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新思想与社团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高等教育发展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国耻情绪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工商背景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