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 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 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 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 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 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 别。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 四时代是罕见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 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 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张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感觉。刘绪源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个中三味 确有一些真知灼见。本人不妨做一回文抄公转录他们的高见。 张中行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写有两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一篇《苦雨斋一二》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月第一版),另一篇《再谈苦雨斋》见《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月第一版)。写得不错。 对周作人,张中行有一个基本评价: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反用“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典故。“大事糊涂”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汉奸,失了国家、民族 的大义。“小事不糊涂”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张中行笔下,可以看到周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博览群书。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再谈苦雨斋》) “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 本书。”(《苦雨斋一二》) 周作人散文的内容,即题材与思想。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张中行在两篇文章中都过,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道即人生观。张中行认为道有三个 层次:一是“道生一”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说是哲学之道,是本体论的问题; 二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样活的问题;三是“道不同不相 为谋”,是下道。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中道大谈特谈。表现为题材,“他注意底 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反对以各种 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再谈苦雨斋》) 周作人散文的表达,张中行认为概括地说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认为周作人的文章“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 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 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 以没有费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张中行提到几点:一是丰富的知识,二是洞 察的见识,三是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的积累,五是熟能生 巧,六是对文章的好坏有所知。所以,周作人散文达到的境界,用苏东坡的话说 就是“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或者换言之,“能够寓 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月第一版)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周作人散文的妙处。他将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类:杂著、小品和 关于知堂杂著,他认为周作人喜欢淡然自在的文风,对此,他引录了周作人杂著中的引文:“爱情的事,无经验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 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进而引周作人的议论:“窃见文学上写许多 言过其实的肉麻话多矣,今乃知作者都在写情书也。我既知道了这秘密,便于读 人家的古今文章大有帮助,虽然于自己写文章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我不曾想有什 么力量及于别人耳。”这话说得是很自负的,也很幽默,确实体现了周作人文章 不同寻常的追求。具体地说,周作人杂著有很独特、很有价值的思想。比如“文 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思想往往构成了他文章的内容材料。他的 思想也很有特点:“一是与学问紧紧连在一起,许多重要思想正是由学问支撑起 来的。有些思想本身就是学问。”如果思想不经学问的锻炼,那么,必定有经验 的支撑,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此语出自《谈虎集三天》)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表达也很有特点:广征博引,引文量多质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原因是他学问之大,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确为一时无两, 因而他能在数量惊人的阅读范围内选择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许多外文书籍中的 引文是他发现后自己译成中文,然后引入文章,中国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 埋没而由他独家发掘的,带上了‘周氏’印记;三是他将思想与学问结合得贴切 自然,学问的发挥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创造了一种通篇以学问铺 就——或干脆以渊博的引文铺就的写法,形成了一种独创的文体,夜读抄,他自 诩为“文抄公”的抄书之作。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有一个独家的剑法,“是他经常而娴熟地运用一各既锋利又别致的武器——反讽。”“娴熟地运动这种不点破的反话,便是他化激烈为平 淡的作文金针吧。” 刘绪源认为知堂杂著的最末一个特征,“最能体现他热爱日常生活、温厚而又富于诸多情趣的性格,也最能区分他的杂著与别家杂文的差别,那就是:他的 文思并不总是顺着逻辑的线索发展,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十分细微朴素,充满世 俗气息的感性体验,使用权你从抽象的理性思维中跌落到世间的人情物理中来; 而他的许多结论,也并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他独到的、充溢着感性色彩的 实际经验的表达。” “通常所说的知堂散文的‘丰腴’,不仅体现在小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杂文里,而不断插入自己真实的感性的体验,正是使他的杂文丰腴起来的一个主要的 途径。” 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余情”的,这种余情往往通过作者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 然地表达出来。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与各类名物的描写,正是知堂小品达到“丰腴”的主要途径。 第一个基本的特征是“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首先是对普普通通的人生表现了一种琐细的关怀,充满了兴趣。其次是何味名物的细切,渗透了心情。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中也充满这类既不玄奥艰深又为别人所不注意的有 趣的知识”,“知识在他的文章里,已经化成了一种材料,它们和其他材料一起, 经过知堂老人的语言文字,调制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黑暗现实的恬静闲适的情 调,他正是以此来驱遣侵入自己内心的黑暗的。”“知堂小品虽包含有大量名物 知识,却毕竟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所提供的主要是审美,而不在于知识的传 递。”从他名物的细切,“可以看出周作人独特的性格心情”。 第二个文体特征,“是它那温润浑厚的中间色”,“它那文字的色调,既不过于高亢亮堂,也不过分明丽妩媚。既不偏于豪放也不偏于婉约,另辟了一条朴 实琐细而有谐趣的蹊径。”他曾将日本的俳文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 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刘绪源认为,周作 人的小品就属于第三类。 寓心境于读书,在书话中寄托余情。寓思想于学问,将思索转入杂学。寓热切于冷门,钻故纸堆但还是有热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