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事实行为,其诉讼机能都是保障公民对国家所享有的公法请求权,通过法院判决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定义务,进而实现现代行政国家的积极给付目的。正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李惠宗教授所言:“透过课予义务诉讼才使得‘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之意旨能具体落实下来,也才使得人民与国家间之关系,从‘恩惠式’的‘伦理关系’改变成‘权利义务式’的‘法律关系’”。[14]其实,何止课予义务诉讼具有这样的功能,一般给付诉讼更是具有敦促行政机关履行给付义务的积极功能,是给付行政时代权利救济的最亲近的诉讼类型。
二、我国行政给付行为诉讼之现状反思
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视角下,“并非每个行政程序都对应于一种行政诉讼,或者仅仅对应于一种复议程序”。[15]因此,行政给付行为的诉讼与行政给付诉讼并不能等同,有关行政给付行为的行政诉讼可能牵涉到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和给付诉讼三种诉讼类型。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完成诉讼类型化的任务,依然保持着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的传统。显而易见,这种诉讼构造远远落后于我国行政领域日新月异的给付行政实践,不能充分实现全面的、没有漏洞的、有效的权利保护要求。
(一)立法规定之缺失
1.受案范围狭窄。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的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概括加列举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这种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实际上其重心在列举规定上。换言之,列举条款的功能主要不是对概括条款(第2条)的例示而是限制。例如,该法第11条规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就对第2条的“合法权益”进行了限缩,这远不能涵括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就行政行为标准来说,《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可以提起诉讼,这也落后于《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十项“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之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它行政案件”为受案范围扩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现实是只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少数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诉讼。为弥补行政诉讼法之不足,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法释[2000]8号)第48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