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国家,以受案范围来阻却受理某类案件的规范是难以发现的,也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这类 阻却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启动要件来承载,而且,后者由于并非是抽象地阻却一类案件的受 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受违宪质疑。 然而,若受案范围的设置不是出于抽象地排除某类案件,而是基于不同诉讼制度之间的分工 而在特定诉讼制度中规定受案范围,则并不侵犯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法》第13 条规定了宪法法院受理的是“基本法所规定的案件”,统称为“宪法争议案件”;相对应 地,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 款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有不属于宪法争议的公法 争议,如果联邦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由州法分配给其他的法院处理。” 通常认为,考虑受案范围的设置与否与范围大小,应综合权衡三个问题:公民宪法权利的救 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权力属性及相互之间的分工,受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制约的诉讼制度的承 载能力。 由此,随着社会发展而适时扩大受案范围,是较为妥贴的进路。这在宪法审查中同样适用,质言之,在现行实定法秩序中,启动要件与受案范围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功能划分而共存的: 受案范围与启动要件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上发挥不同的功能,前者考察审查机关是否有权受理一 类案件,后者审查受案范围之内的具体案件是否能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因此种双层设置而出 现属于审查机关权限内的案件却未受到实质性审查的情形是存在可能的。 这使得受案范围即使被取消,并不必然带来公民滥用诉权、妨碍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的困局,启动要件在很大程 度上能承担这方面的预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