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氏认为:"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他根据布洛赫《封建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一章,概括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并与中国的历史进行对比。其结论是:西欧"feudalism"的基本特征--国家统治权力的分散,庄园制度和武士等级制,领主附庸制及其包含着的原始契约因素等几个方面--是西欧社会历史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秦代至清代社会而言,恰好是陌生的,难以用同一个概念涵盖之。(18a)
方競也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完全不同。西周"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feudalism)形同实异;秦以后中国社会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无论是在经济关系方面,还是在政治体系、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都与欧洲中世纪毫无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相同的封建社会。(2a)
肯定论者认为中国与西欧中古时代具有共同性,是可以比较的,可以划归同一种社会形态。马克垚的论述可以作为代表。
马克垚指出:如果拿一个扩大的中世纪来和东方封建社会来比较,则我们会看到,在主要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可比的。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是缓慢的。无论西方或东方,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二元经济,而以自然经济为主;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封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农民进行的小生产,认为西欧的封建农业是由农奴耕作的庄园组成的大生产,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存在庄园和租佃两种经营形式,只是各有不同特点。马克垚不同意说"东方城市是政治中心,而西方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指出封建西欧的城市既有经济中心,也有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等,而中国封建社会也兴起了大批工商业城市。东西方封建时代城市的区别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西欧的许多城市在封建时代曾取得过自治权。马克垚说:"较长的西欧的封建时代,在经济制度方面,究竟有哪些不同于东方(广义的东方)的特征,以至使得有人认为东方没有封建呢?我实在还看不出来。"在政治方面,无论中国和西方,封建时代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的统治,其发展的趋向也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健全。分裂割据的势力时有出现,但不能说封建国家是主权分割的国家。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只是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一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不足以成为组成国家的框架。马克垚认为:东方有专制王权,西方也有专制王权;西方的专制王权公认是有限的,东方的专制王权其实也受到种种限制,并不是无限的。马克垚承认依附关系之较普遍、长期存在,是西欧封建制的一个特点,但不同意把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1bcd)
对于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封建地主制或地主制经济。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来自"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
最初从权力经济论的视角挑战"封建社会论"范式的是秦晖。他先后提出"关中无封建"、"大共同体"等理论(20ab),最近又撰文批评"租佃关系决定论",认为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20c)
持否定论的学者一般认为秦以后社会的主要特点或主要特点之一是"专制",而专制是与封建不相容的。但具体论述又各不相同。冯天瑜主张秦以后命名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他仍然承认地主制是秦以后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黄敏兰则完全否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秦以后社会的基本矛盾。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如果用以出租土地来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这个最抽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标准来衡量,这种关系同欧洲封建制下领主与农奴的关系的确是相同的。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有这种关系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