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主张刑法的谦抑和人道,他说“ 立法也严,而行法也恕。”(《逊志斋集· 周礼辩疑》)其出发点都是仁。因为“ 严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罚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为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逊志斋集· 周礼辩疑》)立法应该从严,从严立法可以使民众畏惧法律的权威而不去触犯;执法应该宽缓,宽缓执法可以使民众知晓刑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不心怀怨恨,这两者虽然层面不同,但是都怀有一颗至仁之心。 方孝孺着眼于道德教化,注重的是犯罪人在犯罪前的品行表现及其在犯罪后的悔改程度,提出了非犯罪化的清官过错宽宥制度的构想,并首创性地提出了非刑罚化的缓刑耻感考察制度的构想。 “ 清官过错宽宥制度”。方孝孺把立法和司法提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欲行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为要,人次之。二者俱在则治,俱弊则乱,俱无则亡,偏存焉,则危。”(《逊志斋集· 官政》)他建议朝廷择才而用,“ 果才矣,自县而陟之于州于府,加赐禄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则姑试之以事,不可任则归之于民。” 但是,由于洪武皇帝推行重典治吏,甄别不细、笼而统之、株连过广、良莠不分,误伤了不少清官,导致了激劝不明,善恶无别,反而使得官场弊病丛生。129为此,方孝孺提出对于官员“ 处已诚廉矣,则厚其禄,虽有过再宥三宥而后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于民诚贪矣,则收其禄,役其身,俾不齿于士。”(《逊志斋集· 官政》)即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当其有玩忽职守、违法乱纪行为时,可以给予官员三次改过的机会,并且对三次宽宥仍不改过需要科以刑罚的,也不必科以带有耻辱其人格的刑罚,不必使其从事低下的劳役。而对于贪污受贿的官员,则必须“ 收其禄,役其身,俾不齿于士。” 因为,方孝孺认为作为朝廷官员要才能和公廉兼备,“ 国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无欲;民之所思者不扰,而行之以宽惠。”(《逊志斋集· 孝思堂记》)无欲是廉洁的基础,廉洁是公正的保证。对于没有贪污受贿,只是玩忽职守、违法乱纪的官员,通过“ 先示之以得失之理”,实行宽宥制度,达到“ 化举世之人皆 129 王春南、赵映林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2-293 页。 为君子” 管理效果。虽然,方孝孺这里的君子只是不“ 取于民”,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但其所提出的清官过错宽宥制度,对于全面考评官员,特别是在处理犯罪官员时肯定其罪前的履职之功,而不是片面地一概予以不计的处理方法,对于社会价值指引、道德匡扶具有积极作用。 “ 缓刑耻感考察制度”。“ 有罪者,始则异其冠服,次则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则诚不可与为善矣,然后刑戮加焉。”(《逊志斋集· 治要》)冠服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礼仪法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 异其冠服” 不同于中国古代最早的耻辱刑——象刑。对于什么是象刑,历代论者说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象刑是通过强迫罪犯穿上特殊的服饰以示惩罚的象征性刑罚。130象刑是一种象征性、虚拟化的刑罚,服饰的不同特殊代表着犯罪人所受的刑罚不同。从文本逻辑上而言,“ 异其冠服” 针对的是被宣告确实实施了犯罪但尚未被判处刑罚的人,“ 异其冠服” 本身不属刑罚,其所显现出的应然功能更多的是教化,而象刑是一种以贬损犯罪人人格为目的的刑罚,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丑化功能。“ 异其冠服” 应然功能是教化而并非丑化,从“ 殊其里居” 也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