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彰。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虑其睹去徼幸。无罪过不忧惧。请谒无所听。财赂无所用。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此政之当崇者二也。
显善彰恶,将利害关系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代表“中人”的普通百姓,是对“刑礼兼用”的理论播散。
在整个复议肉刑过程中,荀彧的法家思想表现的最为明显。而对于他个人来说,日常的言行则几乎同《论语》所教儒家君子无所出入。最鲜明的一点是为人处事中的独立与包容——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
这种知世故而不世故,温和而不圆滑的处世态度,让他亲和众人,名彰同僚。能在陈群和郭嘉之间友好往来,也能在曹操与汉室之间竭力斡旋,挫锐解纷。也正是这种能力,让他一生都仗它居中不倚,最终也只能因它亡故。这是题外话,以后有机会再详写。
相比于法家色彩鲜明的个例,荀彧所表达期望的“圣人之治”、“王道两济”等理想化的大同社会出现频率更高些。如田畴封赏一事——
从征荆州还,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复以前爵封畴。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於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
田畴固辞封赏,曹操征询曹丕、荀彧、钟繇等意见。曹丕从田畴本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应夺其志,而应“嘉其节”。荀彧对曹丕的结论持认可态度,但他的考虑则不仅仅局限于一人一事。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
在曹操本人不愿以一人之事亏“王法之制”时,荀彧却表现出和申复肉刑时完全不同的通达,认为倒不如成就田畴的想法。这也对应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刑赏“三标”,荀彧明言田畴是三者中最高层次的“君子”,应该“以情”教化。他以成就“圣人之治”的理想化大方向为出发点,建议勿夺其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而荀彧的这种理想化大同视角,最为代表性的理论是“王道两济”: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