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江苏 无锡人,原名 陈源,字通伯, 笔名西滢,1912年去 英国读中学,后入 爱丁堡大学和 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 胡适支持下,与 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 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 凌叔华结婚,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 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 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着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