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费老先生,一辈子在做一件事:人的研究。】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富家桥弄的一个没落士绅家庭,祖上号称“江夏费”,据称原自山东而来,二百多年前即定居于此,累世望族。其父费璞安曾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参与吴江光复事件,被选为县议会议长,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其母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重视教育,创办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费孝通幼年时即和哥哥、姐姐一起在这个蒙养院里接受启蒙[1]。
1924年,费孝通从振华女校附中转到位于苏州的东吴附中念书,入学不满一年即跳级升入初中三年级,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多为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2]。这段时期在哥哥费振东和费青影响下,他也参与一些学生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费青去了上海,费孝通留下继续念书,次年进入美国耶稣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医预科,在校期间曾担任校学生会秘书,校刊通讯秘书。1930年,费孝通因参加反教会学潮被勒令转学,于是北上北平,转入另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读书;时任校务长的是美国长老会牧师司徒雷登。
从1930年到1933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他正式的学术生涯。在这里,费孝通遇到了1929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吴文藻,并选听他的社会学课程。社会学自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中国以来,三十年间已有一批社会学家,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但主要是教会学校设立专业,且各校授课教材均以外文为主。吴文藻是国内用中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的第一人,并终身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费孝通后来的学术道路与吴文藻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费孝通还跟着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来的博士杨开道学习过社会学调查方法和农村社会学。1932年9月—12月,时任燕大人类学系主任的吴文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派克开设“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两门课程,大力提倡以人类学方法进行社会实地调查,还亲访北平市井、监狱和妓院。社会学要做深入的实地调查以探查社会关系变迁的原则,这一点深为吴文藻所赞同。早在1930年,燕京大学就在北平清河镇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实验区,吴文藻曾主持过工作[3]。派克讲学期间,他和一些学生包括林耀华、杨庆堃等人,翻译和介绍了派克的社会学、人文区位学、人性论、社会历程分析等理论观点[4]。在他们的讨论当中,始把“community”译为“社区”,由此“社区研究”之名逐渐响亮。同一时期或先于此时,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社会调查运动、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开展,他们纷纷号召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到乡村。1933年,针对乡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费孝通写作《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一文,以姐姐费达生在苏州参与创办的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基于原有的城乡联系,在农村开展工业化的实验,以舒缓社会变革的痛苦[5]。并针对“乡村运动”,又撰文《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表明“中国问题”不是一个“乡村问题”,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变迁,都市和乡村同样重要;研究乡村应以民族学研究部落的方法进行[6]。同时,他开始介绍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文化”概念及研究方法。在这一年夏天,费孝通从燕大毕业,并在吴文藻的推荐下,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跟随俄国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学习人类学,成为当时在清华学习人类学唯一的学生。
史禄国原来设计让费孝通在清华学习六年,每两年分别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但因后来史禄国要离开清华,费孝通只完成了体质人类学部分。1935年夏,费孝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史禄国让他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一年,之后申请公费出国进修。经张君劢帮助联系,李宗仁同意由广西省政府提供调查经费。1935年9月,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广西进行“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征研究”。他们选择大藤瑶山的瑶人为研究对象,费孝通负责体质测量,王同惠负责社会组织风俗调查,途中纪行以《桂行通讯》为题登载在京津报刊上。同年12月16日,在从花篮瑶转向坳瑶村寨调查途中,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虎陷,身受重伤,王同惠寻救溺亡,调查中断。消息传出,社会震惊。费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以惊人毅力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完成亡妻遗志。这本书是费孝通第一本社会实地调查的成果,吴文藻称之为在非汉族团进行“社区研究”的首个实例[7]。在费孝通瑶山调查期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结构—功能学派代表拉德克利夫·布朗应邀到燕京大学演讲,提倡比较社会学,建议以乡村为单位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8]。费孝通认为,布朗的比较社会学与社区研究的理论基础直接相关,影响了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所主持的云南魁阁工作[9]。
1936年6月,费孝通从北平返乡休养。吴文藻已帮他联系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马林诺夫斯基门下读博,9月出发。出发前这段时间,费达生带费孝通到开弦弓参观他参与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费孝通根据在村子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材料写了一个提纲,连同《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书稿一并带到了伦敦。马林诺夫斯基看中了这份提纲,决定亲自指导费孝通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伦敦求学期间,费孝通和他的燕大师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保持着他边行边写的习惯,为天津《益世报》专栏“伦市寄言”写连载。1938年夏,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通过答辩,交付出版时改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曾多次重印。马林诺夫斯基盛赞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0]。
1938年秋,费孝通离英返国,因广州沦陷改往云南。他参加吴文藻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由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在社会学系下设一个由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后因战火迁到呈贡魁阁。从1940年—1945年,魁阁工作站存在期间,其成员共有十多人,包括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胡庆钧、瞿同祖、张宗颖、王康等[11]。作为这个小团队最早的头儿,费孝通沿袭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席明纳”制度而来的学风,组织实地调查、学术讨论和再调查、再讨论。在这段时局最为紧张、研究经费短缺、物质生活条件恶劣的时期,“魁阁”成员创造出不少成果,如费孝通《禄村农田》,张之毅《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昆厂劳工》,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聚焦乡土社会,进行社区类型比较研究与理论探讨。除了“魁阁”的工作,费孝通还在云大和西南联大兼课,并继续在报刊杂志发表时评、政论和学术论文,包括《益世报》、《今日评论》、《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一度与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问题进行争鸣。1943年,费孝通接受邀请赴美国访问,临行前与潘光旦等教授赴大理讲学,写《鸡足朝山记》纪行。赴美后,继续写《旅美寄言》在《生活导报》连载。“魁阁”的主持工作则由许烺光接手。访美期间,费孝通一方面根据禄村、易村和玉村的研究编译出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即中译本《云南三村》)一书,一方面设法筹措研究经费,同时多方接触美国社会科学界,争取留学机会,想促成中美合作计划(后因客观原因未成)[12]。1944年夏,费孝通回国,继续在云南农村调查。
1945年,抗战胜利,接着内战爆发,费孝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写了大量的时评和政论文。1946年,因“李、闻事件”受暗杀恐吓,由友人协助到英国避难。次年2月回国,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一直到1949年。这三年间他的两本外访文集《重访英伦》和《美国人的性格》出版;同时继续“魁阁”时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索,进行理论总结,写作了《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等著作,并先后有《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杂话乡土社会》、《炉边天下》、《乡土复员论》等文论系列,刊载于《观察》、《大公报》等著名报刊,成为他写作“丰收期”[13]。
1949年初清华大学已经先于北平解放,毛泽东邀请费孝通、雷洁琼、严景耀等访问西柏坡。同年,参加北平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费孝通在《我这一年》中写下:“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14]他撰文讨论大学改革和社会学系改革问题,又接受任命带领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写作《贵州少数民族情况记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贵州》系列文章。继而又到中南地区访问,担任广西分团副团长,写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及有关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1951年费孝通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开始取消社会学系。国务院从燕大、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辅仁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抽调了一批原来从事社会学、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研究的知名学者,组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为开展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打下基础[15]。研究部最初由费孝通负责,师友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等人各任研究室主任。此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全面开展,费孝通一边写检讨,一边工作。1954年,他访问呼伦贝尔草原后写作的《话说呼伦贝尔草原》一文,在《新观察》发表。
1956年,中共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台,国务院成立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任命费孝通为副局长。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期间,同时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并于次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随着“鸣放”开展,恢复社会学的呼声也渐渐大起来。在旧同学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illiam Geddes)到访江村之后,费孝通也再访江村,并在《新观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旋即又在《光明日报》发表《“早春”前后》一文,剖白他写作《早春天气》时的心态。两个月后,反右斗争开始,费孝通被打成右派。此后,他的江村研究、士绅研究、知识分子研究以及学科建制讨论均受到系统的批判。期间被摘掉右派帽子,进行翻译工作,1962年还随政协考察团视察内蒙古,写作“留英记”一文。“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1972年因接待随尼克松访华而来的老朋友费正清夫妇,调回北京。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十几年内,除了编译资料,未发表任何文章。
1978年,胡乔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将费孝通调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同年费孝通出席在日本京都举办的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演讲题目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还重访广西大瑶山。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从这一年开始,他恢复了边行边写的实地调查,也恢复了和国际学界朋友的联系,多次出访不同国家和地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对他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
受中共中央委托,1979年,社会学重建工作在费孝通的主持下开展,首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会,他被推选为会长。费孝通一边组织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部分高校的社会学系,一边组织进行教师人员的培训、开办讲习班、编写教材、试办社会调查基地等基础工作。关于学科重建设想,在1980年3月,他赴美国丹佛接受本届国际应用人类学年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所作的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1982年的《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1985年的《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等文章中,曾多次得到申明。1981年,费孝通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赫胥黎奖章的通知,他在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弗思(Raymond Firth)建议他谈谈江村1949年以来的变化。这促成了费孝通三访江村,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研究。在他晚年,又多次回到江村,总共26次[16]。这项社区研究的特点,在于跟随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扩大到吴江七镇,然后一年一步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区[17]。根据不同的条件下社区发展的不同道路,应用比较的观点区分不同模式,从城乡结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概念,逐步看到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位格局[18]。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收录在《行行重行行》(1993年)一书中。国际学界不仅对这二十多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变化感到好奇,也对费孝通这段沉寂的时间里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感到好奇。早在70年代费孝通返京不久,就收到过美国历史学家阿古什(David Arkush)以他为题材写的《费孝通传》初稿;80年代初费孝通访美也曾和阿古什见面,这本传记引起国际学界多方关注,为此,费孝通写了《我看人看我》一文作为回应。
1985年,费孝通调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4月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所长,并开课、培养研究生;1986年,在费孝通提议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了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建所开始,费孝通承担了多项“六五”到“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包括“小城镇研究”、“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综合研究”、“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19]。在这些课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地考察上,访问了黄河三角洲地区,广东、浙江等地的经济开发区,广西、甘肃、内蒙古、四川、吉林等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1988年,他到联合国接受当年大英百科全书奖;下半年又赴香港在泰纳(Tanner)讲座主讲,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点》。同年出版了《山水·人物》散文集,纪念《新观察》主编储安平;并写文章纪念梁漱溟;还在《瞭望》杂志上发表《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提出要重视东西部发展的相互关系[20]。这一年,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接待的第一位来访的国外人类学家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对他1949年以来的人生经历进行的英文访谈,发表在美国《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上。
进入90年代,费孝通年已八十岁,几乎每月都在全国各地进行频繁的考察,但同时也开始更多地撰写回忆和反思文章,这些涉及他早年学术经历的文章也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重建密切相关。1990年他写作《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回应利奇(Edmund Leach)对他的社区研究的批评。1993年赴日本接受亚洲文化大奖,并在日本九州大学作题为《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的演讲,谈及自己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之间关系的看法;又赴香港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宣讲《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长篇论文;接着又赴印度出席第四届英·甘地会议,作题为《重释美好社会》的演讲。同年出版《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和《人的研究在中国》文集。1994年,费孝通访问菲律宾,接受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4 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Community Leadership),发表题为《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的演讲。农村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仍然是他关注的重点,如《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一文,他讨论了小城镇发展与自然人文生态之间的问题。同时,他还接连发表《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两篇纪念文章,并出版外访文集《芳草天涯》。1995年6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召开,费孝通作为学术指导出席,并作长篇演讲《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同年年底,为庆祝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和纪念吴文藻逝世十周年,他发表演讲《开风气 育人才》,回忆吴文藻师。1996年9月,“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在吴江举办,费孝通应邀参加,并为会议带来三本新出版的文集:《爱我家乡》、《学术自述与反思》及《费孝通选集》。同年发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的经历和思考》一文,对自己一生学术工作的重点之一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年底,费孝通辞去民盟中央主席的申请获准通过;一年后他在人大常委的任期也将届满。1997年1月,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提交长篇讲稿《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对自己在20世纪30、40年代所进行的农村微型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进行反思,并提出人类学社会学应进一步探讨人文世界研究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根据他的会场发言整理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总结他晚年学术反思的心态,并正式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同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费孝通作了题为《人文价值再思考》的发言,再度提出对马林诺夫斯基和利奇的重新思考及回应。次年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他提交《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一文,继续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反思和学习。同时,开始动笔写《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完成后近八万言),意在重新“补课”。就在这一年年初,费孝通刚刚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公职。他与前妻王同惠合作翻译的旧稿《甘肃土人婚姻》也于同年出版。1999年,《费孝通文集》出版,到2004年已出16卷,大致收录了费孝通一生公开发表的著述。
从1999年跨入2000年,费孝通的写作在回忆个人与师友、城市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学补课等内容中展开。他开始谈论“精神”、“灵”与“慧”、“境界”、“我”与“心”等问题,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人的作品。2003年他写作《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指出深入挖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将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做出贡献的领域[21]。在同年发表的《暮年自述》中,他谈到自己一生在社会当中应该如何定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20世纪40年代末我写过的一本书《中国的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