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孝权认为,刚性监督问责机制才是有威慑力的,法条中“处分”二字“轻描淡写”。
“处分指的是什么?批评教育算处分吧?警告算处分吧?如果是党员可能是党纪处分。”“这些分量很轻的,说明强制报告如此有效的反家暴预防措施,在基层贯彻落实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吕孝权直陈,一个软法,必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执行大打折扣。
问题2 谁来制止家暴?
迷失的告诫书:格式不统一 使用过少
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反家暴法》第十六条
发现暴力后,谁来制止?反家暴中,公权力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公安机关。
早在2008年多部门出台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就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反家暴法》第十五条也明确,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然而方洋洋表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开始就怀疑表妹被软禁,警方称理由不成立,两人是合法夫妻,不存在绑票、软禁。
一个多月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拉姆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据报道,拉姆经常报案,曾到达现场的民警看到两家人吵架,判断这是家庭纠纷,除了“警告男方不要太过分”外爱莫能助。就这样,斩断暴力的机会一再被错失。
“目前一些执法部门观念陈旧、业务培训不够。部分警察认为家暴是家务事,担心公权力介入会破坏家庭关系,没把家暴当案件看待。”有30年从警经历的湖北监利市公安局退休民警万飞直言。
告诫制度曾在反家暴立法中被视为一项创新。万飞表示,告诫书能给施暴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直接说明家暴是违法行为,如果再犯会有什么后果,远比口头处置的干预力度大得多。
湖北监利从2015年开始对家暴复发率进行检测,截至2019年,告诫将家暴复发率由口头处置的12%左右降到1%多一点。
再以深圳为例,宝安区公安分局2019年1-8月共开出《家庭暴力告诫书》221份,同比上升453%。
然而在更大的样本中,告诫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吕孝权代理涉家暴案件12年,从未做成功一例告诫书。这并非个例。
《反家暴法》实施当年,截至11月,上海市公安机关开具告诫书44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