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法律尚未明确“必要的时候”的具体标准,加之家长或监护人通常并不愿意将未成年行为人送政府收容教养,所以导致实践中大部分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并没有去接受政府机构专门的教育矫治,这就使得教育惩戒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刑罚制度的刚性要显然强于收容教养制度。刑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后果,因此其适用有最为严格的实体和程序规范。收容教养则不同,它本身属于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关于收容教养的专门法律,这就导致诸如谁来决定是否收容教养、以什么程序决定、执行场所在哪等基本问题还不明确。因此,不能因为一味强调“保护”而忽视了“惩罚”,不能因为我国有关于未成年人家庭管教和收容教养制度的存在,就否认完善刑罚制度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现阶段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