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
作为国内成军20年的“老炮儿”,痛仰乐队今年夏天在一个综艺里,经历了淘汰、复活,最终成为《乐队的夏天》亚军的“逆袭”的命运。当同期乐队大多走向解散时,已走入不惑之年的痛仰却仍保持着对摇滚乐的初心,《乐队的夏天》之后,跟节目有关的巡演计划铺满了整个八月,武汉、郑州……演出票开票即售罄,这个情况还将在未来持续到更多的城市,而早已是“常客”的草莓音乐节及各地主办的音乐会上,也持续书写着关于痛仰乐队一场“乐队的秋天”。痛仰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坚持走在摇滚乐路上的原动力时,主唱高虎这么说道,“我们还是把乐队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时就不会想所谓的坚持,因为时光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1 迷笛走出来的摇滚兄弟
痛仰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次登台,一首创作于十年前的《再见杰克》引发全场合唱。盘尼西林的鼓手说,“小时候就喜欢看他(痛仰的鼓手大伟)打鼓了”;主唱则评价,痛仰是承担了中国摇滚乐十几年的“脊梁”。虽然高虎并不认为自己是“老炮儿”,但很多人仍疑惑痛仰此次登上娱乐性综艺的原因,“我们把这次参加节目当做一个乐队的联欢。只有大家都绑在一起,这种力量才能改变外界对乐队狭隘的认知。”
痛仰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之一。高虎曾说,痛仰的组建,靠的是音乐的缘分。1997年,位于北京北郊的上地仍是偏僻的蛮荒区域,距离市中心几小时车程,周边没有太多人居住,但那里却聚集了一帮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人背着吉他,有人哼着歌。这里是90年代音乐人的“黄埔军校”——迷笛音乐学校,高虎、张静(贝斯手)等第一批痛仰乐队的成员便结识于此。
1997年3月,高虎到北京第二天,便在迷笛遇见了张静。张静介绍自己是南京人,高虎则来自淮安,一句“老乡啊”让两人成为聊音乐的好友。当年在迷笛上学的人,有的是对哲学高谈阔论的学院派,有人计划学成后南下歌厅赚钱,还有一波则是像高虎这样,受“魔岩三杰”的影响,钟情于西方摇滚乐。那时不少学生经常晚上关着灯聊尼采、弗洛伊德,只听隔壁宿舍的高虎大声放着西方的死亡金属。两个月之后,张静成了高虎宿舍对头睡觉的舍友。直到1999年,两人和当时学校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乐队,起名为“痛苦的信仰”。
回忆起最初玩乐队的时光,高虎曾直言,中国摇滚乐一说就有太多的使命感,但最初他们喜欢的只是那种简单、真实、直接。90年代末中国音乐环境不景气,做乐队的人很多,但玩出来的人屈指可数;大家了解乐队的途径也只能通过租借录像带、卡带,或在街边书摊买图书和海报。痛仰最初的创作,也更多是凭借对音乐的一腔热血,以及初入社会,被现实压抑的本能,“我们的音乐就是发自荷尔蒙,就是躁。”
而此次参加《乐队的夏天》,高虎最欣慰的便是结识了很多年轻乐队。虽然他们不再是听着“魔岩三杰”卡带长大的孩子,但CD、互联网的普及,让他们从小便接触来自全球的音乐给养,“现在环境好了,做乐队的人音乐素养也普遍提高了。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特别酷的新乐队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才会越走越宽。”
改编赛段被遗憾淘汰后,痛仰发微博称,参加《乐队的夏天》,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桥”,沟通大众与摇滚乐,连接摇滚乐的过去与现在,“如果能做到这些事儿,也算功成身退了。”
痛仰的巡演现场总有热情的观众举着他们的logo
2 在树村“死磕”音乐
张静的第一把贝斯来自Fernandes(费南迪斯),一个9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的日本品牌。张静用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在琴行以半价“磨”下了这把琴。直到后来,张静在树村连房租都交不上了,有人愿意出3000块钱买下这把琴,他没想太多,便换了把便宜的,“当时我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琴,排练和演出全靠借。”
曾有人说,“穷”是90年代独立音乐人的共同记忆,而位于上地的“树村”则记录了痛仰“苦中作乐”的那几年。树村聚集着一群被边缘化的孩子们,杭盖乐队、夜叉、扭曲的机器、黑九月等十几支不同摇滚风格的乐队都催生于此。高虎、张静也是树村最早的一波租客,一二百块钱住一间几平米的平房,这对刚毕业的他们是绝对的“美事”。
也正是在树村,高虎第一次找到群体共同感。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乐队,每天都奔走在各自的“排练厅”——另一间几平米、四周裹着隔音棉被的平房,寒暄着最近又写了什么歌。排练之余,痛仰便自己到酒吧联系演出,印海报去学校张贴,亲自帮学生们订票。当年北京五道口附近聚集了不少学生和外国人,组成了摇滚乐大本营,痛仰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北京大学附近的Every Day酒吧。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排练了七首歌便“赶鸭子上架”,第一次演出,高虎几乎全程闭着眼睛,“是紧张。”
最开始,痛仰的一场演出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半夜演出结束,哥几个和乐器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树村,刨去路费和吃饭,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有一次痛仰参加了一场七八支乐队的联合演出,最后每支乐队分到了十块,每个人只拿到2块5,还不够买盒烟。
即便“落魄”如此,高虎直言,他们这些玩摇滚的人不喜欢求人,“本质上说(我们)就是不喜欢搞社会上那一套虚情假意。”因此在没有所谓合同概念的年代,忙着到处找演出的痛仰经常被不靠谱的演出方“欺骗”,例如曾在没有任何保障下受邀演出,中间人却一通哭穷,结果回村后高虎就惨遭“拉黑”,连路费也没拿到。还有一次,痛仰自己垫路费到内蒙古演出,结果对方说后续再付,回京后却再次“人走茶凉”。高虎总是戏称这些“教训”为“交学费”,“喜欢摇滚乐的人,大部分还是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歪脑筋。”所以即便到后来,痛仰小有名气,他们的学费还是没少交。
然而再躁的摇滚乐,喧嚣过后,也抵不住高虎每日回到树村简陋的几平方米小屋,数着零钱,发愁明天吃什么。“但这样挺好的。虽然吃住差一些,但音乐玩起来更纯粹,更直接。”也正是那些年,痛仰创作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个问题》等直面生活艰辛的作品。高虎还曾写过一首没有发表的歌,歌词写道“前面是一条黑色路,我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
直到2002年后,痛仰开始独立发行唱片,在圈里小有名气;同年树村拆迁,一间间“排练室”轰然倒塌,乐队的艰苦岁月似乎也被埋在了泥土里。但后来,高虎还曾回去过五六次,在路边停下车,和哥几个抽根烟,想想事情便离开。不知道为何,树村总是令他怀念,虽然那里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影子。
成员表示在路上的状态最快乐。
2006年,痛仰乐队在798南门空间举行首张EP《不》的发布会。
3 希望每年都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城市
《乐队的夏天》复活赛主题叫“理想国”,痛仰一致选择了《西湖》,这首2008年创作于痛仰第一次巡演后的歌曲。“那是我们第一次巡演,演完之后乐队带着琴,和台下一些不愿离去的乐迷一起去了西湖,一路欢歌笑语。”这是痛仰心中最美好的时刻。
痛仰是一支行走在路上的乐队。2005年,曾在树村一起玩音乐的哥们儿给了高虎一本《上车走人》,这本书记录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朋克乐队“黑旗”的巡演笔记,生猛、幽默而又坦率的经历,震撼过每一个想过“说走就走”的摇滚人。“我以为你们会是树村第一支去巡演的乐队。”那位朋友的话让高虎难以忘怀。
从痛仰组建,乐队便多次计划全国巡演。他们喜欢变化、体验,喜欢走在路上的感觉;即便常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也要定期把陈设变变样子。“要么读万卷书,要么行万里路。我们看不了那么多书,那就多走一走。”直到2006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痛仰在北京798表演完后便真的“上车走人”。他们租了一辆金杯车,带上乐器和一些磁带,路线是提前制定好的,一走就多达全国50个城市。当时有些地方还不时兴摇滚,有时赶上学生考试,台下最少只有5、6个观众;甚至一些地方只有民谣类“清吧”。但无论什么样的环境,痛仰总能凭借躁动的摇滚乐嗨翻全场。
痛仰的现场从不会排练所谓甩头、交叉头的摇滚动作,他们喜欢在不同地方,面对不同观众和舞台,表现当下荷尔蒙爆发时自然而然的感受,“我们要求每场演出一定有百分之三十的即兴表演,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新鲜的感觉。如果一成不变地演下去,连我们自己也会没有激情。”而这也慢慢形成了独属于痛仰的“自由”台风。
常年行走在路上,痛仰将巡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也都转化为创作的给养。例如痛仰曾到河南安阳巡演,主办方是当地电台DJ晓军。安阳演出场地条件一般,但歌迷却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晓军和乐队一起吃饭喝酒,晚上回程路上,一行人在两辆车里用对讲机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后,高虎便创作了歌曲《安阳》,其中“文峰塔/摇滚的电波/在夜里轻轻歌唱”的“摇滚电波”,写的就是晓军。“你如果总在一个地方待着,你的观念和想法会受到局限。但当你跟不同环境中的人接触,你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然而并非所有歌迷都接受痛仰“出走”后的风格转变。2008年,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发布后,在当年引起不少非议。从触底反弹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到平和感悟生活的《公路之歌》,一些歌迷指责痛仰“背叛”了重型摇滚,痛仰标志性“怒目圆睁”的“哪吒”也开始双手合十,归为佛系。但高虎却欣慰于行走为痛仰带来的转变,“以前我们创作就是靠本能,会想刻意反流行旋律。但出去走了一圈,你会发现能够直击内心,给你温暖力量的,就是好听的音乐。你的创作审美不会再偏激、狭隘,你的内心开始接纳更多。”而这也成就了如今痛仰音乐中出世、入世的阅历感。
从2006年至今,痛仰几乎每年都要和乐队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即便他们已经成为各大音乐节的压轴常客。痛仰的足迹遍布中国西藏、新疆、尼泊尔,甚至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新藏公路;演出场地有大都市的live house,也有三四线城市的小酒吧。很多小地方没有合适的场所,但只要车能开到的地方,痛仰便随时随地拿出设备准备“路演”。
“我们希望每年都走一些没去过的城市,让更多城市里都有摇滚乐的根据地。那种近距离的互动,你可以感受到汗流浃背的呼吸感,麦克风一下就能递到观众的嘴边。我们喜欢那种感觉。”高虎坦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