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于是被默认为专指国家之间的领域嵌套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国土景观。飞地的存在,一方面打破了东道国和宗主国领土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远离本土的“飞出”状态和其本身作为一块领土的属性,让飞地面临的双边关系比普通边境更为复杂[18]。地缘政治学者们由此常常把飞地视为一个窗口,从中窥探国家政权间的角力。
飞地的存在有时会给相邻国家带来紧张情绪,并常与政治联盟、政府的不稳定、经济萧条、边界纠纷和国际关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19]。如冷战时期的西柏林,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角力场,在国际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相关研究如Robinson分析了西柏林的经济、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会运转情况,重点关注其和东柏林、社会主义阵营以及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2]。Catudal对西柏林的内部稳定、可进入性以及柏林墙的政治影响进行了讨论,从政治处境和边界变化入手,分析了西柏林对国际关系和未来领土问题的影响[20]。
对于非敏感地区的飞地,对宗主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是学者探索的重点。如Minghi分析了美国外飞地罗伯茨角从军事基地转变为经济投资地的过程,尽管在政策上归属美国,但公共服务缺失和区位邻近让其与加拿大的社会经济联系日趋紧密[21]。类似的,Curti认为,马恩岛飞地独特的地理条件是促使其发展出与英国本土不同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22]。
可见,将飞地现象默认为只存在于国家尺度,是前期研究的基本视角。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边界争端不断减少,国际行政飞地研究随之陷入低谷,少数的文献延续了之前以政治视角为主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转向和人文转向,让学者们逐渐摆脱飞地领土属性的限制,开始用更多元的视角关注飞地本身的发展机遇和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