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臣民个体的自我意识被激发起来。文艺复兴中的人本主义,尤其是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传播,更是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体意识的觉醒又促成了作为整体的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持续增强。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民族逐渐成为整体性的力量,逐渐具备了以民族整体的形式来争取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条件,凸显了民族作为利益机制加以运用的可能性。在此条件下,民族逐渐成为王朝国家内一股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于是,王朝国家内民族与王权的二元性关系逐渐形成,并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王权的绝对化而逐渐绷紧。因为,“专制君权的本质是把国家视为王室的私产,民族服从于王室利益”。欧洲在经过30年的战争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二者的矛盾便聚焦于国家主权的王有与民有之争。在民族将议会视为表达自身愿意的有效方式而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民族与王权之间的张力往往以议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王朝国家内王权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解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王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果不是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就是被彻底地驱逐出了历史舞台,国家主权转移到议会手中。于是,国家的主权由王有转化为民有,国家也因此由君主之国转化成民族之国,导致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产生。安东尼·吉登斯就特别强调:民族国家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继承者”,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转换过来的。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主权转移到了议会,社会人口与王权的关系也转化为与国家的关系,个体的权利由国家来赋予和保障,因而其社会政治身份也就由臣民转化成为国民,进而又促成了国民身份体制的构建。民族经由议会掌握和行使了主权,实现了与国家的有机结合,从而具有了国家的形式。这样的民族也成为由全体国民组成并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民共同体。这样的情形首先出现于英国。英国在都铎王朝确立了绝对君权后,社会人口在转化为臣民的同时,也加强了朝着民族方向的凝聚。那时的“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民族意识觉醒后,民族与王权的关系便日益紧张,“17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是英国议会和王权的较量”。当詹姆士一世(1603-1625)将王权推到极致之时,国王与议会的矛盾也走向了极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詹姆士一世的专制主义已无法容忍,英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