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希冀和会主持正义,把中国丧失的权利交回中国。
日本利用欧战之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以“参战”为名,抢占中国山东,山东问题成为国际冲突和中日外交矛盾的聚集点,成为激励中国人奋起抗争的转折点。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强势欺压,使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处于没有退路的境地,中国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决意迎接中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较量。国民外交随之而起,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人关心国事、关心外交,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舞台和北京政府的任用新人政策,也催生和造就了一代民国职业外交家。一大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接受国际政治专业训练的职业外交家进入中国外交第一线,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开始施展他们的卓越才能,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抗争
当巴黎和会举行之时,中国人曾寄予非常高的期望。然而,巴黎和会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参加会议者有27个国家,千余人。和会组织分为两级,一为有通盘利益的交战国,指美、英、法、意、日五大国;二为有特殊利益的交战国,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交战国。会议完全由五大国特别是美、英、法操纵,其他弱小国家只有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才得派员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