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 8 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马寅初在北大开展政治学习运动,其后马寅初总结了北大的学习改造经验,被教育部概括为高校的 “思想改造+组织清理”模式。毛泽东很快作出肯定。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 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上升为国家任务。 同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明确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接着, 《中共中央关 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中针对性地指出: “思想改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院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在运动中, “组织清理”的威慑力最大。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绝大部分的教师对自己进行了千篇一律的清算。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先后检查了 12 次才 过关。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 4 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全校师生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 ,让他检 讨自己怎样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话,才获通过。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 “文章信口雌黄 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苦。 大学教师所谓被“通过”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接受院系调整,1953 年第 3 期的《人民教育》指出“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 。 将院系调整上升为大学教师的生存问题时,之前的阻力迅速被化解。之前难于进行和贯彻的院系调整,现在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 《新华 月报》就此评论道,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 , “就有条件和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 为院系调整而发动的建国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启了以权力决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个人思想以符合社会集体的要求。学术赖以 存在和发展的思想独立与自由从此被阉割,政治权力对重大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这就对高校教师的人格、心理、学术、道德等方面产生消极后果,教育精神 的根本——人的创造力被剥夺,学者的学术生命逐趋萎缩。自 1949 年到 1957 年间,钱钟书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评论,也没有新作问世。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被解 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爱国志士、学术泰斗张东荪甚至潦倒北京街头,不要说学术生命连自然生命都成问题。此等大家尚不能独善其身,其余众生更不在话下。 以思想改造运动为前提条件的院系调整,后人以“全盘苏化”来比喻。它是以苏联模式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使用苏联教科书,学习苏联教学方法,按照苏 联形式成立教学组织等。正是这些在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全盘苏化的改革,确立了新中国的大学制度。这次的“全盘苏化” ,是中国现代化过 程中,以外来文化为导向的最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新的大学教育目标被确定为培养工程师和专家,这一决策,也确实在短时间内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专才,但这是以严重削弱文科教育和综合性大学功能为代 价的。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原来知识体系内的西学因素(主要以文科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因与新时代不合时宜而被冷落。使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文理 分驰、重工轻文的结构失衡,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 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文科系列,本身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承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培育人的心智和品格等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