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命疏散。”[42]他手提一个竹篮,化装成卖花生的小贩,跟在杨德甫后面,走小路离开江岸。当他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点的时候,有几个武装士兵把守。杨德甫经过士兵的盘问顺利通过后,张国焘正想跟着过去,“两个士兵用上了步枪的刺刀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43]随后,这位“花生小贩”躲进了汉口法租界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功臣熊秉坤的家中。
此时,项英、林祥谦等同志正带领工人纠察队同敌人浴血奋战。“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44]而在“二七惨变”发生当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的应有态度,内容极其重要,号召全路工人“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45]然而,在汉口的张国焘却提出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镇压,应该立即下令复工。他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项英当面指斥张国焘领导不当,并质问他“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46]坐在一边的熊秉坤也发表意见支持项英。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能说服谁。在用正常的讨论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张国焘就“独断专行,要求停止讨论”。[47]他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的工会负责人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后果由他负责。8日早晨,张国焘来到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工厂工会,下达复工命令。工会的负责人正遵照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7日晚紧急会议的决定,准备参加总同盟罢工,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抗议吴佩孚的大屠杀。对于工人们的质疑,张国焘辩称,昨晚(7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起起见,命令今日照常上工。[48]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准备发动的总同盟罢工,因而没有实现。当日,张国焘就借口“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匆忙离开汉口。“我不能搭京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