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诚然,　我国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大陆法系司法鉴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弊病凸显,　但其中亦有相较于　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优势之处,如在专家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司法公平、公正以及效益上都　具有更积极的一面。没有一部法律是完美的,我们应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吸收与整合有利于己的　经验与做法,淡化模式之间的隔阂。对此建议如下:　1.关于专家鉴定制度的启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121条,　《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是否需要鉴定的决定权是由侦查机关与司法机关所享有,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　111　与重新鉴定的权利。显然,我国关于启动鉴定权的规定赋予了公检法机关独断的权力,这是完全　违背控辩双方权利对等原则的。对此,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我认为可有以下几点改革:　首先,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的申请权,并且无申请不得启动,即法官不能依职权主动启动鉴　定程序。其次,明确法官为鉴定申请决定权的唯一排他性适格主体,公检机关无此权利,以保障　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　再次,　若当事人双方都提出申请,　无特殊情况法官应予以接受,　如若拒绝应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说明理由;若仅当事人一方提出申请,则法官应依情形考虑其必　要性,公平、公正作出决定并向相关当事人说明理由。最后,建立相关救济程序,当事人若对法　院决定启动鉴定的申请权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二次申请。　2.关于专家的选任。我国现行的关于赋予鉴定权的规定所奉行的是大陆法系严格的庭前鉴定　人资格认证制度,选任专家的主体是法院而非当事人,专家鉴定人是法院而非当事人的辅助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专家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并且被英美法系所吸取而形成关于“专　家证人对法院的优先职责”的规定。　但我国专家鉴定人制度存在如下问题:其一,缺乏关于专家资格和能力的规定。有些学者指　出,在独立公正机制欠缺的前提下,给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职权是导致司法腐败的源头。[10]　我国现　行制度关于专家鉴定人的资格的认定没有明确的标准,完全依法官主观意志决定,并且不同的鉴　定结论也没有预定证明力的等级之分,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信任　度亦因此降低。其二,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与复杂,我国关于鉴定　人范围的规定较英美法系关于专家证人作证范围的规定,有着明显的滞后性与狭隘性。因而,我　国关于专家选任制度的改革,可借鉴英美国家对专家证人资格严格的审查标准,以明确详尽的客　观规定取代当前法官自由裁定的状况,　并针对不同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做出的鉴定结论设立不同证　明力等级,以在司法实践中明确这些专家证据之间的优先效力与先后顺序。同时为了更好适应社　会的发展,应适当扩大鉴定的专业范围,使鉴定结论所涉及的领域更宽广。　3.关于专家鉴定人的出庭。　我国民诉领域虽已对专家鉴定人出庭作出了规定,　但根据我国　《刑　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鉴定人并不要求强制出庭,其鉴定结论可由公诉人、辩护人当庭宣　读。这说明在我国的刑诉领域,专家证人仍然是一个“幕后”角色。专家证据与其他证据并无差　别,甚至由于专家证据相比其他证据更具专业性与权威性,更需要通过庭上的质证与询问确定其　真实性与正确性,以免造成法官的误判错判。因此,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中鉴定人出庭接　受质证是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必经之路。本人认为,专家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当专家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其所作的鉴定结论应归于无效,不能作为法官断案的依据。　4.关于专家鉴定人的质证。有学者还提出,如果直接采用传统的交叉询问的方式,专家意见　容易为诉讼代理人所左右,而专家意见涉及专业性很强的技术问题,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官来　说,有时会难以辨别诉讼代理人是否误导专家,专家的真实意思就会因此出现偏差甚至因表达问　题而被歪曲。[11]　本人认为,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中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其专家鉴定结论　的质证程序确实需有别于其他普通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　首先,　在完善民诉领域的　“专家辅助人”　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其引入刑诉领域予以适用。其次,通过在审前程序中双方确定争议焦　点并交换书面专家证据与意见,开庭前明确告知专家鉴定人如实作证的义务与伪证罪的责任,开　庭中先由专家鉴定人之间互相发问并做简要总结,　最后由法院选任的作为辅助法院的第三方专家　112　居中考量双方专家发言并向法院递交专家意见的办法,或许可有效避免法官与专家被误导,保证　两者的中立性,并节省庭审时间。　三、结语　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当前诉讼制度的改革亦多为　两种模式的互相吸收与借鉴,　因此我国并没有改革诉讼模式的必要。　我国专家鉴定人制度的改革,　仍需以诉讼模式为基础,注重参考与吸收大陆法系鉴定人制度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英美法系专　家证人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而不应脱离基础盲目引入专家证人制度,建立我国本土化专家证人诉　讼制度,并逐步完善我国专家鉴定人诉讼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　Bryan　A.　Garner　,　Black’s　Law　Dictionary,7th　ed.,1999,1597.　[2]　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73.　[3]　邓晓霞.论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础与缺陷——兼论我国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障碍[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11):61.　[4]　齐树洁,洪秀娟.英国专家制度改革的启示与借鉴[J].中国司法,2006(5):87.　[5]　徐继军,谢文哲.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评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4(3):37-42.　[6]　姜丽娜,罗大华,应柳华.英美专家证人制度评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部法学评论,2008(3):139.　[7]　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9.　[8]　齐树洁.英国证据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19.　[9]　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45.　[10]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14.　[11]　胡震远.我国专家证人制度的建构[J].法学,2007(8):97.　(责任编辑:陈嘉)　(上接第　67　页)　[5]　唐左平.离婚案件涉及家庭保险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1999(4):8.　[6]　周玉华.最新保险法释义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1.　[7]　施文森.保险法文集(第一集)　[M].台北:三民书局,1987:45.　[8]　王西刚,胡磊.人身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重构——兼论被保险人利益保护//贾林青,等.海商法保险法评论(第二卷)[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48.　[9]　李利,许崇苗.论我国新《保险法》对人身保险利益的发展与完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40.　[10]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36.　[11]　Domenico　Zaino　JR,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Extending　Revocation　by　Divorce　Statutes　to　life　Insurance　,Conn.　Ins.　L.J.　1996　,pp.213,221,224,226.　[12]　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M].台北:三民书局,2007:466.　[13]　高宇,等.保险法的精神关照与保险合同的权利结构[J].当代法学,2007(6):78-81.　[14]　[美]缪里尔·L·克老福特.人寿与健康保险[M].周伏平,金海军,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23-237.　[15]　朱明来.保险法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239.　(责任编辑: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