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成为合规计划制度的引入与推进国。
以上分析可知:(1)合规计划产生于国家有效规制企业实施经济活动的需要,其规制重点始终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2)合规计划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刑事法规制与预防措施,意在倡导建立国家规制与企业自制结合的共治模式。[36](3)作为合规计划之“规”的内容广泛。根据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合规意味着组织遵守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也遵守了相关标准、合同、有效治理原则或道德准则。”因而,其范围非常广泛,重在根据不同合规计划的要求加以确定。(4)合规计划对腐败的治理涉及两个维度。在刑法外部治理维度,合规计划缓解了国家刑法治理的压力和负担,成为将刑法外部治理贯彻至企业内部监管的机制;在企业内部治理维度,合规计划旨在预防、发现与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成为企业犯罪预防的内部控制机制。
笔者认为,我国正处于腐败治理的攻坚期、战略转型期,推进“不能腐”治理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基于《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范围的广泛性,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必须实现由问题监督向合规监督的转变。为确保监察机关有效行使监督职责,有必要引入合规计划的合理内核,使之中国化。合规计划的中国化,是指同步构建以美国范本为中心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系统与独具中国特色的公权合规制度系统,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基于本专题研究所限,在此仅就公权合规计划做出研究。
中国特色“公权合规计划”的核心在于:(1)借鉴美国合规计划经验,构建外在监督与内在自我监督的自制、共治系统。“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合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规制了的自制,即在法律的要求和指导下,建立一套旨在防范不法行为的制度。”[37](2)公权合规计划的建构目的是,以监察委员会为中心,对一切公权的规范行使建立明确的权力清单,在促使公权组织自行积极拟定“合规计划”、经由监察机关确认后,由公权组织自行严格履行,对公权行使者实施全面、有效的内在监督,监察机关定期以多元机制评估合规计划的实施成效,通过成效评估实现对公权的监督,促使公权治理由外驱式向内驱式治理的转型。(3)中国公权合规计划与“美国版本”的区别在于:“中国模式”由公权运行系统清单组成规制系统,不以减轻刑罚为目的和作为制裁减免的依据。建构全面的权力清单系统,是当下中国公权规范运动的重要内容。[38]据此,笔者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