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不敢想他要搞创作,他没说过。”高考失利后,家里安排他去学一门技术,比如修电脑,像他的哥哥们一样,他不愿意。
“他走错了路,下多少功夫写一篇东西,还抵不上人家一天的工钱。”65岁的老年人去过深圳,那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在街上,“不到两里路,汽车就一只接一只。”
“诗歌真的很难改变命运。”秦晓宇说,唯一的窄路,是被作协、行政单位、媒体等体制吸纳,但机会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诗歌在中国的特性“没法商品化”让它高贵,也让诗人软弱。被体制接纳几乎是唯一的上升途径。
成为办公室主任的这些年,罗德远最主要的工作是写报告,掌握不同领导的喜好,写出让他们满意的稿子。他是单位的年度先进工作者,却没多少时间写诗了。
郑小琼称自己是“办公室女工”。直到今天,她还在焦虑,“至少三代才能在城市立足”。
“我不想进入体制。那样会背离写诗的初衷吧。”冉乔峰说,他更愿意赚钱创业。
许立志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走通任何一条路。秦晓宇说,难以想象,四处碰壁的许立志,万般无奈重返富士康时,他是多么的绝望。
这绝望,既是对自己,也是对诗歌。
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就要倒在半路上了 —许立志《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最后的时光,许立志在诗中愿意提到故乡,他给故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风厝桥村”,他不惜虚构故乡的衰颓,表达怀念。事实是,最后半年,他只回去待过一个晚上。
“不可能回村里,年轻人都要出去打工。”许父说,这是村子的现实。
2014年10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好在,南澳的风光,也是他称羡过的。
那天,坠落十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了最新一条,四个字—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