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的认定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均存在诸多争议。基于此,笔者拟就妨害公务犯罪中的五个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公务行为合法性判断应以行为时为准。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即一般指公务行为除有异议期要求的,一经作出便推定其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相对人必须服从接受,不能拒绝和阻碍,即便认为不当或者非法,一般只能采取事后的救济手段。与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相对应,在公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上,笔者认为,应以行为时为准。理由是:一是有利于维护公务行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是公务行为执行力和拘束力的应有之义。二是符合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合法的公务行为正常执行,公务行为是否合法需要结合法律实质和法律形式进行判断,这就离不开行为时的具体情况。三是若以事后判断为准,将会为部分不法分子开脱罪责提供方便之门。
“暴力”程度应与执行公务行为具有相当性。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不仅包括直接暴力,还包括间接暴力;不仅包括有形力,还包括无形力。因为,行为人用药物麻醉等无形力与殴打、捆绑等有形力一样,都有导致公务无法正常顺利进行的重大危险或者实际危害性。笔者认为,持上述观点者是将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和抢劫罪中“其他方法”通常所指的“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能够使被害人不知、不能反抗的手段或者方法直接套用到妨害公务罪中来。其实,从法条规定来看,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表述仅限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并无“等方法”“其他手段”“其他方法”的表述。同时,将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扩张解释为“软暴力”等无形力也明显超出社会公众对暴力所能理解的含义,显然对被告人不利。笔者还认为,“暴力”的程度应当与执行公务的性质、样态等存在某种相当关系,“暴力”需达到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执行职务或明显有困难的程度。若不问暴力程度,认为一有暴力行为即成立本罪,有悖于妨害公务罪意在保护公务活动正常执行的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