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及时公布案件进展、涉案资产处置情况等方式,依法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集资参与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集资参与人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对集资参与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请求不予受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机关一致认为:集资参与人作为投入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与法律规定的通常意义上的“被害人”有明显的区别。其次,对这一区分,实践中也有较为系统、权威的论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张朝霞副检察长主持、由朝阳区检察院金融检察团队组织编写的《金融犯罪检察实务》一书中,主要观点摘录如下(详见该书第273至275页):(1)将集资参与人认定为被害人不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罪名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项下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下,侵犯客体具有单一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金融管理秩序,不包括集资参与人的财产权。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曾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因此,该罪名的立法本意并没有将集资参与人的财产权纳入保护的法益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分上,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也包括被集资人的财产权。(2)集资参与人不具有刑事被害人的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集资参与人在投资时,有权利也有义务对集资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查,如果为了贪图高额利润,参与法律明令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这种行为本身也是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是根据现有刑法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鉴于该投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其投资的财产权益也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3)将集资参与人认定为被害人不利于法律的指引作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除了非法集资者的犯罪行为,投资者基于投机心理而不加审查的投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集资参与人为了追求高额利益,置国家法律和金融监管秩序于不顾,自愿将自己的财产投入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利益后据为己有,遭受损失后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却想通过合法途径规避投资风险,把司法机关当成了非法集资“还本付息”承诺的保证人。如果将其列为被害人加以保护,将有损法律的公正,对社会公众产生不良的示范和教育,鼓励和引发更多的人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认定集资参与人具有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众破坏金融秩序的姑息和纵容。(4)不能将对集资款的返还作为认定集资参与人属于被害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