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后,有一次,我从长沙坐火车回广州,途经衡阳车站。列车快进站的时候,广播里说衡阳站已被农民工挤满,让所有列车停靠站台时不准开车窗。列车进了衡阳站,月台上果真站满了背着行囊的大量农民工,只要是南下的列车,他们不顾安危,蜂拥而上。我们的车停下以后,车窗没有打开,他们上不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时候,另一个站台上有一列蒸汽列车开过来,也是南下的,他们就不管不顾,转身又去奋力爬那辆车。为了不让他们爬上去,车子开始往外放白色的蒸汽,警察和保安人员也上去阻止。一番喧嚣挤嚷过后,蒸汽列车开走了,蒸汽也散尽了,但我一看月台上,还是茫茫一片,站满了人,要走的眼神还是如此坚定。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祖祖辈辈被钉在土地上,从没离开过家乡,对背井离乡的生活,他们显得那么执着,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那样的渴望,他们不顾一切去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生活,去闯荡他们从没见过的大千世界。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拍一部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外出打工者奋不顾身地想爬上一列火车 确定了这个题材后,我和编剧谢丽虹(我中戏的同学,在北京工作)开始了前期的采访工作。当时台里批了我1000元的创作经费,我们就拿着这笔钱,走了很多地方,而且真的是在东莞的村里住下来,和外来妹们同吃同住。当时外来妹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都是住那种铁皮屋子,太阳晒过来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但她们都很年轻,不觉得苦,对这种生活反而觉得兴奋。我们当时采访了上百名女工,听她们讲自己的经历,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其中有赵小云的故事,有阿芳的故事,有凤珍的故事,有靓女的故事……我们和她们聊了很多很多,最后终于把剧本写了出来。 打工妹的生活 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外商来华投资办厂,最先是港商、台商,后来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拔地而起的新工厂和大批的就业机会,还有他们的新理念、新思想。《外来妹》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外资进入中国后资本家和劳工阶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就是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因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盈,更重要的一点是思想和观念的变化。我们抓住这个题材,也不光是为了写那些表面的社会现象,更是为反映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碰撞。 《外来妹》海报 剧中反映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种是从内陆过来、以志强等为代表的内陆文化,一种是以江生为代表的外来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也催生出以赵小云(陈小艺饰)为代表的广东新一代。 第一幕戏开始的时候,赵家坳的优秀青年志强带着村里的几个女孩来广东工厂应聘,在招录的时候,女孩们都被留下,而他却被拦在了厂门外。他想不明白,在生产队里工分能拿10分的他,为什么现在却不如这些娇弱的女孩子?他本来来广东是为了保护这些女孩子,可后来是女孩们处处在帮助他、接济他,他由此感受到了深深的打击和失落。在这里,有了观念的第一次碰撞。随着剧情的发展,外来妹们供职的林生的公司被江生的公司挤垮,工厂即将面临倒闭。作为江生工厂的新任车间主任,赵小云为不能全部收下昔日的姐妹而深感难过,原来固有的老乡、兄弟姊妹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概念被打破,商界中残酷的一面开始显现出来。在这里有一场戏,当赵小云因为不能全部收留这些人而眼泪巴巴难过的时候,江生走过来,把她的头拨向另一边,说:“你要往这边看,这边才是你的厂,你要负责任的地方。”把这叫做现代文明的理念也好,残酷也罢,它正在更新大众对社会、对情感的认识。 剧中还谈到了江生对赵小云的“感情投资”。江生为了让赵小云更好地为他工作,总是给她送些零食、胸针之类的小礼物,赵小云把它误会为江生对她的感情,对江生产生了爱慕之意,谁知江生的儿子后来一语道破天机,说这不过是他爸爸“感情投资”的手段而已,这让赵小云备受伤害。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感情投资”大家都能理解,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不能被接受。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感情是神圣无比的,怎么能拿来投资呢?剧中的这一现象刷新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我们之所以表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观念已经在广东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剧本完成后,后续拍摄工作并不顺利。我把剧本送给我们的主管领导副台长看,副台长认为片子的结局有问题,不同意拍。外来妹在外打拼多年之后,有些人又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以凤珍为代表),她们以为赚了钱以后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后来发现家乡依然是那么落后,她们感到失望,于是毅然决然又重新走了出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结尾。副台长认为,这个结尾把农村写得太黑暗了,有政治问题,应该写一个光明的结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不愿意改,我说时代在进步,再让她们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她们已经改变了。 既然争论不出结果,官司打到了广州市委宣传部,剧本被送到了宣传部长手里。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通知,说部长要请我喝茶,然后我就去了。没想到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部长说,剧本我看过了,没有政治问题,艺术上导演说了算!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跟他素昧平生,没想到部长思想这么开放,同意我拍这部戏。 这部戏是在我们进行采访的东莞那个村中拍摄的,演员全部是我自己挑的,而且我们第一次起用了香港演员(内地第一部起用香港演员的戏)。本来最初请的演员是汤镇业,但试戏的时候发现他因为刚拍完其他戏剃了光头。后来汤镇业推荐了他的哥哥汤镇宗,我对汤镇宗的形象很满意。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的片酬,只给了汤镇宗两万元钱,给陈小艺的报酬也很低,大概每集只有200元。虽然那时广东在进行改革开放,但是在我们那个圈子,大家那时还没有钱的概念,都很羞于谈钱。 饰演江生的汤镇宗 我们按原来的结尾把戏拍完了,送到副台长那儿,他还是不签字。不签字我们就不能送到中央电视台去审,于是官司又打到了正台长那儿。正台长看过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以前的创作都是戴着镣铐跳舞,让你这也不能拍,那也不能拍。现在没人戴这个镣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戴着镣铐来跳舞呢?我看这部戏没有政治问题!”最后正台长签了字,这个戏就这样出来了。我当时非常感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领导人都非常开明,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可爱,他们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冲破以前的禁区。所以像《外来妹》《商界》这样的片子,只能产生在广东。 片子送到中央电视台审查后,很快就通过了,1992年春天开始在央视播出。正播的时候,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消息出来了,《外来妹》在全国一下子就火了。片子开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不知道邓小平要去南方视察,我们拍的时候更是没预料到这样的结果,这可能就是时代使然、命运使然。不过由此也看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我们的片子则顺应了时代潮流。该片获得第十二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及第十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这部戏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收视率也创历史新高。据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对我讲,当时收视率有28个点,创历史之最。这部戏尤其对北方观众影响最大,因为剧中表现的生活当时离他们还很遥远,观众们被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冲击到了,由此他们也受到鼓舞,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和观念随之改变。 杨钰莹为《外来妹》演唱主题曲《我不想说》 到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经济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等。从影视行业角度出发,我们既要歌颂伟大,同时也要直面现实,应该以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式洞烛现实社会,关注社会生活的时代变迁,以高度负责的艺术精神和使命感来展现时代发展变化。影视艺术从业者应该学会做一个能触摸时代温度的人,不管这个时代是热是冷,我们都要去正视它、把握它、表现它,这除了需要一种责任感和热情外,更需要一种勇气和担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时代使命,做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表现者、引导者。■ 摘自《纵横》2018年第8期 目 录 口述历史 导 读 本期编辑:杨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