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生爱生,是大多数人的合理选择;而重死轻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那确实志士仁人的必然选择。我们在不能要求全部民众都具有烈士志士的勇毅的同时,却要以庸人的实用主义观念来嘲笑那些牺牲者,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如果方孝孺应该被笑话,那文天祥是不是更该被笑话了?要知道文山先生兵败被擒的时候,他所忠的国根本不存在了,连国母太后都投降了,他是不是更应该识时务的做个俊杰呢?恰恰是我们民族有这些不识时务的人,才撑起了不屈的脊梁。如果都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我们可还有值得秉持的道德标杆么?如同五代的冯道?那该是明智的选择么?许多时候,士所为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结果,他们自己是早就洞明的。如夏完淳,如史可法,天下换谁做真的跟他们就有那么大干系么?可是他们选择了破国亡家。如谭嗣同,可以选择走的时候,他选择了留:不有行者无以酬圣主,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所以他选择了做为中华流血的第一人。他们一样的选择死亡,一样的他们选择了立名后世,所以我敬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普通人也许永难企及的高标。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这样的高标,是可怕和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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