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总理哈西娜
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些“小语种”列入联合国工作语言的难度都不小。
其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等,都只被一个国家用作官方语言,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也并不具备很强号召力;葡萄牙语不同方言间差异极大,尽管葡共体致力于“葡语通标”,但至今进展有限;印地语则在很大程度上距“印度通用语言”都尚有一段距离——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许多人不懂印地语,却可娴熟地掌握英语。
为缓和联合国工作语言“僧多粥少”、许多“小语种”望门兴叹的尴尬,本身来自“小语种国家”(非洲加纳)的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于2002年提出,在联合国框架内给所谓“半官方”和“地区”语言提供一定地位,以便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
这一建议在安南及其继任者潘基文(Ban Ki-moon)两位来自“小语种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鼓励下,一度得到热烈讨论。
被提名纳入这一范畴的语言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如缅甸语、日语、韩语、波斯语、泰国语、越南语、豪萨语,也有通行于较多人口中的地方语言或方言,如齐切瓦语、他加禄语、约鲁巴语、古吉拉特语,甚至包括中国方言中的粤语和上海话,还有国际手语、国际盲文、世界语等“人造语言”。
上海话
但安南在推动“半官方语言”政策时,遭遇现实困难和阻力。除了“六大工作语言”母国的“不合作”外,最现实的障碍是钱:如果在联合国增设如此众多的“准工作语言”,就要增加相应的翻译人手和工作量,这对于经费捉襟见肘的联合国而言,是完全做不到的。
此外,不少联合国人士也从工作效率层面,反对增设更多“小语种”为工作语言。他们指出,拥有最多工作语言(24种)的欧盟已成为国际组织中效率低下的典范。
一个只有28个成员国(包括即将“脱欧”的英国)的国际组织尚且如此,联合国拥有193个成员国和两个观察员国,一旦放开“小语种成为工作语言”的口子,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正因上述情况,安南和潘基文两位“小语种秘书长”相继卸任后,“准工作语言”的讨论也趋于低潮。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一层大厅的墙上挂着前联合国秘书长的画像
实际上,在现有六大工作语言中也存在严重的“大小语种不平等”问题。2001年,西语国家联合提请时任秘书长安南注意“联合国过度使用英语、损害工作语言平等性”问题。对此,安南无奈回应道:“六大工作语言彻底平等,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2008和2009年,联大两次通过决议,敦促联合国秘书处“尊重六大工作语言的平等地位,尤其在新闻传播领域”;2011年,联大通过《关于平等使用联合国多种工作语言的决议》,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充分确保所有联合国工作语言在联合国范围内得到同等有利的工作条件和资源”——不过该决议同时无奈承认“联合国机构内多语种使用和普及率远不如预期”。
简单说,即便在“六大”中,“大小语种”的不平等仍客观存在,就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真正小语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