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需履行保护生态环境义务的要求,不但可以提高整个社会范围主体的环保意识,肩负起人类发展节约资源的利用、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使命,也拓展了环境生态保护的路径,实现环境问题私法制度保障的依据。为此,环境法律体系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规定,如在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同时,强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程序。这其中不仅是因为从简政放权的现实背景下,建设项目环评不断简化,且目前绝大多数的环评所收集的公众意见普遍较少,多次公众参与的程序要求已成为压缩项目环评审批时限、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限制;更重要的是,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角度看,孤立的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公众范围较小,难以引发公众的普遍的权利担忧,而规划环评所涉及的公众范围广、影响持续时间长,足以调动公众为保护权利而付诸维权行动的主动性,其中公众维权所需的制度依据则需要环境法与民法协同安排。“损害担责原则”是2014年修订环境法时的亮点之一,但其损害的性质、内容皆有待明确。回顾环境法的立法历史,从最早的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32条规定“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环境保护的条例、规定,污染和破坏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单位,……责令赔偿损失。对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引起人员伤亡或者造成农、林、牧、副、渔业重大损失的单位的领导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其他公民,要追究……经济责任。”到1989年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有排除危害、赔偿损失的责任,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同时拥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纠纷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2014年《环境保护法》于第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将环境侵权责任的追究指向了《侵权责任法》,使环境法正式从程序意义上完全摆脱了自身对因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导致的人身、财产权等私权救济天然不能的窘境。在《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第七章专门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对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全面规定为绿色权利救济提供了保证,可以遏制生产等行为朝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在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服务功能减损之前首先对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造成了现实侵犯,而特定多数人也因对自然资源享有开发利用权利或生态服务功能减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