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卧底”了。
先说几个要点。
1 国民党军自1927年就是军阀的联合体。而且由于失去信仰,即便是相对统一的中央军,也在不断分化成小派系,各有各的立场。蒋介石只是因为有权分配苏联援助和美国援助,才大体上维持了军阀共主地位。
2 黄埔军校是个低端士官速成班,只教连排级战术和看地图,除非频繁打仗且一路打胜仗,否则20年时间并不够一个士官成长为战区司令。但国民党军总体上消极避战,喜欢推杂牌上前线,就算打仗也是败多胜少,黄埔系的提升并不快。再加上之前一批“加盟”的军阀占位置,到1948年,战区和兵团级军官大多还是旧军队出身,对北洋时代有清晰的记忆,如卫立煌(学兵营)和刘峙(保定军校)。蒋介石只能通过在师团级塞黄埔军官来控制部队,必要时用中央代表(如杜聿明)贯彻自己的意志。这种战区主官有自己的心思,非常合乎逻辑。
你头发少,你先说
(汤恩伯和胡宗南是特例,但这两个人恰恰是忠诚超过能力的典型,他们两个控制的战略集团,也是最消极无能的战略集团)
3 淮海战役,中央军精锐尽出,五大主力的最后两个都被歼灭,100多将军当俘虏,几十个将官化妆逃跑,主官战死的只有黄百韬、陈章、熊绶春、邱清泉等寥寥数人——前两个都不是黄埔系,熊绶春被击毙时已经在安排投共了。事后举行追悼会,蒋介石送条幅“黄埔精神不死”,台下旁系军官大笑:“没错,黄埔精神就是缴枪不杀”,散去各自准备后路。
4 在忠于国民党(蒋介石)和投向解放军之间有很多中间态,而且还不仅仅是一条直线上的中间态。同样处于国共的中点,也有“割据管你们”、“谁弱帮谁”、“谁强跟谁”和“大家放下枪搞文斗”等多个态度。非黑即白的视角无法理解他们的复杂选择。
所以,如果你认为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认为那些派亲信子侄去联系解放军(或桂系 晋军 外国代表)的军官都是反贼,那国民党将军恐怕95%都是卧底,就连陈诚、汤恩伯也给自己留有后路——蒋介石未必不知道。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系军官基本服从命令,战事不利时有逃回南京的选择就不投降,其他势力开价超过蒋介石2倍以上也未必易帜(如兵团司令宋希濂拒绝加入桂系当副统帅)。在解放军出现之前,这已经是超时代的组织凝聚力了。卫立煌当年也是用行动证明过自己反共忠蒋立场的。
反过来说,共产党也知道这些“统战”来的共谍有两面性。所以,除了少数抗战前就主动成为地下党,且从未断线的军官(廖运周)外,对大多数所谓“投共”的国民党将军评价不高,往往只是根据他们的投机程度,给予对应的信任。总体上,原则还是“以打促降”,即只要把你逼到绝路,原本作为备选的“通共”联系线,也会成为你的主要选择。到时候面子上不说破,但迎接你“起义”或“投诚”的时候,还是重兵看管,直到把部队分散开,军官和士兵隔离后,才举杯同庆。
从解放后的待遇看,大多数所谓“共谍”的待遇也一般,比如脚踩国、共、桂系三条船的国防部次长刘斐,不过是在政协当个花瓶;一向被认为共谍第一的郭汝瑰,最后只是个教员,但享受副兵团级待遇——我党根据他们投机的下注轻重,给了合适的回报而已。毕竟如果国民党一路打胜仗,他们随时会把联系解放军的亲信撤回,举报甚至亲手枪毙派去联系的地下党,安享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旧军队的将军们什么德性,你以为毛心里没数吗?
归根结底,解放战争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其次才是军事斗争,所以共谍从来不是打胜仗的关键,少数将帅的运筹帷幄也是次要因素。革命后新社会的强大动员力、革命给先锋队带来的道路自信才是胜利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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