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完全不懂这一现象,并且是从马克思的意义上,即“唯物主义地因而也是科学地”[13]去真正理解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用它的“世俗的核心内容”(即阶级意识和它“归根到底”掩盖着的经济利益)来对它作出直接的、没有任何中介的解释。我们的任务是详细说明,究竟是哪些中介因素使那些甚至真心诚意要最“客观地”研究“纯”真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或者只能以很不适当的和肤浅的方式来解释它。对于我们的目的说来,这些中介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哲学史,由于社会经济原因放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方法,回到了一种使得几乎不可能从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象中搞出任何“哲学的”东西来的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在出自资产阶级作者之手的对19世纪哲学史的一般描述中,在某个地方有一条很深的裂缝,如果说能克服的话,也只有以极其矫饰的方式才能克服。这些历史学家想要以完全意识形态的和彻底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描述为纯粹的“思想史”过程。因此不可能看到他们怎么能够为下述事实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即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宏伟的黑格尔哲学还是连它最激烈的敌人(叔本华或海尔巴特)也不能避开它的强大的精神影响,可是到19世纪50年代,它在德国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久之后就完全不再被人所理解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去设法提供这样一种解释,而是满足于在他们的历史中在“黑格尔学派的瓦解”这一纯粹否定的标题下记下黑格尔逝世后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的内容是很有意义的,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有极高的正式的哲学水平。这些争论发生在黑格尔的不同倾向(右派、中派以及左派的不同倾向,特別是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这些哲学史家简单地为黑格尔哲学运动安排了一种绝对的“终结”来结束这个时期。然后他们就用回到康德(赫尔姆霍茨、泽勒尔、科布曼、朗格)来开始19世纪60年代,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代,与任何别的东西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类哲学史有三大局限性,其中有两种可以通过一种本身多少完全停留在思想史领域内部的批判审核揭示出来。的确,最近几年来有一些较彻底的哲学家,特别是狄尔泰和他的学派,已经在这两方面可观地扩大了一般哲学史的受到限制的视野。因此,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