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辞官归隐?
一发而不可收之势”终于被他给“收”住了,陶渊明终于同污浊喧嚣的官场彻底决裂,抛弃了功名利禄,归隐于恬静的田园——可这并不是由于他对做官、对政治原本就不感兴趣。那么,陶渊明辞官归隐且如此坚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归结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
第一,陶渊明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了较之同时代的人更为复杂的思想从而使得他的归隐成为一种可能。陶渊明年幼时,家庭已经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亲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兼收并蓄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使他具有济世之志,故而多次出仕,而他所继承的正始以后道家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精神,以及老庄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一面,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使他在现实生活中稍不顺意就退避归隐,这时,儒家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了他有力的心理支撑。因此,他在出处问题上反反复复,出仕做官合情合理,辞官归隐也自然而然且十分坚决,甚至后来农田不断受灾,房屋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朝廷征召他任著作郎,他都拒绝得异常坚决!
第二,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对陶渊明对陶渊明辞官归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是这一影响的最直接的反映。该诗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远、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这正是作者拿自由、隐逸之类的时代精神比照衡量自己所处的官场而得出来的必然结论,作者也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来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的。由诗的结句“复得返自然”中既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的“自然”也可以约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这种追求使他的心情更加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离官场的氛围也越来越远,做起官来越来越痛苦,他不辞官归隐又能往哪里去呢?
第三,陶渊明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而辞官归隐,是深受外祖父影响的个性使然。其外祖父孟嘉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对于陶渊明“质性自然”、秉性真淳的个性修养有深远的影响,陶渊明是在“亲故多劝”、生活逼迫之下因“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而出仕的,他“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认为“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以“口腹自役”“深愧平生之志”,因此,本打算收了公田里成熟的庄稼即“敛裳宵逝”,一得到“程氏妹丧于武昌”的消息便立即“因事顺心”挂印而去还认为“以往之不柬”、“来者之可追”、“今是而昨非”(以上因文均见于《归去来兮辞并序》)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心惮远役”的心理“风波未静”的时局(《归去来兮辞并序》)使陶渊明辞官归隐成为必然。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是一个宗室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对政权有野心的军阀相互混战、经常血腥杀戮乃至激烈火并的时代,这种混乱局面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给社会上层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全感,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又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难以忍受;再者,当时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严酷的门阀制度和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使他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所以,强烈的归隐愿望便最终压倒了相对淡泊的做官心境,“爱丘山”的夙愿也终于战胜了“逸四海”的猛志,可以说,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实际上是纯真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是生性自然的心境与暴戾残酷的官场无法统一的必然。
鲁迅先生曾经看出了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并特地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陶渊明是抱着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当后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时,他便义无反顾地出仕,相反,他就归隐田园。因此可以说,辞官归隐并不是起码并不仅仅是因为陶渊明厌恶官场的黑暗,出仕做官的过程是陶渊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的过程,也是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过程,更是陶渊明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过程。
(原载《中华活页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