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认知度不高。一是传统生育观念依然盛行。多数农户有养儿防老和房头户族的观念,富生穷也生,有的不惜躲生、偷生、买生等,加之对违法生育要向国家缴纳社会抚养费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罚款,而不是一种社会补偿,极尽抗、拖、躲、跑之能事;二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一般来说,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其家庭承受力较强,且为行政执行提供了先决条件,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地方的超生户仍然缺乏承受力.并导致因生致贫:三是受工作局面的影响.有计划生育工作基础的村和社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的传承性.某种程度上能保持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良好态势.反之,则是年年拖后腿,次次得黄牌。
(二)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一是没有实现全面信息共享,跨省生育信息网络尚未并网运行,省内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公安户籍管理信息平台、民政婚姻登记信息平台、土地房产权属登记信息平台等与计生工作信息平台也未实现无缝对接,违法生育情况难以全面、真实、准确掌握:二是依法强制执行效果不明显.主管部门行政执行没有强制手段,行政诉讼程序繁杂,时效性差,且执行成本居高不下,往往是事倍功半;三是村组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受传统意识和选举情结的影响,多数人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新的征收标准带来压力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被严格的征收政策所杜绝的自主裁量权,由此,观望者、退缩者乃至消极应付者不乏其人。
(三)资金分配不科学。一是计生事业经费预算不够细化,计划生育政策导向支出和免费服务支出比例较低,财政预算管理职责在社会抚养费使用中没有得到切实履行:二是主管部门没有严格执行预算计划,非生产性开支较大,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持不足,社会抚养费在促进优生优育、落实惠民政策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三是乡镇政府在资金使用上没有向计生专干和村组干部等基层征管人员倾斜,尽管按征收任务明确了费用包干范围和支出比例.但基本上只与一般工资水平持平,难以建立健全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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