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撰文考察和分析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和对中华美德的继承,他们讲的都是事实。为了进行有效对话,首先,我们必须限定范围,即集中于儒学价值追求问题上,而不是讨论宽泛的传统文化或中华美德。其次,即使限定在儒学价值追求中,还是可以概括和分析毛泽东对其的继承和肯定,于是,说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了儒学优秀价值观言之成理,或者毛泽东受儒学价值观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言之成理,说毛泽东对儒学价值观的否定是主要的亦有根有据。面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可以借助李泽厚提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加以分析,“表层结构”就是明确而系统地表达出来的理性认识,“深层结构”就是潜意识层面存在的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心理与习惯。借助这一对概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毛泽东在“表层结构”的思想层面上主要是反儒学价值观的,而在“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又受儒学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影响。)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该方面的态度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此后政治日趋极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对待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占据强势的否定立场,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谩骂的态度对待“孔孟之道”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至整个80年代,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处在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式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和谩骂方式必须终止,需要树立科学的立场,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革命”名义下盛行的思想专制、个人崇拜、“血统论”等,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借尸还魂。不管实际上这种联系有多大,但起码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思想上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里,中央领导人很少从正面专门谈论如何理性地评价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体——儒学,相反倒是能够发现他们在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对现代化的目标阐述中,时常提及警惕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及其影响问题,知识界尤其如此。当国门重新开启后,西方各种文化学说、思想体系、学术观点如决堤之水般涌入,令人眼花缭乱。于是,如饥似渴、食洋不化、盲目崇拜等情形实难避免,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当然不会复现“文化大革命”式的野蛮,但“博物馆”“故纸堆”“农业文明”等一系列标签式的认识和定位依然大有市场,人们更愿意讨论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消极或阻碍作用,《河殇》所引发的轰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