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1)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2)清廷在连年“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把“筹饷练兵”作为救命符,袁世凯及时抓住晚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时机,发展了北洋军阀的势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侵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由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给袁以有力支持。于是袁世凯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并运用封建权术,由军而成阀,由军阀而成集团,稳操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千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