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文人都格外地 珍视个体生命,自觉积极地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寻求保全并完善生命的最佳途 径。这种来自内心的自觉、急切以至于达到狂放的程度,体现了魏晋文人独特的 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 魏晋文人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他们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 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风气也随 之不断变更。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百家争 鸣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时期。”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里对这一社会风尚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以简练的笔墨广泛而细致地描述了魏晋文人的活 动和精神风貌,为我们再现了魏晋文人独有的生存和创作状态。鲁迅先生也在《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思想状况进行了 探索,他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展现的自下而上 处境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魏晋时期形成了竭力表现人格,以鄙视外在的行为节操为风尚,使一种高尚 不俗的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的社会风气。而文人多以人的内在精神性和思 想性作为评品人物的最高标准。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 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独特的社会背景造就了特有的社会风气,这一社会风气又对文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个人追求,这些思想行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为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清谈、隐逸、饮酒服药、不拘礼节。 二、魏晋文人思想的种类 (一)追求适意人生——清谈 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魏晋清谈的兴起,有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 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各统治集团争权夺利非常 激烈,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人们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崇 尚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二、曹魏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积 极搜罗人才。于是对人才的鉴别、品题成为当时人们清谈的话题之一;三、随着 汉朝的解体,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日趋衰微,以虚静为主的道家思想 取而代之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这为清谈的兴起提供了理论素养与讨论话题。 由于上述等原因魏晋时期的文人已没有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是 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思想心态,主要表现在纵欲和清谈两方面。 正始年间,由于东汉政权的瓦解,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 内容空虚,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老 庄思想、刑名法术等各种思想却异彩纷呈,老庄等思想的复兴为后来清谈的兴起 奠定了思想基础。长期的战乱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及门阀士族腐朽而无聊的生活, 使得许多文人士族思想消沉,试图在玄虚淡泊之中求得精神寄托,同时,当时文 人大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重视个性自由,崇尚老庄之“自然”,提倡无为而治, 于是以“贵无”、“玄远”为代表的清谈之风大兴。魏晋清谈由正始经竹林、西晋 到东晋,其风气越来越盛,尤其是两晋几乎为清谈所笼罩。《文心雕龙时序》 篇记载:“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 可见自西晋中朝到东晋江左,清谈盛行的情况。何晏、王弼、苟集、夏侯玄、王衍、阮修、王导、 谢安、孙绰、郭象、许询等皆为清谈名人。以《老子》、《庄子》、《易经》为本, 清谈之人围绕“言”与“意”、“有”与“无”之关系,“才性同”、“才性异”等 论题展开争论。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写道,“魏晋的新道家和他们 的佛教朋友,以‘清谈’出名。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 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语句,表达出来,所以它是很有讲究的,只 能在智力水平相当高的朋友之间进行,被人认为是一种最精妙的智力活动。” 魏晋文人的清谈是一种口头交锋,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既要求学识渊博,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又要求反应敏捷,以适应清谈这种不断变更话题、不断调整论角、不断深入思辨 的独特的论谈方式。文人们以才学疏浅为耻辱,纷纷努力地增进自己的学识。不 仅学习老庄道家思想,还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思想兼收并 蓄。在清谈中显露才华,用犀利的语言、巧妙的应对征服别人,甚至有时以一言 而博得天下名。《世说新语》中有专门讲述魏晋文人学士知识渊博、擅长辩论、 崇尚清谈、善于应对的故事,且清谈之中蕴含着自由的精神与思想,豁达的胸襟 与气度。 魏晋时期,文人清谈是魏晋文人的一项很重要的生活内容,此为历代研究者 注意。陈寅恪认为:“清谈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 密之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 周一良先生在《两晋南朝的清议》一文中也赞同这种观点。清谈为何独兴盛于这一时期呢?陈寅恪 和周一良分析清谈根源于自东汉以来,文人屡遭政治上的残酷迫害,无奈只有将 具体品评人物的议论转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其本身即表达了文人对时世的不满, 但此时的文人,已无意公然对抗统治者,仅借此发发牢骚,甚至牢骚也被隐去, 只剩空谈。文人不谈时世,只谈风月或纯为虚无。魏末西晋时代是清谈的前期, 文人所议之事大都为当时社会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文人自身政治立场的表白有 直接关系,而到了后期即东晋时代,清谈已失去了评议政治的功能,仅仅成为虚 浮名士身份的装饰品了。 (二)寻求宁远生活——隐逸 “隐逸”二字可以拆开解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隐,蔽也;逸,兔 隐逸二字的组合,主要表示隐居远遁,以及隐士逸民之意。隐逸文化是魏晋的一种社会文化,这种文化与魏晋文明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它是中国魏 晋社会的一种润滑剂。它构成了魏晋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态,魏晋文明能够绵延数 千年与隐逸文化不无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隐逸现象出现的比较早,《周易》中有:“初九,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徳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逐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 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10] 潜龙即隐士,是有德有才却被隐没 的人,在这句话中还告诉了人们,隐者对人生的基本态度。 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隐逸高峰期,这一时期被正史立传的著名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隐士就有 80 多人 ,可见当时隐逸风气的兴盛。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但社会政治黑暗,统治腐朽,文人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把隐逸田 园当作自己最好的归宿也是其原因之一。 我国古代“儒道两家分别提出了以人道和天道、名教和自然为理想的社会本 体,在这两个本体之间,一方面互相对峙,另一方面又互相会通。儒道两家都认 识到了这一点,故在互相话难之时也都致力于寻找天与人、名教与自然的结合点, 以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本体。” [11] 我国古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大都深受儒道思想 的影响,只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对他们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表现出“外儒内 道”的文化性格,有的则表现为“外道内儒”,有的则在儒道之间摇摆。 在魏晋的正始时期,一些文人就存有隐退思想。他们最初大都有一番建功立 业的进取心,只因身处乱世,济世无望,不得已隐退山林。阮籍和嵇康就是其中 的典性例子,《晋书》中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 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如常。” [12] “稽康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12] 二人生活在魏晋玄学兴盛之时,虽深受老庄隐逸思想的影响,仍然有定国安邦 的志向。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污浊的官场容忍不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品行。 于是,他们罢官归家,与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隐居山阳,被世人称为 “竹林七贤”。他们把臂入林,饮酒谈玄,鼓琴长啸,潇洒人生。这些文人虽也 出仕为官,但实际上心中已有道家那种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趋向。到了东晋时期, 隐逸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隐逸变成了自诩清高,游山玩乐的手段。他们在隐逸 的过程中并没有忘怀世事,虽身处山林之中,心却被物欲所牵制。尽管当时的社 会风气使得一般的文人被迫寻求隐逸,但他们的隐居生活实事上是相当优越、舒 适的,在隐居的同时,仍然能够尽情享受物质追求。如《世说职鉴》记载:谢安 在东山蓄妓。谢安隐居东山二十年,经常携妓出游,不但无人讥讽,反成为当世 一大美谈,被认为颇有名士风度,受到大家的推崇。王羲之也属于此类,虽然向 往隐逸生活,但仍然享有较高的物质生活。由此可知,他们虽然空谈玄远,有许 多潇脱的行为,思想上追求老庄的超脱、自然的人生境界,而真正超脱世外,完 全远离名利物欲的名士几乎是没有的,这是特定的社会风气造成的。这样的隐逸 方式是受统治阶级欢迎的,因为对统治者而言名士们的隐逸,已经失去了公然反 抗和正面不合作的意义,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这些隐士身上表现出了典型的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外道内儒的品格与思想。陶渊明为隐逸的最典型代表,他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大思 想家,他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魏晋隐逸的结果,而且依据其家世信仰创造建了新 自然说,为后世文人奠定了新的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 (三)享受短暂人生——饮酒服药 魏晋文人吸收庄子有关养生的理论,结合道教的修炼、长生、登仙理论和中 医的养生术,再加以阐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养生理论。人们为了追求益寿延年, 甚至是长生不老,除了注意普通药物的调理之外还流行服食一种叫做“五石散” 的药。鲁迅先生在他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曾谈论到此事。据 史书记载,“五石散”是一种毒药,相传是何晏最早开始吃的。汉时,大家还不 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后在文人士大夫中形成风气。用 皇甫谧的话说:“近世尚书何晏,耽于好色,好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较强, 京师翕然,结以相授”。 [13] 五石散的基本成分,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 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从史书记载看,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 服药后能使人感到快乐、舒畅、开阔。可能正是这种特殊的感觉,使得文士们玩 命似的长期服药。 《世说新语》里有记载魏晋文人服药的事情: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 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14] 。王羲之也是一个酷好服散的,他“飘若游云,矫若 惊龙”的风姿恐怕就是对他行散时神态的最好描述。 但服药并没有给文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健康。《三国志管辂传》注描绘何 晏长期服药所造成的人体形貌特征时是这样写的:“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 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 [15] 医书上说服药行散后对人的痛苦折磨是“违人 理,反常性” [13]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违人理,反常性”?或许魏晋文人正是 借助这种吸毒式的“反常性”的方式来表现内心的苦闷。按照马良怀的见解:“魏 晋朝代是一个充满着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痛苦 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 [16] 酒也伴随着服药的流行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因缘于战乱纷争、礼乐崩坏,文 人们在心理上造成了无尽的痛苦,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无 法实现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于是他们选择了酒精的 麻痹。一方面在酒的魔力下逃避政治灾难,另一方面,在酒的沉醉中让灵魂彻底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归于本性的自然之真,在醉生梦死的幻境中实现心灵的短暂平衡。于是酒成了魏 晋文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王瑶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因为饮酒是为 了增加生活的密度,为了享乐,所以汉末以来,酒色游宴是寻常连称的。饮酒只 是为了“快意”,为了享乐,所以酒的作用和声色犬马差不多,只是一种享乐和 麻醉的工具”。 [12] 《世说新语》里提到酒的地方就达100处之多。饮酒成为一种 风尚,是魏晋文人生活的精神乐园。 魏晋时期文人饮酒风气之盛历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读魏晋文人的文章,我 们会发现,几乎都离不开酒字,不论是悲是喜,是欢聚还是离别,酒都是他们借 以发泄情感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出现了不少豪饮之人,酒 量极大,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魏晋文人大肆纵酒,在酒 的借助下,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行为。如山涛之子山简“唯酒是耽”,以至于当时 流传着这样的儿歌:“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12] 阮籍也是一个例子,阮籍遣 母丧,与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日:“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 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咬不辍,神色自若。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 [14] 从何曾谗毁 阮籍的话来看,司马氏是以孝治天下的,而阮籍居丧时居然喝酒吃肉,可以看做 是不尊礼教的行为。而阮籍恰恰是出了名的不尊礼教的人,《世说新语》中记载: 阮籍邻家妇人卖酒,有美色,他饮酒后,常醉眠于酒家妇之侧,开始妇人的丈夫 对他有怀疑,可是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别的行为。其实,阮籍并非真的不尊礼教, 他的行为实属无奈,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阮籍不愿意曲奉于司马氏集团的统 治,空有远大志向却报国无门,只得寄情于山水之中,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 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 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 [12]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统治者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 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陶渊明也不例外,到谁家就潇洒饮酒,酒醉就归。诗歌 《饮酒》无不体现出他回归田园后自然的乐趣。饮酒对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为了 满足生理的需求,不如说是享受饮酒所带来的快乐。通过醉饮,暂时忘却尘世的 烦恼,同时为自己营造一方虚幻的洁净的心灵空间,寄托自己的理想。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四)行为不拘礼节——裸袒、驴叫 魏晋文人饮酒最有反常行为,他们把饮酒时的反常行为推向极致:赤身裸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写《酒德颂》的刘伶。他赤身裸体在房屋里放肆狂饮,有人见 了讥讽他,他却理直气壮、富有想像力的反驳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 军衣,诸君何入我巾库中!” [12] 刘伶是单独的“裸体饮”。魏晋文人中还有一种群 体的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地嗜酒醉饮的。如《晋书光逸传》记载当时“八达” 就是“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 [12] 就象裸体这种行为,即使发生在当今文 明社会,也一定会被人们当作是一种不雅的行为,然而在当时的风气下,裸体竟 然被许多人争相效仿,成为一种时尚。《世说德行》记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 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日:“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18] 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就有裸体现象的存在,《三国志.荀彧传》就记载有,祢衡在 曹操大会宾客时裸身击鼓骂曹。因为祢衡不肯为曹操所用,曹操令其击鼓,祢衡 当众脱下衣服换上鼓吏的衣服并大骂曹操。魏晋时期裸袒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 时尚的表现,因为在那些放达者眼中这是一种脱俗的自然表现。 魏晋文人更不拘礼节的行为还有学驴叫,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就有学驴 叫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癖好。王璨喜欢学驴叫实属荒唐可笑了,文帝竟在王璨的 葬礼上让大臣们每人学一声驴叫来给他送终,这更叫人忍俊不禁。《世说新语》 是这样记载的:“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 [19]这儿我们看到的不是板起脸来说教的 帝王面孔,而是偶尔也会不顾礼法,带些幽默的形象了。看来只要真正喜欢,他 们没有感到有失身份。无独有偶,那时喜欢驴鸣的还不乏其人。看下面的例子: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 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日:“使君辈存,令此人死!”[20] 藻卓绝,豪迈不群名于当世。他和王济(王武子)关系甚好,两人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但他在王济的葬礼上学驴叫,其性情也直率的可笑,难怪宾客们都忍不住笑 起来。追求率真的行为与那时人们崇尚道家的“自然”思想有关。那时许多文人 对人为的雕饰和礼制的制约表现出抵制的态度,而对人们真情的流露则加以赞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三、魏晋文人思想的社会影响 魏晋文人思想极其活跃,创造文化种类繁多,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分为两类: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思想解放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五胡内迁和北方民族南迁,使得各 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各民族之间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获得极度的自由解 放。作为社会思想主流的文人更是获得空前的思想解放,他们在学术理论、观念 及方法上一改两汉经学陈腐、僵化、唯我独尊的学术风气,形成了各种思想,各 种流派争奇斗艳,交相辉映的学术氛围,从而展现新的时代风貌。宗白华先生曾 说:“汉、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又 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 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21] 正因为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解放的时代,所以人 们展现出各式各样的独特行为,这也就为魏晋思想文化繁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文化繁荣 著名学者欧阳文曾这样评说“魏晋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朝, 终于隋朝统一,凡四百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上承先秦两汉,下 启隋唐,作家空前增多,作品极为繁荣。” [22]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过 去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开始注重作家情感世界的描写,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 上有多方面的创新。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 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彩,七 古也明显增多,还出现了以律诗开端的“永明体”;诗歌的形式方面,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形式,在这一时期均有了雏形;辞藻方面, 追求华丽的风气越来越盛。骈偶、词藻、用典,声律、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除 文学外史学也空前繁荣,出现了大量的史学作品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 《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此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的史学繁荣时代。 3.以人为本 魏晋文人十分重视生命的价值,主张自我尊重、自我觉醒。刘大杰曾说:“魏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晋文人虽都有厌世的观念,但并没有厌生的观念。人生的意义虽是否定,生活的 意义并没有否定。他们一样快乐,要求幸福,不过他们追求的途径与方法不同, 观察人生的态度和前人不同”。 [23] 可见他们十分重视生命的价值。纵观整个中华 民族发展史,魏晋属于一个特定的时期。从曹丕称帝开始到东晋灭亡,这个时期 历经200 余年。这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满了战争和饥饿,争斗和残杀,社会一直 处于动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并且奏成了时代的 最强音。宗白华先生便称魏晋是“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24] 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人们呈现出不同的生命风采,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所蕴涵的生命情节也具 有共同的色彩,共同的感人力量。著名文学史学家王瑶先生说过“我们念魏晋人 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始终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 促的思想与情感”,他还说“自建安以来,这种情绪便日渐浓厚。随便我们翻开 哪一个人的作品,其中都有这种情绪的类似表现。” [25] 4.净化心灵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返璞归真,听任自然。魏晋生活下的文人们, 由于时代条件所迫,注重心灵回归自然。陶渊明是这些人中的最典型代表。有这 样评价的:“陶渊明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实现政治思想抱负的机会,只好选择 了内心世界完善人生的路径。死亡、隐逸、躬耕、饮酒在正常的年月,有作为的 时代,对于一个有理想、抱负的 文人士大夫而言,都是生命价值的负向判断的 无奈结果和滑落,是不得已的退守”。他对虚浮的思辩不再感兴趣,他追求人类 自然的本性,将自身存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将自己的全部行为化于自然之中,将 老庄顺应自然从思想转化为生活实践。“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 [26]就是他躬身实践的最好描写。他不 只是在精神上追求老庄思想,而是将老庄的“顺应自然”转化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一种人生态度,所以他达到了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合一的最高境界。 (二)消极影响: 1.享乐主义 魏晋文人深处乱世之中,面对社会的黑暗统治人们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 于是,人们普遍形成了恣意任情、及时行乐、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生活风气。 正如《长歌行》中所说:“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27] 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 魏晋社会风气对人文思想的影响 落而息的悠闲生活;他们过着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堕落生活;他们以无 为为高尚,以建功立业为耻辱。由于过于追求生活享乐,追求心灵宁静,以至于 人们不思进取,最后竟到了误国的地步。 2.浮夸之风 在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魏晋文人的浮夸之风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任何 一个朝代的文人,都少见魏晋文人之间那种相互吹捧的夸张程度。谢灵运自夸说: “魏晋以来,天下文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 [2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曹植才华的欣赏,同时也显现了他对自身的吹 嘘之意。《续谈助》记载:“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藩曰:清风至,尘飞 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凰翔。” [29] 《晋书 .左思传》也有记载:“陆机入 人们这般攀比附和,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以谦虚为美德的社会实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