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改革是中国当下面临的两大问题,不改革社会转型难以完成:不建设法治社会转型没有目标。因而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实现法治,在法治目标下指导改革。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而框定这两者走向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同时推进的法治中国建设中,与社会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是法治国家。因为我们所说的法治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即中国的改革与法治都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所完善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除法治国家外,法治社会与社会主义联系也很密切,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和谐等都需要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予以实现。“社会主义曾经在乌托邦的荒野中徘徊了很久。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引出乌托邦的荒野,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后,它在其发展征程中,首先从思想传播进入到运动的实践,继而通过运动的实践将科学理论变成了伟大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由一国现实变成了多国现实。”然而对未来的法治建设来说,社会主义仍任重而道远。在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虽然被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反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法治没有成为阻遏戈尔巴乔夫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性因素。这是这些年我们对苏联解体重点反思的内容。因而。中国不仅要走法治道路,更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也是中国最为现实的路径。
3.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完成社会转型、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国要走向法治,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只有与正确方向和道路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早年的时候,中国需要运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而社会主义的理论恰恰是革命的理论,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革命理论的动员。马克思所描述的革命理论正好被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还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不仅包括革命的思想和运动,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在中国,实现制度的现代化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坚守,社会主义就是指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管理体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的改良、改革。
在法治中国战略中,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要义在于解决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中国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做到重大改革都要合乎宪法,做到于法有据,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二是要解决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即政治的法治化问题,法治要为政治服务,但政治行为需要接受法治的约束,否则难以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需要用社会主义理念克服国家主义法治的残留。三是法治能解决什么社会矛盾。只有那些能够纳入法律关系调整的社会关系才能够用法治方式进行调整。法治国家在于解决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法治政府能协调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法治社会能调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同时推进措施是法治战略实施的根本举措。然而,同时推进的难题在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在中国的境况是不一样的。推进法治社会面临着权力思维和权利思维的冲突,推进法治政府存在着管理向治理转型的困惑,而推进法治国家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四是法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权力本位的政治道德与权利本位的追求,是不同的政治德性。但是从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的根本区分,不在于道德规范在技术上能否实现,而在于人们不能用道德任意改变法律的意义。实施法治战略的道德风险在于:不能因为法治的昌盛而使道德溃败,不能因为道德的要求而使法治难以贯彻。 这四个方面的战略问题都与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推进的主体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都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法治的根基是自由主义,即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并且法律通过广布权利来制约权力。然而,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法治既要尊重权利本位,但也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尽管国家权力的存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备要素,但国家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国家权力不能随便干涉公民的权利,所有国家的权力都不能侵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权利只能在法律规范内实现,权力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目标。而这一观点恰恰又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德性之所在。
三、“社会主义”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功能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社会主义,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当成法治的标签。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依赖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仅仅当成口号,也会产生政治风险。“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就会缺少合法性,至少缺少执政效果和影响力。”实行法治是风险控制的有效方式,但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使得法治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各种可能的风险。例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闹”还是很多普通大众解决问题的首选。因此,要想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实现法治的中国梦,人们需要保持对法治真诚与信仰的同时践行法治。
1.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相互兼容是功能发挥的前提
这一判断是社会主义能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如果社会主义与法治不能兼容就不可能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其功能。社会主义与法治不兼容不是生造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一是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消灭国家、法律的目标设计与现在必须强化法治建设的思想存在矛盾。二是革命思想与法治在思维上是相互冲突的。早期社会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突破法治是革命的前提条件。三是西方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与法治兼容,法治与社会主义无关。但我们断定社会主义与法治是兼容的也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区分为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革命理论与法治不兼容并不等于建设理论与法治也不兼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法治,完美的法治是最终消灭阶级性法律的前提条件。其二,苏联的肃反和中国的“文革”等破坏法治的行为。是在革命理论支配下的举动。这种行为并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要求。其三,社会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法治,还会接纳所有文明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谐、富强等与社会主义的搭配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都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社会主义与法治并不是对立的,法治是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由革命理论向法治理论的转变,这里边亦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探索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根据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进行改革目标的设置。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制定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空前的。这意味着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即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如果说法治与改革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法治则不仅仅是手段,而且具有了目标的属性。
中国需要以法治为目标的社会转型.需要用法治之理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方式。当然,转型以后的社会依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我们对待社会主义需要真诚,因为很多研究发现,“尽管我们口头上说,我国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任何改革都不能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但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挂在嘴上的。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人们不仅缺乏对法治的真诚,更缺乏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真诚,讲的与做的差距总是很大。有时候,一些人还拿着社会主义当成不愿意推进改革的理由。”
但真诚对待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实践需要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又根据中国建设的需要发展与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特色”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改革传统社会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很多改革获得了理论支持。然而,在法学研究领域,很多人对于特色并不这样理解,而仅仅是把西方法治理解成一般的法治,把中国特色当作排斥法治的理由。特色成了拒绝向西方法治学习的挡箭牌,特色论成了例外论。我们认为,中国法治不是世界文明之外的法治,特色不是拒绝法律一般性的理由。特色只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不一样,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坚定不移地走法治之路。总之,重视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
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之路,法治也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革命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革命和变革,但已在执政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体制的维持。”邓小平早就意识到,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离不开法治,还是法治靠得住些。从目前西方法治出现的弊端来看,过高、过早的社会福利可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救济还很贫瘠的社会,建设法治恰恰需要社会主义的指引。只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西方实施“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后遗症。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法治发展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