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 《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规定都明确了民族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共同纲领》第 53条规定:“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第 4条第 4款规定:“个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些规定为民族习惯法在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地位奠定了宪法性法律基础。在我国立法和司法方面, 民族习惯法也受到了相应的尊重。1950年婚姻法在列举禁止结婚诸情形的同时, 规定“对其他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 从习惯”。 1951年 7月 18日,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赘婿要求继承岳父母财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当地有习惯,而不违反政策精神者, 则可酌情处理。” 1953年 6月 15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不同民族男女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问题的复函》认为, 不同民族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 “应根据群众一般习惯决定”。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当法律、法规涉及到习惯法方面的内容时,一般都给予了相应的认可和尊敬。 《宪法》第 115条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同时依照宪法, 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第 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的自由, 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 19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们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 20条规定,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 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 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另外《民法通则》第 151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 结合当地民族特点, 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和《婚姻法》第5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 制定变通规定”以及《继承法》第 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 结合当地民族财产基础的具体情况, 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 《物权法》第 85条规定, 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 可以按照当地习惯;第 116条第 2款规定, 法定孳息, 当事人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取得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交易习惯取得。以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更加直接明了的肯定了法律实施过程中可以遵循民族习惯法。《村民组织法》第 20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想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条规定从实质上看也是国家法对民族习惯法的吸纳和接受。2.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调适的主要途径。在民族地区, 各种调控社会关系的规范维系了该地区的社会秩序, 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因此,在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过程中, 如何保证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的统一实施并有效运行, 同时又尊重合理的民族习惯法, 消除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 就成为了国家法制建设的重大使命。鉴于我国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长期并存的客观实际, 我们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 一是有选择性的把民族习惯法吸纳到国家法体系内,民族习惯法经国家认可成为了法律内习惯法, 即国家把优良的民族习惯法加以确认, 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通过农村村民自治, 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内。到目前为止, 在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行使立法变通权, 变通、补充相关法律的工作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全国 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有 133个制定自治条例, 同时还制定了 267个单行条例以及 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而其中不少立法变通就是直接以民族习惯法为基础制定的。如 1984年通过的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执行婚姻法变通规定》第三条将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由男不得早于 22周岁、女不得早于 20周岁变通为男不得早于 20周岁、女不得早于 18周岁。而西藏、四川等地的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的立法变通中, 一方面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废除多夫多妻制;另一方面又规定, 对新法颁布前的多夫多妻家庭, 凡愿意维持的准予维持。由此, 民族自治地方根据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 通过变通和补充的方式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体系, 实现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村民自治法》第 20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这一条文包含着村民可以依据习惯法或者村规民约进行自治的内容。由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项规定解读为在民189法制园地 族自治地方的村民自治中少数民族可以适用自己的习惯法, 也可以制定新的习惯法或者村规民约, 并且根据这些规范来进行有效管理。只是这些习惯法或村规民约, 不得同宪法、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相抵触,也不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权利。我们知道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法通过变通和补充的方式纳入国家法体系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 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而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方式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内,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法体系之不足。而这两条途径为国家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良性互动提供了空间和支持, 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法的实施和其权威的维护。　　 三、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调适存在的不足民族自治地方通过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与补充规定, 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体系以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通过农村村民自治, 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的途径, 这是协调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方式, 也是目前国家法赋予民族习法空间的最佳方式。但其也有不足:第一, 将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变通和补充的方式纳入国家法体系所涉及的范围有限, 并且缺乏应有之特色和民族性。 按照相关规定,《刑法》、《婚姻法》等法律部门如果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变通权作出明确规定的, 那么,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就不得对该法律部门进行变通;在法律法规中有专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情况作了规定, 那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就不得对这样的法律、行政法规同样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根据 2005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公布的数据, 自 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至 2003年底, 全国 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已有 133个制定了自治条例, 同时还制定了 267个单行条例以及 65个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但是从总体上看, 这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内容基本雷同, 缺乏体现民族地区的特点内容, 对民族习惯法的涉及面非常窄, 而且这些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缺乏相应的调研依据, 与现实需要有一定的差距。第二, 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以及在内容上明确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作出变通的 《刑法 》、《婚姻法》等相关规定将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变通和补充的方式纳入国家法体系的相关规定来看, 民族习惯法虽然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认可、接受, 但是就这些已经获得认可和接受的民族习惯法在实际操作中如何适用, 在什么情况下适用等问题, 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有些相关的民族习惯法在实践中流于形式。第三, 通过农村村民自治, 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也存在不足。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 20条规定来看,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由此各少数民族可以适用原本存续的习惯法, 也可以制定新的习惯法或者村规民约,并且根据这些规范对村民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但是这些相关规定相对比较模糊, 以致民族习惯法之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四 、结语在我们国家,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长期共存,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等实际情况行使法律变通权, 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明确规定的, 这也是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相互间的冲突, 推动两者逐步整合的有效方法, 有助于协助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两种规范体制互补、并用和对接。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通过农村村民自治, 将少数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也是实现国家法制统一、发挥民族习惯法积极作用的策略。 因此, 在立法上, 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予以保留、调适相应的民族习惯法, 以更好的实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参考文献:[ 1] 《牛津法律大辞典》,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版.[ 2]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 第 15页.[ 3]戴晓明:《民族法制问题探索》, 民族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2页.[ 4]屈学武:《论民族刑事习惯》, 《现代法学》, 1991年第 2期.[ 5]官波:《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 --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思想战线》, 2004年第 6期.[ 6]柴进:《国家法制统一视野中的民族习惯法》, 《贵州民族研究》, 2003年第 4期.[ 7]蒋超:《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研究》, 《求索 》, 2008年第 7期.(下接 194页)出人才的特殊分配和奖励办法, 稳定关键人才队伍。3.5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根据岗位性质、发展趋向、关联程度。对各个岗位制订任职资格要求, 设置岗位门坎。加速清理劳动关系。特别是许多单位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停薪留职、两不找、长假、长病、长学等问题, 要抓紧予以理清, 切实改变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管理的薄弱状况。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创新, 与企业文化以及员工的价值理念等因素也是分不开的。企业应当努力营造一种面向企业所有员工的、持续的、制度化的竞争激励氛围, 形成动态的竞争、考核、升降机制, 让有能力、有抱负、敢创新、会发展的员工不断看到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