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治参与不仅是履行公民的政治责任,也是公民自我尊重的体现。公民的公共合作精神,正是欧陆共和主义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获得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过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能够强化人们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意识,培养公民的政治能力,坚定其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其次,我国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新型参与民主的功能,还表现为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亚里士多德曾表示,多数人的判断总是优于一个人的判断,民主统治能够消除危及城邦幸福与和谐的个人情欲和兽欲。人类的立法实践也往往表明,公民参与程度越高,立法质量往往较高。在我国,正是通过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如出席人大会议、参加立法听证、合法抗议等行动,使政府的立法质量得以提升。从2007年厦门的PX事件到2009年的广东番禹垃圾场事件,都反映出公众参与对政府决策的有利影响。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有污染和没有通过环评的PX项目落户在自己的城市,通过网络表达市民的担忧和愤怒,随后大规模的“散步”抗议厦门市政府有违行政程序的做法。在持反对意见的专家的帮助之下,厦门市民最终取得了胜利,PX项目最终放弃了厦门,迁址漳州古雷半岛。而在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活动中,“厦门经验”同样被番禺人所吸收。他们在论坛上开了专门的板块,吸引网友对垃圾焚烧问题进行讨论,活跃的ID不断地上传相关资料,给其他人的讨论尽可能地提供材料支撑。正是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的参与讨论公共事务,使得政府改变或者进一步思考原先的决策,促使政府决策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发展。
再次,中国的新型公民参与能够有效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即使在精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理论中,政治参与的权利保护功能也未被忽视。密尔等人就认为,代议制民主最为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为民众提供一种保护性机制。通过选民参与政治选举,进而对政治领导人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在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中,通过被选举者担心失去职位而确保维持政府权力不为私用,使政府的职能定位于获取公共的利益。“参与只有一种保护性的功能,它确保每一个公民的私人利益得到保护。”在西方参与民主理论家看来,公众参与本身也是权力的再分配模式,“通过这种再分配,使那些当前在政治和经济过程之中处于弱势的公民能真正被包含进来,能够参与到谈判和决策中来,使他们的利益得以保护。”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