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使描写堕落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机构之间关系的作品真实可信的唯一途径是:明确写出其中最重要的事物是金钱。只有以这种方法,帕索里尼才能够谈及他的戏剧的基本主题:在他成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导演之后,金钱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金钱制约了他,必须依据电影预算来进行艺术表现;金钱制约了他与无产阶级青年的关系;他曾以兄弟般的情谊相待的男孩们,那时帕索里尼几乎与他们一样贫穷,现在看起来变化是如此之大——斤斤计较,贪婪,热衷于暴力和劫掠。
这是一部将堕落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的戏剧:这是萨德作品的核心,而萨德又是以一种极度的欣悦来表现它的,而在帕索里尼作品里,它是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在这种对感染了一切的堕落的厌憎之中,寄托了影片的真理。但是,内在明晰性的缺乏迫使帕索里尼搬弄一系列花招,将某些他力图历史性地加以界定的、变得更加抽象和一般化的“权力”作为他的靶子,最后控诉整个世界的堕落和腐化——他本人除外。
为了衡量影片得失并指出一清晰可辨的思路,对于帕索里尼来说,他必须认识到:他本人也是生活在他所控诉的那个世界上的,这种认识哪怕只存在一刻,也就足矣。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重新发现萨德的意义。当实施对立行动是一个问题之时,萨德小心地不使我们的良好感觉坠入游戏。只有当“控诉”的手指并不是指向他人而是指向我们自身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从萨德那里获取一种“道德”的意义。“行动的空间”只可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