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严格落实战备值班制度,常态组织战备检查、战备拉动,保持随时能战状态,不断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稳妥高效指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有效遂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2018年,中央军委组织全军战备突击检查和部队整建制拉动,行动范围覆盖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东海、南海部分海域。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强化战备观念,严格战备制度,加强战备值班执勤,扎实开展战备演练,建立正规战备秩序,保持良好战备状态,有效遂行战备(战斗)值班、巡逻执勤等任务。
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中国军队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重要位置,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完善军事训练法规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训练监察体系,组织全军应急应战军事训练监察,落实练兵备战工作责任制,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不断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
全军兴起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的热潮。2012年以来,全军部队广泛开展各战略方向使命课题针对性训练和各军兵种演训,师旅规模以上联合实兵演习80余场。
各战区强化联合训练主体责任,扎实开展联合训练,结合各战略方向使命任务,组织“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系列联合实兵演习,努力提高联合作战能力。
陆军广泛开展军事训练大比武,实施“跨越”“火力”等实兵实装实弹演习。海军拓展远海训练,航母编队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作战演练,在南海海域和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阅兵,组织“机动”系列实兵对抗演习和成体系全要素演习。空军加强体系化实案化全疆域训练,组织南海战巡、东海警巡、前出西太,常态化开展“红剑”等系列体系对抗演习。火箭军组织对抗性检验性训练、整旅整团实案化训练,强化联合火力打击训练,常态化开展“天剑”系列演习。战略支援部队积极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扎实开展新型领域对抗演练和应急应战训练。联勤保障部队推进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组织“联勤使命-2018”等系列演习演练。武警部队按照覆盖全国、高效联动、全域响应、多能一体的要求,实施“卫士”等系列演习。
维护重大安全领域利益
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军队严格核武器及相关设施安全管理,保持适度戒备状态,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确保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
太空是国际战略竞争制高点,太空安全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保障。着眼和平利用太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加快发展相应的技术和力量,统筹管理天基信息资源,跟踪掌握太空态势,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提高安全进出、开放利用太空能力。
网络空间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安全威胁。中国军队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大力发展网络安全防御手段,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网络强国相适应的网络空间防护力量,筑牢国家网络边防,及时发现和抵御网络入侵,保障信息网络安全,坚决捍卫国家网络主权、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
遂行反恐维稳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中国武装力量依法参加维护社会秩序行动,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武警部队执行重要目标守卫警戒、现场警卫、要道设卡和城市武装巡逻等任务,协同国家机关依法参加执法行动,打击违法犯罪团伙和恐怖主义活动,积极参与社会面防控,着力防范和处置各类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的隐患,为“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12年以来,每年均动用大量兵力担负执勤安保、反恐处突、海上维权执法等任务,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警卫安保任务近万起,参与处置劫持人质事件和严重暴力恐怖事件671起。2014年以来,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打掉暴力恐怖团伙1588个,抓获暴力恐怖人员12995人。
解放军依法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参加重大安保行动及处置其他各类突发事件,主要承担防范恐怖活动、核生化检测、医疗救援、运输保障、排除水域安全隐患、保卫重大活动举办地和周边地区空中安全等任务。
维护海外利益
海外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是中国军队担负的任务。
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和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着眼弥补海外行动和保障能力差距,发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实施海上护航,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遂行海外撤侨、海上维权等行动。
201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自开营以来,已为4批次护航编队保障维修器材,为百余名护航官兵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同外军开展联合医疗救援演练等活动,并向当地学校捐赠600余件教学器材。
2015年3月,也门安全局势严重恶化,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也门亚丁湾海域,首次直接靠泊交战区域港口,安全撤离621名中国公民和279名来自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新加坡、意大利、波兰、德国、加拿大、英国、印度、日本等15个国家的公民。
参加抢险救灾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保卫人民和平劳动,是宪法赋予中国武装力量的使命任务。依据《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中国武装力量主要担负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保护重要目标安全,抢救、运送重要物资,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工作等任务。
2012年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95万人次、组织民兵141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19万台次、船艇2.6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架次参加抢险救灾。先后参加云南鲁甸地震救灾、长江中下游暴雨洪涝灾害抗洪抢险、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排险等救灾救援行动,协助地方政府解救、转移安置群众500余万人,巡诊救治病员21万余人次,抢运物资36万余吨,加固堤坝3600余千米。2017年,驻澳门部队出动兵力2631人次,车辆160余台次,协助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展强台风“天鸽”灾后救援。
四、改革中的中国国防和军队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进入新时代,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迈出了强军兴军历史性步伐。
重塑领导指挥体制
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是适应现代军队专业化分工和信息时代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和建设效益的重大举措。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指挥、战略管理功能,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新的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制。
调整组建新的军委机关部门。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由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总部调整为军委机关15个职能部门,作为军委集中领导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指挥、建设、管理、监督等路径更加清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等职能配置更加合理。
完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整合原四总部的陆军建设职能,成立陆军领导机构;整合各军种和军委机关的战略支援力量,成立战略支援部队;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整合主要承担通用保障任务的战略战役力量,成立联勤保障部队,构建起“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
图表:图1 军队领导管理体系架构图新华社发
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形成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撤销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7个大军区,成立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5个战区。通过改革,构建起“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
图表:图2 军队作战指挥体系架构图 新华社发
建立健全法治监督体系。组建新的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军委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向军委机关部门和各战区派驻纪检组;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员会,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组建军委审计署,改革审计监督体制,全部实行派驻审计,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
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一步。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规模的要求,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调整军队规模比例,重塑力量结构布局。裁减军队员额30万,现役总员额减至200万。扩大士官和文职人员编配范围,压减各级机关编制,减少各级机关内设机构、领导层级和人员,精简文艺体育新闻出版、服务保障和院校、医疗、仓库、科研院所等机构和人员,团级以上机关人员减少约四分之一,非战斗单位人员压减近一半。大幅压减陆军现役员额,保持空军现役员额稳定,适度增加海军、火箭军现役员额,优化各军兵种内部力量结构。优化后备力量结构。调整作战力量部署,形成与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战略布局。
调整作战部队编成,重构新型作战力量。陆军原18个集团军整合重组为13个集团军。在全军主要作战部队实行“军-旅-营”体制,充实兵种作战力量,减少指挥层级,降低合成重心。增加特种作战、立体攻防、两栖作战、远海防卫、战略投送等新型作战力量,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
优化院校力量布局,重构军事科研体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原有77所院校整合为44所,重塑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军委军事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调整组建新的军事科学院、军种研究院,形成以军事科学院为龙头、军兵种科研机构为骨干、院校和部队科研力量为辅助的军事科研力量布局。
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坚持战斗力标准,着眼调动军事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整体设计和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深化军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等法规制度,推进完善军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
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有效保障全面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制定《海上护航行动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推进完善军事战略指导制度、战备工作条例、联合作战法规等。
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更好解放和发展战斗力。制定修订《国防交通法》《军事设施保护法》《文职人员条例》等法规制度,颁布实施新军事训练条例和军事训练大纲。推进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优化军人待遇保障,健全军人荣誉体系,完善军事训练、装备发展、后勤建设、军事科研、国防动员等方面政策制度,加快推进军官法、兵役法等立法进程。
改革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提升军事系统运行效能,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制定修订《内务条令(试行)》《纪律条令(试行)》《队列条令(试行)》《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等法规制度,推进战略管理、军费管理、军事司法等制度创新。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截至2018年6月,军队各级机关、部队及其所属事业单位从事的房地产租赁、农副业生产、招接待等15个行业的有偿服务活动基本停止,超过10万个有偿服务项目按期停止,累计停偿项目比例达到94%,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
调整改革后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
陆军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