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解释学的方法是无法避免模糊和不清楚的,“我也从未彻底弄清我所写的一切”。[1](P31)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是格尔茨民族志写作的一个范例,可能可以更形象地表达出格尔茨深描的含义。在这本注释几乎和正文一样多的小册子里,格尔茨显示了他对政治人类学框架的精确掌握和娴熟的文字技巧。全书的结构明确易懂,在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导论后开始进入正题,首先是巴厘政治一般状况的简要说明;其次,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组织结构;第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和连接;第四,巴厘政治中的象征体系;最后是结论。从目录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书的内容分布,是对巴厘政治体系的一个完整说明。作者在此书中的论证目的是推翻西方近代以来对政治和权力的种种理论描述,这些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务实性的,“它们攫取权势,掩盖剥削,巩固权威或将统治程序道德化”,[2](P148)国家和政治表现出很强的功利目的,权力是人们追逐的一切。在巴厘,格尔茨认为这种政治理论是不能使用的,“(巴厘)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们乃是主持人,祭司乃是导演,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公共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正是国家本身……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