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本人就说:“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为此,在其的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在践行这一创作风格。如长篇小说《子夜》结构恢宏严谨,人物众多,纷繁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展示以及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些都令我们的感到目不暇接;《霜叶红似二月花》则让我们看到“五四”前夕新兴民族资产者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封建势力的对峙。
《林家铺子》共有七个章节,其中数第四章与第七章写得最为出色。第四章是情节发展的高潮,作者投身处地地呼喊出林老板的痛苦:“不毁才是作怪:党老爷敲诈他,钱庄压逼他,同业又中伤他,而又要吃倒账,凭谁也受不了这样重重的磨折罢?而究竟为了什么他应该活受罪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这小小的铺子,从没敢浪费;他,做生意多么巴结;他,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没害过人,做过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这种呼喊让我们想到其与老舍《茶馆》中主人公也经历过的境遇如出一辙。
第七章写的是铺子门口的吵闹和市党部前的混乱情景。林家铺子破产后,铺子前围满了前来讨债的人,喧声鼎沸,一片嘈杂。“朱三阿太扭着瘪嘴唇和警察争论,巍颤颤地在人堆里挤”,而且“额上的青筋就有小指头儿那么粗”;张寡妇则“抱着五岁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个警察放她进去”;她们都是希望能够进入铺子,趁早拿几样还付钱的东西来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她们却不能同恒源庄等共同来分配底货,甚至连争执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警察挡在门外;桥头陈老七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挤进铺子现场观看分配底货的过程。朱三阿太和张寡妇等弱者只能使出农村所擅长的“哭嚎”,哭声震天,如丧考妣。
朱三阿太等这些可以称得上是铺子的股民,讨债不成,只能寄最后的希望于“天天大叫保护穷人”的党部,这就好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有人号召,就纷纷响应。然而,他们却不知自身在警察眼中是被视为“不识好歹的贱狗”,警察怎么可能会去理睬他们的冤情,在枪械的威胁之下只能如作兽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张寡妇,一阵混乱之中,她失去了自己怀中尚处襁褓的孩子。衣襟上的几滴血让她从希望的幻影中清醒过来,出于母性的自然感情,她的精神开始崩溃,并且为孩儿的丧命而发疯。“啊哟!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强盗杀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号啕之声令人心碎并不禁为之流下同情的泪水。小市镇的混乱局面以及小百姓在这场倒闭中悲惨遭遇的情形也就清清楚楚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三
在人物塑造上,《林家铺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塑造林老板的性格特征:第一,林老板作为一个民族小商人,努力地保持自己的信誉,给人以老实厚道的形象。为了信誉,他只在一桩桩交易中获取蝇头小得,甚至宁愿少赚钱或不赚钱,还让女儿叫顾客“伯伯”,让商业交易蒙上人情的面纱。他与店员寿生也保持着封建师徒的“父子式”的关系。第二,林老板也受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影响。比如,他不但学会了做广告,而且还在寿生的提议下,采用了卖“一元货”的方法。然而,他虽然新旧并举,精明能干,仍然不能挽救自己破产的命运。
将其与《子夜》作个简单的对照,后者较为突出的艺术手法是心理描写,而在《林家铺子》中,最精彩的则是行为描写,如写林老板在重压围攻下委曲求全时,他“颤着声音说,努力忍住了滚到眼眶边的眼泪”。可以说,林老板与吴荪甫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形象。如果把林老板和吴荪甫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两者在性格上有着明显差异:吴荪甫对事业的追求充满着信心和冒险精神,而林老板却只想千方百计守住店,虽精明能干但胆小怕事,他的行动显示出他的软弱。
小说在行文中多处使用了暗示和象征的手法:从林老板和客人的谈话中暗含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两面夹攻的时代背景;从寿生的话中可见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和竞争局面;从结尾“远在上海,日本军的重炮正在发狂地轰毁那边繁盛的市廛”中可见战局的严重。纷繁复杂的矛盾都集中在林家铺子一再挣扎终于破产的过程中,枝蔓虽多但经纬分明。
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这篇小说的另外一个特色所在。例如林老板和寿生跟人承诺“三节清账”,这是当地的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即商家在端午、中秋、旧历年关这三个节日清理人欠和欠人的各项帐目。用风俗展示地方风情,丰富了故事内容,也使作品更自然真切。
四
《林家铺子》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它走向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战争原因,有市场竞争的原因。农民因生活日趋贫困,购买力下降,生意大为萧条,这是对林家铺子最大的打击。然而同行们散布谣言,落井下石的丑恶行径却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反动军队的勒索,地方官吏的讹诈迫害,加速了林家铺子的破产,这些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林老板所处环境的艰难。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整个国家经济衰败、政治腐朽、社会黑暗所造成的。小说中林老板形象的成功塑造,更进一步证明了林家铺子的命运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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