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对劳务报酬的算法不同,极大地影响了工程款的支付。”时福茂说。　在信访办住了一周,被认定“恶意讨薪”　其间,工人们曾到河北省廊坊市劳动局、廊坊市清欠办和廊坊市信访办等部门反映问题,并向河北新闻网《阳光理政》栏目投诉,但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却让工人们的讨薪之路充满艰辛。　“信访办说找劳动局,劳动局说去找公安局,我们的工人去过公安局好几次也没用。想到市政府找市长,又不让我们见。”罗治平说,当时正值2012年隆冬,由于缺少路费,工人们只能徒步往来于几个部门之间。“走了好远的路,就问我们有没有用工合同,一句话就给我们打发了。”　对此,时福茂表示,工人们手中的欠条以及包工头记录的工作考勤表都可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仅凭工人未签订劳动合同,就不认定劳动关系,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敷衍推诿的行为。”　“最后,我们十几个工人拿着铺盖卷到信访办里边住了一个星期。”罗治平说,情绪激动的工人们堵到了信访办门口,“廊坊市信访办把法院、公安局、劳动局等三四个单位的人都组织到一起,还是没解决问题,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弄得我们非常无奈。”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一份当时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晓廊坊”工程拖欠工人工资情况的反馈,其中写明,“周忠诚数次组织农民工上访,以讨薪为由,给政府施压,讨要材料费和租赁费”,通过向发包方核实,反馈认为“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人工费计算合计为840万元,工人工资发放表总计为843万元,按合同工人工资已经超发”,“围堵政府部门,以讨薪为由,讨要材料费和租赁费,属恶意讨薪行为”。　“这实际上就是算法上的争议而导致反馈中所谓的超发工资。”面对这份政府反馈,时福茂认为,河北省住建厅没有经过认真调查,听信了发包方的一面之词,“他们没有听到农民工的声音,就随便定性为恶意讨薪,是一种敷衍和推诿”。　“其实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中瑞公司把钱付给周忠诚,周忠诚把钱付给我们。我们活儿干完了,你说质量哪有毛病,扣完钱之后把工钱给我们。中瑞公司故意拖我们,材料不到位,我们怎么干活儿呢?本来一两个月可以干完的,最后拖了半年多。”　干活儿拿钱,这在罗治平等112名工人眼中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被定性为“恶意讨薪”,一下让他们的讨薪陷入僵局。　“应该带着对农民工的感情来工作”　2012年年底,经四川省巴中市驻京办介绍,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代理了此案。　“这两年我们还没有受理过上百人的讨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