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安全论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人类安全论关注的焦点就是现实中的人。它把人的安全与尊严置于政府权力与国家权威之上。[17]它将安全关注的首要目标转向对社会、群体和个人实体安全的非军事威胁,而传统安全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国家免遭外部的威胁。
第二,它与综合安全、合作安全概念最重要的区别是,它强调人权,而不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环境问题。具言之有四:其一,综合安全重在人类需求,而人类安全重在人权;其二,综合安全论回答“什么是对安全的威胁”,而人类安全回答“是谁的安全”;其三,综合安全论关注的是政治秩序和稳定,人类安全论关注的是社会正义和人的解放。其四,综合安全论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工具,而人类安全论则把人类尊严作为其本身的目的。人类安全论强调人的需求、人的代价和人的权利这样三个要素。
第三,基于人类安全论强调谁的安全、从哪儿得到安全、确保什么安全,使冷战后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议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它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安全威胁最大的来源并非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本国自身的问题。安全保护的目标是个人、团体、民族、国家、地区还是世界?确保安全的手段是什么——军事、核力量、政治、外交还是经济?为确保安全付出的成本是什么——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这些问题的提出在传统安全与新安全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19]
第四,人类安全由五个领域的安全组成:环境、自然与人身的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20]
可见,人类安全论的产生对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及其政策带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人类安全论的政策实践性。正如西方学者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它的创立提供了安全问题思考的一个新视角,但却难以实际指导学术研究和服务于政府。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明确定义且现有的定义对涉及人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其含义显得过于宽泛而空洞,而赞成这一理论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它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而,它不是一个能提供给各国政府决策与研究的“有用的”概念,无法向政府决策者就如何确定政策目标的轻重次序提供实际帮助。[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