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是谁告诉我的,黄苗子先生病故了,时间好像是2012年初。听后我的心中咯噔一下:唉,最后一位年长“老同学”走了。随之我脑海里立刻翻起记忆波澜。
那是北京“右派”刚到北大荒,经过漫长的冰雪严冬,终于等来第一个春天,冰雪消融,花草展容,云雀歌唱,蛮荒的大地充满勃勃生机。我们这些流人压抑的心绪,好像也渐渐有些好转,不过在寂寞清冷的晚上,依然能听到长吁短叹声,能看到独饮消愁人。看来“柳暗花明”的生活,对于我们还蛮遥远、很艰难。
有天傍晚收工回来,难友们拖着疲惫身躯,无精打采地走到工棚,忽然发现五颜六色的野花组成一个大的“乐”字,用绿草衬托放在脸盆里。众人的眼球立刻被吸引住了,都在久久观望、欣赏。谁也没有说什么,却又仿佛在说:“这是谁植的花儿,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心思? ”后来听说,黄苗子见满地花草,鲜嫩可爱,就随手采撷回来,精心组成这盆花,用以鼓励难友忧中找乐。从此,我记住了书画家黄苗子。
论年龄,我跟黄苗子相差二三十岁哪,他又是著名书画家,年龄地位相差甚远,怎么是“老同学”呢?欲求答案,就得问天老爷了。他老人家开玩笑,有时不知高低深浅,常常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胡乱地取闹寻乐,让当事人都不好意思。我现在说起我的“老同学” ,就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怕人说我这是高攀名人。这样说,那可就冤枉死我了。
其实不光是苗子先生,还有多位文化名人,如艾青、丁玲、吴祖光、丁聪、尹瘦石、聂绀弩、陈沂、沈默君、李景波等前辈,都是我的“老同学” 。您觉得我的口气大了吧?的确是大了点儿。只是您得听清楚,这“老同学”称呼,是他们先叫我的,不是我主动叫他们的,给我三个胆儿都不敢张嘴。即使他们不是名人,摆在那里的年岁,我也不能如此造次啊。
为什么说是老天爷开玩笑呢?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年纪大的人还记得, 1957年那场运动,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全国划了55万“右派” ,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名人。可是一顶帽子戴上,就不分尺码大小了,统统都是“右派分子” 。像我前边说的多位名人,都曾经是我仰慕的人物,他们被戴上“右派”帽子,就跟我这个无名小“右派” ,划等号成了“一小撮儿” ,统称“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完全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 ,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至北大荒劳动改造。上了火车犹如鸟儿出笼,尽管头上戴着“紧箍儿” ,但是毕竟都是一水儿的老“右” ,大家彼此彼此,再无冷眼横眉,说话做事都无人监督,神经反而比在北京松弛。认识不认识的都一起聊天儿。在漫长寂寞的旅途中,渐渐地彼此混熟了,不知不觉就无防备了,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原来人跟人只要平等,再警惕的心也会毫无芥蒂。
那时的北大荒还不出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就极尽所能发挥想象力,以字猜意,以意思景,描绘心目中的劳改地。“北”就是比东北还要北,“大”就是无比辽阔空灵,“荒”就是渺无人烟、苍凉。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咱们这群“右派”劳改犯,好地方不会让咱们去,瞧着吧,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哪。这么一想个个都显得黯然神伤,忧虑未来。
丁聪、聂绀驽、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跟我们都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陈沂等,都分在852、 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的农场,外人笼统叫“北大荒右派” 。我们这些“右派”自己呢?一笔写不出两个“右”字,一笔也写不出两个“荒”字,因此,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时总是称呼“荒友” 、“难友” ,以此区别于北大荒兵团知青,他们之间互称“兵团战友” 。后来不知是哪位“荒友” ,雅封我们为“北大同学” ,既显出亲切又有幽默感,只是带着难以言喻的苦涩,有时还会引起小小误会。
有次应邀去美术馆参观画展,刚走进展厅就听有人喊:“柳萌,老同学,快过来,咱们一起照相。 ”我一看是画家丁聪,就不客气地挤进队列,跟着一帮画家拍照。照完相,一位画家不解地问:“丁老,你们俩年岁差好多,怎么是老同学? ”丁聪扬起他那圆润的脸,颇为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俩是北大(荒)农垦(农场)系, 57(右派)届的老同学哦,一起学习了三年哪,还不是老同学吗? ”这时,听的人才多少明白点儿,原来丁聪这位漫画大师是用双关称呼幽默一把,戏说当年的“右派”经历。在那个扭曲年代里,我这个普通的年轻编辑,跟著名文化人成了“同学”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哪,不管有多大本事、多大的名位,一旦倒霉落魄,都是那么回事儿,想牛也牛不起来啦。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名人就是名人,在任何情况下,名人总会受到照顾。像艾青、陈沂等后来都在农场有了职务,像吴祖光、丁聪、聂绀驽、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后来都调到总场,或编杂志或在文工团演戏。比之我们这些无名“右派” ,既先期脱离苦重体力劳动,更躲过缺衣少食的饥荒年。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杂志当编辑,负责主编杂文版。这个杂文版的特点,就是要期期配漫画,跟漫画家打交道自然就多。我与丁聪、方成、华君武、王乐天、江帆等这些著名漫画家都有联系,约稿大都是提前多少天,不然人家手头活儿多,不可能马上放下给你画。遇有临时需要急配的漫画,我就不客气地去找丁聪,丁聪十有八九不会拒绝,立刻放下别的约稿先给我画。除了因为他是“老关系户” ,还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 ,我约稿总会比别的同行方便。丁聪赠送我的《丁聪漫画选》的题签就是称我“校友” 。
《陈文丁画》丛书召开作品研讨会,出席的人大都是学者、作家、画家、评论家,发言自然学术味儿十足。我一看这架势,心想,咱可别跟着瞎混,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太不知趣了,可是又不能不说,毕竟,此书作者——作家陈四益、画家丁聪,都是我多年的友人。于是灵机一动,以“老同学”的身份,戏说当年在北大荒的丁聪。丁聪扬着胖乎乎的笑脸,静静地听着,仿佛随着我的讲述,他又回到那个艰苦无望的岁月,黑边眼镜背后的眸子闪着些许苦涩的目光。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北大荒,在茅草房前初见丁聪,他手托画板写生,一笔一划地勾勒场景,神情也是这样镇定自若。就是在那时候的那种环境中,让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右派” ,真正理解了宠辱不惊的样子。
既然都是“老同学” ,说话做事就不隔心,直来直去,毫无城府,更会忘记年岁名位。那年,老作家姜德明来电话,说吴祖光有事找我商量。听说是“老同学”找我,二话未说,放下手头事情,直奔工体路吴宅。到了吴祖光家,只见他和新凤霞大姐,两个人相对而坐,俩人神情十分凝重。见到我来了,祖光马上说:“是德明转告你的吧?我有件急事,想请你帮忙,如果方便的话,无论如何,你得成全我这件事。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个大纸袋,打开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稿件。他说:“这是一部谈酒文化的书稿,别人约我主编的,现在出版遇到了困难。德明说,你从作家出版社出来了,正主持一家新出版社,他让我找找你,希望你想想办法。 ”接过书稿,我顺手翻了翻目录,一看作者都是文坛大家,而且文章都不长,觉得出版没有什么问题,就爽快地跟祖光说:“我看可以。 ”吴祖光是一位大作家,当今中国的文化名人,我这个出版社的头头,当然没有资格与之相比,但是毕竟有过运动中被整的经历,对于他此时的心情还算了解,就闲聊起了北大荒往事。临走时,他又对我说:“柳萌,咱们是北大荒难友,我也就不客气了,还得麻烦你尽量早点出书。 ”
受吴祖光主编的这本《解忧集》启发,我想再组织几本类似的图书,搞一套名家编名家写的书。我用电话征得祖光同意后,就开始这套书的具体策划。除了酒是文化人比较感兴趣的,其他如吃、茶、书、画的话题,我想同样会逗起文化人的写作欲望。按照这样思路给几位作家打电话,并提出请他们分别担任图书主编,结果正如我所料,汪曾祺、袁鹰、方成、姜德明、端木蕻良都爽快答应,好几位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这几位主编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在中国文坛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的约稿信发出去以后,很快就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文章,不到两个月全部书稿就交给了我。我安排几位编辑分别处理后,即带着美术编辑和出版人员,直奔吴祖光家里,跟他商量有关封面设计等事。他说他没有更多想法,只有两点建议,一是书名请黄苗子题写,二是封面由方成画漫画。书画家黄苗子是我北大荒难友,方成是我所在杂志的作者,找这两位无须再劳祖光大驾。
由吴祖光主编的《解忧集》始,最后竟然促成五《集》丛书,书名分别为《解忧集》 (谈酒) 、 《知味集》 (谈吃) 、 《清风集》 (谈茶) 、 《书香集》 (谈书) 、 《说画集》 (谈画) 。为了满足祖光尽快出版的愿望,只可惜未来得及想出个丛书名字,就这样匆匆地推向了图书市场。这套书的出版,让我看到吴祖光的胸襟竟然如此之大,再大的事情放在他身上,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生活,照样没事似的干自己的事。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套再版多次的丛书,是吴祖光、黄苗子和柳萌,三位北大荒“老同学”合作的成果,当然,还有设计封面的画家方成。遗憾的是想到小丁(丁聪)时,这套书已经基本定型,我赶忙跟吴祖光商量,在他主编的《解忧集》卷中插入三幅漫画插图,除方成、林锴各一幅,还选用了丁聪的《干杯》 ,给丛书增添了趣味性。丁聪跟我们又“同学”一次。
如今,我的这三位“老同学”都走了。读者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吴祖光的戏剧、丁聪的漫画、黄苗子的书法。的确,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是值得纪念的。而我这个北大荒“老同学” ,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的是在困难的人生境遇中黄苗子豁达乐观的精神、丁聪宠辱不惊的状态、吴祖光镇定自若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