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生运动”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