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卡米拉·帕格利厄在《性角色》里的说法显然就是以此为根据的。这种残酷却又极端公平的生存斗争保证了生物个体的遗传优秀,从而保证了生物群落在生存斗争中得到更多成功机会。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性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意义的不同。在自然状态之中,性是和生育同一的,非生育期的生物是非性的。而在人类社会,性却是逐渐(但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生育分开的,普遍的以至于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作为利益单一的生命共同体,在社会性生物群落如蜂蚁社会里,性存在被严格限制,以保证生物群落的社会性不会由于内部的性机会竞争而遭到瓦解。性的普遍存在是一定会危害群体生活和谐的,也会损耗用于发展群体生存能力的物质基础,是不经济因而是不道德的。由此可以见出人性中最深刻的二律背反:性既是必然社会的却又是天然反社会的。(参观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难怪在人类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生命共同体之内,性机会曾经成为能力者胜利者殖民者贵族的特权。性塔布则是所有文化限制当中最常见最严格的。一切宗教性社会性的道德教条清规戒律,都要贬低性的重要性甚至否认性的存在。这多半是为了剥夺其他个体的性机会,同时也保证社会的现存形态不会被性的离心倾向轻易改变(蜂蚁社会中具有性能力的新蜂蚁王一出现,旧的群落就会分裂)。自然界中雄性权力的获得拥有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人类文明在人化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却发展出逻辑指向忽略无视否认个体差别的“人”主义,即普适性“公”理;从而使得所有雄性个体都一劳永逸地逃脱通过竞争获取繁殖权利的自然法则,使得历史发展呈现出人主义的特点,使得人类作为整体,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然而,随着性权力从贵族向平民的转移和扩散,性机会上的福利主义倾向导致了人类品质的普遍劣化。平等繁殖机会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种性退化和堕落。其结果就跟其它群居生物一样,社会主体的非性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趋势,事实上男女之外第三性的存在已经在所谓后现代的今天成为思考对象。难怪据说时下时髦的标志已经是所谓“新人类”或者“新新人类”了。其所谓之“新”就在于中性,不论男女无有阴阳。这种发展趋势似乎表明,人类就要真正面对一个历史性的蜂蚁时代。到那时男人即使还有机会幸存,或许只不过是蚂蚁窝蜜蜂兜里的面首药渣。很多年前,曾经痴痴地设想过科学共产主义实现之后的人类发展。因为觉得按照辩证法人类总不能停滞不前。可怜我的想象力实在有限。想来想去,能够想到的,居然是什么科学奴隶主义科学封建主义等等(罪过罪过)。现在忽然明白,所谓科学奴隶主义其实就是“美丽新世界”,就是大同世界,就是所谓自然状态吧。看来,蜂群蚁群这种科学合理和谐自然的社会模式,早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榜样模范了。
女权问题的提出,确实是“人”与自然极端对立自然的人化过程接近完成人类社会利益趋向单一化价值趋向一元化,西方传统男权文化迹近寿终正寝的产物。西方文化从宙斯始至六十年代女权运动高涨止,经历了一个父权男权由盛而衰的过程,同时也印证了西方本身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过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叔本华尼采等人预言过了。作为象征,作为这一过程的文学化例证,在詹姆斯·乔伊斯笔下,古代英雄奥德赛变成现代的“尤利西斯”,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布鲁姆。跟奥德赛一样有着漫游经历的“尤利西斯”,不仅从战场走进商场,而且经历了一个著名事件,就是布鲁姆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天下午要和伯雷兹·勃伦在自己家里幽会。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向刀丛觅“公”道,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却是连去跟谁谁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在大街上一眼瞥见勃伦的身影,却赶紧一闪身溜进博物馆避之大吉。和奥德赛借大开杀戒的英雄举动来显示自己男人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去逛窑子居然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耍弄,其中有难与君说的妙处等等。这个事件当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奥德赛代表了西方传统男性的权威尊严荣誉,而尤利西斯的“堕落”,不仅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结果,更预示人类文明的转机和方向。相对于男性文明创造出来用于征服大自然的大工业大机器来说,男人本身的机体力量已经无足轻重;到了电子化的信息时代,更可以完全被妇孺乃至于智能机器所取代。相对于体现男权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力量以及法律秩序来说,男人的进取性侵犯性所谓敢作敢当的倾向,变得微不足道而可以被轻易制约。随着作为男性文明基石的婚姻制度分崩离析,传统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男人传统的尊严荣誉就不再是一个至高至上必须以生命为代价去加以捍卫的东西了。而在实验室展示的前景当中男人就连细胞学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因为环境污染或者更是因为某些未必完全已知的原因,男性的消失(定性定量地表述起来,大概就是男性激素的减少以至于消失)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危言耸听了。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男性文明创造出来的强大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使得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利用充足的闲暇时间接受统一的教育,从而有机会形成和发展价值上的共识。由此看来岂不正是男人自己创造了消灭自己的文化?哈哈活该!
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天才地指出作为父性文化的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刻的挑战,其结果将证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问题是没落之后怎么办,父权男权衰落之后,西方社会何去何从?作者显然不愿意面对可能激起男性力量反抗的女性文化复兴的前景,只是呼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可见人的善良根性也是很难改变的。可是单纯说伙伴关系的有无根本无法说清楚西方文化面临的困境。伙伴关系的最佳境界就是所谓同“心”问题吧。假设男女各为一圆,要求同心同德,就是成为同心圆。两性关系要在实践中成为同心圆,只能要求其中的一方消弥在另一方的阴影底下。传统文化标榜的所谓夫唱妇随,难道不也是一种同心同德一种同心圆吗?可是所谓女性主义所谓妇女解放正是在设法摆脱这种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两性模式。不同心又要在一起,两圆就只能相交或者相切,其结果大体上可以被描述为热战或者冷战。这正好就是人类婚姻史的常态。或谓可以在相切状态下加深一点,成为所谓齿轮啮合成为所谓互补关系,岂不皆大欢喜?可惜不动尤可,一旦动作起来首先就会回到问题的开头:即谁是主动轮谁是被动轮?如果双方都想成为主动者,互相碰撞起来的破坏力比起单纯相切恐怕来得还要大吧。于是只要婚姻制度不变,女性主义者的真正目的应该就是变夫唱妇随为妇唱夫随,如此而已。然而这种理念上头头是道的改变在实践中必定遭遇来自双方面的挑战。首先对于那些并不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男性文明的全部力量来反制男人的女性来说,她们在男性价值体系底下的弱性是被历史固化了的。对那些掌握和利用了男性文明的力量在男性社会里成功的女性来说,她的成功意味着双重的负担和双重的失落:她必须同时是男人和女人却又同时不能被男人和女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