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去上海前,潘天寿在“一师”和宁海、孝丰时创作的作品目前有一些在市场上出现。这个时期的作品其实也不难鉴识。这个阶段他尽情发挥着自己不受拘束的个性,用笔用墨奔放不羁,画上的题款书法以侧取势,奇肆纵放,一气呵成。那种造型、趣味和气势,是很难模仿的。1924年至1928年是以吴昌硕风格的作品为主,尤其是书法与吴风接近。市场上有些伪作是裁割民国时期或吴昌硕风格的作品,再添上潘天寿的款造假的。上世纪30年代在杭州创作的作品由于抗战内迁时没有随身带走,等其复员回杭时,原来的居所被辟为养马场,书画文稿基本被毁,所以市场上能见到的不多。抗战时期,正是他风格的探索和成型期,作品面貌不典型,所以市场上这一阶段的作品属于较难辨别的一类。
综观目前市场上潘天寿的伪作,比较多见的是以下几种:一是拷贝对临,直接临摹原作。二是移凑拼贴。将潘天寿真迹的不同部分拼贴起来,但缺乏构图逻辑。如果对潘天寿风格发展较为熟悉的话,临摹的对象及拼贴的部位是马上就能识别的。三是题名人上款,或添加名人题跋以假乱真。此外,鱼鹰、荷花、鸟石、兰竹、双雏(一白一黑两只小鸡)题材的伪作常见。由于这些题材的作品正是潘天寿赠送友朋常画的题材,所以被仿的很多。辨识的要害在于看荷叶、鸟身的墨色层次,以及荷梗的穿插、块石的点皴等,即笔墨仍是判定的首要依据。
潘天寿在不同时期会用不同的落款和印章,这也是可用来鉴定的依据。如“一师”时多用“作藩”,上世纪20年代初常用“天授”,20年代中期用“三门湾阿寿”,30年代多用“懒头陀”“懒道人”等,40年代开始用“心阿兰若住持”,50年代开始用“大颐寿者”等,60年代多用“雷婆头峰寿者”等,书法作品上一般用“潘天寿”或“天寿”。就印章而言,在目前科技发达的情况下,比对印章的相似度已很难作为鉴定依据了。但印章的镌刻时间却可以作为依凭。如“懒道人”为1938年自刻,“宠为下”是1948年由来楚生所刻,“知白守黑”1959年由余任天刻,等等。
如前所述,因为潘天寿强烈的艺术风格,使其大部分作品完全可以通过笔墨来鉴定,但有些作品也需要通过题跋和著录等文献信息进行鉴别。如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小亭枯树图》,流传的还有一幅笔墨精到、构图相近的《小亭枯树图》,经过比对两幅作品的题跋,一幅为“兹背拟之”,另一幅为“兹再拟之”,可以确定潘天寿在画完一幅以后,不太满意,又画了一幅。又比如国外有博物馆收藏了一幅《葫芦菊花》,跟潘天寿纪念馆收藏的《葫芦菊花》基本一样,这样的作品除了两作之间笔墨的比对外,还应该通过国外博物馆查找入藏的途径来确定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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