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北京和天津的相互关系,既非平等互助的一般城市关系,也非隶属严格的中央地方关系。而是经过明清以来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长期砥砺,始终处于磨合与调适之中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问题。按照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理解,就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要素条件和产业结构作用下,某一区域城市化的路径、水平和效果,及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职能体系和空间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将华北地区城市体系的时空演变过程,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结构理论相结合,或许能够对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问题,给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一、空间结构理论视角下华北产业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变异
以探索某一区域城市化进程及其职能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内生型中心地论、外源型海港论、过渡型双核论3大类。它们均认为,不同区域主导产业结构的差异,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即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等级规模、城市职能体系、城市体系空间结构。
其中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在假定南德平原均质农业生境的基础上,依据市场最优、交通最优、行政最优3个中心地等级体系原则,于1933年提出的内生型中心地理论,他“将该区域城镇划分为7个组,即市场村、镇中心、地方中心、地方城市、小邦首府、省府城市和区域首府”。此后许多学者利用中心地理论,解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及其相应城市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中国北方特别是华北清中期以前的传统农业结构和城镇格局,自然也可用该理论来阐释,进而分析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城—治所”城市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地理基础。
然而,克氏的内生型中心地理论,在解释非农产业结构下的区域城市体系时,却遇到了困难。1963年,美国学者塔夫(EdwardTaaffe)通过对西非沿海国家加纳、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提出了以海港和铁路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1970年,万斯(Vance)又通过分析美国东海岸的经济进程,提出了港口主导型的区域发展模式。二者均认为,在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发展动力、以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铁路枢纽为货物集散地的城市网络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新的外源型的海港空间结构。而该种空间结构理论,也可以用来阐释近代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变动。即随着近代口岸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北方陆续崛起了59个商埠城市,以及大批新的铁路枢纽与工矿业城市,导致了当地产业结构由内生型传统农牧业、向外向型工商业的转型,进而引发了其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由北京主导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的变异。
当然,华北地区产业结构从传统农牧业到近代工商业的转型,城市体系从“都城—治所”型到“口岸—市镇”型的转化,毕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时空过程,这就为陆玉麒教授所倡导的过渡型双核论,即华北政治中心城市北京和经济中心城市天津的并存与博弈,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上述理论模式之外,找到了新的学理依据。不过,从笔者多年的华北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实践来看,这种过渡型的双核模式,毕竟因缺乏独立的产业结构支撑,最终依然会被以市场化工业为主导的海港型城市体系所取代。换句话说,内生型的中心地论和外源型的海港论,即可从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视角,恰切解释京津关系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和动力机制。不过按照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规范,还需要在系统梳理京津关系长期演变的时空过程中,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得出充分而稳妥的结论。
二、传统内向型农耕时代:天津只是京师漕运门户与普通府城县治
今天的北京,历史积淀和政治地位都比天津要厚重许多。远在先秦时期,它就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的军事堡垒和地方政治中心,“北京古城肇兴于周初之分封,初为蓟。及辽代,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金朝继起,于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营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自元代以至今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又成为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所有这些,都缘于它优越的交通和军事区位。然而,单纯从经济实力上讲,在当地建设大城市、特别是全国性的都城,就力不从心了;因为受周围资源条件限制,北京在作为地方政治中心时经济上就难以自给,成为统驭全国的政治中枢后财政缺口就更大了。所以自元代以降,历界中央政府无不把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特别是解决众多官员、兵丁和市民的粮食问题,当作压倒一切的经济乃至政治大事来抓;途径就是通过开辟运河和沿海航线,把粮食等物资大量漕运到京城。为此,运河沿线的各省、府、州、县治所城市,大都被纳入到以北京为中心的漕运城市网络体系之中。而京师以南的河、海之滨城市天津,自然首当其冲,因为“先是河运,后改海运,皆须通过天津”。
天津的城市发展史要比北京简短和逊色很多。因为尽管今天的天津所在的渤海湾西岸,自汉唐以至宋辽,就出现过泉州、东平舒、军粮城、泥沽、直沽寨、海津镇等聚落形态,但是以“天津”命名的城镇,却是从永乐二年(1404)卫城修筑才开始的。而天津卫城建置的目的,就是作为“京畿门户”拱卫京师并保障漕运畅通,并从服务北京中分得余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鉴于三岔口以上北运河河道的浅狭,大型漕船抵津之后,必须把漕粮先卸到岸上的仓廒,再改用小船过驳到通州或北京官仓;这些大规模的仓储建设、装卸、驳运活动,增加了天津的人气和财富。第二,政府为了调动漕运军士的积极性,允许随船捎带一定数量的各地“土宜”在津贸易,遂使卫城东、北、西城墙以至海河、御河的狭长地带,也成了繁荣的贸易市场和非农人口聚居地,扩大了天津的城市规模。第三,地处海河尾闾和渤海之滨的天津,也是京师鱼、盐、杂货的主要供应地;来自北京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给天津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作为军事建置的天津卫所,其军事辖区虽东临渤海南到德州,但行政范围却仅限于城区一隅,这就给地方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为此,清廷遂于雍正三年(1725)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属州,旋升为直隶州,下辖武清县、静海县和沧州的一部分,完成了由军事向行政建制的转变。雍正九年,再升天津直隶州为天津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6县和沧州,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行政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再加上台湾收复后,北方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漕粮运输和商品运输的不断融合,天津的经济辐射范围遂由运河沿线拓展到沿海各地。总之,“天津的兴起以漕运为基础,清代沿海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使其作为商业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是北方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
综上可见,传统农耕时代的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就是以京师为核心的“都城—治所”城市体系,包括天津在内的周边各城市都被纳入其中,以服从和服务于首都需求作为基本功能定位。这一首都城市圈,正如王玲先生所描绘的那样,第一个圈层“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它们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由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很难继续有大的发展,但由于北京的特殊需要又使他们能够持久不衰”;第二个圈层距北京三四百里,“这就是现在的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天津(还有已消失的开平)。……它们是首都的屏障,从各方面辅助着北京,北京又提携着这些城市,影响着它们的发展。历代王朝都十分注意这个层次上的主要城市。假如把北京比作一颗最明亮的星,它们就是环绕在北京周围的主要卫星城镇。在它们周围,又有一群更小的县镇,象更小的星体被它们所吸引,环绕在这些中等城市的四周。整个北京地区的各个城镇,就象自然星球那样,相互辉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然而时移世易,进入近代以后,承自中国古代、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的传统农牧业经济,逐步为源自英国、以全球市场为主要依托的新型工业经济所替代;同时,联结国际市场的远洋海运,也愈发成为最主要的长途水运方式。这样,地理区位更为优越、海上运输尤其便利的天津等沿海口岸城市,便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扇面的交汇点,进而成为中国北方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临海型经济、有效沟通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于是,华北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相应改变,已成大势所趋。
三、近代外向型工商时代:天津跃升为北方洋务中心和经济中心
导致京津传统关系、以及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出现重大改变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二是1860年的天津开埠通商。
1855年,桀骜不驯的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段发生重大决溢和改道,使此前向东南方向夺淮河入黄海的主泓道,变成了此后向东北方向夺大清河入渤海的今黄河,所挟泥沙严重淤塞了大运河山东济宁到临清段的航道;与此同时,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对长江中下游的占领,又让清政府无法象往常那样疏浚和利用大运河;再加上沿海沙船和招商局轮船对漕运的替代效应,山东西部的传统运河航线被迫废弃;只有临清至天津的南运河(也称御河)河段,还与海河其他支流一起维系着天津与腹地间的水上航运。光绪三十年(1905)十二月,清廷将漕运官属悉行裁撤,漕运制度彻底废止,天津从海路溯海河为北京转运漕粮的使命也宣告终结;京师也丧失了对天津的最后一点传统余荫,转而沦为该通商口岸的腹地市场之一。这可视为京津经济关系反转的国内诱因。
1860年10月24日,中英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续约》亦称《北京条约》,其中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天津由此成为中国北方继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牛庄(实为营口)、登州(实为烟台)之后,对西方列强开放的第5个近代通商口岸;成为清政府为处理洋务而新增的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津海关道、直隶总督的衙署所在地;成为9国列强掌控各自租界的工部局和领事局所在地;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县、天津府、河北省会、行政院天津特别市的共同行政中心。这些举措,均逐步提升了天津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也相应拓展了天津城的物理空间和经济空间,增强了其国内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以后,京津两城已完全平起平坐。这可视为二者政治关系反转的外部诱因。
此外,开埠通商在改变京津政治和经济隶属关系的同时,也通过西方工业生产方式和商品在口岸的登陆和经济辐射,拓展了天津的国内、外市场空间范围,提高了其资金融通、商品集散、生产加工和进口替代能力,增强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商品进出口和集疏运能力,扩大了天津的城市建成区和人口规模,使天津由此前普通的府城县治,成长为引领“三北”腹地由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业经济转型的龙头城市。
(一)对外贸易的攀升与国内外市场的拓展
开埠通商后,天津从主要为京师服务的内贸型港口城市,转变为同时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外向型工商业都市,成为引领近代中国北方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龙头。而“天津能够站立得住的基础,就是对外贸易。天津的工商业是靠着对外贸易繁荣起来的,所以,首先应该提出‘天津经济与世界的关系’这问题来讨论;同时,必须观察它与全国、尤其华北贸易间的关联”。在天津开埠的同时,烟台、营口也对外开放,清廷在天津设立了管理北洋三个口岸通商事务的大臣,北方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北洋三口时代”。
1875—1904年的海关贸易统计显示,开埠前期的天津对外贸易净值,一直遥居另外两个口岸之上,成为“北洋三口”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进入20世纪的前后,青岛、大连等港口城市也相继开埠,它们参与了北方腹地市场的重新分割,成为环渤海对外贸易的新支点。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天津在北方进出口贸易中的核心地位。1904—1913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依然占这5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仍居北方各口岸之首。
只是到了1917年之后,以内河港口为主的天津,开始受到具有水深不冻和自由港双重优势的大连挑战。比如1914—1931年1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大连便有9年超过了天津。但是,由于大连受到日本的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主要面向日本和朝鲜市场,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仅限于东北一隅。所以,它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影响和地位,尚远逊于天津。并且与华北各口岸相比,天津的外贸优势依然明显存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支持下的冀东武装走私,使天津失去了东北市场;同时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天津和华北其它口岸的对外贸易均严重受挫。和1928—1931年间相比,1932—1937年间的华北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明显下滑。不过截至1937年,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仍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正因为如此,天津才得以维系了中国北方最辽阔的腹地市场。在天津这个一级市场之下,有效辐射着郑县(今河南郑州)、阳曲(今山西太原)、张家口、西安、包头、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8个二级市场,交织成一张严密的对外贸易网。
广阔腹地的存在,为天津港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多领域、多层面的资源与市场支撑。离开了三北辽阔腹地的强力支撑,港城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即便不成无本之木,也会严重缩水。正如时人所言:“天津当河北五大河会流之点,贸易区域北至内外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及河南、山东之北部,范围之大,除上海外殆无其匹。人口75万,与武汉等。天津为北方棉花集散地,加以接近开滦,煤炭丰富,纺织业极有希望。中国羊毛十分之九,由天津出口”,是北方经济地位最高的都会。并且,“天津由于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而成为一个进步的工业都市。……一天一天的增高了他在全国中所占的地位。七·七事变以前,天津的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在工业都市方面也站在与青岛竞争第二的地位;七·七事变后,上海、青岛的工厂都遭受惨重的牺牲,天津方面的工厂,不但未曾受到破坏,而且急速地增设了许多新的工厂,当时在工业都市中位居全国的首席,在贸易方面,如果包含海关统计以外的数字,进口额也非其他商埠所可比拟”。
(二)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工商经济的繁荣
开埠以后,天津的国内外贸易日益繁盛,票号、钱庄、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得到很大发展,1900年共有300家;1922年仍有108家,广泛分布在老城、新区和租界地区,为天津城市和腹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资金融通作用。同时,为适应港口—城市—腹地间的进出口业和工商业对外汇交易和巨额融资的需求,现代外资银行也陆续在天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