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自俄国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非常敬重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常因其交响曲被比作贝多芬。的确,肖斯塔科维奇对主题的处理,小乐句的扩展与贝多芬的非常相似[67]。　从贝多芬那里,我懂得了如何去避免单调和空洞,而同中又可以有异,原始的材料可以被重塑成新的样式,还有通过对看似单调的音乐片断稍加修改或对之进行变奏可以产生出何等之多的妙音。[来源请求]而在贝多芬的音乐接受方面,“平民化”和“社会主义化”的音乐文化都在《第九交响曲》上找到依傍(中国则是例外,因为席勒的《欢乐颂》不但有“人人皆成亲兄弟”,还有宗教方面的内容[66])。在小说发条橙和由库贝利克导演的同名电影中,可以看到主要人物在听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下去行凶[90]。贝多芬的音乐甚至被政治化。而其中的著名的例子,就是纳粹当政时期的1942年,指挥家福特文格勒　为庆祝希特勒生日而演奏第九交响曲(俗称“黑色贝九”)[91],还有他在1944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的“乌拉尼亚英雄”。又正是福特文格勒在1951年战后首届拜鲁依特音乐节上再次指挥了《第九交响曲》,实况为EMI和巴伐利亚广播公司[92]　所录制,成为了很多音乐爱好者心目中该曲目的最佳演绎,这也是拜鲁依特音乐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非瓦格纳节目,另外一次则可追溯到1872年剧院落成之时[93]。而伦纳德·伯恩斯坦在1989年12月23和25日两天,为庆祝东西德合并在柏林上演《第九交响曲》,而且将《欢乐颂》改为《自由颂》,他对此说道:“贝多芬在天之灵,也会同意我们这样做的。”　位于波恩的贝多芬纪念像　另外,20世纪媒体,特别是唱片工业的发展也使得贝多芬的音乐更广泛的得到传播。尼基什率先在1913年录制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94],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则在1932—1935年录制了贝多芬的全套钢琴奏鸣曲。而真正的高潮则要等到二战结束,威廉·肯普夫在50年代就已录制好了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奏鸣曲和协奏曲,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则在自己生命的尾声完成了贝多芬交响曲全套的录制工作。进入立体声录音时代后,众多指挥名家不停地灌录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版本无法胜数。而其中可分为以卡尔·贝姆、伯恩斯坦、克伦佩勒、布努诺·瓦尔特、阿巴多、塞尔、克鲁依坦为代表的,使用现代管弦乐团编制和乐器的诠释方法。其中指挥名家“指挥界的帝王”卡拉扬一人就录制了4套(其中包括60年代的“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