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但今日俄国之要,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
可见, 蒋公从“主义”和“道义”上均不反对外蒙独立, 蒋公关心的是这个筹码换回的东西是否足够多。
1949年8月31日,行政院决议向联大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然而在外长叶公超呈报的控苏案纲领中,并未否定外蒙独立,而是指责苏联“蔑视外蒙独立,并助其侵略我国边境(如白塔山事件)”。显然,无论是“蔑视”还是“侵略”,都是将外蒙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
1951年2月25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追忆承认外蒙为其主动,而非受苏美胁迫:
回忆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乃为我政府对国内民族及对国际最重要政策之一,而完全出于我主动,决非为外力胁迫稍有被动之情势,惟未能坚持待东北主权完全收回后方予其独立为憾。今后反共抗俄战争之外交政策,应以收回外蒙古或由我托管为最主要之方针也,惟恐舍之易而收之难矣,奈何!然既可由我舍之,自可由我收之,惟在能否自强奋斗耳。
1952年1月29日,控苏案通过,《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当天在日记中表示当年承认外蒙独立乃是信守诺言的举动,并不后悔:
控苏案通过时,美代表库珀说明我国曾作极大让步,并始终遵守诺言及义务之句,以及俄国控制东北后,以此为侵韩之根据地等语,出之于美国代表之口,殊觉(最足)自慰。因当时俄入东北接收日本投降时之残暴与欺诈,明知其条约为无效,尤其对于外蒙问题,当时已有很多理由,不必履行承认其独立之诺言,余仍予以承认,此乃人人认为余最蠢拙之举动,但余对马歇尔及哈尔说明余既有诺言,承认外蒙独立,余仍不以俄国各种失信不义之举,而改变我诺言。余仍依照诺言实施,不问其俄国今后之是否能守其约也。盖弱国外交更应守信重诺,即使明知其于我大害,甚至危及国本,亦不得不遵守信约,总使其此后无瑕可击,即使败亡蒙耻,亦不能使其有丝毫之借口,以为我咎由自取也。
1953年2月10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在研究废除《中苏友好条约》时,仍然准备继续承认外蒙独立,草拟《扶予外蒙独立宣言》:
废除『野尔达』密约(按:即「雅尔塔密约」)时,即声明废除中苏友好协定及扶予外蒙独立宣言的准备。以今日外蒙人民完全已被俄帝所奴役,外蒙土地已成为俄帝之附庸范属,而无独立自由之可言也。故必须实与当时宣言之宗旨相反,故应予废除。但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