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5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于是,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雅加达。
不久,周恩来会见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讲了与会的目的、重要性及要求、注意事项,如何在会议期间做好各自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服好务。
全团人员约30人。钱嗣杰在这时才知道新华社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前方报道的工作人员是:沈建图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黄作梅、李平(原名李炳衡)负责会议文字报道,自己负责摄影报道,刘茂俭负责译电工作,雅加达分社彭迪、钱行、谭岱生负责会外报道。他们相约在印尼见。
会后,代表团成员到东交民巷28号的“红都服装店”,每人订做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黑色,此外还各订制两件衬衣。中山装的缝制,除直向缝合用缝纫机缝制外,其余各道工序大都用手工缝制。缝制时边缝边烫,工艺精细。钱嗣杰和同事在这里量好尺寸后,过了两天才拿到服装,试穿起来,感受中山装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爱不释“身”。
钱嗣杰(站立者右二)等与外国记者在万隆会议期间
与死神擦肩而过
因为还要补充采购一些摄影器材,钱嗣杰得提前动身到香港转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到雅加达。他带上了心爱的“禄莱”120、“徕卡”135相机和一些闪光灯泡。向有身孕的妻子告别时,钱嗣杰一步三回头,一再叮嘱妻子好好照顾自己,陈惠嫣则叮嘱丈夫在国外注意安全,注意劳逸结合。
于是,在中国记者团出发前,钱嗣杰和译电员刘茂俭作为“先遣队”于4月1日抵达香港。香港文化和历史遗迹遍布每个角落,有传统的祖先宗祠、新界氏族围村,以至坐落闹市的庙宇。钱嗣杰想借在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之余感受一下香港建筑物的中西文化荟萃特色,然后再与后期而至的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
可是,待钱嗣杰和刘茂俭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采购好有关设备和物品后准备逛一逛的时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通知他们两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一听,钱嗣杰无奈地对刘茂俭摇了摇头,两人心照不宣,清楚在香港多看看、多走走的计划泡汤了。这时,黄作梅补充说:“你们把采购的东西都交给我吧,我来替你们办。”
于是,钱嗣杰和刘茂俭两人当天不太情愿马上离开香港,硬着头皮作启程赴万隆的准备,一个晚上闷闷不乐。第二天天一亮,有情绪的他们便乘荷兰的“芝万谊”邮轮起航了。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等待中缅航线的开通。
次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由昆明飞仰光,省得总理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晚9时多,周恩来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罗青长后,罗青长便找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告知有关情况。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新华社香港分社。
4月10日上午9时半,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并告诉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即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并于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人专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将信将疑,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中方人员严正交涉后,这位印航经理表示届时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释怀。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该飞机终于安全离开了香港。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会场内景(钱嗣杰摄)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成为一生的痛
到了下午6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这一下,大家放下的心都又提了上来。周恩来十分关注,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行失事人员。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等11人全部遇难。
原来,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选择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的清洁工周驹实施爆炸计划。
因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安排钱嗣杰和刘茂俭提前去万隆,而让他们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钱嗣杰他们两人坐了7天7夜的船先期于4月8日到达了雅加达,4月11日他们二人到了万隆住进旅馆,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飞机到来,可左等右等都没有中国代表团的消息。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等11人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还有中外记者7名,分别是:新华社对外部第一任主任沈建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对外部记者李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此外,包括印度机长贾塔尔上尉在内的大部分印度机组人员同时遇难。
该机空难发生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空军闻讯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点搜寻。英国皇军空军、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仅其中的3名机组人员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驱逐舰在一个小岛被发现而营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