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合作医疗组织缺乏理论支撑,既不能体现社会公平,又不能保证效率。在均衡保险费条件下,合作医疗的参与者存在外部性,部分成员的个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另一部分人的个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了损害,合作医疗组织实际上暗含了这种损害的合理性,认为健康状况好者对健康状况差者承担医疗费用是合理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失公允的,为什么只要这部分农民承担社会成本而不强制社会中最富有的阶层者来承担呢?科斯曾指出,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解决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如果合作医疗组织成员的相互损害是不合理的,则必须通过对获得外部收益的群体进行征税,而向那些受损的人群进行补偿这一方案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能够实行这样的制度就能够实行个人保险费率或差别保险费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就会消失。进一步说,一般情况下合作组织内的成员是社会上相对的弱势群体,都应该得到保护。因此,收入的转移应是最富有的社会群体向合作医疗组织注入资金,其依据庇古早就论述过,由此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极大化。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承担合作医疗组织的部分或全部成本,仅在政府的投人数量使得合作医疗组织的成本等于组织中最健康的个人成本,才能使所有农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出现制度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实现供求均衡。但是,在我困财政资源配置方向的约束下,这一点在当前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其次,个人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合作医疗组织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迅速建立,外部性的典型弊陋在于模糊了个人产权,而产权明晰是市场机制发挥效率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健康保险领域常常发生市场失灵的原因。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目标,政府不会在市场机制尚未成熟之前,就干预市场的发展,这也不符合市场机制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三,强制组织合作医疗,农民不仅要承担大量的组织费用,而且减少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改变了农民激励方向,不利于农民增产创收。面临日益竞争强劲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农民经济能力的总体水平面对的不是好转而是相对恶化,加之农产品与其他产品(服务)相比,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由产业差别导致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转变对农民的冲击作用,农村合作医疗不可能大面积在低成本下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