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俄国,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重申了几年后邀集同伴,“组织一个游俄队”(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6页。)的计划。可见,1920年以后,俄国作为留学新目标已经代替了留学法国,考察十月革命,学习俄国已经成为他的新选择。原因在于:其一,法国政府和苏俄政府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给青年毛泽东上了现实、深刻的一课。作为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的中国属于战胜国之一,依然被主导战后新秩序的协约国出卖,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丑恶表演给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一起破了产。他在展望苏俄革命将带来的世界革命形势时,对法国总理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与讽刺:“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54页。)与此相反,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7页。)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译文。可以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效法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苏俄另眼看待,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
苏俄成为毛泽东计划留学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主义思想、办“实行共产的生活”的自修大学思想、以“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为基本内容的工读互助生活试验,这一系列思想和活动都受到来自俄国学者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克鲁泡特金互助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这是吸引毛泽东目光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投身于火热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无暇出国
毛泽东赴俄考察学习的计划之所以后来没能成行,在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在狭小的学校社团里开展活动了,历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高频度、高强度的社会宣传、组织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交涉(1922年毛泽东一人亲自兼作八个工会的秘书)(参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处理等革命现实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湖南的驱张运动、自治运动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这正给寻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奋斗中发现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般人具有畏惧困难、厌恶混乱的思维定势,即“吾人恒厌乱而望治”,但毛泽东认为“乱”也有很多好处,所谓“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原因在于“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6页。),这与毛泽东所解释的新民学会成立的其中一个原因——“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新民学会资料》,第2页。),在思想轨迹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治乱循环”观,这是一种能动的、辩证的思维。他认为个人的成长在于“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7页。),大困难和大障碍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奋斗,推动事物发展的极大动力。“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0—181页。),善恶相竞是人类进步之动力,所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3页。)。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强烈主张读“无字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4页。)而又觉得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很不够的毛泽东来说,他还能抛下这激烈发展的社会形势而远赴法国在异域从书本里寻找真理去么?所以,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新民学会资料》,第400页。)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必然的选择。他直接投身于社会变革的革命运动,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他在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认识,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的想法。迪克·威尔逊在《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中引用徐特立的说法:“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英〕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毛泽东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在国内积极筹办“文化书社”和“夜学”等项事宜,以唤醒民众,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在留学潮流兴起的时代,毛泽东不盲目从众,能够理性独立地思考,坚持留学前首先要打牢本国文化的基础,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既不迷信西方文化,又不简单排外,既有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同时又不抱残守缺,辩证看待中西方文明。这正是他以后能够成功地整合中西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
(作者杨晓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