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25]。”　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26]。”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27]。”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28]。”　彭树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形一字第一号》:“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画,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29]　”　《王明日记》摘抄:“1955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胡还被处决了(实际上胡均鹤于1984年被平反,1993年才因病去世)。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成功地说服了他重新为我党工作)。毛泽东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