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把来源于《 庄子》的东西与儒家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朱熹引入禅宗永嘉 玄觉禅师的《 永嘉证道歌》的话:“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遂与如来合”来解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只如月印万川相似。”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月印万川”比喻可以形象具体地表达理一分殊的思想,可以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罢了。这个比喻固然可以用,但佛教的真幻之辫也随之引入。王夫之指出道:“然则先儒以月落(印)万川为拟者,误矣!川月非真,离月之影,而川固无月也。以川为子,以月为父母,则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之义也。”也就是说,这样一来,“独立不改”之“道”成了空中之月,“道”的不殆周行,成了川中之月。王夫之指出,倒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之义更加恰当。对此, 戴震也说:“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 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这话虽然偏颇,但说明程朱理一分殊观念的形成确实受益于 老庄很多。朱熹对理一分殊还解释说:“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盖统体是一太极,然一物又是一太极。”有人据此断言他受佛教华原宗“一多相摄”的思想影响。其实,这二者有质的不同。朱熹所说的“一”指普遍的一理,“万”指众多的个别的具体的理。而华原宗的一则指个别,万指全体。而且,朱熹这样解释并不是如华原宗一样是从量上着眼,而是从质上着眼。朱熹虽然说过心具万理的话,但万理也是指人心具有 仁义礼智等等道德条目。对照之下,与朱熹思想接近的不是 华严宗,而是道家。所以,可以断言,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道家是一个重要渊源。当然,应该指出,道家之“道”是一种纯粹的 本然、自然,而朱熹的理的内涵主要是 伦理道德:“其造化发育,品物 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这与道家以宇宙为本位,儒家的朱熹以社会为本位有关。理一分殊还是 老庄之外的道家、道教一贯的思想。 王弼说:“理虽博,可以至约穷。”道教方面,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过,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士“各得圣人之一体”,有“善图画之过人者”,是“画圣”;有“善刻削之尤巧者”,称为“木圣”;此外还有“清之圣”、“和之圣”等等,“此则圣道可分之明证也”。他的“圣道可分”的思想已经鲜明地体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顾欢在注释老子的“三十辐共一毂”时说:“欲明诸教虽多,同归一理;一理虽少,能总诸教。”这已经触及到了理一分殊的实质,即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唐太宗和唐高宗之际成书的《海空经》说:“一切六道四生业性,始有识神,皆悉淳善。唯一不杂,与道同体。依道而行,行住起卧,语嘿食息,皆合真理。如鱼在水,始生之初,便习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质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热,水性本冷,不关习学,理分自然。一切众生识神之初,亦复如是,禀乎自然,自应道性,无有差异。” “真理”即“真一妙理”。这里既提及了“真一妙理”,又提及了“理分自然”,理一分殊的思想是很明显的。类似的思想, 成玄英也表述过:“理无分别,而物有是非。”周敦颐在阐释他来源于道教的《太极图》时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是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太极既内在地具有生成的功能,即道教经典《英真君丹诀》所说的“阴阳造化机”,是宇宙的本源,同时又是万物的本体。本源化生万物的过程,也是本体展露自己的存在的实在。所以,万物是本体“一”自然生成的殊相,是“一”的体现;“一”是万物之性命的生成的本源。朱熹正是从这里加深了他对 程颐和 李侗所说的理一分殊的原理的理解。他说:“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后又只是一个理。”其实, 周敦颐的“一实万分”无非是《老子》的“扑散则为器”,“万一各正”无非是道无所不在。至于“五殊二实”,“五殊”即五行,“二殊”即阴阳二气。道教中早就有系统的论述说明,“阴阳互具”,阴阳中各自有阴阳,五行中每一行也各自有五行。朱熹解释《易通》的“一实万分”就是“理一分殊”,“万一各正”就是“物物各具一太极”。而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就是直接来源于道教。这说明,受 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华原宗和禅宗形成后,它们对万物本体和 具体事物的关系的阐述,达到了很高的思辨水平,尤其是华原宗的水月之喻更是如此。理学家们把从 周敦颐的《易通》中推导出来的思想直接精致地表达为“理一分殊”或许也有它们的启发多少发挥过一点作用,但不依靠它们,直接从道家、道教中同样也可以受到相同效果的启发,并且对理学家来说,与关注现实社会的距离要更加接近得多。张载的气 本体论的思想来源于庄子。他认为,气与万物的关系是:“散则为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这显然是借鉴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合则成体,散则成始”的思想。张载的《 西铭》的思想核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充溢着庄子的“与物为春”的自然精神,只不过张载在其中贯彻了儒家的 伦理道德思想。《西铭》备受 二程和朱熹的推崇,被认为“句句皆是理一分殊”。朱熹表达理一分殊观念时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据之位不同,则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这也与《 庄子》的“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朱熹的理一分殊的解释同样也是渊源于庄子。他认为:“天下之理万殊,然其归则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人与万物作为禀受“理”者,“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无不偏”。由于气有偏狭,“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辫。”,因而要“会万殊于一贯”。这与庄子以“道通为一”来“齐是非”是同一思维理路。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与道家、道教的渊源关系,是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却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圣贤之学,非老氏之比。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他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无了方好。”这里表面上是批判道家、道教,但批判的焦点是在道家、道教只理会“一”不理会“万事”,说白了是没有践行儒家伦理纲常,并没有否定道家、道教理一分殊的思想。上述所说的是,朱熹用理一分殊来表达其理 本体论的思想。其实,他也用它来表达 本源论的思想。他说:“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混沦。如一粒栗,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栗,还本无形。一穗有百粒,每粒各各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太极,就是万物的本源。本根与果实的关系,就是太极和万物的关系。“太极如一木生长,分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得到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宇宙万物,都是从太极中产生出来的。但这个比喻并不是说太极自身可以生出万物或理,真正生化万物的是气,理体现在其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这个比喻的实质是表达,作为最初根源的种子(太极)与代代相续,又可以作为种子的果实(理)之间具有同一性。如果说,用理一分殊来表达 本体论是 从横的方面两来说,即“月映万川”的话,那么,用它来表达 本源论则是从纵的方面来说,即一种万实,也就是基因的遗传表达。这样看来,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解释,仍然是以道家、道教的思想框架来进行的。那是不是说朱熹的解释与就道家、道教的完全一样的呢?朱熹肯定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他有一个辩解说:“客因有问者曰,太极之论则闻之矣。宗子之云,殆即 庄子所谓知天子与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为助,何也。予应之曰:庄生知天子与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适庶少长之别。知擎跽曲拳为人臣之礼,而不知天理之所自来。故常以其不可行于世者为内直而与天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强为者为外曲而与人为徒。若如其言,则是臣之视其君,阴固以为无异于吾之等夷,而阳为是不情者以虚尊之也。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正谓此尔。其与张子之言理一分殊者,岂可同日而语哉。”这意思是说,道家尊天而忽视了人,天之下,人与万物都平等,这就只知道理一而不知道分殊,或者说,因为认识到理一而内直,就把分殊当作不得已而表面上曲从它,心里仍然是想着超脱于世外,没有从天理的高度认识伦理道德的存在是必然的,遵循它是当然的,并应该做到自然而然。而儒家则由于是从人以知天,故能乐天而践形。其实这只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道家、道教的一些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词句,没有真正完整地理解道家、道教关于 伦理道德的思想的实质。道家、道教认为,伦理规范必须与道相吻合,只有能真正促进生命发展的道德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道德的消极和负面作用必须得到有效的抑制。更深一层来看,在朱熹看来,道家、道教好高骛远,只追求形而上的精深高远玄妙,而缺少 形而下的实在功夫,尤其是缺少儒家一样积极入世的精神,缺乏对社会的担待意识。按照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有体而无用”。朱熹的辩解,从他的儒家立场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其它学派的东西,尤其是形而上的“体”的方面,加以改造后提升儒家哲学的思辩水平,并与儒家的人伦礼法之“用”结合起来,是宋明理学家的一般特点,朱熹也不例外。在“理一分殊”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与道家道即一切,一切即道的思想相同。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