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悲曾这样描述文　明戏的表演状况:　《刺马》剧中的张文祥,还在门帘里嚷起“马来!”《血泪碑》里的石如　玉,　上公堂时还带着“急急风”的架子。台幕外不布一点景,也可以演一幕戏。　一个不疯不癫的人跑上台去念一长篇说白。天天扮“激烈派”的,扭转身子,把　头去凑上手腕擦眼泪。去正经角色的开口就是“四万万同胞”、“手枪”、“炸弹”、“革命”、“流血”。说几句肤浅的时髦新名词与爱国话,包管得一个　“满堂彩”。去诙谐角色的,腰里挂一把便壶,鼻上涂满了红铢,上台去,居然　引得全场捧腹大笑。这是当时的演作艺术。[13]　但文明戏毕竟也包含有现代戏剧形态的某些因素。比如,服装、语言和动作　的真实化、生活化等。因此,作为亲身经历过文明戏近十年过程的陈大悲到了　“五四”时期,在《新青年》派戏剧改良精神的影响下,与上海的民众戏剧社诸　君一起,带头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美剧运动。他在自己的《爱美的戏剧》一书中　全面阐述了爱美剧,也就是以欧美戏剧为模式的中国现代戏剧的表演理论。此书　成为当时业余演剧的唯一理论指导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真正全面实践陈大悲　的表演理论的还是上海戏剧协社。　上海戏剧协社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响应陈大悲等人倡导的爱美剧运动。其　导演洪深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戏剧学硕士。其理论主张与陈大悲的主张也不谋而　合。上海戏剧协社　1923　年第一次公演的是谷剑尘编的《孤军》。第二次公演的是　陈大悲编的《英雄与美人》。这两次公演都是严格地按照剧本演出,“那时上海　的话剧从幕表戏进而为初具剧本形式的上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6](p2)　1923　年9月,为了废除话剧表演中令人深恶痛绝的“男扮女装”的恶习,洪　深在戏剧协社的第三次公演中,安排《终身大事》与《泼妇》先后同台演出。　《终身大事》实行男女合演,泼妇仍是男扮女装。结果“观众先看了男女合演,　再看男人扮女人,窄尖了嗓子,扭扭捏捏,一举一动都觉得好笑,于是哄堂不　绝。这一笑,就使得戏剧协社男扮女装的演出‘寿终正寝’了。”[6](p3)实行男　扮女装,不仅是封建社会歧视女性,人性扭曲的表现;也使外国人看了更容易联　想到“东亚病夫”这个词。因此,上海戏剧协社废除男拌女装,实行男女合演产　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形态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4　年2月公演《好儿子》标志着戏剧协社的表演艺术走向成熟。一位观众　在看了《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