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期有件很有意思的事,事件发生在人民公仆周总理身上,对于总理,人们一般是不会乱说的,所以这故事应该是可信的。那是1976年的元月,这一天拉开了中国剧变前“天崩地裂”的序幕。周总理因身受膀胱癌折磨已昏迷数日,探望的人们远远站在病榻前望上一眼便偷偷去擦拭泪水,这大概没有司马迁所说“助哭”之意,因为能有资格去探望的大多也是真的惋惜或者恐惧于体制面临的凶兆吧。那天,周的生死之交叶剑英叶帅也来看望,多年来,叶帅几乎例行公事一样每天来见周总理。那日叶叮嘱两个护士拿好纸笔轮流替班随时准备记下周的话,大致意思是周一生委屈太多,生命最后关头应该是有很多要一吐为快的吧。可这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愣是把所有的话都憋到了马克思那儿了,让人们白等了许多时间。其实叶帅应知道,周的沉默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贺龙墓前,周也曾用尽力量大喊“没有照顾好”,这种面对众人的痛哭流涕,难道不是沉默的代价?
沉默是这台复杂机器的选择,人只能受制于它。周逝世时一言不发,罗荣桓逝世时说,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跟随了毛(因为他走到了毛的前头)。毛呢,只说了一句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便不再做什么交代了。而后面的刘伯承等,如果有医嘱,也都是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好事的大话空话。真正有勇气说出文革之罪的大概只有朱总,可见从上层,至底层,连坐、检举、组织制度从根基上破坏了人作为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这是文革带给中国的最大破坏,以致反抗者能够形成有效共谋,只是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时刻了,对于任何习惯无底线逼迫的政权,这便是效益最高的统治方式。一是喧嚣,一是沉默,成了中国人的“文革风骨”,这种作风几十年没变,就像上文的邻居街坊意义,甚至还变异出一丝人情味,觉得不去问别人点什么,不去“知己知彼”,那就根本不叫“关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