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中我个人也得到了一种独特体验:要将“高深”学问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说出来,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懂”。因此,这种“教育革命”对教师确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历练和提高,这也是坏事变好事。
从“拨乱反正”到新时代
1976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文革”的结束。1977年,恢复招生开启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基本恢复了被“文革”打乱了的正常教学秩序。但“拨乱反正”并非完全复现“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体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经验教训,做了些变革,如拓宽专业、缩短学制(本科一般为四年)、扩大了研究生规模、考试基本用笔试和百分制计分等。这使学校重新焕发了欣欣向荣的生机,学生如饥似渴追求知识,对前途充满期待。1981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这种热情的反映。
1983年,邓小平发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学校自主权,大幅调整招生与毕业生分配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宣布我国将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规则将主导经济生活。这样,学校就开启了新一轮的办学与教育教学改革。在办学上,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办出特色”的方针,并以此来明确学校定位、调整学科布局;加强管理、充实人力资源;使北京大学在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含物质与精神的)三方面都具备三足鼎立的支柱,成为具有人文、社会、语言、自然、技术、管理、医药与新工程科学的“新型综合大学”。在教学改革上,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方针,以体现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这两套方针在“211工程”资源的支撑下,特别是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得到了国家领导的认可,实施了“985工程”,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然而,从教育的根本目标来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上溯到清代建立第一所高校以及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来,都带着强烈的教育和科技救国的工具性质。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激发忠爱,振兴实业”,还要“端正趋向,造就通材”;民国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为工农兵开门”。1958年,进一步系统明确地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后几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教育从来没有成为独立“主体”,它总是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它服务的主体是“国家”,有时更具体规定为“政治”,后又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样“服务”呢?就是通过培养另一种作为“人”的“服务者”,因此这种“人”还是“工具”,是“器”。于是,教育实质上就成为了“制器”。
1995年之后,这种状况有了点转折。当年,国家教委开展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试点,它的做法与经历这里无法赘述,有一点可贵之处是它开启了教育本质功能的讨论:教育是“育人”而不是“制器”。当然,将“育人”与“制器”分离或对立起来并不恰当,但两者有区别却是显然的。“育人”从“以人为本”出发,将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第一位;而“制器”着重于人的使用价值,看重的是“才”。在培养方式上,一种强调人为主体,因材施教;一种突出专业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从而无法发扬个性、展现潜质。这种讨论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学习我国古代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探讨教育的本源,回归教育的本真。这种探讨使党及时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举措。进入新时代,党又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主旨。“树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传承与创新文化,它与“成才”或“制器”并不矛盾,却有先后之别。这一“别”反映了两种教育观念的根本差别。经过上百年的探索,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总算有了更加充分和明确的认识了。
70年的风风雨雨,大学是体现着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今天的大学是否完全走入了正规,我们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研讨,值得总结。但是,大学变化太快了,我们有时候甚至没有可能来抓住变革的完整经历与内容,它已倏忽消逝了。这使“过来人”常感到迷茫,甚至想检讨点什么都来不及。
因此,高等教育界的“过来人”应该聚集起来,认真回顾、反思与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研讨与争论,找出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才能指明光辉的前程。(作者王义遒,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