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30 日清早, 红卫兵冲进茅盾的小楼, 领头的男生手里举着一把日本军刀, 说这是夜里刚从张治中家抄来的, 他们从张家直接到此, 对茅盾算是客气的, 毕竟是白天才来。 茅盾气愤地给统战部打电话, 统战部说这几天频繁接到告急电话, 他们也没有办法。 茅盾索性坐在沙发上, 平心静气看 着小将闹革命。 茅盾夫人孔德沚瑟缩在一边, 惊恐而自责, 因为在此前一天她与家中服务员老白发生口角, 老白说服务员照料首长生活是为老爷服务, 他要叫红卫兵来造反。 孔德沚认为抄家都是自己引起的。 茅盾并未被“打倒”, 抄家没有打人砸东西, 而隔壁阳翰笙作为“四条汉子” 之一, 其遭遇则残酷得多。 据茅盾儿子沈霜记述, 1966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 他去父亲家中探视, 走到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前, 茅盾指着阳翰笙家小楼说: “你们看, 窗户打得千疮百孔, 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昨天串联的人走光了 , 我们家的阿姨进去看过, 里面坏得不成样子, 连洗澡缸和抽水马桶都被他们翻过来扣在地上。” 1970 年 1 月, 夫人孔德沚肾炎被误诊, 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逝世。 茅盾与孔德沚的婚姻是在乌镇老家由家长包办的, 他们一生相互扶持, 感情美满。 孔德沚性情倔强, 以致在重重打击下忧郁成疾。 茅盾为人情绪不外露,在家里也很少发牢骚, 对外则以彻底的沉默表示不合作, 似乎看开一切。夫人的去世使他骤然变得沉郁焦躁。 1970 年四五月间, 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茅盾将 1956 年写的小说提纲和初稿毁掉了, 他本来还有着创作梦,夫人的去世终致其灰心, “焚稿断痴情”。 儿孙来看望他, 发现他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 东四头条的小楼中寂寂无声, 只有一个老保姆照顾他起居。 沈霜夫妇于是带着三个孩子搬过来陪伴, 祖孙三代在此居住到 1974 年搬离。 今天, 茅盾曾居住 25 年的小楼已不复存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 东四头条 5 号扩建为朝阳门内大街 203 号大院, 三座别墅原址建成 12 层宿舍楼; 大院东边紧邻孚王府, 王府前身是“侠王十三爷” 胤祥的怡亲王府; 大院西边是老外交部大楼, 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曾经群星璀璨的东四头条目前只有一处名人故居保留开放, 那就是 19 号的侯宝林故居, 1987年至 1993 年, 侯宝林在这里度过了 人生最后 6 年。 常年“宅” 不知特供为何物 1974 年, 茅盾 78 岁, 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加重, 后半夜醒来自己加服安眠药, 以致白天上楼时经常头晕腿软, 有几次差点摔倒, 幸亏被人及时搀扶。 儿子和儿媳劝他搬家住平房。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了茅盾几处房址供挑选。 茅盾看中了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的四合院。 这条胡同当时的名称叫作“大跃进路七条胡同”, “文革” 初期改的, 1979 年才恢复原名。这处宅邸在茅盾逝世后得以保存原貌, 开放参观。 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院是清末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为民主人士杨明轩寓所, 1967 年杨明轩逝世, 此宅成了 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杂物仓库。 茅盾一家来看房时, 院中已十分破败, 入住前大修了半年, 他们正好利用这半年时间准备搬家。 杂物衣饰容易收拾, 茅盾不藏古董, 也不买工艺摆设, 仅有几个出访时收到的小礼物需要包扎。 书籍的打包则成了大难题。 要去百货大楼买旧纸箱得凭单位证明信, 茅盾从政协开来证明, 请公务员去交涉, 大费周折,终于花 20 元买回 30 只大纸箱。 一箱可装约 400 本书, 装 30 箱仍不够,又买了 20 条麻袋才装完。 茅盾感慨, 1949 年和夫人来北京时, 只有两只箱子一个铺盖卷, 想不到现在积累这么多家当。 1974 年 12 月 12 日,茅盾迁入新居。 二进小院占地 800 余平方米, 在给茅盾备选的几处房中面积较小, 格局也不规整, 没有游廊和影壁。 前院有北房三间, 东西厢房各 三间, 倒座房六间; 后院有北房六间和西厢房两间。 茅盾认为此院布局紧凑, “妙在小房间很多”, 可供服务人员居住, 还可以放书, 夜间如有突发情况, 他叫人也方便。 房间多, 院落占地未免狭小, 尤其是茅盾居住的后院正房前, 横竖迈不开十几步,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个一进半的四合院, 算不上两进。 但茅盾素来不喜户外运动, 院子大小也就无所谓了 。 他常年伏案, 可谓相当的“宅”, 自言“对于学习太极拳, 我全无兴趣, 一分钟也不想试。 说不出理由, 只是不喜欢, 连散步也不喜欢……行将就木, 所求者是安静、 有秩序的、 不紧张的生活。” 他自有一套保健“歪理”: 伏案太多, 以致消化不良、 神经衰弱、 视力模糊, 但生性达观, 淡泊名利, 从无饮酒纵欲等伤身之事, “故活到八十, 真出意外”。 医生和家人都劝他应该增加运动有利身体, 他不听劝, 每次必举冯玉祥遗孀、 卫生部长李德全为例。 李德全每天上班不坐车, 坚持步行, 一见茅盾就说应该向她学习多运动, “结果她先去了”。“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 当你把路走完了, 阎王就招你去了 。 所以我不用走路来锻炼。” 说罢开怀大笑。 业余时间, 茅盾唯一的消遣是晚上在起居室看一会儿电视。 家里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 已服役 20 多年, 搬家一折腾终于不能显影了 。儿子起大早去百货大楼排队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茅盾左眼已失明, 右眼视力仅 0. 3, 小电视根本看不清。 当时家里新雇了一位保姆, 曾在马叙伦家工作, 见过世面, 人情练达, 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熟识, 她打听到管理局从西德采购了一批大彩电, 副总理级以上的首长都看彩电了。 茅盾向管理局申请, 果然批下一台二十四英寸彩电。 也是在这位保姆的“指 点” 下, 茅盾家第一次知道了“特供本” 这种事物, 并第一次知道东华门有特供门市部, 首长可凭本买市面上买不到的各种副食品、 五粮液、 中华烟。 茅盾当了 20 余年文化部长、 作协主席, 从不打听这些事, 直到人生最后几年, 才享受到与级别相应的“待遇”。 房间如手稿整洁到极致 前院西厢是茅盾的书房, 但实际上他晚年读书写作大部分在后院卧室进行, 既方便又清静。 后院正房自西向东分别是孙女沈迈衡房间, 茅盾会见亲近客人的起居室, 卧室和洗漱间。 今天在茅盾卧室, 可以看到他的物品仍保持着生前的秩序。 单人床尾端铺着塑料布, 工作累了就和衣躺下, 一手举书, 一手举放大镜, 鞋也不用脱, 直接放到塑料布上。 窗下紧挨着单人床是一张写字台,摆着台灯、 书籍、 放大镜, 右手边并排放笔, 从里到外, 先是最常用的钢笔, 然后依次是备用钢笔、 改稿用的铅笔、 红铅笔等, 笔旁一盒曲别针、一盒大头针、 一叠作书签用的小便条。 据茅盾晚年的保姆回忆, 这些文具的次序从不颠倒, 茅盾写作时, 每用一支笔都放回原位, 而不是一天工作完成时才整理。 茅盾写小说按照提纲一气呵成, 《子夜》 手稿以蝇头小楷写就, 常连续十几页无改动之处, 旁人看了都以为是誊写过的定稿。 如同写作一样,他在生活中的整洁度和条理性已到极致程度, 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到茅盾家探望, 为他卧室的井井有条而震惊: “什么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地方和位置, 即使在黑暗中, 茅公一伸手便可以拿到自己所要的东西”。 保姆和服务人员只帮他做一些必要的体力工作, 个人物品的收纳管理则一律是他亲 自来, 别人插手反而会帮倒忙。 写字台右边靠墙两个矮书柜, 柜中十余瓶西药笔直如队列; 药瓶右边铺着一块白毛巾, 上置六把大小不一的茶匙, 有的喝药水, 有的取茶叶,上面另罩一块白布防尘; 再右边是药杯、 茶杯、 茶壶和热水瓶, 下面都有杯垫。 茅盾对待这些物品非常讲究顺序, 像实验室一样严格。 一天服药三次, 他每次从柜里一一取出, 再一一放回, 保姆见他行动吃力, 建议把药摆在柜面上更方便, 他不肯。 有一次保姆主动帮他取药, 放回去时药瓶没有遵循原来的位置, 茅盾默默起身重新摆好。 写字台左手边是单人床, 床左边一张长方条几, 专门放报刊和文件,每种材料都装在牛皮纸袋里, 袋上标明类别。 每到月终, 茅盾用细绳把当月的报刊资料方方正正捆扎好, 送到前院书房收藏。 床脚的栏杆挂着一排腰带及绳子, 腰带按款式及色彩排列。 绳子都是平时从各种包装上拆下悉心保存的, 以备捆扎材料。 在家里, 茅盾始终穿中式便服和布鞋, 他觉得中式衣裳待客更让人感到亲切, 这些衣服不怕皱, 都收在北墙的五斗橱和小衣柜里。 东墙是大衣柜, 侧面挂了两根手杖, 用于不同场合。 大衣、 皮衣、 西装、 中山装等正式服装挂在柜内。 茅盾居家穿着俭朴, 出门则特别讲究, 即使去看病也穿中山装,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 脚上是擦得锃亮的老式尖头皮鞋, 手持拐杖, 派头十足。 他年轻时就重视仪表, 老友宋云彬说他“身材短小而极喜修饰, 尤其是对于头发, 每天必洒生发水, 香喷喷的。” 孔德沚性情具男子气概, 孙伏园开玩笑称她为孔先生, 称茅盾为孔太太。 小衣柜正对床脚, 柜上放着孔德沚的骨灰盒。 1975 年 1 月 29 日, 在 夫人五周年忌日这天, 茅盾让儿子去八宝山取回骨灰盒放在家中, 以便朝夕相伴。 家人常看到他呆呆地站在骨灰盒前, 默不作声。 闭门抬笔忆平生 四合院的采光大大优于原来居住的小楼, 减轻了茅盾阅读的不便。 儿子拿着茅盾的证件去内部书店给他买回新引进的读物, 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 等。 茅盾也有了 写回忆录的念头, 但他不急于动手。他认为“四人帮” 已见颓势, 政治环境即将好转, 要等图书馆完全开放能够查资料那一天再写。 1976 年初, 周恩来去世, 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茅盾突然把儿子儿媳叫到身边, 说他觉得有生之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他决定现在就写回忆录, 即使写不完, 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将来公诸于世。 1976 年 3 月 24 日, 茅盾开始了 第一次录音。 他手持话筒, 靠在卧榻上, 儿媳和孙女在旁边记录。 茅盾第一次用录音机, 一拿话筒就紧张, 生怕录不上, 总是急急忙忙往下说, 错过许多细节, 录了几次才熟练。 整个四月, 他坚持每天下午录音两小时, 只在清明节前后给儿子儿媳“放假”三天, 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 1978 年春节前夕, 茅盾到北京医院看病, 巧遇胡乔木。 胡乔木拉住他大谈中央最近的一项“抢救” 计划——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 胡乔木不知道, 茅盾早已悄悄开始口述回忆, 除了 家里人对谁也没透露。 茅盾儿媳陈小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社长韦君宜指派她回家专职协助茅盾搜集资料。 茅盾看了 录音整理材料, 感到口述的内容只有事件经过, 却无作家文采, 决定重新开始, 亲自动笔。 1978 年至 1980 年, 茅盾进行了 1949 年之后第一次集中写作。 他习惯躺在床上, 从茶几上取资料看, 构思好就起身到写字台, 写一段再躺下边休息边看资料。 早上 7 时起床, 9 时开始写作, 写到 11 时, 午休至 3 时,再写两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