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是要在人与天之间建立一种自然—形而上学式的关联,以作为道德与政治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缺失掉了,用一种功利主义或抽象自由的方式去理解个体,一切将变得格外危险。当前,在强烈个体性的条件下,如何借助自己的传统资源,重新寻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关联的办法,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理解笛福及其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及现代个体主义的真正意涵,而且对我们重新回到中国个体问题兴起的语境中探索中国社会的路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笛福及他的时代
著名传记家约翰·摩尔(Moore,1958: 2)将笛福称作“生于伦敦旧城墙内的第一位现代人(the first modern man)”,其意并不只是指笛福幼年目睹旧伦敦城毁于一场大火,而更多地针对笛福及其作品所透露出的现代的精神气质。
笛福并非一位职业小说家,他的主要身份是不服从国教者、伦敦商人、政治实施者和论战记者。1660年,他生于一个长老会教徒家庭。1一岁时,查理二世复辟,高教会2势力恢复,第二年就颁布《宗教一致法》,取消克伦威尔时期的《庄严同盟与圣约》,要求神职人员遵守主教授任制,无条件接受新祈祷书和被动服从教义。2000多名牧师因不愿被动服从王权而被迫辞去职务,史称“1662大清洗”。笛福一家也追随安斯利牧师(Dr. Annesley)脱离圣公会,他们被称为“不服从国教者”。这种身份不仅使他们只能在圣公会教堂之外进行公共礼拜,还使笛福不能进入牛津、剑桥等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大学,只能上不服从国教者的学院。不过正是这些学院开设的哲学、牛顿物理学、公文写作、演讲等课程,使他获得了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笛福的父母本打算将他培养成一位长老会牧师,但他却投身商业,并迅速从鞋袜商成长为海外冒险家。在他32岁时,一次海上风险投资失败,令他因破产而被债主告上法庭,最后入狱。1702年,安妮女王即位,重用托利党,高教会势力再次兴起,试图立法惩罚“间或服从国教”的辉格党公职人员。3投身辉格党阵营的笛福,撰文《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以一个极右的托利党人的口气,讽刺高教会对不服从国教者的迫害。不过,这篇文章因其逼真的言辞,遭到辉格党不服从国教者的误解,还导致高教会对他的迫害:他被安妮政府下令逮捕,东躲西藏,只好托好友求助于托利党首脑罗伯特·哈里(Robert Harley),并撰文为自己辩护。不过,最后他还是被告密者告发而再次入狱。入狱期间,他的砖瓦厂倒闭,带来他的第二次破产。为了生计,出狱后他同意为托利党政府服务。
1. 这是约翰·摩尔(Moore,1958: 1)的说法,但约翰·瑞提(Richetti,2005: 1)认为笛福的准确出生年份并不确定,大致在1659至1661之间。
2. 高教会指政治上与托利党关联密切的圣公会上层势力,是英国国教会主要构成力量。虽然在威廉三世时期,国教会才分裂为高教会和低教会,但此处为便于理解,统一用该概念。克伦威尔时期,清教派迫害这批国教徒,查理二世复辟时期,他们反过来迫害国教会内的少数派。
3. 不服从国教者为了世俗利益,安于被驱逐出公共礼拜,甚至为保留公职,采取“间或服从国教”的策略,即偶尔在国教会教堂领受圣餐,笛福称之为“不诚实的恶习”,是在“和全能的上帝玩躲猫猫的游戏,而且没人能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他们是在做一个公职行动,而什么时候是做一个宗教行动”(Defoe,2000b: 280)。在笛福看来,真诚的信仰是必须按《圣经》上的要求来信奉上帝,他不能容忍不服从国教者“可变通的良心(flexible conscience)”,“丧失了礼拜和事奉上帝的纯洁性”(Defoe,2000b: 299)。
虽然他在有关政党的表面态度上被迫变来变去,但他在宗教上却始终坚持不服从国教者的原初精神。他讽刺许多不服从国教者为了世俗利益而“间或服从国教”,也抨击长老会对三位一体4的怀疑,以及在英格兰兴起的怀疑之风。他目睹了英国人不再真诚地实践道德的现实,也注意到了政府的道德改良运动收效甚微。《鲁滨逊·克鲁索》是他的第一部虚构小说。用他的话讲,“这个故事,既是寓言的,也是历史的”,是道德和宗教世界对人类“空前的不幸”及人生“罕见的大起大落”的回应(Defoe,1988,3; 2008a: 51)。换言之,这是一个丧失了上帝的、孤独的、茫然而无方向感的个体,如何通过在孤岛上经历的身体和精神的改造,重新获得确定性的故事。鲁滨逊的处境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现代早期社会中人的普遍处境,它充分展现了现代性原初端点上个体、社会、自然、上帝、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复杂关系。笛福的思想对他的时代,乃至对那批通过“五月花号”驶向新大陆的美国建国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本质是同一神性。三位一体的争论焦点在于基督是否有神性。笛福意识到,否认基督位格的神性会动摇整个救赎论。
二、 鲁滨逊的出走
鲁滨逊出身在“平民阶层的上层”,这被看作是外在人生动荡最小、内在身心最幸福的阶层。鲁滨逊只要在父亲的引荐下,本分地从事一门职业,经过长期的努力,就能积累财富,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但他却抛弃了一整套传统的生活样式,选择了一条与“美德”和安宁相去甚远的无常之路。根据当时社会的看法,出海的选择显然是乖戾的。然而鲁滨逊自白道:“倾向(Inclination)使我强烈地抵制父亲的意志和命令,以及母亲和其他朋友的央求和规劝……我始终顽固地对所有要我安顿下来学做生意的建议充耳不闻,并且持续性地反抗我父母,说他们如此积极决心反对明知是我的倾向推动我去做的事情”(Defoe,1988: 7-8)。这种强烈倾向让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抛弃了父母,连一个口信都没带给他们,也没祈求上帝和父亲的祝福。虽然他认为“在天性的倾向(Propension of Nature)中似乎有某种致命的东西”(Defoe,1988: 7),但这种致命的东西不再是奥古斯丁色调的“原罪”,而在于他只信奉内在自然的正当性。笛福(Defoe,2006a: 91-92)在《家庭指导手册》中,用类似于洛克的笔调写道,人在初始状态,心智宛若一块柔软之蜡,准备被塑成任何形状,接受父母认为适于他的任何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之柔软条件会逐渐消失,任何教导或劝说都难以给它留下痕迹。换言之,人心初始的无规定性蕴含着人性万千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的自然倾向的向恶性,而在于于父母是否在人心柔软的条件下为孩子提供了正确的宗教和道德的世界的印象。如果早年宗教道德实践流于风尚,缺乏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忏悔,个人长大后,就会获得比来自自然倾向更大的自由(Liberty),“摒弃父母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甚至摒弃父母自身”(Defoe,2006a: 91-92)。
笛福对鲁滨逊的初始状态细腻的刻画,体现出他对现代人性敏锐的洞察。当基督教教义四分五裂,传统的教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规定,没有被束缚在手艺劳动中的士绅少年,变得极易听从内心的自然倾向,而不顾任何传统的规范和习俗。鲁滨逊没有接受过任何谋生职业(trade)的训练,头脑中很早就开始充满漫想(rambling Thoughts),一心只想出去看世界(see the world),任何事都无足够的决心干到底(Defoe,1988: 7)。这种既无目的又无定向的想象和自然倾向使得他对待任何日常事务都失去耐心。他不是不愿安顿(settle)在陆地上,而是难以安顿在日常生活之中。未知的海上世界令他心神向往,他不再相信自己原初位置的神意,而急不可耐地想要出走,想要去那个外面的世界经历一番。
这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反叛性激情。鲁滨逊的“出走”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了四次。最初出走时的他,仅仅是个充满幻想、固执反叛、渴望自由的年轻人,凭自己的自然倾向打破一切旧有约束,毅然地出走。但经过出海,他变成混迹于逐利世界里的略有经验的几内亚商人,受“一种狂热的、杂乱的增加财产的观念”的催促,再次出走(Defoe,1988: 15)。达到巴西之后,在葡萄牙船长的帮助下,鲁滨逊学会了种植甘蔗和制糖的门道,并经过四年的努力,将自己的种植园经营得颇有一派繁荣的气象。但即使这样,他仍然又一次出走。“自然和神意协同(concurr)揭示的追逐前途的合理手段并使之成为我的职责”,但“我头脑开始充满超过我能力所及范围的计划(Projects)和大事业(Undertakings)……我不能满足(content)……而追逐一种轻率极端(rash and immoderate)的超乎事物本性的快速崛起的欲望(Desire)”(Defoe,1988: 7)。
鲁滨逊屡屡出走,每一次的出走,较之前一次,都更加积重难返。纯粹的自然倾向,在物的世界里,变成对金钱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鲁滨逊的内心结构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从懵懂反叛的年轻人,到地道的水手和几内亚商人,再到种植园主,看似经历不断丰富,欲望日益膨胀,实则这种欲望难以遏制的原因和他第一次出走时的状况一样,都在于他内心里只有自己的自然倾向和冲动。不良的社会风气让他的良心沉睡,弱小的理性无法抵抗幻想和激情。
首先,他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表面上他的世界版图在不断扩大,他越来越有经验,也似乎越来越能够成为“增加我的机运”的老手,但越是如此,他在每个阶段都愈加不自主,而这种不自主随着他力量的增加,其局限性反而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笛福用土耳其海盗的劫掠、巴西“孤岛”,以及真正处在文明之外的蛮荒之岛来呈现他这种内在的奴隶状态。鲁滨逊回忆:“轻率的性情支配了心智,使我们在奔腾的激情中直流而下。没有自觉的运动(agency),我们做了无数的事,并且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制定任何计划方案,仅仅直接屈从于意志,也就是激情。我们的理解力并没有协同左右(the Concurrence of our Understandings)”(Defoe,2008a: 129)。
在奥古斯丁那里,自由意志是人追求善的灵魂的能力,它本身即“中等之善”,虽然它有可能被人滥用,但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根本不可能正当地生活(奥古斯丁,2010:132-136)。然而,笛福指出,意志本质即激情,虽然它和理解力同为灵魂的两位代理者,但如果没有理解力,它将使灵魂无法成为身体有效的主人,人也就堕落为兽。笛福的理解与传统基督教已有很大的不同。他洞察到激情作为生命本原的主动性以及意志—激情结构的巨大力量。不过,他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认为人的任何行动只能诉诸于意欲结构。他看到,人可以借助“思”(thinking)来超越当下意志和欲望的奴役。这种“思”是一种对自我的深度反省(reflection)。
因此,鲁滨逊反复出走,是他不愿运用理智规定自我的结果。少年的他任性而为,既不考虑他人建议,也不顾及他人感受,每逢严肃的念头出现在头脑里,便竭力摆脱;成为商人后,他野心勃勃,曾使他逃离父亲的那种“恶的影响力”再次催促他离开伦敦,去几内亚跑一趟;即便在巴西过上安稳的生活,他的头脑又很快充满超过其能力的计划和事业。笛福看得很清楚,当人失去认识更高道理的意愿,纯粹社会经验的积累并不能使人获得自我的规定性。
鲁滨逊的第二个困难也恰恰在此。与笛福小说中其他主人公一样,他注定是一个“孤儿”。“父亲的家宅(Father’s House)”不能使他内心安定,社会也无法给他提供直接的家。鲁滨逊出走的直接起因是伙伴的怂恿,他继续堕落也是伙伴用灌酒和玩乐的老办法,使他的良知麻木,停止反省。笛福生动地描绘出缺乏规定性的社会风气下人的虚荣与软弱。他们没有确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功过,只在乎想象中他人的眼光和表面的评价。笛福用几个年份隐约地暗示,鲁滨逊是成长于英国内乱中的孩子。他7岁时,清教徒砍了国王的头,信仰、政统,乃至家庭秩序,都发生巨变。每个人似乎一下子赢得了无限自由,自由地思考上帝的存在,自由地反叛传统的权威。鲁滨逊抛弃父亲和上帝的恶时间,也是《航海条例》颁布的同年。海洋成了新的自由世界,多少士绅少年反抗父亲的管教,不顺从上帝的照看,匆匆涌入这个新世界,与来自各地的陌生人(strangers)打交道。笛福看到,当人仅仅坚信内在倾向的正当性,不断走出旧的结构,他很难在社会的洪流中获得自我的规定性,明事理,通人情。单纯的社会状态不但使他难以认识到人之为人的更高道理,而且使他容易受他人影响,抵制忏悔,最终丧失了善恶起码的感觉,沦为“仅仅受自然本原支配的野兽”(Defore,1998: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