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鹿原”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危机 文 | 申霞艳 内容提要 家族小说《白鹿原》是“乡土中国”从“传统导向”性格向“自我导向”性格转型的隐喻。叙事横轴围绕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展开,纵轴是父、子代际间的激烈冲突。身份是每个人的具体的政治,也是塑造人物的重要依据。以个人对传统的顺承和身份认同的程度能够比较清晰地把握《白鹿原》的人物谱系: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等“顺承者”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和既定身份;鹿子霖、田小娥、黑娃等属于;鹿兆鹏、白灵激烈反叛传统,将他们的生活故事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连接起来建构新的身份认同,终成“自主者”。自我与他者间的对话、分裂与争夺形成新的社会格局。身份的僭越与重构促成社会性格的现代裂变,成为民族国家叙事的核心动员力量。 上世纪80年代,路遥(中排左一着浅色衣服者)、陈忠实(后排左三)、贾平凹(前排右四)、京夫(后排右三)等参加省作协的一次研讨会并于会后合影。 关键词 :白鹿原 家族小说 自我意识 认同危机 自柳青至路遥、陈忠实已形成当代长篇叙事强大的地方传统——本色写作——既指作家情感高度认可主人公;也指扎根泥土、“出大力气”、“流大汗水”的黄土精神,这形成了本色派与技巧派的深刻差别。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以汗水养育种子,安静而忍耐地等它绽放生命的神奇。《白鹿原》就是深耕细作之著,作家试图以家族的聚合离散来回答“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①]小说以一个村庄的历史经验回应“乡土中国”如何“从‘天下’向‘国家’”[②]转型的历史重大问题。“古今之变”也是二十世纪轴心时代古典文明共同遭遇的世界性命题。《白鹿原》展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通往现代的途中如何被解构与重构。 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重现了这位素朴作家宏大的精神抱负、漫长的资料准备和苦修般的写作态度,尤其是主要人物的酝酿和艺术难题的解决过程。陈忠实坦言“人物文化心理结构”[③]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写作“就是探索和揭示我们的民族心理意识和心理结构。”这使作家对社会结构和人物心理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的阶级论,努力以错综纷繁的文化身份来把握人物的精神面相,这是《白鹿原》能塑造一批具有异质性的人物形象的关键。传统中国文化是由“小我”到“大我”,由修身及天下,由父子及君臣,由家及国同构出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 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根据人口高增长潜力期、过渡增长期和初期人口减少期三个不同阶段将社会分为传统导向、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性格,他认为中国划属传统导向性格;他还按自我意识程度由低至高将社会成员分为顺承者、不良顺承者(离异者)和自主者[④]。论文将以顺承程度的高低进入《白鹿原》的人物世界:主要人物白嘉轩与白孝文(白灵)、鹿三与黑娃、鹿子霖与鹿兆鹏的父子(女)关系均呈激烈的对抗关系;而另一个儿子(次要角色)孝武、兔娃、兆海则显示对传统的归顺。家族内部不同顺承度的成员被不同的力量争夺主体性,并竭力捍卫自我。子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是社会认同危机的导火线,成为民族国家叙事最重要的动员方式。 一、白鹿吉兆与传统的重新发现 白鹿乃《白鹿原》的点睛意象,也使小说意蕴幽深。“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⑤]。土地是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因此我们通过传说建立对脚下土地的认同。“传统导向的社会利用口述家史、神话传说与歌谣等形式来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⑥]口述史、传说、民谣等以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事实乃是感化人的有效方式。《白鹿原》转述了宋代小吏移居关中四个孙子齐齐中了进士的故事,“这个带着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千百年来被白鹿原上一代一代人津津有味地传诵着咀嚼着。”[⑦]在“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为正统思想的社会,白鹿精灵演绎为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乡愿,其核心乃科举功名,与逐鹿中原的鹿为权力的引申异曲同工。白鹿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标志符号。 白鹿意象在白嘉轩这里与他的人生起伏直接相系。掉进命运谷底的族长在鹿家的坡地见到白鹿显形,文末首尾呼应,白族长“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坐的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⑧]尽管得了气血蒙心病瞎了一只眼,此刻,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在老族长血管里翻腾。白鹿的权力意象落到实处,老族长意外地获得了新的身份——新县长的父亲。 白鹿显形给白家、与鹿家失之交臂以及白、鹿两家截然不同的发家史隐含着善、恶价值的分野。白家的祖上靠勤劳累积家产,符合农业文明时代的集体想象。鹿家靠“勺勺客”暴富,被认为祖德浅薄。白家的口述家史在代代相传中建构起祖德流芳的“事实”,“龙生龙、凤生凤”的身份迷信让大家对族长家族产生信心,增添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朱先生则干脆被当成白鹿的化身。他把书院从四吕庵易名为白鹿书院,白鹿让大家对故乡的情感有所归附,藉此形成以家族为圆心扩展到社区的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和地方文化。朱先生之德彪炳千古,被族长推崇为圣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过世后则被白嘉轩追认为是“最好的先生”。朱先生慎言谨行,以身垂范,“一身布衣,青衫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的双手,棉花自种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⑨]与朱先生夫妻形成表层对比的是白嘉轩的二姐夫妇,皮革的铜臭气息隐射商业文明的追名逐利。尚古斥“洋”、重农抑商甚至贯穿至朱先生亡故后穿错袜子的细节。他拒斥金钱,奉劝世人“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朱先生与白鹿原及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融洽的,他恪守传统、身体力行,于乱世独善其身,避隐书院传道、授业、修史,直至终老。在朱先生即将辞世时朱白氏为他剃头,说他成了“一只白毛鹿”,接着她又看到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⑩]可见,在朱白氏眼里朱先生就是白鹿精灵的化身。 朱先生被“白鹿”化和圣化也增强了传统的精神魅力,间接巩固了族长白嘉轩的权威。理斯曼认为在传统导向型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受到周密而严格的礼仪的控制,年轻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即成为成年人的过程中学习到这一点……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的统治和支配提供了礼仪、惯例和宗教”[11]。《白鹿原》的祠堂(兼学堂)承担了继承传统的功能。祠堂出现高达175次,其教化驯服意义尤为明显:一方面,幼儿在这里接受《三字经》等传统“经典”的启蒙教育,培育社会主导性格,另一方面,孩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见识到族规乡约恩威并施的伦理威力,形成羞愧机制,让外在的道德戒律逐渐内化为自我反思的内容。 祠堂是传统对家族成员进行规训的精神空间,《乡约》是祠堂的灵魂。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饮水思源,祭人如人在,祭祀将此时此刻的我们与过去的传统深深地连接起来。祠堂的功能类似于西方的教堂,让有限融进无限中去,让传统世代传递并使社会正常运转。秦晖考察传统时谈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