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曾对毛主席说: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曾志同志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接着上井冈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家庭生活中,两位伴侣夏明震、蔡协民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为了革命,曾将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人抚养。她只有一个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舍得一切。1938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同志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同志又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在闽东一带和叶飞同志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曾志与陶铸风雨同舟37载,只育有一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结晶。曾志说,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是经过两次生死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1945年当陶斯亮刚4岁时,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同志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同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曾志曾对陶铸说: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志离开东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了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一直身居高位。几十年来尽管职位越升越高,但她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期盼着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即使在“文革”那段自己被揪斗、女儿被遣送、陶铸同志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仰。 “文革”开始不久陶铸同志被从广东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时间不长,1967年1月,陶铸同志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同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无休止的武力批斗,使陶铸同志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像背课文一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非常伤心。后来老人家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曾志曾对自己说: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她依然以国事为重,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叮嘱他们: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努力工作,为国家效力。晚年,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甚至娇宠下一代,同样是一种腐败,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成长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直到她去世时,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曾志同志一生就是这样,国事家事经纬分明,从不混淆,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这种原则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不含糊,生命已经亮起“红灯”时,她想的依然是国家,忘的依然是自己。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曾志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忘怀一己以国事为重的巾帼英杰。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曾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贾庆林、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宋平、宋任穷、司马义·艾买提、王兆国、赵朴初、陈俊生、胡启立、毛致用和江华、肖克、习仲勋、叶飞、王鹤寿、陈慕华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家属表示慰问。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已于6月26日在北京火化。1999年12月27日,由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生前撰写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座谈会。这部书是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一部自传。在这部书里,曾志本着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追忆了自己的家世、革命经历、情感婚姻和自己所亲历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她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等等。曾志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将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的高尚品德和优秀情操,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称赞。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依然毫不动摇。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1935年春,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衡阳、宜章、广州、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打杂做工,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她被诬陷为“怕死鬼”受到审查,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讲一句假话,直到甄别平反。“文革”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粉碎“四人帮”后,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