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芮小丹是个几近完美的女性。
丁元英,一个股市中的投机者,一个商战中的鬼才,一个得天道的极品混混。用其好友韩楚风的话来说“他是个明白人”。的确,他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义、传统等等都看得明明白白。他在股市中得心应手,似乎是完全破解了股市的密码。在设计“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和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这两个实体时则表现出极高的智慧,说他运筹帷幄一点儿也不过分。甚至他的对手林雨峰也不得不叹服他有着“严谨的思维和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难怪他的助理肖亚文这样评价他:“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上不拘小节,交往上不善应酬,性格上比较孤僻,言语上奇谈怪论,他的德国同学詹妮说他“更像个魔鬼,是那种永远不会活给别人看的人,很难说他比教徒更好还是比强盗更坏”。五台山智玄大师则评价他的真实品性是“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这就是丁元英!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欣赏丁元英悠闲避世的生活方式,也不羡慕他偶遇红颜知己,更不羡慕他的腰缠万贯,我赞叹的是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属性入木三分的独特见解,是“他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对世俗文化的居高临下的包容”,是他对事物发展的严谨思维和准确判断!
在现实中,完美的芮小丹可遇不可求,也超凡脱俗的丁元英也少之又少。即使是两人“没招没术的感情”,也是绝伦之合。也许这正是作者给读者的一种理想的期盼。有人说,这是一个警花和一个投机者的绝命之恋,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这是千里寻觅的情缘,这是知音之间的默契,这是灵魂与肉体真正完美的结合。他们并不相互依附,不求白头到老,而是珍惜相识的缘分,珍惜眼前的拥有。芮小丹爱的真诚,爱的轰烈。丁元英爱得深沉,爱的自然。芮小丹送给丁元英刻着法字的玉坠,对丁元英起居饮食的关照,无不表现出女性细腻的挚爱。丁元英为了红颜知己的冒雨等候,为了芮小丹能到耶路撒冷而亲往特拉维夫,又都体现了男性刚强的感动。芮小丹临死前心里黯然自语“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自己去找吃的吧”催人泪下,丁元英拿着芮小丹牵狼狗的照片播放《天国的女儿》曲子更是撕心裂肺……爱情的悲剧突然来临,作者正是用这样一种凄美的方式诠释了《天国的女儿》……
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丁元英的同学好友韩楚风表现出正统和大气,掌管正大集团游刃有余。芮小丹的邻居好友欧阳雪则是善良与精明,经营饭店也是脚踏实地。在遭遇官司几个发烧友股东退股时,欧阳雪果断接受,宁可哭在人后也决不弱在人前。作为女人,这一点实在令人欣赏。还有丁元英的助理、芮小丹的同学肖亚文,也显示了超出一般女人的聪明与果断,虽然功利但凡事也看得清楚,她深知和丁元英保持关系的价值,巧妙地将丁元英安排在古城,能够“随缘惜缘不攀缘”。在格律诗公司遭遇官司的危难之时,她站出来接受挑战,理所当然地成了格律诗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应该说,这几个也都是些明白人。
最值得品味的还是音响发烧友冯世杰、叶晓明、刘冰三个人,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虽然都希望借助丁元英这个高人脱贫致富却又都充满着小农意识,大概是世俗中最不明白的几个人,其代表意义显而易见。在丁元英的设计下,他们都成了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的股东,也都“扒着井沿看了一回天”。可惜的是,由于他们特有的文化属性,由于他们井底之蛙的视野,如冯世杰自己所说,他们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货”,扒着井沿看了回外面的天,又都掉了下去。冯世杰总之还有份想改变家乡贫困的念头,还有份与王庙村的关系,所以最终他还能够进入格律诗公司成为股东。而原格律诗公司总经理叶晓明的小农意识则注定他只能在小本生意里打转转,终难成大器。最可怜的是刘冰,小农意识再加上极端自私的元素最终导致他的自杀。这三种人似乎昭示着三种不同的道路:本质善良还将有个出路,目光短浅只能在小河里游游泳,而心术不正则必将走向灭亡。
其他人物形象如乐圣音响公司董事长林雨峰的刚愎自用,芮小丹父亲的传统固执,其母亲的慈爱善良,丁元英德国同学詹妮的精明强干等等,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作者驾驭人物形象的厚实功力。小说中除去描写了芮小丹的壮烈之死外,还有乐圣音响公司董事长林雨峰驾车坠崖和发烧友刘冰的跳楼自杀。也许有人认为林雨峰和刘冰之死是丁元英所为,或是在丁元英设计之中。我不这样看,事实上丁元英并没有任何置他们于死地的想法,反而是尽量去帮助他们。只是他们虚荣的文化属性和自私的性格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结局。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天国礼物的浪漫爱情小说,但实质上却是深层次地论述了人的文化属性,提出了救世主究竟在哪里的现实追问,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超越因果关系的只能靠“觉到悟到”的天道。整部小说以经济改革中传统观念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冲突作为时代背景进行铺垫,以丁元英和芮小丹的凄美爱情为主线,以几个音乐发烧友创办格律诗音像有限公司和帮扶贫困的王庙村为载体,贯穿以音乐艺术的理想追求,深入探讨了文化属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终揭示了“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个深刻的哲学理念。
文化属性是小说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我想“文化属性”这个概念也许可以理解为“属于某种文化的特性表现”。丁元英在和芮小丹对话时讲到:“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次,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丁元英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进行了解释,“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在丁元英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他说到:“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中国为什么落后?这就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我们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他由此分析到:“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好一个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可以这样说,丁元英把传统世俗文化看到骨髓里去了,他对人的社会文化属性问题的见解是如此地独到而精辟!
正因为如此,面对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面对喧闹拥挤的大都市,丁元英才“从欲望沉浮的名利场来到古城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到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由于看得太明白,他甚至因此常常很是孤独。正如韩楚风和丁元英谈论传统文化时眼望着他而想起一位哲人的话:更高级的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如果丁元英就这样“孤独”下去,小说的主题必然苍白,有关文化属性的论点就会故弄玄虚。所以作者在小说中进行了巧妙的构思:王庙村——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它的贫穷应该是文化属性的必然产物。于是小说就借着芮小丹向丁元英要个礼物这一浪漫情节,描述了丁元英在王庙村创造的一个令人折服的“神话”。
基于对文化属性的深刻认识,丁元英在设计格律诗音响公司和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的相互关系时将两部分各自独立,对发烧友组成的音响公司采取股份方式进行制约,通过“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使得格律诗公司强行进入市场。对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则采取“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的方式,“在产品生产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承担损失,不影响别人的利润。允许弱势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让市场去纠正他们,最终用经济杠杆来解决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问题。”就这样,丁元英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在王庙村完成了这个神话,送给了芮小丹一份超越古人千金一笑的浪漫礼物。
小说在爱的礼物逐渐浮出的同时,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显然,作者用意并不在叙述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作者重墨渲染丁元英的这个“送给女人的礼物”,绝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个“礼物”,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社会文化属性进行的深刻揭示。在这个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客观存在,丁元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评论铺天盖地,从而招惹一片嘘声和责难声。如同丁元英好友韩楚风所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丁元英,疼的却是传统观念。”正是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作者所揭示的小说主题才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思考的价值。
有关“救世主”的论述是小说努力探讨的另一个主题。丁元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说到“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逆来顺受,不思变革。只要有人赏口饭吃,就心甘情愿地蜷缩着。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指望着吃救济,靠支援。他们只知道神和上帝是救世主,却从来没想到真正的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这种文化属性,造就了许多长期处于愚昧麻木之中的社会人,最终只能导致他们永远的贫穷落后。
丁元英借助“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在王庙村创造了一个脱贫致富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丁元英要把几个发烧友和农村一群小农意识的散兵游勇有效地组织起来,不能靠说教,也不能靠施舍。丁元英是让市场规律打开农民的眼界,让市场无形之手抑制农民的小农意识。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让农民明白,要富强就不能靠别人,摆脱贫困的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但这些农民是否明白市场规律这个“道”,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能够觉到悟到。正如丁元英说的“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当然,丁元英也担心“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会不会让他们患上精神绝症?”然而社会的残酷现实就是:不扒着井沿就永远看不到天外有天。如果扒着井沿儿看一眼再掉下去,也只能是“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地狱里陷了一截子。”究竟谁能从井里爬出来,完全取决于他能否利用扒着井沿的机会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认知。
其实,许多事情就是如此,越想依靠别人拯救自己就越是靠不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得救之道就在于自己行动起来,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真正去积极地努力,人们就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也是小说留给读者最有思考价值的地方之一。
超越因果关系,遵循客观规律也是小说刻意论述的一个主题。从芮小丹开始思考文化属性,到向丁元英要一个超凡脱俗的“礼物”;从格律诗音响公司的成立,到后来的诉讼和退股事件;从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的建立到合法的“杀富济贫”,整个“神话”事件里,丁元英并没有任何能让人感到“神”的招式,更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术,“每一件具体的事都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普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