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上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州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于他趁崇宁元年(1102年)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自己撰文、蔡京书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正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惯常的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如实地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