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深玄远,无形无名,被看作天地万物的根本:“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吕氏春秋·圜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由此推天道以明人事,“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吕氏春秋·大乐》)这里所说“一”是道是君,“两”是万物是臣,臣下服从君主就像万物由道主宰一样。“道”是可以被认识的,人们应该根据“道”的自然本性来行动,这就是“贵因”,“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吕氏春秋·贵因》)“因”就是因时因势而行事,具体来说就是:“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于物……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吕氏春秋·审分览》)这是吸收老子“道法自然”而发展出来的思想。
然而,《吕氏春秋》并没有照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而是又借鉴了法家的学说,接近于黄老之学。比如,它所论的“因”针对君主而言就是一种统治术。“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吕氏春秋·任数》)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这就要求君主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欲望,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处理,自己“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吕氏春秋·知度》),既防止臣下讨好和钻空子,又暗中考察其办事能力,辨别忠奸,形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氏春秋·君守》)的局面。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权力,使秦国富强,《吕氏春秋》采用了申不害一派法家的主张,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吕不韦当上秦国丞相的庄襄王元年(前249),“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史记·秦本纪》),这就宣告了周天子的灭亡。《吕氏春秋·谨听》说:“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秦国自孝公以来的历代君主,能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变法,就是“贤主”。吕不韦执政时,周天子已绝,代之而起的“贤主”“天子”是确有所指的,那就是秦王嬴政。
法家学说为君主集权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因而为历代秦王所尊奉。《吕氏春秋》吸取法家思想,但同时又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对商鞅、韩非一派法家主张的“严罚厚赏”进行调和。认为“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吕氏春秋·义赏》),“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用民》)。可见,《吕氏春秋》从满足统一的政治需要出发,对当时重要学派的思想都下过一番融合、会通的功夫。
《吕氏春秋》不仅吸收诸子学说为己所用,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比如:针对教育问题,提出“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吕氏春秋·尊师》);在看待生命时,提出“达乎生死之分”(《吕氏春秋·知分》);关于养生,则提出“全天”(《吕氏春秋·本生》)、“节性”(《吕氏春秋·重己》),这些都表现了道家的思想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此外,《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墨家、阴阳五行家、名家、兵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资料,虽然有的地方有所抵牾,但这是众人编书不可避免的。
《吕氏春秋》整部书的结构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建立起来的,《十二纪》每纪第一篇都取自《礼记·月令》,将自然事物和人事活动按照五行法则、依照四时运行的次序进行分类说明。而且《八览》首览首篇为《有始览》,《六论》首论首篇为《开春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编纂《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但无论说该书有儒家倾向,还是说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或者以阴阳五行家思想为主导,都不能掩盖其编纂时明显的政治意图以及编写过程中融合会通各个学派的特点。这表明,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到战国末期这个大动荡时期,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吸收与互相融合的趋势逐渐明显,思想的综合与统一代替了百家争鸣、创立新学派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