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下降,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会快于其他地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国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已经超前全国十多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逼近日本、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导致的结果就是东北经济的衰退,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根据去年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东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商品粮基地,无论是工业还是商品粮,都必须依靠劳动力来完成。东北劳动力大幅减少,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就缺乏保障。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人口专家盘点生育率下降的三大症结
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
33岁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会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我国此前是否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都会降低。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各省份生育率差异已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低,附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 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24 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 年436 万、2019年365万人。
“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易富贤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外,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原国家计生委此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达12.5%-15%左右。也就是说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存在不孕不育的问题。
易富贤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中国内地的婚育年龄有相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上述国家和地区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超过了30岁。这导致一些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一孩时就丧失了生殖能力或出现了生殖障碍。
全面二孩5年生育率未达预期
开放人口政策不是“一招鲜”
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对18日发布答复做出解释称,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还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易富贤看来,想要短期内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于现状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变人口政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个是慢性病,几十年的慢性病,不可能靠一剂药治好。”
《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一文曾指出,要解决现阶段的人口问题,应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针对人口政策进行规范化讨论,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要引导提升家庭价值,转变家庭的生育观念,提升适龄家庭的生育意愿;还要提高女性劳动的社会参与度,提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可,间接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此外,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提高养育能力,同时降低城市人口密度,降低房价和交通带给年轻人的压力;最后,可适当降低开放婚育年龄,保护生育能力,减少那些因为法律问题选择"堕胎"等伤及健康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个体问题。
易富贤还建议,要提高人口生育率,社会发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儿童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或普惠型民营幼儿园,降低甚至免除幼儿园的收费,并对其安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免去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此外,免费的儿童医疗政策也应该尽快落地。
其次,要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女性产假及产假期间的收入,应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应保留其岗位,避免女性因为怀孕生子而失业,改善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问题。同时,可以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提高养孩能力。
第三,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政府应该补位,给予生育补贴等。在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取42万日元,此后还能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一直持续到孩子上初中。
“鼓励生育、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一蹴而就,2014年我国开放“单独二孩”,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量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这就说明开放人口政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招鲜”,几十年来,在人口问题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短板和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补齐了每一块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贤说。
参考文献:
201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计委,2016.8;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2020;
易富贤,《中国人口政策应另辟蹊径》,财经杂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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