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段落。 司马光将笔锋一收, 回到自己与王安石的争论上来。 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代皇帝草拟的“批答” 而辩护, 指责王安石不仅不改过. 反而变本加厉。 “必欲力战天下之人. 与之一决胜负。 不复顾义理之是非、 生民之忧乐、 国家之安危” 。 行文至此, 司马光觉得已将王安石逼至墙角, 踩在地下, 批得体无完肤, 王安石与天下人为敌, 还有什么好下场呢?便以居高临下之势, 给王安石指了一条“出路” :夫人谁无过, 君子之过, 如日月 之食。 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 人皆仰之, 何损一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 请罢条例司, 追还常平使者, 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 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 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在信的最后一一段, 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谆谆告诫王安石要警惕身边小人: “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 因缘改法, 以为进身之资; 一旦罢局, 譬如鱼之失水, 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 ” 这些话,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吕惠卿, 也许还包括曾布、 吕嘉问、 沈括等人, 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司马光痛斥“谄谀之士, 于介甫当路之时, 诚有顺适之快, 一旦失势, 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有些人读《与王介甫书》 至此, 想到吕惠卿日后曾背叛王安石, 认为司马光有先见之明。 其实,吕惠卿对王安石的“背叛” ,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判。 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直至第一次辞相, 即从熙宁二年( 10 69 )到熙宁七年( 10 7 4 ), 吕惠卿一直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将, 是王安石最得力、 最倚重的助手。 事实一E . 吕惠卿也并末辜负王安石的信任, 他对变法事业充满热情, 执笔草拟了均输、 青苗、 免役等新法. 在朝堂上面对面驳斥司马光反对变法的言论, 又起草驳斥韩琦诬蔑《青苗法》 的文告, 因而成为反变法派的眼中钉、 肉中刺, 他们咒骂吕惠卿一点也不奇怪。 而王安石辞相后, 推荐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 同样决非偶然。 而吕惠卿也的确和宰相韩绛一道尽心竭力推行新法. 被人们誉为“传法沙门” 和“护法善神” 。 至于吕惠卿掌权以后, 私欲膨胀, 暗结朋党, 排挤王安石, 这说明了吕惠卿被权力所腐蚀而发生了变化. 决不能证明司马光攻击吕惠卿是正确的。 何况, 王安石对吕惠卿这种行为, 表示了宽容和谅解, 他在晚年回复吕惠卿的信中说“某与公同心, 以至异意, 皆缘国事, 岂有他哉?同朝纷纷, 公独助我, 则我何憾于公?” i: 61l( 卷六, 《答吕吉甫书》 )使吕惠卿十分感动。 宋徽宗绍圣二年( 10 9 5), 吕惠卿镇守延安, 坚决抵御西夏侵扰, 绍圣四年大败夏军, 足见吕惠卿并非小人, 而是一个虽有缺点但却文武全才的爱国人士。 王安石并没有看错人, 而司马光也绝没有先见之明。信末。 司马光用一串颇为悲壮的反激语, 结束了这封长信:国武子好尽言, 以招人之过, 卒不得其死。 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 虽然, 施于善人, 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