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民国肇兴,该行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时华大班陈笙郊、谢纶辉两人已相继去世,因谢纶辉之子谢光甫接任第三任华经理,亦改称为总经理。傅宗耀遂采取投靠军阀,拉拢股东,逐渐架空谢光甫,成为了第四任经理。傅宗耀(筱庵)继任其职;惟洋员的权限,自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10年中,已逐渐收回。傅掌权后,继续献媚投靠北洋军阀,以大量资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国16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经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国民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从大连回来后,通过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民国23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不过900多万元,严重不足。次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金融紧迫,该行准备空虚,应付为难,傅筱庵乞求徐堪帮助,结果正好落入圈套,国民政府当局随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维持,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危机。当中央银行100万元款项拨到后,一场风潮终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