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恩格斯积极支持并配合马克思创建第一国际,推动第一国际走上正确道路。第一国际成立之初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确定组织的纲领和原则。马志尼派、欧文主义者趁机将资产阶级思想混入到第一国际的纲领中。马克思得知以后第一时间提交了自己起草的修正稿,并向恩格斯通报情况,交换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第一份纲领所团结的对象必须充分且广泛。首先,当时的工人群体限于自身的理论水平,还不能完全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其次,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展条件各异,第一国际成立的目的在于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者”;再次,“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最终,马克思制定了一份“实质上坚定,形式上温和”的纲领,接纳了包括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等国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在内的广大无产阶级。恩格斯对此非常支持,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他更预见性地向马克思表达出第一国际内部已潜伏着派别斗争的担忧:“一旦问题提得稍微明确一点,这个新协会就会立即分裂成为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分子。”事实证明,恩格斯的预见是正确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工人阶级的智慧和理论水平必然随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和提高,工人们在互相交流经验和总结教训的过程中将逐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而抛弃各种宗派学说,会认识到资产阶级所谓的社会改良等“灵丹妙药”毫无作用,从而更加透彻地了解自身获得解放的真实条件。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乐观,一些宗派在运动中逐渐暴露出篡改第一国际路线的企图。此时,恩格斯的忠告使得马克思立即警觉起来,并采取相关措施,在关键时刻保证了第一国际不走偏道路,遇到挫折不改初衷,坚定了无产阶级必将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最终,第一国际内部虽然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但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领导工人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
第二,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中的指导地位。第一国际因具有广泛性,在创建之初吸收了蒲鲁东派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参与到组织中来。蒲鲁东主义者并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各国现存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模式,宣扬和平而非革命,提倡“永恒公平”,其核心是通过小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从而实现“最好的世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批判。在恩格斯看来,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学说,“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恩格斯强调,“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只有被现代大工业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恩格斯以他明晰的思想和雄辩的口才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保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第三,恩格斯粉碎了巴枯宁分子分裂第一国际的阴谋,确保了第一国际在组织形式上的统一。19世纪60年代末,巴枯宁及其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入第一国际,企图把第一国际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工具,鼓吹放弃任何政治活动,反对一切权威,要求绝对的自治。这些主张不仅蛊惑了一批成员,还在实际上造成了组织的分裂。恩格斯及时向第一国际支部提交了有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企图分裂的报告。恩格斯指出,“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力量的集中,没有斗争的武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针对巴枯宁分子关于第一国际存在权威主义的造谣,恩格斯的驳斥直击要害。首先,在一定的社会组织里,必然存在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这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这一物质条件下所必需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其次,“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无产阶级在获得革命上的胜利后,必须凭借他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威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巴黎公社正是因为把武装力量这个权威用得太少,才最终遭受了失败。最后,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指责第一国际存在“权威主义”的巴枯宁集团,恰恰实行的是严格的权威主义制度和独裁统治,他们把巴枯宁主义强加于第一国际,“要求国际按‘自下而上’的原则组织起来,但他们自己作为同盟的盟员却俯首帖耳地听从 ‘自上而下’的命令”。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斗争,1872年,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终于将巴枯宁及其主要同盟者吉约姆开除,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再次获得胜利,维护了第一国际在组织上的纯粹和统一。在此以后,恩格斯又连续发表了《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多篇文章,进一步清除了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第四,恩格斯及时总结了第一国际的经验和教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新的路径。第一国际自成立以来,始终站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最前列,声援各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有力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高了无产阶级整体思想水平和组织程度。巴黎公社之后,新的历史条件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面对新的历史形势。恩格斯没有局限于第一国际,而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创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原有的国际联合方式已经过时,并成为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是在本国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各国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壮大的趋势。恩格斯充满希望地指出,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各国革命工人的友谊,已经比公社以前巩固千倍,广泛千倍。国际不再需要原来意义上的组织了”。在恩格斯等人的领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告别了旧有模式,迎来了无比壮大和广泛发展的新时期。
恩格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第一国际之后,恩格斯依旧一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一边密切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动向,继续为各国工人运动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展现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人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