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构亦需快马加鞭。重农不能止于惠农政策,还要完备的制度、机制的有力支撑。新的发展阶段,顶层设计需要为重农主义重新谋划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农业现代化的工作与官员的政绩实现挂钩,让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农业区获得合理的补偿,令轻视农业甚至牺牲农业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文明的新生根本在于自身的改革。一如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当农业生产力来到一个新的坐标时,中国需要对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升级。
莫将新常态庸俗化
新常态的火热在意料之中,各界对于中国这一经济发展新阶段多一些有建设性的研究和讨论,既可为主政者治国理政提供参考,亦能增强全社会改革创新的共识。
但近来有一种不良的倾向,新常态俨然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各种会议、总结、报告、文件中,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变化都要和这一概念挂上钩,其中,牵强附会者有之,曲解滥用者亦不少。
事实上,新常态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它是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演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趋势性、阶段性新变化。
对于新常态的认识和讨论可以开放、全面,但不能庸俗、泛化。新常态不能变成一个筐,好的、坏的都往里面装。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将一些历史欠账或不好处理的难题都以“新常态”搪塞,以逃避责任,推卸工作。
譬如,产能过剩,主要因素是长期以来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的结果,并不是新常态的表现,相反,新常态为彻底解决这一深层问题增添了动力和压力。又如,通货紧缩之类的经济风险是短期的经济波动,而不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趋势,与新常态没有必然联系。
面对新常态,我们不回避问题,也不能夸大问题。新常态不能成为畏难的托辞和不负责任的借口。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本身有着深刻内涵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屡屡被曲解,成为很多庸官政客不作为的挡箭牌。这种对科学理论的滥用,不但积累了社会矛盾,而且消解了政治权威。
背后根本原因还是懒政、惰政的习惯作祟。面对棘手问题、重大困难、历史积弊,要么下不了决心,要么没有能力解决。由此,把所有消极的现实都贴上新常态的标签,自然就成了最省事、最简单的办法。
因此,对于新常态,要正本清源,更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