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乌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初期绝不是偶然,而是应运而生,是人类社会演进到新一阶段的必然产物,此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乌托邦实验、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都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也是一个从单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过程。正如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一词本身即为一个“悖论”,既有“福地乐土”之意,又有“乌有之乡”之意,既可代表对完美理想的崇高向往与不懈努力,也可代表无法实现的徒劳空想。莫尔对这一词语的天才设计,使之对于单向性的“理想国”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国”的寓意,交织叠加了多重意蕴和强烈张力,成为一个具有更丰富可能的概念,这也为其向“敌托邦”的二度衍变埋下了伏笔。 乌托邦如何变成敌托邦 回头细看,无论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的设计,一开始都不免直指“托邦”的不堪。数次“参政”失败的柏拉图的“托邦”是寡头和独裁政体,“那些统治者们最乐于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国家”“他愿时不时地发起一场战争,使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莫尔的“托邦”则指向“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圈地运动”中“馋嘴而贪婪的国蠹”。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大洋国极权世界设计尽管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凝结了对“托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与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处桃源可避秦?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称“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兰道尔倾向于把一切“托邦”都看成“邪恶本身”,因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遭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虑到曼海姆的文章写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电影《黑客帝国》的编剧借“母体”(Matrix)之口说“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倒是真正的一针见血了。 现实“托邦”无疑极不完美,但超越又殊为不易。在各位乌托邦作者的设想中,往往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蕴藏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细节。如《理想国》和《乌托邦》中都存在理所当然的奴隶阶层,《乌托邦》“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不存在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但也有阶级之分,有职业的贵贱之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层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太阳城》中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妇女如果多次与男子性交而仍旧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因贪图欢乐而故意避孕”“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尽管他身体残废,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能在乡下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基督城》书如其名,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宣称“我们信仰通过牧师宣讲《圣经》而自动地原谅所有的罪过,而且为此我们信仰我们有感恩和服从的义务”。后来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设想把黄、棕、黑人都改良为白种人,对其中最难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恶、状貌太恶”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可以说,作者们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谈怪论和荒唐臆想,总体来看是相当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蓝图,难以感召读者。难怪网络评论中不乏批判之声:“既然他们选择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生活,那还何必成为人呢?”“文中所谓的‘最好的国家’在我看来实乃货真价实之地狱”“理想国与哲人王带来的噩梦”…… 敌托邦的设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并非无缘无故,它首先建基于“乌托邦冲动”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蓝图设计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试验后,人们很难再严肃地看待乌托邦的意义,右翼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左翼也视之为空想之谈。法国大革命中,满怀崇高激情的雅各宾主义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严酷的恐怖独裁,带来一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先见之明的伏尔泰戏谑说“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又继之以长期冷战和核危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均从不同角度重创乌托邦潮流,人类理想主义色彩幻灭殆尽,对未来的焦虑压倒了乐观。许多人认识到,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更别说打着乌托邦之名行敌托邦之实的罪恶了。刘易斯·芒福德称“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援引其他学者观点把潮流的转变确定为1940年前后。 乌托邦给人留下的一大教训是,目标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无论东西,历朝历代都不乏人为的政治设计,以追求政权和社会的尽善尽美、万世太平(尽管也混杂了统治者的“万世一系”的自私愿望),结果却仍然是不尽如人意。“托邦”乃至衰世乱世多了或者长了,就激发出了“末世论”——这也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腊有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对比。《春秋公羊传》和《礼运大同篇》分别有“据乱世(衰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乱国”之分。基督教有所谓“最后审判日”和“千年王国”说,宣传耶稣死后千年有善恶大战(圣战),大灾大祸相继,死者动辄“三分之一”,之后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极端教徒往往打着这一旗号威吓和招徕信众,反抗现存秩序,以求“人间天国”。中国亦不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时代”迭经流变为弥勒教的“三期末劫”,引发白莲教数百年的动荡。世人“先破坏后建设”“先有大乱再有大治”的理念,实深肇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