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著作权法的修改
202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始审议著作权法修改稿。[1]2012年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曾公布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著作权法修改稿,向社会征求意见。[2]自那以后,在其内部对一个草稿有过一次征求意见,外界对修订工作充满期待。现在,出自司法部的审议稿直接提交立法机构进入审议程序。对比8年前后的两稿,正在审议中的修改稿变化较大,很多人表示失望与不解。略去修改稿细目的具体设计与安排,本文仅就著作权法立法、修法的背景和任务,并联系《民法典》与法律修改的关系,提出以下简要的看法。
一、著作权法的时代背景和修改目标
前后两稿的差别,显而易见,根本原因在于修法目标和指导思想有所变化。本文认为,此次的送审稿所反映的修法思想和整体安排等根本问题,值得商榷。此番立法机关审议,不仅应关注具体制度、个别条文、法律术语、利益取舍等局部问题,更应关注基础性、全局性的问题。本文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从基础和战略出发,权衡根本,系统审视,通盘考虑,认真设计。
现行著作权法的起草工作,历经11年,其间磕磕绊绊,时辍时续,于1990—1991年颁行。2001年为加入WTO作了些许改动。2010年又因执行WTO诉讼裁决作了简单修订。回顾起草工作,虽然有四位法学家参与,也曾请佟柔、江平等教授指导。但平心而论,总体上仍缺少历史传承,缺少理论支持,缺少制度参酌,缺乏实践经验。起草队伍凭着热情和责任感,勉力而行。一方面,时时关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体味理论界对改革的解读。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外部知识,包括国际条约、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制度。加上两次修改,概括起来,颇有“懵懂立法,被动修法”的意味。因此,严格讲,这部著作权法实为颁行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主动的、有实质意义的修订。又适逢《民法典》颁布,就更有必要下苦功夫,认真设计,有所作为。
法律修订是科学研究。应当坚持科学精神,注重事实,注重逻辑,注重问题意识。法律修订也是技术创造,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设计。无论自然工程,还是社会工程的设计,都应当坚持技术理性,尊重自然法则,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人性。科学与理性,是常识,是深入骨髓的现代意识和普世价值,既不神秘,也不复杂,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工程设计应当有清晰而确定的目标任务、节奏有效的施工程序,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