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使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虽然在国内政坛,政治格局变动频繁,但也没有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甚至还开放了言论自由,否则也不会出现报社多次弹劾总统的情况,而北洋集团对工业与教育较为看重,并通过整顿军纪以求不激起民愤,而在国际舞台,袁世凯通过拖字诀成功将二十一条缩减至不到六条,并扬言与日本二十年后抬头再见,实属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