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都是《新青年》在这一斗争中发表的战斗文字。1919年1月发表的由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对于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新青年》杂志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1915年到1918年以前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1918年以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青年》营垒的组成﹐变为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所主持。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较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李大钊负责编辑的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130余篇﹐与此同时﹐胡适等人在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着﹐1920年末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920年9月8卷1号起﹐《新青年》迁至上海﹐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新青年》杂志于1922年7月﹐出至9卷6号停刊。以后复出《新青年》季刊﹑不定期刊﹐已是完全政治性的刊物﹐至1926年7月停刊。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