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九州”说,是对不同风格区域文化的体现。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划分了七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经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这些“文化圈”的形态和规模有所变化,区域文化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演进。例如秦占有巴蜀,巴蜀实现了对秦文化的认同。而楚人征服吴越,在客观上也实现了楚文化的扩张。“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李学勤指出,“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秦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齐鲁文化因行政力量的作用形成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致在汉武帝时代,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融并而一。以“汉”为代表性符号,以“辉煌的汉代文化”为时代标志的文化体系出现在世界东方,并显现了长久影响后世的基本风格。
北胡南越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历史作用。秦始皇实现统一,有北河经营和南海置郡的重要战略动作,使得秦朝版图超过了兼并六国的空间规模。而北胡和南越及其他非中原民族的文化因子,也因统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影响了中土文化。西汉长安宫廷生活中有“胡巫”“越巫”的活跃表现。“胡骑”“越骑”也成建制地编列在汉家主力部队甚至近卫部队中。金曰磾这样的匈奴王族子弟在汉武帝身边得到重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中原王朝与匈奴的战争,与南越的战争,与羌的战争,与乌桓的战争,都实现着这种“交往”。匈奴的骑射技术、进攻节奏和机动性对汉朝军团有积极的影响。在物质文化层面,胡越及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介入了中原民族的生产和生活。
丝绸之路交通与东西文化交流。在张骞之前,已经有草原和海洋两条主要路径沟通了中原文化与域外的联系。经秦而汉,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得以正式开通。简牍资料多有汉王朝使团远行及来自西方诸国的“使”与“客”入境的记录。“胡贾”“胡商”的活跃,对于当时中国内地市场有激活的作用,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商品流通。外域文化影响中国最为典型的例证,是佛教的传入和普及。佛教自汉代传入后,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意识。
鲁迅曾经盛赞“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气魄深沈雄大”。他从艺术史展开的论说,其实也涉及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种主流特征。在秦汉时期表现非常突出的这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