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纂工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计划。首先,广泛搜集史料,标明事目,删汰重复,按时间顺序逐条加以排列,形成“丛目”,也就是兼具提纲性质的资料索引。其次,在对相关资料认真研究、辨析异同的基础上,本着宁繁勿略的原则编写出初稿,称为“长编”。其编纂方法,是按照时间次序,每遇一事,即查阅“丛目”列举的有关资料,融会贯通,形成文字。如果各项资料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有矛盾,就要选择其中较为可靠或接近情理者为主撰写,而将其余内容有异的资料以附注方式列于其后,并且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以上两个步骤的工作,由刘攽等三人分头完成。接下来的第三步工作属于司马光,他的任务是对长编进行剪裁删订,形成定稿。将长编删订为定稿这一“去粗取精”的工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除了剪裁内容外,还要进一步考核史实,订正疏误,润色文字,统一体例,撰写评论,任务非常繁重。司马光在洛阳居住14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二
《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用编年方式撰写历史,看上去比较简单,其实并不尽然。困难之一,是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不明,或是记载歧异。如果采取其他方式修史,对此或许可以进行模糊处理,但编年史不允许这样做,而是要把每件事情都尽量按照时间坐标放在合适的位置。《资治通鉴》编纂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资治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内容都是辨析时间的。今天看来,在日期等细节上还有一些疏误,不过大体准确。困难之二,是编年体史书会将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情前后割裂,妨碍读者总体上的理解。针对这一问题,《资治通鉴》在遵守编年史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有时使用追叙法,记载本事后再追溯原因和背景;有时使用补叙法,记载本事后直接说明其后果和影响,有时采用附叙法,由一事连带述及相关史事。这样,尽管《资治通鉴》还无法完全避免编年体本身造成的叙事缺陷,但已经尽可能将这种缺陷降到了较低的程度。
其次,《资治通鉴》是跨朝代的通史。这个“通”又有上下限制,上限为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为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限的选择理由,是周天子在这一年册命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战国的开始,而《资治通鉴》正是计划从战国写起,在内容上延续《左传》。下限则是五代的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