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史记》之前,已经出现了《尚书》《春秋》《国语》,甚至出现了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然而后世史家最崇奉的,却不是这些更古老的作品;相反,是《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例。
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清儒章学诚所言:“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适应了史学的发展。
首先,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历史核心地位。
从文学意义上讲,相较上述诸体以事为主,支离破碎的记录,以人为中心的叙述前后连贯,可以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大大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使得《史记》赢得了“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而在相对原始落后的社会里,值得记载且能够流传的历史事件较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能被记下的往往只有政治、军事这些大事。旧有体例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
事实上,即使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西方史学中,对于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这些对社会影响深远但在政治上湮没无闻的人物,往往也只能采取传记的形式记录。不论如何,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史记》也彰显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
其次,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