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1年京、津、冀、晋、蒙5省市区成立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为开端,1986年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唐山等14个城市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1988年北京与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成环北京经济协作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1996年北京市开始探索首都经济战略,2004年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方召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2004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2009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关于编制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及首都经济圈发展计划问题的请示》,2014年8月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将“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调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
学术界有关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的思考,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相关探索,仍难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印痕,比如认为造成天津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虚心“走依托北京、服务北京、联合北京、繁荣天津之路”;而是不合时宜地“与北京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造成两市并驾齐驱,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的、产业结构雷同、水平相当的独立工业体系,使这一优势不但没有起到促进天津发展的作用,反而逐渐转化为阻碍天津发展的劣势”;强调天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充分利用毗邻首都的优越性,为首都的各种经济机构提供设立分支机构、下属机构的条件;为首都的外经活动提供国际交往阵地和商贸金融设施;为首都的高级科研部门提供实验场所并推广技术成果;为首都的生产、旅游和生活提供可靠的后方和便利的水陆运输。通过辅助首都,天津才能借助首都,得到政策、信息、科技、贸易以及人才方面的优势,从而增强天津城市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再后来,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区域经济全球化和海洋经济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有学者便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和实证方法,长时段考察了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进程,得出了天津既是近代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同时以天津为中心也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结论。再此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时代,相关探索更加系统深入,有学者更通过梳理京津冀各地政府区域建设规划的变迁历程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协同发展”这一解决该区域经济难题的良方,进而“论证和提出功能主导、空间一体化、创新驱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引导人口、经济向滨海地区转移的发展战略主张”。
只是在笔者看来,尽管耳熟能详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任务,亦即解除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等之外的“经济中心功能”,但并未明确到底谁才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有学者虽然提出了“优化区域分工,打造世界一流首都圈”、“引导人口和经济功能向冀中南特别是渤海滨海地区转移”等具体战略,但仍在有意无意地谈论“北京是京津冀地区功能创新升级的头雁”、北京在知识——文化经济或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的优势,以及天津和河北的配角地位。似乎把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传统工业转移到津冀,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继续留在北京,仍旧以北京作为其“头雁”,就算有序疏解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就算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须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就是非“经济中心”;华北地区自计划经济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和发展瓶颈,恰恰正是北京争做“经济中心”造成的;让北京重新打着知识经济和功能创新的招牌,继续争当该区域的“头雁”,依然不能复原和理顺被计划经济年代所扭曲了的、符合近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和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趋势的、以天津等海港城市为核心的“口岸—市镇”城市体系和功能定位,依然无法真正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因为世界范围内海洋航运网络变迁的历史地理进程也表明,“亚太地区有望成为新的航运中心”,这对于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须知当今“世界贸易首先是海洋贸易,国际贸易货运量的8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海运是实现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基础”。所以,以海港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并由工业产业集群向航运服务产业集群的发展转型”,就成为当今欧美和中国城市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因而才会“形成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都市圈。形成了全球最具规模的产业带和‘世界加工厂’;沿海地区GDP占到全国的60%以上,承担了我国对外贸易90%以上货物的进出,以及我国原油和铁矿石消费总量的45%和60%以上的进口接卸。沿海经济带在我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包括京津冀在内的中国北方区域经济发展,更应当在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遗存下来的不利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僵硬做法,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主动对接世界经济大势,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海港城市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三极”。
综上所述,既要精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方向,即把北京限定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又要以对历史和区域负责的态度,充分解放思想,明确定位和发挥港口城市天津在华北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引领作用,摒弃配角意识,以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真正疏解和中国北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如上海已经成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一样,天津也要作为京津冀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回归,也是面对现实的正确决择。
(本文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2-124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9年4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