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与壮、侗、苗、布依等诸民族交往融合,但其族称“任睢(水人)”一直没变。曾被汉人统称为“僚”。后于唐始称为“水”,明清时期称为“水族”。
早期学界的骆越说
骆越说的有几种。
族源上的多样说法
西南的土著说
此说者认为水族源于南方“僚”、“俚僚”、“濮”、“夜郎”、“骆越”、“西瓯”、“百越”、“南蛮”、“西南夷”、“东谢蛮”等。是地地道道的南方土著民族。
东谢蛮后裔说
邝福光先生根据史籍记载,结合水族语言、文字、习俗特征等方面信息推出论断,说水族的远祖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到了唐宋时称为东谢蛮,刘日荣也赞同这种看法。
龙番氏后裔说
胡羽高先生于民国年间曾在其编撰的《三合县志略》中,根据《宋史·南蛮传》记载,牂牁郡诸蛮进贡团的代表龙光进尊宋太宗令,演本国歌舞后自名其为“水曲”的记载,论断水族因曲名而得御赐族称,并说水族是宋代西南龙番氏的后裔。但孙易教授则认为:“史料中记载番龙氏演‘水曲’时用的是芦笙伴奏,芦笙并不是水族最擅长的乐器。”
此说也遭到水族研究专家石国义先生的质疑,他认为“芦笙既非本民族之乐,当不能以之名族。”
水上的族群说
另有学者从一些地名的字面上分析,又结合水族的一些风俗习惯,认为水族就是居住在今南方水上的群族。独山的万大章在其著作《史地丛考》中就这样说“至黔省南部土人,于苗仲诸族而外,有所谓水家者,其族人与汉人甚近。而荔波、三合间有水龙、水潘、水祥、水韦、水婆、水葛、水尧、水艮、水甫、水错、水冬、水庆、水梅、水利、水岔十六大寨,称十六水。又结合《蛮夷传》‘然窃犹谓水曲水家之名’应是其民水居种水田之故。’以及史传中所谓“‘夹龙江而居,亦种水田’是也”。推知水族乃因居住在水边种水田而得名。
现在学界的中原说
水族的历史渊源,如今国内外持两种说法。一是以学院派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潘朝霖、韦宗林为主的认为水族自称为“睢”是因河南睢水流域而得名之说;二是以贵州水书研究者韦章炳为主的“水族为共工大族团陆终支后裔”之说。
对于第一种说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梁敏也著文质疑,故汉字的“睢水、睢河”与水族人的自称称谓“任睢”究竟有没有关联?此说亦须进一步考证。但水族约于七、八百年以前分期从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迁至今贵州境的看法已成共识。
水族自称“任睢”。按水书理论,分明可译为“水人”。不知学人们为什么要说从“睢”到“水”的转变是音的转称而不意的翻版呢?
水书先生现仍读水书中的山为“散”;读水为“睢”;读虎为“夫”;读天为“听”等。这些水文字的读音与汉音甚近,而与现今水语相去甚远(现水族分别称山、虎、天为“努”、“芒”、“闷”)。这一信息不仅表明:水族在古代是中原华夏族,操的口音十分近似于今天的汉语。还表明水族自称“任睢”其实就是“(治)水人”之意。从有关史籍记载和语言、文化特点等方面分析,水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系,系从秦汉时期西瓯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来,唐宋时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统称为“僚”,明清时称“水”。北宋时,水族已在龙江上游和都柳江上游之间一带地区(即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及毗连的荔波、环江等地)定居生活,当时称为“抚水州”。这一时期,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发展,平地已广种水稻,出现村落,酋长居住的地方有“楼屋战棚”,并以竹栅护卫。社会内部已分化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蒙氏世为首领,形成一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曾不断与宋王朝发生武装冲突,但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元至元二十年(1283),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司一武力政府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分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当地水族和其他各族。不久,都柳江上游的烂土、陈蒙等处长官司要求内属,改为陈蒙、合江州,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等物。明洪武间复长官司,隶都匀府。清置三脚州。1914年改三脚州为三合县,后改称三都县。
在荔波水族地区,宋置荔波峒,后改称州,同时保留一些长官司建制。明王朝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进行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如明初,封建王朝用武力裁撤了荔波州的蒙、雷、皮三姓土司,分置三个巡检司。清置荔波县,对水族地区进行直接统治。清朝直接统治水族地区后,汉族移民也随着大批迁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利设施以及家庭纺织等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村初级市场和较大的集镇相继形成,封建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至清代中叶,农村中出现了拥有千亩田土的大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