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重大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总口号,总结贯彻“双百”方针的历史经验,重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这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则,否定它的根本精神,拒绝它对当前文艺实践的指导,这是错误的。句句照办,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认为这是繁荣革命文艺创作的一条必由之路。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原因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文艺家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把大批文艺工作者赶到最艰苦的底层去,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坏事变好事。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写出许多饱含生活气息,倾吐人民心声的佳作。近几年来,不少作家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但是要看到,也有一些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却淡薄了,一旦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就不再注意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有些人靠主观编造敷衍成篇,少数人甚至热衷于单纯的自我表现,不承认人民的斗争生活是文艺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针对这种状况,端正对于深入生活的认识,认真地实践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作家投身到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既是个积累创作素材的过程,也是个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我们不赞成在今天对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普遍实行那种“脱胎换骨”、彻底“转变立场”式的“思想改造”,那样做是否定多年来文艺队伍的进步和变化。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对文艺工作者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人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思想改造就是要使主观不断地符合客观,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向前发展。“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文艺家应当永远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永远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努力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真实地、历史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歌颂人民群众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斗争业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鼓舞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毛泽东同志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长期、基本的方针。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应用和贯彻这一方针。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对外开放带来的许多新情况,使我们在贯彻这一方针的时候不能不遇到种种复杂的新问题。不管情况多么错综复杂,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如果在放的过程中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消必要的思想斗争,认为贯彻这一方针就是一放了之,把这一方针等同于放任自流,这就要犯右的错误,就要使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泛滥起来;如果因为出现了错误的东西就不敢坚持这一方针,就怀疑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来进行思想斗争,依靠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纯属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就要重犯“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保障两个自由,艺术上的自由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批评和斗争是“双百”方针的应有之义,不能把正常的批评和简单粗暴等同起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新贯彻“双百”方针,已经收到显著的成效,后果主要是积极的。由于对这一方针还存在着某种不正确的理解,由于我们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历史情况,在贯彻这一方针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学会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贯彻“双百”方针不是会削弱,而是能够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
今天,我们面临着和《讲话》发表的时候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情况向文艺工作提出种种新问题。《讲话》发表四十年以来,文艺工作经受了种种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需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宣传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求文艺理论有一个大的发展。理论工作只有科学地回答了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才能真正肩负起指导文艺实践的历史使命。
(原载《人民日报》1982.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