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	后代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
陈独秀 -	右倾机会主义
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套资料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经读到公开出版的这套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振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认识。
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