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一词一诗题在浔阳楼上,如果不是碰上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黄文炳,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风波。“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诗词造反,也是一大创造”。对于宋江诗词的反叛倾向,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如果没有足够的诗词常识,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很可能如壁上的前人题咏,成为过眼云烟,倒霉的宋江,偏偏遇上了三者兼备的黄文炳,联系到蔡太师京都来信中提到的顺口溜,“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因此,宋江的反诗一案就坐实了。加之宋江题诗实行了“实名制”,不需“跨省追捕”,宋江就落入网中。
有人说,在宋江题反诗的问题上,是蔡九知府与黄文炳联手制造的一起文字狱。的确,北宋时期的政治氛围与文人政策,是历代王朝相对宽松的时期之一,除了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少有文字狱的记载。宋江的反诗,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些牢骚发泄,情感流露,即使有过激之语,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曾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宋江诗词定为反诗,无论如何应当列入“思想罪”、“言论罪”的范畴,这种做法当然为当代政治所不取,就是在当时,也违背了太祖皇帝的誓词。赵匡胤曾刻碑立誓,作过政治交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叶梦得《避暑漫抄》)然而,作为大宋地方官员的蔡德章与黄文炳,急于在“维稳”方面出政绩,以便邀功请赏,仕途畅达,什么太祖誓词、本朝典章,就顾不得了。蔡黄二人制造的这起文字狱,不仅未能保住江州地区的和谐稳定,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乱,可为古今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