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 2018 年,在山东农村,我尝试去买一瓶百草枯,店主过问了几句之后,就走向遥远的仓库,后来把一瓶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没有标签的百草递给了我。没有臭味,没有催吐剂,没有剧毒标识。大型企业停止了百草枯水剂的生产,小作坊却钻起了空子。
百草枯仍然是农民的好帮手,也是不幸人生的加速剂。无论如何,还没有一种除草剂可以真正替代百草枯,农药巨头先正达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说:“发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并非我们想要什么,就会在研发上取得成功”。
四
百草枯曾经是农民的好帮手,也是不幸人生的加速剂。
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的统计里,用百草枯自杀的病人特点为低学历、农民、女性居多,这与费立鹏的自杀研究结果有相似性,部分原因被解释为这部分人群社会压力大、遇事排解能力差、经济基础脆弱,同时接触百草枯的机会大。
根据 make it 社会实践队的调查,在齐鲁医院,有48.78% 的患者治疗费用在两万以上,有58.54% 的家庭表示,这场对自杀的治疗对家庭经济影响很大,有21.95% 的家庭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存款。这场自杀对农村家庭来说,可能带来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
这回到费立鹏提出的一个经典结论,“在中国,自杀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趋向于让人的痛苦社会化,制度也试图把人的痛苦放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畴,比如在一场灾难里,人的痛苦是社会性的,可以通过预防、报道、救灾和哀悼这个流程来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自杀用品(农药)的控制,中国的总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开始下降。
但在美国人类学家凯文博看来,人身体和心灵的苦痛一定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灾难是无法预测的,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确定的,种种痛苦都是崭新、敏锐又不确定的,他将自杀理解为一种反抗行为。灾难可能完全来自命运。在法律、政治、医学甚至农业之外,人类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菅向东曾经在一篇论文里讲述救治三位口服百草枯的孕妇的体会。
第一位孕妇 25 岁,怀孕 34 周,自服百草枯 30 ml,30 分钟后被送到医院,洗胃后进行了剖宫手术生产,后续经正常治疗出院,一个月后随访,一切正常。
第二位孕妇 20 岁,怀孕 6 周,口服百草枯 10 ml,在齐鲁医院治疗 21 天后痊愈出院。出院一个月后,医院随访,她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人工流产。
第三位孕妇,36 岁,在怀孕 30 周时,她被他人灌服百草枯 50 ml,在齐鲁医院治疗的 21 天时间里,中毒科配合妇科关注她和胎儿的情况, 21 天后,痊愈出院。一个月后,她自己觉察到胎动消失,前往当地医院就诊,证实宫内妊娠胚胎死亡。
论文里是专业又冷静的医学术语,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去理解患者的自杀,但三位孕妇各不相同的命运,让人联想,藏在毒药百草枯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光秃秃的人生,是一场和自己、和家庭、和命运、和社会的战争。
海子说过:“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患者均使用化名)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作者: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