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表态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50]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其重视之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毛泽东要干什么?那就是,要彻底打破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中存在着的对于美国的幻想,要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始终在做。先是同党内“恐美”思想做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对美国的幻想做斗争。他已经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51]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