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荣丽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新增加对儿童的“政府保护”一章,法律条文中首次出现“国家监护”的概念,这是我国政府在儿童保护理念上的一次巨大飞跃。给儿童提供更好更全面的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从儿童保护的现实需要和儿童事业发展角度出发,刑事法律对儿童提供绝对保护的年龄应从目前14周岁提高到16周岁,和民法总则第18条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以及劳动法第15条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相一致。”张荣丽说,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14~16周岁年龄段的儿童还处于在校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从生活学习环境到人身权利面临的侵害风险和14周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需要法律的全面保护。
对于调整性同意年龄,张鸿巍持谨慎支持态度,“具体调整到哪个年龄点,比如15、16或17,可能需要在比较域外较为成熟经验基础上,综合目前未成年人性成熟、性知识特别是性安全知识以及社会公众对儿童性虐待整体认知进行研判。”
张鸿巍认为,未来相关立法修订或司法实践中,可能需要考虑在“性承诺年龄”上进行分类处理,给予一线司法官更多自由裁量权:首先,可以对“性承诺年龄”作清晰界定,比如维持目前的14岁,或者经综合考量后适当提高年龄点;其次,重点是对具有特殊关系的,比如无配偶异性收养、具有特殊照护义务的,若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可以对“性承诺年龄”有一些相对灵活的法律规定,以便一线司法官根据实际案情来处理,达到司法公正和比例原则。总之,要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让居心叵测者意识到绝对不能肆意侵犯未成年人。
王雪梅认为,性同意年龄要看人的生理心理成熟情况,还有社会文化背景。如果变更年龄,要有更广泛的社会调研、科学论证和观察。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民族之间在性同意年龄方面也会有差异。
“年龄是一种不得已的公正,还需要相关制度共同配套。”王雪梅说,目前我国正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修订草案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性侵害”就是监护人对被照料者禁止实施的一种行为。对两法的修改应当增强相应的罚则,增加可操作性。同时需要注意,在惩治犯罪的同时,需要重视对受害未成年人的保护,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治疗等一系列服务,将遭受性侵害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屈学武认为,立法是针对一般性现象的规定,可以通过司法解决个案公平。调整性同意年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