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能穿戴”和大数据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医疗保险机构获取参保人健康数据在技术上并非难事,借助这些数据,医疗保险机构可以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立法者完全可以将上述法律规定一般化,要求参保人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若无法实现则给予“制裁”:逐渐地,参保人被强制地采用健康生活方式,负有“健康义务”。[48]通过强调自主决定和可归责性,让公民承担起健康生活的义务,国家以此缓解慢性病给经济造成的严重负担。但是这种“健康义务”存在下列不足:首先,预防性体检并不能真正地防止疾病的发生,只是改变了干预治疗的时间,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地促进健康并没有科学证明;其次,个人是否预防性体检和采取特定生活方式是其行为自由,法律不应当干涉;再次,过度强调自我责任使得健康的获得和保持完全归结于个人(“指责受害人”),逃避了国家在公共卫生政策上的责任,也忽视了社会因素在个人健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49]社会权的保障在于帮助个人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让其遭受不当挤压。总之,公民没有义务保持健康或者更加健康,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应当导致其受到法律制裁,自我责任不构成一种法律施加的义务。[50]
(三)基本权利冲突
基本权利冲突是指数个主体的基本权利相互对立,即一个主体在行使基本权利时会侵害另一个主体的基本权利。[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