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婚权
父母的主婚权始终为婚姻的第一要素,子女个人同意与否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更谈不上有什么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他的意志可以命令他的子女与任何一定的人结婚,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她在这方面的权威,予以强有力的支持,不容子女违抗。于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是成年以后,即使仕宦买卖在外,也没有婚姻自主权,除非得了父母的同意。如果自行在外订有婚约而父母或其他有主婚权的尊长在家里又为其作主定亲,后者之成立虽晚于前者,只要尚未成婚,前者便属无效,断不能以在外订约且订约在前的理由搪塞,否则是要受一百或八十的杖刑的。[7]
(二)、财产权
从“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中我们看出,除了家长,他人是没有什么财产私有权的,一个人所得均为全家“共有”。社会习惯和法律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尤为严格。有“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的规定。如果有“别籍异财”之举,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妻子虽负责处理家事,但在财政方面,只是按时从家长那里领得定额的家用,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支配这些资财。换言之,妻子只有行使权,并无自由处分权及所有权。“七出”之一的“窃盗”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上的偷窃行为,而指的就是擅自动用家财,而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中国古代的法律在宗祧继承之下,根本否认妻子有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继承遗产的不是妻子而是她的儿子或嗣子。
(三)、离婚权
中国古代的离婚也不顾及夫妻情份,不仅地位低下的妇女无自由离婚权,拥有“夫权”的男子也不过是他人的“傀儡”。上面我已经提到了古代婚姻解除的“七出”,从这七出的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这些条件中没有一个是涉及到夫妇本人的情爱和意志的。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及宋代诗人陆游和原妻唐琬都是在父母不悦的情况下被迫离异的。其出妻的理由就是不事姑舅。仅仅是因为父母不悦,只是有了“不事姑舅”这一出妻条件,刘兰芝为忠于焦仲卿,反抗再婚而死,焦仲卿也伤心欲绝,“自挂东南枝”。陆游与唐琬也是痛苦一生,唐琬终因思念陆游,再婚后不久郁闷而死。此外,明嘉靖刻本《清平山堂本记》里有一篇《快咀李翠莲记》,描写了一个泼辣能干的妇女,与丈夫感情很好,只因公婆闲她多嘴多舌,丈夫不得不含泪写了休书。最无视夫妻情分的莫过于“义绝”了,不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