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走中国特色的执政党自我监督之路,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党情,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党的政治传统,对有效监督路径的独特探索。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迥异于对异体监督“迷信”和对外部监督“依赖”的道路,充分体现了“四个自信”。这在当代国际共运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为国际反腐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
腐败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措施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再次指出,要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持续巩固发展良好的政治生态。
一百年来,我们党因应形势变化和现实所需,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的关系,制定不同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战略。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党在抓治标惩处的同时,也不断采取一系列思想教育、制度防范举措。1993年,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党的十七大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十六字确立为反腐败基本方针。党的十八大之后,标本兼治进入了新阶段,无论是“打虎”“拍蝇”“猎狐”还是巡视巡察、“打伞破网”和加强党规国法建设、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运用“四种形态”等重大理论创新,无不体现标本兼治的重要理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把“三不”一体推进确定为战略目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与时偕行,带领全党不断深化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充满自信地走出一条标本兼治、综合施治的反腐新路。
坚持走法制化道路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求反腐败必须走法制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法制反腐作用的认识,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全力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在反腐斗争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些基础性法规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倡导和依靠制度和法制推进反腐倡廉,进一步拓宽法制化反腐推进。1979年《刑法》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方式,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行为予以规制。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主要是通过两个手段解决腐败,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制。1992年,邓小平强调“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006年,十六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要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以党章为中心的党内法规建设和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要求,加快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在国家法律体系方面,2015年修改《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和完善。2018年以来,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国家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修改《刑诉法》,专门对外逃贪官可适用缺席审判等做出规定,颁布《政务处分法》,快马加鞭健全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在党规党法方面,2016年党中央对党的法规制定工作进行长远规划,制定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