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势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本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起点。然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中国历来是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这个传统是巨大的历史惰性,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党对法制建设的看法,加上党领导的革命是以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它本身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法治思维很难在一朝一夕建立起来。这种情况董必武在八大上曾经深刻分析过,他指出,法制不完备的状况,在新建的国家内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时候,但是应该逐渐完备起来。如果让法制不完备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就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还指出,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现象,有它的历史根源。一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容易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一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完全依靠法律的,因而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人民民主和法制。可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话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没有在全党形成共识。加剧这种情况的是对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误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到:“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的原意是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当然不受旧法统约束。囿于历史条件,列宁没有论述无产阶级政权与新的法律的关系,更未能提出依法治国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形成的革命传统,很容易绝对地、简单化地理解列宁的思想,导致对法制的忽视。历史的局限性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就是八大党章没有说明党同宪法、法律的关系,也没有提出党要保证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问题,而这些都是有关执政党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八大以后,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党的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日益发展,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发展到党超越宪法和法律,取消国家机关的应有的职权,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三个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
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沉重代价,但是历史的代价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最重要的补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认识日益深刻并形成共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为了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中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并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目标任务。至此,新时期法制建设走上快车道。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涉及各个领域。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特点,是不断从改革深化和建设发展中吸取动力。党中央与时俱进,对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我国立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立法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同时,还要适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法律和法规”。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依法治国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之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现了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的根本转变;标志着我国正式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贯彻”的要求,提出党要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进执政方式来促进依法治国。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又强调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总结的: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第四个时期是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标志,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阶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第一次专门召开的研究法治工作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