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应界定为公务活动。比如,在日本刑法中,有专章(第三章针对国家职能的犯罪)规定妨害公务类犯罪,其中第一节为妨害执行公务的犯罪,明确规定,尽管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公务员,但其立法意图不在于着重保护公务员的身体和自由,其保护的法益是公务员公务的顺利执行。同样,对我国刑法中妨害公务罪危害本质及其行为对象的认定,笔者认为,也不能拘泥于刑法第277条的字面规定,所以,妨害公务行为应不以侵犯执行公务人员的人身权利为必要前提,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妨害公务的行为,而且达到立案标准的,就应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威胁”一般不应针对行为人自身。司法实践中,有些行为人以“自杀、自伤、自残”的方式以达到威胁公务执行人员的目的。该类“威胁”是否属于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在实践中有争议。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有三:其一,将“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视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不符合正常的司法判断。其二,有的人可能是想通过“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来吸引媒体关注,从而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达到个人不法目的,并非“威胁”执行公务人员。其三,“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在我国刑法中找不到相关依据,如果以此定罪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既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又有泛刑罚化之倾向,更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量刑建议应正确区分影响责任刑、预防刑的各种情节。对于妨害公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笔者认为应在正确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前提下,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之后,再根据影响预防刑的各种情节,确定最终的宣告刑。
一是加重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必须是行为人有责的法益侵害事实。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务活动的顺利开展,所以,法益侵害事实能够表明行为人罪行轻重程度。从影响量刑的角度来说,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之外的法益侵害结果,能够说明行为人罪行的不法程度。然而,行为人没有责任的法益侵害事实,既不能成为定罪的根据,也不能作为加重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
二是执行公务活动人员的过错是减轻行为人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实践中,有些妨害公务案件的发生是由于执行公务人员手段粗暴、态度蛮横而引发的。显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既可能导致行为人的动机值得宽恕,也可能导致行为人期待可能性减小,因而成为减少责任刑的情节。当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有一定的程度差别,公务人员的轻微过错和执法瑕疵不影响对行为人责任刑的认定。
三是“恶劣社会影响”不宜作为认定责任刑和预防刑的情节。司法实践中所指的“恶劣社会影响”,一般是指妨害公务行为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然而,犯罪结果或者后果,并不是行为造成的任何现象,而是指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所以,应当结合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予以确定。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情节,超出了该罪的保护法益,违反了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