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民的基本权利至上”,就谈不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民法典》作为私权总汇,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至上”的法律表达。[5]法律是最靠谱的承诺。相信,那些看似空泛的原则一旦转化为民法保障,通过发挥教化作用,必将推动国民法治观念的转变,帮助公众树立现代的国家观和国民观。《民法典》蕴藏着这样的观念:人是世间的最高价值存在,是一切的出发点。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任何团体或个人的“驯服工具”。因此,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非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和《民法典》的精神意义,远大于制度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启蒙仍然是长期的任务,普及科学、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常识仍任重道远。《宪法》和《民法典》说明:唯有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能追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目标。
根据《宪法》和《民法典》,著作权法修改须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第一,以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为中心。这是该法的灵魂与核心价值所在。尽管受到时代的诸多局限,但“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仍是当年著作权法一以贯之的立法宗旨。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甚至直接将该法名之曰“作者权法”。第二,私权主体的“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是私权的精髓,否则,私权就是空头支票。但是,在计划体制下,这个原则在制度设计中往往难以贯彻到底。这次国务院送交的修法审议稿仍反映了这种倾向,偏离了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为核心的原则。送审稿报告称,修改是为了“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保护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这样表达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