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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作为民国时期的“硬通货”,“大洋”在民国不同年月,购买力也有差异。若论“民国初期”,那值得说说的,就是北洋时代(1912—1927)。
“北洋时代”的“一块大洋”有多值钱?经典民国剧《大宅门》里,就有生动呈现:作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爷“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面不改色的白七爷,轻松一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接着甩出一块大洋,果然叫包子铺老板破涕为笑:“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以学者李开周的考证,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论其购买力,在那时更是丰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块大洋下馆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烧鸡、火腿等“硬菜”。1917年时,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顿都吃“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也就花一块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大宅门》里,收了白七爷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为什么立刻乐得满脸开花:八笼包子卖出一顿“精品套餐”的钱,搁谁不得乐?
如此购买力,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与“大洋”有关的幸福生活。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而北洋时代的各位“大师”“文豪”们,也常妙笔生花,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
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稿费四百块大洋起。1917年入职的胡适,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这大洋,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着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变成了多少“民国剧”里的风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这民国的风情生活,真是这么“工资高物价低”?别忙,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
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那工人们呢?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这还是“上等”的。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