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有的因划分阶级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政策界限,把部分劳动阶级(主要是中农)错误地定为地主或富农;在一些老区、半老区早已完成土改,且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仍然重新平分土地,侵犯了中农和靠自身劳动新上升的富农的利益;在一些新解放区,由于不是从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入手,其结果成为形式主义的假分地;有的地区出现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捐税等现象,损害了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有的地区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分,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不给生活出路,甚至一度发生“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的现象。这些偏向,严重地妨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些“左”的偏向的发生,有党的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旧时代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精神武器。当农民向封建地主夺取土地财产的时候,往往不愿意限制在这个范围内,而是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中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平分一切工商业。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一旦土改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这种平均主义要求很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浪潮,冲击党的土改政策。这时许多干部缺乏进行大规模土改的经验,又经受了整党中反右倾的批评,不敢坚持党的正确政策的领导,放任或者附和农民自发的平均主义要求,因而造成“左”的偏向。
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在逐渐发现上述“左”的偏向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194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通过领导人讲话和发布文件,对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作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央随即公开发表这个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