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主寒喧坐定后,段祺瑞用一口合肥话轻声说道:“章先生昔年在北大执教,声名卓著,祺瑞虽军务倥偬,亦时有所闻,十分佩服!上海《新闻报》近期发表的先生宏论,祺瑞全都拜读,先生抨击‘代议制’,主张农村立国,均为不易之的论。我记得先生还写过一首诗,其中说:‘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写得真好!其实何止湖南,我看全中国都要以农为主呢!”
听着听着,章士钊感到心中暖流激荡。
段祺瑞接着说:“此次趁先生北上,祺瑞有一事请教。临时政府草创,百废待举,此间有人提议,祺瑞应兼任总统、总理两职,以不负国民重托。先生深谙逻辑,不知取个什么名儿才相称?”
章士钊思虑有顷,侃侃而谈:“约法既坏,新法未立,用总统这一旧名词不太妥当。段先生是国家元首,当然要讲究名、实相符。考察西方历史,纪元前,罗马初设民主制,元首称为公萨,翻译为华文则为执政。依愚见,莫若以‘临时执政’之名,兼摄总统、总理二事。”[1]
“临时执政?执政?先生高明,茅塞顿开!”段祺瑞拊掌大笑。
谈了一阵话后,段祺瑞又诚恳地说:“久仰先生逻辑精严,于法学造诣极深,此次相邀北上,主要是想请先生屈就司法总长一职,无论如何,请先生不要推诿!”
5月7日,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之日。1924年的这一天大清早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就开始聚集人群了。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未脱稚气的学生,从教员家属到执役勤杂,大家肩并肩、手挽手,唱着歌,喊着口号,挥着小旗,扛着“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横幅,走上了街头。”“纪念国耻”、“还我河山”、“严惩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当天报纸刊载了教育部禁止游行的通令。
一清早,章士钊就惶恐不安地在会客室里踱步,默默地想着京城风潮的演变。突然,段祺瑞亲自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今天将会有群众示威,千万不要去部里办公,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吴弱男听了,又急又怕,劝他听执政的话,到朋友家暂避一避。章士钊虽然焦躁不安,但认为自己是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这样逃走,不仅贻笑时人,而且还会成为后人的笑柄。他执拗地说:
“我死也死在这魏家胡同13号!”
不久,愤怒的人流转至东城魏家胡同13号,将章宅围得水泄不通,将朱红大门擂得山响。章士钊一边命令门岗严守大门,一边电话报警。相持中,警车呼啸而至,军警用警棍和水枪镇压了游行的群众,抓走了一些进步学生。
9月,各校学生四千人再次集会,喊出了“打倒章士钊”的口号,要求罢免章士钊,释放被捕的学生。45岁的章士钊第一次感受到了宦海风波的险恶。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辞职赴上海。后经段祺瑞挽留,才回北京复司法总长职。
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各大学更是群情激愤。段祺瑞为了控制局势,7月底又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
8月1日,北京女师大风潮骤起,并且大有向各高校蔓延之势。于是,章士钊委派劣迹斑斑的顽固派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杨荫榆曾经游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杜威博士的课。然而对于民主思潮,她似乎有天生的“抗药性”。此前做过几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作是他的一群童养媳。在鲁迅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学生们发动了“驱羊运动”,打出了“我们不要杨荫榆”、“杨荫榆滚回去”等横幅标语,坚决抵制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消息传到教育部总长办公室。章士钊被深深激怒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直接挂了警察局的电话,要求派出大批军警,“护送杨校长莅任,对闹事学生一律驱散,该抓的就抓起来。”
过了几天,章士钊余怒未息,又着令将鲁迅等进步教师免职,不料女师大的学潮更加汹涌。章士钊心想,如何能让安份守己的学生专心读经救国呢?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只有将造反的学生赶出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他竟然不顾舆论大哗,悍然下令解散女师大。
初秋的京城,天气还很炎热。为了保护学校,刘和珍、许广平等进步学生坚持夜间睡在校门口的石阶上。8月1日,杨荫榆带领一队武装军警及其死党一百多人占据女师大,并采用断绝学生的饮食、水源、关闭电源等恶毒的办法,迫使学生离校。学生们遂以绝食拒绝出校门,她们聚集成团,手挽着手,誓死抵抗。
女师大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评议会于8月18日通过了措辞强硬的决议案: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
这时,杨荫榆来教育部汇报,说学生集体静坐,不肯离校。章士钊一听,湖南“犟驴子”脾气大发,斩钉截铁地说:“那好办,给我雇一些三河县老妈子,把她们架出去!”
所谓“三河县老妈子”,即三河县来京津做工的女佣。当时乡间妇女多数仍裹小脚,唯三河县女佣多是天然足。这些大脚妇女蛮悍得很,到校后即与学生冲突,发生了殴打学生,搜查宿舍等严重事件。她们七八人挟一个学生,拳打脚踢,恣意凌辱。许多女学生的头发被扯断,上衣被撕破,财物被抢走。还有些“三河老妈子”追打学生到宿舍,公然翻箱倒柜,掠劫衣物。
由于声名狼藉,在学潮的冲击下,章士钊第二任教育总长仅当了四个月就下台了,段祺瑞坚邀其改任执政府秘书长。第二年春天,执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杨德群等学生遭到枪杀。接着,执政府下令通缉支持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秘书长章士钊草拟了这份遗臭后世的通缉令。不久,在千夫所指、民怨沸腾中,段执政垮台,章士钊也随之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
『律师生涯』
章士钊欧游归国后,1930年春,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时,章士钊与吴弱男的裂缝已越来越大,为照顾三个儿子在外读书,吴弱男夫人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风景如画的格廷根定居。“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离东北去上海,由杨度介绍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杜当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章士钊被待为上宾,加上他本来就于法律、逻辑学养深厚,工于诉讼公文笔法,如老吏断狱,丝丝入扣,于是,他挂牌当起了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十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四次因从事政治活动而遭逮捕,随后押到南京,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次年定于4月开庭审讯。此时陈独秀虽因托派关系,已被开除出党,但外人不一定清楚,国民党政府仍将其视为共产党首领。案情重大,无人敢去为他们辩护。有朋友找到章士钊,章思忖有顷,一拍桌子,答应了下来。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前此已在14、15日举行了两次庭审,第三次是公开辩论。
场内场外挤满了人,来的大部分是陈独秀的朋友、记者和社会各界关心此案的人士。
主审此案的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检察官朱隽等莅庭升座。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认定陈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嗡嗡议论声四起。因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可以判死刑的。
接着,陈独秀进行抗辩。读他那篇《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这篇文章洋洋数千言,文言白话并用。这是一篇既为自己辩护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犀利有力。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他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章士钊始终不动声色,听取庭辩。检察官的话句句隐藏杀机,章士钊洞若观火。他曾经宦海,又一贯关注时局与政治,明嘹此案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而中共则早已批判他成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而国民党政府则可能今天要利用这个工具。三种力量,消长交合,机会和危险均在毫发之间。接案以来,他绞尽脑汁,惨淡经营,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以此来救老朋友一命。
待陈独秀讲完,章士钊一掠头发,站了起来,开始他那洋洋洒洒、旁若无人的辩护。
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之为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
“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检察官哑然无辞以对。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章士钊继续展开雄辩。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职务;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等等。章士钊煞费苦心地说: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
最后,章士钊明确地说:
“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恬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1]
章士钊的辩护词达数千言,文通法理,激昂慷慨,举座为之震惊。连法官、检察官心中也暗暗佩服。
然而事出意外,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却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本。”
至此,全场大哗,章士钊暗叫不好!一生交友遍天下,只有三个人不好交,其中之一就是眼前的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全然不理会他搭救自己的苦衷,自己要拼命往死路上走,奈何,奈何!
这边,陈独秀简要地大声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说:
“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民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步。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听众纷纷称赞:“革命家!”“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章士钊则苦笑着摇头不止。
这场精彩的庭辩脍炙人口、轰动社会。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导审判情况,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最后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八年。事实证明,章士钊是有见地的。庭审中,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政府要利用他的企图。倒是章大律师利用了这一企图,是这场官司最大的赢家。当时的《实报》有评论说:“陈卒赖其力(指章的辩护),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估价当然有待商榷,但章士钊的出庭斡旋,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那荡气回肠的辩护词轰动一时,后来被上海沪东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