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关系到历史研究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是非问题。 (一) 关于学潮问题, 自1930年2月至1937年6月在国立音专任图书、文牍事务的廖辅叔是这样说的:“1929年暑假, 不回家乡的学生照旧留住学校。暑假时间长达两个月以上。宿舍是租用的房屋, 房租、水电等等依学校经费的比例算还不能不算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所以学校决定暑假留校学生每人交纳八元杂费。依照当时的物价来计算, 八元钱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有些穷学生认为这是不轻的负担, 请求学校考虑学生的经济情况酌量予以减免。这样的事情本来通过协商是不难解决的。不幸是有人希望事情闹大, 借以改变学校的局面。恰巧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 音乐院即将因此降格为音乐专科学校, ……音乐院的师生情绪波动, 本来就要插手学潮的人认为这是促使学潮张大声势的好机会, 于是提出组织护校会, 鼓动学生去南京请愿。……学潮越闹越大, 越来越僵, 僵到学校锁琴房, 断水电, 真是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南京教育部……派出一个改组委员会, 处理改组与学潮问题。改组的结果是国立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对于原音乐院学生的处理办法是, 一律凭收到新发的通知书来办理入学手续。闹事的重要份子没有收到通知书, 即被取消了入学资格。插手学潮的某些教师没有收到新聘书, 即等于解聘。”作者还说:“平心而论, 这次风潮的起因纯属经济问题, 并没有政治性质。”对学潮起因、经过与性质等问题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学潮发起人洪潘在1985年对学潮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回忆。文章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偏见, 但是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以下引文与归纳均出自该文 )。文章说:一、学潮的起因是“要求凡是留宿学校的同学,要交纳住宿和练琴等费用。”二、参加学潮的同学, 有洪潘、蒋风之、陈振铎、冼星海、李俊昌、张立宋、魏沃、刘蔚樵、唐畹秋(女)、萧景樱(女)、熊乐忱、王笥香(女)、陈学慧(女)、张恩袭(张曙)、段时叙(女)等十数人。洪潘说:“写封信给萧友梅, 叫他走!”由张立宋执笔起草。“这封反对萧友梅的信就送到院长室, 至此学潮就闹起来了。” 三、同情和支持学潮事件的老师有教钢琴的王瑞娴和教法文的方于(文中写“姓方, 名字记不清了”)。向延生文章则指出“在想趁机取萧友梅而代之的音乐院事务主任李恩科、钢琴教师王瑞娴的支持下, 学生代表二次去南京教育部请愿。” (第一次赴南京教育部请愿的学生代表为熊乐忱、蒋风之和李俊昌———引者注)。四、在闹学潮当中, 洪潘和张立宋作为第二次学生请愿代表, “去南京教育部请愿、谈判, 我记得当时是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接见的, 但没有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呢? 其中有这样两个因素。一是当时教育部曾派人来学校调查闹学潮的情况, 调查人叫谢树英, 她是萧友梅在法国时的同学, 调查中曾帮了萧友梅的忙。二是当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当时教育部长为蒋梦麟而非王世杰 ———作者注)是萧友梅的妹夫。有这两层关系, 当然学潮想取得上面的支持, 取得胜利, 就不可能了。”五、学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 反对当时校方对贫穷学生所采取的无理做法。……第二个阶段, 是护院, 反对`改专' 。所谓`改专' 就是要把国立音乐院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实际上是当时教育部以`改专' 为名, 开除上述十几个人。这也就是上海国立音乐院变为上海国立音专的由来。”六、将学潮的责任归咎于萧友梅。认为萧友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音乐教育家”。“当时萧友梅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你有钱就来学音乐, 没有钱就不要来学音乐。” “所以当萧友梅这样讲了以后, 再加上学校当局采取了一些强硬的做法, 如强行封锁钢琴, 停水、停电等。就更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矛盾也愈来愈激烈和公开化, 不少同学聚集在一起, 对此议论纷纷,表示出一种极为不满的情绪和抗议, 一场学潮的浪潮开始酝酿起来了。”七、学潮中同学分为“贫穷的学生”和“有钱的学生”两派。劳景贤、古宪嘉则是属于“有钱的一派”, 他们反对闹学潮。有一次古宪嘉跑到洪潘宿舍里, 气势汹汹地责问洪潘:“你为什么要发起这件事情?”差一点打了起来。八、学潮以学校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学潮之后有不少同学被校方开除(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限期转学离校), 如冼星海、张立宋、陈振铎、蒋风之、刘蔚樵、李俊昌、段时叙、唐畹秋、萧景樱、魏沃、熊乐忱、张恩袭(张曙)等”而宣告结束。这是目前所见当年亲自参加学潮者所口述的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性资料。 “史料”和“史实”之间, 常常会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 欲求得两者之统一, 需要科学考证和逻辑判断这样一个细致复杂的研究过程,有时往往也难于作出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真相的结论关于国立音乐院学潮问题, 在时间、地点、起因、性质、是非、后果诸要素中, 有几点是明确的。如1929年暑假开始时因经济问题(外地留校学生每人需交纳8元杂费)而引发了一起学潮;参加学潮的同学也大致如洪潘所说有冼星海等10余人;结果则以这些人多数离开学校和“国立音乐院”改制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而告终。其中的学潮性质、是非问题, 尤其是涉及萧友梅在学潮中的责任以及和冼星海关系等敏感性问题, 构成了历史研究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