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9日上午,蒋军整编第一军之整编第1师罗列所部,小心翼翼地爬进了空无一人的延安,当发现我军已经全部撤离后,急电上司邀功。“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得报,立即捏造战果向南京报捷,老蒋闻讯大喜,宣布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在许多历史文献中,还加注了另晋升胡宗南为“陆军二级上将”的文字,其实谬也,完全没有这回事。 胡宗南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刚刚晋“ 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 ”,正排着队候补呢,前面根本没有二级上将的位置。 抗战时期的特级上将,领章是特殊的 一、国民革命军1935年正式确立上将军衔体系。 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地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的旗帜和徽章,史称“东北易帜”,这就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然而此时在全国的200多万军队中,实际却分成为大大小小许多派系,仅陆军上将衔的军官即多达124名,中将少将更是多如牛毛,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和东北军各大系统,都有权授予所部军官的军衔。 老蒋遂于1929年召开编遣会议,主题就是裁军和整理混乱的军政,几大军头不服,于是爆发了多次新军阀混战,直到1930年底才消停下来,然后是“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老蒋第二次下野等等事件,及至南京政府终于有时间有条件进行军政整理时,时间已经到了1934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此专门成立“铨叙厅”,以林蔚为厅长,着手对全国军队的军官进行考评和授衔。 所谓铨叙的意思,是中国古代通过官员的资历、才能、成绩确定级别和职位的专用词汇,民国时期也就沿用了这个名词。军委会铨叙厅主掌军队的人事和衔级管理事宜,设厅长一人,中将级,副厅长一人,中将或少将级,厅内分一室三处:厅长办公室掌理全厅人事管理及庶务等事项,第一处掌管将级人员的任免事宜;第二处掌管校级以下人员的任免、审核、统计等事宜,第三处掌管人事考核及奖惩等事宜。各处处长、副处长均为少将级,处下设科,科长为上校衔。 李宗仁抗战时期,陆军一级上将 经过必要的筹备,193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正式设置“陆海空军特级上将”一衔,并且是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专设,所以这级军衔有两个特点,第一涵盖当时全部的军种,而无需专门加缀“陆军”二字,因为在哪个军种他都是特级上将,这是老蒋实施军事独裁的必须手段;第二,是从此以后无人可以晋升到这级军衔,其实已经等同于“大元帅”的荣誉军衔了。 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老蒋所佩戴的就是特级上将领章,但是要注意它也是三颗星的,这副领章与其他上将(含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中将加上将衔)的区别,在于四周是有边框的,此一点要特别注意。直到1946年以后,国军高级将领逐渐换装美式军服,老蒋的大氅领口上才开始出现五颗星的标志,再然后是肩袢上缀五颗星作为“特级上将”的军衔体现方式,所以,称谓这个军衔为“五星上将”就是不准确的。 毕竟那是美军的正式军衔称谓,另外这个特级上将也曾经挂了十年的三颗星,于理于规,都是不符合的,专业称谓就是 特级上将 。 白崇禧抗战时期,陆军二级上将 二、首批铨叙的陆(海)军一级上将名单及晋升原则。 也是在193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同时公布了《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将过去单一规格的陆海空军上将军衔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如此也就改变了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军队将官只简单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级的传统。按照施任条例的细则,一级上将的员额应该保持在上将总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的比例,且须按缺额递补,也就是说,现役一级上将有固定数额,在没有出缺的情况下,二级上将无法实现晋升。 1935年4月2日,首批授予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人选,主要考虑的是北伐资历、现任职务和派系平衡,而不是以战功为第一要素,他们分别是冯玉祥、朱培德、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陈济棠、唐生智、阎锡山等八人,注意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同年9月再授陈绍宽为海军一级上将,这就是照顾军种之间的平衡了,当时的中国海军其实还比较弱小,海军的事情本文略过。 抗战时期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 冯玉祥是西北军老大,二次北伐时期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虽然中原大战失去了兵权,但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资历和级别在那摆着;朱培德是追随孙中山的滇军代表,首期北伐时的第三军军长,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李宗仁是新桂系老大,首期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二次北伐时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南宁绥靖公署主任。 何应钦当然是黄埔系中央军的代表,首期北伐时的第一军军长、二次北伐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张学良是东北军老大,曾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虽然年轻,但是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有功,时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 陈济棠是粤军代表,本来这个军衔应该是首期北伐时粤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但是由于蒋李翻脸,已经成为“南天王”的陈济棠脑袋被砸中,时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赣粤闽湘四省边区副总司令(总司令蒋兼);唐生智是湘军代表,首期北伐时的第八军军长、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阎锡山是晋绥军老大,二次北伐时期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的四星肩章 上述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中,朱培德于1937年2月因病离世,空出的位置于1939年2月,由湘军代表、首期北伐时的第六军军长、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不久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递补(原二级上将)。张学良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褫夺军衔,空缺由桂系代表、时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递补,时间为1945年10月5日。冯玉祥1947年被老蒋逼迫退役,空缺由黄埔系陈诚递补,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时间是1947年2月21日。 在大陆期间,国民政府还先后追赠川军刘湘(二级上将)、北洋将领曹锟和吴佩孚、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二级上将)和皖系陈调元(二级上将)为陆军一级上将,但这均属于死后的荣誉,并非现役一级上将。截止到1949年逃台之前,国民党军队生前获授陆军一级上将的仅有冯玉祥、朱培德、李宗仁、何应钦、张学良、陈济棠、唐生智、阎锡山、程潜、白崇禧、陈诚共11人,其他顾祝同、刘峙等等均为陆军二级上将,此一点尤应注意。 抗战胜利后的阎锡山,陆军一级上将 在1946年换装美式军服之前,陆军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二级上将通通都挂三颗星的领章,只是在高级将领全部更换美式军服后,一级上将肩袢上才出现了四颗星,那么根据前述历史,有资格并且有机会佩挂四颗星的仅有李宗仁、何应钦、陈济棠、唐生智、阎锡山、程潜、白崇禧、陈诚等八人,其中陈济棠、唐生智已经赋闲,基本失去了统兵作战的资格。 所以我们能够经常在影视剧中看见的,挂四颗星的只能有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程潜、白崇禧、陈诚等六人,如果出现其他人佩挂四颗星的,那就是历史常识性的错误。 程潜由二级上将晋升一级 三、首批铨叙的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及变动情况。 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授予陈调元、何成浚、朱绍良、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刘峙、万福麟、何键、白崇禧、刘镇华、顾祝同、商震、傅作义、徐永昌、于学忠、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等20人为陆军二级上将。归拢一下,其中黄埔系中央军仅有刘峙、顾祝同和蒋鼎文等三人(朱绍良算嫡系中的杂牌),其他皆为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桂军、滇军、陕军等杂牌将领。 同年底补授晋绥军将领杨爱源为陆军二级上将,1936年1月11日和12月31日,再分别授任程潜、李烈钧陆军二级上将,因此,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之前,国民党军队实有特级上将1人、陆海军一级上将9人、陆军二级上将23人,共计33人。按照一级上将员额占比不超过四分之一的原则,基本数量固定在8人左右,无空缺是不能晋升的。 在1935年的首次铨叙中,原来相当一批的路军总指挥、军长等高级将领,军衔从上将被压缩为陆军中将,包括陈诚、卫立煌、钱大均等93人,这必然造成一些矛盾。于是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又公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特别出台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规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将加上将衔。从1936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授任、晋任、赠加、追加等各种类型的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追赠陆军上将衔总计53人。 钱大钧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其中在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间,共授任了28人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期间虽有出缺和增补,但是国民党军队中现役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将官总数始终比较稳定。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公布的人数统计,当时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8人(朱培德去世),二级上将23人,中将加上将衔28人,总计60人,直到1938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才规定增设陆军二级上将员额5名。 根据黄埔七期史说将军的回忆: “到抗战前夕,又定中将加上将衔28人,这些人大部是预备做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张发奎、张治中、陈诚、薛岳、熊式辉、杨杰等都是那时由中将加上将衔的。自此以后直到抗战末,没有加任上将或上将衔的,高级将领职级也降低了,胡宗南、汤恩伯升到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升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官阶还是中将,官阶晋升都迟于职级。” 抗战时期的冯玉祥、陆军一级上将 在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群体中,计有陈诚、张发奎、薛岳、张治中、孙连仲、余汉谋、卫立煌、邓锡侯、卢汉、马鸿逵、熊式辉、陈仪、吕超、邹作华、孔庚、俞飞鹏等16人,先后通过补缺或者特授的方式晋升陆军二级上将(陈诚再后来又晋了一级)。比如卫立煌、陈诚同时于1939年5月2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补的是被枪毙之韩复榘的缺、陈诚补的是病逝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的缺,以此类推。 另外还有32人在大陆期间,始终是中将加上将衔,而并没有正式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他们是:贺耀祖、钱大钧、蒋百里、杨杰、沈鸿烈、刘建绪、田颂尧、李品仙、张自忠、廖磊、朱授光、孙蔚如、刘文辉、杨森、庞炳勋、夏威、黄绍竑、黄旭初、盛世才、唐式遵、秦德纯、孙震、姚以玠、潘文华、马占山、蔡廷锴、蒋光鼐、刘兴、王缵绪、王陵基、汤恩伯、罗卓英、冯治安、韦云淞、黄琪翔、张钫、胡宗南、马步芳、刘多荃、邓宝珊、马鸿宾、冯钦哉、谷正伦、林蔚、刘士毅、李汉魂(死后追晋二级上将的不计在内)。 林蔚和美军准将 陆军二级上将变动的大致情况有:韩复榘1938年1月被处决,1939年5月卫立煌第一补缺;刘湘1938年2月追晋一级上将,1939年5月陈诚第二补缺;程潜1939年5月晋升一级上将,1942年孙连仲第三补缺;宋哲元1940年5月追晋一级上将,1944年2月薛岳第四补缺;陈调元1944年2月追晋一级上将,1945年10月张发奎第五补缺。杨虎城被褫夺军衔后,1945年10月张治中第六补缺。 白崇禧1945年10月晋升一级上将,1946年余汉谋第七补缺;刘镇华1945年11月5日因病退役,1947年2月熊式辉第八补缺;李烈钧1946年2月病逝,1947年2月陈仪第九补缺;何成濬1946年7月退役,1947年2月邓锡侯第十补缺;万福麟1946年7月退役,1947年11月孔庚第十一补缺,但同时退役;徐源泉1946年7月退役,1947年11月邹作华第十二补缺,但同时退役;1949年,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被褫夺军衔,但已按规定停止升衔,遂无人补缺。 特级上将的五颗星肩章 四、抗战期间陆军上将群体的肩章展现方式说明。 从1935年正式铨叙开始,一直到1946年大面积换装美式军服之前,国民党军队始终是以领章的形式展现军衔,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都是“三颗星”的标志,除特级上将领章比较特殊外,其他所有的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将领,军常服的领章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是“金色的板板上缀三颗立体三棱状金制三角星”。在非重大的正式场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军衔也可以统称为陆军上将。 之所以说在军常服上没有区别,那是因为各级上将的大礼服可是有差异的,大礼服也就是我们在旧照中看到的那般模样,几乎每一位将军都留下了大礼服照片,只是我们不大注意罢了。所以在重大场合身穿大礼服时,还是能够区分出上将等级的:大礼服的袖章上,特级上将于梅花之上加缀三个品形的圆环、一级上将加缀两个平列的圆环、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则没有圆环。 何应钦的一级上将大礼服 当然,另外的区别就是在档案和薪饷上了,这里不一一说明。实际上,从1944年开始,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换装美式军服,但是仍然佩戴着领章来表示军衔,肩袢上是空白的,所以从这个时间起到1946年正式在肩袢上缀将星,可以称为“过渡期”,比如老蒋、白崇禧都留下过这样的历史照片:军装是美式的、领章却还是旧式的。 总体而言,在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总人数控制在60人左右的情况下,老蒋还多次强调要严格控制上将军衔的数量,甚至提出“我们个人的阶级愈低,国家的地位就愈高”的口号,因此要想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或者授任、升任中将加上将衔是非常不容易的。1946年7月又开始正式执行退役制度,1947年11月以后更是停止所有上将衔的晋升,也就基本改变了北洋时代陆军上将军衔泛滥的局面。 冯玉祥、万福麟、徐源泉等杂牌上将,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勒令退役的。 白崇禧过渡时期的照片 五、1946年以后陆军上将军衔的展现方式说明。 抗战胜利全面换装美式军服后,上将军衔的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其中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星、环形排列,一级上将肩章上缀四颗星、菱形排列,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肩章上缀三颗星、呈三角形排列。但所有上将俸饷却改为同等待遇,由此许多历史爱好者习惯称之为国军五星上将、四星上将、三星上将,其实是不专业和不准确的,我们必须考虑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的实际情况。 在经典电影《大决战》中,尤其是淮海战役那部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等人通通挂四颗星出镜,显然就是错误的,到1948年白崇禧的军衔确实是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很早就是,但是顾祝同、刘峙等人只是陆军二级上将,挂三颗星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