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八月)[1]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2]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澎涨,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已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已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智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已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是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