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入驻搜狐自媒体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鲁迅1927年到达广州,在中山大学工作。他在《而已集》的一封通信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实际主持校务的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客朱家骅接着说,鲁迅太谦虚,就鲁迅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 鲁迅在他去世后的近八十年间被戴上了各种帽子,他的文字成为了各种主义架构的流动载体:他是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他是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他是旧式体系的继承者,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是一个孤立于绝对中的自我,一个或明或暗的讽喻,一个被他者封为圣人(canonize)的偶像破坏者。若从罗兰·巴特的角度来看,作者作为一个失去声音的象征物,鲁迅既无法“阵亡”,也必然“阵亡”——阵亡在这噼噼啪啪中,也存活在这噼噼啪啪中,唇齿间的生前与口号中的生后并无太大差别。 与弟弟周作人对作者个体身份的明确推崇不同,鲁迅始终在集体意识与个人主义、公共的语言与私人的语言之间的互相作用中焦虑。或许鲁迅对简化的拒绝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中的艰涩难懂正是来源于此。他并未有完全摈弃传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而是将文字本身变为不同力量激斗融合(或不融合)的战场,将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 分开, 从而在单纯的新旧、中西的维度之外寻找其他可能性。 鲁迅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他对“硬译”(或“死译”)的坚持来自忠于文字本身,而非服务于固态的解读。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这是鲁迅对于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看法。然而,在文学作品如此专注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五四时期,主张现实主义的鲁迅作品仍然被魔幻与唯美主义牵动,而非单纯将其作为空虚的讽刺载体。野草中的梦在那个最好的和最坏的时代,既智慧也愚蠢的时代,鲁迅既是激烈虔诚的参与者,亦是冷静超然的观察者,在抨击旧式儒家偶像的同时,也对新式启蒙偶像着保持怀疑 。正如梁实秋在与鲁迅的争辩中所质疑的:“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鲁迅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充满了矛盾,他是破坏者,也是铸造者。在收录于《两地书》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距《呐喊》出版已有将近一个世纪,同当时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积极融入全球文化,又焦虑于民族文化的身份与定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自身的种种不公与矛盾,鲁迅或许正是通过“一把旧椅子”的争夺体会到了惊人的历史循环。就鲁迅的各种影响与矛盾,我采访了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 蓝诗玲(Julia Lovell) 博士。她研究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是《文化资本的政治角力:中国追求诺贝尔文学奖》《长城:中国面对世界》和《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等书的作者。除了企鹅经典于2009 年出版的《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以外,她的译作还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朱文的 《我爱美元》以及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访谈以英文信件的方式完成,后翻译为中文。)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食人”是鲁迅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如果说拒绝轻易被食用、吞咽是西方现代派诗歌面对机械化、便捷化的反应性特征的话,它是否也体现在了鲁迅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上?它是否又与鲁迅对白话的支持与对文言的疏远有关? 蓝诗玲(以下简称“蓝”):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正如伊娃·周(Eva Zhou)的研究表明,鲁迅最早探索食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于他的当代读者而言应当是相当混乱难解的。其中的思想至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被广为传阅与理解,就算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中也是如此。鲁迅还主张所谓的“硬译”,既将外语结构引进中文里,就算最终结果是相当莫名,不搭调的语言。这一切都与五四时期白话小说最核心的矛盾有关。一方面,这一代的作家希望通过使用白话来创作“属于人民”的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却也不屑于现有的流行白话小说(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而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欧化的白话,它对于未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人来说艰涩难懂。因此,瞿秋白在30 年代就开始忧虑地意识到,新式白话小说似乎并没有大受“群众” 的欢迎。 东:在鲁迅的诸多作品,如《药》和《狂人日记》中,疾病这一象征频频出现。您认为在鲁迅的文字下固化的“国民性”究竟是“治疗的”还是“传染的”,“自然的”或是“人造的”? 蓝: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病理化(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的缺陷,并由此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孙中山,这两位现代中国病灶的理论者,都接受了医学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