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了如此之久的良心开始苏醒,我开始责备自己过往,正是在那种生活中犯下如此不同寻常的罪,上帝才让我遭受非同一般的打击,也对我用了这样的惩罚手段。这些反省……和高烧一样压迫我如此强烈;仿佛良心强行从我嘴里扣出几个字,像是对上帝的起誓,虽不能说它们是带着期求或希望的祈祷。(Defoe,1988: 72)
忽略严肃思考的人,即使处在种种自然奇迹中,也只能仅仅感知到自然力量本身的震撼,却难以进而从日常的繁荣和苦难中理解更高的教导。与身处自然世界的鲁滨逊相对的是,笛福笔下另一位身处社会世界的摩尔·弗兰德斯。作为女人,她在社会的洪流中不断堕落,最终面对死亡。她悲伤地忏悔,但这种忏悔并没使她满意和安宁,因为她并非为自己过去的罪恶,为得罪了上帝和邻人而悲伤,而是为自己会受死而悲伤。摩尔的转折在于作为心灵导师的“牧师”,以及她知晓丈夫也因自己而犯了死罪。“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比我所遇到的任何事都更深刻地触动我的思想,使我感到更强烈的反省(reflections)”,“思(think)是人从地狱迈向天堂的真正一步。灵魂的恶魔般的、铁石心肠的状态和倾向……全只因为失去思考(a deprivation of thought),恢复了思考能力(power of thinking)的人才算是恢复了他自己”(Defoe,2009: 229-230)。
可见,笛福所强调的“思”,不是理智主义者的cogitatio,而是奥古斯丁意义上的“忏悔”;是人在心智的暗室里,以整个灵魂真诚地注视上帝,反省自己过往的罪,在更高的真理之光中重新理解自我的历史。这是一种“良知”之思,是心的苏醒,情感闸门的打开,人“用整个灵魂丝毫不假地(unfeignedly)看着上帝”。笛福(Defoe,2008a: 68,130)写道,良知是无法根除的,即使人们用纵欲来抵制,只要意志的控制稍稍减弱,“黑暗的反省(dark Reflections)”又会袭来,历数过往的错,确证自己的罪,使内心不得安宁。笛福很明白,现代人的罪,是在意欲与自负之下良知的麻木,对造物主缺乏情感,对同类也不会抱以温柔的同情。良心才是“思”的起点,是以一种灵魂深处的声音,使人唤醒人之为人的感觉和情感。这才是忏悔的根本意义。
忏悔的根本之处在于人要用心(Heart joins),动情(move your Affections),在繁杂的日常事务中守住谦卑的单纯状态。在这种良知之思后,鲁滨逊才犹如重生般地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发出了一连串“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由土地、海洋、造物,推出上帝的存在及其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并借助良心,意识到自身处境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人才能通过圣经这种神启(divine Revelation),懂得耶稣基督及其替世人赎的罪,也才能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意识到真正的得救意味着什么。当文字越来越通过人的日常经验打动内心,上帝也就从抽象的观念变成具体的同在,人便不再充满不确定感,而得到内心的信念(Faith)。笛福看到,只有确立了这种信念,人才有支撑自己的希望,在日常事务中有足够的勇气达致安定平和,不为外物的得失而悲苦不已,在安定的信念中,理解自然,发挥创造力。人越是内心安定越是能在行动中感到人之为人的内在力量,反过来也越怀着纯粹的情感阅读圣经,在自然中感受神意。鲁滨逊的活动版图越来越大,不再依赖大船的制造品,而开始靠自己的双手,不断完善自己的自然世界,实现对孤岛统治的同时,也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问题在于,人在自然世界里独自体认神意,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生活吗?能使人获得完全的幸福吗?笛福反对寂静主义,认为孤独的沉思是危险的,容易使人导向怀疑,因为他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没有在与魔鬼交谈。单凭心性(Temper of the Mind)和良知来引导自己很容易出错,人需要社会,不仅在于人的自然情感的需要,也在于集体礼拜和公共集会带来教友的陪伴,在确定的道德环境中,人自然而然地培养起自身的道德情感。孤岛式的孤独是最粗浅的孤独,诸种不足使人的灵魂不断受到激情异常的搅扰。只有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灵魂才实现对意志力和理解力之适度的、常规的治理,达到灵魂的隐遁(Retirement of Soul),而这才是自足的孤独。鲁滨逊必然从孤岛走入社会,人必然要出现。
(二) 自然的社会
在经历了诸多意外及逐渐递进的孤岛改造中,鲁滨逊终于形成了自我、上帝、自然的整体的世界观,内心获得了某种确定性,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在此基础上,他人才适宜于进入“我”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形成具有确定性的自然关系。人的出现的第一要义在于,“同类”是人的自然的一部分,鲁滨逊只有从单纯的自然世界进入现实的社会世界,对同类的抽象感觉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情感。其第二要义在于,鲁滨逊在自然状态形成的观念性的大厦,只有经受现实的他人的检验,才能成为他的现实的构成。然而,第一阶段出场的“人”不是鲁滨逊日思夜想的灵魂之友,而是文明之外的野蛮人。
脚印使鲁滨逊陷入信仰和现实的紧张之中,食人宴使他面临更加困难的善恶问题。这种现实世界的极恶,撕扯着鲁滨逊的世界图景,使他陷入报复的激情之中。倘若鲁滨逊实施了裁决,他的世界也便终结,因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在他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位置,他“看看外面的世界”也仅仅是“看看自己的世界”。然而,笛福恰恰指出,对于英国人而言,异族恰恰激起他们借助上帝发展他们的理解系统,使他们超越普通法,在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善恶公道。不过,野蛮人对于鲁滨逊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使他真正迈入与他人的具体的道德交往,这便是星期五的故事。
星期五既非鲁滨逊绝对支配下丧失任何自然权利的奴隶,也非现代社会基于契约雇佣的劳动力。10鲁滨逊救了他的命,他们在自然法意义上存在隶属关系,但他们的交往更多地在家庭而非社会的意义上展开。笛福看得很清楚,虽然英国人也喜欢社会交往,但相较于法国人,他们道德生活的底色极不相同。英国人以家庭生活(domestic life)为中心,教育孩子、赡养亲友是基本义务,工作和消遣也常保持在熟人圈子内。在熟人圈子里,事关体面的事,会影响到家人的社会地位。11在笛福的时代,家庭生活除了父子、夫妻关系外,尤为重要的还有主仆关系。
10.一方面,星期五保留了自我保存的权利,如果鲁滨逊要杀他,他肯定奋起反抗,故鲁滨逊对待他绝非摩尔人对待鲁滨逊那样残暴,但另一方面,星期五又是终身仆人,他的自由权利是属于鲁滨逊的,除非鲁滨逊将他转让或出卖,否则,他不能背弃自己的主人。正如除非葡萄牙船长立文书,主动承诺如果苏里改宗,十年后给他自由,否则苏里永远都是葡萄牙船长的人。
11. 这一点在鲁滨逊的开篇处就得到体现。亲戚的扶持和保荐,对于一个人立足社会极为必要。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失败后,畏惧返乡,也是害怕邻居和熟人对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嘲笑。他重返社会后,帮助并赡养了他的亲戚。对英国人而言,理智(sense),或者说,稳重敦厚的品质(solid qualities)尤为受到重视。但法国是一个社交性的社会,法国人的中心不在家庭,他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家庭之外的谈话、访问和聚会之中。这种家庭之外的社交生活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点。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而言,首要的价值在于幽默、风趣、机智、有趣等善于交际的品质。不过,这种交际生活如果过度,也会“发烧”,正如卢梭所看到的,法国社会变得没有了自然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了自然情感,人与周围世界只存在去自然的社会关系,义务不再发乎情感,而变成礼数,人也不再拥有自然,而变成孤儿。
在《家庭指导手册》中,笛福花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主仆关系。他(Defoe,2006a: 213-214)指出,进入家庭的仆人就变成家庭的孩子,主人有义务对他们的灵魂予以关照(the Charge of the Souls)。他们要像教育自己孩子一样对其进行教导并在宗教方面引导他们的仆人。因为,虽然他们只是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但却是整个房子(whole House)的家长,是整个房子的引导者(Guide)和治理者(Governor)。父亲和家长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是自然(Nature)通过情感(Affection)联系的,后者是自然上帝(God of Nature)通过义务联系的。
鲁滨逊不是星期五自然意义上的父亲,但从他称他为“我的人星期五(My man Friday)”起,他们便形成了家庭中的主仆关系。12鲁滨逊教他说话,给他喝羊奶、吃加盐的熟肉,为他缝制短衫,操办裤帽,从行为举止(manners)上指导他怎么做“人”,而“他对我的情感(very Affectionswere ty'd to me)如同一个孩子对待父亲,我敢说,不管在什么场合下,他都会献出他的命来救我的命”(Defoe,1988: 163)。
12. 鲁滨逊对这个生番的称谓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后者如何进入家庭。最早,鲁滨逊称之为“另一个受害者(the other Victim)”、“可怜的不幸的人(the poor Wretch)”、“那个野人(the Savage)”、“被追者(the Pursued)”,这种称呼是情境性的,鲁滨逊作为超然于食人宴的文明的旁观者,对野蛮世界中的一个对象发出了带有可怜口吻的称呼。当这个生番跪倒在地,誓愿为鲁滨逊的终身奴隶时,鲁滨逊称之为“我的野人(my Savage)”,这种带有很强所有权味道的称呼,确立了鲁滨逊与这个生番之间的自然法隶属关系,直至鲁滨逊给他取了名字,鲁滨逊与星期五才真正构成主仆关系,迈进家庭。
不过,这种家庭形式已不同于他出走的家户(household),他们的主仆关系也不是传统的主属关系(lordship)。鲁滨逊像个师傅(Master)一样,给自己的任务是教会星期五每件适于使他成为他的得力帮手的事。而星期五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学徒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而且学起来总是高高兴兴,认认真真”,“没多久,就能给我干所有的活,而且干得和我一样好”(Defoe,1988: 164,166)。这正是商业社会中的新兴的主仆关系。
笛福在《家庭指导手册》中记述了进入呢绒商家庭而改宗(reformed)的学徒和雇工(journey-men)。不过,星期五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来自生番民族,是鲁滨逊见到的更大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鲁滨逊需要以一种更符合自然和人性的方式引导他形成上帝观念,廓清救赎之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他敞开自身文明的图景,包纳更大自然世界的其他民族同为上帝造物的过程。13星期五让鲁滨逊感受到人原初自然的单纯与真诚,意识到被文明人磨蚀掉的自然情感对人而言的根本性。他们“对善意和恩惠有同样的感情,对凌辱和残害有同样的激愤,同样懂得知恩图报,真诚忠心,同样具有做出善举,接受善意的能力(Defoe,1988: 163)”。这是道德确定性的基础,“如果上帝赐予生番(救赎的)知识,他们肯定比文明人更虔诚、更有道德”(Defoe,1988: 163)。
13.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宗教对话录中,星期五严肃地质询与提问,鲁滨逊满怀情感地钻研与回答,这与《家庭指导手册》所描述的表面化的教师与学术的问答形成对照。
不过,笛福看到,当人没有确立更高的法则,很容易受到外部习俗的支配,反而丧失了自然的美好。他在《婚姻之恶》中记述了土耳其丈夫兽奸受孕妻子的行为(Practice),这种行为受土耳其习俗的支持。他指出,这种“习俗是自然的侵犯者,理性王冠的篡夺者”(Defoe,2008a: 202)。在他看来,习俗只不过是古老的惯例(Usage),是对法律不足的填补,人们是不能根据它构建是非判断的标准,正如不能根据它来判断真理和信仰。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习俗被认作法律,但“它是僭主(tyrant),是无政府的混乱。自然才是有规可循的君主制,是完善的政制”(Defoe,2008a: 201-203)。笛福(Defoe,2008b: 147)强调,在自然法显白之处,即便习俗声称有绝对支配权统治自然,它也没有正当性,人的理性应该廓清习俗的影响。他写道:“自然法受理性支持,或者说,理性受自然支持。理性告诉人们,在自然起指导的地方,在无正当理由反对她的命令的地方,人们应遵从自然,因为自然无疑是她自己的基本法(Constitutions)的法官,最了解自己所起的作用(Actings)。她通过隐秘的途径施加她的影响,没有什么力量应该对之妨碍,只要这些影响没超出界限,就不应被抑制和终止”(Defoe,2008a: 201)。
正如笛福所言,“习俗是自然的妨碍(Cloggs)”(Defoe,2008a: 122),星期五不是卢梭式的自然人,脱离了文明的自然的另一面向是习俗性的残忍。鲁滨逊对他进行宗教指导的意义恰恰在于,引领他认识到更高的真理和信仰,使他超拔出习俗对自然的偏离,在保存自然的单纯性的基础上,培养更柔软的德性。14
14.这才是笛福所谓“文明化”和“基督教精神”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