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夹道欢送7000名干部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的。但上山下乡的对象,大多数是城市里政治斗争的失利者。如右派,如文革中文斗武斗的失利者。对当时的知青来说,鼓动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当年还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在1960年代血统论兴起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还有人希望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　大规模上山下乡　[　编辑　]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5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