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的谁,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带着未解的疑问,2月26日,孙存良再次来到虞城县教体局。
路上,孙存良接到镇政府的电话,对方说,给40万行不行。孙存良激动地说:“我现在不要钱。”
前一晚,孙存良把自己的问题写了满满五页纸。他把稿纸平整地放进黄色布袋里,袋子紧紧地攥在手里。下车前,他拿出稿纸,再次斟酌里面的问题是否合适。
教体局的门卫认识孙存良,拍拍他的肩膀说:“又来啦?”
他见到领导就主动上前打招呼,随后接连问起是谁帮南纪成办理了退休、当年处理了哪些干部。但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监察室主任刘佑红告诉他,案子在2018年5月已调查结束,之后的举报都是纪委在处理。
在教体局来回询问的一个小时里,孙存良没有机会把前一晚写的稿纸拿出来。走之前,他在一楼的走廊里徘徊,眼神飘忽不定,自言自语道,“局长今天怎么没来?”
去教育局前,孙存良在稿纸上写下自己的诉求。
60万
从教育局回来,镇长把孙存良一家叫到大队部,再次谈起赔偿。
“如果再要40万,我感觉有点亏,一下子要60万又感觉在苛抠(发言:为难)他。”孙存良说。
和家人商量后,孙存良决定,要60万,不讨价还价,他说得硬气。
3月5日,“由于被别人冒名顶替导致其回家,长期靠打工维持生计,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镇政府决定一次性给予孙存良60万的“补偿和救济”,包含精神损失费10万元、家庭生活救济款50万元。
3月10日,镇政府与孙存良签订协议书,给予孙存良60万补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