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种粮,或许是大多数人对“农民”的普遍印象,但“航民村”书记朱重庆在采访中却对环球网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全国“名村”的书记,朱重庆说这话时非常谨慎,语气中透着些无奈,但还是说了。他是30多年来带领航民村发展起来的老书记,是位打拼了一辈子的农村实干家,说出这句话,必然不是“一时冲动”。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到底折射了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哪些问题?环球网记者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村长’论坛”上对一些村官与专家进行了深入采访。
“名村”书记称“中国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
航民村位于浙江杭州市萧山东部,是个“名村”,从2005年以来在全国获了很多奖项,包括2008年获的“中国经济十强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就是航民村发展的带头人。
现在航民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据朱重庆介绍,“村子很小”,只有2平方公里,全村1080余人,但村里职工则达120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村里主要靠发展工业起家,迄今已有纺织、印染、热电、饰品加工、宾馆、海运等二、三产业的企业25家,今年预计销售额100亿,与去年相比增长10%。“现在增长慢了,以前都是增长30%-50%。”朱重庆说。据他介绍,去年村里上缴税金3亿元。
问到村民的生活状态,朱重庆说:“我们村民的生活不算差,也不算顶尖,算中上吧。”他说,村民年平均收入3万5千元左右,“平均每户一辆车”,村里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考上大学的除了每年2400元的补贴,还一次性奖励1万元。“2/3学生毕业后回了村”。2000年之前,村里给村民直接发养老金,“2000年开始,按照政策,我们必须把钱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发放养老金,个人缴30%,村里缴70%。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缴了1亿8千万了。”
环球网记者从朱重庆展示的一份村貌画册上看到,航民村的建设外观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印象中“农村”的样子,楼房、别墅、马路、汽车、公园,俨然一座现代化城镇了。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媒体对航民村的生活景象进行过大量的详细描述。
然而,作为一个靠工业起家的村子,航民村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呢?谈到村中的农业发展,朱重庆语调中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无奈。他介绍说,早年村里的土地用完,从周边买了一些,目前耕地共有800亩,从1985年开始就实现了机械化,农场化操作,现在村里直接从事种地、养殖的“农民”只有26个人。“打的粮食除了给村里人吃的,每年还有部分出售。虽然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但因为种粮农民是发工资,所以种粮食还是赔本的。”
环球网记者谈到大多数名村的发展主要靠二三产业而不是农业,朱重庆说出一句令人颇感意外的话:“对。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自己够吃就好。”说这话时,朱重庆有些无奈。他说:“养殖、种植都很难挣钱,行情不稳定。粮价太低,国家按最低价收购,都是刚够农民成本的,所以,种粮食的农民很穷。”
对于近年来农村政策转好的问题,朱重庆也摇摇头说:“各级政府都是要赚钱的,与我们企业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包括征地。”环球网记者问他对当前农村发展的建议,朱重庆说:“发展工业也不理想,已经晚了。”他认为,航民村当时发展工业起家,是赶上了好时机,“80年代时,政府先免税3年,后又支持外资进入,税收两免三减半,有扶持政策,但现在扶持政策没有了,亏损企业也要缴增值税、附加税,办工业很难。很多企业都是亏损的,不挣钱的能占到一半。现在农村办工业未必有出路。现在办工业已经晚了。”
谈到对“新农村”的理解,朱重庆显出“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本色,他说:“‘新农村’这个概念不好谈,但我们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村民们并不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显然,航民村的发展,像大多数名村一样,很好地解决了本村的“农村、农民”问题,富起来了,但“农业”的头上却依然有个问号。
环球网记者把朱重庆的观点提给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时,他表示赞同。原贵生略作沉思后说:“中国的发展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农业根本没有出路。”原贵生进一步说:“我们国家13亿多人口,8、9亿是农民,农业的产出有多少?如果一亩地产出1000斤,能挣多少钱?你的种子、化肥、浇水等成本远把你的收入都抵消光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问到加大科技投入能否解决种粮利润过低的问题,原贵生认为也不容乐观:“科技投入了,你的成本还会往上加。没什么好办法,主要还是靠好的政策去引导。”对于当前的三农政策,原贵生首先肯定政策“的确很好”,但又强调“和城市、工业相比,还远不如”。他举例子说:“你看我们来参加‘村长’论坛的发展好的村子,哪一个是靠农业发展起来的?买个车连油都烧不起。第一产业是最薄弱的。”
专家承认农民利益受损 讨论农民该不该“种粮”
在采访中,环球网记者把朱重庆的话作为问题提给几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大多获到了肯定回答。“一定意义上,这种话是对的。”对于朱重庆的观点,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如此说。但他认为,种粮收入不高,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客观原因所致,他说:“用单位土地种粮食与用单位土地种茶叶、花卉,肯定是后者挣钱。这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粮食适合于‘人少地多’的地方种,像美国就不会搞花卉,因为花卉是需要人力的,美国人少地多,只能搞粮食、棉花等适合大规模经营的。”
对于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的观点,顾益康也表示赞同,他说,长期以来,城乡发展其实是在“采阴补阳”:“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高价卖掉;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做工业原料,农民当然亏了。”
实际上,环球网记者通过采访一些刚起步的村子时也发现,发展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而非农业,确实是一些村子已经或将要选择的路子。对于农业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顾益康开出的方子是“走品质型发展路子”。他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高端消费群体,有大量的人想“吃文化”,那么,就要用文化来做农业。这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把原来最原始、低端的东西包装成高端产品,让老百姓增收。增收后,用文化推动乡村旅游、推动农家乐、推动新农村建设。”
对于一些人的“舍农业而发展农村”的思路,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大客座教授高焕喜也表示了不认可。高焕喜认为,多数“名村”确实是靠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但今天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同了。他强调说:“好多当时靠工业发展起来的村子,农业其实也没丢。今天的工业竞争相当激烈,全国那么多村,县域、乡镇的工业低水平重复的很多。今天搞工业没有了早期的条件和机遇,难度相当大。”他进一步强调,在农村“搞农业效益实际上并不低”,而破解“农业”与“赚钱”这个困局的钥匙,就是“搞现代农业”。
对于“现代农业”,高焕喜与顾益康一样,也认为要发展与文化有关的“创意农业”,但他强调首先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高焕喜把现代农业概括为四个字:“优、特、名、高”,这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目标。他解释说:“所谓‘优’,产品结构要优、品质要优;所谓‘特’,产品要有独特的优势、市场竞争力;所谓‘名’,要有知名的品牌;所谓‘高’,要有高附加值。”他举了几个靠农业发展的例子:“山东马家沟的芹菜,卖到二三百块钱一斤,山东大泽山的葡萄,在超市里卖二百多块钱一斤,山东沂源的韭菜卖到80块钱一斤,山东蒙阴的桃子,卖到十块钱一个。都是供不应求的。搞农业,这样是很有效益的。”
问到种粮食如何增收的问题,高焕喜表示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优质的粮食效益也会很高。比如生产黑小麦,这些麦子价值相当高,加工成面条都很赚钱。比如养猪,有些采取好的养殖办法,猪肉卖到100多块一斤。所以搞养殖、搞种植都是可以的。但必须搞现代农业、优质农业、品牌农业,精品农业。”在搞好农业的基础之上,高焕喜认为,可以向两个产业延伸:一是搞“创意农业”,“结合搞旅游,比如采摘,融入一些文化的东西。要满足城里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需要。”二是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不一定是传统工业。“实际上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工业,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很多。靠贷款、靠引进去发展工业,尤其是传统的、有污染的工业,不能去考虑。”
专家热议“粮食安全” 强调中央必须牢控“18亿亩红线”
村官及专家们对当前种粮不賺钱的普遍共识,不得不让人担忧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说:“国家提出来了,首先要保护耕地,确保18亿亩红线,此外,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16.5亿亩,再就是通过科技提高粮食产量。这样粮食供给基本上有保证。”同时,他认为,要保持粮食的安全,“第一要补贴高,第二要规模大”,“国家根据财政情况,补贴要逐步加大。将来种粮食有条件的地方,土地可以流转,种粮大户可以多赚钱。主要还是规模问题。”
对于很多人对“粮食安全”表示担忧,浙江省“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认为,那说明“我们还是计划经济的脑袋”。他说:“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民是自愿种粮,因为种粮简便,有它的优势,比如花卉就要求很高。所以,只要价格放开、市场体系完善,粮食安全基本没问题。物以稀为贵,粮食少了,价格就会上去。价格上去了,就会带动粮食种植。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以粮为纲’,最后大家肚子饿坏了。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他认为,如果非要说“担忧”,那主要是出于国际粮食问题的考虑,“如果中国粮食不能自给,将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如果中国只有1300万人口,根本没问题。”
尽管主张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农业问题,但顾益康还是向环球网记者强调需要保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很冲动,就想搞工业开发区赚钱,所以,中央要牢控。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
对于“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高焕喜认为,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说:“食品安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短缺,不够吃;第二、质量有问题,不利健康。前者是数量上的,后者是质量上的。目前我国这两种不安全都存在。”在“数量上”高焕喜表示并不担忧:“我们现在粮食已经八连增了,有望实现九连增。总体上粮食是安全的。”但他同时也强调“18亿亩红线”必须保证。
此前,国内曾有一位“三农”专家在其著作中对粮食安全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该专家认为,即使国内粮食如果生产减少,也并不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可以继续进口,而且,能把一些土地‘节省’出来种经济作物,这样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可以提高收入。对此,高焕喜表示不赞同。他说:“在现有的土地上发展经济作物是可以的,但粮食必须要基本自给。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否则国际粮价上去,我们买不起,也运不起,更何况,国际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粮食供我们买。”
谈到当前对三农政策,高焕喜说:“如果说政策还有什么缺陷,就是粮价太低,国家补贴是按亩来补,实际上还不如放开粮价。那样,城里的低收入人群,政府可以给补贴。现在粮农则主要是卖给国家粮库,价格很低的。农民种粮食效益还是低,所以现在种粮还是吃亏的。粮价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除了政策上的原因,高焕喜认为,种粮效益低也与“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本来一个劳动力可以种30亩地,但他只有3亩、5亩,不就存在大量剩余劳动时间了吗?说到底就是一种失业。如果30亩地呢?会好一点。”最后的观点是,还得靠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或将快速推进 专家呼吁:“不能强行霸占”
环球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村官、专家认为,解决粮食问题及农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趋势。事实上,很多村多年前已经着手进行了,而一些村正在计划之中。如浙江宁波市余姚泗门镇谢家路村,据村委书记钱建康介绍,该村是2000年初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把5000亩土地集中开发、招商,由此把经济发展了起来。再如河南舞阳县玉皇庙村,正在积极探索发展模式,据该村书记梁书宇介绍,目前该村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探索提升经济的路子,该村下一步计划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旅游业等等。
环球网记者在会场收到的一份由“国宏信息研究院”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特稿”,文中甚至做出较明确的预测:“一个可以预期的变化将在2013年窥见端倪……农村耕地将被资本整合进现代农业模式以推进规模化经营……”
据此,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到全国土地“规模化”运作快速推进的景象。那么,土地规模化经营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趋势?又是不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对此,中共中央政研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认为:“‘土地流转’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但要实事求是,看看该地是不是具备流转的条件,如果不具备条件也是不行的,不能盲目地流转。”同时,他针对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突发事件说:“要保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不能强行霸占。”
谈到土地规模运作与“家庭承包制度”的关系,张从明认为,即使普遍实行规模运作,家庭承包制度也没有过时。他说:“中国的农村太大,地区差别也大,有的地方二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劳动力大部分都转走了,有些户不愿耕种,于是就流转给别人了。但承包权还是他的,可以从中受益。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是一家一户主要靠几亩地来生活的传统模式,这种地方要长期生产经营。”
对于土地规模运营的问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高焕喜的看法是“利大于弊,是个方向”。据他分析,“解决了规模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对提高农业的效益,保障粮食安全有好处。”另外,“通过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之后,可以搞花卉,搞农业观光等。”但同时,他也提醒,“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改变耕地使用方向,这就需要宏观调控。”
浙江省“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分析这个问题时,打了个比方:“原来7个农民生产出的东西给3个人吃,而现在2个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给8个人吃,那么,这2个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他进一步说:“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换言之,他认为,农民人数减少、土地规模耕种,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他同时强调,农民的素质必须提高。
谈到目前我国农业的实际状况与“农业现代化”的距离,顾益康称“差得太远了”。他说:“我们现在规模太小,这么多农民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他指出,“我们的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支持还不够”。但顾益康最后强调,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并不平衡,一部分地区可以率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比如浙江东部地区,肯定要比西部山区走得快。所以,中央说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实现。”(文/记者 王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