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亨利在那里出生,他听着法国政府如何残酷镇压自由的故事长大。这个孩子把政府视为邪恶势力,在西班牙政府没收他们的家庭财产以惩罚他父亲的政治立场之后,这种仇恨更加深刻。他的父亲被迫在肮脏的工厂里工作,最后因水银中毒死去,那时埃米尔只有10岁。亨利的母亲被迫向富有的亲戚乞求帮助,亨利得以进入巴黎最好的学校。他成绩优异,长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依靠工程师学徒的微薄薪水,他依然只能住在贫民窟里,周围众多年轻生命因贫困夭折,让他深受触动。贫穷的大众没有政治发言权,甚至没有足够维生的食物:1/4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死亡。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想要消失,让自己烟消云散,这样才能避开那无穷无尽让人窒息让人心碎的苦难。”他认为,富有的巴黎充满“骗局”,“只有卑躬屈节者才能在豪门宴会上得到一席之地……富人们掌控一切,不但剥夺其他阶级维生的资源,还剥夺他们的思想。”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向暴政发展——征收重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与此对应的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掀起,它的目的就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无政府主义者”一词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1840年,一位叫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法国外省印刷工助手却自封无政府主义者,并引以为傲。他说,假如解散政府,人们将自发组织成和平的民主社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需警察、法律和税收。政府倚仗它的工具、暴力和高压政策让人腐化。取消国家机器,将恢复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天然秩序。换而言之,法律是暴政;私有权是窃贼。在不合理的社会中,脆弱的穷人经常被剥削致死,不亚于集体屠杀。一位从小在有毒工厂里当童工的陶瓷工人因为职业病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受诅咒的社会,你要对我的病负责。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可以让自己变成正义斗士,一个复仇者,为你们的社会所屠杀的无数生命而复仇,为那些曾经反抗过、被监禁、被折磨、被清除的人复仇。资产阶级……我想要说服自己,至少得有人为我的死负责。”这位可怜的工人没有留下名字,历史学家只知道他的姓名缩写:M L.在埃米尔·亨利看来,无政府主义理论很有说服力。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姑姑的施舍——回报以热情的感谢信——转过身来,诅咒邪恶的资产阶级。接到参加征兵抽签(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被征召入伍)的命令后,他不愿冒险,逃跑了。在逃跑途中,他听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演讲,许多人主张只有“实质的宣传手段”才能让理论变成现实。针对政府和公众的暴力事件将让人们认识到,政府的权力只是一种幻觉,从而煽动大众起义。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针对平民的暴力,称之为“寻常谋杀”。但是法国社会形势的发展让亨利的思想日益接近那些暴怒的激进分子:矿工罢工被血腥镇压,富人变得更富。他写道:“整个资产阶级靠剥削不幸者维生,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罪行负责。”亨利在爆炸现场被抓捕。他说自己只有一个遗憾:他没能干掉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炸弹,他会毫不犹豫炸掉整个巴黎。只有在废墟中,一个公平的社会才能诞生。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有人会说你的儿子是一个罪犯,一定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话。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让所有有良心的人无法生存的家伙,是那些维护这个人人受苦受难的社会的人。”21岁的亨利被处以死刑,他死后,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报复性爆炸震动了巴黎。一位叫奥古斯特·瓦兰特的复仇者宣称:“我们不会放过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们所爱的女人和孩子。那些在郊外慢慢死于贫血症的孩子,那些在你们的工厂里为每天40分的工钱而劳累致死的女工,那些被你们没日没夜剥削,变成工作机器的男人,那些被你们压榨干了赶到大街上的老人,难道他们就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吗?你们可以杀死我们更多的人……但你们永远无法终结暴乱反抗。它的根太深,它诞生于一个分崩离析的腐烂社会。它无处不在,最终将消灭你们。”埃米尔·亨利只是一支自发的反叛大军中的一员。他们相信他们能够终结政府,开创一个绝对自由的新时代。两个历史巧合,让他们的袭击成为可能:一是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发展;二是甘油炸药的发明。1866年,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这种便于携带,便于制作的炸药。它迅速在世界各地的矿山和建筑工地传播开来。一个矮小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它改变世界政治的潜力。约翰·莫斯特是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的书本装订工。童年时一次失败的手术造成他的下巴异常凸起,为了掩饰,他留一口蓬乱的红色大胡子,结果更加引人注目。莫斯特把自己的屈辱变成正义追求——至少最初是这样。他离家出走,来到巴黎,因为参加争取平民投票权的运动,他被投入监狱。他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出狱后,他凭借这一主张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是不久,普鲁士王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发动清洗左派的运动,莫斯特不得不再次逃亡。清洗运动摧毁了莫斯特的初步改革信仰。他开始认为,现行体制只有在被炸烂后才能改变。就在此时,他意识到,欧洲和美洲的工厂内遍布炸药,就掌握在普通工人手中。甘油炸药的操作无需专家;它能被装进口袋里;杀伤力巨大。他宣布:“正如火药和步枪从地球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一样,炸药力量将摧毁资本主义统治。让炸药的火光包围世界!”莫斯特从一个国家游历到另一个国家,号召工人拿起他们的炸药,用于对付剥削他们,强迫他们为微薄工资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老板。他成为奥西彭的原型。奥西彭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使》中的流亡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去哪里都在自己身上绑一个炸弹,准备在遭遇围捕时和警察同归于尽。他吹嘘说,他的敌人“依靠生命,而我依靠死亡,死亡是没有局限,没有弱点的。我的优势显而易见。”莫斯特在美国招募到很多同伴。当他登上那片新大陆时,每年有3 .5万名美国工人因工厂事故死亡。每当工人联合罢工,必然遭到警察残酷镇压。2%的富人控制全美60%的财富,政客和警察全部唯富人马首是瞻。莫斯特最狂热的信徒是一位来自犹他州的嗜酒的牛仔海伍德,他总是戴着牛仔帽,人称“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童年在一个又一个的采矿小镇度过,9岁时,他在一次机械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15岁时,他大部分时间多在地下背矿石,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伴被岩石压死或者被炸成碎片。在描绘典型的采矿城镇时,他这样写道:“人们呼吸的是铜、吃的是铜、穿的是铜、一切都被铜所包围……许多矿工因为接触有毒的水,得了溃烂铜疮。人的生命是这个大铜矿上最廉价的副产品。”在接连目睹国家机器对普通人的残酷镇压后,大个子比尔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他发动了一次罢工,政府派出军队,围捕了1000名矿工,把他们关进带铁丝网的牲口栏里,关押了7个月。警察局头头公开说,“让宪法见鬼去!”他们称之为“美国的巴士底狱”。对他而言,阶级斗争并非一个空洞概念,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大资本家杰伊·古尔德公开夸耀说:“我可以雇一半的工人去杀掉另外一半。”于是,1907年,愤怒的海伍德把爱达荷州州长弗兰克·斯图伦伯格炸上了天。他的审判是当年最大的新闻。他的辩护人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达罗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呼吁法官“不要和华尔街的蜘蛛为伍,要和用双手劳动的人民站在一起……这些人在工厂、作坊和暗无天日的地下辛苦劳动。我在这里要说,这些劳工组织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们代表了每条仁慈的法律。我不在乎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错——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大的罪——我只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正义的。”这次审判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深得广泛同情。海伍德被宣告无罪,成为美国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号召民众抵制兵役,他被判处20年徒刑,被迫逃离美国。他逃到苏联,发现那里也并非“天堂”,最后酗酒致死。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暴力运动的一小部分。他们对政客的袭击相当成功。1881年,3名年轻人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乘坐的马车扔炸弹,杀死了沙皇和几名围观群众。1901年,一名叫弗兰克·乔尔戈什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布法罗混入人群,等待和到访总统麦金利握手,然后狠狠刺中他的腹部。(麦金利遇刺身亡后,西奥多·罗斯福继任,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笃信帝国侵略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总统。)但是,无政府主义狂热分子的袭击目标逐渐地转向平民——这是他们和今天的恐怖分子相似的地方。一个多世纪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同样袭击平民的圣战者是否有任何联系?《内部敌人》的制片人乔·布尔曼找到一些伦敦地铁爆炸案穆斯林青年凶手,让他们阅读1个世纪前,对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记录,他们表现出高度认同。亚当·穆努瓦说,“虽然这东西写于100年前,但它记录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发生在我们穆斯林身上。”穆罕默德·拉曼说:“无政府主义一直被描绘成疯狂、血腥的教条——却闭口不提它的原则、它的理想。它的主张深入我心。这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今天的恐怖分子都不清楚,当炸弹的硝烟散去之后世界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浪漫但模糊的:消灭国家和伊斯兰王国都是缥缈的梦想。但在这些观念差异之下,两者有着深层的结构共性。两群人都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正义的,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目睹的非法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镇压巴黎公社、1886年芝加哥干草炸弹事件后对无辜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是不能容忍的政府暴行。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敌人暴行体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美国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杀戮出于对这些暴行的受害者的同情,是正义复仇。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写道:“有人说,仇恨不能产生爱,我的回答是,爱,人类的爱经常会衍生仇恨。”他们说袭击的目的是让富有的西方国家品尝一下他们的人民曾经的感受,这是他们自诩正义的理由。奇怪的是,两场相隔一个世纪的运动中,多数暴力分子都来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