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 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