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认为,中国历史有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景气波动现象,不同时代的人对自己当下生活的体验和未来生活的预期不同。首先,“从上古到西汉,大体上都是上升的,虽然极为平缓,但人们的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从东汉开始,中国社会就陷入了不景气当中。而且这一严重的不景气风潮,虽然不时有好转的苗头,但一直持续到了唐末五代。而进入宋代后,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了景气的时代。他认为从东汉以后直到唐末五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获得货币变得困难了。钱一旦离手,就得花好几倍的力气才能把它挣回来。所以,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尽量不使用货币。于是就形成以自给自足为前提的庄园制度。而到了宋代因为煤炭的运用,人们得以控制火力,铜铁的冶炼变得容易。铜被制成货币,繁荣了商业,铁则被制造成价廉的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部门发挥着作用。此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国际性商品,中国可以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充足的货币。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就写道:“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 [法]让·波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刚 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由此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沉迷于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消费行为的担忧。在这篇书评中,宫崎描绘下的宋代社会与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颇为相似,但他的评价却截然相反。由于宋代生产部门的细化,人们的劳动价值可以从更多的途径实现,获取货币变得容易。如果攒了点小钱,人们也不会死藏着,可以借贷给商人获取利息,可以经营房屋租赁,也可以进行相应金额的土地投资。不光是有钱人,穷人也会适当地花些钱享受美食。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容易对生活产生喜悦,对日常琐事产生爱意,我们也能看到宫崎引述的《宋诗概说》中总结的宋代诗人的特点:“不入前代诗人法眼的日常生活细节,或者是尽人皆知、难以成为诗歌素材的身边事,到了宋人笔下,都成了反复吟唱的对象。因此宋人的诗歌比前人的更加贴近生活。” 宫崎市定“发明”景气史观的出发点是他对经济史研究传统方法的反思。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当时的人切身感受到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更好过,明年是否会比今年过得更好”。[ [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37页。]这种译者张学锋教授所说的“关注日常生计的庶民情怀”[ 张学锋:《<东洋的近世>译后记》,见《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64页。],不能不说宫崎市定难能可贵的可爱之处。 四 受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文艺复兴被认为是近代史开始的标志之一,西方历史的发展就此一马平川,逐渐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对“宋代文艺复兴论”的看法嗤之以鼻,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就走了下坡路,宋代社会的进步不能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然而实际上,宫崎市定从来没有否认宋代文艺复兴的局限性,他明确指出西方文艺复兴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是科学性这一点要比东洋胜出数筹。因此,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快便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革命。而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但是,如果仔细捋一捋西方历史,就会发现因发展结果不同就质疑这种类比是站不住脚。如果将西方发生文艺复兴的时间定为1300年,在其后到工业革命前的两百余年间,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与宋代儒教的改革何其相像;造纸业、印刷业大盛,开始进口火药,航海技术发达,民族主义勃兴,又几乎完全步宋代之后尘;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宋代以后中国各个王朝的相似性更是难以忽视。这样,把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状态与宋、元、明、清进行对比,将之同称为近世,有什么不可以呢?宫崎市定说宋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似,我们又何尝不能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中国的宋代相似呢? 推荐图书:《世说新语校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推荐语:南朝宋人刘义庆所著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采撷魏晋清谈余韵,描述雅士容仪,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准确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习尚仪制、文化精神。书成未久即有刘孝标为之作注,征引洽博。近世以来,程炎震、刘盼遂、余嘉锡、徐震堮、沈剑知、杨勇等学者纷纷为作笺注疏证,羽翼二刘,其功赫奕。本书校释者集前贤精华,补苴罅漏,特别是能从政治、文学、美学、宗教、风俗、语言等多角度对文本作出阐释,并对前人的评语,择其精者,随注迻录。引书之多,突破前人,实在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书后附有“旧题旧跋旧序”“人物事迹编年简表”“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