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从单纯的调解,转变成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等不同解纷方式,它吸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和司法机关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
现实困境:
司法资源及功能有限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初期,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司法机关作为先行者,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构,这是宪法赋予各级审判机关的职责和使命。因此,绝大多数社会矛盾产生后,都会以各种形式涌入法院。而过于繁重的审判压力不仅会带来审判效率的低下,还会造成审判质量的下降,有瑕疵的司法产品会增多,并影响法官的身心健康。只有顺应世界司法审判发展规律,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在减轻当事人诉累的同时,提升司法审判质效和公信。
司法资源有限案多人少矛盾凸显。随着民众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日益提高,大量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涌向法院。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改革开始实施,到2015年12月底,仅半年多时间全国各级法院登记立案1323.6万余件,同比增长20.41%。2018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800余万件。即便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法官员额制全面推行之后,司法资源总体有限,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仍将是一种常态。据研究,我国一名法官适用简易程序一年最多可以办理案件144.9件,适用普通程序一年最多可以办理案件69.34件。根据上海法院简易程序适用率和普通程序使用率计算,一名法官平均一年可以办理的全部案件最大量为134.6件。如果每个工作日加班2小时,一名法官年均最大办案量为168.16件;如果每个案件的辅助审判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法官年均办案量可达到210.2件。而2018年,上海全市基层法院法官人均办案量达到323件,审判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在此意义上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纠纷不断增加的现实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而通过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近三分之一的一审民事纠纷在诉调对接阶段能够得以化解。可见,破解案多人少问题的根本出路并非不断加大员额法官办案压力,而是推进繁简分流,实施轻重分离、快慢分道,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实现纠纷的诉讼解决与非诉讼解决有机衔接。
诉讼方式存在固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