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外在于现实社会的神创的法律,当然也就没有西方启蒙以后的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外在于人的法律世界的建构。因而,在中国,正如沟口雄三所敏锐地意识到的那样,虽然有法这一概念,却并不存在着法的思想(沟口雄三,1997:306)。“法”字在先秦典籍中并不鲜见,不少人认为这个“法”字就是法律。我们细读经典体会到,这个“法”字无法律的含义,而是指常循之法式,也即习惯,从而也可以说是礼。《尔雅·释诂上》:“法,常也。”疏曰:“皆谓常,礼法也。”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礼”本来就是大于“法”的,甚至可以说,“礼法并举”的状况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现代学者所谓的“古代中国人的法律”,可能只是以现代西方的法律观念去翻译古代人的法律,以为他们一方面有礼有节,另一方面也遵纪守法,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成是现代人对于古代人生活的一种想象。现代法律并非为人类天性所欲求,实实在在是与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观念的的蜕变有关(Strathern,1985:285—289)。在这个意义上,把古代的中国人构想成为创造出约束自己的法律的人民,即使不是虚构,那也无非是为迎合西方法律观念的逻辑推论而做出的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