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下曲阳和下尃两个相邻的地名,不是铸地。这块三孔布祖钱范下曲阳和下尃的混合范告诉我们,三孔布下曲阳和下尃,是同一铸钱局生产的。在中国铸币史上,出现过极少数不同年号的混合钱范,如南朝的景和、永光金属混合母范(见《说钱范十七》),却从来没有出现过铭刻着不同铸地的混合钱范。
并且,据专家考证,下曲阳,在今河北省晋县西;晋县现已撤县改市,为晋州市。下尃,在今河北省深县东;深县现已撤县改市,为深州市。晋州市与深州市地处河北省石家庄和衡水之间,两地相隔仅50公里,即便是战国时期,人们步行也只是一日的路程。在这样近的两地,设两个铸钱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
第二:祖钱范是铸钱的最早模范。早期的“三孔布”金属祖钱范与实首布金属祖钱范一样都是“一范二模”(参看本博《说钱范十四 战国补史五钱范》)。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后期的“三孔布”金属祖钱范,“一两型”的攺为“一范三模”,而“十二朱型”的攺为“一范四模”,或“一范六模”。
无论是“一两型”的“三孔布”金属祖钱范,还是“十二朱 型”的“三孔布”金属祖钱范,它们都是“立式顶注、分流直注”板形范。且这四块钱范,及下曲阳和下尃的混合范,它们的文字、形式、浇注道等等都高度的一致,绝非偶然。因此,我们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时期同一铸钱局制作的祖钱范。
第三:对于“三孔布”钱的铸主,现在有“中山说”、“赵国说”、“秦国说”三种。(本文不讨论铸主问题)如果“三孔布”钱面文是铸地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四十余种“三孔布”钱,就会有四十多地设立了四十多个铸钱局。这,可能吗?且不说中山这样的小国,弹丸之地,他做不到;就是赵国,仅有河北南部和北部地区,加上山西部分地区,充其量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省,也绝对无法承受。
那么看看最强大的秦国,又如何呢?
战国时的秦国,主要区域在关中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和甘肃省一带。直到秦吞并了六国后,秦朝四至: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朝面积达到330多万平方公里。
我国历史上的清朝,铸钱局最多时也达到四十多个。但清朝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战国时秦国的几十倍。
清朝初期1400万平方公里,中期1300.7万平方公里,晚期1140万平方公里。
清朝四至: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钓鱼岛和赤尾屿;南包南海诸;西跨葱岭喷赤河;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岸;西南到喜马拉雅山。
我们撇开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工艺水平、材料来源等等,时代局限的条件不说,单就地域面积算, 战国时的秦国,应设置的铸钱局最多二至三个。因此,在这样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设置40多个铸钱局,既极不合理,也完全没有必要。
第四:战国时期,确实有过正面钱体上的铭文记“铸地”的事实,比如赵国的“蔺”字系列钱(见下图,蔺地,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以西)。赵国在“蔺”生产了多种钱币,可见“蔺”字铭文确实是记“铸地”。但,三孔布正面铭文的情况与它完全不同。据说三孔布由圆足布演变而来,而我们至今,既没有见到“蔺”字铭文的三孔布,也没有见到钱体上镌有与三孔布铭文相同的其它钱币。那么,难道铸造三孔布的“铸地”,都规定只许铸造一种三孔布,且铸造的数量又极其有限,还不允许铸造其它钱币吗?所以,称三孔布正面钱体上的铭文为“ 铸地 ”,无论如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蔺地 所铸的系列钱币。蔺,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以西。
第五:铸币,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视为“国之大事”,铸地的设置更是慎之又慎。中山、赵、秦,无论那一国的国君,绝不会拿铸币开玩笑,到处设局,遍地开花,将四十多种三孔布分配给四十多个铸钱局去铸,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综上所述,三孔布钱由金属钱范铸制而成,它正面钱体上的铭文所记并非“铸地”,而是一般的地名符号。正如现在上海市区的街道名称,与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域没有一点关系!
在祖国大建设、大开发的背景下,三孔布的种种实物陆续现身。我们不能囿于前人的结论,必须面对现实,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三孔布,认识三孔布。
钱币收藏、更加地讲究 以物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