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老以为,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是从明朝的朱元璋开始的,以为朱元璋想攀一个当大哲学家的祖宗,看来老朱啊,韩某以前错怪你了,对不住啊。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我以前因为崇拜王阳明,看不起朱熹,以为他说的都是错的,现在想来,我是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就像庄子说的,我的立场让我的观点有了局限、片面了。或许我现在想的也不是正确的,也有偏见。
朱熹把程颐关于“理”的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很像“存在就是合理的”著名论断。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
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人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这是朱熹的政治哲学。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
二、陆王心学
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就像战国时代,魏相惠施和庄子是好朋友,惠施是名家、庄子是道家,他们针对“名”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后来庄子击败了惠施,就手收拾了公孙龙,从此名家归于道家帐下,成为一元战将。好朋友之间争论哲学观点,才不会造成其他后果,争论完了还能一起吃饭喝茶,吃饱喝足了再继续争论,何其快哉。
闲话不说了,回到正题。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朱熹赞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两句话只有一宇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作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
但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
王守仁(1472-1528年),称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我就崇拜这样文武双全、脑袋又灵光能思考哲学问题的人才。蒋介石和我一样,也崇拜王阳明。后来老蒋溃败到台湾,把台北郊区的一座山改名为“阳明山”,可见老蒋也是追随王阳明的信徒。我要什么时候有权利给山改名,我也得改一座叫“阳明山的”,可惜我只能想想。可惜老蒋只是崇拜,没有学会“知行合一”。
王阳明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上面两段,我越看越像老和尚和小徒弟的对话,满满禅宗意味。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我认为王阳明是对的。
国学到了王阳明阶段,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理论系统已经完备。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思想自由被禁锢,国学发展程度微乎其微,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值得一提,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