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55年4月,毛泽东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子恢就此问题进行商谈。邓子恢坚持意见,毛泽东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随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26] 。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1961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子恢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泽东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3]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此外,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处逆境而不消沉,处困境而思奋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3]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因病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27] 人物轶事 最重闽西情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为毛泽东炖汤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