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多达1700余人,其中有430多人来自湖南,是全国最多的省份。 当时,湖南境内尤其是省城长沙,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一种热潮,报纸也对此大加鼓吹。华法教育分会湖南分会、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纷纷成立。 更让人惊叹的是,时年已43岁的教育家徐特立、50多岁的蔡和森之母葛健豪等中老年人士也加入了赴法留学的行列中。 1919年12月,蔡和森、罗学瓒、向警予、张焜弟、蔡畅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进步青年,从上海动身,前往法国,正式开启留学之旅。然而,他们的好友毛泽东却仍然留在国内,没有搭上出国这趟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毛泽东一开始是有出国留学这个想法的。这从他1920年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即可看出来: “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当蔡和森等一众好友准备启程赴法勤工俭学时,毛泽东非常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极力促成他们出国,甚至先后把他们送到北京和上海。 比起去法国,毛泽东更向往的是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俄国。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 可是没过多久,毛泽东连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还指出,他选择留在国内研究学问有三点理由: 一是读译本比读外文原本快得多(尤其是对他这种外语还停留在“孩子时代”的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知识。 二是东西方文明各有千秋,应当先把本国文明的精华先了解透彻,去西方留学才有可比性。 三是若想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必先立足本国,而且必须进行各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等留洋回来再做这项工作就会有困难,不如现在就做,以后再留洋也有了本国调研的经验,可以借以比较。 只不过,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并未提到他的老师杨昌济的意见:“外国语再好,不知适国情,又有何用”、“盖能立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这些观点与毛泽东不留洋的思想是一致的,已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的三点理由就是对老师的观点的进一步阐发而已。 即便是在出国留学热甚嚣尘上的今时今日,毛泽东不留洋的观点仍然是值得借鉴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