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为“大跃进”作最后动员的一次会议。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讲到“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他在5月8日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专门讲到了“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指明红旗和白旗是什么,但八大二次会议结束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把什么是红旗说得很明白了。“红旗”就是总路线,也就是搞“大跃进”,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与总路线、“大跃进”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及人和事,就是所谓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红旗”与“白旗”的区分,就在于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赞成或反对“大跃进”者,就是插的白旗,就应当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对反对或消极对待总路线、“大跃进”者采取组织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当时流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拔白旗”运动,一些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群众被当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红旗、拔白旗”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的过程。
根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成为“拔白旗”运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几乎全被当做“白旗”而被批判过。当然,“拔白旗”仅仅是“破”,即破除了对专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时还需要“立”,而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编教材、写专著,就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年曾被誉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红旗”。北师大之所以成为“插红旗”的典型,是因为该校在教学改革中“大搞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制订新的教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