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不请自答一个:)
“曹袁一家”为初平-兴平-建安年间最关键的政治线索及冲突渊薮之一,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田余庆先生曾对曹袁关系做过专题研究,可惜的是时值文革,落脚点多在儒法之争上,概念先行在所难免。新时期田先生并未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令后学相当遗憾。方诗铭先生曾撰文数篇论述前期曹袁关系,分析相当精彩,可参读。我这里拟用time line的形式,将这种关系的演化及消亡作简单展示,并在其后附有简单评述及资料来源,以求读者诸君有感性认识。
由于年份后附有曹操与袁绍在该年的年龄,而袁绍生年史无明载,所以略做说明:初平元年(190年),魏书载:“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於此?’”可见次子袁熙该年应已弱冠,即年龄在20岁以上,以袁绍18岁生长子,20岁生次子为下限,则该年他最少38岁,即生于150年,长曹操(155-220)5岁,因为此处的估算是下限,真实年龄应该稍长。故采取通行说法,取袁绍生于146年即本初元年(该年号仅延续一年)。
建宁二年(169),曹操15岁,袁绍24岁
曹操上洛,入太学,开始与袁绍的交往。
《续汉书》云曹操曾为诸生,而太学生入学一般在15-20岁,考虑到曹操20岁已出仕,且曹操曾为窦武、陈蕃(168年死)翻案而未及李膺(169年)等人,则入太学时间应在169年初。详见万绳楠《廓清曹操少年时代的迷雾》。
该年袁绍正在洛阳为继父守孝,实质为观望政治局势,并营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网络。《后汉书》曰:“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青年学生曹操也是袁绍的追随者之一,并建立了相当亲密的关系。曹操与袁绍年少交游的轶事发生地点均应在洛阳,时间即在此时。
熹平三年(174),曹操20岁,袁绍29岁
曹操举孝廉出仕,任洛阳北都尉,不久去官。后回谯郡观望局势。
通过举孝廉的形式步入仕途从侧面说明,曹操在太学学习期间,心思很可能没有真正放在学习上。在这一时期,曹操成为党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前台活蹦乱跳,颇为积极。袁绍则继续隐居洛阳,开始成为这一集团的中坚力量。这一集团的关键成员还包括张邈等人。
光和七年(184),曹操30岁,袁绍39岁
黄巾起义,曹操从征,后任济南相。袁绍被何进重新征召。
中平五年(188),曹操34岁,袁绍43岁
东汉置西园八校尉,曹袁俱在其列,两人再次见面。
显然,在断裂与崩溃之中,旧有秩序已无法维持。此时袁绍心中已粗具政治规划的蓝图,也就是通过“霸主”的跳板而最终建立新王朝,当然,此时这种规划还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至于曹操,可能现在还在对“汉征西将军”抱着一线希望。但是,两人的关系仍然是亲密的,并以袁绍为主导。
中平六年(189),曹操35岁,袁绍44岁
灵帝崩,袁绍召董卓入京诛杀宦官,但董卓依靠军事力量把持朝政,袁曹均逃出洛阳。
招董卓入京为袁绍在政治上的重要失误,原因是党人集团眼里揉不得沙子,而对现实政治了解浅薄。袁绍错误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董卓,事实上党人那点军事实力(包括袁术的禁军,这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惜他比袁绍更加激进)在虎视狼顾的凉州军事集团面前根本不够看,一引入外军就是破坏游戏规则了。当然,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乱世的政治逻辑,有很多人可能还没转过弯来,但体会到这一点对袁绍和曹操都是非常重要的。
初平元年(190),曹操36岁,袁绍45岁
天下州郡兴兵讨董,以袁绍为盟主。盟军大败于徐荣。
曹操在关东义兵中的地位具有双重性:表面上他的地位相当低微,因为此时他并无官方名分,实质上是以私人身份召集义兵的。联盟的核心力量是被董卓任命的关东郡守,关键人物有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等。但实际中,因为与袁绍亲密的私人关系,他得以进入决策层,并主导了汴水之战。这场战争并非一般印象中的曹操独自追击,事实上关东军动员力量相当大,张邈、孔伷、鲍信的军队都有参加的记载,其中光是鲍信即有“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另外,案《臧洪传》可知,袁绍肯定也参加了此战:“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
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给了关东军极大震动,也令曹操在关东郡守间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置酒高会”等是汴水之战的结局,而非导因,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同时,曹操的军事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时完全倒向袁绍已成为他必然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武帝纪》中“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馀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馀人,进屯河内”的情况,袁绍此时驻屯河内,所谓“进屯”的实质其实是依附。
初平二年(191),曹操37岁,袁绍46岁
袁绍劫持韩馥,夺冀州,表曹操领东郡,谋立刘虞。
在联军破裂前,曹操和袁绍有一次著名的对话,袁绍表示自己要“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则认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联系到当时的背景,显然,当时曹操还没有独立的战略规划,只能以一些套话相对。袁绍的计划则以河北为基础,所谓“南向以争天下”,关键当然是关东之地,袁绍选定的代理人是曹操。至于此时仍然把持在董卓手中的关西朝廷,袁绍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认过,这一分歧后来成为曹袁分手的关键所在。
曹操以讨伐黑山军为名义,领军进入东郡,并在这一基础上获得袁绍的正式表征。东郡虽在河南河北各有领土,但曹操的治所东武阳却在河北,该年曹操的军事行动亦局限在河北,甚至曾一度进入冀州征讨挟持张扬背叛袁绍的匈奴单于于夫罗,袁绍该年亦从河内回师讨伐张扬(“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建安元年表》),双方合作可谓亲密无间。但是,与此同时,袁绍在关东另立以刘虞为首的新朝廷的计划遭到了曹操的反对,两人的嫌隙亦开始萌芽。
初平三年(192),曹操38岁,袁绍47岁
刘岱败死,鲍信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组建青州兵,旋与曹操合并,征陶谦、刘备。
青州黄巾军在该年击杀刘岱,取得军事上的突破性进展,这对专注于廓清河北的曹操、袁绍来说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事件。这个突发事件给了曹操非常好的机遇,恰好旧友鲍信发出邀请,于是曹操顺理成章地进入兖州,击败黄巾,组建青州兵,实力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原因是陈留太守张邈在曹操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侧感到威胁,而鲍信引曹操入兖州是建立在私人情谊上的个人行为,曹操并未获得兖州豪族的普遍支持,如王匡的反曹事件即为明证。而一般拥汉士族虽然因曹操在关东义军中持激进动议而对他尚存好感,但袁绍对关西汉室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这使作为袁绍党羽的曹操的威望也在磨损之中。
曹操自获得兖州之日起就面临多方势力的夹击,其中有袁术挟持刘协任命的傀儡兖州刺史金尚,公孙瓒任命的兖州刺史单经,陶谦亦曾攻入兖州南部。这涉及到另一个大背景,即袁家兄弟在讨董结束后在政治上正式分道扬镳。相对于袁绍的另立朝廷计划,袁术在这一时期以关西皇统追随者身份者出现,不仅得到汉室正式任命(左将军),更通过经南阳北上的武关道与汉室建立紧密联系。在这一时期,得到汉室任命的还有刘表,不过此人并无深度卷入二袁斗争的政治野心。更为关键的人物是以前将军督幽、并、青、冀四州的公孙瓒与徐州牧陶谦。在这一时期,曹操与袁绍合力对陶谦的作战正是这一形势的客观反映(《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这种行动也导致了曹操进一步失去兖州士大夫的支持。
初平四年(193),曹操39岁,袁绍48岁
曹操初次东征陶谦。刘虞被杀。
兴平元年(194),曹操40岁,袁绍49岁
曹操再次东征陶谦,兖州发生大规模叛乱,吕布入主,曹操回师,双方展开拉锯战。
曹操东征陶谦是一次非常典型的代理人战争,同时当然也是保卫自己的利益。袁绍派出自己的人马助战(目前已知的是朱灵),公孙瓒也派出刘备和田楷,曹操一方,战略目的为解除兖州东部的威胁,必要时可进一步控制徐州。这两次东征都打的非常惨烈,最终被张邈的叛乱所打断。
张邈与曹操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虽然自曹操入主兖州以来两人表面上尚属和睦,但是袁绍和张邈的政治分歧与“袁曹一家”的事实令这种矛盾客观一直存在。另外,袁绍个人并不愿意见到曹操在控制兖州的同时进一步联合陈留的张邈,以致尾大不掉,所以反复以杀张邈作为试探。曹操自得到青州兵的军事力量以来,个人的野心亦随之膨胀,脱离倾向开始日趋明显,因此采取拖延战术。而张邈在强大的压力下难以支撑,故而在陈宫的游说下选择反叛,其实是客观上去掉了曹袁之间的阻碍,巩固了曹袁一家的关系。当然,这种反叛的背景还是拥汉派士大夫们对曹操的极度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袁绍亲自出兵帮助曹操争夺兖州,战争最后结果是吕布失败,退向徐州。吕布不西归河内而东奔的原因,应该为袁绍此时已控制东郡,这从袁绍在这一阶段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可得到旁证(前任为曹操任命的夏侯惇)。兖州之争后,袁绍和曹操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微妙阶段,一方面,双方的关系因为共同的军事行动及张邈势力的消灭再次得以深化,另一方面,随着势力的扩大及双方野心的增长,原有的关系又有了调整的必要。只不过,袁绍一方努力的目标是令曹操成为类似将校地位的属下,曹操的目标则是成为独立的势力。如《武帝纪》载:“於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这里的“连和”是委婉的说法,实质是袁绍欲将曹操彻底收为一员将领。而程昱的具体说辞是“今闻将军欲遣家往邺,将北面而事袁绍”,这显然是袁绍的理想规划。
兴平二年(195),曹操41岁,袁绍50岁
关西朝廷东归,曹操被册封为兖州牧。
建安元年(196),曹操42岁,袁绍51岁
曹操击败白波贼,迎接献帝都许昌。
随着刘虞被公孙瓒的杀死,袁绍的废立计划宣告彻底破产。解决兖州事件之后,皇统何去何从再次摆上日程,这个阶段,袁绍新的政治构想是在承认关西朝廷,自己治理河北的两大前提下,通过得力的代理人来遥控朝政,袁绍选中的代理人当然是曹操。恰好在此时,在凉州军事集团发生分裂的背景下,刘协在董承、杨奉的保护下得以东归,这给这一政治构想的实施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但此时的曹操已不再是洛阳城中的懵懂少年,接纳了以荀彧为首的颍川士人集团之后,他已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规划,其中承认关西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恰好此时,面对黄巾军的军事打击,汉朝朝廷存在着依附外将的必要性。但首先发出召唤的吕布因为粮尽而无法到达,张扬则在将刘协迎回洛阳后马上引返河内,在不得已之下,朝廷承认曹操控制兖州的地位,向曹操抛出了橄榄枝。这不能不说是洞察了曹操与袁绍潜在内部矛盾的明智之举,起码在此之后,这个风雨飘扬的小朝廷又在名义上被承认了数十年。
在曹操控制朝廷后,在都城的选址上,曹操和袁绍的冲突表面化了。《袁绍传》载:“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袁绍让曹操迁都鄄城的意图当然是易于控制刘协,其实对于个人来说,鄄城要比许县熟悉的多,兖州之变时这里一度是曹操最坚固的基地,甚至他的家人也住在此处。这一次曹操之所以执意要定都许昌,还是因为他的脱离袁绍之心已日趋坚固,因此才有了之后曹操以天子的名义下诏责让袁绍的事件。经过在天子一事上的冲突,“袁曹一家"的关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之后袁绍专心投入对北方公孙瓒的作战,曹操则廓清徐州,讨伐袁术,两人分别统一河北河南后,正面冲突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