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节,莫言回老家山东高密探亲访友,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军事文学创作,“根本就不行”,并质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历史。张世家是公婆庙村人,他的一个亲属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下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则悲惨的抗日战争故事,最初并没有引起莫言的创作兴趣,直到几年后他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这则故事猛然撞击了他的灵感之钟。
莫言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也协助其完成了这部并非来自自身战争经验的作品。莫言1976年参军入伍后一直没有得到上战场的机会,对于战争氛围的铺垫可谓无从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黄县当兵期间,一次雾中检靶时差点被误伤的经历。靶场上的他栽倒在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我进入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如果光有战争新素材的获得与战争感觉的把握,莫言的《红高粱》还是难以完成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在教条主义影响下,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呈现出历史战争题材单一、主题思想浅显、艺术手法陈旧的创作倾向。《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莫言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小说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往往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意识到,新一代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他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作家营造一个战争的环境,再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也是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与手法的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