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克拉索夫有一部中篇小说《铁石心肠》,很写实地描述“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与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见面的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初执意不肯去见作为文坛领袖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听到几位朋友对陀氏处女作的赞扬也还颇为怀疑,是热心的涅克拉索夫从两个方面大力撮合推动,才促成了那次会面。此前,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向别林斯基推荐说,“又一个果戈里将要出现”时,别林斯基还没有看到《穷人》的手稿,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以为果戈里是能够像蘑菇一样,几个晚上就能培育出来的吗!”他犹豫地拿起手稿,读了第一页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马上说,“只有天才,才能在二十五岁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看法被转告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小说家沉思的脸上,顿时闪耀着幸福的光辉”。随后他被带去见了别林斯基,当面听到对他作品的激情的评论、细致的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隆重的时刻,此时发生了决定着我终生命运的大转变”。在那几十年里,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对果戈里、对莱蒙托夫的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谢德林、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对屠格涅夫、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评论,发生了多么及时、多么巨大、多么深远的作用呀!那个时候,有谁还会否认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呢!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从贵族知识分子主导转变为平民知识分子主导,列宁说,“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要知道,社会智力的分布,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很不一样,因之,民族的先驱者在不同时期集中地出现在不同的精神生产领域。十九世纪中期,站在时代前列的平民知识分子,通过文学批评来推动社会变革,如别林斯基所说,“批评早已成为我们公众迫切的需要了,任何一份杂志,任何一张报纸,如果不辟出批评和书报评述的专栏,就不能够继续存在”。所以,才会有许多睿智的而学识渊博的,富有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的天才,把全副精力放在文学批评事业上,觉得这样做会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任何时期都能有类似的环境。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批评地位的突出,是苦难的俄罗斯酝酿大变革时期历史的选择和安排。
有人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学批评胜于后半叶。新世纪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选文五十九篇,作者五十四人。本来,百年前半与后半时间基本相等,但“出版说明”中说,该书的编选,重在“理性之态度、独到之眼光、精妙之见解”,“以此为尺度,本书多选现代文章,少选或慎选当代文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书所收当代批评家对当代作品的评论确实很少。这里,首先,我们可以说,五六十年代也有不少对创作产生了正面良好效应的评论文章。例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先后两次被退稿,发表之后,茅盾对这一新人新作很快作出热情而精当的评论。茹志鹃后来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说迟了的话》)几十年过去了,《百合花》依然散发芬芳,茅盾对它的评论依然闪烁温煦的智慧之光。欧阳文彬等评论家也及时地给予茹志鹃恳切的评论。1979年《保卫延安》重新出版的时候,杜鹏程将已故的冯雪峰1954年所写的长文印在卷首,那篇文章原题《〈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向文学界和全国读者介绍了这部小说。八十年代以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互动。总之,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良好效应的文学评论还是可以举出很多的。
其次,也不能不承认,在我国,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关注度远比现在要高,惟其关注度高,在那个时候,批评家下笔之时受到的约束牵扯就多,那不是高质量的文学批评丰产的时期。老资格的批评家张光年先生在他的文集评论卷的“引言”中说,建国后到文革前,“这期间文坛多事,我的笔杆随头脑而左右摇摆”,所以,有一些文章就不能收进文集了。那些文章不能只说是无效,而是产生了后来写作者回想起来也不愿意看到的负面的效应;另一些应时之作,也只是产生短期效应,时过境迁,就成了明日黄花。张光年先生是优秀的诗人,有多方面的学养,他在1959年发表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1961年发表的《题材问题》,在当时很有震动、安抚和鼓舞作用;但客观的环境使他在那时难以有很多有效的、值得本人和读者珍惜的批评文章。
至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去年,我从《光明日报》一篇文章上读到的说法是——“乱象纷呈”,主要指的是:资本势力入侵、权力干预、圈子化,表现出来有廉价吹捧、文风晦涩或者空话套话连篇,等等。我想,对于这类不满之声,在表达同感的同时,不必停留于情绪化地加以谴责,而要冷静地探讨其滋生的因由和矫治的方策。 如今的文学,比之过去,是大大地丰富了,大大地复杂化了。文学批评也需要相应地作出调整,用一种类型、一种标准、一套思维方式的文学批评来应对各色各类文学,已经很不适宜,已经是无法胜任了。实际上,存在性质上有差异的文学批评,它们有高下之别、雅俗之别、深浅之别、精粗之别,但其中很多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只能在其适用范围之内,对它们的有效性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
现今与过去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文学生产与文化产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文学出版社是企业,要按照企业的规律运作。文学作品在出版社印制出来,在作为精神生产果实的同时,还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说,贝多芬的四重奏的乐谱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和地窖里的土豆没有两样。此语似乎是对缪斯的大不敬,却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冷冰冰的事实。出版商要把这些书,包括最优美最高雅的诗歌、乐谱卖出去,兑换成金钱,收回成本,并且还要收获利润。所以,出版商要努力推销,希望能有文学批评参与帮助推销,也在情理之中,从商业上可以说是正当的。只要出版商和愿意与出版商配合的文学批评家不违背商业道德,不将劣质作品、平庸作品冒充精品,社会就要对此容忍和接受,甚至也可以是欢迎。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产业和别的利益方起主导作用的,与营销运作相联系的文学批评,和不与商业营销粘在一起的、独立的文学批评,如何区分开来?这就好比是商家做广告是合法的、正当的,而质量检查机构的认证报告与商业广告必须截然分开。此外,广告法规也有规定,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和刊载的新闻必须明显地区别开来。软性广告隐匿其广告性质,目的是增强读者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但结果却往往使作为载体的报刊权威性降低、丧失。如今被人们诟病的,是近一二十年越来越常见的,在带有明显促销色彩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上发表的那些口头评论和随后集束的、整版的文学批评里,隐性广告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是否可以设想,坦率地让这类评论以广告的面目出现,让广告作为广告,评论作为评论,各自显现真实面貌?鲁迅就为他自己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为自己翻译的《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撰写过广告,刊载于当时的报刊。在《鲁迅全集》里,文学书籍广告远不止这两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为什么不可以实名做广告?这样,作者不必摆出论道衡文的郑重、庄严的架势,读者也不会对它们的学理深度有过高的期待,对它们多讲优点、少讲弱点可以有所会心,读后不会产生失望的感觉。出版商看重这类评论在拉升销售码洋上的有效性,而广告写得好,同样会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帮助读者选择自己所需要、所喜爱的作品。对于怀有更高要求的读者,可以从作为严密科学思维和敏锐艺术感受的成果的严肃的文学批评论著里,满足自己的需要。
文学批评需要区分评论对象,区分接受对象。传播学强调分众传播的必要性,文学批评家执笔之时,不能不考虑为谁而写,目标受众模糊不清,其有效性就大受限制。比如说网络文学,它的生产方式、写作目的和写作态度,与传统的作家创作迥然有异。能够对《白鹿原》《尘埃落定》作出引人入胜的评论的批评家,面对《盗墓笔记》《千年泪》很可能捉襟见肘、无从置喙。老实说,我对把网络文学纳入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有些不解。很难想象一种奖项无所不包,囊括全部文学。日本有直木文学奖和芥川文学奖,一个专评大众的、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一个专评纯文学的,以艺术探索见长的。纯文学作家有的自视很高,但如果参评直木奖,多半是会落选的。这样不同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如何比较?文学批评对几类不同作品,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尺度,批评家发表的见解,在各自的范围里产生不可彼此取代的效果。
本文前面提到《光明日报》关于文艺批评“乱象纷呈”的综述,那里说到,某些文学作品研讨会的参加者很少有能将作品认真研读完的,却依然能作出“精彩发言”。这是阻碍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个大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结果公布之后,我看到,有几位富有才华和学力的批评家发表谈话说,评审时的阅读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凭借丰富的阅读经验,部分地浏览,对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也可以做出考量。对此,我很感惊讶。一次评奖的短时间,不可能把所有参评作品都细读细品,这是实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解决之道是改进评审办法。不能以此认定,大略翻阅便作出褒贬取舍的判断为正常的文学批评工作方式。我们都听说过,阎立本看张僧繇的绘画,第一次说“定虚得名”。自己不放心,第二天再看,说:“犹是近代佳手。”第三天再看,感叹:“名下无虚士。”欧阳询偶见路旁晋代索靖所书古碑,揣摩良久,离去数百步又返回,卧宿其旁,三日方去。在这生活节奏急速的时代,格外要提倡宗白华式的美学散步。宗先生自述在西洋名画前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心里不断默诵中国古代诗词,忘情于艺术天地。批评家对文学文本沉潜往复,而不要为快餐式的速读辩护。普列汉诺夫说,好的文学批评可以使得优秀作品给读者快感大大增加,并且有深刻的理解。倘若批评家本人都没有深入作品的境界,如何引导读者体味作品的精髓思想和新颖创造呢?
文学批评产生“乱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处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平实之论很容易被淹没、被遮盖、被忽略,于是,文学批评为了引起反响,走偏锋,发怪论,故作惊人之语,还有似乎是故意要惹怒评论对象而用语尖刻的“酷评”,就一再出现了。戴维·洛奇的新作长篇小说《失聪宣判》的开头提到所谓“朗巴德效应”,就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使自己的话语能被听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说话者会提高音量,而许多人同时提高音量的结果是噪音越发加大,每个人自己都成为一个噪音源。网络和若干平面媒体为了增强“人气”,对如此这般的新奇之论很有火上加油的兴致。专业的、有自身明确文学信念和职业操守的报刊的作用,就是坚持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愿意追求真相和真理的读者及时找到可靠的信息源。《文艺报》讨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我想,可以是实践这种使命的一个具体措施。
王先霈,著名文艺理论家,本刊顾问。责任编校:晓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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