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崇尚科学为荣”——科学与学习精神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的。孔子早就主张“不语怪力神”,不信神仙鬼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过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在古代的水利工程、数学、建筑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纺织术、造船航海术、制瓷术、造纸术、冶炼术等方面曾有过辉煌成就,不少领域曾领先于世界;创作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九章算术》等科技著作;涌现出以李时珍、毕升、沈括、祖冲之、宋应星等为代表的古代杰出的科学家群体。借助于唐宋以来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以开放、博纳的胸怀接纳了不少当时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有所衰落。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请进了“赛先生”(科学),引发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再现曙光,并对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党一贯倡导科学精神。毛泽东一生对科学寄予特别厚望,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见“科学”这一概念,他在方法层面上提出“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在具体科学知识层面上,他建议毛岸英兄弟“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邓小平也强调“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党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号召建构“学习型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革命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要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就要发展科学技术,确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精神,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提升科学素质。缺乏这种科学精神与学习精神,民族精神就缺乏了时代性。“以辛勤劳动为荣”——勤劳勇敢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劳动为荣,是一个崇尚劳动、刻苦耐劳、勤劳勇敢的民族。墨家就反对不劳而获,主张自食其力。相传在远古时代,神农氏就“教民农作”,教给人民耕作方法。《史记》中有“舜耕历山”的记载,颂扬了古圣贤以身作则、勤于劳作的高尚品德。大禹治水在外一共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勤勉奉公、刻苦耐劳的精神。李大钊曾说,我认为人生求乐的方法,莫过于尊重劳动。北山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民族精神风貌,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对此评价很高。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邓小平一贯倡导勤劳致富的原则。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劳工神圣。没有勤劳勇敢的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与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的产生。党培育产生的南泥湾精神、时传祥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无不闪耀着劳动的光辉。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提出“必须尊重劳动”。今天我们已迈进信息网络时代,但劳动精神并未过时,勤劳勇敢精神仍是我们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以团结互助为荣”——团结与集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倡行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与和合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兼爱互利、扶贫济困、凝聚和合、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和合文化。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兼爱、非攻、尚同等原则。孔子则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和谐为贵。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认为不同事物、因素的调和、共处,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事物才有发展;而同类事物的拼凑,就不可能发展。故“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孔子将此思想运用到社会领域中,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题,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张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和谐。荀子在讲到为什么单个的人力比不上牛马却能驾驭它们时说,这是因为人能结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在斗争中也体会到,只有团结起来,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拧成一股绳,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团结就是力量”。极力倡导中华和合精神的李瑞环同志说:“我们的祖先历来重视‘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党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只有讲求和谐,注重和合,团结互助,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提升社会及组织的亲和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以诚实守信为荣”——诚信精神“诚信”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华,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构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家提倡“信”德,倡行重承诺、守诚信。孔子在《论语》中曾38次提到“信”字,其中,有24处体现了“诚信不欺”之意。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此话曾被毛泽东引用。在儒家看来,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孔子告诫人们应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还主张“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老子则认为“轻诺必寡信”,主张不要因轻易承诺而失信。一些思想家还从“知行合一”角度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命题。作为传统的道德规范,“信”既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从政的基本准则。“瓜期不代”典故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的齐襄公因不讲信义而被手下将军杀死的教训。中国历代的商帮及百年老店都十分注意“以诚立业”,恪守商业信用,讲求生财有道,利以义取;讲究“秤平、斗满、尺足”。晋帮、徽帮是这样,宁波帮也是这样。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要素,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信用直接反映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规范的认同。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成长,城市无信不繁荣,社会无信不稳定。离开了诚信,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在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力建设信用文化,努力弘扬诚信精神,是构建当代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中国历史上虽有过“人治”、“礼治”,但也不乏“法治”思想。在治理国家方面,儒家主张仁政、礼治和德治,而法家主张法治、严刑峻法。从表面上看泾渭分明,实质上二者有不少一致性与互补性,即礼与法相通,刑与德可以并用。儒家道德制度学派的代表荀子就赞成法治,主张礼法并举,相互为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改革家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倡言“法治”,力图变革,以富国强兵。商鞅把法视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基础,指出:“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鞅书·修权》)。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法术之学,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虽然他的思想具有阶级局限性,但这些话都是反对贵族制的,有其积极意义。后来秦王朝短命而亡,说明君主仅以严刑峻法实施统治是行不通的,必须做到德法兼治。贾谊认为,人主仁而境内和,人主义而境内理,人主公而境内服,人主法而境内轻,主张仁与法、德与刑并用。这一思想被汉朝统治者采纳并定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主张建立“纲纪”、申明法纪,倡导遵章守纪、清正廉明的思想并不少见,类似“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观点也比比皆是。黄宗羲也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命题。这说明历史上中国的法治精神虽然相对薄弱,但法家思想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大力建设民主与法制,提出既要以德治国,更要以法治国,增加了许多传统法治精神中没有的新内涵,为丰富、发展当代民族精神做出了新贡献。“以艰苦奋斗为荣”——艰苦奋斗精神中国先贤历来倡导、实践一种先忧后乐、鞠躬尽瘁、不屈不挠、自强自立、勤俭朴素的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却几度衰微几度崛起,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韩非子》说尧的主要美德是俭朴、爱民。他虽贵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用土碗土钵子。儒家倡导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效法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来勉励自己不断进步,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仁人志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精神。孟子曾列举过不少受困厄而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人物,认为只有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炼,才会有大作为。他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激励后人的不朽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