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而人不敢借,何以车为?

中国人向来不大善于说“不”,尤其是面对亲朋好友,一旦说一次“不”,再亲密、再悠久的亲情和友谊都会有烟消云散的可能。可是有些事情又无法不说“不”,这个时候方式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比如借书给人,与人资源共享,然后交流心得体会,对读书人来说,堪称一大雅事。然而再慷慨的人,遇上几次借出之书宛如“黄鹤一去不复反”,或者浑身毛羽不整、惨不忍睹的情况之后,恐怕也会渐渐变得葛朗台起来。于是就有读书人在书房门上贴一纸条,曰:“老婆与书概不外借”,告诉意欲借书的人:我把书看得和老婆一般只供个人专用,你还好意思开口借吗?其作用就如小店里挂的“本店概不欠账,免开君口”之类,态度鲜明,防患于未然,有效地避免了双方可能的尴尬。正因为如此,这个纸条得到了读书人的普遍认同。

如今,有车一族也遇上了读书人的困境。能开口借车的都是关系比较铁的人。不借吧,抹不开面子;借吧,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小的刮蹭还好说,要是撞到了人那烦恼可就无穷无尽了!应对的一种方法就是弄个“老婆与车概不外借”贴上,预拒绝于对方开口之前。可这话怎么着感觉也不如“老婆与书概不外借”那么理直气壮。这可真是够头疼的。另外一种应对方法是晋人阮裕的作法: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世说新语·德行》)

阮裕,东晋人,光禄,指光禄大夫,官名。《晋书》本传说他“淹通有理识,累迁侍中。以疾筑室会稽剡山。征金紫光禄大夫,不就。”借车之事就发生在他因病退居于剡山之时。只要有人开口借车,就全都答应,车主都不觉得委屈,借车的人还有什么说的?皆大欢喜。不过,象这样的“好好先生”可不是容易做到的。在那个时代,车本身就是奢侈品,更何况“好车”?估计应该比现在的宝马更珍贵,更排场。阮裕病退前是做到“侍中”这样的朝廷高官的,所以才有条件拥有这样的超级奢侈品。对于越珍贵的东西,人们越倾向于单独占有。如果能拿出珍贵的东西与人共享,要么是钱财足够多,多到在普通人眼里珍贵的东西在他眼里也无足轻重;要么是思想境界足够高,高到真正能够视金钱如粪土、散资财以济苍生。无论如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可敬可赞的。

然而真是奇怪,这样的一辆好车,竟然被主人阮裕一把火给烧掉了。《世说新语·德行》曰:

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只要有人来借车,阮裕没有一个不借给的,好人的名声应该是广为流传的;为什么还有人不敢来借?想一想古代官员的豪宅大院的恢宏气势吧!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穷人大概远远一望就心慌气短、反观到自己的卑贱渺小,怎么还能有勇气说出借车的话来?阮裕虽是已退职的官僚,但既有“好车”,亦必有“好宅”,官与民、富与贫的鸿沟仍在,有人不敢来借车就可以理解了。阮裕因此而感慨:“我有了好车,别人却不敢来借,还要这车干什么?!”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这车的所有权属于自己,使用权就属于自己;这车是社会财富,应该供更多的人使用,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在自私自利的社会里,这样的思想是可贵的。它不如佛祖的大慈大悲、基督的宽恕博爱那么伟大崇高,却更靠近于凡人的生活,让人们知道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很容易做到仁爱,很容易帮助他人。

所以,毫无疑问,阮裕是个好人。或者说,他想做个好人。通常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要看他的行为,更要看他行为的动机。据说古代一位著名的文人曾经给一位老妇人写过一首贺寿的打油诗:“太老夫人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儿子个个都是贼,偷来蟠桃敬娘亲。”观者无不经历了喜——怒——喜——怒的情绪变化过程。偷东西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是为了孝顺父母,就没有什么不对了。至于被偷人的感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就不会有人在意了。拿阮裕焚车的后果来说,就很值得深思。也许在阮裕自己看来,无论是作为家庭财产还是作为出行工具,这车的失去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对所有想借车的人来说,愿望就再也无法实现了。也就是说,阮裕为了向那位不敢借车的人证明自己是好人,而对所有想借车的人做了一件坏事。这并不是逻辑的吊诡,而是有道德癖好者常犯的脱离实际的错误。比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不仅对于周朝的统治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自身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矛盾:难道首阳山上的薇不属于周朝吗?再比如后汉的范丹因为看不惯姐夫,在姐家吃顿饭都要留下钱,姐姐不收,他一出门就把钱扔在地上。对于这些人来说,做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实际好处,而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向自己的良心、向众人证明自己的道德完美。

如今象这样迂腐可笑的道德完美者自然是少有了,然而这样的思维定势仍然很常见。比如,面对领导布置的工作,人们常会说: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好做不好是能力问题。这话暗含的意思就是态度出了问题要比能力有问题严重的多,所以能不能做好并不重要,只要能让人知道你尽力做了就行了。我们大力宣传英雄模范如何带病坚持工作,如何为了工作放弃照顾需要照顾的亲人之类的先进事迹,不顾及这种行为的不人道、不合理,不宜推广。甚至政府的许多禁令更多的只成为表态:禁止医院拒绝治疗欠费病人、禁止学校乱收费、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禁止乱涨价等等,禁令不少,禁而能止的不多。而且,这些禁令还有有沦为政府机关推卸责任的挡箭牌的嫌疑:都说不不让做你还做,是你知法犯法了,不怪我。要让效果重于态度,我们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去朋友家里作客,我们当然希望主人既要态度热情,又要环境优雅、食物丰盛、招待周到。可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我是宁愿态度平和一点而环境、食物更好一点。现实主义者也许无法享受浪漫主义者的许多乐趣,却永远不会犯比浪漫主义者更多的错误。这一点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