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鲁迅父亲的病,就不能不说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闹得很大的鲁迅祖父周福清(周介孚)科场弊案。当时的报纸媒体已经比较发达,上海的《申报》就曾以同情的笔调对此案有过系列详细报道。
周福清,字介孚,33岁时考中同治十年殿试三甲第15名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内阁中书。1893年因周介孚母丧丁忧回乡,这一年正好是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恰巧是其当年进士同年,于是周介孚派人送银票给他以求“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鲁迅父亲周用吉(字伯宜)和几个亲属故旧子弟。
不料办事的家仆不力,被人告发。因科场作弊案吃了官司的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一度潜逃到上海暂避,其父周伯宜就被官府抓进监狱顶罪;后来,祖父周介孚估摸逃无可逃,连累的人将来不仅仅是儿子、亲朋,还会越来越多。于是他到官府自首,这样周伯宜被放归。
此案经刑部上呈皇上后,光绪皇帝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判收狱“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周家于是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上上下下疏通关节,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来为周介孚解困。
这一来,周家可惨了。从光绪二十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实情”一栏之外,才能免死。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的。
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也不是一点半点银子的事。以后一年年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周家大量使钱行贿官府,这种“活动”一直拉锯很多年。
说句实话,当年科考作弊都是周介孚一手策划,做儿子的周伯宜未必有很大“发言权”,他只有唯唯诺诺、悉听尊便的份儿!结果摊上大事他去顶罪、坐牢且不说,在周伯宜被放归、周老爷子被“斩监侯”关押的3年多里(周伯宜死后,周介孚又继续被关押5年左右),他作为周家长子不得不天天硬着头皮去操持、疏通、交涉乃父重案。
而且在封建社会那种愚忠愚孝制度下,在大家族笃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周伯宜还不能有半句牢骚和怨言,所有的磨难都是他这个立身的长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的!
周伯宜原来就是一个整天呆在书房,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什么世事阅历的官宦子弟。前面无端的牢狱之灾就把他吓个半死,因科考弊案他的秀才身份又被革去。
可别小瞧这玩意,秀才算是进入了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获得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之外,更重要的是秀才是进一步考举人、中进士、当“大老爷”的进身之阶,没有这个起始功名,啥也谈不上!
封建社会讲究“士农工商”,周伯宜这类人基本上只有科举做官一途!这就是他的职业、饭碗和立身之本,其他的事他也不会干啊!没有了功名就等于把这唯一的通道给堵死了!
据在当时只有5岁的鲁迅三弟周建人的记忆,时常有官府差役“捉拿犯官周福清!”的吆喝声出现在周家房前屋后,“好像是万里晴空,忽然听到一声霹雳”。
可以想象,周伯宜是且羞且脑,又惊又惧又窝火!原来身体就一般的他,又因关监狱受到惊吓,就生了大病。因家庭迅速败落,营养状况也较差。加上精神抑郁,郁怒成积,他变得喜怒无常,破罐子破摔,甚至时常酗酒,酒后常甩筷扔碗、吸食鸦片。
结果周伯宜一病不起,先是咳嗽,然后是咳血,还合并全身水肿,这个其实就是肺结核伴随营养不良性水肿。当时不仅时西医对于肺结核没有绝对把握,据后人回忆,那个年代的绍兴压根就没有西医,民间医生更是没办法,最后日益加深,发展到肝硬化而死。
中医称这种肿而腹大如鼓的肝硬化叫单腹胀,也叫鼓胀。中医典籍描述:“单腹胀者,名为鼓胀,以外虽坚满而中空无物,其象如鼓,故名鼓胀。又或以血气结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蛊,亦名蛊胀。且肢体无恙,胀惟在腹,故又名单腹胀。”
鲁迅后来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对他父亲的病及其医治有过零零总总的记述和反映。特别是当时给他父亲看病的中医常开的一些奇特的药引子让人啼笑皆非:“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之类自不必说,比如同巢的原配蟋蟀一对、结了子的平地木十株、经霜三年的甘蔗等等。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味叫“败鼓皮丸”的中药。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既然水肿又叫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这好比清朝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所以练了一支禁卫军“虎神营”来对付他们,之所以称“虎神营” ,取“虎”能食“羊(洋)”,“神”能伏“鬼”的意思,何其荒谬!
当时的一些无能庸医,明明知道此病不了或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开些一些中药及其药引子其实就是使用障眼法、故弄玄虚,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周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最后只能用“或有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等来搪塞,周伯宜终于呕血不治而死,时年虚岁36岁。
这种结果不仅是对鲁迅及其一家人的精神折磨,也是对会稽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资产的极度无效耗费,加速了鲁迅家庭坠入困顿的进程。所以鲁迅后来曾对中医大不以为然,在其文学作品中进行过颇多讽刺,甚至说过“中医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类极端的话,这也是他后来去日本仙台立志学医的原因。
当然他在学医过程中重新意识到医术“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即唤醒民众的觉悟”,最后弃医从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