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所以,孔子竭力主张以礼治国,维持政治与文化秩序。他追问过: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难的呢?不能以礼让治国,那又何必需要礼呢?②弟子子路问他,如果让您来治理一个国家,您第一件事做什么?孔子说:“端正名分。”子路说:“夫子真是迂腐!名分有什么值得端正的呢?”孔子正色道:“你怎么如此粗野?君子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决不妄说。名分不端正,话就没法说得顺;话说不顺,事就办不好;事办不好,礼乐就不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③
孟子与孔子一样,也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身④。但是孟子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大不相同了,礼乐教化已经被摧毁殆尽,诸侯兼并剧烈,战乱不休,民众流离失所,政治失去了道德理想,完全成为实现私利和强权的工具。所以,孟子不再刻意地强调礼乐的外在秩序,而是强调礼乐的内涵,呼吁行仁政;主张道义,反对私利;主张保民,反对强权。他认为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天下是因为仁,失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兴废存亡都是因为仁与不仁。天子不仁,不能统治四海;诸侯不仁,不能统治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保有自家的宗庙;士与庶民不仁,不能保全性命。现在人的都怕死却乐于做不仁不义的事,这和怕醉酒又非要喝酒一样荒唐⑤。
对民众施行仁政的理想首先是由孔子提出的,他认为治理一个大国,要能敬慎守信,节省财用,爱护人民。动用民众做事,不能违反农时节令⑥。他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让仁道施行于天下⑦。如果让一位善人来治一个邦国,要经过一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和杀伐⑧。不过,“仁政”二字最早由孟子喊了出来,他阐发和丰富了仁政的内涵。
按照孟子对人性的判断,人生来就具备良知、良心、善性,所以他说:“人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心情。古代的圣王因为有这样的心,才推行怜悯人民的仁政。”⑨普遍的人性是人类政治的根据,这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出发点。仁政完全出于善性的发动,完全出于道德动机;仁是政治的目的,丝毫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孟子说“尧舜推行仁义,完全出于本性;商汤和周武王靠的是履践仁义;而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只是假借仁义来谋求私利。长期借着不还,都不知道这东西原来不是自己的了”⑩。不过按照孟子的逻辑,即便是残暴贪戾、厚颜无耻的君主,也具备推行仁政的天性,只是他们为贪欲和利益所蔽,丧失了天良。齐宣王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孟子曾经与他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
一次齐宣王请孟子给讲讲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如何称霸天下的事迹。孟子断然拒绝道:“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从没谈过这些事,作为后学者,我也不可能听过这些霸主们的霸道政治。大王如果要我谈论征服天下的事,那就与您谈谈以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政治吧!”
齐宣王渺茫地问道:“那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才能够以王道统一天下啊?”
孟子说:“安抚、保护人民就能统一天下,无敌于天下!”
齐宣王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回道:“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安抚人民吗?”
孟子说:“当然可以?”
“您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您的侍从胡�告诉我,有一天大王坐在朝堂上,见臣子牵牛从堂下经过,大王您问道:‘牵牛上哪儿去?’臣子回道:‘宰了祭钟。’您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无辜可怜的样子。’臣子说:‘那么就不祭钟了?’您说:‘怎么可以呢?换只羊吧!’确有此事吗?”
“确有此事。”
孟子说:“大王有这样的用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们都认为您用羊换牛是小气吝啬,我早就知道你是出于不忍。”
齐宣王说:“是啊!确实有人这样议论我。齐国虽然不大,但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吧?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颤抖无辜的样子,这才让人用羊代替。”
孟子说:“不过大王也要理解为什么百姓们这样说您。用小的羊来代替大的牛,老百姓哪能理解大王的深意。他们认为,如果大王是出于怜悯的话,那么杀羊与杀牛又有什么不同呢?”
齐宣王听了,无可奈何地笑道:“这下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我的确不是因为吝啬才用羊代替牛的。老百姓如此不理解,只得让他去说吧!”
孟子说:“百姓这样说您没有关系。大王您的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道啊!因为您见到了这头牛而没有见到那只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活着的样子,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听到它的哀叫,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屠宰场和厨房。”
齐宣王高兴了起来,说:“您真是像《诗经》里唱的那样:‘别人有心,我能揣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了,反躬自问,却不知道为何如此。夫子您这样一说,正说到我的心里去了。不过,您说我这种不忍之心合乎王道政治,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向您禀告,自称能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却拿不动一根羽毛;能辨察秋天鸟儿身上长出的细绒毛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木柴,您能相信他的话吗?”
“当然不信!”
孟子分析道:“如今大王的仁爱能够施及到禽兽,却不能推及到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拿不动一根羽毛,不是没力气,而是因为不肯用力气;看不见一车木柴,不是眼瞎了,而是不肯看一眼;老百姓得不到安抚,生活不能安定,不是大王不能保护,而是不愿意推恩施仁。所以,大王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是您不愿意去做,而不是您不能做!”
“不愿意做和不能做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挟持泰山超越北海,说:‘这可做不到。’这是真的不能做。给长者折个树枝,却说:‘这可做不到。’这就是不愿意做而不是不能做。所以大王您不推行王道,不属于挟持泰山超越北海之类的事情,而是属于给长者折个树枝之类的事情。”①
战国时代,由于各国的争霸战争规模扩大,纷纷奖励农耕,争夺民众。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的赋税与兵役的征用,富国强兵的主张只是将人民当作工具,不断地加重对他们的盘剥与压榨。孟子深感时代的变迁和百姓的生存危机,他警告这些国君:“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而那些珠宝美玉,都是危害性命的祸殃。”②三宝之中当然应该特别重视人民和民心。他说:“人民最为贵重,社稷神灵为次,而君主的地位最轻。所以能得到民众拥戴的人便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赏识的人便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赏识的人便可以做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撤换他。用肥美干净的祭品按时供奉神灵,可是这个神灵仍不能保佑人民免遭水旱灾害,那就改祭其他的神灵。”③
要拥有民心,只有施行仁政。他说:“夏桀和商纣王这两个暴君之所以丧失天下,是因为丧失了人民;之所以丧失了人民,是因为丧失了民心。获得天下有可行的方法,拥有人民就拥有了天下;拥有人民也有可行的方法,拥有民心就拥有了天下;拥有民心也有可行的方法,增加他所希望的东西,去除他们厌恶的东西。人民归附仁政,就像水流向低处,兽奔向旷野。所以,为深池驱赶来鱼群的是水獭,为森林驱赶来鸟群的是鹞鹰,为商汤和周武王驱赶来人民的是桀、纣。现在只要有一个诸侯施行仁政,天下的诸侯就都为他驱赶人民了。他就是不想统一天下,也做不到了。可现在这些想要统一天下的诸侯们,好像是那些害了七年病的人要用放了三年的陈旧艾草来医治一样,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平时不贮存艾草,终身都得不到。如果不想推行仁政,终身都伴随着忧患与耻辱,甚至死亡。”①
他深刻地看到了仁政和民心的伟大力量,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每边城墙只有三里长的小城池,它的外廓每边仅长七里,围着它攻打却不能取胜。试想能围着它攻打,一定得到了上天赐予的战机;可是却不能攻占,这说明上天的时机不如地理的便利。如果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盔甲不是不坚利,贮存的粮食不是不充足,但大敌当前便弃城而走,这说明地理的便利又不如人心的和合。所以我认为:制约人民并不依靠国家疆界,守卫国家并不依靠山川险阻,威服天下并不依靠兵器甲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说,施行仁政,根据道义,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丧失道义,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致,连亲戚都背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致,天下所有的人都顺从他。如果天下都顺从的人攻打亲戚都背叛的人,那么仁义之人本来是不用发动战争的,如果发动了战争,必胜无疑!”②
孟子还警告国君们:人民的生存固然要靠你们的仁心与仁政,可是,国君和社稷的安危更要依靠臣民们的仁义之心。孟子见到梁惠王时,梁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魏国,一定有给我带来利益的教诲吧?”孟子同样断然拒绝道:“大王!你何必开口就谈利益?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做国君的人成天问如何对我的国家有利;做大夫的成天问如何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与百姓也会成天问如何对我个人有利。上上下下都在相互追逐利益,这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装备了一万辆战车的大国,谋杀国君的一定是装备了一千辆战车的大夫。装备了一千辆战车的小国,谋杀国君的一定是装备了一百辆战车的大夫。在这些万辆、千辆战车和国家里,大夫们拥有千辆、百辆战车,这不能不说是家大业大了。可是如果他们只知道谋求私利而不知仁义,那么这些人不将国君的产业侵夺占有了就不肯罢休。然而,从来没有仁爱的人会抛弃自己的父母,也从来没有道义的人会轻慢自己的君主。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要讲什么利益呢?”③
不过孟子并不天真,他深知这些统治者集团中的君臣们迷恋于称霸天下,驱使民众,无休无止地征战,他们的良心已经丧失殆尽,人民因此饱受残暴和虐待。所以,他除了无可奈何地劝说,就是严厉无情地批判与抨击。他指责梁惠王:“您的猪狗吃着人吃的食物,却不知道检点制约;路上有人饿死却不知道开仓放粮,赈灾济民。老百姓饿死了,您却说:‘不是我的罪过,是今年的收成不好。’这与拿刀杀了人,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有什么不同?您只要不委过归罪于年景和收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来投奔您了!”④孟子的话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抨击残暴的城邦僭主克里提阿斯的话:“我感到惊异的是,一个牧人,当他牧养的牲畜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却毫不承认自己是个坏的牧人;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一个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情况越来越坏,这个人却毫不自惭形秽。”⑤
最违背仁政的事莫过于横征暴敛和发动战争。孟子说:“对百姓征收的东西有三种:布帛、粮食和劳役。君子征收其中的一种,就不应该征收另外两种。如果同时征收两种,老百姓就会有人饿死。如果同时征收三种,那么父亲便照顾不了儿子,儿子也不能孝养父亲了。”⑥他对学生说:“像冉求那样为不施仁政的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臣子,都遭到孔子的唾弃,更何况那些为君主发动战争的人?为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这就是用土地来吃人,其罪恶之大,死有余辜。所以善于征战的人应该处以极刑;善于操纵外交的人应该处以重刑;督促百姓开垦荒芜、拓耕田地的人也该处以刑罚。”⑦与臣子相比,暴君的罪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