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以下全为引用)
/国共两党之间真的能够建立“共信”吗?戴季陶在随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因此一方面仍旧承认,共产党人多是“真为民族的幸福而奋斗的勇士”,他们利用国民党的“目的很纯粹,心情很高尚”,“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以及用挑拨、离间和破坏国民党领袖威信的办法来造成国民党员厌弃国民党、怀疑三民主义。另一方面,他却公开主张:“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他认为,国民党应当有所规定:“在组织上,凡是高级干部,不可跨党”,共产党人凡“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共产党吸收党员的工作。”戴季陶还劝告共产党人:既然你们知道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而不能把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拿出来,要借用国民党的名义工作,为什么不干脆实心实意地“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何必“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呢?
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的结果虽早有杞忧,担心两党党员做不到水乳交融,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但直至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他仍然相信国共两党“多无所区别,故不宜有界限存于其间”,为此受到张继等人责骂后,竟至拒绝出席讨论弹劾案的一届二中全会。他之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因为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而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
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想反对共产党人,而是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但他公开发表其主张之际,正是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极力压制党内反对派,一方面推动各地选举代表,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推举代表过程,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民党部分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疑惧心理。只因冯自由一派人已受到严厉处分,国民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多有畏惧,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纠纷明显少于过去。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突然以阐释“孙文主义”,发表这种激烈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面前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早先曾被廖仲恺制止过的,以反对跨党分子为主要议题的“中山主义研究会”,很快就在各地以“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成立起来。戴季陶自然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抨击,陈独秀明确地把戴季陶与冯自由、谢持等相提并论,而瞿秋白则干脆把戴季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他列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同等罪恶的反革命右派。/
实际上此时,国共的分裂已经在所难免
2,国民党与苏联矛盾
首先就是共产党弹劾案的导火索,苏联承认北京政府并签约,引发了国民党内强烈不满
其次共产国际代表在国民党内轻浮的作风以及随意的对国民党批评和指手画脚引发了诸多不满
3,农民工人运动对国民党冲击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提到赣州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章程还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这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这个规定在社会主义的今天看来,也很令人惊奇
书中还介绍:“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国民党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立场不同,描述方法也不同,但可供参考)(这三段是知乎用户“天日昭昭”的回答,他的原答案好像没了)
总结:农民运动终究是无产阶级的行为,无论是否过激,其终会损害国民党利益,更何况,运动发展已经到了国民党无法控制地步。
4,蒋汪之争
国民党内部的权利斗争,蒋起初是在国民党政治核心之外。但廖仲恺遇刺,经调查,是右派所为,右派代表胡汉民被迫出国考察。凶手来自旧粤军,直接牵连了军方大员许崇智,汪精卫联合了蒋扳倒了这两人,廖身亡,汪自然成了政治领袖,蒋不仅得到了军中最高地位,也挤进国民党统治圈的核心。而随着国共矛盾激化,国民党反共力量的壮大,使得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力量逐渐薄弱和边缘化,蒋的四一二和宁汉对峙,实际上,是架空了汪精卫的权利,自己爬上了国民党权利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