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当时非常明确地把开设语文课的第一任务严格定位于政治思想宣传,而且暗示了选文的范围和标准,也明确了鲁迅作品在新体制下入选的目的,即政治思想教育。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散文类——《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小说类——《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鸭的喜剧》、《祝福》、《铸剑》、《理水》;杂文类——《〈呐喊〉自序》、《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不再受骗了》、《“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诗歌类——《自题小像》、《自嘲》、《为了忘却的记念》。
从数量上看,比解放前的24篇又有增加,达到31篇。说明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得到进一步认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加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鲁迅杂文被大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
“文革”期间,“左”倾思潮登峰造极。中学语文教学一味强调政治思想宣传,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或者“政文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专门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解散,各地自行编写五花八门的语文课本。
据了解,“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1970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1972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概言之,“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
以“文革”期间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为例,该套教材的1966—1968年版无一篇鲁迅作品;1969年版开始收录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和《“友邦惊诧”论》两篇杂文;在之后的版本中,陆续出现了《论“痛打落水狗”》、《文学和出汗》、《自嘲》、《无题》、《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件小事》、《孔乙己》、《藤野先生》、《药》、《祝福》等鲁迅作品。
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是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的第二次入选
这一阶段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主要是对“文革”前17年大部分选目的恢复,入选作品有:散文类——《风筝》、《阿长与〈山海经〉》、《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藤野先生》、《鲁迅自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小说类——《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杂文类——《〈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流产与断种》。在这当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属中学语文课本第一次选入。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这是该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第二次入选。与现实政治联系相对紧密的杂文,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
当然,其间也不断进行调整。比如20世纪中后期《“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阶级性太强,文人对骂,学生无法理解,这类文章已经被撤换。中学语文课本中最新鲁迅作品包括散文类——《雪》、《风筝》、《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小说类——《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杂文类——《灯下漫笔》、《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文质兼美的小说、散文被大量保留,而杂文数量与上一阶段相比已大大减少。(文/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