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史上的天津:北方的经济金融中心
开埠以前,天津就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但却一直没能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直到 1860 年这个北方港口的历史被彻底改写,《北京条约》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增开天津为商埠。“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在这里迅速登陆, 使天津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商业上比以前更加繁荣, 一个以天津为终点市场的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 逐步地构建起来”。
为了适应中外关系变化的新形势,1861 年,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办理北方三个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的 “三口通商大臣”,到天津就职。1870 年11 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接管原 “三口通商大臣” 的职权,不再回直隶总督保定府办公。天津逐渐成为华北的政治中心,同时握有清政府重要实权的李鸿章便以天津为基地,积极筹划各项洋务事宜,从而使天津成为北方的洋务运动和近代化的中心。李鸿章代表的洋务派建立机器局、开平矿务局,成立开平铁路公司,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有铁路的城市。洋务运动时期,天津的大发展奠定了近代工业化的基础。
李鸿章之外,袁世凯是天津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海河北岸开始开发河北新区,在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率先在中国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也称 “北洋新城”。1904 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二家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成为天津第一家新式银行,也是天津金融中心萌芽的开始。创建于 20 世纪前后的天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被称为 “北四行”、“南三行”。
1927 年以前, 总行和分行先后设在天津的现代银行, 共有 34 家之多。1932 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有10 家, 占全国总行数的7 %;设分行的有 93 家, 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 9%;实收资本总额为 2548 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 12.169 % , 各项指标均仅次于上海, 居全国第二位,天津作为北方最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维持到 1949 年之前。
根据复旦大学樊如森教授的研究,20 世纪上半叶,天津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工业、金融中心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截止 1948 年,天津的经济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都仅次于上海(图1:民国时期主要的工业城市;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因此,就其综合经济实力而言,它已经成为近代北方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
二、新世纪的北京: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和节点城市
根据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中心的形成不仅需要经济总量遥遥领先,还必须引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使所在区域成为一个分工明确、共同发展的整体,它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中心城市是经济区域中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能够渗透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统一体。但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进程却越来越推翻原有的理论基础。
80 年代以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城市研究专家 Sassen 的理论,后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城市应该是生产体系中处于节点核心位置的城市,比如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的北京。2013 年麦肯锡在城市世界研究系列中,将北京与东京、巴黎、纽约、伦敦并称为世界五大商务中心。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以北京为总部的企业,如四大银行、中石化、中石油、中粮等参与资本输出、跨国并购、矿产开发、工业生产和销售,体现了北京在生产网络中的控制、协调和辐射作用。截至目前,财富世界 500 强有 52 家总部在北京,超过东京和巴黎,位居全球第一位,在境内更是遥遥领先于上海的 8 家和深圳的 4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