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　化(即经济学中国化)探索与转型由此开始。①　不少学者意识到考察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大多从如下视角探讨这一话题:其一,　收稿日期　:2020-05-16　作者简介　:张亚光(1978−),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沈博(1994−),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第47　卷第1期财经研究　Vol.　47　No.　1　2021　年1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an.　2021　①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近代中国的经济学,二是指近代的“中国经济学”。二者内涵虽不一致,但　在逻辑上存在关联,即近代的“中国经济学”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学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成果。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中国经济学”的说　法专指近代中国的经济学,而以“近代‘中国经济学’”专指近代的“中国经济学”。　•　109　•　叶坦(1998)、谈敏(2000)、林毅夫和胡书东(2001)、特雷斯科特(Trescott,2007)、王昉(2009)、程霖　等(2018)、杨春学(2019)、张申和信瑶瑶(2020a,2020b)从宏观层面梳理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演　化。其二,孙大权(2006)、邹进文(2010)、孟玲洲和张德明(2013)、易仲芳(2015)、易棉阳(2019)等　关注近代留学生与学术机构等对经济学中国化的贡献。其三,叶世昌(2000)、严鹏(2011)、颜鹏飞　和刘会闯(2014)、宋丽智和邹进文(2015)聚焦于近代某些特定的经济学人,讨论他们对某个经济　学领域中国化的贡献。　纵观已有研究,不少学者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进行本土化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存　在多种表现形态,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应用,也包括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还包括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探索。然而,甚少人注意到近代早期中西学术体系差异所带来的　早期本土化的初始阶段,①　这不利于我们充分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的全貌。此外,在　探讨近代经济学中国化的话题时,不少学者会更多地关注近代中国经济学自身如何演化的问　题,而较少考虑到近代经济学自身动态发展的事实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影　响。从中西学术互动的视角看,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由被动输入到有条件移植再到追　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