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B团的由来和解体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团反赤团
一、“AB团”的由来和解体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团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络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团”。“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是1927年4月2日国共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从此“AB团”彻底解体。 “AB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寿命是短暂的。据段锡朋说,“四二”暴动使“AB团”分子纷纷逃到京沪,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到,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而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AB团”另一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寿命仅三月”。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如果说段、程均是AB团头目,他们的话不可全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肖克将军完全相同的证言来看这个问题。肖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二、苏区反“AB团” 中央苏区错误的肃反斗争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至“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分子”。李韶九三、“富田事变”的经过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卫局(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 四、教训的启示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从以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当今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把我国在现代治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即“法德并济“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所要落实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能实现。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坚持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没有完备的法制,不实行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 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极大地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在中国,党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反之,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国最终不能实现。 (二)坚持以德治国基本方略。 “以德治国”就是以现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依据,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涵盖了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是非标准鲜明,价值导向明确,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化,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社会养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良好风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与优秀文化传统相衔接的道德体系。从而把保障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和柔性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济。 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治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致力于能力建设,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围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略,从执政体制到执政方式,从执政骨干到执政基础,从执政本领到执政素质,进行全面的加强和改进。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全党的表率。共产党员党员要成为社会的表率。才能使社会主义荣辱观蔚然成风,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