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订的宪法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1954年宪法未远离8年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精神和5年前共同纲领的民主原则,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政精神,例如全国人大的设置,内阁制,国家元首统帅军队等等。有观点认为,这部宪法的诸多条款,例如“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自由迁徙权,罢工权,均达到了1949年以来各部宪法无法超越的高度。但是宪法本身即为过渡宪法(毛泽东语),宪法序言更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此后短短两年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又加上1957年发生反右运动与民主党派完全退出监督,原宪法的众多条文与形势愈加不合,也导致了包括宪法制定者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该宪法已经过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宪法所设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处于囚禁状态,不能正常工作。1969年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长期空置。1970年,毛泽东提议废除国家主席职务。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上,第二部宪法正式通过。由于该宪法产生于文革时期,大量的文革语言进入宪法。该宪法保留了极为简单的公民权利条款,删除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大量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有人认为,七五宪法是起草者们对宪法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宪法完全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文革”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结束,中国大陆进入华国锋执政的过渡时期。由于形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重新修宪又提上日程。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再度修宪。新宪法虽然修正了1975年宪法的一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但仍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说法,并继续在国家机构中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务机关。
1980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条文。据解释,“四大”在“文革”时期风行中国,贻害无穷,严重扰乱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取消“四大”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1982年,随着中共“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完全推翻。修改原宪法,使之适应形势再度成为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