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谈魏碑临习 —李志敏 一、魏碑书法的大类 要临习魏碑,首先必须对魏碑书法的大类有所了解。 什么是碑?碑在古代原来不过是用于一定目的的石头,如看日影、拴牲口,但逐渐有了特殊含义,专指一种石刻。《说文》:“碑,坚石也;碣,特立之石也。”古籍又指出:方者为碑,圆者为碣。碑碣可以统称为碑或碑刻,这是狭义的碑。广义地说,凡刻有文字的石块,不论方圆大小,都叫碑。除碑碣外,还包括在山石上刻字的摩崖、为死者祈福的造象记、记述死者生平的墓志铭等等。另一方面,碑与帖相对而言,碑指石之文,帖指书家手迹或此种手迹复制品的拓本。我们所要讲的是魏碑书体。 魏碑是指北魏的碑刻书法。有时人们把北朝的碑刻书法称魏碑,不太确切。但魏碑在北朝的碑刻中不仅数量多,书体也最有代表征。 魏碑书体,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魏碑大种有三:一日龙门造象,一曰云峰石刻,一曰风山尖山铁山壁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 先说龙门造象。龙门造象石刻在河南洛阳龙门山。书体以“龙门二十品》最著名,这近二十个造象记,代表魏碑书法的典型风格。包括: 《牛橛造象记》太和十九年(405年) 《张元祖造象记》太和二十年(406年) 《始平公造象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 《王元祥造象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 《解伯达造象记》 太和 《郑长猷为亡父造象记》景明二年(501年) 《孙秋生造象记》景明三年(502年) 《高树造象记》 景明三年(502年) 《惠感造象记》 景明三年(502年) 《贺兰汗造象记》景明三年(502年) 《太妃候造象记》景明四年(503年) 《马振祥造象记》 景明四年(503年) 《法生造象记》 景明四年(503年)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王孙保造象记》 太和至景明年间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太和至景明年间 《杨大眼造象记》正始三年(506) 《魏灵藏造象记》正始三年(506年) 《王元燮造象记》正始四年(507年) 《王元佑造象记》熙平二年(517年) 《慈香造象记》 神龟三年(520年) 龙门造象记远远不限于上述二十品,多数出于著名书家之手,结体茂密,用笔方重厚实,棱角分明,意志刚劲峻健,为北魏石刻书法形象的代表作。康有为将其分为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沈著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佑,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荡奇伟为一体。”(《广艺舟双楫》) 云峰石刻在山东掖县东南的云峰山、太埜山和山东平度县的天柱山。名碑包括: 《郑文公碑》全称为《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上碑在天柱山,下碑在云峰山,永平四年(511年)刻。《郑文公碑》兼具篆势、分韵、草情。即有篆书的圆活遒劲、分书的古朴厚重、草书的飞动岩逸。 《郑文公碑》 《观海童诗》、《论经书诗》,在结体上,宽阔舒展,富于变化;在气势上,雄强豪放。云峰其他石刻,不再列举。 云峰石刻大部分为北魏郑羲之子郑道昭所书,郑道昭为北魏司州荥阳(今开封)人,在山东作州刺史。叶昌炽对郑道昭的评价很高。他在《语石》中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石》诸刻,……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己。” 实际上,南碑《瘗鹤铭》与郑道昭书,皆了擘窠大字的典范, 而且殊途同归,若合一契。 南朝·梁《瘗鹤铭》 冈山尖山铁山摩崖,在山东邹县,《尖山摩崖》为北齐碑,《冈山摩崖》、《铁山摩崖》为北周碑,笔参篆隶,气势浑穆。 魏碑石刻上述三大种是把地域与石刻形式结合起来加以分类的。就石刻形式说,还有一大类:墓志铭。就地域说,除龙门山、云峰山、冈山尖山铁山之外,还有散觅于他处的石碑。 【小编注:陕西铜川药王山碑林“姚伯多造像碑”为“魏碑三绝”之一】。 “姚伯多造像碑” 墓志石刻为魏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量较大,多是比较程式化的魏碑书体。 魏碑墓志书法的特点是结构严密,趋于规范化,书势由古朴走向妍美,不象摩崖那样开张奋发、奇态横生,但清爽劲利,独辟格局。墓志书法佳作极多,举不胜举。如《张黑女墓志铭》,普泰元年(531年)刻,笔兼方圆,体取横势,使锋峻宕,时出隶意,风神质朴秀雅。 墓志铭以外,还有不少北魏名碑,其书艺之精不在云峰、龙门之下。其中有些是出自名家高手。 《石门铭》,在陕西褒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王远书,结构开阔自然,分行疏宕,体势高超,逸气凌云。 《石门铭》 《张猛龙碑》,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北魏正光三年(522)立,传为崔浩所书。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官至司徒,书享盛名。这一名碑结体精密多变,借让奇巧,气魄雄峻,运笔方中渗圆,影响后世极大。 《秦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天宝间(550一559年)书(见阮元《山左金石记》)。体势开张宏阔,大气磅礴,字外有余力;既古劲深雄,又气韵浑穆。其书大于斗,被称为 “榜书之宗”。《金刚经》这一北齐名碑,可以与魏碑龙门、云峰诸刻、南碑《瘗鹤铭》同为书苑珍宝,为后世许多书法名家所宗。 二、魏碑书法的特点 魏碑是隶书向真书过渡的一种书体。隶书向真书过渡不是从北魏开始的,但魏碑确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魏碑在结体上笔法上都已经有真书的特色,但在笔法、笔势、笔意上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特点。 先说笔法。魏碑可以分为方笔、圆笔、方圆笔并用三种。但纯粹用方笔或圆笔的是少数。所谓方笔,包括以方笔为主的笔法;所谓圆笔,包括以圆笔为主的笔法。 笔划的起、收、转弯处有棱角的为方笔。笔划的起、收、转弯处无棱角的为圆笔。方笔用的是折笔,即以露锋为主,笔锋铺开较多,转弯时用顿笔,然后折锋用笔。圆笔用的是转笔,即以藏锋为主,笔锋铺开较少,转弯时不停驻。无论方笔、圆笔,都要逆方向运笔,欲左先右,欲下先上。如果以露锋出笔,中锋走笔,转折处用侧锋,就形成外方里圆、方圆结合的笔法。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这样说大体是正确的。严格地说,云峰石刻以圆笔为主,龙门造象以方笔为主。如《郑文公下碑》,起笔多方,《龙门二十品》也没有完全排除圆笔。 方笔圆笔兼使并用的典型魏碑是《张猛龙碑》、《石门铭》、《张黑女墓志铭》等碑,而其方圆的结合又各有千秋。 《张黑女墓志铭》 关于姿态,与用笔的方法有密切关系,但书体结构、借让搭配、书法形象,并不完决定于运笔。在这一方面,魏碑的特点有三: 一、结体上兼有隶楷,而义非隶非楷。因为魏碑的骨架保留有隶(汉隶)意,所以有人把魏种判为今隶。因为魏碑的笔画结构已具备楷书(真书)的特点,所以有人把魏碑列为楷书。魏碑是隶楷错变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书体。 二、笔画的借让搭配,变化多端,奇险之中端庄肃穆,严紧之中飞动跌宕。魏砷不象成熟的唐楷那样规范化,但不是无轨可寻。 三、形象奇伟,即使字形比较规范化的墓志铭也显出奇姿异态。说北碑“无体不备”,是言过其实,但魏碑的确是姿态万千,富有天趣,为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大宝库。 至于神韵,魏碑主要是以壮美见长。当然龙门造象不同于云峰诸刻,但无不刚健质朴,深动厚实,发挥了汉碑神超骨炼的优点,形成骨强气盛的风神。这仅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如果归宗分类,或逐碑研究,又各有其独特的风神。说北碑无韵,那是一种偏见。“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刘熙载《书概》),北碑南帖均当之无愧 。 三、魏碑书法的历史地位 魏碑既是由隶到真的过渡过程中一种重要书体,就必然在我国书法历史上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有巨大的影响。 如何评价魏碑体,涉及到对南北书派的看法。 书体能否分南北派,各界有不同认识。有不少人认为不能分派,实际上南北书体固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但其差异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在北宋以前,南北书体在书苑受到同样的重视。即使在极力尊崇王羲之书法的唐朝,北碑在实际上仍然受到书法名家们的推重。自北宋开始,才出现了尊南抑北,褒碑贬帖两种极端态度,而南派书法自宋至晚清以前在书苑一直占统治地位。 清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在下篇:《谈魏碑书法的渊源和临习》里有南北书派论全文】认为“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王献之、僧虔等,以及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獾、索靖及崔悦……·,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他袒北重碑。包世臣、康有为更是大力崇碑。魏碑书法能得到书界重视,他们是有功劳的。他们虽然不轻视南碑,但轻帖卑唐的态度是错误的。卑唐,实际上也贬低了富有创新精神的魏碑书艺及其历史作用。 北碑南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两大艺术潮流,双峰并峙,各有其美。康有为在《广西舟楫》中总结出魏碑、南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个结论并非过誉,但他认为“魏碑无不佳者”,则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要充分认识魏碑的历史地位,不仅要把握其书法艺术之美,还应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魏碑是后世书艺发展几大高潮的源泉之一。 (一)魏碑对唐楷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楷书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书法家的楷书,百花竟艳,标志着楷书已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不少名家楷书的形成,无不与魏碑有直接关系。 虞世南的书法属于南派,但正如刘熙载《书概》所说:“唐欧、虞两家书,各占一体,然上而溯之,自东魏李仲琁,敬显隽二碑,已可观其会通……。”欧书的险劲正是从北碑得来。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唐碑本多北派,欧之北法尤深。” 褚遂良、柳公仅书法,《广艺舟双楫》轻为崔浩之派。这虽是尊北碑一派的说法,但褚、柳受北碑陶冶也异常明显。 颜真卿的书法,《书概》谈到:“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鲁公之学古,何些不多连博贯哉!” 魏碑对唐代的行书、草书也不无影响。除颜真卿的行书,又如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其朴实厚重无疑来自北碑。张旭草书有隶意,是引碑入草的一位大师,这里所谓碑也包括魏碑在内。 (二)魏碑也是宋代笔意的一个来源。 宋代重视阁贴,但从苏东城、黄山谷、米芾、袭囊的书法看,蔡的高古,苏的奇气, 黄的豪劲,米的沉着痛快,无不直接间接受到碑的熏染。而且米学过《金刚经》,黄学过 《瘗鹤铭》,无不从碑中汲取营养。特别是陈搏的书法,开张奇逸,乃出自《石门铭》。 (三)魏碑又给晚清书法带来了绚丽多采的硕果。 在晚清、随着全石学研究的开展,维新风气的萌发,碑学大盛,书坛上出现了竞艳斗奇的繁荣局面。 邓石如被誉为第一书家,隶楷多法六朝之碑。何子贞自成一家,从魏碑得力不少。张裕钊别开生面,触化北碑为已用。赵之谦学北碑也自成体。李瑞清以篆籀行于北碑,为一时学北碑者所宗。其他如张廉卿、郑文焯、康有为等都因崇习魏碑而自成面目。现代以学北碑成名者更不乏人,于右任先生便是很突出的一位书家。 谈魏碑临习 一、魏碑书法的渊源 探讨魏碑书法的渊源,可以进一步理解魏碑的历史地位和艺术特色,这也有助于魏律的临习。 首先从书法本身看,书苑历来公认,魏碑有古法,这个古法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汉碑、兼及古篆。《书概》指出:“论北朝书,上推本于汉、魏,若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刀惠墓志,则以为出于乙瑛;若张猛龙、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诸碑,则以为出于孔羡。”这是对的,但魏碑书源要广阔得多。圆笔受到《孟鼎》、《散氏盘铭》的影响,方笔为《天发神讥碑》的余绪,方圆笔由《石门颂》等碑承继而来,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汉代书论中重视神彩的主张,西晋关于四体书势的总结,对魏碑体的形成可能都起了重要作用。北方其他艺术形式,与北碑书法也会互相影响。北朝民歌的刚健粗犷,与北碑的风神是完全一致的。 《孟鼎》 《天发神讥碑》 同时还应从北朝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民族文化大融合等社会现实中去寻本溯源。 鲜卑族拓跋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一方面接受汉文化,同时又给汉文化以巨大影响。如金开诚同志在《北朝碑版的书法艺术》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的具有游牧民族特征的性格气质和美学观点也必然反映到汉字的书写中来,为当时的书家提供朴素的然而是新鲜的书法形象。”所以,魏碑的出现,是我国民族文化大融合开出的鲜花。据金的分析。在魏碑这一书法艺术之花得以形成的北方社会现实土壤中,还有长期存在的尚武精神,习闻常见的深峻山泽、广阔原野、胡马嘶风、悲茄动月、石作艰辛、佛象庄严,诸多因素都会在笔上生花。这些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石门颂》 二、魏碑书法的临习 应该说,上述各节都是临习魏碑时需要具备的知识,但是单有认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书写实践。下面就临习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括说明。 《石门颂》 (一)入手 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临碑时可能遇到许多问题。首先是从何入手?这里包括:从临生碑版开始还是从近人学习魏碑有成就者的手迹或字帖人门?如从碑版开始,是先临方笔还是先临圆笔?如临方笔,又是从何碑学起最好?等等。 必须说,从君所爱,没有一定之规。以近人之善学魏碑者如清道人、弘一法师之手迹或其拓本作为门径未尝不可,但绝不可以 “新魏体” 为范本,新魏体是美术字,不是书法艺术。 最好还是选魏碑碑版,不论方笔圆笔皆可。在临习时不妨和近人的书法作品相对照,以观察体会魏碑的精神妙理。如康有为学《石门铭》,论者认为他是从陈搏的书法得到启发。在学习时,可以把二者加以比照,从而悟出一些道理。 《元倪墓志》 近人学魏碑,先临《龙门二十品》或《龙门四品》的较多,选择一个墓志铭作为初学阶梯,此路也很可取。欧阳中石同志在《临池一经》中要求先写《元倪墓志》,“以便从唐楷向魏碑过渡”,值得参考。 (二)摹形 所谓“摹”,就是用纸蒙在碑文的复制品上用毛笔复制,扩展开说,也指把碑帖放在一边,对照着写,即摹临或临摹。临摹首先要求达到形似,在结体、笔划位置、角度、粗细等等方面要写得和原碑一模一样。临摹要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去,不要掺入已意,也不要拘泥于碑石剥蚀字画亏损之处;这里,要谛视原来的形态,不可机械地一一模仿。李瑞清是临魏碑的能手,每临一碑,苛趋恐失,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刻意摹仿亏损的笔划,波磔太稠,形成“锯体”,不可能给人以美感。 (三)取神 先学形似,后取神似。有人主张只取神似,运用这种方法,必须在书学上有一定功底才行。如何子贞每临一碑,只专注于某一端,以致无一遍与原碑全似者。这对初学者是困难的,但临习贵取神,则是可贵的经验。认为神韵非学可及,是错误的。 贵在神似,临慕不致走人歧途。临魏碑方笔,最忌板拙,临魏碑圆笔最忌故意颤抖。 《霋岳楼笔谈》:陶濬宣“写北碑,亦有时名,然法郑文公碑与龙门造象,未能得笔,徒具匡廓,板刻痴重,绝无意致,宜蒙匠手之诮。”方笔之波磔骏发,圆笔之抖动生奇,皆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如只在形模上矫揉造作,必然毫无生气。 (四)多临 要学有所成,必须多临,用一定时期写一碑,再写一碑。“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洽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广艺舟双楫》)。 请看沈尹默先生写魏碑的经历。他在《学书丛话》中说:“一九一三年到了北京,始一意写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凡达三四年之久。嗣后得元魏出土碑碣,如元显俊、元彦诸志,都所爱临。敬史君、苏孝慈则在陕南时即临写过,但不专耳。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之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了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一直写北碑,到了一九三〇年,才觉得腕下有力。”沈先生以行书著称,但在魏碑上下了何等功夫。 这当然不是说,必须把所有的魏碑一一临过,临一碑要多至百遍。一个人的结业、学问、业余爱好以至家务,事情极多,不可能在临习上化很多精力。对大多数人说,关键是挤出时间,坚持下去,以磨穿铁砚的精神争取最好的成就。 (五)兼采 这里所谓兼采,是指兼学北碑南碑、北碑南帖。或先或后,或交错进行,各从所好。当今书艺有成就者无不学贯南北,融合方圆,体通篆隶楷行或草。以近人为例,如包世臣,“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肄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安员四种叙录》),又如翁同和,“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窥鲁公,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霸缚,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霋岳楼笔谈》) (六)博识 单临碑帖还是不够的,要学好魏碑,还要在字外博识。首先应该学点书法史,特别南北朝书法的历史和特点。其他如美学史、绘画史、诗史等等都要读一点,以便提高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这将大大有助于自己的书写实践。 读书之外,还要多求师拜友,看书法展觅和书法报刊。如有机会和可能,去名山大川游历一番,到碑石所在细察一、二次,揽胜穷源,对临碑、创新,也大有裨益。 如见识不高,虽功力很深,挥笔使墨终逊一等。如清代李正华临慕北碑,一种多至千遍,手低识下,愈熟愈俗。当然他写得还是不错的。 (七)贵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