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 32%。依据他们的经济地位,其政治态度又有三种区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的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的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的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寻乌调查纪念馆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就整个阶级而言,地主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是土地革命必须打倒的对象。但对这个阶级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其中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不能一概而论,有相当一部分小地主其实也是愿意革命的,有的甚至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在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寻乌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人中,有的就是出身于这类小地主家庭,陪同毛泽东调查的古柏就是这种出身。可见不能将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成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作为革命的对象。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是难以了解到的。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三是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对此列举了17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土地分配展开的。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寻乌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出了四个办法,要求区乡苏维埃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其中的一种:一是照人口分配,二是照劳动力状况分配,三是照生活来源多寡分配,四是照土地肥瘦分配。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种办法,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平分,并且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
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单位,毛泽东调查发现,农民反对以大的区域(区)为单位分田,就是以乡为单位也不赞成,而是愿意以村为单位。主要是因为村里的田近,熟悉,方便。毛泽东说:“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那种以为农民不愿搬迁,是思想陈旧和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至于具体如何分田,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最核心的是一个“平”字。他说:“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逼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寻乌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革命本身意味着各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地划分农村的阶级阶层。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在土地革命中出现“左”的偏差,往往首先是在阶级成份的划分上,将一些人的成份作了拔高,结果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依靠和团结对象。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改题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