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瘦削的萧伯纳遇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商人。商人想借机奚落他,便说:“人们看见你,就知道世界上正在闹饥荒。”萧伯纳不慌不忙地予以回击,说:“人们看见你,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了。”虽然他只是在别人的原话里加上几个字,但经过这样的改动之后,谁都能读出话中对商人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奸诈狡猾的无情揭露与针砭意味。这样的“妙答”真是大快人心。
有一次,萧伯纳被冒失的年轻人骑车撞倒在地,肇事者一脸惶恐,呆立当场。萧伯纳站起来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土,以一种惋惜的神情对骑车人摇头说道:“年轻人,我看你运气还不是太好,你要是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一场虚惊就这样被他化解于无形之中。
20世纪20年代,在教育家蔡元培的大力扶持下,北京大学先后聘请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黄侃、辜鸿铭等一大批学术人才担任教员,这些人中不乏幽默人士。其中黄侃一向对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嗤之以鼻。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还有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谈起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文和文言文孰优孰劣,不用浪费笔墨。比如胡适的老婆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4个字就可以了;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老婆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多。”学生们听了,捧腹大笑。胡适也同样不缺乏幽默细胞,一次他在北大大讲白话文,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说:“没有。”那位同学道:“白话文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去。复电就是用白话文写的。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几分钟过去,那学生写了一份用字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除了黄侃、胡适外,北大还有一位以古怪尖酸闻名的教授辜鸿铭。这位老先生早年留学英国,精通英、德、法和希腊等国文字,曾将《论语》《中庸》等古代经典译成西文。他喜欢嘲讽人,出语尖酸刻薄,不顾情面,不留余地。他口才极佳,反应奇快,雄辩如潮,诡辩如滔,所向披靡,无人敢敌。他虽然通晓欧洲多国语言,精熟西方文化,但满脑子装的却是不合时宜的观念。
他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复辟帝制,攻击新文化运动。对于女性,他以诙谐的方式表达轻视,曾经惹恼了西洋女士,与他争辩。比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供男人倦时作为手靠。当他扬扬得意地把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时,立即遭到对方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以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以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谁知辜鸿铭马上想到一个比喻:“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另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一位英籍贵妇问他:“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娶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夫了?”辜鸿铭把尖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声否定:“不行,不行!”那贵妇人正要问为什么,辜鸿铭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以告:“用汽车。”辜鸿铭听了,哈哈大笑,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请问夫人,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呢?”此语一出,全场哄堂大笑,英籍贵妇面红耳赤,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