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叙事诗是神话式故事体裁的象征性表达,寓意着超越现界的临现,它是历史的折射,与历史互相平行,而又往往纠缠在一起,混淆不清。
因此,神圣叙事诗中的诸神,其面貌更加贴近人类,而且其人格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神格,与自然崇拜相去甚远。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神化。
正如高尔基所言:“古代‘著名’人物,乃是制造神的原料。”
在先民的观念中,神圣叙事诗中的神祇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持有某种劳动工具的十分现实的人物。
而流传至今的诸神以及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大多诞生于这一时期。
再说彼时的地母神(即妇女阶段的地母神),虽然有着多种不同的象征体系,但同样有其共通之处:
首先,男性在生命孕育中的作用,终于得以发现。
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光靠女性的力量是无法繁衍后代的,必须藉由能够激发生命力的男性力量来进行补全。
只是,对于生命的造化过程,男性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并不能创造生命。因此在当时的在象征体系中,男性因素尽管显而易见,却并不十分突出。
但不管怎么说,男性的生殖崇拜自此开始。
体现到神话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母神的配偶——天父神的出现。
从考古发掘的证据来看,当时的男性已经开始参与到宗教祭祀的仪式当中,只是多作为伙夫、侍从、护卫之类的身份存在。
因为当女子掌握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大权时,男人仅是卑微的合作者,这在当今的一些原始部落同样如此。
西伯利亚诸族信奉萨满教,萨满即巫师。而据尼斡拉兹的田野调查,其中的“勘察加尔人没有专门的萨满,他们的宗教活动全由中年妇女担任”,“在堪布和布里亚特等民族中,凡男人权充萨满者必须装扮成妇女的模样。”
上述现象在当时的神话中亦有体现,例如:按照米诺斯(Minos)文明的图像提示,早期的赫拉容貌端庄,神态安详,手臂高举,立地通天。而宙斯则被刻画为一副长着胡子戴着头盔的护卫模样,站立在赫拉的身后,为自己崇拜的女王看家护院。
此外,男性的生殖崇拜,在当时的神话中还体现为双性同体(androgyny)之神的产生。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双性同体之神大抵可分为两类:“亦男亦女”和“不男不女”。
前者(亦男亦女)体现为具备相同神格的两性神祇,例如:古埃及原始海洋“努”就同时具备男女两种化身;阿兹特克的创世神——奥梅堤奥托亦拥有男女两种面相;印度教的大梵天也曾把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变成一男一女;而中国神话中的颛顼大神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则与“鱼妇”等同。
除此之外,美国学者哈婷亦在其专著《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中指出:许多民族的月神同时兼具男性神和女性神的特征,像巴比伦的月神既有男神西恩,又有女神伊什塔尔;埃及的月神,既有伊西斯,又有奥西里斯,等等。
还有《吠陀经》的阿底提,人们是这样赞美她的:“她是母亲、父亲、儿子、诸神、存在及非存在,是一切已生和将生的事物。”
后者(不男不女)体现为兼具了雌雄两体的特征的地母神,即作为神性力量的男根形象跟表示生命创生的女性身体形象融为一体。
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女神雕塑来看,其中就有脖子被雕刻成男根形状的维纳斯、乳房被塑造成男根模样的维纳斯、双腿合一成男根状的维纳斯,以及臀部为双卵形(比喻睾丸),而且刻画有两条线(比喻男根)的维纳斯等等。
还有中国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那是世界上著名的表现生殖崇拜内容的岩刻画。在其近处的文化堆积中,也发现了具备双性特征的 “双性石人”。
显然,在这些宗教体系中,男女两种性别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共同激发着生命的活力。
而在神话世界,中国神话中的鲧,古希腊神话中的帕涅斯和阿葛底丝提、犹太法典中的亚当,以及海地巫毒教信奉的创世神——玛乌·利撒(Mawu—Lisa)都同时具备着双性的特征。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普遍性的龙蛇文化,其实就是双性同体之神的主要象征。因为,蛇不仅代表地母神,还象征着男根。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就曾经提到过。
事实上,蛇与男根的确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
至于龙则是蛇的进化形态,为有翼之蛇——翼为鸟之特征,而鸟则是男根的象征。
郭沫若先生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毕竟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而卵则是辜丸的别名。”
是的,直到今日,“鸟”也仍是男根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的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这应当视为原始的象征观念在后世语言中的“蛮性的遗留”。
因此,最初的蛇神、鸟神,以及龙神,都应该当作具备男性特征的女神,它的出现意味着母系社会已经抵达巅峰,正在向父系社会过渡。
再者,在新石器时代,还诞生了对于祖灵,即祖先神的崇拜。
祖先崇拜,是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
它除了具有祈求本宗亲属的繁殖与福祉外,还有借仪式的手段,增强与维持同一宗族团体的团结性,加强亲族团体成员对本族来源与团结的信念。
而且它还具有一种社会经济意义,即通过仪式再现与祖先的关系,重新叙述占有祖先所遗之物(房产、土地等)的合法性,使得财产能够在上下世辈之间转承。
所以,在祖先崇拜中经常被强调的是祖先的贡献,祖先的历史与规矩。
而随着祖先崇拜的发展,地母神也与部落的大祖母(在部落中起到祭祀作用的女性支配者)融为一体,获得了明显的社会属性及人格特征。
据刘勤的《女神论》所述:“‘女神’以人形人格出现就成为必然,从而迎来了女性生殖崇拜独立形态的出现。如果说,在自然神和图腾神阶段,女神的出现是依附于自然、图腾外壳的话,在这个时期则脱掉了这个外壳,从而将女性生殖推向崇拜的核心。”
这一时期出土的维纳斯上,面部均有独特的形状:有的棱角极其分明,有的看上去则呈现出完美的椭圆形。很显然,这是一些戴着面具的女神,或者说女祭司(大祖母)。
例如:在希腊北部的阿切莱恩遗址出土的女神像上,就有着可拆卸的面具。还有一些特例,维纳斯会手持面具,而非戴着它。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些仍然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面具的当代文化中,面具是超自然力的化身。而古希腊人在戏剧和宗教仪式中使用面具,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既表现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也表现诸神。(古希腊人的面具,无疑是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
在新石器时代,部落里的大祖母会以祭司的身份,主持部落的祭祀仪式。在仪式的过程中,她们会戴上代表女神的圣兽或暗示女神特殊面貌的面具,藉此与神相见。
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部落里的大祖母承担着神与人的中介这一职责,她们甚至会被冠以神的别名,而这别名往往成为部落的指称。
例如:在古代中国,伏羲大神所在的部落就是伏羲族,其族长都叫做伏羲氏;而鼎鼎有名的佛祖——释迦牟尼亦是族名:Sakya-muni。
综上所述,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少女阶段的地母神功成身退,与代表她们的圣动物或体现其神格的自然物融为一体,化为了部落的图腾。
取而代之的是活跃于神圣叙事诗中的妇女阶段的地母神,其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与其相对应的天父,以及明显的社会属性和人格特点。
第二个阶段(下):青铜时代(距今约5000年~3400年期间)。
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期又延续了几千年后,生产工具被制作得更加锐利适用,分类也越来越细致。在此基础上,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业、畜牧业逐渐成为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男子的劳动开始由捕鱼狩猎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他们在生产部门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使得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渐增多。
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
于是,随着物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工具的生产)逐渐取代人口生产而占据历史过程的主导地位,母系氏族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父系氏族,血缘时代被物缘时代所取代,私有制度诞生,前权力时代就此到来。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女性生殖器崇拜开始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其最初的表现就是男神向女神剥夺了生殖权,从中诞生了可以单性生殖的男神和以男性面貌出现的蛇神等畸形的产物。
这一转变也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产翁”制度(一种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让母亲离开,而让父亲上床怀抱婴儿,卧床坐月子的风俗)。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该习俗实质上涉及一种“已消失的情境,就是从母权转变为父权的设想阶段。在这阶段中‘产翁’被认为依靠它象征的托辞来肯定父亲的地位。”
此外,在澳洲的成人礼上,为了使男性超越男人的身份,而具有英雄性或者说神性,将进行二度割礼——隔开阴茎底侧形成一道永久性的尿道裂缝,而这个裂缝就被称作“阴茎子宫”。从“阴茎子宫”内流出的血就象征着女性的经血,代表着男人体内也同样具有赋予生命与维持生命的营养成分,从而将男性与世界之源关联在一起。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男神向女神剥夺生殖权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他在一开始肯定遭到过女神的严厉打压。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阉割”习俗的诞生,这一习俗习俗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史前人类驯养动物,阉割术就随之产生了。将原用于动物的阉割术用之于男性,乃是人类的一大“发明”。
在我国,阉割术俗称去势术,在《周礼》中就有记载。而在西方,阉割习俗的历史也十分久远。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追忆神话时代的暴君埃凯陀,说他“切掉男人的鸡巴”好像切西瓜一样平常。当《奥德修纪》卷二十二再度写到这一习俗时,已经从神话追忆到了希腊英雄时代的现实:“他们又把美阑修带出来,经过门廊和外院;他们用无情的铜剑砍下他的鼻子和耳朵,又拔掉他的阴茎,给狗当生肉吃。”
在母权和父权的斗争中,阉割这一剥夺男性生殖力的手段,并不是一开始就用于男性身上,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恐吓手段。
阉割作为一种极端的手段,是否在母权制末期激烈的两性权力斗争中为女性普遍使用,这不得而知。但阉割恐惧作为母权控制男性的一种精神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阉割恐惧是随着男根崇拜而产生的,这在许多神话中都可以找到证据。
回到正题,母系氏族北父系氏族取代,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在神话中有着多方面的反映。
而在继续讲述接下来的内容之前,笔者要先转载一下易中天教授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中的相关论述,以便诸位读者对于这一历史性过程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表面上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
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权力。女性首领和她的助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
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
但这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氏族的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也就没有刹车的可能。结果,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
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顺水推舟地变成了男权社会,而且延续至今。
顺带一提——在这一时期,对偶婚的制度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