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济对外稳定至关重要, 汇率稳定也就至关重要。 同样至关重要的, 是中国经济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有一个高弹性的劳动市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汇率稳定约束下或迟或早(资本项目开放后) 我们会丧失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空间, 因此需要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而高弹性的劳动市场是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 唯有如此, 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 增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 把我们庞大的人口转换为现实的优势和竞争力, 而不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甚至于是一种经济负担。 回首过去, 中国自1 995年起通胀大跌, 至1 997年近于零, 1 998-2002年有通缩。 95年通胀率1 7.1 %, 96年8.3%, 97年2.8%, 98年-0.8%, 99年-1 .4%, 00年0.4%, 01 年0.7%, 02年-0.8%。 考虑到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 当时中国的通缩程度应该远高于这些数字。 有上述严重的通缩, 失业率怎样呢? 97年失业率3.1 %, 98年3.1 %, 99年3.2%, 00年3.1 %, 01 年3.6%, 02年4.0%, 都是不高的数字。 而同期的 GDP 保持平均8%的高增长水平。 为什么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下, 失业率不高, 经济反而高速增长? 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 就是低底薪加分红, 此外工人要走就走, 雇主也可以挥之使去, 既没有工会, 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 ”一句话, 通缩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大影响, 这得益于中国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 得益于中国劳动市场的高度弹性。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发生于1 930年代的“大萧条”。 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错误, 货币量应加不加, 应减不减。 张五常认为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工会林立, 福利主义大行其道, 最低工资不低, 重要的件工合约被判为非法, 所有这些限制了劳动合约的选择。 他的意思是, 假如当时美国的劳动市场富有弹性的话, 那么就算萧条发生, 也不会那样“大”的。 而就算美联储货币 政策错误, 也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 张五常的提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高外贸依存度和汇率稳定约束下的经济来说, 是应当有警醒作用的。 不是不可以搞最低工资法, 但是法定最低工资一定要订得低低的, 让其最终没有实质的意义。 不是不可以搞劳动合同法, 但是合同条款一定不要干预了签约自由。 也不是不可以搞什么就业促进法, 但是一定要清楚自由签约才是促进就业的行之有效的不二法门。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行, 核心一点正在于它的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要害是签约自由。 只要签约双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就不应该干预其合约的签订。 我们可能要庆幸, 我们的工会组织只是一个定期收点会费, 逢年过节发一点豆油、 水果、 大米之类的象征性福利组织。 当然, 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 工会是不大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