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赏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