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主体精神的无限扩张,使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成为无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体精神在向宇宙的无限伸展中必然导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对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崇拜和赞美,向读者展示了郭沫若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他用生命现象所显示的生命冲动和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否定现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表达对生命发展进化的追求。民族生存郭沫若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激情一开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但他这种明显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导引到一种悲剧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个性解放为主体的个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局限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里应运而生。他抱着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所谓“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宣扬一个真正的“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的追求与生命价值观,即当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社会理想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现实黑暗势力发生冲突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个体的肉体生命虽然消失,但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气概与崇高的人格却可以与天地并存。这正是郭沫若笔下英雄性格的特质,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