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就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知识界在考察知识分子去留的问题上,常常归结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胡适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选择留下的各种理由 但是,仅仅用意识形态来归结于学人抢救计划却也并不尽然,曾经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选择留在大陆,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他的女儿宗璞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起:“父亲之所以选择留下,并不是因为哪个政权,而是因为他爱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爱国是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就是爱脚下的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爱他们的父母之邦。” 汤用彤也是被抢救名单上的一位。时隔多年之后,汤一介先生这样向笔者解释汤用彤留下的原因:“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为胡适先生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 在宏观因素之外,个人情况也是知识分子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比如朱光潜。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老师这样向笔者讲述父亲当年留下的原因:“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更有理由离开内地选择到台湾去。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那时候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只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但是父亲不愿意做寄居在别处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们会有很好的前途。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 和汤用彤有同样考虑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缔造者张伯苓,这位蒋介石的老朋友曾经短暂地出任过国民党的考试院长,但是显然他更喜欢南开,也是因为南开,才有了他和蒋介石的情谊。撤守台湾之前,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的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都被婉言谢绝了。因为“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