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而在国民党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功能,也并未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消解。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群众妇女运动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无论是在“新生活运动”中,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不仅是个重要的节日,还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而民间的妇女组织,更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动妇女参与妇运。比如193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南京各界妇女集会,并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规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代表名额,这一活动间接促成了1936年国大选举成功产生妇女代表,这是近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