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中原地区的另两座重镇郑州、开封宣告解放。邓子恢调兵遣将,着手接管郑州和开封的工作。开封市内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黄包车。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战士看不惯这种人拉人的黄包车,感情上通不过。他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想取消这个行业,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规定干部不得乘坐黄包车,并说明坐黄包车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不久,“革命不坐车,坐车不革命”就成了一种“时尚”,而且传遍开封城。广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为榜样,也不去乘坐黄包车了。无数辆黄包车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批靠拉黄包车谋生、养家糊口的车夫顿时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问题,人力车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市民们也大为不满,尤其是对老弱病人和商人们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许多人叫苦连天,但又不敢明说。暗藏的敌对势力,则趁机煽风点火,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利用市民的不满情绪,制造混乱,暗中进行破坏活动。霎时间,整个开封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谁也没有料到小小的“黄包车”事件,在开封竟引来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黄包车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对刚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革命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 作为中原解放区主管城市和财经工作的邓子恢,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感震惊,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一天,他穿着军装,带了几个警卫员,大模大样地坐上黄包车,让车夫拉着他和警卫员,穿行于开封繁华的商业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邓子恢在开封带头坐黄包车穿行于繁华的市区,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共产党的大官坐黄包车了!”这条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口头新闻,迅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产生了积极影响。自从邓子恢带头坐黄包车出行后,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包车风波,很快平息。黄包车行业继续开张营业。各种人力车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黄包车车夫为广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访告状、要求救济。市民们出行和商业往来的交通运输车辆有了保障,城市商业又恢复了繁荣景象。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共产、要取消商业”的谎言不攻自破。开封出现的黄包车风波,对共产党、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处事稳健、富有魄力的邓子恢,在这场考验面前,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包产到户 中国共产党的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得到逐步调整。在农村,由原来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后,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于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形式进行支持和引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1962年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子恢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现在集体经济的经济管理大部分没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社员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责任制没有建立起来,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邓子恢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统一起来,都在生产队,使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邓子恢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他不同意把单独干活等同与单干,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人物评价 邓子恢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后世纪念 邓子恢纪念馆,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中心小学内,系利用革命旧址白土桐冈书院设立的名人专题纪念馆。1987年,利用东肖镇桐冈书院设立了占地面积300平方米的邓子恢纪念馆,大厅正中安放着邓子恢塑像,分为8个展区,展出图片96幅、文物76件。桐冈书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坐北朝南,为一院二厢房土木构平房建筑,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章独奇等在此举办进步读书会"奇山书社"。1923年9月,在此基础上创办闽西第一个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岩声》报,对闽西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馆分8个部分展示了邓子恢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在农业合化方面所从事的革命实践和重要贡献,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