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百年中国沧桑巨变,百年大党胸怀千秋伟业、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是共产党人前行的动力,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激励我们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号召。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70多年过去,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
学习研究党史的目的意义:“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创造些新的东西”
1941年的中国共产党,在20年的斗争中,既经历了胜利也经受了挫折,既出现过“左”的错误也出现过右的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很大危害。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开启的。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开宗明义,“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在报告最后,毛泽东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体会,点明了学习研究党史的另一层目的,“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学习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法”
关于学习研究党史的方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但对于什么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见解,而且创造了专属术语——“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说:“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借用这个意思,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他还提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古今法”,就是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问题,而他的“中外法”,就是要从矛盾对立面角度看问题。综合起来,“古今中外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重要的党史文献。《六大以来》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党员干部反映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不少人由此产生了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1942年,毛泽东又应党员干部的要求,主编了《六大以前》,收入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1943年,毛泽东在《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基础上,挑选能够代表和反映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文献,编辑了《两条路线》。这三部文献,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都是党史学习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