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开成三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据记载,令狐楚死的时候,李商隐只有25岁。那时他刚刚考取进士,朝廷还没有正式授予他什么官职,但是确有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这时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只是一个小小的左拾遗,又因丁父忧免职。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要取得仕途上的依靠和经济上的资助,只能投靠在某一节度使的门下做一些文字工作。这种现象在唐代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李商隐进入王茂元幕府之后,令狐绹并没有对他加以排斥,相反还在某些实际行动中资助李商隐在仕宦上寻找出路,有保存下来的两封书状为证。如果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信弃义,投靠敌党,他是不可能为李商隐到处延誉,使他因此而取得进身之阶的。
通过上述分析,一些人认为,所谓李商隐入王茂元幕,从此就卷入党争,是一种旧说和成见。李商隐真正卷入党争,是从李党失势开始的。
唐朝中期以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一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要求改革和有所作为的政治集团。他们与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因循守旧的牛党形成鲜明对立,主张剥夺藩镇和宦官之权,积极革除朝廷的种种弊端,并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会昌、大中之际是牛李两党间的最后一次搏斗,结果以代表革新势力的李党的失败而告终。就在李党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况下,李商隐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并用自己的诗文为他们辩诬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