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表述,首先是指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次是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指革命理论而是指建设理论。我们需要明确,“革命是一个分类术语。”社会主义既可以和革命连用,也可以和建设、法治等连用。只是我们需要分清不同词组的意义指向。
一、“社会主义”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意义指向
“社会主义”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而得以普及的。解放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解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只根据当时所认定的经典理论进行近似教条式的逻辑解释,少数经典成了界定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这阻碍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探讨。根据片言只语所塑造的社会主义信条,既不能解释现实中国,也难以说清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与走向,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实践中的展开使其显得颇为封闭和僵化。二是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家族类似的概念中,很多人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并用其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含义,这造成理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直到后来我国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矫正,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把苏联、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践活动说成是社会主义。这种解释由于过于贴近现实,与理论中的社会主义难以对接,因而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四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出现了用革命斗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维错位。五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以致于长期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这“迫使”理论家们认定,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概念。然而,这样做又使“社会主义”成了含义不确定的概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思维中,很多原本属于封建主义的内容被当成了社会主义。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印证了哲学解释学所讲的“人们所理解的就是他能够理解的”现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很重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发展,很重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但却对封建主义思想防范不够,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是在超越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最为严重的错位在于,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用于指导、解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领域的建设。直到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夕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才有了改观。
1.核心价值观框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是指支持法治中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其中的“社会主义”,既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性质界定,也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意识形态的核心。因此,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应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定上。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依法治国是实现执政方式转变的方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确定的内容。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和专制、专权联系在一起。在价值观念上社会主义涵盖了民主、正义、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和权利保障等法律价值。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是法治实现的纯粹技术,而是包含了人类普遍价值追求的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理论与实践洗礼,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指导中国建设的理论核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贫穷落后的年代,奢谈社会主义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也对社会主义造成了一些伤害。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就应该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真诚。不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滋养法治精神,强化其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方法的支撑作用。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宣传上.而应该以此为价值引导促进法治建设。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汲取西方发展的有益价值并改造成自己认同的价值,而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就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法律观念。从历史法学的进路来说就是法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西方法治发展有一些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更高的法’的思想。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对于这个更高的法,西方有学者把其称之为自然法,有的称之为永恒法、理性法,认为自然法是高于实在法的概念,实在法受自然法的支配。当实在法出现恶的时候,可以根据更高的自然法对现行法进行修改。然而在中国,实在法之上并没有“自然法”。我们所拥有的是天道,天道与实在法是合一的。五四运动以后西方思想开始冲击中国,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断裂,天道观念被搁置一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在很多方面校正实在法中存在的价值缺失问题,能够指引我们更恰当地理解法律、践行法治。比如,“行政通常涉及的是对财产、公司、政府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企业的管理”。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而采取行政措施的情形就是公共行政领域。那么在公共管理领域就应该把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贯彻进去.不能仅仅为权力而管理、为秩序而管理,法治政府或行政法治还要考虑到诸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如果一个政府只注重效率,而不关注人的权利,就可能导致警察国家的产生,会出现基于行政而产生的压制。因此,“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除了法律方法外。还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修正。
2.“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是在超越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弊端的基础上。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优点发展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等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些就有必要打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消解个人权利保护的绝对化,削除权力的绝对性,重视社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主义之所以要超越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们分别建立在权力本位和权利本位基础上,各自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把两种本位推向极端都可能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弊端,其方法是通过发挥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来化解两者的对立。然而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却长期被革命理论所遮蔽,以致于在历史上出现了用革命理论指导建设实践的错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当成革命的理想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是很多革命者追求的目标。然而中国早期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色彩,权力的绝对性被过度张扬。权利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因此,这种模式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法治中国建设并不合拍。我们需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区分开来,搞清楚“社会主义”在建设时期的本真含义。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要逐步削弱国家主义法治观,在超越极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在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三位一体同时推进的基础上建设法治中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来指导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建设。
中国需要用社会主义约束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法治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以后。思维方式的转变、权力重心的转移不可避免。就思维方式来说,基于国家主义所衍生的权力绝对性要受到限制;一切为了捍卫权力的思维应转向保护权利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然,权力重心转移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矛盾与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运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削除国家权力的绝对性和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任务。不然,在法治之前加上“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公民来说,国家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爱与恨都是由你来决定?自由主义存在的问题是:没有集体、政府、国家,个人自由是无法实现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国家主义。重视法治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法治中国的目标已经不是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而是法律至上、捍卫权利、实现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不是文明世界的例外法治.而是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价值追求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包含了对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绝对化的限制。
“‘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sociare(社会),意指联合或共享。在罗马和后来的中世纪法律中,与之相关的较为专业的术语是societas。这个词既有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的意味,也意指自由人之间基于一致同意而订立契约的一种法律观念。在此,‘社会’(socil)一词有两种清楚分明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暗含了‘社会主义’一词较为晚近的用法。‘社会’既可以指自由的公民之间的一种较为正式的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也可以指同伴之间的情感关系。”从修辞的角度看,社会活动不同于国家事务或国家管理,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法律和契约的自治,而国家主要是权力的运用、管理或治理。从理论上看,社会与人民主权联系紧密。然而经历了太多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直接对撞后,人们发现,代表国家的政府并不适合在所有问题上都直接进行管理,而应该把大量管不好的、不适宜管的事情还给社会组织。虽然权力的扩张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符合人之本性的行为,但是权力的极度扩张不仅会带来社会的溃败,同时还会导致国家合法化等危机。权力寻租、权力腐败、权力压制,会激化官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直接面对公民权利,公民的反压制也直接面对国家,国家与公民之间就成了矛盾的双方,“暴力”反抗也会直接对准国家。社会学研究发现。国家对权力的全面垄断会导致政治统治只有一道防线,没有缓冲地带。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很多事情国家完全可以不管,交给社会组织来管理效果会更好,这样就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权力万能、国家万能等也就自然会被消解.进而社会组织成为治理的主体。概言之,在中国只有建成法治社会,才能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在经典作家的眼中,社会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联系密切。但是,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过度自由可能会滑向无政府主义。“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自由绝对不是任意的。虽然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概念.然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却只有法治一条路径。当然社会主义不只是与自由相连,它还包括很多面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是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充分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释放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其中包括自由的获取、平等的尊严、公平地对待等等,这都需要法治来实现。消除剥削可以依靠革命的方式,但革命之后又回到“原点”的现实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很多价值也许只能靠法治逐步实现。消除剥削的问题在法律上就是一个权利保障的问题,权利设置、权利保障都与法律相关。没有法治不仅自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也难以创造出来。按劳分配虽然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劳动分工等方面不平等的现实,使得我们只能追求法律上的平等,而无法做到实质上的平等。所谓的平等也只能从法律上或者说形式上来实现。市场经济是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排斥的,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市场经济所展现的不可逆转的态势,让我们懂得只能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也只能走法治之路。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只能依靠法治才能建立起来。 2.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
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牵涉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性质、方向和道路。从战略的角度看,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有三:一是革命方式;二是改革方式;三是法治方式。运用革命方式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运用改革方式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有很多难以用这两种方式化解的矛盾,因而我们必须尝试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问题。与传统的革命、改革道路比较,法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在告别革命以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改革,但改革需要目标。走向法治、实现管理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我们明确的目标。这就使得法治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工具具有了目标的属性。然而,法治也可以和多种道路结合.既有国家主义法治,也有自由主义法治;既有资本主义法治,也有社会主义法治。不同的法治定性决定了不同的法治道路。社会主义也有不同的道路,诸如,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法治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法治既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与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重视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
“法治是指在一种制度内,法律能够对国家和统治集团成员形成有效的制约,简而言之,就是法治政府、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法治是一种技术,可以和多种主义搭配,比如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义法治、自由主义法治,甚至也可以说封建主义法治。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学家却荒谬地认为,社会主义与法治是对立的,现代法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法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法治,如果有的话也不能称为现代法治。这是资产阶级的法治话语权。恰恰与之相反,实际上社会主义当然可以确定法治发展的方向。从思想内涵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权利与权力两个维度。权利是话语权建构的资格;权力则表现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应该发挥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支配力。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法治中国建设方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引领法治话语的构建:社会主义应该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本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建构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生态文明等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在国家(政府、政党)、社会和个人划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政党、国家和政府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面,在充分保护个人的权利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法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所谓改革就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要改变以权力为核心的专政思维,改变法治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思维惯性。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所谓发展就是注重制度现代化建设,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引领深化改革,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