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宏大整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完整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是法治诸要素、结构、功能、过程内在协调统一的有机综合体。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有了这个总抓手,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并从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应着力做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项工作,努力形成党领导立法与立法机关科学立法、党保证执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党支持司法与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党带头守法与全民守法紧密结合、统筹推动的新局面。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重点是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培育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基本的文明标识的良好社会氛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而形成。坚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将抽象的法治国家建设目标具体化为可操作、易评价的五个方面,解决了国家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的方向和路径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构建和制度设计,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独创性,是对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的制度体系的高度凝练与概括。
弘扬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法治文明的本土法治资源,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比较中外法治发展脉络,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智慧,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汲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历数治乱兴衰、王朝更迭,强调法治为了人民、法治建设依靠人民,使法治深深扎根于人民创造性实践;借鉴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强化法治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发展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提倡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平安和谐;赞扬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等。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民法典高度重视“习惯”“公序良俗”的作用,充分体现开放包容的立法态度和对民众生活习俗的尊重。民法典继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思想,通过设定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义务构造出一种序列化的稳定社会形态,以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民法典采纳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创设“绿色原则”和“绿色制度”,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树立和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方向指引、理论支撑、制度保障和文化根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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