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再度举借外债。1981年,又开始发行内债。从此,国债在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政策中的影响日益显露出来。截止1995年末,国债余额已达3300亿元。根据1994—1996年的国债发行速度和今后几年债务还本付息水平、赤字规模等因素推算,“九五”期间国 债发行规模在12000亿元左右。1995年中国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国家财政支出)为20.12%。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1980年为 6.19%[债务收入43.01亿元/(中央本级支出666.81亿元+债务支出28.58亿元)],而1994—1996年则分别为52.14%、 53.68%、55.61%。根据财政部长刘仲藜1997年的预算报告计算,此数已达57.77%,中央财政支出规模的维持已完全依赖于发行国债。国债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社会总需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得到证实。转移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9年的 7.89%上升至1995年的17.64%。据统计,1978—199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6.6%。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微观经济主体所 占比重由1978年的62.8%增加到1992年的81.9%,增长19.1个百分点。与此对应,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2.99%上升 到1995年的19.89%。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财富的一部分,关系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著作 《货币、利息和价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 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于是,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 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