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的新战略中,有一个明确的提法,即“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人们已形成共识:只有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基层的组织建设,才能对接上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
一些专家认为,我们现在搞项目,大都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配套和落实。这种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推动,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现层层截留和挪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一些调查发现,有的政府支农项目最终到农民手里,只剩下实际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
据郑新立介绍,在韩国“新村运动”中,政府先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并选举一个新村建设指导者。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直接给农民配套。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向农民普遍发放最长可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等农民组织直接发放到户。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一些民办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是“苗头性的东西”,必须重点扶持和规范。
一些干部和专家呼吁,各地以GDP论英雄、以招商引资论政绩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急需改革,以使基层县乡干部真正投入“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同时,农村综合改革应重点突出两大目标:一是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本点。
陆学艺表示,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还必须跟进户口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尽快解决城乡分离的体制性矛盾。
“十一五”期间是“新农村”建设破题的关键时期,规划建议明确表示将“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人们期待,突破了一些体制和机制障碍的“十一五”,将使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变得更加“鲜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