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