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数据是作者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无讼案例网搜索“食品安全”关键词后的数据结果整理而得,2016年3月20日访问。
[4]Samuelson, P,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
[5]冯博、于立:“‘鼓励性惩罚’与‘惩罚性赔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天津财经大学2015年法律经济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心工作论文,未刊发。
[6]所谓“多段监管”指农产品或初级加工农产品由农业部负责监管;进出口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生产环节由质检总局监管;食品流通环节由工商局监管;餐饮服务由食品药品管理总局监管;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由卫生部负责。实行“二段监管”改革后,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统一由食品药品管理总局负责,其他环节的监管主体不变。
[7]现实案例中,2015年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起毒豆芽事件,就因无法证明食品中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最终判定无罪,它也是系列毒豆芽事件中的首例无罪判决。(案件详情载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7530_1,2015年7月28日发布)此案件说明,即使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都有可能无法解决食品安全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何况是私人实施。当然,也有成功案例,如2016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0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中的“张某诉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胜诉。但该案的特色是在私人实施之前,先进行公共实施,后者为前者承担了部分举证责任。
[8]从行政执法效果来看,在2002到2011年发生的可查食品安全事件中,对违法者采取罚款措施的案件占比为7.5%,强制召回占6.7%,取消营业资格占5.4%,进行查封占23.7%,采取地方保护占0.7%,高达57.8%的事件难以判断是否采取了惩罚措施。参见文晓巍、刘妙玲:“食品安全的诱因、窘境与监管:2002~2011年”,载《改革》2012年第9期。
[9]冯博、王玥、杨童:“集体诉讼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应用——以反垄断法领域为例”,天津市社会科学界2015年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未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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