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肖文化与农耕文明
十二生肖系统是中国古代农耕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得出的,是农耕文明多元文化的聚焦点,它至少具有动物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影响、堪舆思想浸染的印记。
1.动物图腾崇拜
不可否认,农耕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势必会影响对于十二生肖的确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早在农耕文明初期,人们为了对不同的氏族进行更好的区分,将某种动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并进行崇拜祭祀,图腾便应运而生。
首先作为图腾来崇拜的是人们惧怕的虎、蛇以及想象中的龙等动物。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山西博物院藏
红山文化玉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高26厘米
龙是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这九种动物的组合体,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一种虚拟动物,是远古时期人们理想化、神秘化的产物。在农耕文明里,人们认为龙可以行云布雨,故将其供奉为神。
随着人们开始定居,诸如马、牛、羊、鸡、狗、猪、兔等用来营生的动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人们把这些动物选入了图腾。马、牛、羊、鸡、狗、猪是人们常说的“六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人们一方面依赖于它们,另一方面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对它们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崇拜。以猪为例,商代就有玉猪出土,而且在此前的墓葬中常发现有猪的遗迹,这一时期的猪是财富的象征,对农耕先民的生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进入生肖也是毋庸置疑的。
人类产生动物崇拜的原因颇为复杂,不同的民族因所处人文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各自的崇拜对象。
即或是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民族的信仰中,亦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寓意和情感。 但是,所有动物崇拜均有其特定的功利性意识,决非无缘无故的崇奉。
如“牛马年,好种田”,是农耕社会中一则流传甚广的农谚,意思是说牛年和马年,风调雨顺,稼穑可获丰收。
此说的缘由,显然在于牛、马自古以来就是农事生产活动中耕耘、运载的主要畜力工具,是关系春种秋收成败的重大要素。“牛马年,好种田”无疑是农耕文明动物图腾崇拜的遗风,同时也反映了农耕民族渴盼丰收的切实心境,毕竟是“民以食为天”。
生肖文化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是农耕先民寻求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一个契合点,表达了当时人们在顺应自身生存的天地自然环境的理解与认知,包括蒙昧时期的揣度、歪曲性理解与迷信。
2.五行学说影响
动物图腾崇拜,仅仅是生肖文化给予我们比较直观的印象。事实上,它还明确反映着五行学说的影响。如前文提到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就具有五行学说的深刻印记。
十二生肖是由十二种动物组成,每一种动物分别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将生肖动物与我国古老而独特的十二地支相结合,是受当时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普通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难以用“地支”来记住所生年份,这就促成了人们用熟知的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来纪年。
这种方法通俗易懂,简单方便,以至于流传至今,广为人们所用。
表面上看,十二生肖只是古人为了便于纪年,或者说是为了便于记住自己的出生年份而构想出来的十二种对应动物。然而,从其深层含义剖析,远非如此简单,其中的神秘化意味及其所包含的天人感应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
同样,干支纪年的产生与流传,本来显示的是古人对时间观念(如日月运行、昼夜消长等)认识的程度逐步深化的过程, 但却偏要附上与时间概念本不相干的十二生肖,给时间硬配上形象具体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十二种动物,这里面应该也蕴涵着某种特定的意义。
此特定意义,在于古人当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所包含的“天人同类”的思维方式,把十二种动物与人的出生年份对应在一起,使时间具有了与人相类似的灵性。
按古人的思维逻辑,如果把动物与人相对应,而人又与天象是相感应的,那么,十二生肖与代表时间之一的干支纪年也就可以互相感应了。
这种以“人”作为中介,使天象与动物间可以产生沟通或感应的神秘感的逻辑思维,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神秘化倾向并没有本质区别。
要说有区别的话,那也只是范畴的大小方面——阴阳五行学说代表的是古人总体思维定势,而人形生肖俑现象反映地是这种总体思维定势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折射。
也就是说,尽管十二生肖的起源与阴阳五行观念的起源一样,具有原始思维特征,但十二生肖自始至终只是属于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延伸形式,而阴阳五行说则是从原始崇拜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哲学思维原则和哲学体系。
概言之,十二生肖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它能够在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中得以正式确立并流传至今的内在动因,就是受到了来自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刻影响。
3.堪舆思想浸染
堪舆即古代的“风水”之术,是农耕先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居环境学。堪舆之术在汉时已有,晋以后此风大兴。
到了唐代,堪舆术不仅参与墓地的选择和墓区地面建筑的规划,而且还要顾及葬式和随葬明器的安置。
因为对堪舆思想的深信不疑,唐人对墓葬的营造和随葬明器的配置尤为重视,于是丧葬渐趋功利化。再加上唐朝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厚葬明器的现象自然不能避免。
人们希望通过随葬明器,既能够保护墓葬,使死者灵魂得到安慰,同时也能够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多福、升官发财。正是由于随葬明器寄托了人们的这种美好希望,所以才催生了唐朝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大量出现。
堪舆术虽然脱胎于古代朴素的鬼神思想,但却更加趋于复杂化、系统化,因为它更加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人与阴间世界鬼怪之间的交互影响。各类随葬俑的制作与放置,都是古人信仰世界的物化反映。
因此,有学者认为堪舆思想对于随葬俑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力量。按照堪舆思想制作和放置的随葬俑,在反映死者阴间需求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对阳间吉祥的扶正,对于邪恶、凶煞的破除。
面对阴间世界的复杂性,古人一方面力图求得吉利,得到神灵的庇护,使死者灵魂得以早升天界;另一方面,也要对地下的鬼怪加以镇压驱除,所以在墓葬中才会出现“压胜”“辟邪”的内容。
以往的学者们多认为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主要用于“压胜”“辟邪”,这种看法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考虑到墓葬中已经普遍设置有“压胜”“辟邪”的镇墓兽和镇墓俑,成系列存在的十二生肖俑应该具有更为专门的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墓葬中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均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并往往和四神图案一起出现,共同构成了墓葬中的“四神十二时”。此举虽有装饰作用,但更重要地还是表示方位和记载岁月,体现了时空循环往复之意。
四神图案表示“四方之神”,目的是“以正四方”。但与四神相比,十二生肖表示的方位更加精确,它在四个大方位的前提下又细分为十二个小方向,每个生肖都是一方标志。
十二生肖镜 隋,直径18.2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样,时间上的“十二生肖”与空间上的“四方之神”紧密结合,构成了一道全方位、立体式的防护系统,以确保墓葬的安全,使死者的地下生活能永远安宁、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