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中国消费市场也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中国中间阶层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阶层,引领着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并主导着消费。而在此前,主导消费的是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两个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消费特点明显不同,存在根本性差别。
中间阶层日渐兴起使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实力等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北京的中间阶层规模比例大约是55%,上海大约是51%,广州大约是42.5%。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为256016元,上海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219770元,广州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170037元。总支出方面,北京中间阶层每年支出126012元,上海中间阶层每年支出115646元,而广州中间阶层每年支出为95213元。数据显示,就工资收入而言,中间阶层月收入接近1.3万元,非中间阶层月收入只有7400元。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而非中间阶层的年收入在9万元左右。就消费结构而言,工薪阶层更多的花费是吃穿等用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中间阶层则更加注重时尚消费、品牌消费、文化消费、品位消费、休闲消费与享受型消费等,与工薪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对消费品的质量及服务有更专业化的要求,对美感的要求提到了与实用价值相同甚至更高的地步。
根据BCG波士顿咨询最新统计数据,尽管目前中国消费增速轻度放缓,但消费增长仍在一个惊人的上升轨道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与2010年相比实际增长62.6%。普通家庭正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品位型消费跨越。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消费市场仍将扩大约一半,达到6.5万亿美元的规模。未来5年中国消费市场所带来的2.3万亿美元增量,相当于当下德国或英国消费市场的1.3倍。中国的消费经济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上层中间阶层及富裕家庭将是整体消费的主要驱动者。上层中间阶层、年青一代和高端服务业人士,将成为中短期内拉动中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而这些消费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产品质量。
据世贸组织统计,2016年我国贸易出口额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13.2%,已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地位。而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6年中国出境游客达1.35亿人次,游客境外消费总额2610亿美元,约合1.8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位,其后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观察中国游客在境外购买的物品,大部分是生活日用品,如指甲刀、衣服、马桶盖、电饭锅等。其实,国内并不缺乏同类产品,而是消费者尤其是中间阶层追求更高的产品质量和品位。
因此,从速度时代迈向质量时代,是从满足基本需求向满足品质需求转变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中间阶层的消费特点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还是要瞄准消费侧,市场因素、消费需求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如何满足这批人的消费需求,决定着国内消费拉动及经济增长的盛衰。中间阶层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已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其对产品质量的执着追求,正在呼唤质量时代的到来。
二、创造与建设质量时代的三大精神支撑
一国产品之质量,乃一国之文明程度;一国产品之信誉,乃一国之国民尊严。
所以,迎接质量时代,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产品质量为什么上不去?中国的产品质量并不是一直都不行,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曾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瓷器、丝绸、茶叶和四大发明都是那个时代中国质量的标志性产品。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落后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工业化初期,一切为了发展速度,我们承接更多的是“三来一补”等低端产业,它们在三十多年里迅速发展,满足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其功绩是伟大的,但其短处也不容回避,那就是产品无法做到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因此,要有效推动中国迈入质量时代,绝不是仅仅提升产品质量和标准的问题,背后必须要有充分的文化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班德林先生说,“文化就是未来”,那我们至少可以说,文化决定未来。
2016年5月30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协同起来,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所以,质量时代的文化准备就是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支撑。
这三大精神的支撑,不仅可以让我们满怀信心迎接挑战,而且可以使我们必胜;不仅可以使我们必胜,而且可以使我们在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同时,锻造出中国真正的现代工业素质,使五千年古老文化迈向崭新的阶段。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是真正能够激发中华文明焕发独特魅力和影响力的基本精神。
质量与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是高度关联的,而且总体上来说是正相关的,是相互促进的。其中,创新主要是对传统的突破,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它的取向更偏重于求异、求新、批判、颠覆、突破,在创新具体过程的某些阶段,质量可能并不是它追求的直接目标,但创新最终追求和实现的一定是质量的提升和飞跃。从根本上来说,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有质量的,迎接创新的一定是质量时代。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精神直接相关,西方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说:“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相比其他类型的人,他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首先,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其次,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存在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
熊彼特所说的这种企业家精神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而其所论述的对梦想和成功的追逐,必然包含着对质量的追求,因为只有打造出高质量的品牌和产品,才能够实现所追求的那种梦想。所以,企业家精神与质量追求是内在统一的。
工匠精神则直接指向质量,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尽善尽美,体现的是严谨、耐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可贵品质,其直接结果就是产品质量的提升。工匠精神作为人类精良品质的代表,蕴涵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一讲工匠精神,我们就会想起德国、瑞士、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我国制造业只有提高创新设计能力和工艺生产水平才能成功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掌控产业链核心环节,才能真正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工匠精神所蕴含的精细化管理、精品制造理念正是实现中国制造强国的基石。拥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国制造业才能适应国内消费者更加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的需求,才能解决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优化的问题,才能以优质的产品充分占领国内市场。
因此,质量时代离不开三大精神的支撑。工匠精神是产品之魂,也是一个民族的工作信仰;创新精神则是质量时代维系的根本动力,是一个民族除旧布新的思想之源;而企业家精神则是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的集纳者。以工匠精神为基本,以创新精神为引领,以企业家精神把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必能推动迈向质量时代。
三、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
现在城市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经济、拼管理进入拼文化的阶段,迈向“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时代。要解决质量问题,迈进质量时代,最终拼的也是文化和精神。如何协同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形成质量时代的动力和精神支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为什么缺失?三大精神缺失的背后,是严肃的文化问题。
从宏阔的历史角度看,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至今一直未结束,其基本发展逻辑是在认识中批判、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发展。其间也有过偏执的时期,比如,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发端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自身发展中不断纠谬和积极的建设,而十年浩劫的“文革”也曾一度出现“两个否定”的思潮,即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又把传入的西方文化作为资产阶级文化否定,予文化建设以极大的破坏。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问题又得到迅速的纠谬。现在,我们是既肯定西方先进文化,又肯定优秀传统文化。
在人类共同关心的以人为本问题上,中西方是高度契合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体现在产品质量上就是要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权利,为消费者提供满意产品,以创造品质生活、幸福生活为宗旨,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实现。所以,培育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首要任务就是培育人文精神。
其次,要重视国民素质问题。
国民素质决定产品质量。看似是一个产品,实际上它的质量隐含着人的素质;看似是对一个产品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评价。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它们曾经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对人类犯下罪行,但就产品质量而言,这两个国家今天却受到各国消费者的尊重,人们购买德国货和日本货时,大都不会怀疑其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这与其说是相信德国货、日本货,不如说是相信一个民族的工作态度和国民素质。
因此,当我们强调三大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的时候,决不能忽略国民素质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如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将无法迈入质量时代,更不能奢谈产品质量达到世界一流。
诚然,和自己比,我们的劳动力素质是在不断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