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督府官署台湾总督府是日治时期的最高统治机关,其首长为台湾总督。该总督府的组织特色为绝对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身为总督府主官的台湾总督,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形成总督专制的政体。沿革台湾总督府成立初,设民政、陆军、海军三局。民政局下置内务、殖产、财务、学务四部。(在乙未战争期间,曾短暂命高岛鞆之助为副总督一职,他也是50年日治时期唯一的副总督。)1896年,陆海军两局合并为军务。民政局则在原本组织下增设总务、法务、通信共七局。经历1898年、1901年、1919年三次修订总督府官制后,就成形不再变更。而不管怎样变动,约略来说,若不包含地区性的行政组织,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的主要行政组织分为中央行政与所辖官署两大类型的部门。以1945年来作说明,台湾地方的中央行政方面:总督之下有其左右手,在1919年之前,称为民政长官(或称民政局长官),1919年之后称为总务长官。另外,总督府编制尚有总督官房与五局二部及所辖的官署机关社会控制指总督府在统治初期,采取的一种警备制度。总督府依治安情况,将全岛划分为危险、不稳、平静三种区块。危险区块派遣军队驻守,不稳区块由宪兵守备,平静区块由警察负责。但是此制度并未对日治时期初期的武装游击抗日发挥太大效果,总督府随即改采镇抚兼施的策略,而宪兵主要职务改为讨伐「土匪」(指抗日民众)。保甲制度系源自清朝时协助政府维护地方安宁的保甲制,虽然名字为「保甲制」,但是日治时期与清领时期的保甲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在日治时期,保甲制度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总督府订定了《保甲条例》,规定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每个「甲」都设置「甲长」作为领导者;而「保」则设置「保正」,任期皆为两年,为无给职。《保甲条例》中规定了所谓的「连保连坐」制度,意思就是,如果某个保甲中的某个人犯罪,则该保/甲中的所有人必须要付连带责任,藉以达到使人民互相监视的功效。例如:1901年朴仔脚(今嘉义县朴子市)支厅遭到攻击,相关的保甲成员皆被处以一千四百日圆的罚金。保正及甲长也必须要协助日本当局维持秩序、宣传政策、检查环境卫生等内政。在此基础之上,日本人又成立了壮丁团,用来协助警察或防治天灾。日人治台以后,为协助统治政策的实施,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在当时的台湾,警察的职责很广,除了维持治安等警察原有的职务外,还包括了卫生及协助施政等工作。警察详细的工作内容大体包括了:执行法律与维护公共秩序。例如监视公共集会、审理小刑案、取缔吸食鸦片、管理当铺等。协助地方政府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例如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管理原住民部落。台湾人当时习惯称警察为「大人」,也会拿警察来吓唬不乖的儿童,这是由於当时警察的执掌完全涵盖了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且动辄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引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惧。当时,台湾一个警察平均管理547人,但同期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一个警察却需要管理919人。虽然严苛的警察制度对社会治安大有帮助,但是过於严苛的干涉使人民私下称警察为「狗」或「四脚仔」以暗讽警察镇压抗日活动的法令为了镇压顽强的武装反抗势力,总督辅制定了许多法令来抵制这些活动。其中《匪徒刑罚令》是指后藤新平上任后所制定的一项法令,此法令强化了警察及宪兵的权力,并且将所谓「土匪」、「匪徒」(指抗日民众)的刑责加重。在后藤上任并严格推行此法令的头五年,被依此法令处死刑的民众高达三万两千人,超过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一。此外,总督府还制定《匪徒招降策》,以达诱使抗日民众归顺的目的。此法令规定,对於欲投降的「匪徒」(指抗日民众),举行「归顺仪式」,免除其刑责并提供创业基金(称为「更生基金」)。但总督府有时也会利用招降仪式的场合射杀抗日分子。在达半世纪的日本统治当中,武装抗日的政治运动,大抵上发生在日本领台的前20年。这20年的武装抗日运动,根据一般学者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台湾民主国抗拒日军接收的乙未战争;第二期是紧接著台湾民主国之后的前期抗日游击战,几乎每年都有武装抗日行动,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止2。之后,台湾反日运动转为维护汉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过期间仍发生轰动全世界的雾社事件。三大陋习改正日治初期,台湾总督府认为台湾三大陋习分别为吸食鸦片、缠足与辫发。其中,与19世纪末期的清朝相同,吸食鸦片为当时台湾人的普遍社会现象,据统计,半数汉人有此吸食习惯另外,以布长期困绑脚趾头与脚掌,用人力造成足部畸形的缠足习惯为女性特有,辫发是满族男人的风俗,是清朝政府强迫男性汉人所为,对于满族人来说,并非所谓的「陋习」。阿片日治时期称鸦片为阿片。1895年,伊藤博文於接收台湾之时曾宣布,日本统治台湾之后,必定要在短时间内禁止鸦片,不过因吸食人口众多,在考量经济收益与社会治安因素后,将原来强制禁止的政策转变成渐进式禁绝。1897年1月21日台湾鸦片令公布,总督府采用了鸦片专卖与发行鸦片证的渐进根除方式。在禁止民间贩售与控制人数的双重措施下,根据1900年的的调查,有169,064名鸦片烟瘾患者(占总人口6.3%),1921年,则减少为45832人(1.3%),也确实限制了鸦片的毒害。不过,与完全禁绝的世界潮流产生一段落差。此种减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於原先准许吸食鸦片的人口自然死亡的缘故,而非总督府方面的努力。以致一般人甚至认为,总督府之所以不完全禁绝,除了毒瘾难戒外、也是为了专卖鸦片获得的高额利润。1928年,台湾民众党向国际联盟控诉台湾总督府开放容许四万人的烟瘾人口,并以鸦片膏买卖所得为日本本国的财政收入。为避免争议,台湾总督府於同年的12月28日迅速公布「台湾新鸦片令」,翌年1月8日再公布「台湾鸦片令施行细则」。依其法规,日方统治者除了更加严格控制鸦片证数量外,并於大稻埕日新町成立台湾总督府台北更生院扩大戒瘾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