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4月6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Saul Mills)已经到达香港, 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象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4月中旬初决定以4月20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象路易斯· 斯特朗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33]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象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象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4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4]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便利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35]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36]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溥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