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亚娟与原单位的仇怨纠葛,现在变得无足轻重了,她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与北京公安、司法机关的争执上。单亚娟把给她做出“正确结论”的5家医院告上法庭,诉他们“误诊”,逼他们重新做诊断,“勇敢地说出真相”。这是一场单亚娟希望打输的官司,她在每个区法院起诉一家医院,所有法院都不愿审这个案子。被告律师也急眼了:“你就是瞎整!一看就不是医院的问题,为啥你非告我医院?”
同时,单亚娟在北京4个区的公安局、检察院都投诉或报了案。她到检察院告公安机关行政违法,检察院认为不够立案条件,她又去法院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不出裁定也不受理,她就告到上级法院。同时,单亚娟在老家也打着两场官司。她去当地公安局告单位领导对她“非法拘禁”,公安局不立案,她就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又到法院刑事自诉。单位领导认为,看来还是让单亚娟呆在北京,让她跟北京公检法缠斗的好。
据单亚娟说,关过她的那所“黑监狱”,在她出来一个月后,被当地派出所捣毁了。最近,单亚娟在北京上访村又联系了十几位曾被“黑监狱”关押的访民,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黑监狱对其“非法拘禁”。集体起诉时,法院说他们没有证人,单亚娟就给大家出主意,一+A--个人起诉,受害人互相作证。单亚娟的妈妈说她:“你在北京,比上班还忙!”
现如今,地方政府与访民的关系,是“剃头的怕瘌痢头,瘌痢头怕剃头的”。2008年12月底,国家信访局等机构就信访问题举行座谈会,与会人士意识到:当前信访总量仍然居高不下,集体访和重复访增加,而且组织化趋势更加明显。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张示明在会上书面发言称:“目前,少数责任单位对一些信访老户的缠访闹访束手无策,经常为了息事宁人而突破政策底线,放宽政策尺度,满足不合理诉求,从而给其他信访人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示范效应……少数信访老户占用了绝大多数信访工作资源。绝大多数基层信访部门往往是用80%的精力去处理20%的老户问题,导致日常的初信初访工作责任难以有效落实。如此,初信初访慢慢也演变为重信重访甚至老户。另外,对信访老户开展的劝返稳控工作,基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收效并不明显,也因此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工作的积极性。”
而当前国内各类社会矛盾高发,法定的社会解纷机制又不健全,这些矛盾很多都挤压到了信访渠道,信访工作不堪重负,信访之路险象环生。而且,访民不仅把上访当作表达诉求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