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儒家理想主义代表
孟轲(前371-前289年),是儒家理想主义的代表。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子孔鲤字伯鱼,鲤子孔伋字子思。曾子是孔子弟子,子思师承曾子,孟子学于子思。
孟子主张性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便是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主张。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辞让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有德之四端,才可以为人。孟子的政治主张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统治者不喜欢的,人家好不容易爬上君主的宝座,你一句“君为轻”就把君主打趴下了,当然会不服;此外,孟子还主张,如果君主做不好,不遵行王道,百姓有权推翻它。这比后来西方民主思想更加直接。因此孟子在周游列国时很不受待见。讲“五德终始说”的邹衍,到了哪个国家都会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而孟子则备受冷落,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开篇,梁惠王就问孟子:“老头,你大老远的来,会给我的魏国带来什么利益?”整的孟子很不开心。还好当时孟子在稷下学宫地位尊崇,名气又大,诸侯顾及名声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孟子的这些话,鼻子都气歪了,老子千辛万苦造反几十年才当上皇帝,让你一句话就说成最轻的了,要是孟子活到明朝,依朱元璋的脾气,非把孟子活剐了不可。
孟子很不服墨家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于是进行了反击。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说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直接对墨道两家进行了人身攻击。有些违背印象中圣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孟子骂起人来也是牙尖嘴利的。
孟子认为,道德是宇宙的主宰,这种思想到了宋朝朱熹时发扬光大,成了禁锢思想的武器。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这是孟子的一个专有名词,浩然之气是啥,谁也说不清楚,据说是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一是“明道”,二是“积义”;“配义与道”。孟子还说,每个人的自然本性都是相同的,世人只要充分发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与后来道教主张的“凡有九窍者,皆可成仙”及佛教主张的“一切有情众生皆可成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正我感觉挺玄乎的。
二、荀子—儒家现实主义代表
荀子(前298-前238年),是儒家现实主义的代表,大概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思想家。
荀子的思想与孟子针锋相对,如果说孟子是儒家的左翼,那么荀子就是儒家的右翼。这回没有别家的参与,儒家自己的两个流派掐了起来。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这个“恶”,并不是无可救药的,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因为人有智性,所以人人可以成为大禹。人的头脑有两方面的作用,“智性”和“感情”。和西方心理学。。。。
孟子认为道德观念是人本来就存在的,而荀子认为道德观念是外部强加的,是以“礼”约束而成的,“变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其思想基础是功利主义,与墨子思想很相近。
荀子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是李斯和韩非子。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在后面会专门介绍。李斯绝对继承了荀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年少时因为著名的“仓鼠”之论而闻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尔”,振聋发聩,可见年少聪慧,但口无遮拦,违背了“第一义,不可说”的原则。后来在秦国为保官位害死师弟韩非、为保官位投靠赵高害死蒙恬扶苏,这种事不可胜数。李斯人品不大好,但一手字还是写的不错的,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就是他写的。
三、告子
告子出现在《孟子.告子》两篇里,主要与孟子讨论性善性恶的问题。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认为“性犹湍水”,“性无善无不善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这是与孟子、荀子相比,比较折衷的思想,折衷的是对的,但中国人更喜欢两派旗帜鲜明的干仗,不喜欢告子这样和稀泥的角色,因此《孟子》、《荀子》片面的结论都有流传,而并无告子独立作品传世,虽然是正确的。还好告子和同门的孟子有过争辩,孟子和他的弟子又喜欢做笔记,告子的观点才流传于世。
更精确的人性善与恶的学说,请参考民国川大李宗吾的《厚黑学》厚黑丛话卷三,我感觉那是最鞭辟入里的。
第五章 先秦的名家、阴阳家与法家
一、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名家1.0)惠施(名家2.0.1)公孙龙(名家2.0.2)
参考文献: 1. 公孙龙《公孙龙子》
2. 庄周《庄子》
先秦称“名家”为“辩者”,主要研究“名”与“实”及其关系问题,名家为中国古代哲学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
辩者源于诉讼专家,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在与人辩论中,往往对别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对别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注明。“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荀子说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吕氏春秋》说名家“言意相离,言心相离”。邓析即是名家初期的代表人物,邓析只讲“名”,而切断“名”与“实”的联系,这边是名家思想主张的实质。
后来的惠施强调现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的绝对性。
惠施强调现实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而《庄子.秋水》“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在现实经验中,大小只是相对而言。
《庄子.天下》篇提出“惠施十事”。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其厚小而其广大。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高低相对。
“日方中方睨,物方死方生”; 现实事物都可变且在变。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相似性与不同性。
“南方无穷而有穷”; 有穷与无穷相对。
“今日适越而昔来”; 今与昔 相对。 时间观念中,现在与过去的相对性。
“连环可解也”; 破坏与建设相对又相衔接。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为端,所在为始也”。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事物都在不停的转化为别的东西。万物为一。
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理念论”与柏拉图一样的“理念”“共相”观念。
《白马论》的主要论题是白马非马,
论证1,“马”是形状,“白”是颜色,“白马”三个词内涵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论证2,“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白马一词,既包括颜色又排除颜色),因此白马非马;
论证3,“马”与“白马”共相不同(马有颜色,因此有白马;无色之马,只有本质)
参见《庄子.天下》篇,列21种名家论辩。道家反对名家,然而真正继承名家的却是道家,真正把名家所揭示的形象之外的世界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的也是道家。
二、阴阳家
代表人物:姬昌邹衍
参考文献:1. 《书经.洪范》
2. 吕不韦《吕氏春秋.月令》
3. 黄易《寻秦记》
4. 姬昌《周易》
先秦的阴阳家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的即是术士。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术数本是迷信,却是古代科学的萌芽。方术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便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而向科学转变。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解宇宙的由来和结构。一条以阴阳家为代表,注重五行而不提阴阳;一条以一些儒家“易传”为代表,多谈及阴阳,而不提五行。两条线路渐渐融汇,后统称阴阳家。
《书经.洪范》篇举出“九畴”,其一便是五行之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区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名,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阴阳家以《吕氏春秋.月令》 为基础,把一年四季、地理上四个方向与五行联系在一起,并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联结起来。南方夏季火德,北方冬季水德,东方春季木德,西方秋季金德,中央长夏土德。
邹衍在孟子之后不久,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将上述《洪范》和《月令》中孤立的五行联系起来,形成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运转不息的整体,并把它与历史大事、时代兴衰联系在一起。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之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类似于类比推理的方法。
《吕氏春秋》中对“五德终始说”做了详细的描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黄帝土德,夏朝木德,商朝金德,周朝火德,下一朝水德,再下一朝土德;这样,历朝历代按五行顺序周而复始。
邹衍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用五德转移来解释历史,既是有变化的,又是有规律的。因此,邹衍在当时的中国备受各国君主的欢迎,待遇和规格远远高于讲“君为轻”的孟子。每个君主都希望自己是能够代替周朝的“新圣人”,但邹衍只把眼光瞄向项少龙和秦王嬴政(具体见《寻秦记》)。果然,最后秦代周德,水代火德,秦色尚黑,将黄河改名“德水”。
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却没有解释世界的来源,这就要靠阴阳学说填补空缺。“易传”里描述了阴阳原则,“阳”代表男性、主动、热、光明、干燥、坚硬等;“阴”代表女性、被动、冷、阴暗、柔软等。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阴阳两个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
后来阴阳的理论是和《易经》“八卦”联系在一起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每卦包含三个完整或隔断的直线,形成了八种变化,即23=8;把任意两挂组合,就形成了六十四种变化,即26=64,称六十四卦。《易经》对六十四卦的含义做出了一一解释。
“易传”中,除了阴阳观念,还有“数”的概念,作者们相信,宇宙的奥秘在数字之中。“阳”为单数,“阴”为偶数。有的阴阳家试图用数字把五行与阴阳联系起来(见下表)。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惊人相似,只不过他们是火、水、土、风四种元素,咱们是五种。本文仅简单介绍,具体内容请参考前面列出的参考文献。
五行与天地之数
三、法家
代表人物:慎到(法家1.0.1)申不害(法家1.0.2)商鞅(法家1.0.3)韩非(法家2.0)
参考文献:1. 《商君书》
2. 《韩非子》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而运转。儒家讲“礼”,“礼”更像是一种君子协定,是贵族与贵族之间的行为规范;“刑”是贵族统治庶民的工具。后来礼乐崩坏,各国君主为集中权力,扩大领土,开始招揽谋士,各派思想家均从不同角度为君主出谋划策。儒家讲“礼”,则法家讲“刑”“法术”。儒家思想将贵族“礼”推向庶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革命的;法家思想讲“刑”推向贵族,同样也是革命的。
法家谋士告诉君主怎样集中权力,扩大领土,并鼓吹中人之资亦可管理好国家。而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君主必须得是“圣人”,法家谋士无疑给不自信的君主们提供了信心的来源,君主们缺少了敬畏之心,各国纷争加剧。如此看来,法家学说也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后出现的,初始分为三派,对政治和治国方略各有见解。慎到代表“势”派,思想根源来自于道家,认为权力和威势最重要;申不害代表“术”派,强调政治权术;商鞅代表“法”派,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就其结果来看,只有商鞅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失败,慎到只是个理论家。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 然后一行其法”。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像儒家道家,都有“法先王”的思想倾向,即认为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儒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动不动就“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或许古代人民比较淳朴,但那是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思想淳朴并不等于品德高尚。
法家却不这样想,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全新的情况产生的新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实的变化,而这类蠢人是确实存在的。比起儒家,法家有一种革命的观点,有类似于墨家的战斗精神。
韩非子的治国之道有两条,首先制定法律,然后执行法律。君王统治百姓,要靠法律和威势,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即“中人之资,可也”。治国不需要人人都自觉行善,而要着眼于是大众不能为恶,人不为恶,则天下太平。我感觉是很有道理的,儒家要求“内圣外王”,难度太高,民众良莠不齐,不能人人从善,只要不作恶便好。
儒家最善于“推己及人”,把别人想象成和自己一样,如果真是如此,什么治国方略都没有必要,因为人人去争当圣人,没有人会作恶。儒家思想过于理想化,法家更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就说法家比儒家更聪明有智慧,而是因为法家思想最后出现,集百家之所长,去诸子之所短,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治国理论因为后来所以居上,此后为历朝历代所用。
第六章 先秦诸子百家的归宿
人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惊人的相似”,“阳光之下并无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