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这一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史称的“东北易帜”。1922年(民国11年)8月上旬,奉天省颁布了《奉天省甄用文官章程》,制定了发掘人才、罢免无能官吏的改革方针, 并针对文官录用,制定了高等文官和普通文官两种考试。最终高等文官采用43名,普通文官采用28名,这些官员担任东北各县县长或到东三省各政府部门就职。张作霖通过文官体系,摆脱了以往依靠东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模式,同时,奉系军阀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得到了加强。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就对东北的教育比较重视,1922年(民国11年)12月31日,奉天省公布了新的学制大纲,采用全国统一的学制(小学中学均为六年制),1923年(民国12年)1月开始施行。同时,还积极创办了一大批省、市高中和职业学校。这些针对东北地区的初中等教育的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社会的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果则是张作霖于1922年(民国11年)10月创办了东北大学,客观地说,这所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创办东北大学的同时,还加强教育和实业的结合,积极向欧美派遣理、工科学生,并引进西方技术。在这一阶段,张作霖创办了东北第一批重要的重工业企业,用以吸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大亨铁工厂、东三省兵工厂、迫击炮厂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之所以战败,其根本原因就是张作霖手下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出自马贼,素质低下,战斗力很弱。战争失利后,张作霖即电令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招募军队。1922年(民国11年)7月24日,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负责整编和训练奉军,奉军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另外,张作霖还拨款扩建了陆军东北讲武堂, 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肖其煊和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北京)的郭松龄分别担任教育长和教官,负责军事教育和训练。张作霖为迅速提高奉军军事素质,还大量采用关内出身的陆军学生。1922年(民国11年)10月起,张作霖加快招兵买马速度,并执行“彻底改革三省军队之计划”,到1922年(民国11年)底,张作霖以旅为单位统一整编了东北三省军队。利用这次整编的机会,奉天派的军官基本上掌控了东北的大部分军权。在充实军备方面,张作霖不遗余力。一方面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同时投入2000万元巨资扩充了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大量采购机器,还聘请了许多外国人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已经完全实现了迫击炮生产的自给自足。除了对陆军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之外, 张作霖还派遣将官赴法国学习飞行和作战技术,同时“聘请法国技师,每日积极操练”,这样奉系军阀拥有了近代中国最强实力的空军。1922年(民国11年)张作霖宣布自治后,截留了原本应上交国库的盐税和京榆铁路的收入,转而交由奉天省。以1923年(民国12年)的奉天省财政收入为例,盐税约为900万元,京榆铁路收入300万元,大约占奉天省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两项收入极大地充实了奉天省的财政实力。张作霖在加强对东北农工商业征税的同时,也积极振兴东北的实业,鼓励国货的制造种类和生产规模,振兴出口。这也为奉系军阀带来不少收入。面对当时东三省金融混乱的情况,1924年(民国13年)7月,张作霖决定由东北地区实力最为雄厚的东三省官银号合并实力稍逊的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成为东北地区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发行银行,东北的大豆结算均由东三省官银号统一进行,它也成为张作霖稳定东北金融市场的最重要机构。与日本经济方面:张作霖自发家起,便与日本政府保持着较复杂的联系。为求其势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张作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交往合作频繁,他一方面借重日本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使得日本政府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攫取了大量的利益。张作霖的奉系多次向日本政府借款,其许诺了日本诸多利益,如联合办矿。张作霖在内蒙古及洮南府购买了约八十万亩肥沃的土地,用来耕种粮食蔬菜,以供给日本短缺的物资。军事方面:张作霖出身草莽,对于军事、军队颇为重视。既希望日本帮助其扩充军备、武器和地盘扩大地盘,又意图独立控制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愿奉系成为日本的爪牙。张作霖对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渴望,与日本政府妄图能够巩固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希望张作霖能够听其摆布的目的相抵触。如第一次之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张作霖的奉系入关,与日本支持的皖系作战,并力图从中调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政府不愿看到张作霖的势力超出其控制范围,因此对于其诸多军事要求,并未认可和帮助。也没有帮助张作霖对抗吴佩孚的英美直系,这让张作霖与日本政府之间嫌隙更深。到北伐对奉系发起进攻时,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逐步达到顶峰,所以有了皇姑屯事件。与苏俄张作霖与苏俄的关系多以警备、防范为主,在俄国旧党军频繁骚扰中国东北边境时,张作霖派兵以防俄军侵入。并曾派军与中央合力围击俄国旧党军。同时,张作霖在衡量对日和对俄的局势变化之时,针对自身利益考量,也会采取不同的对俄思维。如张作霖曾招募苏俄白党残余,专门从事经营蒙古以及充当其势力范围内的兵工厂教练员。在日本政府帮助吴佩孚时,张作霖则向苏联红军购买军械、不阻止抗日运动,并与苏联多次进行谈判、达成多项协定。张作霖当了多年土匪,欲受招安而无门路,于是设下一计。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路过某地,张派人全数劫下,好吃好喝好鸦片地招待着,并给增祺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张故意流露出被迫为匪的无奈,随行人员便劝张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劫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祺太太。增祺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进行说项。不久,张作霖被成功招抚,当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銮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就给他送了一匹好马,并且拜张锡銮为“义父”。张锡銮离开时,张作霖又亲自带领二百五十名骑兵护送銮。不久,张作霖升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张作霖用人不疑,下属向他报告“某旅增加了多少人”、“现在又添了某某某”,他都批准,给钱给军备,从不多问。1918年(民国7年),德国战败,欲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委托荷兰人在上海登报标卖。张作霖见报即派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前去购买。谁知韩被诱进赌场,将资金全部输光。韩给张写信,说自己欲跳黄浦江自杀。张见此信后,大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立即找军需处长来,吩咐说:“给上海买机器的人汇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误了。”二人收到汇款,重上赌场,最后赢了四倍于本钱的钱。二人全部用来买了机器,沈阳兵工厂成了“中国的克虏伯”。据张学良回忆,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剩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全身而退,返回了山海关。但是战场纷乱,张作霖远在军粮城,不知张学良的消息。这时有人传话,说张学良从马上摔下来了,生死不明。张作霖手下有一个中校参谋,会算卦,人称“半仙”。此时的张作霖什么也顾不上了,冲到中校参谋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咣咣咣磕头,求他马上给算算,张学良到底怎么样了。那个中校吓得尿都快出来了,一个翻身,四脚着地,赶紧跟老帅相对磕头。雄才情急,亦有非常之举,张作霖这一跪,瞬时在奉军传为骨肉佳话,从兵到官,足足感动了小半年。与日军同盟时,张作霖的军营驻扎在距沈阳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兵在逛沈阳的日本妓院时与日本兵斗殴,寡不敌众被打死了两人。张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偿命。日本军官依照惯例,一人赔偿了500两银子。张作霖拿了1000两银子回去后,召集手下上街打死了三名日本兵。当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前来质问时,张作霖甩出1500两银子说,这是“按照你们的惯例”。在当时的东北,日本控制了两个港口和南满铁路,在沿线全部驻扎军队。为了削减日军势力,张作霖造了一条与南满铁路几乎平行的新铁路线。这让日本极其恼火,在1927年(民国16年)的“东方会议”上,要求他立刻停止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不便公然唱反调,于是煽动民众在沈阳长春搞反日运动,日本人精力分散,对铁路修建的干涉也不了了之。张作霖共有姐弟五人,共有妻妾六人,儿女十四个(子八人,女六人)曾祖父:张永贵;祖父:张发父亲:张有财;母亲:王氏原配赵夫人(?-1912年),赵春桂,又叫赵二妞,赵占元之女继配卢夫人(?-1974年5月),奉天北镇县人,名寿萱,美貌,通文字。1974年5月卒于天津。三房陶夫人,奉天北镇县人,与张作霖结合很勉强,积虑在心,后出家当尼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