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美国以制度建立者的身份控制了世界,为其盟友提供了安全保障、贸易自由化和货币稳定等形式的公共物品。由于冷战爆发的原因是权力分配的两极化,以及两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因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大多是重叠的。当矛盾出现时———例如,是支持一个反共产主义但却令人厌恶的政权,还是反过来宣扬人权和民主———现实主义者倡导的强权政治通常会战胜美国的理想。①关键在于,一旦冷战爆发,美国就没有了过去那些关于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论:与苏联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因此周边国家就不再被视为无关紧要的。②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无论是受到自由主义霸权的大战略还是受到全球力量分配的驱使,美国的深度参与都会变得理所当然。换句话说,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社会目的往往是互补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仍然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它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以自由主义霸权为幌子,推行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无人可以挑战的大国,美国正在努力改造世界上的大片土地,来使其符合自己对国际秩序的想象。美国不仅将自己视为民主、人权和正义的化身,而且还在积极地推销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做法标志着冷战实用主义的终结,以及十字军风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复兴。③
美国从维持现状向修正主义国家的转变,可以很容易地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沃尔兹和吉尔平的变量加以解释。从沃尔兹的视角来看,单极体系的结构性诱因———不受约束的权力———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力量,这促使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修正主义的大政策。尽管它本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种收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并且这种战略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这就是沃尔弗斯的“赛马场”比喻的逻辑。在这个比喻中,个体是无法看清楚赛马的,因为比个体更早到达赛马场的人群将会迅速填补他们面前出现的空位———这说明了强制性行为不是来自于外部威胁,而是来自于一种能够令人获益的无法抗拒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