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了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1995年,季羡林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
这两位学界泰斗、文化大师,当代中国公认的最杰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在躬逢改革开放盛世、知识分子时来运转之时所发出的感叹,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艰难曲折的历程息息相关。他们的心态,则正是这一曲折历程中的缩影。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过论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明确地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个问题论述最详细的是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