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 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 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 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 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 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