信任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共同习俗规范和熟人道德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相对稳固和牢靠[3]。与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社会相比,当前乡村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逐渐呈现后乡土性的特征。
政治形态上,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不同,后乡土社会的治理遵循法治秩序。随着城乡互动的频繁,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日趋明显。乡绅作为基层的权威不再,由村委会作为国家设置的基层政权实施乡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治理。因此,乡村基层政权的干部素质对于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形态上,在乡土社会中,农业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后乡土社会农民的生计模式则更加多元化[4]。尽管国家仍旧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粮食生产也逐年增加,但农户的经济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日趋降低,农民更多依靠外出打工或经商获得收入,非农收入的比例快速提高。
文化形态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后乡土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分化和多元化。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共同体,村民遵循传统的习俗规范和伦理道德,伴随着市场意识和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在外来观念、知识、规范和价值观等不断输入的背景下,乡土社会本身的文化元素日渐消失,甚至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孝道观念也被动摇[5]。
社会形态上,不同于封闭稳定的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社会形态逐渐演变为银发社会与空巢社会,留守老人和儿童成为后乡土社会的生活主体,这也使得乡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凸显。
二、乡村社会面临的养老困境和发展挑战
21世纪初,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与城市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老龄问题更加严峻,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双重老化趋势,即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老化[6]。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乡村社会的生育率水平大大降低,家庭户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导致总体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需要重视的是,后乡土社会同时还面临着社会结构的老化问题。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持续的大规模劳动力年龄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生活主体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老年人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成员。后乡土社会面临的双重老化问题,意味着乡村的养老问题更复杂、挑战更艰巨,同时养老问题的解决对于乡村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方面,乡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将直接影响乡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和负担系数,进而对乡村整体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结构的老化将使老年人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当不能从家庭获取养老资源时,乡村老人只能靠自己养老。
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未富先老和少子高龄化,“未富先老”问题是指用于国民养老的再分配的财政资金不够强大,“少子高龄化”问题不仅意味着需要被抚养人口的数量大,也显示了未来交付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的严重不足。实际上,养老问题既涉及钱的问题,更涉及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