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校长、教师、媒体等宣称惩戒性政策,如基于严密监控下的零容忍政策和法律,停学、转学、教育或法律惩戒等,会减少欺凌,部分学者也助长了这种误解。国外欺凌治理的初期也有类似阶段,更多地采取法律策略而忽略了教育干预、关系修复等策略,但惩戒性策略并不一定会减少欺凌,甚至可能在“以暴制暴”中滋生新的欺凌。作为传播把关人和“意见领袖”的校方,如果采取“监狱式”规训监控和“反恐式”严苛惩治方式,将会降低学生的安全感并增加空间压迫感,甚至无形中传播了暴力文化,并制造了新的欺凌行为。
欺凌是一个系统治理工程,需要“软硬兼施”,而该政策未能观照“个体互动层面”,容易忽略“个体关系层面”的修复,并可能增加受害者不敢报告学校的风险,从而降低了政策的效能。
总之,在欺凌的风险治理中,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几种误解,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相关认知支持,加大观念培训力度,避免教师等利益相关者对欺凌认知的污名化、标签化和偏见化。改变欺凌需要首先改变成人的观念。也只有如此,我国校园欺凌的整体治理才能实现良好的生态化合力。(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大庆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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