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其实质就是把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以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中不同于他人的特质加以人为显现,从而把具有想同特质的人群强行从社会群体中独立出来,定义为一个群体的行为。然后人为的不断强化这个群体与众不同的特质,最终形成一个个壁垒森严的圈子。这就是民族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就不存在治权之内的“民族”这个概念。只有治权之外才有民族。如汉朝对匈奴,唐朝对突厥,宋朝对金人。
上世纪初梁启超从西方引进了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这个概念,以其在中国特殊的影响力,“民族”迅速在中国社会得到了认同并推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4月22日《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中华民族的族群区别从此以国家最高意志加以体现,本意是为建立统一的民族,消弥民族区别。然后事与愿违,各民族的特征日益得到强化与显现。“民族”这一个西方泊来品开始为祸中国。
民族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敏感。
语言,文字,文化,服饰,习俗,宗教,甚至信仰,在大一统的当下,不仅没有日趋消融,民族之间的区别却是日益人为的突显。由此造成了无穷的矛盾也生出了无数的乱象,民族更因为涉及宗教问题,更是棘手,隐患极为严峻。民族矛盾往往也成了别国干涉内政,挑起动乱的突破口。
但看当今之世界,由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而演变成的刀兵相见,手足相残已是屡见不鲜。南斯拉夫的分裂,伊拉克至今冲突不断,叙利亚战火更是看不到穷尽之时,库尔德地区动荡不止。这一切都是打着“民族”之名,如果说“民族”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民族区别应当是要走向消弥融合,还是突显深化,已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题。梁启超打开的这个盖子,中国是时候要盖起来了。国家要兴盛,要崛起,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民族”这个隐患。
学鸵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其因由就是在炎帝与黄帝的战争后,黄帝的有熊氏与炎帝的神农氏族经过长期联盟,通婚,共抗强敌,渐渐血脉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