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景德镇高专学报 JournalofJingdezhenCollege V01.29No.4 Aug.2014 八股取士与晚明山人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310013)摘要:晚明山人不是一般的山野之人,也不是居于林壑的隐选之士,而是一大批以文墨糊1:2四方的读书人。之所以有这 么多人以文墨糊口,首先是因为当时生员基数很大,出现富余,在仕途上找不到出路的他们只得借此谋生;其次是多数山 人爱好古文辞。山人四处游食求利,一方面推动着传统诗文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寿序、墓志等实 用型文体走向市井细民,这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 关键词:晚明山人;八股取士;文化作用 中图分类号:A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58(2014)04-0001-03 “山人”这一称呼早在先秦时已有之,指代对象通常与字 面意思相吻合,多指山野之人。如《苟子 木,山人足乎鱼”,“泽人”与“山人”是互文,意指靠渔樵谋生的细民。秦汉以降,“山人”一词的含义逐渐起了变化,它不再泛 指普通百姓,而是成了那些政治上受挫、甘愿退隐林下的士大 夫,想入仕却暂时未入仕的举子以及某些江湖方士的惯用称 号,他们自称“山人”,通常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长期居住 山林岩穴或有过隐逸生活的经历。到了明代后期,“山人”的内 涵再次发生变化,以文墨糊口四方的读书人构成山人主体,社 会上其他人也纷纷跟着做起山人来。当时,山人几乎无处不 在,这也成了晚明社会特有的—道风景。 山人的实质是什么,他们何以在晚明大量出现,在文化史 上的作用与地位如何?类似的问题目前还很少有人关注或论 及不深,本文试作探讨。 一、“山人"新气象 明初以来至明中叶,一些文士或为避祸乱而隐居不出,或 足迹遍天下却洁身自好,不妄交人,前者如鼎革之际的鞋帽山 人王逢、九灵山人戴良、玉峰山人赵善瑛,后者如活动于弘治、 正德年间的太白山人孙一元,这些人冠以“山人”称号,其实跟 传统的隐士相去无几,故明史将孙一元收入《隐逸列传》。 嘉靖初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与以往 截然不同的山人。钱谦益认为此类山人的先驱人物是布衣诗 人吴扩、郑若庸和谢榛,三人“挟诗卷,携简牍,邀游缙绅”,掀 开了文士游谒权门的序幕,其后山人“接迹如市人矣”u。持 相同看法的还有李维桢、沈德符等文化名流,他们均认为山人 “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之上岁(指万历年间)''四,至于山 人如何由单个的游谒现象演变成一种社会洪流,钱、李、沈都 语焉不详,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吴扩投谒的对象是内阁首辅 厚币聘请入府的文士,各自在赵府逗留了十余年。吴扩、郑若庸等人因进入权贵府第或名声大振,或得到实惠,随l!P弓l来天 下文士竞相效仿,各地权贵也以能接纳山人为高,这两种人相 互需要,彼此吹捧,山人人数因此迅速增加。 王樨登、黄习远、陆应阳、潘纬、陈九德等,他们出入嘉靖、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除阶、李春芳、高拱、申时行、李延机等人府 第,皆获礼遇而声名显赫;赵康王除了长时问供养郑若庸、谢 榛两个山人外,卢槽、王叔承、仲春龙向其进献诗赋,也颇获厚 赞,其他藩王府如湖广的枣阳王府、山东的衡王府、山西的沈 王府先后都接纳了不少山人,这些人统称为“藩府山人”;此 外又有“帅府山人”,嘉靖年间闽浙总督胡宗宪帐下有徐渭、 赵得松和朱察卿,万历年间蓟帅戚继光幕中有郭造卿、王翘。 当然此处列举的山人都是知名者,属山人队伍中的一小部 分,但通过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就可窥测当时山人兴盛的 大致情形。沈德符说戚继光领兵蓟州时幕中山人“充塞塞 垣”,萧如薰拜宁夏制帅后频更大镇,“山人辈作队趋之,随军 转徙”【2】‘岬),这些描述系生动直观的说明。 山人大盛,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与思考,他们 收稿日期:2014-05—15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市井文人以文谋生与文学创作研究”(10YJC751136);江西省十二 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八股取士与明清文学走向之关联研究”(12wx05)。 作者简介:周榆华(1970一),男,江西莲花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研究。 万方数据 景德镇高专学报2014生 归纳山人身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多以诗自高”【3】,诗文成为 连接山人与缙绅的纽带。众多藩王接纳山人,是因为藩王本人 爱好文酒风流,又喜欢招揽文士,所以山人词客趋之若骛,聘 入藩府的山人主要从事陪主人诗酒酬唱或编辑图书之类的活 动,如郑若庸用二十年时间,帮助赵康王编成《类隽》三十卷。 内阁大学士、首辅及戎幕将帅等招纳山人,是由于世宗皇帝沉 迷斋醮,往往超常提拔那些“青词”写得好的臣子,于是诸相君 与列侯竞辟天下士人为记室,让他们帮忙撰写“青词”,争取在 政治角逐中能胜人一筹,山人这才有机会得以进入权贵府第。 此外,镇边将帅中也有因自身兴趣爱好而延纳山人的,如戚继 光与萧如薰皆以风雅自命,分别被人尊为元敬词宗先生、季馨 词宗先生,结果麾下山人多如蝇蚁。 另—特征是“时时游大人以成名”n唧。山人虽有诗才,但 身处卑微,需要通过不断地游谒显贵来提高声名,获得实利。 如,沈明臣先是投奔胡宗宪幕下,深得赏识,后效力于徐阶、申 时行府中,成为“相门山人”;郭造卿曾是胡宗宪幕下的门客, 后随戚继光北上蓟州,又往来于陕西巡抚叶梦熊、宁夏总兵萧 如薰、蓟辽总督顾养谦的幕中,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山人长期 在公卿贵族之间穿梭,不免遭到时人的质疑与批评,批评最多 的莫过于“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51这样的诘 问,所以当有人把“山人”称谓加在文士薛冈头上时,薛冈以 名不副实为由,写了一封《辞友称山人书》,愤然拒绝。这些事 例说明山人均存在着邀游缙绅的行为,而“山人不山而时时 尘间”恰恰是明代山人区别于“昔之山人”的重要特征。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特征可以看出,兴盛于嘉靖、万历年间 的所谓“山人”,其实不过是一大批以文墨糊口四方的社会下 层文士而已。他们既要谋食求利,自然无法栖息于山林,可是 为何不用其它称谓来遨游缙绅呢?像薛冈说的那样:“游大人 以成名,或呼处士,或日布衣,名副厥实,谁日不宜?何必借山 人以为重?”啪65田事实上,文士如果失了“山人”称号则声名不 重,声名不重,权贵则不重视(权贵不能博得“礼贤下士”的美 名),权贵不重视也就断了觅食门路,所以万历末年松江文士 范濂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士虽然声称“山人”,真正目的却在 “阳慕山人而阴济其小人之私也”ml憾)。 文士打着“山人”旗号游谒权贵,实际上是一种谋利手段 或者说是生存策略,这种手段或策略难逃沽名钓誉之嫌,但成 功的关键仍在个人才名的高低与诗文优劣。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山人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泛化现象,许多“不识一丁 而托名诗章”17l”或“以揣摩捭阖之术糊其口”嘲的游食者也 自称“山人”,他们凭借的不是诗文才能而是其它技艺出入权 贵府第,有时甚至于纯粹的投靠(有人因此将所有游食权贵者 统统称为“山人”,显然不妥)。这些人员的加入使山人成份杂 而多端,同时也使山人队伍更加壮大,导致“山人遍天下”口】Q 局面的出现。将这些山人跟“挟诗卷,携竿牍”的山人进行比较 不难发现,虽然同是“游大人”获利,但二者内涵明显不同,尤 为重要的是,后者从前者分蘖而出,其影响与作用根本无法跟 前者相提并论。 明代中后期,为什么会兴起并出现大量“挟诗卷,携竿牍,邀游缙绅”的山人呢?诸多论者认为是由于商业经济发展,社 会普遍尚利、逐利的风气所致,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但忽略了 —个基本事实,即当时登进之门艰难,科举不第的读书人大量 滞留于社会下层,当中贫困者为谋生计不得不游食于权贵。这 才是“山人”兴盛的根本原因。 先从科举考试的人数说起。明初至成化前后的近百年时 间是明王朝稳固政权、恢复经济和建立各项制度的阶段,以八 股文为主要考试文体的科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以确立并在 各级考试中推行。弘治以后,经济进一步发展,读书人增多,考 试竞争加剧,被淘汰下来的人员比例相应地也会提高。以苏州 为例,苏州一郡八州县,生员大约1500人,三年中贡选者不及 20人,乡试入选者不及30人,二者合在一起顶多也就50人, 其余的只能名落孙山了,这是正德年间出现的情况。晰1”骧蔷 靖、万历两朝生员更多,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合天下之生 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文章虽是指明末的情况,但 从中大略可以知道明代后期的生员总数,以苏州入选的比例 推算,那么落第者至少在四十万以上,加之世宗和神宗两个皇 帝长期怠政,官位空缺经常不及时补员,生员剩余的现象应当 更严重。 再说考试J|青况。明代科举考试重经义,不像唐宋时重诗 赋,这对那些偏爱文学、不肯拘囿于经学藩篱的生员来说非常 不利,是选择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还是追求世俗的功名呢?这 是摆在所有读书人面前的难题。山人中的许多人如王叔承、王 寅、郑若庸、卢枘、吕时臣等虽然是生员身份,但都性喜古文辞 而厌薄时文,甚至于弃举业不顾,这无疑会增加他们科考不第 的可能性,从而沦为落魄文士。 无论是被动剩余还是主动放弃,上述分析表明:在明代后 期,社会上存在着总量较大的富余读书人。这些人因家境情况 不同而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贫困者或弃儒经商或觅馆授徒, 但相当一部分人过着以文墨糊口四方的生活,这也就是本文 重点探讨的对象“山人”。山人为何要并且能从权贵那里讨得 生活?天池山人徐渭的遭遇颇能说明问题。 徐渭二十岁时考中生员,八次参加乡试而不售,先后进出 过总督胡宗宪、大学士李春芳、总兵吴兑的府第,从事代写工 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 之”;缙绅聘人代写,是由于“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 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 其势不得不取诸代”。【101唧蝴的经历反映了绝大多数山人真 实的生活情形,他的话又揭示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即当时偏 重八股文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压抑了许多入的文学才能,这相 应地也给“多以诗自高”的山人提供了更大的谋生空间。 万方数据 2014年第4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山人进入相府、帅府以及其他权贵府第后,最高待遇不过“荷异礼,获厚赀”,却不能像唐代与清代 后期投谒缙绅的文士那样获得举荐或擢升机会。因为明代“科 举必由学校”,官员的选拔、任命均由朝廷掌管,栖身于朝臣或 镇边将帅府内的山人属于私聘性质,由此决定了山人遨游缙 绅的目标只在求利,很难获得仕进上的帮助。山人这种倚靠士 大夫而谋实利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他们戏称山人为“大 贾之余”18107)。 三、文化史上的作用 由于制度原因,“挟诗卷,携竿牍,邀游缙绅”的山人只能 停留在追求物质回报的层面上,但为了获得缙绅器重,山人通 常会努力地提高诗文造诣,以引起公卿权贵或文坛耆宿的注 意。如谢榛初入赵王府,因躯体庸鄙并未受到礼遇,“已而学 为诗,冥搜苦索,至彻日夜不寐,抵面见客,语伥伥若联人,终 席不自客所谓何,或偶触坚壁,跌足下坑堑不觉也,以是诗益 工”flll;郑若庸未出名前,“锢志韬晦,谢进取,闭门寂居,力 畴古作述作”[nFt6sa)。众多像谢榛、郑若庸一样的山人通过勤奋 学习,不断摸索,诗艺精进,最终获得文坛主柄者的大力称赞。 晚明山人在文学成就上达到的高度,清人也非常重视, 《明史 文苑传》卷二百八十八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 诗名者十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代文人不必 皆翰林”条下列举“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共二十余人,其 均为著名山人。清人评价明人,因自身尚处在传统诗文写作的历史阶段中,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时代局限性。若用现 代人的眼光考察山人的游食行为和诗文创作则不难发现,当 传统诗文遭遇八股取士这种人才选举制度的肆意挤压、生存 空间日益缩小的时候,一大批以文墨糊口的山人仍然喜爱古 文辞并积极从事写作活动,由于他们的推动,传统诗文才得以 减缓衰弱,仍保持着发展的态势。 山人除了在诗文造诣方面可以跟当时的馆阁文臣比肩 外,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很少有 山人能够在一个或数个缙绅门下长期觅食,缙绅也不可能从 始至终地聘用固定的几个山人,山人特别是那些名气不大的 山人若想衣食无虞,则应具备多种求食获利的渠道。渠道之一 是山人为市井民众提供文化服务,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的同 时使自身获得物质利益,民众人数多,山人接触他们比遨游缙 绅的机会更多。此外,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也 为山人谋食大开方便之门,因为市民手中有了闲钱后,往往对 雅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欲望,一个明显的现象如唐顺之说 的“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13iZtaoa),此外 还有寿序,尤其为年岁在五六十以上者所看重。识字不多或不 识字的屠沽细人需要寿序与墓志,少数人可以向读书的亲朋 戚友索要,更多人则只能求请“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 代之”的山人帮忙了。 譬如,周伯器早年在大司徒山阳金荣襄公幕下效力,晚年 往来吴中,卖文自活,“每为人作一篇,必有所得,多或银一两, 少则钱一二百文耳”;郑若庸离开赵康王府,定居清源十多 年,当地商贾以及过路缙绅向他“购文日无虚”呻704)。周伯器与 郑若庸是声名大小迥然不同的两个文士,但他们像其他山人 一样,在“游大人”的同时又以自身才学满足市井民众的诗文 消费需要,非自觉地承担当着文化传播的任务。 很显然,山人在将雅文学往下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可是这种作用却被当时批评者和后人所忽视,原因大概 跟山人使用的文体与记述的内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