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29年4月21日日记中说:“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林语堂不在其内。胡适在这之前,曾因《入声考》去看林语堂,胡适对林语堂评议造诣非常重视。林语堂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三次提到胡适,关系之好,非同一般。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属于“语丝派”的林语堂,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胡适关系并不密切,其实非也。
林与胡的交谊可追溯到1918年。林语堂后来写道:“他回到北平,已经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员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比他只小四岁,但是他给我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寥寥几语,林语堂对胡适的仰慕之情,现于笔端。从此,胡适也开始关注从美、法、德留学归国的林语堂,自1919年至1932年,致胡适的二十九封信,证明他们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根据孔子见卫灵公夫人的历史记载,写成的独幕话剧。1929年6月,由上海大厦大学组成的演出队,到曲阜去演出,遭到当地孔氏后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告到教育部。《子见南子》后又在上海重演,胡适、徐志摩、章衣萍等到场观看排演,以此声援林语堂。
1929年至1930年,林语堂被胡适等友人拉入平社。他在日记中记曰:“晚适之请平社,讨论民治问题。”那次讨论中,林语堂首次出席便发表意见,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极有道理”之详。日记说:“末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林语堂在平社活动时,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同情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平社讨论的问题很多,多涉及政治、民生、制度、民性、人文等。比如林语堂就主讲过《半部〈韩非〉治天下》,有言曰:“今日中国政治问题,有超乎一切政体问题之更大问题,就是人法与法制。”胡适、林语堂所发之言,多是书生之见,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胡适、林语堂在这种自由的讨论中,没有人给他们扣政治帽子。起码比左翼作家的激进要平和平等得多。
1930年11月28日,胡适举家迁居北平,以胡适为核心的上海平社最后也风流云散。林语堂和胡适的友谊却永生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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