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导语: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杨绛

民国名女子各个不同,唯独她“不想攀高也不怕下跌”,以“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态度走过百余年风雨岁月,虽困顿有时,却收获了事业、爱情、家庭皆圆满的人生。
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无论时光流逝,人事变迁,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仙童好静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最贤的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1928年,杨绛17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钱锺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锺书听后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最才的女

杨绛的散文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打扫现场”

我得留在人世间,尽我应尽的责任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钱瑗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独自一人,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多达7万余页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
2003年,在钱锺书手稿交付出版后,杨绛于散文集《我们仨》中,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宁静致远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能吹泡泡。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杨绛把自己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她喜欢的名言。“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杨绛出的书不少,代表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对此,她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坐在屋里的书桌前,她写下自白。“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面对遮天蔽日的苦难,日复一日的羞辱,日甚一日的绝望,她不动声色地坚强,润物无声地反抗,内心强大得像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