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教育史上,一所大学对其校长的信任和依赖程度之深、以致于这个位置竟非他莫属的极端事例,似乎当属1923年初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在他与北大师生之间就去留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周旋”了。此一过程迁延数年,几乎横贯蔡氏不得不“暂居校长之名”的整个时期,直到1927年夏季奉系势力入主北京,“整合”国立各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在事实上不复保留。 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略:蔡元培自1923年1月18日晨离京(前一日提出辞职),至4月6日晚乘海轮南下上海,其间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半月之久。在民国政坛上,津门之于京都,具有可进可退的地利之便,往往是隐忍韬晦以静待变的中间过渡之所。蔡逗留津沽七十余日,超过他已往历次辞职居津的时日。他愤于教育总长(提名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与北大关系密切的罗文干再陷囹圄,是引发其辞职的直接的政治原因。应当说,蔡元培断然辞职离京后,需要观察后续事态的发展,希冀局面有所转圜,必要时返京交接职务以及筹谋未来的行止,这些似是其久留津门的可能原因。这也就意味着蔡氏具体行事与公开宣言之间尚有一定弹性和回旋空间,并非像外界通常理解的那样“决绝”和剑拔弩张。 蔡元培的辞职,仍旧引来北大师生新一波挽留校长的抗争,学生们罢课请愿,教师们函电交驰,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一时间颇具声势。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饶有意味,对蔡、彭二位均予“慰留”,彭氏进而正式履职。如此局面,使蔡元培返京之路被阻绝,至迟到1923年2月底他便下定了远走欧洲的决心,随即向远洋客运公司询问赴欧的船期。此后,他与李石曾访晤寓居天津英租界小营门的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张弧(岱衫),几年前为印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张之间曾经愉快合作。据蔡日记载述:张“知我要赴欧洲,说愿助点旅费,行期定后函告”。这期间天津《益世报》也刊出《蔡孑民将乘桴浮海,津门不愿久留》的消息。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来津与蔡元培面谈,显然他们的核心话题应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不久,蔡离津赴沪,暂住科举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