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带着十几本“恐同”教材奔赴北京,想见证这个时刻。
那一天,北京阳光灿烂,二十三个同志朋友赶来旁听。西西没有旁听证,便将教材摆在法院门口展示,有媒体拍摄,就配合采访,指出书中问题。这让她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时刻,贡献了绵薄之力。
回广州后,她策划了一场《命名: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性恋》的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引发公众对教材“污名”同性恋的关注。
举办前两天,辅导员找到她,表示如果不取消就要告诉她父母。
西西不敢向父母出柜,“他们肯定很难接受”。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家教甚严。初中时,母亲发现那个要好的女生从后背抱了她一下后,严肃地质问“你们是在搞基吗?”她慌忙否认。后来看到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父母很不屑,“同性恋那么变态”。
西西最终取消了展览,不过还是偷偷办了场没有观众的展览,发在个人公众号上。
西西举办的非公开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让公众关注同性恋议题。
这之后,她和秋白、志愿者整理出47本含有“恐同”内容的教材,一一联系出版社和编者,收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其中20本教材的编者(或出版社)表示会修订这部分内容。
有编者回复,“将同性恋归为‘性指向障碍’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在给学生讲课过程中均已为同性恋正名,并会就同性恋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国的现状及立法等情况向同学们介绍和讨论,让同学们正确地认识同性恋。”
为了改变一本教材
决定起诉前,西西考虑了一个月。
2016年10月,一位关注秋白案的律师联系她,问她是否愿意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以诉讼方式获得回应,同时延续秋白案对“恐同”教材的讨论。
西西有些顾虑,“自己真的能承担这份责任和风险吗?”
但她不想因恐惧而放弃,她也心存侥幸,父母平时不爱看主流媒体,应该不会知道。她还主动找学院书记讲了自己的想法,请求不要告诉她父母,书记劝她不要起诉。
西西恰是那种“越施压,越会去做”的人。
她从京东网上买了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后委托律师以侵犯消费者权益为案由,向暨南大学出版社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由于难以证明教材直接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法院不予立案。
秋白也经历过类似困境。起诉教育部前,她曾向广州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广东高教出版社侵害名誉权,都未立案,最后只能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