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税捐剥削
1.钱粮(1)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斢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39]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40]、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山林分配问题
(三)池塘分配问题
(四)房屋分配问题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八)留公田问题
(九)分配快慢
(十)一个“平”字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十五)废债问题
(十六)土地税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十六)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