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乘坐绿皮火车自带干粮出行,到早上在西安吃羊肉泡馍、中午到成都吃个火锅,从出远门怀揣介绍信,到如今出门只带一部手机,中国旅游业的兴旺发展,旅游消费的火爆升级,靠的是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靠的是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这是时代的巨变,也是中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的有力见证。
(尹贵龙《70年,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诗意和远方”》)
材料二:
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把景区、游客、年卡运营公司及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据介绍,部分旅游卡是福利性质,由政府主导,交给运营公司以PPP的方式操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能实现多方共赢。
以武汉旅游年卡为例,花200元就能畅游44家景区,这些景区门票总价超过3100元,包括黄鹤楼等武汉市所有5A景区以及大部分4A景区,颇受旅游爱好者欢迎。自发卡以来,每年以150%的速度增长,去年售卡近40万张。
景区也越来越欢迎这样的模式。旅游年卡为黄鹤楼景区带来了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因旅游卡带来500万元以上门票收入的景区有5家。
而作为惠民工程,部分福利型的旅游年卡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黄陂旅游年卡对所有黄陂人免费发放,去年发行了36.5万张,当地政府对此给予了补贴。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认为,黄陂推出免费旅游在全国具有积极示范作用,是全域旅游积极发展的一个方向。
然而,有的旅游年卡实在是“鸡肋”,包含的景区大多都是些不知名的。“不想去。”有游客这样吐槽。部分旅游卡“含金量”不高,引发游客不满。业内人士称,运营旅游年卡的公司中全国仅有两成盈利,每年都有公司进入和退出。
“这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好的景区加入,游客不买账;发卡数量不高,分成不高,又无法吸引好的景区,于是形成恶性循环,难以为继。”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龚箭说,一些有名的旅游景点多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往往认为无需通过旅游卡来增加游客量。
年卡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决定一张旅游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定价要经过科学测算,不能太低或太高。“最重要的是,旅游年卡是为景区带来增量,不和旅行社、电商等带来的客源重叠,这样才能吸引高品质景区加入。因此,我们多半都是发售区域内的旅游卡,吸引本地人玩本地景区。”武汉三和融通负责人说,“比如黄鹤楼,70元一张的门票,去的武汉人不多,但若是用旅游卡,你可能就会进去看看,这就是增量,虽然通过旅游年卡得到的单张门票收益比旅行社的少,但若量上去了,还是会给景区带来很大收益。”
而利益分配更是一场博弈。业内人士称,有些年卡运营公司难以生存下去,是因为利益分配比较简单,吸引客人多的景区就会不太满意。还有些发卡公司,一味希望景区“体现社会责任”,而自家公司则分得更多利益,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陈熹《旅游年卡背后,一个正在急速增长的市场》)
材料三:
黄冈美如画,一票邀天下。“2015年,黄冈旅游一票通景区年卡(简称‘一票通’,下同)售价120元,可全年不限次游遍黄冈40多家景区”的消息,引爆了黄冈旅游圈,在淘宝、途牛、大众点评等各大网络爆红。
门槛降低,市民乐于出行。英山大别山主峰景区负责人方汇文深有感触地说:“旅游年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消费模式。一到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有人来游玩,持卡人
信息类文本阅读专练(三)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以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宇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其模式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阐释。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相对于“原初文本”来说,“次生文本”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数字人文研究在知识产生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比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拥有传统人文研究“说文(文本)解字(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能力,能够通过文献处理、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阅读和观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研究者拥有数字人文研究“看图(可视化图形)识字(数字、数据等信息)”的能力,能够从“次生文本”的各种图式、图形、符号、数字等信息中,形成对原初文本的意义挖掘和价值判断。进而,将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进行对比、参照,展开“原初文本”和“次生文本”之间交叉性质的反思性分析。
当然,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都建立在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上,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大,根本特点是在“人一机”关系中“人”的因素还处于支配性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方法也会不断地升级换代,“人-机”关系也会出现“人”的因素支配性作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机”对“人”的控制和替代的可能。这也使得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种本能的敌意,认为这一研究隔绝了研究者面对“原初文本”的感性经验,将人文研究认知、理解、阐释和判断的权力让渡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第一重误判是对数字人文方法目前只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初级阶段的蔑视,另一重误判则是受当前各种科幻大片渲染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后人类”“超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技术恐慌。其实,我们对待数字人文的最好态度,既不是拥抱,也不是逃离,而是真诚的握手。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
材料二:
数字的技术、工具和媒介确实为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也已显现,它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
王涛教授表示,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研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数字人文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跨界合作的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会被拋弃,而是在“历史学的方法库存”中,又添置了个新的设备而已。数字人文的方法和理念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高科技。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还提出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如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出一条界限:意义本身不可数字化,可数字化的是意义之外化物和遗留物。以《梵高的鞋》为例,这幅画能够数字化为数字作品,但是其原始的光晕却无法数字化。如此,数字
信息类文本阅读专练(六)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1~5题。
材料一
在李子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东方、田园、美食、女性、自然风光等诸多复杂符号组成的综合体。
我们当然可以将李子柒的视频看作是对某种意义上的传统美学的回应,她令网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定景观,一种带有浪漫精神的、山水田园诗那样的自然,这让我们想起陶渊明或者王维这样的诗人。这种自然的观念背后暗示了一个无法令人满足的世间,正因为人世间存有缺憾,因而古人开始歌颂自然。然而李子柒重现了这个结构,却改变了结构的内核,将传统自然观念中暗含的道德批判转换成了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譬如她所展示的家庭土窑、手工造纸、阿胶制作等,都指向前现代的技术工艺,而不是当代社会的工业化。哪怕观念充满单纯的猎奇心,也足够让人们在这个瞬间来想象一种“去现代性”的生活,也就是脱离现代大工业系统之下的生活可能。
在节奏非常迅捷的时代里,人们更愿意视李子柒视频为一种都市里的童话世界,温柔,并且充满视觉上的诱惑感。可以说,把后现代的文化以一种虚构的古典叙事来进行重新包装,看上去,这一切是反对都市的,但是却恰恰迎合了都市的口味。看上去,她提出了一种对于现代时间的反对,但那些视频里的时间观念,恰恰又是迎合着现代时间的基本口味。
(摘编自尤雾《李子柒:直播时代的“田园诗”》,有删改)
材料二
人类生存与发展除了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外,还需要获得心理的归属感,而社群文化为个体寻求心理归属提供了可能。当前网络直播能够形成全民直播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能够在直播平台上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群体。当前我国一直处于人口高度流动的状态,这打破了原本以血缘和地缘构建的社群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加疏离。城市的外来人口往往会有剥离感,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为了寻求心理归属感,人们需要重建主体性,获得身份认同,而网络直播门槛较低,且不受职业、收入、性别、阶层、种族等因素的束缚,它将具有相同兴趣的人们聚合起来,建立起社群。一方面,这一社群为个体间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空间,缓解了个体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在这一社群中,个体可以分享共同的兴趣、经验爱好等,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感和心理上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