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2014年9月30日正午,深圳,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了城中村的家,一个被单人床挤满的单间,在一栋握手楼的五层,月租350元。这是4月份刚刚租下的,之前,他在城中村的另一头,住了三年。
他来到AAA大厦17楼,对面是友谊书城,许立志是个爱书的人,可能去看了会儿书,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迎面是一条满是办公室的走廊。
那不是要去的地方,他折返,另一头,那里有一扇窗,扶着窗框朝外看,是林立的高楼,他看了五分钟。
一年前,他为这一刻写了一首诗:
他想着想着
往前挪了一步
—许立志《跳楼》
接班人
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弥漫/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亿万打工者驮着生活的火车/修建通往新世纪的康庄大道 —许立志《开往南方的火车》
我要踢开粘滞的土地/站立起来/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 —罗德远《黑蚂蚁》
“这是他在报纸上的处女作。”罗德远主编着一份叫做《打工诗人》的民间刊物。2011年的秋天,他收到了青年工人许立志寄来的诗歌。车间、搁浅的青春、流水线、站着入睡的身影,这些他都熟悉,二十年前,他从四川泸州的乡下来到惠州,在工厂清点货仓。
许立志1990年出生,高中毕业外出打工。2011年2月,进入深圳富士康,是流水线上的普工。进厂前,他的银行卡只剩了取不出来的99元。进厂后,1700元的试用期工资,对他无异于一笔财富。而工作,似乎没有那么可怕,第一天上班就是夜班,夜里八点到早上五点,流水线旁双手如飞,他发现时间过得真快,他想,虽然枯燥,但这样“无忧无恼也自得其乐”。
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
诗歌发表一个月后,罗德远邀请他到惠州参加《打工诗人》创刊十周年聚会,作为年轻诗人的代表。
“他给我打电话,说请到假了,高兴得不得了。”那是罗德远和许立志唯一一次见面。这是一个身高175cm的年轻人,瘦,脸上有着青春痘。在会场,他腼腆地打招呼,随即淹没在越聚越多的打工诗人中。
当天晚上举行了诗歌朗诵会,这个全会场年纪最小的诗人用潮汕普通话朗诵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彼时,正是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的时候,许立志来自富士康,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位与会者评论道,许立志写下的《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已触及‘十三连跳’的深层原因”。而通过诗歌舒缓情感,人们看到了悲剧不会重演,“显然,这位90后青工的内心,实现了某种和解。”
在许立志身上,罗德远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他不怀疑和解的可能。打工不易,底层多艰,他也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与自己的工厂宿命达成和解,以诗歌的方式。
1996年,28岁的罗德远依然在工厂清点着数以千计的电视机机壳。由于喜欢写诗,在打工诗人的圈子里,薄有名声。前半生的农村生活,让他的诗歌充满了乡土意象,他将打工者形容为“黑蚂蚁”:勤劳、卑微,忍耐而奉献。他也是这么做的,工作二十年,他没有请过一天假,春节要加班,他就主动报名。
他是这样一只黑蚂蚁。直到1996年的圣诞节。
“香港老板要搞圣诞晚会。车间主管和我说,你不是会写诗吗,你给我写一首。”工厂叫康惠电子,罗德远模仿《白杨礼赞》,写了《康惠礼赞》,晚会上得了二等奖,奖励一条毛毯。
一个月后,他从工人升为职员。
“人只要努力,真的会有回报的。”十八年后,成为广州增城区文体局办公室主任的罗德远坐在办公桌后说。这也是他的诗歌哲学,“没有完全的绝望,作为诗人,一定要给出希望。”
2011年,对于许立志,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他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参加了第一次诗会,还获得了他这一生中最光辉的称号—打工诗歌接班人。虽然这来得有些轻率,据写新闻稿的记者说,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最小,又写诗。
“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种自豪感和满足感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一个月后,踌躇满志的许立志买下一本书,《写稿赚钱18技》。
2011年情人节,决心踏入工厂时,他曾有些失态,“谁他妈能断定以后一定怎样?命从来没有一定的!”
幸运
一块接一块的主板/像送葬队伍一样/死气沉沉地向我走来/我把他们从载具上一一取下/隔着静电手套/阵阵炽烫仍然通过手指直涌胸口/我咬紧牙关忍受着/就像我必须忍受着生活 —许立志《忍受》
累/她感到无边的累/在这个城市/这永远构不成/辞工的理由
—郑小琼《何丽》
郑小琼大概是新世纪最有名的打工诗人。自2007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后,她就有了卓绝的名声。她曾是东莞第一位农民工身份的省人大代表。
郑小琼记得许立志。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他那时很活跃地参加诗会,我看过他的诗。同样年纪的时候,他比我写得好。”
诗会是如许立志一般的年轻诗人结交同道、拓展文脉的舞台。盛名之下,郑小琼常被邀请,但她其实害怕这样的场合,害怕看见年轻人炽热的眼睛,希冀她告诉他们改变命运的方法。
曾几何时,这也是她的愿望。那时,她到处投稿。她的成名作,就发表在《打工诗人》上。
“想写些东西发表,能够进入工厂内刊或者杂志社。这是最初的动力吧。”
2008年,郑小琼被吸纳入广东省作协,成为作协下属杂志的一名编辑。因为诗歌,郑小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有了城市人的身份,再不用担心被机器刮去指甲盖。
但人生顺遂之后,郑小琼却怀疑起来。
“我常想我是不是幸运。”所有人见到她,都说她很好运,她想这是实情,幸运,也就是偶然的意思。
这让她难过。写打工诗的人数以万计,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她拿不出能传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环会遮蔽掉这真相。
多年前,她一样积极参加诗会。诗会中,真正来自工厂的打工诗人并不多,她觉得自卑。参加得越多,视野越广,改变命运的想法就越强烈。失落和不甘,她想像许立志一般的年轻人也会有同样的心结。
“但我真没觉得诗歌可以改变命运。底层人的命运越来越难改变。”
许立志的房间里,有郑小琼的诗集。
他的诗越来越灰暗了,面对无法改变却渴望改变的现实。他表达了对深圳这个城市的喜爱,想换个方式留下来:他有一份自荐信,请求被深圳中心书城录用。自荐信中,他反复强调对书籍的热爱,列举发表在刊物的作品,千方百计与书拉上关系,最后却输了。
这三年,他只是从作业员换成仓管,再变成线长。
他接到了许多善意劝告,一位前辈说,写诗不要那么悲观。他听从了,“一想到90后就想到年轻,想到朝气与未来。我听你的。”
但很快却重回旧路,他的诗仍然因为太过阴暗被退稿。
与诗中的孤苦相应,许立志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上夜班落下的偏头痛是他的梦魇,头部的震颤漫过血管,身体好像一点点腐化。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似乎还患上了厌食症。流水线,已经成了畏途:
今天的劳动不要太重/时间,不要太长/否则,跨出这道门槛/至少需要一百年的勇气—许立志《凌晨的眺望》
“若是有用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更可能走进死胡同吧。”郑小琼有些茫然。她写过一个叫阿敏的打工姑娘,阿敏热爱诗歌,“想赚两年钱再写诗”。而再次听到她的消息,诗人阿敏已经成了被抓获的传销犯,入狱三年。
杀死单于
这个早上我不再是低着头颅的打工仔/我是抬头挺胸的汉朝将军/誓以最后一箭/洞穿匈奴首领的胸口 —许立志《杀死单于》
我对旁边的工友说/富士康又有人跳楼了/他们没有理我/还说这里是捷普 —冉乔峰《报新闻》
2011年,当许立志进入流水线时,19岁的冉乔峰逃离了工厂。他去了工地,那里钱更多,更自由。
他在工地扛钢管。一根钢管六米长,五十斤重。一次扛三根,压得他“仿佛要被大地吸进去”。
更恐怖的是上高架。离地二三十层楼的高度,踩在钢管上拧螺丝,低头,下面的人只有蚊子般大小。
晚上回到工棚,工友们要么打牌,要么看电视,冉乔峰躺在床上,用手机写诗。
“每天想到什么就写出来,第二天上工就舒服些。”
他在微博上发起了“打工诗社”的话题,每次设定一个主题,让人们进行微诗接龙。最受打工者欢迎的三个题材,是讨薪、留守儿童和下岗。
他还建立了QQ群,都是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许立志也在里面,他们有时互相交换新写的诗,听听意见。
冉乔峰说现实主义是许立志的强项。但他们的诗不一样,“我的诗开始低沉,但结尾比较励志……他可能陷在自己的思想里,走不出来。”
冉乔峰还收获了爱情。2013年,深圳火车站,为了省钱,他在网吧待了整晚。早上醒来,发现背包被划了一个大洞,手机、钱包都没了。幸好上网时间还剩一小时,他在网上向诗友求助,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姑娘,从未谋面,却立马打给他三百块钱。
许立志和女朋友也是在网上结识。2011年春节回家,他骄傲地告诉父亲,他有女朋友了,还在广州读大学。这份并不那么“合理”的爱情曾让许父疑惑,直到许立志向他出示了照片。他决定听其自然,2013年年末,听到了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许立志告诉他,女方父母嫌他们家太远了。
“是嫌太穷吧。”许立志的老家在广东揭阳的农村。女孩毕业后去了银行工作,他还在工厂。如今,许父会想起这对儿子的打击,“起码向他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
2014年五一劳动节,冉乔峰让自己的诗歌事业更上一层楼。他们在深圳租了一间老年活动中心举办了“打工诗社”的线下聚会。他邀请了老前辈罗德远,后者在会上讲了一个有些促狭的笑话,“我说发现了一个问题,喜爱诗歌的人,女的不靓,男的不帅。”
许立志没有来,他已决定破釜沉舟。
2014年1月15日,许立志写下了《杀死单于》,用一种你死我活的愤激,表达对工厂生活的绝望和痛恨。他要一击毙命,寻找更好的生活。一个月后,合同到期,他毅然离开了这间困了他三年的工厂。
新的一天
我和两个哥哥搬出桌椅/母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父亲那时还倚在门框上抽着劣质香烟/悠哉游哉/“开饭啦”,母亲有力的歌唱/也是一恍惚间,这么多年/就在几个傍晚中过去了 —许立志《一家人》
2014年4月,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在网上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眼前一亮。
他在编一本叫《工人诗典》的诗歌选集,希望囊括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优秀的工人诗歌。他选了五十余名诗人,有郑小琼,没有罗德远。他还想找到更年轻的。
谈起初衷,秦晓宇说,中国有2.5亿农民工,8000万产业工人,数以万计的工人在写诗,其中不乏相当出色的,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低估,不见于任何重要的诗歌选本。工人们“我手写我心”,即使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这是社会的史诗,也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史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所有代价,所有的肉身经验。”
许立志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属于被转型碾压的“庞大单数”,还身处资本全球化时代下金字塔的最底端。
“他在用天分写作。他的诗歌其实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泛滥的抒情,有的却是神来之笔。”秦晓宇选了许立志的两首诗,其中一句是,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他的诗真的很特别。”
用许立志的诗作为选集的结尾,秦晓宇也有考虑,“他还年轻,来日方长,放在结尾,也是希望。”
2014年8月,配套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开始拍摄。展示打工第一线的诗人的工作、生活、写作。秦晓宇选择了十位诗人。
“我告诉导演,许立志是一定要拍摄的,他是这个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但8月底,却传回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许立志拒绝了,是所有诗人中唯一一个拒绝拍摄的。
“他说,我不写诗了。”
许立志没有告诉家人,他离开了工厂。长达半年的时间,他一直在电话里虚构着工厂故事。有人说他去了江苏,不久折返,他一直失业,无所事事。他不大和诗友们联系,退出了冉乔峰的“打工诗社”QQ群。
后来,看着儿子的自荐信,许父说,许立志一开始就错了。他想去书城上班,是为了能看书,“他太年轻,看不懂。书城是卖书的,他只想去看书,目的都不一样。”
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时,由于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他去了镇上的中学。许父以此自责,觉得这是他之后一直郁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