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儒家用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看待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理性思辨的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科学的落后。在西方,自柏拉图发端而至中世纪定型的“七艺”是:“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理论”[29];在中国,自孔子所创立的“六艺”是“礼、乐、射、舆、书、数”。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前者更重视理论,后者更重视实践。王国维曾经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30]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公孙龙子、惠施等人曾有“离坚白”、“和同异”、“白马非马”之类的辩论,但却不曾像写下《工具论》的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而由他们代表的所谓“名家”学派,虽然试图摆脱“实践理性”的功利目的,却也未能完全上升到逻辑思辨的抽象立场。关于这一点,徐复观说得明白:“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学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附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实事,以发现纯思维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逻辑所追求的是思维的世界,而名学所追求的是行为的世界。”[31]
这种“务实”、“尚用”的功利主义传统,使我们往往只重视眼前那些有形的东西,将知识束缚在具体事物的描摹上,而不去关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更其根本性的问题,从而束缚了科学的发展。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曾有过很多为中国传统护短的言论,例如论证缠足、纳妾如何合理之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却是相当清醒的:“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