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14],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15]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16]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十一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儿,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的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十二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17]。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打招呼,径直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仍旧激动地接着说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心灵高尚而喜爱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说真话,可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不大好!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医师刚才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一下,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一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仍照往日那样,我们一块儿走。”
“我觉得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觉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市政厅里的那番谈话,想起了他从市政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历到的沉重心情,那么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倒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说要他提出辞呈,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和他坐上一辆邮车,到就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蓝,远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马车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驿站上他们喝的茶用没有洗干净的杯子盛来,或者车夫套马车费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一坐上马车,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说话,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多少奇遇,有过什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以为他是在说谎。再者,他一面说话,一面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弄得医师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钱,他们在火车上乘三等车,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不久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地说他们大不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骗人上当!如果骑一匹好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划脚的不停的扯淡,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呢?”他懊恼地想,“究竟是我这个极力不惊吵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衣和镶着红丝绦的裤子。他一上街就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把原来所有的贵族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对仆役嚷叫,要他拿火柴来。有女仆在场,他却只穿着衬里衣裤走来走去,并不觉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18],遇到他生了气,就骂他们是傻瓜和蠢货。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领他的朋友到伊文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祷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说: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也好像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同时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努起嘴唇,摇头,小声祷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饭店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仆役说:
“我们倒要瞧瞧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十四
医师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师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天来给他解闷儿。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连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说,既是这样,那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说: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单凭马的外貌绝看不出马的长处。医师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请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觉着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让自己沉湎于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见了些什么,听见了些什么,可是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儿,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跶,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19],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师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筒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儿。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老板面前觉着害臊,有什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什么道理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穿着高筒靴的霍博托夫或者勉强大笑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十六
有一天,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博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把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您自己也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回喜事呐。”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眨一眨眼,“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着那点儿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些庸俗的话吗?”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违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顶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脸胀得通红,浑身打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愣住,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们俩!”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断地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们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狼狈地互相看一眼,踉跄地退到门口,走进了前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对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地哆嗦,反反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在一定羞愧得不得了,心里难受,他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到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到哪儿去了?
医师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哆嗦,“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吓坏了医师跟我,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师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说一句,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虽然举止粗俗,不过他精通医道,咱们倒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说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话!”他小声说,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没关系,我准备承担一切。”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我是无所谓的,哪怕进深渊也没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样样都听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的安排。”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就连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内,也只有一个结局: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我也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愤愤地说,“很少有人在一生的结尾不经历到我现在所经历到的情形。临到有人告诉您说您肾脏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您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换句话说,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经落进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不能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满了人。为了免得妨碍人家的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又一次取得他的诺言,然后送他到外边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筒靴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什么事的口气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闷儿,或者真的要给他一个赚点儿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绝口不提,分明原谅他了。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会有这样细腻的感情,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向那住着疯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都没有说话。他们一走进厢房,尼基达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两侧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博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十七
天渐渐黑下来。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声地哭,努动嘴唇。胖农民和从前的检信员睡觉了。屋里寂静无声。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没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什么人的衬里衣裤、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您的床在这边,请到这边来,”他又说,指一指一张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张床边坐下。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觉着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