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中国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武器装备,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约见民主人士周世钊、王季范时,豪迈地指出:“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总之,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胆略和无畏气魄的勇敢决策,是全面分析敌我力量、条件的科学决策,是考虑到最坏局面、争取最好结果的务实决策。
伟大的胜利
衡量战争胜负的标准,主要看是否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中共中央确定的抗美援朝战略目标是“使美国知难而退”,打到三八线并稳定住,然后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问题。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共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第一阶段;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第二阶段。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中朝人民军队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5次战略性战役,将战局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初战必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而言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志愿军能不能在朝鲜站得住脚。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10月19日晚,美军占领平壤,并迅速越过我方预定防线。由于敌情的变化,必须改变志愿军原定作战部署。当时较为有利的条件是,敌方尚未发觉志愿军入朝作战,还在放胆分路冒进,兵力逐渐分散。根据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作战部署。彭德怀研究敌情后强调:“敌变我变,知变善变,抓住战机,狠揍敌人。”10月25日拂晓,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仗——中国人民从此把这一天作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纪念日。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13昼夜艰苦作战,共歼敌1.5万余人,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美国“王牌军”威风,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畔,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首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叫嚣着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调宋时轮率第9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都占有兵力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低估了在朝鲜志愿军的兵力,认为只有六七万人。
1950年11月25日打响的第二次战役,扭转了朝鲜战局。这次战役中有一场堪比上甘岭战役的长津湖战役,志愿军15万将士基本穿着夏装在长津湖畔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凭借顽强战斗意志,几乎全歼美国天下第一师,打出了军威国威。在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截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除朝鲜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经过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和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敌我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经过5次战役、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方面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之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自此,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局面。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美国方面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中朝就范。1951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以空军发动大规模的“绞杀战”。在“反绞杀”防御作战中,志愿军毙伤“联合国军”15.7万人,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很大代价。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和飞机的猛烈轰击下,志愿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很难做到有效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防御作战。根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作战经验,志愿军第65军在前沿阵地挖了大量的“防炮洞”和一人多深的坑道,然后再将这些工事连通成一个地道网,既能掩护自己又能打击敌人。这种用于进攻、防御的坑道工事,经受住了敌人猛烈火力的考验,对保存我方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到了明显作用。1951年10月,志愿军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在全军推广这一有效防御作战方法。随即,一个全军性的挖洞热潮,在志愿军的防御前沿迅速展开。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第一线防御地带坑道工事基本完成,一座“地下长城”诞生了,志愿军阵地日益巩固,伤亡也不断减少。
上甘岭战役是对志愿军坑道防御体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志愿军依托地下坑道,进行顽强作战并取得胜利的经典战例。1952年10月初,志愿军逐渐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被动局面,改善其谈判地位,“联合国军”于10月14日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发动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上甘岭战斗(后发展为战役规模)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共投入10万以上兵力,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激烈程度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上甘岭战役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如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牛保才等最可爱的人。志愿军灵活的战术和指战员不畏牺牲的精神,让世人震惊。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1.15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起像样的攻势。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付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神圣使命!在2年9个月里,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人员伤亡损失比为1:1.9;美国战费开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战费开支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双方比例分别为1:16和1:13。无论怎样判定,中朝人民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下名字的彭德怀自豪地宣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里沮丧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深远的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目标,有力支援朝鲜人民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使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和平。无论对中国、朝鲜、东方各国,乃至对整个世界格局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他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一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军事经验;三是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四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抗美援朝的胜利,得益于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得益于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志愿军总部的正确指挥,得益于志愿军的浴血奋战、智慧创造,得益于全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得益于苏联的物资援助等。抗美援朝战争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一扫百年耻辱,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软弱可欺的形象,打出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大国地位;打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使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走上正轨,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起人民的革命激情和生产积极性;打出了有利于新中国建设的和平环境,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打下了坚实基础;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教训了美国霸权主义,消除了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心理;打出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空前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
(作者:王今诚;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