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所以从一开始,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标准。《神雕侠侣》中的他驻守襄阳,抵抗蒙古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其“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这样的一个侠客是值得尊敬的。但是这个人物缺乏他的个性,这就是儒教的限制所在之一。所以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中,金庸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偏激、反叛的性情中人——杨过。与传统的郭靖不同,杨过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儒教的观念来看,杨过或许没有郭靖那么值得人们尊敬,但他也有为守襄阳城而奋勇杀敌、有为不违背良心而放下血海深恨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郭靖……虽然说易地而处,郭靖也会这样做,但郭靖这样做却是因为儒教伦理的影响,是最初他的六位师父和丘处机等人帮他建立的一个世界观;而杨过却是情之所至的流露。所以最后他不是像郭靖那样一辈子守在襄阳城,而是与小龙女幽居古墓,不闻人间之事。杨过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之侠,这样的侠义明显要比郭靖来得更潇洒豪放,不愧称之为“西狂”。
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在往后的小说中,金庸对于“侠义”形象的塑造渐渐走入了“无为”的境界。除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可以和郭靖相比之外,对于侠义的阐释就无法超越郭靖这个形象了。杨过邪气十足;张无忌缺乏大侠气概;令狐冲注重个性;胡斐侠气有余而在为国为民的觉悟上有所不足。仔细观察一下,金庸小说的很多主人公最终都选择归隐避世,只图离世俗越远越好,单从这一点来看,比之郭靖的积极入世自然是有所不如了。
《天龙八部》是一部以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无穷冤孽的杰作。八部天龙,各属欲界,尽管业报不一,但终入轮回,渐然俱尽。小说中为恶之人必有为恶之因、为善之人必有为善之果。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孽缘,然而业报不一,但最终尽在佛学的智慧海中落叶归根。小说的主人公萧峰在最后依然没有从儒教伦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在小说结尾,他出于对汉人契丹“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终于从儒教伦理中跨出一步为天下百姓的生命而不得已以下犯上劫持了耶律洪基,但最后他却仍退一步回到了儒教伦理的束缚中引箭自裁,被扼杀在儒教强烈的汉人中心主义和汉人正统论之下。
胡斐没有为国为民,他是过着江湖中人出生入死的生活,有家仇而无国恨。他追杀凤天南,是为钟阿四一家的冤死;大闹天下掌门人大会,是为了袁紫衣。与郭靖相比,胡斐少了一份责任感,多了一份热情,郭靖对大奸大恶之人尚能宽恕,而胡斐则要将凤天南一家杀的干干净净。依我之见,胡斐更像是郭靖和杨过的混合体,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游侠、浪子,也是一位率性而为的性情众人,是一位视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为最终的归宿和目标的人物。他要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他想去做的、爱去作的。在胡斐的思维里,替天行道、行侠仗义,相助不平之事是侠义中人的本分之事。他与钟阿四一家素昧平生,却为了替他们报仇,千里追杀凤天南,这件事成了全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展开了往后的所有故事。后来帮程灵素,助苗人凤,救马春花,都可以说是与己无关的事,但是他做了,而且甘冒大险,从这点来看,胡斐还是符合侠的概念的。胡斐的侠气与他人还是有所不同的。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凤天南摆脱胡斐的追杀,极力巴结胡斐,但胡斐就是不为所动;袁紫衣对胡斐软语相求,让他放过凤天南,虽然胡斐心中爱极了袁紫衣,但仍然坚持到底,这就是“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思所动。”在侠与情之间的冲突,行侠是重要的,而爱情也是很美好的,这是胡斐性格中的悲剧。
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同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围绕着“义”,金庸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这样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得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鹿鼎记》中韦小宝说得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其妙笔,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杨过幼时在桃花岛黄蓉就教了他这样一句话,结果这句话改变了杨过的一生。然而金庸封笔退隐江湖之后,武林中却很少再出现真正的侠之大者,那些生生死死的悲壮也再未出现过。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所有的危难,都能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