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有时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争吵归争吵,两人的私交并未受损,事实上,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还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一起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为躲避缉捕,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样,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与胡适没有了来往。
五、胡适再度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积极参与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与翁文灏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指示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等人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
陈独秀也在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
六、“关照不周”引发的误会
陈独秀被审判入狱后,胡适多次到狱中探望老友。1933年11月初,胡适路过南京,因行程安排较满,无暇探望陈独秀,他惟恐陈独秀误解,去函解释道:“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
陈独秀对此大为“不爽”,汪原放写信替胡适解释,他在回信中颇带情绪地说道:“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此后胡适途经南京,他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这位老友,不时给他带去一些书籍,陈独秀也就不计较了。
七、最后的思想共识
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出狱。远在美国的胡适,不忘为老朋友的生计着想,为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希望他到美国完成自传的写作。
但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49年4月14日,在国共内战的轰隆炮火声中,胡适黯然伤神地登上了离开大陆的轮船,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祖国。当轮船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时,他读到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
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适由衷赞佩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多年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在对民主的见解上达成了共识,胡适也为与老友最后的认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