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哈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象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注: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5、所谓劳动基金〔注: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 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注:“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