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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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7000字,大约需要20分钟。
我对于语言还是多少有一些洁癖的,有些表达虽然大家也都在用,但的确仔细琢磨一下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旅游”这个词。所谓的“旅”,无非是在外办事,完成任务。而“游”呢,则是游山玩水之意。所以,“旅游”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也大约是“如完成任务一般的游山玩水”罢了,听上去并不是出去玩的最好状态。
不要滥用“封建”这个词
如果说,我对“旅游”这个词的反感,更多地是来自感性的元素,那么我对滥用“封建”这个词,就不只是从感性上反对,而更多地带有一些理智上的恶感。
在我看来,不管一个人多么声称自己爱好历史,或者写的历史的东西多么洋洋洒洒,只要此人说出“封建迷信”,或者“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这样的文字,那么这人的历史常识大约是不及格的。
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
一则,什么是封建?二则,如果中国在过去不算封建,那算是什么?最后,“封建”这个词的滥用会带来什么?
这都是需要好好讲清楚的话题。当然啦,几千字的文章,能讲的也实在有限,如果有说不明白的东西,老规矩,咱们评论区见吧。

一、关于“封建”的争议

中文里关于“封建”这个概念最早的词源来自《左传》,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把亲信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用来屏障周王室。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东周列国志了。
在这样的封建体系中,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诸侯国都可以有世袭的爵位,注意,这样的地位不是中央政府可以轻易剥夺的,而且,分封出去的土地和爵位,周王室也不能怎么样。
春秋后期的诸侯国
春秋初期,大诸侯国郑国和周王室一度关系险恶,搞得双方还要交换人质。这件事情被很多人简单解读为“周王室没权威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周王室拿这些大诸侯国也是没辙的。
一言以蔽之,王室和贵族之间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而这样的社会状态,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接近“封建”本质的社会了。
中文里的这个“封建”,在英文中往往被翻译成Feudal System。
西欧的封建制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形式,但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国王给贵族和教会土地,以此来换取自己的统治权。后来,贵族和教会从国王这里获取土地成为了世袭的制度,这让受封的领主有了对土地的政治控管权力。
注意这个“控管权力”,不只是可以享有土地上的赋税和物产(比如葡萄酒的售卖),也意味着可以组建军队保护自己的领地。
所以,在中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国王和贵族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国王如果要出去打仗,自己的钱和兵肯定不够,需要贵族鼎力支持。
欧洲采邑分封制度
在很多人看来,西欧的国王很没气魄,干啥事儿都得跟贵族低声下气的谈判,这是因为,贵族有兵有地,国王指挥不动他们。
欧洲的封建制下,贵族和君主都必须时刻“武德充沛”,这是伦敦塔里复原的中世纪英格兰骑士形象
但与此同时,倘若没有王室血统,贵族们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想去干掉国王,这算是大逆不道,为当时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不容。于是,国王和贵族之间这种脆弱的平衡就这么在打打杀杀中维持着。
这种状态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样子。通俗点说,如严嵩,和珅这样的大权臣,富可敌国,权倾朝野,但是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封地,更不可能有什么可以传给子孙的爵位。
到他们倒台的时候,皇帝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暗示,所谓“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绝对的皇权碾压过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跟捏死一只蚂蚁其实没啥两样。
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有些人说“17世纪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是凭什么说的。在我看来,说那会儿的中国“封建”,就跟说“穆里尼奥是传控足球宗师”一样的感觉,甚至更荒谬一些,大概类似于“梅西三分线外一记跳投”吧。
当然说到这里,有人就会说,你这不对。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封建的范围可大可小,大的封建,只要是存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剥削都算。
我是觉得吧,虽然学者们的很多意见需要尊重,但具体到这件事上,我们讨论的“封建”是一个政治话题,而不是一个经济话题。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某些国家还有那么多房奴呢,总不能说这些国家都是在实行封建制吧。
事实上,可能后来人也发现,“封建”这个概念被学者们和野心家们搞得越来越乱,所以有人呼吁,干脆把这个词废掉算了,或者,就算使用,也得在严格的限定下用才对。
一言以蔽之,如果追根溯源,按照封建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无论是最早的中文意思还是feudal system的英文意思,没有分封给贵族的土地,没有贵族的独立阶层,那就不能叫封建了。

二、封建在古代中国的逐渐退场

中国先秦的那种状态,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状态,但这已经是有据可查的国史中,最接近“封建”原始本质的东西了。
春秋那会儿,那些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虽然征伐不断,但诸侯国起码是有土地,也有军队。对上而言,这些诸侯国都尊崇周天子;对下而言,诸侯国自己的土地也有好多被封给了卿大夫。名义上,自周天子往下,的确是金字塔式的分封等级制。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和宗法制
到了后来,这样的分封就出事了。
春秋后期,鲁国的三桓开始架空国君,晋国的六卿彼此攻伐,齐国的田氏也大有取代姜氏国君的趋势。那个时候,一些如孔子之类的思想家殚精竭虑,希望改变这些“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虚无。
曾侯乙的编钟,战国时代一个小诸侯的生活在这个墓葬文物中得以窥见,摄于湖北省博物院。
而随着三家分晋,中国的历史从春秋走向了战国。
在这个比春秋更甚的乱世当中,大的诸侯国国君希望用一切的手段汲取民间和贵族们的资源,各国也就纷纷变法,这些变法的核心在于一条,那就是削弱贵族,强化君权。这当中,可能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大约就是商鞅变法了。
20世纪的考古发现让今人得以窥见秦法的真相,虽然有些人试图为秦法翻案,但实事求是地讲,说秦法严苛,并不为过。严苛的秦法,也引起了山东六国极大的反感。这是睡虎地云梦湖北省博物馆文物。
关于商鞅变法,赞誉和诋毁,以及各种形容都很多了,这里不谈它。很多人会以为,商鞅变法产生了所谓的秦制,而中国后来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争议很大的道路,乃是因为秦后来统一天下的缘故。
倘若后来统一天下的不是秦,而是别的诸侯国,抑或是天下终究不统一的话,事情可能会很不同。这样的看法略显偏颇了。事实上,当时除了秦国,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公卿大夫的封地军队其实都在显著减少。
举个例子吧,咱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行政单位“县”,这个概念最早是楚国的发明。
这个“县”最早是“悬”的通假字,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座县的土地,是楚王“悬在外面的土地”,这块“悬着的土地上”,的确有自己的行政长官县令,但是这个县令不是世袭的,也没有办法截留地方的赋税,至于养私兵啥的,更是想都别想。
秦朝的中央集权制从理论上确保了“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种声音”,摄于北京国家博物馆。
这种情况下,国君通过把县令的任免权牢牢抓在手里,确保了这块“悬在外面的土地”归属中央,而不是成为潜在的割据势力。
在当时,楚国算是南蛮,他们的这个行政改革在中原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不过随着战国时期总体战愈发激烈,这样的“郡县制”已经成了很多国家不可避免的宿命。
秦琅琊刻石,在秦始皇看来,自己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要永垂不朽。
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郡县制一度在全国强制推行。短命的秦国完蛋之后,新兴的汉王朝一度在局部恢复了诸侯分封的制度。
我们现在看汉朝的地图,很多郡县之间还有这个国那个国,这算是封建和郡县并行的一段时期。不过,封建这种制度,归根到底是会限制君主的权力,雄才大略的国君对此是很不喜欢。
在七国之乱后,汉武帝刘彻从硬件和软件上去打击贵族和地方豪强。
西汉时期的势力范围
硬件上,刘彻通过不动声色地推恩令削藩,汉朝的诸侯国造反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不少。软件上,董仲舒阉割和改头换面了的儒学成了官方的指导思想,无条件的忠君成了衡量德行的重要标准。
再加上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通过连年战争耗尽了民间和贵族的资材,到了西汉后期,封建制度大体上是要完蛋了的。
不过,到了王莽之时,天下大乱,随后,南阳人刘秀靠着当地一些世家大族的帮助建立了东汉。
自此,名门望族的势力开始膨胀,这也形成了实际上皇权和民众之间的中间层。到了东汉后期,这些大家族也都有自己的庄园和私兵,也有邬堡。
东汉时期的陶楼,带有典型的军事城堡守备性质,摄于河南省博物院。
这样的案例在三国故事里不胜枚举。小一点的,比如被曹操杀掉的吕伯奢,家里有庄园,童仆等人。大一点的,比如董卓,他曾经试图在长安附近弄个郿坞,万一不能争天下,还可以退居其中(当然后来没弄成这是后话了)。至于江东的孙吴政权,则是很大程度上靠几个大家族的私兵去打仗的。
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上面刻画了有城堡的宅院,这种建筑是东汉文物的典型特征。
所以,东汉的很多文物非常有特点。一些东汉的墓葬里出土的画像砖和墓壁画上,都画着庄园宴乐的场景。而有着城堡形制的陶楼,则是很多东汉时代墓里典型的随葬品。
这些文物算是那个时候东汉地方被贵族豪强割据的一种“封建制”的写照。这样的“封建”比起先秦,少了很多名头,从实质上和先秦的那种诸侯割据差距并不很大。所以,汉末之后的三国,被吕思勉先生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封建时代”。
不过,倘若说三国是中国“最后的封建时代”,也不确切。随后的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世家望族的势力在中国是非常强盛的。即使贵为帝王,倘若和朝中的望族处不好关系,那么这样的朝代大约也难以持久。
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期的刘宋,都是打击望族而扶植寒族的政权,而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遭到了望族成员们的各种抵抗,最终这两个朝代也被大家族的代理人给颠覆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族的势力对皇权的制约力还在,封建的影子也就还在。
自唐到五代,节度使和军人的地位一度很接近封建领主,这是五代时期一个墓门上的军人形象,摄于北京国家博物馆。
大家族统治朝政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唐朝。在那会儿,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及太原王氏等所谓的“五姓七望”在长安和洛阳的宫廷里有很重的分量。
与此同时,边地的节度使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军权,安史之乱后,很多节度使的职位可以世袭。如此一来,中晚唐既有朝廷上对皇权的掣肘,也有边地事实上的地方割据(虽然二者是分裂的)。
这时候的唐朝,事实上的封建已经形成(虽然跟春秋那会儿很不一样),而面对这样的局面,文人柳宗元写了一篇《封建论》,在文章里,他表示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而郡县制才应该是大力提倡的。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
柳宗元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那意思是,按照封建的世袭,总会有傻儿子,到那会儿民众就将水深火热了。
但柳宗元没有看到,郡县制难道就不会在皇帝位置上弄个傻儿子么?而且唐朝安史之乱后还可以维持那么久的国祚,这跟各地节度使有高度自治权是非常有关系的。
但柳宗元并没有提到这些。他只是说“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那意思是唐朝在他活着的时候还在续命,大约都是因为郡县制的功劳。
事实上,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人们总是希望有个强有力的君主来主持局面,这算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之前中国春秋的尊王攘夷,后来日本昭和那会儿的尊皇讨奸就都类似这个),所谓圣人出黄河清嘛。
但拿这些情感当论证,这真的就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然,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后来也被一些人拿来利用,写出了“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样的诗句,成了赤裸裸地给暴秦招魂的证据。
当然,这些自然不在雄才大略的君王和满脑袋帝师思想的文人考量之内。
唐代大家族随着白马之乱被扔进了黄河里。五代十国之后,割据地方的节度使也被收编中央。宋朝皇帝名义上拥有了一切的地盘和资源。为了进一步地确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局面,宋朝的科举比之前更注重从平民当中取士。
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样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这样的科举本质上是通过无依无靠的寒门力量来冲击大家族,让大部分官吏都成为皇帝的鹰犬爪牙。
到了南宋,朱熹又把儒学作了进一步的扭曲,这个时候,作为封建产物的贵族,无论从硬件和软件上,都再无存在的可能。
明清的中央集权制下,封建再无生存的空间,北京故宫就是中央集权的现实写照。
明清之时,封建更是绝无可能。那时候的皇帝看来,臣下不算人,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人格。特别是到了清朝,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什么君臣关系了,基本就是主奴关系,哪里还有一点点封建的影子?
所以有的人说,17世纪是中国封建发展的高峰,说这话的人有一点好,那就是看到一点不合自己心意的话,怼的比谁都快,但是说出来的言辞呢,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
所以,封建在中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衰落。我们不能说汉唐没有封建,但这两个大一统王朝的主流就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至少从宋朝以后,中国就再也和封建无缘。
因故,有的历史学家会把秦朝之后的历代称为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秦汉是第一帝国,隋唐是第二帝国,宋元明清是第三帝国。三个帝国阶段,郡县制和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封建的色彩,则越来越淡。
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封建早就在中国退场,很多人以为的所谓“封建遗毒”,其实只不过是“专制遗毒”罢了。

三、封建概念的滥用会带来什么?

封建没了,皇帝大约就可以安心地做美梦了,“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但是,这样的大帝国屡次在对外的战争中被狠狠打脸。鸦片战争之后就不说了,明末崇祯那会儿,大明面对人数远远不如自己的满洲人,也一败再败,终究彻底完蛋。
中央集权制下,皇帝固然可以做到一言九鼎。但是,一旦皇帝除了三长两短,带给帝国的就只有灾难和毁灭了。明末崇祯皇帝上吊了,整个大明帝国立刻陷入瘫痪,后来的南明在满洲人面前也不堪一击。而那棵“老歪脖子树”也就成了专制帝王一种很可能的结局。
所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总结历史和现实,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国恒以弱灭,汉独以强亡。
在王夫之看来,一般朝代到了最后都虚弱不堪,而东汉末年,曹操还能平乌桓,打匈奴,对外族展现了极强的战斗力。王夫之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反常的现象,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在现在看来,至少有一点,东汉时期还是一个很接近封建的社会,而一般来讲,封建的风气下,社会武德充沛,民风彪悍,是一种必然。道理也很简单,封建制下,土地不全是皇帝的,自己的土地,自然就会非常上心去守卫。
东汉末年边地的公孙瓒要是不打乌桓,自己就没立锥之地了,他能不积极?而明清那会儿,反正赢了也未必封官晋爵,输了肯定要拿自己脑袋给皇帝背锅,这样子怎么指望将领和军队有好的战斗力呢?
击败倭寇的戚家军主力是敢为私产拼命的义乌农民和矿工
再往深处探究,封建制下,大家的选择会多一些,多少会给“平等沟通”创造一个客观的条件,于是封建制下的各个贵族,不管怎么样,都要学着把自己当人,也把对面当人,而不是把自己当主子,把别人当奴才。类似的论述已经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只有存在选择和平等交流的可能,才会有人性的抒发。
不止一位学人表示,先秦的中国人是“最不像中国人”的一群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封建制下,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豫让才可以说“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固国士报之。”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的先秦时代还有很多,两汉三国还有一些,到了明清,这样的事情就几乎没有了。
多说一句,日本的武士道本质上继承了这些精神,而武士道的很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但要求属下尽忠,还要求主君有最起码的合格表现。
日本二战后期战局不利,到后来战败,有不少日军将领殉死,这也是武士道对“据上位者”的要求,而武士道,则是正经的基于封建的伦理,这和南宋以来的宋明理学,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能够“脱亚入欧”,这跟日本过去的封建社会性质是分不开的。在封建社会里,总还有一批“人”存在着,而不像大清的专制极权社会里,能存活的就只是不敢负责,也不能负责的奴才了。
说完中日两国的“封建”,再谈谈欧洲国家。
英法两国的命运,也经常被人拿来做封建制和专制的比较。阿金库尔战役之后,法国的贵族损失惨重,法国国王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很多贵族的爵位和土地没收。由此,法国的君权大大强化了。
到了后来,法国国王的权势比起中国皇帝,虽然差得远,但是比起英国国王是强很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当然啦,在绝对的君权之下,会有很多反抗的影子在。
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
所以,最终法国大革命以一种非常决绝的方式,断送了君权制,当然也带走了许多无辜人们的性命。
这么看来,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封建算是一个不那么坏的制度了,至少比君主专制好很多,至于很多人颂扬的秦制,那真的是所有专制中最坏的那种,丝毫看不出它和封建有任何关联。
最近的热播剧《大秦赋》中的秦王政
不过,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封建被当时的很多欧洲学人所唾弃,不可避免地,相比于“自由,平等,博爱”,封建的等级制被大大地污名化了。
19世纪以来,欧洲的学者们很成功地将封建等同于落后和愚昧。这股思潮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五四那代知识分子那里,封建等于落后的思想也就被传播开来,直到今日。
到了后来,为了一些政治统治的目的,中国过去明明不是封建的历史,也就被强行说成了封建。所谓的“封建帝王”,“封建迷信”,这些词,大家都不陌生。
问题是,在欧洲人看来,落后的封建对应的是等级制,然而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还有“位高任重”,“权责对等”这些想法的痕迹。而在中国古代呢?所谓“落后的封建”,对应的其实是比封建还不堪的秦制,而在“百代皆行秦制度”的社会中只会留下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一定要踩着别人才能成功,诸如此类有毒的哲学。
所以,在我看来,“封建”这个概念的滥用其实很不好,它否定了人性中一些本可以被称颂的东西,比如责任,比如平等,比如尊重。
如果借着“反封建”的名义把这些都给否定掉,那是非常可惜和荒谬的事情。没有这些人性中的美好一面,再宏大的东西,要么是海市蜃楼,要么就是吃人的机器。
何况,在某些土地上,因为历史的缘故,封建的美德早已失传。
末了讲一个不算故事的故事吧——总有很多人在觉得宋朝伟大,了不起,甚至把宋朝吹成了“铁血强宋”的地步,说那会儿的开封和临安才是最好的居所,那会儿的欧洲都只不过是一群野蛮人,他们能有什么?
但是,在南宋时,英国的国王和贵族签了个《大宪章》,而这个国王和贵族在封建制下的平衡文件,是现在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石。
这大概就是封建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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