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
华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ugus I Ward,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毫无疑问,它是此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因而可以说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一度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可以肯定,对于这一事件前后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关键一环。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1]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稍具体,却又较多地侧重于介绍美国政府的反映,对中共方面的政策考虑则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2]这自然是一种遗憾。但愿本文的发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弥补这一缺憾。
华德事件的发生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3]华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4]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5]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象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6]
从15日10时开始的36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华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7]很显然,联系到前此的乐观估计,华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1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8]
“挤走”方针的形成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8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9]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华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10]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11]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但我们能不能说,没收电台的行动事先中共中央一无所知,事后也明确反对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资料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事实上还在沈阳当局决定没有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那是在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称: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2]不难看出,正是苏联方面这时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了起来。17日,毛泽东复电中一句“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为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的行动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式开了绿灯。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华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利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至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情况,在11月16日晚10时36小时期限过了之后,没收行动竟又拖延了三天半之久。对此,毛泽东自然颇不满意。[13]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由于美国领事公然违抗命令,“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无疑是中共中央这时实施“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方针的一种策略。但沈阳方面在实行时却又忽略了这种策略上的必要性。具体说来,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20日中午开始的行动中,有些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比如在这一天,他们其实是不仅将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而且还将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了。而他们全面切断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并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纯粹是当时考虑到东北主力部队即将入关必须设法封锁消息,参考了苏联在沈阳的商务代表的建议的结果。显然,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在外交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因此,这回又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尽管已经开始的对美、英、法三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和断电等,一时难以立即改变,但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毕竟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他们这时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对自己的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14]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唯一寄予希望的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对美英等国政府极不信任。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15]
越是距离新中国的诞生不远,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必须重视苏联方面的意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16]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在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17]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地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