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香港人”的社会与文化认同
身份建构必须以区别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大约从1960年代开始,“香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建构开始缓慢形成。这是由多方面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为努力的政治建构促成的。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边境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香港居民逐渐稳定下来,在1960年代香港出生的第二代已经差不多占到了人口的一半,他们割断了对内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香港本土一代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其二,在这个时候,香港经济迅速增长,作为“亚洲四小龙”出现,而与内地的经济萧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香港人“优越意识”强化了其与内地的区别。其三,港英政府在镇压1967反英抗议运动之后,开始对香港的治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行政和民生改革,获得了香港精英的政治认同。其四,香港人开始自我的文化塑造,在大众文化方面,以李小龙为代表的香港功夫电影、许冠杰为鼻祖的粤语流行歌曲和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香港人”在建构作为“他者”的大陆人的过程中确立了自我身份认同。 1970年“香港是我家”不仅是一种文化推动,也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进入1980年代,由于“九七大限”给香港人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不安,这种共同命运加速了“香港人”归属认同,进一步巩固了香港本土意识。至此,“香港人”的社会建构基本完成,所谓“香港人”就是居住在香港、分享香港粤语文化的中国人。
3.“香港人”政治认同的分歧
香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从国民革命开始。香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最主要基地,1925年的长达一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人反抗殖民主义的一次爱国工人运动。但此时香港人是作为“中国人”来反抗殖民主义的。随着近代以来香港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香港工人为主体的“香港左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香港封建和商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香港右派”认同国民党的主张,由此在1949年之后香港政治认同分歧引发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分歧。
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就是“香港左派”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场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彻底镇压,且到港英政府利用“冷战”背景,在思想文化上将“香港左派”和中国革命系统地解释为苏联“极权主义”,由此“香港左派”的“中国人”身份的政治认同受到了极大打击。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为了培养认同英语和西方文化的香港人并对大英帝国保持忠诚的香港精英,推出一套系统的文化驯服计划。比如通过创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香港系统地进行英文教育和殖民主义教育; 通过唱英国国歌、向英女皇照片敬礼、参加童子军以及接受大英帝国形形色色的胸章等形式,培养其年轻一代认同英国文化并对英女皇效忠;通过搞新潮舞会、开放赌博(尤其赌马和六合彩)、推广“狮子山下”、“少年警训”等大众文化项目,培养一种无政治意识的娱乐文化等。 而在“冷战”背景下,效忠国民党的“老式右派”也逐渐与新兴的效忠英国的“新式右派”合流,并随着港英政府在1976年代推出的“行政吸纳政治”,香港右派差不多与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合流。
1980年代香港进入回归历程,中央明确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号,使得“香港人”从一个自然的社会文化群体变成政治群体。正如林泉忠先生所言,“‘治港’的‘港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香港左派’,还是‘香港右派’”?这一问题构成了香港回归以来乃至香港回归之后的根本政治问题。主权政治引发的政治认同的分歧。
“爱国者治港”与“后殖民政治”
1.“爱国者”:政治的概念
香港回归引发了香港的主权政治,而主权政治从来都是围绕政治统治权展开的。在中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香港回归之后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究竟是认同新中国的“香港左派”来管治香港,还是认同港英政府和英女王的“香港右派”管治香港,无疑是香港主权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统治权归属的政治意义上,“港人治港”的具体内容就变成邓小平所强调的“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是围绕政治主权者而形成的政治概念,这个概念的政治性决定了这个概念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由此,“爱国者”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概念,它成为基本法作建构的国家法律主权背后活生生的政治主权,正是它给基本法赋予了活生生的政治生命,从而使我们看到基本法的运作不是死的法律机器,而是活的政治斗争。正是这种斗争的政治性,为基本法赋予了生命的气息,从而使得基本法成为“活的基本法”(living basic law)。由于新中国的政治主权这乃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依赖共产党的政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爱国者”概念就从属于“统一战线”理论。
2.“后殖民政治”
“后殖民政治”是指殖民地在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后,陷入了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殖民地试图摆脱对先前宗主国的依赖,由此引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教育,尤其是后殖民政权往往掌握在宗主国培养的政治精英手中,从而使得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思想上依赖于先前宗主国。由此,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就会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文化认同上陷入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中。
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香港从器物、制度到语言和思维意识乃至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英国殖民地的烙印。然而,中央采取“一国两制”、“平稳过渡”的方针,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触动香港的政治意识形态。由此,香港回归之后,由“爱国者治港”的思路所带来的全新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必然与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冲突。香港“传统左派”在香港政治上陷入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事实上已经被逐步平反并开始逐步登上了政治舞台,可另一方面,在香港右派精英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上,他们依然被看作是身份可疑的“左仔”、“土共”甚至“暴徒”。与此相类似,香港的“民主派”也处于类似的身份尴尬中:一方面他们作为香港的精英阶层在和平过渡中继续拥有既得利益并拥有香港社会的政治认可,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认同中央的主权权威,而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港英余孽”,甚至被看作是“汉奸”。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中充满了后殖民政治的辩论。“左仔”、“土共”甚至“暴徒”这些概念被用来形容传统爱国阵营,而“港英余孽”、“亲英反中”、“汉奸”等概念又被用来形容反对派阵营,双方都被对方捆绑在“原罪”上。由此,“爱国爱港阵营”与“民主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斗争,是一场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认同领域之中的“文化战争”。
在这种“后殖民政治”的背景下,中央按照《基本法》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必然导致香港“反对派”对中央行使主权权力的挑战和质疑。比如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居港权的“释法”在香港法律界和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们质疑“人大释法”是对香港高度自治的破坏,并将其看作是“香港法治的死亡”;港区政协委员徐四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就香港问题发表评论,被看作是中央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王凤超就香港某些人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发表评论,也被质疑为中央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而香港回归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推动粤港经济合作以期提升香港经济也被怀疑为内地“吞并”香港。尤其是2002年的二十三条立法和2004年4月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更被看作是中央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
面对后殖民政治的遗产,中央为了有效行使香港主权,自然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一基本法的政治原则,爱国爱港阵营也批评“反对派”缺乏爱国意识。比如立法会议员李柱铭等人经常到美国寻求支持,就被批评为将“香港事务国际化”, 从而被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批评为“汉奸”。
“爱国者”讨论直接触及到了后殖民政治的核心:究竟什么是“爱国”?谁是“爱国者”?这种政治认同分歧便转化为关于“香港核心价值”的争论。
3.“香港核心价值”之争
2004年6月7日,香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中产专业人士联署发表《捍卫香港价值宣言》,捍卫“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
《宣言》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将香港理解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为香港人提供“安身立命、追寻意义”的文化政治实体。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香港价值差不多是港英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价值理念。《宣言》透露出担心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会导致香港价值的衰亡。尽管《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张炳良认为,“在回归后谈香港核心价值,若失去中国视野,如于浮沙上兴建堡垒,须明白香港命运已与国家命运紧扣一起。” 但是,这里所谓的“中国视野”既不是“停留于浮薄的历史共同体”,也不是现实的政治中国这个共同体,而是“走近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香港作为“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未来中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守护者。恰如《宣言》所言,“维护香港核心价值,也体现港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使命”,这样的使命亦如当年新儒家将香港看作为未来中国承担文化使命一样,反映出西方自由派的国家政治认同所存在的内在紧张,即他们不见得要认同当下的中国,但会认同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中国。
这样的《宣言》一推出,无疑遭到了爱国爱港阵营的批评,认为《宣言》有“去中国化”之嫌,尤其根本不提香港的爱国主义传统,而香港“左派”恰恰将此看作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即一贯反对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坚持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坚定支持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这种潜在的敌对情绪使得“爱国主义”与“香港价值”之间似乎形成不可化解的紧张,甚至打破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微妙平衡,由此引发香港的悲情:“香港核心价值的讨论实际上触及到了香港历史上“左派的幽怨”与“右派的悲情”。这种对立的情绪显然不利于特区政府有效施政,也不利于香港的和谐稳定。为此,中央果断介入香港的政治话语中,在爱国主义的主基调下,提出了“沟通”、“包容”和“团结”的新政治话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刘延东在香港接见各界代表的讲话中,专门给香港各界赠送了十六字真言:“爱国为根、团结为重、发展为要、自强为本”,尤其强调“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基础上,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都要广泛团结。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差异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也不要紧,可以先放一放,留待以后逐步解决。只要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对话,多一点包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央提出的“沟通团结”、“求同存异”获得了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民主派”内部出现分化,“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刘千石提出“和解论”,认为香港社会分化最终损害的是香港利益,因此希望中央和“民主派”各退一步,“释出善意,加强沟通”。尽管刘千石的“和谐论”遭到了“民主派”内部的批评,但“和解论”恰恰是香港主流民意希望看到的。为此,2004年7月5日,爱国爱港阵营由“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陈启宗发起推出《新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宣言》并没有提“爱国主义”,显然是为了避免将爱国主义与中产专业人士提出的香港核心价值对立起来,从而避免香港社会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