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虹
毛泽东的故事,人们知道的太多了,但却总也说不尽。中央党校著名学者罗平汉教授近期出版的《回看毛泽东》一书,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摆脱逆境,成为领袖的。
伟人毛泽东有缺点吗?
秋收起义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登上井冈山,以两千人的武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随着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一万余部队的到来,红四军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朱毛会师后并非一团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旧友、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这促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争论,史称“朱毛之争”。
毛泽东此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已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即“党管理一切”。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被前委任命为军委书记,这个职务曾经由军长朱德担任,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后被前委暂停了。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多年以后还在怒斥:“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然而,朱德却支持刘安恭,被刘安恭称为“是拥护中央指示的”。
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展开热烈讨论。结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却落选了。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七项缺点:A. 英雄主义;B. 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 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 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 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并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保持平衡,《决议案》同样罗列了朱德的七条缺点,但明显没有毛那样重,大会只给了朱德个书面警告处分。
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当年的党内民主气氛可见一斑,然而,这却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当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李立三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汇报“朱毛之争”后,立三中央明显赞同毛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后大病不起的毛泽东,才在朱德、陈毅的反复敦请下,于11月底重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富田事变对毛泽东的挑战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堪称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面临挑战。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
在极左中央打击下活着
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考虑到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通过反“罗明路线”,连批带斗,连撤带关,将毛的支持者统统打了下去。毛泽东原本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胜人一筹,但没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果比他还要辉煌。面对此种情形,毛泽东只好借养病为名,韬光养晦了。
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关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长征路上的曲折
1934年,蒋介石以五十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
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会后对妻子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的确,在张闻天和周恩来支持下,他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
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接下来,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意见,坚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处的鲁班场,希望再打个大胜仗,但那里却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工坚地利,以逸待劳,中央红军虽集全力攻坚,依然惨败,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
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四渡赤水结束后,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声批评:“像他(指毛)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急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不顾分裂之危险,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在莫斯科心中的地位
自中央苏区沦陷,莫斯科直到1936年7月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首次恢复电讯联系,但并非对中共的情况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但在莫斯科看来,也许由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去领导中共,更合他们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则将毛称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即便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而去宣传张闻天。
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当然清楚上述情况,但他毕竟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做惯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并不真心认同毛的领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返回延安后,王明挟传达国际新的统战策略之势,很快就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依托,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数经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
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当然不满,后来干脆说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从莫斯科归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在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确立,连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成为真正的领袖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泄千里,短短几月就损失了280万人。面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毛泽东明确予以回绝,并利用其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延安揭起了整风运动,一举扭转了党内对莫斯科的迷信思想。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提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天遂人愿,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就公布准备解散了。闻此消息,“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王明语)。从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再未动摇过。
重写,是历史的黄金园地,毛泽东的历史更是如此,每次重写都会有新的价值。《回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
(罗平汉著《回看毛泽东》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