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东二审期间未提供向担保人袁宪国主张权利的证据,故李桂东主张担保人袁宪国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桂东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审理情况:
再审审理中李桂东提供了新的证据,分别是:1.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2014)海刑二初字第325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认定圣达公司、刘某、尚成敏均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其中载明“被告单位大连圣达科建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与辽宁宗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由大连圣达科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西柳宗骏美馨庄园二期项目工程。被告人刘某受圣达公司的委托对该工程全面监督管理、被告人尚成敏任该项目负责人,海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书确认大连圣达科建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数额是6343802元…”,证明刘某、尚成敏系圣达公司的工作人员。
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张建明诉圣达公司、海城市西柳建筑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的(2013)二中民二终字第277号和(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在上述判决中认定美馨庄园二期项目由圣达公司承建,尚成敏有圣达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美馨庄园项目部公章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真实存在并实际使用,尚成敏、刘某的行为系代表圣达公司,李桂东认为本案也应当作出相同认定,判令圣达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三终字第331号民事判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二终字第2827号民事判决。证明2011年1月1日,圣达公司与尚成敏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宗骏美馨庄园二期项目工程竣工结算时止,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尚成敏是职务行为。
鉴于各方当事人对前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美馨庄园项目部是圣达公司设立的负责宗骏美馨庄园二期项目的机构,而尚成敏、刘某作为项目部负责人,具体负责案涉工程的施工活动。
另外,本院在再审审查期间,依法调取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2)滨塘民初字第5796号张建明诉圣达公司、海城市西柳建筑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庭审笔录进行了质证,圣达公司在该案庭审笔录中陈述,宗骏美馨庄园二期项目是由该公司实际施工,并成立了项目部,项目负责人是尚成敏,刘某和尚成敏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最高法院认为认为,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结合本院再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主要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永和公司是否系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责任主体以及应否承担付款责任,二是本案尚欠工程款的数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永和公司是否系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责任主体以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案涉美馨庄园二期项目系以圣达公司的名义承包建设,根据圣达公司与尚成敏签订的《宗骏美馨庄园项目分包协议书》、圣达公司2011年5月1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圣达公司在已生效的另案刑事判决、民事判决中的自认以及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美馨庄园项目部是圣达公司设立的具体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的部门,尚成敏、刘某是圣达公司委托任命的项目负责人,负责案涉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尽管永和公司否认尚成敏、刘某系圣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无论尚成敏、刘某与圣达公司是否具有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尚成敏、刘某均是受圣达公司委托从事与项目有关的民事行为,美馨庄园项目部、尚成敏实施的与案涉工程有关的行为对外可以代表圣达公司。而且,圣达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建明诉圣达公司、海城市西柳建筑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中已经自认美馨庄园二期项目是该公司实际施工,并成立了项目部,项目负责人是尚成敏,刘某和尚成敏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其次,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书》虽然是以尚成敏个人名义与李桂东签订,但是2012年6月1日尚成敏、刘某给李桂东出具欠条,欠条上加盖了圣达公司和美馨庄园项目部的印章。尽管欠条上圣达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但是对于欠条上加盖的美馨庄园项目部印章和尚成敏、刘某的签字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美馨庄园项目部在欠条上加盖印章和尚成敏、刘某签字的行为,不仅表明了欠付货款的事实,也表明了美馨庄园项目部对于尚成敏与李桂东之间钢材购销合同的追认,如前所述,美馨庄园项目部是圣达公司设立,尚成敏、刘某是受圣达公司委托负责项目部的工作,因此,圣达公司应当视为尚成敏与李桂东钢材购销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受到该购销合同的约束。
第三,尚成敏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圣达公司依据其与尚成敏之间订立的分包协议主张美馨庄园项目部并非该公司设立,尚成敏独立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建设,以及无特别授权不能对外代表圣达公司等,属于其与尚成敏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外的效力。
第四,李桂东虽然是与尚成敏个人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但此时尚成敏已经与圣达公司签订了项目分包协议,其项目部承包人的身份已经确定,并且要在圣达公司的监督下独立经营管理,因此,李桂东有理由相信尚成敏与其订立钢材购销合同是代表圣达公司的,而之后圣达公司于2011年5月1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以及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也证明了李桂东是代表圣达公司签订的本案钢材购销合同,并且,该购销合同法律关系也得到了圣达公司和美馨庄园项目部的认可。圣达公司抗辩主张尚成敏和李桂东利用假的圣达公司印章伪造2012年6月1日授权委托书,企图将责任嫁祸给圣达公司,李桂东并非善意相对人,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美馨庄园项目部系圣达公司设立,刘某、尚成敏系圣达公司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该项目,因此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尚成敏、刘某对外签订本案购销钢材合同及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履行圣达公司职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圣达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尚成敏、刘某在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实施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
关于尚欠货款的数额问题。李桂东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货款351万元及违约赔偿金209万元,合计560万元。永和公司再审庭审中主张,其认可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尚欠货款本金为351万元,但对于违约金数额不予认可,认为尚成敏与李桂东在钢材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根据原判决认定,李桂东最后一次供货是在2011年10月18日,因尚成敏和美馨庄园项目部一直拖欠货款未付,双方于2012年6月1日以欠条的形式对于案涉欠付货款及违约赔偿金的数额予以确认,并同意将该款从宗骏公司结算工程款中扣除直接付给李桂东,上述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所欠付货款至今未付,故不应认定违约金数额约定过高,永和公司提出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应当调整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桂东在再审庭审中提出的要求袁宪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中未约定担保人袁宪国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应当认定袁宪国的保证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关于付款方式约定,所供钢材按现场主管或保管员签收为准,货到卸车后尚成敏付货款的百分之五十,剩余百分之五十货款一个月还清。因李桂东最后一次供货是在2011年10月18日,按照合同约定,尚成敏债务履行期届满日应为2011年11月1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故袁宪国承担的保证责任期间应从2011年11月17日起开始计算六个月至2012年5月17日止。李桂东在袁宪国的保证期间内未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截至2012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原判决免除袁宪国的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李桂东要求袁宪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尚成敏承担付款责任,驳回李桂东对圣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遂作出上文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