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北京办事处的媒体经理魏保珠女士说,她有一位建筑师朋友对无国界医生的工作非常向往,但他要等房贷还完。 赵卓邦想加入无国界医生想了很多年,他经常去看无国界医生的展览,2003年他进入大学念护理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加入,毕业之后因为无国界医生对工作经验有要求,所以他又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后,我想一定要加入了,不然就太老了。“ 但据周吉芳的观察,无国界医生中以两个年龄段为主:较为年轻的和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家庭对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赵卓邦今年40岁了,他还没有结婚,因此他随时都能出发。相比周吉芳,蒋励去到前线更有灵活性——外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可以申请去一个月到三个月的短期项目,这无疑让他们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在医院和人道救援前线间穿梭。 加入无国界医生需要通过网站申请,在无国界医生的中文官网上,在“加入我们”的词条下招募的有三类工作:前线救援人员、办事处职位空缺和办事处义工,提交申请表后接下来还需等待通知进行电话面试、面对面面试以考核他们的专业技能、外语能力,以及综合素质,通过这几关,他们就会进入无国界医生的人才库,等待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同事根据他们的经验和特点匹配不同的救援项目。 无国界医生部分招募流程 最危险的地方 在无国界医生中文官网上,对无国界医生如此定义: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致力为受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无国界医生只会基于人们的需要提供援助,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或政治因素左右。 无国界医生中文官网快照 其中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等关键词让人们对无国界医生的工作充满想象,发生在2015年10月3日的对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汗昆都士创伤医院的空袭造成了14名无国界医生员工、24名病人和4名护理者的死亡,无国界医生要求对这起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残酷袭击进行独立调查的诉求至今还显示在无国界医生中文网站的首页。 周吉芳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地方位于战乱区,是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经常听到枪响。虽然组织制订了严格的安全规定,但意外有时还会发生,“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进入了营地,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有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组织及时救治,并运到他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 赵卓邦在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任务都位于战区,很多病人都是被炸弹炸伤或者枪伤,有天夜里,他们被巨大的爆炸声音惊醒,在距离他们700米的地方有炸弹落下。 “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我们有医生被绑架,也有医生在执行任务中受伤和牺牲,意外是无法避免的,你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我很难说做无国界医生不会受到伤害,风险虽然存在,但如果你做好防范,遇到人身伤害的几率就会小一些。”周吉芳说。 正因为危险很多,安全是无国界医生设立项目的重要考量,设立项目前,会进行充分评估,与当地各方势力沟通,以保证他们不把医疗项目列为袭击目标。医院不允许武器入内,还设立的有混凝土结构的安全屋。魏保珠说:“从概率上讲袭击发生几率不会比车祸等意外发生几率更高,我们不属于任何一派,所以任何一派不应该把我们当做袭击目标,病人和医生安全我们的项目才有意义。” 无国界医生有着完善的制度保障,在去到救援项目之前,救援人员会接受详尽的培训,了解前线的情况;在进入救援项目后,前线的同事也会提供各种简报,尤其是安全规定;一个医生如果觉得条件不能令他满意,可以随时提出离开,而且这并不会对他今后的任务产生影响;队员如果感染了严重疾病,他们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国际紧急救援医疗组织转运病人,无国界医生还为每个成员购买了费用高昂的医疗保险,因为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不覆盖战区。周吉芳说:“虽然不能以经济形式补偿志愿者,但其它方面的保障做得都很好。” 蒋励在第一次任务出发前,设想了很多可能要面对的场景,她说:“我最怕的是把我派到有很多虫子和小动物的地方,睡觉的时候会有老鼠钻出来,各种虫子在地上爬来爬去,其它我都可以接受,但到了阿富汗以后,我发现条件出乎意料的好。” 蒋励在阿富汗的医疗点是在当地一家医院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妇产医院。她说:“去之前我以为会住在帐篷里,到了后发现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我还有独立卫生间,房间里有空调,地板也很干净,有人帮忙打扫卫生、洗衣服,物资也很丰富,我们的后勤保障超牛,还有wifi的,我们非常依赖网络。” 疾病是最大的敌人 尽管身处战区或冲突、疫病、天灾之地,有时能够听到枪声和爆炸声,甚至会遭遇危险,但更多的时候,伤害以呈现在当地居民身上的形式,被送到无国界医生面前,不管走到哪里,医生最大的敌人永远都是疾病。 蒋励第一次去阿富汗的任务最大的担心不是来自当地的动乱,而是担心自己不能应付要面对的情况,因为在医院里工作有各级医生做后盾,还有其它科室的支持,处理不了的可以交给别人,但在阿富汗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蒋励所在的妇产医院一个月分娩量达1200例,而在国内三甲医院工作时,一个月有两三百分娩量时就已经很忙了。这么大的分娩量她们还要面对人手不足、医疗条件差的现状。“我们有两个妇产科大夫,四五个派来的助产士,还招募了十几个当地助产士,两个麻醉师,分娩间有五六张床位,待产室有20张床位,总是满的,有的送来已经要生了,没有床位我们只好在地上接生。我到那里报到的第一天,他们带我熟悉环境的时候,看到一个孕妇被送过来,助产士跑到车里为她接生。” 蒋励在阿富汗三个月的任务中,没有一例孕产妇死亡,她说虽然产科风险很大,但抓住几个关键环节就能很有效的降低产妇死亡率。这让她渐渐的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也从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成就感,她说,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在国内得不到的。 周吉芳在南苏丹的项目是一个紧急项目,那里四个难民营的聚集着超过50万的苏丹难民,这些相同命运的人在一起,缺乏食物和清洁的水,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妇女和儿童在默默的死去。 在多罗难民营,面对的是16万已登记和许多没有登记的难民,诊所只有不到7名医生,在周吉芳抵达的第一个月,他是无国界医生多罗诊所唯一的医生,他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把豆子塞进鼻子里的小孩,第二个病人是一个从树上摔下来造成手臂骨折的孩子,这时候怀疑自己职位描述上的内容:这真的是一个内科医生的职位吗?但很快他就明白,难民营最大问题是感染,极差的卫生条件可以让一个小小伤口可能发展成巨大的软组织脓肿,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内,他做的囊肿切开手术就超过他之前28年的总和。 “我见识了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皮肤感染,南瓜大小的乳房脓肿、手部脓肿、肛周脓肿,还有类似脓肿的甲状腺囊肿。因为囊肿内巨大的压力,有时候囊肿切开的时候脓液会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周吉芳在他的博客里记述了所见的情况,“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是最直接的负责人,我也因此时时感到责任重大,我的决定可能意味着一条命,如果是孕妇的话,甚至可能两条生命的安危。因为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医生本来的专业变得毫无意义,这样我就成了半个外科医生,在半个外科医生里,我还是八分之一的妇科医生,八分之一的新生儿病学医生,八分之一的骨科医生,八分之一的儿科医生。” 赵卓邦在巴基斯坦任务期间,埃博拉疫情爆发了,在他巴基斯坦任务快结束的时候,他对组织说:“如果我从巴基斯坦回来时,埃博拉项目还需要人,我可以过去。”9月份他回到香港,10月份接到通知可以过去了。 赵卓邦在利比里亚的埃博拉任务中做分流工作,他是第一个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根据病人的情况判断是否感染有感染埃博拉,经常会遇到很难判断的情况。他说:“我不希望放任何一个埃博拉患者离开,因为他离开后会感染更多人,也不希望把没有感染的人收进来,因为他在里面可能会感染,所以每个决定都要很仔细的做。” 当赵卓邦要进入高危区域去看病人时,需要穿密不透风的防护衣,这种衣服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穿上之后真的很辛苦,三十多度的闷热天气,每次换下来全身都是汗水,要立即喝水,我都是两瓶一起灌。” 埃博拉任务属于高危任务,一次只允许执行一个月,在最后的几天,赵卓邦的手指被纸张划伤了,平时这样的伤口根本不用处理,但在埃博拉疫区伤口就意味着会感染。“我非常惊慌,用消毒药水洗,祈祷千万不要感染啊,那是我最恐惧的一次。” 看着病人康复,就会很满足 蒋励美国读书回来回到了北大人民医院,在生殖中心工作,因为想要一个孩子,所以她暂时无法再接受任务。“只要把孩子的事搞定了,等一两岁了我就可以再去项目,我先生学公共卫生转业,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尽量呆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蒋励似乎已经为未来做好了计划。 每次从非洲回来,站在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前,周吉芳都会发出感慨:“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啊!”四年的无国界医生工作让周吉芳收获很大,“掌握了很多热带病学知识,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看问题的方式,如果在国内做医生,恐怕很难下决心去美国学习公共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和卫生经济学知识。” 未来三四年里周吉芳要在美国完成学业,在他所去过的国家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令他魂牵梦绕,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国家,他感觉他的“身体和灵魂中肯定有一部分留在了那里”。“我相信以后还会回到非洲,在将来的某个时候。” 出埃博拉任务之前,赵卓邦带妈妈去看无国界医生的展览,其中有个是埃博拉项目的展出,看完之后他对妈妈说,我就要去这个地方工作了。“我妈妈就傻眼了,她说你干嘛去这样的地方,我怕你会没命回来,我告诉她带你来就是让你看看要去的地方,有什么保护措施,我真的要去了,下个月就出发。” 赵卓邦在无国界医生任务包括了战区、疫区、武装冲突区,他说他喜欢看不同的东西,如果下一个任务能去难民营,或者营养不良的地方,都可以,就看哪里需要。 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任务中,赵卓邦最开心的时候是病人出院时,"看着病人康复离开,就会有很满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