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促进我国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与国际合作为主旨的、是以我国周边沿路(带)国家和地区为参与主体的、是更多基于我国的倡导性引领作用的新型多边合作重大举措。
很显然,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美国“颜色革命”战略或“欧洲复兴计划” ,因而不能做过于简单的直接对比或联想——比如经济影响力或政治模式的对外输出。但也必须看到,它的确是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明确提出的具有重大国际或区域影响的(经济)外交策略或举动——比如在地理范围上并不仅仅局限于附近的亚太邻国,而是会深入到欧洲或欧盟的腹地(例如希腊和德国)。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自觉意识到它与20世纪90年代初所采取的“韬光养晦”战略(更多是国内政治取向或内敛性的)的明显不同,而且必须主动考虑到它的实施推进几乎必然会带来的经济本身之外的国际关系与社会政治影响。相应地,我们将会越来越难以像以往那样呈现为或声称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利益攸关方”——无论是实在的物质经济利益还是所关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价值。比如,当一个经济开发项目需要穿越合作国家中某一个自然生态或历史文化独特区域时,我们的决策考量绝不应仅仅是经济性的,甚至,合作国家政府如何分配这种经济合作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也不再是一个与我们完全无关的问题。
更重要、但也更具挑战性的是,要想使“一带一路”战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及其话语或战略的标志性实践,那么,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或一致性。无疑,“一带一路”战略展示了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日益走向不确定时代——特别是由于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全球性统治力的衰减——将会做出更大贡献与担当的决心和意愿,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经济转型特征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合作而不是援助、倡导而不是领导、以我为主而不是普惠分享。可以说,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平等合作、共建共享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与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主导的霸权战略或对外援助战略的实质性区别。但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挑战——同时在话语或战略层面上和策略举措落实层面上:比如,如何辩证理解以我为主和责任担当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回应沿路(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期待(有时也许是过高的期待)、如何适当处理与也许是属于更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多维关系(尤其是经济之外的社会生态维度),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回答,都将有赖于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也有赖于不断丰富与完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理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审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它是一个包括核心理念或愿景、理论话语或战略、主要制度化展现或策略举措等不同层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性整体。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它显然还处在一个初创性的阶段。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更自觉地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或战略高度,来不断地提升或重构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孔子学院”等在内的多元外交举措,从而在共创世界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的持续发展与进步。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欧洲政治、环境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有《生态文明建设十讲》《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