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1)为了落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大办成他 心中理想的大学,蔡元培对北大的教学与管理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沟通文理,实行选科制, 教授治校等。但是,蔡元培的理想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实的困境。我们应该认识到:蔡元 培时期的北大所保有的教育、学术的相对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相对软弱的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钻了专制统治的空隙;而且,现代大学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 矛盾,因为大学毕竟不是象牙塔,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大学已经不能无视政 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无论是知识论还是政治论,单凭自己已经不能构成大学存在的合法性 基础了。 按蔡元培的理想,大学主要是研究高深学问,但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政治、经济等方面的 人才也是现代大学的功能之一,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以,尽管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 主义”教育持批评态度,但由于“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 而国甚贫,”他也承认实利主义教育是“当务之急”。[5](p.133)其实,这不仅是蔡元培的困 境,也是当代大学的困境。 四、自由的教育:教育独立思想如前所述,蔡元培认为教育 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既超越于物,又超越于“非我”的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个性的自由人格, 而要造就自由的个人,则须有自由的教育。教育若要自由,则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 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p.177) 这与卢梭所说的在使爱弥尔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以前,必须先要成为一个人, 是异曲同工的,凸显了“人是目的”的教育理想。他认为,为保证教育的独立性,“教育事 业当完全交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3](p.177) 蔡元培不仅认识到教育独立的必要性,而且通过对德国和法国教育制度的考察,他觉得其在 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他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于政治两部分,“专制时代,教育家 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 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5](p.133)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民国,蔡元培与 其他信仰共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共和 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中国的教育也可以“超越政治”了。历史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 蔡元培认为,教育要独立,首先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因为相对于教育而言,政党和教会都是作为外在的权威而存在的,它们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规范限制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 育是不自由的。教育的目的是造就群性和个性和谐发展的人,此处的群性乃是指建立在 个性发达的基础上的群性。而政党则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蔡元培指出, 政党“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此等政策,若 参入教育,便是大害”,而且,“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而政党又不能 常握政权,若把教育权也交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 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3](p.177) 其次,教育要超然于教会,是因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而教会则是 保守的,凡论说以《圣经》成语为对错标准;教育是公共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 人的文学”,而教会是有差别的,“基督教与佛教不同,回教与佛教不同”,如把教育权交于 教会,便会损害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