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然而,巴西经济政策框架的主要原则,确实是在卢拉总统上任之前,由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总统的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目标机制(inflation targeting)、浮动汇率以及基本财政盈余(primary fiscal surpluses)(也就是在支付债务利息之前的盈余)(也称为“初步财政盈余”)等政策。
但是,观察家们也承认,卢拉总统以多种方式整固并深化了巴西的经济模式——为中央银行赋予了更大的运作自主权、提高了基本财政盈余的目标、将公共债务“去美元化”(de-dollarizing)以及构建了一个更大的外汇储备“缓冲垫”以减缓外部的冲击。此外,专家们还指出,巴西出口的多样化也有助于缓解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同时,还对巴西最近申办奥运会赢得选票大有助益。),出口的多样化是在卢拉总统治下,由更积极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南南”贸易(“south-south” trade)日益增加的专注而驱动的。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洛·吉兰(Mauro Guillén)谈到,通过巩固公共财政以及制服通货膨胀的努力,巴西已经“将内务整理妥当”,并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扮演了“恰到好处”的角色。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问题,巴西的政界和企业界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尽管双方对税收政策尚存在不同意见,而且人们对结构改革的缓慢步伐感到失望,但是“巴西正在上升。”他谈到。
马洛·吉兰认为,这个国家走向国际这一道路的转折点出现于2003年。也就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概念的时候,这是由巴西与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构成的群体。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信用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S&P)和惠誉国际(Fitch)分别与去年4月和5月提高了对这个国家的信用评级,9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的信用评级也接踵而至。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2001年到2002年发生灾难性债务拖欠,以及其信誉摇摇欲坠的阿根廷;其疲弱的改革计划已经妨碍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墨西哥——比较,巴西的上升似乎是必然的。
比其他国家景况更好
为什么巴西比其他市场能更快复苏呢?巴西财政部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曾经指出,为了使其经济免于陷入困境,巴西所需的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只需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一比例比其他大规模经济体要少得多,尤其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相比,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能减少公共债务偿付能力所遭受的打击。
然而,有专家认为,巴西的迅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经济结构。这个国家拥有一个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而其出口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一比例比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都更低,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一轮放松银根的举措,国内需求一直保持得很好。另外,因为背靠近年来积累的外汇储备这一庞大“缓冲垫”,所以,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最为猛烈的时期,巴西中央银行有能力为那些需要再筹资的公司提供美元流动性。此外,通过放松存款准备金的要求,流动性也得到了保障,进而减少了信贷紧缩的危险。
在全球金融创新令人心醉神迷的时期,两家上市商业银行巴西银行(Banco do Brasil)和巴西联邦储蓄银行(Caixa Econômica Federal)或许被人们认为过于保守了。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资本雄厚的国有开发银行也是如此。现在政府鼓励他们以及伊塔乌银行(Itaú)和布拉德斯科银行(Bradesco)等私营银行给企业提供信贷,因为它们一度变得日趋谨慎,并收紧信贷额度。但是现在,私营银行则再次开始迅速扩张信贷业务,并紧紧抓住自己的市场份额。比如,伊塔乌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塞图贝(Roberto Setubal)就在9月底宣布,该银行准备在明年开设多达150个分支机构。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巴西所有的银行都应该为不必处理让发达国家的银行遭受重创的“不良资产”(toxic assets)(也称为“有毒资产”)而感到欣慰。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巴西分行(Banco Santander Brasil)和巴西银行联合会(Brazilian Federation of Banking Associations,简称Febraban)的领导者法比奥·巴伯萨(Fabio Barbosa)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同业不同,巴西的银行没有遭受来自房地产部门和信贷衍生产品的影响,当这场金融危机袭来时,它们的金融健全指标(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表现强劲。他举例说,这一行业迅速复苏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对银行资本的要求很高——在巴西,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11%,而在巴塞尔(Basel)协议中,资本充足率要求则是8%。2008年10月,巴西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20%,全国最大的五家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的67%)的这一比率为18.5%。他还补充谈到,巴西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影子金融体系”(shadow financial system)(指监管程度不高的衍生品市场。——译者注),这要归功于严格的规章和严格的监管。所有金融机构(也包括投资银行)都处于中央银行的监督之下。
那些依靠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增长的中小型银行受损最重,但是,2008年,决策者放松了相关的管制,暂时允许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收购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的投资组合,以巩固金融体系。举例来说,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巴西银行就根据这项政策购并了较为弱小的皮奥伊银行(Banco do Piauí)和公共储备银行(Nossa Caixa)。
其他潜在力量也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宏观经济的稳定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深化,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从200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扩大到了目前的45%,而且还将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将成为在中期内促动国内消费的主要因素,观察家们预测说。
实现巴西的潜能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外国投资者的作用,蒙特罗谈到。的确,2008年,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了创纪录的450亿美元,其数额之巨在新兴市场中位列第二,仅次于中国。今年,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依然会处于令人艳羡的水平,尽管如此,不过其数额预期将会降低到2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2010年可望上升到300亿美元以上。
蒙特罗认为,新政府于2011年1月上任之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根据宪法,卢拉总统不能第三次连任。)他谈到,毕竟,这个由国家管制的汇率浮动和汇率政策的运作一直很好。但是,因为巴西的经济增长超过了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升值预期,会受到来自出口商,尤其是制造业的出口商降低汇率的压力。的确,10月19日,巴西政府针对资产流入推出了征税2%的政策,以抑制货币的实质升值,这一引起争议的措施增加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的忧虑。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向一个更加明确的汇率目标的转移。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加西亚认为,这样一个政策是一个重大的倒退,为此,投资者会密切关注大选中出现的任何警示信号.
与此同时,更深层次的担心也在其他领域出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佩瓦·阿布鲁(Marcelo de Paiva Abreu)谈到了卢拉总统导致政府开支“爆炸性增长”的“竞选拉票活动和民粹派”的问题。佩瓦·阿布鲁认为,这标志着“宏观经济的稳健政策受到了侵蚀”。
除此之外,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干预,也让人们的忧虑日渐增加,最近,政府开始对本土跨国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公司(Vale)施压,要求该公司增加在国内的投资,而不是按其一贯做法在海外扩张,这一事件已清楚表明了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干预。佩瓦·阿布鲁认为,卢拉政府在大选之年进行政策转换,可能会造成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2011年回到1980年到2002年期间徘徊不前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