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编者注:“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王朔,《我看鲁迅》)　　"后世的论者,多说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的地位,这是过分看重鲁迅的战斗力了。若陈氏真是这样窝囊的对手,鲁迅也就不能说多么高明了。前面曾引过胡适一句话,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虽是指抄袭事件,却不能说与陈西滢在整个论战中给鲁迅精神上造成的损伤没有一点关系。公允地说,说抄袭固然应当结仇,但仇结到后来那个地步,只要一提起陈西滢就咬牙切齿,毋宁说整个论战中陈西滢对鲁迅的震撼力、冲击力和杀伤力太大了。　　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参考文章:《狗·猫·鼠》 (鲁迅)　　《二十四孝图》(鲁迅)　　《无常》(鲁迅)　　详情参考《朝花夕拾》相关延伸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着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像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