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注: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注: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注: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唯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注: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折叠商贸兴盛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益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注: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注: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
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折叠开埠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861年的汉口开埠(注: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 )
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 ,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 (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一八五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 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 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同治元年(1863)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同治五年(1866)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光绪元年(1875)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光绪六年(1880)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光绪十五年(1889)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
(注:参见 第38页。)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折叠张公督鄂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7页。)。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注: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注: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