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无意做诗人。1897年他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弟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然而,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还是不时有诗问世。
1899年秋,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此诗曾用作革命组织的动员口号和联络语,又称革命歌、起义歌。全诗多用口语,浅显易懂,极具鼓动性。惟“红羊”一句借用典故,不大通俗。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柴望上书提请朝廷注意,称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必有祸患。因为天干“丙”、“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是羊,所以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后被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1126),今人所谓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1966),杨绛就有《丙午丁未年纪事》。不过,孙中山这里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杨”,宣称革命的时机就要到来了,清朝的劫运就要到来了。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我是第二。”
《挽刘道一》:“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1906年刘道一从日本回国,到家乡湖南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年底,醴萍浏武装起义爆发,刘道一负责联络同盟会东京总部,次年1月被捕,就义于长沙,年仅二十二岁。作为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武装起义牺牲的第一位会员,刘道一受到同盟会总部的隆重追悼,孙中山、黄兴悲痛难抑,竞赋挽诗。孙中山此篇作于1907年2月3日,辞正调永,情真意挚,气魄恢弘,境界远大,实为彪炳史册之作。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前,会晤唐群英,赠五言绝句一首作别:“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还潇湘日,为我问陈癫。 ”前两句抒写有国难投的悲愤,后两句嘱托革命工作。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1904年秋与秋瑾相约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道,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陈癫,即陈树人,先期回国的同盟会会员。
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失利后率军退入安南(今越南),在马背上吟成了一首七绝:“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其字里行间,洋溢着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
1917年,孙中山有诗《祝童洁泉七十寿》:“阶前双凤戾天飞,览揆年华届古稀。治国安民儿辈事,博施济众我公徽。玉槐花照瑶觥燕,窦桂香凝彩舞衣。所欲从心皆絜矩,兰孙绕膝庆祥晖。”此诗以人情味见长,展示了作者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诗中用典娴熟妥帖,如“戾天飞”一语出自《诗·小雅·四月》 “翰飞戾天”,“览揆”代指生辰,出于屈原《离骚》“皇览揆余于初度兮”,“窦桂香”尝见于南宋诗人李昴英《秋试已近用韵勉儿辈》“岁当酉戌吾家旺,月府先教窦桂香”,尾联“所欲从心皆絜矩”一句则化用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虞美人·为谢逸桥诗钞题词》:“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另有一番天籁任纵横。五陵待客赊豪兴,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1918年5月20日,因不满桂系军阀的排挤,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数日后,自广州往梅县,住松口铜琶村谢逸桥家,读其诗词集有感,遂填此词,盛赞谢逸桥的诗歌品质和他对革命的无私支持。谢逸桥(1874~1926),华侨巨商,同盟会员。秦七,即北宋词人秦少游,其词清新婉丽,苏轼谓之有屈、宋之才,王安石称其有鲍、谢之致。五陵,旧指豪门贵族聚居之地。
1920年10月,曾在护国军韶关之役中以神奇炮火扭转战局,后升任滇军第六旅旅长的鲁子材(字梓楠)牺牲于重庆,孙中山再题挽诗以表彰英烈。其《鲁旅长梓楠像赞》云:“智战岭海,夙耳英声。桓桓心杰,卜为国祯。转斗入蜀,戈返阳精。沙场洒血,锦水鸣鸣。缅兹遗像,宜炳丹青。”并题书挽联:“为国惜英忠捣龙事远烝民苦,瓣香嗟万里化鹤魂归蜀道难。”
“史臣重朱家,君乃隐于酒。时事尚纵横,雄心宁复有?”这首《赠陈树人》系孙中山晚年作品。陈树人(1869~1930),即陈癫,本名陈荆,湖南湘乡人,为革命奔走出生入死,不爱财,不图官,惟嗜饮酒,不修边幅,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1924年3月,孙中山任命陈树人为广东政务厅厅长,作此诗相赠。前两句以史学家司马迁所推重的侠士朱家相比,赞扬陈荆的侠义精神及名士风范,后两句勉励其重抖精神再建功勋。朱家,秦汉之际著名侠客,《史记》有传,为鲁国人,专好济人之急、解人之厄。刘邦追捕季布时,朱家设计救之,后来季布显贵,朱家终身不与相见。
作为职业革命家、开国领袖,孙中山不以诗名,亦不刻意为诗,平生所作诗词,存世者不过数首,却足以显示其精神境界和艺术品位。
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曾与胡汉民、朱执信论诗。孙中山对中国古典诗歌推崇备至:“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对于诗的创作规律他亦不乏见解:“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寻常人能道也。”而对当时颇为时尚的诗观诗潮则不以为然:“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
可以看出,对于既往的“我手写我口”的所谓诗界革命,尤其对于当时废除格律的尝试及正在兴起的“白话诗”,孙中山是颇有微词的、不肯苟同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地推进民主自由,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地呵护古典艺术,在这位民国缔造者那里矛盾地统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