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就想写司马光,但最后还是搁笔了,因为没有找到我要的那个角度。
当王安石走上变法领导岗位的时候,在宋神宗的安排下,在一个比较正式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司马光与王安石进行了一场关于理财的著名辩论。对财政拮据,司马光的主张是带头减俸,王安石的主张是减俸不能解决问题,造成财政拮据的原因是没有人才为国家理财;司马光认为善于理财就是巧立名目在老百姓头上增加捐税,王安石则认为“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不加税也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司马光对此很不理解,认为天下之财就是一个固定的总数,不在官府就在民间。--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能够用以调查,当时人们对司马光的观点是怎样评价的,应该说,许多人都没有深远的眼光来理解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这场辩论中输得很惨。
此时我又想写司马光,但最后还是搁笔了,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我要的那个角度。
一位当代论者谈到王安石变法,在他故事化的叙述和戏剧化的评价中力挺司马光时,谈到司马光历时25年编撰的《资治通鉴》,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正是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对比中,我终于找到了我写作本文的角度。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司马光是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甚至有人把他奉为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儒家三圣之一;与此相应,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儒家政治历史书籍,恐怕不能被人指为毫无根据。“音注”《资治通鉴》的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就曾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资治通鉴》起笔于战国初期的韩、赵、魏三家分晋,旗帜鲜明地彰显出该书的全部写作主旨:“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完全是以儒家“正名”观念来梳理和评价战国初期至五代十国的中国历史。而司马迁《史记》的旨趣则与《资治通鉴》大相径庭:“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全身心地拥抱历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的人物没有受到任何学派框架的删削和阉割,而是流动着血液,生长着骨肉,充满着生活的灵性,发送出天地的吶喊。
儒学走到北宋,因理学而发展成伦理政治思想,是与司马光一批“儒学典范”人物紧密相连的,并不是在洛阳与司马光来往密切的程颐程颢兄弟凭空想象出来的。当然,二程与司马光的密切来往是我们的左证之一,司马光的全部实践和思想,才是我们这一判断的重要证据。可以说,仅以一部《资治通鉴》,我们就能看出司马光已经完全进入宋儒僵化和保守的圈套。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人“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如果要给一个大致的时间,应该是从司马光与二程开始。--我认为,司马光之所以能够持之19年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思想动力即来源于此,以至他当上宰相的8个月内,达到毫无理智的地步。
司马光在与吕惠卿进行变法之争时打过一个比喻:“且治天下比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当然,这个比喻无助于我们甄别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是非:宋神宗登基时的北宋,是“敝”还是“大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王安石的变法是“修之”还是“更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是,司马光给宋神宗举的那个萧何与曹参的故事,却是可以做义理分析的。
为了陈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历史学家司马光借给宋神宗讲课的机会,讲起了西汉初年“萧规曹随”的故事。神宗谦逊而怀疑地发问:“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司马光马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历史见解:“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这不但使我们想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训,也使我们想起当代“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游戏。
北宋缔造者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对功臣们是重赏厚待,从而形成纵容豪强兼并之家的传统政策,豪强不仅大量兼并土地,还享受着免税免役的特权。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虽然14年都执行得不好,其范围也仅限于京东、河北、河东与陕西诸路,但是,其立法思想却是明确的:适当抑制豪强兼并,增加国家财政税收。豪强土地兼并是历代封建王朝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基本矛盾,司马光就算看不出王安石的立法用意,但是,在他所讲的萧规曹随的“黄老政治”之后,权贵和地主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了生存依托,到王莽时代矛盾终于激烈爆发。也许司马光只看到王莽篡汉的政治游戏,看不到王莽的政治抱负也在于把土地收回政府重新分配以解此矛盾;历史学家司马光也许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规律:王莽新政的失败,是西汉帝国发展失败的延续--封建政府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却也正因此无法制止这个官僚体系作为利益集团,对国家财富和土地的疯狂掠夺和兼并:此后两千多年沧桑更替的封建王朝,都无法摆脱西汉帝国的这种命运。--当然,不能说王安石就具备了这样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无论是出于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洞察与同情,还是出于对帝国长治久安的责任与关注,王安石至少感觉到了这个矛盾,否则,他不会在《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等多部法律中来尝试抑制和缓解这个矛盾。
王安石与司马光最意味深长的交锋,是“《答司马谏议书》事件”。
此时王安石50岁,司马光52岁,都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同在包拯领导的群牧司供职时,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同事、朋友。他们也曾唱和过《明妃曲》,王安石“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两句,颇有哂笑汉元帝之意,司马光从儒家君臣观念出发,表示过不同见解,但也还只是朋友之间的分歧,等到王安石开始变法,两人终于达到针锋相对、巅峰对决的政敌境地。
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这在北宋政坛是一件大事。有趣的是王安石进京后,只是非常低调地住进儿女亲家吴充家里,像司马光之类老朋友一个也不拜访,一时弄得坊间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确实,自“越对入次”之后,除了朝廷工作会议等正式政治场合,王安石与司马光没有过私底下的接触与交流。司马光想利用与王安石的特殊关系给王安石写信,第一封,王安石没有回信,第二封,王安石仍然没有回信,第三封,王安石才写了回信,这就是历史名文《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读《答司马谏议书》时,我也从心里责怪王安石为什么不迂道往访与司马光交流和沟通?后来读了司马光的三封信,再细读《答司马谏议书》,尤其是对政治的规则和潜规则有些了解之后,才发现主张“以道胜流俗”的王安石,不可能与司马光有什么私底下的协议与妥协,纵观司马光19年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事实,我也感到王安石即使迂道往访了,仍然无法和司马光达成任何妥协。
司马光第一封信就上纲上线地批驳了王安石变法中的种种做法:“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说王安石的新政与天下人为敌,王安石是在“力战天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后两封信中,司马光接着数落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和“致怨”,甚至包括王安石的性格弱点。这样的来信,换来的也只能是《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有比司马光高明得多的文学才华:行文简洁、结构严谨、论证多样、气势磅礡--“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定,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皆不足问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任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全篇不但针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五个罪名一一进行了反驳,还批评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了作者坚持变法的坚定决心。
司马光长长的三封信,尤其是第三封长达三千三百多字,换来的却是只有400多字的《答司马谏议书》:我相信王安石是出于无奈,但我也相信,再有涵养的司马光,自尊心也会被这封回信刺激;曾经的朋友,就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王安石与司马光,一个是改革派的“灵魂”,一个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两人的品行都相当高迈:一个“洁白之操,寒若冰霜”,一个刚直不阿、信念如盘;两人也都相当自信执拗、敢于担当;两人的私德也都无可挑剔:也许他们都心系家国,无暇风情,两位夫人都曾主动为他们置妾于内室,又都被他们坚决地驱逐于室外;两人都有贯穿始终的巨大气场:王安石是拥踅者众,司马光更是粉丝满朝野……他们同时出现在神宗一朝,演出一场长达19年的变法与反变法的政治活剧,这让我们在为精英们长歌当哭之际,也只能徒生“既生瑜何生亮”的喟叹与唏嘘。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仅凭自己的志向和才干,怀揣“慨然有矫世变俗”的“政治理想”,甚至是一种个人与国家的“梦”,居然就能官至宰相、宏图大展,这显然是一部正剧。这从“人才学”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标本:通过“王安石个案”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社会的流动性和宽容性,简直有点像个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