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二晏论考
唐红卫/文
摘要:晏殊、晏几道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词人, 有关他们生平思想研究的论文虽数量众多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漏洞, 因此文中从晏殊与欧阳修的关系, 晏几道与新党的关系及《小山词》的结集等几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补充和辩正。
关键词: 晏殊; 晏几道; 《小山词》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6期
晏殊、晏几道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父子词人, 从20 世纪初现代词学兴起以来, 百年里有关他们生平思想研究的论文就一直没有断过, 其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和夏承焘的《二晏年谱》。这两本专著对于二晏行履搜罗该洽, 考辩精详, 为后人的二晏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80 年代以来, 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 逐渐又产生了一些有关二晏生平思想的文章, 然而或许因为材料不全(尤其晏几道的材料十分缺乏) 和前人的疏忽, 二晏生平思想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和漏洞,因此笔者想就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有关二晏的新材料, 结合前人发表的成果, 对二晏生平思想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漏洞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以之请教方家。
一、晏殊不喜欧阳修
据《能改斋漫录》卷11 记载:“晏元献为枢密使时, 西师未解严, 会天雪, 陆子履与欧公同谒之。晏置酒西园, 欧即席赋诗, 有‘主人与国同休戚, 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 四十余万屯边兵。’晏由是衔之, 语人曰:‘韩愈亦能作言语, 作裴令公宴集, 但云园林穷胜事, 钟鼓乐清时。’”[1]《事实类苑》、《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类说》等亦记载了此事。又《东轩笔录》云:“欧阳文忠素于晏公无它, 但自即席赋雪诗后, 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2] 再又《邵氏闻见后录》卷15 云:“晏公不喜欧阳公, 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 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 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 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 愈远而弥疏; 孤拙之心, 易危而多畏? 动常得咎, 举辄累人; 故于退藏, 非止自便。偶因天幸, 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 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 接壤相交。’晏公得之, 对宾客占十数语, 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 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3] 另外笔者最近还发现一条新材料——周必大《文忠集》卷188《汪季路司业》记载:“端明尚书(苏轼) 尝见晏元献与吕(吕夷简) 帖, 痛诋欧公。”[4] 由上述材料观之, 晏欧交谊不无芥蒂。
对于晏欧不合的原因, 后人一致认为是西园宴会时欧阳修的咏雪诗使晏殊不高兴, 从此与欧阳修不合; 并因此责备晏殊心胸不够宽广。笔者个人对此不敢苟同, 因为欧阳修是晏殊知贡举时的得意门生,而《宋史》等书有关晏殊知人乐善、心胸宽广的记载举不胜举。李昭圮《乐静集》卷30《察推闫公行状》记载“故相晏元献公以年位持重, 罕出治府事, 僚吏禀白, 遣亲校报可否, 小人因缘纫闭中外擅移事, 莫敢与辞, 公庭叱之, 坚请入见, 因从容请元献公曰:‘朝廷倚尚书勋德镇方面, 执事之吏欲日望风采, 承教命以布威惠, 今使之整冠敛版, 听指顾于小校, 其如人望何?’元献公曰:‘微君, 孰教我?’翌旦语坐客:‘闫君骨梗有识, 异日不可量’, 遂荐于朝。”[5] 由此事例可见, 晏殊既然面对一个普通下属的劝诫不但不生气, 反而赞叹其“骨梗有识”, 并推荐于朝廷; 那么他怎么可能仅仅因为得意门生欧阳修西园宴会时一首咏雪诗而与之不合? 真正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是两个时代社会风气造就的个人性格严重不合。北宋前期三朝为了休养生息, 基本上是采取无为而治, 例如北宋前期的名相吕端、吕蒙正、李沆、王旦等执政都是政尚宽简, 垂衣而治天下——因此贤能如寇准也曾被人议为“生事”。晏殊作为真宗时代的神童, 十五岁开始立于朝廷, 这时的他正处于一个人思想可塑造性最强的时候, 自然不可避免的会深受当时社会政尚宽简、无为而治之思想的影响, 从而养成了沉谨稳重的性格, 并因此深得真宗喜爱, 年纪轻轻就参与机密——据欧阳修《六一居士集》卷22《晏元献公神道碑铭》记载:“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东宫, 真宗每所谘访, 多以方寸小纸细书问之, 由是参与机密, 凡所对, 必以其稿进, 示不泄。其后悉阅真宗阁中遗书, 得公所进稿类为八十卷, 藏之禁中, 人莫之见也”[6]。然而到了宋仁宗时代, 无为而治天下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 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纷纷以天下为己任, 言事常奋不顾身。晏殊对此既喜又惧, 喜的是这批人的忠君爱国, 敢作敢当; 惧的是这批人常词多激讦, 言行过火。所以晏殊喜欢这批人中沉稳的范仲淹而不喜欢张扬的欧阳修; 选择修谨的富弼为女婿, 而不选择疏俊的张方平。也因此发生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2 记载的庆历间“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7] ; 后来干脆出之为河北都转运。欧阳修的性格正如《宋史》卷319《欧阳修传》所言:“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8]1026 。但是他的这种嫉恶如仇而导致的词多激讦、揭人阴私的“论事烦数”肯定让政尚宽简、沉谨稳重的晏殊颇为反感, 从而导致不合——欧阳修很容易与人结仇, 既会使自己不必要的增多政敌, 又会使自己遭人同样的报复。后来欧阳修果然被政敌“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陷入“盗甥案”和“长媳案”, 遭受了奇耻大辱。
二、晏几道与新党的关系
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晏几道只与大家都熟知的郑侠、黄庭坚等旧党人物有过来往, 并因此把他归属于旧党; 然而笔者根据最近见到的新材料发现他还与新党可能也有不少交往, 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例分析得知。
1.与蒲传正论词。据《宾退录》卷1 载:“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 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 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所欢乎? 因公之言, 遂晓乐天诗两句, 盖欲留所欢待富贵, 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9] 此条记载常被人引用, 但从来没有人去查询蒲传正是谁, 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据查蒲传正, 字宗孟, 生于仁宗天圣年间后期, 比晏几道大十余岁,《宋史》有传, 将其归于新党骨干之一, 阆州新井人。又据蔡襄《端明集》卷34《太常丞管勾河东安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可知蒲传正之父蒲叔范“天圣八年自阆州以进士贡至京师”[10] , 乃晏殊门生。皇佑五年, 蒲传正进士及第, 随即丁忧。服满后在外地担任小官, 直到熙宁元年才到京城任著作佐郎, 可能正是这时他和晏几道开始正式交往。神宗元丰五年四月蒲传正升官为尚书左丞(副宰相)。根据晏几道称蒲传正为“公”以及晏几道为曾任宰相的父亲之小词辩护的“强词夺理”中透露的意气风发可知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五年四月(晏几道四月应召作词大称上意①) 至元丰六年八月间(这时两个人都已经出外做官, 离开了京城, 直到蒲传正死于外地任上两人也没有能够再见一面)。
2.年未至而乞身退居京城。根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叔原年未至乞身, 退居京城赐第”[11]86 和《宋会要辑稿》卷19982《刑法四•狱空》“徽宗崇宁四年间(闰) 二月六日诏: 开封府狱空, 王宁特转两官;两经狱空, 推官晏几道、何述、李注, 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 并转一官, 仍赐章服”[12] 的记载, 再考虑《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临川沙河世系》记载晏几道生于仁宗宝元元年② 和《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二九:“朝廷之制, 七十致仕”; 我们可以得知晏几道辞官只可能是崇宁四年转官之后到崇宁五年间, 因为崇宁六年晏几道则已经七十岁, 说不上“年未至乞身”。晏几道为什么不早一点辞官, 反正他对官场兴趣不大,年纪也不少了, 何况晏几道当推官的这几年时间里开封府尹基本上是新党骨干。这不得不令人猜测晏几道的“年未至乞身”很可能与当时开封府的人事变化有关系。笔者带着这个疑惑查询了有关情况, 发现开封府这几年人事变化频繁, 曾经几兴大狱, 而崇宁五年开封府尹宋乔年恰好是晏殊最喜爱的门生——“二宋”之宋庠的孙。据《宋史》卷356《宋乔年传》记载他“女嫁蔡京子攸”[8]11208 , 与当时宰相蔡京是姻亲。所以很可能是晏几道厌烦了官宦生涯, 但辞职又有不便之处, 这时宋乔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关系给予帮助, 于是晏几道终于“年未至乞身, 退居京城赐第”。
3.蔡京遣客求词。王灼《碧鸡漫志》卷2 记载:“叔原年未至乞身, 退居京城赐第, 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 遣客求长短句, 欣然而为作《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云云,‘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 竟无一语及蔡者。”[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