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以为民置产为目标,教育制度以伦理道德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对“助”的制度特别赞赏,在孟子那里,这种耕作与生活方式被描绘成“井田”或“井地”。一次滕文公让大臣毕战来向孟子请教何为井田。孟子说:
仁政一定从划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标准,井田就不均匀,收来作为贵族俸禄的田赋就会收得不公平。凡是暴君和贪官们都会乱划田界以剥削百姓。田界划得正确,如何分给百姓田地,如何制定贵族的俸禄,容易得坐下来就可以决定。
你们滕国土地狭小,可也得有君子,有农夫。没有君子无法治民,没有农夫无法养活君子。我建议你们对农夫实行“助”的制度,九分抽一;对城市的工商业者实行“贡”的制度,十分抽一。公卿以下的士应该拥有耕种五十亩供祭祀的土地的劳力,如果他家还有多余的劳力,可以每人再配给二十五亩。这些农夫们无论居住或死葬,都不出乡里。同乡同井,在平常的生活中相互友爱、关照、帮助,有了病相互帮扶看护,这样百姓们便亲爱和睦。方圆一里为一井,每井有井田九百亩,当中一百亩作为公共的田地,叫公田,其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有的田产,每家一百亩私田。这八家共同耕种公共田地,公共田地里的事干完了再来料理自家的私田。公共田地里的收获是供养贵族官吏们的俸禄,私田里的收获是农夫们的财富,以此区别贵贱尊卑。我说的只是个大概,如何实施就靠您和国君了。
当然,孟子说的井田制是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古代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公社中,公田里的收获是用作公共开支的。后来,社会进入了封建制国家,当一个农村公社中的土地和人民都分封给某个贵族之后,公田地里的收入就成了贵族的俸禄。当然,理想的贵族也应用公田里的收获进行公共建设或赈济贫困灾荒。不过,早在西周后期,人民便不愿意白白地耕种领主的公田了。到了春秋时代,公田更是大量荒芜,很多农夫离开乡井村社开垦私田。公元前645年,晋国就曾颁布了两道法令,一是承认平民们新开垦的土地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二是征收他们的田赋用作军费。这样,农村公社中集体耕作的农夫们纷纷变成了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哪个国家施行这样的制度,哪个国家的国君便能征到更多的税,变得强大起来。早在孔夫子诞生之前,他的家乡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按田亩征税的制度,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战国时,井田制度更是江河日下。大概在孟子出生的年代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奖励垦荒,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公开买卖,无田耕种的农夫,由政府授田一百亩,并统计户口,按人征赋。奠定了此后统一帝国的土地制度。并且,官吏们不再受封土地,而是由国家发给粮食作为俸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贵族封爵领地的制度。孟子主张井田制,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讥笑,那么,为什么孟子如此喜欢这套老掉牙的土地制度呢?
其实孟子看重的并不是井田制的生产能力,而是看重井田制中包含的农村公社的文化传统,看重其中的道德力量和人类温情。井田制只借助民力,不征收租税,这样便可以组织民众,培养民众为公奉献的精神和大家庭式的亲情,是一种凝聚着伦理道德的耕作与生活方式。而战国的自耕农在受到新土地制度利益诱惑的同时也深受这种制度的冷酷盘剥,因为国家和地主更加直接地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控制自耕农,横征暴敛。单薄贫弱的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往往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在无助的情况下只有出卖或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雇佣或流民。井田制可以保有农夫的一百亩私田的收入,过上能够养活家小,安葬父母,没有什么遗憾的生活。而新的土地制度不仅能让农夫丧失土地,而且丧失了亲爱和睦的风俗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家园。此外,孟子看到滕国是一个土地狭小的国家,也没有荒地可供开垦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想让一个小国借此建立道德秩序,推行仁政,凝聚一个国家最为宝贵的人民和民心。孟子说:“凭着武力,假借仁义来征服天下的人能够称霸,可是称霸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以道德推行仁义的人能够称王,天下人都打内心归服他,所以不必依靠强大的国家。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小邦国便称了王,周文王凭借上百里的小邦国也称了王。”①
孟子虽然不谈论谋求利益的事情,但对于贸易也有独到的见解。齐国是海滨国家,鱼业和盐业非常发达。春秋时代,管子通过发展贸易、调整物价货币等经济手段辅佐齐桓公称霸,它的首都临淄家给户足,奢侈繁华,是个国际化的商业都市。贸易的繁荣给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商业税收。当时诸侯国的工商业税收有三种,一是所谓的“廛”,即屋基税;一是“市”,即营业税;三是“关”,即国际间的关税。孟子却主张行仁政的国家应该实行零税收制度。商人在市场上营业,政府提供场地储存货物而不征收屋基税;货卖不出去,政府依法收购,不让货物积压太久。这样,天下的商贾都高兴,都愿意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这个国家的市场上。关卡之上只对货物进行稽查而不征收关税,这样,天下的商旅都高兴,都愿意打这个国家经过。天下的人民都愿意到这个国家居住,邻近国家的人民也会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戴这个国君。如果邻国的君主要驱使民众攻打这个国家,就如同率领他的子女来打他们的父母,自打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样才叫无敌于天下,要不能统一天下才怪呢!②
更有趣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经济学术语“垄断”恰恰出自他的创造,或许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反垄断的人。一次,他在谈论某个贵族把官职都给自己的子侄做,他说:“这应该叫做‘垄断’。古代的集市贸易,是为了拿自己拥有的东西换取自己短缺的东西,由市场的机构管理相关的事务。可是就有那么一个卑鄙的家伙,非要登上一个断耸的垄冈之上,左右张望,操纵行市,想把好处一网打尽。大家都觉得他可恨,便发动起来抽他的税。因此就有了向商人征收税的制度。”③千万不要以为孟子的零关税和反垄断的主张与我们当今自由贸易的经济主张不谋而合,他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批评以谋利为目的的政治而已,但我们不得不为他深远的智慧而感到惊讶。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汲汲于用世的人。不过,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大贵族家室的不断衰落,加之越来越多的平民受过教育,平民士人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愈加活跃。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养士,争夺人才。出身平民的官僚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客卿们与国君之间没有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君臣关系不再像春秋时代那样仅仅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法家韩非子于是认为君臣之间其实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君主用赏罚两种手段驾御大臣,大臣由于要获得利益,所以畏惧君主。而儒家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就复杂得多。
孟子则主张君臣之间凭借道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君与臣必须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境界,是一个道德与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君臣是平等的,都需要由圣人或君子来担任。他说:“规矩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标准。如果做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如果做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两种道都不过是效法尧舜罢了。不以尧舜的方法事奉君主,就是对君主不敬;不以尧舜的方法治理国家,就是残害人民。”①正因为如此,孟子固然主张臣下敬重君主,但更强调君主对贤人君子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赏赐财富而是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孟子说:“当年鲁缪公经常问候子思,经常送肉食给子思,子思非常不高兴。终于将送东西的人赶出大门,他向朝廷的方向行礼后严正地拒绝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国君只不过将我当作犬马一样来豢养!’大概从此鲁缪公不敢再给子思送礼了。他喜欢贤人,却不能重用,还不能合乎礼义地供养他们,这能称得上是喜欢贤人吗?”②有个叫陈子的人问孟子:“古代的君子出来做官的原则是什么?”孟子说:“有所谓的‘三就三去’之说。君主对他既有礼貌又听从他的建议,便出仕就职;礼貌不够恭敬,又不听从建议,便离他而去。其次呢,虽不听从建议,但非常有礼貌,便出仕就职;礼貌不够恭敬,便离他而去。最差的一种呢,早上没有吃的,晚上也没有吃的,饿得连门都出不了。这时国君知道了,说:‘我不能推行他的理想,又不能接受他的建议,让他在我的国家饥饿不堪,这是我的耻辱!’于是周济他。这也可以接受,只是保全性命罢了。”③
一个真正的大臣,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道德上匡正君主。他说:“那些弄权执政的小人们是不值得谴责的,他们搞的政治也不值得去议论。只有正直的大人君子才能校正君主不正当的用心。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君主正,就没有人不正。一旦使得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④在孟子眼里,大臣有三种。一是专门侍奉君主的,那只需讨好君主,让他高兴就行。一是安定国家的社稷之臣,只有社稷安定了他才会高兴。还有一种人可以称之为“天民”,他以天下为己任,只有道义能通行于天下时,他才去推行。而达到最高境界的是所谓的“大人”,他只要将自己端正了,天下万物都随之而端正。
孟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次他准备去见齐王,这时恰巧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来想来看看您,但是我受了风寒,不能吹风。不知您是否能来见我?”孟子知道这是齐王不愿来见他的借口,便回道:“对不起,我也有病,不能上朝了。”第二天,孟子要外出吊丧,弟子公孙丑说:“您昨天刚托病不上朝,今天却出去吊丧,这不太合适吧?”孟子说:“昨天我生病,今天好了,有何不可?”可就在这时,齐王却让人带了医生来探问孟子的病情。弟子孟仲子一边应付来人说先生病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一边让人赶紧通知孟子上朝。孟子无可奈何,只得到景丑家里避一避。
景丑问孟子:“家里的父子关系,国中的君臣关系,是两种最重要的人伦。父子之间要恩爱,君臣之间要恭敬。我看齐王对您很敬重,您却不太敬重齐王啊!”
孟子回敬道:“唉,您这说的是什么话!齐国没有一个人愿意与大王谈论仁义,他们难道认为仁义是不好的东西吗?只不过他们心里想:‘大王这个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仁义!’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敬!而我,只要不是尧舜之道,从不敢对大王谈论,所以整个齐国都没有人比我更敬重大王!”
景子说:“先生此言差矣!按照礼义,父亲如唤儿子,只说一声‘唯’,连‘诺’都不说就赶紧去了。君主召唤,不等马车准备好就先走了。您本来是要去朝见大王的,可一见大王召您反而不去了,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吧!”
孟子说:“难道是这样吗?曾子说过:‘晋国、楚国的国君可谓富不可及。可他们有财富,我有仁;他们有权势,我有义。我有什么比不上他们的呢?’曾子不会说没有道理的话的!天下公认的尊贵的东西有三个,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道德。在朝廷上以爵位为尊,在乡里以年龄为尊,在辅助君主治理人民方面以道德为尊。齐王怎能凭借他的爵位来轻慢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召唤不动的臣子,如要商量事情,他必须到臣子那里去。国君如果做不到尊敬道德,喜爱仁义,就不值得与他共事。因此商汤先向伊尹学习再让他成为臣子,不费劲就统一天下。齐桓公先向管仲学习再让他成为臣子,不费劲就称霸天下。如今天下各国,土地大小和政治能力都差不多,可是旗鼓相当,不能有胜出的国家,没别的原因,喜欢让听他话的人做臣子,不喜欢让能够教诲自己的人做臣子。汤不敢召伊尹,桓公不敢召管仲,管仲这种只能施行霸政的臣子尚且不能召之即来,何况那些不愿意做管仲的人呢?”①
不愿意做管仲的人正是孟子。弟子中的公孙丑是齐国人,一次问孟子:“老师如果在齐国做了当权的大臣,您能复兴管仲、晏子的功业吗?”孟子答道:“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有管仲、晏子罢了。以前有人问曾子的儿子曾西:你与子路比怎么样?曾西说:子路是我父亲敬畏的人,我怎能与他相比?又问:与管仲比呢?曾西非常不悦地说:你为什么拿我与管仲比呢?管仲这个人,国君对他如此信任,执政时间如此长久,可功业却如此微不足道。干嘛拿我和他相比?连曾西都不愿意与管仲相比,难道你认为我愿意学他吗?”②
还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询问公卿的责职。孟子问他问的是哪一类的公卿。齐王说:“公卿还有不同的类别吗?”孟子说:“当然不一样啦。有的是大王的贵戚公卿,有的是异姓公卿。”齐王问:“请问贵戚公卿。”孟子说:“国君有大的过失便要进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就将国君废除。”齐王听了勃然变色。孟子又说:“大王不要诧异。您咨询臣下,我不敢不说实话。”齐王定了定神,接着问异姓公卿。孟子说:“国君有过失便要进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便离他而去。”③
如果君主过于残暴,丧失了道义,做臣下的不仅可以离开他,甚至可以将他视为人类的公敌。孟子说:“没有罪名而杀戮士人,大夫们可以离开这个君主。没有罪名而杀戮百姓,士人也可以离开这个君主。”④他告诫齐宣王说:“君主将臣下看成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自己的心腹。君主将臣下看成犬马,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不认识的路人。君主将臣下看成泥土草芥,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仇敌。”⑤一千七百多年以后,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读了上述文字后,大为震怒。他是个有抱负的暴君,居然下令全国停止祭祀孟子。可是孟子的思想已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士大夫们。刑部尚书钱唐站出来抗议皇帝说:“臣愿为孟子而死,死了也光荣!”皇帝被迫无奈,只得收回成命。这种为维护道义而不怕死的精神,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在中国古代又叫做气节。正是这种气节,使得受孔子和孟子思想教育的官僚士大夫们与私欲膨胀的暴君和奸臣们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