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名字大厅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浩劫,留下了许多创伤记忆,其中纳粹大屠杀是德国战争罪行的主要符号。战后初期,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大屠杀幸存者出于种种心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思想精英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历史”,随后大屠杀罪行被公开化,并逐步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最终成为一种警示人性弱点、呼唤人道理性的全球话语。
1、德国知识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战后初期的德国,多数人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但一些知识精英很快认识到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无法掩饰的过去。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与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他们在1946年分别撰写了《德国的浩劫》与《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反省纳粹历史的开山之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呼吁说:“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史学家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思考大屠杀发生的背景,认为畸形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奥斯威辛的种子”“大屠杀的前史”。至此,德国学术界逐渐冲破了大屠杀话题的种种禁忌,探究灾难发生的内在根源。
到了70年代,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角度解读纳粹历史,他们坦承,“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背负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罪孽”,并提出如下命题:“为什么罪行偏偏发生在德国?”“为什么无法阻止希特勒?”“德国人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如何避免另一个奥斯威辛?”等等。一系列的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较量,并演变为一次次痛彻的思想洗礼过程。1986—1989年,一批联邦德国历史学者围绕纳粹是否作为德国之原罪发生了一场“历史学家之争”。这场论争由恩斯特·诺尔特所引发,他试图为纳粹灭绝行径翻案的行为随即遭到著名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抨击,从而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双方分别以《法兰克福汇报》与《时代周报》为阵地,众多学者与所有重要媒体相继卷入,这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思想论战。伴随着这场争论,德国社会对大屠杀的认知度普遍提升,“大屠杀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入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此后,德国学者出版了大量有关著述,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大屠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