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
演讲人:吴思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时间:2014年4月10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二层会议厅
中学课本和现有所有书,对张勋复辟都一笔带过,认为他是“一出闹剧”。课本解释“张勋复辟”为什么会失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那答案是不是这样?
有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张勋复辟的时候,北京城里家家争挂龙旗,这说明当时北京城对帝制是欢迎的态度,并不是“民国了,皇帝就必须被打倒,我们必须排斥它”。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好玩的故事在那短短12天里发生。
张勋事件反映出的问题
是民国的立国根本问题
这么多年我对民国史研究下工夫比较多,也是时事压迫。纸媒上、电视媒体上甚至网络上都看到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满世界都是圣上,然后臣妾。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中国怎么是这样?这是个共和国吗?
1949年以前中国这么长历史,没皇帝的就只有民国这一小段。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已经试了很多回,那非皇帝的朝代是不是试一试也可以?是不是我们以后还是要抬皇帝出来,或者比皇帝还皇帝的人出来统治我们呢?
我一般做什么东西,都是先一大堆的疑惑,这个事儿不明白,然后就杀进去,等走出来、明白了挺爽的。张勋复辟就让你有很多疑惑,现有历史呈现的东西太简单,无非是“封建军阀”、“开倒车”,完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即便不是搞历史的人,把一个人或事写得太简单了也是可疑的,所以我才撒出去做这个东西。
做了之后觉得,我们以前对这个事情妖魔化是必然的,因为整个北洋时代都是被妖魔化的,张勋又是北洋时期一个另类。但这个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就是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
1916年袁世凯称帝,是个汉人皇帝。他说我只是复辟帝制而已。但到张勋,却是整个复辟满人的帝制。一帮汉人复辟满人王朝,里面骨干分子许多不是满人,不是那帮被推倒的满族王公、皇族贵族,而且里面不乏清末以来学问很好的大知识分子,王国维、沈真池这样的,当时都是大学问家。
实际是中国办共和制到那时出现了制度本身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存在实际从一开始就蕴藏了。本来辛亥革命新政时的变革应该是个英国道路,就是帝制保持、我们搞君主立宪。这是最平顺的,当时中国也在往那个方向走。虽然预备立宪目标是德国和日本,但是参与的这些士大夫们、老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混合的人,会把这个事情变成英国模式。但是它中间被打断了,然后就革命。
被打断是因为上头,载沣这种人25岁就上台什么都不懂,他的权力上升得太快,担心“这种改革一直搞下去的话,我自己满人的江山会坐不住”,但立宪又不能不搞,因为是西太后搞的,所以他想在立宪彻底实现之前我就先收权,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我满人手里。
从太平天国以来,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中央集权特别不得人心,包括收揽集权搞皇族内阁、搞铁路国有。那时候认为铁路国有是反动的,你凭什么搞国有!所以革命党闹事的时候干脆跟着起哄算了。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合作的参与。在我看来主要是立宪党人帮的忙,立宪派首领像谭延闿、张謇他们后来都参加革命。
袁世凯称帝,
不是他特别喜欢当皇帝
革命一旦成功,道路就很困惑了。
袁世凯还是主张君主立宪——大不了这个皇帝还是让满人做,权力在我们内阁手里就完了,执政院从总阁会搞成政治国会,就把满人的皇权架起来了。可是由于革命的缘故,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绝对不能同意满人的皇帝继续做。中国人必须得有个皇帝,但找不到人来当皇帝。有出主意说“我们还是回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说是朱元璋嫡系后代,没法弄,这玩意儿不靠谱;说找个靠谱的吧,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可孔家人不干,说“我祖先是庶王,我不干”。
结果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就“共和”了。
这个共和问题就大了。不管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他们谁都没有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本来是个内阁制度,我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首脑。到交权的时候,把这个权交袁世凯之前,他把临时宪法给改了,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一个总理。这总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和总统是什么关系?和国会是什么关系?一笔糊涂账。一般国家共和体制都会有这个规定,一旦国会和内阁闹翻了怎么办,一般规定总统或内阁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大选,翻遍《临时约法》没有这一条。
这笔糊涂账就被袁世凯接下来了。而袁世凯也没着急说“你《临时约法》太糙了,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定一个宪法”,袁世凯着急的是把他选成正式大总统。
当时已经和国民党打翻了,但国民党议员不走。国民党这个党也挺奇怪的,首领已经被以“反叛”名目通缉了,这个党的议员不走。国会成立第一次会议,是给自己定薪金,每个议员多少钱,最后他们定了500元。那时候的CPI低到什么程度,这500元是什么感觉?今天大概月薪至少20万的样子。这还不是全部,还有车马费呢。所以没人想走。
最后袁世凯说你们不想走就把我选出来。把他选出来了,然后把国民党议员赶走了,议会瘫痪了。本来梁启超觉得国民党混蛋,赶走就赶走吧,后来发现国民党占多数,国民党一走议会开不成会了,过不了半数这个会怎么开?国会没了,你也得找一帮人制定宪法,这是起码的,然后你再想重选一个国会。你要想搞共和必须搞这个事情,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我们去哪儿必须得修个路一样,这个路必须得修,不修你就到不了。恰恰就没有人修这个路,一直有人张罗修宪,起草宪法,始终没有出来。
最后袁世凯感觉这是没法玩的,他根深蒂固是君主立宪者。本来他未必想自己当皇帝,只想在皇帝之下当个总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必须他当皇帝。所以那时候袁世凯称帝,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当这个皇帝,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令这个国家,他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上的混乱。
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
但煮不熟也得煮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中国这个国度,如果加上西周的王制,有3700年的历史都是有帝王的;从秦始皇开始也是将近2500年时间有帝制的传统。民众已经理所当然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有个皇帝,谁当无所谓,谁当都可以,必须有个皇帝。
一旦皇帝没有了,底下就晃动了。因为这套伦理结构中,皇帝才是核心内容。而且中国的孝是和忠连在一起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作为上层统治者他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这些机构怎么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政治体系我无法建立孝忠。他刚一上任总统,就发现开会开不起来,各部总理加各个部长告诉你早上9点钟开会,他们10点钟来。干吗呢?昨天晚上打麻将、赌博,早上起不来,挨个派人到家拽,勉勉强强开个会。今天是这样,下次还这样。袁世凯还不敢撤,都是同朝为臣的哥们儿,我怎么抹下这个脸把你撤了呢?
于是他就称帝,认为称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称帝以后问题更大。
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按进化论的新道理你不能当:“我们已经进步到共和制凭什么要倒退”?按老道理也不行,老道理你当皇帝必须对外打一仗,比如打日本人赢了你可以当。但他打不了,不但打不了还签了《二十一条》(虽然没都签,但对外的感觉你已经签了《二十一条》了),你有什么合法性?你不当皇帝还凑合,当皇帝就砸锅。
所以袁世凯当了皇帝,这种共和国的危机依然还存在。有些人就想:还是清朝好。如果用新政,1903至1911年“八年时期”新政确实比民国时期好多了,无论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的清明度那都比民国强。尤其老百姓感觉特有秩序,办学也办得很像模像样。感觉这差得太远了。所以,那个时期说实在的,老百姓向往清朝是很正常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老百姓没有多少真拥护的。没看到哪个农民真的拥护辛亥革命,只是没办法,士绅要革皇帝的命,我们农民是跟着士绅们走。民国以后士绅们态度也变了,民国没搞好,不像样子,就老是唠叨,干脆我们回到原汁原味的过去。所以,清朝皇帝想复辟,很多人花很多冤枉钱。
而张勋不是,他就认为清朝皇帝好,我要复辟。他复辟一个要件,我复辟以后不允许满人出来干政,就要个空头的皇帝。但他没来得及搞个议会,根本没操过这个心,说搞个内阁都没有搞,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体制。最后椅子还没坐热,黎元洪已经开始讨伐复辟了。
所以,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但对中国人来说,夹生饭比较难煮熟,但煮不熟也得煮,不能翻烙饼,再翻过去也不行。中国的历史在当时就是这么吊诡的事情。你已经拧成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夹生饭煮熟,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吴思 转型难,要有知识、智慧、耐心
这本书我看完后,对复辟的张勋充满了同情的理解。原来心目中张勋很破碎、还有点小丑和莫名其妙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我甚至认为如果我活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拥护复辟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老百姓多数还是儒家的智识。儒家怎么看社会的好坏?他们是不分共和、帝制的,他们没这概念,没见过共和,就知道帝制。帝制下就两种社会,一是仁政,二是暴政。仁政可以说是王道,暴政对应的是霸道。换个说法,仁政可以说是偃武修文,军人执政就好像霸道暴政。当时民国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四分五裂,税收明显增加,战乱不殆,不讲道德。所以老百姓一般想法,我们从过去的仁政,先仁后泽,一下进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处境,估计也会想想复辟不错。
张鸣站得很高。他最后总结,说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就应该耐心慢慢煮下去。如果当年你是君主立宪制的话,好好干也不见得不行,日本、英国不就干好了吗?民国好好煮也能煮下去,台湾不就煮熟了吗?但张勋复辟,没煮下去,最后蒋介石弄军政、训政、还政于民,也没走下去,革命了。
张鸣说一锅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这人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一大堆生搬硬套也不行,该妥协的妥协,该让步的让步;三是要有耐心。
可是中国第一那时候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办,弄个约法来内部矛盾重重,设了各个陷阱,本来两个好哥们儿还能让他们打起来。这样的知识怎么能转型好?怎么弄出好民国?这点不行;智慧也说不上,看张勋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治理实在不敢恭维。有几个智力很好的又刚愎自用,净给人玩权谋,这样的人最后也会被人当猴耍。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袁世凯给了83天,当然后来天也不给他时间。孙中山、段祺瑞都没有时间,走马灯似的换。
这三条套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面对着最悠久的过去官家的社会,官僚帝国历史上就转型难。亨廷顿没讲为什么,但我理解,除了转型没有过去的基础之外,贵族的基础、宪政的基础、自由的基础、民主的基础,也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张鸣说的那个问题,要耐心,要给人时间,要有知识,要有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