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初,刑事法庭才终于接受罪犯有可能存在认知与心理缺陷,并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分析方法以及其他途径对罪犯进行心理分析。 相比刑法与犯罪心理学的历史,神经科学预言的未来相当诱人: 无论是当事人大脑的结构,还是可以被量化、被检测的大脑功能,这些都可以直接与证据产生关联。 在今天的民事与刑事审判中,神经科学所提供的证据被采纳的情况具体如何?对此,目前还没有相关组织进行过专业的统计调查。不过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肯特·契尔(Kent Kiehl)认为,几乎可以断言民事案件中的神经法学案例更多。 契尔还是非盈利机构“精神研究网络”(Mind Research Network)的首席研究员,该组织专注于在各项精神疾病相关研究中应用神经医学成像技术。契尔还透露,在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律师们经常请自己担任顾问,帮助他们理解那些医学神经图像。 在这些案件中,如果需要判定当事人是否遭受了脑损伤,或者需要在这方面提供能左右判决的关键证据,通常就会对当事人进行磁共振成像扫描。 在刑事案件中,特别是判处死刑的案件(Capital Cases),法庭通常用磁共振成像评估犯罪嫌疑人脑外伤或者其他形式脑损伤的程度,并作为死刑量刑的参考因素, “这是为了从神经学上确定嫌疑人的大脑并无明显异常,否则可能会改变其作案轨迹。” 比如,在某一起杀人案件中,如果发现被告的大脑前额叶中存在肿瘤,或者发现了被告患有额颞痴呆(Frontotemporal Dementia)的症状,这些证据将对嫌疑人的精神健康提出质疑,在这一前提之下法院也很难判决被告有罪(欣克利一案中的脑萎缩证据以及无罪判决就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这种检查通常极为复杂且昂贵。 至于神经科学取证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到底有多频繁,近年来一些学者曾经试图对此进行统计与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