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提出了著名的级差地租理论。虽然那时还没有麦当劳和肯德基,李嘉图以小麦和地租为例为我们讲述了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小麦的价格之所以高,原因并不在于支付了地租,但是,地租之所以被支付,原因却在于小麦的价格高昂。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它的供给总是不足的,无论通过竞争而导致土地价格有多高,能用来种植小麦的土地是保持不变的,因此,土地的价值就完全由它的产品的价值所引致的,而不是相反的顺序。 你绝对没听过安哥拉树皮的副作用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人们一直认为,买东西时的选择越多越好,但市场研究者发现,随着选择的增加,消费者从购买中获得的效用其实并没有提高。
这样的原因听上去很残酷,但是经济学家们已经肯定了这个答案。400多年前,一位苏格兰的爵士第一个提出并分析了人们的这种想法,他把人类这种行为的驱动力称作“看不见的手”。
与拍卖有关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如何能让参加拍卖的都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不会为了获得拍品而互相串通等等,这些都会在后面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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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至于。尽管人们有时会犯一些错误,无法按理性行事,但这些错误还不足以推翻主流经济学。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前所指出的,只要假定人们的行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就足够了,并且人们所犯的错误可以通过经验的增加而弥补。尽管目前,行为经济学还扮演着正统经济学的“批评者”角色,他们正在努力推出一套建设性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转变角色,成为经济学的“主力军”。
首先,韩国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便促成两国的自由贸易,而韩国能够以此打开美国的汽车、通信等市场。美国在牛肉生产方面占据着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韩国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无法同美国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抗衡。 既然企业经营要面临如此多的风险和各种各样的选择,那么谁有勇气成为企业的带头人呢?
凡·高,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在完成了他举世瞩目的七幅向日葵后,他选择了自杀,年仅三十七岁。作为一位艺术家,凡·高直到死前不久才以其震撼人心而富于想象力的绘画赢得评论界的赞扬。这幅《向日葵》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在伦敦拍卖会上,凡·高的另一幅《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的天价被人买走。这里我无意讲述艺术的鉴赏,也无意讨艺术品的投资和回报,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画家的死与作品升值的关系。 进一步理解,机会成本其实是揭示了资源稀缺与选择多样化之间的关系。稀缺性是社会的基本属性,而选择是我们所必须做出的决定,稀缺的引入意味着我们的效用无法全部满足,当只能占有一部分资源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选择行为“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代表了机会成本。
边际效用学派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端,因为从此开始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单一的成本转向它的边际效用,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开始真正研究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经济学。 不过,假如你现在就断定“贸易壁垒”是罪魁祸首,那么你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传统智慧”。
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解释说,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有眼光有胆识,并且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有风险,而领导者自然就是风险的承担者。 理论上来讲,边际成本表示当产量增加1个单位时,总成本增加的多少。比方说,生产100个球拍,成本为5,000元,每个球拍成本为50元。生产101个球拍,总成本是5,040元,则所增加一个产品的成本为40元,即边际成本为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