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录音能否作为证据?很多有些法律知识的朋友经常有一种潜意识,那就是未经对方允许录制的音频不能作为证据,但这种意识是错误的,接下来听元吉为您详细解释。
一、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偷偷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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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指出“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此后,国内大量教材及案例引用了该表述,直接导致较长时间内司法实践中未经对方允许录制的录音证据大量被排除。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其中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该解释重新规定了非法证据的确切含义,据此对于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取得的录音证据,如有其他证据佐证,且无疑点,应当具有证明力。
2015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其中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解释将法释〔2001〕33号中证据来源不合法的标准由“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修改为“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取得”,进一步限定了证据无效的情形,就录音证据而言,除非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达到“严重”的程度,否则不会单纯因证据来源的瑕疵而否定证据的有效性。
201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法释〔2019〕19号),其中最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九条规定,“存储在电子计算机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修改后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承接了此前对于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的认定标准,但未保留法释〔2001〕33号中第六十八条的表述,故当我们论述录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时,引用的解释条文应为法释〔2015〕5号的第一百零六条,即“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换言之,如录音证据(电子数据)的取得方法未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则不能否定其来源的合法性。
二、录音证据来源不合法被排除的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非通过窃听、未在对方当事人的私密场所录制、不涉及窃取商业秘密的录音证据不会因证据来源不合法被排除。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3号《张文武与陈志雄合同纠纷申诉民事判决书》中,张文武在再审过程中提交了一份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录制的录音证据,该证据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案审查时,被认为“是在未取得陈志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认定该录音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撤销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