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程是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社会关系的体验的生产)密不可分的结合,是布若威关于工作场所或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在此观点的观照下,他先后考察了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维度或者说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ideological effect),以及生产政治与意识形态机制(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of production)。布若威对意识形态效果的研究,丰富了人们的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的认识,导致劳动过程理论从控制-抗争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model)向控制、抗争、认同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and consent modele)转变。 自80年代后期始,劳动过程理论遭到对立范式和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劳动过程分析的挑战。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就表现为对对立范式的防御性反应和吸收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对“主体性”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干预的放松、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后果等因素的作用,导致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势微,精益生产、弹性工作制、弹性企业等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的兴起。与生产组织模式的变迁相应的,是后福特主义、弹性专精等范式突破理论(paradigm-break theories)的出现。范式突破理论是包括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高绩效模式等在内的一群观点,其共同特点是对工作和雇佣关系的乐观态度。它们要求与传统的公司结构、泰罗制工作组织、对抗性劳动关系的决裂,提倡工作团队、工作场所更大的灵活性、更多的概念性任务和责任、合作的、高度信任和有高度使命感的双赢的劳动关系。范式突破理论过度乐观的态度遭遇了劳动过程学者如伍德(Wood)、颇拉特(Pollert)等泼的冷水,这些学者揭示了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等的阴暗面。他们认为,精益生产体制的结果,是权威和实际权力上移集中到管理者手里,而更大的责任、强度更高的工作则下移至工人身上;管理者让工人参与工作团队,让他们直接体验激烈的竞争,是要使工人认同组织规范;管理者试图通过精益生产体制削弱工会支持的工人集体,进一步限制工人的抗争能力(Thompson and Newsome,2004)。 对“主体性”的研究,肇始于对布雷弗曼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