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说到——
……拿着三年级的教材(西南师大版),我常常犯愁:太多内容超出孩子们的理解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与外界对接。比如,数学课本中讲面积问题时,常有计算一面墙壁,或者一块地板需要铺多少块瓷砖,用哪种瓷砖划算的问题。看着四处透风的木头墙和泥土墙,学生很难明白瓷砖是做什么用的东西。再如遇到给一个游泳池填写正确长度单位的题目,基本也是靠猜,他们都是在河里游泳洗澡,哪里想象得出一个游泳池该有多大。……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语文、科学课本中也很常见。
这一章的标题为《山里娃念城里娃的书》。
壬戌新学制的弹性还表现在对私塾的保留上。据当时统计,1922年南京城有私塾560多所,广州有1000多所,全国加起来约10000多所。学制并没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规定各地私塾一律停办,全部改为新学制小学。
对此,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有明确主张:“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所以,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还说“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问适和不适,不问新与旧。”
在笔者所知道的一些年逾八旬的文化老人中,许多人都上过二三十年代的私塾。如任继愈先生、庞朴先生、冯英子先生,还有已故的施蛰存先生、程千帆先生和敏泽先生。任继愈先生和庞朴先生都是五六岁左右先入私塾开蒙,即用两三年时间,跟着私塾先生读《三》、《百》、《千》、《四书》、《千家诗》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经典,然后再上新式小学。程千帆先生则用4年时间在私塾完成了整个小学阶段教育后直接升入中学。施蛰存先生是周一至周五在新制小学上课,周末去私塾跟塾师学古文。敏泽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私塾教育与我》,对私塾教育的利弊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可见,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私塾和现代新学制小学处于新旧并存的互补局面,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各种社会人群对教育的需要,直至1949年后被逐步取消。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些吊诡。近年来笔者不断听闻,一些地方又陆续出现了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私塾,影响最大的如2006年媒体报道的上海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后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在一些农村,村人请年逾70的老先生教授学生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古代诗文等,并教授书写春联、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