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 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 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 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开 办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 代组织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十年奋斗,由以 货易货的小商,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现代工业两个厂的巨富。据 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太平尉、王、刘、杨四大商业家族,在兴旺发展时期,都能重视精神价值、 文化价值、荣誉价值,重视人才培养,敬业教育。尉家自乾隆时期受郑板桥的启 发,开办私学,有 21 人进入仕途;王家七代 28 人当过清朝官员。他们是亦官亦 商,以官护商,商官结合的商业家族。刘笃敬创办刘家私学,培养商号长徒。至 解放前,仍培养大学生、留学生十余人,至今为祖国建设服务。杨世堂后代杨德 铨是留美学生,任耀青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们之所以能在商业竞争中兴盛发 展,是和他们重视培养人才分不开的。 太平四大商业家族,都有兴盛发达的光荣历史,也有其盛衰的文化积淀,除 了历史的种种因素外,封建的落后的经营方式,不合时代发展节拍、违背时代潮 流的商业性质,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及其自身的灭亡。然而,晋商文化的历史光 彩,仍然焕发着创造力。 [编辑] 明清的晋商性质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 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 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 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 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 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 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 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 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 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 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 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 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 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 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 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 40 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 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 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 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 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 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 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 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 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在这方面, 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 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 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 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 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 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 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 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 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 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 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 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 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 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 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 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 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 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 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 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 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 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 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 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 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 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 娴熟, 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 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 历 12 月 20 日起至 30 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 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 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 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 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 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 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 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 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 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 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 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 商资本 3000 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 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 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 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 40%以上用以课税、 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 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 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 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 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 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 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 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 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 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 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 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 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 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 (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 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64 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 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 隆五十一年(1786) ,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 (《清高宗实录》卷 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 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 国有当铺 22357 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 4695 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 21%。高利 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 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 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 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 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 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 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 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 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 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 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 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 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 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 年,修大石桥 14 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 《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 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 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 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 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 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 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 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 卷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