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关于金庸
本文首发自“爱思想”陈平原老师的专栏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