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累犯的主观恶性相较于初犯确实要深,所谓“屡教不改”,但不管如何,设立假释制度的初衷是鼓励犯人好好改造,如果因为犯人是累犯,就一律不得假释,是否会陷累犯于绝望境地,是否会导致累犯自暴自弃?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此方面,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不同对象对假释设置不同条件,可为我国立法所借鉴,如,法国刑法在假释问题上针对对象做了区分,将罪犯分为初犯、再犯、累犯,规定初犯服刑1/2,再犯服刑2/3,累犯服刑3/4时才可以假释;波兰刑法规定累犯服刑3/4或15年才可以假释。因此,为更好的区分初犯可能和再犯可能,并结合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的刑事政策和目的,笔者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的减刑和假释制度。如,在减刑条件设置方面,规定初犯,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累犯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三分之二;在假释条件设置方面,规定累犯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的四分之三。另外,如前所述,为更好的发挥自由刑的作用,对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也应相应予以完善,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五分之三以上,并最低不得少于五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八年以上,如果……,可以假释”。同时,进一步对我国刑法第81条中间款“对累犯以及……..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予以补充完善。理由在于,故意杀人情形很多,有蓄谋,有激情杀人等,强奸也有临时起意的初犯,也有恶贯满盈的惯犯等,不能笼统规定对上述犯罪分子一律不得假释。可补充完善为“对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的故意杀人、强奸……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四分之三方可假释”。
接下来再略谈下刑诉法,经过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整体上算比较完善的一部刑事上的程序法,但某些方面还是暴露出立法前瞻性不够和不贴近现实的问题。例如,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此条规定显然与司法体制改革中顶层设计“以审判为中心”相违背,“审判人员对证据的核实”自应规定在审判环节,而不是规定在侦查这一章中,这样的立法思维还是停留在过往的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中,虽然通篇并未见到以侦查为中心的字眼。再看刑诉法第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此条规定是有关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规定,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一直是困扰法庭的难题,很显然,此次刑诉法修改回应了司法关切,无疑是一次显著的进步。但该条规定还是略有瑕疵,该条中的“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已经构成了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充分必要条件,显然没有必要再加上“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这一条件,试想一下,人民法院能对“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这一证人出庭作证情形还能认为没有必要吗?这岂不是把人民法院置于不能承受之重的尴尬境地么?笔者认为,可以把“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作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兜底条款,在此前加上“或者”二字就比较完善了。
以上笔者以刑事立法为例,从立法指导精神到具体条文论述了我国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笔者建议
近年来全国不断涌现的冤假错案撕裂着人们的神经,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聂树斌案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最近被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无罪的呼格吉勒图杀人强奸案和2015年5月15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真凶武钦元死刑的“于英生杀妻”案等,更使不断弱化的司法公信力面临严峻挑战。
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行使,从根源上去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司法怪象。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从宪法的高度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力。同时,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形象称之为“全程留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为有效打击人情案、关系案,保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