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北面临着外国势力的吞并威胁,所以奉系举外交权还于中央,目的是要依靠全国力量来制衡外国干涉势力,保卫东北权益。然而南京收回、控制东北外交,目的是“利用外交手段”对付张学良,“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而不是真正想帮助张学良解决外交困境。正如冯玉祥在日记中所写的,蒋介石当时的计划是:“以武力消灭四集团,以金钱分化二集团,以外交牵制奉张,以命令驱逐晋阎” 。双方目的的不同,必然导致在关系东北重大利益的对外交涉中,南京不会真正保护东北权益。东北政委会虽在外交方面每每请示中央,并且当日本等外国势力谋求在东北更多利益的交涉时,都以外交权已上交中央来推托,拒绝直接交涉谈判 。但这只是奉系应付外交困局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不意味着东北没有对外交涉权。事实上,如同拥有东北人事、财政等实权一样,奉系也有外交实权,只有在东北利益受损,并且南京的交涉又不符合奉系愿望的时候,奉系才会启动其对外交涉的实际权力,自己与外国势力谈判。中东路事件的交涉就是明证。
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是蒋介石在东北推行反共反苏政策的结果。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及《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奉苏签订《奉饿协定》,均规定中东路由中苏两国共管。但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履行协定,许多该还给中国的权益不但没有还,连铁路管理及其盈利也多为苏联独吞。张学良为了夺回本应还给中国的权益,同时又在蒋介石的承诺和唆使下,最终酿成了此次事件。事件发生后的初期,张学良还坚持着在外交上服从中央、与中央一致的原则。对于蒋介石由中央接手的外交都要由中央办理,以“保护国家威信”的要求,张学良保证说:“绝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 。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代表何成浚也向蒋介石汇报说:“汉卿态度颇镇静,确能遵照中央不屈不挠之办法解决一切。” 1929年11月中下旬,东北军与苏军发生战争,东北军遭到苏军的重大打击,损失惨重。然而蒋介石却没有履行出兵、出款的承诺,而是提请国联及《非战条约》各签字国,要求调停。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动用了奉系实际外交权,指派蔡运升为代表在伯力与苏方谈判,并最终达成《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决定恢复中东路原状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不批准此协议,还把东北外交代表蔡运升撤职,这使张学良甚为不满,深有被“整”之感 。所以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总结中东路事件的教训,在东北外交方面与南京做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