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我们注意它的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或者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沿。
观察一下全要素生产率,危机以后,全要素生产都在下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管人们讲“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技术,但似乎并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我们认为过去全球化是由体制和机制的变动主流工业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同样一个技术水平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的技术,让产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是并没有类似像内燃机、蒸汽机这样的革命出现,它并不是更高的技术革命,只是主流工业技术的扩散,一下出现的情况,全球产能过剩。那么只是比谁的成本更低一些,但是并没有增加整个需求。
于是我们在问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技术革命,过去最重要的特点是速度,蒸汽机是什么?蒸汽机是火车取代马车,内燃机是什么?是飞机取代地面交通。
但是,你看一下以后的技术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个突破,这就是我们金融界非常看好的“外太空技术”,现在所谓“火箭回收技术”,这是全球投资者看好的技术,因为它是“逃离地球”的技术。包括美国现在发明的“胶囊列车”,时速达到1000公里。这里暗含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需要在技术进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我们看看所有的工业革命,我们觉得最终要是工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技术的,动力在工业上的变革,带来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可能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成为主流的工业技术。
我想,互联网信息的传输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物理的移动速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工业化更重要的是物体的移动速度。另外,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技术不能进步,产能又是在急剧增长,按照凯恩斯办法就是扩大有效需求,怎么扩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资、新的对象来创造需求,结果就是在金融上高负债。全球无一例外,都进入了高负债的状态,巨额的财政赤字、巨额的负债,构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从二战结束,日本达到占GDP250%,美国超过了100%,德国是80%多,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一下,似乎中国政府好像是最好的。如果按照当年的欧盟的标准的话,就是一国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大概只有中国政府能满足。高负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快速的去杠杆,高负债就是高杠杆,全球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的情况下,全球都在担心这个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美国想再刺激一把,发现弄上去可能有问题,所以又不敢油门加的太大,踩一脚油门赶快收回来,现在又遇到困难的。
负债不推上去,新的技术革命又没有,全球的需求一定是处于萎缩之中的。今年4、5月份,我们在欧央行讨论全球经济问题,我们是做银行的,不懂负利率是什么,怎么操作。负利率意味着到银行存款我要倒收利息,你要到银行贷款,我要贴你。即使这样,需求政策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全球经济增速并没有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全球都需要结构性改革,凯恩斯政策几乎走到头了,这时候,全球化真遇到重大的挑战,我们说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周期问题,更重要是人类在考虑未来走向重大的挑战,为什么说可能是500年未有之变局,或者说至少有65未有之变局。整个经济政策框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全球在学术思潮中间,美国为什么提出1对99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出现一个我们叫碎片化的过程,我想用碎片化的概念不是我说的,你们看看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个月普京总统到中国来签的三个协议,看看世界经济变化的碎片化,全球经济不稳定性。这种碎片化形成什么呢?
刚才赵晋平讲了英国“脱欧”,我们认为他说的很好,很对。但是我们看的风险,英国“脱欧”是可以预期的,可以控制的。我们觉得更大的风险是土耳其的政变,土耳其的政变是失败,这意味着整个再一个最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开始了伊斯兰文化,开始了穆斯林化。这是对欧洲最大的威胁,这是对世界最大的威胁。
全球30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收入赶不上资本的收入,从这个角度观察,像桑德斯出现背后的原因,这可能是一个全球化变化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另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后的思想根源,我们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几十年甚至是500年未有之变的背景。所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在发生变化。
讨论中国。我特别同意裴长洪教授讲的“一带一路”,包括赵晋平讲的“一带一路”,这是新理念,“一带一路”最核心就是包容性,然后讲命运共同体,而这跟过去的全球化规则不一样,过去讲商业竞争,竞争者获胜,现在叫共建、共享、共赢,这是一个包容性。
如果有全球化的下半场,下半场就是这个。但是,如果这个理念要构筑新的全球化,我们也知道挑战巨大,它是对整个世界理解的一个重新构造。这对世界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显然如果你不能战胜的话,就建立新的全球化,而我们看到旧的全球化是碎片的。我们认为全球现在处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一种风险,如果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重新享受光荣独立的话,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他们代表这种理念,美国历史上是有这个的。中国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周边国家,应该奠定一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中国东盟“10+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周边性的区域性的安排,包括中日韩自贸区的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如果我们还不能对全球发挥重要作用,至少我们要把周边的事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想,这是中国走到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