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就要承认仁者爱人的血缘来源。在吕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节葬》)
纵观《吕氏春秋》可以发现,其《孝行览》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礼记》重合。它强调:“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国事万机,纲要在孝。“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仁义礼智,均以孝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吕氏对儒家学说能否治国也有疑问。“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有度》)
在吕不韦眼里,儒家学说好是好,可惜孔门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谈不上推广了。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孔门的仁义之术来自外生变量,只有通达性命之情,把仁义变为内生变量,德治才可实施。而通达性命之情,则要遵循道家的清静无为。
由此,吕氏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来说十分重要的辩证逻辑:“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所以,实现儒家的德治,靠的是来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无为,恰恰要儒家的有为而成。这一辩证逻辑,正是吕氏参透诸子思想,发扬体行黄老思想的产物。
关于墨家
相对道、儒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
《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
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关于农家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
关于兵家
对于用兵作战,吕氏继承发展了老子”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明确反对墨家的偃兵观。他强调,人类的争斗是自古以来存在的,所以军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家无笞杖,竖子就会为非作歹;国无刑罚,百姓就会侵凌掠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荡兵》)如果仅仅强调非攻而不是赏有义而伐不义,就会助长无道。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反对偃兵的同时,他所说的义兵,也从侧面批评了不讲道义只讲强国的霸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