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综合成本最小政策下,美国可以达到京都减排目标并取得净经济收益,从2010年GDP的0.5%到2020年G DP的1%。总收益中有些来自于避免的环境损失( 气候领域之外) ,所以不是所有的经济收益能够在G DP中显示出来。第二,推迟削减碳排放,或减排量低于京都目标将给美国带来可观的机会成本损失。即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丢失500。600亿美元/年和1200亿美元/年。不采取行动的全部机会成本从现在起到2012年,美国消费者和商业失掉的累积经济收益为2500亿美元,2020年将达到6000亿美元。第三,有明显缺陷、不完整的成本评价严重扭曲了美国气候政策和执行议定书的讨论。将现有研究综合形成一套连贯的成本最小政策框架,将传统的观念推翻。如果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包括市场和财政改革,减排投资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净效益在京都承诺期截至时将达到25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6000亿美元,这还没有计算避免气候变化风险和损失。第四,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能源战略将同时解决美国目前存在的能源供应问题,有助于保护美国经济。虽然减排将带来行政和政治上的挑战,但将为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带来有形经济收益和更强的竞争力。相反,不行动和推迟行动将产生可观机会成本。因此,认为执行议定书昂贵或不公平是没有经济基础。同样,美国在气候谈判中坚持汇和灵活机制也是不对的。鉴于美国执行京都议定书将获得纯经济收益,以及全球变暖的证据越来越多,迅速减少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