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德国政界的幡然醒悟与真诚谢罪
从二战结束到整个50年代,无论是欧美社会还是犹太世界,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为普遍现象。执政的阿登纳总理虽然也主张对犹太人进行赔偿,但对于大屠杀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消极、推诿。这一时期出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需要,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被免于起诉并重返政府机关。1954年,在阿登纳内阁的18名成员中,有4名是纳粹党员,其中两人是党卫队成员,纳粹余孽在德国依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挑起了多起反犹事件。
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成为关键性的转折点。此次审判使得联邦议院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问题,意味着对战犯的追究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而持续成为公众政治议题。1968年11月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当众给了原纳粹党员、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认为,二战结束20年后,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1969年初,西德总统吕布克因其纳粹背景而被迫下台。同年,反法西斯战士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献上花圈后,双腿下跪,向无辜受难的犹太人表达最沉痛的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此举被誉为“欧洲近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种悔罪态度为此后的历届德国政府所坚持与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