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 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 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将随之出现颠覆式的变化。[8]国家如何在智能化 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人类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道德伦 理困境,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因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 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300 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 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 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 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 18 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 制前提下的“多数决”(Majority voting)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 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