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流动性。关于唐宋社会的流动,近一二十年来,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邦炜先生就发表了《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26]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两宋与前代相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这种社会流动,具体说来,就是:(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近几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对宋代社会流动的研究。概括起来讲,两宋的社会流动既有各类人群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但更主要的则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新的社会分层。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以财富和职业来界定的明显特征。上面提到的富民阶层和下面将要提到的官僚阶层,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富民阶层的崛起,本身就是社会分层最重要的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唐宋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并没有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化。但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性变化确实已经发生。第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职业群体。反映在国家户籍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就是出现了诸如“乡村户”、“坊郭户”、“盐户”、“茶户”、“花户”、“行户”等大批新的名词。这既预示着唐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也反映着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的变化[27]。第三,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这其中,既有小农兼业小工、小商的情况[28],又有官僚阶层兼营工商业的情况,还有工商业者广置田产兼事农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