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交给他的两个首要任务,一是刹住偷渡风,二是解决粮食问题。
7月上旬,习仲勋来到罗芳过境耕作口,踩着砂石和泥土路走到铁丝网边,透过铁丝网看境外的土地。他问县委书记方苞,为什么丢荒了那么多土地?方苞说,现在偷渡形势严峻,怕过境耕作的农民不回来,都经过严格挑选,一个生产队挑来挑去就那么十几二十个人符合条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完不成,就将境外的一些地也用来种粮食。原来,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宝安居民的田地在1898年被划入香港新界,因此香港有4000多亩土地属于宝安县。农民可以通过7个过境耕作口到对面种田,早上去,晚上回。本来那边种蔬菜是最赚钱的,比种粮食的收入高十倍以上,改种粮食后,农民没有积极性。而且边防规定早上7点半才可以出境,晚上5点多就要入境,但挑水浇菜要在太阳当头之前和日落之后,这样就种不好菜。方苞说,其实要让边境群众富起来并不难,主要是现在政策搞得太死。习仲勋马上说:“这个应该改,马上办!”
宝安与香港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中英街)相连,习仲勋看到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一侧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宝安一侧杂草丛生,商品很少,几乎看不到购物的顾客。
在莲塘临时收容点,习仲勋问偷渡者为什么要偷渡?几个操着潮汕口音的人说:“吃不饱饭。”习仲勋又问:“给够粮食,还走不走?”回答:“还走,那边找工作容易,每个月就有一千几百元收入,两三年就可以寄钱回家建新房。”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感触很深,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所谓偷渡外逃,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群众生活过不下去,往香港跑,应该叫“外流”,不能叫“外逃”!曾主持过多个习仲勋研究项目的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说:“习仲勋敏锐地感到,必须要进行体制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他是最早察觉到改革势在必行的领导人之一。”
麦子灿的批评信
七八月间,习仲勋一连跑了粤东的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的21个县。不久,他收到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所写的批评信。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他说,习仲勋多次表扬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但实际上,这个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信尾写道。
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复信麦子灿,并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1月9日,习仲勋、主管经济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去北京参加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2月9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言,“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吨粮食,与民休养生息;二是更多地利用外资,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多投点资;三是继续提高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等等。”“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而现在讨论的文件,“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叶剑英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谈到发扬民主时,特别提到了习仲勋,称这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12月18日,意义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而习仲勋本人,也成为“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先锋。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81期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