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24-25]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 [26] ,“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 [27] ,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 [28] ,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反对共和 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腐败,“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革命形势的发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