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家朱铁志先生去世消息传出后,有好几个朋友问我:会不会是抑郁症所致?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敢妄置一词。但今天又有朋友对我说:近两年屡有知识分子自杀,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翻译家孙仲旭、华东师大青年教师江绪林、史学天才林嘉文。能否就这个现象分析一下,他们的死到底源于内心的冲突,还是和抑郁症有关?
我答应了。既然上升为一般性问题,那就放弃就事论事,而从社会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对这个现象做一个断片式的粗浅分析吧。
(一)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留下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死后,同为一代大师的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为拯救中国文化而殉节:“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
王国维之死并非孤案,屈原投江亦为一例。历史上,类似事件甚至可以构成一类现象,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和价值冲突。
在这种冲突中,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会首先遭遇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为此痛苦、困惑、迷惘,乃至自绝,是可以想像的。
(二)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在形成精神分析理论框架后,意识到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于是开始研究本能问题。
在经过多次的自我否定后,他初步得出结论:本能有两种:一种是生的本能,也叫性的本能或爱的本能,为的是保持物种延续;另一种是死的本能,即一切生物个体都有竭力要回复到原初状态的特性,也就是趋向死亡。
就人类而言,死的本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向内的,即自我谴责、自我惩罚、自我毁灭等,其极端表现就是自杀;另一种是向外的,即在有可能对外发泄的情况下,不再寻求自我毁灭,而是企图毁坏他物,破坏、侵略、战争就是表现形式。
生的本能是与死的本能是对立统一。死的本能固然强大,但生的本能,即人类不断趋向完善的本能,推动着人类的智力成就和道德水平不断向更高境界发展,同样不可阻遏。
这意味着:生需要理由;死同样需要理由,甚至更需要理由。
(三)
在人类的顶级学问——哲学中,死亡和自杀,是一个严肃话题。
苏格拉底警告世人,“未经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惟一严肃的问题是自杀问题”;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黑格尔论证“彻底虚无主义命运”——这些都确认了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而自杀,则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以及在双重否定基础上的反抗。
回看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一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之初。那时中国确实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文化的冲突、价值观念的重构,确实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和内心。殉道、殉国、殉文化的仁人志士相继出现,如王国维、陈天华、陈布雷……
另一个高峰期,就是上个世纪“文革”十年,那是一段黑暗岁月。自杀的知识分子可以开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傅雷夫妇、老舍、邓拓、范长江、吴晗、翦伯赞、田家英……
对他们的死因,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可以说,应和思想无关,只是为了摆脱非人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这个时候,死亡就不是痛苦,而成为摆脱苦难的诱惑。
(四)
回到徐怀谦、孙仲旭、江绪林、林嘉文、朱铁志之死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