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方福利主义的路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福利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社会福利主要应该用来维护社会稳定, 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在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 提升消费必须从收入的生产和来源问题着手。 费歇尔讲: “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 而是利息的全部。 ”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 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 这是说, 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资产了。 劳力是资产, 自然资源是资产, 货币、 机器设备、 厂房等等, 无不都是资产。 这是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 是极其正确的经济学理念。 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 没有了剥削, 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 而对大众来说, 教育和产权界定则是增加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 没有错, 广大农村的确存在不小的存量需求, 这存量需求是由于受到水、 电、电视信号等基础设施的约束, 农民既定收入水平所能产生的消费没有能够有效发挥。 问题在于, 且不说农业、 农民、 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 由于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不是会计意义上的成本, 而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计算到底是把稀缺的资源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 还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 我们要记住, 中国的第一要务永远是就业, 是生产(具体地说是制造业的生产)。 即使农民的消费, 在根本上还是决定于收入。 而追根溯源, 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 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 这个问题, 用不着用什么深奥的理论来解答。 笔者之一出生在偏远的农村, 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 因而深知农民收入是怎样提高的,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幅提高的。 告诉大家吧, 家乡 5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不在家, 男人、 妇女都不在, 除了小孩就是老头、 老太太。 这些年, 他们买了电视, 装了电话, 甚至盖上了砖房或者在镇上买了房子, 钱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打工收入。 我们大概想不到, 剑阁县是四川省怎样一个偏远的农业县, 那是成都已经失守, 姜维还在苦苦坚守的地方, 然而其所属的白龙镇的商品住宅房竟然涨到了每平米1 300元。 还要告诉大家,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恰恰是中国加入 WTO 后的这六、 七年。 四年前, 老家农村请一个人干活一天只需二十元钱。 再向前推, 那时请人只需管饭, 邻里之间相互帮忙, 根本不需给工钱。但是今天, 四十元包吃才能请到人。 要知道, 是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提升了种地的劳动收入的。 费歇尔讲的是收入的来源。 从收入的生产过程看, 重要的还是要让各种资产(生产要素) 有效结合。 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上去了。 必须让1 3亿人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 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 也是我们提高居民收入和提升消费需求的前提。 没有否定当我们富起来, 人均收入高起来,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就会高起来。 也没有否定把农村市场开发出来, 我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内消费。 但我们一定要明白, 逻辑是倒过来的。 我们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富起来, 要靠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才能让人均收入高起来。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 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这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投资来实现。 这样看, 外部稳定对于中国经济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在这种对外稳定中, 最为重要的又当是汇率稳定。 这是因为, 货币之所以存在, 是要用它来媒介商品交易, 降低人类相互交易的费用。 虽然说市场有效运行有赖于价格的灵活调整,而汇率本质上也是一个价格, 但是这个价格不同于一般之价, 这个价格是需要具有稳定性的。 可以这样说, 只有货币稳定, 价格机制才能够最有效率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