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这也就是说,是让最有动力作出好决策的人去作决策。所有权激励的奥秘就在这里。 比如,在所有者兼经营者的古典型企业中,因为只有一个剩余索取者,所以最大化该剩余索取者得到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所有各方得到的价值。由于该剩余索取者同时拥有剩余控制权,那么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自己的收益,他就会作出有效率的决策,并能对其他要素投入进行有效的监督。不考虑决策能力、财富约束等情况,这种模型表明,由此形成的剩余决策(residual decision)一般都是有效率的最佳(first best)决策。相反,如果作出决策的一方只负担决策引致的部分成本或收益,那么他就作出无效率的决策(外部效应、公共产品问题、搭便车问题都是例子)。 对于这两种权利结合使用的理由,哈特强调四点: 第一,控制权与收入权是高度互补的,因此,根据严格互补资产应该统一支配的原理,把它们配置给同一个人才是合理的。不然,如果一方拥有资产的控制权,而另一方拥有大部分收益权,那么,前者就不会有多大激励开发资产的新利用方法,因为增加的收益大部分归后者。同样,后者也缺乏这方面的激励,因为他必须就他对新办法的权利与前者谈判。换言之,两者分离就会导致套牢问题。 第二,资产使用的短期收入与长期收入分别取决于生产经营决策(以什么质量生产多少什么产品)与资产经营决策(是否或何时何价维修或出售资产)。如果资产的使用者只有生产决策权,并通过高能激励合同获取短期收入,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有短期行为,甚至滥用资产,相反,如果将他们的收入与长期决策权结合在一起,那他们至少就会在短期和长期行为之间平衡他们的活动。 第三,有时,这两者根本就不能分离。比如,费舍尔公司同通用公司签订一个事前合同承诺将生产车身的大部分利润都给通用公司,但实际上,由于它具有所有者的事后权力,所以它可以在通用公司同意放弃一部分利润后,或者,在通用公司以其他方式补偿它以后才供货。 第四,两者分离还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低效率,使具有较高个人利益但较低总价值的经理班子,在与个人利益较低,但却可为全体股东创造较高价值的经理班子的接管竞争中获胜(Hart,1995)。 承包、租赁与所有的区别,就在于在前两种情况下,资产使用者拥有暂时(在合同期间)的剩余控制权但却没有剩余收益权,由于承包、租赁合同是根据可观察可证实的维度(如时间长短、损坏程度),而不是(因为不可能)按实际使用成本(当期的和长期的),计算费用的,所以精心使用和维护资产不一定能减少费用,粗心使用和不维护资产也不一定会增加费用,因此,资产的长期或综合使用效果,以及资产本身的保值与增值效果,往往都是低效率的。相反,在资产所有者既有剩余控制权又有剩余收益权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既享受资产增加的价值,又承担资产增加的成本,所以会按使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利用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