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提出“知难”,绝不是他主张放弃求知。众所周知,孙中山游学海外数十年,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强依靠发展科学技术的兴国之道。科学就是最高级的“知”。孙中山指出:“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就中华民国的建设而言,孙中山已根据世界进化的潮流,依照各国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思考,缜密设计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决心循此计划而行,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推向世界强国之林。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行易知难”说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建设方略的意义。孙中山的“知难”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奋发学习,追求科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几千年来深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往往忽略作为文明的特质的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对待一切事情,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孙中山特别列举了中国在逻辑学、经济学、建筑学、电学、化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匮乏与落后状况。他认为,文明进化有赖于发明家、传播家和实行家。发明家即为科学家,属于先知先觉者;传播家即为仿效家,属于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为苦力,属于不知不觉者。中国不愁没有实行家,却苦恼于无发明家。在中国,人们并不尊重发明家,反而崇拜实行家。例如在化学方面,中国人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于巴斯德的化学成就;在医学方面,中国人十分推崇蜾蠃这样的蜂虫,而不重视发明麻醉药的名医。由此造成广大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十分低下。很显然,科学文化素质如此低下的国民难以担负起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孙中山提出,新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孙中山视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他经常说:“学者,国之本也。” 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对“惟坚船利炮是务”、“舍本而图末”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真正值得我们中国人效仿的西方列强的治国方法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而在这四者当中,首要的在于陶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