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家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他本人作为一名作家所采取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像他晚年常做的那样,在把自己与其伟大的竞争者托尔斯泰进行对比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后者所写的东西定义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描写的是“长期定居于莫斯科的那些平静、稳定的中上层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十九世纪,这种生活及其牢固不变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社会准则只适用于“少数”俄罗斯人;它是“生活当中的例外”。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过的则是一种混乱不堪的生活,道德紊乱,社会秩序持续动荡,过去的所有传统不断遭到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与混乱的现实进行搏斗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这是他明确想到的几本书)则是虔诚地试图把正在逐渐消失并且注定将会灭绝的美妙贵族生活放进神龛供后人膜拜。(即使是在描写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对贵族造成损害的某种道德动摇——这种动摇的后果可以在契诃夫的戏剧中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曾有过的同情笔调描绘了贵族的生活。)[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生涯后期所作的这种自我界定当然体现了他对自己的文学主张多年思考的精华。但是,它也将一道强光返射照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过去,从而帮助我们发现,早年的生活环境把他训练成一个记录者,记录动荡和变革的道德后果,记录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这并不意味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什么类似于我们在其小说中所看到的那种“道德紊乱”,尽管许许多多传记作家试图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他肯定亲身经受过他施加在其各种各样少年人物——尤其是《少年》的年轻主人公——身上的种种欺凌和侮辱的假设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早已被证伪的实证主义假说: 文学只可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文字部分。虽然以这种摄影式的逻辑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并不合理,但是,关于这一关系的一种不那么死板的观点却不应不被我们予以考虑;小时候,他在家里肯定能够感觉到的某种统一的社会传统的缺失造就了他丰富的想象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背景带有俄罗斯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的明显印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种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令人痛苦的不稳定状态,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