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代圣贤立言”。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容易产生死记硬背之弊,而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发挥,又容易陷入“妄作主张”的境地。通过“代圣贤立言”式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则不但要认真读经书,而且要读书得法,在认真阅读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之后,努力体会“圣贤之意”,真正做到“明天理,灭人欲”,掌握古代统治经验。一方面防止了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书不读,胡乱联系历史与现实,故为新奇诡异之论的毛病。从考试内容上说,要求“代圣贤立言”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了。八股取士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谓“排比有定式”。明清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组文句,每组两个段落,相互对仗。因共有八个段落,即八股,故称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等)。对科举取士来说,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稳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科举,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准,八股对仗就是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章格式,到明清时期正式用于科举考试。也就是说,面对应举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少的矛盾,在考试形式的设计中,强调容易判别高下的客观标准,防止考官的主观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保送”时代。科举考试相对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而言有很大的优点,他使得一些门第较低的人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但到了明代以后,这种较为先进的选官模式就被一个“和尚”把经念歪了,此人就是在皇觉寺做了几天小和尚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来自于社会底层,他深知权力的重要性。然而这个没读过几本书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是心存疑虑,他既要用文人治国,但又不相信文人,在这种复杂、矛盾的心境下,他想到了一种桎梏和钳制文人思想的枷锁,那就是考试写“八股文”,考试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之内,不允许有任何的发挥,加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的作怪,明代的知识分子不再钻研历史,埋头儒家的经书之中。《史记》、《汉书》不闻,《通典》、《通志》不问。如果从考试命题分析,八股文仅仅是一种文体,但为什么就能束缚思维呢?原来一篇八股文就700多字,先破题再承题;接着“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模仿圣人的口气写文章,这叫起讲,后中股、后股、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的对仗的两股,因此成为八股文。八股文中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个人的发挥和见解。,必须依据“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