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女书”的历史来源上,聚说纷纭,都源于当地美丽的传说,不足为据。《江永“女书”之谜》的作者谢志民先生在分析“女书”与古汉字的类同关系、部分字符构造所表现的古代文化特点,提出“流传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是一系非常古老文字的遗留,绝非宋元之物,它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江永上江圩一带,古为民族交融之地,至今当地居民中,不仅所操的汉语土话里留有古越语言‘底层’,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除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外,还遗存有明显的越风、楚习、巴俗。因而流传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一系文字,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谢志民先生在指出"'女书'记录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然而‘女书’和它所记录的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后却发生疑问:"'女书'流传区与操壮侗语族语言诸民族居民相距甚远,‘女书’中这些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及其语法结构从何而来?"殊不知,楚人征服湖南后,居住在湘北、湘中地区的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南下。后定居在湘南地区的越人,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汉族统治阶级对越人的迫害加剧,又更向南或西南迁徙,成为今天湖南、广西、贵州毗邻地区侗族的主要来源。广西壮族也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女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分化聚合的语言现象,“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以上推论是否可以作为“女书”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的又一佐证呢?只好由他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