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在1865年,居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过2000人。据统计,到1870年,住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有894人,美国人为255人,德国人在200人左右;居两租界的法国人达297人。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人最多,占在沪外国人的一半。二是由于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企业和学校等处工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与洋人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华人,作息制度只能与其同步。三是与华洋共处有关。尤其是在1853年小刀会爆发,不少华人逃入租界,使在租界居住的华人从原来的500猛增至20000以上,大大超过了洋人,由此奠定了租界内华人多于洋人的格局,自1865年起,租界所居华人通常是洋人的40到50倍。华洋生活共处,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受影响更为直接,所起作用自然是更大了。
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心动化作了行动。星期制(礼拜制)开始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由租界延至华界。时间就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
首次见到中央政府关于实行星期制的规定,还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史称“壬寅学制”的文件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朝廷颁布的《钦定中等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里,其中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
不出四年,星期制就走出校门。在京城的中央机关,先采取的是与学堂有关联的学部,之后是分管经济和外交的商部和外务部;到后来,被视为最保守的礼部和吏部也过上星期制了。与此同时,在步伐更快的民间,特别在城市里,作息制度已经易帜,融入生活。
不曾想到,1926年的星期制,并未占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1月23日,名列“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开业。因为人多,从上午11时起,每隔十分钟开门放人一次,后来挂起免战牌:“停止参观,各界见谅。”开业的第二天是星期日,面对如此好的客流和生意却关门休息。在当时,上海滩只有新新一家华人公司实行星期日停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