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其就职演讲中说道:“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别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首先要问的是,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对于总统阁下的演讲,我们不免有这样一种疑问,那就是:“生命尚若是为了国家、民族及主义,那么国家、民族、主义又为了什么呢?”
休谟曾指出“政治不是天然的东西,它是一种社会产物;这种社会产物不是发明的,而是逐渐发展出来的;社会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形态。”休谟认为,从没有政府的社会(所谓“自然状态”)到人们愿意生活在一起,并服从固定的权威,再到建立政府,形成政治关系,这是历史演进。他甚至认为,政府根本不是必需的,在一个原始野蛮的社会中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只是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才成为需要[1]。
他说:“起初,每一次首领行使权力的活动都是特殊的,它所针对的是具体的紧迫情况。由于他的干预带来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好处,这种权力的行使开始变得日益频繁;这种频繁性逐渐在人们之中导致了一种习惯性的,甚至是自愿的(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因而也是不稳定的默认。[2]”
那么,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休谟认为,那就是安全和利益。于他看来,人类虽然从没有任何服从权威的自然天性,但却有着追求自身短期利益的自然倾向。然而由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事物本身的运动性,及人类认知所存在的根本性的局限[3],这于个体的人而言,在其所能感触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预知、那么的不肯定。也正是这种不预知、不肯定,决定了我们个体的人,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是脆弱的。这时,作为个体的人,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量,他们意识到需要力量的集合,于是才会迫使他们放长眼光。也正是由此,我们就有了家庭、有了家族、有了部族、有了部落、有了民族、有了国家、有了政治、有了政治人物。也正是因此,我们可见的是,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其目的不为别的,只为互利与安全。
从上我们可见,人是作为目的而不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政治人物,是为我们这些具体的“人”的互利和安全服务的。至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制度和政策,只有在它们能够为我们这些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