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晋商精神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