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拥戴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在逐年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后来拖延至2005年的4%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表1)。这在一定程度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表2显示,1990-2004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上述《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中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