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自律
宋代科举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天下士子尽读孔孟经典,特别是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探讨“性命义理”及尧舜禹烫文武周孔之道,使文人士大夫在道德上有着严格的自我要求。故宋代士大夫大力提倡忠孝节义,意欲通过道德意识上的自我完善和内在修养,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道德规范。欧阳修就极力强调“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指出“陋巷之士,甘黎藿而修仁义,毁誉不干其守,饥寒不累其心”,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是贫是富,是贵是贱,都要重操守,尚志节,做到“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王安石自进入仕途,就一直守身行道,“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范仲淹,一生清廉自守“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北宋士大夫中像这样守身行道的名儒不乏其人。
二、天下为己任
宋代科举制度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使得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进入领导核心层,宋朝政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宣言更使士大夫受到先秦士人以道自任、胸怀天下和为帝王师的主体精神的感召,“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王朝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故北宋士大夫并未想魏晋时期的文人那般只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玄思层面,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现实问题。他们“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言政教之渊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如范仲淹自进入仕途那一天起,他便以“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为理念,“欲倾臣节以报国恩”。如此为国为民一往无前的风格和气节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亦是普遍存在于儒者之中的精神风貌。
三、忧患意识
不同于唐代重诗赋的取士方式,宋代科举始终重策论、经义。宋朝殿试以策论为主,从庆历新政至熙宁变法,宋代科举改革也始终将策论放在考试的第一位,使宋代文人始终心忧天下,针砭时弊,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将自己由现实政治的批评者转变为现实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承平时期,社会“积贫”、“积弱”,这种忧患意识便主要指向国内,宋代士大夫发动了多次针对现实社会和政策的变革运动,核心都是富国强兵,以求变革现实、推行新政。战乱时期,特别是两宋末年,山河破碎,家国沦丧,这种忧患意识就落实为抗敌救国、恢复失土的现实抱负。如文天祥“尽以家赀为军费”,起兵赴国难,及至兵败被俘,坚决拒降,视死如归,他的千古名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