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运动开始消亡,到30年代,彻底结束。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多数历史学家提出几个因素。在最初的政府镇压之后,公民权利得到改善——让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失去说服力;对普通无辜民众的袭击引起广大公众对无政府主义的反感:1892年,一名年轻人在格林威治公园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在伦敦西区,他的棺材被工人阶级的民众扔石头。无政府主义者自身的极端残忍让他们日益不得人心,再也招募不到新鲜血液。同样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尖锐阶级冲突慢慢被改革解决。工会最终合法化,工会的许多要求一个个得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伤害赔偿。工作环境不再原始恶劣——暴力反抗也逐渐消退。这些改变远远没有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但是他们逐步地夺走了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同样的策略是否能够用于对付今天的恐怖主义?暴力无政府主义死亡的教训说明,盲目镇压他们或者反过来委曲求全满足他们的要求都不可行。答案是逐步改革,平息他们的部分——并非全部——愤怒。显然,极端分子的一些要求无法满足:我们不能如他们所愿限制妇女的权利,也不能消灭同性恋者,或者剥夺公开讨论宗教的自由。但是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当针对工人和穷人的暴行停止后,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也接着消失。停止世界范围对穆斯林的暴行将会达到类似效果。首先,我们必须解除对石油的依赖,这样就不必再卷入穆斯林国家的石油争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刑讯逼供(虽然这也许是一些“盟国”惯用的手段。)敦促达成巴勒斯坦和平,而不是为战争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资金。当然,对于圣战信徒而言,这远远不够——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他们将发现,他们的群众基础逐渐瓦解。埃米尔·亨利、约翰·莫斯特和大个子比尔·海伍德的鬼魂就在我们面前,手里还握着点燃的炸弹。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犯相同的错误,或者这一次,我们学会了灭火的正确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小型先进武器装备(如自动武器和小型电动引爆炸药等)的出现,不仅为恐怖主义者提供了方便的联络手段,而且为其提供了新的机动性和破坏效果。在这种便利的条件下,恐怖主义已非常普遍地成为某些个人或团体图谋动摇或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