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对此有精彩的回忆。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唔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