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风发的温斯顿,1918年
一战后的岁月是自由党走向衰亡的时代,曾经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拒之门外的新呼声在这个时期已经登堂入室。自由党越来越依赖工党的支持,而丘吉尔再次表现出他对党派立场的满不在乎。1924年他作为保守党人在伦敦郊区的埃萍当选。丘吉尔自己说鲍德温可能不会选择他这样的人进入内阁,但是他的朋友们则希望他如果被邀请担任“卫生大臣”千万不要拒绝。而奇妙的是本该在这届内阁里担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拒绝了这一职位,而接受了卫生部,丘吉尔随机被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而这一届财政大臣被证明是丘吉尔政治生涯里的灾难,虽然恢复金本位是1924年各党派的共识,但是当1929年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还是猛烈抨击丘吉尔制定的兑美元汇率。而且在1926年的大罢工中,丘吉尔是唯一公然主张动用机关枪来对付罢工工人的大臣,也让他在工党议员和左翼选民严重变得难以容忍。当1930年代,当经济危机的紧张局面来临,工党内阁自不待言,但即使在1931年麦克唐纳和各党派组成联合的国民内阁里也没有给丘吉尔一席之地。1935年鲍德温组织的保守党内阁也没有邀请丘吉尔。从1929年丘吉尔开始了长达11年的在野时期。
iii、帝国斜阳
时代正在改变,1884年那个由400万选民选出的议会,视约瑟夫张伯伦为异类。而到1929年在一个由2885万选民选举出来的议会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长子形单影只。当他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坐下的时候,已经没有另一个亚瑟巴尔弗跑到他身边“放腿”了。这些年中的丘吉尔在议会保持着他迷人的口才和优雅的举止,让人从他身上想到大英帝国的全盛时代,但是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少,孤独而优雅的他就像一只孔雀。曾经支持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在他最后一次编制预算的时候曾经对人抱怨说,“我无法想象二十年后的财政大臣该如何编制预算”。这是一个贵族面对时代转变时的绝望情绪。而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另一个阶层正雄心勃勃的登上舞台,迎接属于他们的挑战。
1911年国民保险法宣传单
那些约瑟夫张伯伦曾经为之大声疾呼的改革如今已经变为现实,1886年约瑟夫张伯伦曾经主张效法德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当时他的言论被议会认为是过于激进。到1908年阿斯奎斯内阁通过了养老金法,1911年进一步通过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到1935年工党内阁垮台的时候,社会保险账户亏欠国库的金额已经高达一亿一千五百万英镑,单只这个数字就足以让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财政大臣感到震惊,而如果他知道这笔钱被用在社会保险上,真不知会做何感想。萧条、衰退、失业、政府赤字、工人罢工支配了三十年代的英国,1920年400万军人的复员,导致1921年6月高达258万的失业人口。此后7年政府千方百计把失业人口控制在110万到125万之间,但是1929年的危机让1930年的失业人数再次跃升到250万,然后居高不下,1933年初达到了接近300万。这是人人都为如何生活下去而焦虑的时代。安东艾登1923年第一次被选进下议院,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对他们这些新议员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因为你们的工党同僚没有上过大学就觉得他们不如你们,他们至少在社会保险问题上比你们渊博得多”。
相对维多利亚时代,政府的职能已经前所未有地扩大,而财政支出也随之爆发性增长。但即使面对种种内忧外患,张伯伦这样的政治家还保持着他的信心。他手中最大的资源来自“老乔”的政治遗产。和丘吉尔不同,张伯伦对父亲和兄长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情和敬意。而“老乔”和伦道夫丘吉尔也不一样,虽然他也在1903年退出了内阁,虽然巴尔弗先生辞职之后举行的大选中,统一派遭到了失败,但是 “老乔”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06年7月7日他的生日庆贺活动上,他和妻子乘车从长达18英里的人群面前驶过。在他突然病倒并不得不退出政治生涯之后,他未竟的事业成了自由党统一派和他的儿子们天然的政治遗产。1918年由他的长子奥斯丁张伯伦作为财政大臣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建立在帝国之内互惠基础上的预算,宣告了他的事业在第二代人身上的继续。这项预算所依据的关税制度虽然屡遭废弃,却始终是保守党人的纲领之一。1931年内维尔张伯伦终于在联合内阁中出任财政大臣,他向议会递交了一项全面关税改革的法案,这项法案被张伯伦看作是他伟大父亲的事业的继续,也是他和下院对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经济一体化理想的回应。在法案付诸表决的2月4日,他对下院说“要是他能预见到,两个直接继承他的名字和血统的人,其中一人在场,而另一人则通过自己的嘴,正在把这些建议——他的思想的直接和合法的继承人——陈述给他所热爱的下院,我深信他会为自己失望的痛苦找到安慰。”
1929年的内维尔·张伯伦
只要和平能够继续,张伯伦就对帝国保持着他的信心。同样的只要和平还在继续,张伯伦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维持和平已经越来越困难,张伯伦作为财政大臣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是比较晚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当他试图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外交部无冕之王般的兄长。当他在公开场合对德谋求妥协的时候,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曾经毫不留情地说“内维尔你真的是对外交一窍不通”。尽管如此内维尔张伯伦依然是一个积极参与外交的财政大臣。1937继任首相的他也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的首相,相反出于财政的压力,他不断地插手其他大臣的部务。人们说张伯伦是一个美国总统式的首相,而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首相。这个评价完全符合内维尔张伯伦的风格。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对协定的践踏势必导致欧洲走向世界大战。1938年苏台德问题升温的时候,英国原本是没有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义务的,但是法国有这样的义务,而一旦法国为了捷克问题卷入对德战争,那么英国出于对法国的条约义务,势必也被卷入。所以张伯伦试图以一种坦率的面对面的方式谋求与德国的妥协,找出避免战争的道路。其结果就是张伯伦自认为足以带来一代人的和平的《慕尼黑协定》。但是当希特勒违背诺言,于1939年3月占领布拉格的时候,这一流氓行径严重打击了张伯伦的威望。如果张伯伦内阁就此垮台,那么英国还可以适时重新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保守党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多数派地位,而张伯伦虽在党内受到重创,但只要英国选民还为经济萧条所苦,战争还没有爆发,张伯伦就依然无可替代。所以英国的国内的局势决定了张伯伦不可能重新选择他的外交道路,他只能把自己过去的对德妥协政策彻底推翻,转而在3月31日对波兰做出无条件的保障。而希特勒则误判了他在1939年的成功,认为英国人的妥协暴露了英国的无力,他可以在波兰复制他在捷克的成功。于是,1939年9月,战争爆发了。
从慕尼黑回国后的张伯伦向人们展示协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