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我国经济今后五到十年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
集聚效应的加强有利于提升生产率。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若干中心城市集聚,包括农村人口进城,而更多地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因而,数万个村庄正在消失,上百个城市人口减少。
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应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相比刚刚迈过60%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是只有44.4%,两者之间有16个百分点、2.45亿人的差距。目前中国有2.9亿农民工,2019年年底,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农民工有1.35亿。未来必须加快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纲要要求,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保障粮、棉、油、糖、肉、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同时,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鼓励有条件地区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推动市政公用设施向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
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
此外,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对脱贫地区继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交易政策、调整完善跨省域交易政策。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带动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要求,实施粮食安全战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提高良种自主可控能力。严守耕地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稳定并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合理布局区域性农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
解读:“十三五”时期,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正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衔接。
刘世锦表示,“十四五”时期的乡村振兴不是每一个农村都要振兴。近些年来,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大量农村还在,路网、电网、自来水网等基础设施都通了,但村中只剩下了老人与留守儿童。未来很多农村可能就看不见了,也有些会变为城市。
他认为,解决农民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让绝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未来搞农业的人只是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从业者,是一种职业。乡村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村,而是生产生活体系中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是城市的延伸。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推动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数据下乡,特别是人才下乡。
此外,未来还要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稳定并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立足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提升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是农村减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所在,减贫资源要更多转向教育,把农村减贫与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此外,疫情期间,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这进一步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因而纲要更加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标首次放到了纲要的主要目标中来。逐步推动住房租购同权
纲要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职住平衡。
各地要稳定地价、房价和预期。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纲要强调,要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加快住房租赁法规建设,加强租赁市场监管,保障承租人和出租人合法权益。
尤其是,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支持将非住宅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缴存、使用、管理和运行机制。
解读: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未来,中国的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近期长租公寓爆雷等事件凸显了大城市租赁住房面临的各项难题。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目前全国租房人数已逾2亿,其中人口流入集中的一、二线城市租房需求尤为旺盛。建立以长租房为引领的住房租赁供给体系,有助于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但他指出,一些长租公寓运营方采取“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租金贷”等高风险经营模式,资金链断裂现象时有发生,租房者被无故驱逐等情况屡见不鲜。“租购不同权”阻碍公共服务均衡化,租房者在享受公共资源特别是子女教育权利、社会福利等方面,仍与购房者存在显著差异。
为此,他建议,持续加大房源有效供给,并向新市民群体倾斜;强化治理“随意涨房租、突然被驱逐”等乱象,保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稳步推进“租购同权”落地。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 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同时,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解读: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1.9%,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且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15岁以下人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劳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6.7%,到2050年将快速下降到51.2%,而老年人数量将从2019年18.1%快速提高到34.6%,高于美、英等发达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养老金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预计2029年中国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每年出现缺口。
他建议“十四五”期间制定顶层设计,从“负债型”养老金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以资本红利递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尽快引入多缴多的激励机制,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
郑秉文表示,延迟退休主要涉及三个年龄群体,即原定退休年龄的60岁男性,55岁女干部以及50岁女工人。他强调,一定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目前,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
刘世锦表示,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要以更大力度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提高划转比例,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的地区划转比例可以再高一些,并与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统筹层次等改革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