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初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根据边塞诗选材的角度和表达的情感内容上的不同,边塞诗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从戍边战士的角度,或写战争的惨烈,或写报国的豪情。以王昌龄的《从军行》为例: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首诗以戍边战士的视角,既让我们想见战争的残酷激烈、战事的频繁不断,又让我们看到了战士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以及最后必胜的坚定信念。二、从闺中主妇的角度,批判战争破坏了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从思妇的角度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成独特的边塞闺怨诗。以金昌绪的《春怨》为例: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长年戍边的亲人还健康地活着吗?每天吃得饱吗?身上的棉衣能否御寒?这一切,都让思妇担心、牵挂,而这些担心、牵挂无法得到排解,思念之极就不自觉地出现在白日梦中了。在梦中与思念的人儿相会,也是一种苦涩的幸福啊,难怪女主人要赶走可爱的黄莺鸟。这种无理而有情的动作正揭示了战争破坏了人民安宁的生活,看起来它是一首抒写儿女之情的小诗,实则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反映了当时兵役制下广大人民所承受的痛苦。三、从旁观者的角度,控诉战争的罪恶。杜甫在《兵车行》中沉痛地写到:“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战争使得无数的家庭背井离乡、使得无数的战士变成累累白骨!高适在《燕歌行》里用对比的手法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一方面是前线的战士浴血奋战,随时都有战死的可能;一方面却是将领们纵情声色、歌舞升平。四、从将士的角度,写因长期戍边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痛苦。王昌龄的《从军行》较为典型: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解析:这里的“边愁”有对于现实的忧愁、建功立业的渴盼,更有离乡背井抛妇别雏的痛楚、无限的乡愁。宋人范仲淹的《渔家傲》和《苏幕遮》也表达了因长期戍边又毫无结果而产生的思乡之情。“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都是表达思乡之情的典型诗句。如果要描述边塞诗的发展史,先秦时代所产生的现存于《诗经》中的边塞诗处于初期是毫无疑问的。初期的边塞诗尽管发育还不够完善,但已表现出它固有的特色,并对后代边塞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边塞诗,反映了一代边塞战争生活的真实面貌。《小雅·出车》被认为是描写周宣王派仲领兵出大将南征猃狁的的作品。前两章先写周王下诏北伐,军队出发时的急促与盛况。“我出我车,于彼牧矣”、“我出我车,于彼郊矣”,在相互映照中写出了出征军队数量之多。“郊在牧内,盖前军已到牧,而后军犹在郊也”(《诗集传》)。又以出、谓、来、召、载等系列动作写出战争威胁的促迫以及调遣与部署军队之神速。还重点描写各色旗帜的设置情况,“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诗经原始》)。第三章的“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皆承首章的“自天子所,谓我来矣”,点明行军的去向及讨伐的对象。第四章既点明时间,又描写了将士“岂不怀归”与“王事多艰”相协调的心理。第五章表现家中妻子对征夫的思念之情以及丈夫归来时的喜悦。这首诗主要写南仲率军北征,但也充分地展示了这场战争在各层人们心目中的反响,这就丰富了诗的内容并使主题得到深化。又如《小雅·采薇》描述戍边作战的苦况与思乡之情,表现得较具体,特别是四、五两章描写从军作战的紧张生活。“戎车既驾”意味着即将开始的短兵交接。“四牡业业”,以驾车马的高大烘托从军士卒的气昂昂的饱满精神。“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写战事频繁。真正战斗场面虽着墨不多,但主帅的指挥、士兵出击的准备、军容之盛、军情之急、敌军之狂,都有简净扼要的描写。《诗经》中的边塞诗,向我们展示了特定时代征夫复杂的情感世界。戍边士卒是边塞战争的见证人,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也就是对整个边塞战争最为真实的反映。特别是征夫以他们丰富的感情对边塞战争作出了确切的评判,这种感情是时代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表现之一就是在边塞中抒发战士踊跃从军的那种慷慨的精神和豪迈的气概。如《秦风·无衣》。然而,《诗经》中的边塞诗更多地表现的是戍边士卒情感的另一面,即由边塞战争结果所导致的反战呼声。《唐风·鸨羽》就透彻地表达了征夫内心的这种痛苦之情。戍边士卒由自己“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不能艺稻梁”的处境,联想到田园荒芜及父母不能事养的悲惨现实,心里悲痛欲绝。导致自己有家难归的原因不得不归咎于“王事靡盬”,即那无休止的战争。战争恐一时难以消止,“曷其有所”,“曷其有极”,“曷其有常”,反映他们要求过上正常安定生活的心里愿望以及对戍边战争的厌恶与否定。这种情感,还通过思妇的心理表现出来,这也是时代群体意识的组成部分。如《卫风·伯兮》,首章赞美自己的丈夫为“邦之杰”,又想象“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的英姿;后三章具体抒发妻子对远征丈夫的刻骨相思。《王风·君子于役》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如果说上面这两首诗所表现的思念之情仍然是低沉的、含蓄的,那么《召南·殷其雷》则完全换上了另一种基调,情感表现得热切而直露。“何斯违斯,莫敢或遑?”“何斯违斯,莫敢遑息?” “何斯违斯,莫敢遑处?”想象丈夫在边地的辛劳与勤苦。最后两句,“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把心中的渴望脱口高呼而出,思潮起伏、感情激烈由中可见。边塞战争又常常不自觉地激发劳动妇女对现实进行思考,因此在抒发对丈夫思念之情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战争的怨刺。如《邶风·雄雉》。先秦时代,战争一直被当作国家大事来看待,《诗经》中涉及战争时常提“王事靡盬”就是明证,故战争总是由上层统治者筹划即“肉食者谋之”(《左传·庄公十年》)。下层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对边塞战争的意识,而对戍边丈夫的思念与关心以及流露出对战争的怨恨就是这种意识的主要表现。这也是边塞战争社会效应的一个方面,因此它成为历代边塞诗相承的一大主题。《诗经》中的边塞诗,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罪恶。《诗经》所反映的边塞战争,有防御性的也有侵略性的,抵抗外族侵略的战争具有正义感,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奢望而出兵侵略外族的战争则为人民所不容。《齐风·甫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农家孩子“婉兮娈兮,总角卯兮”,即还未成年,就“突而弁兮”,被抓去服兵役,派往边地戍守。统治阶级为达到发动战争的目的,就连未成年的男丁都有不放过,结果“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导致大片农田荒芜。这种突出战争的结果来达到对战争的谴责与否定在诗史上形成了传统。《王风·扬之水》则通过戍边士卒的直接控诉来揭露统治者发动战争的罪恶。“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自己在边疆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而统治阶级坐享其成、怡然安乐。鲜明的对比促使戍边士卒觉醒,诗的最后两句,“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表现了那种欲脱离战争的强烈意识。《诗经》中的边塞诗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对当代社会作了广泛的透视。既有从军出塞、保国戍边、塞上风情的描写,也有报国壮志、反战呼声的抒发。既描写了重大的边塞战争,也表现了夫妻别后相思之苦,母子分别之悲。总之,与边塞生活密切相关的。《诗经》中的边塞诗都涉及到了,这样丰富的题材在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历代边塞诗所继承。《诗经》中绝大多数诗篇都存在着主题的复杂性这一特点,因而引起历代研究者争讼不已,其中边塞的主题同样如此。对于同一首诗,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它归入不同的类别,如《小雅·六月》,叙写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北伐猃狁的事迹。看内容它是战争诗,看民族关系却又是一首边塞诗。同一首边塞诗,其主题也不是单一的,如《唐风·鸨羽》,抒发戍边士卒有家难归、父母无人赡养的同时自然地流露出对边塞战争的厌倦以及对统治者的怨恨。《诗经》中的边塞诗,既有热情的歌唱,又有愤怒的呼声,既有对边塞战争的赞美,也有对这种战争的反抗。这便是其主题复杂性在总体上的表现。如果对《诗经》中的边塞诗作总体的观照与考察,则不难发现它所表现的情感在总体上是矛盾的。它既表现了保土卫边、共同对敌的高昂的斗争壮志,如《秦风·无衣》等,也有反战呼声的抒发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如《小雅·渐渐之石》等。情感的矛盾特征决定于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从性质上看,边塞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即使是同一场战争,也有利与弊之多少的问题;哪怕是正义的战争,它也有消极的一面。盛唐边塞诗也表现出相同的矛盾情感,今人对盛唐边塞诗评价问题所进行的论争,便直接反映了《诗经》中的边塞诗之深远影响。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胡雁、鹰、夕阳、大漠、长河、长城、边城、胡天等一是浓郁的汉代情结。唐代边塞诗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班超、马援等,以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二是鲜明的边地风貌。自然景观多是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地理区域多是塞外、雁门、漠北、玉关、黄河,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戍卒、将帅、胡人,用典多是投笔、长城(南朝宋的大臣檀道济)、楼兰,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