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审法院将两律所代理的案件一审取得确定结果作为彼那尼公司支付反诉代理费的条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明显歪曲双方合同的约定,违背双方签订合同的本意。就彼那尼公司与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京冶案),两律所与彼那尼公司签订一审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该案一审反诉代理费,在第八条第2项B约定,“反诉实行风险收费,以法院生效判决、调解、或双方和解数额的25%收费”。两律所经初步审查,彼那尼公司属于印度外商投资企业,涉案工程在建期间的原管理人员已全部更换,了解涉案工程的人员不多,时间较长,证据材料管理极为混乱,需多地调取证据材料,综合考虑案件难度及工作量都较大,经双方协商,约定本诉按正常收费,反诉实行风险收费。双方在签订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时,就如本案二审判决所述,已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京冶案一审终结时“判决未必生效,未必能调解或和解,未必能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同时也考虑到最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可能低于一审判决确定的数额。因此,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以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作为计算一审反诉案件代理费的基数,反诉代理费的支付时间当然也就在法律文书生效或调解、和解后。《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2项B关于反诉代理费的约定,显然是彼那尼公司就支付反诉代理费的时间、计算基数及比例做出的约定,并无将京冶案一审取得确定结果作为付款条件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将《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2项B约定,理解为以京冶案一审取得确定结果,作为支付京冶案一审反诉律师代理费的条件,显然是对该条款的错误解读,不但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符,更明显不合常理;两律所明知一审法律文书存在未必能生效的风险,在案情复杂,取证困难,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再约定以一审法律文书生效作为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明显有违常理。综上,该条款无论从字面意思、合同的整体意思还是从签订该条款的本意,均无法得出京冶案一审取得确定结果是支付反诉代理费条件的结论,二审法院认定显然不符合逻辑,事实认定缺乏证据。二、二审法院以彼那尼公司未委托两律所代理京冶案二审为由,认定彼那尼公司不构成无故终止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彼那尼公司自己于2016年7月5日制作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协议》内容和2016年7月29日发出《解除代理协议通知函》,其解除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的理由是:长达13个月未收到判决书或者其他终止、延长审理的通知,代理人未向其汇报案件进展情况,未尽职尽责完成代理事项。两审均查明,两律所指派律师参加京冶案3次庭审,并提交代理词。彼那尼公司解除代理合同后第7日,京冶案一审作出判决。另外,两律所指派律师9次到彼那尼公司查找证据、协商应诉方案,除此之外,积极参与案件调解。前述事实,充分证明两律所尽到代理职责。一审判决明确认定:“是否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或者延期审理案件,何时作出判决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不属于受托人的原因”。二审法院在判决也明确认定“上诉人在双方约定的代理期间内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时,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行为业已依约完成。即不论上诉人通知与否,双方约定的委托代理事项均已完成”。根据上述事实和两审法院的认定,两审法院均认为两律所完成了代理事项,彼那尼公司以两律所未尽职为由解除代理合同,显然属于“无故终止代理合同”。二审法院在认定两律所完成京冶案一审代理事项的同时,又以彼那尼公司在京冶案二审中未委托两律所代理为由,认定不构成无故终止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该事实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三、双方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条件包含调解、和解,最终案件调解结案,且彼那尼公司在京冶案一审即将结案前,为达到不支付反诉代理费的目的,无故解除代理合同。二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收费条件未成就,且彼那尼公司也未恶意阻止条件成就,该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第2项B明确约定支付京冶案一审反诉代理费的条件,除“判决生效”这一条件外,还有达成调解、和解两种条件。京冶案虽然一审未能达成调解,但在二审过程中调解结案,而且调解结案中关于反诉部分的金额与一审判决金额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支付京冶案一审反诉代理费的条件之一即调解已经成就,二审法院认定条件未成就,事实认定明显缺乏证据。在彼那尼公司解除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理由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彼那尼公司在京冶案一审判决9日前解除合同,同时二审不再委托两律所代理并在二审中按照一审判决结果达成调解;结合彼那尼公司2016年7月5日起草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协议》中明确表达不支付反诉代理费的事实,足以证明彼那尼公司在案件一审判决9日前解除京冶案一审代理合同,目的是为不支付反诉代理费,其行为已构成恶意阻止条件成就。二审法院认为彼那尼公司未恶意阻止条件成就,事实认定明显缺乏证据。四、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审法院认定委托事务完成的同时,又判令酌情支付报酬,适用法律错误。京冶案一审《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彼那尼公司无故终止代理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继续支付代理费;第八条约定反诉代理费为调解金额的25%;同时京冶案一审判决9日前,彼那尼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但其解除理由如前所述不能成立,属于无故终止代理合同。在本案一审前,京冶案已调解结案,反诉部分调解金额为一审判决金额4588901元。根据上述事实,按照《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应当首先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由彼那尼公司按调解金额的25%支付代理费,即1147225元。退一步,即使认为京冶案一审判决9日前,彼那尼公司解除代理合同,属于“不可归因于受托人原因,委托合同解除”,应当按照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支付相应的报酬,因二审法院也认可委托合同解除时,两律所完成代理事务,则相应的报酬也应当是合同约定的全额报酬,即1147225元。因此,二审酌情判决20万元,法律依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再审被申请人辩称
彼那尼公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驳回两律所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