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 13 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女主人公娜拉的性格转变反 映了男权主义制度下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对自我社会地位的 勇敢追求。剧作结尾处娜拉关“砰”的一声,留给世界一个硕 大的问号,门 对于娜拉出走之后的猜测与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主要通过作品情节及人物对比分析娜拉这一人物形象。 《玩偶之家》描绘的场景不是富丽堂皇的宫廷、优雅精致的别墅,而是一个普通平作品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常 的家庭。 小康家庭的日常生活图景,这样的设置很容易使读者拉近作品与现实的距离。娜拉赏赐脚夫,体现了她对社会下层百 姓的同情与帮助,从侧面反映出她的善良、质朴与纯真。而 她吃杏仁饼干时藏着掖着的谨慎又暗示了 她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从故事的最初就为妻子对丈夫的遵从与依附埋下了伏笔。而娜海尔茂对她的称呼则是“小拉 的丈夫托伐 鸟儿”、“小松鼠”和“乱花钱的孩子”、“不懂事的孩子”等等。显然,在海尔茂眼里,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大孩子,单纯可 爱,不谙世“大孩子”的一切行动要受他支配,事,这个娜拉 要做的就是用听他指挥。在这个家里, 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为海尔茂带来轻松和愉快,此外,14 还要全心全意照顾好三个波伏娃曾指出,女人不是天孩子, 仅此而已。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在西方父权社会中, 女性始终处于“他者”的地位,作为一个易卜生由男性定性和 诠释的存在物而存在。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这个社会 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 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 样的社会里,一个女”[1]由此可见,娜拉和人不可能忠实于 自己。 海尔茂之间像是一种雇佣或从属关系,不是海尔茂用夫妻之间那种平等相待相互偎依。 大男子主义捍卫着自己在家庭中的绝对支配权,他表面上很爱娜拉,用一些亲昵的话语称呼她,逗她开心,也愿意为 她花钱,但是一个连妻子吃杏仁饼干都会干涉的丈夫,这自 私的、道貌岸然的。种爱是只能是虚伪的、 娜拉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个玩偶,凡事只能听从他的摆布,不能轻易反抗,否则结果就 是家庭的破裂。因为海尔茂不会允许自己的支配权遭到削弱或损害,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一旦动摇,危机就会接踵 作为女性,娜拉是个较为完美的形象。她单纯善良,优雅可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海尔茂忠贞不渝的感情,她的爱 是博大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婚后第一年,海尔茂得了重病, 而医生告诉娜拉只有去南方的意大利疗养才能使他康复。他 们当时的境况十分艰难,娜拉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去向柯 洛克斯泰借贷,并伪造父亲的签字,因为她同样不想烦扰当 时已经垂危的父亲。娜拉伪造签字触犯了法律,她无奈之下 的举动却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体现。她冒着身败名裂 的风险去救治自己的丈夫,为了不让丈夫为此感到不安和耻 辱,她独自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为了还债,她不得不从 事一些劳累的抄写工作,宵衣旰食,省吃俭用,最后终于偿 还了贷款。始料不及的是债主柯洛克斯泰竟以她伪造签名来 要挟她。当她意识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将暴露时,从当初的 坚强果敢一下子转变为焦虑不安。她的确是个不谙世事的 “大孩子” ,面对债主的威逼利诱,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她甚至想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以自杀来逃离现实的残酷,只为不让 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牵连。 即使身处险境,在娜拉的内心深处,她仍然祈祷着海尔茂能坚定地同她站在一起,他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 当海尔茂从柯洛克斯泰的第一封来信中了解到情况后,冲着 娜拉咆哮不已,痛斥她是一个 16 “爱撒谎的人”、“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犯法的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名誉及地位受到了威胁。他甚至觉得娜 “无耻”行为会影响到三个孩子,担心他们也会沾染母亲撒谎的“恶习”,还警告娜拉要远离他们的孩子。在这个社会里,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 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 人的法规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 个男人。”[2]海尔茂对娜拉态度的突变,不仅揭露了他虚伪自私的面目,同时也击溃了娜拉心底的防线,她终于在这 不堪入耳的叫骂声中醒悟过来。 娜拉虔诚祈祷过的奇迹在海尔茂的疯狂咒骂中灰飞烟灭,她对丈夫惟命是从,对家庭任劳任怨,对子女尽职尽责,这 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在丈夫的眼里苍白无力。她知道丈夫并不 是真正爱她,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偶,在这个家里,一切 都得服从他,丈夫喜欢什么,做妻子的必须“爱屋及乌”,她 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如同一个奴隶一样,任人摆布。她和海 尔茂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对他们来讲更多的只 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娜拉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 认真聊过正经事儿,因为海尔茂根本就不拿她当个大人。当 她回想起曾经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自己是个“泥娃娃 孩子”,跟海尔茂结婚以后,又变成了他的“泥娃娃妻子”, 17 从头到尾,她始终是个玩偶,只是从父亲手里换到丈夫手里 而已,不论在谁手里,永远都逃脱不了被支配和摆布的命运。 娜拉一直“没有脱离父系文化环境的樊篱。娜拉 ‘未成年期’的延长是父系文化直接作用的结果。没有社会职业、只有家庭角色的娜拉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这 越发强化了丈夫的男权意识,使丈夫在本应该平等的夫妻关 系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家中的娜拉是‘笼’中之鸟’、 是未成年的‘孩子’。‘笼’使‘鸟’失去自由, ‘孩子’总是听命于家长。娜拉在家中的角色和地位是历史上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写照。她只不过是一位‘家中 的天使’、丈夫的高级‘玩偶’而已。”[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娜拉心灵觉醒的轨迹:海尔茂认为娜拉的职责在于“是一 个老婆,一个母亲”。当娜拉决定反抗时,他质疑娜拉“:难道 你不相信宗教?”“你大概还有点道德观念吧?”娜拉的回答铿 锵有力“: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我知道 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期(总第325期)戏剧文学 且书本儿里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儿里说的话”,“我真不知 道宗教是什么” 18 ,“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 至于道德之类的问题,“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 不一样。我也听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想的不一样,可是我 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 。娜拉从自己的生活悲剧里看清了资产阶级道德观的虚伪,也深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可悲,于是,她对海尔茂愤怒地说 “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就像一个叫花子, 要一口,吃一口!” 她的义正言辞向海尔茂所代表的男权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她觉得自己应该摆脱那种玩偶的身份,去追求属于自 我的独立人格,她勇敢地挑战资产阶级婚姻关系的不平等, 争取将自己从世俗的道德伦理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她下定 决心离开丈夫和孩子,去“学着做一个真正的人”。最终,她 选择出走,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庭, “她之所以不愿跟托伐生活在一起是因为他的虚伪。她说‘:后来危险过去了,不用害怕了,你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作没 事人儿了。 你又叫我跟以前一样乖乖地做你的小鸟儿,做你的洋娃娃,说什么以后要格外小心保护我。’ 19 假如托伐还能平静地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假如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与公开的理想无甚冲突,那么这种所谓的理想是虚 伪的,是表面的夸夸其谈而非娜拉所认为的自我的体现。如 果夫妻关系中缺乏能使他们本质上平等的共同的理想的爱, 那么男性专权的等级关系就成了婚姻的实质,如果托伐的首 要责任不是娜拉,那么娜拉的首要责任就是她自己。” 作为一部社会问题剧,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值得赞扬的。易卜生通 过普通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引发的家庭矛盾去揭示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将问题从一个大的 面聚焦到一个具体点上,并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跌 宕起伏去揭开问题的面纱。剧中的娜拉是男权社会中争取女 性解放的典型形象,她更是一个自我的救赎者,作品的结局 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娜拉出走后的命运是悬而未决的。这种 没有结局的结局其实也暗示着娜拉自身性格中的某种动摇 性、不确定性。尽管娜拉的离开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她的勇敢 与坚决,但是她的这种精神反叛并不足以与资产阶级奉行的 男权主义相抗衡。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她始终是不能脱离 这个社会,不管她在家里还是一个人独自生活都难以逃脱资 产阶级宗教、法律、道德等的固有观念织就的世俗罗网。换 句话说,仅凭她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解救自己的,只有当所有 20 的妇女联合起来拿起她们的民主思想武器才能有力地冲击 男权统治下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当然,仅仅如此,还不 能彻底解放妇女,使她们得到同男性相等的权利和自由,只 有彻底推翻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将问题的根源斩草除根,才 能使她们完全独立。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思想自由和精 神独立,对于今天的女性而言,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和理想, 因此,女性合法权益的维护、社会地位的真正改变仍然任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