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追诉时效辩论的一 个积极成果是,1965 年 4 月路德维希堡纳粹罪行侦查中心的检察官由 15 名增加 到 50 人。1969 年联邦议院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了第三次辩论,和前两次一样, 辩论以妥协性决议告终。1979 年 7 月 3 日,经过辩论后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 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 限期继续下去, 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 治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正是乌尔姆审判、奥斯维辛审判这类由德国司法机构 进行的审判和关于追诉时效的讨论,激发了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觉醒。但 是,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并成为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在德国直到 60 年代 后期才有重大进展。 68 年一代与自觉意识的传承 60 年代后期德国政府和媒体加强了历史意识方面的教育和传播,奥斯维辛 开始成为德国人历史意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奥斯维辛审判给经历过战争 的一代和战后的一代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同的。 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 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打击, 其反应首先是不知所措, 继而是羞耻, 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 1968 年学生运动中爆发。60 年代末的 学生运动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特征,其焦点之一正是纳粹历史问题。在这场大规 模的政治及社会运动中,青年学生迫不及待地打破沉默,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 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 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 辱。68 年一代的反叛精神和激进行为不仅反映出主导学生运动的左翼意识形态 特征,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非正义公开表示反对的勇气,而这正是他们的父辈们 在纳粹时期应该做而没能做到的。 德国的战后一代通过代际冲突完成了历史意识 的自我定位, 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识的历史价值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 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