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在闽、赣四十余年的丛林建设实践过程中,其实在较广的范围与较深的层面对佛教的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其制度方面的变革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制度
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制度样态。如乞食是原始僧团实施的主要制度之一,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始终没有很好地实施过,这和中国的国情及文化背景有关。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者,即使如隐士之流,也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那种不事生产、以乞食为主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反而,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翻阅《弘明集》与《广弘明集》,这样的言论比比皆是。如武周时狄仁杰就说:“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中宗时辛替否亦有疏曰:“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惟贫穷与善人耳,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租赋乎?将何以力役乎?”可见,出家人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存方式已遭社会之质疑。
为了应对这一社会现实,中国僧众被迫或有意识地来改变僧团的生活方式,虽在隋唐以前,僧团生活大都靠帝王大臣的信仰、供养来维持。不过,也有一些僧人,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如记载东晋道安12岁出家后,因形貌丑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就说明在东晋时僧团就已开始从事传统戒律所反对的生产劳动。实际上中国佛教并不一般地排斥生产经营和体力劳动,东晋僧人道恒在《释驳论》中,就以为沙门“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非匏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从魏晋以来,随着出家人数的激增,加之寺院经济的壮大,僧人参加劳动的事例可能更不在少数。但真正将其落实于实践,从根本上成为僧团一种固定的生存方式,可能要到禅宗山居以后。
学界目前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从四祖道信(580—651)时农禅并重已见端倪。道信于武德七年(624)来到蕲州,住破头山(后名双峰山),大振法道,学侣云集。“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道信在山中聚徒五百,且定居三十年,这在中国禅宗史上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在此之前,达摩一系及楞伽师,都是以游方为务,居无定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