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1856年是个独特而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是大清咸丰六年,也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大清和太平天国这势不两立的内战双方,正如远在英国、一个叫卡尔•马克思、对远东风土文化和地缘政治一窍不通的德国侨民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战文章中难得有道理的一句——看来北京的咸丰和南京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彻底伤害对方。
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清朝新崛起的湘军在长江中游势如破竹的攻势,已因前一年在九江、湖口的失利而归于徒劳无功,湘军被分割在湖北、江西两个战场,和当面的敌人进行互有胜负的拉锯战;长江下游方向,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几万清军牢牢包围着太平军的根本重地——天京、镇江和瓜洲,却一时半会找不到攻破坚城的手段(也并没有攻破坚城的士气和准备)。
由于上海小刀会的失败,和广州的解围,清朝度过了最艰难的财政危机,几处口岸的海关收入和购买的西洋军火,可源源接济各战场。而太平军水师在此前两年间损失殆尽,一度拥有的“制江权”拱手让人,宁-镇-瓜核心区的补给线开始出现问题。但皖北的巩固,和石达开在江西一举攻克八府四十二州县的胜利,又让中立的观察家们不敢小觑这个“苦力王的朝廷”。
根本重地的被围,让太平军在这一年年初不再高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暂时放弃了“扫北”攻打北京的打算,而清廷的隐忧,则在于西南各省的反清势力此起彼伏,而曾帮他们解了广州之围的英国人,还有法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似乎正心怀叵测——更要命的是,上至咸丰,下至被当作“夷务专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都不太明白“洋鬼子”究竟要做什么,“入城(进入广州城)”、“进京换约”等奇怪要求的背后,究竟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因此,在弄清这一祸心之前,清廷尚不敢放手集中兵力去剿灭“长毛”,北方僧格林沁、胜保等部精锐固然把精力用于“拱卫京畿”,南方那些装备相对精良、又刚刚在对抗“红军”(天地会)的血战中积累丰富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也不敢随便抽调北上。
如果没有意外,这一年本该是平稳的一年,内战双方均势已成,谁也无力轻易打破。
但一个意外的因素,却在一年间两次打破了这个看似牢固的战略平衡局面。
这个意外因素,就是实际执掌太平天国军政实权的杨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