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 重庆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 国民政府还曾于 1932 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日军兵临城下,国民政府被迫“搬家” 1932 年 1 月,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 江面,并作出战斗准备,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面对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机,蒋介石、 汪精卫和宋子文等极力主张迁都,以避免被日本逼迫签订城下之盟。1 月 30 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 权,不受暴力威胁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 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2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为国民政府及中央迁 移洛阳办公通电》,在同意中央党部和政府迁移洛阳的同时,电邀常务委员会及执监委员同行。实 际上,从 1 月 30 日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了。中央大员中除军政部 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下善后以外,其余 1000 余 人均在林森和汪精卫的率领下北上了。但为便于处理有关政务,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都在南京设立 了办事处。 经过反复斟酌,“五选一”圈定洛阳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虽然缘于日军突然进攻上海而有些仓促,但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并排除了 北平、武汉、西安和重庆四地的。当时日军刚刚占领东三省,处于“三八大盖”枪口直接威胁下的 北平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去,自然被排除掉了;武汉当时也处于游弋于长江上的日舰炮火之下,并 处于红军根据地包围之中,当然也被排除;西安则因为当时陇海铁路还未修到那里,陆路交通不便 而被排除;重庆尽管比较适合作为战时国都和民族复兴基地,但当时四川还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 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还未深入,所以也被排除。洛阳则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15 朝古都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时期的大力开发,通有铁路,建有机场, 市容也大有改观。因而,洛阳最终被选定为行都。 也算因陋就简,国民政府在洛阳开了两个会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洛后,各机关因陋就简,分驻在当时洛阳的西工及城关各处。洛阳虽 然经过了近代的发展,但比起江南的首都,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如缺乏电灯设备、缺少交通工具, 洋楼、地板和新式马桶、西式大餐更是少之又少,这对于刚刚掌权的中央大员和“革命新贵”们而 言的确是比较痛苦的。因此,当 10 个月后形势稍有好转,这些人便迫不及待地返回南京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洛阳 10 个月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件大事:头件大事是 1932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在洛阳西工中央党部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施政方针案》和《对于 东北事件之决议案》,特别是通过了《关于军事委员会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 并经过汪精卫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也是“蒋委员长”一称的由来。会议还通 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当然,后来都 因故改变了。第二件事是 4 月 7 日至 12 日,在西工原吴佩孚广寒宫召开了国难会议。这次会议是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事的会议, 开幕时共出席代表 144 人。会议期间不仅听取了汪精卫作的政府报告、讨论了当局提出的“御侮、 救灾、绥靖各事宜”,而且还提出不少有关政治改革及实业建设方面的方案,颇有几分“政治协商” 的味道。会议最后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制定长期抗战政策 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932 年 5 月 5 日,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以对日妥协换取了暂时的和平,日 军对南京的威胁也暂时解除。于是,5 月 30 日,蒋介石率党、政、军大员返回首都南京,11 月 29 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 月 1 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正式迁回南 京,并举行了还都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