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萧山人民的生活、收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最新的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萧山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86 年的 1074元,增长到 2016 年的55712 元,翻了 50 多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1980 年的 229 元,到2016 年的 31849元,增长 139倍。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又有谁能想到在上个世纪中期,这里很大一部分是滩涂之地,百姓还常受潮水的困扰,被冲垮堤坝、吞没农田、摧毁房屋。于是,在危难面前,一场历时三十多年的围垦造地运动开始了,最多日动用民工十五万余人,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围海造田 52 万亩,使350 平方公里的滩塗变成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世界围海造田的奇迹”。同时,也为萧山大产业集聚、经济腾飞储备了宝贵土地,由此凝缩成的“围垦精神”也为萧山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笔者的父亲在上世纪 90 年代还参与了别的镇的围垦活动,据描述,当时萧山人民真的是众志成城,干部百姓共同努力。
图1-1 众志成城抗洪图图1-1 众志成城抗洪图 党山镇(2013 年与坎山镇、瓜沥镇合并,成立新的瓜沥镇)地处萧山东部,南与绍兴毗邻,区域面积 49.74 平方公里,下辖 21 个行政村,2 个社区,户籍人口 5.23 万。曾先后荣获中国化纤织造名镇、中国门业之乡、中国制镜之乡、中国卫浴配件基地、全国千强镇,杭州市工业强镇等称号。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内,那时候还是集体公社的经济模式。据笔者父亲及周围人回忆,当时还是较为典型的“男耕女织”社会,男性的主要活动就是种田,一个年轻青壮年劳动力的价格大约是0.2-0.3元/天;女性的活动是挑花边(该活动至2002 年前后才消失)。同时,工资采用累计结算的方式,年末汇总计算,并以此交换相应的粮食。在当时的情况下,“倒挂”时常存在,即一年累计的工资还不足以换购所需的粮食。除上述之外,由于大规模的围垦造地,需要一定的劳动力,而党山作为离钱塘江较远的镇,虽然自身围垦的需求不大,但是需要参与到邻镇及其他镇的围垦,因此,镇上男性的日常活动还有围垦,由 围垦活动还衍生出了打石子、运输石子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加大对镇上男性劳动力的劳动量同时并没有显著提高其相应的生产生活资料,种种原因使得党山群众生活艰苦,物质水平不高。
图1-2 妇女挑花图
图1-3 乡村生活居住图图1-3 乡村生活居住图 后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渐推广,到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传入当地。至此,老百姓的收入有了些许提高,生产活动也略微丰富,劳动报酬也逐渐得到提升。除了种田、挑花边、浸络麻、络麻种植及随后的浸、剥工序,此外,集体所有的工厂也开始出现,于是党山镇上有了三个公有制企业:农机厂、绸厂、灯管厂。也是在这个时候,党山镇开始有了工业的影子。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镇上的百姓陆续开始有人去外面打工。据笔者的父母回忆,在进入九十年代时,当时农村的普通老百姓的年收入不足 1500 元,但是, 如果去外面打工,例如当时镇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去外地提供货船运输服务,其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这些去外地打工的老百姓,经过初始的资本积累,为后来党山镇的经济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这时候,党山镇开始也陆续出现了民营企业,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党山镇上的民营企业逐渐增多,到2000年前后,民 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逐渐形成了纺织、浴柜、门业、制镜等的产业集群,逐渐奠定了党山镇作为杭州市工业强镇的经济地位。同时,镇上其他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大大小小规模不均的工厂, 各种类型的商店也开始陆续开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升:电话机由开始的每村一部变成家家户户都有,手机、彩电、摩托车等也在这个时间段逐渐 推广,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在日后行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企业,浙江金迪控股集团便是其中佼佼者,也是浙江省乃至全国从事新型环保木质复合门产业的行业龙头。1986 年,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当时还是一名模具工的王永虎先生创立了金迪。1992 年,金迪吸收美方资金,成为中美合作企业,金迪整合了美方资源,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有效地把握住了发展商机。1994 年,金迪成立制镜厂,并成为中国销量最大地美容镜销售单位,自此金迪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6 年,党山金迪家私装饰公司就研发出了我国第一代装饰复合门。1998 年,中国第一扇金迪门诞生,从此开创了工业化环保木门先河。目前,金迪在国内31个省建立了1500多家专卖店,海外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与万科地产、万达地产等中国著名房地产企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
同时,在建设企业的同时,金迪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于2002 年创办金迪学校,专为来党山镇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教育。该学校也是萧山区第一所经教育局、民政局批准的全日制民办学校。经过 15 年的发展,目前学校分为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共有学生 2400 余人,教职工 130 余人。办学规模日渐扩大,社会影响力也与日剧增,赢得外来务工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图1-4 农村建设对比图图1-4 农村建设对比图 除了门业,党山的化纤织造、镜业、浴柜等也十分出色。尤其是党山的浴柜、淋浴房等卫浴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均有较高的知名度。党山浴柜产业的兴起也是随同党山镇民营企业的兴起而兴起,在2000年左右呈现爆发式增长。早在2012年,党山镇的浴柜及配套企业即已超过 300 家,年销售额达 45 亿以上,约占当地经济比重的20%。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品牌,诸如“桑莱特”、“康利达”、“金迪”等。
当然,传统的工业强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环境问题。笔者正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家门口的河道从90年代末时的清澈见底,到10年前河水发出阵阵恶臭, 中间也仅仅是笔者从小学到初中这些光年。笔者至今深刻地记得,那条河道五颜六色的样子。
再后来,中央产业政策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在当时,浙江拉开了治水的序幕。同时,为了更好的发展可持续型、集约型绿色经济,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2013 年7月,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将党山镇、坎山镇并入瓜沥镇,发展小城市建设,组成瓜沥小城市,进行转型升级发展。
图1-5 萧山生态环境图 近年来,瓜沥重点着眼小城市临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把建设发展临空产业园作为提振经济实力和推动转型升级的主引擎。2017 年,瓜沥实施政府和产业两大类项目80个,改造提升比重高、总量大的低端传统产业,积极引入新兴产业,以招引航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态环保、高科技智能企业为重点。在航空服务方面,已引入长龙航空、东方航空、武汉航达等企业。同时,政府也下定决心整治环境问题,探索运用海绵停车场、纳米曝气、微生物修复水体等技术改善水质,经过五六年的治理,现在笔者家门前的河流又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河里的小鱼小虾米又开始逐渐增多。
笔者相信:生态环境常抓不懈,企业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新兴产业政策不断优惠,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始终不停提高政府的政务水平,不断精简群众和企 业的办事流程,瓜沥镇必将以新的面貌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朱利红)
二、杭城“付”饶路
40 年的杭州发展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改革史;40 年的杭州发展路,是一条波澜壮阔的改革路。
在老一辈的眼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对杭州最好的描述,杭州作为一座有人文底蕴的风景之城,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我这个 90 后的眼中,杭州不仅风景秀丽,更是一个“小硅谷”,以阿里巴巴为首的一系列互联网企业、科技创新小镇、人工智能小镇,使得杭州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G20 的举办,亚运会的筹备,一系列国际型会议、项目的举办,正是对杭州 发展的认可。
在这 40 年,杭州的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居住条件、消费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但于我而言,支付方式的变化更让我影响深刻。站在新时代的船头,回望过去 40 年,祖辈们的“买买买”一直在不停地“变变变”——从凭票购买到想买就买,再到足不出户、移动支付……
(一)上世纪 80 年代——票证经济
我爷爷是 40 后,如今已经 70 多岁,每当吃饭的时候聊到“老底子”的事, 他总是乐呵呵地说:“那时候还是商品计划经济,吃饭穿衣都要凭票,买粮食要粮票,买布匹要布票,全家人吃穿全靠我的供应证,到指定的商店里去买。票证发放虽然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因此,在票证之外,又发了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至于购买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工业券。大件、贵重的商品,还要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记得我家的第一部缝纫机,就是用票买来的。”
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以粮票为例,作为一种实际的有价证券,粮票在中国使用时间达 40 多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如粮票之类的票据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藏品。
我爷爷说:“在我看来,各类票证在当时相当于是‘第二人民币’,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和一套经济运行体制,当时中国粮票种类繁多,不同的市县,镇、乡,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都分别发放并使用了各种粮票,进行计划供应。”作为特殊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粮票票面题材广泛, 印制精细,既有时间性、又有地域性,很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图2-1 80年代的杭州粮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商品供应匮乏,国家为了保持供需平衡,设立了票证制度,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凭票凭券的计划供应,严格控制着人们的需求。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在当时,对稳定市场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没钱有票能活,有钱没票却不好活”,我作为 90 后很难想象这样的时代。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支付方式,反映出了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的成绩。人们从解决温饱到步入小康,再到现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不难看出商品供应的数量、种类、质量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需求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善。
(二)上世纪 90 年代——现金为王
90 年代初,我爸妈20 多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而他们对有钱人的描述是这样的,“开着桑塔纳,打着大哥大,钱包一打开,百元一沓沓”。当时,各种票 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现金支付开始大行其道。
当时我爸妈在鞋厂帮人卖鞋,做批发零售生意,对上世纪 90 年代的支付方式深有感触。他们说:“上世纪90 年代初,来我们这里进货的客户,钱包都是鼓 鼓地,结账的时候,掏出来一沓钱,一张一张地数,我们每天营业结束后,都要点款。一般每隔三四天,就要跑一次银行,把收到的货款存了。”
那段时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物资短缺现象逐渐消除,粮票等各种票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现金成为国人主要支付工具。人们出门、购物、旅游都不忘随身携带现金。日常储蓄出现存折。那时候人民币面额最大的是10 元纸币,1988 年才出现100 元面额的纸币。人们乐于在现金交易中靠消费找零,乐于对现金互验真伪,也乐意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寻求踏实放心。当时验钞机还是稀有货,上 至白领,下至商贩,各阶层的人都有一套辨认假币的方法。在现金交易时,人们都习惯地抖钱、听听声、用手来回捻搓百元大钞正面右侧防伪痕迹,将百元大钞 放在日光下寻找毛主席的暗影是大家都会的一种辨别真伪钞的方法。
图2-2 90年代的人民币 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老版的人民币现在都成收藏品了,2 元、2 角、1 角等一些不常用的纸币也停止发行了,100 元的纸币也开始流通了。纸币额度的增加,便利了物价上涨后的交易,但在大额购买时,仍免不了“百元一沓沓”的情况。大额现金不便于管理、容易丢失、运输成本高的特点,提高了支付体系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但相比票证时代,人们至少不受物资供应的限制,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购置所需要的东西。
(三)21 世纪初期——刷卡支付
21 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再一次经历变革,变得更为简便。我爸说:“自从有了银行卡,出门在外方便了很多。如果出去旅游,再也不用携带大量的现金了,就带两张银行卡,一张借记卡,一张信用卡,刷卡消费便捷又安全,刷信用卡还可以攒积分换礼物。”
同时,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加速推进,在信用理念、信用应用不断普及的大环境下,人们正在养成信用消费的习惯。基于对自己信用能力的信心,他们不再先存钱后花钱,而是合理运用信用消费方式,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我爸说:“自从有了信用卡,我就可以提前买到想要的东西,不用等待漫长的攒 钱过程。信用卡可以分期支付,特别方便,我每个月也会按时还款。”
图2-3 21世纪初的银行卡 21 世纪,中国开始步入电子支付时代,银行卡、信用卡、ATM 先后投入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建成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并逐渐形成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为骨干,以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为补充的全国性支付网络体系,中国的支付体系初步形成。由此开始,以银行信用为 依托的支票、银行本票、汇票以及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逐渐取代现金并普及应用。计算机和应用系统在银行业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结算效率,便利了人 们的日常支付与企业的交易结算。
相比父辈做生意时的“百元一沓沓”,刷卡更安全、便捷。同时,随着支付体系的发展,互联网的进步,阿里巴巴等一系列企业逐渐成立,电子商务开始发 展,推动了线上支付与移动支付需求的产生。
(四)改革开放 40 年——移动支付
说到杭州的知名企业,相信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蚂蚁花呗等再一次改变了支付方式。我作为一名 90 后,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唯独手机不能,出门叫滴滴需要手机付款,骑共享单车需要手机付款,饭店吃饭要扫二维码付款,充话费、缴水电费统统在手机上完成…… 现在我一天的生活几乎全是移动支付了,钱包里已经好几年没放过钱了,昔日大家掏出钱包抢着买单的场景,也变成了争着掏出手机。
图2-4 当代各类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结算效率,我家楼下超市的老板说:“早些年现金购物、刷卡购物的顾客比较多,这两年就不一样了,百分之九十的顾客都 是扫二维码,用微信、支付宝。不仅客人方便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方便多了,账目一目了然不说,再也不用为找零感到麻烦了,也不用跑银行存钱,还不用担心收到假钱。”
超市内的一名顾客也说:“我手机上下除了支付宝还有别的很多支付软件,因为这些 APP 常有优惠活动,付钱时我一般都会先问收银员,哪个付款方式有优惠,很划算!”
随着智能终端日益普及、移动应用市场兴起、支付场景的不断创新,以及互联网公司的大力补贴培养用户支付习惯,移动支付以其移动性、便捷性、及时性实现爆发式增长。相较于传统的支付方式,移动支付有两大突出的价值。一是快捷支付价值。对支付客户而言,相比银行卡支付,移动支付更有效的满足了 小额高频的支付需求,以更优惠的价格、更快捷的业务响应提供了跨区域,跨境支付服务。二是数据流价值。以电子商务、移动社区等为依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天生就是生产、销售、消费、社交信息的集成场所。这些产生于移动支付的交易信息流、支付流、供应链物流、资金流,以及公共媒体及自媒体信息流等数据流能帮助商户进行更精准的客户营销,使商户、银行均实现规模的扩大,同时生成 了信用的全新模式。
(五)总结
见微知著,杭州作为支付宝的诞生地,最先成为了移动支付普及的地方,也见证了支付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我的长辈们完整的经历了这些变化,我作为 90 后,虽然没有经历过票证时代,但从现金支付到移动支付,其变化之大也足以让 我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支付方式的变化是个小小的缩影,里面渗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科技发展的进步、消费结构的改善、金融体系的推进、商业模式 的改变等。
杭州的变化不止这一点,改革开放仍将继续前行。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张家祺)
三、产业植入助力美丽乡村
东阳,素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之美称,是浙江省首批文明城市、首批旅游经济强市,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时也是国务院 批准的对外开放城市和浙江中部的历史文化名城。
2018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东阳市撤县设市30周年。改革开放40年来,东阳历经农村经营体制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 革、经济技术协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3.9亿元,增长7.5%;实现财政总收入100.9亿元,同比增长9.2%, 首次超百亿元。
图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8年22期图3-2 东阳撤县设市大会 位于东阳市东北部的六石街道地处东阳江、白溪江和渌溪江三江交汇口,行政区域面积 65 平方千米,目前辖区总户数 15000 余户,总人口 40000 余人,以长松岗、木雕小镇为代表的工业,以红树林影视基地、东方伊甸园花海为代表的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可谓人杰地灵、生机勃勃。而在 40 年前,六石还是一个年均人收入不足百元的贫穷小山村。彼时,商业、工业尚不发达,服务业更是 无从谈起。
六石街道拥有独一无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1939 年3月14 日,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该街道裘家岭村后翠塔山上的小石婆洞召开。读小学时, 学校曾组织我们前往春游,学习历史,了解家乡文化,感受追求真理的精神。东阳市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正是从这里燎原开来。裘家岭村地处北部山区,离市区约 20 公里,曾是永康、东阳经诸暨通往杭州的要道。这里植被丰富,改革开放初期,附近村民都会到这里砍柴,而现在,柴火灶似乎都不多见了。裘家岭村作为东阳市知名的革命老区已经是市民休闲观光旅游的地方。特别是每年“七一” 前后,很多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到此缅怀先烈,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而到了暑期,裘家岭村则成为避暑胜地,许多家长带孩子前往,或是野炊、或是在附近 水库游泳。
除了裘家岭村,六石街道石马村历史上曾与日寇交战,数百名抗日将士浴血奋战,抵御日寇侵略;里光明自然村有戚高山日军侵华遗址,是东阳市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之一。
图3-3 戚高山日军侵华遗址图3-3 戚高山日军侵华遗址 基于丰富的红色历史,六石街道整合资源,在枫树下村植入影视产业,建立红树林影视基地,成为横店影视城首批签约外景地。在红树林影视基地拍摄的内容以抗日题材剧为主,基地在原来的小山坡上构建重组,建成了大量碉堡、烽火台、战壕、茅草屋等影视拍摄场景。部分区域还留有炮弹轰炸后的弹坑以及烈火燎原后的痕迹。原始的树林山坡田野搭配逼真的场景,受到众多剧组青睐,同时 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探班,满足剧作拍摄的好奇心。
图3-4 红树林影视基地图3-4 红树林影视基地图3-4 红树林影视基地 除红树林影视基地外,六石街道建立了北后周“肇庆堂”、下石塘“德润堂”影视基地。这些基地以古建筑为依托,为古装戏、武侠戏、战争戏的拍摄提供拍摄场景。《名侦探笑传》、《人民子弟兵》《独步天下》等200余部作品均在六石街道拍摄完成。同时,六石街道眼光长远,注重国际合作,2016 年9月,在第三 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成功与印尼、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十国的电影公司签订了影视合作意向书;12 月中旬,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首期“中国——东盟文 化产业合作研修班”,极大地推介了六石的影视资源。在影视产业的基础上,北后周“肇庆堂”还发展起民宿、农家乐等项目。2017年20余位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海外学子、清华大学学生及带队老师曾到东阳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当 时他们就住在北后周“肇庆堂”的民宿里。
六石街道不仅引入了影视产业,还引入了工艺美术品——木雕。东阳木雕源远流长,早在1915年,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工艺制品就双双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获金奖,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中高19.6米、由26吨樟木雕刻而成的释迦牟尼佛像,杭州雷峰塔的大型木雕壁画《白蛇传》,香港回归时浙江省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品《航归》,G20 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主会场木雕装饰,习 近平赠送给英国女王的国礼《寿比松龄》等,都出自东阳木雕艺人之手。六石街道积极响应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建立了木雕小镇,打造集木 雕高峰论坛、文化体验、旅游观光、工艺品制作于一体的场所。目前,木雕大师陆光正、竹编书画大师卢光华、融木雕竹编艺术于一体的徐经彬均已在木雕小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小镇共云集了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2名,国家级工艺美术 大师9 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36 名,可谓星光熠熠。
图3-5 徐经彬艺术馆 六石街道的吴良村村民的发展思路一直走在前头,1977年,吴良人均收入仅41元。1978年4月,第四生产队发起兴办劳保用品工艺厂,半年产值3.6万元,一时震惊东阳全县。1985 年,吴良年产值逾百万元,中共东阳县委将吴良经验在报刊上发表推广。1980年,经济师吴益群引进海外技术,在村内创办县、社、队三级联办的花砖厂,1983年产值60万元。1985年获省级优质产品证书,1986 年为东阳赢得第一块部优银牌。1984-1987年,村党支部连续4年被评为金华市先进支部,吴良村获浙江省家庭工业先进村称号。吴六三当选为浙江省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吴妙潭为第七届浙江省政协委员。1992 年,村党支部对村办工业作出新的部署,开始筹办新的规模企业 6 家,投产后,年产值将超过 5000 万元。进入新时代,吴良村也另辟蹊径,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2017 年,吴 良村举办了主题为“十里桃花,穿越之旅”的乡村休闲旅游节,同年引进了东方伊甸园花海项目,总投资达3.2亿元,一期项目于去年国庆节正式开园,举办了热气球节、动漫灯光节以及花灯节,园区门口两万余只彩色风车齐刷刷转动,园 区内有千亩花海以及超级滑草场,吸引游客10万余人。
图3-6 东方伊甸园花海 六石街道的张麻车村发展思路不同于上面这些大项目大建设,而是从小着手,利用小区及周边低效闲置老旧房屋、绿地、旧街区等资源,推出了“梅客邦青年创客社区”项目,村庄房屋外墙也化了个 3D 绘画的妆。小时候对张麻车村的印象是这是我周末补习的地方,跟补习班隔一条马路的是六石高中的操场,而操场还没有塑胶跑道。现如今,补习班不再书声琅琅,而操场已经几经翻修,标准的400米跑道当然是必备。
图3-7 张麻车村3D墙绘 六石街道积极植入影视、工艺美术、旅游、休闲文化等产业,在这些新兴产业的支撑下,美丽乡村建设迈入新台阶,经济发展走向新轨道!
(浙大经济学院金融系研究生 王鼎盛)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新市人看新变化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以前的老房子。”放暑假期间,我同家人一起去看望年近70的姑婆(外公的姐姐),她带着我们走进位于德清县新市镇的西河口街道。
在一条挂满红灯笼、粉饰一新的岔路口,姑婆停下了脚步。她伸手比划着回忆道:“这里就是西河口,这里啊原来就是新市最热闹的地方。以前蚕茧收购、稻米收购都是在这条河的两岸”。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流, 河流两岸古民宅依次分布,河面上不时会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桥。
图4-1 西河口现貌 今年70岁的姑婆,已经在巷子里住了五十多年。她轻车熟路地向我们介绍着西河口过去的模样,和前前后后三次搬家的故事。这前后三次搬家分别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而西河口一带从繁华到沉寂再到如今涅槃的变迁,正是德清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变迁过程中,姑婆的三次搬家,则成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翻 天覆地变化的最佳见证。
(一)西河口的往日繁华
姑婆第一次搬家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那时候,我们住在一栋百年老宅,天井左右是几间厢房,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厢房里。”姑婆说,“以前生活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一家人挤在一起,清早还要起床等粪车收粪桶。”据她回忆,当时的西河口里有一条河叫保宁桥,大人们洗衣烧饭,孩子们抓鱼摸螺蛳,都在里面。
而且由于西河口地处新市交通喉舌,商贸便利、运货快捷,商人们就会考虑在这里从事“坐贾”批发活动,很早以前这里就经营着本地成羊批贩、蚕茧收购、羔羊皮、稻米收购、酱酒批贩、餐饮小吃等商业活动。外地商人也会闻名而来,在这里造店坊,设代销及收购点。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西河口”的沿街繁华, 便随之兴起。
图4-2 西河口旧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这样延续二十多年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那一年,姑婆从农村回城,在供销社上班,有了稳定的工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时常能 给家里人买点好吃的。
等到改革开放一声惊雷,打响了西河口生机与活力。
当我们翻开 1983 版的《德清县地名志》,文字间一个人来客往、日渐繁荣
的西河口清晰可见:“水上客(货)运、装卸码头和农机厂、千斤顶厂、酿造厂、东门粮油供应站均设置于该地。”
到了 80 年代中期,来自义乌的“摆摊经济”也传到了德清。西河口一带聚集了很多的贩茶贩茧人。“每天凌晨 3、4 点,就有商人摇着船从这里上岸,闹猛(德清方言热闹的意思)得不得了!”
(二)城区扩大 一度落后
姑婆的第二次搬家是在1988年。改革开放让她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有些积蓄的姑婆要为家人改善住房条件,将东厢房改建成一幢二层小楼,“小厢房实在腾挪不开,而且经常泛潮,家里的家具很容易烂。楼上楼下之后,宽敞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新房子里有了卫生间,再也不用等粪车了!”
此后,小楼里渐渐多了电视机、洗衣机等时兴的电器。到了 1995 年,姑婆家率先用上了电话和空调。
改革开放也在深入影响着小镇的变化。城市更新加速,城区日益扩大。然而变化太快,总有人会掉队。进入新世纪之后,连各弄堂里的小摊贩也因为竞争不过统一设立的收茧站、茶叶商店,只好四散而去。而西河口也因工厂搬迁,货运航道改变,人气消散,疏于管理,成了城中心的落后、衰败之地。600多户人家密集地生活在低矮的危房里,设施破旧,平均“房龄”超过 40 年。有一部分老住户甚至还住在搭建的棚户中。不光是生活条件差,西河口的火灾隐患也十分严 重,道路狭小到消防车无法进入。
到了 2003 年,西河口与周边的差距再次拉大。临近的西鱼巷拆迁,兴建了高档小区。“人家成了‘小上海’,我们真的就是‘贫民窟’了。”那些年里, 姑婆又羡慕又失落。
不过,一时的落后难以抹去西河口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积淀。相比于周边地区的人潮涌动和灯光辉煌,整个西河口就像一颗沉寂在闹市中的明珠,虽破旧 沧桑,但终究能被拭去尘土,再放光华。
(三)新时代的新窗口
2014 年,姑婆搬了第三次家。这一次,动静比以往大很多。她永久地告别了西河口,搬到了新市镇刚建设好的新村中——一栋栋自建的小洋房。姑婆感慨道,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就是天和地的区别。“宽敞!每户人家都有三层楼的小洋房,绿化、公共设施都很齐全。家家户户的老人也都办上了城镇养老保险,有个小病小痛的在社区医院看一下也很方便。”
几十年的忙碌之后,姑婆和她老伴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生活,老两口都开始上网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微信、朋友圈都玩得很溜,时不时还和在外工作的孙子来一通手机视频聊天。
近年来,新市镇又开始了改造旧城整治,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旧房屋进行搬迁整治,整治板块内的住户可以选择货币安置或实物安置两种安置方式、随着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小镇面貌将发生很大变化,古镇保护和开 放也会不断迈进,推进建设美丽乡镇。
这些年,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建设,城镇居民们不再只追求大鱼大肉这些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向往,愈加明显。而城市的发展,作为人的发展另一种展现方式,同样如此。高楼大厦、大型商场、高档餐厅遍布小城的时候,城市的规划者开始建筑起精神层面的新城镇。
图4-3 城镇新貌 从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到“富足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不仅仅是拉动经济稳步增长那么简单。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优良的道德传统。结合时代要求和新的实践,不断赋予传统以新的内涵,才能在丰厚的传统资源中 汲取养分,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发展。
每当姑婆和家人来到西河口,她曾经的回忆总会不断涌起:“毕竟我也住了这么多年了,人离开了,心实在是离不开啊!作为西河口 40 年变迁的见证者,我虽有不舍,更多的是欢欣……”
(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 倪静娴)
五、阜阳老家的变化
谈变化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首先我的家乡是位于中原腹地——阜阳市,阜阳市是皖北重镇,处于豫皖交界,民风剽悍,人才辈出,曹操、老子、庄子、姜子牙,管仲等历史人物闻名华夏。但是近代以来,经济中心从中原转移到沿海,像阜阳这类人口大市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只留下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市的称号。而我的家乡又仅仅是 9775 平方公里的阜阳地图中的一个圆圈——阜阳 市临泉县高塘乡。
我生于1995 年,但是对于高塘乡的印象似乎是长到7-8 岁才有的,前8年的我就生活在约 4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杨庙行政村里。我那时的印象是所有的路都是泥做的,一旦下雨基本上就把人堵死在了屋里,记忆犹新的是全行政村人一起修路的情形,每一户承包一段,修路的工具、材料都要自己家准备,所以全家老小齐上阵,一干就是半月,听爷爷辈们曾经讲起“上河工”的经历,全家人要再河边待上一年,没日没夜人的用人力挖出一条大河,像历史上无数次兴修水利时的场景一样,每次都是一次数十万人的集体活动。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看到一条沿着公路的不断延长的大河,却不知道里面故事。因为没有路,所以出不去,因
为出不去,自然也进不来。数十年如一日,村里的人还是那些人,村貌没变,连别人家房顶上的瓦片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不过那时一天的一天真的好长,吃完饭 后就是玩耍,钓鱼、爬树各种土游戏,怎么玩时间都转不到上午,直到玩得很累。但是这一切的封闭从 07 年08 年开始了发生变化,先是路变了,从土路变成了砖头路,很快又变成了水泥路,路一变村子格局也变了,以前沿着路的最好的位置也随着道路改道变成了僻壤,反之以前最偏僻的地方称了道路交叉口后,人来人往。
图5-1 家乡老路图5-2 领导莅临指导 另外一个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春种秋收”。我家乡是种小麦的,小麦的成熟是在夏季,大概暑假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上小学时有一个假期就是“忙假”,全称是农忙假,是仅次于暑假的大假期,一般有10 天左右,放假的目的就是帮家里干活的,我们加有 4 亩地,全部要人手动收割,一人一把镰刀,7、8 岁的小孩已经可以割麦子了,大人们会带着一大罐子白开水,时不时补充水分, 偶尔路边会走过一个叫卖雪糕的生意人,小孩们就会扔下镰刀,把生意人团团围住,一毛钱一个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复。等麦子割完了需要把麦种和麦秸分开, 先要把割完的麦从不同地块集中到一起,然后通常用牛拉着石滚整出一块平整的场地,再去请人家的脱麦机,这种脱麦需要三波人,一群大人在上面把整个麦子 塞进机器的口子,机器会在下方吐出一粒一粒的小麦,另一群大人整理侧面喷出的麦秸,我们小时候就是负责在下面接吐出的小麦,一盆一盆的装进麻袋。这还不算完,因为机器分离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还有一些杂物需要趁着风扬一次,才能得到纯粹的小麦。等小麦收完了就要犁地,大块地用机器犁,小块地用牛和人犁,犁完地等一场雨,就可以种玉米和大豆了,玉米的种植最讲究,先挖一窑, 倒上一勺水,放上玉米种子,闷起来,一颗玉米就种完了,玉米的收割要比小麦难一些。现在小麦收种已经完全机械化了,整个流程几十分钟走完,一个人就够了,割下的麦子直接当场卖掉,这是变化,也是变革。
关于上学,我小时候是没有幼儿园的概念的。村上有个老先生,应该是读过几年书的,能看报纸,就在村里办了私塾,这私塾算是幼儿园加一二年级,因为私塾出来可以直接上三年级,我就是这样上的,私塾上了三年,都是一个老师教的,每年也就两本书,算术和语文,老先生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父辈绝大多数人的老师。我上三年级是在一个民办小学上的,那个时候同龄的伙伴是很多的,男孩女孩一起,上学都是黑压压一群,走路上就可以区分是哪个村庄的, 大村的人多势众,可以欺负小村的人。但是从我们后面一届开始,人数越来越少,大概隔个四五届之后,基本上一个村都凑不到几个人了,甚至会有些年级断层了。 学生少了学校也少了,很多民办的小学倒闭了,公立学校也开始合并,至少减少了一半学校。增加的是幼儿园,以前从来没有幼儿园的概念,因为村里小孩子多,都是一起玩的,现在孩子少了,父母也都忙了常年在外打工,只能送到幼儿园去,更重要的是不上幼儿园上不了小学了。除此之外,我们作为第一批九年义务教育 的学生,也恰好错过九年义务的免费教育,我们上一届是八年义务教育,比我们少上一年,我们下一届同样是九年制,但上学免费了,现在上学不仅免费还包吃,我妈就感叹说,当时要是有这条件,谁不去上学呀,谁愿意当文盲,火车都做不好!
房子也是我记忆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家是茅草房,真正的茅草,用泥巴和麦秸混在一起堆起来的房子,下雨总是漏雨,这种房子一般寿命也就是几十年。但 是我邻居当时造了一幢二层小楼,现在看那楼真是奇丑无比,但当时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房子,一个是有楼梯,爬楼的感觉是很骄傲的,其次是不漏雨,这两点使我构成了判断房子好坏的根本依据。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的工夫,我们家就盖楼房了,从我家开始,不到五年的时间,村里已经全是楼房了,再也看 不到一份瓦片房,这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壮举,因为楼房象征着衣食住行的问题基本完成了。
图5-3 旧时代的老家房屋图5-4 新时代的老家房屋 后来交通工具也变了,开始是步行、自行车再到摩托车、电动车、轿车;集镇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分散的小摊贩市场,变成了集中购物的大商场;医疗环境得改善更是明显,小时候人生了病,父母总是要亲自把人背到大夫家里或者把大夫请到家里,有时候找不到大夫只能干着急,现在行政村有了卫生所,水泥土通到门口,骑上车十分钟就能得到医疗救治,医生也更专业,费用也不高, 甚至导致很多老人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一看。
而我从初中开始就到了县城读寄宿制学校,定期是的每两个月回家一次,后来上了高中每半年回家一次,大学之后甚至一年都回不去一次,但是每次回去家乡都会发生一些小变化,但是要论家乡美,肯定是记忆中的美,记忆中的家乡没有垃圾,没有那么多灰尘,也没有现在自来水,我们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破坏资源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