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又名国老,有中药“四大天王”之一的称号。该药可和中缓急、润肺、解毒、调和诸药。炙用:治脾胃虚弱、少食、腹痛便溏、劳倦发热、肺痿咳嗽、心悸、惊痫。生用:治咽喉肿痛、消化性溃疡、痈疽疮疡、解毒及食物中毒。但其临床方药配伍和药量的变化大有精妙之义。
甘草古今运用差异大
《中国药典》载甘草用量在1.5~9克左右。《中药大辞典》载“内服,煎汤1~3钱,或入丸、散。外用研末掺或煎水洗。”
而在《伤寒论》113方中,配伍甘草的有70方,居诸药之首。药量为4两(笔者认为伤寒方中的1两相当于现在的14克,4两即56克)占5方,3两(42克)占9方,2两(28克)占45方,6铢至一两十八铢(4~22克)占11方。可见《伤寒论》甘草的配伍量分为三个等级量:大剂量42~56克,常用量22~42克,调和量4~22克。
此外,《伤寒论》以甘草命名的方剂占5方:甘草泻心汤(甘草四两炙、56克),炙甘草汤(甘草四两炙、56克),甘草干姜汤(甘草二两炙、28克),甘草附子汤(二两炙、28克),甘草汤(甘草二两、28克)。
其代表方炙甘草汤用了炙甘草56克,且方后言以清酒7升,水7升,共煮取3升,温服1升,日3服,这是1日1剂的剂量。如此大剂量重用甘草,煎药、服药的方法,均值得研究和重视。
古今甘草用药量差别之大,足以说明《伤寒论》方药配伍的特点是:独特、奇重、随症施药施量、重病重药。而药与量正是临床关键之关键,是医者求效之中心。
笔者又查阅了多种中医药学术杂志,用甘草大都囿于3~10克,22~42克少见,42~56克罕见。《本经》列为上品、《别录》列为无毒药的甘草为何反而用量很小很轻?这说明今人临床用药时,常把甘草作为调和药运用,却大大忽略了甘草作为治疗药或主药(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放弃重用甘草有历史原因
由此,笔者开始思考造成汉时方药剂量减少的历史原因。公元1107年陈师文校正《和剂局方》,改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多以温补香燥,小药量为方;当时医事制度,严考试,起度量,重规矩,称权衡,分六科。方书用药,多从方圆立案,考取合格始准报官挂牌行医,既行之后,又每月严课,或有荒谬,小则撤牌读书,大则令其改业,在如此背景之下,宋时之医为生计或名誉,当然方药从小从轻,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此风既行,一刮千年,不知束缚了多少医道之人的手足和思维,时至今日,甘草也由“天王”贬为调和诸药而已,难以登堂入室。
炙甘草可温补后天之气
从甘草的性味主治辨析:《本经》有:“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肿、解毒。”《日华子本草》有:“安魂定魄、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惊悸、烦闷、通九窍、利百脉、壮筋骨、解冷热。”甘草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功效,在于它禀坤土之气最厚,蜜炙更可温中以补后天之气。经方所用甘草几乎都是炙甘草,可见仲景用炙甘草之意重在坤土之运,建中气以厚德载物,故而有胃气者生,无胃气则死,救胃气,保肾气,乃仲景《伤寒论》之圣旨。
笔者认同某些医家的观点,认为甘草生用乃半阴半阳,甘草炙用就是纯阳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