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拍《两只老虎》?
一直要写一篇手记,但不知从何入手。有时候,做事情简单,总结反倒是难。
2016年11月,动了念头开始写剧本;2019年11月,《两只老虎》正式上映。整整三年。
上映的日子很巧,定在11月29日,感恩节过后的一天。想来也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让我能够借此,向为这部电影付出过的每个人,向每一位《两只老虎》的观众,说一句感谢。
感谢你们,让这个孤单稚嫩的念头,得以走过这样长的路,长大成一个勇敢又丰富的生命,在大银幕上,一遍遍上演……
电影正式上映前,我到过很多城市,与各地提前观影的观众见面。每一次放映,我在后台紧张地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听到黑暗中传来第一阵大笑,接着,是第二阵、第三阵……于是我才有勇气走上台,怀着最深的敬畏,去跟观众见面。
然后,我看见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是裹挟着生活重量的怅然;也听到一些哽咽的声音,是电影触发的他者共感。
过往际遇“成就”的情感,浓稠情感创造的作品,得以被这样感知。在这一刻,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而每一次站在台上的时刻,都不自知地变成了对过往的回望……
2001年中秋,我回家过节,我爸炒了菜。倒了酒,我头一天和狐朋狗友喝多了,我说我不喝酒,他挺不高兴的。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家。第三天,接到电话,父亲去世了。
再赶回去,三天前还忙碌着炒菜做饭的父亲躺在医院太平间冰冷的水泥台子上。我摸了摸他的脸,没有温度,和水泥台子一样冰冷和僵硬。
突如其来的死亡,我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某时某地再见,按已有的经验,应该是不会了。
后来,我看到姜文导演的一篇访谈,他说《鬼子来了》根本上讲述的是他对死亡的认知和恐惧;在宁浩导演的《长大成人》里,他说在35岁左右,他开始思考跟死亡有关的事情;在王朔老师的一本书里,他说“在人生最得意的一年里,突然父亲和哥哥,以及最好的朋友们梁左相继去世,像三个大耳光子扇来”,扇得他开始重新观察和思考人生。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多年以后会和上述的三位认识,甚至成为朋友,一起工作。
当时的我,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三十多岁时,自己会陷入相似的精神危机。
所谓的危机,是内心一直试图掩盖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失去的恐惧。恐惧掩盖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谋杀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