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篇》约作于柏拉图后两次去叙拉古之间(公元前367~前361),这是他在叙拉古的政治实践受到挫折,思想发生变化的时期。《政治家篇》主旨是讨论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义。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确论述了法律的作用并以法律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他认为,真政治家(哲学王)无需用法律统治,但现实中真政治家极为罕见,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还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政治不仅是一种艺术,亦是一门科学。法律对于政治家,犹如教练和医生的训练方案和处方一样,法律虽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却是必要的。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设计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环境、疆域大小、人口规模与来源、国家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等细则。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第二等好的城邦与《理想国》中的正义之邦相比,在具体措施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学王执政的贤人政体转为混合政体,以防止个人专权。《理想国》主张统治者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则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理想国》中划分公民等级是依照其先天禀赋的优劣,而《法律篇》则是按照后天财产的多寡。 经济思想 (1)关于社会分工和国家产生的学说。从个人需要的多样性、个人能力的片面性和不同个人能力的差异性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进而以分工为基础描述了国家的产生。(2)关于交换、市场、货币、商业和高利贷的观点。柏拉图在分工的基础上阐述国家产生的同时,提出了分工与交换、市场与货币、商业与商人产生的因果联系。他认为,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既然存在着分工,那么就必须有商业和商人,有了商业就有市场,就需要货币。他认为货币是为日常交换服务的,意识到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柏拉图既肯定了商业的重要性,但又对商人持鄙夷态度,认为雅典人不应该从事这种不体面的事业,而应该让住在雅典的野蛮人去从事。他攻击商人唯利是图,认为国家应该制定法律,使商人只能得到适当的利润。他更反对高利贷,主张禁止放款取利和抵押放债。(3)关于理想国和所谓“共产”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从事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