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阶段社会本身的变迁又是非常缓慢的,甚或是不易觉察的。整体而言,此阶段的变迁传统色彩非常浓厚,封建性的特性渗透于社会本身的诸多方面;人口数量仍在惯性作用下缓慢增长(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除外),人口各类结构并无多大改变;婚姻、家庭、宗族中的家长制、宗法制仍占主导地位;城市社区只有一些表面的变化,农村社区依然是自给自足为主导;新的阶级出现仍未达到临界点,社会流动难以察觉;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多限于上层阶级;社会关系仍以血缘和地缘为主;教养功能主要限于上层家庭范围内;控制调节功能仍以传统形式为主;社会变革形式以农民战争为主导。
2.扩展——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1895-1911年)
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作为第二阶段的起点不仅是在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在于它那震惊朝野的全局影响。梁启超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⑦]《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列强的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沤浪相逐,激荡空前。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的社会运动;民众以传统的方式和义和团的旗帜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将民主主义革命步步推进;甚至连清朝统治者本身也不得不搞起所谓的“新政”来。张謇说甲午后的十年“风云变幻,殆如百岁”,[⑧]正是对此阶段社会急骤变迁的写照。
社会本身的变迁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迁紧密相关。自甲午至辛亥以来,一方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步步沉沦,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的缓慢向前推进。称此阶段为社会近代化的扩展阶段,意指社会构成、社会运动、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近代化因素已经扩展开来,具有一定面上的意义。
在社会构成体系中,人口的流动性较为明显,尤其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职业流动,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流动较前增强,在清末“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包括宗族)领域中社会性的成份明显增多,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文明婚礼”、离婚再嫁等已在城市和上层社会中出现。城市社区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城乡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大量洋货由城市、集镇渗入农村,农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通过城镇进入流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