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该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这就是柳宗元写作该文的社会背景。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作品鉴赏
该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该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中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艺术手法
一、简洁而生动。
在一篇文章中,简洁和生动是不容易共存的。这篇寓言式的人物传记,就写得既简洁又生动。简洁体现了史传的特点,生动则蕴含了文学的情趣。如第一段介绍人物,仅用“隆然伏行”几个字,就写出了人物的形象特征;又用“甚善。名我固当”几个字,写出了人物的性格。这样,通过简洁的叙述,生动的描写,一个不同凡响的“驼者”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在短短几句话中,这种史笔和文辞的完美结合,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表现力。
二、对比与映衬。
以“种树”喻“治民”是这篇传记写作的出发点,对比和映衬的写法也是这种寓言风格的需要。
对比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显现事物的差别,加强说理的力度,甚至收到不言自明的功效。该文中的对比,有叙事性的,如两种种树方法的对比;有论述性的,如郭橐驼对自己种树方法的归纳和对“他植者”的批评。
映衬就是互相照应的写法,通过上下文内容或语意的遥相呼应,来强化表达效果。该文先谈“养树”,后论“养人”,这本身就是运用了映衬的写法。这样写,有关树和人的话题合二为一,互相补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在语意上相互映衬的例子,如郭橐驼谈“养树”一段,开头说“橐非能使木寿且孳也”,最后则以“吾又何能为哉”回应,在自谦之中,起到了强化观点的作用;论“养人”一段的首尾也是这样呼应的。
三、婉约而多讽。
该文结尾一句道出了写作意图,那就是“传其事以为官戒”。以寓言的方式进行讽谏,是中国古代文人向帝王或上层统治者提意见的传统做法,它有着委婉含蓄的特点,也间杂着幽默的成分。柳宗元这篇人物传记,也是通过故事进行劝诫的,这决定了它“婉约而多讽”的风格。这种风格基本上是通过所传人物的话语表现出来的,如第四段,一个“知种树而已”的驼者,欲止又言,在朴实的简单类比中,揭示出了吏治的弊端,颇具讽刺意味。其中的一些话语,如“理,非吾业也”,“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婉转而幽默,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世称柳河东,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因又称柳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