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矛盾;经济基础;物质利益因素;非物质利益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037-09
一、经济基础是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原因
社会矛盾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探讨社会矛盾的成因(催生因素)。就社会矛盾的成因来看,有着多种多样的影响因素。大致来看,经济基础是社会矛盾生成的根本性原因,物质利益是社会矛盾生成的直接、具体的原因,非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社会转型期一些特有的情状对社会矛盾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矛盾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矛盾概念既包括了社会矛盾相互依赖、共生、相互促进,亦即“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的方面,也包括社会矛盾的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方面,亦即“社会排斥”、“社会冲突”的方面。狭义上的社会矛盾专指社会矛盾的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方面,亦即“社会排斥”、“社会冲突”的方面。人们在谈论中观层面上的社会矛盾时,更多地是指狭义上的社会矛盾。本文第二、三部分所谈论的社会矛盾是狭义上的社会矛盾。
就社会矛盾的主要成因而言,经济基础是根本性的基本原因,物质利益是直接原因。经济基础与物质利益两者之间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就现实的生活看,任何生产关系都包含、体现着一定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关系的轴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同时还应看到,经济基础与物质利益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相对物质利益而言,经济基础是更为基础性的事情,经济基础的水准决定着物质利益得以实现的程度。只有同时把握住经济基础与物质利益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矛盾主要成因的解释相对来说才具有说服力。如果只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谈论社会矛盾的根源,虽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总会隔着一层东西,缺少一种必要的过渡,因而对社会矛盾难免缺乏直接、具体、有“质感”的解释力;相反,如果只是从物质利益谈论社会矛盾的原因,虽然也能解释不少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解释由于缺乏对社会矛盾根源性问题的把握,缺乏宏观的视野,因而对于社会矛盾的时代走向难免缺乏有效的说服力。总之,只有将经济基础和物质利益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对于社会矛盾相对来说就能够有比较合理的解释。
经济基础是社会矛盾得以生成、加剧或化解的根本性原因。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阶层结构亦即社会力量对比结构,而一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又决定着一定的利益结构。这里,不能忽略的是,就社会矛盾的生成而言,由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一定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利益结构稳定和具体体现的社会制度,对于社会矛盾的生成或缓解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马克思认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在某种经济基础给定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利益结构蕴含着特有的社会矛盾,超越此社会阶层结构或利益结构的社会矛盾难以出现。“从马克思到帕森斯的大部分社会分析家都指出了这一事实:社会制度可以持久地经得住一些严重的矛盾或冲突而不至于崩溃或进行重大调整,以缓解紧张。大量的贫困、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剥削的存在并不能表明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相反,一旦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便会出现如是情形:“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换言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会出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看,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必然会形成新的利益结构,进而会生成某种新的社会制度。“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在此基础之上,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矛盾。比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形成以地主、农民以及封建官员等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由此所决定的利益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当中,必然会产生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员与农民之间、官员与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而在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必然会形成以工人、企业主、白领、管理者等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会形成由这种阶层结构所构成的特有的利益格局,进而会形成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矛盾得以化解的可能空间。经济基础水准的高低,决定着一个社会对于社会矛盾化解能力的强弱。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能力极为落后,经济规模十分狭小,职业分工十分简单。在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既生产不出大量能够满足人们利益需求的物质产品,也很难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普遍产生密切合作的愿望。而且,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文明程度较低的制度安排,缺乏公正性和包容性,难以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切,使得社会矛盾难以得到有效化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当中,社会共同体难以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机制从根本上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换言之,在自然经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矛盾是“无解”的。于是,当社会矛盾加剧到一定地步而不可收拾时,最终往往是通过改朝换代这样机械的方式摧毁现有的社会共同体,造成一种社会各个群体利益“共输”而不是“共赢”的结果,从而使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往往又会再造一个结构类似的新的社会共同体,开始新一轮社会矛盾演化的周期循环。19世纪之前中国两千多年间大量封建王朝更迭的历史,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生产能力的更新可谓日新月异。现代经济基础能够提供人们基本生存如社会保障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使得人们的基本生存越来越不是问题,这就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现代经济生产的细密化以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实际联系与合作程度大幅度提高,进而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形成了密切合作的愿望,社会各个群体越来越离不开别的群体而“独自”存在。凡此种种,使得社会共同体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以及化解社会矛盾的共同愿望大幅度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有着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较为合理而稳定的制度体系,“这样一种制度体系能够有效而稳定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现代社会有着较强的包容性以及与之相连的较强的吸纳社会矛盾的能力,“经过这样一种有效吸纳,严重的社会矛盾往往会变为一般性的社会矛盾,一般性的社会矛盾往往会被化解。” 二、物质利益是社会矛盾的直接、具体的原因
在看到经济基础是社会矛盾根本性根源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相较而言,物质利益是社会矛盾直接、具体的原因。
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矛盾当事方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关乎基本生存的而且是须臾离不开的事情。所以,基于不同的、具体的物质利益,必然会产生种种社会矛盾。对于任何一位社会成员正常的生活和发展来说,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其自身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应当得到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既包括生物性层面的需求,如衣食住行的需求,也包括社会尊严层面的需求,还包括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人们种种基本需求的满足都直接或间接地离不开物质利益的问题。人的生物层面的需求直接就是一个物质利益的问题,而社会尊严层面和精神尊严层面的需求就总体而言也必须以基本的物质利益得到了起码的满足为基础和必要条件。所以说,就总体而言,利益就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所在,是社会成员首先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社会矛盾相关方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基本利益关系,而且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人的认识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人们不可能生产出巨量无限的物品。这就决定了物质利益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它不能够无止境地满足所有人所有群体的几乎是无限而广泛的所有需求。这种稀缺性,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社会更加明显。正因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对于人们如此之重要以及它的稀缺性,因而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根源。恩格斯在谈及英国19世纪40年代激烈的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时指出,“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培根也指出,“叛乱的材料有二:多贫与多怨是也。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喜乱者。这是一定的。”塔罗则认为,“社会运动最常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只有运动参与者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社会运动潜能才可能变为现实。”
人们总是生活在某种给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利益结构当中。基于不同的利益结构,社会各个群体之间获得利益的途径和方式往往是有所差别的。这种有所差别的情形,对有的群体来说是相对有利的,对另外的群体来说则是相对不利的。而对相对不利的一方来说,有时难以认可这种利益结构及其结果。“利益的内容会给人以了解事物是向何处运动的启示。因此,某个人必然会把这些利益变为行动,并且将事物向前推进。”于是,某些群体便产生了某种不满或抗争,进而催生社会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社会矛盾数量的多少及强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利益结构的公正与否,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利益结构不公正程度的高低。当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够得到保证,社会流动渠道比较畅通,社会的分配及再分配比较合理的时候,换言之,这个社会的利益结构相对比较公正的时候,社会矛盾的相关方相对来说就容易在行为取向方面形成一种最大公约数,就能够在利益上相对做到互惠互利和相向而行,相互间的互动行为容易协调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矛盾形成的概率及强度相对较小。
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其利益结构不可能完全达到一种公正合理的程度,即便是达到了一种基本公正的程度,仍然会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当中存在着某些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在何种社会,不公正利益结构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现象,有所差别的只是利益结构不公正程度的高低不同而已。而基于不公正的利益结构,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利益取向常常是不一致的,这自然就容易造成相关方互动行为的不一致。一旦利益结构的不合理、不公正程度超出了某种限度,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在此基础之上所出现的不一致的行为常常表现为利益占有和获得的明显不平衡。这时,社会矛盾相关方之间不仅没有做到互惠互利,而且出现了一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即:或者是一方获益相对过大,而另一方获益相对较小,甚至一方的获益是建立在另一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而且,处在相对“强势”位置的一方有时还不满足目前自己已经处于有利的状况,而试图打破目前的利益格局,进一步扩张自身的利益。从利益受损方来看,很难长期认可自己利益受损的状况,更不能忍受自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试图争取应有的合理利益,因而这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抗争行为,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的出现。
再具体看,在经济水准不同的社会,有时社会矛盾的具体根源不尽相同。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农业社会,严重的社会矛盾常常是源自物质利益的绝对剥夺。一项对9国公民态度的调查表明,“人均财富的低水平与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之间的相关性。”“人均国民收入与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是明显相关的,其相关系数为0.74。”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上处在简单的、只是维系基本生存和再生活的地步。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就民众各个层面的需要而言,基本生存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所以,一旦物质利益受损的一方所涉及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大,而且又是在基本生存底线的物质利益方面受到损害,那么就往往会引发涉面广泛、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如果出现多数人遭受严重的“绝对剥夺”,而且是在基本生存底线上遭受严重“绝对剥夺”的情形,致使民众的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民众没有了退路,那么,就容易引发十分严重、激烈甚至是颠覆性的社会矛盾,或者是,这时发生颠覆性社会矛盾的概率较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比如,“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看,严重的、最后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之所以会周期性地演化为社会动荡,由之所引发的封建王朝更迭之所以会周期性地出现,最为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土地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土地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是其赖以基本生存的基础。但是,土地兼并是一种常态的现象。一旦土地兼并演化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就会使大量的社会成员失去了最为基本的生活屏障――土地,进而就往往会引发大量社会成员最为激烈的抗争行为。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大规模的、颠覆性的、激烈的农民起义就是典型的例证。“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 相比之下,同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当中,社会矛盾相对来说往往是更多源自物质利益的“相对剥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比如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绝对贫困问题比较严重。“越是靠近工业化初期,越有可能出现贫困化现象。确实,投资的需要看来才是优先的。”无论是西欧国家还是美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伴随着工人绝对贫困问题出现的,是比较激烈的劳资矛盾。但是,同样是在这些国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消费品的分配也倾向于变得比较平均。”“因此可以说,国家越富,作为贫困的主要根源而体验到的地位自卑感就越少。”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物质财富得以极大地丰富,加之这些国家已经普遍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就总体而言已不成问题,因而就总体而言绝对贫困问题已经不是影响社会的大问题,根源于“绝对剥夺”而引发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已经大幅度减少。问题在于,在发达社会当中,随着社会成员平等意识的普遍增强,人们对于“相对剥夺”问题往往比较敏感,因而由“相对剥夺”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会时常出现。比如,在二战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其基尼系数已经降至较低的程度,引发社会抗争的起因,往往是民众担心已经享有的较高的福利政策有可能被改变,实际的生活水准会相对降低。
三、非物质利益因素对社会矛盾有重要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物质利益因素之外,像科塞所说的“非物质利益”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矛盾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会加重或减缓社会矛盾。比如,福山在谈到这一类问题时认为,“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认可。认可是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认可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追求认可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
非物质利益因素主要是指精神层面上的事情,如价值观、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以及宗教等等。从根本上讲,非物质利益因素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是,还不能将经济因素的作用绝对化,将之视为无条件决定一切的事情。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