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古来有之,纵览整个清朝历史,也是各个时期都存在的现象,这并非源于乾隆,当然也不会终于乾隆。卖官鬻爵最早在康熙雍正时期即存在。雍正皇帝的的宠臣李卫也是捐官出身。然而到了乾隆后期,卖官鬻爵开始成为腐败的根源,各级别的官员都明码标价,一个县令多少银子,一个巡抚花费多少,一个总督所用几何,都是明码实价的,一些有钱的富绅或是下级官员为了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官微,不惜出重金购买,上任之后,为了能捞回自己之前买官所花的银子,这些人便加紧盘剥百姓,但是之后为了获得更高职位的官,他们依旧继续盘剥百姓,当然掌握权力之后,他们也会卖官来获取更多的银钱。对于各地的这种现象,乾隆皇帝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乾隆中期以后,由于频繁的对外用兵以及各地灾荒不断,以至于朝廷经常出现银钱短缺的情况,所以乾隆帝对此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过问更不阻止。卖官鬻爵虽然导致腐败但这只是最表层的腐败,最深层的腐败在于皇帝本身。
名目繁多的各地进贡:
乾隆早年对于纳贡送礼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抵触的,他曾一度认为进攻这种事情只要心意到就行了。然而乾隆到了晚年却因为好大喜功而热衷于精致器物,对于贡品的要求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对于自己的物质享受达到极点,乾隆晚年时的一些大臣,如国泰、李侍尧、王亶望等都是进贡的能手。而这些进贡能手都无一意外地卷入贪腐弊案,这些办贡的官员都无不打着为皇帝办贡的旗号借机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乾隆皇帝不仅要官员纳贡,还经常借机向官员索要贡品。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每次都是空手而去满载而归。各地官员为了讨好皇帝不惜使出浑身解数为皇帝搜刮各种奇巧珍宝。这种风气在乾隆中期之后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吏治废弛,纲纪败坏,日甚一日。
臭名昭著的议罪银制:
乾隆时期另一个饱受诟病的制度就是议罪银制度。提出这个臭名昭著制度的不是别人,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贪官和珅。所谓的议罪银制度本身就是以权谋私的做法。国家法令权力本来属于国家并不属于皇帝个人,但是和珅的议罪银制度就是公然将国家法律作为出售,而且出售后的钱并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皇帝个人,这实际上将贪官收钱办事的个人行为上升成了国家行为。国家机器成为和珅机器幕后支持者乾隆的个人发财的工具,而最终受益者还是乾隆皇帝。议罪银制度最终演变成了官员公开行贿制度。根据清朝史料的记载,所谓的议罪中的“罪行”往往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失误,绝大多数根本够不上罪行,很多都是官员“自首”的目的无非就是变相的送钱给皇帝,比如说奏折中有错别字自行交上十万两银子,奏折中字迹不清楚自行交上二十万两,其实都是变相向皇帝行贿,因此所谓的议罪银议罪目的并非议罪,而是交钱。
乾隆罚来的钱并没有归入国库,而是全部放进了皇宫的小金库,可见乾隆本身也是一个贪婪的人,官员难免上行下效。在被乾隆的反复盘剥之后,官员们为了依旧维持体面的生活,贪污腐化、敲诈勒索,也就逐渐成了官场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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