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正是从为全体人群谋幸福的信念出发,才促使向警予特别关注女性压迫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向警予谋求全体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贯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就谈到了“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从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对劳动妇女运动的特别关注不仅源于她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