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郑家屯事件本身是由于日本大隈内阁的政策失败与强硬手段而发生、 扩大化了,但在其外交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大隈下台、寺内继任以后,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转变,即从大隈内阁的“以武力为靠山,用强硬外交手段来攫取在华权益”到寺内内阁的“运用巨大资本来扩充在华经济利益”之转变,为了建立两国政府之间的“亲善”关系,日本寺内内阁的态度逐渐变化,表示了一些让步。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财政上的考虑,刚掌握中央大权的段祺瑞分析当时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决定了以日本为外援,诛锄异己,以建立与巩固其专制统治。因此,在事件交涉中,段政府也为接近日本而进行妥协让步。互相让步的结果集中表现在1917年1月22日的结案照会中。这样,通过郑家屯事件及长达半年之久的外交交涉,对日本寺内内阁来说,为实现“中日亲善”,实行自己“大陆政策”,而对中国段政府来说,为一举解决财政问题,取得强大靠山来实行专制统治,分别提供了前提条件。事实证明,在此前后,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寺内内阁与段政府的“特殊”关系才建立起来。著名的“西原借款”自事件解决的两天前,即1917年1月20日开始,是决非偶然的。对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一系列变迁过渡,郑家屯事件及其外交谈判具有极为重要而象征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