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玛拉特是一家意大利家族企业,2003 年底突然申请破产保护,被称为欧洲的 “安然事件”。 困境分为需求性道德困境、规则性道德困境、利益性道德困境。需求性道德困境源于需求多元化;规则性道德困境则是由于规则间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在遵循某一规则的同时也违背了另一规则;选择保存某特定利益必须舍弃另外的利益,该冲突即形成利益性道德困境。在审计实务中,若内部审计师取悦某利益相关方以获取在行政级别上的变化,则会产生需求性道德困境;而若公司内部相关明文规定或潜规则与行业通行的准则相悖,内部审计师则会陷入规则性道德困境;若自身利益、组织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产生冲突时,内部审计师则须在利益性道德困境中做出艰难抉择。Ferdinand et al. (2003)通过对深圳 53位审计师的调查,得出道德选择的道德和实际行为的不道德呈负相关关系,审计师认为判断检查风险的能力和行为不道德呈负相关关系,审计师准确知晓薪金待遇的程度和道德选择呈负相关关系。Moore et al. (2006)认为,选择性认知、委托责任的增加和信息接收偏好的折损会导致审计师不愿意向投资者释放关于公司的危险信号。而这些矛盾的影响应该被理解成为不自觉的偏好而非不诚实。由于选择性认知,审计师在试图保持独立性时仍然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达到自己的利益;由于委托责任的增加,审计师为了获得有利的回报,很可能倾向于向已经处于失利状态的事物进行投资,即隐瞒公司的 “红旗”信号,拒绝向外界传递危险信息;而投资者在接受信息时,往往只关心本身行为的现实结果,因此投资者信息接收的偏好,也促使审计师的道德选择更加艰难。Guiral et al. (2007)设计实验求证审计中的道德困境究竟源于审计师的不诚实,还是由于审计师无意识的偏好。作者选取了 80位来自两个国际事务所的平均年龄 35 周岁、平均从业时间为15. 7 年的审计师同时应对审计道德困境。作者采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得出了如下结论:审计师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利益冲突会诱使他们在判断的时候做出不自觉的偏好,这最终也会影响做出的决策;内部审计师勉强接受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向投资者传递警示信号的原因是害怕公司的突然崩塌破产而影响自身的利益。这与 Moore 等人的研究结果异途同归。审计师不自觉地将诉讼风险当作是不确定因素将会降低审计师向投资者释放危险信号的可能性,但如果审计师认为审计可以给信息使用者带来更有批判性的思考,那么审计师释放危险信号的可能性将较高。上述研究表明,内部审计中呈现较多的是利益性道德困境。即在内部审计过程中,由于 “本我”和承担社会责任的 “社会自我”间对于利益追求的不易协调之差异,进而使内部审计师陷入利益性道德困境,并产生了做出不恰当道德选择的风险,加大了审计风险和舞弊风险。三、内部审计师道德困境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影响内部审计师道德困境的因素主要有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自身因素有性别因素、年龄因素、工作年限因素等。环境因素包括:同事因素、管理因素、领导方式因素等。而各因素作用于内部审计师道德困境的路径却没有统一的定论。(一)性别现存的学术研究大都将性别差异作为影响道德困境决策的因素。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在执业行为中对职业道德更加敏锐。Jones and Gautschi (1988)对被调查者设计了一系列的开放式的和封闭式的问卷,并最终得到结论:未来的内部审计师将会对道德问题显现出更强烈的敏感性,并且女性比男性在该方面有更强的直觉。Ruegger and· 2 9 ·总第 2 辑 King (1992)对超过2000 人进行调查性别是否在一个人关于道德行为的观念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是影响道德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女性在商业道德情境中的 观 念 更 加 道 德。Whipple and Swords(1992)实施的对商业学生的跨文化调查中发现,在两个国家中女性较之她们的男性同学更加道德。Woodbine and Liu (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女性较男性在道德困境中受到较少的诱惑因素,换言之,女性在道德困境更能做出道德的决定。另一方面,Callan (1992)实施的对公务员的调查显示,在道德价值的几个方面没有 显 著 的 性 别 差 异。 Dubinsky and Levy(1985)在针对销售人员的调查中也得到类似的结论。Serwinek (1992)认为,性别在职业偏见方面是有观念预示作用的,而性别在道德行为方面并没有相关的预示作用。(二)年龄关于年龄对道德观念和行为具有预示作用的研究也显示出较为复杂的结果。Posnerand Schmidt (1984 ), Burnett and Karson(1987)认为,年长的内部审计师的道德观点更为保守。Serwinek (1992)实施的关于小型企业和保险业职员道德行为的人口统计特征的调查中显示,年龄有最重要的预示作用,年长的人在他们的道德理解中较为保守。Browning and Zabriskie (1983)得出结论,较为年轻的在职管理人员比年长者具有更 好 的 道 德 观 点。 而 Ruegger and King(1992)却得出相反的结论。Izraeli (1988)调查以色列和美国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行为,12 个个人特质中,包括年龄在内的 11个并不具有道德行为的预示作用。(三)工作年限在早期的研究中,Hodgkinson (1971)发现管理者的资历和他们的道德价值方向之间的关系。Kidwell et al. (1987)在针对管理者的调查中发现,更多工作经验的管理者对于道德决策显示出更多的道德回应。Harris(1990)阐述了类似的结论。组织中较高层次的管理者比较低层次的职员更加关心道德行为,通常来说也对有问题的或者不道德的行为更加不满。Posner and Schmidt (1984)调查发现了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的对于道德行为的显著差异。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体层面的个人价值和组织价值将会变得与组织层面的更加类似。Callan (1992)针对公务员的调查发现,在等级明确的组织中,居于等级地位较高的个体比地位较低的个体更加关注有歧视的或者不道德的行为。O'Leary and Stewart (2007)通过设计实验也得出类似结论。(四)同事的影响同事因素在道德决策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部分。其一,同事是否对被调查者自己的道德行为产生显著影响。Zey - Ferrell and Ferrell(1982)的关于广告部经理的调查中发现与同事交流的强度和频率会影响道德行为。Zey - Ferrell et al. (1979)调查了市场部经理,并得出如下结论:同事的认知比被调查者自己的信仰更容易影响被调查者的道德行为。Posner and Schmidt (1984)认为,组织内的职位安排在道德价值方面有正相关的影响。Izraeli (1988)表示,同事已发生的行为对道德行为选择有最重要的预示作用。这表明,同事的影响的确是一个具有解释作用的因素。其二,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比自己同事、监管者或者其他他们所知的人更加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