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书博者说,作者:刘较瘦(个人微信号:108704905),题图来自:东方IC
上个月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来访,他跟我谈起了商学院在英国的发展历史。他说,商学院一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在英国高校开始建立,比哈佛商学院建立晚了半个世纪。一开始,牛津剑桥爱丁堡这样的老牌高校是不愿意建商学院的——教人赚钱的事儿难登大雅之堂,象牙塔里探索宇宙人性奥秘的学者看待管理学就像“蓝翔技校”的挖掘机技术。但是,随着华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这些后生小弟凭借着各自商学院强劲的吸金力蓬勃发展,牛津剑桥爱丁堡的老学究们闭上了抨击的嘴巴,默认了校董开设管理学建设商学院的提议。
谁跟钱过不去呀?old money向new money低头,继美国后,商学院和管理学在大不列颠遍地开花。
在此之后,作为“暴发户”商学院的管理学,尽心竭力提升自己的“学科地位”。
“学科地位”是什么?
在学科地位等级中,你会发现,越抽象的、越没有世俗价值的学科越高级,比如数学、哲学、物理学。物理学中最高级的是爱因斯坦和Sheldon Cooper博士的理论物理学,代表人类理性最明亮之光辉。
而作为指导实践而建立的管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浓厚的世俗味儿。商学院刚在美国成立那会,就是“职业学院”,不是做科学探索、教授思辨和真理的,是培养毕业就能干活的职业经理人的。
要提升“学科地位”,就是转换研究范式,使用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研究自然界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公司和市场中人的行为;追求科学研究的严谨性、检验信度效度,采用科学模型、使用抽象的经济分析、统计多元回归和实验室心理学。管理学研究由最早的泰勒和法约尔式的“扎根实践”和“提炼经验”,变为学院派的“抽象概念”和“科学理论”。
打开代表管理学研究的美国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从建刊期到现在,你会发现上面的研究,由最初的实际具体,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标准,完全感受不到了“职业学院”“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影子。
管理学模仿“硬学科”所追求的学术卓越标准,这被称为“物理嫉妒”。由“软”变“硬”,把自己变得看起来像物理学一样“智慧聪明科学”、不带感情和主观判断,管理学仿佛“上道”了,在学术世界中有地位了!
果真如此吗?
我在读博士时候参加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会议,当来自其他“硬”学科的博士生知道我的管理学背景后,我尴尬地发现,对方脸上浮现出年轻杰出的学者那种常有的一丝傲慢而鄙夷之微笑。
我认识一位管理学的大牛,John Child教授,其著作是组织管理和战略领域的必读经典,跟他交流中,我经常听他说自己不是管理学学者,而是社会学学者,他最初的研究论文,也是发表在社会学领域期刊。
(我和John在CEIBS)
世界著名商学院在考核教授科研成果时,在“纯”学科刊物(discipline-based journals)发表的论文,权重往往比管理学刊物发表的论文要大一些(毕竟管理学研究所用的理论多数来自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外部学科)。
被封为管理大师的彼得德鲁克,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诺贝尔奖也没有管理学奖。
此外,我在与业界管理者的交流中,对方总是认为管理学者缺乏对管理实践的“sense”,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是那么感冒。
以上,隐隐感到管理学地位仍然不佳,幻想着“变硬”就能改变学术地位的管理学,它的现状是尴尬的。
研究生阶段从社会学转到管理学后,做学生、做助研、做老师,侵染在商学院和管理学领域已经十多年了,我想自己有一些经验,来谈谈管理学的尴尬。
管理学的尴尬,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体现在管理学研究。
虽然管理学研究者竭力模仿自然科学,想要硬起来,但是忘记了自己的“初心”——管理学诞生的目的和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管理学模仿对象的自然科学和基础学科,其学科模式上是和管理学不一样的。
在物理和经济等院系,顶尖教师除了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职责。它们不需要培训从业人员或展示其工作的实际用途;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们选择的研究,并产生后续的、更专注的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种学科模式中,大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支持学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接受了这种安排和它所基于的知识前提:即大学通过支持那些打破知识边界的科学家来帮助社会进步。它们把现实意义留给了其他人。
这在法学院和医学院是非常不同的,两者不仅仅是象牙塔实验室的真理探索,而是故意与外界接触。法学院希望教师成为一流的学者,这样的一流,体现在研究成果对实践的影响和指导上,发表在法律评论上的文章经常在审判中被引用。但这些机构也重视教授的教学能力。同样,医学院进行先进的生物研究,但大多数教师也是执业医生,进行临床实践。
教授管理、指导实践的商学院,本应该学习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模式,但是为什么商学院采用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科学模式,而不是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模式?
因为管理学教授们喜欢这样的现状。
就像前文所述,这种模式为管理学者做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上的尊重,并消除了商学院教授曾经背负的职业耻辱。简而言之,这种模式满足了教授的学术自尊心:看,我做的是“科学研究”。“科学”,赋予研究者自豪荣光。
而且,象牙塔的研究模式使研究变得更容易单纯——尽管自然科学范式研究需要相当多的统计或实验设计技能,但它们需要对复杂的社会和人为因素很少深入了解,而且在该领域发现管理者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时间也很少。
目前的模式标准下,管理学学者不必像泰勒、法约尔那样扎根工厂管理实践,也不必像医学院教授那样接触病患、积累临床诊断实践。管理学研究者不用去公司观察、更不用去参与管理创业实践,在电脑前里读读文献、收收问卷、跑跑软件,用学者洞见和科学想象力,构建篇篇研究发现。这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智慧优越感。
实践导向的学科做成了高雅的闭门造车和语言数字游戏。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非常优秀而精致,但由于其中很少有建立在实际商业实践基础上,与实践者的关系也越来越小,对实践的指导和影响力几乎为零。比如,使用科学方法的商学院教授通常从数据开始,使用回归分析等工具来检验理论假设。研究者没有进入商业世界的真实情景,而是建立模拟实验(例如,假想的研发项目组合),以观察人们在相当于实验室实验的情况下可能会如何表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方法是有用的、必要的和有启发性的。但由于它们与实际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研究往往无法反映实际生活中的业务运作方式。
自说自话的研究,不接触管理实践的管理学者,让管理实践者越来越不待见管理学研究,两者沟通越来越像鸡同鸭讲,这真的很尴尬。
第二个尴尬,体现在管理学教育。
教学的知识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显性的理论知识(explicit knowledge),隐性的实践知识(tacit knowledge)。前者是易于表达和传递的,通过文字数字的符号可以学习到;后者是默会的、难以表达传递的,需要基于情境实践习得,比如游泳、足球、沟通、指挥打仗、组织管理、创新创业等等。
在医学院学习医学,学生必须在临床实践中成长;在法学院学习,需要在律所实习才能够获得从业资格;在蓝翔技校,学员必须要学会开挖掘机才可毕业。而在商学院学习管理学,毕业生不一定习得管理能力,也就是很难学习到实践知识。
首先是因为上文所述——老师都不去接近实践,终日“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怎么能教别人?古人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另外,显性知识的灌输,尤其是中国的科班教育,对管理学学习者习得实践知识起的是副作用。做企业海归做不过农民,哈佛博士做不过温州小学毕业生,背后的逻辑是因为小学毕业生不会被教条所迷惑,不会被那些自带光环的英文名字所迷惑;他就从小生活在一个蜘蛛网一样的因果关系里,15岁就跟舅舅开始卖袜子,知道什么因果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果关系,什么自变量一调,70%,80%问题就能解决。大学毕业的,好大学毕业的,往往这方面能力还不如人家,实践能力还没来得及成长,就被知识的沉重负担压得像个套中人,何谈创新创业管理?
也就是,管理理论知识和管理实践知识之间,隔了一个太平洋。
肖知兴老师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差异,我很喜欢,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诸葛亮北伐从这边打过去,但是街亭要守住,不然敌军会把后院端了。诸葛亮左右看,没有合适的人,派了主动请缨的马谡去守街亭。
到了街亭,来到一个五路当口,副将王平说,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丞相的任务。但是马谡说,旁边有一座山,山上树木茂盛,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山上安营扎寨呢?王平说,敌人如果把水源断了,我们岂不就完蛋了吗?
马谡熟读兵书,深谙理论知识,他说《孙子兵法》上写了,“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敢断我水源,我以一当十,奋勇杀敌。最后结果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战场中纸上谈兵的代价,不只是眼泪。更多案例可以了解只知道苏俄革命理论不懂得中国现实的“本本主义”
马谡是个纸上谈兵的教条书呆子我们都知道,但是他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难道没有道理吗?
著名的“破釜沉舟”,是在马谡之前发生的事情。秦末,六国反抗暴秦,秦国20万王离的军队包围钜鹿,这边还有20万章邯的部队策应。燕国的部队不敢动,齐国的部队不敢动,然后楚国派了5万人马到安阳,大将军宋玉犹豫了46天也不敢动。
项羽先斩后奏,把宋玉给杀了,自命为大将军,然后破釜沉舟,“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带着这五万兵马九战九胜,把秦军打得稀里哗啦。打败之后,诸国军队就来拜见项羽,跪在地上,膝行而前,一点点往前挪,成就了西楚霸王的威名。
同样的战术战略选择,为什么对于马谡是自入死地、自取灭亡,对于项羽却又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呢?什么原因?
兵书上的抽象理论知识,没有告诉马谡战争实践中太多的动态变化和多维度。比如,战斗力不一样,领导人的威信不一样,战争的性质不一样,敌人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攻守形势不一样。真实中的复杂多变,怎么能用一样的战术战略呢?只有在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靠迅速、出人意料的进攻来制造混乱,然后乱中取胜,才有可能以少胜多,最终拼的就是一个字——快。
但是这个“疾”,项羽理解的是三天,那在别的情况下,到底是三天、三个小时,还是三十分钟,三分钟?这个分寸感,也就是实践知识,全靠指将领自己长期的历练、长期的经验才能把握住,没有任何人能替你做这个决策。
图来自肖知兴老师文章
任正非写的文章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边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边“自入绝地,自取灭亡”;这边讲“穷寇勿追,归师勿遏”,这边讲“宜将剩勇追穷寇”;这边讲“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那边讲“观其坐大,步人后尘”。都是相矛盾的,但是仔细思考,如果抓住了现实情境的使用条件、前提条件和边界条件,矛盾就不矛盾了。
管理学学习者学习的所有的教科书和理论知识,不可能把所有的使用条件都列出来;即使列出几个常用的使用条件,它们的重要性排序也没有;再次,纵使抓住了最重要的使用条件,这个使用条件的成熟程度,只能靠学习者长期的实践经验来把握,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在新的情境下,这个条件到底是成熟还是不成熟。
所以明茨伯格说,管理是科学、艺术、和手艺。学习管理,显性的科学理论知识是当前管理学教育的主流,但是真正学好管理,商学院那种硬而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是教不会做人做事做管理的“艺术”的,艺术上的微妙感觉,非科学所能捕捉。商学院的学院式授课,更无法传授手艺所包含的手感、质感、分寸感、节奏、时机、火候、度的把握能力。
管理学教育,如果没有情景式的、实践内容的学习,只是学那些书本上的理论概念和静态的分析框架,就如同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把握不到管理的精髓。国内商学院的现实情况是,虽然有一些教学创新(比如案例教学和MBA中咨询实践项目),但是主流依然是讲授显性知识。更有情景是,把管理做得一塌糊涂的人教别人管理学,毫无开拓精神的人研究创新创业,眼光局促的人谈战略,这就很尴尬了。
向前看:
目前,管理学学者的研究偏重于研究自然界一样的范式来探索社会中人的行为,轻视实践性研究和职业培养的目的。
但是,商业活动公司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用杂乱、不完整和不连贯的数据做出判断——统计和方法论的魔力可能是盲目的,而不是清晰的。
想想经理人面临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名人文化如何影响领导力?CEO应该如何获得报酬?如何设计全球业务、使其既有效又公平?除了创造股东价值,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广泛、多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进行科学实验或验证。真实的管理在情境中,充满了主观判断和人的自主意志。
管理学本是一门应用学科——应用不同其它学科的洞见知识,来指导推动实践。跨学科的研究探索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是构建起管理学领域深战壕和高围墙,怀着一种“物理嫉妒”、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夜郎自大。
和医学、法学一样,应用学科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不自信,一定要学自然科学、把自己抽离得和实践领域格格不入?
管理学的诞生,来自管理实践,目的是去指导推动实践。管理学的改变,需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研究者看重抽象又抽象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地位,学习者总是希望学到实践有益指导具体行为判断的“干货”教育。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让管理学变得撕裂而尴尬。很难想象,医学院的教授是没有临床经验的医生,而没有管理经验和商业实践的教授,可以心安理得地教人管理。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在抨击研究范式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