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在病房中等待血液的病人与他们的亲属来说,2018年的除夕并不好过。2月5日,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联合下发《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表示,自2018年2月10日起,北京市正式停止互助献血,这意味着病人只能按照用血紧急程度,等待医院分配血液。在通知下达后,各媒体报端以及社交网络上均出现了血液、血小板供不应求的声音。卫计委同时也表示,除边远地区以外,在2018年3月底之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这一决定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十分明确,为的是打击在互助献血制度下不断滋长的、由“血头”操控的卖血利益链条。如无意外,到本月底,在我国实行了将近20年的互助献血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一制度行将终结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试图梳理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输血政策的变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血液,这一人类个体生命赖以维系的重要元素,是如何在商品和“礼物馈赠”之间来回摇摆的: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血液一直以去商品化、去价格化的面貌出现,但与此同时,在血液供应的整个链条中,从供血人到血库再到用血人,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了为“无价”的血液“定价”的过程。这一价格或许是直接以金钱形式完成的交换价格,或许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和单位挂钩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也可能是以加工费用出现的、附加于血液之上的成本和费用……
从商品到公民义务:计划经济下的动员献血
北平协和医院一份1932年的报告,记录了1925年以来共计1265位“职业供血者”的信息。从那时候开始,为满足用血需要,医院专门建立了“血库”或“血液中心”。同时为了确保充足的血源,医院还“养”了一批专门以卖血为生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并定期抽血。这群人在当时被称为“管子”,意为如同自来水管一般的造血工具。
这样的“群众血库”在战争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1938年来到中国后,倡导八路军在五台山边区成立一个由150人组成的“群众血库”,此举大大减少了伤员的死亡率。上述经验来源于白求恩1936-1937年期间,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学到的运送血液和保存血液经验。与协和医院购买血液的行为不同,在战争这种特殊时期,“群众血库”是靠无偿捐献维系的。
战时输血挽救伤员生命
有偿供血与无偿捐献这两种方式,为日后中国输血事业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