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产生有着明显的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谣言在历史上的出现往往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说来,战争产生谣言,暴政产生谣言。反过来亦如是,谣言引发战争,谣言引发暴政。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诺鲍伊尔说:
“谣言是一个专横的创作者兼社会诠释者,没名没姓,而且戴着面具。只有极端的怀疑态度才能抵挡它的窃窃私语。”
战争一来,谣言漫天。
历次起义,都以谣言作先锋。耳熟能详者莫过于秦末那句“大楚兴,陈胜王”了。其实秦末的谣言远不止此这些。
秦始皇时期是中国历史谣言大盛的较早时期。《搜神记》载长水县童谣:
“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
《异苑》载:
“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两汉之交同样是这样一个谣言大盛的时期。东汉刘秀为做皇帝,也让儿童唱:
“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无独有偶,唐武则天时期因“牝鸡司晨”故也造就了谣言大盛。唐代中书令裴炎要造武则天的反,让京城小儿传唱:
“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
元末朱元璋要做皇帝,童谣唱: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说“谣言是骚乱的近亲”一点不为过。
正如谣言与战争是近亲一样,谣言与政治也是姐妹。
谣言堪称检验社会治乱的唯一标准。因此,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都成为谣言大盛的时期。特别是1900年的谣言种类与数量之多,史有明书。那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也反映出中国百姓的想象力之丰富,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大屠杀已得到证实》之类的消息。谣言引发骚乱与恐慌,连美英等国的最高层也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这“忧虑和悲观”最后导致了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战争。
统治者也深知“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历代统治者都把谣言斥为“妖言惑众”而努力想扑灭它。扑灭的结果要么引来一场战争,要么引来一场暴力。
为了改写历史,后世便有了一种新型谣言诞生,这便是后人对几十、几百年前的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造谣和传谣。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秦始皇的出身问题。《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嬴政与吕不韦
说秦始皇是吕不韦所生,史公言之凿凿,而且直书嬴政为吕政,《史记》中多处明指暗指。史公何以确知?据后世学者考证,这当为汉人不满秦始皇暴政而造的谣言,旨在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的合法性。这等后人造前人的谣,后世并非罕见。
始皇帝创天下一统之最,灭东方六国,焚书坑儒,在他统治时期,暴政不得人心。秦法: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
如此严酷的禁谣令,却偏偏造就了谣言大盛。
就连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在始皇帝时未始不是一个谣言,或者说当世根本无此事,是后世造的谣。一个弱女子哭倒长城,可以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谣言。这是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经后人加工传播,成为民间故事经典,进一步发生传播的偏向的一个明证。
项羽火烧阿旁宫可能是个“冤案”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现经一些学者考证都可能是后世的谣言,如长平之战秦国坑赵国四十万士卒等,以致牵连到造反英雄项羽,明明阿房宫还没有建起来,谣言硬说是他火烧了阿房宫,影响几千年,谣言真正可谓是个不死的女神。这都是秦自商君、韩非以来用政治秩序来消解文化秩序种下的果子。
自古以来,统治者深恐谣言之蛊惑人心,因此谣言都被当作一种乡野恶俗,必去之而后快。
汉立以后,先是奉行黄老之学,力主清静无为,少扰民;后“独尊儒术”,继往思来,“日夜怵惕,修身正行”(《汉书·淮南厉王传》)。天子修身,吏为循吏,以教化代刑杀,故谤谣较少,相反,“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拾遗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后汉书·循吏列传》)”这等赞谣倒不少见。
然自王莽创新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在汉元帝时,家族势力剧增,酷吏增加,豪强兼并,外戚专横,刘氏衰弱。一方面,“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前汉纪》卷八),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大姓举兵,社会政治危机四伏。这给谣言盛行培育了土壤,随着王莽得势,各种谣传的符命大兴。
平帝元始五年冬驾崩,就有白石上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符命就是一种谣言的载体,假托天意。王莽有了符命,却故意下禁符令,目的就是“为了垄断自我神话的制造,他要将天机隐匿起来,不令他人窃用。在汉兵逼近的生命最后关头,王莽尚怀抱其符命不弃”(于迎春《秦汉士史》),说穿了,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学样。
王莽篡汉,谣言“功不可没”
地皇四年,王莽大赦天下时说:“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除刘伯升外,当时起义的士族大姓达四五十家,更多的是举宗从军,遍及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战争给谣言滋生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后汉书·刘玄传》:“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东观汉记》:“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署官爵皆群小,里闾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
最后,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动因,导致西汉末年至东汉初,谣言出现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谶纬之学”。“谶”是预言,神降预言;“纬”与“经”相对,是解释经典的书。其源出于汉人推崇的阴阳之学,所谓“天人感应”。谶纬讲究符命兆应,故有“图”有“书”,其名目皆系时人伪造,神秘晦涩,充满术数类话语,以激发人们参解天机隐秘的好奇心。王莽为登天子宝位,大规模地命人炮制图谶和符命,利用这种新型谣言大造舆论。
什么“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在反王过程中逐渐取胜的光武帝刘秀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酷爱图谶符命,并懂得利用百姓对图谶符命的深信不疑,制造谶谣扬布天下,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以致他的部下为迎合其心理,竟敢私自增损图书:“君无口,为汉辅。”(《后汉书·儒林列传》)一时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以致重谶不重经,影响至于东汉。
武则天时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还有抗战时期……几乎构成中国一部特殊的历史,展卷读来,更有趣味,限于篇幅,不得不另外行文。
本文摘自《后门观史》,作者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