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想到中国人对“命运”二字的认识。不知我们是否有必要庆幸:纵观不同的文化圈子,儒教领衔的东方文化对“命运”的认知度是较低的。在儒家的“圣经”——《论语》里,正面提到“天命”的地方一共不过两处。其一即孔子自述的“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其二是在区分君子与小人时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关于前一条,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知’,是‘证知’的知,是从他十五志学以后,不断地‘下学而上达’,从经验的积累中,从实践的上达中,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
我们不拿着学问的腔调看徐复观先生的结论,单就生活经验而言,“知天命”具有的道德涵义也是勿庸置疑的——知天命者的几缕白发对于迷信权威、崇尚祖先的中国人而言就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天命”,《论语》各篇赋予其隐晦而异常丰富的解释,但总的脉络是清晰的——就是对“天”心怀敬意,强调单方面的理解和服从。与殷周时高扬“天命即王命”的天命观不同,在儒家看来非常有必要把王室的天命和小民百姓的天命择清楚:平常人的天命必须与以个体人为单位的生活局域发生联系,如何发生联系?最直接莫过于建立以“知天命”为主题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甚至是生理上的,影响了整部封建史上的中国人对人生的宏观规划,而它的指导意义今天也屡屡被求仕的学子和求钱的医家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