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