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一:东南大学现在的校名是谁写的?
学校更名为东南大学,要确定校庆的日子。查询相关档案,原东南大学批准建校的日期是6月6日。于是就把校庆定在6月6日,1988年第一次更名的庆典也预定在6月6日召开。定下以后,马上有位老领导打电话来反对,因为他查到6月6日是狗的生日。我们研究后,认为6月6日是狗生日这件事,知者不多,向他解释一下,就不做改变了,定下了6月6日开庆典。
接下来,要决定东南大学四个字的字样。不仅大门口要用,信纸、信封和各项公文的标识要用,那时进校是要佩戴校徽的,校徽上也要有东南大学的字样。最初,请刘海粟先生题词。当时,刘海粟先生住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托人设法求刘老题词,刘老倒是支持,替我们写了“东南大学”四个字。到了快开庆典的前几天,接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省领导,也是南京工学院的老领导的电话,说XXX是否有XX问题。已经事到临头了,查也来不及,又不能置之不理。商议之下,决定找王羲之的字。于是现在东南大学四个字是从王羲之的字贴里,挑出来,拼成的。
在将东南大学四个字放到南大门的那天,有学生打来电话来,责问“校长怎么这么不自觉,把自己的字放到了大门上”。大家听了,当然哈哈一笑,岂不知校长的字与王羲之的相比,要差之千里。这点自觉性还是有的。
轶事二:一场虚拟的庆典
更名是大事,原定是要在大礼堂举办庆典的,一切也都准备就绪了。我们还请来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因为严济慈先生是东南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严老的夫人是东南大学第一位女学生。经过批准,严济慈副委员长已经在六月初就来到了学校,等候6月6日的庆典。严老来校以后,兴致很高,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夫人当时是在六朝松下的梅庵定情的,在夫子庙举行的婚礼。当时,严老的夫人已经过世了,由严老的儿子陪同他来校。严老找到了当年的教室楼,和陪同前来的儿子照相留念。
严济慈先生
到了6月6日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突然接到了教育部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取消庆典。因为南大的一些老教授对我们更名有意见,如果我们要开庆典,他们就准备上街抗议。这么紧急的情况,只能服从大局。我们决定取消庆典。紧急向教职员工与学生做工作,说明学校更名是大事,庆典不举行也没关系。这个时候大家要理解,要顾大局。真的很感谢当时东南大学的师生员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理解学校的决定,服从教育部的指示,停办当天庆祝学校更名的庆典。
可是,对年时已高的严副委员长,怎么交代?不忍心他满怀深情地专程从北京赶来,带着对学校生活和夫人的怀念而来,带着对更名后学校发展的期望而来,却不能举行庆典。广大师生员工也失去了聆听严老教导的机会。我们商议以后,决定在大礼堂二楼的会议室里,按上许多麦克风,布置了一个虚拟的转播会场。告诉严副委员长因为天热,大礼堂没有空调,庆典改为现场直播,学生在教室里收看视频。就这样,我们在大礼堂二楼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虚拟的电视直播庆典。在会上,按照原定的程序进行,严老也做了讲话。但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并没有直播,也没有组织学生收看,只是录了像留存。参加大礼堂二楼会议的人,包括严老的儿子都了解事情的原委,只是没有将真情告诉严老。因为严老年事已高,而且回到原校址,他已动情很深。至今想来,我心里还觉得十分内疚,还在想,严老在天之灵,知真情后,是否会责怪我。
事已逝去多年,回忆起来,终有遗憾。我当时说了一句“当了校长,品行也会入乡随俗,不那么真实和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