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历史客栈介绍过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很多读者希望我们能再介绍一下周总理的父亲,今天咱就来说说这位同样伟大的父亲:周劭纲。
说起来,周劭纲跟毛贻昌的人生有点正好相反,毛贻昌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出众的商业头脑,成为颇有些积蓄的大户。
而周劭纲,则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还当过知县,但是当父亲去世后,因周劭纲性格老实,不擅经营,家境变得越来越不好,只能外出打工为生。
周劭纲,原名叫周贻能,187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家祖辈在绍兴一带以师爷为业,不知道跟同在绍兴的鲁迅(周树人)有没有亲戚关系。
在周劭纲幼年时,因父亲周殿奎要去江苏淮安做官,于是举家搬到了淮安。
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周劭纲于1890年参加县试,考中了秀才,按照常理,周劭纲应该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走下去,求取功名,入仕做官,但父亲觉得,科举场上竞争太激烈,未来变数太大,不如安心做个师爷。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周劭纲回到了绍兴,跟着舅舅一起学习幕业(师爷)。
而且,父亲还给他花钱捐了个“主事衔”,官品是正六品,但实际上没有职务。可能父亲也知道,这个儿子在性格上不适合做官,就给他安排了这些稳妥的道路。
1891年,周劭纲从绍兴回到了淮安,与清河知县万青选的女儿万氏结为夫妻。也就是说,周恩来的祖父和外公都是知县,家庭还是非常不错的。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驸马巷,他的出生让周劭纲和万氏欢喜不已,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大鸾”,寓意鸾鸟降世,天下平安。
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叔父周贻淦身患肺结核,一直没有孩子,周劭纲和万氏就商量,把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给他留个后。
随后不久,周贻淦因病去世,周恩来便一直跟着嗣母陈氏生活。
周恩来的爷爷周殿奎虽然当过知县,但一生廉洁,去世后只留下了一套老宅,周家的光景也大不如前,渐渐衰落了起来。
周劭纲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常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幸运的是,家中事务在妻子万氏的料理下,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后,不幸又降临到了周家。
1907年,身患肺痨的万氏,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多方救治都没有见效,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年仅35岁。当时周劭纲正在武汉任职,没能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这件事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等到周劭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准备安葬妻子万氏时,却又被岳母张氏提出的丧葬条件阻拦了下来。当时,周劭纲收入微薄,无法承担这一大笔钱,而岳母张氏又态度强硬,无奈之下,周劭纲便将万氏的灵柩暂厝于清江浦里的一座庙中。
处理完此事后,周劭纲又踏上了旅途,继续外出谋生。这一次,他的行李中多了一幅万氏的画像,而在此后的35年中,他都没有再娶。
1918年,周劭纲来到京兆尹公署,找了一份收发员的工作,尽管他工作勤恳严谨,但却不讨上司的喜欢。究其原因,就是周劭纲厌恶那套官场上的“潜规则”,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跟在上司的后面溜须拍马,所以没过多久,上司就找了个借口把他辞退了。
失去工作之后,幸亏有兄长周贻赓的帮助,周劭纲来到了东北的齐齐哈尔,成为一家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眼看着日子渐渐安稳了下来,周劭纲也有了一些积蓄,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又让他再一次失业。
为了躲避战火,周劭纲南下来到了上海,当时,周恩来就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父子两人得以团聚,尽管时间短暂,但却十分珍贵。
周劭纲虽然不懂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共产党,但他非常支持周恩来,曾对周恩来说:
“你们那个共产党和革命我不懂,但你做得对,说到底都是为了老百姓,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周劭纲在上海时,也曾帮周恩来做过一些工作,比如秘密联络通讯员、送信、送文件等等,还曾掩护过周恩来脱离虎口。后来因形势严峻,他才离开上海,在兄长周贻赓的介绍下,前往河北深县任职。
1935年,奔波十几年的周劭纲,终于积攒下了一些钱财,就回到清江浦,从庙中将发妻万氏的灵柩迎回淮安,安葬在族墓中。此时,距离万氏逝世已经过去28年了。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身在淮安的周劭纲境况更加困苦,周恩来也对父亲非常牵挂。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后,周恩来负责具体事务,便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将父亲接到他的身边来。
经过组织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周劭纲,并于1938年5月抵达武汉,来到了周恩来的身边。
据老舍先生的文章记载,当时周恩来正在参加会议,在最后的讲话中,他含着泪说:
“诸位,我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1938年10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周劭纲便随众人一起撤离,辗转来到了重庆,住进了红岩村。
奔波了一辈子的周劭纲,闲不下来,便主动要求组织给他找一些事做。组织考虑到他年纪大了,便安排他看护仓库、打扫卫生之类的轻活儿。尽管这些事都很简单,但周劭纲从不马虎,干得非常认真。
周劭纲平生爱好不多,最喜欢的也就是喝酒了,周恩来有空时会陪他喝一点,但更多的时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喝。有一次,周劭纲喝得有点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得让别人在一旁搀扶,正好被下班回来的周恩来看到了。
周恩来把周劭纲送回房间后,耐心地劝他说:
“父亲,我们这里很忙,大家都有事,这酒您喝多了,不仅伤身体,还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来照料您,很不好的。”
从此,周劭纲每次喝酒,都没有再喝多过一次。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准备接受手术。几天后,周劭纲也因旧疾复发住进了医院,到了7月9日,周劭纲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强撑到第二天晚上,便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鉴于当时周恩来也正在做手术,如果这时候告诉他这个噩耗,对他的病情很不利,于是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就决定,等周恩来做完手术后再告诉他。
当时身在医院的周恩来,对这一切都不知晓,还多次写信嘱咐邓颖超,让她注意周劭纲的饮食,劝他少喝酒。但是到了7月12日,终究还是被周恩来发现了,当天送报纸的小报童,随口说了一句:“看仓库的老爷子因病走了。”让周恩来隐隐担忧,等到第二天时,他悄悄办了出院手续,急匆匆就往家里赶去。
果然,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邓颖超把父亲病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当场痛哭,不停地喊道:
“父亲,父亲,孩儿不孝啊!孩儿不孝啊!”
周恩来还对邓颖超罕见地发了火,说: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要瞒我!”
邓颖超没有反驳,只是眼含着泪向他认错,董必武等人也来劝说:“恩来,不要怪颖超,要怪就怪我们吧,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再者说,这件事也是组织上决定的。”
随后的几天,周恩来一直守在父亲的灵柩前,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大家觉得他刚做完手术,劝他多休息,但周恩来一一婉拒,说:
“老父亲的生日我没能给他过,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守灵……”
周恩来说完,又忍不住泪流满面。
建国后,周总理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但还是有两次“破例”。一次是在1964年8月,他跟几个亲属说:
“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另一次是在1974年春天,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去看望他,两人在谈话间,周总理对周秉德说:
“我对你爷爷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都没有超过30块,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周总理随身都会带着一个皮夹子,里面贴着一张父亲的照片,背面是周总理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
尽管只有寥寥的几句话,和一张发黄的照片,但也足见周总理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