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诚信是道德的突出内容,是社会有序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既是社会治理的环境要素,也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诚信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先后发布;2016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将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倡导和培育青年诚信品格纳入青年发展事业总体布局。与此同时,全面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一系列配套制度快速健全: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等等。
(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经,以路径方式创新为纬,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被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 以善治为统帅,努力推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专项治理的有机结合,取得了一系列治理的成效和经验。在治理体制方面,我国在探索中逐步确立并致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社会治理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保证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社会化、智能化。按照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以现代科技为抓手,以社会治理队伍为力量,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强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大力推行基层治理信息化,打造“智慧社区”,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管理水平。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5]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6]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7]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8]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