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好奇,沈从文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什么书?他有没有书单?一查,还真有。他在 1935年6月的《青年界》上发表了一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那一年他33岁,在他的书单上列了三种书。
沈从文说他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并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成诵。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而之所以喜欢读医书,是因为好玩、实用。“从医书中我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小孩子既富于实验精神,家中恰好又正有一只花猫,因此凡家中人被鱼刺卡着时,我就把猫捉来,实验那丹方的效果。”在医书里,沈从文还学会了一些偏方,并试着做过实验,从而记住了不少药性和病名。
如果说第一种书是科学的兴趣引导,那么沈从文喜欢的第二种书却是实实在在的神话——《西游记》。“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这本书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当时觉得它是部好书,到如今尚以为比许多堂皇大著还好。”沈从文还以许多读者喜欢的 《项羽本纪》为例,说西楚霸王只能活在书生脑子里,而《西游记》里的“猪悟能”虽是神话人物,却是很可爱的活人。
第三种书是一本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看来很有趣味”。但是因为看这本书,却看“掉”了沈从文的世袭将军梦。他在通读此书后发现自己体力不够统治人,行为不想受到拘束,且“孙子兵法”太过玄远,索性决定放弃将军梦,回到更喜欢的当前生活,做一个自由人。
由沈从文的“书单”继续寻迹他的阅读兴趣,发现他在这次书单之后还做过一次文学书系点评
(《读 〈新文学大系〉》,署名为炯之,见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当时他提到了良友公司所编的几本文学选本颇为值得注意:《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戏剧集》(洪深编选)。“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
这套书的编选者可谓是名家云集,可见出版社对于编选质量是有所期望的。沈从文对这套选本总体觉得满意,只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个人意见,如:“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达夫)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 (其实落花生不妨多选一点,叶绍钧可以不选)。”应该说,沈从文是看中这套选本的,因此给予真诚而客观的意见。
同时,他在此文中还提到了关于编书的一些注意事项也颇为有趣。一是编选者的个人趣味不应该有损选本的真正价值;二是编选者责任自觉,应该极客观严谨;三是 “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从所属团体或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四是“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实事”;五是版权问题,“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该给版税?”应该说沈从文所言编书五点,至今仍有价值。
从沈从文后来的文化研究可知,他的读书既广博也庞杂,后来把马、列、毛等大部头的文集都通读了至少一遍。早在1937年初,他的读书兴趣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如1937年 1月 1日的《宇宙风》“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专栏即刊登了沈从文的文章,他在文中列了两本书,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汪曾祺的回忆文章说,抗战时期,沈从文在云南时常借给朋友、学生们书,“联大很多学生手里都有一两本扉页上写着 ‘上官碧’的名字的书”,简直是在散书了,这显然与一些读书人的“书和夫人概不外借”的原则是相悖的。记得后来沈从文的学生诸有琼曾作《书兮归来》,呼吁曾借用沈从文的研究用书和史料书的人士尽快把书归还本人,此为后话了。
汪曾祺还记得老师沈从文读的书五花八门,“他的藏书也真是兼收并蓄。文学书、哲学书、道教史、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观赏植物……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一辈古人》汪曾祺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