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二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1]。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的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到头来,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开人们。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他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地淡薄,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一个是老太婆,一个是男孩,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略略想了一阵,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后来又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四
伊万·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就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脏东西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摇晃几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善良,可又带点调皮。根据他那对聪明镇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来判断,他很有心计,心里有一桩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抢去或者偷走,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由他们呈请授予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说,迷惑的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声明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什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心思呢。那是一个白十字,有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师早已不收疯人了。再者,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厢房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就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厢房。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主楼里却在散布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风传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2]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止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