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对发回重审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对基于实体违法的发回重审的研究,专门对基于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研究较少。(参见:陈卫东,李奋飞.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之重构[J].法学研究,2004,(1):132-144;史立梅,刘林呐.我国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3):60-67;葛琳.刑事诉讼程序回转现象之反思[J].西部法学评论,2010,(6):84-94.)
[3]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过被告人在一审程序对非法取证只字不提,且认罪态度良好,却在二审中突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张。(参见:陈卫东,等.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J].证据科学,2012,(20).
[4] Neder v. United States, 527 U. S.1.8-9(1999).
[5]例如,若以回避申请权受限制为由上诉,应当要求“因为偏袒之虞法官、陪审员被要求回避时,申请或者被准予或者被错误地驳回后,该法官、陪审员参与了判决”。
[6]详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54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1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