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实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我认为,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研究:
从政治上看,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党内重大问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起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长征中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帮助,对此应当肯定。但是,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其错误指导也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道路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错误论断。“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失败的切肤之痛,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标志着党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走向成熟。
从组织上看,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长征中,谁的意见正确、谁的主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谁的智慧能够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走出危局,大家就自觉赞成谁的主张,谁就能够起到核心作用。从长征开始,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中央领导成员非毛泽东莫属。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在组织形式上毛泽东并没有担任中央总书记、或者在中央“负总责”。但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由于他总结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为中央领导集体所公认,特别是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长征中多次提出的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已经被遵义会议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毛泽东在中央已经处于核心地位。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最后完成,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曾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邓力群:《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从思想上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已经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从八七会议开始,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开拓者、实践者、推动者。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还不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所了解和认识,只有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才为中央领导机关所接受。延安整风运动以前,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吴亮平曾经和毛泽东讨论过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作斗争的问题。吴亮平回忆说:在延安时,我问毛主席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能否早些进行呢?毛主席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们已经看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首先必须照顾革命大局。只有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提高了,认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会议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吴亮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1979年第1期《红旗》杂志)
从军事上看,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是军事问题,而在中央领导成员中,毛泽东最熟悉军事问题。从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三次反“围剿”,毛泽东逐步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家、部署和指挥具体战役战斗的行家里手。毛泽东领导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关于红军作战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已经形成,并成为红军作战的经典;他在长征中提出的挽救危局的一系列军事主张,已经得到遵义会议和中央的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后,经过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感到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争论太多必然会贻误战机,军事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临机决断,建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政治局遂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亦称“军事指挥三人小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等)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长征的情况下,军事问题是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第一位的重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根据中央政治局授权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是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
从经验上看,毛泽东经历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丰富的多方面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参与党的创建工作,是中共一大代表,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三大上任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秘书,会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具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经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连任两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具有从事国共合作的经验。大革命时期,任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具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特派员和前委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具有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任前委书记和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和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具有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在党的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和发展红军、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指挥革命战争、领导经济工作、进行理论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实质上看,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决定着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前进方向。在遵义会议后建立的中共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担负着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工作,为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胜利殚精竭虑。在最高政府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以此名义发布政令、法令,并向沿途的各个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发出布告和各种政策,被中国各界和世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重要领导人。因此,遵义会议之后,仅仅从毛泽东担负着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任来看,他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从发展上看,长征到草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分工,由毛泽东主管军事工作。长征到达陕甘地区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在洛川会议上,决定建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认。在整风运动中,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