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搜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烈士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却没有记载。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近七成烈士牺牲时不到30岁。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即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42名志愿军烈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野战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期间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其中7月就病亡了24人。“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0多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禁不住老泪纵横。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把水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等药品,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而感染;有的是因美军飞机扔的细菌弹而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救治无效而死亡,被就地安葬。据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回忆,从前线送来的一位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都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对她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前进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中不少人都立过赫赫战功。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唯一的志愿军烈士。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志愿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全力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回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过第四、五次战役等多次作战。因此,志愿军有相当一部分牺牲在韩国境内。曹家麟为笔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笔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即在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遗骸情况。曹家麟介绍,1954年,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运回来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专门用于接收安葬来自敌占区的志愿军阵亡者。1954年9月,双方在一次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面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约为1万具,他们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线壮烈牺牲的烈士。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遗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在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进入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志愿军烈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进行了掩埋。这部分烈士的遗体已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具骨骸。二是在金城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3年7月中下旬朝鲜战争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往后撤退时被就地在战场进行了掩埋。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即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大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还有敌方早先交来的被俘人员死亡名单可以印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4.2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人,志愿军伤亡7.5万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时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也临时掩埋好战友遗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烈士遗骸的搜集难免会有遗漏。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据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据新华社驻韩国的一位记者介绍,这并不是韩国首次发现志愿军遗骸,“早在1981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安葬仪式。当时仪式很隆重,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部队番号和一些文字资料。这些志愿军遗骸没有被运回国内的先例。在朝鲜境内开城有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约有1.5万名烈士被安葬在那里。所以被发现的遗骸应该会移交给我方,然后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1986年6月,“联合国军”方面曾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