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汉秋,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会长。70岁退休后,重返学术界,至今仍笔耕不辍。退休十年出版专书八部,计百余万字;主编论著三部;发表文章四五十篇;现仍承担着国家级课题。 青年人的精神走向很能反映时代的文化状况。在世界文学名著中,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青年形象,有一类叫“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者”。如,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作为外省青年,本有淳朴的道德观念,来到巴黎逐步蜕变,是历经了著名的“人生三课”——经过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浊流文化熏染,他为追逐名声和金钱而堕落成不择手段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在拉斯蒂涅形象出现前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就出现了“被引诱者”“从善良走向堕落”的青年形象——《儒林外史》的匡超人。 匡迥,字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乡下的贫寒农村青年,“上过几年学”,是小知识分子,跟商人到省城杭州谋出路求发展,结果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又无盘费回家,靠测字算命骗钱度日。在此艰难时刻,马二先生主动向他伸出援手,资助盘程,赠予棉衣、鞋子,连回乡后做小生意的本钱都倾情相送。匡超人感激涕零,“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匡超人“为人乖巧”,自小就“乖觉”,易受习染,可塑性极强。年纪轻轻就历经六门“社会大学”课程的习学: 乡土人伦—科举做官—名士招牌—商品赢利—黑道伎俩—官场厚黑, 场场名师指引,场场好学速成,场场成绩优异,步步超越升级,终成“当代英雄”——“从善良走向堕落者”。 ·匡超人的“孝养”“孝敬”· 匡超人的起点是乡土人伦文化。在马二的帮助下他得以回乡,“大柳庄孝子事亲”,他的孺慕之诚出于至性,淳朴可爱: 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 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 于此黄小田评点曰:“此处一‘娘’字,……一‘爹’字,出于赤诚,(反观后来)愈令人惜之恨之。”小说就围绕自然人性的“孺慕之诚”——孝,展开他在乡土人伦文化里的表现。 传统美德孝,起码之点是“孝养”,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者尽孝的起码责任,应当尽力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父母长亲生老病死时都要悉心照护。在这方面匡超人做得很到位,他勤勤恳恳经营起赡养父母的小营生,养猪卖肉,磨豆卖豆腐,从早到晚不辞辛劳。服侍父亲(匡太公)出恭(大便)一段尤其难能可贵: 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匡超人)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匡超人)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传统孝道不仅要“孝养”,而且要“孝敬”,不仅要尽量供给父母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要努力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衣食无忧后,精神安抚越来越更加需要,因为有代沟,故也更加难能可贵。古人就说孝道难在“色养”———对父母经常的和颜悦色。脸色是内心感情的外在表露,真心爱父母、时时心存感恩,孝敬之色才能成为常态。 匡超人能够做到孝敬父母,凡有好吃的都先要盛一碗送予父母先吃。“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父亲要折腾到四更鼓,他就陪到四更鼓才睡。陪护久病在床的父亲,不仅为父亲调理身体,而且努力“娱亲”,为父亲调节心情: 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 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 在这方面,他哥匡大是个衬托:匡大为弟接风买了一只小鸡子兄弟消受,嘱弟不要告诉老爹。他不肯,把鸡先盛一碗给父母,剩下的才轮到兄弟俩。本村失火,烧到他家,兄弟俩的表现大异: 他哥睡的梦梦铳铳,扒了起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他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 他哥睡的梦梦铳铳,扒了起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叮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他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 他的“敦伦”孝道相当感人,对哥和嫂也恪守悌道。在伦理氛围浓厚的乡村传统社会里,他是孝悌后生,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赢得好官赏识,成为后来膺荐的资本。如果能在虞博士倡导的仁义礼乐环境里成长,他会成为正人君子。可惜不是。 ·超人一步步变成“非人”· 匡超人初遇的导师是八股时文选家马二先生。当时的科举制度既是选拔文士的举业制度又是逐级而升的教育制度。考试规定用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文,当时可就称文章。马二就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评批,成为“选本”发行,成为广大考生的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从而成为考生的“辅导读本”。操弄这种“选政”的称为“选家”。 马二先生操持这种选政多年,是有点名气的八股时文选家。这位名师古道热肠,他看到匡超人“乖觉”而且有礼,流落杭州,因无钱回家奉养年迈双亲而伤心落泪;况且衣食无着之际还手持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在念。马二心生怜恤,就把他带回寓所,百般关爱。马先生着意要给这个可教的后生指点一条出路。于是循循善诱,循其孝心,把孝养引导到显亲扬名的大孝上,他说: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 “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在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 匡超人捧着马先生的举业读本回乡苦读。一个贫寒的乡村青年,想通过读书上进,改变命运“出头”,从理论上说这是无可非议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也有过众多成功的先例,是应当受鼓励的。当地知县李本瑛得悉他勤勉夜读,就着实奖掖他。 但马二的举业诱导有个致命的毛病:读书做官论。 他用宋真宗的“劝学”诗来诱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地位,势利心膨胀,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 有鉴于此,匡超人的父亲,以老农夫的见识,临终郑重叮嘱儿子: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这一条是父亲叮嘱的路,另一条是马二指引的路,这两条是截然不同的路,他何去何从?匡超人也不是一下子就选定的,像他父亲所预言,他是经历了“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而—步步蜕变的。 如果把匡超人的沉沦都归因于马二的举业诱导,那既不符合现实生活也不符合作品实际。他回乡后还是遵马老师之教把逐功名与行大孝相统一,而且如前所述,“孝养”“孝敬”(包括“色养”)种种孝行都优秀。 他第二次来到文化名城杭州,遇到第二类导师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热心带挈他进入“杭城名坛”见习,经过“旗亭论辩”——进士、名士孰优辩,他“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并不像马二说的,“除了这事(指刻苦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原来还有通过写诗而得的“异路功名”。凭着乖巧他学得很顺手,虽然原来没写过诗,拿本《诗法入门》看了看,写出来的也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展开他脚下的牟取功名富贵之路也不是难于上青天。 花花世界令他大开眼界,牟取功名富贵之心更加跃跃欲试,他饥不择食,不加选择,只要有利可图他就干。 当时的杭州已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沉浸在“流行文化”浊流中,他受到的功利诱惑太多了,渐渐开始失去方向,失去定力,道德防线最先失守。他谋生于书坊,为市场提供举业文化商品,除了举业本身无价值外,这原不一定会使人变坏,马二的品德就不亏,但他却不像马二那样笃诚,他学会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快让他迷失方向,书坊为他铺设了一条牟取钱财之路,加上斗方名士教他的“异路功名”,他也可以巴望功名富贵了。 他的第三任导师是在布政司衙门当衙吏的潘三。《儒林外史》写人,大多都不是说坏就一坏到底。潘三固是黑恶势力,但对匡超人这个进城青年却是慷慨提挈。在他看来,匡超人相与的那些斗方名士只是“呆瘟”,他教唆这个知识青年要干就要干“有想头的事”。从此匡超人的功利心恶性膨胀,迅速失调失范失控,继道德防线失守之后,法律底线也失守了。比如,充当潘三的帮凶,作奸犯科,一应作案来者不拒……潘三分给他钱,帮他典房、帮他娶抚院衙门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不久生女,有妻有女有房,当稳城里人。而按黄小田的评点,昔日的孝悌人这时已异化堕落成“非人”。施展“非人”之心术,“自丧其天良”,“巧取人间之富厚”(卧闲草堂评)。吊诡的是,正是他“丧其天良”之时,他被“题了优行,贡入太学”! 按当时的体制,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秀才具备成绩好或资历深等条件,可以通过推荐以“出贡”的方式进入国子监,并能够获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这样的士人称为“贡生”,根据出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好多种,匡超人的“题了优行”是指优贡,标准是“品学兼优”,这名额极少,省级的学政三年任期已满才能经考选,一省推选几个人。 匡超人的堕落与“优行”竟是同时到来,这无异于说明当时的考选制度乃至社会体制黑白不分。他顺着这个攫取功名富贵的浊流凫泳(不是像王冕那样抗逆浊流),滔滔的浊流把他推涌成“当代英雄”。 ·败德必失人· 匡超人迅速飙升,混到京城,进入官场,来到一个更高的名利场。 他嫌岳父的身份太低,于是谎称并未娶妻。李给谏派管家探询,拟招他为外甥女婿,他乍听“吓了一跳……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但凭着他的乖巧他悟到,要钻入官场必须投权门做靠山,这送上门的机会哪能放过?他立即“又一转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其实,从最早流行于匡超人家乡温州一带的戏文《赵贞女》《蔡伯喈琵琶记》起,在民间戏文和说唱里蔡伯喈就是“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或遭“雷轰”,原是挨千古骂名的。匡超人明知自己也“弃亲背妇”必遭唾骂,居然横下一条心,颠倒黑白强辩之为“佳话”,这是昧着良心找歪理给自己开脱!于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停妻再娶,当上给事中的甥女婿。他在京城这边“珠围翠绕,燕尔新婚”,得意忘形;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正如老岳母血泪控诉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人异化成“非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既丧尽天良,自然也就厚颜无耻,言谈举止令人发笑。匡超人一反农村青年原本淳良的天性,仅为炫耀一下自己,就不惜在众人面前叛卖恩师马二先生。马二曾指点他“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现在他反讥马二老师“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真该请教匡先生,不知何时外国也行八股举业了?——他唾沫四溅、得意忘形地吹嘘:中原五省读书人家家都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又有牛布衣当场揭破:“先儒”用指已死之人,你是活人何得称先儒神位!他还死撑面子耍赖狡辩:“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不和他辩”者,不是辩不过他,而是辩也无益,他已不是无知而是无耻!凡人该有羞耻之心,一旦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良知泯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耻无赖,适足表现了“非人”的丑陋。 真该相信“知子莫若父”,匡超人老父亲的担忧一一成了现实。经过浊流文化的阵阵冲刷,农村青年所秉承的传统美德的底色,已被冲洗殆尽,“德行”“孝悌”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势利见识”,这种诱惑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机制体制布下的天罗地网!作者精心设计让匡超人历经种种浊流文化的熏染,让人看看会染出什么结果,并且以匡太公的临终遗言点明立意。 古人谓“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桓宽《盐铁论·孝养》)我们是从低讲到高,次序与桓宽相反,前面已讲了匡超人在乡时的孝养(“养体”)孝敬(“养色”),现在看“养志”如何?养志也可叫孝志,指努力实现父母的善良合理的志向、愿望。匡父的愿望已如前引的临终遗言所述,匡超人都反其道而行之,而父亲所谆谆告诫的,匡超人反都一一实践了。此时的匡超人不仅不会再回乡为上人养体、养色,而且与养志正相反,老父亲要他做好人之“志”,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从传统孝道角度来说,他也已是彻头彻尾的不孝! 王冕的母亲也有临终遗言,与匡父的异曲同工:“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做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是好的。作者写的是一个农村老妇人朴素的直觉,她是针对当时所见而言;而且,她是简单地把“做官”和“做好人”分列在对立的两极,一旦中了“读书做官论”的毒,一心追逐功名富贵,就会如匡父所说,“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人品蜕变了。 王冕遵母嘱,葆住高洁的品性,成就嵚崎磊落之人,与匡超人相对照,贤愚悬隔不啻天壤 。 匡超人的母亲初见儿子回家时絮絮叨叨地诉说:“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那有官做?’傍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 选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