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文件及细则度 (农健/图)

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农健/图)

市级文件划分原则具体度。 (农健/图)

查询划片程序便利度。 (农健/图)
权力潜行
以就近入学为原则的学区划分,往往也面临着特殊群体抑或说权力的影响。在24个重点城市中,因为历史原因,往往存在着一些大型企业、省属或部属机构或高校,这些机构的附属子弟学校,仍以照顾单位子弟为主。譬如长沙市2015年公布的学区划分显示,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附属小学,其服务范围仍简略地描述成,主要招收教职工子弟等。 再比如,武汉市的同济附小、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华师附小的招生范围主要是医院正式在编职工、教职工的子女及第三代。
在这类学校里,往往剩余的名额,才参与到学区划分中来。
在安徽某地,多年前,就曾发生地方政府强行将省属高校子弟小学纳入教育均等化资源分配,结果引发高校与地方政府的激烈矛盾。
权力或利益体的影响,在如今教育公平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地则采取个案突破的途径,譬如熟知的“条子生”。
北京一位孙姓家长曾创建一个QQ群,取名“无权不牛小升初”。在群简介中,他讲述了自家孩子“奥数与音乐齐修,苦茶与咖啡作陪”的日常生活。“有权的用条子,有钱的用票子,像我们这样的小市民,只能是拼孩子了。”
而现在,“拼孩子”的路断了。所有与就近入学政策相悖的做法,都在取缔之列,比如,“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
为了争抢名校资源,除了公开的电脑派位,推优、共建、特长、点招、占坑、双拥、定向、条子和私立等十多种招生方式或明或暗地共生共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11年,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只有48%的人进行电脑派位。这意味着当时半数以上的家庭在通过“拼爹”“拼权”或“拼孩子”等方式进行择校。
票子和条子是否依然有用?某区级教育局官员李文反问南方周末记者,“你相信领导的孩子会甘心被摇号,然后派到普通学校吗?”
李文所在的城市,正处于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首批19个重点城市之列。在“条子生”理应绝迹的2015年,他仍看到局领导桌上放着一大堆条子。
“局长说他也很头疼,这么多条子,不可能都满足。在优质学位有限的情况下,排谁不排谁,最终还得综合来定。在严格的政策面前,如果领导层不站出来做表率,都会失效。市一级的还不行,必须是省一级的。除非哪天省领导说,"从我做起,不再写条子生",这种现象才会缓解。”
有的人还想出了办法—换户籍。对普通人来说,户籍调动是件难事;但对北京某部门的王力来讲,从丰台到海淀的距离,只要1000元。他通过单位的关系,去了所属街道办,就顺利把孩子的户籍顺利调到了名校云集的海淀区。“找了片警,他要八百块,我直接给了一千,然后就办好了。”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仍然存在学校为职工提供入学名额的现象。
在禁止择校的同时,存在多年的“共建”制度也被取消。在北京,共建单位最早存在于军队和外交等部门,后来扩展到各大中央部委,北京市级机关、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甚至实力雄厚的民企。
一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近入学的政策对于“权力中心”的影响并不大。多数部委或部委高级别官员住所附近均有优质中小学,仍可就近升入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