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言
在投资交易过程中,基于交易中的各种考虑,如投资主体的身份不适合登记为股东,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回避情形,或者为了提高工商登记和股东会效率,投资主体常常会采用股权代持的方式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在公司持股。然而,在股权代持过程中,亦伴随着各类法律风险,与此相关的纠纷也层出不穷。
本文意在厘清股权代持纠纷中各种常见的热点问题,为隐名股东在代持过程中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提供实务建议,包括:隐名股东应如何证明代持关系的成立并确认股东资格?哪些特殊情形可能导致股权代持无效?会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代持纠纷发生后,隐名股东应如何主张返还相关权益?未经隐名股东同意,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是否有效?隐名股东有哪些救济措施?
02
隐名股东应如何证明股权代持关系成立并向公司主张确认股东资格?
当投资者决定采用股权代持的方式持有公司股权时,首先需要关注的即是需要保留完备的文件、记录以确保能够证明股权代持关系成立。通常而言,隐名股东要证明股权代持关系成立并向公司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应当证明以下方面:
1. 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代持合意
要证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最直接的证明即是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隐名股东应当委托专业人士对股权代持协议进行审核把关,以确保协议合法有效且不存在不利于隐名股东的约定。然而,在实践中,也常出现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没有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应注意收集与显名股东就股权代持事项进行过磋商沟通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件、邮件往来、微信沟通记录等,以还原事实经过,证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达成了股权代持的合意。
2. 隐名股东已实际出资或继受取得股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在隐名股东向公司确认股东资格时,应当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或继受取得该股权。
一方面,隐名股东要证明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应注意收集以下证据:(1)隐名股东已向公司或者显名股东汇款后由银行出具的汇款回单,此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有列明款项的具体性质,例如“股本”、“资本金”等;(2)公司或显名股东确认收到汇款而出具的收据。
在实践中,也存在显名股东或公司会指定第三方进行接收隐名股东的汇款,或者隐名股东指定第三方进行汇款的情况。在上述情形中,隐名股东应当注意收集指定第三方进行汇款或收款事项的相关沟通记录。同时,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也可以与指定第三方签订委托付款协议,明确由指定第三方代收或代付隐名股东对公司支付的股本,以完善隐名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对于隐名股东继受取得股权,应注意收集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等文件,以完成隐名股东已继受取得股权的举证责任。
3. 隐名股东是否获得公司其他股东的实际认可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隐名股东要主张在公司确认股东资格,除了证明其已实际出资之外,还需要证明其获得了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实践中,对于“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1)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该要件需要在诉讼过程中获得其他股东过半数明确同意;(2)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件无需是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明确表示同意,也不应局限于诉讼程序中。如果公司其他股东明知隐名股东向公司出资且未表示反对,也满足“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的要件。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的认定,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只要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知道隐名股东出资的事实且未曾提出异议,即满足“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的要件。
隐名股东应当注意搜集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1)与其他股东之间的沟通往来函件、微信沟通记录等,以证明其他股东知悉股权代持事项;(2)公司曾向隐名股东发送的受领公司分红的通知、向隐名股东的利润分配记录等;(3)隐名股东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或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的相关证明资料;(4)隐名股东就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表决出具的授权。然而,为保护隐名股东的权益并降低举证难度与法律风险,我们建议名义股东在实际出资时可以要求公司其他股东提供一份明确表示同意态度的承诺函,以证明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对代持事项明确表示同意。
03
哪些特殊情形可能导致股权代持无效?
结论:代持上市公司股权、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股权有较大风险被认定为无效。
通常而言,股权代持合法有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因此,除非出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五十四条等条款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存在恶意串通、违背公序良俗等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股权代持行为合法有效。
1. 哪些特殊情形可能导致股权代持无效?
在实践中,影响股权代持效力的主要因素在于所投资企业的特殊性质与隐名股东的主体身份。以下我们将讨论几种特殊情况对股权代持法律效力的影响:
(1)代持上市公司股权,是否有效?
结论:若代持的股权为上市公司股权,有可能被认定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从而被认定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发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由以上规定可知,公司上市发行人必须股权清晰,且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所有信息均需真实、准确披露。上市公司原则上不允许股权代持。
然而在实践中,对于上市公司代持是否将导致股权代持无效,存在以下两种观点:(1)第一种观点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为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亦并未明文规定禁止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因此不宜认定代持上市公司股权无效(如(2015)苏商终字第00437号案)。(2)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等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认定为无效。
根据权益保护的考虑及司法实践上的认定,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尽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为部门规章,不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但是代持上市公司股权涉及到社会经济秩序与金融监管,将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从而被认定无效。目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相关司法实践亦倾向于此种观点。
案例一
案件名称:杨金国、林金坤股权转让纠纷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院认定:本案之中,在亚玛顿公司上市前,林金坤代杨金国持有股份,以林金坤名义参与公司上市发行,实际隐瞒了真实股东或投资人身份,违反了发行人如实披露义务,为上述规定明令禁止。其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的话,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杨金国与林金坤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与《协议书》,违反公司上市系列监管规定,而这些规定有些属于法律明确应于遵循之规定,有些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但因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并不冲突,并属于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上述诉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案例二
案件名称:杉浦立身与龚茵股权转让纠纷
案号:(2018)沪74民初585号
审理法院:上海金融法院
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发行人应当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禁止发行人的股份存在隐名代持情形,属于证券市场中应当遵守,不得违反的公共秩序。本案中,A公司上市前,龚茵代杉浦立身持有股份,以自身名义参与公司上市发行,隐瞒了实际投资人的真实身份,杉浦立身和龚茵双方的行为构成了发行人股份隐名代持,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公共秩序,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共利益,故依据《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2) 代持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是否有效?
结论:代持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若违反了相关监管层面的禁止性规定,也可能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被认定无效。
对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监管层面上都有关于股权代持的禁止性规定。如《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股东不得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持有商业银行股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资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股权。”由此可见,目前对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权代持是禁止的,尽管相关禁止性监管规定并非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但其也与代持上市公司股权的认定相类似,将有可能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目前的司法实践也倾向于此观点。
案例三
案件名称: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院认定:本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对该《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应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3)外商投资为规避准入规定而进行的股权代持,是否有效?
结论:外商投资为规避准入规定而进行的股权代持,是否经过审批并不是影响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决定因素。但如果通过股权代持的方式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我国禁止实施目录列明的领域进行投资,有可能被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或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中的“恶意串通”,从而被认定无效。
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从审批制变为负面清单加备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