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诸品种中,至为难作者当属挽联。括死者行径、生者哀伤于区区两行,已是难为;况死生之大,死者为尊,若不欲一味谀颂,而于数十百字之中或暗寓褒贬,或指涉时局,则难上加难。到得现代,白话文起,挽联一道,已显式微之象,然余绪犹存,依然不乏名手。周作人即为其中之一。周氏晚年著《知堂回想录》,于一生所写挽联,间有记录,自然是十不存一,但已足尝脔知鼎。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向请愿学生开枪,致死四十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这一天也由此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月23日,北京各界举行全体殉难者追悼会,周作人致送的挽联是: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3月25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举行刘和珍、杨德群二君追悼会,周作人再送挽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此两联以白话入联,非惟更显沉痛,亦愈显出和其兄鲁迅一般的“掐肤见血”的犀利。此时距离周氏兄弟失和已二年余,然此两联直可与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和《无花的蔷薇》两文互相发明。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数年,在政治、文化立场上犹取同一立场,同一步骤,互为奥援,此是一例。
1934年七月,刘半农至绥远调查方言,染上回归热,回北平不久病死,时在7月14日,年仅43岁。其时周作人正携夫人羽太信子游日本。回国后只赶上刘半农的追悼会,周作人的挽联是: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下联用《搜神后记》“丁令威化鹤升仙”事。上联“十七年”,按周作人与刘半农结识于1917年,至1934年刘归道山,正好十七年。那时北大进门往北一带靠围墙有一排房子,为文科教授的预备室,一人一间,最初住这里的为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文典、刘半农五人,当时戏语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陈独秀、朱希祖已卯年生,胡适、刘文典、刘半农则为辛卯年生,皆属兔,“卯字号”由此而来。
1935年,北大教授黄节病卒。周作人致送挽联: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节为老革命,却不愿作民国的官,只做过一段广东教育厅长,旋即辞职,甘愿回北大教书。尝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致慨于民元以后之乱象。下联提及“顾亭林”因黄节于病逝前一年在北大开讲顾炎武(亭林)诗,然“差幸免作顾亭林”一句妙处却在暗涉时局。时日寇步步紧逼,只国运一息尚存,遂使得黄节侥幸免做民国遗民;若联系当时危若累卵的国家处境及周作人对战局的悲观,周氏眼中的黄节之死可谓“死得其时”。此种忧惧心态或可为周氏后来的附逆下一注脚。
1939年,钱玄同病逝。时北平已沦陷,北大已南迁,周作人与钱玄同同为所谓“留平教授”。周作人的挽联是: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钱玄同与周作人初识于1908年在东京民报社同列太炎门墙,听章太炎讲《说文》。同学者除周作人钱玄同外,尚有鲁迅、朱希祖、朱宗莱、许寿裳、龚未生、钱加治,共八人。周作人1939年4月28日《玄同纪念》中写道:“同学中龚宝荃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龚宝荃即龚未生,后为太炎女婿;“家树人”即其“家兄”鲁迅。
值得留意的是,作为兄长的鲁迅有一点和作人不同,除1902年有一副“挽丁耀卿”的挽联外,鲁迅似乎很少给人写过挽联,翻遍鲁迅全集,也未曾找到第二副,和几乎是逢亡必挽的弟弟作人恰成对照。其中个人性情、气质上的缘由非此篇小文所能胜任,这里想说的是,几乎没给人写过挽联的鲁迅死后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所送挽联多到不可胜数,遂使鲁迅成为死后获挽联最多的现代作家;而一生写下无数挽联的周作人于1967年去世,即使死因不明,由于他政治贱民的身份,家属也不敢把尸体送医院检查,草草火化,连骨灰盒也未敢拿回来。不要说挽联了,连最简单的追悼仪式也没有。正以此故,笔者明知文题“周作人的挽联”易生歧义,可有“周作人写的挽联”与“挽周作人的联”两义,也不再更动:此歧义逻辑上自然有,而事实上却不会有或不应有,因为“挽周作人的联”原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物事!
周氏如此结局固有以自取,然念及其前半生的伟绩,还是让人不胜唏嘘!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