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政府和德国民众,特别是经历战争的一代都希望尽 快结束对纳粹罪犯的审判, 这样也就可以结束对纳粹历史和集体罪责的讨论,它 典型地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的淡化或减轻纳粹罪责的心态。 1950 年后,对纳粹罪犯审理和判决的案例数急剧减少,1955 年只有 25 例, 1956 年 23 例。(注:文中所提到的德国均指联邦德国,S.143.)尽管如此,刑 事追诉并未完全停止, 在德国司法界有识之士的努力和来自外国,特别是来自以 色列和犹太团体的压力下,1957 年德国司法开始加强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 并以 1958 年的乌尔姆审判达到高潮。 乌尔姆审判对 60 年代德国社会关于纳粹历 史的大辩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中包括 1960 至 1965 年对艾希曼审判和奥斯维 辛审判的大讨论,以及 1960 年起联邦议院先后 4 次关于追诉时效的辩论。 1958 年在德国巴符州的乌尔姆市进行了“行动队审判”。这是 50 年代后期 由德国司法机构进行的最有全国性影响的纳粹罪行审判之一。 乌尔姆审判反映了 战后德国司法激烈的内部斗争, 其中一方赞成对纳粹罪犯实行特赦,对追究的罪 犯应确认有追诉时效; 另一方则坚持继续对纳粹罪犯进行刑事追诉,要求延长甚 至取消追诉时效。对德国司法而言,乌尔姆审判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检察官不仅 仅将那些被告发的罪犯绳之以法,而且主动追查和揭露一些隐藏着的纳粹罪犯。 乌尔姆审判的首席检察官舒勒通过亲自查阅档案,将另外 9 名罪犯押上被告席。 在乌尔姆审判中, 有上百名参与谋杀犹太人的罪犯被起诉和公审。审判通过媒体 的连续报道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但也由此引发了公众对德国司法失职的指 责,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冷漠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面对乌尔姆审判揭露的大量纳粹犯罪事实, 媒体首先发出了今后应更坚决地 对纳粹罪行进行追究的呼吁。 舒勒和巴符州总检察长内尔曼出于法律公正和正义 感,主张系统地追究纳粹罪犯并建立常设机构。1958 年位于巴符州的路德维希 堡纳粹罪行侦查中心成立,自此,联邦德国开始通过常设机构系统地、持续地追 究纳粹罪行。 中心的建立是司法界有识之士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媒体压力和公 众意识开始觉醒的标志。中心成立以后,侦查工作始终没有停止,它不仅明确地 表明了联邦德国在惩治纳粹罪犯问题上的立场, 也是对司法界主持正义的力量的 有力支持,对打击和震慑纳粹残余势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舒勒和内尔曼急于提出加强对纳粹罪犯予以刑事追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追诉时效问题。根据德国刑法规定,德国的刑事追诉时效为 15 年,对象中包括 犯有谋杀罪和参与谋杀的罪犯。根据这一规定,追诉时效到 1960 年 5 月 8 日截 止, 届时会有相当数量的纳粹罪犯逃脱刑事追究,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侦查中心 的侦查工作将变得毫无意义。 奥斯维辛审判与追诉时效辩论 1960 年又有不少犯有故意伤害、伤害致死、监禁致死罪行的纳粹罪犯因各 种司法漏洞逃脱了法律追究, 其中包括纳粹负责组织和协调集中营大屠杀的帝国 安全总局人员。作为权宜之计,联邦议院在 1960 年将追诉期延长至 196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