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观之,他的《诫子书》与其说是言教,更不如说是身教,也可以这样来说,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都没能跳出诸葛亮的掌心。
作者于篇首开宗明义,告诫子孙首先要 “立德” “修身”。“德”是做人之基,自然也就把“立德”放在首位,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又如何“立德”呢?即“静”与“俭”。为什么“静”才能“修身”呢?曾子在所著《大学》中说:“静而后能安,安而能后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思想清静,然后才能心情安宁;心情安宁,然后才能思考周密;思考周密,然后才能有收获。可见,想最终有所获,首先是要心“静”。心中有太多的杂念,受世俗功名利禄太多的诱惑,可能将一事无成。因此,“静”是“修身”的前提条件,有了“静”才可能“修身”,进而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静”是“修身”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要想“养德”还必须“俭”。那么“俭”何以能“养德”呢?史载:“宋高宗时,孙懋入觐,尝论公生明。上曰:‘何以生公?’曰:‘廉生公。’问:‘何以生廉?’曰:‘俭生廉。’”由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节俭生廉洁之心,有廉洁之心才会生公心,有了公心才会“生明”,即公则生明。诸葛丞相书“静”与“俭”极浅显二字于篇首,可谓用心良苦,立意玄远。
接下来,又从反面进一步谈“静”在“明志”中的作用,“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有了“静”心才会明确、坚定自己的志向,进而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然后,又阐发“静”与“学”之间的关系,要想有才学必须通过学习,而求学的过程之中又必须有“静”心,如果一个人“慆慢”与“险躁”,无静心,无恒心,则是求学与修身之所忌。薛谈学讴于秦青,自足而辞归,知不足而求返;乐羊子感其妻之言,“捐金于野”,“复还终业”,而后学有所成;管宁先有割席之举,后有固辞不就高官之行,而终成大儒。所有这些事例,无不说明“静”在求学与修身之中的重要作用。在篇末,又叮咛后生晚辈,年华易逝,流年似水,如果不珍惜时光,必将碌碌无为,老大徒伤悲,于事无补矣。这篇家训,可谓是辞约意丰,掷地有声,有谆谆告诫之语,更有溢满殷殷期盼之情。我们读之思之,并当躬行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