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铭辑自《中共党史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共之间的组织关系
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是在违背正常党派关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关系。
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然而,这个规定对联共(布)却是个例外,联共(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联共(布) 中央领导成员,他们的任免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决策受联共(布)的支配和影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可以直接派遣和指挥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
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
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中共中央的指导,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向中共中央发布指示;二是通过莫斯科驻华代表(包括苏联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联共(布)给驻华代表以充分的权力,使其“越俎代庖”,通过非正常工作程序直接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务。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
在中共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的是集权制的领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中共中央实行的是干涉式、密集式的指导,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共党内贯彻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是不遗余力的。
(钟河辑自《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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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部分驻华代表、驻华
军事顾问(代表)在中国的主要活动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为吴廷康,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4月,他来到中国,在北大会见了李大钊。按照指示,他到中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这年11月,他拜会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孙中山,希望国民党与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欣然同意。
马林: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7月23日出席了中共一大。1921年12月,他会见了孙中山,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越飞:1920年代初代表共产国际及苏共在中国活动。1923年,他与孙中山会谈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与苏俄全力援助孙中山等项大事的基础。
鲍罗廷:1923年被派到中国,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高级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参与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争取苏联援助、组织北伐等。
加伦:真名为勃留赫尔,加伦将军是中国的习惯称呼。1924年-1927年期间,他担任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
罗米纳兹:1927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参加了1927年中共的“八七”会议。
米夫:1925年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担任远东局书记。1931年中共四中全会开会时,他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
盖利斯: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远东局后,他为远东局成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于9月到达上海。1931年上半年,鉴于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离开了中国。
埃韦特:1932年3月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4年8月被召回。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33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但他在军事上往往是“瞎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他的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结果损失惨重。
弗雷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于1933年上半年抵达上海。他到任后,在6月中旬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作战。博古等接受了他的建议,将红一方面军的“铁拳头”一、三军团分开,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入闽西北作战;红一、五军团为中央军,在北面原地作战。结果是东方军疲惫不堪,中央军无仗可打,白白浪费了扩大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好时机。1934年3月,他被召回莫斯科。
(李妍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