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越多,对音乐家的个人经历了解越多,对同期的艺术作品比如画、雕塑等,以及时代背景比如法国大革命、二战等了解越多,对于演绎作品越有好处。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追求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对地理知识也要有所了解,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丘陵、山脉、乡村、城市等,同样会造成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我有一次去德国接受采访,就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记者问我从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里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一些城市的面貌,结果闹了笑话。那首曲子其实写的是萨尔茨堡的鸟,是飞翔在阿尔卑斯山的鸟。
一个音乐家,要形成自己的“知识库”,随便拿出一首曲子,要能大概说出它的时代背景。你可以读诗,读小说,看电影,然后通过音乐来编织你想象到的图画。
朗朗接受本网专访
“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
问:对于中国的钢琴家走进西方古典音乐圈,您有哪些体会?
郎朗:古典音乐是一种源自西方的音乐文化。其实不只是中国音乐家,西方人对亚洲音乐家能否演绎好古典音乐都会存在一些误解。所以作为一个亚洲音乐家,在进入古典音乐领域时,必须得展现出自己超强的能力和特点,否则就很难脱颖而出。
我在美国刚开始起步时,确实很难。签公司的时候,签我的经纪人就被公司老板批评了。老板问,他行吗?你怎么能签一个十五岁的中国男孩,他弹的《贝多芬协奏曲》,哪一个观众愿意买票呢?其实他说的是实话。这样的质疑很多,意志力不强的人,可能几下就被淹没了。
后来到了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BBC逍遥音乐节,准备弹拉赫马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被誉为世界最难的协奏曲。刚到伦敦,就有人跟我说:一个中国孩子就别尝试“拉三”了,现在换曲子还来得及。我当时很礼貌地说:“let’s talk after the concert(请在音乐会后再评论)”。那天弹完以后,我印象很深,现场的解说连着说了三声“wow”,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想至少那天现场的观众们以后再也不会认为中国人弹不好钢琴了。
其实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傲慢与偏见”,是难以避免的。非常幸运,我冲破了这个所谓的“重围”。我一直坚持,不管受到怎样的评论甚至批评,都不要去直接回击,而是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
问:您师从格拉夫曼,也有过和众多世界顶级音乐大师合作的经历。您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郎朗:格拉夫曼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