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局,共产党人周恩来就明显占了蒋介石的上风。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厅长”只是一个官僚意义上的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而且还有“不干净”之嫌;而文化界“领袖”则无疑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只能在公认的少数几个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3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更是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把鲁迅这个中断的中国式的政治叙事与郭沫若这后一个政治叙事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1] 毛泽东评价鲁迅认真考辩起来,毛泽东可能是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注意鲁迅的。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赋闲状态的毛泽东在瑞金山洼中听左翼文艺家冯雪峰大谈“鲁迅经”。大概是个人“遭遇”触动了毛泽东的心弦罢,鲁迅引起了他情感上很深的共鸣。对鲁迅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友人以及生活习惯,毛泽东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见过面,也不曾有直接的个人接触,但两人的心似乎是相通的。毛泽东对冯雪峰等给鲁迅出题目写文章感到惊讶,但当听到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时,沉闷已久的毛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1940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纵观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3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和令人吃惊的。 [1] 周扬的作用1949年以后,周扬实际成为新文艺界的“文化班头”,他的一言一行比被称为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共上层的意图、愿望和信息。周扬1949年7月2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代表中共所作的首次正式评论。他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政治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具体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在五四先驱如陈独秀、胡适等从建国后政治文化政策的调整中纷纷“落马”的大背景中,这种评论显然“保护”了鲁迅。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是想通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学界头领在国民党的统治心脏建立另一条“文化战线”,凸显出声东击西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策略性目的的话,周扬则是将前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具体落实到对文化界的“改造”、“利用”的环节之上。当时成功实践了《讲话》精神的作家仅有赵树理等寥寥数人,建国初年的文艺界一时“大腕”稀少,门庭冷落,鲁、郭、茅、巴、老、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广大文学艺术家中的号召力是自不待言的;周扬是新文学阵营中人,他的阐释和评论对完成文学大师在新、旧社会之间的“转型”,有着政治家们无法发挥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周扬50、60年代有关这一领域的报告和发言不仅不单调、空洞,相反却十分饱满、充实和自信,通过他的阐发,上述各位大家的思想和创作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论说产生了必然和内在的历史联系,不少作品成了《讲话》精神的生动反映。周扬指出:“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周扬文集》第二卷)他还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老舍解放后在创作上显示出的积极和主动,都说明他确实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为此,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他兴奋地说:“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但周扬不是华而不实的演说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对实施“文学大师”工程,他是真抓实干而且一抓到底的,首先是他对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工作的领导。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教材问题。1961年4月,周扬主持北京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事后,对教材的编写他都是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大到确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作为主编人选,敲定文科7种专业和艺术7类专业,小到为个别教授旧作的修改和重版“开绿灯”,周扬都抓得很细、很到位。据“文革”中一篇“揭批”周扬的文章称:“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又决定将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出版。这本书在国民党时代已出版过八版,至今仍大量充塞于旧书市场,周扬唯恐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版机构,来继续国民党的工作。冯友兰还因此得了一笔一万多元稿费的意外之财。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之手,‘孝敬’了资产阶级‘权威’。”(郭罗基:《清算周扬毒化大学文科的罪行》)但它却从“反面”描画了周扬当时殚精竭虑和忙碌的身影。据说,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到1965年6月底,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另外,他在各种场合的报告中,也比较注意强调文学创作与文学遗产继承关系,对形成尊重文学大师的风气、建立稳定的文学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他在1959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做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很难叫做文化高潮。”沿着这一思路,周扬一直深信文学大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起到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示范”作用。50年代,他就曾借评论赵树理的机会,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是“语言大师”。1978年,郭沫若病重时,周扬到病房与之长谈,称赞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种极高的评价虽然令郭沫若不免汗颜、不知所措,但确实说明了周扬真实的思想态度。 [1] 王瑶的贡献1949至1951年,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沉寂期”,却是以解放区作家为主体的新文艺创作的一个“爆发期”。学界的寂寞与创作界的热闹形成鲜明的比照。清华众学者好像还未从闻一多、朱自清非正常死亡的余痛中摆脱出来,新时代的轨道一时也令他们难以适应。这时,喜欢嘴衔烟斗、家住清华北院的王瑶恰好36岁,处在人生的本命年,也是一生中思想最为成熟、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王瑶早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头脑不僵化,虽然是朱自清的亲传弟子,但绝无他们那一辈人的孤傲和迂腐,“弯”自然会转得较快。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还未在天安门广场轰响,“1949年暑假以后”他便已经率先在清华园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年终便基本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卷,1952年初又完成了下卷。从搜集资料到完稿,这部首创的近60万字的巨著,才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何善周:《怀念昭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