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李张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谁的官职最大?
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称为下谥,恶谥。知名的有:隋炀帝、周厉王、汉灵帝。
属于同情的有:哀、思、怀、愍、悼等,称为中谥;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有些谥号本身的意思并不坏,但被用在某个实在不堪的皇帝身上后就没法再用了。例如惠,谥法是“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汉惠帝是吕后执政时给亲儿子上的,并不算坏。然而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白痴,后世基本没人用这个谥号了,只有乾隆拿来恶心建文帝——“恭愍惠帝”……类似的还有白痴晋安帝。而恭帝倒是成了亡国之君的惯用谥号,有晋恭帝、西魏恭帝、隋恭帝、后周恭帝等,需要说明的是宋恭帝是朝廷上的尊号,不是谥号。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适用于娃娃皇帝。至于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恶谥】谥号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并且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谥法。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达成将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目的,编写了《谥法解》一书,这本书也成为后世谥法施行时的重要依据。自汉初至清末2100年间,只有9个皇帝得到恶谥(谥号为“炀”的就三个),这九人中,被废的皇帝有四人:曹魏的邵陵厉公曹芳、成汉幽公李期、前秦厉王符生、金海陵炀王完颜亮。亡国之君三人:前燕幽帝慕容暐、陈炀帝陈叔宝、隋炀帝杨广。被刺杀的一人:后凉灵帝李纂。真正为臣僚子侄所加的恶谥只有汉灵帝刘宏一人。到了明清谥号更是泛滥,奶妈、方士都可得谥,恶谥屈指可数。
但这只是秦朝以后的情况,在先秦时期恶谥还是很普遍的,先秦时期的恶谥主要有三个字:幽、厉、灵。稍稍翻检,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谥号的天子和国君,比如周幽王、鲁幽公、郑幽公、晋幽公、楚幽王、赵幽缪王、周厉王、齐厉公、宋厉公、晋厉公、秦厉公、郑厉公、陈厉公、周灵王、晋灵公、卫灵公、郑灵公、楚灵王、齐灵公、陈灵公等等。哦,对了,还有个赵武灵王,他虽然武功赫赫,但废长立幼、卒致内乱, 身死为天下笑,也没逃脱一个“灵”字。
为什么先秦时恶谥多,而秦汉之后恶谥少呢?这大概和儒学的兴起有关。先秦时儒学只是百家之一,尚未成为国家学说,因此在议谥时尚能实事求是。但在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学是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用刘知几的话讲,就是“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讳之可也。”因此秦汉以后皇帝的恶谥就少了。
当然,秦汉后,臣子和诸侯王的恶谥还是很多的。以西汉为例,有赵幽王、淮南厉王、广陵厉王、齐厉王、燕灵王、燕剌王、长沙剌王等。这种谥号都是朝廷为臣子所谥,所以不存在“子议父、臣议君”的事情,一般也就放得开一些。不过即使这样,到明清时,臣子和诸侯王的恶谥也变得极少。整个明朝初国初时的鲁荒王(朱檀)、伊厉王(朱[木彝])之外,文武大臣和诸王再无恶谥。而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获得恶谥——“密”,溥仪开始要给上的是“谬、丑、幽、厉”。
隋炀帝是最大的暴君?隋朝的末代皇帝杨广最知名的称呼是他的谥号“隋炀帝”,这个炀在谥法里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去礼远正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其控制的义宁朝廷加的恶谥,以杨广在位期间“远贤臣而近奸佞,荒国政而好淫色”,以此为其谥号。其实,杨广还有其他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谥号:留守东都洛阳被王世充拥立的越王杨侗的皇泰朝廷,却给他上了美谥,谥号明皇帝(所谓照临四方曰明,谮诉不行曰明),庙号世祖,即世祖明皇帝,隋明帝,完全是成功二世祖的待遇。巧合的是,王世充篡位建郑,杀害杨侗后,给他的谥号和李渊给杨侑的一样,都是“恭”,也就是隋恭帝,隋朝由此有了两个隋恭帝。而夏王窦建德听说王世充篡位后,与他关系断绝,给杨广上谥号“闵”(所谓慈仁不寿曰闵),也就是隋闵帝。“炀——重昏暴”、“明——重功业”、“闵——重悲哀”、这三个谥号,贯穿了杨广的一生,或许能盖棺定论。这位罄竹难书的暴君生前励精图治搞“大业”,开凿大运河,开创科举,远征高丽,你说他奢侈吧,他却不曾为自己建造陵墓,死后;被称为荒淫好色吧,他被记载的后妃就屈指可数,后宫妃子配置并不多余别的皇帝,而他的正室萧后始终被宠爱,被尊重。他被弑后,是萧后将其安葬,自己死后又与其合葬。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在中国诸多帝王中,恐怕并不多见。
历史也有开玩笑的一面。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年轻统帅晋王杨广率领50万大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几百年中国南北分裂,将陈亡国之君陈叔宝等一大批俘虏押往长安。隋朝廷对这位亡国之君以礼相待,把他养了起来。陈叔宝在隋朝也是“乐不思蜀”,活了十五年,604年病死于洛阳。也在这一年隋文帝死,杨广即位,追封陈叔宝为长城县公,赠大将军的虚衔,赐谥号曰“炀”。陈叔宝荒淫无度,昏庸不堪,这个“炀”字对他是非常适合的盖棺定论。杨广万万没有想到,死后也会得到这个同样的谥号,和陈叔宝相提并论,并且比陈叔宝叫得响,因为后人一般称呼陈叔宝为陈后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说:“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不知己不令终,亦谥‘炀’乎。这是巧合?是误会?还是嘲讽?留待后人去体会了。北宋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平谥。因此像赵佶这样的昏君,谥号“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庙号“徽宗”,史称“宋徽宗”。当谥号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公正就变质了,实际上无法显示皇帝评价,所以庙号反而取代了谥号起到盖棺论定的功用。
绵延几千年的谥号制度没有在最后一个皇帝身上终结,而是由国学大师王国维来收尾。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因为是废帝溥仪没有谥号,但他却给王国维御赐了“忠悫”二字的谥号,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què]: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从此,中国古代的谥号制度沉入历史。
年号:是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在民间纪年除了干支纪年,就是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了,如《兰亭序》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桃花源记》之“晋太元中”(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琵琶行》之“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岳阳楼记》之“庆历四年春”(公元1044年),《梅花岭记》之“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
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汉武帝时期的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故定下年号为“元狩”,此前年号是追记的。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一般会熬到次年大年初一,当然也有例外。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称为“奉正朔”。设立新年号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有些皇帝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汉武帝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李治改了十四次年号,他的妻子武周皇帝武则天改年号创下了18个的纪录,不过还好年号没被武氏玩坏,后来朱元璋定下了规矩——“一帝一号”,鞑清也传承了。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因为“贞观之治”的缘故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年号了——堪称坚持品牌,做大做强的典范。再比如唐玄宗兴盛明君时期用的年号是“开元”,所以这段时期就被称为“开元盛世”。而在开元29年,唐玄宗认为功业已就,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改元为“天宝”,唐朝也由此由盛转衰,年号变成了分水岭。
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武则天用过不少四个字的——“天策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北宋时,宋太宗“太平兴国”、宋真宗“大中祥符”、宋徽宗“建中靖国”。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景宗李元昊的“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和他孙子惠宗的“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则是六个字,创下年号字数之最。至于有学者说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前使用“吴元年”,便认为年号为“吴”,称之“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一个字的年号,最短的年号”就贻笑大方了。
年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而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这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夜哈雷彗星出现。
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两朝虽然自诩“康乾盛世”,事实上满清在这对爷孙的统治下正走下坡路。清朝的皇帝虽然都很勤政,但是治理却很烂,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同梦想,中国落后于平行世界的PK。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终结了中国封建帝制。
开元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五胡十六国”。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618年,不止13个。后世把“618”变成了“618购物狂欢节”。使用时间最短的年号是金末帝完颜承麟的“盛昌”,仅用了一天不到,金朝就灭亡了。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
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