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基本无争议,目前本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最大争议在于行为人实施本罪是否应有特定目的。否定观点认为本罪是纯粹的行为犯,只要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就成立本罪。肯定观点则有“使用目的说”“牟利目的说”“使用认识说”等。我国实务界传统上坚持目的否定说,即认为本罪为行为犯,法定的行为一经实施就成立本罪,而不需要行为人具有特定的目的。
随着社会发展与国家法治的进步,刑法机能逐渐体现为惩罚犯罪与保护权益并重。为避免刑罚范围过宽,许多刑法罪状的主观要件被限制解释。关于本罪主观方面的目的否定说存在明显缺陷:一是造成本罪打击面过广。如前所述,本罪的犯罪客体应是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有些行为不可能侵犯公共信用,就不应纳入刑罚范围,如有些人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鉴赏、收藏目的而伪造、变造证件、公文、印章,之后又将相关物品藏放于家中不外流、不使用,这种行为不可能影响相关国家机关的权威与公众的合理依赖,显然不具有刑罚必要性。二是随着信用证明体系的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公私事务需要国家机关出具证明或以公文、证件、印章来体现当事人的信用力,这一趋势导致侵犯文证公信力的犯罪日益增多且形式多样,对本罪和其行为表现必定会进一步细化规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对主观要件的限缩解释来制约客观要件的扩大化,以达到本罪构成要件的总体平衡,不至罪刑不相适应。三是从国外相关立法来看,将犯罪目的列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总体趋势,大陆法系的日本、德国、韩国刑法典均有类似规定,值得借鉴。因此,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本罪为目的犯,但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有必要对确实不可能侵害犯罪客体的情形予以排除适用。
“牟利目的说”将本罪的主观目的限定得过于狭小,对于有些具有同样危害性的行为如赠予、放任、丢弃等难以进行评价,不利于打击相关犯罪与应对多变的形势。同时,将牟利作为主观目的会导致伪造、变造行为与买卖行为趋于混同,这也违反了本罪的立法本义。“使用目的说”得到目前学界的普遍认可,但现实中会存在行为人不以使用为目的伪造、变造文证,但却放任被他人使用造成相关法益被侵犯的问题。因此,笔者比较认可“使用认识说”,即只有当行为人认
识到所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印章会被使用时,才宜认定为犯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