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史记》八书散佚了三篇,损失严重,然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到后来“三通”与历代会要的出现,更将典章制度等的研究发扬光大。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第三,纪传体对编年体史书的优点进行了合理吸收。如钱穆先生所言,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书中的许多事件皆需依本纪与表来厘清脉络。可惜后来的史家对此理解得并不通透,继承得并不好。
以《汉书》为例,昭、宣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是关乎汉匈战争成败的重事,其后匈奴降汉与此关系很大,然而在“纪”中竟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与连篇累牍的祥瑞记载恰成对照。至于“表”,大约是因为其费时费力,又易散佚,除了承袭《史记》而来的《汉书》,后世史书竟长期摈之不用,直至宋人编纂《新唐书》时才得以恢复,然其中编年之意已甚淡漠。好在编年体史书新高峰《资治通鉴》适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四,除编年体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虽然自秦以后,分封制为帝制所代,以致此体例为班固《汉书》所弃,然在乱世之时,此体例又显现出意义。后世《晋书》《新五代史》记叙割据政权时,使用了“载记”这一体例,追根溯源,此即“世家”之变体。
第五,由于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由是观之,《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