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的太平天国先因杨秀清之兴而趋于极盛,再因杨秀清之亡而陷入危局。
第一次打破平衡:杨秀清的战略
如前所述,1856年初,太平军的战场形势并不容乐观。
宁镇瓜战场,尽管江南、江北大营暮气沉沉,毕竟在水师的帮助下对三镇形成合围之势,且三镇之间的相互联络,也因“红单船”(广东大型商船,在当时是一种优秀战船)水师的到来,而被切割开;长江中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座重镇虽然牢牢控制在手中,却因对面强敌不退,而无法回顾天京根本。至于江西,石达开部虽然处处得势,但刚刚拿下偌大地盘,又扩充了数倍的兵力(其中还包括成建制投入、保持相当独立性的天地会武装——“花旗”三四万人),也需要有个整顿、消化的时间。
应该说,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来,杨秀清这个太平军实际上的统帅,在军事指导上犯过许多错误。最致命的错误,是贸然派出最精锐的两万人马“扫北”,其次则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战线拉得过长,导致了1853—1856年初各战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形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而稳定的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杨秀清并非真的能让“天父下凡”附身于己,更不是如部下的马屁作品《天情道理书》中所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在这一年,他似乎比他的对手们更早、更快地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变战略平衡的那支机动部队。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五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此时都已升至太平军“佐将”中较高的级别——六官丞相(仅次于王和侯),所率领部队老兵和基层军官较多,本就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
那么,将这样一块决定性砝码投向哪里?
其实清军早已注意到这支人数超过两万、集中了众多新生代“贼首”的大军,并猜测这支大军的去向,最大可能是用于收复不久前被清方攻下的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其次,则可能被抽调去增援被湘军胡林翼部围困的武昌,因为此前太平军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从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规用兵的套路,及杨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杨秀清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赞叹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具备了更敏锐的战略头脑和眼光。
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这支人马的五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三丞相一检点)和扫北援军(三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燕王改称,级别高于侯爵)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湖口之战有石达开、胡以晄等大人物在,但那次是各方向军队或败退、或驰援的“巧遇”,而非有组织地集中兵力)。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江南大营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江北大营经此一败便形同瓦解,几年都未曾恢复元气。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此时杨秀清似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秦日纲部太平军则分成江南、江北两路,江南由周胜坤守仓头清军旧营,江北是主力,沿江东进,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六天,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和吴如孝汇合;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十天休整。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三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这就缠住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张国梁部。孝陵卫的向荣本部固然空虚,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则更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几乎全歼了这支曾消灭小刀会的清军人马,于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的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四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而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杨秀清显然胸有成竹——到了击溃江南大营的时候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四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败,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同时让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此时清廷一片恐慌,咸丰前脚因江南大营战败,发出将向荣撤职查办的诏谕,后脚又因向荣“以身殉职”,赶紧发出开复处分、从优议恤,并手忙脚乱地拆东墙补西墙,惟恐太平军乘胜夺取东南。上海、香港的外国人则纷纷预言,中国内战胜负已分,太平军将很快夺取江浙,并随即再次北上,清廷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战略平衡似乎再度被打破——这次同样是因为杨秀清。
太平军
天京事变:战略平衡的逆转
就在连清方都认为,太平军将轻松攻下江浙,席卷长江中下游之际,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的太平军竟放弃攻势,江西、湖北战场上的各路太平军也纷纷去向不明。
这是为什么?
有个叫强汝询的文人在《金坛见闻记》中声称,是金坛人殊死作战,击毙了秦日纲,才导致本已逆转的战略格局被颠覆过来。不过这位强汝询在1856年仅是个幼儿,且根本不在金坛城内,这部成书于十几年后的著作,主旨是吹捧所谓“金坛官绅”,向清廷索讨“政治待遇”。如今人们都已知道,太平军在丹阳只是小挫,在金坛则是连小挫都算不上,秦日纲也根本没有战死在金坛。
真相只有一个:杨秀清死了,死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
关于天京事变,各方的记载出入很大: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三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