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北投普济寺的日本建筑风格日治时期初期,在治理台湾所需要的宗教安定力量上,台湾总督府舍弃19世纪末因对外战争胜利而兴起的日本国家神道教,而选择了已经在台湾稍有根基的佛教。这种与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维模式,也让原住民与汉人居多的台湾,同化於日本的速度加快。为因应现实环境,台湾汉人不得不与在台日人合作,并以传统道教寺庙改建、增设日人所熟悉的佛像﹔如地藏王菩萨等。日人统治者,更於台湾各地设立许多寺院及布教所。不但如此,台湾还出现混和道教与佛教的斋教。事实上,藉由神佛来宣扬儒家思维的该宗教兴起正起自日治时期。1937年,台湾总督府积极推动皇民化,以各地神社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为统治者积极推动的宗教。在此因素下,其馀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现象一直到战后才有所改观。时间总督府将星期制与标准时间度引入台湾,要求机关、学校、工厂须制订作息规律,严格要求民众遵守。铁公路交通明订时刻表,要求准时发车及抵达目的地。1937年以前,台湾时间仍较日本标准时间慢1小时,1937年调为与日本本土相同。总督府在各地设置大时钟(例如火车站的正门上方),并且配合例假日制度,以养成人民守时的习惯。总督府并从1921年开始,在每年的6月10日都举办许多宣导活动。6月10日是日本人的「时的纪念日」。此外,配合现代科技(电报、收音机),使各地的公务人员及民众都能够知道正确时间,进而养成守时的习惯。文化发展与西方艺文之引进1915年后,台湾几乎不再有大规模的武力抗争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自发的的社会运动。台湾人组织近代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采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识的宗旨,以此结合意识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运动所设定的目标努力。而这些运动多少也促进社会文化的改善。除了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台湾日治时期文学之外,台湾接受西方文化最高且最有成就的莫过於美术,也著实出现不少知名的画家。另外,通俗的流行文化也在此时期首度於台湾出现并极为盛行。其中又以电影,流行歌曲及布袋戏为其代表。1919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改组原先的「启发会」成立「新民会」,展开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而伴随此过程而来的也有《台湾文艺》(1934年)、《台湾新文学》(1935年)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这些摆脱古诗的近代文学,为台湾白话文运动的肇始者,也被学者认为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或白话文运动息息相关。这个文化运动的并没有因为台湾总督府刻意压制而马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