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些精神,当时由政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以上论述表明,对人大召开后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就是清楚的,但1954年人大召开后仍然有些人对此提出了种种疑问。突出的问题是一些人认为,既然人民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了,政协的地位将不如过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多大作用了,甚至怀疑政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针对这些问题,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毛泽东,在人大召开后不久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期间,专门召集部分党内外人士进行研究座谈,并且写下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对人大召开后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阐明。在这次座谈中,毛泽东不仅认为“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而应当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而且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4]他还提出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仍然有协商国际问题,协商候选人名单,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以及学习等五项任务。到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际,毛泽东又“以苏为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两个方面阐明了人大召开后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机关”,应与国家机关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宏观层面,从人民政协具有不可替代的广泛代表性和协商国是、民主监督、协调关系的独特作用方面,对人民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肯定。
应当说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政协问题的这些思想,基本阐明了人大召开后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人民政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针原则。正是在这些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届全国政协期间,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重大决定都曾拿到政协进行协商。为了便于政协委员参与国事,从1959年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起,政协全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起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重要报告并成为惯例,逐渐形成了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深远的“两会”格局。但是,应当看到,这个时期老一代革命家有关政协在政治体制中地位问题的论述也还存在不够严谨、完善的地方,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常常是不加区分的,反映在政协问题上就是在人大召开后把人民政协的作用笼统地归为统一战线作用,没有区分政协有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再如一方面明确提出人大召开后政协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作用;另一方面又说人大既开,留下的只是“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的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