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我们对新文化的学习,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请北京先进的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反对文言反对八股,提倡用白话文,学习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些事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无足道的。但是在那时,这些事却是极新鲜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单行本读物啊!觉悟社的生命不很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在前面提到的包围省政府惨案发生以后,一部分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周恩来等),一部分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作什么活动。到了1920年的夏天,一部分社员如周恩来、郭隆真出狱后和刘清扬等,很快的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和其他社员也从学校毕业分到各地工作,我们的小团体,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经常来往,有的通信联络。在1920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1924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的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跑到反动的国民党营垒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奋斗到现在。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如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领袖马骏同志(回族),在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时,被张作霖逮捕杀害。郭隆真同志(回族,后改名郭林一),于1931年在青岛被捕,解往济南被韩复榘杀害。他们二人临刑时,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