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周恩来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十分重要,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重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关。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就是“立三路线”)也直接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