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学”意思是“爱知”;而所谓“科学”意思是知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学科的划分显然不是按照政治需要设计的,而表现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特点,这是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大相异趣的地方。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神学占据了文化和思想的制高点,一切都以是否符合教会所认可的上帝的意志为准,学术也不例外。不过,当时的“自由七艺”中,天文学、数学、逻辑学、音乐仍然是原来的学术分类,包含了今人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因此,有学者不同意把中世纪说成是“黑暗时代”,因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恰恰是因为中世纪保留了与古代学术传统的这一丝联系。
中西双方都是沿着自己的路径发展、前进的。我们承认一种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沿着自己的路径行进,并不是说它不受别的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哪怕那种文化是不同类型的。类型不同,不妨碍某些要素具有同一属性,可以相互吸收。汉代以后,中国的文献目录分类法不断地细化,例如史部当中就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方志、地理等等,可见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围绕自己的中心向前进步发展着。但汉唐间佛教传入,一千年里,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印度的佛学、因明、音韵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对中国古代的相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甚至与本土的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此外,唐代有叙利亚一代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唐人称为“景教”)、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作祆教)传入中国。元代西域各族进入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东传到中国。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格里高利历法、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西方的数学、绘画等等。十八十九世纪基督教各派纷纷来华建堂传教,各国教育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来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今天中国的学术和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形势下,学科发展就更加地分化和综合。西方的学科知识与中国固有传统的结合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一条途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这部巨著在广泛采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这些由西方传入的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又把中国传统史学的列传、世家、本纪等体例吸纳进来,在史书编撰体例上把西方近代史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写体例结合起来,作出了表现时代精神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