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荣
周氏兄弟的女性观相异之处颇多,这来源于他们兄弟的生活态度、读书情况、思想感情和情绪成分,认真分析起来觉得是很有深意的。
1924年秋,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由于其强势专横激起了学生们的反感,最终酿成学潮。在女师大事件中,周氏兄弟虽然都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批判的矛头也都是对准封建军阀政府,对准章士钊、帮凶教授陈源等。但是每当涉及女人的时候,比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周氏兄弟就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态度。
鲁迅对于杨荫榆的了解一是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另一方面来自许广平的介绍和述说。批判是毫不客气的,他写了很多文章,对杨的批判充满情绪且毫不留情。他虽然尊重女性,但是对于一旦有权有势欺压学生的教育官僚,无论男性女性他都是坚决批判、毫不留情的。《忽然想到(七)》是鲁迅批杨荫榆之始,在文章中他这样说:“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学生么?”对于杨荫榆以“整饬学纪”为名,对学生横加干涉无情打压的行径,鲁迅怒斥为“寡妇主义”,在此他不惜侮辱杨氏的人格。
他在《寡妇主义》一文中为批杨荫榆,特意创造了一个词就是:“拟寡妇”。他说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他以性心理学的观点批判杨荫榆对学生们的家长式管理,将此斥之为精神不正常,指出:“至于因为不得以而过这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他还以欧洲中世纪的教士、日本御殿女内侍和中国历代的宦官为例,说:“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对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钦羡,因而妒嫉。”这种批判虽是愤激,但人身攻击的味道可谓至极。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他还将杨荫榆与出卖秋瑾、王金发的“谋主”同等看待。他说“这人(指绍兴地主章介眉)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名城里的杨荫榆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他在此的这种比喻真是非常厉害,讽刺起来诛伐过当,而且竟然还把杨荫榆排在陈源的前面,痛斥不可谓不激烈。
他还在《“碰壁”之后》中,讽刺杨荫榆的《致全体学生工公启》的文告,因为该文告中有“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其实今天看来这话大抵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杨荫榆对于进步学生一向采取高压手段,引起鲁迅反感,所以他就找出理由批判。他写道自己看了这公启“就恍然了,原来我虽在学校里教书,也就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坐馆”是指旧时的家庭教书先生,他在此把杨荫榆主持的女子师范大学,比喻成杨氏的家庭私人学校,揭露了杨荫榆以婆婆自居,把学生当成童养媳的凶狠气势,其中的激愤与讽刺意味跃然纸上。在女师大事件过程中,鲁迅始终态度坚定旗帜鲜明,他的批判的矛头除对准北洋政府教育部之外,就是对准了杨荫榆,正因为她是一校之长,所以就不管她是否为女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以为这也是鲁迅超越性别的一种胸襟,他对于批判对象往往是不看性别的,在当时中国的独特国情里,这也应看作是对论敌的一种尊重。
鲁迅以他独特的思维模式,常常能够跳出游戏规则,给论敌以致命一击。他所写的不少文章中,许多题目本身就很有针对性。如《女校长的男女梦》、《寡妇主义》等。当陈源等人主张维持所谓“公理”的时候,鲁迅毫不动摇地反讽说这些人表面是满口“公理”,而实际上则是“满心婆理”。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将杨荫榆直呼为“杨婆子”。杨荫榆还在《京报副刊》上刊载了《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说,“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久成定论,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鲁迅认为她这是为了当学生的婆婆。
此外鲁迅还讽刺杨荫榆的古文不通,杨荫榆曾经在《晨报》发表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说:“荫榆夙不自量,蓄志研求,学笈重洋,教鞭十载。”杨荫榆在这里说的“重洋”,既有出国远渡,又可解为她曾到过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之意,但用在和“十载”对仗上,就显然不通了。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书信中对此痛加讽刺,他说:“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十七载’,要发杨荫榆式的宣言以传布小姐们胆怯之罪状了。”这里虽有对许广平调侃的戏言,但对于杨荫榆的不屑与厌烦可谓流露尽致。我以为当时鲁迅虽身在教育部任职,但同时又在女师大兼课,以他为人的独特性格,当然有同情弱势群体和支持进步学生的一面;但同时他又与许广平接触颇多、互有好感,正进入前恋爱阶段,而杨荫榆开除的6位学生之中就有许广平,所以引起他的气愤是可以想见的。
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也写了不少文章,但他总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章士钊,对准帮闲官员刘百昭和教授陈源。就是到了非批杨荫榆不可的时候,也是有所保留,许多时候都是以章士钊为主打,将杨荫榆排在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周作人在《女师大的学风》中,对杨荫榆多有批评,但这种批评显得很冷静,比如他说:“女师大的风潮早已发生,杨先生却不适当解决,始终以为少数人的行动,想用釜底抽薪的旧方法使风潮消灭于无形,这第一步就走错了。其结果当然是自此更为多事,反对者更激愤而直接行动。”这些话都是当然的事实,口气是中性的,随后他这样说:“女师大既有此种趋势,无论实在的原因何在,校长不能不负其责,即不能适当地解决风潮尔反使学风变坏之责任,当及时引退,先消除学生会互讦的丑态(目下尚未出现),然后等任校长对于学校加以适宜的整顿。”这种对于校长杨荫榆的批评完全是中性的,后面的话简直就像是给学校当局出主意。接着他又这样写道:“杨先生因解决自身进退问题不得法而反引起有害教育前途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很可惜的错误。为学校计,为学风计,为校长计,我愿对于杨先生上劝退之表,不知能及时容纳否?”这里的话没有多少批判的意思,反而增加了不少的同情之心,至少态度完全是中性的。他还再三强调自己与杨荫榆的进退“毫无利害关系,本无干预之必要”等等。也就是说他与杨荫榆丝毫也没有个人的恩怨,他完全是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因为他自己也是浙江人,并且在女师大任课,并且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此外他还写了《勿谈闺阃》一文,这可能是批杨荫榆最为严厉的文章了。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用的理由不是品性不良而是反对校长,同时又以宣传品性问题为口实,真是双管齐下把学生搞臭。但周作人批评的主要方面在于“借了道德问题想引起旧社会之恶感以压倒敌人”的做法,他认为“这是极卑劣的行为,若在女子用了这个手段来对付同性,更是言语道断”。进而他指出:“我们怀疑,并不是疑心她们的品行,乃是应怀疑此等流言之未必可靠;并不是疑心某籍讲师,乃是应疑某籍校长之言也未必可信。”周作人最反对用道德杀人,他看到杨荫榆使用的这种手段很是反感,但他的批判也还是有节制的,他认为杨荫榆的可恶在于“言语道断”,他特别说明,自己实在想不出适当的一个形容词来说,所以才用了这个词的。因为杨荫榆的做法正是与周作人所提倡的自然人性的理论相悖,所以他立即给予批评。此文如果与周作人批判章士钊的文章之用词比较起来,对于杨荫榆简直是宽松多了。
周作人也像鲁迅那样批评杨荫榆的古文不通,他列举了女师大校长《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一文,文中有:“不图瓜豆久种前因,河海今且横绝,竟有号称最高学府之女生,甘出化外自同之行径,如本校此次闹潮之异者,夫都门观听听昭,教部近在咫尺,女生以武力驱除校长,闻者骇矣,校门狂贴布告拳大字形,所言何物则校中内状自可不谈,当下之披猖极矣。”后边又有“梦中多曹社之谋,心上有杞天之虑”。周作人说自己读过以后觉得此文“全体文理欠亨及虚字不中律令之处却亦不可埋没”,他指出这篇文章据说是一国文教员的手笔,其中的感是校长之“感”,而言乃是国文教员之“言”。紧接着他就又说到章士钊的文章“也还多欠亨的地方,更无论那些肉麻的话了”。他的态度与鲁迅相比区别甚大,尤其是对于章士钊的冷淡、嘲笑与小觑比起杨荫榆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女师大改革论》中,他批评杨荫榆的古文不通之时,也还是硬拉上章士钊。他说:“我看了杨先生‘荫榆掬上’的大文,觉得这种态度与手段都不好,而文章尤不通,恐怕秋桐先生见了也要摇头,我相信杨先生之不适宜于女师大校长是的确的了。”他在批杨荫榆的同时,总是指出章士钊逃脱不掉责任,是章士钊有好办法而不用的不作为。然后在《续女师大改革论》一文中,竟然拿章士钊拼命反对白话文说事,指出女师大事件证明章士钊“终于是一个庸人”。接着他又写了《与友人论章杨书》,从题目看这篇文章应该是对章士钊和杨荫榆一起批判的,但是对杨荫榆显然是笔下留情,他说:“对于杨荫榆女士我个人并无什么芥蒂。我在女师大接连过三年兼任教员,末一年便是在杨女士治下,也是颇被校长所优容的。我对于杨女士总当她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一直到今年四月,并无什么反对的意思。”还说:“我真为杨女士可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影子真是一点都不见了。现在杨女士既已免职,往事本可不必重提”,接着说到章士钊,他则是颇有话说,从出身甲寅到出任教育总长,历数章士钊的种种恶行,包括古文之不通,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最后总结说:“这样的教长会得振兴教育,提高文化,我是立誓不敢相信的。”这种批判文章可以代表了那时周作人的一种风格,也是他的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