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