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的贪官人数进行摸底,掌握贪官外逃的底数,通过这些举措扎牢制度的笼子。同时,强化对领导干部护照等方面的管理,使得领导干部外逃的空间越来越小。”庄德水说,“这些体现了我国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加强国内反腐,开辟国内反腐的战场;另一方面,开辟国际反腐的战场,实现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协同。”
宋伟总结了2018年“天网”行动主要的三个特点:一是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二是追回外逃人员的数量不断攀升;三是追赃效果显著,而追赃比追逃在一定意义上更有难度。
完善制度加强政治建设
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
2018年11月7日,北京首都机场,国航CA992次航班落地。“百名红通人员”第68号贺俭的7年外逃之路画上了句号,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再添战果。
贺俭是“百名红通人员”归案的第49人,也是十九大后归案的第一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据庄德水介绍,2018年“不敢逃”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不能逃”和“不想逃”更值得关注,特别是在“不能逃”方面。现在,贪官外逃的数量已经少于被追回去的人员数量。归根结底,主要是要扎牢制度的笼子。
日前公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提出,深度参与反腐败国际治理,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深化国际合作,不断织密“猎狐”的“天网”,外逃贪官必将无处遁形。
“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是国际反腐败合作的重要议题,也是重要趋势,主要是在追逃的同时更要建立预防机制,同时将追赃与防止资金违法转移同步并举。”宋伟说。
庄德水对记者说,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只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树立正确的反腐意识,认识到腐败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才有可能形成反腐败的“天网”,“从中国角度来看,我国要推进本国的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必须实现和其他国家在法律上的衔接,共同推进国际反腐败合作,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扎牢制度的笼子,切断腐败贪官外逃的路径”。
庄德水建议,一方面,借助国内反腐的威慑力,让党员领导干部有所收敛,通过追逃防逃追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运用先进的监督手段,包括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技术,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实现日常监督与长期监督统一,更好地减少外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除了扎牢制度的笼子以外,还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建设,即政治建设和政治教育,让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海外不是避罪的天堂。
“深度参与是追逃防逃追赃的基础,一体推进是追逃防逃追赃的关键。”庄德水说,只有一体推进才能避免“亡羊补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状,更好地把追逃防逃追赃工作融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考虑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更好地提升追逃防逃追赃效率。
完善“不能逃”防范制度
紧盯关键岗位人群领域
2018年,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在体制机制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国家监察委的成立使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办理追逃追赃案件的资源进一步整合,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
对此,宋伟说,2018年,针对反腐形势的新变化,相关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一是《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发布后,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二是产生了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的实践案例;三是完善司法制度,建立缺席审判制度等。
“国家监察委成立了以后,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就发生了转变,从以前协调组织其他主管机关与外国开展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变成走到了台前,这为它与外国直接开展联系时增加了权威性。”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黄风说。
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从其被抓获到被引渡回国历时仅44天。
监察体制改革后的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完善的法律正在成为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保障。
2018年3月,新颁布的监察法单设反腐败国际合作专章;2018年10月26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新通过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使得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更加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