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督教体系的衰落,商业社会充斥着种种无神论、自然神论、怀疑论等“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家(free thinkers)不仅否定《圣经》中的神迹,也质疑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基督教的道德原理,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能激发民众真诚地去奉行。酗酒、卖淫、诅咒、说谎、辱骂、诽谤从法庭扩散到乡下,整个民族既在认识上又在实践上一起堕落。笛福在《家庭指导手册》(Family Instructer)的导言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对义务的了解,而是缺乏对义务的实践;并不缺乏教育,而是缺乏顺从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能坦率地承认一件事是他们的义务,但也敢同时疏于它的实践;人们能找出无数的诡计、推诿、权谋,使得那种疏忽对他们而言轻而易举,对他人而言也情有可原”(Defoe,2006a: 45)。
笛福并没有塑造一个个完全毁弃传统的“新人”,而是在传统的架构中寻找某种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鲁滨逊最终没有背离他父辈的核心伦理,而是恰恰将中间阶层关于幸福的朴素哲学在商业社会中予以更为灵活的运用。他的出走反映出现代个体只信奉内在自然正当性带来的内在张力,他的出走意味着现代个体只能在理性与启示间寻找合理的道德基础,而他的重返预示着现代个体尽管处于人事的喧嚣涌动与拥挤匆忙之中,却还是能够实现灵魂的隐遁和安宁,使得漂泊的生活既合于世俗社会,又合宜于宗教虔诚。
不同于法国社会,国教改革使英格兰较早地出现了世俗化。人们心目中传统的世界图景开始动摇,他们对上帝的基本情感逐渐改变,也由此难以真诚地对待自己与他人。这是个急匆匆的社会,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内在有一种向外释放的力量,反叛家庭的传统秩序,反叛乡土的生活方式,甚至反叛天意。而整个社会,也确实由这种力量不断地向前奔涌,打破旧有的藩篱,表面充满生气和活力,内在却是欲望的不断涌动,呈现出某种浮躁的、彷徨的、缺乏稳定性的社会状况。在这种处境之下,个体只能在不断追逐对自由的想象和利益的需求中感受自己的存在及意义。这正是“海”的意象,由其没有边界而使人充满对无限自由想象和未知世界的诱惑,但当风浪来临,却又容易失去规定,使人遭受毁灭,或无法获得安定。然而,笛福并非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出发,展开原教旨式的阐发,也非完全抛弃传统,踏上欧洲大陆理智主义之路,而是在自然之上,重新思考财产和道德的问题,来形成整体的世界图景。
抽象的道德法无法纯粹通过现实理智来履行,而需要人不断忏悔,回到自己对上帝最单纯的情感,由此衍生出对他人的义务。但人对自己与上帝关系的体认并非通过狂热的启示,而是在不断经历自然和与他人交往之中得到领会。笛福借助人与上帝之间的负债关系,重新建立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使得财产也具有了道德意涵。对他人所施的善行是在偿还上帝的恩情和重新确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这一切都由良心的衡平法来评判。笛福在理性与启示之间,寻找到一条良知之路,实则为道德生活找寻找到了个体情感的根基。他的思想后来被美国建国者吸收,对理解英美社会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线索极为重要。理解笛福对基督教思想资源的转变,及其对自然的神意、良知、衡平法的阐发,对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个体的意涵,及英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积极的意义。
六、 结论与讨论
自晚近以来,个体问题一直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纠葛在一起。严复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等西学著述,最先涉及了群体(群学)、个体及自由问题的新语境。不过,严复并未就个体论自由,而仍将自由置于群己关系中进行讨论,其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士人对西方个体主义的犹疑与徘徊。然而,激进的革命之势迅速形成并很快蔓延开来,人们越想彻底改变现实状况,越不自觉地与传统决裂,由此缔造出来的“新人”在抛弃传统社会纽带,决绝出走之后,就越发感到自己的无根状态。
随着中国传统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瓦解,21由世俗化及其引发的个体人格的后果,使得人们在面对“天”的时候,已经难以感受到超越于己身的更大的自然之道,也再难体会到可以安顿己身的世界的图景。随着浪漫的宗教感的逝去,伴随着对纯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在商业社会兴起的过程中,很容易使得人们在强烈的自我意识的驱使下,追逐自己的喜好及其个人一味物质利益。一旦个人的倾向和欲望成了正当性的源泉,人与人之间也再难寻求到可以安顿彼此的伦理秩序。现实社会虽然在个人主观能力的推动下,不断弃旧图新地向前发展,但却缺乏实在稳定的伦理生活的根基。人们越释放自己的此在的意欲,越难以体会到生命的整体感,也越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彼此。如果人们习惯于用功利主义或抽象自由的方式去理解个体及其正当性,社会生活便会陷入霍布斯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人与人在强力的角逐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抑或在国家治理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表面大鸣大放,内在死气沉沉。
21.明末清初之际,中国人的个体性心性的丰富性已然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随着天道的形上玄远之学没落,士人开始从抽象的天理回到人的自然性状态,在世俗生活中寻找安顿人心的方式,试图重新阐发一套新的人性和道德体系(王汎森,2013: 3-24)。以颜元为代表的清学讨论实质性地转化了理学的命题,将自然之性置于天理之先。清初的朴学和晚清之后开始的社会学说实际上都继续着这个命题。不仅严复,梁启超也在《新民说》中探讨如何以更有利的结群结社的方式培育新的人格结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必须彻底回到传统的等级秩序之中,去过一种原教旨式的伦理生活?当义务观念流于形式,不易触动真切的感情时,人们是否能够真正回到传统世界,安顿在完全旧式的生活样式之中?感官和想象的发育使得人心结构发生变化,个体性特征明显增强。在流动的社会之中,人如何能切己地找到情感的起点,并推展出日常的群,乃至更大的世界架构(即所谓的“推己吸入”),这是老一辈社会思想家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方向。事实上,西方也经历着这样一种变迁。诸多早期现代思想家从普遍的人心起点出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中道的资源,在新的现实历史条件下安顿人心,奠定现代社会的根本命题。重新关注这批社会思想家,探讨他们对现代社会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丰富对现代个体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发现现代社会更为丰富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