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