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乃至缺陷,毛泽东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他一方面既重点强调重工业等生产资料的发展,同时认为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和粮食供给就不能很好地反过来促进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协调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
毛泽东认为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方面,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对于沿海工业的偏见,而一味地发展内地工业。它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沿海工业所具有的优势来讲,沿海工业有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力量;同时基于轻工业投资少,而能在短期内收到效益的有利角度考虑,应该重点发展沿海工业,并且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内地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从平衡工业布局以及保护国家工业不被战时破坏的考虑,毛泽东主张在支持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应大力发展内地工业。这样做主要是基于当时依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对不平衡工业布局的考虑。
(三)强调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认为国防不可不有,但是国防工业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依赖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步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因为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助于使国家有更大的在国防建设上的投入,而一味地增加国防建设开支却不顾及国家经济基本面,必然会导致国防支出在国家预算中比重的增加。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国防开支降到适当比例(同时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协调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就这一问题进行阐发时主要是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即国家、工厂与工人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指国家、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原则。
针对国家、工厂与工人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及时地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这样反过来会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的进一步提高。
对于国家、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主要是从粮食角度进行的说明。他从1954年国家粮食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错误吸取教训,主张国家应该采取摸底调查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决策,从而赢得老百姓对共产党政策的支持。毛泽东同时借鉴苏联在处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严重错误教训。他分析了苏联对农民拿走得太多,而作为弥补的代价又不足以与之均衡,从而影响了正常的积累资金的增加,最终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五)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承认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他认为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可以给地方一点权力。这主要是基于两种角度的考虑。
从国情角度分析,我国区域差别显著,情况非常复杂。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和矛盾,如何处理和有效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则需要各个地方依照自身的特点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其进行正确而有效的解决。
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借鉴角度来看,中共通过对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了解。认识到斯大林体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使中央对地方统得过死过严,使地方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论十大关系》中的唯物辩证法蕴意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论十大关系》报告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了大量的符合实际的研究调查,同时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此外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有效地实现了《论十大关系》形成对于实际工作材料的直接和间接获取。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从而在十大关系方面即国家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作出总结,以更好地用实际总结出的理论指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的结论切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内在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外在地表现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为后人做出了表率。”[3]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
矛盾是反映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的特殊性则包含三个方面。一方面,不同事物矛盾各有其特点;另一方面,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最后,构成事物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世界观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分清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的方法论要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是由矛盾所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同时按照矛盾分析法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主次矛盾的方法论要求,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的中国的矛盾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避免教条式地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譬如以如何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方面为例,毛泽东主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4]。从中可以发现《论十大关系》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看作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对正确处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的论述很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主张。《论十大关系》本身所反映的十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就是充满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
综上所述,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前五大关系进行的分析和了解,我们可以发现《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了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对一些重要规律和本国国情的理解,同时对于如何正确处理这一些重大关系做了相应的论述。“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