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官僚系统分为两部分,一是文武百官、各部院组成的国家行政体系;二是由皇帝掌管上三旗组成的内务府,即皇帝私人官僚体系。曹家便是由此进入内务府体系,据《内务府满文奏销档》记载,曹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正白旗虽有都统,但已不得干涉内务府的人员管理,也就是说曹家直属内务府管辖,与正白旗都统不再有隶属关系,规格要比普通汉族包衣高很多。
曹家在曹振彦之子曹玺这一代,再次受到命运的眷顾,清朝规定皇子的乳母需要在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中选择,曹玺的妻子孙氏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奶妈。凭这层关系,曹玺当上了内务府工部尚书,又在康熙二年(1662)首任江宁织造郎中,开启曹家58年的“大观园”生活。曹玺的妻子孙氏被康熙帝封了诰命,儿子曹寅十六岁就入了宫,做了康熙帝的銮仪卫。曹玺在江宁织造任上病逝以后,该职位空缺数年,先由曹寅协办,后由曹寅正式接班,成为第二任郎中。这个曹寅幼年陪伴康熙帝长大,成年后站在皇帝身边当差,二人同喝一口奶长大,关系相当亲近,所以江宁织造非曹寅不能担当,那么这个江宁织造到底是什么机构,又有什么职责呢?
明面上:皇家御用造衣机构
江宁织造由明朝延续而来,由国家拨款,负责采购丝织原料、招收匠人、织造皇家所用衣物绸缎,具备经营权,所得收入上交内帑。在清朝,江宁织造属于内务府派出机构,皇家御用造衣、内帑收入来源的重要部门,由于地位尊贵,于地方仅次于两江总督。据载,江宁织造规模最大时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是一个相当肥的差事。康熙皇帝将江宁织造交给曹寅,是对曹寅十足的信任,可以通过该机构为其敛财,在这一点上,与乾隆帝重用和珅有点相似。
暗地里:监察江南官民、统战遗民思想
康熙帝执政期间,江南地区并不安稳,这里是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由于满清入关以后的民族同化政策操之过急,致使南方众多精英人才选择归隐,并不愿意出仕为清朝效力。更有甚者,他们暗中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加之“明朱三太子”——定王朱慈焕一直传闻流落江南,康熙帝需要利用江宁织造为幌子,暗地查访江南遗民的动态,并监察两江区域的官员动向。曹寅为何适合这个人选呢,首先是皇帝信得过他,其次是他具有良好的遗民基础,他的族舅顾景星是明末著名文人,在南方遗民中颇有影响力,曹寅通过族舅的人脉结识了众多明朝精英遗民,这对于思想统战工作很有帮助。所以曹寅与其父亲一样,不仅仅是皇家采办衣物的专员,还是皇帝内帑敛财的理财经理,更是康熙帝安插江南的中央特派员。
“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朱批》
清朝大臣向皇帝上奏分为普通奏折与密奏,普通奏折需要通过礼部通政司上呈皇帝,而密奏则可以直接传至皇帝。曹寅在任期间,康熙特意嘱咐监察一事皆密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密折共计3119件,曹寅与大舅子李喣所上占据619件,可见曹寅干的皆是比较私密的差事。其中“一念和尚”、“朱三太子”的情报皆有记录,康熙四十七年(1708),一念和尚起义失败被抓,又供出朱三太子藏匿地址,导致这一巨患在山东被抓,朱三太子凌迟处死应有曹寅的功劳。曹家在曹寅这一代算是盛极一时,皇帝对其信任无比,又多给予恩惠,以方便其特务活动,康熙一朝红极一时,曹寅也被认为是《红楼梦》里贾政的人物原型。
家道中衰
曹寅为人较为公正,但由于特派员的身份需要大量活动资金,单说笼络遗民,曹寅在府内搭上戏园子,常邀请文人名流入园宴饮,又出资为他们发表书籍,还出钱修《全唐诗》供江南文人学习。这就不得已需要增加收入,清朝初期的官员俸禄并不高,正一品官员年俸为180两,曹寅的俸禄为105两,那么他的活动经费又不能从内帑收入里抽出。故而有学者认为他的创收是以江宁织造为平台,通过操纵生丝价格,低价收购,高价卖给织造机构,以此获得差价;又以朝廷拨给织造机构的款项为资,投资生意获得利润,这两项应该属于暗箱操作。至于康熙帝,他为了方便曹寅的特务活动,先后任命曹寅代管大运河钞关,兼任江淮巡盐御史,睁只眼闭只眼的给予他运河收入、盐税收入。
据学者推算,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命曹寅巡盐御史起,江淮盐政收入为每年55万两,其中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正税,需要上交国库,这部分大概为21万两;其二为杂税,由御史自由支配,这部分大概有34万两。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除去正常开支,曹寅在盐政上大概结余了180万两,这180万两并未作为他用,而是全部花在了康熙帝的南巡中。康熙帝一生六次南巡,有五次都是江宁织造承办,这个经济压力完全落在曹家头上。康熙帝南巡途中的行宫、台棚、牌坊、戏台搭建、皇帝御用食材、特产采购、随从人员的衣食住行皆由曹家安排,最长一次南巡于江南住了百余日。曹寅除了在盐政上加派杂税累积的180万两花干花尽之外,地方官僚士绅捐赠用的一干二净,正税挪用137万两亦无所剩。
“曹寅、李喣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朱批》
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因此上书弹劾曹寅,康熙帝深知此项亏空用于自己南巡,故而帮助他遮掩了过去,只是命曹寅赶紧想法弥补亏空。曹寅为官生涯后期几乎都是在填补这个亏空,直到弥留之际,曹寅还亏空盐税23万两,这便是曹家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曹寅去世之后,其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但不到一年便病逝,后由曹寅继子曹頫顶缺,但曹頫过于年轻,办事不力,故而康熙帝不再过于庇护。到了雍正即位以后,开始整顿康熙朝的弊政,尤其重视贪腐亏空一事。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朝起居注册》
雍正即位一个月便通过户部向各省督抚下达了全面清查亏空的命令,由怡亲王允祥主持,此后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湖广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湖南按察使张安世、直隶巡道宋师曾、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督抚级高官纷纷因亏空而被抄家。清朝的抄家大致分为严惩、减等、从宽三种情况,一般来说,严惩者皆因政治罪名较大,如大不敬、僭越规制等,在抄家没收财产以后,获罪者本人及亲属会被发配为奴,或者罚充苦差;而从宽者只是收没家产,直系亲属是免于为奴的。而曹家并没有在雍正元年被抄家,此时的雍正帝深知曹家之亏空是老爷子康熙帝造成的,故而只是令曹家填补亏空。
“因方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永宪录》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底,曹頫被参劾骚扰驿站,雍正才下旨交部严审并革职。在此之后,雍正得到密报,曹頫在离职受审期间竟然秘密转移家财,因此龙颜大怒,次年正月才下旨抄家。结果曹家根本抄不出家财,反而抄出千金当票,说明曹家为了补康熙爷南巡的亏空,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曹頫被抄家后获得的罪行是“枷号”,也就是戴枷示众,曹家无一人发配为奴,由此可见,曹家并不存在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曹家应该没有参与夺嫡之争。反而是苏州织造李喣家被抄没之后,除了妻儿,一家120余口发配为奴,在江苏人市上进行拍卖,但由于李喣家口多为旗人,故而无人敢买,最终这120余口被拉往京城变卖。而究其原因,可能是李喣曾帮助八皇子胤禩买过侍女,因此被定为八爷奸党,70多岁的李喣被发配到打牲乌拉,两年后饥寒而死。
综上,若问曹家所犯何罪,那就是犯了与康熙帝“狼狈为奸”的罪,曹寅在江南官僚、士绅以及遗民之间的官声不错,他在特务监察期间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选择性密奏,为人较为正直。无奈遇到康熙帝的挥霍,为了维护皇帝节俭,不以国库资金满足私欲,从而成为皇帝内帑的敛财帮凶,亦成为康熙帝南巡资金缺口的背锅侠。所以说曹家成也康熙帝,败也康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