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注: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21、668。)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注: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1、314。)、立法议会(注:立法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国家立法机关,从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转到吉伦特派(见注23)手中。但他们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21。)和国民公会(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
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注:指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编者注)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注: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初期不脱离国教(即英国圣公会),只要求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对国教进行改革。后发展成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该派在长期国会(见注18)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最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英国国会。——21。)相当于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见注20)和国民公会(见注21)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1、607。),独立派(注: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的利益,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底取得了政权。——21。)相当于山岳派(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平等派(注:这里的平等派是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21。)相当于阿贝尔派(注:阿贝尔派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从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左翼政治派别,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勒·阿贝尔的名字命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实行全面限价法和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的嫌疑犯法。——21。)和巴贝夫派(注:巴贝夫派是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18世纪末法国革命家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21。)。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赶超大陆,慢慢地又持平;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第21页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一——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第22页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注:参看恩格斯在《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编者注)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vilains,bordars,cottars(注: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约翰·韦德《中间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所提供的资料。韦德在书中叙述了英国直到15世纪所发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在当时的农奴中,villains(威兰)“被容许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达尔)“被容许拥有一间小屋,并且要向领主供应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尔)则“由领主指定从事铁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劳动”。
根据后来的研究,在15-17世纪,从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英国农民,大多数是凭土地登记册的副本并按照领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们是缴纳封建地租的终身佃农和世袭佃农。现代历史学把中世纪英国的不同类别的农奴称为villains,bordars,cottars。——23。),从而变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第23页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第24页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注: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见注3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见注81)。——25。)并实行了人民宪章(注: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5。),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
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间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第25页
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注: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第26页活中没有许多操心的事,但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有史以前的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制品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注: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393)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96)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27。),有的算是托利党人(注: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