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学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巴蜀作家是惯于标新立异、开拓前进的作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李白则是对这一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最大的贡献的人,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骨干,苏轼是这场运动最后的完成者,并另辟蹊径,将诗文革新的精神引入词的创作,开豪放词派。作为现代巴蜀作家的郭沫若同样以革故鼎新、锐意进取而著称。《女神》第一次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了全新的真正属于20世纪的诗歌样式,正如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所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　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他的历史剧创作诗意葱茂,“古为今用”,为现代历史剧创作开一新路。当然,但一味地求新逐异也可能会失之于轻率,难有更沉着更深沉的艺术追求。纵观巴蜀文学传统,我们感到,这里最缺少杜甫式的忧愤深广,李贺式的怪诞隐晦,巴蜀文人容易表现出一种青春的昂扬和人生的情趣,却又可能与沉重的忧患和真正的苦难失之交臂了。《女神》是难忘的,但《女神》时代毕竟过去得太快了一点;关于“革命文学”理论和争论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　但正是在这种义无反顾的“清算”中,也部分暴露了作家本人的简单;这里似乎也可以窥见区域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