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在推理模式上具有独特的解谜结构。阿加莎·克里斯蒂确立了推理小说在讲述解谜故事时采取的惯例:一个纯几何式的二重叙事结构,通过缺席和在场这对互补体发生,故事的谜底总在结尾或接近结尾时展开。然而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常在作品的最开端便揭示罪犯的存在,如《红手指》在故事的最开始时直接以犯罪者的角度描述了一件罪案的发生过程。上班族前原昭夫被妻子八重子急电回家,发现儿子直巳杀死了一名女童,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昭夫绞尽脑汁编织了一个骗局以使儿子能够逃脱法网。初看这一谜底在作品起始部分就已被揭开,骗局的细节读者也很清楚,然而在剩余部分中其解谜与反解谜的模式超越了一般推理小说的惯例。东野曾在访谈中谈道:“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这一点在东野圭吾社会派作品中的情节设计和人性描写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表面上看来东野圭吾的某些作品中没有解谜的必要,因为罪案的犯罪者以及骗局的细节在一开始便已明晰,然而看到最后才发现,它的解谜模式有悖于既往的类型模式,它所解的不是罪案之谜,而是亲情与人性之谜。亲属所犯的罪将会波及整个家庭。东野在其作品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社会问题给家庭带来的伤害。这种对犯罪者以及其家庭的歧视不仅对社会的安宁、家庭的幸福带来了影响,而且还对家族中的个人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对犯罪者及其家庭成员命运的最大阻碍正是来源于不公的社会看法,来源于那种歧视,所以东野用其作品来控诉这种陋习,用真实的“疼痛”来揭露日本现代的社会问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品在揭示日本社会这一问题时,也流露出东野对于日本社会严苛无情的伦理观的无奈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