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育黎拔力八达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延祐三年(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延祐十年(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