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黄汉林说,“年轻的时候,由于没有大学学历,也想着进步,听说交钱就可以很快拿到文凭,没多想,就跟着交钱报名,购买了两个专科文凭及相关材料”。通过购买假文凭来“想着进步”,这种逻辑可谓诡异得离谱。更离谱的是,据说直到2001年,燃气集团公司统一查证学历时,黄汉林才得知文凭不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只能说实在“太傻太天真”。
在知晓自己购买的学历不被承认后,黄汉林虽然报名了函授课程并取得了真实文凭,但在2014年填报干部任免审批表和履历表时,填写的仍然是两个虚假学历。看来,还是假文凭更好用,或者,他根本没把学历造假看成多么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像黄汉林这种直接拿花钱买来的假文凭糊弄的,已经越来越少,要清查起来也相对容易。更多干部学历“整容”,则是通过权力手段炮制“假的真文凭”。
比如中文专科毕业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在普洱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过与北师大资源学院合作成立普洱茶研究院,马上就成了堂堂理学博士。在沈培平落马后,其速成的学历之谜,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类似的干部学历造假事件还有很多,本质上都是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是另一种权力交易的形式,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
官员热衷学习,期待有更好的学历,当然是一件好事,公众也期待看到更多学习型、专家型的官员涌现。但是,如果试图通过不正规手段,迅速获得一张“真的假文凭”或者“假的真文凭”,全部意义只是为了给个人仕途铺路,那就完全背离了学习的本意。这样的干部学历造假,必须严查严惩。挤掉干部学历中的“水分”,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在官员落马之后,才轻描淡写地“偶然发现”。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里,官员学历“注水”不是个小问题,而是不讲诚信的大问题。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领导干部更要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一个不讲诚信的官员,怎么能代表政府的公信力?公众该怎么信任他?官员带头不讲诚信,又如何要求普通公民讲诚信?
当然,某些干部之所以热衷学历造假,将一纸假文凭当做升迁路上必备跳板,也折射出干部选任制度存在的漏洞。一方面,可能过于看重学历与年龄等硬指标,而忽略了对能力与品德的考察,让一些急功近利者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对于包括虚假文凭在内的各种材料造假,审核把关并不严格,让学历“注水”的风险低于所得的好处。不讲诚信、欺骗组织的干部,对事业、对人民也很难忠诚,对干部学历造假理当零容忍。(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