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金融的对风险问题看的比较重一点,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对全球化怎么看?我的看法跟裴长洪和赵晋平的略有不同,我认为全球化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不敢说500年未有之变局,至少说65年未有之变局。
我想讨论两个问题或者是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表现是什么?
第二,这个表现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第三,在这方面的应对应该怎么样?
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之后,最重要是两个特点。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的体制一致性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于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我们看到一种现象,经济增长是快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2倍以上。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去我们在描述经济全球化通常说是国际金融一体化。
第二,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的市场开放,于是生产力出现了全球配置,这个时候不是垂直分工也不是水平分工,而是在全球的生产力配置,变成了大家所说的一个生产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出现了价值链、出现了供应链。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跟此高度相关,我们说两头在外的开放战略,不是说市场在外、原料在外、加工在内。这增加了国际贸易的可贸易性。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这是90年代以后的故事,于是形成新的格局,是三个板块连成的。
第一,是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工业竞争力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他们是发展服务业,服务业覆盖全球。
第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制造业为龙头,把廉价的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廉价制造,产品倾销全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
第三,由于对外的出口,欧美国家的大量进口导致的亚洲地区的工业发展,引至亚洲地区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于是带动了资源输出国国家一个经济的增长。有一种现象,资源价格飙升,对资源的投资都在增长。这些国家向亚洲国家出口,也获得巨额外汇储备,会发现在国际收支中间出现很大的问题,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常项下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经常项下顺差,就是全球不平衡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又放在美国,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于是支持美国居民的负债,从而全球经济这么维持下去了,形成高速增长。
什么是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循环段”,于是全球就出现了现在遇到的困难。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困难可能是经常项下的顺差过大或者是逆差过大、经常项下的不平衡的影响导致的问题,但是80年代以后大家会发现,经常项下的顺逆差的状况是重大变化,中国在2007年的时候,经常项下顺差曾经占到GDP的将近10%,现在不到2%,按照2008年当时要求经常项下顺差占GDP4%的话,中国早就完成了。美国的贸易项下逆差也在缩小的,但全球经济并没有为此得到好转,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全球的贸易已经连续5年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
贸易增速支持经济和贸易的、金融的,皮之不存,毛就附不上去了,于是金融动荡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了,全球都处于金融动荡之中。
过去讨论问题时说经常项下的顺差造成的不平衡,现在看到的是资本项下的顺逆差带来的更大的不平衡,就是刚才诸位讨论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而且这个流动趋势基本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大家说英国“脱欧”是加剧了这种流动,于是出现了美元单向升值和其他货币的贬值,出现了更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贸易的增速赶不上经济的增速,保护主义就抬头。WTO谈判从去年已经在某种情况下寿终正寝了,因为多哈回合关不上门,取而代之的在有TPP、TTIP等这种区域性的东西。我们还观察到在国际金融动荡不断的持续,各国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关闭资本账户,国际收支中间资本项下是不是要进行管制。这些跟过去的一些事实不太一样,似乎全球化正在去的过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注意它的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或者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沿。
观察一下全要素生产率,危机以后,全要素生产都在下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管人们讲“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技术,但似乎并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我们认为过去全球化是由体制和机制的变动主流工业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同样一个技术水平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的技术,让产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是并没有类似像内燃机、蒸汽机这样的革命出现,它并不是更高的技术革命,只是主流工业技术的扩散,一下出现的情况,全球产能过剩。那么只是比谁的成本更低一些,但是并没有增加整个需求。
于是我们在问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技术革命,过去最重要的特点是速度,蒸汽机是什么?蒸汽机是火车取代马车,内燃机是什么?是飞机取代地面交通。
但是,你看一下以后的技术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个突破,这就是我们金融界非常看好的“外太空技术”,现在所谓“火箭回收技术”,这是全球投资者看好的技术,因为它是“逃离地球”的技术。包括美国现在发明的“胶囊列车”,时速达到1000公里。这里暗含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需要在技术进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我们看看所有的工业革命,我们觉得最终要是工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技术的,动力在工业上的变革,带来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可能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成为主流的工业技术。
我想,互联网信息的传输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物理的移动速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工业化更重要的是物体的移动速度。另外,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技术不能进步,产能又是在急剧增长,按照凯恩斯办法就是扩大有效需求,怎么扩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资、新的对象来创造需求,结果就是在金融上高负债。全球无一例外,都进入了高负债的状态,巨额的财政赤字、巨额的负债,构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从二战结束,日本达到占GDP250%,美国超过了100%,德国是80%多,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一下,似乎中国政府好像是最好的。如果按照当年的欧盟的标准的话,就是一国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大概只有中国政府能满足。高负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快速的去杠杆,高负债就是高杠杆,全球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的情况下,全球都在担心这个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美国想再刺激一把,发现弄上去可能有问题,所以又不敢油门加的太大,踩一脚油门赶快收回来,现在又遇到困难的。
负债不推上去,新的技术革命又没有,全球的需求一定是处于萎缩之中的。今年4、5月份,我们在欧央行讨论全球经济问题,我们是做银行的,不懂负利率是什么,怎么操作。负利率意味着到银行存款我要倒收利息,你要到银行贷款,我要贴你。即使这样,需求政策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全球经济增速并没有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全球都需要结构性改革,凯恩斯政策几乎走到头了,这时候,全球化真遇到重大的挑战,我们说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周期问题,更重要是人类在考虑未来走向重大的挑战,为什么说可能是500年未有之变局,或者说至少有65未有之变局。整个经济政策框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全球在学术思潮中间,美国为什么提出1对99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出现一个我们叫碎片化的过程,我想用碎片化的概念不是我说的,你们看看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个月普京总统到中国来签的三个协议,看看世界经济变化的碎片化,全球经济不稳定性。这种碎片化形成什么呢?
刚才赵晋平讲了英国“脱欧”,我们认为他说的很好,很对。但是我们看的风险,英国“脱欧”是可以预期的,可以控制的。我们觉得更大的风险是土耳其的政变,土耳其的政变是失败,这意味着整个再一个最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开始了伊斯兰文化,开始了穆斯林化。这是对欧洲最大的威胁,这是对世界最大的威胁。
全球30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收入赶不上资本的收入,从这个角度观察,像桑德斯出现背后的原因,这可能是一个全球化变化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另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背后的思想根源,我们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几十年甚至是500年未有之变的背景。所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在发生变化。
讨论中国。我特别同意裴长洪教授讲的“一带一路”,包括赵晋平讲的“一带一路”,这是新理念,“一带一路”最核心就是包容性,然后讲命运共同体,而这跟过去的全球化规则不一样,过去讲商业竞争,竞争者获胜,现在叫共建、共享、共赢,这是一个包容性。
如果有全球化的下半场,下半场就是这个。但是,如果这个理念要构筑新的全球化,我们也知道挑战巨大,它是对整个世界理解的一个重新构造。这对世界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显然如果你不能战胜的话,就建立新的全球化,而我们看到旧的全球化是碎片的。我们认为全球现在处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大的风险,很可能是一种风险,如果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重新享受光荣独立的话,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他们代表这种理念,美国历史上是有这个的。中国可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周边国家,应该奠定一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中国东盟“10+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周边性的区域性的安排,包括中日韩自贸区的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如果我们还不能对全球发挥重要作用,至少我们要把周边的事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想,这是中国走到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