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三德不从,两人大吵一架,一个说“你为洪门大佬,你有命令,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一个言“民国时代,人人有自由权,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谓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枪毙吗?”不欢而散。自此,双方可说彻底决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