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齿最早也是出于氏族的标识需要的。广西融安县壮族流传的一则“拔牙与婚姻”的神话对凿齿之俗做了这样的解释:远古时,人间一个大力士与天上的雷公斗,设计将雷公捉住并关起来。雷公得到大力士两个孩子的帮助破牢而出,临走时拔下一颗牙给兄妹俩。兄妹俩种下牙齿结出一个大葫芦。雷公发洪水淹没人间,人类灭绝,只剩下兄妹二人躲在葫芦里而得救。为繁衍人类,兄妹应该成亲,但又违背兄妹不婚的禁律。最后由哥哥拔下一颗牙,表示他是雷公氏族的后代,妹妹不拔牙,以示为大力士氏族的后代,由此“符合”了氏族的惯例。第二代仍照此办理,于是形成拔牙风习(莫俊卿,1982:306)。凿齿(拔牙)成了雷公氏族的标志。哥哥拔了牙就是改换了氏族徽帜,在名义上变成了另一个氏族的人,其所崇奉的图腾或姓氏随之改变,从而获得与实际上的妹妹结婚的资格。凿齿后来又演变成为成年礼仪,为百越民族文化分布区域普遍共有的习俗。这里,文身和凿齿的“所指”寓意是多层次的。　“别异”不仅在族与族之间通过服饰标明,在族内,不同的支系也通过服饰来体现。典籍有许多关于壮族古代支系的称谓记载,有的就是以服饰命名的,如从肢体绘饰上分为“金齿蛮”、“黑齿蛮”、“穿鼻蛮”、“儋耳蛮”、“绣面蛮”、“绣脚蛮”等;从服饰的形制、色彩上分为“长裤蛮”、“裸形蛮”、“乌蛮”、“白蛮”等。民国刘锡蕃《岭表纪蛮》亦载:“有斑衣者曰‘斑衣壮’,有红衣者曰‘红衣壮’,有领袖具绣五色,上节衣仅盈尺而下节围以布幅者曰‘花衣壮’,又有长裙细摺,绣花五彩。”(刘锡蕃,1934:62)清时,壮族土僚内部头饰不同,因而有花土僚、白土僚和黑土僚之别。花土僚又因妇女头纂是平的,故又有平头土僚之名;白土僚以妇女的裹头布帕拖于肩背,亦称搭头土僚;部分土僚因女人头上以包尖为美,故称尖头土僚(杨宗亮,1999:217-218)。民国时的《丘北县志》亦载:“土僚,状类摆夷,唯妇女以黑布盖头者为黑土僚,花布盖头者为花土僚。”现代壮族布傣妇女也因头帕包缠样式不同而有搭头布傣和平头布傣之别(杨宗亮,1999:221-222)。云南侬人妇女以红、黑相间的方格土布包头,末端分别裹成筒形突出于包头两侧,形成凸出的两支“角”,这种形如牛角的头饰使得壮族在史书记载中还被冠以了另一个称呼——花角蛮(伍琼华,2000:63)。今天的布敏支黑衣壮仍穿戴着他们以示与他族区别的黑头帕、黑上衣、黑裤外套黑裙,头帕还缠成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