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晋绥铁路银行旧址”在没有报批文物部门的情况下,由个人私自修缮并变身为饭店。太原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的一位人士说,文物局曾下发停工通知,但主事者表示,他是和政府部门“共同修缮”的。　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杨新华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南京市级文保单位张治中故居被开发商拆毁,时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的他立即报警,虽然公安等部门十分重视,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上级领导发话叫他和文物部门“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不少敢于向上级反映当地文物破坏案件的基层文保干部,甚至遭到打压。去年轰动全国的四川平武报恩寺建控地带违法建设案,在工程论证时就遭到当地文保干部的反对。在阻止未果的情况下,当地文保干部集体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了举报信,这才引起重视。违法事实败露后,反映情况的文保干部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停职。　“最终案件办得很漂亮。”国家文物局一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但是,那些被当地处理的文保干部,可能这辈子在当地就抬不起头了。”　文物执法被弱化和边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主体应是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是,执法无权、队伍薄弱、地位羸弱的现状,让基层文物执法难以到位。　云南巍山县拱辰楼大火备受舆论关注,当地文物执法主体本应为巍山县文体局,但该局并无文物科室,实际负责文物管理执法的,是文体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并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县文物管理所。一位文保人士如此评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巍山的文物管理体制尚且如此,文物点相对比较少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调查发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仅北京、浙江和新疆三地设有专门的省级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北京市的文物保护队伍力量最强,编制18人;浙江省的文物监察总队有编制8人。　国家文物局督查司督查处处长邓超介绍,在局省级文物部门中,专门设有文物执法处室的仅有16个省份;地市以及县一级,多已实施“大文化”政府职能部门合并改革,在文化、新闻、广电行政执法得以大幅度加强的情况下,文物执法反而有被弱化和边缘化的趋势。　山西省文物局执法督察处负责人表示,山西的11个地级市中,负责文物执法督察的,有的是事业编制,有的是机关的一个处室,市文物局大多数是内设一个安全科负责执法督察,人员编制严重不足,仅能对国保、省保、市保每月巡查一次,对大量一般文物根本无力照看。　文保部门地位羸弱,“说话没分量”,很多违法工程在政府其他部门的审批下“一路绿灯”,根本不依法征求文物部门意见。即使发生文物违法案件,处理时也往往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了了之。　2012年4月,一家公司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擅自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文物保护单位“独子岩遗址”文物本体上修建加油站,导致文物被彻底破坏。可是,这个加油站在规划、国土等方面手续齐全,因此当地文物行政部门行政处罚这家公司后,对方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二审法院却撤消了行政处罚,理由是处罚“证据不足”。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感慨:“现在文物保护最大的矛盾,就是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当地短期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当这个矛盾发生后,如果不是上级主管部门来管,而是由属地文物部门来管,他们就是想为文物说话,也往往无能为力。”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12年,各地共上报文物行政违法案件317起,2013年上报236起,2014年上半年仅上报了80起,呈明显的“不正常下降趋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舆情监测发现的文物被破坏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多头管理也加大了文物保护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