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盛唐的时代风貌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
所谓“盛唐气象”,着眼于盛唐诗歌给人的总体印象,诗歌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盛唐诗歌与其它时期的诗歌相区别的特色。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见殷《河岳英灵集》)这诗的中间两联正好可以用来形容那个时代:“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那三个形容词:平、阔、正,还有那高悬的风帆,从残夜中生成的海日,进入到旧年里的江春,都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再看以下这些盛唐诗人的歌唱:“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在这些诗句里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盛唐诗人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就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心”、“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我们只要将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来有力、愁得来气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杜甫也写愁,那是一片忧国忧民的伟大之愁、健康之愁:“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集中地体现了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维,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全才,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佛教造诣很深,而且能将禅意融会到诗里。他是书法家,又是音乐家和画家,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他的画迹,据《宣和画谱》著录,仅宋朝宫廷里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维九岁就会作诗属文,他的政治感遇诗、山水诗、边塞诗、赠别诗,都是第一流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举之路,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声誉直取卿相。他常自比为大鹏,任意地遨游于天地之间。秘书监贺知章在长安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竟呼为“谪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饰金龟换酒为乐。唐玄宗也降辇步迎,御手调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长安应试的途中与离开长安东下漫游的李白相遇,竟然放弃考试,跟随李白漫游了许多地方,别后杜甫对他仍念念不忘,写了许多诗怀念他,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还有一个叫魏万的人,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嵩宋出发追踪李白几千里,终于在广陵见面,称赞李白的诗“鬼出神入”。盛唐诗人的魅力,既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只有辉煌的时代,才能为辉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条件。
盛唐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张旭的草书狂放不羁,李颀在《赠张旭》中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颜真卿的楷书在庄重严整之中透露出凛然而不可犯的气势。吴道子的绘画轰动长安,他在兴善寺绘画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吴道子在洛阳曾遇到书法家张旭和舞剑名手裴,裴请吴在天宫寺为他亡故的双亲作壁画,吴不受金而请裴舞剑以壮气。“舞毕,奋笔,俄顷而就。”张旭也在那里写了一壁字。洛阳人都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当时还有专擅画马的曹霸、韩干、韦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称赞曹霸的画“有神”;说他为玄宗的御马画像,“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董庭兰善弹胡笳,李颀描写他的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当她舞蹈时,“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些艺术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若神助的艺术,同样呈现了盛唐气象。
二、盛唐诗歌的新趋势
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李白六十一岁时还请求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去讨伐安史叛军。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但不是悲观主义者。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北征》,忠实地记录了战乱中民生的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会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之余又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趋势。从这些趋势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气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诗歌的发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范蠡、谢安那样功成身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收有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占《全唐诗》的五分之三。此书按题材分为39类,没有哪一类前代未曾写过。可见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同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三、开明与开放——盛唐气象的根基
盛唐气象的形成有诗歌艺术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意象的运用与意境的呈现等等,这在拙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以及其它一些论文中已从多方面做过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重复了。下面仅从历史、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讨。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看来,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