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顾祝同(1893~1987)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逝世于台湾。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