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责任于理无凭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作为网络时代的《电子商务法》当然、也应该创设出与新的制度规则。但依据法律的“惯性原理”,要改变既有法律,必须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修法理由。可遗憾的是,网络平台连带责任的制度创新,并不能令人信服。
网络平台连带责任不能偏离责任相当的原则。连带责任要求各个责任人处于同一层次,或者用理论化的表述是,各方都具有大致相当的“可归责性”。那么如何判断“相当”呢?一般而言,如果他们的过错程度基本相当,各自行为和侵害发生的密切程度基本相当,那么就可以认定具有相当的可归责性。以不久前空姐乘坐滴滴顺风车被害案为例,顺风车司机是直接故意的加害人,而滴滴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构成过失,则要求滴滴与顺风车司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有误,因为他们的责任完全不在同一层次。
网络平台连带责任的实质是传统的“连坐”逻辑。其实,我国对连带责任并不陌生。据说,我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各个国家中,连带责任实施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严厉、对这一工具的依赖性最强的国家。正如张维迎、邓峰所发现的,我国的“连带责任”除了像西方一样,有着“基于行为”的连带,更有着“基于信息”的连带。不论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连坐”,还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保甲”,都是政府为了降低其信息收集和监督成本所做的制度安排。然而,政府的合理性不代表整个社会的合理性,相反,“连坐”“保甲”全然否定基于行为的“自负其责”,破坏了各方的预期。不仅于此,这一过度激励还可能导致意料不到的后果,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而起义便是例证。时空流转,到了21世纪的网络时代,政府仍以公共利益和用户生命健康为名,把信息中介者和信息优势者——网络平台视为责任抓手,不免令人生出今夕何夕之感。就此而言,网络平台连带责任新规不但一点不“现代”,反而是“复古”的。容易想见,连带责任将导致两个恶果:对于网络平台而言,过重的负担让小型平台不堪其重,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和不法经营者沆瀣一气;对于平台内经营者而言,连带责任赋予了网络平台监督和管理它们的“私权力”,这让本来已经失衡关系更加失衡,平台竞争生态将趋于恶化,中小经营者将越发艰难。
当前,全球环境风云诡谲,国内经济挑战重重,作为我国经济重要驱动力的电子商务,理当在过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的电子商务立法,必须做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思考,以免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