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丹尼尔·麦克诺顿(Daniel McNaughton)射杀了英国首相的秘书,但是出于被告精神错乱的缘故,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此后英国及美国大约半数的州立法都遵循所谓的麦克诺顿条例(The McNaughton Rules)。这张麦克诺顿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856年。© Wikipedia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精神病学学者史蒂芬·J·摩斯(Stephen J. Morse)指出:“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类证据是否具备法律相关性? 换句话说,这些证据是否能回答具体的法律问题? ” 摩斯站在了神经法学对立的阵营中,认为神经科学永远无法带来司法程序与法学的革命,因为在法律领域,“行为的意义大于想象与念头,如果神经科学家的测试结果与当事人的行为事实有明显不同,你必定会根据行为下判断。”因此, 他也担心神经法学在未来会导致“神经学炒作”,或者导致律师们在陈述时夸大那些神经学证据。 对此,也有人说神经科学的进步并不能改变法律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人类应履行的责任是什么,以及刑罚的意义是什么。霍夫曼说:“这样宏大的问题不可能突然就被攻破,毕竟人类已经探索了2000多年。” 但是支持神经法学的声音则认为,在日常、常规的法庭上似乎没人在乎这种宏大的哲学问题。 契尔表示,“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两三篇论文支持这种神经科学证据具有可靠的科学依据,并且发表于知名学术期刊,有德高望重的学者为之署名,那么律师们自然就会运用这些研究成果。” 译/河沥活 校对/河沥活、兔子的凌波微步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河沥活在利维坦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