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
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夏曦的照片也挂在墙上,他被认定为烈士。但是,前来参观的前红三军老战士人没有忘记夏曦当年的劣行,他们火气十足地指着照片,数落不休。看来,当年夏曦落水,战士不救,极可能就是夏曦的真正死因。
湘鄂西“肃反”的核心人物是夏曦,他所制造的“大肃反”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灾难性后果,可谓时人闻之色变,后人念之断肠。在中共党史上,夏曦是个著名人物,但这个“著名”主要是恶名昭著,原因就是他曾干过“大肃反”这件大坏事。
关于夏曦,我看过不少文献材料,包括学术论文、人物传记和媒体介绍。其中一书一文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书是刘秉荣先生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夏曦史料;一文是李诚先生写的综合性述评《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见于2010年7月27日《作家文摘》)。下面就根据这些文献材料(引述时不一一注明),谈谈夏曦其人和他所犯的“肃反”错误。
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就是柳直荀。
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也被夏曦列入杀人名单,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关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
贺龙险些被当成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
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
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看到小平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夏曦的“肃反”。真是念兹痛史断人肠啊!
从《贺龙大传》及《夏曦:湘鄂西“大肃反”制造者》等文献材料提供的情况看,夏曦的“肃反”杀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肃反理论极端错误,二是抓人杀人的理由非常荒谬,三是太残酷。
先看夏曦的肃反理论。《贺龙大传》记有一段夏曦与关向应谈论肃反方针的对话: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宁可错杀,不使漏网”,这就是夏曦的肃反理论。这个理论,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起码的法制原则,是极端错误的,说好听一点,是宁“左”勿右,实质上就是法西斯杀人理论。谁都知道,蒋介石法西斯蒂的“清共”名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夏曦的杀人理论与之何其相似。
法西斯杀人,是完全不讲法制原则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邪恶手段,不惜胡乱杀人。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
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