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了彻底否定。
1975年11月,毛泽东曾提议让邓小平主持写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实际是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那么,小平的回答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深意?
尹广泰
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对于“文革”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已经看到了“文革”的某些错误和危害;另一方面,他十分担忧和看重党内否定“文革”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曾提议让邓小平主持写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可是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主持写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为何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5年初,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其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
应该说,邓小平对于“文革”错误的认识,是随着全面整顿的不断深入逐渐深化的。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都是与“文革”相悖的。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武器,从问题最为严重的铁路运输部门入手,开始发动大刀阔斧的整顿,然后层层深入,渐次扩展到钢铁工业、军队、科学技术、文艺、国防科技、农业、教育等许多领域,最后进入最核心的党的整顿。全面整顿中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逐渐看清了“文革”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整顿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看到了纠正错误、正确发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正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当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逐渐显现的时候,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这时,毛远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吹风:“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历史转折的前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他特别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同上,第564页)毛远新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颇具匠心: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和台阶,让他改变对“文革”的“错误认识”,思想上来个大转弯。毛泽东的本意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引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是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的;其真实含义则是他不认同毛泽东对“文革”的肯定。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
邓小平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政治上的坚定和远见。在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他逐渐看清了“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与日俱增,看到了拨乱反正产生的明显成效和广泛影响,找到了把中国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这个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了。邓小平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立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他曾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由于他深感“文革”是一个错误、一场灾难,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从眼前或个人利益的角度评判是非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才是他判断正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粉碎“四人帮”后,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领导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在同中央负责同志或历史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中明确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