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问》九论汉代赘婿实是典身为奴,解释了史学家的积疑;《答问》十的《经史子集之名何昉》考订了“四部”的区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秦四十郡辨》和《汉百三郡考》等篇,阐明了秦、汉政区的划分等等。钱大昕以辨伪存真为己任,常常感叹世之儒者真伪不分、文字含糊。因此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在其搜集的翔实的史料面前,前人的谬误昭然若揭。钱大昕学术性文章篇数较多,蕴涵着其渊博的知识底蕴,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说服力,在其散文中占有突出位置。 [52] 其政论文不多,但针对性强,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具体说来,其政论文涉及文字狱、君王纳谏、君王暴力、赋税、法治、妇女守节等不同方面,见解独到,颇有思想深度。如《帝王大度》 [51] 篇列举了唐宣宗先误以文字罪裴恽,然后能因户部韦澳奏言而“自悟其错”,以及唐文宗不讳己名的例子,对当时实行文字狱的统治者的自私专横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而《洛蜀党论》一文,钱大昕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 [48] 表达了钱大昕对文字狱的不满。至于国家加赋一事,钱大昕观察更细致,其《记加徵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反映了乾隆后期横征暴敛、肆意加赋的现象。 [61] 而其《大学论下》 [48] 一文更是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想方设法变相加重人民负担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巧取豪夺的黑暗现实。 [33] 钱大昕这类文章在写法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秀传统,论点鲜明突出,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气势磅礴。 [52] 钱大昕的杂记文或叙事,或写人,或就事论理,或兼而有之。毕沅承御赐为其母筑祠,钱大昕承命而作《封一品张太夫人祠堂记》。记叙了毕沅母张氏教子有成及毕沅功成不忘母的事氏迹。因毕沅被喻为当世之欧阳修,钱大昕有意将毕母与欧母比较,通过对比得出张氏其才其遇胜过欧母 [62] ,赞扬了其崇高的母德及毕沅的不忘恩泽。《弈喻》以简洁之语叙写观弈与对弈,以旁观和对局的巨大差别为喻说明察他人过失易、见自己过失难的道理,并对文人相轻、彼此相嗤的通病痛下针砭。 [63] 在记文中,钱大昕不喜欢过多的描绘,却专情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议论,没有纯粹描写山川景观的记文,即使是在叙事明显的记文中,亦总是留有学术考证的烙印。《游茅山记》《西溪别墅记》《放生池古泉记》等从篇名上看应着重写景,但实则还是倾向于议论和考证。《海盐县瑞麦记》看题应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