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杨鸿烈先生认为,他(方孝孺)和后来的黄宗羲都是明代“ 无独有偶” 的民主法治主义者。黄宗羲的民主法治主义的论调和方孝孺相似。127而方孝孺以身殉道、坐以十族,则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开中国历史之最,其悲烈更远甚于正义女神雕像背后所刻的那句简洁的古罗马法律格言:“ 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 一、忠诚——司法伦理之根基 忠诚,作为一个政治道德观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其最自然的涵意应该理解为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于君主。 方孝孺说,“ 夫能臣者,以义处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国家成事功为职,而身之祸福用舍不与焉。”(《逊志斋集· 许劭》)又说,“ 人臣者以义守职,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逊志斋集· 条侯传论》)这里,方孝孺认为,官员应该以忠事君、以道事君,以义守职、以义处身。作为社会关系中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其自身的职守,或称之为社会责任,忠于国家社稷是人之自然之职,因为国家社稷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之根基;而忠于国家所赋予的职守是人之应然之职,因为忠于职守是国家社稷赖以生存之根基。那么,作为官员其应坚守的“ 职” 和应秉承的“ 义” 指的是什么呢?上述引文中,明确指出官员应坚守之职是“ 忠国家成事功”。对于官员应秉承之义,方孝孺认为“ 大臣之义,守死非难也,死而利国家安社稷为难。”(《逊志斋集· 萧懿》)因此,“ 职” 和“ 义” 对于官员来说具有共同之处,都应该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俗话说,文臣当死谏,武将当死战。“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泫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逊志斋集· 豫让》)方孝孺认为,士人君子应当“ 竭尽知谋,忠告善道”,并且认为未尽忠告善道的愚忠,只是钓名沽誉,泫世骇俗。 为人与处世,应该以是否符合“ 义” 的要求进行评断。方孝孺认为“ 君子之于世,视生死贵贱如手足之俯仰,不以动其意而一以义裁之。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苟生也。义宜贱也,虽诱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贵也。”“ 与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为善乎!”(《逊志斋集· 苏威》)由此我们可以剧烈地感触到方孝孺的强烈气场。在靖难之役后,方孝孺不愿为朱棣登极起草诏书,而被朱棣“ 命磔诸市”。可见文中“ 视生死贵贱如手足之俯仰”、“ 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并非书生空谈。方孝孺之死,一方面以死报答建文帝的知遇之恩,方孝孺与建文帝君臣遇合,使之得以施展政治抱负。“ 士为知己者死”。另外一方面以死捍卫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他看来燕王朱棣登基属篡臣也,而命其起诏则是对其的侮辱。“ 士可杀不可辱”。 作者简介:胡剑锋,浙江省宁海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127 参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5-486 页。 国人对忠诚与奸佞的辨别,并非仅仅局限于是否对某一人忠诚,而更注重是否忠于国家和民族。即使身处一个没有前途的朝廷,即使身处一个边地硝烟的年代,既然还在其中吃官粮拿俸禄,就应该为朝廷为国家尽职尽忠,而不能以朝廷的腐败和政局的混乱,作为背信弃义的借口。正因为如此,秦桧虽被赵构追谥为“ 忠献”,但仍然在国人面前跪了近一千年。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出现了千百万个舍身取义、慷慨赴死的精彩故事。 忠孝节义,作为中国传统四字道德准则。有时会存在着权衡与取舍。如何权衡与取舍,方孝孺认为应该合乎天道而宜乎人性。对于赵苞弃母全城,他认为“ 义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谓也,不可以固而不知变也。弃母以全城与全母而弃郡,其非义则一,然不若弃母之愈甚也。权其轻重,使合乎宜,上不失亲,下不失职,惟达于义者能之。” 对于作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埋子,他认为“ 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矣。”(《逊志斋集· 郭巨》)鲁迅先生对此也曾有过类似的评断,“ 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了,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128 在现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存在着法律规定与大众民意之间冲突和权衡。除了阳光司法、强化说理、判例指导等直观的方法之外,司法人员对法律价值和大众情感的理性衡平则是关键所在。忠实于法律,理应忠实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的精神。如果将法律规定直接适用于某个具体案件,会明显悖于情理,其结果会造成对大众情感的伤害,此时应基于历史、习惯、文化及法律本身的考查,基于对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的选择,对法律规定作出最符合当下社会环境的解释和适用。 二、利民——司法伦理的追求 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是良法和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 方孝孺在关于守法求治中利民与利君、良法与恶法、公益性与私益性之间关系时,论道:“ 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举天下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逊志斋集· 深虑论六》)方孝孺认为,法律的制定应该保护民众的利益,只要有利于保护民众的利益,对法律可以因时而异,随势而变。法律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君主首先应该做好守法的表率,而不可以利用君权将其个人意志甚至是喜怒好恶强加于受他控制的官员和百姓,否则法律就会得不到准确地实施。 方孝孺认为不仅立法要体现社会的公共性,守法、司法、变法也应该如此。“ 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诚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逊志斋集· 深虑论六》)只要利民,因时而异,随势而变,才算是真正的守法,从而为明朝建文新政的推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何变法革制,方先生十分明确地指出应该顺应社情民意,“ 变更其所难循,求其宜于民情,则可矣”。(《逊志斋集· 深虑论三》) 从法律本源来说,法律是为了确定同态复仇的规则,其本身是一种基于人性良知的善行。方孝孺倡导刑事司法要符合司法精神,“ 得其要术者,能使民畏笞骂为杀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谈笑犯法,不为之少衰。人惟以死为足重也,⋯⋯使皆不爱其死,则将纷然惊肆驰逐于法令之外,趋死而不顾,虽有法何足以制之?”(《逊志斋集· 治要》)刑事司法的精神应是道义。刑事司法符合道义,能使民众畏惧鞭笞严斥如同杀戮。不符合道义,民众犯法的越来越多并且还不以犯法为耻。每个人都注重生命,假使民众不珍惜生命,即使有了法律又怎么能够制止。这就类似于“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之意了。 方孝孺认为实施法律的最高境界是“ 能使民畏礼义如刑罚”。他说,“ 以刑罚为威者,威既亵而乱生;以礼义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礼义如刑罚而不敢犯之,则刑罚可措 128《鲁迅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5 页。 而不用矣。”(《逊志斋集· 成化》)注重刑罚威慑民众,法律的威严既受到亵渎并且社会也不会稳定,注重礼义教化民众,公序良俗就能形成并可以据此定纷止争。治理国家如果能使民众敬畏礼义如同畏惧刑罚一样而不去触犯,那么治理国家就可以不需要刑罚了。政治、道德、文化、习惯等社会规范,本身也都承担着制止犯罪和维护秩序的机能。道德强调人的自律性,道德不仅是最普遍、最根本的规范体系,而且也是维系社会存在、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系统的道德教化,强化社会成员的是非、善恶、荣辱的基本意识判断,抑制和消除社会成员的不良社会需求,从而有效控制犯罪动机的萌生,实现法律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变。他说,“ 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则不畏之矣。”(《逊志斋集· 深虑论五》)恃仗通过法律施加于犯罪人的痛苦去威慑其他民众,民众能够常常畏惧吗?等到民众的畏惧感、耻辱感衰弱了也就无所畏惧了。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无耻者无畏。 对于玩法之民,方孝孺则主张采取“ 霜雪之杀,雷霆之击” 的严厉打击,因为对于玩法之民“ 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因此对此严惩,民众“ 以为当然,而不敢以为非”。(《逊志斋集· 深虑论二》)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在司法活动中,就是要树立和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和精神,给予其关怀、尊重其意愿、保障其权利、维护其尊严。 三、谦抑——司法伦理之保障 方孝孺反对严刑酷罚,认为严刑酷罚并不能树立法律的威严。他说,“ 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轻用法于民。”(《逊志斋集· 治要》)想要民众不轻率触犯刑法,就应该对民众不轻易适用刑罚。因为,“ 吾视杀戮为轻刑而数用之,彼将轻吾之杀戮而数犯之矣。吾视笞骂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骂为足耻而畏避之矣。”(《逊志斋集· 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