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页。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也是在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政策、不能坐以待毙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反抗。
尽管革命变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比拟的,并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从世界范围来看,十八世纪末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曾出现这样的局面:千百万群众行动起来,以对旧有社会秩序毫不妥协的姿态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猛烈地摧毁这些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在人们中树立起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虽然中间也流了不少血,付出过相当代价,却为这些国家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扫清了道路。它们对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反过来,缺少这种对旧社会秩序不妥协的革命性扫荡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顽强地残留下来的旧事物在它们日后现代化进程中常常或隐或现地起着消极的作用。它们后来都一度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很难说同这种情况毫无关系。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当然,即使处在大革命的形势下,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不能在时代潮流中处于主导地位,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如严复、梁启超、张謇、蔡元培、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兄弟等,仍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通常是人民被反动统治者“逼上梁山”而作出的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舍此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已无法忍受的旧秩序和旧生活。当然,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有它的历史条件,并且表现出阶段性,不能无休无止地那样革下去。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时,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革命才能成为新的社会制度诞生的助生婆。没有这种客观条件,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单凭自己的意旨,使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他们主观设想的目标。当一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革命发生并取得胜利以后,必然会给予人们巨大的鼓舞,但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革命的办法可以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一切都能以革命时期(特别是它将取得胜利的时期)同样的速度在短期内得到实现。当客观历史已经从革命阶段转入建设阶段时,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常常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革命阶段,习惯于用革命阶段用熟了的办法去处理建设阶段面对的新问题。这实际上还是一种盲目的不够自觉的状态。这种现象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过,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和总结的。
事实上,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后,通常都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这种前进大体上是通过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意识和生活习尚的不断进步来实现的。
推倒一座旧的建筑物常常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可是在这块废墟上建设一座新的大厦却必须持久地循序渐进。新社会制度内部仍会存在种种缺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滋生一些新的不良现象,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这使新的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成为必不可少的。这种改革只能随着客观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有步骤地进行,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如果在改革中急于求成,操之过急,企图一步到位,往往事与愿违,难免造成混乱,出现大起大落,导致“欲速则不达”。这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历史经验。
第三,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经历过不断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以至改革开放中同样经历过不断的探索。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轻便的路可走。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这正像一个人如果不敢下水,害怕呛几口水,害怕遇到危险,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一样。何况他面对的常不是清澈见底的浅池,而是波涛奔腾、深不可测的急流。即便在途中经历一些曲折,但只要不被河水吞没,而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游抵彼岸,就是极大的成功。毛泽东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的原因都包含自己的失误在内,都使革命濒临绝境,不少人以为它已注定要失败了,最后却又打开新的局面,最后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一次是因为急于求成、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发动的“大跃进”,另一次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下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两次错误,教训都十分惨痛。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智慧的、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和优良传统、同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的政党。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中国有句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做“事后诸葛亮”说这说那是容易的,而很多在事后看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事者有时会感到迷惘。这就像一艘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的船那样,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波涛,事先不知道水面下哪里潜藏着暗礁和漩涡,稍一不慎就有可能遭受没顶之灾。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包括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或者处于两难的困惑中,局势却往往迫使你必须立刻作出决断。处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如果说有人总能在一开始就对周围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什么都轻而易举地作出最佳的决策,事情都不折不扣地按照他所预料的样子去发展,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这样讲,自然不是用来原谅过去所犯过的那些错误,更不是不需要去正视并记取其中的教训,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分析,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真正从中找到对今后有益的教训。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什么原因,即使出于好心,出于善良的愿望,只要主观不符合客观,只要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都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人们总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实际经验,才能一步一步地对客观事物达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思。“吃一堑”应该“长一智”。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教训,是一笔来自反面的重要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忘却,需要用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那种以轻率的态度自以为是地议论天下事,或者作些简单的情绪发泄,对继续前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因此,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对过程的分析。历史的前进,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一定会经历复杂以至曲折的过程,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大的方向明确了,具体的路子怎么走,仍需要从实际出发,要在实践的探索中来解决,否则只会流于空谈。历史对人们的启迪,常常就在这些地方。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程中,今后还会遇到许多原来不熟悉或不了解的难题,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人们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形象地概括出探索前进的精神。探索是没有尽头的。由于已经有了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理论作指导,今后的探索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些,而在实践中又会使正确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探求复兴之路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别的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方能实现?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最终如何分配,是少数人享有还是全体人民共同享受,这是区分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根本标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364页。这就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清楚了。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理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以强凌弱等现象强烈不满的产物。它的产生并非凭空而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客观的必然性。这种追求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早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
中国人在一百多年中尝够了贫穷、社会不平等和外来压迫等苦涩滋味,强烈地期待看到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自然很容易对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早在历史刚跨入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对社会主义远景的憧憬,不希望在付出重大代价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仍是一个人压迫人的社会。孙中山在一九三年底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他有时甚至把他们所提出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虽然民生主义学说其实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不相同,但孙中山主观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社会主义规定为自己长远的奋斗目标。随着对中国具体国情了解的加深,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理想社会不可能一步实现,既然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能超过实际国情而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现实目标。但它仍要求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时在心目中要悬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长远目标。毛泽东这样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他清楚地指明:不能把长远目标和现实诉求混同起来,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目标,因为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但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很少。人们虽然强烈地向往社会主义,但具体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对中国现在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摸索前进中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求成和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
邓小平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思考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一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提出并始终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他又总结多年来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以后,他在南方谈话中这样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为了正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楚共同富裕同发展生产和公有制占主体三者的关系。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他又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111页。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发展生产力,只会有共同贫穷,谈不上共同富裕。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便生产力发展起来,也只能是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形成两极分化,那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始终以现阶段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严格地以处在剧烈而深刻变动中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受任何固定的模式或框框的限制。他明确地指出:必须从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根据这条基本路线的要求,又规定了一整套基本的方针政策。这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当二十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中华民族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响亮地提出“与时俱进”的要求,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严重自然灾害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开创全面开放的新局面,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新的发展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