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内容来看,康大叔是夏瑜悲剧故事的叙述者,茶馆里的民众则是这一悲剧故事的倾听者。从夏瑜故事角度来说,叙述者与倾听者在本质上都属于小说悲剧的参与者,这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言“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的意义所在。
其三,“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是隐寓在文本背后的主人公夏瑜唯一呈现故事叙述层面的话语信息,这一话语信息则提供了以下的文本意义:“我们”是指包括红眼睛阿义在内的所有人物;而康大叔与红眼睛阿义属于同一类别的人物,康大叔也包含在“我们”的范畴之例;如果说夏瑜的牺牲是为了茶馆里的老拴们,同样也是为了红眼睛阿义和康大叔们。革命者的“悲哀”不仅仅在于民众的麻木不仁,更在于“一个关于牺牲意义的线索:在肉体受虐待的高度痛苦中怜悯别人,显然是从基督受难的例子所得到的启发”(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62页)。因此,康大叔、红眼睛阿义与华老拴们同属于这一被怜悯的“别人”,皆属于鲁迅所言的看客范畴,只是这一看客的叙述角色不同而已。
其四,“看客”是鲁迅作品中一个内涵极为复杂丰富的叙述符号,从《狂人日记》《孔已己》《祝福》《长明灯》《药》等小说到《藤野先生》等散文及其《呐喊 自序》《娜拉走后怎样》等杂文都涉及到这一符号人物,其范围涉及到各个层面。我们从小说《药》中人物角色的构成来看,可以将康大叔归类为看客中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