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汉代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初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锚点即帝王集权之义。锚点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
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
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注22?。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总之,汉儒之政治哲学,即三大理论:大一统、尊王与绝对王权,完全为汉帝而立。汉儒拥护帝王集权,别出心裁,古未之有。
汉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随便造谣;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独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学,而行德教治国。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可知孔子之教显然是:以刑法治国,毕竟不如德教治国尽美尽善。汉儒家之主张,未尝不是。第二,直欲以礼代律,以春秋断事。《盐铁论》卷十《刑德》对以春秋断狱,批评如下:“《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诛心之论,即春秋之义也。春秋所谓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级之伦理观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官不能治,社会何由安宁。汉代以春秋治狱,颇不乏人。《汉书·食货志下》:“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汉书·兄宽传》:“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最著者为董仲舒,《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即为其例。
然则武帝尊儒学,用儒生,果出于至诚,合于儒学精义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蛊,已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合,其用张汤、杜周等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国,非以德教治国,大背儒学宗旨。故宣帝即位,尝谓其子元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本人行动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谓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谓尊也。所以,余谓秦皇焚诗书,系禁私学,专任吏治;汉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学,杂行霸与王道,两者虽有激烈和平之异,但目的皆为思想统一、帝王集权。为功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誉汉而毁秦,谬矣。(摘自黄现璠撰《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被冒顿单于统治,国力非常强大,多次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200年冬,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匈奴军队佯装后退,汉军则迅速北进到平城白登山。却在白登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刘邦与汉军被包围七天七夜。最后刘邦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逃出重围。由于长年战乱,国家初定,经济残破,汉朝采取和亲政策力求与匈奴暂时维持和平。到了景帝时期,汉朝一方面继续和亲,另外也在边境进行屯田移民,在国内则实行复马令来增加马匹,加强士卒训练并大量制造兵器,这些都是预备反抗的准备。汉武帝年间,派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将领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朝占有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关系,为汉朝与西域之间开辟通道,而匈奴则狼狈北徙漠北。汉朝虽一举将匈奴击溃但自身也元气大伤,武帝遂轮台悔过下令休养生息。后来,在汉匈大战中战败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五部,其中一部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要求与汉和亲,结为亲家。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又分为两部,分别为南、北匈奴。其中南匈奴立呼韩邪之孙比为单于,与汉朝关系友好。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在明帝时期一度侵扰汉朝边境,被击退。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单于被杀,其中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八年,汉车骑将军窦宪等征伐北匈奴余部,单于遁逃,窦宪在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此后,一些北匈奴南降汉朝,另外一些则向西迁徙改变了欧洲历史格局,而欧洲的罗马帝国竟然被逃遁的匈奴残余势力所颠覆!可以说汉朝的这场胜仗实际是间接毁灭了罗马帝国。
西域在汉朝早期是指南疆一带,后来扩展到天山以北和中亚东部。西汉中早期,西域地区为匈奴所控制。汉武帝时期,于建元三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以联合夹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并在匈奴娶妻,十余年后逃出,经大宛等国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夹击匈奴的答复。后来张骞东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才返回长安,回来时只剩他和随从堂邑父三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并来到长安。元狩四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虽然张骞未能说服乌孙国王夹击匈奴,但是张骞却与其使节先后游历了大宛等国,后来亦由各国使节陪同,返回长安,从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反复在西域地区争夺。元封六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与乌孙和亲。细君死后,汉又在太初四年以解忧公主续嫁。同年,汉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国都转投汉朝。汉武帝在乌垒设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宣帝时,汉又驱逐匈奴驻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西汉末期,西域各国又因汉朝衰落而脱离汉朝的控制。东汉明帝初年以后,汉朝又恢复了西域的关系,并于永平十六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派班超负责西域事务。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经条支、安息等国,到大秦西界而还。随著西域局势的稳定,商旅往来日益频繁,丝绸之路在汉朝形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