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评语我觉得特别重要。“情案”之“情”即是“情榜”之“情”。这样看来,书中诸人与宝玉之间关系的深浅、密疏,必然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情榜上的地位[42]。而了解大观园世界的内在结构,也就必须个别地察看书中诸人如何在“石兄”处挂号了。 谈到大观园世界的内在结构,我们便不能不稍稍注意一下园中房屋的配置。这种配置,在我看来,也正是内在结构的一个清晰的反映。宋淇曾指出,大观园中的庭园布置和室内装设都是为了配合几位主角的性格而创造出来的[43]。这一点很正确。而且这也符合西方文学批评的原理。王角住处的布景往往是他的性格的表现。“一个人的房子即是他自己的一种伸延。”[44]但是曹雪芹对于布景的运用更有进于此者。他利用园中院落的大小、精粗,以及远近来表现理想世界的秩序。这里祇举几个最紧要的例子作为初步的说明。我们记得,第十七回宝玉题大观园联额,作者主要祇写了四所院宇。这四所院宇依次为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和怡红院。这裹面的评论都是有寓意的。先说潇湘馆。众人一见,都道:“好个所在。”而宝玉更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头圣方可。”所以题作“有凤来仪”[45]。这已可以看出作者对潇湘馆的特致郑重之意了。庚辰本在“好个所在”之下则批道:“此方可为颦儿之居。”[46]这还不算。下文第二十三回宝玉和黛玉商量住处时,黛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宝玉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47]后文第六十三回羣芳夜宴,宝玉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正可与此同观[48]。这正是用距离和环境来表现宝、黛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最好例证。
再看稻香村。贾政问宝玉“此处如何?”宝玉应声说:“不及‘有凤来仪’多矣。”接着便发了一大篇议论,说此处是人力强为,没有“天然”意味。结果惹得贾政大为气恼[49]。不但如此,后文宾玉奉元春之命写四首诗,而单单稻香村一首写不出来,终由黛玉代笔,才算交卷[50]。这都表现宝玉对李纰的微词。李纨在大观园中是唯一嫁过人的女子;而我们当然都知道宝玉对已婚女子的评价。但李纨毕竟是宝玉的嫂嫂,并且人品又极好,因此这种微词便祇好如此曲曲折折地显露出来。其中“天然”“人力”的分别尤堪玩味。李纨在正册中居倒数第二位,仅在秦可卿之上,是不为无因的。
那么蘅芜苑又如何?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51]岂非又是作者之微诃乎?可是妙在从贾改口中说出来,仍给宾玉留了地步。这就避开了俞平伯所谓“分高下”的问题[52]。这里有一条脂批,颇得作者之心:“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未扬先抑之法。盖钗颦对峙,有甚难写者。”[53]更妙的是后来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又补上一句:“可惜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霓没有出利息之物。”[54]闲闲一语透露了蘅芜苑和怡红院并为大观园中最大的两所住处。木石虽近而金玉齐大,正是脂砚斋所谓“钗颦对峙”也。
最后说到怡红院。这一段的描写最为详细,要分析起来,可说的话太多。现在姑举三点:宝玉要题“红香绿玉”,两全其妙,是章法之一。这在后来元春命宝玉赋诗一节中伤有照应。怡红院中特设大镜子,别处皆无,是章法之二,郎所谓“风月宝鉴”也。园中的水“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是章法之三[55]。而尤以最后一点最值得注意。脂评说:
于怡红总一园之看(?),是书中大立意。[56]
这正证实我们上面所说的,作者是借着院宇的布置来表示诸钗和宝玉之间的关系,因而间接地说明理想世界的内在结构。脂评所谓“通部情案智必从石兄挂号”,便要在这些地方去认识。而园中之水流于怡红院之后,仍从墙下出去,又正关合葬花时黛玉所说的,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就是脏的臭的了。
我们一直强调,《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干净和肮脏的强烈对照。上面无数例证都可以在概念上支持我们关于这个基本分别的看法。但是最后我还必须要解答一个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即大观园中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干净?如果大观园跟外面的现实世界同样的肮脏,那么我们所强调的两个世界的对照,依然难免捕风捉影之讥。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当然不能采用上面举例证明的方式。因为不存在的东西——肮脏——是不会有证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原则士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祇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我们知道,大观园基本上是一个女孩子的世界。除了宝玉一个人之外,更无其它男人住在里面[57]。因此,祇要我们能证明宝玉园中生活是干净的,《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纯洁性也就有了起码的保障。关于这一层,作者曾有意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第三十一回,宝玉要晴雯和他一起洗澡。晴雯笑说:“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掩床腿,连席子土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58]这番话初看起来好像颇有文章。其实,这只是作者的狡猾,故用险笔来引人入歧路的。原来宾玉进大观园后,袭人因为得到王夫人赏识,所以特别自尊自重,和宝玉反而疏远了。夜间同房照应宝玉的乃是晴雯[59],如果实玉有什么越轨行为,那么晴雯的嫌疑可以说是最大。晴雯之终被放逐,也正坐此。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宝玉和晴雯一直干干净净的。所以晴雯临死才有“担了虚名”之说。作者为了证明二人的清白,特别找一个书中最淫荡不堪的灯姑娘出来作见证。灯姑娘说:“我进来一会在窗外细听,屋里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的,谁知道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60]正像解盦居士所说的:
窗外潜听,正所以表晴雯之贞洁也。不然,虚名二字,谁其信之?[61]
其实灯姑娘的话岂止洗刷了宝玉和晴雯的罪名,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园内生活的真相。宝玉和最亲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间,尚且是“各不相扰”,则其它更不难推想了[62]。
最后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交代,即七十三回傻大姐误拾绣春囊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和我们所谓大观园是清净的鸟托邦说最为矛盾,但细加分析,则正合乎我们的两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绣春囊当然是第七十一回司棋和她表弟潘又安在园中偷情时失落的[63]。可是在七十二回开始时,作者明说二人被鸳鸯惊散,并未成双[64]。可见大观园这个清净世界虽已到了堕落的边缘,尚未完全幻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七十四回查明有犯奸嫌疑的人是司棋之后,司棋只是低头不语,却毫无畏惧惭愧之意[65]。那么司棋的勇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就要归结到我们在注六十二中所分析的“情”与“淫”的分别上去了。司棋显然是深深地爱恋着她的表弟的[66]。根据作者“知情更淫”和“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说法,这种世俗所不谅的“奸情”未必一定是什么罪恶。而且和外面世界的“脏唐臭漠”[67]比起来,更谈不上什么肮脏。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作者是要把这件公案作为一个肮脏事件来处理,那么我们必须说,这正是《红楼梦》的悲剧中所必有的一个内在发展。我们在前面已指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最后是要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不断冲击下归于幻灭的。绣春囊之出现在大观园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结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够打进园子,又显然有内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来的。理想世界的“情”诚然是干净的,但它也像大观园中的水一样的,而且无可避免地要流到外面世界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的悲剧性格是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我们曾说:曹雪芹所创造的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加上一句,这个动态的关系正是建筑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