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得闲泛览杂书,得遇三则与蔡元培校长有关的文字,感慨良多,抄来与读者分享。
一则见于《晚近中国名人逸闻录》。“清末怪杰”辜鸿铭先生对学生说: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但凡读点课外文史者,大都略知辜氏的自负、狂傲。这位能操希腊、拉丁、英、法、德等九种语言,早年即获文学、哲学、神学等十三个博士学位的文坛牛人,可谓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确有自负、狂傲的资本。辜氏一生,批驳、嘲讽过的中外达官显赫、学界名流,难以数计,佩服的人却寥若晨星。他当年执教(1917—1924)的北大,名家荟萃、良师云集,道德学问集于一身的“好人”,断不止两个。蔡校长小辜十一岁,有幸成为他认定的“两个好人”之一,且甘愿名列蔡后,难得至极。要知道,在自视甚高的辜氏心目中,“中国人”的标准极高——深沉、博大、淳朴、灵敏。蔡校长显具这样的品质。令人慨叹的是,蔡先生故去(1940.3)后的七十馀年里,诺大的中国,罕见如此校长。
二则见于梁漱溟先生的《纪念蔡元培先生》。梁先生分析: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是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及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的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梁先生的话,确是知人之论,深刻、精当。蔡先生终生嗜学,国学修养土厚水深,学贯古今,淹通中西。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二十八岁,升补翰林院编修;四十二岁入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哲学、文学、史学诸科,历时四载;四十六岁再入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历时半年馀;四十七岁赴巴黎修习法语,从事翻译、著述等,历时近四个春秋;之后,出任北大校长。纵观蔡先生的求学途程,盘点蔡先生的治学门类,自会心悦诚服地赞同梁先生的高论。的确,“有意的兼容并包”和“出于性情之自然”的兼容并包,效果迥异。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及广博的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成就了富有“真器局、真度量”的一代通儒校长。恰因通儒校长统领北大,方能奠定北大的基本品格;方能凭一校之力,“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杜威语)。其实,古今中外办学史早已证明:通儒长校,多优于专家治校。令人哀叹的是,如今的应试教育模式——从高中的文理分科,到“高等学府”的过窄专业划分,培养专家早已力有不逮,哪得通儒。
三则见于《宗璞自述》。她言:
曾有人问冯(友兰)先生,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并分别出任清华、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教授一生阅校长不下数十人,但他最敬仰的校长,他认定的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却唯有蔡先生一人。可见,蔡校长在一位哲学家心中的分量之重、地位之高。
自一九四O年三月蔡先生归天,至一九九O年十一月冯先生辞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令人遗憾的是,冯先生依旧认定“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试问,原因何在?时至国力(物质的)空前强盛的今天,有谁见到“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找到原因,便找到办好中国高等教育的关键,也便部分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2016.2.14思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