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9日晚,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辞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两人相谈甚欢,直至夜里9点才散。
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至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日《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
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教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