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那么关于民国时期的一些故事大家听说过吗?学习啦小编今天为你整理了民国历史故事。

民国历史故事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国外归来,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谁也没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对此现象人们十分疑惑,孙中山为什么会把民国的政权交到袁世凯手中呢?
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于世时,人们就开始反思:孙中山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历史学家曾对此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不可否认,这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使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被迫与袁世凯妥协。辛亥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
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幼稚,组织松散庞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而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其次,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他获取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袁世凯和以往的封建官僚不一样,他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的时候,就塑造了“锐意革新”、“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于是赢得了资产阶级的信任。
当清帝被逼退位后,他的个人声望更是达到顶峰。再加上袁世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队,掌握着军政大权,使得当时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大力支持。清政府的统治,在武昌起义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逼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
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中“诚信”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注重“承诺”,有“一诺千金”之说。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在全国人民面前,宣誓维护共和,便会尽力维护共和制度,否则将受到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对袁世凯的个人诚信产生了幻想。于是革命党人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却没料到袁世凯会复辟帝制。
最后,有人认为还有孙中山个人原因。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没有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无论孙中山当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后来的结果却让他后悔不已。
因此,孙中山与袁世凯实行的妥协并非偶然,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历史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但人们也认识到:胜利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坎坷和泥泞。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所以尽管历史有缺陷为人们带来了遗憾。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并给后人已警示作用。

民国历史故事二

《蒋家女人》记载说,浙江省奉化有一个“生头女婿上门”的风俗,在新婚第一年的大年初二,新女婿要到丈人家去拜年。当地人对这个风俗都很重视,因为这不但是新女婿送礼上门,同时也是娘家人考验新女婿的时机。
蒋介石与毛福梅结婚的那年初二早晨,听完母亲的唠叨,蒋介石便带上礼物上路了。适逢蒋氏家族的花灯会,爱热闹的蒋介石一激动便将送给岳父一家的礼物全部捐给了花灯会,获取了进入花灯会串演的资格。一路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他也早把“生头女婿”的重任抛到了九霄云外。
岳父毛鼎和一家为了迎接新女婿上门,早早就准备妥当。然而直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人影上门。一打听,才知道蒋介石正在串花灯。毛鼎和又气又怒,他无法想象,一个饱读诗书之人,怎么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正在这时,蒋介石与花灯队来到毛家大门口。毛鼎和恼羞成怒,指着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大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敢闹到我家门前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叫你给败光了!”
蒋介石被岳父当众责骂,深以为耻,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虽然后来经过调解,蒋介石最终还是进了岳父家的大门,但是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几十年间始终无法跨越。一边是至亲的父亲,一边是至爱的男人,夹在中间的毛福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她最爱的两个男人貌合神离,始终无能为力。

民国历史故事三

1949年8月,毛泽东、蒋介石都认定“在大陆的最后决战在四川”。蒋介石决意在四川与毛泽东作最后决战,部署胡宗南二十万大军守川北大门,宋希濂率十八万大军阻遏林彪所部由东大门入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确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方针是“声北击东”。贺龙派部进攻胡宗南,摆出攻打川北大门态势,刘邓大军从川东、川东南暗度陈仓。
1949年末,二野进军大西南时,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起义,并受到我军热烈欢迎。唯独大军阀杨森的起义要求,遭到了刘伯承的断然拒绝。
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是有名的风流。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一直为人所诟病。
当时,二野进军湘西,电台收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二野情报处处长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作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这是因为,当年(1926年12月)刘伯承和杨闇公等人领导顺泸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刘伯承和杨闇公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刘伯承和杨闇公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柴军武和任白戈的汇报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
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逃到了台湾,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
1972年2月20日,杨森九十大寿,蒋介石派人在国防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杨森布置寿堂。蒋介石亲书“贞固康强”的寿轴,杨森把它挂于寿堂正中央。参加祝寿的除了高级军政人员外,还有“宗亲会”、“同乡会”的各色人物,及杨森在美国的女儿等亲友,来宾达三四千人之多。杨森身着西服坐在寿堂正中接受子孙们的叩拜和来宾们的祝贺。
就在生日会上,另一四川同乡,国民党元老张群前来拜访他,杨森叹息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和年青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张群笑道:“那你再讨(娶)一个嘛。”国民党的官僚,都这么无耻。
不久后,大学生张灵凤被杨森以招募“秘书”为名,娶进府中,成了杨森的又一个小老婆。不到一年,张灵凤居然又为杨森生下最后一女。1977年3月,杨森从菲律宾访问归来,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杨森去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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