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10]　。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响应文化战线的“大跃进”,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11]如其诗《太阳问答》之一段:　[12]　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永把西风压,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山顶上。　但在1963年11月14日,郭若沫给陈明远写的信中却批判大跃进:　[13]　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化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14][15]　。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16]。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