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傅泾波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43]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意思。在6月21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当中,毛就特别就司徒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做了专门的批示,称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约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44]然而,溥泾波却矢口否认司徒有此意图,我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45]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7月1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9日正式申请于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46]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这时政策的考虑上确实相差太远,而它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不谈,当时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本上还在于两大因素。一是历史因素,是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的惨痛记忆,他们看不出帝国主义有可能自动地放弃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看不出除了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扬眉吐气;二是现实因素,是他们从美国顽固地坚持武装援助国民党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中,从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外交官做掩护,在苏联东欧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自己的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从雷和文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赤裸裸地主张在新中国政府中支持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中,所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可能,看不出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必象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来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他们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自己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几乎同时。很清楚,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设想,即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公开宣布自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而这个时候一天天地来到了。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他们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47]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6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本来,在5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直到6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华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但这时,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象。显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他们甚至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并且还没有具体研究是否应当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其必欲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