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曾在2016年-2017年间做过一次“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的生育意愿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中,在各地样本人群中,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仅占28.3%-30.1%。
参与该次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告诉岛妹,超过1/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有研究显示,一个普通家庭将孩子养育成人所花费的成本高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此外,随着城市房价持续上升,处在生育高峰期的青年群体还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
一句调侃显示了这种现实:如果你生了俩儿子,那就是真的“建设银行”了。言下之意自然是高房价。
除经济压力之外,“没人帮忙照顾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项重要因素。靳永爱援引调查数据称,参与调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70%以上表示自己或公婆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但到生育二孩时,双方父母往往年事渐高、身体状况不佳,无法像从前一样提供帮助。
工作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生育意愿。靳永爱称,考虑到职场晋升和自我发展,一旦女性选择生养孩子,其职业发展将被打断,机会成本非常高;若边带娃边工作,精力、体力都将面临极大挑战。
凡此总总,使当下许多女性对生育的态度慎之又慎。
中国养娃成本最高城市Top10(图源: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三
社会性问题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理性选择。若生儿养女的实际难题无法破解,少子化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有孩子的想到二胎头疼,没孩子的看到已育人士的难题犯嘀咕;再往前推,前文论述的多重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结婚意愿的降低、结婚年龄的推迟。
在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看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破题关键。他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入托率,给多孩家庭减税,减轻双职工家庭照顾孩子的负担。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举例来说,目前0至3岁公立幼儿照护机构较少,生养孩子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而言,几乎意味着数年事业空窗期。“若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托幼、抚幼市场服务体系,尤其关注0至3岁婴幼儿群体,将给犹豫是否生子、是否要二胎的家庭以直接帮助。”黄文政说。
靳永爱进一步建议,在托幼服务提供模式上不妨引入多元共治理念,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资源,更有效率地建立托幼服务体系。
除了托幼,子女教育也是一大烦恼。谈及此事,身边不少朋友吐苦水:就按一般标准来说,若夫妻是双职工,正常下班时间按傍晚6点算(996的小伙伴们更夸张),学校4点不到就放学了,如果父母不在身边,谁接孩子?再加上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带第一个孩子受的压力隔几年再来一遍,“想都不敢想”。
学者认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也十分重要。“女性常因生育受到就业歧视,比如求职难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被迫辞职。”靳永爱建议,应立法保护女性不受相关歧视,保障就业和生育权利。
此外,在夫妻分担养育责任时,应强调“都在场”“都出力”,避免“丧偶式育儿”。如何让父亲不缺位?靳永爱认为,完善父母育儿假、丈夫陪产假等制度,能促进丈夫多参与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照料,帮助妻子缓解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曾经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应逐步过渡到‘男女合力兼顾内外’的阶段。”
人口问题是大问题。过多,超出社会和资源承载能力;过少,可能带来劳动力和社会活力不足、养老压力剧增等结构性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营造一个“乐生愿生”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