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澄(1402年死)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1385年举进士第一名。他在明太祖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现在被朱允炆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齐泰(1402年死)也是1385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他在洪武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新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方孝孺(1357—1404年)早在四十来岁的初年就已经是声名卓著婶弃婚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未中过举,在他很晚的岁月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朱允炆即位以后被召为翰林侍讲。 [5]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黄子澄和齐泰变成了皇帝的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目的在改组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方孝孺是《周礼》,一部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专家,他发觉他所见到的是个人专制统治的缺点,因此他建议皇帝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所有这三个人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6] 燕王反叛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据说她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朝鲜人。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茅茅主的公开的形象。 [7] 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 [8] 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 [9] 1398年末,即朱允炆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5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 [10]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 [11] 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反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朱允炆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 [12]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 [13] 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诸《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窜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利的一些历史说词。 [14] 兵败失位 1399年8月,燕王朱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全国的经济,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藩国。但燕王的领导能力、高素质的军队却非朱允炆可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直至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燕王。 [15] 建文朝廷曾从朝鲜输入许多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公开表示支持朱允炆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能影响一败涂地的战争结局。 [15]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京师遂破。燕兵进京,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残骸,已经不能辨认,据太监说它们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的尸体。朱棣登位后,将忠于建文的诸臣剥皮的剥皮,下油锅的下油锅,把他们的女眷罚到教坊司当官妓,实行残酷的“转营”,即轮流送到军营中去,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男子的凌辱,情况还要经常报告朱棣,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但朱允炆的下落终成为一件悬案。谁也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当时官方的记载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称帝了。朱允炆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为政举措 军事 名将云集朱标死后蓝玉一案,诛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除耿炳文、郭英等人外,“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朱元璋为能确保皇孙顺利继位,在后期用实战训练出一批新生代优秀将领,既保嫡集团,如:瞿能、平安、盛庸、卜万、庄德、铁铉、徐辉祖、李坚、梅殷、吴高、何福、周兴、刘真、张文杰、房宽、宋晟、钱忠,卢震军、景诚、朱胜、徐祥、陈用、陈亨、周鹗、关忠、王才、耿成、陈玉等人,相比靖难集团中的燕府将领,建文麾下可谓名将云集。然相较元功宿将,这些将领虽然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在军中资历稍低且不能服众。这些将领建文要么弃之不用,要么势穷降燕,少数坚定保嫡且战功卓著者也因统帅失律而战死。在靖难过程中随着南京方面将领的不断投降,燕方将领越打越多。 [16] 大边长城《明史》记载建文帝时期修边:"然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 堠相接。"考古者发现今明长城之北有一条未完工的比现明长城更靠北的明长城,这条遗迹分布从开平兴和向阴山河北方向延伸的大同镇大边长城,被有的学者考证是建文时期修建,后被永乐废弃。削藩集权朱允坟登基后又一重大军事决策就是削藩。结果,逼死贤王湘王,第二年,四皇叔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发难,第四年,皇位被叔叔夺取,朱允坟自焚。 政治 改革法制朱允炆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朱允炆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17] 实行削藩朱允炆对诸藩王封地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18] 削夺世袭封藩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王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19]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20]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