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总结和清算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的错误。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