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意思的是,慈善组织的成本控制成为慈善法草案审议过程中的焦点。严格限制成本的主张与留有社会选择的观点针锋相对。最终慈善法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在明确限制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管理费用的同时,允许特殊情况下适用特殊规则,同时将其他类型的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标准授权民政部会同其他部门予以制定,在确保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同时,尊重慈善组织的专业性和多样性。之所以如此设置规则,源于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慈善组织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募集社会资源,乃至调动志愿者,因此仅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不足以处理各种法律关系,法律规制应运而生。
当然慈善不是慈善组织的特权。慈善法对于慈善组织以外的从事慈善活动的途径予以了肯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内部开展的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慈善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开展的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动都不受慈善法的限制。政府、志愿者、捐赠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媒体、网络服务提供商、慈善行业组织在慈善法中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权责边界。
慈善法的立法过程体现了“开门立法”的智慧、胆识和气魄。自起草慈善法草案以来,立法机关充分征求各界意见,细心聆听各方诉求,力求提高立法质量。目前颁布实施的慈善法尽管未能尽善尽美,但是内容全面、框架合理、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依然不失为一部善法。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慈善法的实施还有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我们期待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一以贯之“开门立法”的模式,集众人之智慧,铸慈善之善法。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