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在他的十四部小说代表作中,时代背景都是在中国古代,人物尽是江湖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主题。
“侠义”二字,按其字意分成“侠”和“义”两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与“侠”相应的是“义”。“义”文化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人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
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纵观金庸其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金庸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他们往往都是在乱世之中成就侠义:无论是列强蜂起、武林大乱、民不聊生、外患内忧不断的两宋,抑或是时局跌宕、各地为王的明清之交……都有侠客的身影。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的侠士。所以把《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列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角已经突破了旧文学时期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形象的禁锢,不限于行侠仗义,更有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的凛然气概。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具有一定风格的儒教伦理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底蕴,撑起了金庸的武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