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9日 的香港《民报》曾刊载《官贵民贱》一文 : 1986年8月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到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 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 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郭振乾(后曾任审计长)。 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 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 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郭振乾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 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