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桂芝,1996年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涉及“新中国以来最大卖官案”,被判处死缓。徐国建,在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及盐城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640余万元,死缓。段义和,1976年齐河县委组织部干事,1990年省委组织部处长。1998年济南市委组织部长,2007年7月制造惊世骇俗的“济南汽车爆炸案”炸死情妇,2007年9月伏法。曾经的前呼后拥,曾经的一言九鼎,在宣判的那一刻都成为遥远的迷梦,炙手可热的权力在那一刻化为冰凉的手铐。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难以抵挡的诱惑
我们现在的体制还存在漏洞,违法违规的事有时比较隐蔽难以查处。可就是这一两次的伸手,很可能就成为腐败的开端。有许多人在组织部长的位子上,没有把握住自己,滑入犯罪的深渊。家人的请托、朋友的介绍、甚至是侥幸心理使得他们走上帮人升官,替己敛财的邪路。
一个好制度可以造就一批好官员,一项不完善的制度,使得不少好官员“疲于奔命”,很多庸官贪官“飞黄腾达”。有时我们的制度规定是好的,可是恰恰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把经念歪了”,使制度空转。 任命一个干部一般要经过下面的程序:某个位置出现空缺后,由“相关方面”提名,然后进行组织考核。可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程序被大大简化。
安徽的周光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市委书记,上述的组织程序在他那里简化为“买官者送钱——周光全授意——组织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会上任命”。在这里组织部就成为了执行书记授意的机关,一切的考察程序成为了走过场。组织部长当然难辞其咎。
六、建委主任
岗位风险系数:四星半
风险点:建委在城市建设各个领域,事无巨细,都能管一把。
1. 工作直关民生,利益交错;
2. 涉及专业标准,社会监督乏力;
3. 项目资金庞大,油水多。
建委工作事关民生,房产开发、拆迁安置、基建项目招投标,利益错综复杂,建委的一个决策可能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为建设项目保驾护航,各路商人可以对建委官员使出各种糖衣炮弹,能否抵得住诱惑,是对建委主任的一大考验,个人职业风险和权力以及诱惑级别更是成正比关系。
原(重庆)大渡口区建委主任毕传瀑的“为官经”:第一步,先后多次收取老板“好处费”,胆子越来越大。第二步,收了好处费再借给行贿老板。在大渡口进行城市路灯改造过程中,毕传瀑在工程发包中给予某公司照顾,该公司老板分5次送给毕传瀑好处费14万元。
七、安监局长
岗位风险系数:四星
风险点:说安监局长是“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一点不为过,“安全工作无小事”。
1. 权力分散,有心无力;
2. 地方保护,压力重重;
3. 奸商腐蚀,无孔不入;
4. 安全问责,利剑高悬。
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数据表明,从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短短半年里,有11名省市各级安监局局长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被转岗或被起诉、停职。
每一级安监局长都承担着比其他部门更为重要的责任,都牵动着比其他部门更为重大的利益。安全生产事故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出了安全事故,必须名正言顺地对相关官员进行问责,这是对生命和法律的尊重。”
安监系统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目前虽然实现了垂管,但是仍存在体制机制问题,不得不时刻面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长期积累的不安全因素的集中爆发使得局长不得不时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知道”安监局长的尴尬
2010年3月15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25名矿工遇难。记者在新密市矿难现场找到了时任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问了他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他大都表示“不知道”。
八、市委书记
岗位风险系数:三星半
风险点:处于省县之间的市一级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层,同时肩负城市发展和农村建设的重任。
1. 承上启下,双重责任;
2. 权倾一方,监管困难;
3. 仕途拐点,关键时期。
市委书记,作为下辖数个甚至十几个区县的“一把手”,有些还兼任省委常委,可谓位高权重,周围绝不乏溜须拍马者、投机钻营者。加之,这些人地位高,影响大,监管起来就更加困难。另外,市委书记上任时一般年龄在50岁左右,面临“仕途拐点”,前进一步就进入高级干部行列,原地踏步就面临“仕途天花板”。
“一把手”落马带来官场“地震”
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先后打落了6名在任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分别是西宁的毛小兵、广州的万庆良、昆明的张田欣、太原的陈川平、济南的王敏和南京的杨卫泽。
第一排左起:杨卫泽、毛小兵、万庆良
第二排左起:张田欣、陈川平、王敏
而在2006年,发生了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郴州官场集体腐败案,涉及158名党政官员和商界人士。“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市委常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在李大伦当权的后期,干部的选拔多与金钱直接关联,“看票子的厚度决定位置升迁”。
九、国企老总
岗位风险系数:三星半
风险点:独特的亦官亦商的地位,使得不当利益触手可及。
1. 垄断地位,监管困难;
2. 亦官亦商,近水楼台;
3. 庞大利益,触手可及;
4. 贿赂陷阱,无处不在。
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在十八大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反腐主战场开始打破胶着状态,尽管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腐败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松动,比较优势已取得,“亟须开辟反腐第二战场,那就是国企央企重灾区的反腐。”
据统计,十八大后,国企、国有公司落马高管达74人,除13人级别信息不明外,厅级以上的高管有60人。其中,副部级高管有4人,分别是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中国石油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和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学。基于特殊地位和优势的央企成为国企腐败的重灾区,落马人员共有36人,几占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