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
郭嵩焘
作者:刘刚、冬君
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说真话的人,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还要选择无畏之人。
奏谤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人大跌了一把眼镜。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积极,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了。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对郭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放任朝野上下的攻击,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板。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信,为郭嵩焘抱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偌大的中华,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也心寒了。
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便遭严旨申斥,斥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本应立即撤回,严行惩戒,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宽大处理,如若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郭想着太后召见时,言犹热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如今太后却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来救一时之危机,危机一过去,自然卸磨换驴,维持大清朝的“国体”,这便是太后的与时俱进。
他光明磊落,怎么有辱国体了?就因为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
辞官
清流汹涌,看来必须辞职了,他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销差去也。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慈禧安排刘锡鸿作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这时,郭嵩焘才幡然,原来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济”,实则早已异心,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足见其蓄谋之深远。但郭没有归咎自己的言论,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不实;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安排,王权就是制造矛盾找麻烦的。不管这些了,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
威妥玛还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
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终于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当初朝廷以他为使,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会用他这个众矢之的。
曾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郭嵩焘不高兴,致书纪泽:“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曾纪泽想节俭,以为郭嵩焘回国反正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但经郭一说,纪泽就来伦敦了。
纪泽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纪泽请他吃饭,纪泽所有随员都在。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以省公费。他心里明白,此举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恶制度难免有恶习,人心还是向善的。郭嵩焘早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如今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曾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即便是恶习,也得坚持。郭喜欢英国方式,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总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理想,办外交也求理想,这是他伟大的地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从来不缺老练的外交家,如俾斯麦、李鸿章,但令他佩服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那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便出自他口。《使西纪程》却未见此句名言,郭使英期间,正是迪氏执政时期,郭对英国的赞美,当然也包含了对迪氏的赞美。然郭赞美英国,多在理想层面,碰了利益的钉子也不改变。
身后
一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沿海北上,去朝廷报到,还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内心深处,郭嵩焘已与朝廷决裂了,当然要回老家去!但恭亲王、李鸿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终,给他一个交待。可他此番归来,有了新觉悟,认定了在这种体制内,“洋务之不足于有为”,他无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他说:“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他说这一番话,刚好是在光绪五年闰三月,见于《郭嵩焘先生年谱补正及补遗》。中国民间有“闰月不吉”之说,不祥之人闰月归来,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他了,说“轮船不宜至省河”,他当然不理。他毕竟还是钦差,奉旨赏假到了长沙,却没有人来迎接他,他也无可奈何。
朋友来,劝他别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不谈洋务,何以保国?王闿运曾对人说,郭嵩焘应是当国做事的材料,立即就有所谓坊间妖言,说郭之作相,则天下大乱。
郭嵩焘病逝了,闿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即被否决,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帝都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郭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