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　·　4　1　1　·　《　环球法律评论》　2　0　1　2年第　5期〔25〕〔26〕〔27〕最大判昭和　2　5年(　1　9　5　0　)　1　1月15日刑集　4卷11号,　第2257页。　参见肖文涛:　《　治理群体性事件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　《　中国行政管理》　2　0　0　9年第　6期。　参见[　美]　丹尼尔·奎因·米尔斯:　《　劳工关系》　(　第　5版)　,　李丽林、　李俊霞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0　0　0年版,　第287页。　质上分析,　这种劳资纠纷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一种劳动权的行使,　属于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　态,　并不涉及社会秩序。当然,　如果集体争议涉及公共部门直接影响社会秩序或安全,　如供　水供电、　公共交通等部门的集体争议则属例外。其次,　《　刑法》　2　9　0条规定缺乏严谨性。对于　性质为劳资之间私的关系的集体争议行为,　如同雇佣者的闭厂一样,　都只是一种经济手段,　并不会对一国的政治秩序造成危害,　本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谈判解决,　但如果以公权力直接干　涉并由政府出面提起公诉,　其做法本身即有“　公权私用”　之嫌疑。这种以刑法对待集体争议　工人的做法,　尚属原始积累时期警察国家压制工人反抗的一种手段,　现今早被法治国家所摒　弃。　〔　2　8　〕　最后,　把集体争议作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待,　这是刑法教义学无法摆脱的隐痛,　它使刑法学在面对民意的冲击和正义的游离而无奈地捍卫着规范的“　尊严”　,　因此当这种刑　法教义学及其依赖的法规范在面临民意和正义的双重诘难时,　它也就走到了尽头。随之而　来的是,　把正当争议行为纳入到刑事免责的范畴,　只把不正当的争议行为继续交由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　管辖”　,　以实现刑法的“　驯化企图”　。　比如,　在前述的“　陈先贵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一案中,　争议的焦点并不是陈先贵有无组　织工人的预谋、　策划,　也不是被告人有无散布过激言论、　阻挠工人复工等行为,　而是一个对集　体争议与刑法调整的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