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受贿与典型受贿共同构成受贿罪,斡旋受贿又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于同一法条中,三者在保护法 益、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对“谋利”要求、所处刑罚方面存在区别。认清三者的区别有助 于正确的定罪量刑,更好 的指导司法实践。 关键词 受贿罪 斡旋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受贿罪(本文特指《刑法》第三百八 十五条典型受贿)、斡旋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 和利用关系人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三款)三 种受贿类型,对于全面打击受贿犯罪、严惩腐败具有积极意 义。但由于语言描述的局限性,法条用语的缺陷是必然的,如 何正确理解三者之间的区别及相关法律问题,成为准确进行 司法定罪,依法惩治受贿活动的关键因素。 一、保护法益不同 斡旋受贿并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 形式,表现出了与典型受贿所不同的保护法益,都是职务行为 的廉洁性或不可收买性,即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拿国家赋予的 公权力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换取私人利益。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为人不具有公权力,因此无法进行 权钱交易。但行为人利用了与在职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某 种关系,最终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办事,达 到收受贿赂的目的。从请托人的角度讲,之所以选择贿赂行 为人,正是基于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认为国家工 作人员会因为此影响力公权私用,以满足请托人目的。行为 人虽然没有侵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却破坏了公众对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公正性的信赖。因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保 护的法益正是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公正性的信赖。 二、行为主体不同 受贿罪和斡旋受贿的行为主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三条和《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纪要》)第一条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明确说明, 此不再赘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 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一)“近亲属”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106 条“近亲属” 指的是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1988 年最高法 《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24 条将民事诉讼的“近亲属”规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法 《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 11条将行政诉讼的“近亲属”规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 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三种诉讼中对于“近亲属”的涵义各 不同。笔者认为,在一般人看来,“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 属”都是自己关系紧密的人,都对自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再者,针对目前我国公务人员公信力低下这一现状,选择对“近 亲属”范围更广的解释,适度扩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打击范 围是必要的。因此,笔者认为以《行诉解释》所确定的“近亲 属”的范围更为恰当。 罚更为严厉。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对人的 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行政法上有关人身自由的只有行政拘 留一种,而我国目前却尚未将此种惩罚措施纳入到听证的运 用范围,这一做法与其基本法的地位不相称。应当尽快将这 一规定纳入我国的法律。 2、确定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 国务院制定的部门规章之 间、部门规章与地方规定间有 条文歧义在所难免,造成了判断标准的混乱,给实际执法带来 不便,也影响到行政上处罚听证的运用。解决这个矛盾比较 好的办法就是要有统一的标准。 (二)明确告知形式、内容 送达的听证告知书必须具有标准的格式,具有详细的具 体内容,尤其要注明行政相对人的具体的权利与义务,避免当 事人因主观上对法律赋予的权利不了解、不明确。 (三)逐步扩大行政当事人的范围 听证告知的范围不应该只局限于当事人,还应包括相对 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行政处罚的决定不仅会影响当事人的 权利与义务,而且还会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解志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对外经贸大学,2009. 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和实务[ [4]王维达.中国行政法学教程[M]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5]杨解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6]张树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法律出版社,2001.[7]刘勉义.我国听证程序研究[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南京社会科学,2011(11). [9]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0]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 运作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法学院) 12 法学研究 2014 (二)“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有的学者将“关系密切的人”定义为以下几种关系:亲戚关系、情人关系、情感关系、经济 利益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必须从概念的内涵本身而非形式入手,即从关系的性质和关系的程度两方面来 把握。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前者采用列举式的定义不可 能涵盖所有情况,即使涉及到的,如同学关系,也不绝对是“关 系密切的人”。因此它只是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从一 个盲点推向另一个盲点,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唯有深入挖 掘概念的内涵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这里 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不存在权力性制约,国家工作人 员帮助行为人并不是企图日后可以利用行为人的公权力。第二,“关系密切”的程度要达到有充足证据表明二者交往密切, 比如两人经常一起吃饭或共同参加某项活动、通电话频繁、有 共同的经济利益等。但在实践中,对于无法举证的“关系”,只 要离职或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请托事项,就肯定了两 人之间关系的作用,笔者认为就应当推定为“关系密切”。 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成立本罪。从法条用语上看,并没有将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本罪的主体之外。公职人 员固然可以基于现任公职而产生影响力,但也并不能排除公 职人员作为一般人而产生的影响力,因为公职人员作为一般 人同样也存在与其他公职人员的一般关系。 因此,当国家工 作人员仅仅是利用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密关系,并没有 涉及到公权力时,当然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三、行为方式不同 受贿罪利用的是行为人职务上的便利,《纪要》 中指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 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 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 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 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可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分为国家工作人员 自己为他人谋利或通过下级为他人谋利两种情况。如果自己 办,行为人运用的一定是自己的法定职权,例如侦查人员收受 贿赂后消极行使侦查权;如果通过下级办,行为人对下级一定 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命令权,如法院分管审判的副院长收受贿 赂,指使执行庭消极执行财产。 斡旋受贿利用的是行为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纪要》中明确,“‘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 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 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 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 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