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家中已近十日,虽每日欲自寻清静,然不可得。来往人等杂且多,又以幼童为甚,童稚未脱,顽性犹在,每当捧书欲读之,则嬉笑不止,难以全神关注,知晓大意,每弃书与其嬉戏,又觉无聊空虚,大违我意。此等情景,真是意料之外,自以为故乡偏僻,可得安宁,却不料为一帮痴童挟持,整日不得这安宁。已近凌晨,应需早睡,明日可观所谓百年一遇长江大日食,是为所幸,叙事不多,且待明日。”
2009年7月21日,大二暑假,深夜敲出的不知所云的私密日志,其实并没有多少私密之心情可以表达,其时还有些玩弄文学的雅趣,凑出这一段文字,也许可以作为入睡前可以赏玩的某些安慰,平淡的日子中调解出的些许诗意。记得当时正在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常常看到会心之处,放下书,敲些诗意或失意的文字,便也自觉自己和这千年前的古人有了思想连接,在一段并不如意的人生段落中,总可以自娱自乐,自已把自己弄得感动不已。“敲门都不应,依仗听江声”“小舟从结逝,沧海寄余生”。多么彻底的洒脱,抽逃出去,走到自己并不清楚的荒野中去,生命也许就不会再那么沉重了。
传说苏氏的词传到州官的耳中,州官大惊,以为“州失罪人”,遂急忙赶到苏东坡家中,只见苏氏正蒙头大睡,并未驾小舟寄于沧海,遂放下心来。想来州官不是文人,也没有多少娱乐的心态,他自然不太明白苏氏的感慨在历史长河中又何曾新鲜了?逃离人生,离群索居,遁世离群,虽说不是中国文人皆有的心态,也常常在不尽意间能够让他们极为神往。苏氏之感慨,只是应承了千百年来中国的那些失意文人的共同情愫而已。而他蒙头大睡,并不逃离的窘境也确实是大家的共同结局,逃?逃到哪儿去了?寄于沧海,你就可以不牵绊于世事,不执着于人情了吗?寄于沧海,你就可以真心洒脱,而决绝的可以让自已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了吗?大家都在感慨,都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想着离开的路径,然而,似乎无路可走。
两年多前的心境,叫我现在去体会,我也常常不能说得真切。说一句世事无常,叹一些人情变幻,自然会让人觉得这是为赋新词的文人的无病呻吟,听上去不会多有营养,不听反而能少些纠结。文人之存在,以进化论的观点看来,常常觉得荒谬,想来这些弱不禁风的人,自然在历史长河中应被淘汰,然而现在的我们又能常在身边能发现几个,他们带着些许诗情,无法享受肤浅的乐观,总想在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以外有些其它更可追求的目标,他们总是耽于幻想,不可救药,一个幻想后破灭后总是又要生造一个,他们显得孤独,显得难以让人理解,有时让人厌烦,因为他们总是缺乏必要的娱乐精神。这个时代,是一个解构盛行的时代,一个每个试图去解构别人的人都要先解构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再也容不下任何崇高,任何伟大,任何意义,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为了吃饭而生存,所有那些叫嚣意义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嘘下台去,我们会大声喊道“虚伪”,我们不能容忍有人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俯视我们,我们再也不相信有这种地位存在。我们需要的只是揭露,批判,不信任,庸众的平等,无厘头的搞笑,黑色幽默,享乐主义。那些想说些什么的人见此情境,只能退后,默默的去耕耘自己的私田,出家也成为条很好的退路。还有一些人没有所有这些担心,他们勇敢的站上台去,勇敢的解构自己,承认自己不高尚,没品味,和下面的观众没什么两样,于是一场狂欢开始了,他们庆祝崇高,伟大,或一切意义的丧失,庆祝我们不用再束缚于任何奴隶道德之内,我们只需要宣泄,嘲笑别人并嘲笑自己。在这种狂欢之下,有几人可以冷静,有几人敢于清者自清了?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序言中呼喊道“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今天的中国也多么需要这样一场呼喊,希望我们停止那场自绝于崇高与伟大的狂欢,希望被物质主义压迫的思想能够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希望我们不要总是那么现实,精于算计与规划,希望我们可以更加随兴,诗意的生活,希望可以不用总是为了生存而学习,希望我们可以感受纯真与人性的美丽。今天的中国也多么需要那样一些名人,他们桀骜不训,不畏强权,勇于抗争,追求自由,他们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让我们可以更像一个人而不是像一台机器一样生存。
也许,诗意的时代早已经过去,我们这一代甚至连那个时代的尾巴也未碰到。想来上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中国,也曾经有过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那里的文化空气清新,人们自由思想却并未被物质所绑架,那个时代容忍多种多样而没有在消费主义的狂潮下努力的让所有人变成一样。那个时代,是产生《在路上》这部作品及其所代表的精神的时代,是人们毫无准备的相聚于伍德斯托克,彻夜狂欢,几周之后又毫无准备的散去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乔布斯在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可以能够慢慢的寻找,吸食大麻,去印度游历,学习禅宗,最终可以找到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人们为了听李泽厚的美学演讲,而万人空巷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人们可以醉心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从不考虑能不能带来实际好处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大学校长可以喊出“民主是自下而上争取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时代。那个时代,从未在历史书本得到正确的描述,历史书本会对这些嬉皮士嗤之一鼻,觉得他们寻找属于自己人生的努力完全是空谈,而行为又是那么离奇,只能带坏青年。历史书本充其量会提到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结束,提到那个夏天的动荡不安,把学生的热情当幼稚,当作难以控制的蛊惑人心的躁动。
也许,有人预料到了,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满诗意的时代,终究会结束,人毕竟不能总寄居于空中而不接触现实,人类终究不能都成为诗人。然而,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紧接着这个诗情画意的时代的却是一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时代精神的切换如此之快,以至于生于60,70年代,长于80年代的人感觉恍如隔世;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国人竟然完全没有从80年代学到什么东西,美与纯真,自由与热情,崇高的精神完全被抛弃,90年代至今,我们在消费主义的带领下日渐富裕,社会也原比那个时代稳定,有些人该知足了,觉得还是耽迷于物质的人易于控制,远比那些只谈各种主义,永远不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的知识分子可爱多了。
时代精神切换过去了,看不到多少人为之伤感,也许国人本来就是务实的吧,那些居于高位的人更是如此。空谈什么大道理,远不如大鱼大肉来得实在。这样的国人实在不可爱,他们庸俗的人让人窒息,短见的使人顿足,猥琐的使人恶心。中国自宋以降,似乎整个文化愈来愈缺朝气,愈来愈保守内向(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拿肉麻当有趣,虚伪当高尚的官场习气深入到士大夫阶层,进而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中国之先有“老人政治”,再有“老人文化”,再有“老人教育”,一国民众被教育得少年老成,圆滑世故,无激情有算计,没理想只现实,教育把个体的差异全然打磨,对于“老人”来说听话最重要,有没有想法到是其次。中国及至明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相比于汉唐,在王朝气魄层面,实在相差甚远。及至新文化运动,终于有人觉得国民之劣根性非得摒弃不可,然而空喊一句与传统隔绝,并不就让你自绝于传统,国民性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每个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等等,远不是说摒弃就可摒弃的。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存实亡,救亡压倒启蒙,成为时代强音。再到文革,又是一次国民劣根性的集中爆发,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成果实在让人觉得可悲与可笑。文革结束,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若能持续进行下去,也许能将国民之劣根性去除一些,然则终究是保守的老人们占了上风,实际上中国传统之保守内向一面占了上风,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早年夭折,民众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做惯了奴隶的时代。只是新时代有了新的诱饵,消费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欲望难以满足,机器开动,市场运转,中国看起来太平了,稳定了,然而也麻木了,无趣了。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这有什么问题;也许,它就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以上所谈只是一个快被生存进化淘汰了物种为了拖住伟大的“超人”们而发明出的奴隶道德。超人们自可以对其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一帮无可救药的文人真应该被逐出雅典,找个地方给坑了。
文人们要自救,除了适应这种弱内强食的秩序别无他法,于是乎,他们也会变得现实,精于算计,粉饰太平,实在无法欺骗自己的人,只能沉默或逃离。 逃离?就像苏氏的无奈一样,我们又往哪儿逃了?梭罗,卢梭,陶渊明,顾城,还有历史上数不清的隐士们,他们真得逃出去了吗?
没有答案,苏诗有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抓,鸿飞那复计东西”,到头来,只能感叹一句人生偶然若寄,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意义,自己并不能全然把握,不如随波逐流,不再思虑,无所谓飞向东还是飞向西。这种洒脱,是今日之我还体会不到的,我也难以想像,当我真得去实践这种人生,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无可救药的执着吧,宿命注定你要为此受苦,那么好吧,把刑具加上来,我将背负着它们继续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