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流域是中国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距今数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新安江支流寿昌江畔便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秦汉时期,历时440年,钱塘江流域城镇发展在总体上比较缓慢。但是在东汉时期,钱塘江流域出现了大转折,城镇发展迅速,广阔的中上游地区也新建了许多县级城市,开始逐渐缩小与黄河流域的差距。同时,此流域土地利用状况在东汉时开始有所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和平环境人口的自然繁衍以及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鉴湖的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汉文、景帝采用“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从东汉中后期起,开发相对较早、发展相对较快的钱塘江下游其城市逐渐崭露头角,呈现出不断加快的发展势头。六朝时期是钱塘江流域城市崛起的时期。首先表现为郡县城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地域分布格局的初步形成,这与此期历代政权为稳固统治,积极进行政治地理的开拓和大量增设郡县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草市”开始出现,传统市场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城市网络联系也开始萌芽。孙吴之后,经西晋的短暂统一,到东晋南朝时期,钱塘江流域的政治地理开拓进一步走向深化。就钱塘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全貌而言,它不仅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而且与同时期的十六国北朝相比,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北方,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方战乱造成大量人口南渡,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在促进江南开发的同时,使都市人口急剧增加。另外,社会的安定也促进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有这些为提高流域的城镇建设水平,加速了流域的开发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共397年时间,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代以后的又一个兴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二个全国范围的高潮期。随着经济重心的持续南移,广大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开始赶上中原地区,其城市发展也呈现出与中原平分秋色之势。这在钱塘江流域表现得特别明显。五代,钱塘江流域一直被钱氏所统治,杭州成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的都城,一跃而成为地占两浙十三州、一军的吴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使杭州甚至钱塘江流域有着突非猛进的发展。由于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大量北人南移,大大促进了钱塘江流域城镇的发展。唐代以后,南方与北方的生态条件有了相对变化。整个的经济活动重心也转移到南方地区。此外,五胡乱华及金人元人入侵,迫使人民向南逃避。在经济因素之外,又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