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俗谓“人是铁,饭是钢”;又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之头号大事。近期播映的电视剧《老农民》,大部情节说了农民为什么“吃不饱”这问题。一位大饭量老农哥,外号干脆叫“吃不饱”。吃不饱,就是“钢”没了,“天”塌了,日子还怎么过?
饭是地里长的。旧社会农民吃不饱,归罪于霸占土地的地主的剥削压迫。解放了,欢天喜地的农民“分田分地真忙”,有了自己的地。一段时间,农民可以吃得稍饱了。干部也向农民“保证”,今后管他们吃饱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又吃不饱了,为什么?
现在看这问题,答案简单得很,当时却没几个干部能向农民解释清楚。农民心知肚明他们为什么吃不饱,然而他们一来没理论,说不明白,二来也不敢说。
城里人也很有一段时期吃不饱。邵燕祥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一书中写道:“1960年,我在广播学院上课,从10点到12点,一般从11点起,站在讲台上腿就软了。”
邵燕祥还说:“我们当时竟以为,广大农村境况比城里人强得多,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侍弄些瓜菜……错了,完全错了……我们悠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了。”他说那些饿死的农民,是“替城里人死的”。
农民苦啊,他们也最讲实际。尽管他们对这事不敢言,却不等于他们不敢干,因为不干,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老农民》形象地反映,农民们于是养猪,“借”来荒地耕种,做点小买卖,等等。但做这些事,不能光明正大,须像做贼一样偷着干。偷着干叫“反动”。事发了,猪被牵走,苗被铲掉,人被严惩。所以农民除了饿死,被逼投河上吊的事,也发生过。最不可思议的笑话是,农民终于被容许养猪了,却只能养公猪而不许养母猪。
邵燕祥在谈到导致“吃不饱”的错误时说:“错在哪里,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是的,如今在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年轻人听来,上述宁可饿死人,也不许豢养母猪和铲掉垦荒地上种出的禾苗这类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不用多说,还得说,为的是不忘过去。咱们举例道来吧——不让养母猪,是怕母猪下崽,而猪崽子多了,就成资本主义了——这猪崽子的复辟能量,真是何其大也!
这令我想起1919年中国舆论界的一次大争论。胡适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李大钊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不完全同意胡适观点,但仍说自己“有的意见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客观地看,胡李二人只是论述的切入点不同,而在“解决问题”这点上,最终达成共识。
是呀,谈“主义”也好,讨论“问题”也罢,不都为着“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则一切美谈,不但无益,反而蛊惑人心,贻害无穷。
胡适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他只是强调必须“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一“少”一“多”,奥妙何在?
因为,“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而“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比如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定论。但是如何走,确如胡适说,要真切“研究问题”,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把乌托邦当作社会主义,吃大锅饭,左挡右堵农民勤劳致富,以错为正,哪能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呢?(作者系《法制日报》高级记者)
(原标题:老农民为什么吃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