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借内债:据统计,自1912~1926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8种公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实发行额也达612,062,708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页。)。这些都是有借无还的官债。(二)勒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从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之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6页。)。(三)滥发纸币票券: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2页。);在河南发行400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8页。)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人民生活困苦。(四)栽卖鸦片:强迫种烟征税,是军阀普遍采用的阴险毒辣手段。陕西眉县、宝鸡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625页。)。这笔收入相当庞大,如1924年,甘肃每亩鸦片烟税为8元至15元不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