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 定后,应当解除有关措施。” 2008 年11 月20 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2010 月27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本条例自2010 施行)第四十一条规定:“禁止利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惩罚精神障碍者。因治疗需要或者防止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等意外,需要对住院治疗的精 神障碍者暂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应当由两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决定, 在病历中记载和说明理由,并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精神障碍者病情稳 定后,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出于医疗需要或者为防止发生意外;禁止采用该方 式惩罚精神疾病患者;采取保护性安全措施应由精神执业医师决定;在病 程记录内记载和说明理由,并按操作规范执行;病情稳定后,应当解除有 关措施[18]。为了更好地执行,相关部门也制定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7]。 中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比较对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 必要措施。各国对该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因而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 我国对这类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在法律层面上还缺少充分的制度规范, 而美国则运用非自愿监管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7.1 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权力性质认识不同。对于精神病人的 非自愿监管,在美国,理论上被视为国家监护权与警察权的统一,而对于 非自愿监管的决定,由于涉及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因而决定 权由法院经听证后决定。在我国,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其权力性质并 不清晰,虽然实践中也看到相当于西方国家所说的国家监护人和警察权的 体现,但是权力运作在理解上有着很大不同。从一些规范性文件的颁布主 体看,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归卫生部门管理,而精神病人的人院问题,则涉 及到民政、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而各行政机关所行使的权力性质虽然属 于行政权的范畴,但是其职能又各有差别。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尤其是 个人和家庭无力提供医疗费用的,政府提供免费治疗,其性质可以看到近 似于政府发挥国家监护人的职能,不过,在我国的政治理论中,并没有特 别突出强调这一点,而 仅仅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救助措施。至于对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精神 病人进行强制入院治疗,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具 体而言,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会临时性采取强制性拘束手段,如此看 确实涉及到警察权的使用问题,当然在决定是否给予强制医疗方面,警察 权并不具有决定性,而完全是以医疗机构的判断为结论;公安机关运用的 强制性拘束手段,也类似于紧急措施,而并非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事诉 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住院治疗的决定,法院也无 权干预,完全属于医疗机构的职责范围。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精神病人 强制入院治疗制度,基本上应归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作为一种社会救助 制度来运作的。 7.2 对精神病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理解不同。即便是完全丧失 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也有人身自由,在这点上并没有任何争议, 只不过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问题,两国在理解上也不一致。美国的法 制中,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是在法律上予以确认的,而且对其提供比 较明确的保障,因为当个人权利与警察权形成对峙的时候,或者说,警察 权的运作涉及到个人权利的时候,为维护个人权利,应当由作为公平力量 的司法来予以解决,而且承认他们是同样的程序上的权利。在我国,对精 神病人的强制入院医疗,因为在理解上将之作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的一 种具体措施,所以虽然这种措施涉及到对精神病人的人身拘束,但是却被 认为是符合精神病人(乃至其家属)利益的,因为精神病人在处于精神疾 病之下,无法行使其人身自由权利,而这种措施有利于其利益的实现,因 而一种类似于推定的承诺的判断就成为这种措施的合法性根据。具体而言, 精神病人在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基于对其权利的保障,出于维 护其利益,而对其人身进行拘束,从而在实质上可以推知,这种措施是符 合其意志的。此外,在我国,对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入院治 疗,主要被视为一种医疗行为,虽然在事实上具有预防性的效果,不过在 理解上,仍把拘束行为视为医疗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有利于精神 病人的医疗行为,同样可以作为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入院治疗的正当化根 7.3适用强制入院治疗人员范围上的差异。从美国各州现有法律来看, 对精神病人进行非自愿监管的根据是,因为其患有精神疾病。不过,对于 性暴力侵犯者也可以使用这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