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拘囚怀王后,屈原至少在不迟于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又被顷襄王召回朝廷(以《大招》《礼魂》等诗篇为内证)。虽然被顷襄王再次召回朝廷,但在怀王去世后,屈原不断批评顷襄王芈横和令尹子兰等人在怀王身死秦国这一重大政治灾难事件中所犯的罪错。面对屈原的追责,顷襄王和令尹子兰当然既羞惭恐惧又恼羞成怒,经过七八年的矛盾纠结,兄弟俩阴暗的心灵里,最终私利战胜了道义,他们“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13]633。屈原最后一次是被顷襄王无限期驱逐的。
由此可知,屈原在60岁左右并未自尽,其诗句“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这与身心仍然健旺而力求平反昭雪的生动写照相一致。而屈原自尽时74岁左右,这与《悲回风》中“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和《渔父》中所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等对老年屈原的描绘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以当时屈原的心境,与其让衰朽的生命自然死去,不如主动自杀更壮烈、更有警世价值。这也是符合屈原性格的选择,他在《渔父》中向最后一位扮演“渔父”的劝阻自杀者的斩钉截铁的明誓明志,正是他“舍生取义”抉择的真实记录。
问题已经基本廓清了。屈原先后被怀王和顷襄王弃而不用的时间不是3年,也不是9年,而是总计15年左右。这15年的蹉跎岁月,不仅对屈原个人,而且对楚国国运的盛衰影响都是致命的。顷襄王时期,屈原虽仍有“三闾大夫”爵位,但封地早已随“郢都”被秦攻占且北楚之地尽为秦有。“发郢都而去闾兮”(《哀郢》)正说明楚国国都郢都被占的同时,屈原封地“三闾”亦被秦军占领,屈原也就完全失去了贵族的尊严与生活依托,在山河之间流浪。在此应当申明,顷襄王“迁”的是屈原的官;所谓的“放流”只是政治上“弃而不用”,因秦军的占领而失去封地,并非我们现在语境中的服刑流放。这从《卜居》《忆往昔》《悲回风》等诗中可得到印证。对这样漫长的流浪经历,屈原在《悲回风》中自述感受是“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德绵绵之不可行”,确实达到一般人的忍耐极限了,所以在创作出《怀沙》后不久,就投江自尽了。关于屈原生年,郭沫若虽然拘于旧说没有考订确切,但屈原去世的年份他的考订基本是准确的。他说:“当楚国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时候,他曾经作过一首哀悼国都的诗……他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五日(农历),终于跳进湖南省汨罗江里自杀了。”[1]252最后应强调一点的是:在屈原决定自杀前后,关于他该不该自杀,就已展开了争论。《渔父》这篇假托屈原所作而实非其所作的楚辞作品,似乎以纪实的形式记录了屈原与渔父的讨论原话。屈原最后回答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我们从中发现,屈原不仅身心浸透周朝文化,而且已完全接受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热爱国家、舍生取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渔父》中的“渔父”劝阻屈原投江的一段说教也许是出于挽救屈原的善意,但后世创作《反离骚》的扬雄、著《汉书》的班固、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辈,有意贬弃屈原则难以原谅。司马光在与他的写作班子讨论写不写屈原后一致认为:“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绮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6]340这是一类遵奉“精致的利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者,与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者屈原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