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前聘任没有合同,不过是一纸通知,其中各种待遇和条件的没有明确,被聘任的人只能接受或不接受(take it or leave it)而没有法律保障的依据。
1950、1960、1970、1980年代,中国高校的职位,一般是本科生或研究生留校所产生,不是公开招聘。内部如何操作,不能说是黑箱,但每一次都可能出现与前一次和下一次不同的因素,而且常常不是学术因素。如果说北大,我三舅不仅是1953年江西高考第一名入学,而且在北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五年本科全部功课是5分,如果按成绩留校,理应是他,但事实不是这样。
获得留校后,并不给年轻人的特定工作条件,也不可能谈判工作条件。那时,中国高校普遍缺乏研究条件。留校后,更不可能学术独立,而一般加入某个原有教授的团队,如果老教授还有条件,可以分享资源,也还能做研究;如果老教授没有条件,或加入不了。
留校后,一般不能带研究生,而是需要很多其他过程之后才可以。而逐渐成长的教授晋升规则不是很确定,年轻人与老教授的关系也可能经常出现问题、甚至矛盾,因为一开始就关系不明。
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招聘从国外回来的留学人员。但一开始并无公开招聘,而是各单位各行其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在《科学》期刊(Science)上公开招聘的英文广告估计是我写的,因为还在我计算机上。
当时科学人才大量外流,1990年代中晚期中国科学院很多研究所找不到所长,高校不仅缺教授而且缺院长系主任。求贤若渴的中国对国外回来的博士、博士后非常欢迎,一般是立即给予正教授职位,而且常常很快成为行政领导。有些人很快就脱离研究专职做行政。有些人的行政做的很好,帮助了中国发展,也有些人浪费中国资源、阻碍甚至长期恶劣地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因为一旦得到职位后不用再经过考验,没有预聘制的“麻烦”,当然有的是时间做其他事情而不会有负反馈。一批人没有养成学术的习惯,对科学没有热情。
中国逐渐开始有研究的启动经费,但量不多的初期用职称抵经费,启动经费有多有少、能否带博士生取决于单位或单位领导人,无一定规则。
在没有预聘制时,很多高校每年要求各级教授述职。我到北大后首先取消了生科院的教授述职,因为每年述职不仅不合适年轻人,也不合适年资高的人。很多高校晋升是靠院系内部,经常出现非学术因素。有时为了某个投票,教授们分派对抗。
在老体制中,确实有少数老教授、大教授学术卓越、人格出众,能够任人唯贤,为学校、为国家选拔和支持年轻人。但是,不可否认相当多的是任人唯亲,为自己找帮工,而不是为国家出人才。如此,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没有得到最佳发展可能。
预聘制后,年轻人靠竞争得到自己的职位、谈判自己的条件,立即成为独立的学者、科学家。获得高于非预聘制人员的收入待遇和研究条件。而且他们都知道六年后会有同行专家为主的学术评价,要真正成为世界上被公认为学术优秀才能在北大清华继续工作。
这样,一批年轻人不仅得到超出以往的支持而可以安心进行学术工作,而且目标很明确,靠校内、国内搞关系不行,也就不能像以前有些人经常花很多时间在国内搞经费、拉关系。北大清华在中国媒体的科学新闻减少,与此也有关:出中国新闻没有用,能够学术服众,在世界学术界服众才行,上中国的新闻不仅没有帮助可能还有害。
这批年轻人也不用担心与老教授、大教授的关系,只需要堂堂正正的正常关系。校内正常交流应该有,但在校内攀高枝无助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
北大实行预聘制后,原来与其他单位一样较为普遍的大教授、老教授带小教授的情况大大减少。而老师把学生留在学校的近亲繁殖非常困难,除非显示学生已经独立于老师。北大有位老师的学生无法留校,虽然其研究非常好。他申请清华很快就得到职位,可以高高兴兴地独立(清华不要而到北大的也有)。
经过6年至10年的坚持,预聘制晋升的教授一般较然 易养成学者的良好习惯,珍惜其自身的学术努力,从而长期有良好的追求。
预聘制的“问题”
预聘制在所有方面,对于大学都是好,对于某些人不好那不是学校的责任。
批评预聘制的人,一部分是不知情,有勇气而不了解事实;一部分是误解而简单地认为中国实行的体制就是不好、包括改革的体制;一部分是希望得到益处而不用负有责任;一部分是因为自身利益而反对改革;一部分是永远反对改革。
有些人误认为预聘制为校领导累积“政绩”、有助于其升官。实际上,预聘制是人事体制改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都不愿意进行,有些单位长期有条件而坚持不做人事体制改革,单位的人员只进不出、越来越大,慷国家之慨的领导远多于敢于为国家发展而担当的领导。没有、也不可能有因推进教授预聘制改革而校领导得以晋升的可能,因为改变人事制度最容易吃力不讨好,为学校、为国家做了事而被人诟病的时常出现。中国有大学一百多年来,恐怕找不到一个校长因为人事体制改革而升官的。也没有一位大学校领导因为逼年轻教授出论文、甚至出真的科学成果而升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近十几年成功建立预聘制人事体制的过程中,都不敢声张,当时所有文件都是纸板,担心电子版被透露出去造成舆情和反弹。我来北大换了五任校长、三任书记,其中不乏前赴后继、忍辱负重坚持改革的领导,但没有一位的升迁是因为敢于建立预聘制、提高了北大教授队伍质量、或增加了科研成果而“升官”的。学院层面也基本如此,虽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
很多国外、或国内体制外的人、或年轻人不知道高校年轻教授出科研成就并不能让哪位校领导升官。而一般校领导都懂得不要触碰人事等敏感的事情,不要有事,才是升官的必要条件之一。北大在任校长从来不做委员会成员,一票都没有,更无法压年轻人出文章。所以,凡是批评预聘制是哪个学校领导为了建立政绩可以剥削年轻人是误解。而预聘制给予年轻人学术独立才是解放了年轻人,不用为哪位老教授拎包,不用看哪位大教授的脸色,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学术,提高中国的学术质量,为中国培养人才、出成果,为自己积累学术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