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2日,也就是弦子发朋友圈的五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法〔2018〕344号文件,规定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增加一个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份文件只有一百多个字,看起来只是行政性通知,在当时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现实中有一些案件或许有法律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收纳进《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导致法院找不到对应的案由,立案也会遇到额外的困难。性骚扰相关的侵权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规定,实际上是向全国法院宣告,如果有以性骚扰为由提起侵权之诉的案件,不能再以找不到对应案由为理由不立案了。
即将于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中,以专门条款规定了性骚扰侵权案件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回应了最高院自2018年起的改革。
在此之后,各地涌现出了不少性骚扰侵权诉讼的典型案例,有的发生在农村田埂,有的发生在公司内部,也有社会组织参加的公益诉讼,其中最有名的正是弦子的案件。
尽管法律有了很大进步,#弦子# 的案件还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门:举证责任。
“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是侵权案件项下的子类。侵权案件要成立,需要证明四个要件: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
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四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全在原告。
换言之,弦子需要向法院证明,被告确实有性骚扰行为、被告有性骚扰的故意、原告的人格权受到侵害、且权利受损的后果与被告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有这些都得到证明,才有可能获得胜诉,缺一不可。
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还好说,要证明当年确实存在故意的性骚扰行为,非常、非常之困难。所以这个案件的结果我并不乐观。
好在弦子也不是完全没希望。民事诉讼对证据证明的标准是高度盖然性,也就是法院认为有很大可能是真的即可。
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在没有监控、文字等证据的情况下,凭借“受害人”的报警记录和向第三方的陈述认定被告存在性骚扰。
例如,(2019)粤19民终4806号案中,法院采纳了原告提交的报警记录,以及将性骚扰事件告知公司、家人、男友的证据。法院反向论证,如果性骚扰不存在,“受害人”赵某没有理由甘冒自身名誉损毁、情侣关系破裂、社会评价降低的巨大风险,告知多个第三方,包括向侦查机关报案。
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案例。在(2016)沪0105民初990号案中,虽然同样有报警记录和沟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