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就是根据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　但是为什么我又改“于”为“似”而后用作我的书名呢?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　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　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当然,这样地反用原诗的意义,截取一句作书名,不免有点牵强,但当时急切间想不出更好的书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紧,便姑且用了再说。　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有的一部分更加联系不上。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现在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特在此简要地说明其中的经过。倒也没有聊自解嘲的意图,不过回忆此书在“两部鼓吹”声中写作的情况,颇堪发笑,而当时的几位邻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来,正是“霜叶”,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似亦未尝不可。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茅盾　于北京,195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