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源于道家。程朱理一分殊的观点,一般认为是来源于佛教。根据是 程颐的弟子刘安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程颐回答说:“只为 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然而却是程颐的弟子问程颐,而程颐不过是用本家思想解释,而认为佛教义理简陋不完整。朱熹对程颐的思想固然有继承,但他对理一分殊的理论自觉却不是来源于佛教。朱熹明白地指出,“理”范畴来自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他正是从这里引出了理为条理、文路子的意思,并推扩为“ 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朱熹承认理的得名是渊源于《 庄子》,那么,他把理的观念贯彻始终的思想,也应该首先从道家或道教中寻找可资得到启发的东西,不至于要舍近求远去佛教中寻找。事实上也是这样。朱熹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是说:“盖为道理出来处,只是一源。散见事物,都是一个物事做出来底。一草一木,与它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彻后,都是天理。理会不得,则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庄老有这般说话。庄子云:‘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 尽物。’”显然,“吾道一以贯之”对于朱熹来说,就是“天理一以贯之”。如果说,朱熹仅仅从《 庄子》这句话就受到启发而完成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升华显得夸张的话,我们再看一看道家、道教中还有什么可以给 朱熹予启发的东西。其实,远在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理一分殊就已经是道家、道教一贯的观点。《老子》既讲了道的周遍和无所不在,又讲了道的“扑散则为器”,已含有某种理一分殊的思想萌芽在内。庄子认为,一方面,“道无所不在”,“何适而无有道耶?”万物之中都有理,“万物殊理,道不私”。另一方面,“道”“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道通为一”。而且,《庄子》明确说过:“道通其分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分也者,有不分也。”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一分殊”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庄子》中就有一段话试图结合起来,《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希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 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傅说得之,以相 武丁, 奄有天下。” 庄子在这里,既说明了道无所不在,又说明了不同的人、不同的物得到它,效用或显示出来的性质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同一的道在不同的具体的人、物那里,其存在和表现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段话深得 程颐和朱熹的赞赏。程朱认为《庄子》的这些话是讲道体的,其实它也是讲理一分殊的。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如三纲,其纪之如 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