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岁加入共产党的万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老之一,曾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他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和实践者,被誉为改革开放“四大金刚”之一。
万里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支持和鼓励包产到户政策,当时的百姓口口相传“要吃米,找万里”。万里的一生都与邓小平紧密相连,跟随邓小平宦海浮沉。
万里曾经多次提及邓小平对自己的影响:
“在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中,我认识小平同志是比较早的,交往是比较久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始终是小平同志思想的一个核心,你们应当很好地研究一下。那时候(指抗日战争初期),我们这些学生脱了长衫打游击,什么经验和理论都没有,主要是两篇文章作指导,一篇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篇就是小平同志的《平原能不能坚持游击战争》。我长期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和他有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在我看来,小平同志总的特点是:求实、果断、民主、深思熟虑,是个伟大的战略家。”
万里之子万伯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的专访时,谈到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感情时说: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万里,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小平同志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一、解放战争崭头角:刘邓大军的“萧何丞相”
万里比邓小平小12岁,1916年12月1日生于山东西部东平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因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出没而闻名于世。
1933年万里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在当地读完小学,让他去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就读,1936年他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他到一所现代的综合小学教书,同时秘密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几年后万里成了自己家乡县的工委书记。
万里的县有24名党员,万里是其中10个人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被提拔为下辖几个县的运西地区的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民解放军的军分区政委。
学生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参加反日活动,很快就升任中共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时称 “冀鲁豫三大才子之一”。
万里跟邓小平相识于1945年6月,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来到冀鲁豫区“首府”河南清丰县单拐村,召开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万里作为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出席了会议。
在单拐村,29岁的万里第一次见到41岁的邓小平。邓小平穿一身灰棉布军装,脚穿黑色圆口布鞋,说一口四川话。
万里作为在山东土生土长的干部,对邓小平充满敬意,因为邓小平是他当时见到过的级别最高的首长。
邓小平在20多天前的《冀鲁豫日报》读到万里发表的文章《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不过当时只是相互有个简单印象而已。
会议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主持,先由滑县、濮县和范县的领导汇报了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情况。
最后,由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后来被称为“六六讲话”。万里回到运西之后,认真贯彻邓小平的“六六讲话”,在减租减息中更加深入发动群众。
万里第一次受到邓小平的赏识,是在1946年,当时邓小平面临国民党政府随时撕毁合约的局面,正受毛主席委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我党的活动。
后勤工作是决定可能到来的战争成败的关键之一,小平同志注意到,晋冀鲁豫地区的后勤工作情况良莠不齐,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经过调查后,他发现后勤工作好的地区都是曾经有过数面之缘的万里在负责工作。后来内战爆发,国民党军围困刘邓大军,切断后勤补给线路。
在危急时刻,万里动员了一百多万人民群众运送武器和补给,从根本上缓解了人民军队的补给困难,开创了我党补给的新模式,后来的淮海战役也被称为“用小车退出来的胜利”。
邓小平因而对刘伯承感叹,“万里是个务实、直率和坚强的人,总是愿意为群众办好事,简直是我们二野的萧何丞相”。
后来,万里专职为刘邓大军提供后勤服务,跟在小平身边,从此与邓小平的宦海沉浮密切相联。
解放军南下时,干部们也被派往各地负责对旧政府的接管工作,万里因表现突出,被邓小平举荐,短期派到南京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建委主任,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
到南京之后,万里受邓小平直接领导,开始了两人漫长的合作。邓小平看重万里,认为万里在当时的诸多干部之中,有文化修养,办事干练,是一个具备开拓能力、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干部。
所以总是把万里放在经济建设的关键性工作岗位上;万里则在与邓小平的长期合作之中,配合默契,思想合拍,深受邓小平思想的影响。他视邓小平亦师亦友。
南京拥有上千家工厂,在战火中人去厂空。万里这位穿着布鞋、胸前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质标志的军人,乘坐着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别克轿车,奔走于南京的各个工厂之间,忙于恢复生产。
万里抓重点,首先恢复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的工厂的生产,使南京的经济很快地复原。
五马进京紧相随:万里随小平入中央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区书记,将万里从南京调到重庆,委以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重任。
万里在重庆跟小平同志学会了打桥牌,二人由此成为终生“牌友”,万里直到96岁时还经常和手下打桥牌,担任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
1953年1月4日上午,一架银灰色的双引擎螺旋桨美式C-46军用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
美国曾经把很多架C-46军用运输机“援助”给蒋介石部队,而丢盔卸甲的蒋介石部队在败退时又把很多架C-46军用运输机“奉送”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架飞机是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派出的专机。专机的乘客是两家人,其中一家就是万里一家8口及工作人员。
万里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这回奉调来京,是被刚刚进京的小平同志推荐,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万里一家8口,有老母亲牛惠芳、妻子边涛以及4个儿子、1个女儿。
万里给孩子们取名非常讲究,严格遵循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名规则,按照“伯、仲、叔、季”为第二个字命名:
长子万伯翱,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的同班同学;次子生万仲翔;第三个孩子是唯一的女儿,叫万叔鹏;四子则是万季飞;最小的儿子刚刚出生,名唤“幼远”,但因为父亲总是喊他“小五”,干脆后来就改名万晓武。
不过,万里在家里从不喊孩子的“大名”,而是依照“序列号”喊老大、老二、姑娘、老四、小五。万里和孩子的感情非常好,家庭和睦,这些孩子后来也都非常有出息,在新中国各个领域有着突出贡献。
党中央专门派飞机接万里一家进京,足见对于他的重视。调万里前往北京,其实是基于毛泽东主席作出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重大决定。
那是在1952年夏,政务院建议毛泽东将各地方大区的中央局的五大书记抽调进京,充实中央机构,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所谓“五马进京”,是把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入北京,即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入京。
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在实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时,也把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手下的重要干部调到北京。
万里就是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干将,随着邓小平进京而调往北京的。此前,邓小平已于1952年7月调入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架老旧美国运输机隔音效果非常差,震得机内人员耳壳痛,而且非常耗油。飞机在1月4日傍晚飞抵武汉,需要加油。于是万里一家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
1月5日早上,C-46运输机继续飞行,在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据万仲翔回忆,“北京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遍地洁白无暇,如同进到仙境一般,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雪,父亲一下飞机,也是激动不已。”
对于万里来说,这次进京是至关重要的,并不是雪让他激动不已,而是从此他将在北京安家,成为中央大员。
在北京,万里仕途一路畅通,主持修建了北京市“十大建筑”,因工程又快又好,受到毛泽东亲切表扬,毛主席称赞道:“人家千里马是日行千里,你是日行万里啊!”
三、几度起落同命运:万里和小平命运相连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1974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4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被小平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万里和小平又一次站在了一起。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动乱期间,全国铁路系统濒临瘫痪。如同血栓阻塞,不除血栓,经济全盘皆死棋。
铁路系统这个“老大难”的“铁老大”,终于迎来了第三任部长万里。据万里的长子回忆:中央会议刚刚闭幕,万里立即就带着他的秘书于廉到铁道部走马上任了。
万里如此急切地去视察铁路工作,是因为知道铁路系统已经是危如累卵,需要尽快整治,赶紧为国家社会经济复苏打好基础。
万里虽然知道情况,但从来没有接触过铁路工作。他一到铁道部就开始昼夜不停熟悉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初步知道当时的铁路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急切地关注着万里的工作情况。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在万里去铁道部上任的第10天,邓小平于“1月28日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听取关于铁路运输情况的汇报”。
万里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首先用一句话概括铁路系统的严重状况:“目前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随后向邓小平汇报了铁道部门存在的4大突出问题。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尽快解决铁路系统的派性问题。当万里说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不言而喻,邓小平下了“急急如律令”。
解决铁路问题的紧迫,异乎寻常。在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刚约见万里之后才9天,邓小平又再度约见万里。
万里成为邓小平全面整顿地“开路先锋”。邓小平以铁路系统作为突破口,着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整顿。
在1975年,“整顿”成为中国的高频词。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就是最初的改革,是在艰难的岁月中实行的改革。
整顿铁路,是万里继首都十大建筑之后的又一突出政绩、又一历史性的丰碑。广大人民群众用最朴实又最生动的语言,给予万里整顿铁路以崇高的评价:“万里不到,火车不跑。”“万里,万里,日行万里!”
四、改革开放急先锋:成为邓小平左右手
1977年夏,万里本来是被华国锋同志分配到湖北省主持工作。但在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
邓小平这时已经回到了北京,但仍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在国家重大场合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南下湖北主持中南地区政务,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嘛,你再等一两天,我对中央有个建议。’当时安徽各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邓小平向华国锋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
据说,当时邓小平还讲了一句话:“好钢用在刀刃上。”华国锋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调万里去主持中共安徽省委工作。
对于万里来说,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又是一个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犹如他在1975年去铁道部上任时面临严峻挑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