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三结合”?即系党总支、教师、学生结合起来,共同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在这三者中,党总支无疑是新大纲的领导者,而教师和学生的“结合”,便是各编一套大纲,比较优劣,实际上也就是师生唱对台戏,看谁的戏唱得好,评委就是党总支。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这次教学改革“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十分激烈”,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仍站在原有的框子里,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枝枝节节地修修补补不作本质上的改革”。为此,学校采取了“打擂台”或“对台戏”的方式。前者是教师和学生就同一课程分头准备提纲,然后在一起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制订一份新的教学大纲;后者是学生和教师各拟订一个或几个提纲,然后师生的提纲都摆出来,进行评比,开展辩论,选出其中较好的一个为基础共同修改定案。
该校中文三、四年级部分学生,“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中文系党总支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改革小组”。大纲编写过程中,学生们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的阶段,把35个人分为8个战斗组,分头到学校和北京市有关的图书馆、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等处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时间里,四年级的26人共看了291册书”。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人读了11本书。不但如此,有的书“连老教授都没有看过”。至6月29日,学生的教学大纲初稿完成,但发现元朝文学这一部分还不满意,于是又分工去看有关的文学史材料,“一夜之间重新赶写出来”。仅仅7天时间,一部新的古典文学大纲就写成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师生唱对台戏的方式编写教学大纲闻名,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因学生编文学史而声名远播。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分成了先秦组、魏晋南北朝组、隋唐五代组、宋元组、明清组、近代组,然后分头找资料,分工写作。经过30多天时间,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写成了。这部书的前言,一开始就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独立王国”。接着宣布“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的坚强战士”。这部书刚刚写成,就引来了一片赞美声。
中文系的学生编提纲、讲义,历史系的学生也就发挥自己所长,写历史,欲与“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比高低。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复旦历史系的学生通过一周的创造性学习运动,打破了迷信专家的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不仅写出了全部基础课的新教学大纲,“还编写出了许多门尚是空白学科的大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尔主义批判》《论中近东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等。“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恶习,数量上是今多于古,而且大多数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介绍,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学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写出了百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其中,二年级的部分学生用6天时间编出了一本长达42万字的《理论力学》,二年级的22个学生用10天的时间编写出了22万字的四年级用《造船工艺学》,三年级的部分学生用7天时间编出了7万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学苦战六周,全校共编写136门课程的346种教材,总字数达2500万字。“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有许多是质量较高的。”这样数量庞大的教材,都是根据自编、自审、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编写小组刻印出来。其中,中文系四年级全班24个学生经过10昼夜苦战,翻阅参考书532种、1000多册,即每人查阅了40多本参考书,平均一人一天查阅4本。从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时间,一本“崭新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以民间文学为正宗”,长达12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教学大纲就编出来了。接着,80万言的古典文学史讲义初稿也写出来了。
据当时的报道,南京大学学生编写教材也是硕果累累。法文专业四年级16个学生,在4天中编写了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德文专业四年级编就了全部德华词典卡片;俄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俄文专业教学计划和俄语词汇教学大纲;英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语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级编成了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地貌专业四年级编成了第四纪地质教学大纲,如此等等。在不长的时间里,南京大学共编就3250项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的过程中,中共教育部党组曾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虽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与讲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学生因忙于编写讲义,以致妨碍对各门课程的正常学习,加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因而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科课程,时间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除了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不影响功课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参加一部分编写讲义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外,一般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学生,除特殊情况外,不要发动其参加编写讲义的工作。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让学生为编讲义而编讲义,应当给教师以充裕的时间进行备课、编写讲义,从事各种研究和写作活动。各科有现成讲义可用的,应一面讲授一面修订,不一定都要用自编的讲义。
中共中央于同年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其转发给各高等学校党委,督促各校检查执行。按照这一要求,各校学生自编讲义、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