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议》规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同时规定了六大代表的选举办法:
1.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
2.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
3.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
4.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得派五人出席大会。
5.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
1928年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之前在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曾提议六大代表名额为50名。1928年1月下旬,红色工会国际米特凯维奇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谈到中共六大时建议代表人数应在100人左右。最后,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至110人。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上述意见。根据这个总人数,会议决定党员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党员选派1名代表,各省青年团出席人数为广东、江西、湖南、江苏、顺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东、山西、四川、福建、浙江、满洲等省各1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选举。
实际上,后来代表选举没有按照上述会议确定的办法操作。因为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于4月底或5月中在莫斯科召开。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比较仓促,到莫斯科路途遥远,4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原来定的选举办法进行选举。
周恩来后来曾回忆:“代表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李维汉也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另据当时参加六大的中山大学学生秦曼云回忆:“中共六大代表不是通过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有些代表由中央指定。其他均由各级党组织推选,报经中央批准。中央委员只要能离得开工作岗位,有足够时间去出席大会的,就自动具备代表资格。此外,保留了一定指标,作为党的各种外围组织如职工会中的党员人士的代表名额。”
最后,实际到莫斯科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大会者4人,指定与约请参加的代表54人,共计142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占52%;农民6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0%。代表情况如下:
正式代表有:广东省19人(包括4名非正式代表);广西省1人;江苏省12人;浙江省5人;福建省3人;江西省3人;湖南省8人;湖北省7人;安徽省1人;河南省2人;顺直省9人;山东省3人;东北三省5人;内蒙古1人;陕西省1人;四川省2人;云南省1人;团中央5人。非正式代表有:中央委员(4人)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杨之华。特约代表(1人)张国焘。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49人。此外,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总之,六大当时在远离革命斗争中心的国外召开,代表多数由中央指定,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毛泽东、刘少奇等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很高理论水平的同志未能参加。对此,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时曾总结, 六大代表成分是“不很健全的”,表现在:一、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很多人是很弱的。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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