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世界的先决条件是知识,拥有多少知识,决定了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深度。中文俗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偏巧说出了这个道理。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无变化,所以很少能够发现问题;而另一些人却总能够发现世界的不同之处呢?这是由他们拥有的知识的多少,特别是知识类型的多少造成的。知识少的,知识类型少的,知识的数量和结构上没有进步的,就很难看到与原来不同的东西,当然就不会有新的发现了;知识多的,知识类型多的,天天得到新知识的,特别是不断学习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就更容易发现世界与过去的不同之处。20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突发奇想,提出研究是从经验,从实验开始的,概念是后来才得到的。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为了要突破18-19世纪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是有道理的。不过,中国有句成语叫“投鼠忌器”,弗洛伊德为了评判传统理性主义的权威,却忘了他的观点有可能伤害学术发展的真正起因。他显然没有顾及,研究者并非像新生儿那样头脑空空,他们是带着研究计划和实验方案进入实验室的。也许有人会问,人类从没有知识到有知识是怎么过来的呢?这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属于纯粹的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提问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观察世界之前,研究者有怎样的观察能力,怎样的观察手段,怎样的观察经验,怎样的观察预期?有理论准备和无理论准备是不同的。为什么知识多的、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人更容易发现事物的不同呢?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就等于拥有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就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有了新的不同的知识,就可能有与原来不同的发现。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掌握更多认识的角度,为了提高发现问题的本领,就必须学习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今天我们说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就是所谓不同类型的知识。这是从认识主体和认识方法上说明创新来源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创新其实就是知识的创新。为了创新,我们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地向其他类型的知识学习,不断地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创新的需要。
知识创新有两种途径:一是向外,学习其他类型的知识;二是向内,发现内部的新的要素和新的结构。这两者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向外学习新知识,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多学科知识的最根本的原因了。我国当代著名历史理论家何兆武先生于2002年接受访谈,就谈到掌握哲学知识对于深刻理解历史的重要意义,他的见解说出了掌握多学科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对于知识创新的意义,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13]。
四、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有许多研究成果,也形成了多种观点。有一种倾向,认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很不相同,除了研究的都是人,但作为研究对象却是大不相同的。人文学科研究成人,研究个性的人、个体性的人是怎样形成的;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却是整体的人,是共性的人。与此相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使用了很不相同的方法。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也很不相同,人文学科的成果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却具有实用价值。如此等等。如果说,以上这些说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侧重,那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认为那是两种方法的全部内容,显然就过于绝对和片面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人文学科的确在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能说这些是它所独有的特点,社会科学也会有这些因素贯穿其间。至于说人文学科以价值观、具体化、个别化和非实证为特点,从而否定其科学属性,把它看成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门类,这既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际。
其实,同样是科学门类,应该具有共同的科学精神,方法也应该有相同处。基本相同的方法就饱含着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也恰恰体现在基本相同的方法当中。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做一番说明。
大家一定知道,科学是反映或表现事物本质的人类活动。事物本质必然要、也只能在具体的经验事实上得以表现,所以,科学研究活动首先要了解经验事实。此其一。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却不能止步于经验事实,不是提供了一堆杂乱无章的经验事实的材料,就算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任务。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要想使认识的成果有意义,有效果,就必须继续观察和思考,透过经验事实,发现现象背后决定它们之所以如此而非如彼的内在根据。那根据,我们叫做本质,是超越了经验性事实的概念性的东西。概念一定要表现为结构,上下是有层次的,这层次就是概念的种属关系,或曰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关系;左右是有结构的,这结构就是具有同一属性的不同构成要素的外延关系;某一事物之所以是此一事物而非彼一事物,就在于它有自己的这种内在结构。了解事物的经验事实,目的就是要深入到事物内部,或者超越了事物的经验性,上升到它的概念领域,把握它的内在结构。此其二。第三,构成此结构的各要素在经验材料上都应该有一定的量化指标,某一构成要素在经验材料的数量上超出一定界限,就会改变自己的属性,从而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它所在的事物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更改,从而引起该事物发生变革。例如,体检表中不论是血液还是其他样本,都会列出从某数值到某数值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大概是正常的,低于和高于这个区间就有可能出了问题。这就是事物内在结构的量化标准。这个区间与人们的感觉是相应的。明显的低于或高于某个正常值时就有可能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这应该是健康幅度合理范围的取值标准。医学是科学,但取值标准还要建立在人的生理条件的基础上,要以人为本。可见,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显然也是离不开人的。
证据、结构和量化三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成就,也相互否定、相互反对、相互冲突、相互挣脱,无论如何,都是三个要素的矛盾运动。事物的发展,就是由这些相互依存又相互否定的矛盾推动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事物内部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
当然,科学研究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唐朝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像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见唐太宗:《圣教序》)形象显露在外面,可以为感官征知,说起来,再愚蠢的人也不会疑惑;可是形象潜沉到事物内里,无法用眼睛看到,这时再来谈论,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会迷惑的。说科学知识要掌握证据,这好理解,没有证据,没有材料,就不能把握事物,这不会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证据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随便逮到什么就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证据也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不知道决定某物某事的内部构成,不知道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和层次关系,就无法找到合适的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资料工作就会是盲目的,无效的。可是结构和层次并不显现在外面让我们轻易就可看到和捕捉到,它们往往是潜沉在事物的下面和背后,这就不太好理解了。
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某事某物有怎样的本质,本质又有怎样的内在结构,这究竟是谁决定的?难道事物的背后或者与经验事实相对应着的概念领域真的有某个本质存在在某处等着我们去发现吗?如果承认有,那这种观点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没有,那事物的本质究竟谁说了算?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到底由什么来决定?过去,人们往往相信自然科学的规律(本质)是固定的,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就要差一些,人文科学就更差一些。其实,世界上本没有造物主,从来就没有先在的科学本质或结构存在在某处,等着我们去发现。世间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创造的,都是实验性的,都是假说,这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相同的,没有厚此薄彼的区别。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呢?这是由于我们长期受到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科学观点的影响造成的。我们长期用有效性、有用性来判断科学知识的真伪。诚然,用有用无用来判断科学认识的真理性,这的确是有道理的,科学认识如果没有符合事物的本质,它就不会有效地发挥预期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有用可以作为判断科学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但问题是,有用这个词包含的意思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有用无用是一回事,用大用小则是另一回事。有一定的真理性,不等于有充足的真理性;部分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与全面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显然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更要命。有用自然可以说明是反映了事物本质,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无用则未必就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就未必没有真理性。为什么呢?因为判断有用无用的标准是由人的社会实践决定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要受到时间、发展阶段等等诸多条件制约。有没有这种情况:某项发现和发明与创立当初的社会实践没有直接关系,因而得不到实践的检验,也就无法判断是否有用,是否有效,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会没有吧?几何学知识如果没有和代数学结合起来,它就是无用的学问,一旦结合起来,它的用处岂是可以小觑的么?
当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还有另一种情况,应该明确。那就是有效性和有用性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的是用于客观事物,有的是用于主观精神;有的用于创造财富,有的用于完善品行。过去,若干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观念的流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市场经济观念来衡量科学工作的价值甚至真理性。许多人用能否创造财富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有用,是否科学。日子久了,我们的研究者也习非成是,自认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无用,而且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性较差造成的。这就与事实差之千里了。严格说来,我们尚无法在完全正确的意义上判断一项研究的真理性,但我们却可以判断它的科学性。只要是尊重证据,从材料出发,探寻事物的内部结构,并且有量化指标意识,能在量变质变发展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就应该是科学研究,就应该是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至于它有用无用,有效无效,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物本质,那是要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未必立竿见影,也未必成功。
总而言之,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范畴中的一员,也要遵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采用科学方法,不畏艰难,砥砺前行。例如,哲学史领域关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14],从中西文化内在结构的分析人手,来比较中西价值观的异同,有理有据;历史学领域关于秦汉人身高问题的研究[15],运用多种资料,综合考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都较为正规地使用科学方法,在证据、结构和量化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较好地表现了科学精神,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
我们说,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证据、结构和量化。前面也说到,由于事物本质并不是一个先在的东西摆在某处,任我们去发现,而是研究者的主观创造物。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活动,研究者是人,只要是人,就一定有人的局限性,就不会全知全能,研究的成果总会有所不足、有所偏蔽,这就需要讨论。学术研究,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需要在不断的争辩、讨论中,得到发展和进步。所以,发现或反映事物本质,其实也是个历史过程,凡是科学,莫不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例外。
注释: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见陈扬勇《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364页。
②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