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本末体是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我国古代三大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关于其生发源头,历来有“《国语》”、“《尚书》”、“书志”、“绳结”、“甲骨卜辞”等多种说法。本质而言,这些说法皆是基于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而得出的后视之见,所论两者间的关联,属于逻辑性的类比认识,都未能阐明两者间有着历史性的继承关系。其实,作为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其所直接继承的体式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
本文即探讨《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史书起源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可为史书纪事本末体梳理出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而且可深化学界对唐宋间经史关系和学术演变状况的认识。本文首先论析《左传》纪事类编学之所以出现以及能够产生影响的两个背景条件:一是从分析《左传》文本入手,论证其叙事因三种原因而存在着“隔断”现象;二是论述六朝至北宋时期《左传》学的流行状况,阐明时人对《左传》性质的三种主要认识中,都有着类编其纪事的要求。其次,梳理、考证两晋至南宋中期出现的多部类编《左传》纪事的著作,呈现《左传》纪事类编学的发展状况。再次,以史书纪事本末体的两部起始性著作(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为焦点,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起始与传统《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接榫处,就具体的历史情境论证两者间的历史关联。最后,就清四库馆臣的认识而对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作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