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资料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可以先确定讨论的基础,再来讨论作品的成书时间。这一基础应该既是文献学的,也是传播学的。即先要用事实来回答:《三国志演义》何时有版本流传?谁最先抄录、收藏、刊刻、著录或评论了这部作品?这一切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和传播?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基本落实了小说成书的大致时间。
或许有人会问: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虽然现在未见《三国志演义》的抄本,但嘉靖刊本之前应该有一个抄本流传阶段,如果以现有文献为基础,不就忽视了这一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只有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如果小说真有抄本流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原抄本已经散佚,也该有人记录或评论,如果一切都没有,凭什么说有抄本在流传呢?如果想象它在流传,那么这一流传时间该是多久呢?说从元末明初的抄本流传至嘉靖一个半世纪后才被刊刻,而其间没有任何记载,能令人信服吗?也许有人会说:其间应该有记载,只是这些记载我们暂未看到,或者已经散佚。这其实是一种假设,假设需要事实来论证,科学研究就是求证。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但必须“小心地求证”,如果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假设,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把未经论证的假设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这样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假设本身就有两种可能,假设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没有这种记载的可能。而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即使错误也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被证实的,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谁发现了新的事实,谁就可以用此事实来推翻原有的结论,从而推动这一认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