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