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于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许渊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累计翻译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译作100多部,并且翻译风格极具个性。直至生命最后的日子,许渊冲仍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莎士比亚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许渊冲的生命跨越了二十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每个阶段都有无数可以讲述的故事。今年4月份,在许渊冲百岁诞辰之际,华文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百岁自述》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杨振宁和我”一节的部分内容,以表纪念。
(一)往事
在人生成功的过程中,须具有三种因素:一是天才——学问方面,天才成分占的多。有无发明与创作是不只以得多少分数,几年毕业所能达成的。二是努力——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的多。每个人都有他所应做的事,做到尽善尽美就是成功。三是命——事业方面,命或机会成分占的多。命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
——摘冯友兰语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第一,先谈天才。他四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字;而我四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
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六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的二弟振平说:“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
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七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我后来把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译成英文:
I would ask you to drink a cup of wine again.
又把李白的“与尔同销万古愁”译成:
Together we may drown our age-old grief and pain.
这就发挥表达力,把这一副“绝对”译成韵文了。
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古典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
振平还说:“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我在中学时也喜欢骑自行车从坡顶上冲下来,但不是冲上独木桥,而是平坦的阳关大道。江西南昌第二中学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一道门槛,门槛正中有个缺口,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但前轮和后轮必须成一直线,否则车子就会摔倒。我也喜欢骑车从缺口过,过了就得意洋洋,过不了也不会摔跤。这说明振宁骑车力求尽善尽美,我却甘居中游。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52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振宁的妹妹振玉说:“大哥童年时在清华的玩伴,画家熊秉明当时已显出艺术才华。他和大哥合作自制土电影放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看。由秉明画连环图画,大哥在旧的饼干筒的圆口上装上一个放大镜,筒内装一只灯泡。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抽过时,墙上即有移动的人物。”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这真可以算是尽善尽美的土电影了。
武之先生作总结说,振宁“天资聪颖,得天独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学问之大成,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已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这就是说,在取得成功的三个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后天的努力。那么,第三个因素——人生的机遇如何呢?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他在昆华中学念高中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他是两万考生中的第二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苏才女张苏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绩最高,比振宁和我都高十分。但大二时上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我的考试成绩居然比她高出两分,这就增加了我学好外文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桥牌(潘家洵教授音译为“不立志”),本来是一副“大满贯”的牌,她却“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就刹车了。这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不同的命运。1942年,她和杨振宁同时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做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虽然没有念完,却将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译成中文。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机遇。同时考取的有联大工学院的助教张燮,张燮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和熊传诏同班。熊是文科冠军;张是理科冠军,曾得江西省数学比赛第一名。来联大后,杨振宁是理学院的状元,张燮是工学院的状元。当时工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程的考试最难通过,全班常有一半学生不及格。张燮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头卷,而且得了满分。工学院的同学都说他是天才。但1957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张燮却在云南大学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一蹶不振。两个天才的命运如此不同,真有天渊之别!
在他们两人公费留美时,我报考了法国文学专业,成绩是第四名,只能自费出国。这是我一生的重要关头,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20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还将毛泽东的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说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文。在我看来,“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外文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不料评的结果,没有一个一级教授用两种外文出版过作品。而我这个符合规定、出版了中英法三种文字作品的人,却只被评为最低等级的教授。因此我想到,假如杨振宁像我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回到中国,他肯定得不到诺贝尔奖;假如我留在国外,也取不到今天的成绩。因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在美国如果不受种族歧视就算好事,而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诗选都是不押韵的,所以我的诗体译文在国外很难出版。现在国内出版了五十多本我的诗体译文,已经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命运了。
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二)久别重逢
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所创造的须对人类发生有益的影响而且有持久性。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丁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但是他以前有几个世纪的文化教养。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1997年,杨振宁在南京参加“杨振宁星”命名仪式之后,于5月28日来到北京。我们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已有五十多年没有见面。那时我已出版了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书中谈到我们当年一同上课的往事。他读了有兴趣,从美国发来电传,约我在北京面谈,并且寄来了两本《杨振宁文选》。
我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读到他的文章,他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当时西南联大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了。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联合组成的大学;现在三校都在争创国际一流水平,那联大的历史不是可以作为借鉴吗?
杨振宁为什么说联大比当时的美国大学还好呢?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当年联大有哪些大师。杨振宁“大一物理”的教师是赵忠尧教授,赵在1930年第一次发现了正负电子对的湮灭现象。杨“大二电磁学”的教师是吴有训教授,吴在1923年随康普顿研究X射线的散射,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解释,使康普顿在192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杨的“大二力学”教师是周培源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