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记得,您在书中记录了一名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裔人士,他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族裔、文化和语言的看法非常纠结。这些人和事或多或少与所谓的“移民现象”相关。
马:其实在这个案例里,他没有身份认同的困惑,而是其他人对他的身份有疑惑。我是香港人,也常常被人问“你到底是哪里人?”现在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你不能靠脸去评判一个人。这是一个不得体的、幼稚的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重庆大厦更为错综复杂。
重庆大厦里的很多商铺持有者,可能原来是从巴基斯坦之类的地方来的,但已经是在香港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了。与香港的中国人一样,香港已是他们的家了。有些读者会以为,香港仅仅只是中国人的,但不是这样的,香港也是这些人的“家”,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公民身份与种族血统不是一回事,这很重要。
有些“低端全球化”的从业者,他们短期来港;或者是临时性的移民,这在广州也可以看到巨大的数目。还有避难者,他们在香港停留几年,但是不能真的生活在这里。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较新的“移民”状况。
李:有关“移民”的经典定义是美国人口学家埃弗雷特·李(Everett·S·Lee)1966年在其著名的论文《移民理论》中提出的,即“永久的或半永久的居住地变更”。
移民(migration)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发生空间性的转变(transition)。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还固守这一定义,可能会妨碍我们对移民“流动性”这一本质属性的把握。您的重庆大厦的案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当代移民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现象,比如:跨国移民和国内移民、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临时移民和永久移民,等等。重庆大厦的存在,促使我们思考,“移民”这个概念是不是需要重新界定?
马: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做,有几个方面要考虑。首先,移民的概念受到通信技术的影响。如果你有手机、Skype,你无所谓在哪儿,你不是一去不归,你可以一直和家里的亲人谈话,重庆大厦和广州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如果你能坐飞机回家,情况就明显地简单了。我在广州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很多非洲商人坐飞机离家,二十四小时后到达广州时,他们对即将面临之事竟一无所知。这真的有意思,当代交通让出行如此简单。哪怕就是在五十年前,从阿尔及利亚到广州还是无比艰难的,现在则不可思议地便捷了。空间的移动和与亲友沟通的困难不再是障碍,新的障碍是跨文化的理解和对话的困难。
重庆大厦好一点,这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广州不是,所以,跨文化障碍多一些。所有这些,确实使得移民问题变得迥然不同了。今天你看到越来越多的旅行的生意人,绝大多数的“低端全球化”者,常常飞来一个星期就飞走了。人口在流动,但他们不是以重新定居为目标。
李:您对与移民相关的新出现的两个技术性现象非常敏感,我很同意。这不是交流工具的改变,这些介质的改变本身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
同时,在移民问题上,一些固有的阻碍可能变得更为严峻。比如,迁徙会受到户籍、国籍的限制,迁徙者与流入地的原住民之间可能相互排斥,等等。
马: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阻止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想说的一句话。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建立各种“墙”以阻止穷国的人进入,但这最终是办不到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真来了,很可能最终是好事。不仅对文化而言,也对经济而言。所以,需强调的是,让我们打开边界,不再需要划界限了。
乡下人应该回归故土,让我们放弃这种想法吧。至少在重庆大厦是这样的,这个被人们想象成脏乱差又危险的所在,其实并非那样。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到这里,干得不错,有趣又安全。这一点值得注意。发达国家的人没有必要害怕发展中国家的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生活在那里。
目前,发达国家被发展中国家吓着了,很多人害怕外国人进来抢夺财富。美国有些政客甚至提出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堵墙以阻挡移民。在广东的非洲人也遇到很多签证的麻烦,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重庆大厦是个例子,一个流动的社区如何成为可能,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负面的情形。
李:您对重庆大厦的人类学实录,不仅为流动社区的研究提供了典型实例,也以确凿证据和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揭示出全球化问题原本具有,但被各种视角所遮蔽的复杂性。读者若从中国立场出发进一步追问,不难发现,当下中国有许多现象与重庆大厦惊人相似,比如,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农民农和城中村;又比如,网店、城管、个体户;再比如,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潮、留学潮、投资潮和同样汹涌的代工潮、回国潮、代购潮;乃至与之相关的生活样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和价值判断的养成与博弈;等等。如果我们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低端全球化”、“新移民”和“文化超市”等概念,相信可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复旦大学崔璨同学、华东师范大学吴越菲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