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如果说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盛唐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李白带有蜀地的浪漫与豪情,杜甫带有中原的纯朴与厚重;王维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许多诗人都有一段漫游的经历,这只有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若论眼界、胸襟和见识,他们就差多了。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翻译的汉文摩尼教经典。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早在唐太宗时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盛唐时期外来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浑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远远高出于其它的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间,人口就从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达40%。人口激增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富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新唐书·食货一》)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700斤。杜甫在《忆昔》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玄宗诛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腐朽势力后,任用姚崇、宋等贤相,整顿吏治、检括田户、改善财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掊断如流。开元元年(713),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于开元四年(716)罢相时推荐宋继任相位。宋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这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断提高,玄宗很重视在官学里研习儒家经典,并允许民间立私学以弘扬儒家学说。对于佛教,玄宗在开元初期曾经采取一些限制的政策,但总的看来他对佛教还是尊重的,对于开元年间传入的密宗尤有兴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发展空间的扩大是一个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盛唐文人之间有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这也有助于气象的形成。杜甫在《忆昔》中回忆开元年间的情况说:“天下朋友皆胶漆”,反映了当时的状况。他们觉得某个人受了委屈,就为之大声疾呼,有担待、不世故。杜甫为郑虔鸣不平:“诸公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李白为王十二鸣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而当他们佩服一个人时,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扬之。从贺知章和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李白对孟浩然的称颂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坛那种良好的气氛。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醉后的狂态,欣赏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还有一个人应当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就是张说,他是从初唐过渡到盛唐的关键人物。他的诗还带着初唐的拘谨,不具备盛唐诗歌那种浏亮与光彩。但是他“前后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笔”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他特别奖掖后进,他所奖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三十余人。还有一些是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以政绩著称的,如房、李泌、刘晏等。这种奖掖后进的做法已经形成传统,贺知章和张九龄受到张说的拔擢,他们又再奖掖后进,如贺之对李白,张之对王维。从以上所举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样的大度。盛唐文坛的情况可以借用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两句话来形容:“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