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瓦特(Ian P.Watt)是笛福研究的奠基人,他率先提出“现代个体主义”(modern individualism)的总体性问题。瓦特发现,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发展,传统形式的家庭、教区、行会、乡村进一步衰落,独立自足的“个体”(individual)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17-18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兴起。这表现为大批城市中产阶级成为读者大众,将虚构文学作为日常消遣娱乐的方式。这是一种有别于神话、史诗、宗教经典的文本形态,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价值,极为强调个体经验的首要地位。瓦特(1992:8)指出,是笛福始创了这种个体经验的倾向,它“如同哲学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富于挑战性”。晚年的瓦特所做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笛福思想置于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脉络之中。
不过,瓦特对现代个体的有关解说,明显沉醉于19世纪思想家对社会的理解。在他看来,鲁滨逊的主要动机是追求自己的利好。海难使他获得可永久保有的土地,船上的供给品为他提供开发土地的营运资本。“鲁滨逊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但他对经济动机相当敏感。他敏感于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做事有条不紊,卓有成效,还能就结果记一本好账。”(Watt,1996:157)至于信仰,瓦特认为,虽然在鲁滨逊的活动中偶有体现,但却是从属性的。瓦特指出,这是一种韦伯笔下的清教徒式的信仰。加尔文宗在它的信徒中造成的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在孤独。没有教会的集体圣礼,没有弥撒与告解,没有信徒共同体,甚至也鲜有“爱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的仁爱(Watt,1996:162)。换言之,“现代个体主义”的核心意涵是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city),其蕴含着的个体自足性,不仅表现为鲁滨逊的孤独,也表现在鲁滨逊颇有运气地找到为其个人好处而全心效劳的仆人或友人。这种人的内在性质及人与人的关系,在瓦特看来,才是现代社会的起点与困境。
瓦特以广阔的思想史的视野,发现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将《鲁滨逊·克鲁索》看作西方绝对个体主义最终后果的训诫书,指出鲁滨逊的困境正是后来西方现代个体主义的困境。不过,正是这种偏后的视角,使得他实际上将笛福的文本化约为19世纪思想家对社会诊断的注脚,而忽视了笛福所处的新旧转折的时代,及这种新旧交织所呈现出的“现代”更为丰富的面貌。
关于这一点,英美许多研究者已有共识。麦斯米兰·诺瓦克(Novak,1961: 19-29)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瓦特等人对笛福的研究越来越陷入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托尼的理论叙事,以至于理解笛福的关键成了理解资本主义和经济个体主义。诺瓦克看得很清楚,过度用19世纪的视角去解读笛福,只会使其思想四分五裂。危机的叠加会掩盖早期现代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只有将其思想放回到早期现代的情境中,才能为后人理解现代问题提供真正的思想资源。
诺瓦克将笛福的问题放回到现代自然法兴起的语境下理解。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尚未开始资本化大生产。笛福对人性的看法,更多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影响,即认为人是自爱的、自私的、贪婪的、内在不安的、对权力有欲望的。他承认这种人性的现实性,及其对商业的推动,但他不认为这能带来好的社会。事实上,他对这种人性之恶怀有极大的担忧,认为这是鲁滨逊的原罪(Novak,1976: 60、63)。在《笛福与人的自然》一书,诺瓦克进而将他对笛福各文本的研究,汇入他对笛福的自然法思想的阐发。他(Novak,1963:6)指出,在笛福看来,上帝使自身看护方式服从于理性的方法。巨大的因果之链,连他自己也不能打破。神意的运作完全通过自然,也使其时常与自然难以区分。一直被忽视的人、自然与上帝的关系问题,这才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作为理解早期现代社会的个体问题的门径。
不过,诺瓦克的一些判断太过“自然法化”。在某些方面,他似乎过于用自然法派的问题域去引导他对笛福的理解,而忽视了笛福援引圣经时所透露出的态度。诺瓦克之后,笛福研究出现一种神学转向。斯塔尔(George A. Starr)、亨特(J.Paul Hunter)等人分别从不同侧面研究笛福著作中的神学问题。在斯塔尔看来,诺瓦克所谓的自然法,仍然是一种世俗化的道德教条,而非真正的神学范畴。“人类事务是由神意(Providence)统治的,任何扰乱或逃避神意为他们安排的模式,都暗含对上帝权力的否定,甚至对上帝存在的挑战。”(Starr,1976: 81)斯塔尔找出笛福在各著作中所引的旧约经文,表现出在笛福眼里,父权与神圣权力是等同的,家庭—社会—神圣秩序是关联在一起的。违抗父命相当于蔑视和反叛家庭—社会—上帝的权威。而用身体的疾病象征精神的虚弱,以使人开始忏悔,这一点亦是传统的,很早就出现在有关皈依的著作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典型代表。换言之,斯塔尔看到了笛福的思想中极为传统的面相。相较于现代自然法学派,笛福更是一位奥古斯丁传统的延续者,一位原教旨主义者。
与斯塔尔相比,亨特更反对诺瓦克对笛福的现实主义研究,而投入神学疏证之中。在他看来,鲁滨逊就是《天路历程》里的基督徒,漫无目的地在未知的海上游荡,最终成为跨越山脉,到达乐土的圣徒。而笛福,与班扬一样,是推崇回归原教旨的传教者,看到国教教会越走越远,而强调必须重返《圣经》的原则。
然而,《鲁滨逊·克鲁索》愈被视作宗教经典,神学愈被作为独立的范畴区别出来,因瓦特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愈被忽略掉,笛福对传统的利用及其变革方式也随之而受到遮蔽。因为笛福探究的不是纯粹的神学,而是如何在新的人格、自然和上帝的基础上,确立一般的社会道德秩序。
与霍布斯一样,笛福看到了现代个体的抽象自由所导致的社会的无限危机。但不同于霍布斯,他并没有诉诸庞大的利维坦,去治理现代人心的疾病,因为他看到,形式化的国家传统并不能安顿人心,法律沉默之处,人们仅仅着眼于私人利益,仍然无法过一种自然的社会生活。换言之,纯粹个体化的人格只有转变成道德人格,才能结合而成真正的自然社会。笛福在传统资源中寻找可以使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有所安定的精神内核,形成他的自然社会和神意论,为自由政治奠定可靠的社会伦理基础。
而本文就是试图从个体与神意的关联入手,重新回到社会伦理的讨论上去,来理解现代个体的道德意涵及其安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