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者英国战时首相的特殊身份,一开始便饱受人们的期盼。《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温斯顿·丘吉尔以其个人“精彩的自传”乔装而成的“世界史”。作品中,他以英国战时首相—历史主要目击者的特殊身份和崇高权威,成功地追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自30年代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重大的国际事件和历史进程,以及英国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政治、军事活动,并深刻地总结了他们在政治与经济、进攻与防守、战争与外交等方面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成败得失,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和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充分地反映了丘吉尔个人在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喜怒哀乐和卓越的历史智慧。因此,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整个创作来看,既是一部完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是丘吉尔个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英勇的奋斗史、果敢的思想史和非凡的精神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由于丘吉尔以其战时首相的特殊身份系统追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较之一般史学家采用二、三手材料写成的有关著作自然有一种无法比拟的权威性质。他不仅目睹了这次战争,而且还亲自指挥并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这场战争。书中的史料丰富翔实,很多是以前不曾披露过的珍贵史料,诸如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函电、个人备忘录等。另外,他对“英伦之战”、“阿拉曼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战”的叙述,都是许多史学家所无法企及的。丘吉尔说:“我的打算不过是从英国的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角度对历史提供史料。”单从这方面看,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完成得很好且十分出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叙述并不全面,当他谈到英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时头头是道,慷慨激昂,但在谈到其他盟国的战事时则往往藏头露尾,力不从心。尽管他尽可能持公正的立场看待盟国的事业,还是不由自主地夸大了他领导下的战时英国的历史作用。譬如第三卷《伟大的同盟》的上部《德国东进》,理应把希特勒进攻苏联,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寇作为该部叙述的重心,由于丘吉尔对史料的有限掌握和他对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功绩的漠视,仅仅把其作为叙述远不如东线战役重要的英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的背景处理。另处,丘吉尔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在使用官方文件时,为了保密起见,往往先由作者根据原意加以改写。尽管“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但也很难不带有丘吉尔个人的主观色彩,这就使得史料的真实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尽管如此,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依然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和年鉴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年鉴价值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及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成功的处理方式,能够为读者提供的丰富的历史借鉴。首先,在于丘吉尔对战争的根源与形成鞭辟入里地深刻分析和透视历史风暴的独特预见能力。在丘吉尔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假如“胜利的协约国”坚守正义的信念,具有理性的共识和戒虑的心理,高举“以战止战”的旗帜,全民由衷盼望的永久的和平原本是很容易实现的。然而由于英法美诸国的偏狭和短视,致使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一开始就给欧洲的和平埋下了祸根。关于战争的形成,丘吉尔同样有着他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能够在战争初期轻易代替张伯伦出任首相,担负领导英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重任,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他对战争的形成方面的远见卓识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及其从他们那里赢得的高度的政治信任。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的周围。这使丘吉尔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因为他对希特勒《我的奋斗》深入细致地研究,使他一开始就对希特勒政权的法西斯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次,是可贵的大同盟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回忆录》中所体现的大同盟思想,是丘吉尔政府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大同盟思想不仅体现在国内,同时也体现在国外。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他运用大同盟思想成功地联合并发挥了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积极力量。就国内而言,自他当上海军大臣返回内阁后,就拼命地维护政府的大局,并尽可能地改善了同绥靖大公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的关系。当挪威战事失利,张伯伦眼看就要被议会内倒霉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时,丘吉尔毅然竭尽全力,使出通常的气魄为政府辩护。另外他还强烈要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诚挚地呼吁:“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战争中来,把所有健壮的马匹都套上扼具。”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难得的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当他担任首相组织由保守党、工党、自由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担负起领导英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重任,有工党政治家提出要彻底清算政府内有罪的人—绥靖大公张伯伦一伙时,丘吉尔再次站出来,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国外大同盟的建立上,丘吉尔十分注意同美国发展关系。在他还是海军大臣尚没有担任首相时,就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同非交战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联系。5年中,他向罗斯福发去近千份信函和电报,并从罗斯福那里差不多也收到了800多封,这对有效地指导英美军队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慕尼黑阴谋”破产后,他对张伯伦对罗斯福发来的要求积极协商的信函持拒绝态度十分不满。他在担任首相后,同罗斯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丘吉尔大同盟思想的产生和英、美、苏大同盟的建立要基于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质的正确理解。“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和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便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性质的基本见解。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不失时机地缓和了同国内外的矛盾,抛弃了狭隘的党派利益,成功地建立了英、美、苏大联盟,从而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再次,丘吉尔在领导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尤其尖端科学的研究,视科学技术为生产力,对战争的胜利同样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重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显然是很有远见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获得了“坦克之父”的美名。如果说上次赢得战争的胜利的最后关键得力于他提倡生产的大量坦克,而这场战争的胜利,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巧妙运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函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尽管选材、叙述、评说不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较好地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例如对于英国的失败与挫折(韦维尔和奥金莱克都曾被隆美尔打得溃不成军),他作为主要决策人,比较公正地披露他当时的决策依据,并不在事后文过饰非,欺世盗名,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尽管丘吉尔有他的局限性,但这种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态度还是可取的。这部回忆录最充分地显示出丘吉尔的散文风格和语言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