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和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而消费则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60%以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10%,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高于50%,消费占GDP的比重则长期低于40%。好些人认为,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能这么高,消费不能这么低。就是说,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增长结构真的不合理吗?我们不能不认真地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会呈现这样的增长结构?为什么我们的消费长期得不到提升?
既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注定是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这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约束下的必然逻辑,那么高外贸依存度就不是我们可以凭主观意愿选择的了。既然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世界制造工厂”的成功,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把眼光局限在国内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而是应该把眼光放宽到中国经济融入于其中的世界经济整体来看待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是的,单纯从国内来看,我们的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似乎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但是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经济一定不是非均衡发展的,而是均衡发展的。必须把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与美国等其它国家的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才是看待中国经济的正确视角,也才是看待世界经济的正确视角。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应有含义。在我们看来,“世界制造工厂”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乃是同一问题的多个方面。高外贸依存度、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既不是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也不会简单地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相反,它始终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没有否定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缘故,中国经济具有内在的投资冲动,这使中国经济的高投资带有某种、甚至很大程度的不合理成份。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高投资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高投资。
当然,我们也没有否定中国的消费需求具有提升的合理性和提升的余地。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快,但是政府财政收入攀升得更快,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国家手里,仅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就有12000亿元。我们只是强调,中国经济的低消费是有其合理成份的,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的低消费。况且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提升我们的消费需求。
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无疑是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制度安排不一样,可支配收入相同,消费水平是不会一样的。这些制度安排得到改进,同样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是会提高的。不过归根结底,消费的基本决定因素还是收入。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叫人不消费也办不到。上述制度安排,究其实质不过是起着调节收入的作用。只不过,这些制度安排的重心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不是收入的生产和来源。这是西方福利主义的路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福利主义不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社会福利主要应该用来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用来调控经济。
在一个十三亿的人口大国,提升消费必须从收入的生产和来源问题着手。费歇尔讲:“收入是资本的利息……收入不是利息的局部,而是利息的全部。”费歇尔的资本乃是资产的市值,而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是说,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资产了。劳力是资产,自然资源是资产,货币、机器设备、厂房等等,无不都是资产。这是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是极其正确的经济学理念。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而对大众来说,教育和产权界定则是增加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
没有错,广大农村的确存在不小的存量需求,这存量需求是由于受到水、电、电视信号等基础设施的约束,农民既定收入水平所能产生的消费没有能够有效发挥。问题在于,且不说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由于任何投资都是有成本的(不是会计意义上的成本,而是经济学的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必须计算到底是把稀缺的资源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还是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