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在哲学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这一评价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我想将这一评价加以推广,认为胡在各方面的“启蒙”作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东方早报:胡适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周报》曾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写作监督政府的超然于党派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政论,他的一生从早年的《新青年》到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一直是公共舆论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等基本价值的矢志不渝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有人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政治,而是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在大陆高校新闻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中,提到胡适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胡适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余英时: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在宴席上,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我的原话当然比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绳先生很有风度,并未露出半点不快的样子,以下便转变话题了。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今天大陆已有不少知识人也接受了当时我所谓“海外的看法”。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还完全适用,一点也用不着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等“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也还不迟。在这一争论中,胡适一步也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你们说,有人认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