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研究　对传统国家制度之中央集权体制的强调以及近半　个多世纪以来,　大陆学术界在教条主义“历史理　论”的影响下,重视“放之四海而皆准”　,强调研究　“规律”　,都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我们形成在对国家　制度认识中重全局而轻局部的倾向。　数年前,笔者曾就制度史研究的议题　,延集高　明,专题讨论。(　参见包伟民主编:　《宋代制度史研究百　年:　1900—2000》　,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当时也有不少　议论涉及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问题,　然未　能深入。现谨以宋代财政史的例证略陈余义。　所谓制度的“地方化”　,指的是国家制度在制　订与实施之中呈现地域性差异。产生这种差异　的原因是多层面的　,从制度制订者一方说　,有主　动与被动之别;　从差异性现象的性质而言　,则有　法内与法外之异。　中国帝制时期的国家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　君主专制政体,　立法的基本精神是天下一体　,海　内通行　,因此制度的制订不免常有因求一律　,忽　视地域差异,从而损害行政效果的现象　。典型事　例可举宋神宗新法时期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免役　法,但这一出钱代役的新法并不能全都适应全国　不同地区的客观情形,因而成为反变法派指责新　法的一个口实　。虽然国家行政有时不可能不考　虑到地域差异　,历代立制　,因地制宜　、　区别对待的　事例也不少,总体倾向不免是重全局、　轻局部　。　但立法者的愿望与法令的具体实施常有距　离。就宋代财政史的例证看,　影响国家制度呈现　地方性特色的主要原因,　还不在于立法者对地域　差异的认识,而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实际需要。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　,就其原则而　言,　中央政府所强调的无疑是天下一体　,各地财　赋通融均济。因此宋代各路负责财政事务的转　运司长官的基本职掌之一　,就是要足“郡县之费”　(　《宋史》　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　中华书局点校本)。实　际情形不免与此大相径庭。如果说北宋初期地　方财政相对宽裕,中央政府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　做到天下财赋通融均济,　然大致从北宋中期起,　赵宋政权对于地方财政的管理原则实际已发生　明显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