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西游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的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把《西游记》看成是演绎各家思想的一部小说。
《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魔”这个说法本来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一种观念,虽然《西游记》里描写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是来自印度,来自佛教。“魔”的梵文本义“魔”的梵文本义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在《西游记》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排除干扰。这种欲望的干扰不只是一个“六贼无踪”的简单的过程,它是贯穿始终的,很多降妖伏魔都可以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及其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
“八十一难”不光有一种宗教的寓意,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也是契合的,这一点前人也有所指出,比如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就引述了我们很熟悉的《孟子》里面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明只有历经磨难,“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的道理,他认为孟子是“正面写而明言之”,而“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而隐喻之”,无论正写还是隐喻,中国文化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观念与“八十一难”的宗教寓意是相符合的。在中国民间还有一种“好事多磨”观念,这一观念同样“八十一难”的寓意可以相互呼应。
“八十一难”的自然、社会、人生属性
自然的灾难,主要表现为阻碍取经团队前进的险恶自然环境,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逢大水、路阻火焰山、荆棘岭等故事。都与自然环境或灾害有关。
社会的灾难是作者从历史与现实中提炼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取经团队主动为人间解除灾难,体现了对和平安宁社会的理想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仗义精神。如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朱紫国、狮驼国、比丘国、灭法国、凤仙郡、铜台府诸国府郡,不同于山林野外,描写上与现实社会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西游记》中称王称霸、残民虐民的妖魔,也是社会上各种黑暗、邪恶势力的幻化。
漫长的取经之路,面对种种考验,团队内部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而八十一难中,有些是因灾难导致了团队的磨擦甚至尖锐的冲突,原因往往与团队成员对灾难的反应不协调以及唐僧人妖不分,八戒挑拨进谗等有关。“贬退心猿”、“真假猕猴”及“小雷音寺”等都属于此类,《西游记》由此说明,取经的成功是不仅需要坚定的毅志,顽强的拼博,也需要同心协力、互相帮助。
总之,八十一难有不同的寓意,但其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宗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八十一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
从根本上说,《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险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每个人都在这一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最终,刘勇强教授引述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中的一段精彩评论,“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刘勇强教授说,《西游记》对“八十一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一条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西游记》关于“八十一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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