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那一化险为夷的妙招,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监视他们的特务,双方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这些举措,把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的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
南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许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戴笠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时的戴笠有形象的回忆:“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自由之中立下“遗嘱”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点突然到来。宋子文12月21日从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