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10月19日。作者:金懿,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检察院。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网络社交、移动网络支付的不断普及,社会交往方式、钱款支付方式越来越便利,但另一方面,诈骗类犯罪案件数量呈现飙升趋势。随着诈骗类犯罪案件办理数量的增多,案件的司法实务办理面临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目前的法律、司法解释框架下,诈骗类案件犯罪分子积极退赃退赔无法成为其减轻处罚的法定事由,而这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诈骗类犯罪存在着区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的特殊之处,犯罪行为人案发后积极退赃退赔应当成为减轻处罚的事由。
一、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是诈骗类犯罪侵犯的首要法益。
首先,诈骗类犯罪与其他犯罪保护法益方面存在差别。不同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各不相同,所以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罪名所保护法益的不同特点,并对之设置相对合理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如果一项行为侵害了被害人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法益,如人身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犯罪行为人犯罪后即使对被害人进行充分经济赔偿,也并不足以弥补该犯罪行为对其他法益带来的侵害或危险。但诈骗类犯罪,在案发后行为人如果能向被害人全额退赔,可以极大弥补被害人受损的财产法益,“积极退赔减刑”存在一定的法理基础。
其次,退赔退赃是被害人最迫切的需求。实践中,诈骗类案件尤其是数额特别巨大的诈骗类案件,有相当一部分被害人会不断向司法机关表达想要得到退赔的诉求,甚至有被害人提出只要行为人可以退赔,哪怕不对其刑事处罚都可以。虽然诈骗类犯罪都属于公诉罪名而非自诉罪名,但国家在运用法律惩治这类罪名时也应当充分倾听被害人的诉求,考虑被害人的感受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需求。
二、能够减轻处罚才能推动积极退赔退赃。
首先,诈骗类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有待调整。诈骗类犯罪的犯罪数额是典型的和国民经济发展呈完全正相关的一类犯罪,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几年前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档次可能已存在因过低而不太适应目前司法实践的状况,尤其是在诸如上海、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诈骗类犯罪案件具有“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特征已经愈发明显。在所有刑事案件重罪案件中,诈骗类犯罪已占较高的比例,这种现状不仅是因为诈骗犯罪带来的危害特别严重,也可能反映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需要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联系。
其次,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