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论述:“古之欲明明德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 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 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 其重要的特征:道德伦理本位。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秩序 感甚至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着鲜明的道德伦理烙印。 这种文化特点自然要求中国古人重视官员的道德建设。从上述几篇文章 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善于“移情”——把对 外部事物的感受转化成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诉求,只要这种道德情感诉 求超越了个人享乐层面而与责任、理想产生良性互动,便可达到“诚意 正心”的修身目的。这种办法的好处就在于修身修德不受空间、时间等 外部环境的制约。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可以说,若能把握住这个核心,任何人都能通过坚持不断地“修身”, 达到比较高的思想境界,正所谓“吾思仁,则仁至矣”。 但是,道德伦理从来都是个软约束,它所能约束的是有敬畏之心、有羞 耻之心的人。若碰上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再好的道德教化都没有用。 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是“流俗众,仁者稀”,真正具有高 洁的道德操守之人注定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然在心底也赞 赏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若遇到较大的利害考验,他们心中的道德感往 往不足以抵制诱惑,所以就经常发生“经不住金钱和美色诱惑”之类的 现代人看到了道德约束“偏软”,“靠不住”的弱点,所以才不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这些自然是对的。但一定要认 识到,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与提倡官员修“官德”之间并没有抵触之 处,相反二者倒有相辅相成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