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此外,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性质名字释义谱名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幼名帝象“帝”字,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名文在家乡上学时所取的训名。字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号、教名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1883年于香港加基督教受洗时的署名,亦即教名号、教名逸仙由汉文教师区凤墀牧师依“日新”之粤语谐音所改。罗马化Sun Yat-sen“孙逸仙”的广州话拼音。因孙氏曾任医生,故常被尊称为“Dr. Sun Yat-sen”。化名中山樵1897年,为掩护于日本流亡之行踪,日本友人平山周在陪同孙氏投宿旅馆时,想到附近有华族中山家宅邸,加上该家族成员中山庆子乃明治天皇生母,同时孙文亦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樵”。化名高野长雄纪念日本维新志士高野长英医师而命名。通称孙中山1903年革命人士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之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翻译为《大革命家孙逸仙》时,将本姓与化名连用,成为后人对孙文的通称。孙中山病逝后,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孙中山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