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的相关文献中,他们共同的发现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相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出人意料地拥有较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这种在文献中被广泛接受的结论被称之为“ 资源诅咒"现象。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大多都经历了相对较慢的经济发展过程或者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平平。对于该现象,Sachs和W arner( 1995) 研究指出这一现象是历史上的一个普遍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国家大多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失败者。相比之下,自然资源相对非常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瑞典等却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得格外出色。然而,我们却很难相信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导致经济缓慢发展的直接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收入增长的一个潜在来源,它们中的一部分被存储并转换为资本,从而支持未来生产产出水平的增长。例如,资源地租很可能被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电信通讯系统的现代化、以及教育与健康事业。纵观全球的经济发展史,我们看到仍然有一部分国家其经济发展是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拉丁美洲,在资源得到大力开发的状况下其经济也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厄瓜多尔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使得其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Sachs和W arner,1999a) 。实际上,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许多学者认为工业革命能够在这两个国家范围内率先开展起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它们拥有的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 Sachs和W arner,1995) 。另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北欧的挪威。纵观挪威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它成功有效地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进行了管理,并将这种资源的优势转换为推动经济繁荣的有力引擎。虽然挪威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年的衰退,但是它对自然资源开发所做的规划和管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范例。在挪威,石油开采所得的利润的80%通过税收和收费的形式收归国有。这部分收入随后被投资到外国证券中用以保护国家经济免受破产的危机和抵消收入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挪威政府试图通过这一举措使得世世代代的挪威人能够持续地受益于石油资源驱动带来的经济发展( G yl fason,2001) 。无论是支持“ 资源诅咒” 假说的存在,还是主张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有力“ 引擎” 这一说法,经济学家们都试图分析出自然资源是如何影响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发展的。实际上,自然资源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许多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Rosenst.ei n—Rodan,1943;M urphy,Shl ei fer和Vi shny,1989;N urkse,1953;W atki ns,1963) 。例如,H abakuk( 1962) 指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赶超老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英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样,Rosenstei n—Rodan( 1943) 和M erphy et a1.( 1989) 提出和支持的“ 大推动理论( the Bi gPushTheory) ”也认为自然资源开发大潮的兴起能够为地区工业化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动力,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大推动理论是均衡发展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Rosenstei n-Rodan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可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平均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那些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维持其早期的发展势头,相对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二十世纪末期呈现出较慢的经济增长趋势。这一现象使得经济学家们提出了“ 资源诅咒"假说,并在发展经济学界引起了一股对自然资源禀赋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采取和维持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措施能够使经济体本身避免“ 资源诅咒” 现象的发生。例如钻石矿藏丰富的博兹瓦纳在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收入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分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我们发现良好的私有财产所有制管理、对政治腐败2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的严格控制、高效的行政机构以及谨慎地利用资源地租对国家基础设施、卫生健康和教育的投资等因素使得博兹瓦纳经济发展极大地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学家们围绕“ 资源诅咒’ ’ 假说及其成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一部分支持“ 资源诅咒"假说的学者从社会经济因素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导致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传导机制( Angri st和Kugl er,2008;Auty,1990;G el b,1988;G yl fason,2000;Kronenberg,2004;Papyraki s和Gerl agh,2004,2007;Sachs并H W arner,1995,1997,1999,2001) 。例如,Gel b( 1988) 和Auty( 1990) 指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实际上更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而不是其他的生产行为。另外,在M atsuyam a( 1992) 的研究基础上,Sachs和W arner( 2001) 发现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初级产品上,而忽略了对制造业的发展。这一行为最终导致该经济体长期处于较慢的经济发展状态。G yl fason( 2000) 指出教育是导致“ 资源诅咒’ ’ 现象发生的重要因素。Kronenber( 2004) 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在相关文献中,虽然一部分研究,如Papyraki s和G erl agh( 2004,2007) 以及Fang,Q i 和Zhao( 2009) ,分析了自然资源是如何通过社会经济传导机制间接地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但是他们的方法都存在一些缺陷。为了估计传导机制的影响,Papyraki s和G erl agh( 2007) 采用了联立两个回归方程的方法,通过计算这两个独立的回归模型得出对传导机制影响的估计。然而,由于这种方式无法实现常规的对标准差的构建和估计,自然地也就无法计算传统的t值,进而检验对传导机制估计的显著性。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采用了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对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的研究,几乎很少有在省际( provi nci al —l evel ) 、州际( state-l evel ) 层面或者城市层面针对资源状况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最近几年,部分经济学家们开始在一国范围内对“ 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探讨。Papyraki s和G erl agh( 2007) 在美国49个州的样本数据基础上,分析得出美国是存在“ 资源诅咒"现象的。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地区投资和升学率等方面明显地低于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地区开放程度以及对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投入等也相对较低。但是相反地,这些地区政府腐败行为的发生概3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率却显著高于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在Papyraki s和G erl agh( 2007) 之后,Zhang、Ki ng、Fan和Luo( 2008) 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用类似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丰裕度的关系。在文章中,他们指出在我国内陆省份,如果将地区人均消费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显著地慢于资源贫乏地区。但是在引入包括沿海省份在内的整体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发现“ 资源诅咒” 假说在我国是并不成立的。Fang、Q i 和Zhao( 2009) 同样考察了“ 资源诅咒” 假说在我国的情况。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地区收入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负相关的关系。1.2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与区域资源丰裕度之间的关系,并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第一,不同于以往文献中所使用的国家层面的数据或省际样本数据,我们采用了城市层面的数据对自然资源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使用这一数据的优势在于在增大数据样本量的同时,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入的微观层面的研究结果;第二,本文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方程系数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解决城市间异质性的问题,同时能够更加精确地分析出各个传导机制对自然资源禀赋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模型能够对各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提供更加直接的分析和判断;第三,对于我国特色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即省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自然资源拥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分配权,我们认为研究城市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经济上的溢出效应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为此,本文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资源丰裕度差异和地理空间距离基础上的变量用以衡量资源丰富城市对资源相对贫乏城市产生的经济上的溢出效应。本文将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地探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运用方程系数模型研究我国城市层面的“ 资源诅咒’ ’现象及其传导机制。在深入研究之前,首先谈谈我国矿产业以及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历程。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但是我国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步较4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晚,资源利用率也相对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落后的矿产业生产水平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和工业化步伐的迈进。为了满足大规模工业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在1949到1957年间进入到国家矿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钢铁行业以及其它重工业生产所需的矿产资源和初级矿产品等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地提高。这一巨大的进步为我国后来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从1958到1978年,我国矿产业在其第二发展阶段延续了其前一阶段的成功:大型油田、天然气田的发现与开掘,矿产品生产量的大幅提高,等等。1979年我国的矿产工业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几乎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经济的改革开放之路。像所有其它生产行业一样,矿产工业的发展在市场改革开放政策和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影响下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回顾我国矿产工业的发展历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仅展示了我国工业生产力的惊人进步以及工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以矿产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工业城市发展和区域建设的欣欣向荣之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我国经济发展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资源丰富的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为城市周边地区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