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1],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父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自幼在其兄执教之私塾读书,勤奋向学,进步甚速,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为生计所迫,遂到一亲戚家为“童子师”[2]。
1901年章在姐姐的资助下,离家到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不久,经业师张劭熙的介绍,到朱启钤家教私塾。次年3月到南京,入陆师学堂学军事。以国文成绩优异,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沪上各学校学生在张园集会响应,陆师学生也起而响应,但受到学堂当局的压制,章与林力山率退学学生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3],章被推担任军事教习。在此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相识,四人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异姓兄弟。当他从友人王慕陶处得闻孙中山其人,十分敬佩。因章在陆师学堂时学过日语,遂把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出版。这书一出,影响颇大,国人知重孙中山,就从这书开始的,“孙中山”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流传天下[4]。
章到沪不一月,即受聘任《苏报》主笔。由于连续登载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录)及《〈革命军〉序》等反清文章,使《苏报》声名鹊起。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于7月初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并于7日查封了《苏报》,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被追究。
《苏报》被封后,章于8月7日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同时建立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这期间,他编辑出版了《苏报纪事》、《沈荩》[5]等革命小册子。同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春,章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8月,华兴会决定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与杨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不料因事机不密,长沙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等人先后到上海,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11月19日发生了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次日章去监狱探望万福华,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到破坏,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因此再起义的计划中辍。后在蔡锷等人的营救下,章等被保释。
章士钊等出狱后即往日本。1905年春他回顾了过去的活动,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经过,认为自己“才短力脆”[6],连累了同志,感到内疚,“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7];同时从日本的变法自强中,觉得教育的重要,因而思想起了变化。从此,他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矢口不谈革命。是年,他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学习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做准备。同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章未参加,虽经张继、吴弱男等先后劝说,也无济于事。
1907年,章编纂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他用稿费作川资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移居阿伯丁,入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国外后,章即携眷返国,次年春抵南京。继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上海《民立报》,同时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章既主《民立报》笔政,迭以社论形式发表文章。迨临时政府北迁,小党纷立,互相訾议之际,章于7月5日发表《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国内现有的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各抒政见,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毁党造党说”。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当时同盟会员对此尤为不满,纷纷著文批驳,并反对以非党人士来主持该报,章士钊因此愤然离去。同年9月,章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于上海。后来人们举发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事涉章士钊。为此,章无法继留上海,适有袁世凯之邀,遂北上。袁早年与吴弱男之祖父吴长庆有旧,所以对章颇为器重,曾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委章为北京大学校长,事已见报,但他固辞未就。
1913年3月,袁主使刺杀宋教仁,反而嫁祸于黄兴,造谣说“宋案”是黄与宋为争当总理而起。章从此看出袁的险恶,于是只身前往上海,拜晤孙、黄,加入了“反袁”行列。“二次革命”之宣言书,乃章之手笔。同年夏,他奉孙中山之命往说岑春煊联合“讨袁”,会谈颇有成效。继而他又往武昌说黎元洪,无结果而返。7月,孙中山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随党人亡命日本。
到东京后,章与陈独秀、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于1914年5月出版。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政府应当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宣称实行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部分党人拒绝参加,另组织欧事研究会,章任该会书记。其时,欧战已起,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妄图鲸吞中国,因此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欧事研究会议决通电全国,表示对内对外态度。这个宣言是黄兴领衔,章士钊起草。他们以担心反袁斗争将逼使袁投入日本怀抱为“理由”,主张暂时停止反袁斗争。到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章随岑春煊参加“讨袁”。次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继,章代表岑北上,与黎元洪洽商善后。
1917年1月,章在北京出版《甲寅》(先出日刊,后改周刊),请李大钊、高一涵参加工作。7月,张勋复辟事起,京城混乱,章移居天津,《甲寅》随之停刊。11月,章受北京大学之聘,任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李大钊由上海到北京,经他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这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把持了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为总裁。章应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翌年10月,由于粤军回师“讨桂”成功,岑春煊下野,章也随之而去。
章经历几年政局波动与一段沉思之后,对曾经宣扬的西方代议制渐生怀疑。1921年春得黎元洪资助,出国考察。到伦敦后,访问英国学者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渐悟农业国与工业国之不同,中国政治不宜强学西方。于是当他到柏林时,曾作《草新湖南案成放歌》[8]一首,提出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次年1月他父亲去世,奔丧回国。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准备实践他的重农主张。
章出掌农大刚半年,北洋政府发生内讧。1923年6月,直系军人赶走黎元洪,部分国会议员不满直系所为而南下。章也是议员,感情上与黎接近,乃离京赴上海。10月5日,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继而著文抨击“代议制”。综观此时章士钊的议论,他虽然察觉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流弊,但他却是求救于封建旧文化,思想更趋保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被拥上台。段为了网罗知名人士,特邀章北上。章之毁弃国会的主张,恰好投合段意,所以两人在天津会晤时,虽“夙无连谊”,而“一见倾心”[9]。共议元首名号时,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两职。段对这个主张非常欣赏,11月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时,章被委为司法总长。从此,章便成了段祺瑞的亲信。
1925年4月14日,段祺瑞派章兼任教育总长。他到任后,宣称要整顿学风,严格考试,甚至要小学生读经,并准备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这些钳制性措施,引起了教育界进步人士及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5月7日,北京学生及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国耻游行。适此时报上揭出教育部禁止游行的命令,群众非常愤慨,遂至章宅进行质问,结果遭到镇压,学生受伤与被捕者多人。9日,各校学生四千余人再次集会,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士钊。章在群众指责下,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函电催促,又北上复司法总长之职。
这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学校青年尤为活跃。段于7月底又调章出掌教育,要他对“学风”继续“整顿”。此时,章将复刊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因该刊物封面绘有一虎,其时章之行为又如此,故时人称之为“老虎总长”。他在文化上虽然标榜的仍是“新旧调合”,而实际上是为封建旧文化张目。由于他对中西学术思想都有所了解,所以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言论,较之其他顽固文人,更具诡辩性。他不顾人们的反对,复以窃据的权力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曾一度被章无理革除,后因鲁迅提请公议,才又得复职。8月1日他派出武装警察护送新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来竟演变到下令解散“女师大”,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1925年下半年,段执政府的反动益为群众所怀恨,章士钊的行径也成为众矢之的。11月28日,为要求查办“金佛郎案”,章的住宅又一次遭到游行群众的包围与冲击。到此,他不得不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但经段祺瑞的慰留和委派,他又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之职。到1926年4月,执政府在几派军阀互斗中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他自己虽已失势,但次年4月,听到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的消息后,曾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
1928年底,由于前执政府之高级官员皆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入通缉之中,章遂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遍游英、比、德等国。到1930年春,章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章被通缉一事,也赖张为之说项而撤销。“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离东北赴上海,与杜月笙结识,被杜待为“上宾”,不久执律师业。1934年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邀北上,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避难到上海。翌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他拒绝。不久章前往香港。1939年2月由港赴重庆。到渝后,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章著的《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逗留重庆。时国民党特务猖獗,章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向毛建言。1946年他到上海,再执律师业。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提出“和平谈判”。章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代表,北上参加“和谈”。谈判破裂后,5月18日,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政府“备战求和”的骗局,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10],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从此,他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参加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同年6月,他写信给当时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走和平解放的光明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和第三届常务委员;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于1971年出版。
1973年5月,他带病赴港探亲访友,7月1日病逝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