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易知难”中,孙中山显然强调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知难”说恰恰是为了有力地论证他的“行易”说的。他认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的进化,应当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由野蛮到文明,属于不知而行时期;二是由文明再到更高级的文明,属于行而后知时期;三是自然科学产生以后,属于知而后行时期。与一直流行着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相反,孙中山认为,即使在科学昌盛的时期,也并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离的。因为自然科学越发展,则一个人的知与行就相隔越远,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为一知一行,若从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原理来看,也是分为知者和行者。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曾出现过大禹治黄河、秦皇筑长城的伟大壮举。可是后世误信“知易行难”观念,虽有先知先觉者的发明创造,那些后知后觉者却总是以“行难”为借口,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视真知为空谈不可行,白白失去了机会。孙中山强调“行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破除对“知易行难”的迷信,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大胆地闯,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大事,就成于“行易”的冒险精神。“是故日本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而中国的变法,却深受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总是必先求知而后行,由于知不能得,所以永无成行;或者既有知却因顾虑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当然,孙中山并非一味地偏执于不知而行,他明确指出,在科学时代,能知能行,知之应更易行之。关键是敢不敢行的问题,也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建国他已经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方略了,心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抛弃“知易行难”观念,确立“行易知难”的新观念,转变畏首畏尾的社会心理,摈弃思想中的陈腐东西,克服行动上的畏难心理,鼓起斗志,敢于实践由他所创立的这整套建国方略。(2)“知难”说上文提及,孙中山用了“十事”来论证“知难”。例如饮食,他说,这是一件极为寻常、极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极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类、动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众生中,又能有几人知道其中的学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专心致志研究饮食的生理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至今已数百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人能够穷其道理。又如用电,在城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一种无线电报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会风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电学理论呢?电学史表明,费了一百多年的工夫,竭尽了无数学者的才智,各人贡献一点智慧,才得成全现今的无线电知识。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识真确,学理充满,然后依据它们制造出器具,则无所困难了;器具制成以后,使用它们,则更无困难了。所以,孙中山认为,一般地说,学识的难关一过,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所以是“知难”而“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