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文学》
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
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
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文白之争”
一场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双簧”引发的讨论
资料图:钱玄同
资料图:刘半农
绝妙的“双簧”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并未激起多大反响。为了改变这种处境,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用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出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白话诗登上《新青年》
1918年元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发表了沈尹默的三首诗,即《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这是《新青年》第一次刊登白话诗。
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我和北大》回忆编辑部的故事
沈尹默的长篇回忆《我和北大》,其中写道:“《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这篇回忆也从侧面印证了《新青年》同人编辑的历史。
《新青年》的“二把手”
高一涵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作为《新青年》的“二把手”,成为科学与民主理念最为积极的宣传者之一。
郑学稼先生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地位仅次于陈。”据统计,前后九卷《新青年》中,总共发表计28篇。这些文章当中,脍炙人口的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师主义”》等。
《新青年》的第三个阶段——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
“五四”运动后,编辑部产生分歧,再次改为陈独秀主编,1920年2月编辑部迁回上海。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改版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复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也加了编辑部,成为编撰骨干。
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1920年早春,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依据英文本和日文本,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
起草党纲的人
李汉俊1918年自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界》,参加编辑《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等刊物。
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2月成为代理上海党支书记。7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汉俊是上海小组代表。会前,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
从《新青年》走向共产主义
——那时候的沈雁冰还不叫“茅盾”
1920年,陈独秀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左翼人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把这些人吸收到《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听说沈雁冰也是北大的,是沈尹默的学生,一见如故,让其翻译《国际通讯》,把有关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于是,他经常进出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他也参加。
茅盾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中这样叙述:1921年在上海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结语: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青年”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当时外国人称中国为老大帝国,国内也有人认为中国老朽之极,不可救药。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予以驳斥,大声疾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翻开《新青年》,一股新风新气象扑面而来,那些包含激情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振奋。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个性张扬也表现得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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