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 陈再道、政委 钟汉华被撤销职务, 曾思玉、 刘丰分别被任命为 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967年8月9日, 林彪在北京接见 曾思玉和 刘丰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说:“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 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 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他强调军队的作用,说:“搞好 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 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垮了没有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林彪进一步煽动大乱。他说:“这次 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说:乱有四种情况:好人斗坏人;坏人斗坏人;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就是乱翻了天,也能拧过来。”林彪还鼓吹“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他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 领导班子是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上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1967年10月19日,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八九重要讲话说:这篇讲话很重要,“对当前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希望“认真学习,切实执行”。此后,社会秩序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