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哉 对这一文学现象有很好的总结,他在《艺概·赋概》说:“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 [11] 曹子健《落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 由此可见,楚辞和抒情小赋的悲情 传统可谓是一脉相承。 随着楚辞悲情典范的确立, 后世各种文体当中的骚人怨语始终不绝于 耳,更何况直接脱胎于楚辞的抒情小赋呢。 建安抒情小赋悲伤基调的确立除了上述原因外, 还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在前面 讨论建安抒情小赋兴盛的原因时,我们说过它的产生与兴盛是符合客观历史情况的。同样, 时代的动荡也是建安抒情小赋悲情基调形成的一个原因。 刘勰曾说: “世积离乱, 风衰俗怨。 ”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的命运大多是“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 为叹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以反映时代的漂泊和苦闷的悲伤自然就成了这一时 期抒情小赋的共同主题了,比如:《登楼赋》、《初征》、《寡妇》,曹植的《幽思》、《临 欢》、《洛神赋》等皆如此 。所以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在 一定程度上也使作家的创作不自觉地向楚辞靠拢。 此外,从建安时期开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作家们开始摆脱儒家的政教功用说,受长 期压抑的个体情感逐步被唤醒,文学的最大功用从汉代的“立德”转向“抒情”,即抒发作 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时代所造成的悲伤和痛苦情绪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强音。 建安辞赋之所以向楚辞回归其根本原因即以曹植赋为代表的建安辞赋与以屈赋为代表 的《楚辞》具有共同性。 《楚辞》是伟大作品。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充分展现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个体生命意识 和境界。特别是屈赋,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 充分条件和基础,又“正道直行,竭忠劲智以事其君”,具有强烈坚定的道德生命观,然而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个体生命价值终究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