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第18页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
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注:莫泽斯·赫斯曾探讨过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起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部第74-91页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同时也阐述了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19。)。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而易见。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第19页的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编者注)。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作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第20页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推论: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就像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同肉体有区别,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生活起来就好像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操心。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