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个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尽管已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关注全球化的交汇处。
重庆大厦是较为稀罕的例子,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里的全球化可以耳闻目见,我们能够了解有血有肉的人是如何在文化互动中交流取舍的;这种全球化不涉及像可口可乐、索尼、麦当劳这样的大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办公大楼、律师和宏伟的财政预算,是另一种世界经济。
李:“低端全球化”的提出,明确了新颖的观察对象,拓展了特殊的分析视角。但是,这样一种涉及商品交换、人群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很多学科都可以加以研究。那么,人类学观察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马:人类学的特点就是民族志,记录特定人群的互动和生活方式,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乃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如果你不是人类学学者,可能难以理解“低端全球化”。
经济学者研究贸易,但根据我在广州的研究经历,发现关于中国和非洲之间贸易的官方数据是不可靠的,因为经济学者无法掌握真实的故事,官方数据肯定没有充分地陈述实情。之所以少报数字,是因为每个底层贸易者都希望省钱而少报实际的顾客量;而且中国的官方数据也值得分析。
事实只能靠人类学学者来获得,只能通过与人面对面的谈话来获得细节。比方说,我曾在重庆大厦的一家手机店驻守一年多,根据2007年到2008年的贸易活动粗略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百分之二十的手机购自重庆大厦。
经济学者一般很难了解,因为虽然某些生意不能说是完全不合法、隐蔽的,但也差不多吧。结果只能用老办法来研究,认识人,然后交谈。社会学家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研究,但一般而言,他们想要经验主义的数据库,对百分比、概率等所谓规律性的数值感兴趣,但对“低端全球化”而言,这些是不足信的,因为每个从业者的故事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范式可循。
文化身份认同和所谓“乡愁”由何而来?
李:您在书中写到,重庆大厦被很多人视为“香港的一颗‘黑色的心脏’”。香港许多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对它既害怕又好奇,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是谁。住在重庆大厦的人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或者说,重庆大厦的居民如何在这个期限长短不定的居住地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马:很多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真的在想,啊,我真的是印度人吗?做一个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这问题太不自然了,没有多少人会常常花心思去想。
当然,很多人确实希望能有在家的感受。比如,在重庆大厦,如果是南亚人,你会想吃南亚食品,那里就有各种各样的印度饭店,你很容易感觉到家的味道;还有印度说唱,一天五次礼拜的音乐会,让你确实感觉到是在家里。
非洲人没有这么多,但有一个非洲酒吧,晚上有非洲音乐,你或多或少会有在家的感觉。
广州也是这样。总有某个地方,有这样的功能让你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对仅离家一两周的人。很少有人对所谓“外国的生活经历”感兴趣,他们只是来做生意,只想和他们差不多的人打交道。重庆大厦就是如此。
李:重庆大厦的国际化,似乎理应使其成为“文化融合”的代表个案。您在1983年作为游客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1994年到香港居住后也常来,2006年正式开始将它作为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您基本上每周必到。
您对重庆大厦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书中描绘了不同人群互动的情形,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所谓“文化融合”至少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必要的。
马:你的感觉是对的,越来越不重要了。在重庆大厦,种族之间的交流全部十分实际,语言选择也是实用主义的。这里的主基调就是赚钱,没有文化融合的必要。这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但大多数人将这种差距看成是真实的人生,而非社会不公的体现。
我还认为,“文化融合”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是很混乱的,基本上就是国家的宣传,因为国家总是想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文化融合”的说法是不是有这种作用,我很怀疑。我不认为文化融合的欲望有那么强烈。与之相对应,所谓家的感觉,我也总是怀疑。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想家,这是心理问题。我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乡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哪怕不是作为人类学者,您的这些质疑和反思也有个案价值。当然,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迅猛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每个人的文化认同,迫使人们在原来熟悉的相对单纯的文化习俗与当下面对的多元生活情境之间去努力适应和平衡。在这样的形势下,“乡愁”变成坊间时髦的话题也就不奇怪了。作为人类学者而非您个人,您认为如今的人们还会有所谓“乡愁”吗?
马:你可以有。我们需要记住,乡愁和个体的经验关系紧密。
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回到那里,睹物忆往,就会有所谓的“乡愁”。你回老家,吃了妈妈做的饭,你会感觉到乡愁。
有趣的是,“文化乡愁”的说法正在改变意义。比如,什么是香港传统食品?我觉得是麦当劳。我的学生出生于1990时代,吃着麦当劳长大。需要留意的是,任何乡愁在某个意义上都是假冒的,因为它可能不是来自个人的真实体验,而是来自学校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你是某个国家的人,你就“应该”有某种样子的乡愁。我基本认为,传统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其真实性是创作的。乡愁更多的关乎个人,而不是关乎文化。
特别是文化乡愁,由很多东西构成,会形成文化压力,人们的行为会强化它。我的太太有时会为我烤火鸡,因为美国人感恩节吃火鸡,她觉得这可以慰藉我的乡愁。但这也可能导致人们的错误行为。比如提到美国就是华盛顿和苹果派,提到中国就是五千年的龙的传人。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宣传”,每个国家都在利用这种宣传。但是这也许会让你去做某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我部分同意。其实,对于任何国家和文化都客观存在着期待、崇拜或刻板印象,这的确容易导致自卑或傲慢,偏见或歧视,也确实会因宣传而误导继而被误用。这是需要每个人特别警惕的。
至于传统,就如诸多的民俗,本质上是精英倡导、民众跟从。在此意义上,传统确实具有创作性。但与之相关的“文化乡愁”是不是完全个人化的?可能还需要讨论。但我愿意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且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具有感召性的。
您的说法坦率而富有启发,促使我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独立反省。对我个人而言,具有真实价值的“文化乡愁”到底是什么?这让我想到您在《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中提到的“全球文化超市”的概念。
马:文化超市被视为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里的东西,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但我从未说过文化超市就是全部,我也说过文化是活的,文化有其传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土语,你生来就会说一种方言,就算你以后学习其他语言,你最初的土语还是和多数人一样,会决定你基础性的身份认同。尽管真正的双语人是存在的,但是很少。
实际上,文化超市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人并非是真正自由的。有几点可以说明:第一,大多数人的确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我们生活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界,不能完全离开它。比如我,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的行为还是一个美国人。其次,我们的确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选择的话。这是怎么完成的?非常有趣,因为这和个体心理相互作用。比如在重庆大厦,我记得和一个巴基斯坦人说过话,他说:“这些中国女人穿着短袖,真是令人作呕。我要回巴基斯坦,然后去麦加,我不想在这儿,这些不是我想看见的世界。”另一个非洲人却说:“我的老板过两天要请我吃寿司哦。我从来没吃过,我好喜欢啊。”
重庆大厦里的人,面对眼前的“全球文化超市”的观感,反映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态度——有些人热爱文化超市,有些人则看不起它。
“移民”的概念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李:除了聚焦“低端全球化”的从业者,《香港重庆大厦》还记录了出没其中的其他各色人等。
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重庆大厦作为香港这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经济排除在外”,而成了“香港社会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