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长征》无疑是长征诗词中最为经典的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涯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全诗艺术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塑造了红军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歌颂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这首诗作于1935年九十月间,中央红军已走过最艰难的路程,即将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为这首诗所作的注释中说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0月1日晚,毛泽东在甘肃通渭城文庙小学召开的红军干部会议上,当众朗诵了这首诗。老红军胡安吉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主席那伟大的胸怀,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有移山填海、开天辟地的力量。”
80年来,《七律·长征》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诗中的词句被广泛引用到与长征有关的各种事物,也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仅以长征题材图书的题名为例,根据笔者对80年来出版的1000余种相关图书所作的统计,书名中包含“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有23种,包含“万水千山”的有23种(其中“万水千山只等闲”3种),包含“金沙水拍”的有3种,包含“三军过后”的有4种。这首诗的广泛影响和文化意蕴,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创作于长征时期的《沁园春·雪》更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品。
珍贵的历史记录: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最早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其实早在斯诺的著作发表之前,就有一位中国人以亲身经历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作者署名“廉臣”。该书流传到国内后,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等书名出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多年,研究者分析认为,从时间上看《随军西行见闻录》应该是党内的长征亲历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著作,但“廉臣”到底是谁却不得而知。直到1984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云文选》、1985年前后红旗出版社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廉臣”就是陈云。
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中央的讣告中有一段话,披露了陈云撰写此书的来龙去脉:“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陈云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从四川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了传播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
《随军西行见闻录》共3万余字,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是由参加长征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亲自撰写的关于红军长征的系统的纪实报告,是靠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写成的,因此极具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作者虚构了一种特殊身份:一名被红军俘虏并留在红军中工作的国民党军医。很明显,这是在特殊背景下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斗争策略。在文中,作者“交待”了自己何时被红军俘虏、如何留在红军医院服务、怎样随红军突围长征、最终在四川被冲散而辗转回到家乡等情况,不知情者很难怀疑其真实身份。作者通过假托身份,以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叙述在红军中的见闻,也容易被受国民党宣传误导的一般群众所接受。作者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和事迹,而且以假托身份对国民党军队和红军进行比较,在夹叙夹议中向读者揭示了两支军队的本质不同,为党和红军作了“润物无声”式的深入宣传。
虚构作品的突破:王愿坚与《七根火柴》
长征文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纪实作品在分量和成就上要大大超过虚构作品。20世纪50年代,王愿坚的长征题材短篇小说打破了虚构作品领域的沉寂,留下了一批传世佳作。
与同一时期许多长征文学作者不同的是,40年代参加革命的王愿坚并没有亲历过长征。他曾在部队做过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参加过编辑长征回忆录《星火燎原》,从而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这或许也决定了他对长征的仰视姿态。他的短篇小说不在于表现长征的过程,而在于对长征中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并以艺术片段或瞬间将人物的心灵世界予以诗意的展示,从而赋予人物以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王愿坚先后创作了十几篇长征题材小说,其中创作于50年代的《七根火柴》和《三人行》,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中短而精的典范,《七根火柴》更因进入学校教材而影响了几代年轻人,那位怀揣七根火柴的小战士形象也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七根火柴》刚发表不久,茅盾就高度评价这部作品:“《七根火柴》约两千字,可是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画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志地要把所保存的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这七根火柴关系着部队的饱和暖。全篇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的发展也很紧凑。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王愿坚曾这样回忆这篇小说的产生:“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仄歪,摔下了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友的视线望去,只见雪上留着一只手,手心里托着鲜红的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胚芽。”根据王愿坚夫人的回忆,王愿坚写完《七根火柴》后对她说:“你知道吗?当我写卢进勇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化成了那个红军战士,而当我描写那只手的时候,泪水滴到了稿纸上。”他还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深挚的情感融入笔端、落于纸上,自然会生发出感人肺腑的精神力量。
史诗性的长篇巨制:魏巍与《地球的红飘带》
如果说王愿坚的作品在短篇小说阵列里打上长征印记的话,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则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中首开长征题材先河。
早在20世纪50年代,魏巍就以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蜚声文坛,“最可爱的人”也因此而成为人民子弟兵的代名词。魏巍毕生追求“对革命战争的诗意再现”,并循此原则创作了“革命战争三部曲”——《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其中《地球的红飘带》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历史小说。
创作《地球的红飘带》时,魏巍已经年近古稀,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和执著的精神,收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并在1983年、1984年两次偕夫人重走长征路,实地考察和体验了红军当年经历的种种艰险,在此基础上,经过数年沉潜,精雕细琢,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这部47万字的长篇巨制。小说从红军抢渡湘江写起,一直写到突破天险腊子口,按照时间轴线绘制了一幅万里远征的壮阔图景。作品高屋建瓴,气势雄浑,首先以宏大的主题和宏阔的场景取胜,既反映了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战斗,又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既反映了军阀之间的复杂矛盾,又反映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尖锐斗争;既反映了双方最高层的重要活动,又反映了普通将士的战斗和生活。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以及蒋介石、王家烈、杨森、吴奇伟等国民党要员,都在作者笔下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这部作品也因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而深入人心。大事不虚、忠于历史的风格,又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准纪实作品”的特质。
如同作品的名称一样,《地球的红飘带》通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作为一部史诗性小说,它很好地将“史”“诗”融于一炉,把历史进程的呈现与诗意叙述的展示完美结合起来,每节的小标题亦如一首优美的哲理诗,诗情画意的场景和心理描绘随处可见,充分展现了红军将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丹青难写是精神。长征故事背后蕴含的长征精神,正是魏巍着力要呈现给读者的东西。他在“卷首语”中写道:“长征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现在回头来看,历史本身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正是长征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所留下的火种,孕育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抗日战争中人民力量的壮大,才迎来了解放的曙光。”《地球的红飘带》是一首展现和歌颂长征精神的壮歌。长征亲历者聂荣臻元帅读罢此书后感慨:“我从《当代长篇小说》杂志上看到了魏巍同志的新作《地球的红飘带》,兴奋不已,接连十几天,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地球的红飘带》是用文学语言叙述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寓意深刻,催人奋进,文字简洁精炼,读来非常爽口。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
非虚构战争文学的新标杆:王树增与《长征》
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王树增的“非虚构战争文学”《长征》横空出世,成为长征文学史上的新标杆。
军旅作家王树增选择以“非虚构文学”这一世界通行的术语来定位自己的作品,《远东朝鲜战争》《长征》《抗日战争》等都是如此。他对于这类作品的理解是:“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对这些人与事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做出饶有趣味的、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巧妙融会,是王树增作品的一大特色,《长征》也是如此。
王树增对长征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读到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人类一千年》,书中公布了人类社会近1000年来的100个重大事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名列其中。他由此生发出一种责任感:“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这也成了写作《长征》的缘起。为了写好这部书,王树增至少也进行了三次“长征”:一是实地的长征,反复亲临现场考察采风;二是调研的长征,大量的采访,长期的积累,240万字的调研笔记;三是写作的长征,五载寒暑,废稿30万字,最终定稿近70万字。为了专心写书,他辞去领导职务潜心创作,前后花了5年多时间搜集、整理资料,看过的电报、回忆文章难以计数,仅笔记就记了240余万字,家中也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书中那些生动翔实、打动人心的细节,都与这种苦行僧式的执著密不可分。王树增说:“长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管是高级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历史的主角,不能忽略。”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主角,比如22岁的红军前卫营长周仁杰和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比如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那位背着留声机爬上浮桥的年仅15岁的小战士,比如在乌江边上最后撤离的刘伯承……丰富的历史细节,融汇成了宏大的历史场景,组成了一幅全景式的长征交响史诗。
文学笔法是《长征》的另一个突出特色,也是王树增的独特优势。王树增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其作品脱胎于小说,比一般的报告文学语言更具弹性张力,更加生动鲜活,更显精巧细腻。书中处处可见小说技巧的熟练运用,显得独具匠心和别样诗意。比如全书的结尾,只写了一个名叫朱家胜的掉队炊事员,在黎明时分独自挑着牺牲了的战友的东西赶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战友迎上来接过担子,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芋头,一个干部还拿出针线包为他缝补那件破衣服,作者这样写道:“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这种结尾可谓精彩而别致,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法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