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假设很难验证,但中国古代的物勒工名制度与工匠精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史料能够予以支撑的。
在历史上,秦国成功统一天下既可归因于商鞅变法,又离不开精良兵器的供给。而秦国实行的物勒工名制度,保证了兵器制造的质量。所谓物勒工名,《吕氏春秋》在论述“孟冬之月”时曰:“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16)
学者对“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作的注解称:“物,器也。勒铭工姓名著于器,使不得诈巧,故曰以考其诚。梁玉绳曰:‘后世制器镌某造,盖始于秦。’”(17)意思是,从秦国开始,中国就有了让工匠把名字刻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的制度,而这项制度便于对产品质量进行追责,令工匠不敢弄虚作假。至于“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注解则为:“不当,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穷断其诈巧之情。”(18)意思是,工匠制造的产品如果质量不好,就是工作没有尽力,要判定其有罪,用这种惩罚机制来断绝工匠敷衍作假念头的产生。
因此,物勒工名是一种严格乃至严酷的质量保障制度。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建立了严密的法律体系,用来管控社会。物勒工名制度也是通过法律来确保其有效性的。出土简牍对于秦律的记载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秦国将具有高超技艺的工匠视为一种战略资源加以保护,工匠在秦国的劳动者中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秦律曰:“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仆、养。”(19)意思是,隶臣当中有具备技艺可以当工匠的,就不要让他们去当给人赶车、做饭的仆役。
其次,秦国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纪律与产品规范,并通过严厉的刑罚措施来督促工匠保证产品质量。一条秦律写道:“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必等。”(20)这条规定了制造同一种器物的大小、长短和宽度必须相同。另一条秦律这么规定:“工择榦,榦可用而久以为不可用,赀二甲。工久榦曰不可用,负久者,久者谒用之,而赀工曰不可者二甲。”(21)意思是,工匠选择夯墙用的立木时,如果立木本可以使用而标上不可使用的记号,工匠要受罚;如果工匠在立木上标记认为不可使用,以致不能满足装设者的需要,但装设者经过报批后仍然使用了,就要惩罚认为不可使用的工匠。
秦法之细密可见一斑。与物勒工名制度一样,秦国主要依靠各种明确而严厉的惩罚措施来约束工匠,进而保障制造业的品质。
人性是复杂的,趋利避害与好逸恶劳是人类的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有可能会导致偷工减料与弄虚作假等负面行为。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力量,具有约束和引导自然本能的作用。工匠精神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凭空产生的价值观,也不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它一定是人类在制造活动中长期相互交往而逐渐积累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投射至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工匠精神。
一旦工匠精神萌生后,其维持和传承就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化机制,这种机制固定下来就形成了制度。换言之,如果将工匠精神视为一种工匠们共享的遵守生产纪律与注重产品质量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是建立在物勒工名等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制度之基础上的。正是强制性的制度,消灭了工匠在制造活动中可能会采取的偷工减料等投机行为,约束了人性中负面的自然本能。随着时间的累积,当工匠在物勒工名等制度下习惯性地自觉注重产品品质后,作为文化的工匠精神就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勒工名可谓中国工匠精神在制度层面之发端。从制造活动的构成要素看,物勒工名是基于对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而在制造手段上实现的组织创新,因此,最初的工匠精神论其本质就是一种保障产品质量的手段。
进一步说,物勒工名制度的产生表明,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不完全取决于技术,也会受制造者的工作态度影响。同一个工匠在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与技能是相对稳定的,在此情形下,工匠的工作态度就成为决定其产品品质的关键变量了。如果将文化界定为价值观体系,(22)则工匠精神作为一种对待工作的价值观,也就是一种文化。
由此可以推论的是,工匠精神一经养成,将影响到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说,文化因素通过渗透至制造活动的各个构成要素而发挥其影响制造业的作用。
不过,物勒工名制度并非没有内在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