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食品药品与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1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本科研费项目“我国食药案件鉴定问题研究”(2018JKF501)的阶段性成果。
[1]袁曙宏:《以最严格立法和最严格执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载袁曙宏主编:《新食品安全法200问》,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参见《合法减轻〈食品安全法〉严酷处罚的唯一途径》,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a8cd010102x6sk.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8日。
[3]这一问题在我国行政执法中是较为普遍的,如在计生执法领域就远较食药行政处罚更为突出,但二者产生的法理基础完全不一样,不具有相提并论性。参见《贵州兴义:农民因缴不起超生罚款割腕自杀4个孩子被拒入学》,载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405/t20140513_51549831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4月8日。
[4]如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于2016年8月专门就销售过期食品行为是否适用减轻处罚出台指导意见,将三种情形下的销售过期食品行为视为情节轻微,可以适用减轻处罚。
[5]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
[6]这一观点建立在行政不法和行政犯罪二者“量的区别说”之上,该说“以无差别的违法性和侵害法益的同质性为由,认为行政犯罪和刑事违法行为不具有质的区别”,参见高铭暄、孙晓:《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分》,载戴玉忠、刘明祥主编:《犯罪与行政违反行为的界限及惩罚机制的协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7]也有很多著述将行政处罚的教育目的和惩罚、预防并列,但教育目的实质上仍属于预防的内容。参见草康泰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8]张明楷:《论减轻处罚与免于处罚》,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7期。
[9]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立法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可知,符合上位法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行政行为的合法依据,从而具有了法源地位”,因此,其他规范性文件创设的减轻处罚情节,亦属《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1款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依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