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至今仍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标杆,国民性在他看来是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他的威望与影响也因此将文学与民族性的病灶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很难高估他的信念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的渗透程度。正如刘禾所说,医学和解剖学作为比喻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这揭示了中国和中国文学存有根本性的障碍或缺陷的同时,也彰显了文学工作者在此大背景下的治愈力。 尽管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尤其强烈,这些思想也萌芽于贯穿19 世纪的更为广泛的高度自我批判性思维。最晚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开始,有影响力的中国评论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批判辛辣程度就不亚于对国人本身。在20世纪之交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吸收了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具有种族性缺陷的看法,从而导致文化改革、启蒙运动大都建立在了治疗患病的国民性上。 东:在您的《文化资本的政治角力:中国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一书中,现代化被定义为“与如科学、资本主义等物质发展紧密相连”,而现代性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观,根植于进步、运动、不可重复的时间、创意与独特性等理念里。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对他们分别(或许不同的)的态度会是什么? 蓝:我认为对于现代性的定义还应该加上:价值观、常识以及所谓“传统”的转变,所带来的对过去的不确定。鲁迅现代性重要的一面即是面对两种力量的撕裂。一边是自小受到的传统教育(并通过读书与做研究持续到了他成年之后),另一边是他对改变中国文化的渴望。这在《故事新编》中的躁动中最为明显:当他看向中国过去的文学资源时,他的思绪却一再回到当前,在伪装下侵入他古老的创作背景。 东:农村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阿Q 正传》和《祥林嫂》中描绘的农村生活似乎与《社戏》和《故乡》颇有不同。尽管鲁迅反乌托邦版本的农村生活更为人知,他的作品是否也揭示了中国农村传统生活更为母性、超验主义的一面? 蓝:在提出的例子中,反差主要来源于叙事者年龄上的区别。在《社戏》中,故事是由一个孩童式的角度讲述的,单纯地感受在路途上的喜悦。在其他三个故事里,叙事始终携带了成年人阶层性的内疚,一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无能为力的内疚。 东:贫民、女性等边缘人大多被中国古典文学忽视,鲁迅对他们的演绎与代表与钟雪萍所提出的中国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情结”又有怎样的关系? 蓝:自我第一次接触到钟雪萍关于“男性边缘化情结”的理念,就非常感兴趣。我在这里简化一下她的想法。她认为, 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作家的文化宣言揭示了他们意识到他们相对于政治中心的边缘化。然而,他们并没有通过这种边缘化来寻找和欣赏相反的诸多可能性,反而认为应当顺势将中国文化“真实身份”的中心移植到他们所在的边缘。 那么,这样看的话,鲁迅是否是一个暗藏的文学民族主义者呢?他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以及强烈的怀疑态度让这不太可能。然而作为文坛的一个极好辩又有时尖刻的参与者,他也焦虑于自己的名气与他自20 年代起逐渐承担的名人与文学领袖的位置。我认为他非常想在中国文坛上扮演一个“中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