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目睹警察暴力的青年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是如此正确——暴力方反抗果然是必要的。这个委员会还提出,正确的做法是找到引起暴力的结构性原因,予以纠正:“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人们是否在这个国家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应得的部分?答案是,绝对没有……贯穿人类历史长河,当一群人被无理地剥夺权利之后,反抗不可避免。暴力是抗议不公的自然形式。”但是,没有人想要听这些论证。公众和政客想要报复。一些国家政府,比如法国利用这个机会,镇压所有左翼的反抗。胡佛调动了一批特工伪造华尔街爆炸案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从而让针对苏联的敌意合法化。最终,美国人民恢复了理智,选择了一个更冷静看待威胁的总统。总统沃伦·哈丁说:“在这个国家确实有一些政府敌人。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数量被极端夸大。”那些镇压手段最残忍的国家反而引发了最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而那些反应较为温和的国家很快看到了这一运动的自我消亡。约翰·梅里曼教授在《炸药俱乐部》一书中很客观全面地描绘了无政府主义暴力运动,他解释说:“在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被无政府主义者加埃塔诺·布雷西暗杀后,意大利政府的反应合理而有节制。这让暴力运动失去了口实和动力。与此同时,西班牙发起大规模残暴镇压,引起欧洲最激烈的无政府运动。后来,当政府高压镇压停止后,暴力袭击也偃旗息鼓。我并非现代恐怖主义专家,但是历史留下的教训似乎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