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言,而四季轮转,万物滋生。苍天还需要说话吗?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
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开辟不是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
中国人习惯的叙事是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它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里面呆了一万八千年。
后来天地分开了,但它不是作为一个固体“啪”地从中间断裂,而是两股气逐渐分开,阳清之气上升为天,阴浊之气下降为地。
这并不是天地开辟的完成,这种成长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
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
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
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
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是值得敬重的,人又是应该自重的。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到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这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抑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孔夫子的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一种饱和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着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指数。
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数据显示,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
1991年再次参加调查,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
但等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
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让我们回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看看就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
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子贡曾经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假如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向富人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傲气凌人。这怎么样?
老师说,这很不错。但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
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身体已经成了心灵的主人,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
又是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能告诉我一个字,使我可以终身实践,并且永久受益吗?
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如果有这么个字,那大概就是“恕”字吧。
什么叫“恕”呢?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人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
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他不会让你记住那么多,有时候记住一个字就够了。
孔子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学问的精华,就是“忠恕”这两个字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
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
但是,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本来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是老在那儿想,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它呢?然后就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这就如同划个一寸长的口子,算大伤还是小伤?如果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能邪乎一星期;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他可能从受伤到这个伤好,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内心究竟是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其实,《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
大家知道,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有一个是“仁”字。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地去问老师什么叫仁?老师只告诉他两个字:“爱人”。爱别人就叫仁。
樊迟又问什么叫智?老师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
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这么简单。
那么,怎样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我记得大学英语课本上,有一则托尔斯泰写的小寓言,说有一个国王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什么时间做事最重要?
就这三个问题,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
他很苦闷。后来有一天,出去微服私访,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投宿到一个陌生的老汉家。
半夜里,他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老汉家。
那个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汉说,那你就在我这儿避一避吧。就把他藏起来了。
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看见追兵来了。追兵问老汉,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来?老头说,不知道,我家里没有别人。
后来追兵走了,那个被追捕的人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也走了。老汉关上门继续睡觉。
第二天国王问老汉说,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
老汉淡淡地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
那个国王恍然大悟,他那三个久思不解的哲学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这个故事,又可以做《论语》的注脚。
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总结出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
这些道理不是那些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吃力地去参悟一辈子。
真正的圣贤不会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把活泼泼的人生经验,穿越沧桑,传递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看我们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