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朝鲜境内,的乐浪,为西汉武帝所设的一个郡,东汉时仍与汉政府有联系。建武二十年(44年),朝鲜廉斯地方的苏马諟等到乐浪,与东汉进行贸易,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欢迎,封他为汉廉斯邑君。在朝鲜曾出土不少中国汉代的文物,朝鲜的文物上也带着很明显的汉文化影响的痕迹。
越南在秦时只是中国一个郡治之所,历秦、西汉,中越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东汉时中国的铁器等通过洛阳源源输入越南,越南的土特产也不断运至洛阳。汉王朝还从洛阳选派官员到越南,帮助越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建立学校,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结果使本来十分落后的越南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东汉时期,一些西方商人取道海上,来到洛阳,越南也就成为中西航线上的一个中转站。
东汉时洛阳与东南亚、南亚的交往关系较前又进了一步。缅甸和中国西南毗邻,两国之间的交往是通过海陆两种途径实现的。陆路从洛阳、四川经云南到缅甸;海路从交州合浦郡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乘船去缅甸。东汉时海陆交通的进一步开辟与发展,使两国的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了。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今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重译来洛,向汉赠送珍贵礼品;汉回赠金印、冠带。中缅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揭开了新的篇章,安帝永宁元年(120年),这个国的国王又向汉朝派来了乐师和杂技艺人,丰富了首都洛阳的娱乐生活。公元l31年,掸国使臣再次出现洛阳,汉顺帝赠给掸国国王金印、衣冠。随着官方的往来,民间商人的交易亦很活跃,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等。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东汉章帝建初九年(84年),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国派使臣到达洛阳,赠送汉政府生犀、白蕹。这个时期与印度尼西亚的交流也开始了。顺帝永建六年(131年),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派使臣携带礼品来到洛阳,汉政府以礼回赠了金印、冠带。
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开通后,到了东汉就显得格外繁忙,东西商人不绝如缕。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今伊朗)派使臣携带狮子、苻拔(一种似鹿的动物)到达洛阳。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又派人送来狮子和条支大鸟(驼鸟)。他们途经的路线就是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及其制品也源源不断从洛阳通过这条道路,运往中亚、西亚各国。当丝绸之路一度中断时,也无障于中西方的往来。汉和帝时(89—105年),天竺国(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境内)商人从海路取道日南(今越南境内)来到洛阳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当推佛教的传入,东汉京都洛阳是它最早的传入地。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派蔡谙和秦景去印度访求佛法,抵达洛阳后,印度、安息、大月支等高僧接踵而至,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和主持译经事宜。最早被东汉使者邀来洛阳的是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竺法兰,他们带来大量经卷,亲自于洛阳翻译。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安息王子世高来到洛阳。二十年间,先后译出佛经95部115卷,达数百万字。与此同时,大月氏人支谶,天竺人竺佛朔等长居洛阳,翻译佛籍、弘法布教。洛阳人孟福、张莲等人与外来高僧密切合作,共同工作,充当其译经助手。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初佛经传入洛阳起,至东汉延康元年(220年)l50多年间,译经者计有12人,共译出佛经292部,合395卷。外来文化冲击波震荡了这个封建国度,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吸取、融汇了外来文化的养料后,射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洛阳作为佛教的首次传入地,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汉时期,首都洛阳不仅与亚洲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派遣了前往大秦(今罗马)的正式使节,试图开辟欧亚交通路线,变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汉王朝的使者曾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未能如愿。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商人以大秦国王安敦的名义,从海路取道日南来到洛阳,并带来了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从此,两国的直接贸易就正式开始了。中国输入罗马者以生丝、缯绢之属为大宗;而由罗马输入中国者以珠香料等类为大宗。当时从洛阳输往大秦的中国丝绸,深得罗马人的厚爱,他们竞相罗致,以致丝价与黄金价等同。大秦还常将中国的丝织品进行拆散和染紫,然后再织成适合罗马贵族喜爱的丝织服装等。
东汉时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通过首都洛阳,远播四方,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传入中国的外来优秀文化,也丰富和充实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内容。可见,一个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除内在因素外,外部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任何闭关锁国都无益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东汉洛阳通过对外交流,不但密切了与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而且也加速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责任编辑王殿卿)
(原载《中州今古》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