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形形色色的谣言传遍中华大地,小到剪辫夺魂,大到改朝换代,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信之,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亦信之,官方每每遇之束手无策,则称其为无知妄言、不辨是非。殊不知,在近代中国百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谣言的背后往往不是简单的无知作祟,更是社会底层力量浮出水面的征兆。你越不在乎谣言,谣言将越发泛滥,这股洪水可能断然消弭无形,也可能转瞬间摧毁一个帝国……

聊天从农村饥荒开始,对国运的担心,让这帮青年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最后一个话题摆到眼前: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这时,“蛐蛐儿”踱到窗前,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演讲:“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又有人接话:民众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聚会结束后,“蛐蛐儿”回家模仿周恩来的口吻起草了两份遗言。他想了解的是,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群众意愿?他找工人沟通、甚至来到全军模范红九连,希望能得到武装支持。【详细】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被无所不在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终于,1891年成了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最重要的是抢走了一切能搬走的财产。【详细】
1911年1月24日《东三省日报》报道:已抓获一名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东北地区于此时爆发的鼠疫,正是投毒结果。东北各地又相继爆出抓获受命于日本的投毒犯,引起社会恐慌。事实上,这些消息均系谣传。日本驻吉林领事要求禁止谣言,以免“民间种种谣传日久,恐起仇视外人之心,再蹈庚子之覆辙”。【详细】
1924年5月13、14日,路透社连发专电:宣布孙中山因脑膜炎逝世,该消息迅速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在谣言发源地香港,《商务日报》和《德臣西报》率先刊出“孙中山逝世”。据《德臣西报》称“中华民国元祖,及可称谓中国最著名之孙中山,于今晨点半钟在广州逝世”。14日,此消息便传遍全上海。【详细】
谣言因何而生
“任何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限制在很少的几个点上,并且不断重复这些标语直到每一个公众成员都理解为止。”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详细】
谣言是某些人(或者某一个群体、集团和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愿望,散布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道中所流传的信息。
谣言往往产生在社会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事件”、信息又极其缺乏、人们又极其想知道“重大事件”真相之际,而谣言的流传又会非常“适时”地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这种迫切“需要”。而且,越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人们往往越敏感,越容易相信。【详细】
后世对太平天国的不太友善的议论,可看作是那场谣言大战的一个余波。的确,很少有农民大起义如同太平天国这样,炮制了那么多谣言,而又被对手以谣言来攻击,即使是它失败后,还有谣言来攻击它,可惜的是,它不能还手了。
仔细分析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谣言大战,谣言在里面无非起到了“泻药”的作用。所谓“泻药”就是发泄,就是你来我往的叫骂,这可纯粹就是百姓所谓的造谣。当然,“泻药”的功用也不能忽略,它有时能让人周身舒畅。即使是大儒曾国藩,在制造了“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这样著名的谣言后,也会有这种舒畅的感觉,谣言之所以不断被制造出来,大概这也是这个原因。【详细】
政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活动家们公开声称:“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1912年3月26日《民立报》)制造假新闻乃至谣言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手段,并成为政党报刊的一大特色。当时革命派的报纸尤甚,说什么:“过渡时期之新闻,不妨略张声势。”肆意制造和传播假消息,以谋求造成政治声势,达到预定的政治目的,这说明弄虚作假完全是有意识的政治举动。【详细】

“日人投毒”的传闻随着学生运动的退潮而消退,两难的前景摆在了学生面前,要想让五四运动继续产生影响,就必须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而一旦群众参与就会导致运动的过激,超出学生的控制。此时,究竟是该让运动抽身运动,还是继续利用“日人投毒”谣言,组建更强有力的组织,鼓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权力者们选择了后者。6月16日,各重要省市的学生代表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从此成为此后三十年学潮的核心,它的意义直到1947年才被点破,“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取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五四运动'的意义了。”【详细】
南京特别市政府与之对抗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观念。那些歌谣和神秘谶语,唤醒了民众心理上的狂热激情。群体极易受人暗示,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说,“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详细】
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人都惊惶地看管着自己的辫子。传说有“白莲教匪”驱遣纸人剪人之辫,被剪者的魂魄即被收去。一些被怀疑用“妖术”剪辫的“匪徒”被官府抓获后供出天主教,希望能借助地方官员对教会的忌惮而逃脱牢狱之灾,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本来与剪辫恐慌“并无干涉”的教堂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出口,并在皖、苏、赣、湘等地引发了多起教案。【详细】
1967年,全国都传遍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北京来电”:据北京三0一医院医生检查,毛主席能活到140岁以上!这则谣言先后被说成是叶剑英接见群众时说的、江青对外发布的、叶群的妹妹发布的。年龄也有130和150之说。对于善良的中国人民来说,伟大领袖不但能活150岁、还在70多岁时找回了失散30多年的儿子,真是莫大的喜事。所以,很少有人怀疑过该谣言的真实性。【详细】

为何有人听信

“轻信和盲从,无论是对旧的教条还是新的宣传,仍然是支配人类心灵的弱点。”
——夏洛特·吉尔曼,《人类的工作》【详细】
“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时至今日,形容当时的人们对气功的态度,最准确的词就是:疯狂。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第二天,“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XX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于是,严新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开始发功,随后抛出预测:三天后火势缓解。几天后,在官兵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发挥了作用。
媒体报道了这一“壮举”,无数严新的学生为之欢呼。【详细】

在“贵族阴谋”谣言的影响下,农民产生了一种勒费弗尔所谓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即人们很容易在谣言的控制下迸发出极端的破坏力。当获得土地的梦想似乎要被贵族阴谋破坏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拼死抗争更值得农民一试?当时激化农民情绪的主要是两个传言:贵族试图破坏麦收,通过饥饿来报复革命;由于市镇保安严密,盗匪们现在都来到了乡下。农民的极端恐惧转化成了拼死一搏的怒火,他们纷纷拿起武器,闯入城堡,烧毁地契,如遇反抗,格杀勿论。【详细】
当时很多人印象里,苏区是伤风败俗的匪窝,红军则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一捕风捉影也有源头。1931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调查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后,却“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老婆都革掉了!”而农民政权申明的却是:禁止捉奸。【详细】
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该伪造“法令”由19段文字组成,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宣告: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详细】
这个谣言从广东传到北京:李宗仁夫人是“美国中情局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她以梅花胸针为记,在协和医院与“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接头。据此,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将谣言作为真实,追查涉案的“梅花党”。此案牵涉到刘少奇、王光美、严慰冰等,最终目的是要抓把李宗仁请回大陆的周恩来。【详细】

人群如何被利用

“狂热者是指那些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无法改变客观事物的人。”
——温斯顿·丘吉尔【详细】
莎士比亚在《尤利乌斯·凯撒》中描述了原本普通的市民们在被语言鼓动之后,所体现出的狂热情绪与巨大破坏力:
安东尼:善良的灵魂啊,当你而不是我们凯撒的衣袍被损坏时,你为什么会哭泣?你来看看吧。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叛徒弄伤的他。
市民甲:多可怜的景象啊!
市民乙:高贵的凯撒啊!
市民丙:真是天杀的一天!
市民丁:叛徒,恶棍!
市民甲:最血腥的景象!
市民乙:我们要报仇!
所有的人:报仇!去搜查!烧吧!放火吧!杀吧!不能让任何一个叛徒活着! 【详细】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武汉,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无罪,有辫无辫,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接下来可能的大清洗中丧命,意识到叛乱比等死更合算。起义成功后黎元洪的被选定,更是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中,更多的不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的一着。【详细】
解放初的谣言反映了民众的恐惧心理,1949年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回忆:“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种能带来希望的新信仰迅速形成——视毛泽东为大救星,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自己翻身解放的毛泽东身上。在完成土改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甚至因争抢毛泽东像发生争斗。【详细】
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人们都有理由怀疑管理者会隐瞒些什么。但若信息不公开,谣言会愈演愈烈,甚至引发社会社会动荡。若有客观可信的媒体存在,谣言会被层层揭穿,因谣言带来的群体性恐慌也会较快地消失。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在近代中国,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是因为统治者的统治之术,正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详细】

谣言的终结

“事实胜于雄辩。”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5世纪【详细】
谣言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信息公开的不畅通。用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保障人们的知情权,是遏制谣言的一剂良药。“谣言止于智者”是标本兼治的心理药剂。谣言的产生,往往源于信息来源不确切,在传递过程中造成失真,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智者,也就是通常说的“明白人”,听到传言会用理性的思维独立思考判断,而非轻信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