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世界第五大长河,中国第二长河,全长约5464公里,在流经九个省和自治区之后流入渤海。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可作为中国人的“母亲河”,为什么黄河入海口没有形成大城市呢?请看今天的文章。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之后,裹挟着泥沙奔流向大海。可是这些泥沙很快就会堵塞河道,让黄河难以稳定地在一条河道上流淌,往往溢流改道,四处蔓延。
出三门峡以后的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
1938年黄泛区示意图
好在近代以来,黄河虽然还偶有泛滥,大规模的改道却已经很少见了。现代黄河稳定地向着山东东营的出海口进发,每年为东营贡献着全国最大的城市面积增长量。
但这个现状,其实并非必然如此。当黄河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道时,晚清政府有过机会让黄河从苏北入海,却最终没有实施。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山东和苏北在近代史上互相“谦让”黄河入海口的往事。
黄河直北千余里
寃气苍茫成黒云
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马远《水图》-黄河逆流
出于对黄河的高度重视,清政府把河务作为中央专管的领域,设置了河道总督,专门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沿途牵扯的河道众多,泛滥时影响的地区既多且广,到了清代中后期,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南河总督专管苏北淮河流域;东河总督负责山东境内的黄河;北河总督则由直隶总督兼领,防备河北水患。
三大河道总督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清代前期国库充盈、资源丰沛时,河道总督能起到的作用很大。他们能够绕开封疆大吏的控制,以皇帝的名义治理水患。由于治理河务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这类官员一般任期还比较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技术官僚。在他们的治理下,黄河虽然时不时耍耍脾气,倒还在控制之中。
然而河道总督的作用到了晚清却很难再体现出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黄河突然在晚清反复泛滥。十九世纪以后,由于夺淮河入海的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水流日渐高悬,决口自然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海口开始向上游追溯,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为频繁。
黄河故道沿线诸城在今天看来
似乎都已不是繁荣富庶之地
他们都曾饱受黄河水灾之苦
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在1841年至1843年连续3年大决口,1851年又在丰县北岸溃决。抢修耗尽了河工预算。在水灾的连番冲击下,河道总督对堤坝沟渠的修复作用也难以体现。
清代黄河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海陆军建设的烧钱运动让中央国库空虚,拿不出钱给河道总督调配。面对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只能四面出击,这也就意味着河工预算不断被克扣。
太平天国对长江流域的破坏
极大削弱了清廷的经济资源
等到了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从夺淮河而来的故道向北改道,横穿山东西北部入海,告别了苏北和鲁南。原本镇守入海口的南河总督连黄河都见不到,河工部门的存在感也算是到头了。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裁撤了这些河政机构,标志着中央正式撤出了河务管理。
再次决口之后
黄河一头扎进山东
代表中央意志的河道总督一旦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意味着黄河的治理成为了地方官的职责。尽管以山东巡抚为首的各地父母官对治河毫无兴趣,却也只能无奈地接收治河变成自己分内事的现实。围绕着黄河河道问题的无尽扯皮,也就开始了。
山东人从此可就算摊上黄河了
尤其是鲁西北和鲁西南
一方黑照三方紫
黄河冰合鱼龙死
其实一开始接替了中央河务部门,勇敢承担治水大任的,是基层官绅。他们对水患的体会远比坐镇省城的巡抚们深切,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切身利益,都有很强的动力维护黄河河道的稳定。
这黄河要是一摆动
两岸的乡绅就只能看海了
(下图为黄河梁山-平阴之间河段)
现有史料可查的治河士绅为数众多。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宗稷辰“劝民筑埝”;平阴县知县张鹭立“率民筑沿河堤捻”;菏泽士绅谷韫琢“率众堵防,又会集各村沿河筑堤”;东明县士绅李恒“督修堤堰城赖以亡恙者数年”。
他们不光组织民众治河,还自己筹措经费修筑堤坝,可谓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比如惠民“知县凌寿柏出银四百两倡捐修筑”,长清县“集灾区丁壮兴筑,不必筹款,即碾动该县仓谷以工代赈”。
在这个南北变动的过程中
南北之间的三角地带是受灾最严重的
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铜瓦厢决口之后数年“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地方官劝筑民埝逐年补救,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
但是水务治理毕竟是系统工程,尤其是黄河这样脾气暴烈的河流,并非单点修筑堤坝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某县的堤坝修得再好,临县一旦决堤,水流还是会让该县遭殃。
铜瓦厢决口处
若要彻底解决黄河问题,还是要权力更大的地方官出手。
可是没有了中央的统一调度,哪个地方官还愿意摊上这档子烂事呢。以后来的记载看,为了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山东政府不得已在一年之内调用了疏浚其他河道、购置机械、修筑防护堤、添置闸门甚至修建炮台的银两。
挪用银两勉强治河,严重影响了治理当地的民生状况,眼看着黄河改道进入山东的山东官员当然不愿意。思前想后,山东官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黄河复归故道,仍然从苏北淮徐入海,减轻山东的治水压力。
相互谦让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山东巡抚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出了四条理由,每一条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第一,让黄河重归故道,可以不用另外迁移民众;第二,黄河故道本就有沿岸堤防,不用另起炉灶;第三,南河总督手下的人都还在,随时可以调用;第四,复归故道的黄河可以不影响大运河的漕运。
丁宝桢同志(左)
和之后即将出场的潘季驯同志(右)
但其实当时距离黄河改道已经过去了17年,丁宝桢给出的前三个理由早就不成其为理由了。真正让同治皇帝眼前一亮的,是最后一个理由。
黄河铜瓦厢决堤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决堤之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向北进发,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
然而,此地地势低洼,黄河一旦泛滥就会连累周围所有的河道一起遭殃,原本就有高度相关性的黄河和运河水灾于是被进一步加强。而漕运直接关系着北京的稳定,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牺牲淮河流域保北京安危,历史上就不乏例子。明嘉靖年间,治河官员潘季驯就遵照圣意,把黄河北岸的长堤“着实用功”地修筑一遍。
从此,黄河下游只要泛滥,倒霉的就是淮河流域。从紧挨着淮河的盐城、淮安等地,到位于淮南的凤阳、泗州,都在皇帝一声令下变成水乡,有时连泰州南通等地也不能幸免。黄泛区真是名副其实。
这南北待遇不一样啊
在丁宝桢的建议下,好不容易摆脱黄河支配恐惧的黄河两岸民众,眼看着就又要回到过去的噩梦中了。
已孤苍生望
空见黄河流
拯救了淮河沿岸人民的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尽管这两位素来不和,尽管他们被人编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对联,但这两位南方官员在保护家乡民众方面还是联手挺身而出,反驳了山东地方官的建议。
李鸿章同志(左)与翁同龢同志(右)
丁宝桢的建议提出次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指出三条理由反对黄河归故道:第一,淮徐旧道在黄河改道之后成为了山东难民的聚居地,已经不具备容纳河流的空间;第二,即使修复旧道,漕运也很难快速恢复到原样;第三,是捻军骚扰江北多年,黄河还能作为京师和捻军之间的天险。
其实捻军也时常跨过黄河
骚扰直隶
(纵横肆虐的捻军真是厉害了)
李鸿章的建议,既有保护江南家乡的考虑,也有防止捻军进入直隶地面的考虑。这一点没有瞒过皇室的眼睛,因此他的建议一开始就被搁置了。
这一仗,捻军把疲惫的敌人
杀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新时代叙述)
不过清政府忙于内外军政,也没有财力实施丁宝桢的复道计划,这一拖就又拖了十几年。
真正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帝师翁同龢。他和来自苏州的高官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历数黄河复归故道的缺点,其实和当年李鸿章说得没有太大区别。凭借和光绪皇帝的过硬交情,翁同龢成功让皇室下了保留现有黄河水道的决心,黄河由此确定在山东入海,一场持续30年的争论就此平息。
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可以放心得持续生长了....
可是由于双方在河道问题上互不相让,治河方案也就在修筑堤坝稳固现有河道和疏通故道两边犹豫不决。京城朝廷上的争论没有结果不要紧,山东黄河新河道附近的遭灾百姓可吃尽了苦头。在这30年的争论里,山东百姓无人关照,独自面对着汹涌的黄河水。
治河是个系统活儿
(图为系统工程的一个角落)
这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两地官员为了挽回局势,而以百姓身家性命做筹码的行为。例如山东巡抚文彬为了驱河南流,只在北侧修堤以防漫水,结果南侧决口形成一片泽国。
继任山东巡抚的张曜见南河旧道规复无望,要求将曹州所属濮州、荷泽起至运河口的二百里泛滥最严重的河道,拔归东河总督管理,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双方又是一阵扯皮,这段泛滥河道的工事当然也就无人主持修建。
孤单的张曜同志
终于,在中央政府的躲闪和当地百姓的哭诉中,山东地方官担起了责任。未能把河工推掉的张曜,组织安排了由省府指挥的抢险队伍,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很快完成了堤坝的修建。
清廷对此当然乐见其效,还成功地把治河负担彻底甩给了地方,鼓励地方性的治河机构与规章形成。晚清的陈朽衰败,由此亦可见一斑。
黄河泛滥,固然是一场天灾。可清朝官员的地域之见和推诿责任,却在天灾之外横添一道人祸,让晚清的山东充满血泪。河道治理也由此从清朝初年的立国之本,成为了晚清边缘化的地方事务。这样的糟糕局面,已经预示着这个风雨飘摇的老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
处在危难关头,究竟是先党争出高下,还是先着手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显然也正是一个政权长久与否的差异所在。
哪个朝代没被黄河考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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