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然而,这首诗并非“革命烈士遗诗”。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
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
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
但是,那时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少数人知道。在没有得到公开澄清之前,对广大读者来说,《我的“自白书”》仍然是“革命烈士遗诗”。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但是,因为该文是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在将罗广斌打成“叛徒”,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创作集体打成“罗杨刘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因......余下全文>>

问题六:《我的自白书》是谁写的

《我的自白书》 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问题七:红岩有关题目

一、填空题 1、长篇小说《红岩》所记叙的是革命的大进军和反革命的垂死挣扎的极为壮烈的一幕。狱中斗争是小说的主要部分,围绕许云峰、余新江两位人物的斗争活动展开,真实地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精神,揭露了敌人的残暴。 2、在《红岩》这部小说里,有一位传奇式人物,令敌人闻风丧胆、恐慌不安。她就是被战士们亲切称为“双枪老太婆”的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 3、华子良是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 4、最后是华子良带领解放军来的。 3.在《红岩》,主要关押共产党的地方是渣滓洞。 5. “自白书”是许云峰写的。 6.五星红旗是江姐绣的。 7.重庆现在的特务头子是毛人凤。 8.浦志高出卖的第一个人是许云峰。 9.负责沙辞区工作的人是李敬原。 10.在渣滓洞种,龙光华死后开了追悼会。 二、判断题 1、《红岩》一书着重表现的是两种政治力量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描述的斗争生活异常丰富和复杂,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以及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集中营,各条战线交叉,形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对) 2、《红岩》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都是特务的巢穴,集中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最精悍、最狡诈、最凶恶的力量(对)

问题八:我的自白书在红岩中是成岗写的,可是,到底是谁写的啊?

成岗写的,红岩都是真实的事

问题九:红岩我的自白书出处多少页?

在红岩老版红皮书的页数是165.
陈然没有写过这首诗,这是作者编的诗。

问题十:《我的自白书》的写作背景

1、写作背景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诗并非如该书编者所说是陈然烈士的遗诗。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慷慨就义。
1950年代后期,在大写“骸命回忆录”的高潮中,由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8月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后越狱脱险)、刘德彬(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越狱脱险)、杨益言(进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获释)合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陈然被捕后,在审讯时,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即《我的“自白书”》这首诗。该书与《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回忆录一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青少年必读书,影响甚广。
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然而,这首诗并非“革命烈士遗诗”。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19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
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不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
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的。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
但是,那时这事的真相只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联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少数人知道。在没有得到公开澄清之前,对广大读者来说,《我的“自白书”》仍然是“革命烈士遗诗”。
真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在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确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但是,因为该文是派性斗争的产物,是在将罗广斌打成“叛徒”,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创作集体打成“罗杨刘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因......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