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历史简介
本文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历史。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 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 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