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为规避准入规定而进行的股权代持,是否经过审批并不是影响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决定因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通过股权代持的方式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我国禁止实施目录列明的领域进行投资,有可能被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或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中的“恶意串通”,从而被认定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下称“《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者不得投资。”若投资者通过股权代持的方式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我国禁止实施目录列明的领域进行投资,则违反了《外商投资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同时,该等行为也有可能因为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公司之间构成《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中的“恶意串通”而被认定无效。
2. 股权代持被认定无效,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实际出资人可以主张返还哪些权益?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因此,当股权代持无效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可能难以得到支持,但是其可以依据查明的股权数量要求公平分割对应的权益,例如名义股东除了应向实际出资人返还出资之外,还应根据双方过错大小等事实,依据公平原则对投资利益进行分配。实务中,法院通常会审查双方对股权代持无效是否存在过错,例如是否由于隐名股东的原因而导致代持无效,显名股东是否明知代持协议存在无效情形而仍与隐名股东签订。在对投资利益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也将考虑显名股东是否对公司进行了投资以及是否独立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
我们建议,为维护隐名股东的利益,其应在进行股权代持之前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就该代持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无效的情形进行合规分析。
案例四
案件名称:华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投资纠纷
案号:(2002)最高法民四终字第30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院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无效合同所形成的损失,应当由当亊人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合同的履行及其被确认无效,并未给双方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失,相反,中小企业公司成为民生银行的合法股东后,因股份价值增值、享受增送股和分配红利而获得利益。虽然该部分增值利益系基于股东身份所产生,并且本案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被确认无效,但是,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只是依法对于委托关系的内容亦即双方关于由华懋公司享有民生银行股东地位和权利的约定不予认可,而当时认购股份的资金确由华懋公司所支付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华懋公司的实际出资行为与该部分利益的产生具有客观实在的关联。根据公平原则和上述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在承认中小企业公司享有民生银行该部分股权的同时,应判令该公司向华懋公司支付合理数额的补偿金。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该部分赔偿金应当以中小企业公司持有的讼争股份市值及其全部红利之和的百分之四十确定。
04
哪些特殊情形可能导致股权代持无效?
结论:未经隐名股东同意,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时,若受让人知道股权被代持的情况,仍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则受让人不能善意取得该股权,其行为将因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实际股东合法权益而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若受让人不知道股权被代持的情况,善意、无过失且以合理价格受让该股权,则受让人善意取得该股权,隐名股东应向显名股东主张赔偿损失。
在股权代持协议中,往往会对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权利作具体的约定。但在实践过程中,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的情形也大量存在。在处理该等纠纷时,应运用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分析相关情形。
《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未经隐名股东同意,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时,若受让人知道股权被代持的情况,仍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则受让人不能善意取得该股权,其行为将受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制,因涉嫌恶意串通损害实际股东合法权益而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在此情况下,隐名股东有权向受让人主张返回股权。如名义股东与受让人的行为给隐名股东造成损失,则名义股东应与受让人对隐名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未经隐名股东同意,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时,若受让人不知道股权被代持的情况,善意、无过失且以合理价格受让该股权,则受让人善意取得该股权。
若在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时,受让人并不知道股权代持情况,则由于名义股东的姓名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股东,其处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代持股权,受让人有理由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正的权利人。在此情况下,受让人善意取得股权,隐名股东只可以向名义股东主张赔偿损失。
案例五
案件名称:成都兴川文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达州联信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杨庆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案号:(2016)川1703民初2659号
审理法院: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定:杨庆嘉作为联信公司股东,其对自身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系有权处分。双方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兴川公司主张实际出资人的事实基础已经丧失,即使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隐名股东,也无法对抗第三人谢伦,更何况兴川公司并未实际出资,不是适格的实际出资人。综上所述,原告兴川公司无权主张系持有被告联信公司3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05
隐名股东能否对抗显名股东的债权人对代持股权进行强制执行?
结论:隐名股东对代持股权享有实际权益,但是考虑到维护交易安全、降低商事活动中交易活动的不安全因素,其不能排除显名股东债权人对股权的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是商法领域的基本原则,需要确保商事交易行为中的法律效力和法律效果的可预见性。因此,在股权代持在先,债权形成在后的情形下,当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债权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以保护社会对工商登记制度的可预见性,降低商事交易活动的不稳定性,从而维护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第三人不仅限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条第三款:“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若显名股东已书面确认代持股权为其所有,人民法院可据此执行该股权。而对于隐名股东的利益损失,应当基于股权代持关系向显名股东追偿。
案例六
案件名称:青海百通高纯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00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院认定:根据《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