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证据所显示之内容,可以认定杨超对所欲购买的蜂胶产品系域外制造形成并转入国内进行“现货”出售的事实具有清楚的认识与了解,其中包括对从外国取得之商品的品种、类型、价格、包装等事项的认知,故而其也应对该产品可能不存在中文标签或无法经由我国相关机构检验检疫等事实具有充分的预期。由此,杨超对于购买系争域外商品的性征状况及其与境内商品的区别是明知的,并不存在“被误导消费”的情形。同时,杨超于一二审期间也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争商品存在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的事实,其提出系争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主张依据不足。因此,上诉人于本案中的主张并不满足适用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的法定要件。
3.产品系卖家在国外根据消费者指定代购,且消费者也未证明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的,法院对十倍赔偿金的主张不予支持——高冠豪与黄凯扬、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代购产品系卖家在国外根据消费者指定代为购买的,消费者也表示在购买时已知晓其要购买的商品是在国外市场进行销售,且其无证据证实商品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的,则消费者不能因产品无中文标签主张十倍赔偿金。
案号:(2017)粤01民终4328号
审理法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7-06-20
4.卖家在明确提示产品为代购商品无中文标识后,买家仍要求继续发货的,应认定卖家的行为未对消费者构成误导——金蔚然与长沙众群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卖家在销售过程中提示消费者产品无中文标识为代购商品,消费者仍坚持继续履行合同的,应视为卖家已履行了相关提示义务,未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案号:(2017)京03民终7986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7-12-12 法信·学者观点网络跨境代购的法律关系分析在代购关系中,除了传统的买卖双方外,还多了一个代购商的身份,而关于代购行为的法律定性,要根据代购形式的不同予以区分。
对于有现货的商品代购,由于代购商已经取得了商品的所有权,故其与作为买方的消费者之间构成直接的买卖关系,所谓的代购只是表明商品来源于国外而已,代购实际上是一个转卖的行为,因此,也应当由代购者承担出卖方的瑕疵担保义务。
而对于消费者指定商品的代购,由于消费者在网上下单付款时,代购商尚未取得商品的所有权,其是根据消费者的指示进行购买,故对于此时的法律关系,存在代理、委托、居间和行纪等多种观点。由于行纪人一般需取得特定的营业资格,而普通网络代购商并不需要特定资质;居间行为则需促成消费者与国外卖家直接签订合同,但实际上消费者与国外卖家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故通常认为,消费者和代购商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关系。因代购商在购买商品时无需披露被代理人,故对外可以认定属间接代理的行为。(林凯:《网络跨境代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明确代购关系的法律性质,对于案件的处理十分关键。因为这涉及产品本身的瑕疵是由委托方还是出卖方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以跨境代购中交易量较大的奶粉代购为例。
郑某在电商平台京东的第三方店铺欧买商贸购买进口婴幼儿奶粉7盒,后发现第三方店铺交付的奶粉无中文标识、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进口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等规定,故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十。第三方店铺抗辩称,其与郑某系委托关系,奶粉来源合法,入境均经海关审核许可,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第三方店铺的首页明确注明系“母婴产品海外购”,相关网页所载的奶粉图案就是全英文包装,郑某与第三方缔结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购买从海外代购而来的全进口奶粉,且目前亦无证据显示涉案奶粉存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情况,故法院驳回了郑某的诉讼请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484号民事判决。)
在该案中,由于奶粉代购需求量巨大,故第三方店铺采取了预先境外采购然后发货至我国“境内关外”的保税区,再由保税区发货给消费者的做法,故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并非委托关系。若为委托关系,则经消费者指定代购商购买全英文标识的进口奶粉,其产品没有中文标签的问题不应由作为受托人的代购商承担。但本案的判决理由与委托关系也有类似之处,即销售商在购买页面明确展示的就是全英文包装的奶粉,亦注明系海外代购,与原告下单要求购买的标的物完全一致,故原告以此要求退一赔十缺乏依据。 (摘自《网络交易审判热点问题研究》,作者:季磊,载《判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