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害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看出对刑讯逼供的处罚仍然很轻,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严格确立,为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盛行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间。无罪推定与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所谓的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真正无罪推定的确立还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比如赋予被告有限的沉默权和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利已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冤假错案我国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采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式由于这种模糊性才导致了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为刑讯逼供留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乐于采用此种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来破案,至于是否是真正的破了案他们一般是不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人承认是他实施了犯罪行为。我国应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用非法的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使之丧失证据能力,只有践行严格的法定程序调查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即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确立用非法的手段获得证据的后果,不仅不能用作证据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侦查权的强大与冤假错案侦查权的强大有利于案件的侦破,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权力容易被滥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侦查权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导致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宪法虽然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提起追诉的机关,根本无暇顾及监督权的行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改革现有的监督制度和如何完善提起公诉以及如何配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力实属当务之急,这对于减少冤假错案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辩护权缺失与冤假错案如果律师的辩护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减少冤假错案。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律师的辩护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条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对律师的地位定位不明,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应该赋予律师更多的权利,才能真正的实现控辩平衡,真正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也有助于减少冤假错案。证明标准与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严格执行这个标准,冤假错案肯定可以减少到最低。为什么这么高的证明标准,法院为什么还会出现冤案错案呢?答案是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出了问题,对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没有经过严格的质证或者片面相信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没有进行严格的审查抑或是片面相信口供,此外,还有可能是明明没有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而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故而为之。在实践中除了要进一步完善这一证明标准,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这一证明标准,对于没有达到这一证明标准的应该作出无罪的判决。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与冤假错案不管是基于巧合还是基于其他种种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有利于死刑案件法律的统一适用,有利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也有利于保护人权,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刑事政策与冤假错案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相和。有人担心刑事司法政策会导致冤假错案,因为其随意性较大,但是刑事政策并不是没有边际,而是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法定刑的范围内浮动,否则就真正的有可能出入人罪。因此在法定的幅度内执行刑事司法政策并不会导致冤假错案,这也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正当程序与冤假错案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有时候事实真相是很难查清的,所谓的实体真实也是模糊不清的,有时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借助程序正义,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有利于确保实体真实的发现,实现正义,能有效的减少冤假错案,能更好的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也是现代法治社会之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对于冤假错案能更好的避免。人们对于因为遵循正当程序所作出的判决,能更好的接受和信服,对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有重大意义。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对于违背正当程序作出的判决其结果无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违背正当程序而作出的判决是非常多的,人们对程序正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往往是只重视实体结果(其实这种实体结果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而忽略程序运作,这样就导致了更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可以说,遵循程序正义可以增加过滤机制,减少许多可以避免的冤假错案。司法独立与冤假错案法院保持中立,解决纠纷居中裁判是实现正义的前提,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自己审判案件的法官,法官除了法律外,没有别的上司。只有法官保持中立,司法保持独立,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才能尽量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实践中那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司法机关受外界干扰、独立地位很难保证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如何解决法院与党委、人大的关系是实现司法独立的关键。测谎结论与冤假错案测谎结论在法律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是经常被用来做证据使用的,这样导致在司法实务中非常混乱,更加增加了案件的不确定性,与有罪证明的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涵有很大的冲突。测谎结论本身就是很难用其他证据来证明的,其真实性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特别是在中国现在技术不成熟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为测谎结论的适用留有很大的空间。1997年,我国修改现行刑诉法时没有将测谎结果列入法定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测谎结论给大量刑事案件的侦破甚至判决都提供了“依据”,但不免尴尬的是,1996年安徽刘明河案和1998年昆明杜培武案,因测谎仪“说谎”断送了两名无辜者几年的青春。我认为不能过分的夸大测谎结论的作用,否则会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测谎结论可以作为证据的辅助条件,但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综合作用的产物冤假错案的产生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很多原因结合在一起综合作用的产物;不是单个的失误而是一连串的失误。要解决冤假错案,必须充分完善现有的制度和改良现有的制度并真真实实的贯彻。对于刑事诉讼必须慎之又慎,它关系到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关系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对社会的影响也巨大。必须严格贯彻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必须确保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必须确保程序正义,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发挥,禁止刑讯逼供和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尽量的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把冤假错案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失偏颇的,想尽量减少,必须有勇气和魄力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只有设计良好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赵作海——浙江叔侄奸杀冤案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有关方面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2010年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引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