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超
祖父手巧,尽管日子紧巴,靠纺绳、编筐,也要叫四个儿子中的一个上学识字。这个上学识字的儿子排行老三,就是我的父亲。读完小学、读中学,又到洛阳读师范,毕业后,父亲当上了一名教书先生。
1948年,洛阳解放,父亲报名参加革命,随即“南下”,到了陕县奉命留在当地开展工作。那年,父亲25岁。他给小他一岁、在农村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我的母亲写信,动员她参加革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听到父亲的召唤,把5岁的我和3岁的妹,给爷奶一撇,投奔到了父亲身边,成为陕县妇联会的工作人员。不久他俩被分配到陕县八区工作,父亲任共青团区委书记,母亲是区妇联委员。不久,我与妹妹也来到了父母亲身边。
父亲是母亲心中的偶像。母亲16岁嫁给父亲,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那时的父亲蓄着蓬松的分头,身穿干净的学生装,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不苟言笑,说话缓慢而温和。母亲喜欢看父亲煤油灯下专注地绷着嘴写字的样子,喜欢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述她在农村看不到、听不到的新鲜有趣的故事。那时候母亲认为父亲是世界上知道最多、懂得最多、什么事情都难不倒的文化人。母亲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工作,朝夕相处。母亲怀着极大的满足,满腔热忱投入工作之中。
可是,那时不讲计划生育,到了1955年,母亲因生养4个儿女,又找不到合适的保姆,被领导劝说“退职”。六口人的家庭,仅靠父亲每月60元的工资,多亏母亲勤劳能干和勤俭持家。母亲白天打零工补贴家用,夜里灯下做针线活,供全家穿戴。母亲的针线活、绣花、剪纸手艺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弟妹们衣服上常有与众不同的绣花引起左邻右舍的赞叹。
老年之后,父亲母亲常常会念起在陕县八区两人一起干革命的日子。父亲有文化,办法多,因工作出色经常受到表扬。母亲虽然被劝退职,但毕竟参加过几年革命工作,还是值得回忆的。
父亲后来调到一个中学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母亲“退职”后,思想不通有怨言。父亲苦口婆心地劝说:“咱把几个孩子教育培养成才,同样是为党和国家作贡献。”母亲点点头称是。
父亲在教育战线一干就是20多年,在他主持县教育局领导工作的十几年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蹲“牛棚”、挨“批斗”,他都挺过来了。恢复工作后,他更加珍惜时日,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夺回来,他没有过过星期天,节假日也很少过,几次因为血压高昏倒,但他拒绝住院休息。母亲多次劝他也无济于事。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母亲深情地劝父亲:“你的工作没说的,全县是出了名的,但也要学会休息,生命的弦不能一直绷得太紧。”父亲一边点头,一边慢悠悠地说:“没事,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嘛!”
终于,这辆小车倒了。1981年冬日的一天,父亲突患脑溢血,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经医生抢救,命保住了,从此瘫痪卧床16年之久。是母亲不离不弃,喂药喂饭,端屎端尿,直到1996年8月,父亲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如今,已经87岁的母亲,热天到北方,冬天到南方,像候鸟一样在我们9个儿女间往返居住。每年除夕,必定要全家聚在一起,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的生日,当餐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时,母亲一定要给父亲放上一双筷子,让在天堂上的父亲与我们共享今天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