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新《刑法》的实施,最高法院在1997年9月25日通过施行了《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专对时效延长问题作出了解释:“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该解释在语言表述上有严重问题,不仅逻辑层次不顺畅,而且用语不周密,令人费解。大多数司法人员很难准确理解该解释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混乱{12},使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呈现出二律背反的样态:即如果侦查、审判行为受实体法上追诉时效的限制,则会得出即使法定机关积极行使追诉权,也无法阻却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结论;反之,如果上述行为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则刑事案件只要在追诉时效内立案或受理,则绝对排斥追诉时效,无论行为个人是否逃避侦查或审判{13}。综上所述,不论从刑法规定上还是实践操作上看,追诉时效在我国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在打击犯罪的旗号下,追诉时效成为虚置条款,不利于司法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保护人权。由于追诉时效在实践中缺乏约束力,使法律条款即使失效也要被应用,从而闹出笑话,造成“恶法亦法”,流氓罪即使废除多年也要被适用。正如贝勒斯在《法律的原则》中指出诉讼时效法避免了因难以获得充分而可靠的证据而产生的错误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惩罚眼前犯罪与过去犯罪之间做出选择,出于现实考虑,我们选择了惩罚眼前犯罪,而对时隔久远的犯罪予以放弃。 争议 流氓罪作为一种已经废除的罪名,从法律上退出历史舞台后,在法院裁判中屡试不爽,成为不少法律外人士的笑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罪名的轰动效应。谈到流氓罪,在人们眼中总是认为与侮辱调戏妇女有关,也就是所谓的耍流氓。已经很少有人再把此罪与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罪名形态一直为专家学者所诟病,也为社会民众所不解,从而产生轰动效应。二是量刑处罚的非人道性。所谓非人道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为人们认为法律已经废除了此罪名,就不应该再以此罪名定罪,否则法律的废、立、改还有何意义,这就必然引发人们对法律的质疑,认为法律不够诚信,导致法律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