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著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 “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