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历史变成了观念与原理的历史,现实的个人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代言者,成为观念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实际上,任何一个观念都有其历史的根据,“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2] (P601)。而要理解一种原理为什么出现于特定的世纪,就要研究那个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生活和生产的,在特定生产条件下产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人们是如何在继承特有的历史前提下又如何突破这一局限的,等等,这就是要把人看作历史剧中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相比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以“剧中人”和“剧作者”来讨论“现实的个人”时,对“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处境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第一,所谓“剧中人”主要意指人是特定社会存在中的人。讨论一个人就是要去理解他所生活时代的人的需要、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以及在此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构成了一个关系整体。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关思想的进一步表达。所谓“剧作者”指的是在这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的主体性活动对社会条件的影响,而不是消极的顺应和服从。第二,当马克思提出人作为“剧中人”与“剧作者”时,是从人的历史性存在这一视角来说明的。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并想把这种逻辑运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哲学的贫困》中的马克思,则注意到生产逻辑的历史性规定,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生产逻辑的不同形式。这种“历史性”在1846年12月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就明明表达出来了。针对蒲鲁东从现代社会的范畴出发并将之上升为永恒不变的范畴这种作法,马克思批评道:“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7] (P47)。正是基于历史性的原则,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谈到原理的出现时才强调,要理解11世纪为什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