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全文)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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