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折叠一、地理优势

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借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折叠二、为止欲为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注: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
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注:《捷报》,1890年7月11日。)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折叠三、制度创新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