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史记》,创造西周的兴亡很幽默,都跟诸侯有关。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他们一起打响了灭商的牧野之战;又云:幽王末年,“有寇至则举狼烟。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狼烟。厥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从《史记》记实看,西周的兴亡与诸侯关系慎密,前者是皋牢,后者是把玩簸弄,可谓兴也诸侯,亡也诸侯。笔者认为,“八百诸侯”佐武王之事不成信,由于那时只需八个诸侯相应;同样,幽王“狼烟戏诸侯”之事也让人生疑。
但凡举狼烟,必在高旷处,且储存有草木、燃料、火种,有专职士卒,有专门的筑台,这是军事史上的大事。西周建立以来,与异族的战役不竭,未有狼烟台记实。懿王、夷王、宣王时代接连与异族开战,也未有狼烟台记实。
那么,问题来了,幽王时有狼烟台吗?笔者考证,狼烟台与长城是接踵产生的,长城是在各狼烟台的根本上毗连而成。中国建造长城,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狼烟台最不早于春秋时代。幽王时代,国力疲弊,若是真有所谓的狼烟台,估量也只能是个姑且搭建的露天岗哨,不具备储存燃料、燃烧传警的前提。
我们来看一下《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慎行》记实,“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皇帝。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人喧马嘶,褒姒视之大悦,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全国笑”。
意思是说,幽王在官道上建筑土台,在上面放置置战鼓,与诸侯商定,若是戎寇来犯,则击鼓传音,诸侯听到鼓声,就会前来救援,褒姒很愉快。为了取悦宠妃,幽王屡次无事击鼓,诸侯被骗了几回后,便不再信托鼓声。等戎寇果真来了,幽王击鼓求救,诸侯也不前来救援,形成幽王身死,西周覆亡。
《吕氏春秋》著于战国末年,比《史记》早二百年,其可托度要高于《史记》。燃烧,特别是在山头上燃烧,一旦碰着阴雨天,是不随意做到的。再者,炊火没有声音,若是碰着其他岗哨的士卒打瞌睡,也不随意把军情通报出去。比力而言,击鼓则斗劲随意,鼓声四散,远处的士卒即使打瞌睡也能听到。
可是,“戏诸侯”这么一件大事,除了《吕氏春秋》《史记》有载,其他诸如《竹书编年》《国语》《左传》等史料均无载,这就让人认为此事不成信。特别是“狼烟戏诸侯”,更不成信,难怪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纲要》中称“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弦外之音,狼烟之事不成能产生在西周。
司马迁是汉人,亲历过西汉与匈奴的战事,晓得狼烟台的传警浸染。在编著《史记·周本纪》时,司马迁在自创参考《吕氏春秋》的根本上,想固然地写道“幽王为烽燧、大鼓”,称幽王传警有两种编制,一是举狼烟,一是击鼓。
《史记》对后世影响深远,产生于明代的《东周列国志》就接纳了司马迁的说法,“于俪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四周诸侯,兴兵相救,又呜起大鼓,催趱前来”。
其实,不管是“狼烟戏诸侯”仍是“击鼓戏诸侯”,幽王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即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失期于诸侯的皇帝,一个频仍制造“狼来了”假象的国君,岂能不自取衰亡,自取其辱?(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