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学者白须静真先生研究\ue006 麹氏高昌时期出土的墓志\ue006 其内容多是介绍逝者的官位、 官职\ue006而不是对逝者生平业绩的颂扬。 的确如此\ue006 如旅顺博物馆藏 《高昌延和九年麹孝嵩墓表》 \ue006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ue007“延和九年庚午岁\ue006正月十一日\ue006新除鹿门子弟将\ue006迁殿中中郎将\ue006近赠殿中将军麹孝嵩之墓表。”本文认为\ue006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麹氏高昌王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实行的追赠制度。“赠官者\ue006死而加赠也” 并不是所有的官员死后都能得到追赠\ue006因此这是一种荣誉\ue006当然要写在墓志中。既然官职决定人的丧葬意识\ue006那么它必然会反映到伏羲女娲图中。此待进一步研究。 下面我们试着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探讨高昌地区大量出土伏羲女娲图的原因。 高昌地处西域\ue006尽管以汉族为社会构成主体\ue006但也是诸多民族杂居之地。加上战乱及该地区的政权交替\ue006 麹氏高昌建国初期时常遭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和文化的撞击。 而唐朝的国威“以汉唐两代为最盛\ue008唐代\ue006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ue006李唐声威之显赫\ue006于是可见 也。” 作为西域小国的高昌国\ue006有意把唐王朝作为靠山\ue006以相同的文化渊源拉近与唐朝的关系\ue006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使该地区的汉族人\ue006把强调汉文化作为了一种凝聚汉族人的力量\ue006这当然也与麹氏高昌统治者的组织倡导有关。因此形成了一种有意识区别汉族与其它民族的文化心理\ue006人们开始追寻先辈在内地遥远的故乡\ue006如此强烈的故乡意识\ue006也促使人们去追寻故乡的文化习俗及礼仪制度。这从当时的丧葬制度中\ue006便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铭旌是自周代以来形成的丧葬制度\ue006高昌地区的汉族贵族沿袭了这种制度。铭旌上的伏羲女娲图在这里已经没有了表示引导逝者升仙之意\ue006 而是用汉族人的习俗以区别当地的其他民族。 另一方面\ue006 当时的中原人是把高昌人当作是有汉文化血统的胡人看待的\ue006如《周书•高昌传》说\ue007其“服饰丈夫从胡法\ue006妇人略同华夏……文字亦同华夏\ue006兼用胡书。”正因为此\ue006高昌人努力“使人相信自己是纯粹的汉族人”。 因为这个习俗是他们祖先带来的\ue006用这种习俗同时也是对内地故乡的一种怀恋。在丧礼中\ue006以绘有伏羲女娲图\ue004华夏民族的圣王\ue005的铭旌引领柩车之前\ue006这是地道的汉文化制度\ue006即表明了死者为汉族人\ue006 同时也显示了死者的地位\ue006 这也正是郑玄所说的“故以其旗帜识之”的一个注脚吧。另外\ue006那种强烈“使人相信自己是纯粹汉人”的心理\ue006我们从同时出土的墓表中也可以看到。如旅顺博物馆藏《高昌延昌四年徐宁周墓表》记载\ue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