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亲自给吴晗做工作,对吴晗是一种殊荣,思想通 1 不通,他已无回旋余地,只有“愉快”接受党交给他的工作。 吴晗是个尽职尽责的干部,他既然答应当副市长,就应当把副市长的工作做 好。他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 ;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首先,当 了副市长,每天都得到市里上班。市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从清华大学搬到城里住, 他总是左推右推迟迟不搬,担心自己离教育事业、离历史研究越来越远。他工作 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 ,工作“不知从何下手” 。于是,吴晗就 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 求辞官。信中说:“经过一年的学习,长期的考虑,我向你们提出请求掉换工作 岗位,准许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晗还是没有完全适 应当副市长的工作,心里还迷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市委领导自然不会同意 吴晗的请求,亲自找吴晗进行“恳谈” ,希望他“留任” 。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 委领导的意见,继续留任;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 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 严格要求少。 这是吴晗最接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 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1956 年 3 月,吴晗在郊区养病期间,又给彭真、张友渔写了一封长信,明 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我希望能重作安排。市代表大会,下次议程将要选举市人 委,我恳求不要列名”“现在我提出撤除市人委和民盟的工作,请予以考虑。 。 ” 吴晗再次要求让他去“钻故纸堆” ,即研究历史。他说:“在故纸堆里做些研究工 作,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做出对下一代有贡献的成绩来。 ”他对当学者的向 往十分强烈,辞官绝不是虚设之词。不过,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辞官理由;更主要 的还是对工作现状不满,埋怨自己的工作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原因之一, 如因材施教方针的提出,中教部、教育局怎么提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在当 时提出因材施教的方针,师资条件是不具备的。吴晗认为,他作为一个管教育的 副市长,竟不了解方针提出的根据,这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原因之二,他认为是 机构庞大多头,上有中宣部、教育部、二办,市里有市长、副市长,区里有区委、 教育科,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吴晗认为这样庞大的机构,裁减他一个副市长,只 会有好处。这两个原因都是体制使然,并不是吴晗的主观意志能够克服的。 1954 年,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工作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 写道:“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地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 2 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 ” 了的, 哪些是做错了的, 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了总结下去, 再深入搞; 做错了的, 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这些当然也是他一再提出辞官的原因。和吴晗工作相处 过的人,都知道吴晗十分敬业,事必躬亲,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但他希望工作 有人布置,任务有人验收,对和错有人指点。因为是民主党派参政,和中共党内 的干部不一样。党内干部有党组织直接监督,有人进行考核;而参政干部往往受 到尊重,生活上受到关心。吴晗不习惯人家把他当外人,当客人,更不喜欢对他 特殊优待。 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 他说, “生活被照顾到无以复加” 而工作上 , “有 奖无惩” 。 有一次,和吴晗一起进餐的党内干部外出开会,只有吴晗一人用餐,行政人 员就给吴晗减了菜。后来一起用餐的薛子正副市长知道此事,认为这样做有厚此 薄彼之嫌,就向彭真汇报此事。彭真认为吴晗在清华兼职工作较忙,生活上更要 多照顾他, 随即将此事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汇报。 几天后, 毛主席亲自约刘仁、 张友渔和吴晗到中南海去谈。毛主席问了吴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 什么困难, 鼓励他要大胆工作、 安心工作。 最后, 还是周恩来总理一语道破天机, 他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问张友渔关于吴晗的吃饭问题,并语重心长地说:“一定 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 定要使他有职有权。 ”有职无权是参政干部最不愿意正视的现实。 还有一件事,即 1959 年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近一年来,吴晗生活不 如以前充裕,往年购买公债都是 1000 元,这次只买了 500 元;把自费订阅的书 报杂志也减订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生病、看病、住院、买药,特别是进口 药很贵。吴晗是行政六级,工资 300 多元,收入不算少,但发工资时扣药费、扣 出差费后只剩下 90 多元,入不敷出。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领 导决定给吴晗一次性补助 500 元,吴晗没有接受。但领导上非常关心此事,专门 对他的生活进行研究,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所有这些吴晗都很领情,也很感激。但吴晗是个硬骨头,他绝不会被困难压 垮,更不会因为少吃一点菜而有什么想法。因为减少一点菜,竟然惊动了市委领 导,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会使吴晗过意不去,感 到不自在。 3 吴晗辞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 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 1948 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 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吴晗的“要求”“唯实行 , 时机尚值得研究” 。大约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 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但他没有灰心。他 在 1954 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 党对我是客气的, 优容的。 ” 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他希望入党,和大家 一样为党工作,只希望严格要求,不希望“客气”和“优容” 。他在信中恳切地 写道:“我没有放弃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 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 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肺腑心声。他虔诚地要求入 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入党动机很明确,一是得到教育,二是做好工作。 他认为对他的客气和优容、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要求不严格,都是因为自己不 是党员造成的。长期没有批准他入党也是他不安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 《文汇读书周报》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