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中有一项目为猜谜语。其中有一谜语为:日本投降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有一“聪明”的亲美人士猜为“屈原”,意谓日本投降系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一“更聪明”的亲苏人士则立即反对说:“不对,是‘苏武’!意谓是苏联的武力使然。 这个故事传到昆明西南联大当时已经接到中央大学校长任命通知的吴有训(上图)的耳朵里,使他感到十分愤然。他认为双方的答案都大谬不然,最正确的答案应是“华佗”。华者中国也!佗者,负重也!他认为正是中国人民的负重抗争,顽强抗击,才使得美苏以逸待劳,乘便给日本以最后一击。”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门对原子弹发生了兴趣,开始寻求和科研部门的合作。从1945年秋开始,这个筹划过程主要围绕派人赴美国学习研制原子弹而展开的。派出科学家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是国民政府实施原子弹计划的最重要行动。华罗庚、朱光亚等5名学者赴美。但是,由于美国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这些中国学者想到相应机构进行考察与学习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们分别到美国各大学从事研究与学习了。国民政府准备建立研究机构、试图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最终是流产了。 不过,在国民政府组织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人员中,朱光亚1950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了新中国,成为新中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张文裕和张宗隧后来相继回到国内,确实对新中国原子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核能研究和利用是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第一次遭遇的“大科学”的挑战,我国科学工作者一开始对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及对合作的重要性普遍估计不足。提倡合作研究,合力争取经费,现在看来是当时有限的人力和财力条件下开展这项研究的惟一可行方案。后来我国研制原子弹也从这方面吸取了教训,开始集中全国的力量,进行科研攻关。正如彭桓武院士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当场赋诗所说:“不是工农兵协力,焉有数理化成功?”。新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实施以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为基础,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基础上,通过中央决策者、科学家和全国人民的参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