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上了大学,对大学及其变革就有了更多认识。一直到今天,整整70年了,我还在大学里,不过已经退休17年了。可以说,70年来大学变革我是多少都经历过的。但是,不能说大学里的各种变革我都清楚,因为有些我并没有亲身参与过,有些即使参与了,由于我的身份只是一般学生或教师,并未亲身涉及其事的各个方面,也不确切通晓全局,不可能对变革的原委、经过与结果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年长日久,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因之我这篇“亲历记”只记录我所经历的、而且能记得起来的事情,绝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大学变革的全部,但多少还反映了大学变革的一些侧面。
“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一切变革的起点和渊源。它有广义的思想教育和狭义的、运动式的集中批判检讨两种。广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劝说广大教职工认识共产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就是一种改造。改造内容就是认识国民党的祸国殃民;而被国民党污蔑为邪恶的“匪”的共产党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救星”。这种改造的最好武器就是人民解放军进城对人民秋毫无犯,共产党干部清正廉明、积极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在大学里,就是解放军接管后维持原校,教学秩序保持安定井然。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开启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大学教师和学生,甚至包括中学教师和学生都纷纷学习讨论,还组织少数人下乡参加“土改宣传队”或“土改工作团”。当年10月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大批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成为高潮。之后是从年末开始到1951年春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三大运动之后,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启了在文化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严厉批评,触动思想极大。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问题。当时大学师生绝大多数出身是地主、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以及旧政权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机关职员的子女。他们得承认自己的家族是为剥削阶级反动政权服务的,要转变立场,划清跟家庭的“界限”。二是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不少人自以为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对《武训传》的严厉批判说明这种“改良”的道路实质上是对抗革命,最终为反动派服务的。要承认这一点,对多数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三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西方的“舶来品”,后来学习美国尤为普遍,师生或多或少都有些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抗美援朝”运动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种歪风,这对教育教学制度的冲击自然很大。
当时这种“思想改造”对于一般师生大体还只是“学习”。随着1952年初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老实运动”,它就具有强制的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揭发检举等行动了。“思想改造”的范围也从阶级立场、亲美崇美恐美等政治态度,扩展到了文人相轻、骄傲自大等思想作风,甚至涉及“通才教育”和“天才教育”等教育问题。这就不能不对今后的大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那时,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曾经参加过系里教师的思想检查会,有人不但检查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还将轻视或妒忌同行等丑陋思想公开暴露出来,给学生传递了“老师还有这么肮脏想法”的不良印象,“师道尊严”消失了。叶企孙先生当时是物理系教授,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但没有到会,有人就要求他也来会上做检查。于是就派高年级学生到他家去请他。学生回来说,他在家里读《宋词》,不肯来。这样就对他“缺席”批判,说他在家并不是处理公务。结果, 他“不理校政,只读宋词”的说法就传开了。不久后院系调整,他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绝大多数人都调到了北京大学,他并未被安排担任主要行政职务。
这段大学初期的变革,对我的求学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虽有名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课,但由于教授本人是边学边讲,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二是不上外语课。因为我高考英语成绩及格,免修英语。而当时大学俄语教师普遍不足,以致我本科几年从未上过外语课。
院系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就立即考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需要人才。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1年10月,教育部提出大学院系调整方案,并经政务院批准。同年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做出了院系调整计划: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工科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学院与燕京(还有少量其他大学)这两方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撤销燕京大学。同时,设立不少单科性专门院校。这种调整大体上模仿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国家不需要增加太多教育投资的前提下,集中了教学力量,对扩大工业人才的培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按原定招生规模,1952年全国高校只能招收15,000名工科学生,而调整后实招了29,500名,几乎翻了一番。
与这种调整同时,开启了中国高校专业教育的模式,这其中阻力不小。原来优秀的综合大学,如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都变成了单纯工科大学,多数师生都不乐意。为此,在改造思想的同时还批判了上述“通才教育”与“天才教育”思想。当时,清华大学就批判原校长梅贻琦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念,将它说成是国民党统治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罪魁祸首。“天才教育”是指旧大学中淘汰率较高的现象。例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发文说,“天才教育”是“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的;电机系一年级新生40名,几经“过滤”到毕业时不到10人。其实,这里相当一部分新生并非真正被学校淘汰,而是在学习过程中觉得所学系科不适合于自己而转系了。不过,专业教育模式可以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对口分配工作,并且免于被“淘汰”,从而降低了学习的压力,所以这种批判受到较多学生的欢迎,从而减少了“调整”的阻力。当时,我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虽然有些不舍(自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全国最好的),还是心平气和地服从了调整。
今天看来,这种调整后的体制实际上是仿照了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高教体制,是苏联从德国学来的。20世纪初叶,美国从欧洲学来了高等教育制度,根据美国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改造了这种体制,使其将教学、科研和直接社会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进步,高等教育为美国发展成世界一流强国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高校也从学习日本和欧洲逐渐转向学习美国,连原来比较强调“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蔡元培也在1935年提出“请注重技术,以增进国力民生,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的建议。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调整过于仓促,使理工分家,科学与技术隔离,阻碍了产业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当然,当年的调整还含有接受外国教会大学和接管私立大学等因素,这另当别论。
全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
“院系调整”之后,我们到了原为燕京大学校址的新北京大学。这时的北京大学已从原有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只有文(含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四系以及东、西、俄三个外语系)、理(含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地理五系)12个系和一些专修科(后来又增加了法律、政治等科),以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大学。教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将“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调整后北京大学共有33个专业(其中外语专业占了13个);以专业为单位制定了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培养目标一般都是该专业的研究人才和高等及中等学校教师以及相应的实际工作者。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在宽度和难度上比调整前大有增加,形成了狭隘“专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例如:对四年制物理专业有政治理论课四门(每年一门),即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育(两年);高等数学(两年);普通物理(共两年半);理论物理(二年级起上);数学物理方法;物理实验(上三年半);无线电电子学基础及实验以及专门化课若干门(一年)。主要课程的考试采用口试制,成绩用五分制代替过去的百分制计算。
1954年,中国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分配一位熟悉教学管理的苏联专家来北京大学物理系指导我们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制度,我被提前一年毕业,突击学习俄语,充任翻译。苏联专家以系主任顾问身份全面指导我们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解释“专业”及其下设“专门化”的意义以及编制课程教学大纲的必要与程序。他还详细讲述了各种教学环节,如课堂讲授、自习、答疑、习题课、小班讨论(Seminar)的运用,考试、考查的组织与成绩管理等;并就三类实验的区别和做法以及生产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作用、组织和检查等做了仔细说明。系下设教研室是组织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他不但细致介绍了教研室在组织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亲自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普通物理教研室会议,就教学中一些学术与方法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另外,他还为一个研究生班开设了一门为期一年的“工科院校物理教学法”课程。这使我感到组织教学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过程。因此,在具体教学管理上,苏联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的。
“大跃进”中的教学革命
上述苏联专家所讲的这一套很快传播到了全国综合大学,各校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教学的。这对我国高等教学正规化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高教部又组织以曾昭掄副部长为首的大规模考察团对苏联高等教育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全面考察。正如杨秀峰部长在出发前所要求的,我们要虚心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的高教方针、体制和做法。我作为综合大学组的翻译参与了全过程,对苏联高校从本科招生到研究生答辩的整个系统有了全面了解。
我们回来后不到半年,1957年国内就开展了大规模“反右派”斗争。这次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绷紧。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在《指示》指导下,那年全国新建高校达800余所(原仅229所);在教学中大规模批判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将基础理论批为脱离实际,开展“拔白旗”运动,让工农上讲台,学生编教材;学校盲目地大办工厂,实行半工半读、以产品带动教学,学生还参加了大量“除四害”“大炼钢铁”等劳动。在“大干快上”的口号下,1958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苦战三年,把北京大学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
1959年,“反右倾运动”之后,进一步提升了“大跃进”的左倾狂热,开展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双革”运动,大搞“超声波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物理学科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一些著名教授又首当其冲。1960年,全国高校数达到1,289所,招生数从1957年的10.6万人猛增至32.3万人,大大降低了入学要求。无疑,这些举措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完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遭到大幅滑坡,“教育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是失败的。但在“大跃进”气氛下,全国新增了不少尖端学科专业,对国家发展有利。
那时我不在国内,在苏联读研究生。不过即使是在那儿,我也感受到了“大跃进”的“威风”。1958年,一批中国留学生提出留学也要搞“跃进”,并与劳动相结合。其“跃进”计划有要求校方允许提前毕业的,当然未被许可。于是一些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生提出暑期为校园整修一条马路,以示劳动锻炼,受到校方欢迎,并真的实现了,得到夸奖。彼时正逢金门炮击,我们要解放台湾。于是物理系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要求校方给中国学生开设军训课,要我这个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向校方交涉。我认为这不符合中苏外交协议(留学生不接受苏方军训),没有同意。结果这些学生居然自己跟军训教研室联系了,并得到他们支持,说我们也要为解放台湾作贡献。我居然因此得到生平唯一一次的机关枪实弹射击,也算奇迹。不过,由于我的“右倾”,被这批学生免去了党支部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