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1947年夏,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 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担任了最机密的印刷工作。陈然是重庆一家小工厂的代理厂长。白天他要在厂里负责工作,夜晚才能进行《挺进报》的印刷工作。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市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这样,《挺进报》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同志(即为刘国志烈士)承担起来。 　　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互相温暖着、互相激励着。他们同心协力,使《挺进报》如期出版,在山城回荡着铿锵的革命之声。 　　1949年10月28日,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一对心动相印的报友炽热的双手才紧紧握在一起。 　　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任务愈来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 　　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诗并非如该书编者所说是陈然烈士的遗诗。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慷慨就义。 　　1950年代后期,在大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中,由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8月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后越狱脱险)、刘德彬(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越狱脱险)、杨益言(进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获释)合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陈然被捕后,在审讯时,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即《我的“自白书”》这首诗。该书与《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回忆录一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青少年必读书,影响甚广。 　　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然而,这首诗并非“革命烈士遗诗”。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 　　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 　　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 　　但是,那时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少数人知道。在没有得到公开澄清之前,对广大读者来说,《我的“自白书”》仍然是“革命烈士遗诗”。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但是,因为该文是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在将罗广斌打成“叛徒”,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创作集体打成“罗杨刘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因此这篇文章所澄清的史实未能引起重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许多历史旧案得以恢复本来面目。1984年第1期《纵横》杂志,发表了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在更大范围内正式澄清了这件事。 　　峻晨谈到,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召开座谈会,他向罗广斌问起此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的遗作收录了。”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中仍然将此诗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现在语文教材中是否还有,笔者未查),可见谬误流传影响之深远。而且,《纵横》杂志的发行量最多以万册计,而中小学语文教材却是以十万百万册计! 　　澄清史实的声音相比之下何等微弱。 　　现居成都的老作家胡元,向笔者提供了他写的一篇回忆稿,其中谈到罗广斌等人集体创作这首“烈士遗诗”的一些情况。1956年,胡元在重钢小平炉车间体验生活,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胡元常去南泉看望他们,还曾为他们的写作以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形式来表现更好有过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