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孙子兵法》;《战争论》;持久战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
一、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
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的题解这样说:“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1941年2月13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毛泽东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毛泽东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毛泽东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毛泽东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毛泽东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毛泽东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二、《战略问题》写作与定稿的经过
《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毛泽东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这就是说,讲稿的第一部分应该在1936年10月27日之前完成。从“秋”的下限来看,讲稿“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11月13日之前。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的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何时将“讲稿”整理成“书稿”油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认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35—636页。)《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这样介绍:“该文最早的油印本出版于1936年,陕西省志丹县革命纪念馆藏,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这样的说法存在明显疑点:新华书店1937年4月才创办,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1月才设立。怎么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华北新华书店版的《战略问题》?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向志丹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李建翔求证。李建翔说:纪念馆所藏油印本没有时间标志,应该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没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等字样。应该说,《毛泽东年谱》的表述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现在流行的《战略问题》文本何时定稿?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本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早期铅印文本表述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0页。)也许是认定《战略问题》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缘故,《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第1卷这样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注释明显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1页。)这就是说,西路军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败。笔者认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毛泽东讲稿中不会有上述结论。
那么,上述结论是在油印时补充进了书稿?还是在1941年铅印出版时添加?笔者无法见到油印本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战略问题》究竟几次油印出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认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不过,政治局决议特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8页。)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应该有“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措辞严厉的表述。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随之公开。那么,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为何有上述内容呢?这可能是因为《战略问题》系“上干队”教材,“上干队”仅有40人,均为军师职干部,保密意识都很强。在当时情况下,让我军高级将领充分认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十分必要,由此看来,发行范围极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现上述内容就顺理成章了。
三、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参考文献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实践,是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自然成为毛泽东写作的重要依据。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不难看出,这正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论断的进一步阐释。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中这样表述:“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战局的速决。”(《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则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再请看遵义会议决议:“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遵义会议文献》,第15页。)《战略问题》强调:“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换言之,《战略问题》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的展开论述。关于《战略问题》的写作,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令’,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起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13—114页。)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