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常立
(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
再提曹文轩
学习“说真话的孩子”
安徒生有个著名的童话叫《皇帝的新装》,我很喜欢这个童话,也很钦佩童话里这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我有一篇童话《考考国的失物之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真相,就在这孩子身上”,而“孩子,正是人类丢失的东西。”
《皇帝的新衣》中,当人人都在称赞皇帝的“新衣”好看时,只有孩子说出了真相——皇帝根本什么都没有穿。
儿童文学界丢失这个承载真相的“孩子”,已经许久了。我当然不是这个孩子。但是,我有孩子。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许多“巨大而简单的”东西,其中一样是:诚实的勇气。我想,我应该尽可能学习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他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也许皇帝真穿了神奇的露身材的新装,谁知道呢?),但他说的会是他看到的,和他想说的。
从2008年“跨界”进入儿童文学界,我一直要求自己以“平常心”来做儿童文学批评,就像我所敬爱的批评家刘绪源先生一直所做的那样——
“在好处说好,在坏处说坏。”
《文心雕虎全篇》(作者:刘绪源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刘绪源儿童文学评论文集。如今儿童文学的评论声音越来越少,刘绪源的声音显得尤为可贵。明天书评君将推送本周报纸专题“关于儿童文学,我们不能只看到热闹”,讨论“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敬请期待。
只要对当代文学批评界(不限于儿童文学批评界)稍有了解,就知道批评者在当下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艰难。我自己写批评文章是这么做的,在儿童文化研究院做“红楼儿童文学研讨”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面对多么有名气的作家(尽管越来越难)。
在更多时候,我赞美我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但对我所厌憎的作品几乎保持沉默,因为坦率的批评不但得罪人,而且有风险:凝望深渊者也将被深渊凝望。
但这一次,我决定再看一眼曹文轩作品。
孩子不得不阅读《草房子》
儿子在三年级的时候,被学校要求看了指定课外书《草房子》,看得气呼呼的:
“这个爸爸,算什么爸爸?我要是桑桑的话,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
《草房子》书封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草房子》讲述了主人公桑桑六年的小学生活。桑桑随做校长的父亲桑乔来到油麻地小学,直至1961年小学毕业。桑桑是一个爱做出常人不理解的古怪举动的孩子,性格叛逆但心地善良。桑桑的父亲终日忙于学校事务,对孩子不管不问。直到桑桑身患绝症才幡然醒悟,失去孩子的恐惧使他成为了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编者注
他的愤怒让我有点吃惊,《草房子》虽然水平一般,主人公的爸爸也确实不怎么合格(尤其在桑桑患绝症之前),但也不至于给他埋下“恨爸爸”的种子吧?只好安慰他:“小说而已,你爸爸又不是桑桑爸爸,不会乱打你,别气。”
“你们不但要看,没准还要写作文呢,嘿嘿嘿。”
儿子说:“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妹妹以后还得看。”
我一听之下,脊梁骨发凉,女儿刚刚两岁,若干年后还得读《草房子》,而且作为各个学校的指定课外书,几乎不可避免,其他地方的其他孩子呢,若干年后,也不得不读《草房子》,这件事,对一个父亲来说,太吓人了。
《草房子》到底哪里不好?
1. 性别观落后
《草房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性别观念落后的作品。
如果说,在它诞生的年代还情有可原的话(事实上,远在它诞生之前的许多作品,性别观念比它进步),在今天,则是一本应该由业界好好检视、充分剖析的作品。但我目之所及,只见到有两篇文章做过类似的工作,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油麻地的家庭为何总是缺失母亲?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下,成为母亲的女人依然没有幸福;油麻地的姑娘们为何大多选择离开?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中,作为女性的姑娘们没有出路。油麻地的女人们为何多是沉默,就算歌唱也只能唱那无字歌?因为在男性崇拜的文化里,作为女性没有语言,也没有歌。油麻地的女孩们为何都那么美丽,又那么苍白、柔弱?因为这里并不欣赏女性的力量,也不接纳女性的缺憾,这不是她们的故乡,而是她们的牢笼。——《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作者:童蓓蓓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
电影《草房子》剧照
《草房子》性别观质疑
以夫为姓:故事中的已婚妇女全部失去名字,人们关心她们是谁的妈妈、谁的奶奶,从来不在乎她们姓什么、叫什么。油麻地人都默默认同,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女人河:《草房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女性从幼年至死亡的完整过程。少女纸月母亲自杀、父亲未知,受尽流氓欺凌,最后和一位还俗和尚离开油麻地;18岁的白雀爱上学校老师,但是父亲反对、爱人毫无行动力,白雀选择离开油麻地,投靠母亲;邱二妈到50岁依然“很有光彩”,但是没有儿子让她的人生成为悲剧。——编者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
曹文轩回应:
“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那么简单的用在儿童文学上,合适吗?用得着吗?”“我喜欢温柔的女孩,难道这是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安徒生很落后吗?安徒生刻画的所有女孩都是柔弱的女孩。我想问那个人,你还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吗?”——编者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曹文轩:“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安徒生的性别观很落后吗?”》
这样的油麻地,的确有着过去的现实基础,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油麻地,促成了今天的部分现实,使得李奕奕生前没有出路,死后也无处埋葬,因为未婚而只能将骨灰付之流水,没错,“这不是她们的故乡,而是她们的牢笼”。(李奕奕,甘肃人,受班主任性骚扰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于2018年6月跳楼身亡,年仅19岁。李奕奕正是因“油麻地”所展现的现实而死——编者注)
如果不得不给孩子看《草房子》,那么老师和家长也该和孩子一起讨论下这样的油麻地,与这样的女人们。毕竟,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不愿十年二十年后,我的女儿仍然生活在这样的油麻地,唱着无字歌。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 / 胡缨 / 季家珍 主编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数位专家的论文集,从碑铭、小说、诗文、书信、日记等另类传记材料入手,分析以往被遮蔽的女性声音。
2. 儿童观可疑
《草房子》还是一本儿童观可疑的书。
曹文轩在新近发表的《关于儿童文学的几点看法》中说:
“儿童阅读应该是校长、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他们(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甚至是不可靠的。”
我所学习并且愿意接受的儿童文学理论则告诉我:儿童有儿童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成人应该向儿童学习许多东西,比如诚实或者勇敢。
或许是因为持有这样的儿童观,曹文轩在《麦子的嚎叫》中塑造了这样一个男孩麦子的形象:柔弱善良、多愁善感、长于抒情、拙于判断、怯于行动。当曾经对麦子有救命之恩的牛要被爸爸刨腹以证明自己清白(村民的集资款的确没有被私吞,而是被牛吃掉了)时,麦子唯一做的事是去和老牛“执手相看泪眼”,然后在牛被杀时去独自一人发出惨烈的哀嚎。
在这里,所谓的成长被呈现为对强大甚而无理现实的(被迫的)接纳,而我更愿意孩子们在文学中看到对这无理现实的哪怕无理的超越。如同切斯特顿所说:“童话其实最真实不过: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可以战胜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应如何讲述成长。
古老的童话中,无论形形色色的恶魔如何狡猾、凶暴、有权有势,孩子们总是可以战而胜之。在战胜恶魔的过程中,童话的主人公会失败、受困、痛苦甚至死亡,但他们总是会笑到童话的最后,跌倒的会站起,丢失的会寻回,死去的会复活。主人公在童话中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旧的自我消亡,新的自我诞生,褪去躯体的空壳,奏响心灵的乐章。
孩子,应当这样在一次次阅读、一次次游戏、一次次想象中的冒险、一次次朝向未来的演练中长大成人。而不是沉溺在人造的苦难中哀鸣。
如果非要读曹文轩
我会在书桌上悄悄摆上别的书
《草房子》还是一本文学水平堪忧的作品,但关于文学水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做赘述,即使我假定它文学水平合格甚至不错,我仍然不希望我的孩子去阅读它。
这是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几年前在本地举行的一个阅读活动中,一位家长向我求助,说她的儿子不爱读书。她的儿子说,我哪有不爱读书?我不爱读老师布置的书。我问他:老师布置的什么书?他说:曹文轩的书。我忍不住笑了,问他:那你喜欢读什么书?他说:凡尔纳。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用在宽慰家长上,希望她能够相信她的儿子在阅读方面毫无问题。文学的世界如此辽阔,哪里有什么必须要读、不读不行的书呢?
我深知,在校长、老师、家长们的监督之下,也许还有出版社的推动配合之下,大江南北,曹文轩的书无处不在(这不算错),且孩子们不得不读(这就错了)。文学像这个世界一样无所不包,儿童文学同样以全世界为畛域,充满可能性才是健康生态,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目前这样的状况,当然就是监督带来的好处,只是这好处并非是给孩子的。
当然,话虽如此,我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希望他们不必读曹文轩的书,但倘若他们真要读,我也不会像桑桑爸爸一样打骂他们,我会在他们的书桌上悄悄摆上一些别的书:林格伦的书,托芙·扬松的书,米歇尔·恩德的书,希尔弗斯坦的书,陈志勇的书……如果他们的书桌足够大(我的钱也足够多),我可以把这些书无穷无尽地摆下去,真的,这才是美好的文学,美好的阅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