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Persius)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Magister artising eniquel argitor venter)。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der gross 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 pork)和苹果泥(Apple 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Harmonia praes tabilita),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
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
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des C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雷世文:《吃饭》:人类“掩饰文化”的讽刺文本
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云流变中,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可谓自成一家,其言说总是能让人濡染到一种学者的风骨:缜密的学理言路,横无际涯的文思,含笑谈真理的幽默,无不给读者以智性的愉悦。文学史家在评述钱钟书的散文风格时,用了诸如“措辞析理都入微透骨,文字汪洋恣肆,到处充满机智的幽默”的断语①,此种评价包含了对钱钟书学术化散文类型的肯定。具体到文本的细部构成,钱钟书的散文又能做到面目各异,理路锋利,造语尖刻,立意精辟,如《吃饭》②这样的文本,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类似的精致篇章从微观上既丰富着又突破着作家的宏观风格定势,显示着作家创造的深度。
《吃饭》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以“吃饭”这一人生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为思辨对象,发现了人类司空见惯的世俗存在方式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真相,这种真相如果用语词加以命名的话,就是“掩饰文化”。我们日日所处的生活场景,就是这种“掩饰文化”表演的空间。
“掩饰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名与实的背离,人们经常是借某种名义来从事名实不符的活动,真实的底牌偏不暴露。钱钟书先生以“吃饭”设喻,辛辣地揭发了包裹其间的世相文化哲学:“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就将掩饰文化的招术纲领性地揭示无余。名义上是吃饭,实质上是吃菜,但人类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吃菜是享受,吃饭是需要,我们为了享受,把吃菜说成吃饭,也就把享受掩饰为需要,在这样一种掩饰主义的文化逻辑下,我们对享受变得心安理得,“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名义上的东西虽然是虚的,却不能被抛弃,因为它有着巧妙的游戏功能,能起到遮盖和辩护的作用,舍弃它,人类以名行实的种种活动便难以得逞了。
名与实相离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主与次的关系问题。名义上是主要的东西,实则是次要的;名义上是陪衬的东西,实则是主要的。仍然以“吃饭”为例,钱钟书先生指出:“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书法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如此,“吃饭”变成了赏乐、观人、行酒、览胜的消遣活动,原本是饮食为主的生理活动反而退居其次,这种互换从根底上反映的是人类的掩饰文化心理。
“吃饭”变成“请吃饭”,“吃饭”就具有了社交的功用。钱钟书先生说:“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却极为简单。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这正是交际的微妙之处。“吃饭”作为交际的手段,可以达到增进朋友感情、减少仇敌毁谤的目的,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钱先生在这里深刻揭示的是“吃饭”这种交际形式背后所存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互相掩饰关系。
综上,人类掩饰主义的文化特征在《吃饭》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作者尖刻地讽刺了人类在名与实、主与次、手段与目的的相互掩饰中所编织的游戏。《吃饭》是典型的“微言大义”文本,它既包含了对人类世相文化的破解,又隐含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讥刺。政治家往往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看似民众至上,实质是政治利益至上,“掩饰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大行其道,从更深的层面暴露出人类自身的游戏主义精神。
钱钟书先生的文风一向以智慧的幽默讽刺而著称,这种文风同样飘洒在《吃饭》的字里行间。作者由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揭示出名实背离的掩饰文化,把食谱与统治之道相联系,在吃饭中发现人生观,处处充满着讽喻的色彩。这种讽喻的妙处在于能和幽默交织为一体的,令读者在作家含笑的面影下领略真理。譬如以肚子和舌头的关系为比喻的说理,文章说肚子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和吸收,不懂得欣赏和享受,而舌头总是顶着肚子的名义拣精拣肥,贪婪享受。像这样幽默讽喻的材料在目尽尺幅的《吃饭》文本中俯拾即是。作者奉劝人们多请客吃好饭,因为“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这番议论是多么精警的世态文化的讽喻啊!
作者在《吃饭》一文中赞美可口好吃的饭菜,却又不忘记从美味佳肴的“烹调”中悟出真理。文章以睿智的笔法比喻道:“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 pork)和苹果泥(apple 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钱先生在这里由五味烹调提升出了一种“和谐”哲学。进一步,他把“烹调”与人格之道、治国之道相联,从“调味”悟出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按照《吃饭》的表述,完美的人格,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这就巧妙地阐明了一种和谐人生观,和谐政治观。至此,读者才彻底地洞悉了作家妙手著文章的深意,体会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结构之妙!
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吃饭》,令人深感是在享受一桌中西文化调和的智慧盛宴。人类先哲们的警言妙语不择而出,读来令人耳聪目慧,流连忘返。作者在短小精致的格局内,纵横八极,心游万仞,调动古今,驱遣中西,举凡与“吃饭”相关的文献资源,都能顺手牵引,任意而谈,却又关合文章题旨,此种文境,实非硕学贤儒莫属。读者沿着钱先生的文路,光顾这言语的智慧森林,能够沐浴到人类创世以来的智性灵光,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拉伯雷的《巨人世家》到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的赞美诗,从《尚书》《论语》《中庸》到《吕氏春秋》,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钱先生之手变得生气淋漓,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水乳交融,我们蓦然回首间,发现真理就在我们的餐桌上。
《吃饭》在文本语言的构造方面,十足地显示了钱钟书的思辨才能,这样的材料在文章中随处可见。譬如关于“吃饭”哲学的末技,作者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又如关于与“吃饭”有关的“饥饿”的作用,作者发表了如下的妙论:“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再如关于“有用”和“无用”的存在依据,文章议论说:“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由这些语言材料,我们可以与钱钟书先生的真知灼见发生神交,获得无限的启迪和会心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