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8)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4]此外,在国家重大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也多次谈及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话题,并亲自做有关国家领导人工作,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5]可以说,党中央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升至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的高度,夯实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政治基础,也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制度日益健全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法律制度规范,主要是《引渡法》及《刑事诉讼法》第17条①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配套规定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重大部署之后,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进入快车道,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体系日趋严密、完善。首先是《监察法》设立了“反腐败国际合作”专章,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职责进行了明确。之后,2018年10月26日通过并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据此我国可以对潜逃境外的腐败分子进行缺席审判。与此同时,2018年10月26日公布并施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更是明确规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和国际追逃追赃有关法律制度,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基础性、关键性的法律依据。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和坚实的法治保障,填补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领域的相关法律空白,体现了我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的鲜明态度。一言以蔽之,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律制度难题破解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追逃追赃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法律主体框架已经确立。这152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是推动新时代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深入发展的根本保障。(三)监察体制改革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强大动能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反腐成效不断显现,改革的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改革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既是追逃追赃案件的指挥员,也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追逃追赃相关工作职能进一步整合,各级追逃追赃机构进一步完善、工作力量得到加强,形成了更强大的工作合力”[6],“特别是2018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之后,追逃追赃工作在体制机制上发生重大变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办理追逃追赃案件的资源进一步整合,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7]。可以说,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使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体制机制运转更加有力、顺畅和高效,也必然有助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提质增效。(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奠定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良好基础当前,反腐败斗争呈现压倒性胜利[6]的态势,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果,反腐败斗争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的新阶段[8]。这一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意味着包括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在内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具体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领域,就更需要深刻把握腐败分子外逃和腐败资产转移境外的新规律、新特点,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和积极进攻态势,拿出国际追逃追赃的新策略、新招数,着力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长效机制,为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取得更多更好的追逃追赃成果而不懈努力。毕竟,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不等于最后的彻底胜利,腐败现象具有反复性、顽固性,腐败分子及其家属、行贿人外逃和向境外转移资产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这有力提醒我们,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追逃追赃的力度丝毫不能削减,我们必须一刻也不能停歇地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五)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实践累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国际性、政治性、政策性和专业性都很强,长期以来,一些办案人员对有效开展这项工作信心不够、经验不足甚至存在畏难情绪。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有了明显改观,特别是2014年以来,我国适应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形势发展变化,采取了多项积极举措,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制度建设、能力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打法律战、协同战、外交战、心理战、舆论战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收获了一大批成功案例,使得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策略更加有效、战术日益高明、手段愈加娴熟、道路越走越宽。例如,我国司法机关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外逃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第一案的“李华波案”[9],就集追逃、追赃、异地追诉于一体,是我国与新加坡依据相关国际条约开展反腐追逃合作的成功案例[10]。再如,国家监委成立后引渡的首案---“姚锦旗案”,就为法治化、规范化反腐败国际追逃合作积累了经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