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徐干在《 中论·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赋》 中说:今制度( 指井田制度) 弛紊, 疆理堕坏, 恣人相吞, 无复畔限,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依托豪强, 以为私属, 贷其种食, 赁其田庐, 终年服劳, 无日休息, 罄输所假, 常患不充。 有田之家, 坐食租税。 贫富悬绝, 乃至于斯。 厚敛促征, 皆甚公赋。 今京畿之内, 每田一亩, 官税五升, 而私家收租, 殆有亩至一石者, 是二十倍于官税也。 降及中等, 租犹半之, 是十倍于官税也。这里言官赋与私租相比, 竟相差二十倍, 至少也相差十倍! 明太祖朱元璋对苏松一带官田实行所谓重赋, 那么, 这种官田重赋与私租相比又如何呢? 明建文时大臣王叔英说:后世井田既废, 故民业不均。 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 北齐有永业之制, 唐有口分世业之田, 虽非先王之道, 然亦庶几使民有恒产者。 自唐以后, 恒产之制不行, 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 贫民无田可耕, 故往往租种富民之田, 亦输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此恒产未制之害, 是以贫富不均也。 ⋯ ⋯后世田有官民之分, 税有轻重之异。 官既事繁, 而需于民者多, 故田之系于民者, 其赋不得不重, 惟系于官者, 其赋轻而亦有过于重者。⋯⋯ 若夫官田之赋, 虽比之民为重, 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嘉靖《 增城县志》 的编者说:夏秋之税, 乃国家经赋。 每田起科, 宽于三代以前制赋, 不啻十倍。 然后世每不及三代之治安者, 盖今之公赋虽宽, 而私赋则重矣。公赋上之所制, 而私赋民之所主也。民之有田者, 以其田佃之无田之民, 而约使出租, 比公家之赋率增十之八九。 是则公赋独宽于有田之民, 而私赋乃有田之民主之, 而国家不得与焉。噫! 有田之民不宜宽而宽, 无田之民宜宽而不得宽, 夫事之不平至此, 乃欲以求治安, 难矣。»明万历时叶春及更说:今豪党之家与吏为市, 丁数十而一登政, 虽重乎实数十人共之也。 农耕富民之田,见税十五, 率亩而二石, 为米九斗而输三升于公, 合农之半是六十而税一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吴中之民, 有田者什一, 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 而凡沟渠道路, 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 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 原注] 凡言石者, 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 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 少亦八九斗。 佃人竭一岁之力, 粪壅工作, 一亩之费可一缗, 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 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