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由于九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各革委会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协商推荐”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质很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广东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眼看年关将近,还迟迟没有进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结果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问他:“你不想去北京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位代表满脸委屈地说:“眼看快过年了,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猪谁来杀?”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处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这里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这样每个宾馆只需六七次,约半小时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滴水不露,加上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时,国内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这件事情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
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小人物
4月24日,九大进行了选举,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继续当选,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代表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有传奇色彩。他1935年出生在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的,王白旦就成了九大的代表。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当了代表,还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原来,当时王白旦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全国没有名气,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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