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普惠式的改革潜力基本释放殆尽。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改革难度加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冲动型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过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透支财政支出,导致债台高筑; 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过度开发和出卖土地,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严重超前开发,生态环境过度透支等。这些现象都说明,在财政资源上,过去30多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是在透支未来。下一步改革,这种业绩性增长冲动将会失去动力,即过去的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具有增长冲动,新的改革将会抑制地方政府的自发冲动。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平的改革,会抑制社会精英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主旋律。这种实质上的增长文化,激发了社会精英发家致富的热情。强调社会公平的改革,将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影响,比如财富向国外转移等,这都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
第五,生态环境红利消失殆尽,形成经济增长硬约束。目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严重跨越生态红线和环境有效负荷阈值,生态环境红利基本消失殆尽。如果继续遵循过去的生态利用方式和废弃物处理方式,将会严重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换言之,生态环境已经对经济增长形成了硬约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偿还 过去生态环境负债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进而降低经济增长能力。
第六,资源红利消失。比如石油70%以上靠进口;铁矿石70%靠进口;铜矿90%以上靠进口;天然胶90%靠进口;水资源极度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