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弗曼重新关注劳动过程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工业世界工作场所里的冲突的激增,以及冲突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工资,而是工作生活质量问题(Thompson,1989:68)。与员工对工作日益增长的不满相悖的是,当时的工业社会学正在欢庆现代工作所带来的员工技艺前所未有的提升。就是这个悖论激发了布雷弗曼的研究热情。布雷弗曼的研究发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别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的采用,导致工作的碎片化和专业化,这破坏了工人的完整技艺,削弱了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迫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听命资本家及管理者的安排。也就是说,随着工人技艺的丧失,劳动过程的管理发生了从“技术工人控制”(craft control)向“管理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转变。在布雷弗曼看来,一部垄断资本的历史,就是工人的劳动没落(the degradation of work)的历史。 《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褒贬俱起,尤其是对它的批评如雪片飞来。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员工技艺丧失(deskilling)问题、管理控制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员工的“主观性”问题。后两个方面分别是劳动过程理论的第二、第三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些批评在布雷弗曼开创的议题的基础上,促进了我们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工作组织的性质的认识。 出于修正或批判布雷弗曼的思想,第二阶段的劳动过程研究重点关注管理控制和技术形成的策略,以及冲突和认同(consent)的类型。其中弗雷德曼、理查德·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布若威的研究尤为重要。弗雷德曼认为,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忽视了企业层面的工人抗争(resistance),忽视雇主和管理者把工人抗争吸收进他们的管理策略的事实(Friedman,1977:5,81);工人的抗争会使得科学管理的成本过高或管理的灵活性大幅度降低,管理者就会尝试替代策略;管理者向劳动力施加权威的策略大体上有两类:责任自治和直接控制(Friedman,1977:78)。埃德沃兹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相互抵触的利益是双方冲突的基础,劳动过程是斗争的场域(contested terrain);在工作场所的冲突和企业运作中的矛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美国企业的控制系统经历了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官僚控制这三种形式(Edward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