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篇在唠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就接着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显然把东汉灭亡的锅甩给了桓、灵二帝。
作者的理由基本是两条:“桓帝禁锢善类(指党锢之祸),崇信宦官。”应该说这个说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后人总结东汉灭亡时,给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腐败。表面上理解,这个是没错的。把大臣当成党锢给抓了,把宦官当亲爹一样供着(汉灵帝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这可不就是腐败最明显的表现嘛。
甚至,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明确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数落下来,显然简单的把桓、灵二帝的罪责算在“亲小人(宦官),远贤臣(被称为党锢的士人)”这两条上,这与《三国演义》作者所持的态度简直不谋而合。
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了:为什么皇帝要远离贤臣而去亲近宦官呢?当真是皇帝远离贤臣而亲近宦官导致的亡国吗?
首先,皇帝远离“贤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贤臣”不太“听话”。那“贤臣”为什么不太“听话”?这个涉及到一个词叫“贵族”。
其次,皇帝为什么亲信宦官,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宦官靠得住,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词叫“皇权的变态”。
最后,贤臣、外戚和宦官其实都是上层或者领导层的争夺,我们应该了解当时的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里也涉及到一个词叫“流民”。
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三个方面解释清楚了,那基本就能回答了标题中的问题了。所以,我打算分三篇文章来展开说。
一、“贵族”、“豪右”和“党锢”
1.贵族
秦汉魏晋时代和后世不太一样,是皇帝和贵族官僚阶级共同治理国家。贵族产生于周天子裂土封侯时,诸侯在自己国家分封卿大夫,分给他们土地和人口,让他们管理。再往后,累世卿大夫掌握大权后就开始夺权,比如,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了晋国。这个事件,让司马光写到了《资治通鉴》的开篇故事(后世将此为春秋与战国的界限,也就是说春秋是纯贵族的时代,战国开始有了本质的变化)。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有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前车之鉴,诸侯们都慌得一比,他们想了各种办法来打压公卿贵族,把抢杠子抓到自己手里。其中,最典型的要属秦国。商鞅变法,首先一条就是,废除旧世卿世禄制,按军功赏赐的爵位。这一套妥妥的针对的是秦国的贵族。秦国建国晚,贵族底子薄,又经过商鞅一顿神操作,除了百姓好战,更重要的是,大大打击了贵族的权势。贵族失去了权势,国君和新法可以顺利的贯彻下去,最终造就了强大的秦国。大家如果看过《大秦帝国》里面的公子虔被商鞅搞,就是这个道理。
强大的秦国统一了六国,为了打击六国贵族,没少想办法。关于这些措施,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贾谊的《过秦论》都学过了,现在重温,才觉得这文章里写的都不是夸张:
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六国的那些贵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但总有漏网之鱼,有的贵族改名换姓,有的隐藏身份跑去放羊去了,到了后面,这些人也成为了灭秦的主力(项羽就是楚国贵族项燕的孙子;还有张良,先辈是韩国的国相。
等刘邦得了天下,对六国的那些贵族也没手软。他曾下令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诸族十余万口于关中。但是,在汉朝建立的同时,新的贵族出现了。一个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军功集团”,一个是他分封的刘姓诸侯王。刘邦为了打击“军功集团”,对他的老战友们没少下狠手,刘姓诸侯王问题到汉武帝时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贵族这个特权阶层们又改头换面以一个逼格很高的姿态出现了,那就是士族。
2.士族
汉朝灭亡了秦国,基层的运作并未彻底推翻。秦朝自商鞅变法,一直是在法家思想的主导下以吏为师。秦始皇对那些儒生也没用什么好感,儒生并未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西汉初期,看起来是道家“无为而治”,但基层干活的原来这些人。后来,帝国渐渐稳定,一方面需要拉拢中下层,扩大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处理庞大事物,对文职官吏的需要越来越大。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尊崇儒术。儒生再一次登上舞台。
儒生们以经术起家,而后授徒讲学,通过弟子、门生的师生关系,渐渐地做官权都被他们垄断,累世公卿也再次出现了。这次他们是“士族”。举个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四世五公”汝南袁氏。
汝南袁氏的先祖是汉平帝(西汉)时的太子舍人袁良。
袁良靠学习儒家典籍《孟氏易》发家。
袁良生袁昌,袁昌生袁安,家族开始开挂。
袁安任太仆、司空、司徒;
袁安生袁敞官至司空;
袁敞兄弟的儿子袁汤为司空、太尉;
袁汤生袁逢官至司空;
袁逢的弟弟袁隗官至太傅……
袁氏的家学就是《孟氏易》,通过“累世经学”成为了累世公卿。后面首先以讨伐董卓而集结军队直逼京城的正是袁绍、袁术兄弟为主的地方割据势力。某种程度可以稍稍夸张一些说,这些人才是东汉王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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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累世公卿在中央是“三公”,是名门“士族”,替皇帝管理地方。在地方,这些人就是“豪右”,即豪族右姓。豪族右姓就是两汉地方大姓势力,他们以宗族、师生、同乡、联姻等等方式,在地方上构建起了复杂而又强大的网络势力。豪右不但垄断了做官的权利,而且占据大片土地、隐匿人口,兼士、农、副、工、而为一体,直接威胁到了中央朝廷。
其实从秦汉开始,“豪右”一直是中央打击的对象。秦始皇灭过他们,汉高祖搞过他们,汉武帝任用酷吏neng过他们,甚至,连王莽这个儒生当了皇帝后,也下令将天下田改为王田,想来改变大部分好土地都跑到“豪右”手中的局面。只不过,地方势力太大,自己玩砸了。
东汉光武帝也兴致勃勃的想大规模“度田”、检核口田,来打击豪右。这个时候,滑稽的一幕出现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要打击的那些豪右正是跟随他起兵建立东汉的军功集团。豪右下注成功,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功臣,进而成为东汉的显赫家族。结果汉光武不得不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结果就是,到了东汉帝国晚期,基本是中央指挥不动地方的豪强,地方也不听中央的。中央从地方豪强那收不来税,没有钱,更管不了地方,这成了恶性循环。但帝国要维持,要打仗,没钱怎么办,只能要么把手伸向农民,要么卖一些官来搞钱。
3.党锢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那样,帝国的中央内部更乱。士族们遵循“圣人之道”,本来就喜欢怼怼皇帝表示自己的正直。等皇帝真的要让他们办事,他们又找各自理由不听话。情况好些的皇帝,干脆自己重新组建班子,组成内朝。情况不好的皇帝只能要么用身边的人,就是宦官,要么就用自己宠妃的娘家人,也就是外戚。大臣们看到皇帝撇开自己,稍稍组织,就成了“党锢”。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于斯行矣。
要是第一遍读《后汉书·党锢列传》几乎所有读者都会被里面名士的正直、高风亮节击节,恨不得剐了那些宦官。
河内人张成擅长占术,他推算朝廷将有大赦,于是故意教唆儿子杀人。后来,果然遇上朝廷赦罪免,按照朝廷律法应该免予收捕。官员、名士李膺认为张成是在钻空子,就将张成父子逮捕处死(张成曾用占术交结宦官,连皇帝也曾经问讯过张成的占卜情况)。
后来,李膺作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张让(就是汉灵帝说,张常侍是我公的张让)的弟弟张朔当野王县县长,干净了坏事,他听说李膺十分威严,就逃回京师躲在他哥哥张让家中,藏在夹柱中。李膺直接率领吏卒拆破夹柱捉拿了张朔,交付洛阳监狱,录完口供,就给杀了。
再后来,宦官赵津、侯览等人及其党羽又故意赶在大赦之前犯罪,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人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桓帝知道后大怒。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状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各郡诸生,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汉桓帝发怒,颁布郡国,逮捕党人。第一次党锢之祸开始了。
李膺等人的罪状呈到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太尉陈蕃拒绝受理。说:“现在要定罪的,都是海内赞誉的正直大臣。这样的人即使下传十世还是应该宽恕他们,难道罪名不明就应该逮捕拷打吗?”
在狱中,李膺等人在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在狱外,士人又极力营救。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要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和其他人不断上书求情。最终党人等获得释放。
奇怪的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不但没有得到打击而且名声更大了。入狱相当于给他们免费炒作。他们本来就“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出狱后受到士人的热烈欢迎,几乎像封神榜一样被封了神。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陈蕃、窦武等人认为机会来了,要密谋除掉宦官,但机密外泄,反而被宦官先下手为强给杀了。宦官趁此机会,鼓动皇帝大肆搜捕党人。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吴导奉诏去逮捕范滂,他走到了范滂的家乡,竟然趴在驿馆里放声大哭。范滂听说后,就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要辞官和范滂一起逃跑。范滂不肯连累郭揖。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说:“你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张俭在逃亡过程中,看见人家就前往躲避(“望门投止”),大家明知这会会引来杀身之祸,争相收留他。张俭最终在在众人的帮助下,逃命塞外。而收留他的那些人家,都被灭族,那些郡县甚至因此残破不堪。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了。
好了,我们再读一遍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换个角度可能三观都会裂了。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于斯行矣。
桓、灵二帝,指挥不动大臣,只能让宦官给自己办一些自己不好出手的事情,比如,对百姓价税,卖点官,攒点钱。读书人羞于和宦官为伍。开始造舆论,想以舆论来逼迫皇帝,这就是皇帝角度理解的党锢。
皇帝想了想,这三君的窦武、刘淑、陈蕃三人:
窦武是妥妥的贵族,祖辈是跟随光武帝的老革命大司空窦融。他任职时,没少辟召名士,还常常捐助给太学生,窦武就此也成为名士首领。
刘淑是刘氏宗族,也是贵族。桓帝多次征召他,他坚辞不就,后皇帝舔着脸硬给他官做。
陈蕃就是那个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人,他祖父曾任河东太守,被推举为孝廉后先后任郎中、议郎、乐安太守、武县令、尚书令、大鸿胪、尚书仆射、太中大夫、太尉、太傅、录尚书事……
李膺祖父是太尉,在老家讲学时,学生常达千人。读书人有被他接待的,叫做“登龙门”。
还有八厨资助这些人钱财,缗钱千万。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结果皇帝越看越上头,本来把这些人关在大牢里让他们消停消停,没想到无意中增加了他们的名望。他想办事,在地方上推行不下去。想卖官鬻爵赚点快钱,被这些人不停的喷。皇帝能喜欢这些人吗?
所以,这些士人和宦官斗争,虽然不乏高尚的品德,实际上加速了帝国离心力,促使其灭亡。后世士人修史,将帝国衰亡的锅甩到外戚与宦官身上,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未完待续
图片来源:
[1]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学院学报》1998年第A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