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国新
本报记者 陈墨 实习生 吴雪林
20多年前,刘国新上大学时,看到日本电影《追捕》中有一个东京的夜景:两排车灯——红色的尾灯和白色前灯——如两条长龙徜徉在街头。刘国新和他的同学们被日本的繁华震惊了。刘国新怎么也想不到,如今,这样的“长龙”在中国也是随处可见。
刘国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怎么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都不过分。
记者: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从什么角度去总结和纪念邓小平最有意义?
刘国新:小平同志的治国理论最值得总结和纪念。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混乱,政治、经济问题相当多的时候,把中国引领上了改革之路,并在短期内使中国发展起来。
记者:从哪些方面分析邓小平的治国理论?
刘国新: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发展观,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才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观。
记者: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思想有什么不同?
刘国新:毛泽东的思路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进发展,这使我们在搞经济时总是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而邓小平则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不能动摇的。
记者:毛泽东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大民主。但“大民主”带来了大混乱。邓小平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民主的?
刘国新:邓小平有个提法叫“两手抓”,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不能忘记抓社会主义民主。他通过改革,迅速恢复了一系列民主制度。从制度入手,他首先改变领导干部终身制,确定了干部的离退休制度。他强调发展基层民主,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村民直选。同时,他也提倡行政民主,也就是依法行政,这在中国是一个突破。
记者:怎么看待邓小平处理中国和世界关系方面的智慧和技巧?
刘国新:邓小平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主动融入;二是坚持原则;三是韬光养晦。
主动融入方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也正是从敞开大门欢迎资本家来华投资开始的。在政治上,邓小平时代分别和日本、美国及欧洲建立、恢复或改善了关系。
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思路不同:毛泽东强调“台湾不出,中国不进”,邓小平则采取了更智慧和更策略的做法,或者谋求先加入再将台湾赶出,或者寻找与台湾共存的办法。巧妙地避开了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障碍。
记者:在坚持原则问题上,令人有印象的是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说法——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刘国新:是的。再就是1989年以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的就是中国。邓小平在个人作风上平易近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的原则性却是极强的。
记者:说起韬光养晦,人们也很容易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比,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确实是想过“当头”的。
刘国新:80年代末,苏东剧变。当时,国内外都有让中国挑起社会主义大旗的要求,但邓小平却坚持中国不能挑这个头,他认为中国既没有挑头的资格,挑头对中国发展也极为不利。
去年以来,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炒得很热,最近我们又改用了和平发展的说法。为什么不用和平崛起呢?我认为,就是因为这和邓小平当年韬光养晦的思想不大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