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17]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中指出,高岗为了从“东北王”并进而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极力讨好苏联,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同时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18] 薄一波在《新中国的建立》一文中也说:“据说,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