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