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包括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创新链的整体性以及价值链的高位次,提升其水平,需要对伴随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冲击因素和冲击效果,进行系统研究和前瞻。目前,我国尽管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是部分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性存在风险,创新链散而弱、缺少整体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位次偏低等是突出短板。建议通过补齐关键供应链的短板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通过提高创新链整体性完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实施多元化竞争战略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通过完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活力和产业效率,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国际供应链、创新链合作,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创新链 价值链 举措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2-006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母国逆向宏观风险与监管体系研究(18BJY187)。
[作者简介] 徐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确保我国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应补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
一、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主要体现在产业上。一国关键产业链的长度、宽度、集聚程度等,决定了该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一国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各国间均围绕产业链展开合作和竞争,力争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产业链与供应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产业链建立在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包含了产业上下游之间从原料到消费者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技术联系和投入产出关系而相互连接(胡亦盛等,2010)。产业链是一个具有系统色彩的概念,包括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等内容。供应链侧重从供应的角度来看产业链,其内涵要比产业链更加具体,是最终组装成一个复杂制成品的各个原材料或零部件企业的组合。供应链管理指对整个供应链系统进行计划、协调、操作、控制与优化的各种活动和过程,目标是要将顾客所需的正确产品在正确的时间、按照正确的数量、质量和状态,送达正确的地点,并使总成本达到最佳化。
早期的供应链是针对跨国公司而言的。跨国公司为了能够最大化收益,往往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供应链,形成庞大而复杂的供应链条甚至供应网络。全球供应链通常由数家生产复杂产成品的跨国公司和大量零部件供应商组成。越来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意味着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此时,供应链就不再局限于跨国公司,而上升到国家層面。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应包括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创新链的整体性以及价值链的高位次(图1)。供应链的安全性,指的是一国关键供应链不会因他国限制或意外事件而无法运转。对于全球化分工的关键产业来说,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各国间需要进行供应链合作。但是当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全球供应链被迫中断时,一国也必须能够维持产业的基本运转。
供应链的高效性,指的是供应链能够以更短的时间、更少的成本实现产品或零部件准确无误的配送。要达到这一目的,要求有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方法。此外,产业内的龙头企业具有控制和调整供应链的能力。一国在某产业内的大型跨国公司越多,则该国的供应链效率就越高,供应链安全性也就越高。
创新链的整体性,指的是要整体地促进产业链创新。产业的创新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链,指的是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究的完整链条。如果只重视应用技术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则产业技术创新将缺乏长期的动力。另一个是围绕产业链分布的创新链。熊彼特把创新主要分为原材料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等。而围绕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链就主要包括这五个环节。创新链的打造,需要大量创新要素的投入,包括人才、知识等;需要大学、科研机构、大企业、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密切合作。可以说,创新链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价值链的高位次,指的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高的位置。黄群慧(2020)认为,从经济学而言,价值是核心,理解产业链供应链要从价值链出发,价值链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价值链侧重于从生产价值增值角度来体现各价值环节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分布形态;产业链则是按照价值链分布的各企业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一般来说,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等,会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整个过程可细分为研发、设计、生产、物流和销售等多个环节,而每个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不同。处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所得到的收益也是有差异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拥有对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和管理权。它们通过不同的治理模式,确定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同时自己占有更大比例的利益。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较高位置,可能是拥有技术竞争优势,也可能是拥有生产组织方式的竞争优势,还可能是拥有成本控制的竞争优势。价值链的高位次是一国产业链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一国的价值链升级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产业基础能力。一般而言,产业基础能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所具有的基础性保障条件和综合实力,主要包括在基础零部件(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基础动力和基础软件等方面的能力。从更广义的内涵看,还包括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计量、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配套能力、制度环境和硬件基础设施(黄群慧,2020)。产业基础能力是一国支撑产业参与和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性条件和力量。没有较强的产业基础能力,仅凭借少数几家大企业的孤军奋战,很容易被别国反制。产业基础能力的逐步提高,有助于整体地推动一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简言之,从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等三方面来分析,目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状况不容乐观,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举措
(一)补齐关键供应链的短板,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
当前需要做的是对我国“卡脖子”的技术和产业链短板进行摸底,找出关键产业和薄弱环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攻克闭环供应链中的技术难关,并推动供应链的运转和迭代。在建设自主可控供应链时,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激发供应链企业的内在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
之所以被“卡脖子”,也说明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薄弱。未来应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进行一系列有效政策安排,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准确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類组织实施;加强对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的建设,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共性技术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组织形式,包括采用国家计划专项、设立国家工业基础研究院和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等。
长期应“以我为主”,布局全球供应链。《“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掌握在链主国家和龙头企业的手中。我国政府应以税收优惠、融资便利等措施,鼓励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供应链,对供应商进行合理布局和科学管理。
(二)提高创新链整体性,并致力于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把基础研究提到历史性的高度。政府应大力夯实科技创新链中基础研究环节的短板,做好长期规划,持续投入。要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基础研究是面向产业层面的,应用研究是面向产品层面的。政府主动将促进基础研究的责任承担起来,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和机构设置,集中产学研的创新资源。创新成果一经产生,应充分发挥溢出效应,更多地为行业内所共享。
打造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具有强烈创新动力的企业;充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致力于科技创新的科学家队伍;运转高效的科研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安排;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的的教育体制等。创新生态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要能够将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企业是该系统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企业应认识到,创新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灵魂,唯有创新才有出路。应发扬企业家精神,在原材料、技术、产品、市场及生产组织方式上全方位推动创新。政府不应只考虑“应该做什么”,还应考虑“不应做什么”。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
(三)实施多元化竞争战略,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Porter,2005)的竞争理论指出,企业的竞争战略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差异化战略、专一性战略和总成本领先型(即成本控制型)战略,而这些也同样适用于产业竞争。我国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应针对不同产业实施不同的竞争战略。对于全球化分布的产业(如芯片产业)来说,可以实行差异化竞争战略。在国外企业在成熟技术领域已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可以选择新兴技术和产品(如人工智能芯片、新型半导体材料),将其做大做强,领先竞争对手。对于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的领域,企业应采取专一性竞争战略,通过长期积累,打造自身的“护城河”。
强化产业集群效应,提升自身优势。集群效应指的是产业集群因为运输距离缩短而带来的成本红利、分工精细而带来的配套红利、企业高度集中而带来的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红利。我国产业集群效应是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制造业成本不断升高的环境下,集群效应已成为我国留住国外企业和国内制造类企业的主要吸引力。将来除巩固现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产业集聚区的集群效应外,还应围绕各大都市圈,鼓励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中心。产业集群效应将成为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的“长板”。
(四)完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活力和产业效率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年我国的排名位列第31位,比上年提高了15位。但是,我国营商环境在土地、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做得不够。我国中西部不少地区和大量中小型城市,在营商环境上仍存在明显不足。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企业投资、融资的便利化、自由化;为民营和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元的融资工具;实现各区域不同城市营商环境的普遍提升等。归根结底,要营造各类企业投资的热土。
实施普惠性的产业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我国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应逐渐向支持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转变,努力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得、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公平竞争。特别是在税收优惠、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不把企业规模、所有制作为前提条件,不给企业贴上所有制标签,只要符合条件,不管民营、国企、外企,都有机会申请和获得政策支持。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促进优胜劣汰,使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发展壮大,进而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率。
(五)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国际供应链、创新链合作
近几年,中国在对外开放上力度不断加大。“一带一路”建设至今已实施5年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20年11月,包括15个成员国的RCEP得以顺利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达成,这些为我国进行跨国供应链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巨大的机会。截至2020年底,东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区域。积极开发东盟市场,有助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向下游进一步延伸。中国可以进一步深入开发东盟市场,扩大双边贸易;企业可以扩大在东盟直接投资,布局产能和供应链。
欧盟国家总体来讲经济发达,拥有优质的大学、科研院所和先进的制造企业。开发欧盟市场有助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向上游延长。中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与欧盟的供应链合作:一是科技研发合作。企业在欧洲成立研发中心(如华为等企业在欧洲成立了多家研发中心),吸纳当地的优秀科学家、工程师,围绕行业内的尖端科技难题进行研究,力争实现突破。二是购买欧洲的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和专利技术等,使其成为美国同类产品的替代。并购欧盟的科技、制造类企业,进入欧盟市场。三是吸引更多的欧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将中国打造成欧盟企业高度依赖的零部件供应和整机组装中心。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与世界各国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在全球市场整合供应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