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艺文化思想领域　40　年回顾　张旭东　	　今年,国内媒体上陆续开始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　个“话语构建”。如果从　1978　年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算起,今年刚好是　40　年;如果从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算起,那么改革元年也可以说　是1979　年;如果从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算起,那么起点早在　1976　年。应该　说,　“改革时代”的起源是一个历史关头,没有哪个单一事件可以作为它的单一起点,它带有多点、多头、　多重的特点,是某种更为深层、持久的历史运动的契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的萌动时刻。　今天的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已不知华国锋是谁,但华国锋主政时,为推进“四个现代化”,采取过一　些按当时眼光看尺度不小的开放措施,比如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就、　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自由度的推崇和借鉴;又比如大举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所谓“洋跃进”。当时制定　了宏伟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口号是“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大见成效”。与此同时,许多中外文学、艺术、　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经典电影解禁,文艺演出和广播电视节目日渐开放,大学恢复招生,学习气氛　日渐浓厚。所以　1976–1979　年这三年时间可以视作一连串准备活动或预热活动,构成完整的“改革开放　的第一个十年”的潜伏期或“前史”。一方面,这个前史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新时期”,所以邓小平　以副总理职务行使党政军最高权力在国内外都被视为名正言顺;另一方面,这个过渡期也同毛泽东时代　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就　提出来了。而早在　70　年代初,中国就已经退出了冷战体系,同美国取得战略缓和,甚至进行一些方面的　战略合作,也同美苏超级大国之外的西方阵营,即所谓“第二世界”(西欧、日本)建立了比较正常的　经济技术交往。在更为关键的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　30　年(1949–1976)奠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建立在国家主权和工业化基础上的完整国民经济布局的基础,为后　30　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里　的竞争和发展准备了物质和制度基础。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今天,人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