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形成机制问题,或认为中国农业进入了发达的锄耕和犁耕阶段,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大批强壮劳动力投入,使男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因而产生父系制。从中国的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尚未发现对这一观点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的证据。在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至少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农业生产,主要农产品是粟。至仰韶、大汶口、马家浜、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很发达,出现了许多代人定居不移的定居农业村落,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什么贫富分化、男性地位上升等现象。从民族学资料来看,父系家长制的出现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善无必然的联系,许多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民族也盛行父权制,并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其所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进,但男性地位上升,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现象却很明显。什么力量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呢?
我们参照一些考古现象,提出这样一个假说:人口压力导致父权制家族公社和祖先崇拜的强化。
从考古资料来看,从新石器进代早期到晚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前身均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繁荣发展过程。这些文化的聚落遗址的范围从小到大,聚落内的房子由小到多,聚落的密度由稀到密,各文化的分布范围由小到大,各文化由相互孤立到彼此间在空间上相互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交流。无论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六大区系类型的划分【12】,还是张光直先生的新石器时代各小的文化圈构成一个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13】,均指出了中国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多源中心很快发展成为范围很大、人口众多、文化兴盛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几大考古学文化圈这一现象。尤其到晚期,各文化圈间的相互碰撞,此进彼退,此消彼长的现象是明显的。严文明先生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充分说明了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14】。在这一文化发展、扩张过程的早中期,各个聚落和各个文化的周围尚有足够的空间给不断增殖的人口提供移民的地方,但到了晚期,这种人口空白地带已经不存在了。表现在考古学上,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早中期,在空间上还未直接接触,而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在空间上已直接触接。此时,人口压力仍是有增无减,各文化仍需向外扩张,占领更多的生存空间。人口的增长成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大压力。解决方法只能是要么提高生产效率和粮食产量,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