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医疗和芬兰教育证明,社会化组织在提供经济学中定义为“信息不对称”的服务时具有巨大优势[6]。这类服务并不仅限于教育和医疗,幼托与老人照护也具有部分不透明的特征,而基础科学研究更是一种绝对“信息不透明”的特殊社会服务,因此,这两类技能水平差别巨大的行业都可以尝试按照社会契约而非商品买卖的原则组织起来。
幼托与老人照看的组织原则与医生和教师类似,但监督服务结果更为容易。在居民大会顺畅运行之后,监督社区内的幼托与养老服务将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简单来说,这两项基本服务可以由高一级政府按照人口调查数据雇佣对应人数的幼托老师与社工人员并分派到对应社区,而对这些人员工作的评估则主要留给已经组织起来的社区居民。人们对这些每天就在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做出客观与及时的评价,因此这个机制下长期选拔出来的都是能得到社区成员信任的服务者,有点象现在单户人家选择靠谱小时工经历的过程,只是会更快与更程序化。
相比之下,基础科学研究是一个更特殊的工作,需要专门讨论。
与旧时“绅士科学家”们自娱自乐的象牙塔相反,今天的基础科学研究在全世界都已经变得非常商品化。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行业几乎快要变成了一门用论文换经费的生意。科学家,尤其是立足未稳的年轻科学家,考虑的经常不是怎样去探索自然的规律,而是怎样凑出更多影响因子更高的论文。“Publish or Perish”已经成了基础科研的入行需知。这种风气显然是受技术发明与应用研究的直接影响。在后两个领域,技术人员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应用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并通过产品的商业表现来评价结果。不幸的是,把这套东西用来管理基础科研是完全搞错了对象。
基础科研的本质既不服从商品交换原则,也不遵守任何看得见的KPI考核。这是由于它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是对自然规律的最新认识。既然这种认识是最新的,因此一开始能够理解的人必然很少,并且认识越新、突破越大就与人们习惯的理解差异越大,从而能够了解和欣赏的人就越少。如果要用商品交换做类比,就是说内在价值越高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市场“上必然估价越低(甚至让人讨厌)。在科学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哥白尼根本不敢发表他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发现得到的是迫害而非奖励,指出无限宇宙的布鲁诺干脆上了火刑架......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愚昧宗教带来的祸害,那是因为他不知道,科学知识一旦变成书上的教条,其阻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