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有选择的“二元对立”:崇高/卑鄙(英雄/庸人)、神圣/平凡、怀疑/相信等。在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这种选择往往倾向于前者。仅以几例为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雨夜》)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红帆船》)[5]
在“高尚/卑鄙”的对立之中,“卑鄙”与“通行证”相连,“高尚”幻化成“墓志铭”。存在于世的是“高尚”与“卑鄙”,而社会运行则反其理应轨道。“高尚者”的灵魂被铭刻成了碑文,苦难以灵魂的形式铭记;“卑鄙者”的形体通行于世,却也随时空的转换而变迁。“墙壁”、“铁条”、“残垣断壁”阻断了“正常人”的道路,更阻断了“英雄”的前途。
这种对立亦以另一种更彰显北岛诗歌性格的方式呈现:“英雄/庸人”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北岛《回答》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必,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诗人期冀“英雄”的出现,以拯救这个充满“庸人”的世界,以“英雄”的伟岸姿态站在“审判者”的高台之上。在“朦胧诗”的迅猛潮流之中,“大写的人”和“英雄”承担起了一个时代的意义,在反叛之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诗歌的行动之中,将“个人”凸显以表明诗歌的应有之义。“个人意识”和“英雄”占据诗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这与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写平凡的大师”[7形成了反向对照。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诗歌,只是中国80年代之后年代的变迁急剧了些。
在“神圣/平凡”的“二元对立”之中,“神圣”成了诗人的首选,这是“英雄”的应有之义,“高尚”的真正选择。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烙印》)
“神圣”和“平凡”是孪生,亦对立,这内“烫伤”的“手”和“心”是“神圣”和“平凡”的矛盾运动造成的。既然世人选择了“英雄”,选择了“崇高”,选择了“神圣”,那“怀疑/相信”就自动显现出来了。对于这个世界,以“怀疑”的姿态存在和审视。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