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原本是党史二十九的前半部分,同步到知乎时,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其拆分成两部分了。(因为在公号上有读者反馈没理解文章主旨)
《矛盾论》是毛选的精华部分,如果搞不懂矛盾论,也就很难理解教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
1935年10月,教员率领陕甘支队落脚陕北后,虽然有了陕北红军的补充,一方面军的实力有了增长,但中央所面对的形势依旧严峻,甚至可以说,当时的红军处于局势最为复杂的环境中,外有嗜血强大的敌人,内有残酷的路线斗争,内外交困,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的结局。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刻,教员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决策,成功率领红军走出困境的呢?
教员在《矛盾论》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我们分析解决复杂问题时的把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九一八事变后,老蒋不举兵抗日,反而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围剿。
在教员和朱老总、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老蒋精心布置的前四次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准确来说,前三次反围剿战斗主要是教员和朱老总指挥,而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推行,导致教员被打压针对,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教员被打压针对的过程,直接反应到了军事形势上。一度出现了,只要教员能在军事问题上发声,军事形势就会变好,反之,红军就会出现极大损失的情况。
教员被中央从前线调回了后方,差点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眼看情况不妙,关键时刻朱老总和周恩来拒绝中央错误军事指导,坚持正确的军事战术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
但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中央将精力都放在了在中央苏区推行冒险主义上,忽视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导致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打赢了,但中央苏区的资源也消耗差不多了。客观来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有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原因,也有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红军忽视了根据地建设的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时,教员就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就连军事建议权都没了。
一直到踏上长征征程,经历湘江血战等一系列挫败后,有了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实践基础,教员才在通道会议上,重新迈出了复出的关键一步。
教员重新回归是历史的必然,当左倾冒险主义和红军生存的矛盾,随着中央红军的损失发展到了极致时,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对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要求教员重回军事领导岗位的愿望和需求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此时,教员看到了这一矛盾过程的变化,并迅速抓住了主要矛盾,采用团结大多数的方法,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和支持。从通道会议一直到遵义会议,教员用较为妥当的方式,成功扭转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错误。
跟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的强势夺权,教员看到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红军和国军的矛盾,而张国焘和教员的路线矛盾要屈服于这一矛盾之下,故此教员采用退让隐忍的方式,努力弱化次要矛盾,集中全力解决主要矛盾。
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张国焘个人犯了思想错误,导致次要矛盾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有加强的趋势。
张国焘事件对个人的教育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不能陷入次要矛盾中不可自拔,当事情千头万绪,感觉自己太忙抽不出身时,那就试着先集中精力解决最棘手最主要的矛盾。
就在党内路线矛盾,即将发展壮大成红军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教员和朱老总审时度势,以大毅力和大智慧,压制住了党内促进这一矛盾发展的苗头,成功阻止了这一矛盾的继续发展。
当时教员在中央驳回某些同志,要开除张国焘党籍,跟张国焘开展全面斗争的想法,就是阻止被次要矛盾牵着鼻子走的具体方式,此外,中央采取坚持底线,适当让步的方式来争取张国焘,也是这一思想的衍生。
另一边,朱老总在南下红军内,坚持和张国焘斗争,采取隐忍和牛皮糖战术,紧紧贴住张国焘,不让张国焘这一矛盾源头有猛烈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朱老总还劝说陈伯钧、董振堂等人忍耐,制止了刘伯承等人兵谏和扣押张国焘的计划。
张国焘服软愿意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改变南下计划,重新北上的现实基础是南下失利,林育英的出现则是张国焘北上的政治基础,而教员和朱老总在这其中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如果没有朱老总和教员采取各种办法控制路线斗争的发展不出轨,那不管张国焘北上的军事和政治基础有多坚实,都难以让其低头答应北上。
朱老总和教员在没有联系交流的情况下,就能有此绝妙配合,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二人都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都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斗争方式。
到了1935年10月,当教员带着陕甘支队成功到达陕北,完成长征后,局势就更加复杂了,各种矛盾关系交织在一起,让人看不清事情发展的脉络,抓不住重点。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小日本和老蒋都不约而同干了同样一件事,那就是促进国内矛盾发展,而有意压制内外矛盾的发展。老蒋是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主动压制了中日矛盾,将打击红军作为国军的主要任务。
而小日本很聪明,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可以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寻找并培养代理人代替他们入侵,例如建立伪满洲国就是小日本侵占中国的主要方式,他们打着民族独立的口号,在中国寻找居心叵测的合作者,间接帮助自己达到侵华的目的,而非自己亲自下场,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不仅如此,日本还有一套成熟的文化入侵体系,通过文化宣传、成立报社、学校等方式,专门培养亲日者,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日本还很擅长使用蚕食的方式,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多领域,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达到入侵的目的。
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但像日本这样对侵华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国家,绝无仅有。(可以说,近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日本,如果对日本侵华战争有深入的理解和认知,便能明白日本到底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直到如今,笔者依然对日本保持警惕。)
在小日本和老蒋的谋划下,九一八事变后,虽然日本侵占了东北,但中日矛盾依然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伪满洲国建立后,小日本想如法炮制,建立更多的非法组织,1935年初,小日本打算推动华北五省独立,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五省分别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建国后察哈尔省大部分都归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则被划入多省,大同和张家口原本都归属绥远省)
但小日本这一目的被红军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揭露了。
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
华北事变直接导致,中日矛盾加深,但这个矛盾尚未演变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
可在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发展成主要地位,已经是极近的事。
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变,教员在长征期间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形势变化对红军发展和中国革命之间关系,1935年8月1日,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时,教员已经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时的张国焘却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分裂阴谋。
教员等人要做的事,就是停止内战,推动并将中日矛盾转化为主导地位,建立统一抗日的大局。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教员终于有时间着手布局应对新的革命形势。当教员站在家国的高度,在陕北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时,张国焘还在想着率领南下红军打到成都吃大米。
矛盾有大小,有主次,也有缓急。
中日矛盾即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那是不是就是说,红军要立马想尽各种办法北上抗日呢?也不是。
红军要想实现抗日的大目标,首先得确保自己的生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解决什么问题,都得从实际出发,先看自己能做哪些事,而不是今天干这个,明天头脑一热,就做另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