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黄日葵毕业于桂平县立旧制中学 (四年制) 。是年冬,他改变了“意本欲随程子北上,从事古学”⑤的打算,怀着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深造的抱负,远离家乡,东渡日本留学⑥。
1918年3月23日,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联合对付苏俄。段祺瑞派章宗祥同日本政府谈判,3月25日,与日本外务省交换“共同防敌”公文。中国留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愤起反对,在东京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被打伤和被拘捕几十人。日本警察这一罪恶行径,更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和反抗。于是,全体中国留学生于5月罢学回国。刚到日本不到半年的黄日葵,参加了这一反日爱国运动,和同学一起愤然回国。他一到上海,立即加入爱国学生组织的救国团活动,并在《救国日报》任编辑,在《救国日报》上发表了 《日本之危机》的长篇文章,以锋利的笔调和铁的事实,揭露和声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留学生的罪行①。就在这个时候,他曾劝说湖南新民学会选派到日本留学的罗章龙等人不要再去日本留学,说: “日本对我们中国学生的态度很坏,不是在短时间可能解决的。日本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中国人,可以在中国学习,如果要革命也可以在中国进行。我们还是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吧! ” 黄日葵的话,使罗章龙等人得到很大启发。他们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返回湖南长沙,将情况告诉新民学会的同志,大家认为不去日本留学的意见是很对的,因而取消了留学日本的计划②。5月中旬,黄日葵同李达、李汉俊等回国留学生代表到达北京进行宣传联络。5月21日,北京学生2000多人发动了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的运动,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奏。在这次运动中,黄日葵始终站在最前列。1918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后升入英文系。
(二)
1918年的北京大学,正处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进入北京大学的黄日葵,由于志向相投,很快地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启蒙学者熟悉起来。在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宣传联络过程中,黄日葵又同许德珩等成为亲密的学友。他们经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聚谈,并且得到李大钊的具体指导和帮助①。1918年6月,李大钊等7人发起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达到“少年中国”的理想。黄日葵、许德珩等是经李大钊介绍,在筹备期间就加入的首批会员②。
1918年10月20日,爱国学生救国会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并于1919年创刊《国民》杂志。黄日葵是国民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并担任《国民》杂志的特别编辑员③,1919年10月又被选举为编辑部干事④。他同许德珩、邓康(邓中夏)成为《国民》杂志的实际主编⑤。通过黄日葵与李大钊的联系,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并应聘为顾问,还在《国民》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黄日葵对亚细亚问题进行研究,先后于1919年2月、3月在《国民》上发表了 《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等文章,系统地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勾结,加紧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以及使中国内乱不止,东亚和平永无存在的事实。他认为,要保持东亚的永久和平,首先日本必须无条件取消与袁世凯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取消共同防敌协定,放弃在华的特殊地位,交还台湾和退出朝鲜。其次,在日本国内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杜绝军国主义等。文章还斥责日本当局推行的“东门罗主义”,严正指出,如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以依赖欧美来实行所谓永久和平、正义、人道、领土归还、民族自决、不承认特权地位等等,是靠不住的。黄日葵的论文是讨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檄文,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杂志社由于有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等作骨干,并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黄日葵、邓康、许德珩等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①,经常到工厂农村去进行爱国的宣传活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护国寺等地,是他们经常前往讲演的地点。他们所讲的如:《青岛交涉失败史》、《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等问题,联系实际,都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这段时期,黄日葵还同邓中夏、高君宇等经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中聚谈,共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②。大家深感仅仅是宣传、教育等行动,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此,他们经常讨论一个新的问题——“直接行动”。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达到革命的目的。李大钊所提出的“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着和鼓舞着黄日葵等一批爱国青年,并通过他们迅速地传播到广大青年学生中去。一场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就这样酝酿着。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不仅拒绝中国人民取消二十一条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当天下午,救国会和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和北大一部分爱国师生,立即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召开全体大会。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及高师、工专、法专等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黄日葵被推为大会的三个记录之一①。这次大会决定于5月4日各校学生到天安门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
5月4日,北京各校3000余学生走上街头,高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愤怒的群众火烧了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宅,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反动政府慌了手脚,悍然下令逮捕了32名学生。黄日葵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挥舞着旗子,走在队伍的前列。当他得知反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后,立即和其他同学四处奔走,设法营救。5月7日,在同学和蔡元培校长的积极营救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的学生。黄日葵和北大的爱国师生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在沙滩红楼广场,欢迎被捕同学的归来。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黄日葵和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是经常出席学生联合会的北大代表。5月19日为反对安福系窃夺教育大权,北京学联决定,自即日起,北京各校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讲演活动。结果,学生们被北洋军阀政府诬为“纠众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日内一律上课。各校学生代表坚决拒绝,当即在北大三院开会,决定一面坚持罢课,一面推黄日葵和许德珩为代表,南下宣传,发动各地各界群众参加斗争,争取胜利。由于警察厅派出暗探监视爱国学生,黄日葵和许德珩不得不化装成商人模样才出了北京城,然后乘火车经天津、济南,29日晚抵达南京。一路上生活十分清苦。从天津起,每人买几个半斤重的馒头,饿了就吃几口,渴了就喝白水。沿途还四出同各地学生会宣传联络; 到南京后,刚放下行装,不顾旅途颠簸,就立即去访问南京学联成员,将他们“从梦中唤起相见,即谈吾们使命中事”,谈完,又“乘夜导往金陵大学,诸事始有头绪,直至鱼更四跃,才冒夜色,疾步十余里同归客寓”①。
5月30日,黄日葵、许德珩和天津、南京的代表一起到达上海。31日,他们参加上海学生会联合工商各界召开的追悼北大学生郭钦光烈士的大会。6月1日下午,黄日葵、许德珩参加了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及留日学生的代表。经讨论,一致决定通电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限两星期内各派代表来沪,共同组织全国学联。6月16日,全国学联会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黄日葵、许德珩等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他们还在上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努力工作,至8月底,由于全国学联暂时结束,黄日葵才返回北京。
黄日葵等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活动,他自己后来在《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刊》上发表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中,曾作过回忆: 五四运动之前年,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至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帝国主义 (日本) 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情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7年为军事协约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8年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 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活动,以前的运动是纸上的,或者可以说是兴趣的……可是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的学生——国民杂志社的分子,也有牺牲学业,跑到工厂、矿山的地方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了。北大的学生,也象俄国的前辈一样,濒万险者有之,坐牢狱者有之了。”黄日葵的这一回顾,不仅生动地说明国民杂志社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还生动地说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分子,他们以反帝爱国的实际斗争,注意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进而逐步信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决心做实际的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事实上,黄日葵自己就是走的这样一个过程。
(三)
五四运动以后,黄日葵更加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热情宣传革命思想。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选举第二届职员,黄日葵是编辑部五名干事之一,并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①。经过黄日葵等的努力,使停刊半年之久的《国民》杂志于1919年11月1日复刊。黄日葵在复刊的2卷1期上发表了《新村之说明》一文,介绍了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他认为新村组织“在中国今日现状看来,正用得着”。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和探索,但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把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的新村主义也当作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当时不只是黄日葵一人。但实践证明,新村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黄日葵以及其他不少受过这一思想影响的人,后来转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黄日葵继续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认真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对于促使他分清真假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7月,黄日葵担任《少年中国》编辑部的临时译员①。1919年10月9日,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上。黄日葵被选为编辑员,并任文牍股主任②。1920年2月,《少年中国》编辑部改组,李大钊、黄日葵等五人被选为编辑,黄日葵并负催稿责任,同时还兼任《少年世界》在北京的催稿员③。1920年9月18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常会,选举学会第二年最高领导机构,李大钊、黄日葵等七人当选为评议部部员,黄日葵被推为 《少年中国》编辑部副主任④。由他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第4期,曾以妇女问题专号分别于1919年10月15日、11月20日和1920年4月15日出了三版,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他在这一期妇女问题专号上,发表了《何故不许女子平等》一文,还在《国民》、《少年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妇女问题评论》、《各国妇女运动史》等文章⑤。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地论述了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批判了三纲五常的旧伦理,驳斥了维护男尊女卑的谬论,特别为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呼吁,为北京大学从1920年夏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破除封建旧习,改革教育大造舆论。黄日葵不仅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斗争,而且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1920年8月27日,黄日葵由北京经上海回广西桂平探亲,并为北大图书馆募捐。当时家中曾包办要他同桂平颜泰生祥染坊老板的女儿结婚。黄日葵拒绝了这场包办婚姻,于1920年11月初回到北京。在黄日葵的影响和支持下,他的姑表妹蔡碧珩①也为解除封建包办婚约进行了斗争。
黄日葵尤其重视对于劳动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的研究。他曾翻译了《我们劳动的铁锁》,于1919年6月1日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上发表。他在《少年世界》上还发表和译载了《日本之劳动运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最近英美之劳动》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