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特(Platt)强调,来自中产阶级的“儿童救星”相信防治贫困与防止犯罪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他们相信贫困来自穷人们的罪恶,他们选择惩罚流浪者、乞讨者来激发其脱贫,而庇护所运动通过对“潜在不良少年”的标定(Labeling)、处置(Processing)以及管理(Management)为少年司法制度埋下了伏笔(Platt,1969)。改革者们满怀关切的同时也保持警戒,他们欲使儿童变得驯服,而不仅仅是呵护: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种改革意味着指向身心的控制——庇护所内不仅存在以纪律为名义的肉刑,为洗礼其灵魂还强制开展阅读圣经、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Fox,1970)。因而,少年司法的重要一面是对作为社会底层的穷人、移民家庭儿童的社会控制(Platt,1977:67-74)。这种背负着压抑意味的“不良少年”形象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未成年人”,在第一部《少年法院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贫困、无家可归或被放纵;依赖公共援助;缺乏恰当的监护;习惯性地乞讨或接受救济;与声名狼藉者同住;其住所不宜儿童居住;8岁以下当街叫卖、兜售或卖艺的”(Fox,1970),这些特征与底层家庭子女的重合绝非偶然。
与美国相类似,日本少年司法在其诞生过程中同样包含着保护与控制两面,其直接体现便是《感化法》与《少年法》之间的对立。受日本政府鼓励生育、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战争的影响,19世纪末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流浪儿,少年纵火犯等现象层出不穷,违法犯罪的频发使得监狱人数膨胀了近一倍,而其中的40%是14到20岁的青少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感化法》出台的小河滋次郎投身了少年司法的研究领域(下西さや子,2005)。1900年,任职内务省监狱局的小河滋次郎力陈混合监禁制度的弊病,称其为“犯罪培训学校”,并为建立“矫正感化设施”而广泛活动(菊田幸一,1979)。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出台了以“国亲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主义”为主导,主张对未成年人进行引导、矫正与再教育的《感化法》(森田明,2006:100-102)。1907年,小河从司法省辞职(监狱事务于此前划归司法省),以穗积陈重的“美国少年法院”讲演为背景,司法省主张变革《感化法》而建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尝试将重点向惩罚转移。变革《感化法》的司法省与支持《感化法》的内务省之间的论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最初的十年(菊田幸一,1979)。最终,司法省一方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