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毕业证书,40年前我很珍视对它们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层,上面放了些书和当“礼服”穿的的确凉衬衣,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茄色裤子。
1986年到江西当省长时,不知是由于淡忘还是衣服多了几件,也不知是谁有意无意的“帮助”,证书找不到了,政务缠身,无暇以顾,也未放在心上。
约两年前,要搬家,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家人在破烂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还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据说在一个旧塑料包里发现了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证书,通电话告诉我时,我说:“莫烧掉了,请放到我楼上书桌抽屉里。”去年回南昌时,看到了它们,翻了翻,又放回去,也没多想。
退休后,闲来无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们,拿出来看看。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剃了个瓦片头,似乎向人炫耀说,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头顶上的这片瓦可以作证。脸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没照过相,第一次摆姿式,显得很不自然;龇牙咧嘴,好像饿狼吃食,没个看相。
1953年,我对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就很不满意,也不相信自己是这般模样。一天,我到王老师房间里去,向她借镜子照了照,尽管摆过几个姿式,都差不多。当时想,算了吧,不是照片的问题,就是这个又黑又瘦的样子,再说又不是我的错。
这张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解放后,想读书,家里穷无钱上学。一天,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土布裤子的一条裤脚扎死,“偷”了米,到学校报了名。后来父母知道了,也没责怪我,只是无奈地说:“实在没钱,家里人多劳力少,还去读什么书?你不听,我们也没法。”
余干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头发有些乱,比3年前“一团茅草”盖在头上好了一些,脸还是那样瘦、那样黑,嘴巴还是张开的,但牙齿外露已不太显眼。对这张照片,我虽不满意,但还勉强能接受。
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发大水,家里田地几乎淹光,住的破牛栏砖瓦房被水浸了两米高,拆了家里一些旧船板做挡风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过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疟疾,死里逃生。没有钱上学怎么办?母亲把自己的耳环,姐姐、妹妹头上、手上的首饰都狠心地摘了下来,几经周折才到县银行换了10元4角钱,用10元报了到。由于政府的关心,学校的照顾,我得了乙等助学金,才得以延续学业。这张毕业证后面,隐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人情的淡薄、师长的关怀!
鄱阳高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是与时俱进了,但因长时间生病,样子更难看,像个捡垃圾的,面无表情,病态木讷,毫无精神,看了心酸。
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伤寒,差点儿死了,还有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不堪回首。填报大学志愿时,班主任薛番琛老师的建议,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学校给了我20元到北京的路费,实在是喜从天降,要是这时照毕业照,脸上兴许会有点儿笑容啊!
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脸上长了点儿肉,表情还比较自然,也有点儿自信的样子。在首都上大学,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一直领的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后来,生均伙食费每月增加了4元,生活改善了,再不长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对不起助学金。大学6年,辛辛苦苦,顺利完成学业,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想到今后当个工程师不会有问题时,眼前好像一片光明。
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参加工作后补发的。一些造反派说我们这样的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不给我们发毕业证,也不按研究生发工资。当时家庭负担很重,读了9年大学同读4年大学的发一样的工资,心里很有想法,对发不发毕业证书倒无所谓。清华大学通知补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时,要我拿照片去,我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对得起观众的照片。头发有些长,向左边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左派”。脸上还是很瘦削,额头上多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样子自然从容,头微昂,两眼有神,看上去像个年老学生。这时,我已是葛店化工厂党委委员、车间主任,还做出了点儿成绩,同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心情很好。
这5张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印记了我艰难的漫漫求学路,印记了党和政府对我的恩情,印记了求学路上恩师与同窗的关爱。
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难安的是,没有为母亲的哺育做半点儿回报,她就过早离开了人间;没能对卖首饰为我筹学费的姐姐有所关照,她也离我而去;没有为对我人生命运起关键作用的张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两位恩师也过早离世。这些有恩于我的亲人,没得到我半点儿好处,也没看到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没有被辜负,想来又何以心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党和政府重视教育,资助学子。只要个人努力,考取了中学、大学、研究生的都能完成学业,怎么能不为今天的青年、为祖国的明天而欣慰!
5张毕业证书和上面的照片,尘封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被扔掉、被烧掉,或许被保存下来,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我个人艰难曲折的成长,也从细微处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变迁!
(本文写于2009年3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