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吴文藻、潘光旦等人 究的影响,他认为无论客观历史和心态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社会早已结成密不可分的纽带,中国历史进程本质上即这些人群之间分分合合的动因。1989 年他将其 表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14],作为这一文明核心的是汉文化,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未来方向则是“乡土化”。 晚年的费孝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重新思考一生的经历与学述。 他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钱穆等人的论著中吸 收了文化理论和文化史研究的 内容,认识到即使在个人的生命史中也能看到“人文世界”的整体[15]82,大至中国,再大至世 界,都存在不同层面的“多元” 与“一体”[15]168-175。面对中国文化历史过程的复杂和丰 富,他愈加认识到,从制度开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为时过早,应退而诉诸历史与文化。 2000 年,费孝通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来自乡土社会的对于“工业化”的理解与表达有其历 史局限性,所谓“中国文化”要比“乡土社会”复杂得多: “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 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 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 历史学家成为‘empire’(帝国),她的新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15]215-221 他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指出不同文化中 的人要对自身文化及他者文化进行沟通与理 解,这牵涉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 本关系的理解[15]222。他将这些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 代的孔子了。新 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 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孔子需 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不仅如此,“各国都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13]——这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作出世界性贡献的期待。 临近“谢幕”时,这位耄耄老者呼吁应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史[15]170-172,使中国社会 科学摆脱应用研究的局限,提升至对精神境界的探求[16]。他说,这是他这一生要完成的最后 一项使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