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创新问题在中国又被冠以另一称谓,即“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主要是说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在历史上叹为观止,世界领先。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甚至被弗朗西斯·培根称为西方世界从黑暗时代走向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发明。然而,为什么在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但在近代特别是17世纪却被西方所超越呢?对此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技术发明是基于工匠们的个人经验,而科学发现只是由少数天才在观察自然世界时做出的特例。到了现代社会,技术发明则主要是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基于科学知识通过实验而完成的。
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技术是人口规模的一个增函数,即一个社会的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可能越多,这类工匠越多,科学技术可能越先进。而中国古代社会恰恰是这种依托人口规模而获得科技领先的典型实例。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靠经验,而在科举制度下,具有较高天赋的人往往投身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不能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而在17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革命已经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科学实验来获得发展。因此,技术创新模式的差异,导致了近代时期中国社会技术创新供给上落后于西方社会,这一差异也导致工业革命未能产生在中国的原因。
此外,另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解释是制度创新假说。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已经进行了商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如阿西莫格鲁等认为,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不仅仅是由于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有关。早期海外贸易的代表葡萄牙、西班牙多以国家利益和皇权为主要驱动力,而英国与荷兰的贸易探险则是以公司为主要驱动力。因此,从贸易中兴起的商人,很早便参与到国会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之中。政治与商业的结合导致商人力量的强大,他们有能力对一系列经济、财政制度进行干预和改变。特别是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光荣革命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国王要增加税收必须经过国会同意,国王的征税权力也被大大制约。此外,私人合法产权也被有效界定。
随着英国国家能力的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的发展,由政府特许经营的英格兰银行也在此时获得设立,伦敦金融市场地位得到提升,甚至成为比荷兰阿姆斯特丹更大的金融中心。这一切导致了17世纪英国的财政与金融革命。反观中国,17-18世纪的中国依然在中央集权僵化的政治体制下发展。虽然具有较为庞大和通过科举考试形成的文官体系,但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通过对以上关于工业革命起源主要解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某单一条件可以单独推动工业革命的产生。但至少可以看到,技术与制度创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们便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工业技术革命也无从谈及。但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的则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商业贸易下政治制度的改变,以及私人产权的确立和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建立,更加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所以可以看到,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导致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的重要条件,但在18世纪东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在这些条件中将占有更多的解释权重。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