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　D　区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　模式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基于谈判传统而形成的工人、工会与雇主之间的默契;而对于　G　省,则　可以概括为旨在削弱并控制工人博弈权力的缩水的政治空间与工人经济性诉求的契合。　但从本质上来　说,两者无甚差别。　因此,从表一的对比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实际上,两地的集体谈判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于政府、　工会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　而权力关系变化的原因是政府的控制策略调整与工人抗争的诉求恰　巧形成了默契。也就是说,集体谈判的推动力与局限性都是劳方和政府双向作用的结果。其最终导致　了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层面劳资自主的程度逐步降低,　而趋向一种可控的集中化谈判结构,　进　而首先实现了解决罢工的功能,　而后实现了预防罢工的功能。　劳资相对自主的博弈关系在工人自发的　结社力量逐步被吸纳进入制度化轨道后,　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谈判过程中随之转化为了一种劳资与工会　共同参与的谈判机制。一方面,区域工会参与体现的政府意志是对于效率、稳定与国家合法性之间的　平衡(Offe,1984)　;其背后支撑的权力来源是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企业一级的工会参与发挥了既　代表工人谈判,又要协调劳资关系的功能。因此,工会参与实际上是对员工参与的一种功能性组织化　策略,意在控制工人的参与程度,协调劳资之间的矛盾。　33　表一:　两地集体谈判比较　案例比较　D　区G省集体谈判的　动力　1.　工人罢工中自发形成的集体　权力　2.　地方政府治理传统营造的政　治空间之开放　1.　工人罢工中自发形成的集体权　力2.　地方政府发展逻辑导致的政治　空间的开放　谈判结构的　变化　集体谈判的行业化及其结构的集　中化的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模式复制　集体谈判的　局限性　基于谈判传统而形成的工人、　工会　与雇主之间的默契　旨在削弱并控制工人博弈权力的缩　水的政治空间与工人经济性诉求的　契合　功能有效性　平息与预防罢工,　可控的企业内部　工资增长机制的形成,　重新将工人　的自发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　度化路径　平息与预防罢工,可控的企业内部　工资增长机制的形成,重新将工人　的自发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度　化路径　(二)制度化治理策略下再生产出的“同意”与“反抗”　总体来说,两地出现过罢工的企业中推行的集体谈判机制最终可以实现解决并预防罢工的功能,　主要取决于国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　国家介入罢工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