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作品在对现实的抨击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静成熟的睿智和对历史反思的沉蕴。结构艺术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中用心别致,一开始就已牵动观剧人的眼、耳、心。戏剧结构通常有多种组织安排方式:或用开放式、线条式,或用闭锁式、团块式,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追叙,或明写,或暗写,或详写,或略写。同时,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结构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外,力求剧作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具有突出的艺术性。他充分吸收诗歌的抒情性,但不忘叙事性诗歌同样可以呈现事情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巧妙地将抒情诗作为联结戏剧情节的显性线索。例如,《棠棣之花》剧中的诗歌所构筑的诗情结构庞而粗,郭沫若将艺术心力更多的投注在戏剧情节的铺排,逐渐细而密而新;《高渐离》颇费筹谋地使情节复杂化,为充分营造剧目节日歌舞气氛,巧妙地把《广寒宫》中《张果老歌》和《牛郎织女歌》插入,先乐后哀,结构安排出其不意;《虎符》中,郭沫若表达了飒爽倜傥的人文情怀,剧本情节结构也不再单一,显示出强烈的主观特色,暗含一条创作者的情感线索。自由表达郭沫若的戏剧与诗歌自由无拘,从未照搬他人的观点枷锁强行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形式方面主张“绝端自由,绝端自主”创作主体才能真正抵达自主。这种自由灵活的观念与史剧的情味抒发紧密连结在一起。郭沫若的历史剧中的抒情诗特色不仅是指其中的短歌或者是小诗,而且还指其中散文的诗或是诗的独白。散文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剧产生有机化合。郭沫若尽最大可能将古代精神翻译移置到现代,再解读再解释。所以他在史剧结构和语言形式上得以发挥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随意绪的流动对历史精神进行新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采取随意的语言来吐露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这是抒情诗和叙事诗所不能传达的内发情味。郭沫若的创作中,现实与宇宙、个体与集体、波澜与烈火、柔软和坚硬以自然渗透的方式沉淀于郭沫若史剧自由体例诗歌内部,使得这些自由意义上的诗歌在审美追求方面远远超过想象力匮乏的平庸之作。没有预先设定的句式与格律,一任心迹的流淌,加之自主精神的闪光和打破传统言说方式的自由表达,多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史剧中的自由体散文诗加速了剧作者净化式情感的疏放,实现了内在主体精神与外在自由形式的合并。独白艺术郭沫若的独白艺术有火山式的热烈独白与冷峻雷电式独白。火山式的热烈独白往往是在自然情境下生命能量的表现,因此也就成为最真实的语言。没有现实条件的束缚,没有政治任务的羁绊,只有无限制的精神自由。独白的产生有赖于作家完全耿直淡白的心境,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抹去一切虚饰与雕琢,还原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以火山为意象的独白,语言翻涌奔腾,似人体血液似火山熔浆滚烫热烈。火山式独白可以说是郭沫若“生命写作”“诗学观语言层面的直观写照。而冷峻雷电式独白强调与雷电同化,雷电的犀利力量由内而外生发出来,郭沫若笔下的雷电独白给予语言积极向上的动感,以求全剧气氛统一生发对怪力乱神的泄愤,以及对自然和神灵的叩问。语言艺术郭沫若是善于寓诗情于史笔的诗人,他中国传统诗歌在语式上,采用简短的对仗式诗句反复,以此达到抒情效用。郭沫若早期的剧作诗歌创作,将诗歌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内部结构的一部分。他不吝惜笔墨似的将成段成段对仗反复的短句引用入作品,或者说是郭沫若为了故事题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素材的多样性、故事内涵的多重性,别出心裁地用诗歌来反映投射。因此,郭沫若的作品有回环复沓、对仗整齐、内容直白、情感热烈的艺术效果,喷涌着惊心动魄的情感力量。屈原模式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历史诗学观的指导下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合理性的虚构”。不过郭沫若首先选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作为主人公,比如屈原、夏完淳。屈原模式是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寻根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文化选择。郭沫若史剧,似乎每个人物都饱含诗情,一下子就能喷薄出自然的诗作,一般读者大多会认为这是诗人完全不顾及角色和人物自身性格,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郭沫若将浪漫派对纯洁人格的想象和乌托邦理想融到一起,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他将诗、史、诗人三者等同了起来。屈原模式下的史剧人物就是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和追求,除了天才诗人夏完淳,信陵君、段功都是屈原模式的体现者。女性形象郭沫若不但在描写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时运用了许多韵文和散文式诗歌,而且刻画次要人物时也带有一些诗意。郭沫若是个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史剧中人物形象往往毫无瑕疵缺陷,是乌托邦想象中理想人性和品格的映现,尤其是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无惧死亡,面对邪恶力量“从献身中得到永生",彰显着郭沫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盼”。女性配角的主动献祭与主人公的不幸罹难构成相反的戏剧张力。相比郭沫若刻画的男性主人公,虚构出的一系列次要女性人物似乎更具古典气质和现代意蕴,在性格特点上更加丰满真实。婵娟的存在于郭沫若看来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是屈原辞赋的具象化,是与恶势力抗争后逼至绝路的美德化身。侠士形象郭沫若史剧中的侠文化内涵彻底摒弃摆脱了传统侠的“义利观",只有尚武有力、富有正义感、毫无自私自利心的侠客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游侠。郭沫若将审美视野置换到传统社会中一些为国为民的奋勇游侠身上。他们藐视权威,反抗束缚,任气尚勇,彰显一派侠者风范,大是大非面前试图以一己之身力挽狂澜。虽不成功,这一行为意识超出传统侠观念的狭窄性局限,突破了历史上只为知己而死的简单化侠客思维。浓厚的诗味将儒家“仁道”精神融注到侠文化领域,这就使得郭沫若笔下的游侠实行的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不再只是一己斗狠,争强好胜的草莽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