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6]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军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军和太平军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