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说得不错,但在“撤县设区”这一问题上,还是有些官员趋之若鹜,丝毫不顾本地的实际情况。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撤县设区,自是由于功利相诱:那就是今后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项目、土地、资金和政惠,而且当地领导也更容易受到重视和提拔。
俗话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些官老爷们看得见的好处背后,隐藏的是基层民众耗费的一笔不菲代价。具体来说,其害有四:
一,公共基础设施转移导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严重不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型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亦即是说,“撤县设区”只符合大型城市“对外扩张”的需求。
相反,对于广大普通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就颇为不利。确是一语中的。
长期从事“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旅意学者周彬芳在著作《“撤县(市)设区”中的多方博弈》中力陈时弊,穷形尽相的阐释了盲目撤县设区给当地百姓造成的麻烦与不便。该报告采取纪实性的手法,以陈明辉、李俊才等多名居民为例,可谓倍加详实。
陈明辉指出,“以前村子口不到四公里外,不远儿……就有一所小学。撤县(设区)以后给弄没了,老师们也走了……现在再想送孙子上学,就得开三轮车跑四十里地……我都64了……”。
刚过中年的李俊才也与老陈面临同样的困境,他的儿子很快就13岁了,但撤县设区后,最近的一家初中离他家也有百里之遥。经济状况日益拮据的他,还是不得不动起“自己打两份工,让老婆进城陪读”的打算。
另据知情群众反映,“撤县设区”使得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向市中心靠拢,甚至有些人连存钱、邮寄、看病、买菜都十分不便。
“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根本没处医!”“我连给儿子汇个钱都要骑自行车走三、四十公里。”——报告字里行间内所充塞的苦衷,恰是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真实写照。
二,波涛汹涌的土地之争使辖区的农民利益大为受损。
《管子·五辅》篇曾经说:“明主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也就是说,智者立国,首在重视农耕,兴立屯田,保证粮食丰足。
自古以来,未有倒行逆施而保其黎民、社稷者。南宋便是一例。其对商业的扶持,堪称无以复加。《梦梁录》卷13《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也。”
就连美籍学者马润潮都出言赞叹“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宋代实在是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外国学者无比称道的历史时期,南宋却“北臣散关,丧帝崖山”,让大金和蒙古欺负的毫无招架之力。
这不单单是它秉承前代“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遗之祸,更为主要的是,其在土地政策上陷入了“千年田换八百主”的怪圈。这就是说,为政者对官僚、富豪的兼并野心不加抑制,使得占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终与统治阶级离心离德。
环顾时下,“撤县设区”之策正在让我们重回老路。
据民政部《市辖区设置标准》称,“允许直辖市和地级市设立市辖区,其中市区总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城市,平均每60万人可设立1个市辖区。最小的市辖区人口不得少于2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不得少于10万人。对于中心城市郊县(县级市)改设市辖区,须该县(市)就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业人口不得低于70%;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75%以上。改设市辖区的县(市),全县(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不得低于上一年本市市辖区对应指标的平均水平。”
为了早日“达标”,“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们不得不在政治上对农民进行“边缘化”处理,县改区以后,农民既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特殊待遇,也失去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等一些惠农政策,完全成了新一代“赤着脚的市民”!
还不仅如此,为了看上去有“比迹汤武,庶几成康”的效果,顺便多捞政绩、中饱私囊,有些官员还会招徕本地的“土豪”与外国的“大鳄”一起联袂参演,坑农害农。在此大形势下,“强征血拆”案件此起彼伏、不胜枚举。
张如琼、宋合义、何志华……这些面对黑恶集团“杀一儆百”之行而殒身不恤的烈士,值得我们铭刻在心!
三,外资的提前布局与巧妙渗透再掀下岗狂潮。
最近,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一句话:“中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吓傻了各位看官……
各路网友纷纷就此发表评论:“神马,我刚找了好多关系走了不少后门才让人帮我送进大国企的呢!以为现在国企有保障,怎么可以这样?!”“以为开放了二胎,就可以生老二了呢,这下好了,要是真下岗,老大都要养不起了!”“我还没找到工作呢,下岗潮就来了,泪流满面ing”。
大家之所以对“下岗潮”这三个字心有余悸,皆因殷鉴不远,令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