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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赠送大熊猫在美日两国引起的正面反响,中国政府放心地开展“熊猫外交”,以此举重新界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宋雅兰指出,从1971年到1976年,中国的政府间组织成员数从1迅速上升至21,而熊猫国礼则是中国国际关系策略转变的一个鲜明标志。截至1982年,共有9个国家获赠大熊猫,包括苏联(1950年代)、朝鲜(1960年代)、美国(1972)、日本(1972)、法国(1973)、英国(1974)、西德(1974)、墨西哥(1975)和西班牙(1978)。大熊猫在国外迅速俘获当地民众的心,这反过来也提升了中国人投射到大熊猫身上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对大熊猫的重视,也让向外国政府赠送大熊猫的行为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质疑在1980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中达到顶峰。1983年,四川境内出现了竹子开花的现象,让人们立刻联想到1976年竹子开花,继而大面积枯萎,导致大熊猫非正常死亡数量攀升的惨痛过往。
政府吸取了上一次类似事件准备不足的教训,迅速行动,动员人们参与到拯救大熊猫的行动当中。媒体不断报道四川当地民众,特别是贫困的农民,为了拯救大熊猫而做出物质牺牲的无私之举;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纷纷参与募捐,为拯救大熊猫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