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峡两岸胡适日记的整理出版,毛泽东与胡适早期交往的历史事实现已经基本清楚。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我们看他们的具体交往和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国留学,他有自己的理由,党史专家也有更详尽的解释。而胡适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互为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
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