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房子的对面,在某个时候,建了一家做废旧塑料的作坊,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一开始的时候,我向家里人抱怨,说为何不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想办法把机器的噪音弄得小声一点,家里人笑着回答我说,这里所有的家庭作坊都是这样,人家要赚钱,怎么好意思去阻止人家?所以,只要作坊的机器一开,家里人就会把门窗关了。当然,这些作坊一般情况下,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们就会把机器关掉,大家维持着这种微妙的默契。
并不是说,城市里就一定缺乏这样的传统与习惯。在城市的小区里,许多物管公司对小区业主装修在时间上就有规定,比如周六周日若要装修,不让钻孔,平时的时候,若是需要砸墙钻孔等也不能安排在午休的时间,所有的这些,都是来源于习惯认知的结果。陌生人社区
只是,现实中,大家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许多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沟通。因为职业的关系,笔者经常能收到广州一些市民的投诉。说实话,我是挺害怕收到这一类投诉的,因为当市民需要向我求助时,不难想象他们内心的无助和病急乱投医。一般情况
下,在收到这些反映冤屈、怨气等时,我都不敢给予回应,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我内心残忍认为,不给予希望,他们也许不至于更绝望。
有一次,有一位住在广州大元帅府边上的市民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反映,晚上大元帅府广场的音响太吵,影响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学习,多次向相关部门投诉无效,恳请我关注一下。
一开始,我想她是否因为太过紧张孩子的高考而反应过度了,毕竟想想现在高考一来,如临大敌,似乎要给孩子们一个真空无声的环境,孩子们才能全神贯注去应对高考。于是,我问她,是否有去跟跳舞的沟通过,协商一下让她们把音响音量调低一点?她回答说,连自己小区楼下的老年人音响声音大,她去沟通都被骂回来,大元帅府广场上跳舞的人根本对她不理不睬。而她坚定认为,这些人就是因为给街道的人交了“保护费”,所以才敢这么嚣张,而街道就是因为收了钱,才对她的投诉不闻不问。
我问她,认为街道收黑钱,可有证据?她说没有,是别人告诉她的,说你们可派记者去暗访。其实,类似的争议,偶尔会见诸报端或上电视台,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大概是怎样的情景。
她后来跟我说,希望通过报道,解决这个问题,更希望政府能够立法规范这个问题。这位市民的“公民意识”倒是挺强,当时我也没有详细跟她沟通我的想法。我只是告诉她,这事未必一定要政府立法来解决,而且实际上,关于噪音方面的规范,政府从来就不缺少这方面的立法。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噪音扰民不独广场舞,以公共利益名义但情况更恶劣的噪音扰民,比比皆是。
我说,你要不还是尝试去跟她们诚恳地商议一下,让她们尽量把声音调低,如果实在不行,在孩子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把家里的门窗关一下,要还是觉得声音吵的话,就花点钱去换个隔音玻璃,也许问题就解决了,这样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高考。
兴许是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这位市民就不再回我的话。也许在她会本能地觉得,凭什么要我多花上千块钱去装隔音玻璃,而不是让对方把声音调低或者直接让执法部门把她们从广场上赶走?
说实话,局面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大妈们认为自己很委屈,市民业主对开发商半夜施工、高架桥24小时汽车呼啸忍气吞声,而对他们动辄泼粪放藏獒;市民业主则认为大妈们不可理喻无法协商沟通,甚至有舆论认为跳广场舞来源于特定的历史经历,代表了一种畸形的审美。在整体上,我们看到的是,市民之间不仅没有多少沟通协商的意愿,更是在事实上丧失了沟通协商的能力。
缺乏了这一能力,又能怎样呢?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权力身上。
于是,人们对权力的依附前所未有地加强:老太太们认为官大一级压死人,市民则认为,需要通过政府立法规范。在绝望之中,市民认为只有求助于权力,不被噪音伤害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陌生人社会能够得以和谐,所要求有的同情性理解、契约精神、社区自治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