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礼学是在反省三代之礼、批判儒家礼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于三代之礼和儒家礼学来说,呈现显明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法家思想的建构过程既是从理论之维审视三代之礼和儒家崇礼观念的过程,也是从法治之维审判礼治和儒家的过程。这说明,法家对于礼、礼治、儒家之礼乐等具有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即逻辑地构成了法家礼学的基本内容。另外,法家之法毕竟脱胎于三代之礼,这使得法家人物商鞅、韩非等所言的法、法治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礼、礼治的印记。这些,也逻辑地构成了法家礼学的基本内容。商鞅为变法而“观”礼,从治道及治道之“变”的高度审视礼,认为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是人类发展到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产物;礼本质上是由“人”制作出来的政治制度,并不神圣而神秘;礼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一种具体的治世之道,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三代之礼不同,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的礼一直在“变”,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至于作为儒家政治和道德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商鞅依然为变法而“观”之,并从国家强盛的基础——“农战”和理想的治世之道——法律这双重维度批判之为国家祸乱之源。反过来,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其所谓的法含有等级性因素,割不断与礼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商鞅还将“名分”纳入其法治之中,肯定“名分”的政治作用。韩非虽然主张法治,对于礼却没有简单地否定。他利用和强化礼的等级属性,证明君主至上的威严,强调君臣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治道与法治的维度批判儒家,还从礼的维度批判儒家,并从礼的维度对儒家所极力宣扬的道德仁义进行改造;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绝对化,从而违悖其法治立场;肯定礼仪在生活层面的价值在于表达情,然而又在情礼之间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两者的历史 汉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所谓的今文经派,简单的说就是经传的文字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他们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经派的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不仅推崇孔子,还推崇周公,觉得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文字不同还是小事,关键的是他们所诵读的书也有差别,比如同是《春秋》“三传”,《公羊》、《榖梁》和《左传》,今文经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经崇信《左传》,所信不同,那么解读的方式便产生了差别。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争论,那倒没什么,可是这又涉及到国家应该将哪种经传立为官学,作为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