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