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凝/画
马克思博士毕业,第一份工作是《莱茵报》的编辑。刚进入社会的马克思,是个彻底的唯心论者,满脑子是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这些概念。但是,《莱茵报》的经历,却给马克思上了生动的一课。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就是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时的莱茵省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叫《林木盗窃法》的法案,这项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到森林里捡枯枝的穷苦农民。因为在林木所有者看来,未经允许私自捡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盗窃。但是,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捡拾枯枝来生火做饭,维持生计,想不到现在枯枝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财产。一边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一边是林木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普鲁士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国家”,它会永远坚持公平正义,永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现实却大大出乎马克思的意料,在物质利益面前,“理性”被打得落花流水,《林木盗窃法》坚定地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马克思很愤怒,写文章抨击莱茵省议会的做法。他说,农民捡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赋予农民的正当权利。现在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要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而且还要立法来惩罚农民,这不仅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普鲁士政府并不是黑格尔说的“理想国家”,“绝对精神”也很不可靠,它只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不过是私有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同一时期,马克思还和莱茵省政府发生了关于摩塞尔记者的论战。在现实生活的撞击下,马克思头脑中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出现了裂痕。
后来,马克思总结《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教训,对黑格尔法哲学又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导言里,马克思说,国家、法律以及宗教其实并不神秘,它们非但不是什么“绝对精神”的化身,反而处处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制约。由于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叫市民社会,因此,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国家权力运转的,是来自地上有着黄土气息的“市民社会”,而不是来自天上高冷傲娇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权力如何运转,是由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决定的。国家如此,法律和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之前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其实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