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域范围上,晋商泛指整个山西的商户,而徽商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省的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而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被称为皖商,实力远不及徽商,二者并无从属关系。在发展时间上,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并进入鼎盛期,一直持续到清朝。而晋商则在清朝才真正开始发迹,直到清中期才开始繁盛,从这方面来看,徽商可以算是晋商的“老大哥”。
有趣的是,晋商与徽商都因盐业而发家。明初,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时任山西行省参政的杨宪向朝廷上表,建议实行以盐业为核心的“开中制”,其中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即进货凭证、销售许可),则必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而山西境内的河东盐场自古便是产盐重地,再加上地处边境,山西商人便迅速崛起。120年后的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商人可以到内地的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项新政促使地处江南的徽商崛起,在短时间内便可与晋商分庭抗礼。
然而,两大商帮的“主营业务”也有所不同。晋商大户基本上都是靠贩盐起家的,待到生意做大以后,开始将生意涉及到了北方所需的粮、盐、棉、茶叶等业务。晋商形成规模后,开始主打票号生意,专门汇兑银票,后来才逐渐增加了存贷款等业务,类似于早期的银行。徽商经营盐、木材、丝绸等方面,虽然也主打金融类业务,主营的却是钱庄。钱庄出现于明朝中期,主营存贷款业务,更接近今天的银行。和票号动辄上百万的投资不同,钱庄规模较小,但却遍布江南一带。
在招聘人才方面,两大商帮的选择角度也大有不同。晋商在选择经理人时,主要看重的是此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商战的权谋能力。由于晋商的东家是将生意全权委托给经理人的,因此他们格外看重经理人的胆识和创造力。而徽商的东家们则不同,他们对经理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更为看重,即“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
对待教育,两大商帮的态度则是截然相反的。晋商家庭并不在意自家子弟能否考取功名,以至于各大商贾家中天赋异禀的子弟在幼年时便开始学习经商之道,读书变成了“副业”,而走上科举道路的往往是那些被认为是天资较差的孩子。就连雍正皇帝都曾经对山西这种不重读书的风气颇有成见。而徽商则完全相反,仅明代一朝,徽州就出了392名进士,其中仅歙县就出了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商户们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那些生性顽劣的孩子才会被安排去经商。在惠州商人致富后,还会在家乡修建官学、书院、私塾,为家乡的贫困子弟提供更好的读书环境。正因为如此,徽州被世人称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晋商在用人上秉承着“用乡不用亲”的观念,而徽商则刚好相反。晋商是一群十分重视家乡的人,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做生意,他们的家都在山西,功成名就之后也会回到山西。正因为本着这份对家乡的深情,晋商在选人上也常以同乡为主。而徽商受到中原大迁徙的影响,家乡观念相对比较淡薄,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因此,徽商选用的人才也大多来源于同族亲属。
封建王朝虽然抑制商业的发展,但商业的兴衰依旧象征着国家的强弱,商业兴盛则国家富强,商业凋敝则百业凋敝。因此,商帮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和徽商留下的“重诚信、讲道义”等的经商之道,虽然听上去朴素,但却也成就了兴盛百年的两大商帮,值得后世人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