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出生于北京的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24岁的她被分配到陕西佳县工作。她服从分配的理由很简单:“我是祖国培养的。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佳县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这里沟壑纵横、环境恶劣,贫困程度很深。当地医疗条件也十分落后,两排墙皮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县医院,相当于华北地区一个乡镇卫生院的规模。
“我专业是儿科学,但是这里还没有分科。病人听说是‘北京来的大夫’,就觉得你什么病都能看,眼睛里都是希望。”为了不让病人失望,路生梅在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各种医学知识。白天坐诊、出诊,夜晚在油灯下看书、记笔记,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除了内外科、儿科,我还学会了妇产科、皮肤科技术。不少老乡习惯看中医,我又自学了针灸。”就这样,“准专科医生”生生变成了“十八般武艺皆通”的全科医生。
“这里需要我,我抛不下这里”
离佳县人民医院不远的一处背街小巷里,有两口窑洞,是路生梅的家。她家中陈设简单到寒酸:一铺炕、一个木质沙发、三合板的书桌、门扇掉落的衣柜……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刚来时也没想到能在这里安家,一待就是一辈子。”路生梅坦言,有段日子,走与留,在心头反复掂量。她到底还是没能割舍这片黄土地,因为“佳县实在太落后,太缺医生了”!
当时这里一些群众生病往往不去医院、不找医生,而是请“神婆”驱邪。一次出诊路生梅看到:土炕上的病人已经昏迷,“神婆”还在装神弄鬼、念念有词。这一幕让路生梅震惊。
“病人神志不清了,再耽误下去可不得了。”情急中,路生梅说服家属同意她给病人诊治,最终她用针灸使病人清醒过来。“我也捏了一把汗,就怕这一针下去,病人还是不能清醒,那不仅救不了人,还争不来家属信任,他们以后还会相信‘神婆’。”路生梅说。
还有一次,她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位待产妇家中,进门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格外痛心:产妇已经生产,却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家人担心产妇休克,就用手拽着产妇的头发。另一名家属正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脐带。“慢着!”路生梅冲过去夺下剪刀,一边向家属解释,一边迅速拿出消毒器械,给孩子断脐、包裹。
“我决定要留在佳县,这里需要我,我抛不下这里!”在做出决定后,路生梅郑重地把“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写进思想汇报。
扎下根来的路生梅更专注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为了挽救更多小生命,路生梅又着手创建独立的儿科。1983年,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小儿科,路生梅成为首任儿科主任。
“我就像风筝,线永远在病人手中”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同龄的大夫要么含饴弄孙,要么被其他医院返聘。路生梅医术精、人品好,很多医院争相高薪邀请,她一一拒绝。路生梅仍然选择在佳县工作,但却是免费义诊。“国家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我不缺钱,不能再拿另一份钱。”
佳县人民医院一间几平方米的房间是路生梅的办公室,这里常常挤满患者。路大夫的患者中,不仅有佳县本地人,还有许多来自周边县区,甚至黄河对岸山西省的患者。“路大夫看得好,我们放心。人好,从来不起火(有耐心)。”53岁的樊振宁带着小孙子来看病,“我小时候就找路大夫看病,我们家五代人都找她看过病,半个佳县城的人都找她看过病,我们信她。”
除了在佳县人民医院、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她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有的病人白天上班,下班后才能过来,路生梅也不推拒。路生梅的电话号码更是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只要有人问,她就告知;只要来电话,她都接,一时没接上有空就马上回拨,“万一是急病呢?一点不能耽误”。
个头不高、身形瘦削、身板笔直,和年轻时没什么差别;但乡音已改,鬓发花白,皱纹爬满了她的面庞。50载已过,路生梅仍在“超期服役”。有人粗略估算,仅退休后的20年里,路生梅义诊的患者超过10万人次。
50多年来,除了外出培训、回京探亲,她几乎没离开过佳县。“我回京探亲时,电话还是一直响,都是病人来电,问我啥时候回去。”路生梅说,“我就像风筝,不管在哪里,线永远在病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