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班顿中,还有一种钩连班顿。有人说这种钩连班顿,像我们中国广西《刘三姐》和她的家乡人的对歌,《刘三姐》中的歌有:
(1)亏了亏,
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树头站,
清早出窝夜不回。
(2)亏了亏,
画眉飞去不飞回,
你今歇在哪棵树,
你今落在哪兜梅。
(3)花针引来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刚知鱼在水,
鱼儿不知鸟在林。
这些民歌与班顿比较,实际上钩连班顿比中国的对歌更复杂更难创作。
有些外国学者以为,马来班顿像近现代以来中国南部的客家山歌,那些山歌也多是四行一首,如:
(1)打鼓爱打鼓中心,
打到鼓边没声音,
打鱼唔到不收网,
恋郎唔道不收心。
(2)先日见妹一团金,
今日见妹两样心,
妹今好比三弦琴,
下下弹来两样音。[1](P37)
但无论是客家山歌也好,广西《刘三姐》家乡的山歌也好,中国民歌的四句,表现出的是同一种观念,思想联贯,而班顿的前两句与后两句在意思上有一段距离,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中国《刘三姐》之类的民歌多为七字句,押韵方式也和班顿不同,多为1、2、4 句押韵。因此,班顿和客家山歌、和《刘三姐》中的民歌,还是很不相同的。
四、中国《诗经》和马来班顿艺术手法的比较
班顿的前两句叫做小引或暗示,称为喻。后半部才是真正要表示的意思,称为“意”。在创作班顿时,要先做后边的意,然后再想前边的喻[1](P115)。喻的部分通常都是描述自然景物、 史事或日常生活见闻等,而以自然界的动植物为喻的居多,也有用数字开头的。喻这种修辞手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诗经》中常用的起兴的艺术手法,所用的句子多是比喻或描述式的,以引出后半部所要吐露的心里话,作为后半部的“意”的一种暗示。正是班顿的喻和《诗经》里最常用的起兴的艺术创作手法,使笔者觉得班顿和《诗经》有相似之处,可以将二者作为比较来研究。例如我们文中开头所引用的那首班顿:“鸟儿从南方飞来,微风吹和风送”,是喻。“请把书卷打开,观赏马来班顿”,是意。前两句和后两句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只是为了引出下面的意而已。这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种起兴一样,这种先以一物引起所咏之意的起兴,在班顿中亦比比皆是,如:
(1)我种稻米多艰疲,
别人只知栽黄梨;
我重品德受人轻,
人家只重金与银。
(2)鸽子打哪儿来,
从沼地飞到田里;
爱情打哪儿来,
从眼角燃到心窝里。[2](P890)
两首班顿前两句为“喻”,均为起兴,后两句是意,是唱者要表达的本意。
班顿大量地运用起兴的创作手法,运用比喻、比拟及训言,似乎和马来民族谦虚、含蓄的特点有关。这种特点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内容中,也反映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
五、《诗经》和班顿的应用
中国古代统治者,从周代开始,就把“诗”作为贵族学习语言文化和学习社会的教材,孔子多次强调“诗”对社会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首先要求自己的儿子学诗,《论语·阳货》中记:“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意思是不学诗的《周南》、《召南》,就会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子们也经常引用诗来讨论问题,如:“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篇》)诗在周代和春秋时期,还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贵族宴会、政治和外交场合,或被运用于评价人和事。例如,在《春秋左氏传》里,记载隐公元年:郑庄公与其母“遂为母子如初”后[7] (P7),作者对这事及促成这事的颍考叔的评价,就借用君子之口引用诗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用诗中的句子来总结评价郑庄公和颍考叔的作法。
最典型的是秦穆公和晋公子重耳的席间对诗。[7](P334 )鲁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给晋公子重耳。“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诗歌颂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重耳吟此诗,表示对秦的尊重和自己对秦的感激之情。《六月》诗道尹吉甫佐周宣王征战,隐以重耳比尹吉甫,喻公子还晋,必能匡辅晋国,并勉励他佐周王以成功业。古代礼会时,常诵诗以表示意思,但他们赋诗时也是断章取义而已。我们从《左传》中引用诗的情况,可见古人应用这些诗歌的情景。
马来人不论男女老幼也都喜欢在工余或聚会上吟唱班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