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联性原则——证据法则的逻辑基点　关联性原则在英美证据法中是一项重要原则。它强调证据必须与案件有关联,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是法院决定是否采纳的基本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对证据下的定义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已经表明了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与证据裁判原则相对应而存在的自由心证制度决定了证据裁判原则发挥作用的范围。具备证据能力者,才有证明力的问题。“证据禁止法则形成自由心证的外在界限,已经因此而排除的证据,法官不得认其有证据价值而采为裁判之基础。”(注:林钰雄,见前注〔3〕,页414。)人类社会在证明方法上从以“神证”为主向以“人证”为主向以“物证”为主的转变,在司法证明制度上从自由证明、到不自由证明、再到相对自由的证明,(注:　何家弘　、刘品新,见前注〔35〕,页86。)而从理性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则经过非理性神意证明方式,半理性法定证明模式和理性的自由心证三种证明方式,现在各国均采“自由心证”,只是在具体方式不同。“所谓自由心证,就是说,证据的价值或证明力不再由法律事先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法官和陪审团在审判中可以运用自己具有的‘人类普遍认知能力’来评断具体案件中各种证据的证明力。”(注:在此笔者以“关联性原则”为证据法基本原则,因其与证明力本质相通,与证据能力难以分离,而兼具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的意蕴,但是又不至于产生“法定证明”与“遵守法制”、“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的同义反复。例如,有学者认为证据法基本原则有遵守法制原则和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等。参见　何家弘　、刘品新,见前注〔35〕,页86。)法官在裁判上所形成的心证是司法裁量权的具体体现,这是自由心证主义的精髓与灵魂。自由心证主义是证据法则的基石,离开了自由心证主义,证据法则就无从谈起,因此,证据法则是建立在自由心证主义基础上的借以评判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操作规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墩铭也提出,“近代刑事诉讼法所采之自由心证主义与证据裁判主义,不失为事实认定之二项基本原则,且由于此二项原则之密切配合,使真实发现与人权保障皆成为可能。”(注:蔡墩铭,见前注〔9〕,页424-425。)　作为权力主义、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在程序领域中映射和结晶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一种先验的、经院式思维方法论的直接反映。随着倡导科学方法论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在程序法和证据法上,需要采用一种不致束缚法官判断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