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阴险狡诈,喜怒无常,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5]
肖克说:李韶九的父亲“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李韶九曾在衡阳的中学读书,但没有毕业。有种说法说他由于“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据肖克后来回忆:“我……那天给俘虏讲话,李韶九站了出来。我说:‘你也在这里?’他把自己在第6军的情况讲了,并说要找原第6军党代表林伯渠。我答应他去找林老。据说他找到林老后参加了起义军。起义军南下时,我还见到过他。”(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可见,李韶九当时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林伯渠的眼里还算是个“进步青年”,因而说得上话。 “富田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刘敌(当时的红20军174团政委,也是湖南人)在事变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戴向青、罗惠兰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0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黄克诚大将的老战友何笃才(后也被当作AB团杀害)当时也指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黄克诚自述》10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关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情况,最权威的应该是1932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李韶九被“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被捕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快邮代电,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的叛变。” 一般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李韶九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江西苏区中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