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心与世事的和谐。他们以保全自然生命为宗旨,爱惜生命甚于一切。为了保全生命,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于忍辱含垢、随波逐流、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他们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热爱自然,顺其自然,把自我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湖南人许多以“渔父”为名或字,沅湘间也有多处“沧浪”一类的地名,说明湖南人受渔父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武陵记》说武陵人民“人气和柔多淳孝,少宦情,长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到了明清时期,常德地区还留下有“地散民风缓,商多市气浮”的记载。所谓市气,就是见风使舵,唯利是图,遇事不硬干,开动脑筋想点子。这显然是“圣人不凝滞于物”的翻版。这种性格,至今还可以从湖区的一些人身上找到影子。
性格心理二:“强悍尚气”
历史文献上大量记载的湖南人性格是强悍、负气。《隋书·地理志》曰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湖南属荆州,如果说起来稍微牵强,那么《隋书》的《乞伏慧传》称乞“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就是明言湖南人的性格了。自汉以来,湖南地区的反抗和反叛记录,频频出现在各朝所修的正史中,武陵蛮、板楯蛮、长沙蛮等不断起义,危及中央王朝的边境地区,让人觉得湖南民众民风强悍,富有反抗精神。宋代以来,在民风劲剽一项外,言及湖南喜斗好讼的又越来越多,讼狱渐兴,这也是民风劲悍尚武的一种表现。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中讲长沙地区“民最喜讼,号难治”,“每阅案款,中间或因盗资财,争田产,兆祸于帏薄,启爨于杯酒,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而至有亲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长”。附属的醴陵为大邑,“民喜斗讼”。衡阳也是如此,其属县耒阳,“素号难治”。岳州的临湘,“草生弃地没牛身,岂是膏腴亩一金。野老双蓬俱半脱,尚凭蜗角其争心”,是岳州属县最难治的一县,人称“违法不顾,惟岳州四县为甚”。有的北方人竟然把到常德一带为官当成畏途,认为自己命不好。所以,苏辙说“荆湖之南,地远多险,民悍而喜讼”,表达了一位四川人对湖南民风的看法。到了明代,关于湖南人性情的记载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基本沿袭前任的看法。如长沙“地广物众,统属邑有十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还有人认为长沙“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交织”。在嘉靖的《衡州府志》中,记载境内衡山县因“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漫长”;常宁县也“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环坐聚谈多及讼事”;安仁县“劲悍尚讼”;酃县“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发蒙遽习词讼”。在桂阳州,“民性易怨而难感,好讼而不狡”;蓝山县“性偏刚而惑于伪,事无巨细,少忍辄讼”;临武也是“好讼喜争,比屋习吏乃多于儒”。
在湘北地区岳州府属县,“巴陵冗烦,临湘冲刁,平江刁滑,华容讼简,澧州淳俭颇烦,安乡颇滑,石门刁简”。慈利县人“赋性悍直,有小忿则悻悻难忍”。嘉庆《长沙县志》多次讲道“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罔知礼义纲常”;“湖南之民刁狡成习,动辄以人命为奇货”;“楚乡有官法远、蛮法近之谣”。附近的醴陵“好讼喜斗,尚气轻生,民俗颇嚣”。益阳则是“恣肆者贱守义,轻生嗜利,尚口嚣讼,近亦有之”。衡州府中,“自宋以来号多讼”,安仁“俗刁狡,虽数世以前之舍山为寺者,辄自命山主,构讼不休”。据《光绪兴宁县志》记载,资兴因“近岁四方射离者习闻本土易畜,异父母携妻子群然沓至杂处”,“尔来机诈相习,误信地棍挑唆成讼,甚至服毒图赖,猾变百出,邑始多事”。在湘西的龙山,“任侠尚气,一语投合倾身与交,偶枨触所忌则反眼若不相知,必得报而后已。乡居穷僻不谙科法,戾理乞胜强于竞讼,视纠众劫斗为故常”。有关湖南人这种性格的类似记载,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所编纂的地方志中还有大量的记述。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观点。清中期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是四川人,他说湖南人“气太强”。清末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是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又称“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湘,所见与前任略同。他们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外地人这样看待湖南人,湖南人自己的看法也大体相同。章士钊总结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也是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气概,永不回头。
性格心理三:“率直诚实”
湖南人性格和精神心理的另一个特征是讲求血性。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坚毅和行动上的坚韧三者结合,体现出湖湘士人群体的浩然正气。这种讲求血性的湖湘正气成为湖南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习惯,影响着社会各阶层,涉及各个领域。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种时代的忧患意识,一种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在一些历史的重要关口,湖南人甚至不惜牺牲自我,这种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
南宋末年,长沙城为元军所破,岳麓书院的学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内的老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曾国藩以书生带兵,把扎硬寨、打死仗作为湘军的基本战术,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勉励自己。太平天国革命,从广西到湖南,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乃至四川,几乎都是攻无不克,但就是打不下一个长沙城。虽然湖南人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也很多,但同样也是湖南人让太平天国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败在湖南人手下。后来人总结,“咸同中兴,江、罗、彭、李诸公,凛凛以血肉之躯当炮石,而曾、胡钜老,苦心调护诸将,兴起大难而共功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涌现出了无数的先烈,蒋翊武、唐才常、马福益、刘道一、林圭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陈独秀在论及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时曾充满感情地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批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经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二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的坚韧不拔的军人。”所以,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一说,其用意在于表彰湖南人的牺牲精神。
湖南人直率诚实的性格,容易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们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是十分鲜明的。政治上的坚定,表现在开放与封闭、革新和守旧两个方面,都很容易走上极端。这种特有的人文现象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的明证。清末的维新时期,湖南是最富朝气的一省,但也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守旧势力,两派斗争水火不相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种力量斗争最激烈的也在湖南省,令世界瞩目。这中间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的一面,率直与走极端。表现在语言上,湖南人说话都特别冲,是不会转弯抹角的“直肠子”。湖南人在待人方面,也表现出热情、开朗,但又缺乏幽默感。重义气,讲气节,和则热情似火,不和则冷漠有余。沈从文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说湖南人是乡下人,率直、认死理、不轻易转弯,往往容易得罪人。道州人周敦颐《爱莲说》中描述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说是湖南人性格的形象刻画。这种性格也使湖南人办事讲求五湖四海,不抱团,不搞小集团。在湘军威名显赫的时候,左宗棠与曾国藩大闹意见,郭嵩焘、李元度与他们之间时有龌龊和掣肘。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元帅以他的耿直和倔犟向毛泽东上书提意见,造成两位湖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裂痕。
湖南人的直率,也给来自域外的外国人士比较好的印象。1861年、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两度来华考察,开始并未受到湖南人的好招待,但后来利氏对湖南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了。首先,他接触了湖南人中比较有教育的人,认为湖南人的贤明、诚实和率直,不仅表现在嘴上,而且在行为上也是诚恳的。湖南人不仅维持着中国人中最保守的古老的习惯和信念,重视家庭内的培养,而且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处罚,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其次,湖南人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利希霍芬作为比较早地接触中国腹地内陆的外国人士,对湖南人的性情和教养的总体评价,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参事室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