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从马路对面望过去,会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楼群,底层各色各样的商铺,包括假日酒店、电器铺、商场门面、时装店、牛排店,还有一些酒吧。尤其当你夜晚来欣赏著名的弥敦道霓虹灯美景时,就跟香港明信片相差无几了。然而,耀眼夺目的高楼中有一栋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杂乱和腐朽的楼宇:尽管它的底层商场似乎已经脱离大厦本身,与其他艳丽的商场无异,但入口开在外面。在这些底层商场之间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一乍眼看上去好像另属别处,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像是弥敦道的购物者。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第一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 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7-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莎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膺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最好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中国男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干净或许是干净,价钱也高了一大截。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samosa)、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这种景象,你也许觉得奇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正是我研究重庆大厦的初衷。1983年,我作为一名游客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逗留了几个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来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试图去了解另一个世界。2006年,我开始正式对重庆大厦做人类学的研究,尽己可能去了解这栋大厦的一切人和事,理解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过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个星期在重庆大厦睡一个晚上,一有时间就钻到此处(这里离我所在的大学大约三十分钟火车车程),为了解答以上的问题,更为了思考重庆大厦在世界上的重要意义。
我在过去几年里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经历为例。那个时间,印度性工作者已出来招揽生意,她们对我不加理会,因为她们知道我不是顾客,只有几个新来的性工作者一见到我是白人就想抓住机会捞一笔,老一辈的则告诉她们别费力气了。一位兜售假表的贩子透过墨镜向我打招呼,他由于在南亚遭遇警察的缘故已经半盲了。他说那边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贴起来,逼迫他盯了一天的太阳。他担心国际难民署(UNHCR)在仲裁其案件和命运的时候会不相信,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攒够钱以支付角膜移植手术。他一边留心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一边尽可能地招揽生意,他说:“白人是最佳顾客,他们买得比谁都多。”但这个月生意不太火,他连付房租的钱都赚不到,更不用说手术费了。不过他的眼睛究竟是被家乡的警察弄瞎,还是先天性,或是其他什么意外,尚无定论——毕竟他说的话我无法核实,但今晚遇见他算是一件好事。
多走几步,一个饭馆的托儿热情地迎接我。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一直以游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尔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个月出生的宝贝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但同时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回到香港,“毕竟我要供养整个家啊!虽然……我很想念家人,但香港的薪水高很多……所以……”。他感慨道,自己挣来的钱好多都花在用手机打电话回家上。
在重庆大厦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经六个月没见的尼日利亚商人。他说自己没能早日返港是因为汇率实在是贵得离谱,兑换不到需要的美元数额,“不过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之前订下四千部手机,还以为自己不能过来拿货,还好终于赶上,我又能赚钱了。”他过两天又要飞回家,走之前会仔细检查每一部手机。我第一次结识与他同行的朋友,那个人即将去中国内地南边,他拿到中国签证后说:“在中国内地买衣服比在香港划算得多,我能按自己想要的款式订做三万件衣服。”这两个尼日利亚人都很担心波动的汇率会削损利润,更不用提他们祖国海关变化多端的关税,以及在重庆大厦等地被骗的风险了。他们说“赚钱难啊”,其他很多商人也都这么认为。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印度朋友站在警岗附近,他白天在一家香港的大公司工作,晚上回到重庆大厦帮家人打理旅馆。他现在的烦恼不仅是时间不够,还有他的香港女朋友,他的家人根本不肯接受这对情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选择女朋友还是家人——此时此地,除了等待别无它法。接着我邂逅了一位来自西非的朋友,他最近在中国内地南方做起了生意。与其他我见过的非洲商人不一样,他以20万美元的在港投资申请到了香港身份证,精明的他把这20万用来租用和翻新一家位于重庆大厦的电子产品店铺,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会来光顾。他的妻儿最近也搬到香港,他认为香港是一个他们能扎根的新家,“香港值得信赖”。当然,我不清楚他能否把那二十万赚回来,特别是现在低迷的经济已经影响了包括重庆大厦的全球市场。但这个人虔诚地相信,只要自己一直做一个诚恳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厦里功成名就。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南亚人,他说自己已经失业并陷入绝望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家里的人还都指望着我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不过他确实看上去惊慌失措。我不了解这个人,但还是塞给了他100港币并祝他好运。我并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还能怎样?好多人都有跟他相似的遭遇。我再来重庆大厦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个人了。事实上,我从此都再未见到过他。
以上所述的人们都是重庆大厦的常客,也是本书主角。在第一章,我将重庆大厦作为一个地点来进行探究:包括它为何存在,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建筑风格和历史,以及相关组织架构。在第二章,我将详细描述重庆大厦中的不同人群,包括非洲和中国内地的商人、南亚掌柜、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还有我追随其中的一些人所进行的访问和记录。第三章会描述经转这栋大楼的货品,以及商贩和买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全球网络销售这些货物。第四章将探讨约束大厦内所有事物的法律网络,特别是那些过着边缘生活的避难者。最后,我试图找出大厦对里面的人和对世界本身的价值,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变化。
这本书讲述重庆大厦以及其中的人们,但此书也与“低端全球化”相关。重庆大厦作为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支点,连接着世界上许多其他类似的支点,包括曼谷、迪拜、加尔各答、加德满都、坎帕拉、拉各斯、内罗毕等等。低端全球化与多数读者心中联想到的“全球化”一词很不一样——低端全球化并不涉及像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宏伟的财政预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离乡背井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这就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重庆大厦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人力物力,但与周围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离大厦仅仅十分钟车程以外,香港尖沙咀和中环商业区集中了财富和高端全球化成果,残旧不堪的重庆大厦相比起那些办公楼,可谓两个世界。这本书不仅仅讲述重庆大厦的故事,也讲述世界关系网的非凡之处。
图书简介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看上去十分老旧,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闹市如同孤岛一般,但它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廉价落脚点,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据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的20%。这种与中环所代表的香港全球化枢纽角色反差极大的角色,被作者麦高登称为“低端全球化”。本书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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