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冲突　编辑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政策　编辑　袁世凯来到山东之后,采取了与毓贤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3];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34];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4],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5];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4];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4]。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沉寂下去。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沿今天G2京沪高速公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沿京广铁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　进入天津[1]。　直隶总督裕禄开始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36]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37]。由此可见两人的差别是,袁世凯防患于未萌之时,他积极地消除火灾隐情,但是裕禄是在火灾发生后四处救火。　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清廷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9]。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9]。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变法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9]。现在,清廷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9]。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仍然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37][15]　。　1月11日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法、德、美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取缔拳会[11]。但公使们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