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1477页。)。他积极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确保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从1949年10月始,新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418页。) 至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胜利结束,实现了农村从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而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亦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223页。)。为适应新中国恢复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当时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并配合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一体两翼”之势。同时,毛泽东既参考苏联工业发展模式,又不断创新中国独有发展道路,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要处理好农轻重、沿海和内地、国防与经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等关系问题,积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商业问题,毛泽东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能过早废除商品生产,且不能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要求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资需求。
毛泽东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推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时,毛泽东还提倡大力兴办教育,在推动创建中小学和高校之外,还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着重解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毛泽东在指导保障救济、促进就业、卫生防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前后,毛泽东要求救济城市和农村中的缺粮户,领导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保障丧失生活来源人员的基本生活。新中国刚成立时,为数不少的旧社会遗留的无业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为此,毛泽东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并创造各种机会促进就业。卫生防疫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产生活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