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3.5-1976.1.8 祖父周起魁 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廿七日(1844年 8月10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因为属龙,所以取名骏龙,后改名攀龙,再更名起魁,字云门 周起魁幼年丧父,由母亲樊氏抚养。孤儿寡母,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直到多年之后,起魁的两个哥哥都已学成幕业,开始在官府衙门里做了师爷,有了一点收入,家中的困境才逐渐有所缓解。 大约于1863年秋天,起魁19岁,追随二哥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学做师爷这一行,在当时尚没有专门的学校,从来都是父子相承,兄弟相传。绍兴人出来做师爷,主要以谋生救贫为目的,故家族中的传授比较多。从周家人学幕的历史看,基本上就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 周起魁自从做了淮安府的刑名师爷,善于处理问题,工作得心应手。 1871年左右,27岁的周起魁回绍兴成亲。新娘姓鲁,乳名大姑,是绍兴城东皋埠镇西鲁村人,她的父亲鲁登四当时正在福建布政司中担任首席幕僚。布政司的职能乃负责一省之赋税,鲁登四做的是钱谷师爷。他对周起魁这个女婿,很是中意。鲁登四家道殷实,有房子有地,在镇上还有店铺。鲁登四拿出几亩田地作为嫁妆,送走了长女大姑。 第二年,1872年8月,鲁氏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贻赓。他就是周恩来的伯父,因为大排行四,周恩来称他为“四伯”。1874年5月,鲁氏为周起魁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贻能,后更名劭纲,这就是周恩来的生父。 到了1878年,周起魁已经有了4个男孩,儿子们个个随他,浓眉大眼。后来,周昂骏和周起魁商量买房的事情,昂骏是个知县,起魁也有了官衔,候补同知。都是官场上的人,必要的排场还得摆,房子还不能买得太小,他们便在淮安驸马巷合伙买下了一幢房子。这就是后来周恩来的出生地,现在的淮安驸马巷7号周恩来故居。 周起魁最后任职是“海州直隶州知州”(海州即今日连云港),时间大约在1897年前后。周起魁为官清正廉洁,生前除了几亩坟田,并不曾买过一亩田地。他的积蓄也不多。 周起魁去世的时间已不详,大约在1900年左右。周起魁去世后,安葬于淮安城东门外周家坟地。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委托侄子周尔萃回淮安,带头平掉祖坟。将周家的7座坟墓、13口棺柩全部就地深埋,不留坟包,其中就有祖父周起魁的坟墓。 周劭纲(1874——1942),原名周贻能,字懋臣,周殿奎次子,周恩来生父 父亲周劭纲 1890年,17岁(虚岁)的周劭纲和哥哥们一起在淮安参加县试,但这次他未考中秀才。以后,父亲周起魁又送他回绍兴向舅舅鲁小和学习幕业。时间应是在1893年周劭纲20岁左右的时候。1894年,周劭纲的二堂兄周龢鼐中举资料上写有“嫡堂弟:贻能,国学生”。这个“国学生”是周起魁花钱为儿子劭纲捐的一个身份(学历)。用现在的说法,差不多就是买了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文凭。在那个时代,“国学生”就算很有文化了。周劭纲字写得好,大概珠算学得不太好,所以钱谷师爷没有学成。他的父亲这时正在阜宁、安东一带任代理知县,便为他在高邮县衙门找了一份文书的工作。由于他身份是“国学生”,所以找工作还算有一些资本。约1897年以前,周起魁又给儿子劭纲捐了一个主事衔。主事衔是正六品官衔。 1897年这一年,周劭纲由父母做主,娶清江浦万家小姐万十二姑为妻。第二年3月,万氏在驸马巷周家生下一名男孩,这是周起魁的长孙。万氏在临盆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一只鸾凤般的神鸟飞入怀中,全家人都认为这是吉兆。孩子生下来,果然长得清秀可人。周起魁和夫人鲁氏喜欢得不得了,认为这是老天爷赐给他们的福气。他们要借助这飞来的神鸟给小孙子起名,于是孩子乳名大鸾,谱名恩来,字翔宇,有美丽的神鸟在天空中飞翔着,给全家带来了恩泽的意思。以后,周恩来年轻时,曾给自己取笔名“飞飞”,看来他小时候一定听祖母和母亲讲过这个故事。 大约不到一年,周劭纲的十一弟周贻淦因病去世,不久父亲起魁也去世了。他们的丧事办得隆重体面,却也花了一大笔钱。从此后,家庭收入就很少了。周劭纲为人忠厚、善良,不善应酬。父亲去世后他也失去了县衙门的差事,后来经妻兄万立介绍,又到武汉去教书。由于他收入微薄,不能养家,家中全靠妻子万氏一人苦苦支撑。1907年过度操劳的万氏不幸于清江浦病逝,而周劭纲在外地谋生,竟未能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偏又遇上周恩来的外婆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致使周劭纲无法安葬妻子。无奈之下他只能把万氏的棺柩暂厝于清江浦一座庵里,再度外出谋差做事。由于他的收入总是很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他的四哥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哥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也常常帮助几个侄子,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和八伯父周贻奎、八伯母杨氏一起生活。八伯父周贻奎有腿疾,行走不便,周恩来有时去当铺当家中的衣物,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1909年,周劭纲的三哥周济渠到奉天省(今辽宁省)铁岭当税捐局主任。秋天,周济渠要到武汉出差,四哥周贻赓和三哥商量,托他把弟弟周劭纲和侄子周恩来接到东北来,请他先帮助在铁岭安排一下,周济渠一口答应了。 在铁岭,周济渠为七弟周劭纲安排在县衙门做红笔师爷。红笔师爷又叫朱墨、朱墨,实际上就是在县衙门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师爷中算是小席,收入很少,而且以件计酬,收入不固定。周济渠又安排周劭纲父子住进彭家大院的西门房。 这样,周恩来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并考上银冈书院小学部。每天晚上周劭纲负责教彭家的小孩念蒙学、练书法,彭家免收周劭纲的房租。平日,周劭纲还兼做彭家幕僚。当然这些收入都很低微,仅供糊口。恩来的学费则由四哥周贻赓寄过来。秋天,周贻赓将恩来接到奉天上学。周劭纲又是独身一人,他的工作一直不稳定,生活也没有保障。 周劭纲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平时话语不多,却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周恩来投身革命,他从不阻拦,从内心来说是支持的。周恩来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他关心时事,经常看报,了解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当时也到上海去看望儿子。很快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的形势骤然突变,共产党员每天都面临着被捕和枪杀的危险,周恩来更是被蒋介石以重金悬赏通缉。周劭纲留在上海一直陪着儿子恩来,帮助儿子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劭纲才回到东北吉林。他的胞兄周贻赓此时正在吉林省财政厅任科长。以后他便在吉林、沈阳一带工作。这时的他始终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的心里一直在惦记着儿子恩来。想到恩来正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地下斗争,实在放心不下,终于在1931年2月,他又前往上海,住在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他的二嫂程仪贞家中。周恩来有时利用这里作为联络地点,周劭纲继续帮儿子做点通讯联络的工作。4月顾顺章叛变;6月向忠发叛变;9月国民党又一次出重金悬赏通缉周恩来。形势异常严峻危险,周恩来被迫隐蔽起来,停止活动。老父亲周劭纲则继续守在上海。周恩来有时到永安里44号来隐蔽几天,周劭纲尽自己的力量为儿子做掩护。直到这年冬天,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周劭纲才回到东北,很快又在小儿子周同宇(周恩寿)的陪同下移居天津,住在哥哥周贻赓家中。以后又去了安徽,谋一个小差事做。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1937年11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政治中心。12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从延安到武汉同蒋介石谈判。随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驻地汉口大石洋行公开挂出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成为合法的机关。周恩来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了。1938年1月周恩来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来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周劭纲来到武汉。他到达武汉的那天,周恩来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时任理事会的总务部主任、作家老舍先生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了楼) 1942年7月10日,周劭纲病逝,享年69岁。 一九五二年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钧在颐和园 周恩来生前对自己的侄子侄女极少谈到自己的父亲。只有在 1964年8月他对亲属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1974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即将住院之前,他的侄子周秉钧从广州出差来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他时,他主动对侄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4个月后,邓颖超交给侄女周秉德一个陈旧的小黑皮夹。邓颖超告诉周秉德:“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放在这个小皮夹子里。送给你留个纪念。”当时周秉德打开夹子,发现一张照片。照片大约3英寸,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但却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折损。照片上,周劭纲老人正襟危坐,一双目光充满了真诚与善良。照片的背后有周恩来亲笔写的4个字:“爹爹遗像”。周劭纲年仅34岁时,妻子万氏去世。由于他一生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又一直过着清贫、困苦的生活,加之他对妻子重情重义,所以没有续弦再娶。他和万氏只生了周恩来、周恩溥和周恩寿3个儿子。 1939年周恩来在绍兴和亲友合影 母亲万冬儿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是清河县知县万青选的女儿,取乳名冬儿。万老太爷的前后两房夫人共生育了32名子女,男女分别排行,万冬儿按女性排行十二,所以就被万公馆的人称为十二姑。 万氏生得聪明、美丽,性格开朗而且刚烈,深得万老太爷的喜爱。在那个年代,万氏不肯缠足,直到十一二岁才缠足。由于父亲的宠爱,别人也无办法。她还破例进家塾馆读书。当地老人们传说,那时万知县坐轿子出去访客会友时,总见到他的绿衣官轿后边还有一乘小花轿,花轿内坐的就是女儿冬儿。万氏在父亲会客交谈时一般不闹不玩,多是忽闪着眼睛静静地听。这使她从小耳濡目染,学到了父亲许多社交处事的本事,显得日益练达。母亲张氏夫人主持万府家务,因不善管理,常顾此失彼,待万氏长大后,她便干脆委托万氏处理。凡经万氏处理的,众皆口服心服。因此,万氏出嫁前成了“当家姑娘”。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0岁的万氏由父母做主,嫁给山阳县周起魁的次子周劭纲为妻。这个年龄在当时是比较晚的,也可能父亲过于疼爱她,一直舍不得她出嫁。据说,万氏的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山阳的。 万氏在周万两家都有着很高的威信。首先,她嫁到周家一年后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周恩来,是周起魁的长孙,因此,她的身价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高于别人。其次,是识大体。小叔子贻淦病危,结婚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没有后代,为了给贻淦承嗣,尽管万氏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还是遵照公婆的决定,将儿子过继给贻淦和陈氏。其三由于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或者是他们家的亲友,常常会发生一些疑难的家务事,而这些“清官难断”的事只要请来万十二姑,马上就可迎刃而解。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听话、懂事的周恩来。周恩来自然增加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万氏生性争强好胜,嫁到山阳驸马巷后,婆婆年迈体弱,渐渐就由她主持了周府家务,成了“当家媳妇”。为了支撑官家的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冬儿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留给童年周恩来深刻的印象。 1904年丈夫周劭纲和内兄万立(周恩来的十八舅)合买一张彩票中了头彩,头彩是1万元。这时周恩来已有6岁。1964年8月他对亲属们谈话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仍记忆犹新: 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5000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债主们听说,都来讨债,亲友们又纷纷来祝贺,住下来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感到压力沉重,想躲一躲,决定暂时搬到她的娘家淮阴(当时叫清河县)。 万氏搬到娘家是和丈夫带着3个儿子及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刚开始手中有钱处境还不错,家中有了纠纷,请她调停。好景不长。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又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彩票。 周家的经济陷入了窘态,万氏在娘家人的眼中也掉了身价,嫂嫂们开始冷淡她。据说,有一次,万氏当了衣物去参加父亲万青选的冥寿,上坟祭祀时,周恩来的一位舅母硬说少了一样供品,在周恩来外婆面前搬弄口舌,惹得万老太太大怒,当众斥骂冬儿“不孝顺”“不知好歹”,万氏的嫂嫂们则趁机幸灾乐祸,给万氏以心灵打击。 万氏又劳累又愁闷,不幸得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更何况她性格倔强,对外隐瞒病情,延宕医治,半年就去世了,时为1907年的春天。 万氏去世时,丈夫周劭纲在湖北谋差,夫妻最后一面也未能见。而周恩来外婆门第观念严重,又严厉要求按“规格”办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12朵正花”;棺材还要披5层麻,添7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周劭纲虽然诺诺唯唯,但楠木棺材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这件事导致周恩来数月之后为嗣母陈氏办丧事时,力排众议,坚决从简入殓,并亲自送母棺回淮安归葬。而万氏的灵柩却一直到28年之后,万张氏已病逝,周劭纲攒了一笔钱才将妻子灵柩迁回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周家祖茔地。 周恩来母亲画像 万氏去世时只有30岁,按照习俗要给她画张像。但万氏生前没有照片。因儿子恩来长得像母亲,于是便照着周恩来给万氏画了一张像。以后周劭纲随身一直携带着这张爱妻万氏的画像。 周恩来对生母万氏一直怀着深深的眷念之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1946年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他多次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淮安,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4年后,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动员干部要过好土地改革关时还动情地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回到淮安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还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