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