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因此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东汉末名医张仲景的家族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伤寒”瘟疫其实是由汉民族之大敌--匈奴引发。匈奴为汉帝国所败,遂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蛮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充满中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实与瘟疫有着重大关系。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
鲁迅注意到魏晋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这种见识比起他们所蔑视的鲁迅来实在太逊了。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