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救了我
文革中清华井冈山编印的《井冈山》报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18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