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再出国,打好本国文化基础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9页。)从学习效率看,“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毛泽东把这看作是暂时留在国内“更属紧要”的原因。对于这个众所周知的解释,还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去挖掘更深层的原因:留在国内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西文明的比较,早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经过比较,他认为中西文化都有缺点,都需要改造:“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因此,他并不迷信到西方国家留学:“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毛泽东在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和同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关于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先后顺序的观点。前一封信中说,他想和同志们在长沙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页。)。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讲了几条“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的好处,其中讲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脫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是不打算留学,而是准备把国学基础打牢后再去,那时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国情进行深层比较、甄别,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在出国前没有扎实的国学底子,那么就有失却文化渊源,造成母体文化纽带断裂的危险。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主张出国留学前要先打好本国文化的基础,才能“知本国固有之文明,起自尊之心,强爱国之念,且对于国内之风俗习惯均能知其起源、悉其意义,对于祖国既不至发生厌薄之感情,对于国俗亦不至主张激急之变革,此真国家存立之基础,不可不善为培养者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杨昌济的这种思想不能不对处于“修学储能”阶段的青年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解释自己不去法国的原因是“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此说可信。早年他在私塾学了一些启蒙国学,后来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了一些国文课和修身课。国文教员袁仲谦评价他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要他研读韩愈的文章。他精心钻研《昌黎先生集》后,学会了古文文体。(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4页。)毛泽东后来自嘲道:“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7页。)1915年6月25日,他援引康梁以反思自己的自修方法,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8页。)。同年9月,他致信萧子升讨论治学,表示自己的国学底子不厚,“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页。)。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逐渐开始从国学中寻找改造中国思想的方法,据沈宜甲转述蔡和森回忆毛泽东治学的情景,“当1918年他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一个月中在床上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和要去法国的学生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页。)这个看来很普通的举动,其实是非同寻常的。当时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打倒孔家店”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情,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不同意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沈宜甲1919年2月至3月间陪毛泽东等在上海参观各工厂时,发现“他从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回忆蔡和森》,第139页。)。
此时的毛泽东不仅重视外来思想,而且对本国文化深掘之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如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所说:“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而旧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96页。),他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农民的著作和以农民为主角的文学作品。1917年,蔡和森也认识到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之不足,“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中国也没有“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中国的文、言也不统一,影响“社会民智之普及”。(参见李永春:《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