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第十八章 药家鑫的家庭教育触动我心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掩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巳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汁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说儿子的个性太“奴”,陕西话,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问:“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您……”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一般是什么态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说,那我就是咋也不对。”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学说。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药家鑫对父亲的意志有过一次反抗,中学上了法制课后,他拿着书回来说爸爸压迫他、管着他。药庆卫陪着儿子翻了一遍书,告诉他:“我是你的监护人,当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错就要我来承担责任。” 去做节目之前,老范发过一个报道给我看,说药家鑫做过双眼皮手术,还说梦想有了五百万就去整容。底下评论里都在骂“变态”,我当时看了,嘴角“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你怎么说?”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家鑫之后绕过父亲,有什么事跟母亲说,他妈说:“他太在意了,总是说,总是说,说这个遗传怎么这样啊,我爸的双眼皮为什么我没有?我可怜这孩子,尽童满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去割了双眼皮。” 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减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溃疡。 日后他考上大学,外公奖励了他一万块钱,他花了一半去做了双眼皮的整形手术。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他不愿意让儿子考音乐学院,极力想让他学理科:“其实也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他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 药家鑫一直不知内情,他对父亲说过:“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他还是学下来了,专业考了第一。 他从大一开始兼职挣钱,在酒店大堂弹琴,后来当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间往返,他妈希望给他买车,“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为这样太张扬,会把退役的费用全花光,后来是他妈硬作了主,他爸点头的前提是药家鑫每个月给家里一千块钱。 药家鑫买过一把电动按摩椅给药庆卫,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狂热与极寒交激,谇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下,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出事当天,夜里十一点左右,药家鑫开着车返回家。 法官问过他,你是向哪个方向开? 他说:“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四个月前才开上。在路上“打开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边看边开。“又开了一会儿,只听‘嗵’的一声撞上了什么东西。”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是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我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张妙伸胳膊挡了一下刀,没挡住。只是“哎哟,哎哟”喊了两声,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发当天买的,庭审时他说因为晚上从没走过这条路,带把刀防身,之前跟别人发生过纠纷。发生过什么纠纷?他没说,庭审没提及,我问他父母:“他平时说过为什么事需要带刀吗?”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父亲说:“我们的街坊邻居在一起都说,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张妙胸腔主动脉、上腔静脉被刺破,开始大出血。她没有了与家人告别的机会。 药家鑫开车离开时,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丧魂落魄地往前开,“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日后他们看新闻才知道实情,他母亲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他动刀了,动刀了呀……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带刀,为什么要这样?你撞了人,你可以报警的,车是上了全险的呀,为什么要动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说“刀”这个字的时候,声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药家鑫临刑前,他们见了一面,十分钟里,药庆卫已经来不及问这个问题。 “进去以后药家鑫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一走进去他就是‘爸我爱你’,重复了好几回,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我也爱你。” 他哭出了声:“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我爱你。他说:‘你们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们将来走了以后,下辈子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们。’” 他不知道药家鑫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但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我从不相信人有灵魂,我这时候真愿意人有灵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没办,给爸托个梦。他说我一定给你托好梦,噩梦不算。他平常说话声音很细,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很大。他说我托的都是好梦,噩梦不算,不是我托的。” 药家鑫对他父母说,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有罪,愿意赎罪。 但这一句话让药庆卫突然心生疑问,到我们采访时,他仍认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药家鑫才说出这话:“他这句话太成熟了,以至于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难道他能比他爸还成熟?” 这种心态下,他听到药家鑫说死后想要捐眼角膜时,心里很不受用,觉得也有可能是别人授意,他说:“你不能捐。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你完整带来,完整给我带走。” 药家鑫说了好几次,每次他都立刻顶回去,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干预司法,叫他“药狗”、“药渣”,他内心不平,越说越激愤,两眼圆睁:“我对药家鑫说:‘你捐了以后,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么事,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我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采访中,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 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是推测,是揣想。但听到这句话,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个细节,像把刀,扎透了这件事。 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也没争辩,说:“好,我听你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他爸的话。 药庆卫再说起这个细节时,紧紧攥着手,眼睛用力眨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憋得满眼通红:“我有点偏激了,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借助别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们。所以说,还是那话。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他说。 播完这期节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短信:“看了你的节目,我落泪了,记得宋吗?他很好,已经从海军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采访的患有抑郁症的男孩,在十六七岁时曾经因为网瘾被父母送去柏大夫处救治。 小时候被寄养在奶奶家,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父亲不帮助他。“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他说,“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他十六岁的时候体重一百八十斤,医生对我说:“他为什么胖?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镜子上用墨水笔写“我是帅哥”,再拿水泼掉。 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儿乎不交谈。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心理治疗时,宋面对柏大夫,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父亲不管他、不帮他的经历,在众人面前用拳锤打墙说“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亲也坐在现场,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恨我。” 这期节目播出五年之后,宋上了厨师学校,当过兵,交了女朋友,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给我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线索。 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信:“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细问,一年以后,才想起此事,短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感触?” 他回:“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 我有点不解:“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我采访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结论。” “姐,”宋写,“我问你,你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他妈说,他喜欢动物,不许她妈教训狗,狗死了难过了很久,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他害怕,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不知道真不真实,你相信么?” 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 我说:“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 短信断断续续,过一会儿才来:“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怕承担。” “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会儿,才写了两个字??“无奈。” “什么意思?” “他心里有愤怒,”他写,“所以他觉得,我不让你张嘴。” 我听着心里一凛;“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说得很坚决。 又停顿了一下。他说:“他在逼自己。” 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觉到震颤,但没有切肤之感,我接触不到那个雨,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只能问他“什么意思”,他干脆打电话来了:“路上太冷,发短信折腾得很,我在路上走呢,这样说痛快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说:“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 “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来对吗?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 “这个动作怎么了?” “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故意,”他听出我想打断他,“我知道,她当然是无辜的。但是现在是在问我,药家鑫会怎么想,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 我闭嘴:“好,你说。” 他没有用“可能”“或许”这样的推断词语,直接说:“他觉得,你记住了车牌号,我爸妈知道了,就饶不了我,这对他是天大的事。” “出个车祸怎么算天大的事?”我有忍不住了。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间,我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碗,在等我妈回来的时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只全是碎纹的白瓷碗,窝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着她。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个黄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长,那种如临大敌的恐惧。结果我妈回来,发现之后居然大笑,跟邻居当笑话讲,我当时心理不是如释重负,而是莫名其妙的郁闷:“就这样?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风里走路,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一开始认识时,他都无法与人对视,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 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 “因为我打不过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并没有伤害你?” “她向他们告我的状。” 我听到这,忽然寒意流过胸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从那以后,大人对我好点了,我是发泄出来了。但药家鑫没有。” 我们挂掉了电话,几分钟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他说:“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其实刚才我中间有几次,很长时间没回你短信,是在写:如果是我小时候,那时的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后来又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觉得不好,也不用这样说他,岁数大了不容易,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 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校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発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耍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同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赢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脘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 很多人都在问这篇文章到底想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想面对现实,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药家鑫杀人是命运的必然,在命运面前,他也是无辜的。说白了,如果你我生活在药家鑫的家庭环境,那么长期心理压抑可能导致你我也去杀掉李显王显刘显,或者即便没有实际去杀人也会像一枚定时炸弹,爆发与否就看是否有导火索。人性并不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如果自己从小生在变态的家庭自己却能出淤泥而不染。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出淤泥而不染了,那只能说明命运给了你另外的出口(比如老师同学兴趣爱好等等),然而很不幸,命运没给药家鑫这个出口。所以只有上帝有审判权,人间的审判都没有道德上的合法性。 当然了,我个人是完全不在乎那些张嘴成脏的、没什么独立思考能力的网络屌丝们怎么想, 但是,正像这篇文章所说的,毫不犹豫地对药家鑫进行道德审判的,其实包括许多高晓松这样的社会精英,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但是却缺乏对人性基本的认识。高晓松最终承认,崔健批评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连敬畏之心都没有”。但是这仅仅是非常罕见的个例,大多数社会精英,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父母所处的社会阶层,使得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理解药家鑫杀人的心理(包括柴静,我不觉得她写出这个文章就说明她具备心理学知识,或者真的理解药家鑫的心理感受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药家鑫这样的人,他是没有出路的,屌丝阶层辱骂他,权贵阶层无视他,精英阶层批判他。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希望在于新兴中产阶级。如果我是药家鑫,我恐怕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在缺乏对善恶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缺陷的体谅方面,与其他阶层毫无二致。 =============================================================== 今天高考,我下午4点多路过一个中学考点门口,正好看见一个刚考完试出来的女生一边哭一边往外走,应该是没考好。她妈走在前边一点,黝黑的皮肤和暗淡的衣着显示出她积年累月的辛劳实际上换不来经济上的宽裕,面对女儿的失意,她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地说:没事,没事。可这个与母亲一样黝黑的女生还是止不住一直哭。我顿时想起柴静这篇文章里那个宋说的:“他在逼自己”。母女两人都在逼自己。女儿在逼自己,也许是因为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拼了命针对练习,并且为此放弃了许多本可以用来复习其他科目的时间的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还是没做出来;也许不仅如此,由于自己太紧张于最后一题,脑子突然放空,连平时能够从容答对的小题竟然也在考试时变得毫无头绪,以至于整体发挥还不如自己平常状态的一半;妈妈也在逼自己,她的语气是一种近似硬撑着的洒脱,女儿此时的失意似乎正如自己人生的浓缩再现,每一声“没事”都好像已在母亲心里酝酿了数万遍,在这一刻,借着这样的机会,集体爆发了出来。残酷不在于逼着自己“没事”的母亲,而在于面对自己的女儿,这样的母亲除了一遍一遍像咒语一般告诉她“没事”之外,竟想象不出生活还有任何其他的出路,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对女儿说些什么。 母女二人就这么走着,没有拥抱也没有牵手。就在她们经过的不远处,另外一家三口正在边向前踱步边寻找打车的机会。三人衣着都很体面,从父亲的神态气质判断应该至少是单位中层,母亲虽然已不再年轻,却并无衰朽的迹象。从女儿气定神闲的情态上看,考试应该是不在话下。母亲与女儿一直牵着手,轻声交谈着,父亲一个人在前面开道,宽阔的背就像为母女二人挡风遮雨的屏障。我不知道,究竟是不同的生活水准造就了这样不同的人生境界,还是不同的人生境界塑造了千里之遥的生活水准;我只知道,如果我是那个没考好的女生,父亲可靠的脊梁和母亲款款的细语,要比机械而麻木的“没事”,更能抚慰我受伤的灵魂。哦不,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也许,如果从她命运的一开始,就有一个那样的能为她挡风遮雨的父亲,和那样一个温婉贤淑的母亲,她也许从来就不会是那个逼自己一定要做出数学最后一题却哭着走出考场的女生,而会像另外一个女生一样,用一贯的从容和淡定面对人生。 有人会说,转帖干嘛加这么多自己的评论。我发贴一般不会加任何东西,以免给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但是这一次请原谅我加了这些东西,上面的是真人真事,尽管没考好女生的家庭未必有那么差,而且我基本是半议论半描写,因此混杂着我的想象。我想说的是,“逼自己”是一个伦理命题,如果不加以解释,未必人人都能懂。巨大的心理压力能够造就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不幸,然而表象背后都有一致的人性基础,也就是压力造成的麻木不仁。所以,道德审判对这样的麻木不仁不但不是良药,反而是助推器,压力越大,人越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