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歌曲的整个生产过程不得不　对准歌众的“再创造意图”这个目标。　与歌曲生产消费的流程正相反,接受意图是逆行的:接　受的主体性在歌众身上。接受从来不是被动的,歌众决不是　给什么拿什么。对商业歌曲如此,在颂歌时代也是如此,甚　至对文革垄断性选择和传播给他们的歌,歌众也不能说是绝　对被动的。任何体制只能利用歌众的传唱意图,可能用意识　形态或时尚强化这种意图,但歌众始终保持挑选的意愿,不　可能完全被利用,被操纵摆布。　所以,从作词者开始,就必须将歌众的接受意图性考虑　在内,哪怕此时这首歌离歌众接受尚非常遥远,完全有可能　够不到歌众。　作曲者也会在各个方向上考虑潜在歌众,曲虽然一定要　动听,却可以取西北风之高亢明朗,也可以取江南民歌之婉　转灵动,可以取摇滚的阳刚激越,也可以走“新世纪”那样　的悠扬旷远。作曲者不只是在加强歌词的倾向,他也必须迎　合一种社会听觉接受心理。　然后是流程中所谓“包装过程”　。应当让什么样类型的　歌手来唱,怎样让他或她作为歌的面孔,应当用什么乐队,　用什么配器,放在什么专辑,作为什么亮点推出,投资多少　放在哪个卖点上。　由此可见,歌曲生产的每一环,都不是“创作集团”主　体的自由抉择,即便歌尚未作好,尚未演唱,尚未发行,歌　众的接受意图性已经被层层考虑进来。　创作意图主体性与接受意图主体性必须顺利接轨,歌曲　生产与流行的每个环节必须相遇,互相碰撞,互相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