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国际体系是一个名或者概念,这个“名”随着时代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同国家在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时,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从法律意义上看,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直到1971年才恢复合法席位。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以及广大亚非拉独立国家的加入,联合国体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冷战期间,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战略,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寻求国际上更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同时,联合国体系也持续扩容,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体系。与其刚成立时相比,今天的联合国成员数量翻了近两番。此外,随着战败国日本、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相继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体系与其初创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既不将新兴独立国家排除在外,又吸纳了战败国,因此早已不再是创立时期的体系,今天的联合国最能反映主权国际体系的全貌。
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意义上看,“国际体系”的含义则更为复杂。美苏冷战爆发后,世界出现两极政治状态,国际体系由此也分裂为两个体系,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起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两大阵营,各自所言的“国际”体系含义不同,不少新兴独立国家被迫卷入两大体系竞争之中。两大体系之间互相隔绝,来往不多,尤其在经济层面;同时,两大体系内部也逐渐出现分裂,加上越来越多的新兴独立国家不愿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在国际上高举不结盟运动旗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大体系逐渐显现出瓦解的迹象。苏联解体后,两个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人们现在所说的“国际体系”,更多是从全球或世界整体意义上来讲的,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或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语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北约军事联盟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深深打上冷战和美国印记的组织体系至今仍然存续。这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虽然经历多次扩容,但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及跨国公司手中。从词语政治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这一支国际政治理论传统中,尤其喜欢用普遍性词语来命名许多功能性组织,例如以“国际”、“世界”、“全球”等普遍性修饰词语,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内部组建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给人以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心理效果。当然,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国家往往被归为“异类”、“另类”、“不入主流”、“自我孤立”等。这是我们读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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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国际体系复杂演变中,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认识,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体系两个阶段彼此关系的看法。目前,官方以及一般外交史教科书侧重于分述这两个阶段的外交,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学界研究来说,有一种观点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中国外交史叙事中比较流行,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国际体系战略,开始主动“加入”、“融入”国际体系,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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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叙事方式需要改变。我们应该坚持一以贯之的一期法,而非两个阶段分立的分期法来看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简单地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在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既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且容易导致反向心理暗示效果,即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对国际体系有所贡献。显然,这种叙事和分析方法多少受到英美国际关系史标准的影响。在英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其讨论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指由其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与这个体系交往不多,被人为排除在该体系之外,因而按照其外交史叙事,自然习惯于将新中国说成是这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看待中国在战后国际体系演变中的角色,应该坚持连贯而不是割裂的原则来进行分析,准确地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样也就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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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段时间与联合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操纵联合国拼凑“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并没有否定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新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最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被人为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同新兴独立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是对其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尊重主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者。因此从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来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这种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观,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际体系”含义的不同理解上。
进而言之,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扩容,使得联合国体系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这里涉及新中国外交史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们经常从消极意义解读新中国成立后与广大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简单用“输出革命”来将那段外交关系史定义为消极的、负面的、不可取的,或者直接用“革命外交”来定义那段时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种看法多少受到美国国际关系史立论的影响,因为后者的立论倾向于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一直采取不认同或者挑战的态度,从负面意义定性“革命”。然而,一旦将这个问题客观地摆到当时整个国际体系变革环境中看,就能够更正面、更积极地评价这段时期中国外交对推动国际体系扩容所作出的贡献。2015年是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亚非会议本身是新兴独立的亚非国家试图在国际体系中争取平等权利的一座里程碑,会议对当时殖民地地区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最终推动了几百年来国际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关系潮流、主题和民心所向还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解放与独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对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示范和启蒙效应,新中国外交抓住了这一世界民心和大义所向,站在国际正义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支持、援助、引导并紧跟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同时,一大批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主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体系的成员结构,也正因为联合国成员结构的变化,中国后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西方话语“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角度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外交”,应该从贡献意义上阐释新中国这段外交对国际体系扩容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历史规律和叙事线索下看,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史,就不是割裂的,而是连贯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而非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建设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与中国
当前国际体系与战后国际体系相比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呈现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特点,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评估。
第一,国际体系的容量与主权国家的数量基本稳定,形成一个互相承认、互相确认的主权国际体系。
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正式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则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解放和独立作为世界潮流,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就已经进入尾声,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取而代之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则成为时代潮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是对主权国家完整性的一种保证,由此真正确立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相互确认的体系,这是国际关系来之不易的进步。主权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互相确保,至少从形式上抑制了霸权国家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肆意地侵略、瓜分、占有他国。
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对国际关系的意义非常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运动是正义的;但是,当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均成为联合国主权体系的成员以后,彼此处于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状态时,成员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就应该受到抑制而不是鼓励,否则现存主权秩序将受到威胁。此时,一个革命的、需要不断扩容的国际体系被一个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所取代。对于大国来说,它需要对支持和鼓励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外交进行调整,转而坚决支持相互承认的主权秩序,避免主权国际体系由于分离主义或者破坏主权的行为而陷入动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从革命者转为执政者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正是基于主权国际体系逐步定型的外交判断,在一个明确的、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中,中国自身也完成了外交调整,从声援、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独立、打破殖民体系的正义运动,转而支持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主权的巩固和完整,同时与时俱进地不再把解放和独立视为国际关系的潮流和主题,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潮流的时代新判断。表面上看中国这一立场转变似乎是矛盾的,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主权原则的支持。因此,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看新中国外交,才能更进一步从连贯的角度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和转变。
反过来或者对比起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殖民大国竭力阻止或者延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浪潮。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在一个本应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体系内,却又出现了各种对主权国家的新干涉主义逆流,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支持主权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离主义、各类所谓“颜色”革命等,这种行为与二战结束后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性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联合国又被所谓的民主、人道主义干涉理念所误导,执行了许多卷入他国国内冲突的项目,同时,个别大国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一国国内反对派甚至极端派、人道主义干涉、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以及保护的责任的滥用等,威胁到现存本应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体系。这是当前主权国际体系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它实际上已经导致西亚北非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肆意破坏主权的行为和实践,如果不予以抑制的话,其对国际体系造成的混乱将是不可想象的。联合国和负责任大国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抑制这种行为,那些追随个别大国干涉其他国家的中小国家,将来很可能也会成为被干涉的对象和牺牲品。
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在受到尊重的时候,人们并不会感觉到它带来的稳定秩序,而该体系一旦遭到破坏,则必失之而后悔。在主权体系尚未覆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利用各种学说为其对外扩张寻求说辞,围绕势力范围的争霸战争赓续不绝,而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权国际体系定型,在一定意义上从法律和道德上减少了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稳定的威胁。就此而言,战后世界没有发生系统性的战争,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核武器、两极体系规则、大战的痛苦历史记忆等,而一个走向稳定的主权国际体系功不可没。当前,人们都在谈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但联合国、大国以及更多国家如果不能更多地从主权秩序的本质来看待国际秩序建设,则很可能舍本逐末,失去要领;如果轻率地舍弃或者否定主权,国际体系势必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第二,世界政区的变化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输出的对抗性民主政治之后,国内政治和国家治理仍处于艰难的适应过程中,而且这种对抗性民主政治也为外部干预留下了漏洞,由此导致灭国之灾的事例也有不少。这里并不是要评判他国政治制度的好坏,而是从客观的政治学立场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来反思对抗性民主政治被发明和推广后,对国家分裂和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的潜在冲击。纯粹站在学术研究立场上,讨论对抗性民主政治可能是人类最糟糕的一种政治发明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快或不适,但是从稳定与秩序计,它是否真的有利于当前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则值得反思。
但有分必有合。战后国际关系既有国家增生和国际体系扩容的趋势,也有合作和统一的趋势。战后国际体系当前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世界政区的变化上,表现为地区合作和地区性统一组织的兴起,它反映了国际政治多极化、多中心化的趋势。中国对此的评估是乐见其成,积极推动,而非消极阻碍、搞离岸平衡。中国深厚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使得其在国家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历史认识,也就是统一、稳定、秩序远比分裂、动荡、混乱更有利于人民福祉。中国鼓励各个地区探索实行地区联合的自强运动,积极与欧盟、东盟、非盟、阿盟、海合会、拉共体、太平洋岛屿国、中东欧国家等建立超越国家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
政区变化正在对联合国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稀释作用,在一些情况下也具有补充效果。一方面,地区统一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着联合国体系及其下属组织在地区层面难以实施的项目和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地区组织或者地区内核心国家开始处理越来越多的安全事务。非盟正在加速组建自己的维和部队,处理非洲安全问题;2015年3月29日,第26届阿盟首脑峰会决定成立阿盟联合军,介入也门的内部冲突中。在此类外交和安全实践中,联合国安理会并无连贯的表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区组织和联合国体系之间的矛盾状态。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未来一旦在欧盟、非盟、阿盟、东盟、拉共体、上合组织等出现成员国内部冲突时,这类地区组织是否都会以抛开联合国安理会的方式,介入到组织内部的冲突之中?国际政治的许多规则并非是因为人们有先见之明而预先规划并制定出来的,常常是通过频繁的外交实践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是通过破坏规则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诸多外交实践成为惯例以后,便成为各方接受的规则。显然,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及联合国后续改革上,地区组织和联合国体系的关系问题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议程。地区组织频繁介入地区成员内部冲突终将削弱安理会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显然需要对这种新的外交现象作出评估和反应。
第三,避免国际体系陷入结盟对抗是大国的共同责任所在。
这个命题是金应忠先生提出来的。
[④]一个互相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已经将各国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之中。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成员需要从几百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努力避免国际体系内部再度分裂,走向对抗,这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安全问题。今天紧密联系的国际体系,经不起回到过去对抗状态下的折腾。一些国家在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草率地将根本无望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草案付诸表决,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安理会的分裂和无效状态;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冷战时期惯用的外交词汇重新开始流行;希望通过制造外部战争来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想法和做法,也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无论是在大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敌友关系都不仅仅表现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同时也表现在国内政治领域。结盟对抗既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往往也会造成国内政治的悲剧,这就是双重悲剧。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不仅在双边关系,而且在双边关系之外确认敌友,陷入全面对抗状态,美苏国内政治也一度出现内部找敌人的人人自危状态。国际体系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对抗性国际政治文化并没有消退,国际政治如果只被这种敌友文化所支配,就难以发展到和谐共生状态,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文化和伦理资源,以使各方在一个多极、多中心世界中实现和平共处。
三、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外交理论
大国都有本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等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中都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外交理论、文化和风格。就各个大国与国际体系交往的历史来看,中国具有相对丰富和全面的经验,对此要珍惜和利用。其一,中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自己与周边国家相互依托的国际体系,中国处理与现代国际体系关系时,自然受到其历史上多次组织地区秩序经验的影响,而其他大国鲜有这样的历史。
[⑤]其二,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不平等条约国际体系到主权国际体系平等成员的艰难发展历程,中国一度成为列强瓜分和分而治之的对象,是加害的对象,而不是加害别国的国家。这种近代历史体验使得中国在理论上更能够从弱者角度感受不平等国际体系的缺陷,与发展中国家产生历史共鸣,并努力将平等主义理念带入并贯彻到自己的国际体系外交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对主权的独立性如此敏感,而那些立国以后就逐步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国家,相应来说没有这样的经验。其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漫长崛起,几乎是与相互确认、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同步发展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强大绝不可能借助过去殖民大国划分和瓜分他国的方式来完成崛起。换句话说,中国崛起的外部条件比早期大国要更为艰难,但中国由于没有加害他人的负担,却又积蓄了道德正当性的资源,这对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资源。其四,冷战时期,中国有与分裂的国际体系交往的经验,中国是当时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积极投身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进程中,改革开放后也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保持紧密的交往,今天更是全球性体系的重要国家,这有利于中国更为平衡而非摇摆、更为全面而非割裂、更为肯定而非否定地看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经历是观察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有益样本。学者们已经从行为和实践层面总结了很多做法和观点,本文主要从历史观和世界观层面思考其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启示。
从历史观来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受到新的世界历史观的支配和影响,这也是中国始终能够较为准确把握国际体系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预示着新的世界历史的展开。在整个20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就是弱势民族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争取独立、发展、振兴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占人类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进而作为一个主体和整体首次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塑造过程中,这是20世纪下半叶改变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影响既远且深,至今仍未消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还将对未来世界地缘经济版图产生重大的塑造作用。截至2015年,46个亚洲国家和54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2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7.5%。世界历史动力在一段时间被描述为来自西欧、英美、西方,西方提供并垄断了一套世界历史叙事和解释体系,但是这种看法至少到20世纪后期甚至已经不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了。随着霸权史学和西方中心论逐步消退,“重写世界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趋势,而世界史撰写方式的变化本身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运动对国际知识格局变动的深远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身是新的世界历史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建设和改革也是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准确把握,保证中国外交始终将自身发展与最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利益、责任联系在一起,建构了与发展中国家多层次的相互依托共生关系;反之,中国在未来一旦失去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联系和命运纽带,必然也会在国际体系中独木难支。正如上文所述,从支持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改革主权国际体系,到主权国际体系走向定型后对其的维护,以及当代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增益,都可以归入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上。这种历史观将来仍然是中国围绕国际体系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导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一开始即提出这样的命题,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而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扮演着国际体系的改革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角色,中国一直努力地在增益国际体系。
就世界观来说,中国把国际体系视为既有对立也有共生的一个整体,体系中各方处于各种可能的相互关系转化之中。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经常引用中国先贤的名言来阐述对世界的看法,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这种整体主义世界观与政治哲学与另外一种对立主义世界观恰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后者倾向于假设世界是黑白两立、敌友分明、冰炭不容的状态,可谓敌友政治,而前者则认为世界并不绝对是黑白两立、敌友分明、水火不容的,各方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政治状态。世界在敌友与伙伴关系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关键在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并非静止而是流动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在流动中存在相互转换的多种潜能和可能,从关系到共生是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追求目标。这种世界观至少使得中国并不会像西方民主和平论那样抱有幻想,认为将别国变成同自己一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和平的共同体;相反,其认为在一个多样多元复杂的状态中,应该通过促进共生来形成一个和平共同体。
整体主义世界观既是中国国内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投射到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的理解上,也成为中国外交文化的一部分。和谐共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国际关系实践中经常充满着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在趋向和谐共生的国际体系进程中,首先应当赋予国际体系成员更多平等的内涵,互不干涉内政因此被视为和谐共生国际体系应当珍视的一种政治美德。从道德推理上讲,如果一个大国由于倾向于将别国定义为邪恶的、异教的、不合自己标准的,因而拥有进行干涉的正当性权利的话,逻辑上很可能造成一个可怕的结果,即由于对善恶、正反定义的随意性,它同样可以走向极端,对所有国家进行专制性的干涉。“嗜杀者不能一统天下”!以杀尽天下恶人的方式求得所谓的“美好”社会,最后好人也会遭殃,一个都不留。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种自己随意解释的价值对外实施干涉的外交行为必须加以限制,以防止其走向专制的一面,为此,国际体系必须警惕罗尔斯理论对世界秩序构建的危害性,其教训不可谓不多,损人不利己。
[⑥]国际社会伦理的一个镜鉴是,目前还没有比互不干涉内政更好的伦理原则,来充分保护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国家,中小国家在参与霸权国家对他国的干涉过程中,很有可能自己也会成为被干涉的对象。由此,不结盟、不参与对他国的干涉应该成为国际秩序的基本底线。目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对主权的尊重至少从形式上为国际秩序确立了一条基本底线。但是人们在不同文明、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还没有形成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共生体系。这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步的方向。
结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为世界提供一套具有其民族风格的外交理论话语。当前,在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陷入一片沉闷之际,人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对中国外交理论寄予厚望。中国与国际体系交往关系是演绎和归纳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有益样本。中国外交理论不在于照搬流行的个别大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而在于按照自己对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为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转型提供来自中国的一套概念体系和解释体系。更为关键的是,这套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它也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他国处理其与世界的关系提供借鉴,这其实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外交学理论本土化以后,实现其国际化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本文概要梳理了中国与战后国际体系及其当代转型的关系。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新中国成立时置身于分裂的国际体系中,但是却一直在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向整体性、综合性方向发展。我们应当以连贯而不是分立的态度,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以贯之地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革和完善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如今,互相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和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所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预见的是,国际体系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正如上文所述,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历史领域,近年来开始逐步蔓延到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而国际关系理论对此变化则更为敏感。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创新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一些与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共名”的概念——例如国家、权力、民主、援助、经济外交、调解、人道主义等——进行再阐释,更为自觉和自主的是,它正在努力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天下、和谐、共生、新型义利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命运共同体、关系、结伴不结盟、互联互通、协商民主、共商等等。学者的责任除了自觉用这些概念建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外,还应在致力于对他人的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让人们熟悉和使用这些概念,这就是中国外交理论走出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