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内部分析发现,过于广泛的关注多个治疗领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辉瑞已经意识到,要想提高研发生产率,便需要将产品组合基于自身对疾病领域和药物开发的理解做精简。
2014年,辉瑞将一些业务从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老实验室和位于剑桥偏远角落的一些实验室搬到了主街附近的两栋大楼里。而这些实验室正是辉瑞近10年来在瑞典裔首席科学官Mikael Dolsten的指导下重建研发业务的基石。
随着Mikael Dolsten于2015年加入辉瑞,辉瑞开始试图向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一样运转。在Mikael Dolsten指导下,辉瑞将其大部分研究方面的决策权下放给专注于疾病领域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运作实际上就像是公司内部的生物技术子公司一样。
“我们在科研的早期阶段就研究了如何挑选赢家,抛弃输家,”Mikael Dolste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正在尝试通过赋权给同事,来让公司保持小公司一样的发展势头。”
同时,Mikael Dolsten也开始对研发管线进行大幅度“瘦身”。《The Story Of Pfizer's R&D Turnaround》一文写道,Mikael Dolsten和他的团队在研究了辉瑞有望挤进前三的领域以及做了评估之后,将原来14个治疗领域淘汰掉了9个,留下5个。
这篇文章指出,辉瑞首先选择留下的是肿瘤学,主要是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肺癌治疗。该团队认为他们在设计分子上的优势可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同时,辉瑞也在重点关注细胞周期调控,这是其药物Ibrance在乳腺癌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而近些年,辉瑞亦在积极参与CAR-T细胞疗法,以对抗癌症。从2014年起,辉瑞便在细胞疗法上有所布局。最近的一次来自于2018年,辉瑞与Allogene Therapeutics达成了CAR-T合作,辉瑞也成为了Allogene最大的股东。
其次是炎症和免疫学,这个领域是众多疾病的基础;第三个则是疫苗,而这建立在收购惠氏后获得的肺炎球菌疫苗的优势之上。不过,Mikael Dolsten也坦言,辉瑞需要一个从肺炎球菌疫苗拓展为拥有包括细菌、病毒和癌症疫苗在内的丰富管线。
另外,辉瑞还希望继续进入内科药物领域,因为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使得民众对新药有着巨大需求。最后便是其传统的血友病和生长激素业务。与此同时,随着该公司开始建立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