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的最后一章,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伦理德性(αἱ ἡθικαὶ ἀρεταί, moral virtues)和理智德性(αἱ διανοητικαὶ ἀρεταί, intellectual virtues)这一对概念的划分。[1]伦理德性是我们易于理解的,因为,这和我们一般人在“伦理道德”这样的概念下通常所理解的事物相当,它正是一般的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关注和讨论的内容。但是,理智德性却是一个乍看起来难于理解的概念,因为,它必然地指向一种属于思维的道德品质和美德,而在人们将道德活动、甚至一般的道德生活仅仅局限在人们的一般社会交往活动的层面上时,确实,谈论一种属于思维的美德和相应的伦理生活,并且,像我们后面将要指出的,认识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般社会交往活动层面的道德甚至要依赖于这种属于思维的美德,亦即,伦理上的美德是要以思维上的美德为前提条件的,就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
或者,它仅仅指向一些一般的思维的品质或能力,而不可能将它归入“德性”(ἀρετή)或“美德”(virtue)的名目之下,对它展开一种实际上属于伦理学的研究?[2]但是,事实是,亚里士多德不仅明确地把这样一些思维的品质或能力统一地称作是“理智德性”,表明它们不仅是一些思维的一般性质的活动方式,而且确实和“德性”这个术语所指向的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人的品质或能力的最优相关;而且,亚里士多德也确实在一本毫无疑问是伦理学的著作中对这样一些似乎是属于认识论或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对象展开了一个系统的研究,并且还探讨了一种仅仅属于理智的美好的生活。从而,我们在这里看不出就它们做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探讨与针对伦理德性所展开的那种探讨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再或者,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活领域,一种仅仅属于哲学家的生活,而与伦理德性所代表的城邦公民生活无关?我们应当将它与伦理德性分开来加以讨论?[3]但是,我们却看到,不仅其中的明智(φρόνησις,或practical wisdom,或prudence)的环节是与伦理德性紧密相关的,而且看起来,亚里士多德也似乎通过这一环节将理智德性的其他环节与实践活动关联在了一起,从而,在这里似乎并没有向我们显示一种将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相对立的企图,相反,却暗示了一种将它们从理论上体系性地贯通在一起的努力。这样,我们似乎就应当更深入地来思考实践活动和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或许,不仅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理论关联、而且它们同我们的一般道德实践活动之间的理论关联,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紧密得多。[4]
此外,由于海德格尔在他对柏拉图的《智者篇》的研究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本体论化的和实际上具有灵智主义特征的解释,亦即,将它强行地从理智德性的诸环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从而造成了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的解释上的某种新康德主义式的二元论倾向,亦即,将明智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智慧,独立于以理智(νοῦς)为核心的理论理性之外,仿佛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互不相干的认识序列,因此,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考虑也就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