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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国共双方进入这个原本比较陌生的地区后,都面对许多复杂的未知数和变数,因而多次变更原有的决策和工作部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入东北,但处境仍十分艰难。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初期拥有显然优势。经过九个多月的反复较量和检验,共产党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终于站稳了脚跟,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东北局势奠定了基础。
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是指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至1946年6月国共双方暂时停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中,这个阶段的情况特别复杂:矛盾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和未知数,而且急剧地变化着,常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双方都在摸索着前进,多次变更原定的决策和部署;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初期拥有显然优势,咄咄逼人地向前推进,共产党军队虽已先入东北,但环境陌生,立足未稳,又受到种种限制,处境十分艰难。经过九个月的较量,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终于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形成双方相互对峙、此长彼消的格局,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个阶段情况极端复杂,许多问题无论当时或以后,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中间,都常存在争议。这些争论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或者没有足够估计当时东北环境的异常复杂和迅速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试图粗略地考察和探讨这个阶段东北局势是怎样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一、抗战胜利前夜国共双方对东北问题的设想
中国有句老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情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能不能有正确的预见和准备。
日本那样快宣布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多少都有点意外,但总的趋势在1945年上半年已能感觉到了。那时相继召开的国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东北在战后全局中的地位以及相应对策,两党的态度有相当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将东北问题看作战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这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① 10天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分量说得更重:“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② 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甚至一度设想要争取“独占东北”,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战后的设想,着力点首先放在关内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上,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战前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被他们视为命根所系。在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有六次讲话,没有一次谈到东北问题。③ 这多少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关注重点在关内,尤其是江浙地区,还不在东北。
当然,东北不会完全置于国民党视野之外。对东北问题,国民党怎样打算?这就得说到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它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条件包括苏联取得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特权,并提出“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这个协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当时都毫不知晓。6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通知赫尔利大使将协定条款正式告知蒋介石。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要求,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换文和所附各项协定中,除确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苏联在华各项特权外,并在《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写道:“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④ 也就是说,苏联在进军中国东北时控制的地区只能够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不能交给别人。据杜聿明回忆:蒋介石那时“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⑤。这以前不久,蒋介石对将要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说:“俄国对中国与中共之政策与行动所表现之事实,证明只要美国对华政策坚定,则其决不敢对中国甘冒不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或接济武器。”⑥
此外,蒋介石曾要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主持草拟一个《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只是简单地规定方方面面的接收办法,其实无异一纸空文。⑦ 1945年春,“中央党部临时成立一个对外不公开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由吴铁城(引者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⑧)和陈立夫(组织部长)召集。”个把月吃饭一次,“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谈”。⑨
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东北的地位,在国共两党心目中相差悬殊。在共产党方面,已富有远见地把建立东北根据地看作战略重点,将它视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基础,全力争取,甚至认为即令为此“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也在所不惜;在国民党方面,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东北的重要性,但相对而言,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关内,而且以为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对东北工作并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部署。这两种不同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出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会怎样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首先进入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150万苏联红军大举跨过边境进入东北,迅速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10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日到月底,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已全部解除武装。
面对短时间内如此迅猛的急转直下的巨变,谁能够当机立断,毫不延误地争取先着,谁就能在事态的下一步发展中取得主动地位。
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错失时机,几乎立刻采取了相应的有力行动。尽管情况还没有完全明朗,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就接连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受降。其中,第二号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和现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部立刻向东北和内蒙地区进发,以“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受日‘满’敌伪军投降”。⑩ 可以注意到:延安总部要求首先向东北进发的部队,一部分是东北民众熟悉并感到亲近的原东北军,一部分是离东北地区最近的冀热辽部队。这种选择是十分恰当的。
最先行动的是冀热辽部队。他们做到了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尽管蒋介石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但据李运昌回忆,“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总部)命令后,于8月13日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一万三千余人和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及二千五百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并由我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冀热辽的东进部队分为三路,其中东路的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由曾克林、唐凯率领,绕开山海关,经九门口跨越长城,先用10天时间扫清山海关外围,将日伪军3000多人围在山海关城内。30日,在苏军炮火配合下,曾克林部攻克了战略重镇山海关。9月4日,曾克林部乘火车北上,进入并接管锦州。第二天,曾克林、唐凯又率部乘火车继续前进,直抵沈阳。沈阳是苏联红军在8月21日解放的。他们事前没有得知有关八路军的任何消息,对曾部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立刻调部队将火车站包围起来,不准曾部下车。曾克林前往苏军司令部交涉。三次没有结果,曾克林只能以大家都是共产党人来打动对方。这时,部队在车上已停留一天了。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最后同意部队下车,到离沈阳30公里外的苏家屯去。这是东北民众在沦陷14年后第一次见到中国军队。部队行进途中,民众情绪十分热烈。卡夫通又改变主意,同意部队改驻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9月7日,苏联驻沈部队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琴科上将等会见曾克林、唐凯。商谈时,苏军提出:“从现实看,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国民党接管东北似乎是合法的,共产党接管东北似乎是非法的。因此,建议你们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把八路军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外交上也可以争取主动。”苏军远东司令部又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苏军还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曾克林部看守,但不久又收回了。(11)
除了可以首先行动的冀热辽部队以外,中共中央接着调动的是在山东的原东北军万毅部。万毅是辽宁金县人,满族,18岁投入东北军,做过张学良的临时副官,西安事变时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38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带领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进入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后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传出的当天,中共中央立刻考虑到需要运用这支原东北军的部队,致电山东负责人:“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12) 但没有向他们言明要调动到哪里去。两天后,又致电山东,这次就讲明白了:“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13) 8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山东分局等,作进一步指示:“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电文又谈到调一批干部去东北的事:“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14) 吕正操是辽宁海城人,林枫是黑龙江望奎人,可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要尽可能多一些东北民众容易亲近的东北籍人士。万毅部原定由陆路经河北到热河边境集结待命。29日,中央又来电:“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罗荣桓找万毅谈话时说:“你们滨海支队的底子是东北军,比较熟悉东北的民情风俗,到东北去扎根比较方便。但是,现在部队里绝大部分是山东人了,东北人只有百把人了吧!你们还可以把原在东北军一一一师工作的干部集合起来,带到东北去发挥作用。”(15)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东北开进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在这段时间内做了哪些事。那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它的精锐主力已退到中国西南地区,短时间内难以抵达。蒋介石一时也没有准备把精锐主力调到东北。杜聿明回忆道,蒋介石的方针是:“集中全力,先劫收关内,再劫收关外。”(16) 美军又指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大都市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前往受降和接收。因此,国民党军队迟迟没有进入东北,打算在稍后从苏军手中现成地把东北整个接收过来。
9月1日,国民党发表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翻开熊式辉日记可以看到,他在这前后花时间最多的是东北党政军的人事安排。在忙碌地会见的众多来访者中,有自荐要求去东北担任某职的,有来介绍某人可任某职的,有应熊邀前来征询可否担任某职的。熊式辉还在一些人的名字下标注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他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余之不才,担负收复东北重任。两旬以来寝馈难安,盖平素固不曾考虑及此,因之于事须从头研究,于人须从新物色,此受命后百务丛脞,旦夕不遑也。”(17)
在人事安排中,争夺职位异常激烈。杜聿明讲得很坦率:“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较内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许多喽罗们都想在苏联军队击退日寇侵略者之后,分到一碗现成饭。于是僧多粥少,争食者众,各方奔走活动几乎无法应付。”(18) 这又涉及派系利益。熊式辉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温晋城来,因邀其赴东北政委会为秘书主任。伊答俟与(陈)果夫、(程)天放等一商,并慨言人事上力量对消之害,隐隐指党内同志不能互相协力。”“(蒋)经国又告日来各方对东北人事颇多议论,询予曾闻今日(中)常会争论否,谓其内容颇不简单。”“韩主席(引者注:韩俊杰,当时宣布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来家相告,今日东北同乡会纪念会演说,有三五人从中责难,谓你(引者注:指韩)何以不准我们回乡,‘显有人指使’云云。”(19) 这些,使熊式辉感到焦头烂额,得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付这些事上。
在人事纠纷中,最大的问题是东北军事长官人选由于高层内部矛盾重重,迟迟无法确定下来。蒋介石原来考虑的对象是张治中。8月14日,熊式辉随宋子文在苏联谈判时,日记中就说:“黄昏时,子文告东北行政长官事,已奉电复由余任之,军事代表文白(引者注:张治中字)任之,伊未到以前由余兼。”熊对张十分不满,不愿同他合作,在23日的日记中说:“如文白往东北,余愿任西北。嘱达铨(引者注:指吴鼎昌,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代陈。”当晚,他又记道:“知今午达(铨)所转陈事,已蒙总裁决定,余等任东北,文白任西北(即新疆)事,数日来飘摇未定之局乃告一结束。西北之意,为余昨夜久思未寐而得之结果。”(20) 确定张治中不去东北后由何人接替,这个问题又延搁了半个月。到10月8日,才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但熊式辉“对关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极表不满”(21)。关麟征也还没有上任。恰好当时蒋介石要担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用武力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龙云十分不满。为了安抚龙云,蒋介石在16日发表命令,将杜聿明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隔了几天,宣布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长官之争才算告一段落,开始着手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这时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个多月了。
前面说到,中国共产党在进入东北时特别注意派出东北民众感到亲切的原东北军和东北籍人士。熊式辉在宣布就任东北行营主任前几天,曾应邀与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上层人士万福麟、刘多荃、莫德惠等谈东北工作。莫德惠代表在座者提出:“同人希望多用本籍者。”熊式辉本来要任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为东北行营参谋长,何因眼疾未能就职。关麟征在准备就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就“言东北军人之旧派,用之颇有顾虑。意指何君言也。”更值得注意的是,熊式辉日记中记载蒋介石当面嘱咐他:“毋使尽用前汉卿(引者注:张学良字)旧人,免将来指挥不灵。”(22) 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代主任委员的栗直也说:“中央将东北划分九省,为的是安插中央之大员,排除东北军之原有势力。”(23) 尽管张学良已被软禁多年,蒋介石的疑虑依然很深,担心东北光复后原东北军势力重新抬头,以致“指挥不灵”。这一点,朱德看得很清楚。他对出发东北工作的干部说:“他又不要东北人如张学良等人回去,只有服从他的人,他才让去。”(24)
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已经开始:一边是起步早,动作快,行动起来便全力以赴,并且注意发挥原东北军和东北籍人士的作用;一边是行动迟缓,内部矛盾重重,对原东北军人士更疑心极大。这些,不能不对以后的东北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三、苏联对东北问题的态度
抗日战争结束时,东北地区处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下。苏联的态度如何,自然对局势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们的行动充满矛盾,往往前后不一,反复多变,步调也不十分统一,有时会做出使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吃惊的事情来。对这种微妙复杂的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方法来评判,需要放眼当时整个国际环境,具体分析。
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美、苏、英于战争结束前夜共同划分势力范围,初步确定战后世界政治基本格局的结果。根据这个协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取得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特权,承诺撤军后将他们控制的地方只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这是它必须遵行的国际条约。战争结束后,苏美矛盾很快上升,相互疑忌并提防。它们争夺的重点更突出地表现在欧洲,包括德国和东欧问题的争执上,对亚洲一时不能有太多力量顾及,都不希望在这个地区将矛盾激化。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损失巨大,更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不愿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大的冲突。还要看到,当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放心,有时担心它成为“铁托第二”。《徐永昌日记》载,中苏条约签订前,据宋子文称斯大林曾表示:“支持国民党与蒋先生领导中国,而协助我新疆及东三省完整,不承认与延安有关,并可助我解决之,对延安提议之联合政府尤表示反对,且谓延安非共产主义者。”(25) 转述的话未必准确,但苏联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不很信任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苏方全力支持中共力量进入东北,是不可能的;他们坚持将苏军控制的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有时甚至对中共负责人采取十分粗暴的态度,并不奇怪。
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随着苏美矛盾在战后的急速上升,苏联十分担心美国势力随着国民党军队而渗入东北地区。国民党方面又有种种反苏表现。因此,苏方在10月5日以“自由商港不能作运兵之用”为理由,断然拒绝美国军舰运载国民党军队驶入他们控制下的大连港登陆,有时表示支持中共军队用武力扼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此种考虑。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在10月29日日记中写道:“马林诺夫斯基一再提及美军舰驶入大连港,及舰长登陆之事,可见其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进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马氏怀疑东北党部有反苏色彩,且疑及行营。可见苏联对于我政府,尚未能深信可与苏联亲善。因此尚不愿见我方军队迅速顺利运入东北。”(26) 时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11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也说:“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利益,甚至在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此乃苏联最近一切设施之主要原则。”(27) 他们两人当时都已来到东北,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他们对苏方的真实态度看得比较清楚。何况苏方和中共毕竟都是共产党,在不明显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情况下,常对中共军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还给以一定的便利,包括一度把某些军械仓库让冀热辽部队看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点,在苏联红军下层官兵中表现得更明显。双方语言不通,但一唱起《国际歌》,彼此就亲近起来。还有一个情况也不能忽视:苏军所控制的其实只是一些较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农村、一些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不是他们控制力量所能及的,也使中共军队便于在这些地区自由展开活动。
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可以说苏联在东北对中共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帮助”。它是“有限度”的,特别是不能公开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中共对它抱过大的期望,肯定不可能实现。但它确实给了“帮助”,这也很重要,否则,中共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并适当改善了装备,是难以做到的。这对东北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彭真这样分析:“苏联在此次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很大,牺牲也很大。为了避免冲突、战争,订立了中苏条约,要把东北政权交给蒋介石。但是,苏联真的是愿我们胜利的。”“一个是党,一个是国家外交,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感情,一个是政策。看到这几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矛盾中进行的。”(28)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谈到,那就是长期在东北各地浴血苦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当地群众中有着不小影响。1940年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抗日联军余部进入苏联境内,后来改编为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1945年7月,为了准备回国作战,改选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任书记。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时,由于需要有熟悉东北情况并且语言相通的人一起行动,抗日联军便组成许多工作组,分别随苏军进入57个据点。“周保中等经与苏军商定,我们的各个工作组长将以苏军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公开身份出现”(29),如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分别担任长春、沈阳、哈尔滨的卫戍副司令(司令员是苏联军官)。他们虽然有责无权,但身穿苏军军装,有着公开的领导职务,在当地初步开展工作和沟通苏军同中共的关系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NextPage]
四、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立
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引起不小震动,特别是消息外传后受到西方国家指责。曾克林回忆道:“当部队进入沈阳后,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纷纷发出消息,指责苏联政府违背波茨坦三国联合公告,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进入沈阳。沈阳卫戍司令部成立后,苏军曾一度把军火仓库交给我军看守。我军借看守仓库机会,打开仓库,拿出一批武器,迅速扩大队伍。美国得到消息,又向苏联提出交涉。”这些指责,使苏方感到很有压力。苏军要求曾克林部退出沈阳。曾克林、唐凯断然拒绝,说:“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命令来的,只有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走是不行的。”(30)
这时,苏联驻东北的红军还没有同中共中央取得任何联系。前面所说这类问题,不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难以处理的。周保中向驻在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同中共中央联系。华西列夫斯基也有这个意思,便派苏军总司令部一名懂中文的上校卫斯别夫和曾克林在9月14日乘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31)
尽管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已近10天,中共中央对东北具体情况仍不清楚。曾部没有大功率电台,不但不能同中共中央联系,就是同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也无法联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原来完全没有想到,感到十分为难,但他们没有放松对东北工作的部署。8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说:“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32)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去重庆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为主持;首批从延安赴东北工作的干部也在当天出发。朱德对出发的干部作了报告,说:“讲到东北,昨天条约一看,很多人灰心不愿去了。但是要知道,虽然有此条约,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归中国人自己管,那很明显,谁在就归谁管,东北归东北人管,大家都是东北人,可以管。”“这一次去,大有文章可做。东北他(引者注:指国民党)没有军队在,他怎么去?坐飞机去?就说去十万人吧,东北十万人摆不满。”“你们去,大有工作可做。”(33) 第二天,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分局等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迅速派人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电文说:“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晋察冀和山东准备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34) 9月13日,中共中央初步拟议派彭真、康生、程子华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但这时他们对东北的具体情况和苏方态度仍不清楚,所以主要是抽调干部去东北展开工作,暂时没有派更多部队前往。
9月14日,曾克林和卫斯别夫到达延安。上午,朱德同苏军代表会面。卫斯别夫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口头通知: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八路军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当天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汇报并讨论东北问题。由于对东北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会议下了更大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东北,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们党强大的力量。”“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红军驻扎的地方。”“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35)
17日,刘少奇起草电报报告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点,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36) 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以上战略部署。当天,刘少奇起草发出一份党内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37)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是一个大动作。随后,中共军队向东北进军的规模比原来迅猛扩大,步伐大大加快。各根据地奉令后,都能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不计局部得失,坚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行动。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宏大的场面: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5万多人(包括原东北军万毅部),从9月下旬起到12月中旬,从海陆两路,陆续抵达东北。由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的部队3.5万人,9月28日启程,从苏北出发,长途跋涉,于11月下旬抵达锦州附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正操、黄永胜、文年生、刘转连等部,冀鲁豫军区曹里怀部,晋察冀军区沙克、周仁杰部等也陆续到达东北。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与抗联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还曾考虑过调叶飞、杨得志、陈赓等部去东北,后来因为关内作战形势的发展,没有实行。
兵贵神速。在十分短促的时间内,下如此大的决心,对部队进行这样规模的大调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也是国民党完全没有料到的。
五、从争取“掌握全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彭真、陈云率东北局在9月18日抵达沈阳。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立刻同苏方取得沟通,但事情却远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到延安的卫斯别夫只是一个校级军官,不能代表苏方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和承诺。彭真、陈云一到沈阳,就要求会见苏军当时在东北的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驻在长春)面商,但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通知他们:远方尚未答复,暂时勿去。一些干部本来抱很大希望,以为可以立刻从苏方得到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期待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武器装备。不料,苏军却严令已到沈阳的冀热辽部队要在两天内退到沈阳30公里以外。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运走物资,不准中共方面搬运。中共方面从自己发现的仓库内搬运物资时,只要被苏军看见,立刻派兵监守,不准搬运。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得到的枪支,只有1万多枝。9月23日,彭真、陈云致书记处的电报中说:“现尚无把握取得大批武器、枪枝。修理坏枪,收缴民枪,均需时日。在无法取得大批武器前,出动部队必须携带适当的武器,以便发展。”(38) 30日,他们又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山东的罗荣桓、黎玉、萧华:“近几天来友方对我限制更严,我之部队均将移至沈市以外二三十公里处。”“基于以上情况,由山东来此之部队,在出发前、行驶及到达目的地后,都应特别注意隐蔽目标,避免张扬。尽量做到不为美方所发现,否则对我争取东北之任务将发生严重影响。”(39)
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大规模抽调军队进入东北,发觉得很迟。9月8日,曾克林部已进入沈阳,蒋介石在日记中还只说到中共军队已占领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40) 张公权在9月14日日记中说:中苏之间“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41) 10月1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才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正抽调大批军队开赴东北。下午各部业务联席会议,熊天翼(引者注:熊式辉字)亦至,商讨赴东北问题。”(42)
熊式辉和张公权、蒋经国等在10月12日一起飞抵长春,比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迟了将近一个月。第二天,他们就同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熊式辉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询问苏军撤兵计划;要求国民党接防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恢复交通;行政交接事宜;希望苏方借给船舶、飞机,以便向后方接运接防部队。熊式辉在日记中写道:“会谈殊未得完满结果。”那时,国民党在东北仍无一兵一卒。“行营人员外出,必有苏军保护始得安全。”熊式辉原来把希望寄托在收编伪军上,但“在沈阳北大营之伪满部队金钝所率领者三团中,被苏军缴械者二团,金钝等被拘,闻之殊为懊恼。”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当局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接防部队之及时来到”。(43)
蒋介石准备运往大连登陆的,也不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由于无法在大连和营口登陆,10月20日,蒋介石决定将已由美机空运天津的军队开入东北。他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我空运天津之一军,应集中天津暂驻,不必接美军之防务,并将此军准备于本月杪由铁路经山海关,先入东北接防地。”(44) 31日,国民党第十三军由美舰海运,在冀东秦皇岛登陆。
11月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东北问题。第一天有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参加,第二天又增加了张群、王世杰。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会上,蒋介石决定将无所作为的东北行营从长春撤出,转移至山海关内,并由外交部通知苏方。这是对苏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同时,先用两个军的兵力,开始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14日晚,杜聿明下令已从九龙和越南先后运抵秦皇岛的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全力向驻守山海关的冀热辽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在中共中央预料之内的。国民党军队无法在大连、营口登陆后,毛泽东早就判断:“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45)
怎样应对国民党将要向东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在决策上前后有过几次变化,有过一个“之”字形的曲折过程。这个曲折,以后曾引起许多争论。
本来,中共中央要求东北部队采取分散发展的方针,而且要求“高度分散发展”。分散,才便于发动群众和扩充军队。10月2日,它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曾要求他们:“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46) 9日,在另一电报中更明确地指出:“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47) 以上主张是以往中共在开辟新根据地时的通常做法,是符合当时东北实际情况的。
这个分散发展的方针在一星期后却改变了。10月16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彭、陈、程、伍电中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48) 19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加写了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49) 23日,中共中央在接到东北局对工作部署的电报后复电:“本月底、下月初,你们可收到大批军队及干部,请按辽热两省及安东省为第一位,北满、东满为第二位之次序,部署力量。”“二十一日电所提方针甚好。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50) 这就是以后所说的争取“独占东北”。
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这时改变了原来的分散发展的方针而提出这样的方针呢?他们大体上有这样几点想法:
第一,当时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和谈,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从东北来说,东北人民自治军到10月底已经有3万军队、6000干部到达这个地区,11月更将增加到6万军队、2万干部,而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进入这个地区,更谈不上有效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如果能把国民党进攻部队阻挡在山海关、锦州一线,就有可能在和谈中处于较有利地位,对争取“掌握全东北”有极大帮助。11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说:“没有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东北的胜利,武装斗争是不易停止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51)
第二,蒋介石这时注意力的重点仍在关内,能用于进攻东北的兵力有限。11月16日,他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提出“安定关内,再图关外”的方针,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之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蒋介石还曾寄希望在东北境内还有10多万日军和10多万伪军。他自己这样讲:“这二十余万部队,皆已向中央投诚,只等我们国军去缴械。现在国军不能入境,他们自然要保持武器,为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奋斗。所以共匪纵令受外面力量的培植,在东北发展,但它一二年之内,决不能消灭这二十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52) 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主要用于关内,能够用以进攻东北的只有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前者在11月3日刚全部从香港运抵秦皇岛,“当初换美械时,只领到训练用弹药三个月”,“登陆之后,在秦皇岛附近等待弹药及运输工具补充”。(53) 后者有两个师在发动攻击令前后刚集中到那里,还有一个师约两天后才能到达。在中共中央看来,他们“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如果用全力坚决打击,是有可能把它打败以至歼灭的。(54) 这以前不久,晋冀鲁豫军区在9月10日至10月12日的上党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这时又正在邯郸战役中阻击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3个军,胜利在望。这些,更增强了中共中央的乐观估计。
第三,最初估计苏联红军将在11月全部撤出东北。10月初,苏方忽然向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甚至赞扬“你们气魄很大”,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55) 到10月下旬,仍向东北局表示:下月15日前,如国民党军进攻,苏联红军可协同打击。(56) 他们的这一表态也相当重要,也使中共中央容易产生过于乐观的估计。
但中国共产党这次对东北局势的估计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战局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从热河方面开进东北的中共部队,仅持有少数武器,而从烟台渡海的中共部队,那都是徒手过去的。”(57) 新扩充的部队成分复杂,缺乏训练,战斗力差。防守山海关正面的冀热辽部队和山东第七师,共六个团万余人,由于兵力少,武器装备差,战线长,防御几乎没有纵深,同当面国民党军约8万人相比,双方实力悬殊。“黄(永胜)、梁(兴初)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58) 而前来进攻的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全部美械装备,经补充后火力强大,还由美军拨给卡车数十辆,机动性强;第五十二军是关麟征的起家部队,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他们的补给依靠秦皇岛和北宁铁路,秦皇岛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运输便利。11月1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总攻击。山海关守军虽然顽强抵抗,因装备简陋,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只得在当晚放弃山海关。
山海关失陷后,国民党两个军继续向锦州推进,但冀热辽部队的实力并没有受很大损伤。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写道:“该两军只是沿交通线正面交互跃进,将匪驱逐而已,未见有将匪压迫于海岸,或包围于战场而击灭之构想。有之,亦因部署不当,而未能获致决定性战果。”(59)
11月19日,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赶到锦州附近指挥。“此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辽西兵力分散,参战部队均极疲惫,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战斗力甚弱;出关主力虽正陆续到达,但远途初到,武器弹药不足,棉衣单薄,衣鞋缺乏,极需休整;特别是群众没有发动,土匪甚多,地理、敌情不易了解。”依据以上情况,林彪于11月21日向东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惶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60) 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同意这个建议。26日,锦州被国民党占领。
这时,苏方态度又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原来所说的并未兑现,而且斩钉截铁地采取了相反态度。他们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并没有作出说明,其实,这又同苏美关系有关。伍修权曾说:“他们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61) 彭真在11月间为东北局起草的一份批示中讲到:“美、蒋于本月中旬,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为条约所限制,将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在苏军驻防之地,我军不仅不能与蒋军作战,且必须退出。”(62) 国民党军队已攻下山海关,正向锦州推进,国民党政府并宣布将东北行营撤出长春,这对苏方态度的变化也起着影响。在外交压力下,苏方突然以十分粗暴的态度对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20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方在19日要求他们必须全部退出长春铁路沿线和各大城市,并表示“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63)。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会见彭真和伍修权时甚至无礼地说:“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64) 这又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原来没有想到的。
情况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原有的部署不能不作出相应的改变。11月22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彭(真)林(彪)电,戌皓(引者注:即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各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65) 这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的来历。
从提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掌握全东北”,到要求“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时间不长,中间共一个月零六天。这个不大的曲折和反复,反映出当时东北的情况是何等复杂,变化是何等剧烈。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刚到东北不久的东北局,对他们相当陌生的东北地区情况最初很难全面弄清,只能逐步了解。一个正确的方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需要经过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弄得清楚。
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提出
明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让开大路”有没有下最大的决心,是权宜之计还是一段较长时间的方针?“占领两厢”指的是离“大路”多远的地方?“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后,又怎样才能站稳脚跟,最终扭转东北的战局?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寻求答案。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任务,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并逐步酝酿成熟的。
刘少奇在11月20日致电东北局负责人,指出:“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66)
刚从苏北率部3万多人长途跋涉赶到锦州附近的黄克诚,对东北前方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观察后,在11月26日写信给毛泽东,谈到他们“七无”的艰难处境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从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北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锦州,将直到沈阳、长春。”“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进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67)
这时,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如何对待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东北和关内地区确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就是人口和工矿业几乎密集于这几个大城市和它周围地区。那里产业工人数量多,铁路四通八达。黄克诚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讲到:“东北农村人口太少,百分之六十人口在城市。”(68) 看起来,似乎谁拥有这些大城市和周围地区,谁就拥有了东北;而农村和中小城市仿佛只是一片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经济文化落后、土匪横行的地区,不需要用主要力量去经营,就连想进入这些地区也非易事。而一部分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到东北大城市后,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又滋长了贪图安逸心理,舍不得离开。有些干部对依然驻扎在这些大城市的苏联军队的帮助还抱有过高的期望。因此,不少人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几个大城市上,没有下最大的决心退到离这些大城市较远的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和铁路支线去,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陈云在11月2日前往哈尔滨,兼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那时,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集中在东北的南部,北满几乎没有老部队,还没有立住脚跟。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卡扎科夫中将通知陈云,说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要他们立刻退出哈市,并且不容商议地说:“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69) 哈尔滨市内,“一般群众中间势力,工商业资本家,都对国民党中央抱很好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能降住毛子兵,故在任何场所听到中央军中央政府来了就好了,工人生活没办法也说中央来了就有办法了。国民党乘机宣传中央接收人员来迟,是八路军共产党之故,形成当时一般人的反共反八路军的空气。”(70) 处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不得不在22日晚率北满分局等机关撤出哈尔滨,转移到哈尔滨以东约60公里的宾县。他在那里,对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对东北后方土匪势力十分猖獗和民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等严重情况,比别人有了更准确的了解,也已取得初步的工作经验。
29日、30日,陈云同刚来到那里的高岗、张闻天充分讨论后,由他起草分两天发出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首先说:“根据三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电文明确地得出结论:“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71) 12月8日,东北局才向中共中央转报他们11月29日来电。中共中央立刻复电表示同意。
中共中央在11月28日也给东北局发出电报:“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占领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中心。”(72)
要扭转原已形成的指导思想,谈何容易。12月5日,彭真、罗荣桓曾就苏军撤出后夺取沈阳、长春的部署请示中共中央军委。(73) 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我们企图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74) 24日,刘少奇又致电东北局负责人:“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75) 这些意见是尖锐的,也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在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因疲劳过度,从11月中旬起,休息了一个月。休养中,他仔细研读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东北之间的来往电报,在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一开始就用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这种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哪里?指示同样讲得很明确:“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怎样在这些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指示突出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它要求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76)
这样,中国共产党内对东北的战略方针在认识上基本取得了一致。三天后,东北局在31日作出《对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之指示》,提出:目前创造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是首先肃清土匪,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进一步减租。
提出把整个工作的重心转到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为以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七、四平街保卫战
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需要有一段时间,不能一下子就做到。
这是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陈云在1946年1月的一次报告的提纲中写道:“独占东北改为创造根据地,原因有二:苏美关系,苏联必守和平;我们的力量。”对苏联的“和平政策”,他这样分析:“与国党订约,不允我来”,“办法:实行条约(让国民党)来兵来政。但对国不助,有限制。对共:暗助,要求适合其外交可能。”应该在哪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说:“不能中心城市,也非其附近(游区),靠后。也非山林——广大农村,中小城市,次要铁路。”(77)
事情越来越明显: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要应放在北部的农村。陈云在北满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城市对农村的作用,(东北)比关内更大,但并不是农村离开城市不能生活。发动群众,农民为主,这一条恐也无争论。”“城市开路可以,根本问题在农村。”(78)
要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比关内的根据地更艰苦:那时,老部队多在南满;北部主要是新部队,大多尚未巩固,缺乏战斗力,还有一部分不可靠的分子,先后叛变的有1.8万人。东北土匪猖獗,东、西、北满更甚,他们人数甚至超过当地部队,占据好些县城,或者藏匿山林,四处袭击新部队,对民众无恶不作,有不少还接受了国民党加委的“先遣军”、“地下军”等番号。当地民众中相当多人主要痛恨的是日本人,对国民党抱有“正统”观念,不希望再发生战争,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这种状况在农村更为突出。陈云、高岗在1945年12月6日给东北局的电报说:“二三月来,我们工作上很少接近农民,除少数城市进步分子及某些地方派外,东北一般人民绝少是有抗战初期敌后人民的斗争情绪,而是普遍要求和平。”(79) 从关内来到东北的干部,对东北的艰苦环境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有的人还有抱怨情绪,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有些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还遇到语言不通的困难。总之,可以说是立足未稳。
因此,摆在这些地区面前有四大任务:剿匪,发动民众,练出新部队,统一干部思想。其中,剿匪是关键,民众是靠山,本地干部是宝贝,老部队和干部是行动的骨干。如果不做好这些工作,就谈不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这些都需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面对的局势却异常严峻。国民党当局在攻占锦州后,投入更多兵力,决心要在关外大打。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同一天,国共双方公布停止军事冲突与恢复交通协议。由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协议中规定:“本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80) 19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之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息。”(81) 他们得到美国政府支持,集中美太平洋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大举运兵到秦皇岛登陆,转往东北扩大内战。东北战场上的力量进一步发生变化。2月上旬,国民党军新一军和新六军相继进入东北。这两个军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全部美式装备,在缅甸战场取得过重大战绩,此刻都投入到东北战场上来。3月,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原为警卫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又相继进入东北。东北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多人增加到28.5万人,积极沿北宁铁路向北推进,力图夺取整个东北。东北地区一场更大规模的作战已无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1月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仍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这时,老部队已得到适当休整,新部队继续扩大并得到一定训练。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以老部队为基础,将新改编的部队的人、枪编入,进行重点补充。这样老部队就新部队武器装备的优势,新部队就老部队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的优势,两方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确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8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给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以一定打击,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83) 2月13日深夜,东北民主联军6个团在法库县秀水河子突然包围并歼灭北进中远离主力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一个加强团,共1600余人。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的严重局势下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这个胜利不能小看。它“不但初步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而且消除了我们一些人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84),大大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但国民党倚仗兵力上的优势,继续向北推进。
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12日日记载:“苏联自沈阳撤退时,事前未通知我方,仅于撤退将完之时口头与我方接洽。”(85) 这时,国民党北上的军队已推进到沈阳附近。中共中央东北局在12日开会讨论要不要乘此夺取沈阳。会上认为不宜冒险进攻沈阳。林彪说:“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可能不可能。沈附近火车汽车运输都很迅速,抄我后路也快。打不进,占不住,也退不出,很可能失败的。”彭真最后说:“攻沈的行动是冒险的。”(86) 13日,中共中央也致电东北局、林彪:“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87) 同日,国民党军顺利开入沈阳。
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也进驻沈阳。东北人口最密集和经济最富裕的沈阳附近地区已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那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在北京治疗。熊式辉随即在3月15日下达命令,兵分两路,对南北两个方向发动猛攻:南线,由新六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向本溪方向进攻,以保障沈阳侧后的安全;北线,由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欠一个师)计划在4月8日攻占四平街,随后继续北上。当时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回忆说:“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国共停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88) 熊式辉并在3月29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继续增兵:“我军有12至15个军来东北,可次第收复全境。”(89) 但国民党军队在关内正酝酿发动全面内战,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前来东北。4月6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90)
这时,苏联也正加快从中国东北撤军。王世杰3月23日日记载:“昨日午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持一照会来,谓苏军决定于4月底自东北撤退完毕。”苏军马林诺夫斯基总部在4月5日离长春回国,全军如期在4月底撤完。王世杰5月7日日记载:“顷据董彦平(引者注: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自伯力来电,谓苏方声明已于4月30日全撤。”(91) 这样,东北战场完全形成国共双方对峙和交锋的局面。
四平街保卫战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四平街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联结三条铁路线,是东西南北满间的交通枢纽,正当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咽喉要冲。苏军撤走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开到那里,只是收编了一些伪军和土匪部队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在3月18日歼灭那些伪军和土匪部队,解放四平街。29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25日来电,进一步指示各部队:“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三市,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干净消灭各该市顽匪。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望亲自负责,周密部署。”(92) 长、哈、齐三市的状况和四平街差不多。4月下半月,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用类似四平街的同样方式,先后解放了这三个城市。以哈尔滨为例,当时出任市长的刘达回忆:“除了那200多名伪军改编的保安队外,所说的国民党地下军多少多少,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且那200多名保安队现在已开始脱掉军衣,陆续向东北逃跑,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所以,“未放一枪,解放了哈尔滨”。(93)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对四平街保卫战极为重视。3月26日,彭真为东北局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林彪的电报:“根据中央指示,我之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完成此任务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以便确保以哈长为中心的北满全部于我手中。”“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94)
四平街保卫战前后持续一个月。
4月18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四平街发动猛攻。第七十一军(欠一师)等相继投入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在装备差的情况下,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双方进入僵持状态。国民党编写的战史评述在这个阶段中作战指导的缺失有三:“一,兵力分散,忽视优势作为”;“二,习于正攻,缺乏包围构想”;“三,再衰三竭,战略构想欠当”。对第三点,它这样说明:“长官部因侦知四平、长春之俄军即将北撤,在迫不及待之状况下,拟乘匪军尚未进据以前,抢先接收;就政治观点言,容有必要,但就军事立场言,似嫌轻敌躁进。”“北上之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进抵四平市郊时,攻势已达极限,致战况陷于胶着。”(95)
5月14日,原在南线的新六军等部队攻占本溪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大举北上增援。这一来,四平战场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几乎倾巢出动。南北两路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四平街地区的总兵力已猛增至11个师,约16万人,交通运输快捷,并有大量坦克、重炮和飞机配合作战,对东北民主联军实行夹击,企图在此决战。《徐永昌日记》5月14日载:“据杜聿明派来参谋称,一月来攻四平街无进展,近调新六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加入我右翼,希望一举攻下四平街结束对东北之攻势云云(原正面为新一军,左翼为七十一军)。”(96) 18日晚,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处于严重不利局势下断然下令撤出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街后乘势北上。长春附近地形平坦,东北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已十分疲惫,难以固守,主动撤出。国民党军在23日不经战斗,进占长春。但他们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在关内又难以抽出增援兵力,无法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四平街保卫战的得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的黄克诚,在1月29日曾致电林彪、彭真:“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来;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四平街保卫战展开后,他曾多次致电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5月12日,当南线国民党军开始向四平街大举增援时,他直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撤出四平街和让出长春。电文说:“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得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97) 后来,他在《自述》中写道:“敌人在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逐个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多了。”(98)
事情看起来似乎有点反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阵地防御战,在遵义会议以后几乎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这时中共中央却在一段时间内要求坚守四平街,甚至一度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这样的口号?这同“让开大路”的方针是不是相矛盾?看来,这是当时东北局势面对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它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国民党新一军开始向四平街发动猛攻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尚未解放,北满后方根据地更远未巩固,这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如果在此时此刻听任国民党军长驱北上,势必造成极大混乱,中共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也难逆料,至少会陷入严重困境。这里,时间极端宝贵,甚至需要以付出相当代价来换取。3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和林彪,提出:“目前时机,对蒋对匪(引者注:指后方的土匪猖獗)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无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通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近日所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99) 4月19日,即解放长春的第二天(哈尔滨、齐齐哈尔尚未解放),中共中央又致电彭真、林彪:“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100)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下决心举行四平保卫战很重要的着眼点在为后方建立巩固根据地争取时间。但是,过去中共军队没有同全副美式配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交过手,缺少这种经验,因而对它们的实力有估计不足之处。
第二,自从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以来,夺锦州,占沈阳,又大举增援,汹涌北进,很有点骄横不可一世的气势;而东北民主联军除秀水河子一役外,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没有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如果听任国民党军顺利北进,而东北民主联军却一退再退,过分示弱,将在人们思想上造成错觉,产生不利影响。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曾讲过:“群众对国共不清楚,看到国民党来,势如破竹,政治影响对我不利。”(101) 有如前引黄克诚所说:“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来。”四平街一战,已引起万众瞩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需要在这次战役中挫折敌军的锐气,动摇他们的信心,鼓舞己方的民心和士气。最初,国民党在北线出动的主要是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而全副美式配备的军队对补给依赖很大,东北前线同国民党统治区后方之间的补给线又相隔很远。这些也使中共中央认为有此可能。4月29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称:“国民党方面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作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此次本溪、大洼两次正规战,四平街顽强固守,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企图打至长春,但亦焦虑无把握。”(102) 5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103) 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正在防守本溪的南满军区萧华等的电报中又强调:“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104) 可见,中共中央对挫敌锐气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的。
第三,当时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仍在继续,没有完全破裂。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返国述职后将回中国。中共中央对达成和平协议仍抱有期待,认为东北停战有可能很快实现,希望东北前方能不惜牺牲,打一两个胜仗,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如果在和平协议达成时控制的地区多一些,这些地区就可能保存下来。苏方也向东北局表示:你能在四平以南解决问题,三市自是你们的。到四平街保卫战将要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内有过小的不同意见。4月11日,林彪致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电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105) 同一天,正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等说:“陈诚昨日犹坚持非接收长哈段铁路不能停战,今日见东北人士,忽改口赞成先停战维持现状,然后谈整军及政治。我估计部队可能由于四平打不过去,十五日前不能到长春,始赞成先停战以保长、哈现态势。”“请中央速令东北在两三日内抢先开兵入长,与国军和平共居,并以优势压倒之,惟不伤人,不无故捕人。本溪已稳住,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当时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全面内战能否制止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的电文说:“蒋之大打大斗政策,东北如能打进长、哈,必打;如受些打击被阻四平街,或进入长春已受打击,还可能与我谈判。”“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106) 13日,中共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说:“马歇尔有于文日(引者注:指12日)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07) 可见,“以利谈判”和尽力争取达成和平协议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平街打这一仗的重要因素。
第四,最初国民党军兵分两路,能够北上进攻四平街的只有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欠一个师),兵力有限,而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整,战斗力有所加强。在南线的新六军等北上增援前,新一军等一时尚难突破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的防御线。这也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在新一军等北上进攻时能实施四平街保卫战的一个原因。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同装备优良并受到严格军事训练的新一军等很长时间对峙,挫折了国民党军北上的锐气,也积累了一些同这类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东北民主联军的损失也不小。中共中央有鉴于此,逐渐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108) 等到南线的新六军等攻占本溪、大举北援,这时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再在四平街打下去显然已十分不利。5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109) 18日,林彪乘两路国民党军尚未形成合围之际,不等中央回电,断然决定撤出四平街。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复电批准。吕正操回忆道:“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110) 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又撤出长春,主力退据松花江北岸,同国民党军隔江相峙。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评论道:东北民主联军“警觉性高,避免在不利态势下被迫决战”(111)。
四平街保卫战,是为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在东北全境军事进攻和在最后关头力争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东北民主联军在兵力处于劣势、又缺少同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作战经验的条件下,顽强抗击达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在全国引起震动,并且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在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的伤亡达8000人,而且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力量。因此,这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战斗。5月27日,中共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112)
八、“七七决议”
国民党军在5月23日攻占长春后,蒋介石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企图乘势北上,控制整个东北。他在25日日记中写道:“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113) 蒋的亲信内政部政务次长、军统局帮办唐纵在24日日记中也写道:“我军昨日收复长春,此一战役,关系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影响巨大。”“可见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的作用。”(114)
事实上,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东北民主联军尽管撤出了长春,但主力仍然保存着,而国民党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已力不从心。毛泽东早就看清:“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115) 5月26日和28日,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两次致电蒋介石,转告马歇尔的提醒。前一次说:“钧座对东三省军事似不愿至此告一段落,惟据其所闻,此次共军死伤一万二千,俘虏仅四百余人,如是共党主力并未击散,共军现在避战,如国军跟踪而进,则必延长战线,予共军以处处可以截击之机会。”后一次说:“我军如再由长春跟踪北进,则运输线愈长,地位愈感困难,危险亦愈甚。”(116)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他的这些看法是有军事眼光的。从国民党方面说,继续北上确非力所能及,而且也不能不考虑美方的意见。时任军令部次长的刘斐说:蒋介石“暗中的主意是: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程度”(117)。他确实也只得如此。
这样,国共双方在6月6日共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第二天正午起,东北休战15天。这是双方当时在东北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决定的。以后,双方又达成协议,延长停战期限。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对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由此正式开始。蒋介石的注意力不得不更多地集中在关内战事上,无力他顾,原拟再调往东北的3个军不得不留在关内,东北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得到新的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停战,实际上延续了四个多月。
这四个月,由于战事暂时停止下来,东北根据地紧紧抓住这段有利时间,集中力量实行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6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及林彪,要求他们:“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118) 16日,对东北局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他们五人任东北局常委。
那时,在抗住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后,东北解放区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面积占东北的五分之三)及南满几块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根据地还不很巩固。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就是以后通称的“七七决议”。(119) 它标志着东北党的战略重心真正全力转到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并且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明确起来。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折,对整个东北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七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什么?陈云在西满干部会上的报告作了鲜明而生动的说明,谈得很透彻。他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东北形势很复杂,但也可以概括成“敌强我弱”四个字。脑中所想的与实际不相符就发生混乱。把情况看得一致才能谈政策。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的形势中仍会这样。因此,不夸大敌人力量,但也不轻敌。我们自己则应准备最坏的斗争,争取最好的斗争,不侥幸从事。
第二,改变敌强我弱情况,使我力量增加,敌人力量减弱,有充分可能。依靠什么改变?增加群众(农民)的力量,即可使人们力量增加。群众会不会起来?如果做工作,一定会起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群众没发动起来。现在决定抽1/3军队下乡帮助群众工作,一般干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乡去做群众工作。过去也提出过把干部抽下去做群众工作,但今天应确定农村的群众工作比重应占80%。下去工作可以不分什么等级。下乡时要决心吃苦,汽车不要,皮鞋取消,苦他一年半载。
第三,我们的任务,建立长期战争的观点,肃清对战争、和平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现在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是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平是打出来的,决不是主观的愿望。现在根据地、大城市两种工作中,根据地工作是第一位。根据地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东北城市对农村作用大,但主要还是农村。过分强调城市作用,否定农村工作是不合事实的。中央五四决定是发动农民最好的工具,农民是要土地。对群众各种组织都要,特别是群众武装更重要。干部派下去后工作好坏的标准,第一个标准,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地方干部产生了。如果地方干部产生得多又好,那个地区的工作就不坏,不然,就是其他工作很好,没地方干部也会垮台。
第四,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与今后一个时期,敌我力量对比上是敌强我弱。现在我与敌力量相差不远。由于我们存在许多优点及他们的困难,加上我们的工作,力量是一定会变化的。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有东风则有恃无恐,要注意“欠东风”,也要注意“万事俱备”。(120)
“七七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真正把工作重心集中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个根本上来。这项工作在此前已经开始,东北局还在4月19日发出过切不要忽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但工作的规模还不很大。“七七决议”传达贯彻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局面同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广大干部离开城市,不管原来是哪一级,都换上农民衣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下乡热潮。他们和当地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事。东北民众长期处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民族意识更强,因此,前一阶段发动群众时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为民众痛恨的汉奸,大力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把占东北全部耕地1/3、长期为日伪占有的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实行减租减息。从1946年7月至11月,东北局又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3000万亩土地分配给42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比原来又大进了一步。广大贫苦农民生平第一次感到有人这样地关心和资助他们,逐渐改变了最初对共产党所持的观望和疑虑态度。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党的影响。在农村中很快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农民们踊跃参军和支援前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迅速扩充到23万人,并初步建立起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基层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起来或得到巩固。与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军事打击同政治瓦解相结合,到这年12月,共剿灭多少年来骑在民众头上横行不法的大小股匪2万人,抓获三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消除了后方的心腹之患,使民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并且对巩固根据地和土改成果增强了信心。
经过这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东北根据地终于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得以从容地集结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令人吃惊的新姿态出现在后一阶段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它的力量源泉从哪里来?是深深地植根在人数众多的广大贫苦农民中。中国共产党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当时全部工作的第一位,并给以正确的组织和领导,就把这股以往不受人注意、甚至被瞧不起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组织起来,化为谁也阻挡不住的力量。没有这个变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到来是无法想像的。
再看国民党统治区,那是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军队在占领沈阳、四平街、长春、永吉,直抵松花江边的时候,它的力量已近用尽,它所控制的地域已达到巅峰状态,以后就要从隔江相峙到走下坡路了。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也承认:国民党军队此时“攻势已达顶点,以五个军之兵力,转战历一周年,战力之发挥已至极限”,“过此则渐步入衰退之困境”。(121)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和内部原来存在的各种问题便加速暴露出来,同东北民众的矛盾恶性发展。这种状况,国民党一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也感觉到了。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坦率地回忆道:“在国民党统治区,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进攻东北之初,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随着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涌入东北。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糟的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郑洞国和杜聿明一次酒后的深夜长谈。郑洞国回忆道:“谈话中,我坦率地提醒他,目前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现象,远比当初我在北平见他时预想的严重得多,倘不及时设法,终要失尽民心的。杜将军闻言沉默了半晌,突然张大了眼睛愤愤地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停了一下,他又神色凄凉地说:‘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122) 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应验了他的预言。
较量,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谁能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却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实际,也很重要。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结束了,开始跨入下一个阶段。前面所说这个阶段中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和人心向背的鲜明对照,实际上已清楚地预示了东北全局未来发展的走向。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6页。
③《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91—140页。
④《“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5册,台北,渤海堂1996年版,第7093页。
⑤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大事长编》)卷5(下),秦孝仪总编纂,无出版单位,台北,1978年版,第678、679页。
⑦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6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692、693页。
⑧《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138页。
⑨《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35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11)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225页。
(12)《中共中央致罗荣桓、黎玉、萧华电》(1945年8月10日)。
(13)《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电》(1945年8月12日)。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5)《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16)杜聿明:《蒋介石破坏革命、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页。
(17)《熊式辉日记》,1945年9月18日。原件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承日本西村成雄教授提供复印件。
(18)杜聿明:《蒋介石破坏革命、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页。
(19)《熊式辉日记》,1945年9月18日。
(10)《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14、23日。
(21)杜聿明:《蒋介石破坏革命、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4页。
(22)《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28日、9月29日、10月18日。
(23)《栗直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24)《朱德对出发东北工作干部的报告记录》(1945年8月28日)。
(25)《徐永昌日记》第8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手稿影印本,第136页。
(26)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7页。
(27)《大事长编》卷5(下),第876页。
(28)《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04页。
(29)彭施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长征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30)曾克林:《我的戎马生涯》,第226、227页。
(31)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一说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遣的。
(32)《中共中央致各局、各区党委电》(1945年8月26日)。
(33)《朱德对出发东北工作干部的报告记录》(1945年8月28日)。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35)《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9页。
(3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38)《彭真、陈云致书记处并即转万毅、罗、黎、林电》(1945年9月23日)。
(39)《彭真、陈云致中央并转罗、黎、萧电》(1945年9月30日)。
(40)《大事长编》卷5(下),第828页。
(41)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13页。
(42)《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170页。
(43)《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12、13、17日,11月17日。
(44)《大事长编》卷5(下),第853页。
(45)《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0月16日)。
(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9页。
(47)《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9日)。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1页。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页。
(50)《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3日)。
(51)《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并告林彭电》(1945年11月4日)。
(52)《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189、190页。
(53)《石觉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207页。
(54)《中共中央致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电》(1945年11月22日)。
(55)《中共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
(56)《彭真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5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76页。
(5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3页。
(59)《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以下简称《戡乱》)第2册(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750页。
(6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61)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62)《彭真文选》,第106页。
(63)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6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65)《中共中央致中央驻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1月22日)。
(66)《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3、374页。
(67)《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68)《黄克诚军事文选》,第417页。
(69)钟子云:《哈尔滨解放前后几件往事的回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70)李兆麟、杨维:《国民党接收哈尔滨时社会情况》(194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第36页。
(7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99、300页。
(7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3)《彭真年谱》,第330页。
(7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页。
(75)《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4页。
(7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79—1182页。
(77)《陈云在中共松江省工委和松江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稿》(手稿),1946年1月28日。
(78)《陈云在北满省委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3日)。
(79)《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第33页。
(80)《战后中国》(三),第69页。
(81)《大事长编》卷6(上),第21页。
(8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335页。
(8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84)梁必业:《第一个歼灭战》,《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06页。
(85)《王世杰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手稿影印本,第284、285页。
(86)《林彪、彭真在东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3月12日)。
(87)《中共中央致东北局、林彪并告驻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
(88)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89)《大事长编》卷6(上),第88、89页。
(90)《大事长编》卷6(上),第100、101页。
(91)《王世杰日记》第5册,第290、317页。
(92)《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93)刘达:《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后》,《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第187页。
(94)《彭真选集》,第124、125、126页。
(95)《戡乱》第2册(上),第535、536页。
(96)《徐永昌日记》第8册,第276页。
(97)《黄克诚军事文选》,第400、411、412页。
(98)《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9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4页。
(10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73页。
(101)《萧劲光在东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月4日)。
(102)《中共中央致东北局、林、李黄、程萧罗、高陈并转各方面电》(1946年4月29日)。
(10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9页。
(10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00页。
(10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
(106)《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1页。
(107)《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63页。
(108)《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6年4月28日)。
(10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18页。
(110)《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111)《戡乱》第2册(上),第594页。
(112)《戡乱》第2册(上),第236页。
(113)《大事长编》卷6(上),第151页。
(114)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115)《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6年5月23日)。
(116)《大事长编》卷6(上),第153、161页。
(117)《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1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5页。
(119)《陈云文选》第1卷,第307—313页。
(120)《陈云在西满干部会上关于东北局七七决议的传达报告记录》(1946年7月13日)。
(121)《戡乱》第2册(上),第643页。
(122)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436—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