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声四重唱《我的中国心》是一首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歌曲。第一段表现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的深情,声音柔和轻缓、真挚深沉。当进入第三段“长江、长城”时,旋律起伏较大,情绪逐渐高涨,酣畅淋漓地抒发了炎黄子孙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深情赞美和无限热爱。再现的第四段,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深化,随着旋律的发展,全曲在高潮中结束。激昂而又深情的歌声,充满了对祖国欣欣向荣、不断壮大的自豪感。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激起了黄沾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创作了《我的中国心》。黄沾(又名黄沾)又找到香港歌手张明敏,对他说,你心中有中国,有名字,有中华民族,你到底有没有心?于是就把《我的中国心》送给张明敏演唱。1983年秋,为了筹备1984年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到福建和广东一带采访。一天,他们坐着一辆武警战士开的吉普车,在当时还很破旧的深圳奔驰时,战士车上偶然播放的一首歌曲,令央视导演激动异常。“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导演黄一鹤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坐在车上被这首歌曲给震动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歌是谁唱的呀?他说是一个香港的歌手,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要求他给我复制了一盘这个带子。”很快,黄一鹤导演就了解到,唱这首歌的是香港一名叫张明敏的歌手。于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写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