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 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