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律的支配力。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内在原因呢?黄炎培认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于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周期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死,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