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中央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口提出的引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全面落实这一战略,必须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内涵,科学分析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深入探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周密设计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支撑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最主要的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提出的战略,是推动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遵循的战略。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万美元(9732美元),距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约有2100美元的距离。但我国能否跨过这段距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尚存在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甚至已跨过高收入门槛又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不乏先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两大原因:从经济增长来看,一国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增长的新动力;从发展的环境来看,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一国陷入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这两点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甚至可以说,发展质量不高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于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口识字率和预期寿命迅速提高,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的较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积极性,加之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体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强能力和高效率,我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追赶。但我国发展的“质量”短板亦相当突出,存在着经济结构有缺陷、技术瓶颈凸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矛盾。
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现代化才能走上坦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发展的实践表明,凡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快速追赶阶段结束后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并继续发展的,都是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的。相反,凡是追赶型经济体在快速追赶阶段结束未能顺利跨入高收入行列的,或者一度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后来又退回到中等收入行列的,都是发展质量不能明显提升的。因此,我国必须推动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否则我国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发展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住房水平、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营养水平、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水平和文化旅游等消费水平等,均有了极大提高。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城乡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质量和品位。
然而,我国在供给侧的现实却令人担忧,有些方面的发展不仅不能满足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需要,甚至不能满足人们在生活质量方面的一些基本要求。比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人民群众长期反映强烈,有些问题甚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大气、水、土壤污染和重要生态涵养区功能退化、农村环境质量差的问题,也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质量乃至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常生活便利设施比如城市低层住房缺乏电梯、轮椅通道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也凸显为制约千家万户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人民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要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七十多年之发展和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正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应的国家战略以适应和影响这一过程。另一方面,旧矛盾的积累和新矛盾的出现,诱发各国特别是大国进行战略调整,重新制定国家对外战略,一些大国甚至一反过去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愈演愈烈。
在这种“变局”之下,各国的相对地位必然发生变化。决定这种变化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的份额明显上升。然而,中国经济虽在规模上位列全球第二,但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核心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目前在全球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稳固。
我国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改变经济“大而不强”的局面,才能抓住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机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才能在国际“变局”中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创造条件。
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目标要求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提高发展质量,最基本的要求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全方位的、协调的发展。以其他方面的停滞为代价换取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的高质量,并不可持续。比如,忽视生态环境而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有悖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同样,一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而抑制经济增长,也是不可取的。再比如,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建设,导致收入差距严重拉大、社会阶层固化,那么经济增长本身也不可持续;同理,一味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搞平均主义,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一方面,一定的发展阶段必须达到一定的基本标准。比如,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产业在技术水平、生态效应、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等应该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否则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又是相对的,并且是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超越发展阶段提出过高要求反而会带来各种扭曲,不能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比如,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对标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社会保障水平,是做不到的。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不计代价地追求某些方面的过高标准,即使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某些目标,最终也会因为违背规律而对全局带来难以承受的负面影响。
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质量和数量从来不是对立的,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质变是量变累积的结果。高质量发展是以一定的数量为基础,离开了数量,质量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倘若GDP速度大跌甚至负增长,其他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也会受到拖累,甚至一些问题有可能激化,如社会就不能保持稳定。此外,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要求来看,发展质量的提升在许多方面的题中之义就是数量的提高,如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就是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等,这就要求建设更多的有一定质量的医疗、教育、服务设施。反过来,质量改善也会为数量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好条件。比如,资源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今后可以用同样甚至更少的资源能源带来更多的产出。再比如,和谐的社会可以凝聚起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发出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动物质财富快速积累。
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效率高,经济运行平稳。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高,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较小。宏观供求关系动态、持续地相对平衡,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大体平衡,经济运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短缺。
第二,工农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安全可靠,质量不断提高,符合国内外主流市场的要求。当然,产品和服务并非质量越高越好,还要与市场标准可接受的程度相适应。
第三,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技术要达到同期世界主流水平。有相当一批产业能够达到价值链高端和世界技术水平的前沿,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持久优势。产业升级对技术的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
第四,制约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短板得以补齐。对于那些现行技术水平、产业供给能力之下本来可以解决,但因为政策和体制不合理而长期未解决的群众反应强烈的短板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尽快加以补齐。
第五,现代化诸方面的均衡发展。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五大领域内部亦没有明显的不足。
第六,国土空间上的均衡发展。城乡、区域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格局,生产要素、人口、经济活动和产业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配置格局符合效率原则。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上实现均等化。各地国土空间开发程度和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
第七,更加公平的成果分享。收入和财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社会阶层流动性较高,全体人民都能够通过公平参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实现自我发展。
第八,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形成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并提高生态自我修复更新能力,城乡人居环境优良。
三、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体制性原因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是“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体制机制不仅很难继续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一些方面甚至可能制约高质量发展。
(一)要素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潜力
中国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要素市场化程度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资金要素方面,金融服务对象以国有企业、大企业和政府性投融资为主,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领域等薄弱环节服务不足;金融供给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仍不成熟。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由于养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且不能随劳动力跨区转移,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降低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土地要素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农村土地要素未被充分盘活,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阻等问题。如果说在高速增长阶段,发育不完全、不充分的要素市场尚可支持当时的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市场不健全已经成为降低资源流动的成本、实现要素合理配置的主要制约。
(二)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待提高
产品质量一头连着生产环节,一头连着消费环节,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既关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满足,更关系到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释放。低质产品不仅为消费者所抛弃,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总成本的增加,使经济社会发展付出高昂代价。我国产品的品类齐全,大部分产品也能满足常规功能性要求,但在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都有待提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质量基础设施看,我国在计量、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等领域存在差距,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才刚刚接近1%,被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53%。从市场环境看,由于知识产权、品牌商誉等体系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信号失真,“优质”无法体现为“优价”,中高端消费市场存在“优不胜、劣不汰”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导致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大量中高端商品和新兴服务消费需求外流。从社会文化方面看,近些年来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的环境建设和制度基础有所削弱,企业更热衷于追求营销模式的创新,而对工艺提升和质量改善的重视不足,专注敬业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为稀缺品
(三)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短板犹存
核心创新能力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制约我国产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瓶颈。中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基础工艺和基础产业技术尚不牢靠,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存度比较大。从促进创新的体制环境来看,目前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够强,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尚未实现自由、充分的流动和组合,阻碍创新的诸多藩篱仍有待破除。从创新资源共享机制看,科技创新资源仍然存在着分散、重复和低效的问题,“打包”、“拼盘”、任务发散等现象仍较突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从创新激励机制看,科研成果的资产属性定位尚不够明确,从而影响了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市场价值创造能力,没有充分激发出研究人员开展原创性创新的积极性。从创新政策协调机制看,各部门政策不协调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如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之间、开放创新与外资管理体制之间等仍有待进一步协调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