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最表层的涵义上去理解,“乡土性”所指涉的是乡村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或现代城市以工业或城市商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更深作用上,它则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属性特征。笔者不主张从抽象作用上理解乡土文化,而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 按照费孝通的分析,社会结构“乡土性”最根本的表现在人与空间关系的不流动性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谋生的方式非常单一,除了“直接取资于土地”之外,缺乏其他的生产方式。由于农业生产所特有的稳定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几乎将身子“插入了土里”,所以,对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他们就像“从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地就定居下来,很快就会开辟出一个新的家族殖民地”。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种人与土地的“乡土性”关系决定了一种适应土地、面对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即乡土文化。 (二)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特征乡土文化的首要表现是一种人际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并以这种初级社会关系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这种亲缘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支撑着乡土文化和社会的持续。正如罗伯特·埃杰顿所说:“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这都是乡间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 .社会的特点,而人们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6] 其次,这种人际关系还是一种孤立的或者说具有相对隔绝性的人际形态,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形态以农民的长期聚居为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其基本单位是村落,大多数农民都是聚村而居的,由于农业生产对分工的要求较低,基本上不需要更大规模的、更多社区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因此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各社区之间也因无需沟通而变得孤立和相对隔绝起来,当然这种孤立或相对隔绝并不代表乡村成员的不流动,只是这种流动极其有限罢了。 (三)乡土文化中的个体理性特征 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是乡土文化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个体更多地被描述为“理性经济人”,那么乡土文化中的个体行为是否也能用“理性经济人”来解释呢?可以将这个理由分解开来回答,即:乡土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是“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那么它是否是一种“经济理性”?对于第一个理由,学术界也颇有争论,韦伯就曾认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只追求代价的最小化,其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但许多学者又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农民其实也像其他人一样具有理性。[7]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8]当然,这牵涉到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界定理由,笔者主张在宽泛的作用上去理解“理性”这一概念,即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而已,而且这里的“利”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满足”等,因此,我们支持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是“理性”的观点。但是,那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却不适合解释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行为,我们认为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存活理性”,这种理性思维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存活第一”,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存活而选择“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而非选择“并非最优的行为方式”,这才是传统农民更为真实的内驱力。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压力,但由于安土重迁的乡土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乡民一般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因此,只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就宁愿守着这收益明显降低、边际收益不断递减的土地,被迫忍受着一种过密化的农业经营”。[9]因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是无法完全用“理性经济人”解释的。也正如黄宗智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存活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酬劳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9] (四)乡土文化的 本位特征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上产生的,因此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依附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个人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而是“ 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各种关系,即是种种 。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间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随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 首重家庭。……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展开,而渐有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 3 4 5 6 探讨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 导读:的共同体和文化的‘原生’属性不得不大大削弱。”(90,92)也就是说,文化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表现,又是由社会转型所根本推动的。当前所谓的乡土文化转型即是指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其文化本质属性的“渐变”过程,笔者通过在S省荃镇政府的实证调研发现,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子并没 ; 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0]乡土文化将农民形塑成“ 本位”的个体,并且这种“ 本位”也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以达成社会在道德作用上的整合。“ 本位”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严格地限定着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 三、乡土文化转型及其表现 美国学者克拉克主张以一种更为世俗的眼光看待文化理由,他认为,“文化其实并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健康和幸福,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文化也不能确保所有社会都获得发展或存活,因为那些获得成功的社会都不是无限期地原封保存着它们的文化,而是必须使它们发生转变。”[11]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克拉克上述带有“经济发展目的论”色彩的观点,[12]但他却启发我们关注文化形态的动态性,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当前乡土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是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的。因此,要研究乡土文化变迁,就要将乡土文化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框架中去分析。 众所周知,自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便成为理论家们用来描述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用语。它最早出现在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转型”本来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被社会学家借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某些具有进化作用的转变。哈利生在论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时,就多次运用社会转型一词来予以说明。[13]蔡明哲则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成“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的过程。[14] 如今,“社会转型”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有人认为社会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15]这是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视角来解释的;有人则从社会类型的视角加以说明,认为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16]有人还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加以考虑,认为社会转型包括文明转型、形态转型、制度转型和体制转型四个方面。[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