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亨利和穆罕默德·阿塔(“9·11”恐怖袭击头目)都是工程师,都热爱数学,认为在数字的世界里可以找到让他们平静的纯净、秩序和理性,是逃避这个混乱现实世界的避风港。欧洲的无政府主义领袖——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克鲁泡特金都是俄罗斯贵族。而乌萨马·本·拉丹是沙特亿万富翁之子。(值得一提的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反对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他们抛弃财富和特权,与下层受欺压阶层为伍,号召为弱者的生存而战。两波暴力运动都发生在世界权力格局大变动之后。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是对欧洲单一民族国家兴起的暴力反应;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势力入侵海外的反击。新的通信网络使这些反应成为可能: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航运革命和电报使跨越大洲的行动变得更快更自由:一个在国家之间快速移动的真正的国际性网络首次建立起来。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互联网可以让思想和计划瞬间传遍全球:托拉博拉(阿富汗山区)和曼哈顿的协同作战突然成为可能。因为这一原因两场运动都波及了移民,被冲击的人远超过那些真正施行暴力的人。在一小群犹太移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炸弹袭击后,伦敦掀起了反对犹太移民的热潮。1911年《每日邮报》一篇专栏文章叫嚣说:“在怀特查普区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对于这些人根本无从了解。在阿尔德盖特区以东的外国移民区,英国警察反倒成了外国人……我们不能继续让这些欧洲的垃圾再来到这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当政府对暴力袭击作出回应时,一开始他们都会犯矫枉过正的错误,让暴力运动火上浇油,让无辜人民死伤更多。几乎在每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后紧接着是强大的对公民自由的践踏。1920年9月16日华尔街遭遇炸弹袭击,3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报童。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地驱逐“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很多信奉和平主义的左翼人士。背后的主脑是一名叫埃德加·J·胡佛的年轻人,后来他当上联邦调查局头头,又把“宁可错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清洗策略运用到冷战中。美国国会破天荒地宣布了“非美”言论标准,任何人宣扬无政府主义——无论立场多么平和——都将被扣上“协助”袭击的罪名。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讨论了几句无政府主义,就招致牢狱之灾。也有少数理智的声音,但都被最初的歇斯底里淹没。联邦法官乔治·W·安德森说,司法部正在“犯罪”,而主谋就是那些负责执行国家法律的人。司法部长弗朗西斯·费希尔·凯文辞职以示抗议,他警告说,“警察对数量众多个体的镇压通常是不明智的,很容易导致不公正。”总统委员会警告说,如此不明是非的镇压只会给人口实,让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警察国家的警告显得如此具有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