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成效,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关乎社会安定有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是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符合社会治理规律的科学制度,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着力坚持和完善的重要制度之一。只有深刻领会贯彻这一制度的基本要义和重点任务,才能形成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一 矛盾化解新思路
枫桥,是一座桥,一座连接党心民心的同心桥,一座通向和谐安宁的平安桥;枫桥,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座新中国基层治理的丰碑。几十年来,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由基层治理的“金字招牌”上升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制胜宝典”,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指望没有矛盾是不现实的。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按其性质不同,可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类型。人民内部矛盾,相对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而言,具有非对抗性,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加以调和解决。
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这一重大问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高发性。我国已进入人均GDP8000美元至1.2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易发期,不同群体利益分化和冲突呈加剧趋势。二是多样性。随着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经济纷争,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涉及经济社会多个领域。三是扩张性。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一些看似平凡的小事被网络发酵放大,极易引发大范围的情绪对立和社会撕裂。这些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需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更好期待,努力加以解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把握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从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为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关口前移,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最大限度地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地方和单位“后知后觉”,对苗头性问题不敏感,出现了矛盾也办法不多、处置不当,要么“捂盖子”,要么“撂挑子”,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要避免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就是要关口前移,切实把好“源头关”“监测关”“管控关”“责任关”,做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快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健全整体防控体系,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确保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联调联动,矛盾共化解。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实施分类分流的诊疗。化解矛盾纠纷就好像看病一样,也必须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统一起来,形成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三调”联动机制,确保其精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完善资源整合的制度机制,促成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主体联合开展调解,重点化解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形成解决矛盾问题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