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甘岭战役,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编著的《世界经典战例:战役卷》如是表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实施坚守防御。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先后投入美军第7师和韩军第2师、第9师,共计步兵11个团又2个营,另18个炮兵营,总兵力达6万余人;志愿军投入第15军第45师、第29师,第12军第31师和第34师第102团,炮兵9个团各一部另4个营,总兵力达4万余人。战役历时43天,志愿军经过反复激烈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终于粉碎了对方进攻,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300架,击毁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的重大胜利。上甘岭战役不仅是坚守防御的典型战例,而且是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典型战例。此战粉碎了美军和韩军的‘金化攻势’,进一步稳定了战线,为志愿军坚守防御提供了宝贵经验。”
“2.5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方指挥官、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四星上将范佛里特的心理预期——他原来计划:以5天时间和200人伤亡,夺取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然后夺占五圣山主阵地。事实上,美军连五圣山主阵地的边都没摸着。
范弗里特的迷之自信,来自他对美军的火力崇拜:“我要留下无数个炮兵的弹坑,以致能让人连着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里。”
军事史上也因此有个专用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指的是不计成本地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和炮击,实施强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意在迅速高效地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使其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人员的伤亡。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范弗里特成名于二战欧洲战场,上甘岭战役,炮火猛烈程度,已超过了二战。
有钱,任性。上甘岭战役之初,范弗里特自信满满,召开新闻发布会,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金化攻势”将是1951年“秋季攻势”以后所发动的一次最大攻势,是一次“扭转当前战局”的“摊牌行动”。但结果呢,原计划5天,足足打了43天,己方炮火确实极其猛烈,但己方伤亡也极其惨重,原计划仅以200人死伤的代价结束战斗,结果死伤了2.5万人,两个阵地居然都没有拿下来……
所谓“摊牌行动”,结果打瘫的是自己。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特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写道:“‘摊牌行动’得到了一个令人嘲讽的结局。”“摊牌”成了笑柄,各家媒体纷纷嘲讽。范弗里特也不是一般地郁闷,他承认:“10月14日的金化攻势,损伤了美国对外的威望。”史载:在范弗里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对当初将之命名为“摊牌”、并且在新闻界面前大肆吹擂悔恨不已。
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领王近山(《亮剑》原型、因作战勇猛,素称“王疯子”)冲上山头对着南面大笑:“范弗里特啊范弗里特,老子把你打尿了吧!”这句话,成为抗美援朝金句之一。
二
如此可怕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为何拿不下上甘岭?
军事专家总结出志愿军三秘诀:一,坑道;二,手榴弹;三,炮兵。
先说“坑道”。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在美军猛烈的火力下,逐步摸索出反斜面坑道战术,在上甘岭战役中进行了教科书般的应用,有效地削弱了敌军火力的杀伤。《世界经典战例:战役卷》一书写道:志愿军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构筑以坑道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战术上,志愿军以小部兵力坚守表面工事,大兵力屯于坑道内,保持较多的有生力量,以便抗击美军轮番攻击,不断投入有生力量,增强防御的稳定性”。简而言之:美军从南坡仰攻,但志愿军的坑道修在北坡,美军火力再猛烈,也难形成太大的破坏。等美军一顿狂轰滥炸后,进攻的士兵以为守军幸存无几了,吭哧吭哧往上爬时,突然惊恐地发现:黑压压一片手榴弹迎面砸下来。
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再到志愿军,都牢记“从战斗中学习战斗”这句话——你的炮火确实牛,但咱躲炮的能力也超级强,等你炮击结束,咱从地底下钻出来,再把你揍回去。
所以,美军随军战地记者,不止一人描述了这样的经典画面:炮击刚歇,硝烟未散,按“常理”判断不可能再有生命的阵地上,突然间有奔跑的身影,玩命朝下面砸手榴弹。美联社曾报道过韩军一个连的进攻,“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舞着手臂向韩军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个儿击破这次进攻。”这个中国士兵,名叫高守余,美国有家报纸曾经在头版报道过他,标题为《“杀人魔王”高守余》。当时,高守余所在的班趁夜夺回阵地,恶战之后,这个班只剩下高守余一个人,天刚亮,敌军的攻击就开始了,由于密集的炮火封锁,高守余得不到任何支援,一天就吃了口袋里三颗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用手榴弹、爆破筒独自裹伤而战,击退了敌人六次冲锋,此次战斗,他一人歼敌120余人!
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队一度占领了高地的表面阵地,志愿军仍能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部队实施反击。在近战中,手榴弹成为最好使的武器。有一项统计:志愿军15军45师在23天的战斗中,消耗了10.65万颗手榴弹,4.6万颗手雷和1500余根爆破筒,这还不包括搜集敌方遗弃的手榴弹、手雷。
志愿军炮兵在上甘岭一役中也有出色表现。战后统计,美韩军在战役中的伤亡有70%是被志愿军炮火杀伤的。时任15军军长的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道:“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他认为:大量的炮兵参战,炮火准确猛烈,为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战术俏皮”,说的是志愿军炮兵总结出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让敌人吃尽苦头。在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炮兵玩了一回“回马枪”:先是一阵炮轰,然后炮火延伸,机关枪响起来,敌人误以为志愿军反攻开始了,纷纷跃出工事,隐蔽在山背后的预备队也冲出来,计划抢占阵地,哪想到,志愿军的炮火又回来了,在正展开进攻队形的敌人头上,一口气倾泻了一万多发炮弹。嗷嗷叫着往上冲的敌人大惊失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抗美援朝末期,志愿军已组建了强大的炮兵队伍,虽然跟美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上甘岭一役,也消耗了40万发炮弹,创下我军炮兵纪录,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可以想象,之前一直被美军炮火压制的志愿军炮兵们,是如何酣畅淋漓地打出这40万发炮弹!
三
1952年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前线通讯员采写的新闻《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2月21日,新华社又播发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同名通讯。“黄继光”这个名字,从此深深镌刻于民族记忆之中。
黄继光牺牲于当年10月20日黎明前夕,前一夜,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597.9高地反击,一夜激战,只剩下最后一个火力点了,黄继光在身无弹药的情况下,毅然扑向敌人的射击孔堵住枪口。战友们趁机冲上来,全歼残敌,收复阵地。黄继光的壮举,后人感动之余,也有些质疑:他为什么不等一下,等战友来炸火力点,偏偏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其实,熟悉上甘岭战史的人都明白:如果不在天亮前收复高地棱线上的阵地,等到天亮后敌人巩固阵地,控制住棱线,那么坑道就有被孤立并各个击破的危险。
黄继光壮烈牺牲的时候,离天亮只有40分钟了。他深知,战友们也深知,敌人也深知:棱线,就是生死线。韩国军人,直接将上甘岭战役,直接称之为“狙击棱线战斗”。
回首上甘岭战役,棱线的争夺战,异常频繁,也异常残酷,白天敌人占了去,晚上我军夺回来。在上甘岭,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的瞬间,很多发生在棱线争夺战中。第15军军史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除棱线争夺外,坑道作战也极为残酷,敌人占领表面阵地后,对坑道进行封锁、轰炸、爆破、焚烧、堵塞,甚至向坑道里投掷毒气弹、硫磺弹。有的坑口被炸塌,有的被堵塞。坑道里缺粮、缺弹药,最要命的是缺氧、缺水,但战士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并在随后的反攻中收复了阵地。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电影《上甘岭》,忠实重现了这一幕。
给坑道部队提供给养,成为后勤战线最艰巨的任务。从后方到前沿坑道只有几百米上千米,但这短短一段距离,是名符其实的“死亡地带”,中间有敌人的几层炮火拦阻线和步兵火力控制网。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伤亡1.15万人,其中运输人员伤亡达1700余人,占整个伤亡人数的14%,可见当时之惨烈。电影《上甘岭》中,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来传去,来回传了好几圈才把苹果吃完的情景,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有时送进一袋萝卜或一桶水,就有战士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鼓舞士气,部队领导甚至提出:“谁能送进坑道一篓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15军警卫连96人进坑道,其中包括跟随秦基伟多年的警卫员王虏,他受命带着一挎包苹果。只有24人活着抵达一号坑道,王虏也牺牲在途中,苹果洒了一地……
今天说起上甘岭战役,总会想起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有堵住敌人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时刻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孙占元;有一人坚持阵地战斗,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守住了阵地的胡修道;有在牺牲前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了指挥联络畅通的牛保才……仅在15军,就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占该军总人数的27.5%。上甘岭,是中国人的一座精神丰碑!
战争中,武器装备很重要,但精神的力量,更不容忽视!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人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在天地间演绎寻常时光中难以想象的传奇,再凶恶的敌人,也能战胜。《秦基伟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呵!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的有,以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当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留给自己的也有。所有这些,灼痛了西方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他们应该重新认识了,必须刮目相看了!”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来到北京,毛泽东特地邀请她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毛泽东握着邓芳芝的手,表达对英雄黄继光的敬意。一位是国家领袖,一位是四川农妇,他们的儿子都牺牲在朝鲜战场。
这是一个时代的壮烈记忆。
四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来,美国一方面打不赢,另一方面又不认输,战争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但不甘心如此收场,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得很充分,打仗的时候想坐下来谈判,谈判的时候又想着再打一仗来给中朝施加压力,因此,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一边谈,一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认识,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周内给前方发去两封电报,前一封为:“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后一封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土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上甘岭战役爆发前,正值第七届联大和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迫使中朝方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无理要求,美国政府指示“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向中朝方施加军事压力。据此,范佛里特制定了后来成为笑柄的“摊牌”行动计划。上甘岭战役爆发前6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摊牌”行动计划。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在板门店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未等中朝方代表发言,美国代表就退出了会场,哈里逊退场时,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获悉美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致电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同意你们对敌人的这一行动的分析及对我们应取的态度和步骤的意见。南日(注:朝方谈判代表)同志的抗议,望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指出敌人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的原则,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坚守日内瓦的正义立场及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但对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两相对照,对方应负拒绝协定、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对一切后果负责。”
上甘岭战役爆发后,美军火力虽空前凶猛,然而付出惨重代价,仍无法越雷池一步。美军拼得差不多了,只能让韩国军队来当替死鬼,最终,进攻上甘岭的韩国军队,也消耗殆尽了。秦基伟自豪地说:“美七师、韩二师均被我打残废了。”“只得悻悻作罢,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则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现在“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
上甘岭战役是美国人挑起的,但主动权,却在中方,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谈起上甘岭战役时,底气十足地说:
“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五
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完全达成协议。“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签字后,坦承:“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彭德怀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记住伟大的抗美援朝,记住不朽的上甘岭!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才会赢得真正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