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起,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人民遭受无穷苦难的伤心历史长达一百多年。这部苦难史留给我们思索的最大问题应该是如何防止它的重演。
这部苦难史会不会重演呢?重要的应看舆论动向。因为要搞侵略必先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要勾结侵略者必先造妥协投降“有理”的舆论。不幸的是不仅是国外势力在大造特造这种舆论,而且在我国国内也有人积极配合。这种内外呼应,一起翻历史的案的动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内有人通过为胡适翻案翻历史的案制造妥协投降舆论 为一贯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胡适翻案,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本文主要揭露他的媚日卖国的政治主张,至于他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功过,是应该另外研究的问题。
有人否定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是“浪费了许多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胡适还是鲁迅》第11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有人把胡适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胡适全集》中包括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共的著作,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要使之“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B4版)。 有人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在中国学术史上……甚至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胡适全集《序》)。
实质上,这就是说只有用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胡适思想”来主宰中国,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我们应看到,这些舆论在一定范围内已成气候。有人写道:“改革开放以后”, “关于胡适的著作,以及胡适本人的著作,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其名目之多, 流传之广,几乎超过了胡适生前盛名远播的时期”(《胡适评传》第4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9年)。有人说什么“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南方 都市报》2004年10月2日)。“到了80年代,胡适的思路才被广泛接受”(《鲁 迅与胡适》第46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