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统治者对隐士格外优渥,这里兹举《新唐书•隐逸传》中统治 者礼遇隐士的例子: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 亲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岩将家属乘传赴都,拜崇文馆学士。帝营奉天宫,游岩旧宅直宫左,诏不听毁。天子自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 马。……放归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 5598-5599)皇帝为了征召隐士甚至亲自拜访,足见统治者的求贤若渴。可是学者李红 霞指出:“事实上,唐朝立国既久,已不再需要借重江湖林野的隐士力量,然 而对隐逸之士仍不断予征聘,其用心已转入另一方面:以此显示政治清平、君 (李红霞,2002, 8)唐代已经设有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固不须再另征隐士。正如学者吴小龙所说,这只不过是统治者及隐者之间彼此客套和 推崇的表演而已。 (吴小龙, 2005, 130)以此,隐士既获得了清高的声誉,统治者也达到了笼络人心的目的。既然隐士可以直接被授官职,于是在强烈的 功名心驱使下,有的士人开始往隐逸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卢藏 用。《大唐新语》记载: 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 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 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157-158)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隐逸居然成了入仕的管道,这是对隐逸本义的一 大颠覆。隐逸原来对政治的抗争性没有了。于是隐而后仕,仕而后隐成了唐代 10 的普遍的现象。仕与隐的矛盾已经淡化了,甚至可以结合起来成为另一种形式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