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对于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问题,陈达夫说:“对于当下的思想与民众自由而言,确切地讲,在暴力占据绝对权后,自从掌握了金钱货币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