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电影上映后,问题却随之而来。赵一曼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她究竟是谁?她从哪里来?她的家人身在何处……这些问题也无人解答。成都商报记者找到吉林卫视几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于老面对镜头回忆这个人物时,就连他也感慨,“这是东北大地上流传的一个真实的抗日故事,好多人都觉得她有名,连日本报纸都宣传她,宣传得就像神话一样,但是我们只是听说,我们当时找不到她的家人。”
从电影上映后到1957年以前,有关赵一曼的文字材料,静静地躺在黑龙江的档案馆中。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从收录的一些抗战时期的日伪报纸中可以看到,赵一曼在日军的语境中被称为“红衣女匪”。她被捕后,一份全日文的报纸更是以头版头条浓墨重彩刊登此事,标题为《匪徒密林中溃走赵一曼 王惠堂被俘》。这些材料,也间接佐证了赵一曼的存在。
但是赵一曼再坚强刚烈的形象,在另一份日军档案中却柔软下来。1957年,伪滨江省警务厅“滨警特密第8853号”档案公布,里面有一份全日文的材料,全文170余字,通篇读下来,这份档案可以看作是一封写给儿子的简短家书,也是一篇遗嘱——根据遗书落款时间显示,1936年8月2日,这一天,正是赵一曼被日军杀害的日子。
在这封留给儿子的信中,一个身骑白马、肩披红衣,驰骋于林间,成天与日寇周旋的女汉子不见了,转而成为一位留恋孩子、心疼骨肉的善良母亲。她的悲痛、不舍、内疚和嘱托,一字一句融入进这封百字家书中。不过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当时却无法寄送到亲人的手中,而是保存在日伪档案中,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发现。
认亲 21年后,儿子手臂上刺下“赵一曼”
《赵一曼》全国热映时,远在四川的一位叫李坤杰的人,正托人到处寻找自己的妹妹李坤泰。李坤泰,也是一名革命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党的指派前往东北。当时她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儿子陈掖贤,临行前,迫不得已把孩子寄养在亲友处。
李坤杰的手里保存了一张妹妹和外甥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30年前后,李坤泰身着旗袍,怀抱儿子坐在藤椅上,面含微笑。这张照片,她洗了两张,一张寄给远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让他不必挂念。另一张寄给了宜宾的好友郑双碧,请她转给二姐李坤杰。临行前,她还把孩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处寄养。骨肉分离时,儿子才一岁多,从此杳无音信。
在家人的记忆中,李坤泰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叛逆的小姑娘,不按常理出牌。“她小的时候性格特别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