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条第二款也对惩罚性赔偿 的金额规定了上限,为五千万韩元。在第十六条规定,要明确赔偿 数额的计算标准,在赔偿金额过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酌情减免。 我国台湾地区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在交易法上,比如《证 券交易法》中对内幕交易的惩罚,《消费者保护法》中对经营者故 意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行为,《商业秘密法》中故意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等等,赔偿的具体数额会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及获得利益的情 况,既规定了故意侵权,也规定了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 从英、美两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来看,在赔偿的数额方面,应该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两个国家并没有单纯的规定赔偿金是损害的多 少倍,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 也能够真正保护原告的权益,实现对被告的威慑及惩罚作用。大陆 法系对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规定很少,我国在立法及学说上虽然深受 大陆法系影响,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传统,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 适用的标准及考虑因素方面,应该有所突破,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 相关做法。 四、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 1、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区分被告的 恶意状况及原告的损害程度分别计算,并加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惩罚性赔偿金仅以食品价款为基数,惩罚力度有限,应以原告的 “实际损害”为基准,针对不同价格的商品、不同企业的生产规模、 不同生经营者的主观状态,判决不同倍数的赔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信任法官,给予法官此种情形下更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让法官综合考虑企业的行为性质、主观状态、食品价格、波及的社 会范围、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因素,裁判出一个兼具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惩罚倍数。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思路更能适 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也能使《食品安全法》设定的惩罚机制发 挥更佳的作用。法治越是发达,法律赋予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 越大,这就解释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证据制度从最 早的神示证据制度演变为法定证据制度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自由 心证制度的原因,因此,赋予法官们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已成为法治 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在实践中注意提高法官 的司法道德水平,同时通过监督机制来减少因法官自由裁量不当而 造成的不公正。 关于是否可以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设置惩罚性赔偿 金数额的上限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设置赔偿 额度的上限,可以防止法官裁判案件的随意性,预防司法腐败的发 生。法官在法定的上限内,通过综合考虑被告的财产状况、主观恶 性、原告的损害程度等因素最终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是十分科学 的。 2、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因低价食品致害的原告的求偿程序。 对于食品价款低的案件,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完采取繁琐的普通诉 讼程序,可以考虑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尽量 在 20 天以内审结,一次辩论即终结,禁止反诉。在管辖上,为了 保护原告一方的弱势请求权人,可以由双方选择管辖,不必要严格 按照原告就被告原则。小额诉讼程序虽然牺牲了部分程序的严格 性,但却能够保证诉讼效率,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十分值得 提倡。对于消费者众多,比如 10 人以上确定或不确定原告人数的 案件,则可以采用代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即一人或数人起诉后, 法院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在商品已经销售的区 域内发布公告,让购买了同样商品的消费者去法院进行登记,合并 审理。 3、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食品”做扩大解释,包含“免费 赠送的食品”,以其市场价格作为赔偿的基准价款。 赠品虽然名义上不需要消费者支付对价,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但 是实际上这些赠品有形无形之中都为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带来了 一定的利润,此处不禁想援引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商 品”一词的定义——即用于交换的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产 品,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些赠送的食品也属于食品,属于商品, 当消费者在使用这些赠品时遭受到损害的话是可以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 96 条的规定要求商家给予赔偿的。 那么,消费者应当依据什么基准作为求偿依据呢?是赠品的市场 价格还是成本价格?笔者认为应当依据赠品的市场价格。如前所 述,这些赠品从本质上来讲仍是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规定的前提条件——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依据赠品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赔 偿更加的合理,从举证的角度来看,市场价格的获取更加的容易, 一般成本价格只有企业内部人士才会知晓,外界很难知道,且基于 不同企业不同的生产技术、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其成本价格也各有 不同,调查起来也会更加困难,因此,依据赠品的市场价格来进行 赔偿也会更加高效便捷。 4、将销售者过失销售不安全食品纳入调整范围 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民事案件归责原则的一个重要要件,在 民法上的过失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功能在于惩罚和威慑,那么,对重大过失行为,显然也应该纳 入调整范围,从而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警惕,并尽到自己应有 的注意义务。销售者在销售行为进行前,有安全注意义务,虽然不 要求严格检测食品的安全指标,但要保证其来源、加工过程符合安 全标准,如果对此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也是对消费者人身安全权的 一种漠视。此外,基于举证条件、举证成本等各方面考量,笔者建 议将销售者主观状态的举证责任转移给销售者自己承担会更加合 理,即将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 关系、主观过错中的主观过错这一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倒置,转由 销售者来证明自己不存在“明知”的主观状态,如果不能证明则要 承担败诉的风险,就要对消费者给予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 96 条十倍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是一 种立法进步,但我们不能止步于这样的进步,法律规定要经过司法 实践来检验,目前的十倍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在实践中,仍有完 善的空间,应该坚持惩罚性赔偿金的综合计算确定损害赔偿金,而 不能单一的适用十倍标准,对不同价款的食品导致的损害,都应给 予赔偿,建立小额诉讼机制,将过失纳入这一制度的调整范围,合 理分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通过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才 能实现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价值,对生产者和销售者起到威慑与警示 作用,从而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