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把原本用来礼序神鬼的礼乐扩展到礼序人伦,把礼乐从虚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其结果必然是扩大礼乐的社会功能。 随着礼乐规范下的伦理观念日益加强,鬼神观念的日渐淡化,富于原始激情与浪漫色彩的巫觋文化遭到了理性的杀戮,巫的地位由殷大夫降至周初春官宗伯的一个小小属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被排斥到民间,只能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仅有的一点影响,至此殷商的巫觋文化彻底退出了历史主舞台。 如果说殷商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其思想行为完全取决于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上帝,那么,周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最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 [33] 。“周礼”是在根绝商文明内核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核心要素并绵延至今,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34] 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文化气氛,但因为这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形诸于礼仪,将抒发人类情感的音乐艺术“约之以礼”,并使礼和乐固定化、模式化,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最后只能走向僵化而被屏弃。西周礼乐制度从开始到逐渐完善,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到西周晚期,已经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 [9] 乐 周礼严格区分和限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地位,从国家制度和宗法层面对国民予以强制性约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差异化社会,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统治者采用音乐,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来作为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 [35] 西周音乐状况研究,传统上依托的主要传世文献是所谓“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尤其是《周礼》,即《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官》” [36] 。但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往往因为秦汉儒生的篡改甚至伪造而饱受质疑。与此相比,《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国语》中涉及西周的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但其中《尚书》中部分篇章的作伪问题,《逸周书》的增改问题,《诗经》的东西周划界问题,也使学界长期聚讼莫辨。面对这种困难,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现代的西周青铜铭文研究,以及现代考古学对于西周时期乐器的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