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变法破坏原改革进程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顾问。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康有为在国外,竭力把慈禧、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雷家圣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雷家圣亦指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官吏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民间学者王先谦也批评康有为:“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已经将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朝鲜的乙未事变作比较,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日本派军包围朝鲜皇宫,并由杀手进入皇宫杀害闵妃,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然后由“好汉、好将”进入颐和园“去此老朽(慈禧)”的过程如出一辙;1896年,朝鲜国王逃到俄国公使馆寻求保护,以图摆脱日本的压迫,然而到了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再度大举进入韩国,逼迫韩国签订韩日议定书;同年再逼迫韩国签订第一次韩日协约,韩国之财政、外交皆须听从日本顾问的意见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之后以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特派大使,逼迫韩国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日本得在韩国设置统监,统理指挥今后韩国对外国的关系以及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顾问、统监掌控韩国的政治外交,这与戊戌变法时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议,有异曲同工之妙。1907年朝鲜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际,派遣属下秘密潜赴海牙,向和平会议主席及各国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书,并要求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长以韩国已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没有外交权为由,予以拒绝。海牙密使的消息传回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谴责韩国政府:“漠视协约精神,敌视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韩国宣战。”最后李熙宣布让位,由太子纯宗即位由此可见,可见“借才”一旦付诸实施就没有回头的机会。1909年,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合邦”的计划,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韩国终于在1910年被迫签下了合并条约,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也认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雷家圣指出由于当时英、日正在中国东北与渤海进行军事活动,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计划,无异与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维新派图谋出卖国土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