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人,因此任何民族都存在人情问题,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中人情作为互助基础上社会交换关系成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有时其约束力要高于法律和物质交换关系。在中国,人情的特点首先是内外有别,有特殊关系者(如血亲)彼此互助谈不上“交换”,而其余则礼尚往来,属于交换关系,属于社会性交换。人们通过这种社会性交换,建立关系网络。中国人的群体是按照最具有共同性的归属特征来建立的,如籍贯、亲族、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和师生等。[79]因此,这种关系网络完全是内外有别的,在关系的内部可做到推己及人、互相信任,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却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形成信任的非普遍性和这个社会信用程度的低下。　在这种关系本位的社会中,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应用于中国会产生削足适履的问题。中国人从事经济活动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只考虑经济利益或利润最大化,还必须考虑关系和人情,经常为了满足关系的需要、为了还人情、为了不使人没有面子,他必须选择利润不是最大化的对象,甚至是亏损的对象。这不仅仅是不廉政、腐败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使然(以此可推广到人事、行政、司法包括税务)。前面说过人情也是一种交换,如果当事人欠了人情或预期将来需要人家的人情,在这次交易中你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损失,在以前你享用别人人情时,你已经得到过,或预期你将来可获得回报。这里面的规律不是西方微观经济学说能解释的。　在上述重人情、讲面子、搞关系的文化氛围文化中,法律显得苍白无力。在中国对亲戚朋友的帮助成为人情上的当然之事,对越亲的亲戚和越密切的朋友,则越有帮忙的义务。这就造成了矛盾,越讲人情的人,越是要因“私”徇“公”的人,多了人情味、少了公德心。特别是为官之人,一方面他作为公务人员,要遵循法律,法律要求“公事公办”、“一视同仁”、“不讲情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做为社会的人,他还要受“人情”这一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人情的力量毋宁说是更基本、更有约束力的规范。不遵守这一规范,他就会被认为做人很差、就会被孤立。这就产生所谓角色的冲突,在多数情况下,往往会舍法律而就人情,在一定条件下人情才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基本道德规范。[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