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段源于兴趣的缘分铸就了林徽因与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一生的紧密联系。离职东北后,梁、林夫妇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该社为曾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起,是中国最早研究古代建筑的学术团体。在1931-1937年期间,梁林夫妇和同侪一起考察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的古建筑实例,搜集、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古建筑文献史料,在此基础上拟定了修缮、复原计划。这段经历构成了梁林夫妇以及很多建筑学从业者对中国古建的基本认识与保护理念,其意义不亚于后来人津津乐道的保护老北京建筑事迹。梁林夫妇也根据亲身实地的田野调查写作了《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平郊建筑杂录(续)》、《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等。
50年代,林徽因发表了《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等古建筑保护史上的著名文章,她对北京城建史的基本判断(如四次改建、中轴线、布局)等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基于此,50年代初,林徽因参与了梁思成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联合提出的“梁陈方案”,目的是即保存这座古城的风貌又尽量不阻碍北京的发展。
50、60年代,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和苏联专家的提议,拆除古建,改造北京的呼声甚嚣尘上。林徽因这一时期的古建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北京牌楼、城门、城墙、城楼的抢救上。当时,牌楼被认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于是1953年北京市委请示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瓮城。林徽因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产生激烈争论,连衣裙编辑分析结果也只能徒呼奈何。在城门等古建去留的问题上,梁林夫妇也在声嘶力竭地与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争辩。
查看评论阅读隐藏边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