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秦汉散文、唐宋八大家散文两大高峰之后,代表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第三大高峰。与之相比,它虽不及秦汉散文的富于原创性,但比秦汉散文更符合文学的“时”义;它也没有唐宋八大家的格局大,却比八大家文更为修谨,章太炎就曾说桐城文“视吴蜀六士为谨”【122】。惟合于“时”,故贴近当代,易为人接受、欣赏,引起共鸣;惟“修谨”,更便于学习、应用,赢得众多的作者。由此而造成的巨大影响,不啻在文言文和白话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既替文言文作一光荣的结束,又替白话文开了先河。此后,桐城派散文虽在形式上已逐渐进入历史,但他的“清规戒律”即使在白话文的教学和写作中仍有生命力,并在相当程度上使白话文葆有必要的文化品质,而不至下比于引车卖浆者之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先生所谓“桐城派古文,在中国文学史中,必然要占崇高的一席”,既代表了他的看法,又可算作是我们写作此文所得出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