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 changxiaodai1990) 这代人谈及鲁迅,第一印象往往是横眉冷对、怒发冲冠、靠笔杆子打仗的激进斗士,或者就是徜徉在百草园捉了苍蝇喂蚂蚁、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的小孩子。前者是毛泽东口中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者就是曾经在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上占据大半江山残留下来的记忆。 一个在大众的反复咀嚼之下逐渐“走了味儿”的鲁迅,和一个在官方话语中不断被夯实、抬高的文化标签,在或褒或贬的两极来回游走。那么生活和工作中的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通过十个片段,还原一个课本和话语包装之外的鲁迅。 【片段一:门牙】 “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1923年3月25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参加祭孔仪式的路上坠车磕掉两颗牙齿的事情。虽然在他看来,祭孔仪式无疑是场闹剧,并撰文盘点了自古以来祭孔的政治含义。无疑,虽然祭孔仪式的形式不断变化,但究其政治意图,都是相似的。但即便如此,由于祭孔是行政命令,他又不得不遵从。所以用调侃的语气写下了上述这段话,因为天冷、双手插兜,从人力车上被甩出磕掉门牙。在这篇《从胡须说到牙齿》中,鲁迅以其一贯嬉笑怒骂的文风,写当下的政治笑话。 【片段二:椅子】 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答有恒先生》 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因为有人要搬走办公室的两把椅子,大闹脾气,看起来不合常理。其实,当时受林语堂之邀在厦门大学任职的鲁迅处处受到排挤。当时的鲁迅和厦大校长林文庆之间存在着国学观点的分歧,加上针对学术经费的争吵,两人闹得极不愉快。最不妙的是一干教授都选择和林文庆同盟,共同排挤鲁迅。一天,国学院开古物展览会,鲁迅亲自拿自己收藏的碑碑碣拓片陈列。因为只分到了一张小桌,他把自己的展品摊到地上,伏在地上选出满意的展品。因为需要在桌上放一个椅子陈列展品,其他老师甚至不让工友协助。到最后自己办公室的椅子都被撤走,那种寥落寂寞之心,外人可能很难体会得到了。 【片段三:“落水狗”】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语丝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搜罗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一干撰稿人。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和随笔等关于社会、历史研究的文章。其中,林语堂和周作人曾主张“fair play”,原意是体育运动竞赛中光明正大、不使用不正当手段的比赛。林语堂延伸了这一意涵,认为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也应该公平竞争,讲究绅士风度,不要过于计较成功和失败,也不要过分较真、穷追猛打,不打“落水狗”。结果,鲁迅撰文批驳,言语之间尽显其特有的逻辑规范,直接把fair play说成是“费厄泼赖”。越过林语堂讨论fair play的本意,直接讨论起了“落水狗”,把自己的“敌人”形容成了“落水狗”。 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写的《论鲁迅》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这一批判:“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毛跳脱了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语境,将原本鲁迅调侃戏谑的态度变为一种彻底的阶级批判。这就是林语堂口中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到鲁迅笔下的“费厄泼赖”,再到毛泽东的“痛打落水狗”的语义演变。 【片段四:西洋文学】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华盖集续篇·马上日记之二》 鲁迅听人家(林语堂)在他面前大讲莎士比亚,因为自己所知不多而感到不爽。所以就写下了这段文字论证西洋文学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是在一个所知不多的国度。而那些“卖”中国文学的最好是在欧美,大家同样所知不多。换到今天,在国外研究汉学和在中国研究西方文学的研究者们的境遇,大抵也是如此罢。 日本文学评论家竹内好曾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收录《鲁迅》一文,评价鲁迅“不能相信善能对抗恶。世界上或许有善,但那是另一回事,他自身却不是。他的与恶的战斗,是与自己的战斗,他是要以自毁来灭恶、在鲁迅那里,这便是生的意义,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一代不要像自己。为灭恶而知恶,只被恶所允许,即所谓恶的特权。或许会在某一时刻实现的善,只有通过恶的自我否定,才会被赋予克服其相对性的基础。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当然是以一个后进的、封闭的社会为条件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鲁迅那里却孕育着一个诚实的生活者的实践,同时,它也显示着现今中国文学的自律性的本源”。 作为一个“诚实的生活者”,鲁迅或许不如教科书和官方话语书写的那样完美,但作为这个世界冷静的观察者,他笔下的国民性格,戳伤了一些人,也记住了一些人。他说中国人的性情喜欢调和折中,说屋子太暗需要开窗大家就不允许,如果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说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北京通讯》);说中国的时代更迭,“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几个片段,并不能还原鲁迅全部的样貌。在卷帙浩繁的鲁迅研究之中,还是略显粗糙。但至少,我们并不必须生活在被崇高化了的鲁迅的阴影里,也不必把目光仅仅集中在窄化了的话语之间。对于鲁迅最好的纪念,不是仰望,而是在崇高和窄化的缝隙里,找到自己心目中鲁迅的样子。 (本文原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的长篇小说《困兽手记:在柠檬与灯塔之间》(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