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
懒惰与勤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要问懒惰是怎么产生的,就不得不问勤劳是怎么产生的。
勤劳与否可以通过两个维度加以判断:
劳动时间劳动强度
为什么人要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呢?
人类学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人类学家萨林斯(Sahlins)指出,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以轻易地获得超出其眼前需要的食物,但故意通过休闲来避免这样做。对于这个观点,居住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之间的边境地带朱洪西人(Ju/'hoansi) 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平均每周只需花费17个小时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另外还有19个小时花在了家庭活动和杂务上。这些采猎者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为每天2300大卡,接近现代人的建议摄入量。相比之下提出这一营养标准的美国人一周中需要工作40个小时并进行36个小时的家务劳动。朱洪西人不会积累盈余;他们需要多少食物就采猎多少,适可而止。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不像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不会去积累剩余产品,用很少的时间来工作,享有充分的闲暇。
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强化,人们被逐出了“伊甸园”,税吏在有组织的暴力的支持下,强制没收谷物,人们只有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谋生。剩余产品就这样被剥削制度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生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改进。但是,只要剥削压迫依然存在,技术改进就无法为人类创造出闲暇时光。直到今天,社会积累下巨大财富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为一种公理,工作正在不断侵蚀人们仅有的休息时间。难怪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Lafargue)在《懒惰权》一文中提出,劳动的解放在于争取懒惰的权利!
我们可以说,懒惰是作为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提高的反面存在的,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懒惰之所以被污名化,是因为这种状态无法产生剩余产品。不劳而获的有闲阶级是不会被扣上“懒惰”的帽子的。
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工作吗?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努力工作吗?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中大卫·格雷伯提醒我们注意:
自动化减少了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劳工,新增加的职位是属於管理、行政、监督的性质。营业版图的扩张越来越不是招揽更多的基层生产性劳工,而是雇用更多的客服、公关、行销、法务等专员。金融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