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远特渠道体系中的一环,他的上线是远特的国包商,下线则是万先生所在地级市各区县的小报亭、小卖部、小商贩。
这种层层分包的渠道体系是多数虚拟运营商都会采用的,也是多个行业都会采用的。问题是,这种社会化渠道对于“实名制”政策,缺乏执行的内在动力,几乎全靠上面压力。
“虚拟运营商把卡给了渠道A,A再给B,B给C,最后到末端的游商手里。中间不一定哪个环节就把卡都开了,以至于最后谁把卡卖给了谁,都不清楚”。据虚拟运营商内部人士介绍。
据了解,2016年5月实名制规定出台后,这些曾经的黑卡多数都以强制停机的办法,迫使用户逐步补齐了实名制登记。而新增号卡的开通,加入了必须要实名制认证的环节。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由于渠道的不可控,尤其是终端零售点并不是自己的员工,他们为了赚钱,常常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用别人的身份证提前开好卡再卖,或者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时,也并不会对其本人与身份证是否对应进行监督,这些都是常见问题”,有业内人士对新京报记者称。
此外,“实名认证投入成本也挺大的,一个二代身份证识别终端便宜的五六百,贵的一千多,不论是让企业买,国包商买,还是末端网点买,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各方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做这个事情。”电信业资深人士刘启诚对新京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