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阳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