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画家运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廓,人物虽然小如豆粒,但一丝不苟,形态毕现。山石树木只用线条画出,可以看到行笔的轻重、粗细、顿挫、转折的变化,但尚未见到唐代以后绘画中出现的皴擦技法。作品的色彩浓丽厚重,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青、石绿颜料赋色,以青绿的色彩为主调,建筑物和人物、马匹间以红、白诸色,既统一和谐,又富有变化。亮丽的色彩亦更好地衬托出大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上阳台帖》纸本,纵28.5cm,横38.1cm。草书5行,共25字。是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 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这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其落笔天纵,收笔处一放开锋。此帖曾入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入张伯驹手,建国后献给中央国务院。1958年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张好好诗》卷唐,杜牧书,纸本,行书,纵28.2cm,横162cm。此卷是唐代诗人、书法家的仅存墨迹,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书法作品之一。张好好是一名歌妓,容颜娇美,才华出众。杜牧的这首五言长诗,就是为她而作。该卷书用麻纸,制作相当精细。书用硬笔,笔法劲健,颇多叉笔。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的用纸、笔法的特点。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北宋内府装潢式样。兹后曾递藏于宋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雪江归棹图》卷宋,赵佶作,绢本,设色,纵30.3cm,横190.8cm。画幅的右上角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雪江归棹图”五字,左下角钤“宣和殿制”印并“天下一人”画押。这是一幅描绘冬日雪景的山水画。画面起首远山平缓,进入中段以后,山势渐渐高耸,转而趋于平缓,整幅画面富有高低错落的节奏感,使观者仿佛身临其境,坐于舟船中,沿江眺望窗外时时变换的景色,充分展示了长卷绘画的特点和魅力。全卷用笔细劲,笔法流畅,意境肃穆凝重,代表了宋徽宗时期画院的艺术水平。此图曾经清乾隆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百花图》宋代杨婕妤(jié yú)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有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玉李花、宫槐、莲桃、灵芝等各种花卉十四种,另有天空、红日、祥云三种,计十七段,每段各有题咏。画风为南宋院体,设色妍丽,画法简练。景物用马远法,花卉取马麟画法。小楷诗题,字书严谨娟秀,妩媚多姿。画卷前有作者题诗。卷后明人题跋。作品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史树青: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启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刘海粟:“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章伯钧:“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周汝昌:“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千家驹:“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经济学家。宋振庭:“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赉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王世襄: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1998年4月16日,张伯驹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等10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2001年,在启功、欧阳中石、史树青、孙轶青等书画界泰斗的帮助下,张伯驹侄孙张柱堂在北京成立了张伯驹文化艺术研究会筹委会。得到了京城很多文化界名人的支持,他陆续收集了一批张伯驹爱国主义的文献和珍贵资料。2009年3月,在第十一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刘庆柱等12位全国科技文化界委员,提交了一份相关提案。提案中说,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为了避免国宝流失,不惜倾家荡产,用良知捍卫和保护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西安事变”期间,他敦促张学良将军逼蒋联共抗日;解放前夕,张伯驹积极协助地下党进行和平解放北平谈判。解放后,张伯驹没有将118件国宝留给子女,而是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提案建议,在张伯驹的故乡修建一座纪念馆或艺术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