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