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枪膛里没有子弹”的民国尴尬元年(1)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www.lishixi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今天,我们重看辛亥革命,首先要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深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革命,仅就推翻帝制而言,它是翻天覆地的,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要更为先进和彻底。 但同样,这次革命却也因为从高喊着口号,反复的小规模暴动到形成全国山呼海啸般的响应,其在内核上却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匆匆建立起来的临时新政权,威望不足,更要命的是,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光复后的东南各省地方政权林立,字号繁多,各省都督各怀私心,拥兵自重。非但不肯将本省税收收入解缴南京,还以扩军备战为由,向临时政府狮子大开口,伸手要钱。 让人汗颜的是,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要军饷20万,胡汉民拿着孙中山的批条到财政部取款,可堂堂临时政府,国库里有多少钱粮?区区10块大洋,恐怕放眼世界,也是独一份。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早前,清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关税、厘金、田赋和盐税等项。除了革命党人一开始主张废除厘金制度以外,也是主张立即征收田赋、盐税和关税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种税收均未能收上来。拿田赋来说,本来中央临时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报解,但是各省置若罔闻,因为本身各地军政府也无财力支持,即便有些微田赋收取的情况下,早已经截留用尽。不仅如此,在财政不敷支用的情况下,各省反而催促南京临时政府拨款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 田赋征收不上来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武昌首义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会党和新军,并且具有着一定的偶发性。首先在一些省城发动起义获得成功的革命党人,因为在意识形态中西风东渐,资本主义思想日趋严重,不仅看不到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力量,而且从始至终就无人在农村开展过革命工作。因此虽然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在大半个中国范围内夺取了政权,但主要还是在大中型城市,但广大农村没有经过一个大变动,也就是说广大农村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加之,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只是在武装暴动上有所实践,在理论上偏重于形而上学。 治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系统科学,而不是空谈理论。不客气的说,和前期康梁变法的失败,也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清谈误国’。 武昌首义后新军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对于建立地方政权、特别是作为政府运转之根本,基层县乡镇政权,农村政权则认识不足。这样一来,农村中的乡绅地主(虽然可能有少数开明的)乘机把县乡镇基层政权经过改头换面控制在自己手里。占据了这些底层「 ”军政分府”的重要职务。其结果是挖掉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墙角,这些士绅们原本就剥削成性,通过他们征收的田赋,正是乱世浑水摸鱼之际,变成了一概侵吞,占为己有。即便有地方‘军政府’强收,也只是左口袋进了右口袋。由于革命党人根本掌控不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所以征收田赋一事只能是空谈而已。 (题外话:多少年后,中共最初亦走此弯路。未及多时,便能自我修正,仅此一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便足以让他傲视群雄。也为中共能在以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最终夺取政权,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固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如此不得已,革命党人智能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此举固然让不少百姓在心里欢呼雀跃,但临时政府更无法维持,且所谓的行政命令根本到达不了基层,地方大员更是不当一回事。这些法令不咎是废纸一张。 此时,只有两条路放在南京临时政府面前,要么募捐,发行债券;要么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 没钱,男儿膝下无黄金 1911年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 ”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 「 ”征集大款”【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国晨报》】。 1910年8月19日,孙中山领衔创刊《少年中国晨报》 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页】。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军需公债 南京临时政府将眼光投向了招商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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