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世界的一大前提是改造自己。当然,改革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克服体制化困难和集体行动困难,才能造就社会变革。在明了 21 世纪前期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的情况下,还需要进行保证这大战略及其分支战略成功的决策机制调整。这方面尤其可以吸取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英国战略决策机制集中、统一、协调的成功经验和普鲁士/德国战略决策机制分散混乱、文武割裂、本末倒置的历史教训。近期内,如何应对眼前的一些次战略问题现实地摆在中国面前。在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不奉行针锋相对的核武力建设对策,以避免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大大加强旨在和平统一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并在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以便一旦迫不得已就用武力阻止或制止台独的同时,逐渐谋求在海峡两岸之间建立起某些军事稳定和互信建设措施,进而创造有利于政治解决的气氛,并且有力地制约以对台军售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干预;对日本采取并非情绪化的和一味抨击的政策,一方面严肃批判日本右翼鹰派势力,另一方面切实增进对日理解和加强对日友好工作,尝试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与日本甚至美日同盟开展军事互信对话和军事互信安排。诸如此类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策,将在政治上置美国于被动地位,剥夺美国国内极端分子有意将中国渲染为敌人的口实。否则,中国的国际政治安全处境将颇为艰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将颇为暗淡,反对或疑惧中国的多股力量结成联盟的风险将逐渐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