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沈泽民墓前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子。她眼含热泪,向烈士墓敬献了花环,并将一袋花瓣撒向坟墓,这是她从千里之外的北京特意带来的。此刻,她内心五味杂陈,哀思涌动:“外公啊,我来看您了!” 她是沈泽民和张琴秋的外孙女刘竞英(玛娅共育两女一子,此为二女儿)。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年仅33岁的鄂豫皖省委书记,长眠于这块红色的土地。 事隔近30年后,烈士的遗骨才被找到,随后移葬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 1963年4月15日,张琴秋和女儿玛娅从北京赶来出席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仪式。 此后,随着张琴秋和玛娅分别于1968年和1976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刘竞英的记忆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后辈都不曾来祭扫过外公的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并不了解自己的外公,也不知道他的确切入葬地。 但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带着母亲和外婆当年参加外公遗骨移葬仪式的照片,一路寻访而来。 找到了!终于见到了! 此时,他们的外公,远离故土,清寂长眠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已70多载。 此刻,不知道泽民可曾听见外孙女深情的呼唤。 乌镇茅盾故居,也是沈泽民的生身之所。进出这所普通而又特别的民居,鲜见泽民的印迹。茅盾书房内一个书架据说是泽民生前所用,似乎见证着他的好学。故居库房里保存着泽民仅存的其他几件遗物:一方笔洗,几本外文书籍。笔洗的一面写着四个字:清兮浊兮。 泽民和兄长一样酷爱学习。在茅盾的记忆里,弟弟泽民小学和中学时的成绩也名列前茅。 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沈泽民,似乎注定了与革命有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淡泊名利,父亲沈永锡更是教导两个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34岁的沈永锡因病去世前嘱咐妻子一定要让两个儿子走科学救国之路。1916年夏,泽民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张闻天并与他成为好友。在这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越来越感到,科学救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决定弃学从事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泽民很快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领袖。他参与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回故乡乌镇组织桐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继续传播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在出版《新乡人》期间,他发表了一些小说、译文和科学小品。他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比胞兄茅盾早8年,因为数量少,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这时,国内青年学生再次掀起“出国热”。鉴于国内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难买到,日文版的却很多,泽民和闻天准备赴日半工半读。可经费不够。泽民向母亲开口求援。开明的母亲拿出原来准备留作泽民结婚用的一千元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1920年7月14日,泽民和闻天东渡日本。在东京,泽民既学习日文,又编译文章,十分勤勉。1921年1月,他俩回到上海。 同年4月,由兄长茅盾介绍,泽民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国共合作开始后,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1923年前后,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他同早期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 、《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极力倡导“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文学。他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对“革命文学”作了阐述。他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他把革命文学与其他一般的文学口号区别开来。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明确提出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也就阶级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沈泽民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工人运动,并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处担任义务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干部作出了贡献。这时,沈泽民与张琴秋相识(张是今桐乡石门镇人,后为著名红军女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