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蒙哥、拖雷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军事行政权与军事指挥权相互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为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实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枝、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唐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在世界其他国家,军事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程度较高的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获得显著发展。从史书记载的古希腊底比斯军事统帅埃帕米农达、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军事统帅汉尼拔,古罗马军事改革家马略、奴隶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等人的军事实践活动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等书中,都反映出古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思想。其重要观点包括:为赢得战争胜利,必须政治、外交手段和军事打击并用;用兵之道,计谋胜于刀枪;军队的力量在于指挥官和纪律,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将一事无成;统帅的艺术在于根据情况采取行动;战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分散兵力,作战指挥的要旨在于选择时机、迅速行动和击敌要害;正确编组战斗队形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前提之一,应考虑参战兵力和地形条件等进行编组;突然出击最能使敌方惊慌失措等。至1世纪,开始出现带有较强理论色彩的军事著作。如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以及后来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等,论及作战指导、军队训练、谋略运用、部队士气和将帅修养等问题。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欧洲军事思想发展较为缓慢。拜占廷帝国的《将略》,主要论述了战术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强调战争指导的重要性和会战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建立国家的常备军队,在欧洲军事思想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穆罕默德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奉行宗教与军事一体化的治军方针,其继承人欧麦尔一世在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中,以“圣战”为旗帜;奥斯曼帝国皇帝穆罕默德二世实行庞大的兵员数量与先进的军事技术并重、贵族骑兵与平民步兵并重的建军原则;日本颁布的第一部较完备的国家军事法典《大宝军防令》,就兵役、边防和军队的组织、训练、管理及作战,提出若干指导原则,都对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