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领导人做了些什么,不知被他们占领过的地方的受害者的苦难,只知道自己在战后的种种困难。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审判和对纳粹的谴责视作胜利同盟国的报复。在战后的德国,进行再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但从电影一开始,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达豪集中营,纳粹德国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
经济社会转型是去纳粹化的根本条件
1945年5月8日,当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德国有800万名纳粹分子。在波恩,112名医生中有102人曾经是纳粹党员。到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中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20世纪60年代,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显然,纳粹行为在德国是一种集体行为。
在德国之外,战争胜利催生了人们对于国家主义的信任,人们期许国家干预。1945年英国大选中,工党竟然戏剧性地击败了领导英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丘吉尔。不过在英国,没有什么计划经济的土壤。工党施政纲领的核心是国有化和公共医疗。在法国,1946年5月时,国家总体生产能力的1/5属国家所有。法国尤其偏爱“计划”。1945年12月4日,让·莫奈向戴高乐总统提交了他的《工业设施现代化计划》。一个月后,成立了以莫奈为首的“计划总署”。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莫奈为各工业部门设立了“现代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制定了各行业的计划。1947年1月,“计划总署”的第一份国家计划被法国内阁毫无争议地批准了。
在这种环境下,德国人主要是通过遗忘来实现“去纳粹化”。可以肯定的是,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的迅速复苏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并不会被抹杀,它们还会被再度记起。
仅仅是进行说教,无法清除纳粹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实现社会经济转型。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激发了人们对稳定的渴望以及对激进的抵触。在德国,残留的民族主义激发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决心。希特勒去世时,德国的铁路只有10%可以运行,一年后,在1946年6月,全德国铁路的93%都已重新开通,还重建了800座桥梁。1945年5月,德国的煤产量只有1939年产量的1/10,一年之后,产量翻了5倍。由于德国的工业基础良好,且在战争中没有受到实质性破坏,战后得以迅速恢复元气。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躲过了战时轰炸和战后洗劫,到1948年,该公司已经有能力生产出全联邦德国制造的一半汽车。
然而由于原料短缺等因素,德国的复兴之路并不顺畅。1948年初,德国的工业产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德国总是处于战败、贫困的状态,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他们迟早会重新投入纳粹的怀抱。实际上,纳粹主义的兴起与一战之后德国的困境密不可分。根据马歇尔计划的逻辑,应该解除对联邦德国生产的一切限制,因为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于欧洲至关重要,报复性地制裁德国并无益处。1948年,马歇尔计划扩展到了联邦德国。
但随着冷战的到来,对纳粹的反思戛然而止。纳粹分子在战后的德国依然占据很大比重,执政者需要获得纳粹分子的支持。1949年,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2年,西德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成员。到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中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20世纪60年代,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民主德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接管了盖世太保的角色,并且接收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
不过冷战也具有额外的效果。随着东方与西方阵营的对峙升级,西方国家对军备的投入迅猛增长,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产品订单涌入。这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复苏,仅钢产量一项,联邦德国就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接近1500万吨。东西方的对峙更使与德国有着长期宿怨的法国支持德国的复兴。1949年底,联邦德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1950年末,又增长了三分之一。联邦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反过来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
公民教育使德国“浴火重生”
德国是一个很理性的民族,要想根除纳粹的极权统治遗产,不能因为美国、英国如何说,而要自身进行深刻的思考,进行内部改造。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马丁·海德格尔,还有许多小知识分子,他们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这段历史腐蚀了德国的文化,而文化重建需要时间。1946年,只有著名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写出了《德国的罪行问题》的文章。
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德国人首先通过立法来寻找出路。1949年,《德国基本法》获得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基本法》是德意志民族浴火重生的制度框架。《基本法》使用“防御性民主”原则,第一条即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根据这一条的规定,任何反对现行民主秩序、有损个人尊严的言论,都被严格限制。宣传纳粹思想或使用有纳粹标识的物品,即有危害民主的嫌疑;而否认纳粹大屠杀等言论,则是对犹太人受害者尊严的侵犯。
随后德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一种公民教育,把关于良好社会的价值灌输到日常实践当中,把国民培养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热爱国家,但不成为国家主义的工具。1952年起,德国成立了六个政治基金会,实际上代表了六个政党,开展政治教育工作。这六个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伯尔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和瑙曼基金会。这六个机构虽然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但是都有共同的基本价值,那就是《德国基本法》,即宪法。德国对二战的态度与日本的不同与这种政治教育的开展不无关系。
此外,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为了让已经开始有独立判断和分析能力的中学生更深刻地领会“二战”的有关内容,进而以史为鉴,德国各中学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例如请历史事件见证人到学校作报告,安排学生参观德国现存的集中营旧址和战场遗迹博物馆等。德国境内三大集中营之一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纪念馆就是德国向中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基地。
1945年5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攻占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图为苏联士兵将苏联国旗插到柏林帝国大厦楼顶(图源:VCG)。
为了避免国家主义的倾向,在德国,甚至慎提爱国主义。在德国,很少有国旗飘扬,也很少有人唱国歌。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由于很少受爱国宣传的影响,人们就不大容易受政客操弄。对于国家,人们普遍能够比较冷静地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在这种氛围下,德国开始了向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巨额赔偿的工作。195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400万人获得赔偿。2001年6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45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6300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助。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养老金。
如今,德国政府仍以十分严厉的立法形式惩罚纳粹主义言行。制裁这类行径的法律主要是《德国刑法典》,该法典第86条“使用违宪组织的符号罪”明文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可判最高3年有期徒刑或罚款。纳粹万字符、“希特勒万岁”口号、“胜利万岁”口号、纳粹举手礼、纳粹党歌都属于该法条的管制范畴。任何为纳粹主义翻案的言行,在德国也会受到法律制裁,《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煽动民众罪”明文规定——公开赞扬、否认和美化纳粹罪行将惩处有期徒刑。
一个民族能否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反映的不仅是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是一个民族当下的精神状况。(文/毕竞悦)
毕竞悦,现为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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