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邓小平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安排,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4月22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东兴同志:
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最后,邓小平这样写道: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生,这里的春天,对我们太不习惯了。虽然邓小平这时在江西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但是,为了争取回北京,争取出来工作,邓小平还在努力着。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材料的传达。听完传达以后,邓小平回到住处提笔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两天之后,即8月3日,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邓小平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很快于8月14日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