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爱人与爱物联系起来但不等量齐观,主张取之时用之有节而非不取不用,从自然禀赋和人类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实践理性的,尽管不能令动物保护主义者满意。如果多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在减少血腥、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使人类保有一些对自然万物的温情和敬意。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爱物”,虽如后儒所见,是仁者之心的体现,但仅此尚不能体现孔、孟此一主张和行为的全部价值。《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水经注》均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宓子贱被鲁君任命为亶父(今山东单县)宰,三年后,孔子派另一名学生巫马旗去考察他的政绩。巫马旗乔装夜入亶父后,见一夜渔者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便问其故。夜渔者说: “我放回的是小鱼。我们的地方官宓子贱要求在小鱼长大后再捕,所以放了。”孔子闻听巫马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认为宓子贱治邑有方,可担当大任。宓子贱要求渔夫捕大放小,与孔子不一网打尽、不倾巢尽剿一样,都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为了防止因一时之利而丧失长远利益,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袭了这一主张,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指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梁惠王上》)比较可见,孟子的主张与孔子师徒是一脉相承的,且更为明确而完善。孔孟之后,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在记录宓子贱治亶父事迹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应如何保护利用山泽资源的具体规定,如《孟春纪》中的“禁止伐木,无覆巢”, 《仲春纪》中的“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等。这些认识和主张世代相袭,许多成为政令或人的自觉行为。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之生态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德性与理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儒家生态伦理主张,既坚持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人本主义,又反对了对自然万物的漠视与任意宰割;既倡导人对自然的爱护与尊重,又没有阻止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对自然的有节制利用。坚持这两个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对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情与敬意;又可避免极端的泛道德主义,使人类陷入狭小而自虐的境地。在处理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易·乾·文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社会发展到今天,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自然又有效地保护自然,既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又有效地保护动物,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由此回望,早在 2500年前,在人与自然的矛盾远没有近代以来这样凸显的情况下,孔、孟和儒家学派能够产生并提出“仁人爱物”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大智慧。在我们言必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时,重温这些来自远古的识见,当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并将汗颜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史 鉴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