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案例,为今后我们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具有示范效应和震慑效果,值得认真总结。二、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难题与挑战虽然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发展势头良好,加强包括追逃追赃在内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不让国外成为“避罪天堂”,也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的政治意愿、实际需求、重点领域也不尽一致。可以预见的153江西社会科学2019.9是,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后,在推动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新秩序的过程中,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仍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和挑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一)剩下的国际追逃追赃个案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年,我国持续加大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织密织实追逃追赃的“天罗地网”,紧盯重点个案,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相比于外逃人员的绝对数量和转移境外的腐败资产数额,我国追回的人和追回的腐败资产还是有限的。事实上,就是“百名红通人员”,迄今尚有40余人未到案,好追易追的都追回来了,而剩下的大多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以说,越往后追,追逃追赃难度越大,也越需要攻坚克难。事实上,已追回的58名“百名红通人员”中,据笔者统计,劝返回来的就有44人,占归案人员的75.8%,而且44人中不少未在国外获取合法身份,有的甚至是生活陷入困境、资财耗尽、走投无路,故劝返成功的比例较高。而“百名红通人员”中剩余的未归案的40余人,正如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所指出:“这些逃犯大多外逃时间较长,人证、书证、物证收集起来比较困难。其中约70%剩余外逃人员和90%剩余`百名红通`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经取得当地合法身份。”[11]要想成功追回这部分外逃人员,其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这些外逃人员在国外已取得合法身份,不少是举家移民,在逃入国拥有大量的财产,物质基础雄厚、生活稳定,有的还积极参与当地选举等政治活动,主动归案或者接受劝返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不排除“他们利用逃匿地国家的严密法制和人权保障制度对抗我国主管机关的追逃行动及相关的国际合作”[12]。而且逃入国往往也会以保障公民人权、司法独立等为借口,不支持我国提出的引渡、遣返等请求。(二)新形势下反腐败国际追逃防逃监管对象大幅增加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监察全覆盖,而全覆盖的改革红利在反腐败工作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倍增效应。[13]其中,倍增效应比较明显的一个体现则是大量新增监察对象被纳入国际追逃防逃范围,国际追逃防逃监管人数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反腐败国际追逃防逃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这一点在沿海经济发达、国际交往频繁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浙江对外经济交流频繁,出国人员较多,防逃压力明显加大,该省纪委监委积极健全完善追逃防逃工作机制,扎紧扎密防逃“篱笆”,确保不新增外逃人员。[14]反腐败国际追逃防逃监管对象大幅增加,是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并且必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表现得愈加突出。如何因应和解决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实践中“人多而资源有限”的矛盾,已成为新形势下监察机关亟待研究的课题。(三)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佳伴随着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加快推进,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相关法律制度也逐步健全,特别是2018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颁布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订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以及配套衔接制度未及时跟上,加之相关实践经验缺乏,相关追逃追赃法律制度贯彻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如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例,本应在追缴跨境腐败资产、更加有效地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被寄予厚望,但该制度实施以来,实践中适用极少且适用方式不一,效果不尽如人意,自2013年至2017年四年多来全国适用该特别程序的案件屈指可数,总计只有10件。[15]虽然该程序适用极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立法本身的原则性、模糊性不无关系。尽管2017年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增强了该特别程序的可操作性,但仍存在很多问题,该程序的实施效果也尚待进一步评估。又如,《刑154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事诉讼法》再修订时确立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未明确规定缺席起诉的条件、起诉及送达时限不明、受制于普通程序和境外追逃追赃程序制约等实践中不宜操作等问题[16],故其实施效果目前不宜过高估计,其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方面能否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也难以预料。至于2018年10月26日通过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确实是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制度的重大完善,也是以服务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为目的,相信会有助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过也毋庸讳言,该法主要是狭义上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对于劝返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及刑事诉讼移管、联合执法等方面,该法未有明确的关注,不能提供有效的国内法依据。(四)反腐败国际追逃过度依赖劝返,国际条约适用率低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很多事项仍有欠缺,如何利用国际合作资源取得实际成效,依然是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瓶颈和难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