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宗棠这 句话我们可知左宗棠对西征军费的筹措信心不足,从另一方 面说,西征军费的筹措必然困难,这种困难又可以分为主观 和客观两方面。 主观方面:首先,当时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便直接 影响到西征军费的筹措,比如,在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李 鸿章在写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攻击收复新疆的主张使 “各省财力分耗太多,西陲恢复无期,已成无底之壑”,[17] 李鸿章的阻碍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于是造成了“沿海七省, 同时办防,纷请停解协饷”[18]的局面。李鸿章达到目的之时, 便是左宗棠危急之日,在光绪六年各省关总协解的饷银仅 260 万两,足见李鸿章“人气”之高,完全可以左右西征军费 的筹措。除了李鸿章以外,其他海防派也对西征军费的筹措 热情不高,左宗棠曾连章告急和谕旨饬令有关方面筹解军 www.docin.com 10 洋防,于塞防漫不经意”[19]京外各省关“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20]于是这一年西征军欠饷达260 万两。使左宗棠 为此深为忧虑:“各省协饷不断,公夙夜忧劳,常绕帐彷徨, 中宵不寐”。[21]综上不难看到,海防派争饷对西征军费筹措 消极影响深远。 另外,筹措西征军费依靠各省“协饷”已不能完成的情况 下,左宗棠息借外债同样受到反对。由于向洋商借款必须由 海关出票,督抚加印。而各海关中江海关收入最大,左宗棠 就想请两江总督沈葆桢一手代办经办。谁知沈葆桢竟上奏反 对左宗棠息借洋款,尽管息借外债有其弊端,但从大局上看, 沈葆桢反对息借外债有其主观意愿,原因是他曾受李鸿章的 挑拨上奏朝廷“请朝廷以内库显之倡”,尽管“其数不在多, 但得明诏数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