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庚同志领导下,创作组根据周扬同志前后两次指示和周巍峙、何其芳等领导和专家的建议,吸收各方面其中包括墙报上的某些有有益的意见,在情节安排、人物描写等方面又做了多次修改,同时也吸取了邵子南第一场试排的启示,决不能对人物脸谱化和简单地套用秦腔的旧的曲调和表演形式。这样,于1945年5月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七大”代表做献礼演出。以上这些关键性的事实足以说明:把邵子南同志公开声明与他无关并且进行批评(不管其批评准确与否)和反对的贺、丁执笔的本子说成是他的原作,贺、丁只是“改编”,这是怎么也说不通的。
这些基本事实长久以来为众多亲历者和目击者所共知,除去由于不了解内情而产生误解的人以外,包括对贺、丁的本子有批评意见的人在内,大多数人对事实本身从不曾提出过疑义。
这次,朱星南同志的“大事记”对此竟然完全不提而另言其他,这是为什么?对此,我们也曾考虑过,也许朱星南等同志和邵子南同志的确另外搞过一个本子?是否全剧排演并正式演出了?经我们向各方面反复查询,除去邵子南在墙报上批判过的贺、丁执笔的本子外,谁也没有见过另外一个由邵子南同志写的在同一时间演出的本子。有的被访者甚至反问说:该不会指的就是贺、丁执笔的本子吧?
就是这样的“大事记”被戈焰同志作为主要论据,用“西战团是代表组织的”[12]这样的语言显示其权威性,以便使人信服。但根据以上事实及戈焰书中其他西战团同志观点不一、相互矛盾的情况,我们只能说:它不仅不能“代表组织”,更不能代表西战团,因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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