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沃勒斯坦仅仅将文化作为世界 体系论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障碍物出现 的”,并“将各种文明的文化视为反对核心社会的文化前提的潜在物资”, “将文化看作是一种体系瓦解的障碍”。[2]在对待文化与行为这一问题 时,帕森斯提出了“文化重组”(Cultural Reorganization)的概念,他 将价值观(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视作行为的目的和规范调节因素,强调 文化之于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社会学领域对此理论 也多有挑战之声,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它,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认同 了“社会秩序的中心要素是文化价值(和信仰、象征)的制度化和/或内 部化”[2](63)这一命题。在这个前提下,文化生产学派将文化视为一 种因变量,认为文化要由组织上、经济上及其他的“过硬”自变量来加以 描述,或谨慎小心地加以解释。斯维德勒甚至认为,文化就是一个“工具 包”,人们可以从这个“工具包”里挑选适合自己目的的行动谋略。这一 观点看起来似乎要把文化分析缩减成理性选择论的一点补充。[3] 笔者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该在行为过程意义上对其加 以理解,在对待文化与行为关系这一问题时,笔者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 而认为两者之间应是相互包涵和依赖的关系,行为受文化影响,同时也是 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笔者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 身外自然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 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