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定,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当时,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经常大量反映到红军队伍中来。红军的官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旧军队,有的不惜抛弃高官厚禄。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作战英勇顽强,堪称模范,但也不自觉地带有旧军人的种种观念。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时,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部分官兵不习惯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集权制,是搞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认为军事高于一切,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四处游击。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解决争论的问题。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念,会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造成不良的后果。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意见,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对这次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此后,又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仍未解决问题。1929年8月下旬,红四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汇报,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并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红军诞生以来的建设经验,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书记;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