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上海亲切 接见了方令儒等知识界代表。 桐城派总结历代古文家的经验和方法,对于提高写作古文的能力有一定作用,写作态度严肃。文章大多结构严谨,语言洗炼,措词 得体,立意明确。其缺点为过于求雅,避忌过多,使文学语言反而失 去活力,而且过于着重儒学道统,排斥其他文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平心而论,‘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 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 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 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有曰:“桐城派古文家多倡‘因文见道’之言,囿于宋儒义理,未通汉学家法,与朴学异趣, 故不采录。” 其次,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传世名篇佳作。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归一县”之美誉。公正地说, 从整体上看,桐城派的作品虽然没有超越唐、宋古文运动所取得的艺 术成就,如若将元、明散文作为参照对比,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广泛, 还是艺术感觉的新颖,亦在表现手法运用的多样性,都超越前者而跃 个新高峰。由于桐城派作家们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从文章的题材上看,内容广泛,礼、乐、兵、农以及事关国 计民生的,无不涉及,包罗万象。他们大多以教书为职业,接触民众, 关心民间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对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 以逢上”的贪官污吏和清廷的严刑峻法予以斥责和揭露,反映了人民 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对 民族危机深重的严峻现实,桐城派作家没有1 个人鼓吹投降媚敌,都 能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写了1 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抒发 了爱国情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如方东树的《劝戒食鸦片文》、《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言辞痛切,“忠愤之气见 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读之令人感愤不已。特别是“视天下国家之事, 皆如己事”的姚莹,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任上坚持抗英战争,屡战屡 胜,他的有关台湾战争的散文,反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代文 章,千秋风义。在新形势下,从爱国心出发,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 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 先进科学技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 振兴工商的经济思想,吴汝纶开办新学的教育思想,林纾大量翻译西 方文学名著,严复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思想等,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从散文艺术来看,郭绍虞先生 说:“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 古文中坚的理由。”桐城派作家长于古文的各种体裁,笔锋所至,无 不得心应手,或放论时政,针砭陋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礼 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情常;或以学识见长,或以抒情取胜,为清 代散文树立了典范,雅洁清新、韵味隽永。桐城派论说之文,虽乏宏 博,但辞句精练,“擅长于用层次繁复的语句来表达含意深刻、难于 表达的思想,即把科学语体用入文艺散文,而又保持语言的通俗性、 生动性”,不乏真知灼见,足见学识宏富,眼高识远;针砭时弊,鞭 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气凛然,富有战斗力。桐城派传状之文,情见 于辞,品味极高。在写人物时,十分注意评价的恰如其分,不虚美, 不掩恶,“不妄加毁誉于人”。刻画人物以白描生色,穷形尽相,或以 细节取胜,画龙点睛,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现人物精 神风貌。桐城派纪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怀,再现山水,色彩斑斓,境 界独出,状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伤灵性,笔墨淡雅不掩风采, 自有1 种清新明朗的意态美,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身临其境。 桐城派记事之文,叙事扼要,言辞简约,条贯清晰,层次井然。内容繁富而无堆砌琐碎之嫌,情节单一而无单薄之感,均富有艺术感染 当然桐城派作家众多,各人际遇不同,学识不侔,气质有异,手法有别,文章自然会同中有异,各呈异彩。总之,诚如方宗诚所说:桐 城派“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之正轨,与明归熙甫 相仲伯。”无疑,桐城派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 部分,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推陈 出新,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发挥作用。二 人们不禁要问: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而不会在别的地方?近时学者对这一“人才聚集”现象进行研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桐城派诞生的地理因素。姚鼐曾说:“舒黄之间,天下奇山水也。”所谓“龙眠钟气,代起人豪”,即桐城派诞生由“地灵人杰”所致。桐城北枕龙眠,南濒大江,中间丘陵地带,河流纵横交错,湖泊 星罗棋布,山青水秀,确实很美。她不象淮北一马平川,也不像皖南 崇山峻岭。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桐城钟秀,养育出1 大批散 文家,也许因为如此,桐城派不写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不写“山 林文学”、“清客文学”,也不写“市井文学”,而擅长于简洁而传神的“小 文章”。必须指出,桐城虽是山水奥区,但其东乡却濒临大江,与南 京一水相通,舟楫来往,数日可达,十分便利。从明末起,桐城与南 京之关系非常密切。象方苞家庭就早迁居南京或其附近之六合。戴名 世、姚鼐亦久居南京。尤其是左光斗被推为东林党领袖后,方以智、 方文、钱澄之等又都是复社首领,当时亦以南京为中心,开展活动, 联系十分广泛。这就是说,桐城虽僻处群山之中,但桐城文人并不处 于封闭状态。相反,他们接触较广,视野较为开阔,增长文学才干, 扩大现实影响。同样,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外来影响较小,造成 了“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的淳朴风气,养 成了桐城派作家们所独有的性格---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 不懈追求的精神。他们或潜心与世无争的经学,或醉心载道立言的古 文,所以桐城境内擅经学兼治古文的文人尤多。 其次,发达的教育造就大批人才。从明中叶起,桐城的教育就远胜他县。到了清代崇文重教之风尤盛。马其昶诗云:“城里通衢曲巷, 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民谚曰:“穷不丢书, 富不丢猪。”可见尊师重教的氛围何等浓厚。时至今日,此风不减。 1985 年11 月第一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在桐城召开,我的老师安徽师 范大学教授祖保泉先生参加会议,临走我送他,他对我说:“我终于 明白了桐城高考升学率为什么高,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我问 祖先生何以言之?祖先生说:“开会的三天早晨,我都四点起床,桐 城南大街、北大街、东门大街我都逛了一趟,所有临街的窗户都亮了, 妈妈在厨房里为儿女做早饭,爸爸为儿女整理书包,难得,难得!这 是最靓丽的风景线!”正因为如此,明清两朝,桐城读书人希图通过“读书---科举”而达到“仕宦”的目的。有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明 代何如宠官至宰相,清代张英父子双宰相,左光斗身为名臣,官至尚 书、侍郎或督抚的就更多。方、姚、马诸家或科第联翩,或文名四海, 这在乡里之间自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少数,应 试不中,就不能做官,便去教书。他们在家乡教书,到外地教书,这 成为文人谋生的一条路。还有那些由科举而仕官的京官,官闲俸薄, 得差又不容易,于是在服官的同时,也常常抽时间去教书,不但在京 城教,还请假出京谋馆,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兼职。有的干脆辞官, 或作书院山长,或在学幕阅文,姚范、叶酉、姚鼐、吴汝纶等人即是。 这些由科举出身的与希望子弟由科举而仕官的人,自然都不能不尊重 教师。因此教师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文人也就乐于以教书为 职业,一面育人,一面治文,终身乐此不疲,形成了良性循环。出现 如著名学者罗哲文先生所誉桐城“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的局面。 第三,家学渊源与师友的提挈和鼓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 一般作父母的常情,而择师教子在桐城尤为看重。选择不到良师,就 亲自教授子女,被称为桐城5 大家族张、姚、马、左、方尤为如此。 如姚鼐从叔叔姚范学习古文法,而姚莹又从叔叔姚鼐学古文。著名同 光体诗人范当世曾写诗云:“顺康元老家,乾嘉大儒系,道咸名公孙, 同光诗人子。”把姚永朴、姚永概家的五代书香门第亮出来。自幼便 接受家庭的教育熏陶,当然有利于成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友的 提挈和鼓励,在桐城派的发展和壮大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方苞经 常欣喜地对朋友说:“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其时方 苞已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求见者不轻面许,却独赏识、器重刘大櫆, 这对刘大櫆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刘大櫆对姚鼐也是如此,写诗称誉姚 试失利南归,刘大櫆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刘姚虽名为师生,谊同良友。姚鼐对自己的学生刘开、管同也是赞赏 有加。方宗诚在曾国藩幕府中,曾推荐吴汝纶的爸爸吴育泉入幕,为 曾国藩家庭教师,又把吴汝纶的文章送给曾国藩看,曾氏“奇其文”, 招吴汝纶入幕,而吴汝纶又邀萧穆同去。正因为这种师承关系,桐城 派代有传人。第四,桐城派作家都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们不怕挫 折,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清朝统治者治国采取恩威并施 的策略,所以文字狱不断。康雍两朝桐城发生三次文字狱。人们提及 最多的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其实还有另外两宗:即与《南山集》 简介一下孙麻山先生的“文题”案。麻山先生一介寒儒,身份低微,世人对他的文学成就知之甚少。借此机会作一介绍:孙学颜,字用克, 一字尔尧,亦字舫山,号周冕,曾筑华农精舍于桐城大关麻山,故人 称曰华农子,学者又叫麻山先生,生平未尝应科举,淡名薄利,潜心 宋学。游历四方,以讲学会友为事。先生不溺诗文,偶有所作皆性情 学养之所流露,雅洁纯清,文学成就高出其同辈。方宗诚在《桐城文 录序》这样评价孙先生文章:“康熙间,桐城文学大兴,望溪长于经, 潜虚长于史,而其时,潜德隐行确宗朱子之学,以期至于立言者,则 有孙麻山先生,其文理正气醇,韵长词雅,才不及潜虚而高洁过之, 博不及望溪而超逸过之,洵由穷理而有心得也。”萧敬孚先生在《日记》中说:“麻山先生生平学术之正,卫道之切,于今日始稍显,至 今文词雅正,气象雍容,粹然儒者,于乡先辈中,亦不多见也。抑余 又有未解者,乡先辈才气浩瀚,仙姿绝世,所遭文字之祸,最为酷烈, 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愤世嫉俗,矜心燥气,时流露于行墨之间,当 时见其人,后世诵其为文,亦预知其不免于难。而先生之文,词气汪 洋,酣恣飒爽,似不得与南山争衡,而简倔严重,析理精深,心平气 能穷,而大造之不可知也。”方宗诚在《三隐君子传》中言及先生以文字牵连死时,只说“晚年以楚、浙之狱波累,系西台八九年,犹以 存心养性为功,无尤怨之意,后竟论死。”具体事由,未及详明。亦 有人言麻山先生序刊吕留良书,即“楚浙之狱波累”,牵连弃市,但无 实据。多年来,我翻阅清代桐城文人书籍,亦未发现。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我参与吴孟复先生主编《古文辞类纂》一书点校评注的撰稿, 他曾向我谈起麻山先生死事,颇为详细,吴老亦说闻之于桐城前辈, 未必可信,今天在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麻山先生晚年游历楚浙, 以授徒为生,广交文朋诗友,声誉极佳,名著于时。当地一位劣绅病 逝,其子请麻山先生为其父写墓志铭,许以丰厚的润笔费。麻山先生 了解这个劣绅,其人品德恶劣,鱼肉乡里,所以断然拒绝。劣绅之子 怀恨在心,寻机报复。麻山先生因此离开此地,到浙江,仍然靠授徒 为生。一日,麻山先生突然被县衙以“犯上”罪名逮捕入狱。原来麻山 先生离开后,劣绅之子一直耿耿于怀,百般找茬,一天他终于发现麻 山先生曾以“维民仰止”为文题,让学生作文,他认为找到了麻山先生 的“罪证”。说“雍”字去掉“亠”便是维,“正”字去掉“一”便是“止”,“一” 即一刀之意,“丶”即雍正的头,把“雍正”变成“维止”,岂不就是要砍 雍正皇帝的头吗?这还了得!于是他便写讼状,送到县衙,告发了麻 山先生。昏庸的县令也竟然认为“维民仰止”文题暗藏杀机,是反皇帝 的“铁证”。“维民仰止”出自《诗经--小雅--车辇》,即“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意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让学生以“维民仰止”为题作文, 无非让学子表达对有崇高德行的人的仰慕,即郑玄谓:“古人有高德 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不学无术的昏官竟依照劣绅之子 荒唐的拆字法判麻山先生死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