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叔本华、 尼采到克尔凯郭尔; 从海德格尔到胡塞尔再到雅尔贝尔斯……这时体现它的更具潜性的创举就是它主动地从哲学理辩与思辩的抽象高度上走下来进入文学这个同样庞大的世界: 萨特建构了“存在主义”, 再到加缪、贝克特的存在的荒诞, 再到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存在…… ­­ ­二、 余华中的“存在” ­1, 人是为着活着而活着 “人是为着活着而活着的, 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是余华在 《 〈活着〉》序中说到的, 其实作为序中的这句话就是在暗示着整部小说的内部所真实隐喻的主题。 一句似乎是对人的生活的本身的超然和置身局外的了悟, 以平淡的语气叙述了出来。 其实这句话完全可以这样来说: 人是为着存在而存在的, 而不是为着存在以外的任何事物而存在。 活着和存在, 两个陈述着人的一种状态的词, 蕴涵着同样的冷漠与虚无, 它既不是一种本体, 也不是一种表象, 追寻。 探索它的意义毫无价值, 终究都只能是一种虚无, 抑或一种存在的虚无。就像余华自己所提出的 “活着的在世态度却无疑是向着绝望和苦难的深渊扔下一根长索,这根长索的另一头连着的正是人的生活” 福贵的一生就像是紧紧地攀在了这根长索, 长所不断地给他以希望, 却又不断地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但这种希望与绝望只是绝对客体性的,他的心中并没有也没有能力去意识希望和绝望的存在, 它的存在只是客体性的作为环境变化的一种冲击)。 从一个地主家的阔少爷, 吃喝嫖赌, 不务正业, 终于败光了家底, 但最终在家珍和母亲的感动(非自觉的, 无意识的感动) 下勤劳节俭靠种地勉强维持生活, 终于有属于在自己努力下的生活了, 可谓是长索待他不薄, 给了他一点生的希望, 可这是却意外地被抓去应军打仗, 挨了两年, 竟意外地活着回来了, 可算是万幸, 可这是, 女儿却意外地变得又聋又哑, 后来为了儿子上学又不得不送走了女儿, 就在陷到了最深的时候, 长索却意外地又来帮了他一把, 儿子竟意外地成了长跑冠军, 成了他的骄傲, 可这是儿子却十分意外的死了, 接着又意外地遇到了质朴善良的二喜, 意外地凤霞得到了短暂的幸福, 正浸于幸福中时,却意外地因为难产死了……就这样, 希望、 绝望意外地不断地交替着, 不断地循返往复的出 现意外, 似乎就是这根长索(命运) 在无情地捉弄着一个个可怜弱小的生命, 让他们生活中充满了荒诞, 滑稽, 死亡, 意外, 非常规性……人的本身似乎命中注定就是命运的玩偶, 注定是要被戏耍, 被玩弄…… ­ 于是这样, 从悲观色彩的余华中, 我们似乎能够读到一个永恒的令人恐惧的真理: 人必须活着, 必须活在当下, 必须活在人所必须面对生存的困境中, 永远的不到救赎, 也永远不可能从自身存在的境遇中逃离…… ­ ­2、 暴力、 苦难: 人的外部境遇­ 余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和世界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 他的文学叙述, 也基本上完全真实地来自思想所直接发出的声音, 开始时这种声音就是发泄, 作者站在几乎是人性恶的对立面的疯狂发泄, 像《十八岁出门远行》 中人们对“我” 的欺诈和保留, 《现实一种》 仲更是上演一场亲手足之间的互相残杀的死亡戏剧; 他早期的作品都在无情疯狂地揭露、 控诉人性恶中的兽性、 暴力。 当时那种思想所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嗜血者吞噬鲜血时发出的牙齿与鲜血砸在一起崩裂的声音。 但后来他的思想开始转型, 他自己也说: “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 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 不是控诉或者揭露” 尽管他的叙述变得平缓、 冷静——但也只是使叙述从思想直接的传话筒变成了间接的传话筒。 无论是《活着》 还是《许三观卖血记. 》 中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世界荒诞似的悲剧处境: 大量的非常规性的死亡, 福贵的一生被命运循环往复地无数次的的戏耍、 捉弄; 许三观自己做了乌龟却教导几个儿子长大后在强奸对方的女儿的荒诞的平等观念; 因此他的生存体验的整个过程都是对人的外部境遇的暴力、 苦难的控诉。 ­ ­ ­ 三、 余华的“存在” 与西方“存在” 的比较 ­ 1、 余华的“存在” 与萨特“存在主义” 的比较 在前面我们也说过余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和世界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 因此, 他也渐渐的形成了对世界和人本质的独特理解。 在存在论上, 他也得到了启示, 于是就重新建构了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文学心理世界的模型。 从而更能贴切地表述它作为人类生存牢固的境遇。 虽然他始终都在对存在和境遇进行着无微不至的关怀, 但他的存在始终只能是存在之外的存在, 同样, 他所建构的存在境遇模型也只是作为人存在外部的境遇: 世界的境遇和人类的境遇。 而萨特“存在主义” 重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极端反常, 主要描写人物的冷漠、孤独、 病态; 强调人命运或存在的虚无性和荒诞性。 表现人的厌倦、 恶心、 空虚、 无聊、 陌生、 恐惧等极其复杂的心理世界。 它所极力表述的都是内心世界所涌动的情绪。 相对于余华所表述的外部境遇,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内部境遇。 这就是二者显著的区别, 尽管余华和萨特都在表述着人自身存在的困境, 但他们所表述的对象完全不同。 像《活着》 中基本上都是 对命运和人类和世界境遇表面上的描述。 情节的发展就像水流一一, 时而平静, 时而奔涌,时而舒平展开, 时而旋即涡流。 但我们开到的都是水流的表面, 水底所涌动的是什么, 我们却一无所知。 而水的深处所涌动的才是最本原的, 才最能解释事物内部的奥秘。 相反的, 这种水底的隐隐涌动正是萨特“存在主义” 中突出的凹现方法。 ­ 像《恶心》 中反反复复写主人公的心理体验: ­ “我存在着, 这是一种甜蜜, 如此甜蜜, 如此潺缓, 彷佛是在孤零零的空中飘荡似的,它蠕动着, 掠过茫茫人世融为一体, 淼淼脉脉, 甜美至极, 我畅饮着, 它滑过我的喉咙, 将我抚慰——它们在我嘴里喷涌着, 于是我的嘴里彷佛有一片明媚的小池沼的永恒——隐秘的, 徐徐的轻抚我的舌面, 这小池沼依然是我的自我, 而喉咙也依然是我的自我。” ­ 可以这么说, 余华对于存在和境遇的关怀尽管是无微不至的, 但不是终极视域的。 他的理解还未达到本体上的, 只能说是在认识层面上已经走的很远—— ­ ­2、 余华的“存在” 与加缪的“存在” ­——“自为者” 与“自在者”: 福贵与西绪福斯 西绪福斯每时每刻都在做着同一件事; 不断地把巨石推向山顶。 而福贵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但毕竟他是愚昧的, 麻木的。 他没有也没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悲哀, 更不用说去去主观的反抗, 当然, 就更不用谈反抗的意义了。 西绪福斯的反抗是有目的的, 有意识的反抗, 他的存在是有意识的。 而福贵只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不断地忍受着——而不是反抗者——他的命运。 ­ 用存在本体论的观点来看, 西绪福斯是“自为者”, 而福贵只是一个“自在者”。 ­西绪福斯敢于将外部世界绝对的虚无化, 不相信一切宿命性的观念, 勇于反抗! 敢于挑战! 敢于向世界索取绝对的自由, 勇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敢于承担起命运的凶险, 用于做自己生活的主裁者! 而福贵只是一个懦夫, 一只可怜虫! 他没有能力也不敢承受生活, 承受命运循返往复的捉弄和折磨。 麻木的他注定只能是生活的奴隶, 命运的玩偶! ­ 西绪福斯的反抗使他成为了拥有本质的存在者; ­ 而福贵却是一个丧失了生存知觉的一个被动的存在的物。 ­­ ­3、 余华的“存在” 与昆德拉的“存在” 余华和昆德拉的关于存在之思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小说存在和职责的认识上。 ­ 昆德拉认为: 小说是对于“存在” 的“发现” 和“询问”。 小说不是研究现实, 而是研究存在。 而从余华的小说, 以及他的随笔《我如何能相信自己》 中, 我们不难发现, 他始终 都在对现实和叙事进行一定程度的关怀, 尽管在这种关怀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存在之思。 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对于现实丑恶的痛恨、 揭露、 控诉。在转型之后, 他依然还是在试图建构起现实大厦。 正如他在《活着》 序中说的: “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的关系。” 转型之后, 他所关注的就不再是真实的现实, 他在试图解构现实世界, 而解构之后建构的还是一种现实, 尽管这种现实已经实现了超越, 变成了思考中观念上的现实模型。 而昆德拉在解构之后建构的却是“存在” 大厦。 ­ ­还有, 余华还不时的隐约的透露出一些对于人生的悲观色彩。 相比于叔本华, 不同的是, 余华所持有的是认知论上的, 而叔本华所怀抱的却是本体上的, 本体上的悲观和孤独都是不可解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余华的悲观只是隐隐地阵痛—— ­另外, 余华在理辩和思辩上还远远达不到海德格尔、 克尔凯郭尔等存在哲学家的高度。 这也注定了余华的存在之思只能是认知上的, 而不能是本体上的。 这其中有一堵不可翻越的围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