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40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令人难以承受和应付。孙中山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描绘了中国社会未来前景的美妙蓝图——民主共和。令人赞叹的是,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竟然将这理想贯彻始终,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为达到理想目标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奋斗。面对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经历从举国拥戴的风云人物到一文不名的流亡生活,这样的大起大落令不少有为之士、热血青年或望而却步,或中途落荒,孙中山却始终一往无前,毫不动摇。这种超凡精神使得许多同时代人难于理解,陈炯明说他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家,更多的人呼之为“孙大炮”。实际上,孙中山把他的宗旨演化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反过来这种尽善尽美的景象又激发了他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几分宗教式的虔诚与激情,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有感于孙中山40年的执着追求,可以说他的确无愧于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仅仅把孙中山归结为理想主义,可能导致曲解其政治性格特征,甚至循着陈炯明的逻辑,把他所怀抱的崇高理想误认为虚幻缥缈的空想。支持孙中山理想化信仰的,恰恰是灵活务实的机动策略。不少有识之士对他的坚毅精神和务实风格十分钦佩,早在1904年就有人感慨地说:“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画者,舍孙文之外,殆不多见也。”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灵活策略,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极端表现,策略与宗旨往往看似相歧甚至相悖,即使政治斗争以胜负输赢为目的实为通则,在此前提下实施高度灵活的策略并非例外,仍令人觉得其似乎有些不择手段,目的至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的矛盾统一,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要特征。
政治性格由政治姿态所反映的个性因素来表现,将政治姿态与政治性格相比较,前者活跃多变,后者持续稳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孙中山一生的政治姿态始终处于变化、调节的过程之中,而他的政治性格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易,从踏上革命道路一直到晚年的转变,均可以找到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对立统一的种种表现。而对立的两极又各自包含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从理想主义方面考察,既可以成为信仰的支柱和政治实践的精神动力,又可能脱离现实在自我精神世界追求中走向空幻。从实用主义方面考察,既意味着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多样的对策,又可能导致无原则的投机妥协,甚至流于手段无足轻重,目的就是一切的极端功利化。分别寓于政治性格不同方面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两重性,产生了这一对矛盾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使之在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同时,潜伏着分裂离异的危机。信仰坚定和灵活务实奠定了孙中山政治个性的凝聚力,而空幻和投机则显示了性格分裂的可能性。如果仅仅是理想主义,他将在信仰和空幻之间摇摆;如果仅仅是实用主义,则只会在灵活务实和投机取巧之间波动。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性格存在着顺向与异向甚至逆向发展的可能,后者又表现为理想与实用两个极端。有时某一倾向可能会膨胀到破坏其政治性格完整性的危险程度。但孙中山毕竟既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单一的实用主义者,这两种貌似格格不入的机制在他身上保持着相对的和谐,成为支撑其政治性格缺一不可的对立两极。政治革命家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或实用主义倾向本无足怪,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中则具有两种要素对立统一的不可分性。理想主义引导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范围和程度;实用主义探索着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万径,形成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破坏统一,都会导致对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否定。
孙中山一生中宗旨与行为的种种矛盾,突出反映了政治性格的相对稳定性及其表现的多样性。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最基本的政治态度体现在如何对待专制势力、列强和人民大众,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鲜明地凸显出来。
对待专制主义的态度,在辛亥革命前,集中体现在对待清朝皇权帝制,辛亥革命后,则主要是对待军阀的统治。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共和与专制集权的对立。这是贯穿孙中山一生政治思想和行为的一条主线。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革命,争取共和到辛亥革命后的反对军阀,维护共和,“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思想轨迹的前后连贯性。然而,在这一主线周围,可以找到许多异向甚至逆向的枝杈。
当然,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的确带有空想色彩,他在绘制理想蓝图时,虽然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有针对性地做了改动或调整,基本还是套用欧美的模式。况且,他长期赖以实现其理想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他与民众的关系比较间接,偏重于军事路线,所依靠的各色群体不仅本身力量弱小,而且与旧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孙中山常常不得不在旧势力的圈子里寻找暂时的同路人。他先后寄希望于李鸿章的割据独立,袁世凯的信守约法以及南北军阀的拥兵响应,在利用矛盾,联合各种力量的同时,坚信民主共和是拯救中国的唯一良策,只要实现共和,任何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然而,难以真正实现的共和蓝图不能始终如一地在实践中制约策略的幅度和方向,权宜之计有时成了不受驾驭的脱缰之马,反而使空想和实用的离心倾向急剧膨胀。没有在策略运用时坚持政治宗旨的雄厚力量,正是造成孙中山策略指导思想流于实用主义,有别于灵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待列强的态度,以更大跨度表现出其政治性格的两重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他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摆脱列强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先进发达的近代化国家,说他根本没有反帝思想甚至动机,逻辑上很难成立。何况对于帝国主义一定程度的认识,已为晚清以来一般进步知识分子所共有。不过,孙中山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迂回战略,他设计了一条绕过甚至通过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进而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曲折道路。早在1897至1898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就基本确立了这一方针。他主张首先应避免欧洲联盟对付中国,万一不幸如此,则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我从而复合之”。“其法以广东请英保护,广西请法保护,福建请德保护,两湖、四川、中原为独立之国”,等到外部压力减轻,“我可以优游图治。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孙中山将根本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民主共和的理想之上,只有设法避免列强干涉,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一旦实现,则列强皆无足惧。为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应当在所不惜。而无论手段怎样与信仰相抵触,毕竟只是手段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革命党人非但长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希望以承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默许。
孙中山长期以先知先觉自居,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又存在着“皇帝”与“太甲”的矛盾概念。他晚年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政治上有较大的变动。他实行联俄以及容共的政策,乃是因为向列强寻求赞助的一切努力均遭失败,只有苏俄仍然表示支持其反对军阀和列强的斗争,促使其放弃对列强的寄望。他看到了唤起民众的重要,宣布扶助农工,取得了工农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政治地位大为巩固,实力陡增,可以正面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发起攻击。
不过,政治性格的两重性导致了政治姿态的多变性。在政治性格矛盾的作用下,孙中山所采取的每一项政治决策往往都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从佯允帝制、主权相诱到联俄容共的策略变化,无疑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态度的进步,但促成这一变化的性格因素又有着前后一贯的共性。
孙中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民众的力量打击列强和专制势力,但又担心民众的崛起与中共的壮大水涨船高。
不仅如此,孙中山在与苏俄和中共接触洽谈的过程中,还试图与德国、港英当局以及直奉军阀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共合作以外的种种尝试,并不否定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孙中山一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进步,包括晚年的变化,都是在探索中实现的。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的利益尖锐对立,双方不可能若即若离地长期共存下去。况且这些尝试属于依赖、合作还是利用,虽然很难分辨清楚,却有着原则区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之敌,不仅为策略原则所允许,而且恰好体现了灵活性的精髓,更何况实用主义还具有讲究权术的特质。孙中山联俄容共不等于从此断绝了与列强的一切联系,以后双方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列强对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敌视的态度,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一切寻求外援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孙中山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运用的策略原则,因而也含有变化反复的潜因。
正因为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和务实策略,才会选择联俄容共的方针,使其策略与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相一致,得到与时俱进的赞誉。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相辅相成,是促使孙中山选择联俄容共的主观动因,也使其有别于国民党内的其他人物。没有理想化信仰的推动,他不会迈出这一步,没有实用性策略的左右,则有可能根本转变或根本不变。因此,孙中山实行容共,既是政治的进步,又是策略的选择。在指出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不应夸大其个人的主动性,尤其不应拔高其动机的纯正,只看政治进步的意义,忽略策略选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