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 的制度。”[5]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过程是由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上按供需状况自由地进行 决策。这些分散决策的协调也要通过竞争。这种通过竞争协调经济发展的思想,出自于斯密 的理论。在斯密看来,人的利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调节力量,但这种调节力量只有在竞争的 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有益于公众的作用。 他们同时也认识到, 经济本身对竞争往往是不感兴趣的, 而且总是力求通过垄断和价格与市 场的协定等来削弱和排除竞争。 经验表明, 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 它必须通过一种国家规定的“人为秩序”加以保护。这就是西方一系列反垄断法和相应的国家 机构出现的原因。然而,为了形成有效的竞争秩序,人们还必须作出种种努力间接地为此建 立必要的框架条件。例如,正确运用货币政策。在竞争秩序里,货币政策起着首要作用。如 果不能成功地保证一定的币值稳定,一切实现秩序的努力都将白费,因为,通货膨胀将会严 重干扰价格的调控机制和信号功能。又如,必须开放市场。封闭供求意味着企业削弱或者完 全取消市场上的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封闭市场,就是犯法,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责 任。再如,契约自由是开展竞争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家庭和企业可以自行决定何 时何地买卖何物的情况下,竞争才能正常运行起来。 (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 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相当接近。 资产阶级国家同时履行阶级职能和社会经济职能, 这是由来 已久的事情。 二战后的新现象在于,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都大大增强 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考虑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时的基本目标,和在制订 社会经济政策时所提出的目标都大大提高了。 战后,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思路主要是:首先,国家的任务主要是为 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创造框架条件,而不是自己直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其次,针 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竞争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弊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以及社会的极大不公)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力争加 以缓和。据此,它们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层次是社会政策目标,即所 谓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可以称之为最高目标。第二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一级目标, 包括经济自由、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第三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二级目标,这里指通货币值稳 定、充分就业、经济适度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公平分配等。 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达到上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战后美国、日本、德国都发展或完善 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竞争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所谓国家的社会经济职 能大大增强,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得到体现的。可以说,它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一项 指标上, 即国家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战后比战前都数倍地提高了。 1937 年,美国的这一指示为 8.5%,日本为 11.6%,1952 年联邦德国为 15%;1988 年,美国上 升到 36.3%, 日本为 32.9%, 德国则为 46.6%。 [6]当然, 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时, 各国在“配 方”和“剂量”方面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四)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前途方面,总的说来是在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扰。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各有长处和短处。人们普遍 认为,美国、英国更多的强调“自由”,而相对较少社会福利;德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国家比 较重视社会福利,但相对缺乏“自由”;日本则两者都不足。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它们各自都 将弥补自己的欠缺,三者的差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我认为,对于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发展前途,可以作另一种描述。是否可 以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阶 段(或者说自由竞争阶段) ;以私有大企业为主的阶段(或者说私人垄断阶段) ;大企业+大 政府的阶段,即由大企业和大政府一起主导社会经济生活。这里的“大政府”,不仅是指政府 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数量比过去扩大,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权力和职能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在 第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义的、效率欠缺的;“大企业”则是过分追求利 润,既忽视社会责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它将依然是“大 企业”+“大政府”,然而这里的“大企业”和“大政府”都将逐步比过去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