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求同存异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汪精卫等在国民党内提出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国共两党在国家受到侵略,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共抵外敌。既统一又独立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既联合又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结合自己力量和外援国共两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依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例如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八年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当然在这之中,也获得了国际方面的援助。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批军火贷款,支援中国飞机1000多架,航空人员2000多人。日本共产党一再向日本人民号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亲自来中国,同中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战宣传。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以及美国史沫特莱作家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即使英、美、法等国,因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也希望国共合作抗日。当中国抗战到反攻阶段,由于苏联以百万大军出兵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使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伟大胜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于同年8月和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8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十二万五千余次对敌作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无论在酝酿时期还是在合作期间,苏美等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并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以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使国共关系完全破裂。早在酝酿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就指示中共应当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还从中斡旋,为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努力。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苏联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英法等国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支持和平解决。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支持,最终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长期得到苏美英等盟国的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维护国共合作关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居里来华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希望两党能团结抗日,居里在重庆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会谈,并向蒋声言:“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 。以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国共关系。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后,194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与蒋会谈,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华莱士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谈到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