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一词,在社会科学界用得很多,我还真不知道自然科学研究者中谁率先用过此词,或许先生是第一位。从这个小小的题目即可看出,先生对生活永远保持着活泼的新鲜感。
先生还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人。他为人谦和低调,对人尊重有礼,这样的性格当然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喜欢。在国内地学同行中,他人缘很好,从没听说过他这辈子同谁闹过矛盾,更没听说他对谁使过绊子。据说“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他照样呼呼大睡,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学生还偷偷地把红烧肉送进去给他吃。在国际上,他也交了一大堆朋友。1982年,我国加入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先生即被选为副主席,他后来当主席、前主席,在执委会上一口气干了17年,成为在该组织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他的学识、才干、为人赢得了国外同行的普遍尊重,许多同行都成为他终身好友。记得有一段时期,他的那些朋友来中国时,先生都喜欢叫我们陪着,到北海仿膳去吃宫廷菜,有时还免不了跟他们讲讲慈禧太后的轶事。先生的一些国外老朋友,如美国的George Kukla,加拿大的Nat Rutter,英国的Edward Derbyshire,澳大利亚的Bowler,后来都成为他几代学生的好朋友,他们本人也以成为“中国人的朋友”而自豪。应该说,先生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为我国青年第四纪研究人才的成长,为我国第四纪学科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刘东生先生这辈子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其实恰恰相反,他的科研道路是曲折的,科研条件则更为一般。“文革”之前,他有一段称心的工作时期,带领他的年轻同事完成黄土高原的大规模考察工作,并完成三本赖以成名的专著。“文革”风暴一起,他即受到冲击,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关进牛棚。他的黄土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即告停止,转而去做黄土区及整个中国北方的地方病调查工作,七十年代则开始做环境研究工作。那个时期,他已随中国科学院地化所的同志来到贵阳,脱离了地质所的工作环境,原来的队伍亦散了。“文革”结束后几年,他调回地质所,当时已是“科学的春天”,但先生面临重建队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