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讲述了鲁迅与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独特的存在。二人对启蒙的沉思,对国故的凝视,对异域文化的选择,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对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迷人的遗产。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历史无奈,他们的同路是必然,分开也是必然,正如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鲁迅一生燃烧自己,在黑暗中发光,周作人却常守在十字街头的塔上,远远眺望。相似的是,他们都纠缠在生存最困惑的一隅,对抗虚妄,挑战绝境,让思想折射智性之光。寻找真实与爱意乃人生之梦,在历史中思考生命,大概是实现思想攀缘最好的方式。要么鲁迅,要么周作人,只要我们思考,便无法遘离两颗灵魂的余影…… 目录 序 初梦 域外 爱意 寻路 恩怨 苦雨 互证 殊途 书趣(上) 书趣(下) 荣辱 后记 《鲁迅与周作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完稿后,我到西山住了两日。我曾打算绕到香山碧云寺一带,寻访周氏兄弟当年的足迹。然而这愿望却未能实现。我住在八大处的大悲寺里,第一次感受了佛门的烟火。夏夜的西山凉爽极了,从山顶遥望北京城,有着说不出的感觉。那一刻我想起了鲁迅到山上为弟弟周作人送佛经的故事,似乎隐隐觉出其逃逸人间的悲苦之心。然而,周氏兄弟,还有我们这些后人们,都是人间的过客,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罩在尘世里。人生是极苦的,在大悲寺里,看到虔诚的人们顶礼膜拜的场景,我感到了生而为人的无奈。这感觉,周氏兄弟恐怕比我们要深刻、要高远吧?但他们不是佛,也不是普通的常人。在山上的几日,我突然感到,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与俗界间的苦渡者。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地袭扰着我,以致使我觉出自己写的这本书,并未真正还原出主人的精神原态。我很有些后悔自己的草率,在大悲寺悠然的诵经声里,我感到了心头的茫然。 我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回到城里后,一时间竟什么也不愿做,什么也不愿想。坦率地说,当我试图沿着历史的旧迹去复原历史的过程时,我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真正地了解过去。历史积下的尘土太多,要画出历史人物的灵魂,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些铲土的工作。中国向来是以史学的博大而著称于世的,但我们的史书里,却有着那么多虚假的东西。鲁迅当年痛恨旧史书上的“瞒”与“骗”,便是对国民旧的积习失望的结果。所以,这本书如果说还有值得看的地方,那便是自己写作时的真实感觉。我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告诉给了读者。它记录了我与已逝的灵魂交流时的心态。 鲁迅与周作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被扮成“神”与“鬼”,兄弟间不同的身后命运,仿佛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迎“神”容易接“鬼”难,中国人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要还原历史是一件极苦的劳作。此书完稿的那一瞬,我竟没感到丝毫的轻松,仿佛自己身上也带了鬼气,不知是在解析历史呢,还是历史在解析我。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说过,在我的身上,附着两个灵魂,一是鲁迅,一是周作人。这很类似周作人所说的“两个鬼”。有了这两个灵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与平凡、悲慨与闲适之间。我不知道为何选择了他们,心灵深处长久地缠绕着这两颗痛苦的灵魂。这本书的问世,便是我心境的一次袒露。我的一切信念与焦虑、希望与苦诉,都弥散在这些枯燥的文字里了。 听说在一些高校里,鲁迅与周作人,已成了许多人不屑一顾的古董,而××主义,××思潮,正在征服着一代青年的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应感谢吧?但实际上是,这古老的土地,还生着周氏兄弟时代那样的丛林、那样的儿女,我常常怀疑西洋的学说,能否真正概括中国的事物。相反,倒是周氏兄弟那里,却写着我们民族的谶语。这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劫运”,而在这个“劫运”里,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与周氏兄弟重逢着、交流着。在这个基点上重新去认识周围的一切,包括对西洋知识的认识,总比单一性要丰富一些、热烈一些吧? 其实,鲁迅与周作人,是历史上不易重复的两种文化人标本。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文化人对他们的兴趣,会更大一些。周氏兄弟的真正价值,是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一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本。进入现代以来,还没有哪些作家,像他们那样,折射着如此复杂的文化之光。这光泽今天依然在延续着,它实际已消融在当代文化的新的震荡之中。 几年来,陆陆续续写了几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它耗去了我青春时代最好的时光。我毫不后悔这样的选择。也许,明天我会去做些别的什么,但不论命运把我带到哪里,鲁迅兄弟的余影,大概都将永随着自己吧。这也是一种宿命。 这里,我感谢我的朋友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的帮助。王得后、王世家、张杰、高远东、黄乔生,他们或从思路上,或从资料方面,给我以支持,这些鲁迅研究界的学人,在过去的岁月里,给过我无数真诚的抚慰。我将永远记着。 历史不都写在书里,还写在无词的言语中。在这有形无形的时空间,我感到了生命的律动。无论这律动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我会珍惜它带来的一切。正如同珍惜已逝的青春一样,在向它挥手的那一瞬,我意识到了今天的意义。 作者于北京城南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起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已出版《鲁迅忧思录》《走不出的门》《文人的左与右》《张中行别传》《鲁迅藏画录》《混血的时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者、批评家。 王得后 得到孙郁兄的《鲁迅与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不亦快哉”。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旧书,还有读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一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做“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20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日:“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则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订。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50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