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出地出资,兴建校舍、购买设备并负责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名校出品牌,负责日常运营;教育局来主管。
依照就近原则,楼盘到学区内学校的距离通常在3公里内。赵青说,有时这一范围内的开发商会一起到教育部门“做工作”,在缴纳赞助费后得偿所愿。一些地段不好的楼盘,往往不惜重金也会争取进入名校的施教区。
而开发商付出的代价,最终会化为更高的回报。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做过相关的数据统计,在同等条件下,学区房比非学区房在价格上要高出10%-15%。而名校的溢价会更高。以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来说,学位就要占去三四十万。
南方周末记者向山西、广州、湖南等多地的学校求证,多数否认了与开发商间存在合作,有的称“不清楚”。山西太原某小学招生工作负责人称,“学校一般不插手,我们都是听教育局安排。”
广州教育系统一位中学招生工作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客观讲,整体趋势是公正、透明,但也不否认个案操纵存在的空间,毕竟目前的学区划分过程多是由行政部门在主导。”
在谈及学区划分的背后操作时,赵青以及一位广州地产商区域经理都提到,随着政策走向透明,暗箱操作的事件也在减少。但赵青补充道,“在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划分标准时,就总能找到腾挪和运作的空间。”
行政主导能否打破
李向东在退休前曾负责管理某市基础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划片就近入学的拦路虎是“择校”,而择校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他说,划片就近入学的概念最早作为原则提出来,并没有很强的现实约束力。“当时划片比较随意,重点学校依然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挑选生源。”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弥补“文革”期间人才培养的缺失,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定推行重点学校的政策。“集中力量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成了那一时期办学的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重点学校的政策早已取消,但各校之间的实力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口子越开越大,择校也逐渐变得难以收拾。”储朝晖说。
正是在社会持续多年的强烈呼声中,教育部连续两年发出了择校禁令,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优质教育最集中的那些重点城市。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2015年的工作要点中,还特点强调“防止"择校热"反弹”。
就完善学区划分的细则上,教育学者熊丙奇开出“放权”的药方。“要想实现教育公平的划片入学,就必须打破行政治理体系。”
他主张,在每个区县教育局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会是重大战略决策的机构。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民主决策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改变以前行政主导的方式。
在储朝晖看来,“如今的政策虽然是为了制止择校风,但它不能仅限于此。就近入学是项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应鼓励适当的择校。目前还需要在教育均衡上下功夫,着重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2015年4月,顾明的起诉被驳回。理由是,起诉时,他的女儿只有5周岁,尚不是适龄儿童,与被诉方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顾明说,现在孩子已满6岁,“我打算上诉,较真到底。为了孩子上学,也为求学区划分更加透明、公开、公正。”
(应受访者要求,李玉、赵青、李向东、李文、王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