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分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周恩来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个月后,这件事又闹到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便由香港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转赴苏联。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结合起义的始末经过,对国内外广泛流传的有关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种种责难,提出了申辩,实指望党的"六大"对广州起义和他本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但王明等人根本不听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党的"六大"虽然通过了一个《我们的纪念日》的决定,肯定广州起义"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并规定每年12月11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号召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去纪念它,去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历史事业",但对于起义领导者的功过是非,根本没有涉及。王明在这次会上,对广州起义横加指责。"起义时他不在广州,竟指手划脚洋洋万言地写了一篇《广州暴动纪实》。他不加分析,说叶挺在起义前夕才到广州是失职。"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94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二版)无端的指责,使叶挺更加心灰意冷。
那时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机关是它的东方部。"六大"的筹备和召开,都是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领导下,由东方部长米夫具体主持。米夫和王明等人,不仅对叶挺的申辩不予理睬,还以各种方式故意冷落叶挺。连莫斯科中山大学邀请叶挺演讲,也因兼校长米夫和王明等人从中作梗,而使他去不成。叶挺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他受不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尤其忍受不了对他的"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痛,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去了,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又回国参加革命。
事实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转引自童志强著《关于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