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息:’99《财富》全球论坛年会本月27日在上海举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所属《财富》杂志举办的全球论 坛被誉为世界经济巨头的“峰会”,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未来50年”。今天出版的北京晚报刊发第六位与会中国代 表,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访谈录。全文如下:
如果不改革,中国的银行缺乏活力
记者:在中国,您因起草破产法而闻名,在这次题为“中国:未来50年”的财富论坛上,您也要给世界500 强上一堂破产课吗?
曹思源:我的演讲题目是一波三折。开始大会要我讲企业的破产与兼并———这是我的老本行,但我现在新研究 的项目重点是产权多元化问题。在与大会商榷后,他们又希望我讲一讲银行改革———幸好这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与别人不 同,我的发言不是自选的,而是点将点上去的。
记:您所倡导的银行体制改革是怎样一种发展方向呢?
曹:我认为目前银行一元化是需要改革的。他们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缺乏活力。银行要多元化,应 该引进非国有的投资主体,即多元投资主体,应该允许老百姓投资、企业认股。目前银行自有资本金很少,如果百姓投资,资 本金不就充足了吗?不要害怕老百姓持股,老百姓会更爱护银行。应改变银行国有资金一统天下的局面。
目前,私有企业贷款的渠道很窄。我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在杭州,私有企业所交的各种税、费占这个城市 当年财政收入的20%,而贷款数只占贷款总额的0.35%,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如此下去,非公企业内在能量怎么能 够很好发挥呢?而且银行实行股份化,也是对其发展的最好监督。银行不要害怕公开化、透明化,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暴露问题 ,能最快采取措施解决。这次的主题不是中国未来50年吗?如果中国的银行仍保持一元化格局,我预言它未来50年会很艰 难,它必然为多样化的银行体制所代替。所以我在这次财富论坛上的讲话,会主要围绕银行体制改革展开。
破产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面对
记: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努力+机遇”,那么您成功地使“淘汰理论”转变为“破产法”的出台,是不是也有一 个良好的机遇呢?
曹:我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那时在国务院工作,负责起草有关文件。从1980年开始,我为这件事四处 奔走呼号。最终这件事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的重视,33位代表联名签字提出提案,转到国务院后,1984年5月24日, 成立了破产法起草小组,我任组长。在这段时间我还写成了一本书《谈谈企业破产法》,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件事的重视,改变 了很多人的观念。最终,1986年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
记:您接待了很多前来咨询破产的企业,是什么使他们敢于面对破产这一现实呢?
曹:当时我提出中国需要破产法,很多人问我,资本主义需要破产法是破资本家的产,社会主义国家搞破产法, 你是要破谁的产?不过后来很多濒于破产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破产是条出路。越来越多的人认清,强撑着坏死的企业于国家、 于己都是不利的,它是个无底洞,会吞掉更多的财富与精力,这个损失是无限的。我调查了很多企业,连偿还利息的能力都已 经没有了,还如何维持呢?不如放下这个包袱。
记:企业破产会为下岗职工带来哪些转机呢?
曹:我举一个例子:沈阳防爆器械厂是中国第一家宣告破产的企业,它的效益长期不好,工资发不出来,工人怨 声载道。后来宣告破产了,当时老工人抵触情绪非常强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工人都重新就业了。几年后原厂长的女儿结婚 ,来了很多老职工———无形中也开了一个破产企业失业人员代表大会。大家纷纷说起现在的工作,有承包鱼塘的,有做个体 户的,几乎都比以前好。应该说企业的破产给了大家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他们领悟了破产是另起炉灶的前提。旧的结束了, 新的才能开始。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可大家当时在感情上却很难接受。
我写过一篇文章《我是失业工人的朋友》,的确是这样的。我在制定破产法的同时,也起草了失业救济办法,否 则破产法是行不通的。有意思的是,两个法同时提交国务院,失业救济办法作为国务院文件倒先于《破产法》出台了。后来我 还提出,失业工人在失业期间不仅需要吃饭,而且需要重新就业,因而要有失业安置,也被国务院采纳了。失业是社会现象,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承认它,并设计救济、安置办法,帮助他们重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