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青布棉大衣上。
吸了一下午阳光的棉大衣,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得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那间,他们忘了衣单,忘了无家,忘了饥肠,确实快乐得跟王子一样。”——节选自 鹿桥《未央歌》
鹿桥(吴讷孙)在《未央歌》里曾记录下当时学生们到西南联大时的情形。
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坐落在一块荒地上,房子是一座座建起来的。
小,挤,脏,乱。王希季这么形容当时的学校。
“教室是铁板房,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叮当”地响。”
一个教室大概就二三十人,一张羊腿椅子既能坐也能当桌子记笔记。
住的是茅草房,
一间大房子里挤40个人,
在央视纪录片《西南联大》里,
很多当时的日常也首次曝光。
“灯没有的,最开始住的时候,
学生们都被臭虫咬得睡不着,
慢慢地就变成‘你咬你的,
我睡我的’,成了和平共处的状态。”
“基本上不洗澡,说实在的,
昆明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无所谓。”
西南联大的女同学有段时间流行吃胡萝卜,缘由是有一天某位同学提出来胡萝卜含有微量的砒,可以驻颜,那会儿时常可以看到女同学们聊着诗和小说,一边啃着胡萝卜吃得极香。”
“吃的饭叫‘八宝饭’,有红米,稗子,谷子,麸皮,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
就算是八宝饭,也要靠抢的,先只盛半碗,然后迅速扒完,把碗飞丢过去,再盛一碗,这样可以吃一碗半。
而在当时,
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
沈从文、罗庸……这些赫赫有名的人,
都是西南联大本科生的教师。
“所有的国文教授,大学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许渊冲说,“我就说我的根在西南联大,根源是闻一多,钱钟书。”
闻一多是中文系教授,在西南联大,从诗经到先秦两汉文学,他总共开了十来门课,最叫座的是古代神话。
不止文学院的学生,理学院,工学院的也来听,穿过整座昆明城来听闻先生一堂课,在那时并不稀罕。
“闻先生是个好演员,
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
但听他讲课让人感觉到一种美,
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许渊冲和杨振宁,一个在外文系,
一个在物理系,
但是大一因为都是上公共课,
所以两人当过同班同学。
“金岳霖戴个贝雷帽,因为戴帽子是不礼貌的,他就会说,因为我眼睛不好。”
“曾昭抡老是趿个鞋,鞋的后跟总是磨破了,扣子也总是扣错,但是课讲得是真的好,从来不带稿子,板书也很漂亮。”
“陈岱孙他衣冠楚楚,上课非常严肃,总来不讲一句废话,如果把它记下来,就是很好的一部著作。”
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交给学生,有时还会把难找的资料手抄在云南竹纸上,卷成卷儿,发给学生。
西南联大的生活,虽然清苦,倒也宁静自在。
杨振宁和邓稼先喜欢在墙根旁的大树底下念古诗,
江苏同乡汪曾祺、
巫宁坤喜欢结伴逃课
去泡茶馆,带着一支笔,
一个练习本,一本书,
在那里从早待到晚。
但即便来到昆明,日军的轰炸也是时有发生的。
飞机轰炸之后,房子没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之后仍旧照常上课,同学们下课后才去从废墟里找回自己的东西,职员们就在露天积土地方办公,从未因为轰炸停止学校的正常节奏。
那时资源有限,但也难不倒上课的师生们。
化学系做有机实验,把做饭的碳炉子加热,两个小铁皮槽,一舀水,就能做一场保持冷凝水长流畅通的实验。
没有水银气压表风速风向仪,
学气象的同学跟老师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
感到凉的位置就是风向,
风大时向天空抛土,
根据土移动的方向也能确定风向。
1941年正是抗战艰苦的时候,滇缅公路面临被日军切断,这是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道路,中国决定出兵缅甸。
当时我们出征需要大量的翻译,教育部号召高年级外文系男生参军一年,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也在其中。
查良铮主动申请成为中国远征军,
成为随军翻译,
许渊冲当时在巫家坝机场翻译情报。
穿越胡康河谷的时候,
激流、饥饿、蚂蟥、痢疾……
各种凶险随之而来,
查良铮险些丧命,
幸好后来他熬过来了。
但不幸的是他的校友,物理系朱谌、外文系黄维在内的很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在从军中去世。
在野人山,朱谌把粮食和药物跟战友分享完后,自己坐在一颗大树底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黄维和他的马在渡澜沧江的时候,被激流卷走……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从战乱中走出来的西南联大学生开始在各种领域崭露头角。
杨振宁在1945年考取清华大学庚款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后,他在西南联大与邓稼先重逢,
次年邓稼先拿了博士学位,
就回国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