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极为黑暗、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当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日妥协;一方面为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对外妥协投降,实际上就是把包括国土在内的祖宗留下的遗产拱手让人;“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核心就是宣扬封建道德。这二者又有内在的联系,更深层的意义且不说,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达侵略目的也大肆鼓吹“王道乐土”,说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就可见一斑。这就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进步的文化是采取拒绝即“关门”的态度,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则一方面将自己的宝贵财产呈献上去,另一面又听任人家的“赐予”和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迅写了许多杂文,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动当局卖国投降,更在文化战线上积极作战,对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具体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种种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拿来主义》虽然涉及到文化问题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而是一篇杂文。它除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论述了如何对待外国文化问题,还针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现实状况作了尖锐的抨击。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当时统治当局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文化侵略。作为一篇杂文,它在写作上有以下特点:第一,就是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论证道理,将抽象的道理化为具体的形象,使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鲁迅是最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在这篇杂文中,“拿来主义”的提出,本身就是将抽象化成了具体;“拿来”,是很形象和通俗的。他用接收一所大宅子来比喻批判继承,把这个在文艺理论上颇要费一些力气才能说清的道理几句话就论述得透彻分明。本来,真正的理论问题并不一定都很艰深,只要论者对问题吃得透,加之语言生动,就能够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说清。鲁迅用大宅子来作譬,并进而以“鱼翅”、 “鸦片”、“姨太太”等来比需加选择的对象,不但使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了,而且道理也再明白不过。鲁迅之所以能这样形象取譬,是因为他对要论证的道理和用来比喻的事物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揣摩,作了大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看起来似乎随手拈来,实际上经过了艰苦的劳动。也正因此,鲁迅的杂文一般都形象性很强,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第二,善于揭露事物的矛盾。鲁迅写杂文,总是一针见血地触及事物的本质,尖锐地提出问题。本文在提出“拿来主义”之前,先用了不少篇幅说“送去主义”,历陈它的弊害,然后急转直下,亮出自己的观点。他针对“送去主义”提出要“拿来”, 又针对“送来”提出“拿来主义”,直到毫不含糊地提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道理丝丝入扣,论证层层深入,问题的本质也就毕露于读者面前。鲁迅杂文的论辩性和战斗性,给人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关键就在这里。第三,含蓄。本文在论及文化上的批判继承问题时,观点态度都是十分明朗的,但涉及文化以外的政治社会问题,则有些闪灼其辞。这是因为鲁迅写这篇杂文时,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文化界弥漫的“白色恐怖”,言路十分狭窄,在本篇中对于政治时事的一-些抨击只好含蓄地提到,如涉及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出卖,就只是点到即止。如后来说到帝国主义的“抛给’“”即所谓“送来”,作者欲言又止地却说一句“我这里不想举出实例。这都说明作者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但鉴于当时的文化专制,只好曲曲折折的透露一些。所以,可以说这篇《拿来主义》虽然主要谈的是文化问题,但决不仅仅是为文化问题而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着眼的,文章之外,另有深意。这既可理解为鲁迅杂文固有的丰富含量,即矛头所向是文化问题,顺手带过又涉及其他问题,同时也可看作当时鲁迅写杂文不得不采用的“曲笔”。《拿来主义》是一篇不朽之作,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间虽已过半个多世纪,但读来仍感亲切。显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人们去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毫无疑问,读者们需要“拿来主义”。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正是在学科学长知识的时期,更需放开眼界,博采众长,尽量丰富自己,这就要“拿来主义”。读者应记住鲁迅在结束本文时的话:“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主题思想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拿来主义。在“送去主义”“送来主义”的反复比照之下,引出“拿来主义”。一味的“送去”,则有可能走上卖国之路。一味的接受“送来”,则意味着甘心接受文化的经济的侵略。“送去”与“送来”不行,“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