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战政策之下,肆力农耕和勇敢杀敌都可以获致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使秦国民众“喜农而乐战”,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务农和作战的积极性,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崛起于六国之上,“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核心目标。
但是,也应看到农战政策本身的统一和偏重问题。农战政策把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亦重农亦重战,但重战又为核心,重农与重战之间有所偏重,重农服务于重战,为重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重战才是要实现的核心目的。这种政策内部的偏重,势必将农业经济纳入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势必使社会经济军事化,使秦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出现了全民为兵、全民重战的极端化情形,当时即被视为“虎狼之国”。商鞅身后,这种极端化情形继续发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也没有得到调整,而是越走越远,越来越极端,最终社会经济被无休止的战争吸干了脂血,成为秦王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抑商政策及其得失
商鞅认为,如果“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国家就要陷入贫弱和危险的境地;如果“境内之民皆事商贾、百技艺”,那么离亡国就不远了。商鞅认为,富国强兵有待于推行农战政策,而要切实推行好农战政策,还必须推行抑商政策,必须抑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防止商人过分地剥削农民以及农民弃农经商。商鞅变法抑商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一山泽”,“颛(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由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垄断官营,禁止私铸私煮,也不允许商人自由运销盐铁,而是采用官产商销的垄断运营方式。政府将所产盐铁产品卖给商人,再由商人分销各地,取得“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垄断利润。盐铁垄断官营政策,将私营工商业从盐铁生产领域排斥出去,大力挤压了其生产经营空间。
第二,将私营工商业者编入专门的户籍——“市籍”中,并征收各种赋税。还“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的从业人数。又刻意加重商人的负担,下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僮)者必当名”,即按照商人家庭人口数,包括厮、舆、徒、重等家内奴隶,加重其徭役,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家内奴隶的名字和数量,以备摊派徭役,目的是造成“农逸而商劳”局面,促使更多的人安心务农或弃商从农。
第三,推行严格的粮食政策。一是国家管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既不准商人收购粮食,从事粮食买卖而获利,也不准农民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