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太祖正想改革时政,致力于扩展强国富民的路子,因此苏绰得以尽力发挥他的智慧和能力,辅佐太祖成就大事。他主张裁减官员,设置党正、里长,并且设置屯田来资助统军治国的费用。苏绰又草拟了六条诏令,奏请施行。
第一条,首先修养自身的思想品德:
凡是当今的地方长官,都是由天朝任命,派到各地统治一方,说起他们的尊贵地位,都跟古代的诸侯相当。因此前代的帝王,常称说共同治理天下的,衹有优良的郡守县令罢了。君主明知各部门长官虽然各有所主管的工作,但是作为治理百姓的根本,那就没有什么像郡守县令那样最为重要的了。大凡治理百姓的法则,首先应当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思想是全身的主宰,各种行为做法的根本。思想不清净,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会是非颠倒。是非颠倒,就会一身不能自理,这样哪裹还能治理百姓呢?因此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心地要清净。所谓心地清净,不是说不贪图钱财,而是要让心情清净平和,精神端正沉静。能够做到心情平和,精神沉静,那么邪恶不正的念头就无由产生。邪恶的念头不产生,那么凡是考虑的事情,没有不符合最公正无私的道理。用遣最公正无私的道理来治理自己属下的百姓,那么百姓谁还不听从你的教化呢。因此说治理百姓的根本首先在于修养思想品德。
其次在于陶冶身心。大凡君主的身心,都是百姓的表率,一国的目标。标记不正,不能测得笔直的日影;目标不明显,不能要求别人射中。当今君王如果不能很好地陶冶自身,而希望治理好百姓,造就好像用弯曲的标记硬要测得笔直的影一样;君王如果不能注意自身德行的修养,却要百姓修养德行,这就好像没有目标却要求别人非射中不可。因此作为君主,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亲自实行仁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礼貌谦让,廉洁公平,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毫不倦怠,加上明察秋毫,亲自做好这八个方面,用它来教导百姓。因此百姓对君主既敬畏又爱戴,既效法又模仿,美好的品德用不着每家教诲每天显示而自然就可以培养起来了。
第二条,注重教育感化:天地万物的特性,祇有人是宝贵的。因为明白人有中正平和的思想,仁爱宽厚的品行,跟木石有别,与禽兽不同,所以才觉得人是宝贵的。然而人性不会永远不变,而是随着教化而变化。受到敦厚朴实的教化就会质朴正直;受到刻薄虚伪的教化就会虚浮轻薄。虚浮轻薄就是一种衰落败坏的风气,而质朴正直则是一种淳厚和洽的风俗。衰落败坏,祸乱就会交替出现,淳厚和洽,天下自然就会太平。治乱兴亡,无不都是由教化所决定的。然而社会风气的败坏,已经几百年了。天下大乱日益严重,至今也将近二十年。百姓看不到仁德所在,耳闻目睹的祇是战争;统治者不施行教化,衹懂得使用刑罚。国家复兴刚刚开始,巨大的灾难还没有平定,加上战争频繁,灾荒连年不断,各种规章制度刚开始草创,大都还是权宜之计。致使礼让的风尚不能兴起,旧的风俗习惯不能改正。近年收成逐渐好转,徭役赋税稍微减轻,人民的衣食不成问题,那么教化就可以进行了。大凡各位地方长宫,都应该除去杂念,端正思想,秉承朝廷的旨意,向百姓推行教化。所谓感化,贵在能够用淳厚的风尚去倡导,用平和的思想去浸润,用道德的行为去影响,用朴素的作风去示范。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的想法趋向善,邪恶虚伪的念头,贪得无厌的习性都暗暗消失,而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造就叫做感化。然后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教导百姓,让百姓慈爱;用仁厚和顺教导百姓,使百姓和睦;用礼义教导百姓,使百姓恭敬谦让。百姓慈爱就不会遗弃亲人,和睦就不会怨恨他人,恭敬谦让就不会争夺财物。这三方面都具备了,那么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这就叫做教。前代君王能够移风易俗、返璞归真、垂肩拱手治理天下而达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没有不是通过教化来实现的。造就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
第三条,充分发挥地利:人生长在天地之间,把衣食看作是生命一样重要的大事。粮食不够就会挨饿,衣服不足就会受寒。当饥寒交迫的时候,却要让百姓实行礼让,造就好像要弹丸往山坡上滚,势必不可能。因此古代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先让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才跟着进行教化。衣食能够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利用土地有利的条件。能尽量利用土地有利条件的原因,是由于鼓励督促方法适宜。主掌这项教育的人,就在于地方长官了。民就是冥的意思,自己考虑事情不周到,一定要靠勉励教诲,然后才会尽力去做。各州郡县,每到年初一定告诫本地百姓,不论老幼,衹要能拿起农具的,就让他们都到田间,按时耕种,不要让田地荒芜。等到播种完毕,茁壮的禾苗需要管理,麦子在田野成熟,蚕在屋裹结茧,在这时候,都应当老幼尽力,男女合作,好像拉起被水淹的人、救火、强盗将要来到一样紧急行动,然后才能使农夫不荒废本业,蚕妇得以完成其工作。如果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努力耕织的人,那么党正、里长就要记下他们的名字上报郡县,郡守县令就应根据情况加以处罚,罚一人就能勉励百人。这样才是贤明的官员所应采取的教育方法。
一家百亩的田地,必定是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有粮食。这三个季节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时节。如果耽误了一个季节,那么谷物就不能收获以供食用了。因此前代君王告诫说:“一个农夫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蚕妇不纺织,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如果这三个季节地方官员不注意审时度势,而使百姓荒废农业生产,这样就等于断绝百姓的性命,把他们赶向死路一样。对那些缺乏劳力和没有耕牛的人家,应鼓励他们互通有无,使他们同舟共济。农事的间隙,以及阴雨天气不能干活的空闲子,又应当教百姓种桑树、果树和蔬菜,修整园圃,养育牲畜,以便准备生活的费用,以便供给养老的东西。
处理政务不要过于琐碎,遇于琐碎百姓会感到烦扰;鼓励督促也不容许太简单,过于简单百姓就会懈怠。善于处理政务的官员,必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使烦简适中。因此《诗经》中说:“不刚不柔,施行政令宽和,就能求得百福。“如果不能如此去做,那么必定会陷于施用刑律的境地。
第四条,选拔贤良人才:天生平民百姓,自身不能臻于完美的境界,因此必须设立君主来治理。国君不能独自一人管理天下,因此必须安排官员来辅佐。上至帝王,下到郡国。安排大臣如能得到贤人担任,天下就太平无事;如果没有贤人,天下就会动乱,造就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个帝王也改变不了。
现在各级地方长官,都设置僚属,这些都是辅佐管理政务的人。刺史州官就由朝廷任命,州官以下的僚属,全都由刺史郡守自己任命。自古以来,州郡的高级属员祇凭藉门第资格任命,大多没有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低级小吏衹是试其文笔优劣,全不问道德品行。所谓门第资格,不过是先辈的爵位高低,俸禄的多少,不能担保子孙后代不愚昧;所谓文笔,不过是自身之外的末技,不会改变性格品行的刻薄伪诈。如果在门第资格高贵的人士之中能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造就好像驾驭着骏马而驰骋千里;如果在门第资格高贵的人中找到的是愚昧的庸才,这样就好像泥牛木马一样,形状相似但用途却完全不同,是不能登程的。如果在文笔高超的人士中找到道德品行优秀的人才,这样就是具有黄金般的外表和玉石般的品质,裹外都美,确实是人中珍宝;如果在懂得舞文弄墨的人中找了一些刻薄伪诈的小人,这样就好像在朽木上雕饰图案,衹能一时好看,却不能用来充当椽木使用。现在选拔举荐人才,应当不限资格祖荫,祇在乎找到真正的良才。假如能找到优秀的人才,自然可以把养马的奴仆起用为公卿宰相,伊尹、傅说就是这样的例子,更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假如不是优秀的人才,那么即使是丹朱、商均那样的帝王后代,也不能保住百里的封地,何况公卿的后代呢。由此说来,观察一个人的道理就显耐易见了。
大凡选拔官员要求其具备的才干技艺,是因为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如果具有才干、技艺,又以正直的品德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必定用自己的才干把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有才干技艺却把邪恶伪诈作为做人的根本,他就会依仗自己的官位做坏事,又怎么能够治理得好呢。因此要选取有才干技艺的人才,必定首先观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那些道德品质好的,就推举他;那些道德品行不好的,就弃置不用。
如今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大都说“自己管辖的那个地方没有贤才,不知该举荐谁“。这种说法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并不是合理的言论。之所以这样批评他们,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见解:英明的君主能够兴起,不是由于上天给他降下辅佐的大臣;德行高尚的人能够创业,不是由于地神给他选拔人才。经常是引用当世的人才,治理当世的政务。因此商、周不可能依赖稷、契时代的大臣,魏、晋无法藉助萧何、曹参来辅佐。孔子说过:“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样忠诚守信的人在其中。“哪裹会有万户人家的都市,却说没有人才的道理,衹是寻找不力,选择不精,或者使用不得其所,委任不尽其才,所以说没有罢了。古人说:
“千人之中的优秀人士叫做英,万人之中的英才叫做俊。“现在才智足以授予一个官职,德行能够闻名一方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英俊的人才吗?衹要能尽力去审察,辞退徒有虚名的人,选取有真才实学的人,各自发现本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来任用,那么无论百姓有多少,都能把地方治理好。谁说没有贤才呢!
良玉在没有破开之前,跟瓦片石头相似;骏马还没有奔驰的时候,跟劣马相混杂也分不出来。等到把玉石剖开使它显露晶莹,让骏马飞驰来验试它的本领,这样美玉和石头、骏马和劣马才能分辨清楚。那些贤人在还没有任用之前,混杂在平常的人群之中,凭什么能看出他们的不同呢。关键是要把事业交给他们,责求他们成就事业,才能比较出他们跟那些庸人截然不同。古代的吕望以屠杀牲畜和钓鱼为生,百里奚替人喂牛,宁生敲打牛角求仕,管仲曾经几次打败仗,在那时候,众多的庸人难道会说他们是贤人吗。等到他们当上王朝或者称霸的诸侯大国的辅佐,经过几十年,大功告成,事业完成,人们才认识到他们是奇才。于是后代的人称赞他们的话,说也说不完。他们那样奇特的人才,非凡的俊杰,还不能在没有受到重用的时候,把自己跟普通人区别开来,何况才干比不上他们的人呢。如果必定要等有了姜太公然后才任用,这样一千年也没有太公;必定要等有了管仲然后才委任,这样一百代也没有管仲。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士人必定是从卑微发展到显贵,功劳必定从小积累到大,哪裹有还没有委任就事业已成。不任用就先显达的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就能找到,士人也能够加以选择。找到贤人然后委任他,找到贤士然后使用他,那么天下要治理好,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
然而善于任用官员的人必定首先要减少他的官员。官员减少了,那么好的人才容易充实到官府之中.人才充实了,那么事情没有处理不好的;官员烦多,那么必定混杂不好的人,混杂了不好的人,那么政务必定有过失。因此人们说:“官员减少了,麻烦事情也会减少;麻烦事情少了,百姓就会清醒。官员繁多,琐事也就繁多;琐事繁多,百姓就会感到头脑昏乱。“清醒和昏乱的由来,在于官员的繁多还是减少。考察当今官员人数并不少。当初人多事广的时候,尚且能把政务搞好,何况现在户口减少,按照人数来设置官员,有人还认为太少。好像听说下边的州郡,还有兼任或暂代官职的情况,因此搅扰百姓,太没道理。像逭一类的官吏,全都应当罢免,不能习以为常。
不仅州郡的官员应当任用优秀的人才,就是基层的闾里正长一类的职务,都应当慎重选择,以便各自能选拔出一乡之中最合适的人才,来管理百姓。党正里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不倾斜,处于上位的必定安稳。
大凡寻求贤才的途径,自然不止一条。然而要审慎地选拔贤人的方法,必须通过任用来测试他们的能力,通过考核来观察他们的优劣。从家庭到乡间,查访他们做法的依据,观察他们取得成绩的缘由,那么他们的为人之道就清楚了,贤良和品行不好的人就可以区别开来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寻求人才,那就大概没有过失了。
第五条,慎重对待诉讼:
人类感受阴阳二气而生,因此有感情有本性。本性使人们行善,感情控制不住就容易作恶。善恶已经区分,赏罚随后也要得到运用。赏罚得当,那么恶行被制止而善行得到鼓励;赏罚不当,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百姓手足无措,怨恨反叛的念头就会产生。因此前代的君王重视赏罚,特加戒慎。戒慎,就是要使审理案件的官员细心地尽力推究案件的根由。首先要从五个方面听取案情,再拿其他证据作参考,巧妙审察细节,深入查明隐情,使奸诈之人无处容身,犯罪之人必定捉拿归案。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判刑,判罚轻重适当,赦免轻微过失,原谅愚昧犯法,查明实情也不要自鸣得意。还要能够参考人情事理,斟酌礼制法律,无不曲尽人情,深明仁义礼教,使犯罪的人好像回到家中一样。这才是最好的做法。然而地方长官并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求情理,有时也很难穷尽。祇是应当本着最公正的心地,去除曲意偏袒的念头,务求判明是非曲直,尽量使判决量刑都公平得当。听诉和审查的方法,必须把所发现的情况追查得一清二楚,然后按法律用刑审讯,不苛刻不残酷,有疑问就从轻发落,还没有审查清楚就不乱施刑罚,根据事实判决处理,案件决不拖延积压。这样也是较好的做法。如果不用仁厚宽恕的方式而肆意采用残暴的手段,把百姓视同木石,专用刑具鞭打。这样的话,巧言诡诈的人虽罪状明显却免于治罪,不善言辞的人却无罪而遭受刑罚。像这样处理案件的,这就是最差的了,不是共同治理天下所可以依赖的。当今的地方长官,应当尽力按较好的做法处理,并慕求最好的做法。如果是用最差的做法,那么刑律不会放过他们。
此外又应当深刻地思考远大的事业,心中要想到以德政教化百姓。前代先王的规定曾说到,与其滥杀无辜,宁可宽恕罪人;与其伤害好人,宁可利于奸邪。这就说明如果明知不能处理得当,那就宁可错免罪人,也不乱伤害好人。当今执政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死板地固守法律条文,千方百计罗列过失,宁可使好人受刑法处罚,也不让罪人免于刑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都不是喜欢杀人,衹是认为当官就宁可严酷,这样可以避免因漏判而带来的后患。这样做就是怀有利己的心理,而不考虑最公正的原则,像这样执行法令,都是奸邪之人。人是天地万物之中最宝贵的,死了就不能复活。然而在酷刑之下,因为受不住刑讯的痛苦而自诬有罪,又不经申诉审理,就被判刑杀害,恐怕到处都有。因此自古以来,设置了从五个方面听取诉讼、对三种情况从宽处理的原则,写下了明察细审案件的法典,这些都是十分爱惜人民的做法。凡是砍树、割草、打猎不依时节,尚且违反有关农事的政令而损害帝王的治国之道;何况刑罚不当,乱杀好人,难道不使皇天伤心,触犯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的和气吗!皇天伤心,和气受损,而想阴阳协调合适,四季顺理有序,万物丰盛乎安,百姓快乐高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说过,一个人叹息,王道就会因此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所有的地方长官,能不审慎 q匿。
如果有人老奸巨猾,伤风败俗,违背人伦,不忠不孝,故意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杀掉一人而有利于众人,以便使君王的教化清明,这样即使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这两方面判罚的原则,那么刑政就完备了。
第六条,平均赋税徭役:
圣人最宝贵的是地位。用来守住地位的是仁爱,用来凝聚百姓的是财富。遣说明前代君王必定用财富凝聚百姓,用仁爱保守地位。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地位就保不住。因此从三皇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做法。虽然轻重不同,但作用是一样的。现在叛贼强盗还没有扫干,军队费用的开支很大,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减省,以便救济百姓的疾苦,但要使它平均,让百姓不缺乏生活资料。所谓平均,不是免除豪强而衹征收贫弱人家,不纵容奸邪诡诈的人而使愚昧笨拙的人受困,造就叫做平均。因此圣人说:“衹要平均就没有贫困。“
然而财物的生产,其工作也不容易。纺线织布,从一丝一线逐渐做起,不是十来天就可以随便完成的。必须不断鼓励督促,使人们预先经营料理。出产丝织品的地方事先做好织作布帛之事,种麻的地方及早备办缉麻纺鲢。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就能交纳,所以朝廷的赋税能够得到供给,百姓也不会困苦。如果不预先鼓励劝诫,到征收期限紧迫的时候,又怕拖延时间成为自己的过失,于是鞭抽棍打,责令马上备办交纳。那些富有的商买趁此机会牟取暴利,有钱人家向他们高价购买,无钱的向他们付息借贷。交纳赋税的百姓于是遭殃了。
征收租税的时候,虽然有大致的规定,至于考虑贫富差别,排列先后顺序,都由基
层的党正里长提出意见,再由郡守县令决定。如果考虑周全,那么政治和洽而百姓高兴;假如审核处理不得法,那么官吏就会作恶而百姓怨恨。此外分派徭役,官员多不用心。致使贫穷体弱的人有的服重役而到远方防守,富有体壮的人有的派上轻差而在附近防卫。郡守县令考虑事情如此草率,没有一点怜悯百姓的心肠,都是君王政务的罪人。太祖很重视这六条韶令,常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他又命令各部门官员学习背诵。那些州官、郡守、县令等官长,凡是不通晓六条韶令和记账方法的,不能够任职。
自从晋朝末年以来,文章竞相追求浮华的风格,终于成为习惯。太祖想革除这种弊病,就趁着魏帝祭庙,群臣全都来到的机会,命令苏绰写了一篇大诰,奏请魏文帝推行。大诰说:国家中兴十一年,仲夏,各地百官,全都会集朝廷。上自柱国宇文泰,下至群公列将,没有谁不来朝拜。当时大力制定各种法令,施予各地,用来告知我王法度。皇帝说:“当初尧任命羲和,恰当地管理百官。舜任命九官,各种事业兴办起来。武丁任命傅说,能够号称高宗。天时美好,寡人敬重顺从。你们各有职位,全都来到我太祖的王庭,寡人将把那些官职奉天意任命给你们。“六月丁巳,皇帝到太庙朝拜,凡是官员,无不在位。皇帝这样说:“啊!我朝宰相、群公、列将、百官、卿士、庶尹、御事,寡人恭敬地发布祖宗的灵命,查考先王的典章训示,来告诫你们在职的诸位。当初我太祖神皇,开始接受圣明的命令,来创立我朝伟大的基业。烈祖景宗,开拓四方,以武功平定天下。到了文祖,大力施行文教德政,遵奉武考,不失旧制。自那时以后,衰颓的弊端已起,因而在那束丘兴起大难,我黎民百姓,都陷于涂炭。我继承先王帝业,早晚敬畏,好像要渡过大河一样,不知道该从哪裹过去。因此稽查先帝典章,在朝廷上揣测,力求拯救百姓于疾苦之中。那贤明的君王,给我昭示日常的训诫,说苍天降生众多百姓,他们却不能治理自己,天帝俯察明智通达,设置天子来治理百姓。衹是天子也不能独自治理,要广泛征求才德兼备之人,任命百官群臣来辅佐他。于是上天任命君主,君主任命百官,衹是用以救助民众,而并不是贪求安逸的想法。君主是头,黎民是脚,股肱的作用则是辅佐。上下一个整体,各自都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辛劳,这样就能达到统治天下的准则要求。因此常训说:‘君王能够付出君王的艰辛,大臣能够付出大臣的艰辛,政局就能安定。‘现在我承受上天之福。已登上天子宝座。各位辅助大臣又服从我国家的命令,无不恪守职责。唉,如果君王不能付出君王的艰辛,大臣不能付出大臣的艰辛,政局怎么会不败坏呢。啊,确实艰辛啊!诸位凡是在职的,希望听从寡人之命。“
皇帝这样说:“柱国,四海不幸,由开始至今已有两代。皇天还没有断绝我太祖列祖之运命,因而把重臣赐给我。国家将要衰败,先生是国家的栋梁。君王考虑不到之处,先生起来辅佐。百官如有违反法度,先生可作统领。先生文武兼备,能明察是非,能治理天下,遵循武功七德,施行文事九功,平定暴乱,安抚我百姓,施恩九州土地。好比伊尹在商,周王朝有吕尚,傅说辅佐武丁,因而可保我朝无穷无尽的幸福。“
皇帝这样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诸位作为寡人的三公重臣,辅佐寡人。宰相是百官之首,能够协调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事。太尉主管武事,武事的作用在于制止干戈。司徒掌管人民,恭敬地施行各种教化。司空负责土地,利用田地使人民生活充裕。这三公职位,好像三台星在天上;这四个辅佐天子的官职,好像四季合起来组成一年。上天的职任,我们这些人可要代替它去完成。“
皇帝这样说:“各位将领,你们要大展雄才,作寡人英勇善战的勇士,贼寇违法作乱,蛮夷侵扰中原,你们前往征讨,用仁惠安抚他们,用威严监督他们。施用刑罚期待达到无刑的地步,天下各地全都安宁。使八方之内,没有谁违抗寡人的命令,这是你们的功劳。“
皇帝这样说:“各地众官,你们掌管所辖的区域,要作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因此前代君王重视农业生产;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前代君王重视女功。如果百姓不遵行孝慈,那么他们骨肉的恩情就会淡薄;不笃守礼让,那么他们争夺的恶念就会产生。衹有这六件事情,才确实是教化的根本。啊!身居上位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宽容,但过于宽容百姓又会懈怠。衹有用礼法使他们思想行动一致,不刚不柔,才符合中正之道的准则。“
皇帝这样说:“卿士、各宫首长、办事人员,六件事情的实行,君王每年视察各地一次,卿士则应每月一次,众宫首长每天都应巡视,办事人员则应随时检查。年月曰时,不改变那些制度,百官都作出表率,事业也就能成功。啊!你们这些王官,治理各地,好像上天有北斗星,斟酌宇宙阴阳二气,不使它们失掉和谐,百姓永远有所依赖;如果违反了应有的次序,世间万物就会因此受到损伤。这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啊!“皇帝这样说:“天地的规律,一阴一阳;礼俗的变化,一文一质。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不仅有所变革,正因为它可以挽救时弊,不仅有所沿袭,正因为它可以保持长久。我魏王朝,承袭周王朝的颓风败俗,接续秦、漠遗留的弊病,沿袭魏、晋的虚浮,五个朝代的浮薄风气,都相沿至今而还没有改革,如果要用它来使风俗纯正,振兴教化,难道能达到目的吗。我朝宰相、百官、列侯,寡人德微,还可凭着全副心力,敬慎于事业的艰辛,能遵循前代君王英明美好的事业,不敢怠懈荒废。啊,你们各在其职,也要跟我的想法一致重视有德行的人,信任仁厚的人,致力于这一艰辛的事业。要能够捐弃浮华,追求真实,背离虚假,推崇诚信。不要违反不要忘却,统一夏、商、周三代的固定法典,集中到道德仁义之上,用来保全我祖宗伟大的天命。承受皇天的福禄,能够安抚天下各地,永远使我朝百姓安宁。大家要谨慎啊!谨慎啊!我的话不说第二遍了。“柱国宇文泰及百官跪拜叩头说:“‘确实聪明的人就做君主,君主做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大都遵行这种治国之道,以使可以弃置刑法而不用。自那时以后,历经千年就再没有听说过。皇帝怀念三皇五帝的功绩,将要改变衰乱的时代,招引远方百姓和睦相处,于是赐降天命给我等群臣。君王这番话真是博大啊!并非说起来难,而是实行起来确实艰难。做事情无不容易有个好开头,却很少能够有个好的结尾。《商书》说:‘始终如一不间断,这样德行才会日出新变化。‘皇帝开始时毕恭毕敬,直到最后始终小心谨慎。以便达到Ft新的德行,那么我们群臣,敢不早晚报答君王的美好教导吗。逭一正道,还未光大于四方,而远行布德,使九州深幽僻远之地,全都勤勉地奉行君王明确的训诫,全都归向正道,永远承受无穷无尽的福禄。“皇帝说:“你们可要认真谨慎啊!”从此之后,文章的风格都依照这种体例。苏绰品性节俭朴素,不经营私人产业,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因为天下还没有平定,他常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苏绰广泛寻求优秀人才,共同弘扬治国之道,凡是经他推荐的人,都做到大官。太祖也诚心诚意地委任他,从来都没有闲言。太祖有时外出巡游,经常预先在空白纸上签署自己的名号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就让他根据情况施行,到回来以后,告诉左担一声就行了。麸纬曾经说治国之道,应当爱护百姓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教导百姓就像一位严格的老师。苏绰每次与公卿议论,从白天到晚上,事情无论大小,都好像在手掌上筹划一样。由于他长期思考,过于疲劳困倦。最终患上气血不通的疾病。大统十二年,苏绰在任职期间去世,终年四十九岁。太祖对苏绰的去世十分痛惜,悲哀的情感使左右的人感动。到了将要下葬的时候,太祖就对公卿大臣说:“苏尚书干生谦让,十分注重节俭。我想成全他一贯的志向,就怕普通人对我的心意不能了解;如果追赠丰厚的财物和谧号给他。又违背往昔彼此相知的情义。真是左右为难,我有疑虑,不知该如何处置。“尚书令史麻瑶由后座走上前说:“古时晏子是齐国才德兼备的大夫,一件狐皮毛衣穿了三十年。当他死的时候,衹派了一辆车子送葬。这说明齐侯不改变晏子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以谦虚礼让自居,鄙人认为丧事应当从俭,以便使他的美德发扬光大。“太祖连声赞好,于是把麻瑶推荐给朝廷。苏绰归葬武功,衹用布篷车一辆载送他的灵柩。太祖和群臣都步行送出同州城门外。
太祖亲自在车后把酒洒在地上祭奠,并说:“尚书平生做事,妻子儿女兄弟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衹有你了解我的心思,我了解你的心意。正想共同安定天下,你却不幸就舍弃我而离开人世,怎么办呢!“接着太祖放声痛哭,酒杯掉在地上也没察觉。到下葬当天,太祖又派遣使者用牛羊猪三牲齐备的太牢来祭奠,并亲自写下祭文。苏绰又着有《佛性论》、《七经论》,都流行于世上。明帝二年,把苏绰神位附在太祖的宗庙裹祭祀。苏绰的儿子苏威继承了爵位。苏威年轻时就有父亲的风度,承袭爵位为美阳伯。他娶晋公宇文护的女儿新兴公主为妻,被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爵位为怀道县公。建德初年,逐渐升任御伯下大夫。大象末年,任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朝开皇初年,因为苏绰在前朝很有名声,所以皇帝颁下诏书说:“当初汉高祖钦佩无忌的义气,魏武帝称述子干的遣风,前朝著名的贤人,后代的君王都十分推重。魏朝已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教政事各方面所留下的事迹都值得称道。他施展才力辅佐前朝君王,声名功绩永垂青史。应当赐给他土地房屋,用来表彰有道德的贤人。“于是追封苏绰为邳国公,封地二千户。苏绰的弟弟苏椿,字令钦。他品性廉洁,做事谨慎,沉着果敢,有决断。正光年间,关西贼人作乱,苏椿响应招募前往征讨,任荡寇将军。多次立功升任奉朝请、厉威将军、中散大夫,赐爵美阳子,又加任都督、持节、平西将军、太中大夫。大统初年,苏椿被授任镇束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姓贺兰氏。人统四年,他出任武都郡守。后改任西夏州长史,又任帅都督,兼摄弘农郡职务。苏椿居官称职,精明干练,特别被太祖赏识。大统十四年,设置带领本州乡兵的帅都督一职,如果不是本乡有名望能符合众人心意的人,不能参预这项工作。于是让驿车征召苏椿,命令他带领乡兵。那年,苏椿打败槃头氐有功,授任散骑常侍,加任大都督。大统十六年,苏椿出征随郡,大军回师,授任他为武功郡守。已在本邑任职,苏椿以清廉节俭自居,大小政务,必竭尽忠诚。不久授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爵位为侯。武成二年,官位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苏椿去世,他的儿子苏植继承了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