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包括对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甚至是重大的。这种影响和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不可分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参与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想象的建构,参与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恩博(又名“斯密斯”)的那本书《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对鲁迅等启蒙作家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影响。而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上的“汉学”,则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像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入的其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都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基本上是以正面为主的。
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介绍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张宽的文章,因为他拿西方后殖民理论来反思汉学、反思中国的启蒙主义,把“汉学”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及西方的所谓“殖民话语”进行知识谱系上的勾连,批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另外,也是1993年,陈平原等主编的《文学史》丛刊第一辑发表了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这篇文章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质疑来源自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这本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刘禾的基本观点是:“国民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这个话语建构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决定性影响,鲁迅这些中国的启蒙作家和思想家不过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而已。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鲁迅、对汉学、对西方传教士著作的批评。比如说冯骥才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骥才的观点跟刘禾几乎一模一样,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