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从上面这段对曹操生平史料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存在的,但是现在呈现在这里的还仅仅是客观的介绍。作者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曹操在历史上的面目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作者个人写作的艺术倾向,但是在作者进行加工的同时无意之间把曹操的人格复杂化了,在曹操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三国那个动荡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的折射。我们不着重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来看一下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及进行简单分析。
接上论曹操性格
1 超人的领袖才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力度。从早期曹操与袁绍等人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曹操是一个具有旺盛企图心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想使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重新恢复安定秩序,解决百姓切身痛。
2 任人为贤
知人善认,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他的政策能最大的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见《青梅煮酒》周泽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操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详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我们现在来理解曹操的这种做法时候也许只能从曹操的人格特征来剖析。
3艺术形象的曹操的性格多面性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事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眼光远大、谋略出众、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对曹操人格的贬斥,实际上是和他的优点一起表现的,正所谓的泥沙俱下。曹操是惯于由大怒转为大笑,大笑转为大哭的。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是曹操的爱才惜才;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因为他的大哭的结果,“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曹操的形象,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雄才大略的一面,然而这两方面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奸雄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在曹操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又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聪明过人而又愚蠢颟顸;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才使的曹操的形象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独立性,形成他活生生的复杂的性格组合基调:奸而能、真而伪、宽而猛!性格的两个侧面互相渗透各有特征,使我们不禁被曹操这复杂的、模糊的人性特征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