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是,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在总结建国以来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是,他没有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