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行政强制法》对“加处罚款”的执行未作规定,但从该法第46条[65]的精神看,“加处罚款”应当是与“基础罚款”一并执行的。而且前者从属后者,即如果“基础罚款”是由行政机关自身执行的,那么“加处罚款”也由行政机关一并执行;如果“基础罚款”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那么“加处罚款”也由行政机关一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关于对“加处罚款”的法律救济,其实就是指,如果当事人对“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像对待“基础行政行为”一样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研讨,是因为如果可以像“基础行政行为”一样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那不免会进入循环诉讼[66]的怪圈;如果不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那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加处罚款”之侵害时,其合法权益又如何得到保障?
关于行政执行罚的法律救济问题,世界上做法各有差异: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遇到行政机关执行行为的不法侵害,可向司法机关申请禁止令和人身保护令的保护。禁止令适用对财产权的保护,人身保护令则适用对人身权的保护。
在德国,对基础行为的救济同样适用于对执行行为的救济,其1953年的《行政执行法》[67]和1997年的《行政法院法》[68]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依据。
日本的《行政代执行法》虽未直接规定对执行行为的法律救济问题,但其《行政不服审查法》[69]和《行政案件诉讼法》[70]都将行政执行行为纳入“行政不服审查”和“行政诉讼”的救济轨道之内
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它将有关人员对行政执行行为的法律救济区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适用的“声请异议”之法律救济;[71]另一种是“第三人”适用的是属于“民事诉讼”的“异议之诉”。[72]这里的“义务人”系指“行政执行程序中,负有公法上履行义务之人。”[73]“利害关系人”系指“义务人以外,其法律上之权益,因执行行为而受侵害之人。”[74]而“第三人”系指“被执行之当事人以外之人,亦即,执行名义效力所不及之人,其包括权利所有人及对于该所有人之财产有管理及处分权之人。”[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