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煝、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