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交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日益重要。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大。从美方来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1966年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7] 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 [8] 1966年7月,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 [9] 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 [10] 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1966年3月,J. 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11] 到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12] 在中国方面,苏联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担心增大,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公开把苏联视为比美国更大的威胁。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并在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达到了顶点, 两国都在共同的边境地区大量陈兵。尼克松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中苏分裂看做是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之一。 [13] 当尼克松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