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这幢大楼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坚固建筑,而且东面是煤气公司的储气罐,南面隔着苏州河就是租界,日军投鼠忌器。如此有利地形,为什么要放弃撤入租界?
图1:战火中的四行仓库
1937年的淞沪会战,进入10月以后,随着日军第二次大规模增兵,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10月26日,北部防线最重要的核心枢纽大场失守,战局更是急转直下,在闸北的防线失去侧后屏障,面临被日军合围的险境,被迫于当晚放弃闸北、江湾一线,退守沪西苏州河南岸。
就在中国军队放弃闸北江湾后撤时,《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代表正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计划11月初召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控诉案。这是一次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国际会议,而在国际上,从来就没有正义和公理,中国只有依靠自己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具有抵御外侮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才有可能使九国公约做出对中国有利的裁定,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以及对日本的制裁。而国际化都市的大上海几乎就是当时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唯一窗口,所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抵抗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远比其它地方要重要得多。
因此蒋介石决定,即便大场失守,放弃闸北江湾,也要在上海市区保留最后一个阵地,以此来向世界显示中国军队并没有完全放弃上海。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命令中央作战集团放弃闸北江湾时,同时指示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直接部署将88师留在闸北,坚守北站至苏州河北岸一线阵地,这个部署的目的再明确不过,就是不惜牺牲88师,以达到“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意图。
当顾祝同打电话向88师师长孙元良传达这一命令时,孙元良当即坚决表示反对:“统帅的命令自应遵办,但请长官考虑,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留在闸北就有意义。但可虑的是我们是孤立在这里,激战之后,我们的干部伤亡了,连络隔绝了,战斗组织解体,粮弹不济,而在混乱无指挥的状况之下被日军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88师固然士气高,而且坚守闸北两个月,但我们已经补充五次,新兵训练时间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就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顾祝同同意以1个团的兵力,守备一两个据点。但孙元良对留下1个团的兵力仍然感到可惜,最后决定只留下1个加强营坚守1个据点——也就是师部所在地四行仓库。之所以选择四行仓库为最后阵地,日后孙元良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说明了理由:四行仓库高大坚固,易于防御,同时也易于掌握部队,因为连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补充的新兵比例很高,集中在一个据点便于控制。而且四行仓库中粮弹储备充足,甚至为了防备自来水管被切断还储备了大量饮用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守备据点。
图2: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故名四行仓库。位于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以西,乌镇路以东,北临国庆路,南沿光复路,与公共租界隔苏州河相望,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建筑。楼高25米,七层钢筋水泥结构。
孙元良召集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孙元良说明了留守闸北的任务和情况,询问谁愿意担当这一重任,这时262旅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谢晋元的职务是524团团附,不是副团长,更不是团副,团副是团长的副官,一般是上尉,而团附是团部附员,也就是储备干部,通常是少校或中校,必要时可以担任副团长或者营长——表示自己愿意指挥这支最后的留守部队。于是,孙元良便向谢晋元下达了最后留守的任务,以262旅524团1营为基干,组成1个加强营,冒用524团的番号,死守四行仓库。同时将四行仓库里的所有物资都移交给谢晋元。谢晋元在接受任务后,豪情万丈地向孙元良表示:“在未达成任务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之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
图3: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
此时,524团1营还驻守在闸北北站附近的天通庵地区,于26日晚22时接到撤退命令,1营营长杨瑞符少校还在向524团团长韩宪元上校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撤退。23时,又来了要1营坚守四行仓库的新命令,杨瑞符营长到团部领受新任务后立即返回,已经是27日零时20分了。此时1营各连都已根据22时的撤退命令后撤,连营部直属部队都撤走了。杨营长急忙派两个传令兵分头去追,自己则在营部等待部队回来。结果传令兵只追到第2连以及第1连的第1排与第2排,于是杨瑞符营长只好先率这一个半连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报到。27日上午9时许,没联络到的1营3连、1连3排和机枪连居然也来到四行仓库报道,原来这两个连在撤退途中遇到团部人员,知道1营的任务已经改为坚守四行仓库,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但这两个连毅然赶到四行仓库。就这样,至27日9时,524团1营共452人全部进入四行仓库。
从27日到31日,谢晋元率1营依托坚固的四行仓库大楼,接连击退日军几次进攻。尽管战斗不算激烈,但四行仓库的战斗,仍使上海市民极为振奋。与四行仓库仅一河之隔的租界当局却是极为担忧,一方面距四行仓库仅数十米之遥的西藏路桥南就有一个煤气公司巨大的煤气罐,一旦被流弹击中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四行仓库与租界近在咫尺,如果有流弹落到租界,引起擦枪走火的事端,难免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国际事件甚至打破租界与日军之间微妙的和平关系,因此四行仓库对于租界当局来说,绝对是如鲠在喉,那么希望四行仓库守军尽快撤退,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同时,日军也忌惮一水之隔的租界,还有煤气公司储气罐,投鼠忌器,不敢放手攻击,在四行仓库下颜面尽失,所以也向租界当局施压,企图从外交途径来迫使守军撤离。
租界当局首先要求第三战区司令部命令四行仓库守军撤离,同时表示允许其退入租界,并保证四行仓库守军的人身安全。
29日,各国驻华使节团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照会,要求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下令四行守军撤退。此外,出于对八百壮士的崇敬与同情,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都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民政府命令四行守军撤退,以保全这支英雄部队。
图4: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从中国方面看,谢晋元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屡挫日军兵锋,极大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同时也在国际舆论面前,展示了中国以弱抗强的不屈意志,从这点上说,四行仓库守军已经出色完成了“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使命。在此背景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白白牺牲这支英勇的部队,于是10月3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88师师长孙元良,据各方之请,命令524团1营于11月1日凌晨2时撤离四行仓库归建。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到:“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此时,88师已撤至沪西北新泾、周家桥、丰田纱厂一线,孤悬敌后的1营如果要撤退归建,只有渡过苏州河经租界归队。由于租界当局之前已有过允许1营通过的承诺,所以为了保证1营的安全撤退,孙元良师长便派副师长冯圣法和参谋主任张柏亭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一起与租界当局交涉。31日14时,冯、张、俞、杨在法租界环龙路的一处豪华花园洋房里与公共租界的外国驻军总司令英军少将斯摩利特(Smoleet)等租界当局代表会谈。军事问题由张柏亭负责,外交事宜由俞鸿钧负责。
张柏亭提出守军撤退最为稳妥的方法,是越过苏州河经租界退往沪西,撤退时希望英军提供三项协助:1、即通过英军警戒线时的行动协调,2、对封锁四行仓库后门的日军机枪阵地与探照灯的压制,3、以及准备通过租界时的交通工具。斯摩利特对这三项要求是非常爽气地一口允诺,这使张柏亭大松了一口气,认为这次谈判顺利完成。然后还商讨了相互联络等具体细节,也很快达成一致。
但实际上,这次会谈却隐藏杀机,首先斯摩利特只是驻军司令,只负责军事行动,而对于租界的行政与外交事务并无权限,会谈时也没有租界当局的正式授权文件,会谈结束后也没有正式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当晚21时,张柏亭通过电话命令谢晋元率部于当晚撤出四行仓库。谢晋元听到这个命令,极感惊异:“全体官兵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的有意义,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张柏亭与冯圣法轮番开导,谢晋元、上官志标、杨瑞符也交替回答,态度都十分坚决,张柏亭在回忆录中甚至写到在电话中也可以感受到守军声泪俱下的情状。
但军令如山,张柏亭只能用严肃的语气训斥道:“你们成仁取义的决心固然十分可佩,但这是委座的命令,我们只是命令的传达者。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打日本鬼子机会有的是,今后还有比守四行仓库更重要的使命,等你们去担当。如果你们违抗命令,那你们的勇敢与牺牲,只是匹夫之勇而没有意义了!”话说到这个份上,谢晋元只能接受了。
——在影片《八佰》中,关于88师在闸北的防御作战以及八百壮士为什么要坚守四行仓库,几乎没有叙述,对这段历史不太了解的人,显然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对于撤入租界,倒是基本上说清楚了。
让88师在闸北继续坚守一两个据点,以显示中国军队仍然在苏州河以北坚持战斗,给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看,用影片里的话来说,就是“打给洋人看的”。不过,在坚守四天之后,命令谢晋元率部放弃四行残酷撤入租界,并不是影片所说,已经事先知道了九国公约会议不给给中国以援助,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坚守了。
事实上放弃四行仓库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通过在四行仓库的四天坚守,特别是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的国旗,已经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斗志,也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来预期的目的,继续坚守将这支已经成为抗战精神象征的英雄部队全数牺牲掉,反倒是很不明智的。所以,将这支部队保全下来,对于今后的抗战宣传,那效果将非常强。
第二,来自租界方面的压力,由于四行仓库距离租界,只隔着百来米宽的苏州河,一旦战事进一步激化,流弹落入租界,将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就势必会引起英美和日本的外交纠纷,租界当局和英美当然是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而坚守四行仓库,本来就是为争取英美的支持和援助,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和租界拧着干,导致和英美关系恶化,反而是得不偿失了。
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最终才命令谢晋元率部放弃四行仓库,撤入租界。
12月1日零时许,1营官兵约400人全部撤入租界。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四天中,1营共计阵亡14人,伤23人(连同撤退时的伤亡,总共阵亡19人,伤47人),而击毙日军宣称至少在200人以上。而日军自己的战报是田中士陆少尉一人阵亡,重伤2人,轻伤24人。
1营退入租界后,先被带到中国银行仓库。租界当局随即要求收缴1营武器,听到这话,谢晋元和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坚决不同意缴出武器,并声称宁愿重返四行仓库死守到底。双方僵持不下,气氛极其紧张。张柏亭在漕河泾等候1营归队,久等不到,知道出现状况,急忙赶到租界,在了解状况之后,张柏亭让谢晋元暂时先忍耐,同时英方也解释进入租界不许协携带武器是惯例,而且他们只是代为“保管”,并点清数目出具收据,绝非“缴械”。谢晋元这才命令缴出武器——共计步枪200余支,轻机枪20余挺,重机枪4挺,驳壳枪20余支,手枪3支,子弹12万发,从这个数字上来看,1营几乎是把全部轻重武器都带出来了。
图5:撤入租界的八百壮士
1营被缴械后,步行前往西藏路跑马厅休息,即使是深夜,仍有大批群众闻讯自发赶来欢迎。1日上午在吃完早餐后由租界当局派车送往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口的意大利兵营,沿途受到上海市民夹道欢迎,大家争相一睹抗日英雄的风采,甚至连路边屋顶上都站满了人,见1营的车队开来,人们纷纷鼓掌欢呼,道路也不时被欢迎的人群所堵塞,只得时开时停,场面极为热烈。但是一进入意大利军营后,失去武装的1营随即遭到羁押,由万国商团看守。
1营退入租界后,日军立即向租界提出抗议,并称如果租界准许中国军队通过,日军也将开进租界追击——确实根据租界的相关协议,武装部队是不能任意进出,这是1营借道租界在法理上(当然这是租界的法理)的一个软肋。而在得知1营被租界羁押之后,蒋介石立即指示上海市代市长俞鸿钧向租界提出抗议,要求让1营按原协议通过租界归队。
日军在得知1营被羁押后居然向租界提出引渡1营的要求,但租界当局这回是两面都不理睬,从此1营自谢晋元以下共377名官兵(杨瑞符营长与20余位先后被送入租界的负伤官兵被送往医院救治,这批官兵在伤愈后陆续被安排返回大后方)被软禁在意大利兵营,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