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是由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以南昌起义为起点,中共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后,武装斗争应当采取样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缺乏实际考虑,远视敌强我弱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的理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潮”,提出:“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军事上,他们则主张“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规定“红军战略战术的第一要点便是集中进攻”,“集中进攻目标是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等等。这种在政治上只承认高涨不承认低潮,在军事上只承认进攻不承认防御的思想,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则迥然不同。他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所面临的实际来思考问题,认为“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伯,是不以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要反对 的”然而,在军事上一味主张战略进攻,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批判了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错误思想和行动。他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为此,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毅然率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始了战略防御作战的实践。经过三年游击战争,部队由开始时的几千人发展到后来的4万人,革命根据地 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实践证明,中共在领导武斗起义之后转入战略防御,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造。
[2]、中国革命战争需要实行的战略防御,不应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
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