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年中的北京颇为忙碌。
根据党史二卷记载,当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上一年10月6日,就在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以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这时,距离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历史的创造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但这11个月的经过表明,破旧未必立新,也可能是以旧代旧。
这期间,除了逮捕“四人帮”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推出。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批判,一度换来了中共高层的警醒和自觉。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修订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审定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然而,随后历经十数年曲折,尤其是10年浩劫,个人崇拜的阴霾不但未扫除,反而变本加厉。
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8月12日,十一大接踵而至。这次会议是“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会上,华国锋在报告中指出,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代表们发现,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十一大的改变并不彻底,以至于人们日后只记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十一大确实为此后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认识三中全会,必须要提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发展和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内容,似乎波澜不惊。
11月12日,陈云来到东北组会议现场,使得会议议程突然急转。他一来便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二人当即同意。
随即,陈云做了《坚持有错必究的方针》的发言。他接连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一经简报刊登后,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议题脱离了华国锋预想的轨道。
此前在英国访问的副总理王震,一回国便赶去参会。他在西北组的第一次发言便提出:中央要通过几项决议,解决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安排好一些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和工作。
会议重点此时已经转移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盖子一揭开,与会者畅所欲言。面对压力,华国锋选择退让。
11月25日,他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予以平反,认可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并允许地方对当地的重大事件予以处理。
与会者感到,这些还不够。有人提出,这次讲话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给出说法。12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的定稿本中增加了一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服人。但中央对此说未予说法。
会议开了超过1个月,甚至在闭幕式之后又讨论了两天。12月13日,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中央全会,将长久以来压抑的意见大都释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是水到渠成。整个会议只花了5天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5期 芦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