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宋亡元兴这场天崩地解式的大动乱,还是元代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都给他们留下了无法回避的痛苦和深深的伤痕。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开始运用这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文学样式来抒发自己的愤懑、痛苦和不平,来表达他们的志向、愿望和蔑视。这部分人的投入大大地提高了原作为“胡夷里巷之曲”的散曲质量,使散曲无论在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准上都是以往的北方小调所无法比拟的。在这场大变动中,还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妇女沦为伎艺人,这些人当中有的自己就会填词作曲,真实地、动情的咏叹着、表白着自己的苦和泪:“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真氏《仙吕·解三酲》);“待蓬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珠帘秀《寿阳曲》)。我们只要读一读元代这些歌女们自己写的心声,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支表演队伍的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准,是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所不具备的。
有了一支高质量的创作队伍,有了一支高水准的表演队伍,有了普遍广泛的观众队伍,包括小令在内的元曲怎能不兴盛呢?
元人小令的发展阶段基本上与杂剧同步,即以元成宗大德年间(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活动中心在大都,代表作家是马致远、关汉卿和白朴。他们处于当时社会的下层,是与民间艺人为伍的“书会才人”。他们对当时的民生疾苦、民族歧视感受最深,胸中充满了忧愤、牢骚和不平。因此在他们的小令中往往流露出对封建秩序的蔑视、功名利禄的鄙薄,或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愤世,或用俳谐调笑的方式玩世,或用归隐山林的方式避世,无论是咏歌男女爱情还是缅怀古人,或是对待功名事业,都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在艺术风格上,他们的小令本色自然,与民间歌曲比较接近,或质朴、或清丽、或豪放、或俳谐,无论是状物描景、咏志抒情皆能挥洒自如、曲折尽意,高度显示了散曲的本色。其中马致远小令创作成就最高,有“曲状元”之称。他的《东篱乐府》现存小令一百十五首,套数十六套,无论是题材范围还是创作数量,皆为前期散曲之冠。题材上,他把小令由专写风景恋情扩大到山林隐逸、风土人情、怀古伤今。风格上或直质急切,或哀飒悲怨,或恬淡清丽,表现出元曲大家多种艺术才能。他的那首《天净沙·秋思》被前人誉为“秋思之祖”,可与唐人绝句论高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这一时期的小令作家中,前有元好问、杨果、刘秉忠、胡祗遹、王恽等尝试之作,后有卢挚、姚燧、冯子振、商挺、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