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最 表层的涵义上去理解,“乡土性”所指涉的是乡村社会中以农业为主的一 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或现代城市以工业或城市商业为 主的生产方式。在更深意义上,它则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的属性特征。笔 者不主张从抽象意义上理解乡土文化,而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 (一)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按照费孝通的分析,社会结构“乡土性”最根本的表现在人与空间关 系的不流动性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谋生的方式非常单一, 除了“直接取资于土地”之外,缺乏其他的生产方式。由于农业生产所特 有的稳定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几乎将身子“插入了土里”,所以,对 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他们就 像“从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地就定居下来,很快就会开 辟出一个新的家族殖民地”。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种人与土地的“乡土 性”关系决定了一种适应土地、面对土地的特殊文化形态,即乡土文化。 (二)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特征 乡土文化的首要表现是一种 人际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并以 这种初级社会关系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这种亲缘与地缘 关系所形成的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支撑着乡土文化和社会的持续。正如 罗伯特埃杰顿所说:“乡间社会的特点就是道义和情感义务、人与人之 间亲密无间、社会凝聚和持久的连续性。这都是乡间社会的特点,而人们 转向城市生活以后就不复存在了。”[6] 其次,这种人际关系还是一种孤 立的或者说具有相对隔绝性的人际形态,乡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形态以农 民的长期聚居为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其基本单位是村落, 大多数农民都是聚村而居的,由于农业生产对分工的要求较低,基本上不 需要更大规模的、更多社区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因此也就没有“聚集许多 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各社区之间也因无需沟通而变得孤立和相对隔绝 起来,当然这种孤立或相对隔绝并不代表乡村成员的不流动,只是这种流 动极其有限罢了。 (三)乡土文化中的个体理性特征 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是乡土文化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现代市场 经济环境中的个体更多地被描述为“理性经济人”,那么乡土文化中的个 体行为是否也能用“理性经济人”来解释呢?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回 答,即:乡土文化中的个体是否是“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那么它是 否是一种“经济理性”?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也颇有争论,韦伯就曾 认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只追求代价的最小化,其行为是一种 非理性的。但许多学者又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证明,农民其实也像其他 人一样具有理性。[7]他们的行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行动,“是为达 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 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