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都有他最习惯的表达方式。我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着这个问题,顺便总结一下他作品的习惯表达方式。
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这样一个变化轨迹 :罪——病——美。
罪:罪以善作。病:病以罪生。美:美因病成。
罪以善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罪人犯罪不是出于恶,而是出于善。在《罪与罚》里,主人公大学拉斯柯尔尼科夫出于一种理性的“人类分级理论”或者说是“人类基因净化理论”,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老太婆。他想消灭人类的蛀虫,优化人类基因,让更有用的人获得幸福。这出发点是包含善与理性的,但正是这种善与理性造成了悲剧,也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带来了罪。因为这种理性看起来合理且善良,却有四个漏洞:
1.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真正鉴别出平凡的人与非凡的人;
2.这种理论很容易被用来掩盖真正的作恶动机,成为暴力的帮凶;
3.在实施这一理论的时候一定会有误伤,比如为灭口而杀害丽扎维塔,这又与善的初衷相悖;
4.一旦这种理论渗入集体,将成为集体的狂欢,“净化基因”“消灭蛀虫”“让有用的、非凡的人获得幸福”将成为人们相互攻讦、报复、泄私愤的工具,成为人们权力斗争的掩饰,集体陷入混乱、斗争的状态,导致更多无辜的灾难 。
人类在二十世纪怀着“消灭一部分蛀虫,让大多数人获得幸福”进行过几次“政治试验”,均已造成政治悲剧和个人悲剧,原因就是这种善与理性的理论天然具备这四个漏洞。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社会政治思潮凝结在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里,对其进行批评,但也并阻挡不了二十世纪的后人们做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等人一样的行为。
陀氏在揭示“罪以善作”这一犯罪现象的时候,并不是客观地批判,而是对犯罪过程和犯罪动机进行热情的还原和极具合理化的解释。这才是真正的“罪以善作”,这时候,无论是作者、人物,还是读者,都无法冷静地、客观的批判罪犯, 因为这个罪犯的犯罪过程充满美感,做着自己曾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并且他犯罪的动机是那么合理、美好,读者无法完全做到用道德、宗教、伦理、法律的条款去批判和认识。
比如在《罪与罚》里, 拉斯科尔尼科夫遇见了酒鬼马尔美拉陀夫,这一情节看似和杀人的主线游离,但其实是必要的,其目的是推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杀人动机,同时也是给犯罪一个合理化的解释。看到马尔美拉陀夫的家庭悲剧(酗酒、女儿卖淫等),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