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钱”示意图 世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产生于四川成都的交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纸币。但是,纸币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又是怎样被大家接受而成为交换媒介的?对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能说的清楚。 这里就和大家一起聊聊纸币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 实际上,早在北宋正式使用纸币 “交子” 之前,我国就已经有过几次运用纸币的原理了。譬如西汉武帝时期的 “白鹿皮币” (以下简称“皮币”)和唐宪宗时期的 “飞钱”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纸币的性质,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它们已经就是纸币了。 “皮币”和“飞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能算做是纸币吗? 下面我们就从“皮币”和“飞钱”说起,考察分析它们产生的过程和发挥的作用,来看看皮币和飞钱到底是不是纸币,或者说和纸币有什么关系。 “皮币” 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我们在前面讲 “汉武帝的敛财手段” 时,已经做过介绍,这里再简单回顾一下。 皮币的式样以及用途在 《汉书·食货志》 中都有记载,就是用白鹿的皮裁剪成每张一尺的正方形,边缘饰以彩绘,一张作价四十万枚铜钱。规定宗室王侯朝觐皇帝时,所送的见面礼 玉璧 ,必须要用这张白鹿皮币作为衬垫,否则将不会被接受。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实际上,汉武帝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打击宗室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 二是收敛一批钱财,补充因北征匈奴而耗空的国库。 汉武帝是接受张汤的建议,以恢复并加强礼制为名,发行白鹿皮币,借机向宗室贵族以及各地的诸侯征敛财富,在充实国库的同时,又以恢复“礼制”的名义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将“生财”与“复礼”两件事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白鹿皮币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也不能算是实物货币,更没有发挥货币的职能。但是,方尺大小的一块鹿皮,作价四十万,虽然不能转让,但是与大额虚价的纸币,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鹿皮币,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先驱,也可以被看作是纸币的滥觞,但是它本身还不能算是纸币。 “飞钱” 是1200多年前唐宪宗时代的东西。 《宋史》在讲到纸币“会子”时,开篇就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元史》在讲到“元钞”时,也说纸币来源于唐代的飞钱。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这里的飞钱能算是纸币吗? 在上段引文中, “道” 是唐朝的地方区划, “军” 和 “使” 分别是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 “进奏院” 是指地方机构在京城设立的办事处。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商人们到京城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但是,因为京城缺钱,朝廷规定不能钱运出城,于是商人就把现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城的办事机构或在京城的富商,领取一张票券。回到地方以后,凭领取的票券核对无误后,就可以取回钱币,这就叫 飞钱 。 因为凭借一张纸质的票券就可以领钱,有的人就把这张票券看作是纸币。这样认为对吗? 这说来话长,要从唐代的 “钱荒” 说起。 所谓“钱荒”,是指流通中的钱币不够用,用现在的话说就叫 “通货紧缩” 。 唐朝中后期为什么会出现“钱荒”呢? 原因其实也很多。因为随着唐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原来被当作货币使用的绢帛,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回归为生活日用品。再加上后来推行的 两税法 ,又回笼了大量的货币,更增加了社会上对铜钱的需求。这又促使一部分人开始蓄积铜钱,使得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铜钱的缺少又带来铜价的上涨,铸钱不敷成本使得政府减少铸钱的同时,更导致了社会上销钱为器的盛行,结果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更加减少。 这些因素互相叠加的结果,就以“两税法”的施行为起点,从唐朝中期开始,在货币流通中出现了通货日趋紧缩的现象。这种社会生活中货币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发展成为贯穿了整个唐朝中后期及两宋的“钱荒”难题。 为了应对“钱荒”,唐朝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譬如 “禁铜” ,就是不许民间铸造铜器,结果铜镜等日常生活用具就非常缺乏,自然涨价,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 “化铜作器” 。政府甚至严令“盗铸者死”,但是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而无实效。 “禁铜”不行,又开始 “禁钱” ,就是要求有钱人家不许储藏钱币,必须拿出来购物。规定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即便是王公贵族藏钱也要重罚,并且鼓励告发,如果发现藏钱超过规定的,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者的赏钱。 为了弥补流通中钱币的不足,又鼓励兼用绢帛,甚至规定交易数额稍大,就必须 “钱帛兼用” ,乃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发放布帛等实物。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 “卖炭翁” 诗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就反映了当时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 唐朝中后期,朝廷为了缓和京城的钱荒,曾禁止商旅携钱出骆谷关、散关,各地方州县往往也禁钱出境。货币流通因此受到限制,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特别是作为京城的长安地区,因为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家属,卫戍部队军人以及大批皇室贵族。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瓷器、药材、手工艺品等都要依靠商人贩运来京师。每次交易结束后,商人们还要返回各地去采办货物。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京城的钱币大量外流,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更加严重。 当时绢帛的货币作用已趋于衰退,在白银还未能发展成为流通手段的情况下,为满足跨地域大宗交易的需求,飞钱这种汇兑业务便应运而生。 飞钱不限于京师,飞钱的人也不限于商人。这种 合券取钱 的办法,实际是由借据转化而来,只是将时间上的转移变为了空间上的转移。 飞钱的核心,首先是现金的异地交付 。先向京师的机构交付现钱领张票券,商人回到地方后再凭票券领回现金,这是一种 “钱-钱” 交付的过程,并不像买卖那样是 “钱-物” 交易的过程,因此没有行使货币的职能。 其次是必须“合券” 。商人拿“券”到本地相应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很明显,这种方式仅仅是一种单向的汇兑。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是定点兑现,所以它还只是一种汇兑凭证,虽然是纸质的,但是并不能被当作纸币。这种汇兑业务,在减轻商人去外地贸易需要携带大量钱币不方便的同时,也减少了对铜钱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矛盾。 飞钱的出现以及它后来的发展,客观上为北宋交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它和皮币一样,虽然不是纸币,却也可以被视为是纸币的滥觞。 《三千年来谁铸币》 王永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王永生简历: 1966年9月出生,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 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货币史、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白银的货币化、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史、中亚历史及民族史,国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1)出版学术专著7部: 《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8月出版);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 《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4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6年8月份“中国好书”,2017年9月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2019年2月份“中国好书”)。 (2)受邀作为顾问与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合作,2015年9月策划指导了《融通之路》十集大型纪录片,2016年12月19日在北京卫视播出。 (3)应邀策划组织了2017年7月21至26日《乌孙古道》综合科考活动,从新疆拜城县黑鹰山出发,翻越天山抵达特克斯县,对沿线的古道进行了综合科考。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分两集于11月23、24两天做了报道。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