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多元主体随之跟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实事求是且意义重大的表述,并作出了有用的解读之功,涌现了甚是丰富的精品型解读成果,服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须承认,围绕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客观存有或明或隐的误读样态,主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物质需要万能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2]因此,必须以自觉的理论忧患意识客观分析与透彻匡正上述误读样态,以底线思维避免它们内含的片面性认识或错误成分搞乱人们的思想与阻滞中国实践,并从相关偏误匡正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及匡正
(一)误读样态之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及其匡正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了解读,但并未获致统一认识。正如卫兴华教授指出:“有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发生了转化,还是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决定了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此论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也有片面性,可能会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多维根据不易为中外民众通透性领会,最终将引致无法精准定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意思是,判定时代不能纯粹从思维演绎中去找寻依据,而是要优先以生产力的发展阶位为依据。据此方法论,不难得出我国生产力持续发生积极性的量变进而引起阶段性局部质变,依此良性发展态势促成我国的综合实力不再低落于发达国家。我国成功以固定在世界前列的经济总量驱动国家强起来逻辑的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势由新时期迈向新时代。从我国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指标可管窥大概,如我国自2010年来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