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英·孙(Sun Sinyin)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就鲁迅的个性与行为的这一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探讨。 东:您如何看待鲁迅作品对性别与性的处理? 蓝:它们在《彷徨》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尤其是《幸福的家庭》《肥皂》以及《纪念刘和珍君》。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依旧是辛辣尖刻、复杂但也富有同情。他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女权主义: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揭露与他同期的中国男人的虚伪,尤其是那么自称所谓“现代”的男人们。然而,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他的女权主义思想总是通过他的男性角色表达出来。总的来说,他不怎么尝试去描绘缔造强势复杂的女性形象。 东:您认为鲁迅对于今天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蓝:他简洁、高度打磨的文字本身以及它们所表达的强烈的道德复杂性和模糊性仍然为当今的作者在语言的经济性和小说架构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对于更广泛的学术界而言,他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中批判、反叛的传统。任何想要了解20世纪笼罩在中国的绝望感的读者或许应该先从鲁迅的短篇小说开始。 东: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解放民族与个体意识的反思,这些矛盾的力量在鲁迅笔下如何融合? 蓝:我不认为它们之间真正融汇妥协了,而仅是矛盾地共存。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在于费解于它们之间的合理性,而是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者和实践者本身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个悖论正是让20 世纪中国文学如此有趣复杂,并拥有如此多激烈辩论的原因之一。20 世纪见证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强烈不确定性:文学究竟应该代表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它究竟应该代表民族集体,抑或是个人意识?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我们看到以上一些矛盾的力量和思想作祟。 东:日本、俄罗斯和西方给鲁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作为翻译家,他所翻译的作品和作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蓝:他与日本的关系自他留学并在那里尝试启动他的文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也建立了深刻的友谊。据我所知,鲁迅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用日文写的,让人去叫医生。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深入地探索了俄国马克思理论。当然,起码在题目上,他的《狂人日记》来源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鲁迅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读者。如秦乃瑞(John Chinnery)和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 Hanan)等学者都探讨了欧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国际化读书视野的痕迹散布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既有波兰显克微支的讽刺,又有因为翻译俄国安特列夫怪诞而更为精致化的象征主义。他甚至曾经建议过中国的年轻人,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 东:您认为早期鲁迅和晚期鲁迅在内容,风格与形式方面有哪些不同?爱德华• 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中谈道:“晚期性即是,到最后,意识清晰、饱含回忆并且也(不可思议地)清醒地感知到了‘当下’。”这是否也反映在鲁迅创作生涯最后期的作品中,如《离婚》? 蓝:《呐喊》与《彷徨》之间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呐喊》中是最直接的愤怒,这表现在对于角色和状况的选择和划分中。我认为《彷徨》更安静、更悲伤一些。道德上的矛盾摇摆,总的来说,表现得更为微妙。《离婚》的视觉强度似乎很好地诠释了萨义德的话。但也正如萨义德所说,鲁迅依然通过那些他晚期所写的关于当代文学和政治争论的杂文始终坚定停留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