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伟介绍,近年来,在中央追逃办的不懈努力下,追逃追赃已经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实现了外逃人员的大幅下降,并成功实现追回人数远多于外逃人数。未来主要需要完善“不能逃”的各项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随着国际追逃追赃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追逃追赃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宋伟说,一是如何进一步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快推进与不同国家的司法合作;二是继续定位并开展剩余案件的追逃追赃,剩余案件追逃追赃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在庄德水看来,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追逃防逃追赃的工作任务更重,范围也更广,这对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紧盯关键岗位、关键人群、关键领域。
“国家监察委员会要承担起对外合作的职责和任务,联合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组织开展追逃防逃追赃工作,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提供中国的方案。”庄德水说,与此同时,要充分运用监察法所赋予的权限来开展追逃防逃追赃工作,运用必要的监察手段和调查手段,对追逃人员进行相应的制裁。监察法事实上已经为监察委员会等反腐败机构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下一个阶段就是如何发挥法治反腐的威力。
庄德水认为,从整个工作开展情况来看,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要推进和开展追逃防逃追赃工作,还必须解决如何有效运用监察法的问题,要敢于用、善于用监察手段,要突破原先的工作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机制,更好地开展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追逃与追赃齐头并进
加强监督与国际合作
追逃追赃的丰硕成果,不仅打破了腐败分子外逃的幻想,更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腐信心,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逐年上升,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已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7年的93.9%。
不过,庄德水认为,当前追逃追赃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追逃方面与国际合作时还有法律上的障碍,与追逃相比,追赃方面的工作还显得比较滞后,因为“追人”已经比较难了,追赃就显得更难。“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追逃与追赃齐头并进,更好地实现追逃追赃的任务。”庄德水说。
在庄德水看来,“天网”行动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特别是在干部的监督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力,“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考核,特别要对干部的配偶、子女情况进行实时报告和监督,防止领导干部形成裸官,配偶和子女都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另一方面,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时候,要加强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抽查力度和核实”。
“其次,还要加强国际深层次的合作,随时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非境外活动实施有效的监控,一旦发现党员领导干部有外逃迹象,就要启动相应的预警机制,应用好防范措施,防止外逃的可能性。”庄德水说。
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田坤看来,一批批外逃人员主动投案,表明反腐败高压态势已形成强大震慑。在“百名红通人员”中,被追回的56人占比刚刚过半,剩下的44个“红通人员”有很多是难啃的“硬骨头”,2019年将真正考验中国的追逃智慧。这需要有关部门更加侧重“做足细功夫”,包括认真研究外逃人员所在国的法律,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特别是双边合作,取得外逃人员所在国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门的信任。
庄德水也认为,随着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的推进,接下来的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剩下的都是一些负隅顽抗的人,我国采取了限期或者劝返的政策,但是一些贪官仍然心存侥幸,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还需提高政策的认知度和宣传力。”庄德水说,对于这些人,还需要发动他们的亲人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导工作,让他们真正服从中央的号召,主动接受法律的惩处。同时,可以充分运用国外的法律手段对贪官进行制裁,运用司法方式和国际合作方式来压缩外逃贪官在国外的生存空间。(赵丽实习生 崔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