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抗议集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7事件。会上推举了5名代表组成联合请愿团,由孔伯华先生率领,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成员有上海名医秦伯未、谢利恒等。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抗争,终于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灭顶之灾。这次斗争的胜利在中医界人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医界都把3月17日当作一个盛大的节日来庆贺。“3.17”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各界压力,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担任了国医馆副馆长。但国民党政府仍百般制造困难,使国医馆几乎是形同虚设。施今墨先生不久即辞去国医馆副馆长职务。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医界只能自强自立,自谋生路。当时,中医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展教育是振兴中医的必由之路。北京的四大名医都先后兴办了中医院校。他们在办学中历尽艰辛,耗尽心血。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参见笔者所写的“施今墨与华北国医学院”一文,《文史精华》1999年第3期)是一所颇有影响的中医学府,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孔伯华与萧龙友合作,于1930年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在学院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维持。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10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对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中医事业起了挽救和促进作用。汪逢春先生也曾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笔者的父亲吴兆祥自施今墨先生所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汪先生的医学讲习会,成为讲习会的第一班学员。同为第一班学员的有赵绍琴、谢子衡、李鼎铭、于傅岩、秦厚生、岳中谦、冯仰曾等人。其中,李鼎铭、岳中谦等也是自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参加的医学讲习会。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家之长,是当时中医界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