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同样也有思想的投影。如一个国家施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体现和反映的是人民集体的思想意志。①人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但其能够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起到导向作用,如人们对物质的取舍、习惯的改变,等等,但这种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是因为人的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②一个民族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一经形成就会对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思想因应具有深层性与相对稳定性而能够在文化系统中发挥导向作用。因此,思想是文化的内核。(二)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什么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无论何人创造当下的文化都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中寻找资源。传统文化是创造当下文化的阶梯和垫脚石;离开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创造新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将很难发展进步。对传统文化,我们要持有应然的敬意,只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传统文化是植根历史、具有鲜明特性的思想。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是由“传”和“统”两部分组成的:“传”指的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得以传承;“统”指的是思想得以传承的方式是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代相传、没有中断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内核,这一文化样态中的思想是以民族为载体得以传承、发展的。③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加以解释。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特征并不是说其吸收的仅是本土的、本民族的思想,其也会融合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思想。人类社会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是不同民族不断交流、吸收融合彼此思想文化的生动呈现。不同文化创造主体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使用的语言不会完全相同、所具有的民族心理结构不可能全然一致,这导致其思想表达的方式、方法会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点。(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什么中华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能够保持发展的连贯性,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非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异,反而能将外来文化或吸收或改造地消解,这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内在地具有一种“和”基因。④多民族、多元文化是我国一大特色。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保留差异、多样统一,具有极强的融摄力与消化力。中华传统文化不只是汉文化、也不仅是几种人数较多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拼凑,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长期交流交融、一体化发展的结果。历史上,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借鉴融合,不仅有益于汉文化吸收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助推汉文化持续壮大发展,也促使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长足进步,更促进了尚“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而各少数民族文化只有秉持尚“和”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才能获得更好发展。⑤中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步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质言之,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交融、一体化发展推动尚“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而尚“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又进一步推动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间交流交融、①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与使命》,第17页。②徐小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佛》,第6页。③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第50页。④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页。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第18页。·118·中华传统文化的界定、内核及价值一体化发展。尚“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奥秘所在。经过五千余年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和”基因的促动下,滋养的人口越来越多、嘉惠的疆域越来越广、包含的内蕴越来越丰富。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由“和”赋予的。“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层次最深、最具稳定性的思想内容,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做人、经营家庭、治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发展对外关系还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均贯穿着“和”思想。中华民族性格中内在地具有一种“和”基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做人追求“克明俊德”“心和则气和”;经营家庭推崇“家和万事兴”“以和为安”;治理国家向往“庶政惟和”“和衷共济”;处理人际关系强调“和气致祥”“以和为贵”;发展对外关系讲究“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倡导“与天为一”“与天地合其德”。“和”对保持中华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国人生活乃至国民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和”为内在核心的。三、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类个体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重视人格锤炼、强调价值自觉、崇尚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知善去恶,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操守;要知善恶,就要不断锤炼自身的人格,提升道德境界。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前提是要能够“正心”。一个人只有明辨善恶、不断增强自身的正念,才能经营好家庭。我国历来强调家国一体,家是国的缩影,能够经营好家庭才可能治理好国家;能将国家治理好,整个天下也就能够太平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自律,尤为强调主体价值自觉。我国古人倡导“问心无愧”“不自欺”,也就是“慎独”。人类个体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如何节制欲念,我国古人给出的方案是行“义”。在“利”面前没有定力,甚至弃“义”逐“利”,就容易走上不归路。②以“义”节制私欲,不断增强主体价值自觉,有助于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③人要从事社会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人际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并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此“仁爱”,不是仅爱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而是“泛爱众”,也即爱自己的“族类”。这种爱不是一种希望得到回报的有偿付出,而是一种无私高尚的人间大爱。对不把人当人看的不仁行为,孔子予以了挞伐。爱人既是一种付出,同时又是一种收获;付出的可以是体力、智力、情感亦或是金钱,收获的是“成我”“成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个体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施以仁爱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孟子所讲的爱,是有差等的,会造成“别相恶,交相贼”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难题、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墨子提出要“兼爱”④。有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人,我们要施之以爱;对没有这些关系的人,我们同样要怀有①张岂之:《和而不同》,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页。②③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158-1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7页。④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0-383页。·119·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一颗“周爱”之心。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对增强人类个体道德修养、化解人际关系冲突贡献了思想智慧。(二)中华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的价值文化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华传统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创造并传承的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传统文化。“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其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追寻民族梦想有一个先决条件---“活下去”。《国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个民族如果搞唯我独尊的霸道、故意排斥他者、恶意制造矛盾与冲突,不仅对其他民族的生存构成威胁,其自身的发展也会面临挑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同民族平等相处、共同发展,实现不同民族梦想的联通,就不仅能够“活下去”而且还会“活得好”。因不同而互相戕害,会距离梦想的实现渐行渐远。儒家讲求“和而不同”,正是有了不同,才有了多元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同样可以美美与共、和平相处。任何民族要发展、要成就自身梦想,均不能逾越现代化道路。可以说,现代化是民族获得发展、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传统文化是避免民族陷入现代化迷茫、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的“抗体”。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丢掉了,其在现代化征程中就会失去文化认同,出现文化焦虑。①传统文化的“所指”古已有之;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其路向何方、意蕴何在,也即“能指”,却要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在倡导统一性的同时,强调多样性。现代化潮流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荀子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各民族需要具有统一性。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强调各民族的统一性,但绝不反对、否定其道路选择的多样性。《国语》强调,“去和而取同,不继乃弃。”“同”与“和”在性质上是判然有别的。“同”拒绝差异性;“和”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的事物,而且必须有差异。②如果各个民族在探寻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都千篇一律,人类社会必然会了无生气。尊重不同民族自身的特性及其所选择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就民族梦想的征程才会饱满多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助力民族发展、成就民族梦想的价值。(三)中华传统文化对全球治理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我国,但其适用范围及所展现的价值绝不限于我国。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让人类认识到彼此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资本的扩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没有任何阻碍的。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等让人类看到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③资本的扩张与技术的滥用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威胁,让人类认识到了加强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推己及人、讲求礼乐之道、向往协和万邦、推崇天人合一。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用爱自己的心彼此相爱、在交往中能够“讲信修睦”,就会减少不必要的国际纠纷与矛盾。孔子在《曲礼》中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推动全球治理同样不能忽视“礼”的重②王志民、马啸:《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2-124页。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③王晶:《人类命运治理简史:从国家的诞生到全球治理时代的来临》,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