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悄悄的开幕了。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包括旅居日本和法国的党员)。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与另外一名北大学生24岁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
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求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刘仁静认为形势只是暂时明暗不定,很快又会阳光普照的。不料,武汉政府跟着反革命了。陈独秀也下台了。他由此开始认真考虑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
原苏共派华代表达林告诉刘仁静,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未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而在刘仁静的印象里,陈独秀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代表恰恰是言听计从。于是刘仁静跑去找苏联的中国通鲍罗廷。
鲍罗廷是个威严的官僚,身材高大,架子也大。据说共产国际对派他来中国曾经有过争论。后来终因他英文好,有工作能力,就不顾他的孟什维克倾向而委派他来华。
刘仁静在国内和鲍罗廷也接触过几次。一次是在北京时,刘仁静因事去找他,他当时住在俄国大使馆北京兵营中的一间房子里。他去时,鲍罗廷正在吃饭,桌上摆满了俄国腌肉等佳肴美酒,看到刘仁静去找他,他既不邀刘仁静用餐,也不停止用餐,仍然旁若无人地大吃。那次他给刘仁静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还有一次是,1924年在上海,刘仁静主持团中央工作时,因发的一个通告措词不当引起矛盾,也曾去请教鲍罗廷如何解决。鲍罗廷不能以同志般的态度相助,却像衙门老爷一样谈什么权限问题,最后以他无权过问为由把刘仁静打发走了。
刘仁静和鲍罗廷交往的经历虽然并不愉快,可是由于这时鲍罗廷才被武汉政府遣送回苏,刘仁静想他一定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还是决定去拜访他。刘仁静这一次见面当然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鲍罗廷已是待罪之身,思想负担很重,在刘仁静面前不能再摆架子。但这次,鲍罗廷想的是自己的下场如何,思考如何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根本没有心思去静思回顾与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所以当刘仁静请他谈谈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时,鲍罗廷总是含糊其词地讲些什么蒋汪是一丘之貉之类的原则认识来搪塞,闭口不提领导上的具体问题。刘仁静问他:如果照托洛茨基的意见,干脆退出国民党,是否能避免大革命失败?鲍罗廷答道:那就根本没有北伐,没有大革命了。
后来刘仁静听说鲍罗廷的问题拖了很久未作处理,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死在那里。
当时,刘仁静并不知道通过组织或知情人去了解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刘仁静内心很煎熬,他继续千方百计去寻找能使自己信服的答案。他甚至还去找过以中国通闻名的拉狄克。拉狄克原是个新闻记者,在德国与卢森堡一起搞过革命活动,口才很好,当时他已有40 多岁,在孙中山大学任校长。他和讲究仪表的鲍罗廷恰恰相反,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家满地堆着报纸,杂乱无章,却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和心绪不宁的鲍罗廷一样,有自己的事要操心。他作为被击败的托派的重要骨干,讲话很谨慎小心。所以当刘仁静谈到中国革命时,他既不向刘仁静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也不评论共产国际的政策,只是不着边际地谈些空话。
正在他找不到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却又不死心的情况下,刘仁静读到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提纲,之后刘仁静的思想开始起变化了。
选择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是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发表过许多意见。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仍然坚特对国民党的过高评价,只不过把对蒋介石的信任转到汪精卫身上。而托洛茨基的文章正是针对着斯大林的这种认识而写的。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国民党问题很快成为当时苏共党内争论的又一个焦点。刘仁静自己说:“这些也成为我决定态度的一个关键。”
1922年11月,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1923年在广州“三大”上,刘仁静和张国焘等强调加入国民党后必须注意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6年刘仁静出国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两篇题为《青年对北伐军有何认识?》和聪明些》的文章中,明确写过:“我们固然相信蒋介石是民众的朋友,但是蒋介石是否有些过失,如北伐期间内禁止人民言论集会自由、禁止罢工、在工农中勒令销公债等,不顾人民利益,想借此造成个人的专制,有革命的投机危险呢?”
刘仁静说:“以新的眼光回想系列往事,重新评估马林一开始就低估共产党,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义。重新回味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罗易作为主席团成员深入中国代表团时,兴趣竟集中了解国民党情况,而拉狄克批评我的发言时更流露了严重轻视中国共产党的情绪;重新思考国共合作后苏联集中力量扶持广东政府,对蒋介石抱幻想的种种表现,直到蒋介石背叛前夕,共产国际还正式肯定以往对他让步政策……”由此刘仁静得出结论:蒋介石敢于叛变,共产国际难辞其咎。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对的,而最后终于全面接受了托派思想。
执迷
由于刘仁静所在的列宁学院里仅有托派组织,他的思想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自发过程。后来在孙大(孙中山大学)时结交了几个托派分子,有机会较多地接触托派材料,加深了刘仁静的思想转化到托派的进程。
孙中山大学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办的,学校坐落在莫斯科河边,面对大教堂,环境很好。这所学校是专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其中不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学习的人数逐渐减少,孙中山大学就合并到列宁学院了。孙大的主要问题是托派成堆,孙大的校长就是托派的头号人物,赫赫有名的拉狄克。
刘仁静要寻觅托派材料,只得往孙大跑。孙大的托派分子中,刘仁静只认得安福、嵇书功、徐云卓等人。刘仁静去孙大主要是找徐云卓。徐是河北人,年纪很轻,高高的身材,人很活泼,他搞到什么材料都乐于让刘仁静读,但要限期交回。
刘仁静回忆说:“那时我读俄文材料还很吃力,又要偷偷看,又要在限期内看完,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劲儿,晚上拖着一本字典猛看,幸亏同房是两个法国人,他们不学俄文,也从不问我看什么,我才能大体按时读完许多托的著作及其他一些材料。”
托派很注意刘仁静,他们后来主动送材料给他。有一次还有一个苏联人到列宁学院找刘仁静,把刘仁静带到院外路旁,偷偷交给刘仁静一些材料,并约定时间要刘仁静到原地还给他。还有一次,他们还让刘仁静参加过一次会议。刘仁静说,“这次会议,只觉得开会地点很远,房里挤满了人,并且以为得到革命真谛。”就这样,刘仁静跟党革命的思想已经变为怀疑、不满甚至为对立的情绪所代替。
刘仁静回忆说:“那时,有个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爪哇人叫马拉卡,他告诉我,爪哇工人久已准备暴动,屡次派代表来莫斯科要求接济军火,斯大林都主张慎重,还问代表们和商会领袖接洽了没有?结果爪哇工人不能等待,自发起来暴动……刘仁静说,我听了,就更觉得这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如出一辙,就更加理直气壮地以此为据,证明斯大林到处都搞阶级合作,背叛世界革命。由此出发,我很快就发展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地步。”
刘仁静对斯大林不满的另一个方面是:刘仁静认为斯大林处理党内斗争太狠毒。看到斯大林严厉处置反对派,有的是开除党籍,有的还要下狱,流放……心中不平。
惋叹
刘仁静赴苏后,就很少与团中央联系了。刘仁静回忆说:在苏时除了与陆定一谈过一些团的情况外,好像没有与团中央发生过更多联系。同时,刘仁静和国内的党组织也没有什么经常的正式联系。
刘仁静回忆说:“无非是党派到苏联来的人中有认得的就主动接触一下。”1928年7日,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来了许多人参加会议,刘仁静也到代表团的驻地去看望过几次。不过,这时他的思想倾向早已固定,对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既不注意向他们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不注意他们的讨论和决议,只是带着叙叙旧情的态度去看望看望熟人。刘仁静那时也见了许多新人,例如周恩来,但只是在门口寒暄了几句。
1928年,刘仁静利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又到库尔茨克休养了一次。休养所设在离车站几十公里的马林诺。马林诺是由一个王宫改建的,环境很好。瞿秋白也在那里休养。那时,刘仁静一心想最后玩一次,每天都去滑雪,尽兴而归。而瞿秋白则因自己刚犯了左倾错误,在“六大”上受了批评,心情沉重,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刘仁静觉得瞿秋白这个人确实是文人气质重于战士品格,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能迅速根据形势要求割断旧的感情联系。
(晚年刘仁静与家人)
刘仁静回国后,也就是在他参加托派活动之后,党内的许多老相识都不理解他了。瞿秋白则不同。“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条路上与瞿秋白相遇,虽然一个走在路这边,一个则在那边,隔着一条马路,彼此可以装作未看见,但他还是与我微微点头,彼此心目示意,表现得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