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夫妇)
此后刘仁静又受组织指派,前往苏联学习,但是四年学业结束归来后,他却被开除出党,这是为什么呢?
一、自幼聪颖思想进步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刘仁静就来自于鱼米之乡的湖北应城城关镇,1902年他出生那年,祖父经营的小杂货店因亏损歇业,父亲刘世芳,曾考中秀才,后在家开私塾以教书为生,因此刘仁静从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由于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十岁就替人代考,让对方顺利入学。
1914年,高小毕业的刘仁静,来到英国人创办的武昌博文书院学习,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6岁那年,他考入北大物理系,原本想毕业后当个物理老师,但新思潮兴起后,转投哲学和英文系,由于他博览马列群书,言必称马列,因此被人称为”小马克思“,深得陈独秀、李大钊喜爱,在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即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参加一大的代表)
当时,刘仁静和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可谓是颇有学识前程似锦,就连恽代英都认为,刘虽然因家贫,但”容貌黄瘦,但谈吐不凡“。有时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会亲自给校方写去字条称:刘仁静同学学费由我先行垫付。
二、机缘巧合出席一大
1921年6月,上海党小组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要求每个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本来是张国焘和李大钊去,当时张国焘 就在上海,而李大利由于要替一些老师向政府讨要薪水无法脱身。
按理说当时刘仁静虽然已经入党,但是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邓中夏、罗章龙要远比他的资格老,可当李大钊征求二人意见时,邓中夏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而罗章龙也说要到二七机车厂给工人们开座谈会,二人都借故不愿前往,于是资历尚浅的刘仁静,就这样代表北京组,成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3名参会人员中的一员。
(一大代表展示墙)
在一大会场,刘仁静十分活跃,被推举为起草中共纲领的小组成员,在讨论党纲时,他与比他大12岁的李汉俊时常争论,利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李的主张,提出独到的见解。
刘仁静的意见得到大多与会者的赞成和支持,李汉俊只好同意,刘仁静愈发得意,竟在会场上长篇累牍背诵起了《共产党宣言》,这种卖弄立刻招致一些代表的反感。
三、拜谒托氏信仰改变
在结束会议回到北京后,刘仁静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负责北京青年团的工作,与邓中夏一道创办了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由于成绩显著深得党组织信任。
1922年,刘仁静被推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共党代表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欣赏,会后还与他单独会谈,这让年仅20岁的刘仁静倍感荣耀,同时对托氏理论产生了信仰。
(李大钊剧照)
1926年,刘仁静第二次赴苏联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当时,苏联内部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由于他感激托氏的知遇之恩,并且支持托氏主张,因此十分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
1929年6月,刘仁静学习结束后,原本应直接回国向组织汇报,但他打听到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流放到土耳其,因此想尽办法搞到了托氏的详细地址,然后用美金买了张假护照,前往土耳其拜谒托洛茨基。
在费尽周折历经辛苦后,刘仁静在一个偏僻的荒凉小岛上,见到了他的偶像,而托洛茨基面对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小伙子也十分感动,他握着刘仁静的手,连声表示欢迎。
此后几天,托洛茨基和刘仁静在岛上崎岖的小路上散步和交谈,有时还会租条小船在海面上荡漾,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俄语,交谈非常投机,刘仁静也完全倒向了托氏理论,成为托派门徒,他表示回国后要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的托派组织,托洛茨基对其大加赞赏。
四、开除出党组建托派
刘仁静回国以后,《红旗日报》刊发了文章,要求刘仁静三天内交待寻访托洛茨基的动机和经过,但他仍然执迷不悟,坚持托派思想,最终被开除党籍。
(托洛茨基)
当时中国国内已有几个托派组织,一个是由从莫斯科大学回来的反斯大林的学员组织的“我们的话派”,另一个则是由陈独秀领导的“无产者派”。
被开除出党的刘仁静虽然和这些派系打得火热,但他却以接受过托洛茨基教诲,带回了托氏亲手起草的纲领居功自傲,俨然以托洛茨基代表和正统托派自居,一副领导者的架势,结果招致各个托派反感,既不愿受他领导,也不愿与他合作。
无奈之下,刘仁静只好纠合王文元等人自成一派,出版刊物《十月》,因此被称为十月派。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因刊物名叫《赞斗》,被称为赞斗派的小托派组织。
刘仁静想当托派的领袖,于是各方游说,希望各托派整合成一个统一组织,共同干事业。在他的奔走下,1931年,各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统一大会,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刘仁静只落得个中央委员职位,这让他愤愤不平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奈何。
四 、历经坎坷终得善待
于是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面干预,可托氏当时四处流亡自身难保,这让他开始心灰意冷。在托派内处处和陈独秀等唱反调,招致大家不满,最后被赶出了托派。
(右二为刘仁静)
失去工作的刘仁静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他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美国人当翻译,可没过多久被南京政府抓捕,在狱中服刑三年。
1938年刘仁静出狱后,无处可去的他干脆投靠了国民党,充当反动政府御用文人,写下了大量反对红色政权的文章。
1949年,南京和上海解放,来不及逃走的刘仁静深知我党不会放过他,于是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但新中国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表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
刘仁静经过认真反思后,向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在声明中他态度诚恳,痛批自己的错误,表达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于是人民政府将他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以及给校内的苏联专家担任翻译工作。此后刘仁静又到人民出版社任职,担任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5点起床,穿过马路到北师大操场上晨练时,被疾驰而至的公交车撞倒,当场不治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