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