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言》里征引了李济、陈之迈讨论究竟对蒋廷黻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孰重的问题。我说他们都问错了问题。我说,对蒋廷黻而言,“治学”与“从政”并不是两难,而是先后的问题。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学而优则仕”。您写传记时,似乎一直与传主比赛智识,试图战胜他们,揭示他们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相。是这样吗?江勇振:这个问题在我出版《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人提出来过。我认为这是错把做研究当成是打擂台来看待的结果。这打擂台的比喻不只在跟胡适比赛,而且还跟其他研究胡适的学者比赛。先说跟胡适比赛。很多学历史的人都爱用侦探来比喻研究历史研究。这是因为研究历史所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寻找资料、线索,抽丝剥茧方面,无异于一个在办案的侦探。一如爱看侦探小说的读者最喜欢看到,而且常会引得他们拍案叫绝的,就是一个杰出的侦探跟犯案的人斗智,取得上风,而得以破案的结局。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侦探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立传的人跟传主也是在斗智的这个事实呢?至于跟其他学者比赛的问题,则更是不喻而明的了。学者之间如果没有存在着比赛的事实,学术怎能进步呢?
《觉醒年代》剧照:李大钊与工人开会。
《觉醒年代》剧照:胡适与李大钊争论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