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农运动的大潮下,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得到很大发展,党员数量大幅增加,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过程中,我们党过于专注政治宣传和工农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农运动损害自身利益,必然会在掌握大权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指使杀害的,陈赞贤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就是拉拢收买蒋介石的主要代理人,与蒋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