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塞规则出现两难局面,要么几乎不要税收,其结论成立,但没有意义;要么需要足够多的税收,其结论就不可行。尽管他在论文中试图证明“税收应当使所有商品的生产等比例的减少,这一结论不仅适合税收收入无穷小的情况,对于任何要筹措的税收收入而言都具有可行性。”但没有多少说服力。　后来的学者对假定进行了放宽,放弃了单一消费者经济和商品间不存在交叉效应的假定。但一旦放宽条件,结论就难以成立甚至自相矛盾。例如科利特和黑格(Corlett　and　Hague,1953)[19]沿着拉姆塞的思路研究了包括闲暇在内的三种商品的情况,指出在不能对闲暇直接征税的情况下,可以对另外两种中与闲暇存在替代关系的那种商品(如工作服等劳动的互补品)征收较低税率的税收,对与闲暇存在互补关系的那种商品(如游艇)征收较高税率的税收,同样能让超额负担最小化。这样的结论并不能严格遵守逆弹性命题,变成了要对消费弹性高的奢侈品征高税,而对弹性低的必需品征低税。　拉姆塞在研究最优商品税时还有一个重要假定即货币的边际效用对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考虑现实社会中由于存在收入差别,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是不同的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考虑公平问题。如果不考虑公平问题,那么使用人头税反而更有效率,因为它不产生任何扭曲性效应。如果考虑到公平问题,那么按照拉姆塞规则来设计的税制将是非常不公平的税制。因为,需求弹性小的商品通常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对穷人来说,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富人,如果对生活必需品以高税率课税,穷人负担的税收也就远远高于富人,这样的税制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税制。　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20]、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2)[21]、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兹(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22]、米尔利斯(　Mirrlees,1976)[23],相继将收入分配问题纳入考察视野,提出最优商品税的基本公式,表明商品税的效率性目标和公平性目标难以兼得,在具体税制设计时需要进行权衡[24]。斯特恩(Stern,1987)考虑公平问题时,指出即使对需求弹性大的商品课税会产生较大的额外负担,但为达到社会公平起见,也应当对需求弹性低的商品征收较低的税收,而对需求弹性高商品征收较高的税收[25]。一些学者通过某一国家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