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强校长接受专访,与凤凰卫视著名记者、主持人胡玲就教育均衡、精准扶贫等热点问题进行对话,并谈及师生关注的重回浙大任职一事
记者:网上对您的评价有很多争议,我估计您也看到过网上的各种报道,您是怎样看待这些声音的呢?
郑强: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贵州大学这几年得到国家5个亿的支持,贵州省又加了5个亿,然后贵州大学又从贵州省又得到了45个亿,总共是55个亿。如果你去看一看这个学校,会发现每一个人的面貌都不一样。所以事实说话最好,根本不用我来辩解。你看到我现在为什么笑得那么自然,是因为在贵州大学是我一生很辉煌的一个阶段。如果得不到贵州大学广大师生的认同,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表情。
记者:很多人都会问,您为什么要离开贵州大学?因为感觉您正在推进改革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戛然而止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浙江大学?
郑强:离开的事不是任何人要我走的,是我自己申请的。
记者:为什么呢?
郑强:这个申请是两年前提出的。两年前是我比较困惑和痛苦的时候。一个人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即便你的理念很先进,你的愿望非常良好,但是你要去改变一个固有的东西的时候,不是说有坏人,而是因为大家的想法不同,理念不同,产生了冲突甚至抵触,还出现了一些不快的事情。那时候我真有些退却了,于是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结束在贵州工作的请求。
当然贵州省非常挽留我。贵州省的领导很爱才,挽留我在这儿又工作了两年。但是我特别庆幸又坚持了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就没有今天的辉煌。因为两年时间太短了!干不了很多事儿。这两年他们又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实际上,恰恰是后两年收获了很多。那么你问为什么还要走呢?第一,作为一个男人,说出来的话,是绝对不会轻易收回的。第二,我来贵州工作是一种报恩。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湄潭办学,海内外都知道浙大在贵州办学期间创造了“东方剑桥”的辉煌。浙大很多老一辈优秀的教授,都是在贵州湄潭读的书,连我的老师,我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在贵州湄潭读的本科。所以,我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来贵州的,这种支援,中国大陆的惯例是以三到四年为一个任期。
记者:其实我知道您一直为中西部的教育资源去呼吁,特别是您去到贵州大学的时候,说过贵州大学建国以来,从中央得到的经费的总和,没有浙江大学3个月多。
郑强:不止是跟浙大,跟中国一流大学比,钱都少很多。为什么北京,上海,有这么多大学是直接从中央政府得到资助,而像贵州这样的省就很难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它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但是我的理解,教育的责任不能随便下放,这是公民或者国家的一种义务。一定注意国立大学或者中央直属大学,不是说权力的大小,而是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各个地区教育的一种担当和责任,这是我的概念。尤其是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这些省份,恰恰是对国家贡献很大的地方。我有一个愿望,在这里工作四年,对西部人民有了感情,我觉得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对西部高等教育予以倾斜,起码是补缺吧。很多人都公开说出来要求直属,我没有过激地要求直属。直不直属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资金支持。
记者:教育是精准扶贫的一个根本,我们一谈到贵州就联想起毕节留守儿童极端事件,我还听说贵州有很多家长不让孩子上学?
郑强:我更多谈一些跟我有关的。刚才谈到政府给了很多资金支持,实际上再多的条件都是辅助的,都要靠能激励当地的人发展的欲望,关键还是想法、心态、理念、思想这些问题。我根据我这四年的实践,提出一个“理念扶贫”的概念。我认为理念扶贫比金钱扶贫、条件扶贫在某些方面给西部带来的变化更大。我认为自己对贵大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我希望借助你们的节目,给全国的学者教授发出一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到中国的西部来,到西部从事教育和研究,推动西部教育的不断发展。
记者:作为贵州大学校长,您是不是觉得招一些名师到中西部这种相对不发达的地方的高校来特别困难?
郑强:你说得太对了!人才怎么来?重要的是要有制度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平台。很多人会问:水平那么差,怎么会有平台?我就要问,没有平台怎么提高水平?你刚才讲怎么吸引人才,我认为中国大陆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学者们不是不在乎钱,但他们最看重的还是学术、科研,他们能不能实现他们的价值。现在的问题是,西部的平台太少了。四年前我来贵州大学任教时,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偏低,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学,甚至跟同等层次的地方大学比都有巨大的差距。为什么?没人来啊。很多人说空气好人就会来。我说不会,北京这么多雾霾,也没见哪个教授到空气好的地方去。在前不久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上,陈宝生部长说会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逐渐改变这个现状,所以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