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真诚为您服务]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体例特点 《晋书》是唐代官修前朝史书的最后一部。先是,唐高祖曾准令狐德棻之请, 下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诏书中有“三国受命,迄于晋 宋,载籍备焉”而以下各代“简牍未编,纪传或阙”之语,可见当时唐政府以 为晋史已有多种,较南北朝各代为详备,故开国设馆修史,《晋书》并未列入 计划。唐高祖诏修“五代史”,数年未成,贞观三年(629年),又诏魏 征、房玄龄总监其事,还是未把修《晋书》列入计划之内。贞观十年(636 年),“五代史”告成。大约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绩鼓舞了唐太宗君臣,加 之他们对尚存的众家旧晋书不甚满意,于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 修晋史。《唐会要》卷63载其事云:“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 《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 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 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大史令李淳 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 文恭,并分工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具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 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以上列名领衔予修者共21人,其中除史官外,还有 自他官调入临时领史任者。可谓名家荟萃,组织规模超过已往。贞观二十二 年,书成,计有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30 卷,是唐修前朝史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曾为之撰宣、武二帝纪及陆 机、王羲之二传之论,因号为“御撰”,时称《新晋书》。此书行世后,诸家 旧晋史日渐湮没,故唐修《晋书》成为唯一传世的一部首尾完整的晋代全史。 《晋书》记载两晋156年历史。本纪中的宣、景、文三帝纪,叙晋武帝司马 炎代魏称帝前,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创建晋国基业的过 程,上溯三国64年(建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对陈寿《三国 志》漏略之处有所补充。特别是《刑法》、《食货》二志,叙事仰包东汉、三国。因为《三国志》无志,《后汉书》的志是梁朝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 的志补入,故汉、魏以来许多法制史、经济史的资料赖《晋书》得以保留至 今。魏晋南北朝正史共11部,唯《魏书》与《晋书》有《食货志》。自唐修 《晋书》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皆修《食货志》,和《晋书》的 影响不无关系。 两晋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晋书》特立“载记”一体,叙十六国兴亡史,这是后世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非常 重要的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和《史通古今正史篇》所叙,十六国 时期,各国官、私所修诸国史有二十余种,后北魏崔鸿依之总纂《十六国春 秋》一书,可惜这些史籍均已亡佚,因而《晋书》30卷之《载记》于今文献 价值弥足珍贵。 纪传史书中设“载记”一体,创始于《东观汉记》,用以叙述平林、下江等农 民军活动和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兴亡。《东观汉记》失佚,今赖《晋书》得窥“载记”体式。《晋书》作者,设此体专叙割据政权,既区别于藩属 诸国,又无损晋朝正统地位。在正统观念很浓厚的封建时代,这样处理是比较 恰当的。刘知几于《晋书》批评较多,唯赞扬其书立“载记”“可谓择善而 二、《晋书》的取材与南北朝史风《晋书》修成颁行后,一时颇受世人青睐,“言晋史者弃其旧本,兢以新 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不久,便有学者表示不满。著名史学家徐 坚,即弃官修之本而私撰《晋书》110卷,见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刘 知几在《史通》中对《晋书》的缺失屡加指斥。《旧唐书房玄龄传》总括刘 氏所论,指出当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 兢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晋书》之病,主要是由于史馆 予修人员未能广泛参阅当时尚存的诸家旧晋史和晋代官方起居注、实录等文献 资料,详加考订,慎重取舍,善加剪裁,而采录了许多荒诞迷信、伪误不实的 材料,以致记载失真,篇幅繁芜臃肿。又成书之前,检录不细,颇多疏略和牴 牾之处。故学术界历来对这部史书评价不高。 凡修史,必先聚书,遍览文献,细加甄取,此即刘知几所谓“博采善择”。这 个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较粗糙。修《晋书》诏云旧晋史“十有八家”,实际 不止此数。今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史通》所论载,及《宋书》、 《南史》和《晋书》等正史所叙,唐以前诸晋史,纪传体有12家,编年体有 11家,合23家。其中有的虽未成完书而留残编,或佚落成为散篇而被学者 征引,至唐时能够搜访得见者,绝不止18家。此外,尚有晋代起居注、实录 之类官方文献可资取材。而诏书但云:“以臧荣绪《晋书》为本”。诏书对1 8家中的14家作了评点,另外4家不详为何人所著,参阅《四库提要》,知18家中,诏书未加评点的是沈约、谢灵运、王韶之、朱凤4家《晋书》。可知《晋书》作者省览未周,采录未遍。既然如此,《晋书》采录哪一类书籍的 材料较多呢?刘知几早已指出:“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多是短部小书, 多。”(《史通杂说上》)刘氏所举《语林》、《世说》之类的笔记小说,虽然往往含有珍贵的史料,但其中水分相当大;至于《搜神记》、《幽明录》 之类,实际是志怪小说。史家舍史籍而取材于此,实在是舍本逐末。我们试翻 阅《晋书》,的确随处可见荒诞之事,无稽之谈,错杂于史实的叙述中间,芜 大量采录荒诞迷信的材料入史,是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表现之一。一方面,利用这些材料宣扬天命,是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民的需要;另一方面,这 些记录又是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迷信行为的反映。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感到祸福 无定,宿命论思想由是大炽,城乡居民津津乐道轮回报应之类的传闻。一时上 下相欺,众口交腾,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史风必然受其影响。当 时史书,大都有专录迷信材料的节目或篇章。只就纪传史书而论,王隐《晋书》有《符瑞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沈约《宋书》有《符 瑞志》,肖子显《南宋书》有《祥瑞志》等等。《晋书》虽无上述诸志,但 《天文志》有《史传事应》一节,《五行志》及纪、传各篇中亦间杂不少迷信 材料。《晋书》天文、五行二志和《律历志》皆出自唐代著名天文历算家李淳 风之手,学者多有好评。《旧唐书房玄龄传》云:“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 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对《天文》、《五行》二志,后人有不同评价。《晋书斠注》的作者之一,清人吴士 鉴认为“此二志出李淳风乎,历代推重,不知在各志中最为纰缪,丁氏国钧之 言是也。”这里提到的丁国钧是《晋书校文》(未刊行)的作者。吴氏指出 “《天文》、《五行》二志所书魏晋灾异以长历推之,日月每有不合,旦多漏 略”。《晋书》二志,存在此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作者以“天人感应”思想为 指导,记天变必书事应。天有变异,当时或有记录,史家撰《天文志》时,除 采录原始记录外,又要从以后的史实中摘取可以应验某种天象者而附会之,天 变于前,事应于后,强行附会,势必弄出“日月不合”的差错。这在古代史书 中是屡见不鲜的。李清风所作《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也指出前史的这类 差错。如其中一段文字说:“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七年五 月,《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 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疑 是入太微。”此类史文,无非是以天象定正统与僭伪的迷信说教,和唐太宗在 《宣帝纪论》中所云:“治乱无常,兴亡有运”,“非可以智兢,不可以力 争”的论调完全合拍。李淳风、吴士鉴只见事实记载的错讹,而不见其思想的 乖谬。这不能不说是古人认识上的局限。 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另一表现,是史家各对本朝夸胜讳败,对他国去美溢 恶。这种风气,唐初史臣也未能认真加以纠正,而因袭旧史之文,沿用了错误 的材料和观点。刘知几《史通》对此多有揭发,宋人王应麒《困学纪闻》卷1 3也举例说:“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正 观《应作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他又引据《史通》所论,批评《晋书》取舍不当,前后牴牾等缺失,“晁子(公武)至亦谓晋史丛冗最甚。”表 示有同感。 三、《晋书》内容的缺失和编纂方法的不当 《晋书》成于众手,分工撰录,缺乏“才、学、识”兼具的优秀史家予以贯统 润色。卒编之际,校阅不细,以致大事漏载者,一事数载,淆乱不清或前后矛 盾者,体例安排,人物诠配不当者,所在不少。如西晋初年汲冢书的发现,是 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就引起轰动。但《晋书》记载其时却含糊不清。 《武帝纪》云在咸宁五年(279年),《束皙传》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晋书》修成的《隋书经籍志》不知何所据而云在太康元年(280年)。近人 月盗发汲冢书出;次年,即太康元年报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书。朱希祖先生不过把众说加以条贯而已,推测之言,并无确证。汲冢出 土竹书及文物一事,去唐未远,诸家晋史和官方纪录存者尚众,如果唐初史官 能详加考定,就不致留下这个疑团了。 史家应注重时间观念,不可随意忽略移易。《晋书》则不然,至有漏记年号, 以致叙事时间错乱者。如晋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 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号行9年,至公元300年才改元永 康。可是《惠帝纪》竟不记元康年号,一直以永平年号记元康年间事。又,公元402年,东晋安帝改隆安年号为元兴。是年,桓玄举兵入京师,取消元 兴,复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元兴。《安帝纪》载桓玄入京师,而复隆 安,改大亨年号事不见载,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晋书》之文多抄旧史,旧史缺则缺,错则错,前后矛盾亦仍旧观,罕有甄 明。如《地理志》本于晋太康三年所修《地记》。太康三年以后之地理沿革, 《晋书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侨置县,仅存大概,十六国疆域,则语焉 不详。该志还抄沈约《宋书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时地名移于晋 代,讹误甚多。至于叙事前后矛盾,则更为常见。吕思勉先生所著《两晋南北 朝史》,于第五章《东晋中叶形势》,举《晋书简文帝纪》末段所云“帝虽 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 行事,亦以为mǎn@ 献之辈”为例,指出:“《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 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 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也。”这就道出了《晋书》载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是 好博采而不求信实。唐刘知几也曾批评“皇朝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指导思想不对头。吕先生所论,与刘氏可谓古今同 《晋书》义例考求不精,类传人物有诠次不当之病。如《孝友传》叙14人事,孝友言行并不多,大都杂入神怪、梦幻、诡异之事。即使用封建的眼光来 看,也大大有损于这些“孝友”人物的示范作用。按有些人物的事迹,当入别 的类传,而叙入“孝友”,类非其伦。如王裒以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内心不 愿臣服晋朝,以孝母为名,拒不出仕,实一抗节隐士。另一人物庾袞,其父生 前令他戒酒。父死,庾袞常醉饮如故。醉后则自杖三十,以处罚自己。其行为 颇滑稽,全不类孝友,亦入该传。这样做的缘故,可能是作者立传贪多求广。 类目既立,传主人数不敷,只得生硬拼凑。 《晋书》的文风也不佳,因袭六朝风习,好事雕饰,华而不实,观唐太宗所作 四篇论即可见一斑。其论文字讲对偶,刻意辞藻。此风经唐太宗倡导示范,史 臣当然竭力仿效。不唯《晋书》如此,唐初官修史书文风普遍不好。而这种文 风又是自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论道:“自兹以降 (指史、汉以后诸史),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 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 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又说:“而今之 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 也。”刘氏认为,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史家文风愈趋愈劣,到魏晋六朝,至为严重,唐初官修史书,未能力矫积弊。我们试读《晋书》,就会感到刘氏的 批评是痛切时弊的。 四、《晋书》质量不高的原因及对它的总评价 以上所举《晋书》的缺点,在两晋以下众多史书中普遍存在,说明是久已流行 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荣 发展,史家辈出,著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记》、《汉书》,师仿马、班,在 完善纪传体史书体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也还笔力雅 健。但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史风在滋长,致使《史记》、《汉书》的体制成 为定式。作史又多文詠之士,好炫文采,不务求实。积习相沿二百余年,至唐 初官修诸史时,不易一下子纠正。加之唐王朝设馆修史,由政府聚官书,调集 人员,分工撰录,虽有人负责商定义例,但体式已定,分撰者不过按成式堆砌 材料而已。《晋书》作者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动议修前 代史,《周书》即由他领衔主修。贞观十五年,又受诏与长孙无忌先后修《五 代史志》,又过5年,才有修《晋书》之诏。此时,唐史馆已有了修“五代 史”和《五代史志》的经验,令狐德棻也久参其事,并且受诏与敬播等人“详 其条例,量加考正”,实有统摄全局的重任。但史馆工作,已成一定之规, 二、三史家,也难以改弦更张。史馆制度建立之初出现的诸种弊端,终封建之 世也未能医治。《晋书》质量不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晋书》尽管质量较差,问题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两晋全史,是研究晋 史,乃至三国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故在古代史籍中仍占重要地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