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瑕疵出资人的出资并未全部到位,其股东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其股东权利只能在出资范围内行使,未出资部分不得行使,例如在公司收益的分配方案方面可以相应地减少该股东的红利或者在股东会表决上降低其表决权比重。但是,是否应当对出资瑕疵的股东的知情权进行限制,理论界和实务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不应该限制该类股东的知情权,因为知情权相比较股东收益权而言更具有共益的性质,且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需要,否则公司将实际沦为某些或者某个别股东个人的工具。而且虽然不限制知情权,但是对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能起到相同的效果,甚至能起到督促瑕疵出资的股东补正其出资行为的效果。
2、隐名股东的问题
隐名股东是实务中认定股东资格方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纠纷。由于名义上的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一旦因为到底何人能真实地享有股东权利而发生争议时,确定认定股东资格标准就成为了解决该类争议的最关键之所在。在认定有关“隐名股东”的资格时[3],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作出这种利益安排的原因是否是为了规避法律。由于法律对一些投资主体的资格进行了一定限制,故有一些不具备投资资格的主体为了规避法律而与他人协议由其出资但由他人成为挂名股东。例如,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被禁止从事或者参与赢利性活动的人,公务员不能成为股东,一部分党政干部为了牟取巨额利润,利用手中的职权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参股公司经营。于此情形,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范,因此不应该认定该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进行安排的协议,由于该协议的目的是规避法律,属于《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情形,因此该协议无效。此时,隐名股东当然不能取得公司股东的地位因此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并非为规避法律,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双方自愿作出这种安排,此时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具有真正的股东资格。应该根据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具体牵涉到哪几方来判断。1)如果仅仅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而无关其他,这就可以根据双方之间事先约定的协议来处理。因为公司法属于私法性质,尊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进行的自主安排,因此在不涉及双方以外他人利益时,应该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处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此时依合同法来调整。2)如果涉及到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公司不知晓该隐名股东的存在,则不应当仅凭双方之间的约定而认定该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如果公司知晓该隐名股东,例如该隐名股东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于此应当视为公司认可该隐名股东是真正的股东,因此如果该隐名股东请求行使股东权利应当支持。同时该股东也应该遵守《公司法》为股东规定的义务,例如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的相关股东的表决回避,此外隐名股东也应该像其他股东一样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等。3)但是当法律关系主体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判断的标准又有变化。不知情的第三人,如果其出于相信了工商部门的公示而将显名股东当成真正的股东与之进行了交易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此时应严格遵守外观主义,认定该行为发生完全的确定的效力,法律后果由该显名股东承担。这是因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对外的公信力,第三人因相信登记而产生的信赖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特别地,不管“隐名股东”的资格是否被承认,隐名股东均不得与名义股东约定隐名股东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这些将会被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保底条款,而非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二)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况
如前所述,能够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明性材料有四种,分别为工商登记簿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这四种材料记载的股东名字同一时,具有最完整的证明效力。但若记载不一致时,则又会产生依何者来认定股东资格的问题。
工商登记是指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定的公司登记事项进行审查、登记注册的一种法律行为。公司的登记包括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分公司的登记。公司登记中关于股东资格的等级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证权性的登记,其本身不具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效力。在确定股东资格的四种证明材料中,工商登记的对外公示力是最强的,在设计第三人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争议中具有最强的证明效力。如果第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股东发生关于股东资格的纠纷,第三人完全可以直接依据工商登记要求登记记载的股东承担相应地责任。
出资证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一种要式证书,必须记载《公司法》规定的事项,并由公司盖章。但是出资证明书其本身并无创权性效力,它仅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出资人出资后,只要公司一经核准登记成立,出资者就当然地转化为公司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初证据,即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凭出资证明书确认某一股东的身份。
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具有对内效力,在处理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依照章程记载或者名册记载的股东名单为一定行为,可以认定公司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如果章程或名册的记载与工商部门登记簿不一致,例如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受让人在得到公司的确认并修改公司章程加以记载后,由于某种原因还未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此种情况下的股东资格争议并不能单纯以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来解决。而股东名册不需要进行登记,故其对外的效力更不能与登记簿相比。因此在涉及到他方利益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登记簿的效力。
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实质说在调节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上的优势,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有关协议,如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约定等,只要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吴晶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初探》,载于《经济师》2008年第9期
2、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3、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1]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2]我国《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欠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3]此处隐名股东的说法实有不妥,因为股东资格尚未确定,仍不能肯定该不出名者是否为股东,实际只是出资人而已。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故且称呼为“隐名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