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华先生是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资深法律专家,长期从事有关民主理论和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成就卓著,著述甚丰。《社会主义人民主权实现论》是其代表作,书中对民主实践问题的分析入木三分,对社会主义人民主权理论的研究极具创新意识。作者眼光敏锐,想象丰富,见地独到,足以启人心智,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一、人民主权的理论渊源
理清概念是了解事物特征与解决问题的起点,而弄清概念则必须追本溯源,故本书首先从人民主权理论的直接来源与内容展开探讨。卢梭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证人民主权理论的伟大哲学家,他以性善论的人性预设作为基石,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的理论预设为前提,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的逻辑框架,系统地阐述了人民主权思想。作者认为,“卢梭从人的自我维护、延长生命这一原始冲动出发,肯定人在自爱这一首要的法则基础上,建立了平等、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人性理想。”[1]27-28然而,在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上,卢梭却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贯穿始终的模糊思想:一方面,他强调“追求消极自由意义上的自由,但却过多地倚重社会契约的结合方式即积极自由……完全忽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间的内在紧张。”另一方面,“他主张形式平等,以法律形式保留自然的不平等,但却又强调国家干预,反对大私有制,强调实质平等。”因此,我们看到“这种价值的形式与实质、价值内涵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不仅没有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这种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于一炉的方法论而消解。相反,其内在的紧张始终存在并被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放大。”[1]28所以,通过缜密的理论逻辑分析并对照比较原文后,潘云华教授认为卢梭的思想在理论上存在着困境或逻辑的断层,具体表现在:第一,“公意”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缺乏与断裂,即形式上的逻辑困难与实体上的局限性。第二,“公意”正义性断裂后制度设计的种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原始权利的全部转让;给予抽象的集合体;民主程序设计上的偏差;权力制衡设计的不足[1]38。综合来看,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强调的国家层面的主权,其理论困境则是“公意”论证不能自圆其说,此外,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也局限了其理论只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但毋庸置疑,卢梭“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把世界还给人民的时代。这个时代,由法国大革命而开始,由法国宪法、美国宪法对卢梭思想的简单复述与宣布而巩固,人民或公民的时代由此成为世界200多年来的主旋律。”[1]40他的人民主权思想“被认为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最高成就”[2],对后世的思想家、哲学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理论与卢梭有着重要的思想渊源,正如学界所说:“总起来看,卢梭对人民主权的界定和论述是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之一,马克思则是这一思想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批判者。”[3]马克思在继承了平等、自由的人性预设上,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出发,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自由与平等的发展,并把自由、平等的历史正义形态与内涵落脚于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重任承担者身上。”[1]43-44所以,作者写道,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平等的内容应该是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平等”;始终坚持的是“自由的实际内容在于人类自由自觉尊严本性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在“必然王国中自由自觉的实践”;强调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强调发挥“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自由”,这样才能“着眼于自由的实质内容,看淡自由的外在形式”[1]44。在人民主权这一点上,马克思背离了黑格尔的国家及市民社会立场,转而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他说道:“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4]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利来源于“人民委托”[5]。但是,受到自身时代的限制,卢梭也始终只能在传统国家意义即在国家的最高统治权意义上使用主权概念,而不能宽泛的、从社会意义上来阐释或认识人民主权。所以,马克思指出,“在卢梭的契约国家中,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是不存在的,由全体人民来行使国家主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还保留有私有制,也必然会存在阶级对立,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分裂的‘全体’。”[1]48因此,“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6]。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在“以无产阶级人民主权代替资产阶级人民主权”、“国家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手段”以及“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人民主权所要求的真正的平等和自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