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违背人性和个人崇拜性质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特别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最大变化。
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领导集体面对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发展主流意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国内,“左”、右两种思潮都以新奇而又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内的严峻形势,作为当时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在意识形态上两线作战,既要同“左”的思潮继续作斗争,又要和右的思潮作斗争,探索和建构改革开放以后所需要的意识形态。邓小平这一次再也没有让我们党重复以往反倾向的历史:反“左”生右,或以右反“左”;反右生“左”,以“左”反右。他一开始就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主要是防“左”。
当时在国内,“左”的思想最典型形式就是“两个凡是”,为了突破这一看似“革命”的极“左”思潮,邓小平毅然地支持1978 年上半年出现的“真理标准讨”。右的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人们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能憎恶,有人大谈“淡化意识形态”、“拒斥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公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人民民主专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寸步不让,把这一思潮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为“精神污染”,并鲜明地地主张给予坚决的反击,要在意识形态上同时反击“左”与右。邓小平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出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观念的确立,使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重新定位到它的应有位置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它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但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维护经济基础本身,而是通过服务于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检验意识形态工作的最终标准不只是它对经济基础的服务关系,而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实际作用。邓小平看到了这一最终标准,在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把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路彻底扭转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驶进快车道,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原有的思想意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