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孟子将要朝见君王。君王派人前来说:“寡人本来要前来相见的,因为偶感风寒,所以不能再被风吹到(不能前来了)。明天早晨将会上朝,不知道是否可以使寡人见到?”孟子回答说:“很不幸,我有病,不能到朝堂上。”
第二天,孟子到东郭氏那里去慰问。公孙丑说:“当初因为说自己有病而推辞上朝,今天却去慰问东郭氏,恐怕不好吧?”孟子说:“当初有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能去慰问呢?”
君王派人前来问病,还有医生前来。孟子的兄弟孟仲子回答来人说:“当初得到君王召见家兄上朝之命,因为家兄有病,不能前去上朝。今天,家兄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前往朝廷上去了,我不清楚家兄能不能到朝堂上。”孟仲子派了几个人到路上拦截,(告诉孟子)说:“请您一定不要回来,而到朝廷上去。”孟子迫不得已就到景丑氏家而住到了那里。
景子说:“在家庭之中则有父子之礼,在家庭之外则有君臣之礼,这是做人最重要的伦常秩序。父子之礼以恩情为主,君臣之礼以恭敬为主。景丑看到了君王对先生的敬意,没有看到先生对君王的敬意。”孟子说:“不应该这样,怎么能这么说呢?齐国人没有把仁义之道跟君王去说的,难道是认为仁义之道不美吗?他们的心里想的是‘这样的君王怎么能配得上跟他谈仁义之道’罢了,这样说来,最没有敬意的莫过于此。如果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在君王面前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能像我这样对君王有敬意的。”
景子说:“不然,不是这个意思。按照礼仪的规定:‘对父亲的召见不要知识答应;对君王的召见,不等待车马驾好。’先生本来就应该上朝去,听到君王之命却最终没有去,应该说这是跟礼仪规范不相似的做法。”孟子说:“难道礼仪所说的是这样的吗?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富有,是难以赶得上的。它们拥有他们的富有,我拥有我的仁德;它们拥有他们的爵位,我拥有我的礼义,我有什么不满的呢?’难道说不合礼义的话却会从曾子口中说出来吗?这或许就是一种道理吧。天下有可以通用的受尊敬者有三类:有爵位的人是一类,年寿高的人是一类,德高的人是一类。在朝廷之中没有比有爵位的人更尊贵的,在乡野和群体之中没有比年寿高的人更尊贵的,要辅助世人而做庶民的官长的人没有比德行高的人更尊贵的。岂能重视其中的一类,却怠慢其中另外两类呢?所以,将会大有作为的君王,一定会有不能随意召见的臣子;想要有所谋划的时候就前往臣子之处。他要尊重有德之人,乐于遵循道义,若不如此,就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是拜伊尹为师而后任用他,所以能自己不需要操劳而成为圣王。齐桓公对于管仲,是拜管仲为师而后任用他,所以能自己不需要操劳而成为霸主。如今的天下,各国土地多少相类似,道德程度差不多,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其他国家。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愿意任用那些听从自己命令的人,却不愿意任用那些使自己可以得到教诲的人。商汤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就不敢随意召唤;对于管仲这样的臣子尚且不能随意召唤,何况不想做管仲那样人的人呢?”
朱注: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内朝,并音潮,惟朝将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齐王也。孟子本将朝王,王不知而托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辞也。)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东郭氏,齐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辞。辞疾而出吊,与孔子不见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要,平声。孟仲子,赵氏以为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采薪之忧,言病不能采薪,谦辞也。仲子权辞以对,又使人要孟子令勿归而造朝,以实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恶,平声,下同。景丑氏,齐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恶,叹辞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礼曰:“父命呼,唯而不诺。”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言孟子本欲朝王,而闻命中止,似与此礼之意不同也。)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与,平声。慊,口簟反。长,上声。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书以为口衔物也。然则慊亦但为心有所衔之义,其为快、为足、为恨、为少,则因其事而所衔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岂是不义,而曾子肯以为言,是或别有一种道理也。达,通也。盖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说,盖以德言之也。今齐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于齿德乎?)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乐,音洛。大有为之君,大有作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也,为是故耳。”)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声。丑,类也。尚,过也。所教,谓听从于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谓己之所从学者也。)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不为管仲,孟子自谓也。范氏曰“孟子之于齐,处宾师之位,非当仕有官职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见宾师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则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说解:
孟子将要朝见君王,是要向君王讲述王道仁政,以此来安定天下、利益百姓。君王派人来说自己有寒疾而不能见风,要改到第二天早晨再见孟子,可之孟子朝见君王是早有约定,而今仅仅以小小的疾病而改期,甚至可能是托病而已,是君王不守约定。如此不守约定,意味着求治之心不急切,待士之礼有失,因此,即使次日见到君王,君王也难真诚接受王道仁政,而且即使一时接受,也难以保持长久不变。孟子为了能使王道仁政落实,才前来朝见君王,君王如果一直如此,虽见无益,因此,孟子以有疾病而谢绝了君王次日的召见。
孟子于次日到东郭氏家慰问,不应该是有意向君王示威,而应该是既已决定不去朝见君王才做出的安排,否则,便成了责备君王,而且成了“以怨报怨”之举,非“不怨天不尤人”之道。所以,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已经痊愈了,为什么不能去慰问呢?”不过,此举与当初孔子不见孺悲却又有意鼓瑟相似,也就是说此举也是另外一种劝谏君王而使之知错的方式。君王知错而能改,才能真诚地施行王道仁政,天下安定、利益百姓的希望才能实现。
如果君王丝毫没有仁心和诚意,也就不可能施行王道仁政,大概孟子也就不会前来。君王得知孟子有病,派来医生给以诊治,正可见君王并非无可取之处。孟仲子大概是孟子的兄长或弟弟(从下文来看,是兄长的可能性更大),看到君王派医生来,按照一般的君臣之礼看待问题,认为君王能如此,孟子就不应该不去朝见君王,所以,一方面为孟子作解释,另一方面又暗中派几个人到路上拦截孟子,使孟子前去朝见君王,而不要回来。孟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到景丑氏家中住宿了。所谓迫不得已,应该是孟仲子所派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让孟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不想去朝见君王。须知孟子当时并非齐国国君的臣子,也不是齐国的百姓,所以,不能按照一般的君臣之礼来要求。
孟子的做法,孟仲子不理解,景丑氏也不理解。在景子看来,人所应当遵循的伦常道理之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在家庭内部要讲究父子之间的恩情,一个是在国家朝廷要讲究君臣之间的敬意。前者在此不必多说,而后者所讲的也就是一般的君臣之礼。根据这样的君臣之礼来说,国君专门派人来说了因为自己有病在身,所以改了当初约定的时间,当国君得知孟子有病的时候,专门派来了医生为他诊治,君王可谓对孟子已经很敬重了;但是,孟子不仅假托有病而不去上朝,而去慰问东郭氏,并且就在孟仲子派人拦截的情况下还是执意不肯去朝见君王,实在谈不到对君王有任何敬意。
孟子听到景子的说法,感到很惊奇,所以,向他说明了“小敬”与“大敬”的区别。齐国的臣子没有对君王讲仁义之道的,不是他们认为仁义不好,而是心里认为君王不足以明白仁义之道,所以不讲,在表面看来,他们很遵守君臣之礼,却只知顺从君王,不知以仁义之道辅佐君王,致使君王不能推行仁义之道,这其实是对君王的大不敬。孟子的做法虽然表面看来不符合君臣之礼,但是,一心一意地想使君王遵循尧舜之正道,以此避免君王走上霸道的歧途,避免齐国乃至天下的百姓陷入霸道的泥潭之中,这才是更大的敬意。由此来看,孟子不仅考虑到君王本人,还考虑到齐国乃至天下的和平安定,也就是在坚守道义,个人的名利得失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景子所想到的,并非是否坚守道义、安定天下的问题,而是在行为上是否符合礼仪的问题。所以,他说,按照礼仪的规范,听到父亲召唤的时候,就应该答应一声并且立刻到父亲跟前去,听到君王召见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动身前往而不要等到驾好车以后,让负责驾车的人在驾好车以后再去追赶。他认为,孟子到齐国本来就是要朝见君王的,如今听到君王召见了却终究不去朝见,这好像是不符合礼仪的要求。在此,景子说得已经比较委婉了,因为按照他所引用的礼仪规范,孟子不仅要前往朝见,而且应该立刻动身,如今,孟子不仅没有如此,而且故意不去朝见,所以,在景子看来是非常失礼的。
孟子引用曾子的说法,回答景子的责问。曾子曾经说过,晋国和楚国的富有虽然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但是,他们所在乎的是财富,我所重视的是仁德;他们所骄傲的是爵位,我所尊崇的是道义,所以,我没有什么怨恨,也没有什么不满。这也就是说,君子不在乎财富的多少,不在乎爵位的高低,所唯一尊崇的是仁德和道义。因为君子不在乎财富和爵位,所以不屈服于有财富和有爵位的人,这或许就是君子所要遵循的一种道义。孟子认为,如果这个说法不符合道义,曾子是不会这么说的。然后,孟子指出,天下之人共同认可的受尊敬的人有三类,一类是有爵位的人,正常情况下,有德而且有功的人会被封以爵位;一类是年龄很大的人,这是尊老的要求;一类是德高的人,这是“贤贤”原则的体现。这三类人受到尊重,固然各有各的场合,比如在朝廷之中以爵位高者为最受尊敬的人,在乡野和某个群体之中以年龄高的为最受尊敬的人,要想辅助世人、做庶民的官长的人之中则以德高者为最受尊敬的人,但是,这三者都应该同时受到人们的尊敬。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因为有爵位,所以,可以受人尊敬,但是,国君却不应该因此而怠慢了年高的人和德高的人。意思是说,孟子既不是齐国之臣,也不是齐国之民,而且年事已高,君王不应不有敬意;孟子所学所讲的是自古相传的圣人之道,因此而德高,君王若要辅助世人、做庶民的官长,就不应该不敬畏圣人之言,不应该不对传圣人之道的人有敬意。
孟子进一步说,凡是将会大有作为的君王,一定都会有不敢随意召唤的臣子,对这样的臣子,在有事要谋划商讨的时候,君王要谦逊地前来谋划商讨,而不是自高自大地坐等这样的臣子前来,更不应随自己的心意而呼来喝去。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这是尊崇有德之人、乐于遵循道义的体现。如果一个君王对有德之人不尊重,不乐于遵循道义,那么,不可能有大作为。孟子期望着齐国国君推行王道仁政,国君若不能礼贤下士、乐于遵循道义,那么,也就不足以推行王道仁政,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朝见呢?
孟子举出历史上的圣王的做法来说明这个道理。当初,商汤能成为一代圣王,因为商汤礼待伊尹,就算是成为一代霸主的齐桓公,也是因为能礼待管仲。因此,齐国的国君即便是要施行霸道,也需要礼贤下士,要推行王道仁政,就更需要礼贤下士、乐于遵循道义,否则,是不可能的。孟子说,如今的天下,七雄之间的国土大小差不多,治理的程度也半斤八两,没有哪个国家是超出其他国家之上的,原因就在于,各国的国君都自高自大而不知谦逊,都愿意任用服从自己命令的人却不愿意任用可以指导教诲自己的人,所以,都只能是自恃己之才能的刚愎自用之人,不可能大有作为。在此情况下,哪个国家的国君能够及时改正这个错误,哪个国家也就能得民心、顺天意,从而使天下一统、百姓安宁。
最后,孟子直接回答景子的问题说,不仅伊尹不会被商汤随意召唤,而且就连管仲也不会接受齐桓公的随意召唤。孔子之徒不屑于齐桓公、管仲所行的霸道,把王道仁政作为唯一目标,所以,孟子怎么会接受齐国国君的随意召唤呢?需要说明的是,孟子在齐国,因为不是臣子,所以是“宾”;因为要指导和辅佐君王行王道仁政,所以只能是“师”。处于宾师之位,则“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只有君王能够“不以崇高富贵为重,而以贵德尊士为贤”,才能志同道合,然后相辅相成,从而使天下一统、使百姓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