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是常来八道湾为羽太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值得注意的是,羽太信子发病之前和鲁迅“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相连,发病之后和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相连。这绝非巧合或偶然。由于和鲁迅的冲突,导致了她的旧病复发,而发病之后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周作人给鲁迅写绝交信的导火索。周作人的信是18日写的,其中提到“我昨天才知道”,而昨天(17日)正是羽太信子发病的日子。这就可以推断,周作人所知道的,正是羽太信子癔病发作时所讲的鲁迅不“安心”,不“自重”的话。这是羽太信子给予鲁迅的最为恶毒、最为阴险且最为隐蔽的一击。这对羽太信子来说,可谓一箭双雕,既可表明自己的贞洁,又可达到驱逐鲁迅以便为所欲为的目的。这一招果然厉害,周作人怒不可遏,立即出击,彻底与鲁迅反目、决裂。
鲁迅为什么“忍下来”
周作人的绝交信尽管写得极其隐晦,但也最为清楚不过,是在指责鲁迅做了有损于人格和道德的事情。如果说这封信中所指没有根据,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那么,鲁迅应该立刻做出反应予以回击才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而是默默地忍受了。”那么,以鲁迅疾恶如仇的性格,不仅没有反击,“却破天荒地忍下来”。有人即认为,鲁迅之所以没有回应和反击,默默地忍受下来,是因为鲁迅心中有“鬼”,心中有“愧”,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作人的绝交信所暗示的内容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让鲁迅陷入无言以对的境地。
会是这样的吗?回答是不可能。
从常理上说,如果男女之间产生私情,一定是两情相悦或是一方认为对方对自己存有好感,因此才会有“出格”的事发生。羽太信子对鲁迅早就怀有敌意,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所作所为也多有不满。按常理分析,两人之间不仅不会产生私情,而且鲁迅也不会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怀有敌意而且自己也不喜欢的人。对此,鲁迅是坦然的。如果他心中有鬼,心中有愧,他还会去向对方“邀欲问之”吗?
还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鲁迅问心无愧,那为什么要吃这种“哑巴亏”呢?这不符合鲁迅的性格呀。对于论敌,对于官僚,对于伪君子,鲁迅的确毫不留情,而且“一个也不宽恕!”但是,对于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鲁迅却是超乎寻常的忍耐。面对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和来自日本的弟媳,鲁迅能怎样呢?别忘了,他们的母亲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鲁迅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所希望的,是兄弟怡怡,其乐融融的生活。假如鲁迅针锋相对,将事情闹大,不仅让外人看笑话,而且更让母亲伤心。
有人或许还会问,就算是鲁迅出于多种考虑而没有回应,但是,对于周作人夫妇更加过火的行为,鲁迅依然忍耐,就有些不好解释了。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回八道湾取自己的图书和器物时,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骂詈殴打,鲁迅既没有还手,也没有进行过多的反驳,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对此,有人说:“这哪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哪像是来自在激愤之下的语言?”鲁迅莫名其妙软弱无力地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确有亏欠之处呢?
其实,这正是鲁迅的高明和大度之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毕竟,他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坛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把事情进一步闹大,岂不是让外人看笑话。是鲁迅的再次忍让,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这也正如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中所说:“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
“宴之敖者”和两篇《伤逝》
1924年9月21日,鲁迅将自己十余年间收集的古砖拓本进行了编排整理,结集为《俟堂专文杂集》。鲁迅在题记中说:“迁徙之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文后署名为“宴之敖者”。“宴之敖者”是什么意思呢?曾经跟随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精通文字学的鲁迅是这样对许广平解释的:“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家里的日本女人就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鲁迅对于“宴之敖者”这个笔名极为看重。1926年10月,他写了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铸剑》,其中那位行侠仗义、为眉间尺报仇雪恨、慷慨赴死的英雄——黑衣人,其名字就是“宴之敖者”,可见鲁迅对于被羽太信子逐出八道湾的心怀耿耿,难以释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似乎也悟到了一些什么。1925年10月12日,在《京报》副刊上,周作人以丙丁为笔名,发表了一首译诗,题为《伤逝》。其中说:“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幽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周作人在附记中注明:“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这是周作人自己的良心发现,还是他已经意识到对鲁迅的误解而幡然悔悟——这应该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个信号。
鲁迅看到了这首诗,也明白了周作人所表达的意思。于是,时隔九天之后,也就是1925年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一篇题目同样为《伤逝》的小说。小说通篇笼罩着伤感、压抑、悲凉的氛围,读来令人心酸,催人泪下。
表面看起来,《伤逝》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周作人却看懂了这篇小说的真正含义——这是鲁迅对他《伤逝》译诗的回应,也是鲁迅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对鲁迅这篇小说的感受:“《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从鲁迅的《伤逝》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中,周作人大概也意识到了由于经济的原因,导致了兄弟的分道扬镳。
“起孟真昏”
周作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自幼好学,嗜书如命;他勤于读书,知识渊博;他长于写作,著述等身;他精通日文、英文、希腊文,译作颇丰。他做事极有耐性,一丝不苟。他在很多方面和鲁迅有共同之处,有些成就甚至在乃兄之上。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却表现得异常糊涂,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他的一生中,他走错了最为关键的两步,一是与鲁迅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二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附逆落水,沦为汉奸。
对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周作人起初以“雅不欲谈”搪塞过去。直到1964年6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有《鲁迅和周作人》一篇。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作者所引证的许寿裳的话,来自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其中写道:“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在香港的鲍耀明及时把自己收藏的这本《五四文坛点滴》寄给了周作人,周作人在10月17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10月30日的信中又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下笔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11月7日的信中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明白乎。”可见,周作人是认同赵聪的结论的,如果事实与赵聪所写大相径庭,周作人是不会做出“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和“去事实不远”的评价的。
鲁迅后来和周建人在一起聊天时,并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昏”。有时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起孟(周作人笔名)真昏!”1932年11月2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明(周作人笔名)颇昏,不知外事。”
本来并不复杂的家务事,却由于羽太信子的无中生有,尤其是在癔病发作神经不正常状态下的胡言乱语,周作人便偏听轻信,最终导致了兄弟失和的悲剧。起因固然在羽太信子,但后果却是周作人造成的,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有歇斯底里的病症,却不加分析、不加核实地选择和兄长一刀两断,连手足之情都不珍惜,对于兄长的无私付出一笔抹煞,不是“昏”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