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渊
近日,有新闻报道山东刘伯勤老先生就其在文革运动中的“恶行”,以广告形式,向当年的受害者致歉。看过之后,我难以平静。深感有必要将我的感受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
刘伯勤先生当年的作为,实在是由当年政治环境与政治潮流所决定的,多少卑劣者乘机作恶,也有不少像刘先生这种无知少年为之疯狂。其责任首先应该由文革发动者与政策发布者承担。在当时的全体人民之中,像刘伯勤那样去为恶的,虽然不乏其人,但终究还是少数。正如刘自己所认识到的,他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过去了多年,历史的伤痕也渐渐抚平,但是刘内心的苦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除,甚至愈久弥新地成为了心灵重负。眼见着当年的受害者逐渐老去以致告别人世,作为伤害者,其道歉的迫切性也就更加凸显。刘伯勤内心的压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也应该能够理解。
良知是我们心灵家园中最珍贵的瑰宝。在当今社会,良知被毁坏的程度已经令所有有良知的人瞠目结舌并为之忧心忡忡。如果我们都没有了良知,这个世界就必然会堕落,就不再是人的世界。如果我们都不去反思、反省那些罪恶与伤害,就不能牢牢记住历史的伤痛,也无法彻底避免当年的灾难再次发生。文革的发生和灾难,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是时代的悲哀。多少人的伤痛与苦难,甚至多少人的血泪与生命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悲伤,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也因此而倒退。没有反思、没有记忆,我们所有的牺牲都将是白白付出,苦难会不会重来依然还是疑问。
文革结束之后,基于党和国家都急于前行的原因,我们强忍着伤痛,甚至强迫自己忘却。我们对于文革的细节是打包封存了,从来没有过全面而认真的清理,哪怕是对事不对人的清理也被我们急于发展而忽略,似乎我们已经将其忘却。然而,这恰恰是我们不能忘却,不应忘却,也无法忘却的。如果我们真的忘却了,对于那些逝去的生命和巨大苦难,都是不尊重、不恭敬。一个国家,要清算自己历史尤其是自己的不幸,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但是对于自然的个体生命来说,则实在是短促。如果作恶者不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进行公开的忏悔,表达出歉疚,表示出歉意,就只能遗憾终生,始终受着无法赎罪的煎熬。即使加害者告别了人世,他们那本可以得到救赎的灵魂,也将始终得不到宽恕与解脱。这对于当年的受害者是不仁,对于觉悟的作恶者本人无异于慢性的自戕。
人类不仅有良知,而且还有起码的理性。正是这种理性告诉了我们是非善恶。人类的共同理性与良知结合在一起,给了我们行为的底线与指引。既然都是人,就一定会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生命观与价值观,就会有共同的情感与苦乐,否则人类社会就没有了共同的、普适性的认知与行动。我们呼唤良知,也呼唤理性。当意识到自己愧对他人的时候,就应扪心自问,我们所做的对吗?我们为什么要昧着良心那么做?我们应该如何使自己从失误与错误中解脱与解放?必须去寻找正确的方式与方法。尽管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要毫不犹豫地说,用广告的方式公开道歉,就是其中十分理性的一种。我们应该对有良知而又能以理性的方式表示忏悔、表达歉意的人,送上我们的敬意。
之所以要对致歉者表达敬意,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年的作恶,而是他们今日勇敢的忏悔和歉疚。这种忏悔,表明人性并没有泯灭。人性的光辉可以穿越历史,可以照亮未来,可以使受害者得到安慰,使良知得以觉醒,公正得以修复,悲剧不再重演。人类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都将因此而得到升华。我们呼唤良知,呼唤真诚,呼唤美好,这种广告致歉就是一份这样的良知、真诚与美好。他们有尊严、有儿女、有亲友,他们致歉之前一定会有种种疑虑,但是敢于正视历史、坦承心迹,对受害者,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天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愧疚,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我并不欣赏甚至依然痛恨那些恶行,但是我愿意为那些真诚致歉者的真诚忏悔而感动,并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就文革中各色人等乃至组织的表现而言,刘先生不是好的,但也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他能够基于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而公开忏悔,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那些严重的作恶者,面对刘先生的忏悔恐怕更应当惭愧,更应该像刘先生那样做点什么。是时候了,否则遗憾、愧疚、罪恶感都会成为历史的包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些本可以获得的解脱就无法获得,我们中的许多人乃至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轻装前行,中国梦就难以梦想成真。让那些“负罪”的灵魂都能在忏悔中得以解脱,让我们一起宽恕那些蒙昧中的罪恶,让我们一起走向神圣,走向崇高。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