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维持判决、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重作判决这五种判决形式。2000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57条和第58条,补充规定了确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两种判决。1997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诉讼赔偿判决。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其中第73条规定了给付判决 。这九种判决形式共同构建起了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判决基本体系。比较于其他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给付判决虽有后来追上的趋势,但其内涵、范围还存在一定争议,适用的范围、条件、审查规则等都不够明确。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给付判决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人权理念的成熟、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经济不断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纷纷掀起了广泛的公共行政改革,如英国的下一步计划、美国的政府再造、加拿大政府公共服务2000计划,行政管理由传统的干预行政模式逐渐转变为给付行政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给付行政的内涵会有所伸缩,但其核心离不开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国家的给付尽管没有相对的公民义务,但接受国家的给付已经成为公民的权利,在公民的此种权利受到侵害时,理应受到救济。西方福利国家的给付行政非常发达,相应的行政给付之诉较为完善,行政诉讼给付判决适用的范围、条件、审查规则等较为明确。尽管我国国力尚不能维持如此高的福利水平,但给付行政是大势所趋,由给付行政产生的纠纷势必会逐渐增多。
二、给付判决的理论分析
(一)给付之诉是给付判决的基础
给付之诉是民诉中最古老的诉讼类型,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希在其著作《民事诉讼法》中认为给付之诉又称判处之诉,包括两个方面:确认原告对被告的权利,并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容忍强制执行之诉,该诉主张被告对特定标的物的责任。 给付之诉与给付判决的关系,民法学者一般认为是对应的。诉讼基于诉权而展开,判决则是法院对原告诉求的回应。如学者张旭勇在《行政判决的分析与重构》一书中介绍了民法学者关于“救济权形式—诉讼类型—判决类型”的理论模型:救济权的第一类实现方式是“自由”形式,即为私力自救,与诉讼形式无关;救济权的第二类实现方式是请求权形式即“权利”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