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解决法律所指的清晰问题,但对法律清晰性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即作为清晰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意义上清晰?反基础法学对清晰性的要求是:法律在遭遇案件时也应是清晰的。但这种清晰是概括性语言所做不到的,因而我们的问题是:法律运用中一般性法律定义需要那么清楚吗?法律的确定性、清晰性,立法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吗?就法治实践的一般需求看,法律定义只要能满足交流、控制、指引思维就够了。要求法律概念定义精确到不用解释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是做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区分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立法者只要能够做到法律一般性意义上的清晰也就够了,一般意义上清晰对法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法律定义不是要排除解释,而是要求在思维中使用定义。从“定义是清晰明确法律的意义所指”来看,法治反对解释。只要有解释就会有意义的添加或限缩,解释越多离法治越远。然而从法治实践看,不解释就难以运用法律,因而法治需做好立法和解释两方面工作。法律定义既不能过度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这意味着定义要详略得当,过于具体就会使定义的涵盖面太窄,不给使用者留下足够的解释空间就会使执法者难以根据情势进行适当的变更,会造成法律运用者只能机械执法或司法;定义过于宽泛会使执法、司法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法治的目标会落空。法律可操作性决定了定义需要繁简适宜详略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