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为处置涉酒类警情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持,但规定却很笼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更难以把握。
比如,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下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然而,这种“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究竟怎么具体操作,却缺少明晰的标准与界限,一旦在“保护性约束”过程中造成“酒疯子”受伤或是酒精作用导致疾病发作,公安机关尤其是处置民警很难洗清自己的责任。
随着涉酒警情的居高不下,和完善社会法治的不断前行,对于“酒疯子”行为的处置,显然再也不能无规矩可循。严格意义上来说,用正常的法规标准来衡量某些“酒疯子”的行为,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可以追究行政甚至是法律责任的。但鉴于涉酒警情的特殊性,又需要处警人员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灵活把握,既要规范处置也要融入人文情怀,既要保障公共和自身的安全,也要避免给“酒疯子”身体造成伤害。在笔者看来,北京、江苏、浙江、云南、内蒙古等多地设立醒酒中心,对意识混乱、行为难以控制的人员集中约束、醒酒的做法,值得借鉴。
应当说,“酒疯子”只是酒精作用下的无意识行为,并不是蓄意要制造事端,人们选择报警求助,也只是希望警方能够及时阻止他们的“疯狂”,约束到醒酒了事。因此,对于“酒疯子”,还是要大幅提高他们“借酒耍疯”的成本,唯有让这些“酒疯子”不敢“疯”和“疯不起”,才能让他们端起酒杯想到“罚”,才不至于也不敢再“借酒装疯”。(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