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从分析“何谓中世纪”入手,考察了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指出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继而通过考察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观点,指出摈弃对中世纪的误解,揭开中世纪的客观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实现的。最后得出结论: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不了解中世纪,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
长期以来,西方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最为人们熟知的流行观念,这种观念又是与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是对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中世纪成了愚昧和迷信,黑暗和野蛮的别名,而随后兴起的文艺复兴则成为一个似乎与以往完全断裂的光明时代。然而,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极端否定中,从对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热烈赞美的激情中冷静下来,开始了对中世纪文明客观理智的学术研究。于是,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见解已经瓦解了。不过在国内,这种见解似乎依然流行着。因此,关于中世纪的“误解”和“正名”问题,便是一个非常值得考查的学术问题。
一.“中世纪”一词的起源以及对中世纪的误解
“中世纪”一词在拉丁文中是Mediumaevum,意即“中间的时代”,英国人把它翻译作Middle ages,法国人把它翻译作Moyen âge,德国人把它翻译作Mittelalter,也都是一个意思。中世纪是“古代和近代之间的一个时代。通常,人们把它的开端确定在民族大迁徙(约375-568年),更精确地说,确定在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476年)。一般来说,以诸多划时代事件为标志的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转折被看作是它的终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艺复兴、1492年发现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从世界观和宗教的角度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随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结束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还可以说中世纪只是到了19世纪才结束”。[1]但究竟该词起源于何处,学术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认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最先使用的。比昂多在其《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摈弃了认为6世纪之后的历史是罗马史的继续的传统观念,认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在那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时代又已经结束了。于是他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中世纪”。用“中”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这段历史时期是处在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文化这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低谷,而且暗含着业已开始的时代将是一个永恒的时代的意思。在这里,“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所包含的贬义已是清晰可见。
与“中世纪”一词在文化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是Renaissance(再生,中译“文艺复兴”)这个词。该词最先由意大利画家、艺术史家、建筑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使用。瓦萨里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产生自埃及,繁荣于希腊罗马,而自日耳曼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最优秀的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及其作品都被埋没在那些著名城市的废墟之下。而狂热的基督徒在清除异教神的过程中,又对古代艺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破坏。中世纪之后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该词的意大利原文为rinascita,瓦萨里最初只是用它来描述一种艺术现象,表述自己关于艺术发展史的一种观点,并没有用它来指称一个时代。后来,法国人把该词译为renaissance,又进一步把它的起首字母大写,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并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再生”的前提是死亡,由此可见,在瓦萨里看来,艺术乃至文化在中世纪已经死亡,是15-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把它重新唤醒的。中文译为“复兴”,也基本上保留了这一层含义。
从人文主义者关于这两个时代的命名中,我们似乎已经可以感觉到“黑暗时代”这个曾经极为流行、并且至今仍为一些人所使用的术语了。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该词实为早期基督徒所首创,意指耶稣降生之前的人类时代,颇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的意味。但这些基督徒没有想到,千余年之后,这个词又被人文主义用来表述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据说,是意大利有“人文主义之父”称誉的彼特拉克最先使用该词的。彼特拉克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部分: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的时代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近代”。只有古代、特别是罗马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而“近代”则是野蛮的、黑暗的,不值一提。在此之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面对东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别是面对重新发现的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公元6世纪以来中世纪古典文化的衰落极为不满,把占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经院文化,特别是它的粗陋的语言风格和僵化的逻辑形式斥为“野蛮的”,相反却十分崇尚典雅富丽的古典文风,把古人奉为权威,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天主教会奉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扼杀异端的做法,更使他们把中世纪视为一片黑暗。然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罗素所说,他们只不过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2]不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过分抬高古人,贬斥中世纪的思想倾向,在后来却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和发展。伴随着启蒙主义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对科学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义的中世纪更加被斥为“野蛮的”、“专制的”、“未开化的”、“愚昧的”“黑暗时代”,而文艺复兴则被看作是将人类从一个罪恶痛苦的深渊解放出来,带进一个科学自由的光明世界的伟大时代,从此开始了现代文明。20世纪以前,这种观点一直是学者们所奉行的主导观念。特别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一权威著作的影响下,这种观点更加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见,对此,我们只需要举出几个典型例证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18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在古典文学复兴以前,西欧的蛮族陷于愚昧无知的黑暗深渊中,他们的土语带有他们习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这些希腊和罗马优美典雅语风的学习者,此刻却被引入了一个光明的和科学的新世界,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优美的古国。……一旦天空充满着雨露,大地就会欣欣向荣,呈现一片蓬勃的生机。”[3]
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蒙兹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中更为明确地写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突然显示其生命力的艺术和创作、知识和书籍曾长期被埋没在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死海之岸……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总之,理智处在昏睡状态,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种财富一无所知”。“文艺复兴把理智从地牢中解放出来。它既发现了人的内部世界,也发现了外部世界”。[4]这也就是文艺复兴史学权威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
20世纪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时代》中虽然承认,“我们犹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却依然坚持“宗教信仰时代”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这段时期夹在希腊人繁荣鼎盛的年月中显得格外无聊,龌龊,那么沉闷,毫无生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希腊人的创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辉灿烂。”[5]
在我国,由于对欧洲中世纪文明更加缺乏研究,因此,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和中世纪决裂的“光明时代”的观点,恐怕至今还是一个比较普遍流行的历史观念。
在此,对中世纪的贬斥和对文艺复兴的赞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文艺复兴不是表现为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而好象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针对这种现象,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6]
然而,进入上世纪中叶以后,上述观念基本上已被摈弃,不再占居主导地位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莱斯特在他的名著《欧洲中世纪简史》中开篇伊始就写道:“一个世纪以前,几乎人人都在为中世纪忧伤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类进步征途中一个漫长而毫无目标的迂回时代――穷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黄金时代分隔开来。正如1860年一位历史名家所说,在这千年之中,人类的意识‘处于梦寐或半睡半醒状态’,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缺乏独创精神,愚昧无知的教士控制着社会。十九世纪一位‘十分注意整洁的作家’,把中世纪谴责为‘不曾沐浴的千年’,而大多数人则简单地把它看作是‘黑暗时代’。十五世纪某一时期,黑暗终于消失了。欧洲苏醒了,涤除了污垢,又开始了思考和创造,在中世纪漫长的间歇之后,重新踏上前进的征途”。对此,霍莱斯特指出,这种陈腐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史学家再也不会相信这种勒普·凡·温克尔式的理论了。经年累代的研究业已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甚大,乃至1300年的欧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欧洲了。史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7]
显然,中世纪曾经被人们误解,并且至今仍被一些人误解。于是,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必要,就有了为中世纪“正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走近中世纪真实的过程。
二.历史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的“正名”
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观点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而中世纪的“正名”恰恰是伴随着对启蒙运动某种意义上的“反动”开始的,这就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思潮――历史主义的兴起。正是在历史主义观点的影响和推动下,中世纪开始被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把握,于是,中世纪的面纱终于被揭开,得以显现出客观原貌。
历史主义完全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产物,是18世纪主要在德国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伴生物。雅克·巴尔松写道:“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8]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表现就是历史主义。最初,历史主义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纯理性主义的反抗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发展中,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人类精神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起到过不同的历史作用,因而也赢得了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历史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却标志着思维方式的一场重要变革。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巨著《历史主义的形成》中指出:“历史主义的出现……是西方思维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9]
尽管在历史的沿革中,人们对历史主义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对它在形成之初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大体上的规定。在这方面,梅涅克的观点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梅涅克认为:“历史主义最初无非是把在从莱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伟大德意志运动中获得的新生活原则运用到历史生活罢了”。[10]接下来,梅涅克讨论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历史主义的核心就在于用一种个性化的考察取代对历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主义完全排斥对人类生活的普遍合规律性和类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须这样作,并且把这与它关于革新的意识融合在一起”。[11]历史主义反对自古以来就流行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然法理论关于千古不变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时代和文化的理性统一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都因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独特价值,主张具体地研究各民族、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从多样化的个性中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对个性的这种强调导致历史主义同样注重发展问题。“发展的思维方式与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是直接休戚相关的。在个性――无论是单个人的个性还是理性的和显示的集体的个性――的本质中就蕴含着,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呈现出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