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 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 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 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 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 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 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 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 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 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 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 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 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 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 “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 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 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 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 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 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 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 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 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 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 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 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 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 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 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 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 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 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 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 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 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 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 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 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 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 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 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 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 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 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 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 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 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 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 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 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 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 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 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 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 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 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 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 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 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 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 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 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 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 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 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 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 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 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 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 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 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 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 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 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 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 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 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 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 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 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 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 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 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 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 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 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 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 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 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 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 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 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 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 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 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 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 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 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 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 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 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 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 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 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 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 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 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 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 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 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 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 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 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 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 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 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 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 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 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