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看到,由于国民党作为“弱势独裁政党”的先天不足,国民政府缺乏一个拥有强大政治权威、道德感召力与廉洁形象的中央政府组织来作为制度变迁的权力后盾,因而无法推动正式的制度供给,无法提供相应的秩序基础与活力来源;另一方面,恰恰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基层政权建设、群众基础以及社会组织与动员方面的缺失,使制度变迁的局部性实践的成功经验难以逐层渗入到意识形态之中,无法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性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
在全民族同仇敌忾应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危机时,这些缺憾尚不足以致命,但在抗战胜利后,一旦外部压力予以消除,一旦社会现实、政治环境、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这些暗伤便被放大。货币经济体系转轨的受限、失误与溃败引致的经济形构与政治体制解体,加上政治与政权从良性竞争到暴力更迭,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数年内,权力就完成了转移,而此前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制度禀赋选择,都仿佛成了软弱无力的虚招,一击即溃。
当“看得见的手”全面接手掌控原先属于“看不见的手”的范畴,原本可以有机地、内生地自行发展的市场经济,被迫纳入和嵌入到更为芜杂繁复的权力结构中。我们所知道或不知道的关于民国经济、金融、货币、政治家、银行家与企业家的那些兴衰荣辱、悲欢沉浮,大抵均可作如是观。对那些被战争撕裂了的中国现代式的实践与尝试进行整理,也可以说是对另一种经济存在、管治逻辑与财经思想的有益追溯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