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强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邓小平围绕为什么要加强制度建设、怎样加强制度建设,为我们作了指引。
总结历史经验: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把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摆在异常重要的位置,明确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实际上,邓小平早就注意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他就及时总结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出现的问题,提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尤其是着力于恢复和健全各项制度。1975年3月5日,他就陷入瘫痪的铁路问题指出:“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更是反复强调制度建设是一条来之不易的历史经验。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指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
在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样将制度建设作为根本性的问题。他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着眼现实实践: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