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启先生为了讲学和文化交流,还接连去香港,出国赴日本、韩国、新加坡。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劳累,加之年事已高,体弱、失眠,有时彻夜不能入睡。有一次,我上午11点去启先生家中,只见屋内坐满客人,待客人走后,我见桌上早餐没动,想要把牛奶加热请先生用。先生说:“我不想吃。”又说:“昨夜没睡。”我见先生疲惫不堪,只好扶他去休息。不久,我再次去看望先生,只见门外贴有一信函,是学校写的,并盖有红色公章,内容是函告:“为了保证启功先生的工作、休息,每日上午不会客。”我看后为之叫好。
如果说过去我见启先生挥毫、创作书画的机会少,自搬到红楼以后,机会就多了起来。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忙,我自己来。”这使我联想到:先生每创作一幅作品,从选纸、裁纸、选笔、调墨,到最后用印,都是自己动手,十分认真,从不要他人代劳。例如用印,要根据每件作品的落款位置、选定用印的大小,用一方还是两方。凡用两方的,上必为阴文,下为阳文;上为名章,下为字。用印的位置、距离、清晰度等都恰到好处,一丝不苟。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这种真诚的创作精神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这些对我无疑是最好的身教。
有一次我遇上启先生代人鉴定书法长卷,约有四五米。展开后,只露出一段文字,没露作者署名。先生便肯定地说:“好!”并毫不迟疑地说出作者姓名,随后再展出作者署名。如此计有清代名家姚鼐等十多人的题跋,没有一个错的。我们几个围观者,无不为之惊叹,一致称赞先生在鉴定古文物中的一双慧眼。
我经常去看望启先生,主要是感到他年龄日高,身边无人照顾,想帮助他做些事,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客人。有一次我上楼,见先生下楼外出,我见无人无车来接,就搀扶先生下楼,走出校门。我要给先生拦出租车,先生执意不肯,直奔公交车站,我只好把先生送上了车。在这之前,我曾听说先生为了挤公交车,曾摔得鼻青脸肿。
自启先生搬进红楼,我只有一次向先生求教、请他审阅我的书画作品。那是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准备在北京、广州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大部分作品拟请先生审定。我带去几十件书画,先生兴致勃勃地一件件仔细认真地看起来。见我的国画山水大多数取材于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