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中心区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公寓房,售价只有2万港元左右。这一案件曝光后,在香港社会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象的。葛柏逃跑的消息也迅速被媒体侦知,香港大学生开始上街游 行。他们打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参加游 行的人越来越多,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如果不能迅速平息这场动荡,英国政府将会怀疑他的执政能力。麦理浩下达了一道手令,委任时任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的百里渠爵士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对香港警察系统存在的问题很清楚,对葛柏案的相关情况也比较了解,不久。他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在两年前便已立案,但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大的进展。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反贪室隶属于警察部门,根本无法独立侦查办案。百里渠在报告中还详细分析了反贪部门设在警察机构内部的弊端,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实施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告成立,条例规定:“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负责,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挥和管辖。”这条规定决定了香港廉政公署有很高的权力。除了香港总督外,可以调查任何人,且不会受到干预。廉政公署根据“调查、预防和教育”三大任务设置部门。分别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执行处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机构,专职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任务,人员编制约900人,执行处的首长由副廉政专员兼任。防止贪污处主要职责是设计贪污预防方案,及时发现和堵塞贪污漏洞。编制约60人。社区关系处主要进行反贪宣传,编制为200多人。为了防止廉政公署也像警察一样逐渐腐败,香港政府又在廉政公署之外设立了四个监督机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独立于廉政公署之外,由政府相关人员以及民间人士组成,其中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对整个廉政公署进行监察。另外三个委员会分别对行动处、防止贪污处以及社区关系处进行监察。在香港有两句话家喻户晓,一句话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上,“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廉政公署)”,意思是说,香港能保持经济繁荣和公务员的廉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廉政公署;另一句是老百姓的口头禅,“廉署请喝咖啡”,意思是被邀者已列入廉政公署的调查名单了。据说,凡被请到廉政公署盘问时,被盘问者都会享受喝廉价咖啡的待遇;此外,廉政公署规定,未经廉政公署批准,任何被调查者如果透露调查内容,即属刑事罪行。所以,受查者被问及相关情况时,只能回答一句话:“廉署请喝咖啡。” [1] 押解葛柏回港受审廉政公署成立后,办理的第一个案件便是“葛柏案”。葛柏已经逃回英国,虽然当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下,但英国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符”这样的控罪。因此,葛柏不可能在英国被判刑,香港廉政公署也不可能要求英国引渡葛柏回香港受审。要引渡葛柏,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到他在香港犯罪并且能被英国法律认同的证据。廉政公署派出首任执行处长彭定国、副执行处长夏烈联等多名高级官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提供的蛛丝马迹,寻找破案线索。一开始,核心调查小组的工作举步维艰,曾参与此项调查工作的黄国梁先生回忆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说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于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核心调查小组做了大量工作,几个月后,一名叫韩德的服刑人员通过特殊渠道向廉政公署表示。他愿意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韩德也是外籍人士,入狱前也是香港皇家警察成员,职衔是警司,比葛柏低两级。据韩德交代,湾仔警署的一名叫郑汉权的华籍警司曾经向葛柏行贿2.5万港元,以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韩德当时在现场,是这次贿赂交易的目击证人。掌握了一些相应的证据之后,廉政公署拘捕了郑汉权。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郑汉权终于表示愿意和廉政公署合作,出庭作证。廉政公署相关人员心里十分清楚,葛柏案涉及金额高达430余万。而这名证人仅能证明葛柏收取了2.5万港元的贿赂,两者之间差距甚大。廉政公署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调查取证。一是立即向英国当局交涉,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经过反复权衡,廉政公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引渡葛柏,只要能够将他定罪,就是最大胜利。香港方面向英国提出引渡葛柏的要求,经过伦敦法庭长达8个月的庭审,英国法官最终裁定,同意将葛柏押回香港受审。消息传来,香港市民无不欢欣鼓舞。1975年1月7日,在葛柏逃离香港一年半之后,廉政公署终于将其押解返港。1975年2月17日。香港维多利亚法院对葛柏案开庭审理。经过6天半的审讯,葛柏最终被判罪名成立,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锒铛入狱。至1976年。成立不到两年的廉政公署,共在警察里挖出了近20个贪污集团。数名警司、数百名警员被逮捕或通缉,这也引发许多警务人员的不满。1977年10月28日,2000多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他们先向警务处长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又向廉政公署总部进发,冲入廉政公署进行破坏并殴打廉政公署官员。此后数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发泄对廉政公署的不满,形势一度失控。面对警察与廉政公署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港督麦理浩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同时,由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将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员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行为才得到了有效遏制,警方大规模的贪腐行为明显减少。廉政公署的成立,对于香港社会风气的好转起了根本的作用。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和积极举报,孕育出一个廉洁的社会。廉政公署的标志“ICAC”逐渐成为香港市民的信心,香港进入廉政时代。据国际机构调查评定,香港近年来在亚洲地区的廉政程度一直排名前三位。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前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就认为:“香港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