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男间、男女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于是对先秦时期生活在江汉大地的扬越民族的肖像,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描述: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第一种可能。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现代学者研究古音对越人歌进行了翻译释读,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在前面对越人歌的释读中,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鍖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所以从某种方向的解释来说,《越人歌》是一首对同性恋的赞歌。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已经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但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