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皇帝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其以“十全武功”自诩,自称“十全老人”,端的是得意非凡、顾盼自雄。 即便如此,乾隆却也不敢妄称自己是千古以来第一帝。他曾亲口说过,平生有三个最崇拜的天子:第一个是大宋仁宗皇帝;第二个是唐太宗;第三个为自己的亲爷爷圣祖康熙皇帝。 乾隆把宋仁宗列在第一,根据显然不是什么文治武功,而在于德行和施政。 从德行方面来说,宋仁宗可称得上一个“完人”。 据说,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辽境之内,远近皆哭。就连辽帝也握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想想看,一个皇帝死了,能让本国黎民痛哭流涕已经不简单了,还使曾经的敌国百姓和皇帝伤心流泪,实在是数千年以来世间罕有。 宋仁宗能如此得人心,主要在一个“仁”字,待人仁慈宽厚。 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某天,宋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想吃碗羊肉热汤,但犹豫再三,终于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必须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吩咐御厨弄就好了,怎能忍饥受饿呢?”宋仁宗回答说:“吩咐御厨弄很简单,但这么一来,就会让外边看成惯例,御厨就会夜夜宰羊。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劳民伤财,实在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宋仁宗的宅心仁厚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但,考虑问题缜密难得,竟能从一碗羊肉汤这么小的事情想到这么长远、深邃的影响。 相较而言,大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也是一代明君,其在位期间,凭借父亲明仁宗打下的基础,励精图治,使得经济、农业得到空前发展,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后世的史学家因此将明仁宗、明宣宗父子的统治时期称为“仁宣之治”,媲美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明史》对明宣宗的评价很高,说宣宗即位以后,官吏称职,政治稳定,法度修明,仓库充实有余,百姓安居乐业,民间显示出安定美好之迹象。另外,虽有封藩起事,却被很快治服。而且扫荡边境,震慑远方的敌人。所以说,宣宗的深谋远虑与雄才大略,几乎能赛过先祖的武功。 明宣宗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也是个艺术家,“雅好词翰”、“精于绘事”,诗词写得好,书法、绘画水平也相当高。 就因为这种艺术家的气质,明宣宗“酷好促织之戏”。 “促织”,就是蟋蟀。 将蟋蟀称为“促织”,始于魏晋时代,也称为“趋织”,从训诂学角度考,“促织”、“趋织”、以及现在的俗称“蛐蛐”,都是同音转化来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斗蟋蟀是一件很雅的事 西湖老人的《繁胜录》载,南宋时期的杭州城里斗蟋蟀活动十分活跃,“促织盛出,都民好养”。 南宋僧人道济(即人们俗称的济公),就很喜欢斗蟋蟀。道济曾养有一只善斗的蟋蟀,两根须子一根短一根长,百战百胜,道济爱得不得了,为它取名叫做“王彦章”。王彦章是五代时期的一员猛将,曾有日不移影、连败三十六将的打斗记录,人称“王铁枪”。道济的“王铁枪”在霜降时节老死了,道济悲痛万分,专门写了一阕《鹧鸪天瘗促织》悼念,云: 促织儿,王彦章,一根须短一根长。只因全胜三十六,人总呼为王铁枪。 体烦恼,莫悲伤,世间万物有无常。昨宵忽值严霜降,好似南柯梦一场。 道济时代的富贵玩家,每当自己心爱的蟋蟀死去,往往用金银薄片为其打造精致的小棺材隆重下葬,还追封“大将军”。 道济无力为“王铁枪”打造金银棺材,但在下葬时,除作上述阕词悼念外,在为“王铁枪”火化时,作了《把火文》;在为“王铁枪”撒骨前,又作了一篇《撒骨文》,全过程庄严肃穆,煞有介事。 南宋权相贾似道玩蟋蟀更是玩出了新境界,此公不但醉心把玩,还深入研究,写出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贾似道由此被冠以“蟋蟀宰相”之名。 南宋灭亡,贾似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蟋蟀宰相”一名中的戏谑、贬损成分显而易见。 斗蟋蟀之戏也成为了玩物丧志、误国误民的代名词。 很不幸,明宣宗喜欢缺乏斗蟋蟀,也被后人冠以“蟋蟀皇帝”之名。 明宣宗缺乏宋仁宗的细心,对斗蟋蟀一事欠考虑,造成的后果很恶劣。 《明朝小史》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派遣使者到江南索取,使得蟋蟀身价大涨,每只值数十金。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遇上有人叫卖一只上乘佳品,他立刻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妻子听说这只蟋蟀是用骏马换来,好奇心大起,就偷偷打开蟋蟀罐的观看。没承想,这只蟋蟀弹跳力惊人,金翅一振,竟然从罐中跳出逃走了。妻子自知闯了大祸,万分恐惧,上吊自杀了。粮长既伤妻子之逝,又恐惧交缴不了蟋蟀任务而受到法律制裁,也上吊自杀了。 也许是受《明朝小史》所记的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也写了一篇《促织》,开篇就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如果明宣宗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喜好斗蟋蟀只能看作个人喜好,但作为一国人君,一己私好,会因为大臣和地方官员的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演变成一项恶政,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甚至搞得百姓家破人亡。 这,真是人间悲剧。 当然了,明宣宗喜欢斗蟋蟀之事仅见于野史,人们有理由有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但还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明宣宗的“蟋蟀皇帝”之名是名负其实的。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记,明宣宗去世之后,其母张太后曾下令把宣宗的所有玩物全砸了。而在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堆青花残片。经过复原,这些残片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都是故意砸碎的。这说明景德官窑确实在宣德年间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显然,索取这些蟋蟀罐的,就是明宣宗。 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4中也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促织),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恰巧,与沈德符同时代的王世贞在《王弇州史料》中就收录了明宣宗要况钟进千个促织的密诏,诏中明确说:“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明宣宗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蟋蟀皇帝”。 原本,在爱好斗蟋蟀这件事儿上,明宣宗如果处理得当,根本不会授人口柄,他完全可以和宋仁宗一样,以“完人”形象流传于世。可惜,他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人生中出现了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身后也落下了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