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 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 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 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 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 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 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 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 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 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 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 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 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 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 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 “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 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 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 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 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 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 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 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 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 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 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 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 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 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 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 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 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 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 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 来顺受。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他的心在绞痛 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 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爱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周作人恶语讽刺鲁迅的爱情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的爱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 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 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 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 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 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 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 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 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 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 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 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 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 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 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 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 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 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 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 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 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 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 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 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 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孙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