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打工皇帝、和记黄埔 集团董事总经理霍建宁的年薪可是2.7 亿港币啊,零头的零头都可能比特首董建华高! 而举世公认,香港的公务员依然是拿着高薪的,就因为他们有着比之普通市民高一倍的 平均薪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其一,公务员的薪水高不高,要与当时当地的生活水 平相适应;其二,公务员的薪水高不高,只能放在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中去衡量,仅仅 与一部分精英阶层比是以偏慨全,是不适当的。 回味国内公务员及准公务员涨薪,最拿得出手的理由却往往是著名外资企业相当职位的 管理人员拿多少,或者从事其它特殊工种的所谓精英人士拿多少,就令人喟叹不己了。因为 其中透露出的是赤裸裸的官本位思想,根本没有想到做公务员其实是天底下很平常的工作之 一。身边的普通市民拿多少,人家根本没放在眼里,人家一门心思就是与高收入的精英群体 比收入。而一山更比一山高,世界上高要求高薪水的职位多了,坐在这些职位上,工作强度 大、工作风险高,而你做着一个平常之极的公务员,凡事有章可循,工作按步就班,生活平 平稳稳,却非和人家比薪水不可,那肯定是永远的薪水太低,永远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增加薪 何况薪水高不高,首先不能跨地域比,特别在国内区域经济特别不平衡的情况下更不适合。比如内地公务员说自己薪水低,往往会说特区公务员拿多少而自己才拿多少。但特区与 内地的绝大多数地方能比吗?其一是人家财政收入充裕发得出来,而内地相当部分都是吃财 政饭,捉襟见肘的根本发不出来。勉强要发,除了增加税费还能有多少办法?而这样无端的 增加老百姓受得了吗?直接后果是老百姓收入更少、消费能力更低,于是地方经济回落,财 政收入降低,于是更要大幅增收税费,此起彼伏,恶性循环不断。 其二是讨论薪水不要忘 了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消费水平。特区公务员是收入高,但人家的生活指数比你在内地高多 少呢?人家在特区赚钱,毕竟要在特区供房娶妻过生活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特区公务员 的收入比之内地公务员,其中差异肯定不象工资表上的绝对数那么多。一个很现实的比喻, 我就想“在中国的国企上班,拿美国公司的工资,然后娶个日本老婆”,有几个人能办到! 而将视线放回到自已身边,看看自己身边的普通劳动者,扪心自问,时下公务员的收入 能用低字来形容吗?内地一些地方,部分公务员确实连国家核定的基本工资也没拿到,一个 百块钱吧,但这样的地方,普通劳动者的月收入肯定在3、4百左右,说现实,这就 是中国的现实。 以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国内任何一个特定区域内,公务员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比同样在 2:1 左右浮动。按香港地区的评判标准,可不可以说在中国区域内衡量,公务员及准公务 员群本(按国际惯例,国内大部分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应同样划入公务员群体)已经是高薪阶 最有发言权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万千求职者。据《新京报》报道,今年公务员报考与录取比例达到了37:1。试问哪个大规模招工的行业的录取比例是这种紧张程度?至于这些职位 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最现实的理由肯定是工作稳定、收入可观。 国内区域间经济发达差距过大是不正常的,而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只是其中 一个并不突出的后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区域差的前提下,利用地区调节等手段适当提 高落后地区的公务员收入无可厚非,但也就是适当而己,最终解决关键还在于采取措施缩小 经济差距,也唯有缩小差距,才可能最终解决公务员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差。抛却一切,在 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强求公务员收入平衡,注定是不理智、不现实的。 一个颇堪玩味的对比:同样的收入比,两年间香港公务员数次降薪,理由是公务员收入 太高了,而国内公务员却数次涨薪,理由是公务员薪水太低了。 但数次涨薪之后,说公务员薪水低的基本就剩下公务员了,反之,多数公众都认为公务 员薪水已经很高了,不能再随便涨了。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说了算数呢? 国内实情,基本是公务员们自己说了算。近两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但闻公务员要涨薪,即 有舆论一片哗然,几次小幅涨薪行为都胎死腹中了。 真正从劳资关系的角度出发,公务员说到底是被雇佣者,而公众才是雇佣者。被雇佣者 拿多少薪水,本来应该由雇佣者说了算的。当然雇佣者为了保证被雇佣者勤勉公事、克尽职 守,必须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给以相对好的报酬,否则会造成人才流失,而一部分留下来的 被雇佣者也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要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么利用撑控的权力或便利损 公肥私,于是高薪养廉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但高薪的高却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过了雇佣 者的心理底线与实际承受能力。 那么,谁来代表公众判定公务员的薪水高低呢?需要判定的不仅是个体公务员薪水的高 低,还包括整个公务员群体总薪水的高低。明明两个人可以做的活,你偏偏要5 个人做,还 要求公众为这5 个人支付相对高的薪水,走遍天下,这样的理儿说得过去吗? 严格来说,公务员能否涨薪要得到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的批准,但实话实说,国内现实, 各级人大在批准类似提议时,受政府的影响远远多过于受公众的影响,就程序上来说,似乎 也普遍缺少大规模的公众听证这一环节,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类似决议的客观公正性。 再进一步,就算是强化了这一程序,真正将公务员是否涨薪的权力交付给公众也还是不 够的,因为目下的所谓薪水还只是这些公务员收入的一部分而己。 记得我以前找工作的时候,尚是计划体制大行其道,老辈人教训我们说,一个单位好不 好,工资不重要,反正都差不多,关键是奖金福利高不高。是啊,我这边刚好规范了你的工 资,你马上多增加一点福利,或者干脆设个小金库专门发钱,我这边的规范还有一丁点儿意 比如浙江湖州公安局搞的那个什么廉政金,笑话嘛,廉政金搞不搞值得商榷,但就算要搞,人均数十万的收入,能由你区区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说给就给吗?这笔钱是财政给还是 公安局给?如果由财政给,经由当地公众同意了吗?如果由公安局给,那么公安局又不是企 业,按制度一分一厘都要列帐上缴,你哪里来的钱?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人家该局帐外设帐, 要截留应缴资金吗?如果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随便立个名目就可以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发钱,想 建个小金库就建个小金库,我们国家不乱套才怪。其中腐败与违规的可能更是想都不敢想了! 我个人的看法,首先要规范公务员收入来源,即所有公务员只存在一个收入来源,除此 之外的收入来源均为非法。印象中,只有深圳开始这样做了,该市曾下文统筹发放公务员的 工资福利,其它单位不得擅自行动。在此前提下,讨论其薪水高低才有一点儿意义,否则你 东一块、西一块,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究竟拿了多少钱,如何判定你薪水高低呢? 其次要有专门的认证机构,经过为人信服的程序,并有为人信服的具体判定方法。被雇 佣者要求涨工资,雇佣者多少得有点发言权是不?你说你工资低,但不是你说低就一定低 吧?劳动强度、工作风险咱都得算上是不是?我帮你看柜台,一个月赚了一千多,你说我可 以了,我说人家微软的总经理一个月赚上千万美金,你得给我涨工资,你干吗?很多情况下, 市场上一块钱的活儿,人家一个人做,而公众花了两块钱,你偏偏5 个人一起做,还说公众 的钱给少了,你说是应该公众多花些钱,还是应该强制你不要有那么多冗员呢? 凡此种种都没有解决,或者说不愿解决,却一个劲说自己收入太低了,要涨薪水,一个 劲儿的说某某人拿多少自己才拿多少,说句不中听的话,现在不是不允许人才流动,即然人 家那儿都那么好你为什么就是不去呢?都说市场规律起作用,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一个劲儿想 当公务员又一个劲儿的嫌做公务员收入低呢? 不计其余,顶着舆论压力,以种种手段将种种涨薪的要求强行落在实处,恐怕都是考虑 自己的多而考虑别人的少吧。更可怕的是,对于此类大起争议的行为,一些部门想落到实处 就真的从容落在了实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应有权力的削弱与部门权力的肆无忌惮 刘植荣接受《北京晨报》专访 支持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于2010 日B03版和2010 年前离开部队院校,但他至今也没感到后悔。那时,一年没几节课,整天闲坐着,却拿 着不菲的工资,看着身边普通人刚过千元的工资袋,刘植荣困惑着:我真的做了 那么大的贡献吗?我真的配拿这么多钱吗? 2003 年,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沟,刘植荣的心灵被震撼了,用他的话说,那 里的老乡“几乎生活在原始社会中”——他们住在窑洞里,洞里甚至找不到一块 木板,几根高粱秸一捆就算是门,人和牲口混住在一起„„ 在刘植荣的脑海中,这一幕远比基尼指数鲜活得多。贫穷,有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比。对比于自己“吃皇粮”时悠闲的日子,刘植荣坐不住了,从那时 起,他开始对“高薪养廉”提法产生怀疑。 因工作的关系,刘植荣先后在欧洲、非洲多个国家居住过,让他奇怪的是, 在埃塞俄比亚,人们收入不高,但只要有一口“英吉拉”(一种当地的食物)吃, 大家就会很快乐。 2009 年下半年,刘植荣开始“宅”在家中,专注于“高薪养廉”的课题研 究,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大命题。 新年之交,他在网上贴出了研究成果——《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探析》(以 下简称《美》文),该文引起巨大反响,不足一周,百度搜索已达1 万页以上, 人民网、光明网、天涯、凤凰、凯迪网络等都在显著位置予以转贴。 《美》文以翔实的数据和深入的研究,修正了以往诸多误解。事实证明,主 要发达国家都非“高薪养廉”,以新加坡为例,公务员工资只有企业人员的三分 之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收入不得高于社会 平均工资水平。 “同比之下,中国公务员工资要比国外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