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万邦,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31] 这段话,虽然是讲音乐教育问题,但却涉及西周时期对音乐的整体定位: 首先,从事专业创作和演奏的乐工,由于其价值被限定在纯技术层面,处于这一体系的最低层。 其次,虽然技与道、艺与德相比是形而下的,但技术的掌握却是德性养成的前提。因此,贵族子弟作为受教育者,既要掌握音乐技能,更要在心性方面领悟乐德,在语言方面学习乐语,在行为方面演练乐舞,以达至心性、语言、行为的全面雅化。在这一层面,艺与德是合一的,艺终究又通向德。 再次,对于国家的治理者,其目的不仅仅是个人德性和言行的雅化问题,而是要将音乐之和谐精神进一步贯彻于社会政治实践,以实现历史与现实、王室与邦国、人与自然的统一,进而生成一个音乐化的理想世界。在这里,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标明了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 [38] 法 礼是政治制度领域的构架,乐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调和,而法则强制性推动礼制得以实现。 周礼的功能有三: 其一:别贵贱,序尊卑。是区分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维护宗法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其二:经国家,定社稷。是治世治民,体国立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调整社会关系和国家生活的思想基础。 其三:明法度,行教化。治国需要礼法,如同“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47]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48] ;“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49]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50]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从法的角度考虑,礼很像今天的根本法,它是西周国家一切政治生活的根本” [51] 。《礼记·经解》还说:“礼之教化也征,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 [52] ”这即是说,周礼可以教化百姓,使其避恶而向善,消除犯罪于“未形”。这说明,西周的礼不但具有根本法的功能,且有一般教化的功能。 [53] 周代礼法精神集中体现在宗法制度上。 [54] 宗法制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西周时期。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55] ,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管理体系。 宗法制是一种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权利继承制度,源于父系氏族家长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