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由于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风险判断,属于“面向未知”的选择,认定标准和技术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决定性,由此会产生因认定标准和认定技术方法的不同而导致损失大小的不同认知。比如当事人对于污染面积的范围持不同认定标准和方法,必然会产生对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的认知争议。[2]另外,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或者技术标准的欠缺,还可能带来有的情况是否属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疑问。比如“陈江鹏与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每个具体的生态系统对地下水水位的要求不同,目前业内对地下水水位下降到什么情况构成生态破坏并无统一标准,该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地下水水位下降已经达到了当地生态破坏的程度。[3]
其二,“修复”的要求难以达到妥当程度。鉴于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系统性、潜伏性等特质,作出妥当的修复指令非常困难。有的判决只笼统提出支付的费用“用于修复生态环境”,没有具体的修复要求。[4]这既不利于判决的有效执行,而且由于高昂的费用本身已超出责任人的承受极限,如果没有适当的履行方式,“空判”的可能性极大。有的判决书中的修复目标单一,只针对个别环境介质,缺乏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考量。比如,判决水污染修复只注意水质而不考量整个河流或湖泊生态系统的状态,判决对大气污染损害后果的救济只注重空气质量而未考虑整体生态环境系统的恢复,判决土壤污染修复只关注某种污染物质浓度的降低和量的减少,而没有考虑一定范围内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修复。[5]另外,还有的判决忽视生态环境修复的长期性。比如,判决责任人在两个月内完成污染土壤无害化填埋的相关工作;[6]判决仅强调在数个月内的补植复绿而未考虑补植后林木的长期养护以及生态服务功能能否重新形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