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 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