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想还是先从宏观的角度谈一谈资本金的看法,然后再落到财税政策方面。我们讨论财税首先还是要从宏观的角度认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和框架,因为财税显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点,先给大家勾画一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之后,我们这一年度宏观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已经有所表述,所以稳中求进怎么去解读?作为研究者,我认为主要是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稳住阵脚的同时,做好更加全面的相应抉择。如果把去年和今年的宏观指标做一个衔接的话,其实首先应该肯定,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的指标是相当高的,我们的权威数据虽然还要等待统计局做发布,但是是八九不离十。公布出去到底是9.1、9.2还是9.3,再前一个年度的增长速度相比,经过四个季度柔性的回调,达到现在的局面。第四季度增长速度应该在8多,而今年如果回到年度的要求来说,很可能要提到8或者是7.5。因为整个我们“十二五”期间所要求的只要达到7%就可以完成规划的目标了。
这是相对比较满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经济运行现在表现的基本特征来看,没有所谓硬着陆的特征。我们的就业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也相当令人满意,在CPI方面,我们也知道上一年度前面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曾经比较紧张,有的月份已经高度紧张。但是在9、10月份走下来,CPI不仅是启稳,而且已经明显回落。今年开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物价方面没有非常明显的压力。所有这些情况合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稳中求进,并不是在运行的实际情况上已经出现了跟微调控意图的明显偏差。主要是往前看,我们希望能够把所谓适当的调低增长速度,跑字当头这种又好又快的组合继续延续下去。
如果说稳中求进这个表述在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曾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当中表述出来,13年之后这次的表述,我的解读就是,它和那个时候具体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对付通缩的经验,我们需要在稳住阵脚的情况下在政策框架的设计和磨合方面有一个发展过程。而现在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对付通胀、通缩两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密切关注外部世界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阵脚一旦表现为向某个不必要的方向转变,我们就应该相应的采取措施。
我们还有一个判断,现在所谓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前面刘世锦主任所说到的判断是吻合的,其实美国方面能度比较高,日本方面的指标有它的特色,现在也没有认为可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日本可以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集中在欧元区。从决策到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到观察者,普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焦虑,甚至是忧心忡忡的心态,主要焦虑的源头主要是来自这种欧元区,到底历史命运如何,现在很难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预测。
所有对于欧元区的预测,我个人如果带一点直率特色的评价就是,都带有算命的性质。最乐观地说,欧元区一定会继续发展,最悲观地说,欧元区天命休矣。我们看到很有分量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现在私下只是在讨论欧元解体之后,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它对于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等等。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意见是说,欧元崩溃与否,在概率上是50:50。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警醒,就是欧元崩溃的可能性至少要占一半。在量的预测方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对欧元区的意义做出一个称得上预测的意见,我们只能归结为所谓的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预测使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个带有一定取向性的预测。所以还是要归结到,人类社会在他的发展过程中间,在欧洲实现了以货币联盟为特征的共同体之后,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支撑力的财政联盟?这个历史考验我们只能根据观察。所以中国在自己的全面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基本格局之下,高外贸依存度的制约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的重视外部世界怎么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着我们动的。我们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自己经济总量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也只是8%左右。而发达国家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联动效应非常明显,欧元区的美国和日本,一旦欧元区的情况明朗化,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二次探底式的演变,很明显的我们受到的外部冲击就是人家拉着我们往低走,我们不可能拉着人家往景气和高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所以再往下,面对这种复杂多变、阶段性很明显的特征,我们适度预调很重要。我个人的解读,货币政策11月的动作至少要放在预调的概念上来理解,至于说是不是拉开了所谓整个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序幕,还要看下面一个阶段世界大势到底怎么演变,但是我们自己更要强调预调概念之下必要的定向宽松。
[主持人]下面有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贾康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2012年财政政策的解读和税改前瞻》,欢迎贾先生!
[龚方雄]我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中国有很多传统产业还有待于发展。当然服务业和消费亟待提升,所有人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我认为至少在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的经济成长仍然还是可以保持相对高速的投资增长,以及辅之以更加高速的消费和服务业的成长拉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保八、保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资本市场的低迷就非常让人费解,我在这几个月讲的很多的就是中国A股基本上年年跌、月月跌、天天跌,过去中国经济规模涨了6倍,A股10年前是2300点,现在是2100点。但是10年前的问题在哪里?10年前2300点估值是50倍,现在2100点我们的估值只有10倍。而且我们市净率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大盘是1倍的市净率。
我刚才吹了半天,美国的经济非常好,也不过是3%左右的成长。我们认为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整体来讲也会只有2.5%左右,而且这还是取决于欧洲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欧元不会解体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经济成长。但是美国2.5%的成长,它的股市按动态市盈率来看都有13倍,都比中国高30%。所以说中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状况不但已经反映了中国目前正在放缓的经济成长,应该说也反映了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可能放缓的趋势仍然会继续的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的风险。但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在我们来看非常低,几乎可以说是零。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讨论非常热烈,尤其是欧美的投资人,欧美的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讨论主要是从A股来看的。因为老外不明白中国的A股为什么会这么低迷,很多在境外的大盘蓝筹,金融板块的估值都比境内高20%-30%。境外的投资人一直愿意给中国的大盘和蓝筹估值比境内高。国内这么低迷,让很多外国人觉得是不是本土的人看到了有些东西,伦敦和纽约的投资人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开始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欧美的投资人,说新年伊始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派研究团队到中国来实地看一看,到底中国A股这么低迷预示着什么,中国经济确实是不是会硬着陆。
去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有些公司确实出了事,引发了概念股全面的崩盘,一方面公司出事,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害怕A股的低迷预示着这种经济的趋势,中国人看到了,老外没有看到。我经常跟老外也是这么讲,我说你们不要把A股太当真,中国的A股太年轻,才21岁,年轻的时候就很难避免所谓的心智不全,所以A股的走势跟中国经济的走势未必有非常必然的相关性联系。以前过去10年大家看到了,A股整体来讲没有涨,中国的经济规模翻了6倍,在中国经济翻到6倍的同时,巴西的股市涨了7倍,俄罗斯的股市涨了6倍,印度的股市涨了5倍,中国的股市下降了10%,所以怎么能把A股太当真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要真正的实现转型和调整,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离不开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新兴经济产业的支持。A股的这种持续低迷,可以说对中国未来面临的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大家知道,经济从单纯依靠投资的成长变为依靠消费服务业的提升,以及所谓的创新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精细化程度的提高,这些所依赖的投资和融资渠道要发生变化。不是过去那种集中由银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一个融资渠道,而必须发挥所谓真正的直接投资、直接融资的渠道。直接融资的渠道在中国非常窄,只有20%左右,被西方人称之为间接融资的银行贷款,在西方比如说美国,银行贷款占总融资量不到20%。所以为什么把银行贷款叫做间接融资?企业要发展,主要的还是向资本市场要钱,在资本市场上发债,向PE要钱,向VC要钱,向创投要钱,向各种各样所谓我们想要发展的三板要钱。但是在中国,如果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就非常难发展,不要说发展,连运作都很难维持,如果没有银行贷款这个所谓的间接融资渠道。所以中国亟待发展资本市场,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证券化,而且要加快证券化的进程。
这个非常具有讽刺性意义,美国是金融风暴的始祖,问题出在他那里,他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结果到今天和去年为止,美国的经济是全球最健康的。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成功地把美国的风险分散到了全球各地,由全球人为他买单,而不是美国人自己担着。中国现在经济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它的风险基本上都集中在我们的银行体系里面。而且这种过于集中的融资渠道,非常不利于未来要进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要释放出来中国潜在的经济成长的动力。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对中国的A股低迷不应该做出过度的解释和诠释,但是不应该让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的这么低迷下去。中国一定要以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态度,另一个领域应该就在资本市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龚方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的通胀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全球由于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今年面临的是通缩的风险而不是通胀风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但要关注到重力的转换和结构的调整,我们也要脑筋急转弯。在去年我们关注的是通胀,今年还要关注低通胀的风险。尤其在国际这种大环境背景下,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偏紧的,可以大幅度放松。这个对于中国未来一两年经济成长的动力非常关键,我觉得财政上需要积极,而且财政上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比货币政策更有效,但是在整体宏观趋紧的形势下,中国在11、12月份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货币成长是非常慢的,是历史上非常少见的。M1的成长只有7%多,M2只有12%,在整个经济实质成长有9%左右,通货膨胀在4%以上的情况下,这种货币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慢的,可以说货币政策是非常偏紧。所谓的稳中求进,我认为中国在货币政策上可以多有一些稳中求进的举措。否则的话,上半年经济下滑的风险就会非常大。
全球范围角度来讲,中长期我们对美国经济的成长信心还是非常足的,美国这个经济体有它的制度优势,欧洲经济之所以面临问题,就是它制度设计的缺陷,欧元体制是一个结构性缺陷非常大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性缺陷的修补非常不容易。我们认为,今年欧债的前景也是非常混沌,可以说没有解决方法,今年对欧债危机也找不到解决方法。但是欧元会不会解体?我们认为欧元解体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但是不排除某些非常弱小的欧元区的国家,比如说希腊会脱离欧元区的风险。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欧洲的经济,对于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资本市场也会带来很大的振荡。这是我们短期要面临的形势。短期和中长期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刚才刘主任对于中长期进行了趋势性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到位。
我要讲的就是,中国其实离真正所谓成长的拐点,刘主任讲是2015年前后两年左右,这是其他国家历史的经验得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来讲,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特殊的思考。因为中国经济庞大的程度和非均衡的程度,和日本、韩国当年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我经常做的一个比喻就是,中国不应该跟日本70年代、80年代比,更不应该跟日本的80年代末比,因为日本80年代末泡沫破裂,进入一个低迷的成长,或者可以说是迷失的20年以后。当时80年代末的日本已经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已经成功的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大家知道,日本低迷了20年,所谓沉睡了20年,或者说迷失了20年,日本仍然是一个人均GDP5万美金左右的国家。
中国现在虽然超过日本的总量,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经济体,人均的GDP只有4千多美金。我们整个的城市化率只有47%,而且很多人认为,这种城市化率实际上还是有水分的。中国区域性发展极度不均衡,我们把任何一个省拿出来,都可能是韩国或者日本在60年代、70年代的规模。所以我们泛泛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跟其他的国家比,更不能跟欧洲很多国家比,欧洲很多国家真的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么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整个发展程度还是非常低的。一方面谈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时候要谈到所谓的经济成长动力的转换,从投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成长,慢慢转到消费和服务业拉动型的经济成长。如果这个经济成长完全由投资转换成消费和服务业的成长,它的成长速度毕竟会下一个台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投资周期还是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点按照中国慢慢转换成消费和服务业拉动的过程当中,继续保持相对的投资成长应该会并行,而且我们完全有条件并行。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我经常用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潜力来讲中国到底还有多大的投资潜能。大家知道,中国的汽车行业发展非常快,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和制造市场。我们现在汽车的年销量已经是1800万-1900万辆,远远超过美国的1200-1300万辆的规模。但是中国从汽车保有量来讲,远远还没有达到所谓的饱和程度。大家知道,美国3亿人口,保有的汽车是1.7亿,中国13亿人口,汽车保有量只有1亿左右。虽然我们销量很大,达到1800万辆,但是我们汽车保有量还不如美国。而且我们是13亿人口的国度,美国是3亿人口的国度,所以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是60%左右,中国按照人口计算不到10%。其实从汽车保有量上,这个行业的成长空间还非常大,汽车销量还可以大幅度提升。但是你们看看,现在我们不到10%的汽车保有量,已经把各大城市的交通都塞满了,北京被称为“首堵”,现在各个城市堵得不得了。但是很奇怪,像西方很多国家的城市,或者可以说西方所有国家的城市,虽然这些国家的汽车保有量比我们高得多。但是像纽约、伦敦,或者我们自己的香港,实际上是不堵车的。像东京你们去看看,不堵车,伦敦也很少堵车,纽约,即使是曼哈顿也很少堵车。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的城市严重缺乏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立体的公共交通网络严重不发达。在西方很多人买车是放在家里,平常都不用,不要讲所谓开车上班,人家买车是为了周末去看球赛,去购物,去郊游,是在周末享用,买车不是为了开车上班。北京为什么堵?一到高峰期上下班就堵,因为我们有车都开车上班,他们不管是贫贱、富贵还是平民阶层,包括我们在纽约的全球董事长,他上班一般都是乘公共交通,坐地铁上班,他不会去开车上班。我们看看中国,你要鼓励百姓坐公共交通,比如说乘地铁上班,谈何容易?现在这么多人挤在路面上,我们的地铁在上下班的时候都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很多同事说坐地铁上下班挤得人都悬在空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地铁交通网络严重不足,有轨交通网络严重不足。北京十多条地铁线,东京有60多条,纽约和伦敦有多少条?像东京这么一个地方,可能地铁的进出口有无数个,而且到哪里去都可以乘地铁。但是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地铁这么传统的投资,这么传统的城市公共建设投资,现在我们还大有作为。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中国每个城市再多建几十条地铁线会是怎样的规模,会拉动中国多大的经济增长?不能简单说中国基础建设的投资高峰过去了。地铁投资需求在以前可能还不那么急迫,但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汽车产业销售量的增加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这类所谓升级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摆在桌面上就非常急迫了。而且这类的投资,大家知道是非常绿色的投资,如果把公共的投资网建好了,会大大地缓解城市的拥堵,会减少能源的消耗,会让大家不用开车上班,把车都放在家里,周末再用。
[龚方雄]今天非常高兴在北京参加关于我们经济新的增长趋势的探讨。刚才听了刘主任的演讲以后,从方向和趋势上我非常同意。我是来自金融界的,从金融界的角度,我们非常关注未来一两年中国金融市场的走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相对的成长期,中国经济我们认为很容易保持在8%以上的成长。今年上半年有一个环比的低于8%的程度出现,短期的情况跟中国经济长期的成长动力和成长趋势的转换有关系。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主动性的结构调整,但是这个短期的经济放缓跟全球的情况也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知道,全球范围来讲,欧债危机仍然是在深化和演进当中,就在新年以后的这一两天,大家知道,现在欧元已经不断的创出了一年的新低,现在已经跌破了1.28,新年伊始的时候还在1.30以上。在这几年资本市场延续了去年的情况,大幅度波动。全球的资本市场各类的资产,不管是股市也好,不管是商品资源也好,还有新兴市场以及外汇各个市场这几天的走势,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的走势大幅度波动,而且是以绿色的经济成长向落实方向发展而波动。这里面唯一有一个例外的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最近几个月一直表现很好。可以说现在美国的经济反而在全球来讲是一枝独秀。因为美国的经济最近不但速度成长在恢复,大家知道,美国经济去年上半年只有7%的增长,第三季度有将近2%左右的成长。研究我们估计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可以有3.5%的成长,最近就业也改善了很多,失业率已经从去年9%以上下降到现在的8.6%。现在可以说,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欧债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就是美国。所以大家看到,金融市场的反映也是非常有效的,美国的股市去年是没有下降的。大家知道,美国的股市道琼斯涨了,标准普尔指数没跌没涨,正好和去年年初平收,今年美国的股市仍然是正回报。
中国经济成长趋势的变化跟欧洲整体来讲,现在可能已经进入衰退密切相关。同时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流动性方面,实际上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的不但是财政紧缩,也面临着银行体系的信贷紧缩。在银行补充资本金渠道乏力的情况下,而且欧洲的银行现在还有大量的所谓有毒资产,欧洲主权债务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持有很多的欧洲主权债务资产,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是所谓的有毒资产,当时是美国的次债。现在他们在资本金乏力的情况下修补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到欧洲,大家看到最近几个月,卢比已经创了新低,韩币已经贬值了10%以上。在中国大家也看到,在过去两个月,中国有非常相对可观的贸易顺差,但是我们的外汇占款却在下降,法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这个原因有各种说法,我们认为跟欧洲银行撤出流动性也是有关系,因为欧洲银行不但从全球来讲在历史上看是流动性的一个主要提供者,尤其在新兴市场和亚洲,欧洲银行是一个主要的流动性提供者。所以欧洲银行的撤资对新兴市场从流动性方面的影响非常明显。
[主持人]:感谢刘先生的精彩发言。刚才在刘先生的演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他对几个今年经济形势的敏感问题做出了解答,包括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政策中的稳中求进到底应该怎么解读。我相信他的一些话代表着某些高层人士的普遍观点,听了他的话我们感到很有信心。
作为外资投行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也非常关心,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总是跟国际市场相融在一起。下面我们有请投行的经济学者,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展望2012年的投资机会》,欢迎龚先生!
[刘世锦]现在是2012年,中央已经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调子,叫做稳中求进。我想这个政策含义实际上是相当深的。就是要真正的稳中求进,很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防止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还是一种思维定式,有些地方速度下来了,但是我们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是不甘心,觉得我过去几十年都是高增长,在我手里这个速度下来了,这是不可以的。我只要是动用我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一些行政手段,我还可以把速度搞上去。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的话,将来是要犯错误的,这个在国际上来看,这个方面是一种教训。像日本80年代速度下来以后,日本政府就搞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增长泡沫。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要提出来的,我们的经济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以后,经济转换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在增加的。所谓脆弱性,就是你碰一下有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现在比如说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冲击,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如果说由于某种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冲击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够完全排除。所以我现在讲中国经济要稳中求进,一方面我们不能延续过去基本上保持10%以上高速度增长的思维方式,同时又要防止经济短期之内大幅度下滑。所以稳的含义实际上是在给定的区间之内,能不能稳得住,实际上相当不容易。
今年来讲稳中求进主要是要对付两种比较突出的,或者是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外部不确定性来讲,主要是来自国际上的冲击,特别是欧债危机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欧洲一些政治家的决策。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悲观,因为欧洲这些国家,过去正常情况之下增长率也就是1%-2%,有些年份也就是0到1。所以即使经济复苏了,即使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而且目前欧洲国家现在实际上是三个阶段,私人债务危机到公共债务危机,再到货币政策体系危机。目前是公共债务危机正在向货币体系危机转变,把公共机构的债务危机货币化,所以短期之内出现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我们需要对付的不是短期的区痛,而是长痛。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就是来自于房地产,房地产讲的不确定性就是政府的政策应该是相当明确,就是坚持调控不放松。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就是市场的反应,市场价格的反应和投资的反应。如果短期之内价格幅度比较大是不影响投资的,而房地产是目前中国整个投资当中占到25%左右的份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我们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刚性需求,另外我们还有相当多的调控手段。
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时间换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一些大城市的价格是需要有一定幅度的回调,比如说20%-30%。但是从全国来讲,可能回调的幅度不一定很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势能够保持住,比如说过上两三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之后,相对的价格水平就会下降。我用了一个词叫稳中求降,房地产要稳中求降,这个也是一种策略。当然从今年来讲,我们讲稳增长主要还是稳投资。
我们最后有这么一个判断,中国经济今年大体上进出口可能会降到10%或者是略高一点的水平上,固定资产的投资由24%降到20%左右,而社会消费品融资总额实际增速会从12%上升到19%左右,全年的增长应该在8.5%。现在社会上的预测比较多,大体上比较接近。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增长阶段以后,从中长期来讲,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要防控风险,包括高增长时期隐含的风险,包括增长速度如果短期之内出现大幅下滑的,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而且中国在高速增长期的后期不确定性加大以后,投资的风险也会增加。与此同时,我们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创新驱动。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改革,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转换我们的增长模式,来应对现在增长阶段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世锦]这次我们会议的主题是新趋势新动力,中国经济确实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对于未来的趋势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判断。我的判断就是增长阶段转变,这个增长阶段发生变化以后,我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来讲,12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大家感觉到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总的来讲,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现在有一种说法,和2008年相比较,目前的形势更加具有挑战性。200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遇到的是外部的冲击,我们自身的增长动力还是相当浅的。所以我们有一个4万亿的计划很快就实现了一个微型的反转。但是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增长动力,或者是潜在的增长力,现在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外部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形势?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回调,还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同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我们总结了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德国和我国台湾等成功的经济体,他们都大体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千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的指标。这个时候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增长速度自然的回落,大体上在30%-40%左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是日本的情况,大体上这样一个变化是出现在1973年,也就是70年代的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