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