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开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皇帝是设立五经的决策者,是尊崇五经的倡导者,又是五经争议的裁决者,设立五经博士,传授五经,以经育士,以经取士,以经治国,使五经成为统治思想的载体,成为润饰(缘饰)吏治、教化臣民的工具,既具有知识的普遍性,又具有经典的权威性。士人攻读五经,以经入仕,据经立义,以经获禄利取富贵。五经、经术在两汉社会诸多领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尊崇经学,是两汉思想学术的主流,并非是所谓的“独尊儒术”。再则,汉人尊崇五经,博士、经师传授五经,士人学习五经,察举考试五经,大臣上书引证五经,并且五经多数在儒家诞生之前已经存在,怎么能说是“独尊儒术”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蔡元培面向现实、反思历史做出的概括,是易白沙等人为批判尊孔读经的逆流而运用的词语,并非十分准确,但逐渐为有些学人所接受,传播日广。有些学者习非为是,将望文生义之词,强加在汉武帝、董仲舒身上,然后功之、罪之,赞誉诋毁,实在是百余年来学术界的悲哀,是亟须拨乱反正的观念。
四、余论
笔者根据目前所看到的资料认为,1910年4月25日,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完稿之前,尚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词语。1916年9月1日,易白沙发表《孔子评议下篇》之前,没有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问题。是易白沙从针对尊孔读经的社会现实,从批判的角度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老问题,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仍然是一个未曾彻底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个与董仲舒评价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充分肯定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贡献,有些人则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有些人则批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谬误,有些人主张用“罢黜百家、首尊儒术”等来代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如此类的议论纷纭,连篇累牍。其实,董仲舒本人何曾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后人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的历史地位、贡献、影响等,并不因为肯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伟大,也不因为否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渺小。董仲舒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值得一代代的学人去攻读,去发掘,去提炼,去创造性转化,去创新性发展,以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以丰富中华文明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