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论的前提是货币是同质的,但这个前提已经不再成立,货币的状态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下是有区别的。货币流通速度、存贷货币、持有者结构等都会改变货币的状态,因此考虑货币是否超发要充分考虑货币的状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认为货币超发的标准目前似乎并非非常准确。我们对很多国家的评价是货币存在超发,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超发并没有带来预想的严重后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对于货币当局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通货膨胀水平的相对稳定。如果通胀水平并不高,甚至面临通缩风险,那恰恰说明货币数量不够而不是超发。
中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潘宏胜认为,具体来讲,讨论货币超发还要考虑疫情对货币流动的微观机制带来的伤害。它使得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对货币传导的机制造成了四方面影响:一是企业和个人收入下降,资金周转下降,造成绝对货币量下降;二是企业资金链或整个生产循环的周转变慢或者中断,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三是全社会货币创造有所收缩;四是美国资产价格下降,对于财富有收缩效应,对货币总量也有收缩效果。目前,比货币超发更重要的问题是要使货币流通的循环能够畅通起来,使经济避免更深的危机并从危机中恢复。
金元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彤认为,这次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纯粹针对CPI,而是更加看重资产价格,虽然各国在货币政策上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他还指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无论是对财政赤字直接进行融资,还是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捆绑是必然的。这次企业杠杆率上升最快,且个人收入、家庭收入下降,都转移到了政府杠杆的提高,这会体现在财政赤字上,要对赤字进行融资,这是必然的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市场流动性的供给,这属于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拓展,用于维护金融体系甚至是经济体系的稳定;二是不再仅仅集中在总量政策上,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工具,甚至通过支持财政支出来实现结构性目标,这实际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概念。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货币政策职能,那么就可能需要新的理念和框架,货币政策的限度也会不同。在当前受疫情影响供需一定程度中断情况下,现有供给约束和社会可接受、可承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