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原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曾在刘少奇同志身边从事秘书性工作,在由邓力群口述的《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一书中,他以亲历者和知情人的身份讲述刘少奇同志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既能展现刘少奇同志的高尚情怀,又能廓清历史迷雾,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邓力群认为,刘少奇是在白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
(一)刘少奇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的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很不顺利,可以说完全是在逆境中工作的。这不仅有敌人的白色恐怖,而且还要受党内的高压。刘少奇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并不是没有根底,并不陌生。他在大革命中一直做工人运动工作,积累了许多如何做秘密工作的经验,有成套工作经验,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的杰出工运领袖。正因为这样,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仅能正确地估计形势,而且能提出许多对应的正确主张。他比那些只是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教条主义者要高明百倍。但是这些脱离实际又自以为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居领导地位。在他们的“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刘少奇的言论主张、实践行动,都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受过批判,受过打击,受过排斥,受过处分。这些压力,不仅来之于国内,而且来之于国际。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在赤色职工国际中挂了号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和做法,得不到支持。结果呢,国民党区的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百分之百的被搞掉了。实践证明,刘少奇的那些意见并非右倾机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个结论是直到好久以后才得到的。
第二段,1936年3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好比是如鱼得水。刘少奇大展雄才。何以能如此?因为条件不同了,天造地设,今非昔比,刘少奇得到了正确的领导。刘少奇从1932年冬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长征到陕北,在这一过程中,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左”倾军事路线得到克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得到确立,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进一步地确认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工作的需要,刘少奇接受党中央的指派而到北方局去的。
所以,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和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的发挥相得益彰。
为此,要特别说一下这第二段。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不仅应该包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冬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前的这一段,还应该包括“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抗战爆发这一年多的工作在内,因为这也是在白区,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所进行的工作;而且刘少奇的所谓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前面一段是从反方面来证明的,后面一段是从正方面来证明的,前面是从失败之中得到的教训,后面是从成功之中得到的事实。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完全由革命的辩证法来帮助进行和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
(二)刘少奇深入白区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刘少奇经过长征到陕北,参加了1935年12月中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中间,从国民党统治区传来振奋人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它表明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会议作出决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将“抗日反蒋”作为基本方针。它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单独吞并中国,引起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空前紧张,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剧烈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方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包括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可能发生分化。因此,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日反蒋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会议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决议,系统而精辟地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因而就必然也要促使我们的敌对营垒发生破裂。并由于中国政治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刘少奇对中央的这些意见完全赞同。
在新形势下,12月29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而具体地讨论了抗日运动高涨之地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从遵义会议后已经心悦诚服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来的张闻天,在会上指出,北方局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要派出得力的同志前去。他说他在会前已同刘少奇商量,刘少奇也同意了。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使“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起来,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同时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做好。
这样,刘少奇就在中央的指派下,化名胡服,半个月后即由瓦窑堡出发去华北。
1936年三四月间,他到了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工作,成为北方局的负责人,并很快改组了北方局。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执行的路线不折不扣,是瓦窑堡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这一年多的时间,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抗日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主要是华北,同时也影响到国民党其他地方,把党的工作大大开展了,在国民党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重新合作,我们原来的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成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成新四军,这是我抗日的主力。我们的部队经过东征,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便立即实现了两个力量的汇合,即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主要是红军的力量)和国民党地区刘少奇领导之下形成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汇合。这两个力量一汇合,便不是一加一的力量,发挥出无比威力来,很快取得了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十几个敌后根据地的空前未有的胜利。
因此应该这样说,刘少奇不仅是“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国民党地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时期在国民党地区通过北方局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应该包括这两段。而成绩之大,莫过于他在北方局的这一年,事业更加辉煌。他纠正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深入指导和发展白区工作,不失时机地努力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中央积极密切配合,能动地为中央提供实践中提出的最可宝贵的思考问题的材料、实例、经验和方向,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这些作用都是非同小可的。这一年多的工作,对以后的抗日战争前途的发展、抗战力量的发展、敌后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意义不可估量。
(三)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到北方局这一年多里,究竟做了哪些方面的具体工作?
尽管北方局党组织在事实的严酷教训下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都开始转变,但毕竟对以前的“左”倾路线还没有做过系统的批评和清算,还有着残余的影响,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表现得还相当严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以后,首先为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进行了努力,实现他所主张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很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为此,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进行党内外的教育,有的署名K。V。,有的署名陶尚行,有的署名莫文华,有的署名吕文。例如,《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列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表现及危害,分析其根源和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之后,严重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必须给这种“左”倾错误以致命的打击,把它彻底肃清。《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刘少奇于此不仅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是主要的危险,还说明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实际上就是放弃领导权。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中,刘少奇重申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强调我们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组织全国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四万万同胞所了解的共同口号,所一致要求的行动。为着能够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就愈需要长期的合作,就应共同采取“一切为着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一文中,刘少奇严肃指出了在北方局的党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因而要求必须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洞的领导方式,不要把“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应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来进行“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一文,刘少奇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也着重地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强调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对于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适可而止,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刘少奇在该文中还主张,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的工人要打入黄色工会中去,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经过我们的工作即使其群众和领导机关都已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也不要急于把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的外表来掩护了,才能做这种公开的转变。
对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问题,刘少奇还专门写了一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文章,作为党内教育的材料。刘少奇说,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问题是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过去的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去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进行活动,使工作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范围内;二是许多本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和秘密组织中采取秘密的方法来进行,致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和秘密组织扩大,妨害秘密性而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三是一些冒险的做法因受到打击和脱离群众而使本来可能公开的组织也不必要地变成了秘密组织。这些做法都要加以改正,否则我们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力量就无法积聚。刘少奇辩证地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让公开的更公开,秘密的更秘密。但两者也必须有机地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做到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指导,而得到党的支持,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群众,而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