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2、“相约建党”是对一段历史背景的概括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当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文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钊同志事略》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依据。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为什么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呢?这是因为高一涵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高一涵原名永浩,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于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们都到日本留学、同在北大任教、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等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3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以这种历史渊源形成的深厚私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该是可靠的。1926年,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写道:“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以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的形成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把高一涵的历史回忆概括为“相约建党”,并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合起来使用的呢?
2001年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文章论证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提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文中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梳理发现,1983年3月由著名历史学家、党史学界前辈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稍加留意,以上这段文字后面一句话里,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节——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如此看来,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相约建党”,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这段叙述。
“也许受这段叙述的启发,在此后的报刊上出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概括。”1986年5月,虞崇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文章,文章题目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9月由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编著,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一书,在第二章中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标题出现;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讲内容,然后结论性地写道:“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可以视为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权威使用。
标签:李大钊陈独秀五四运动民国时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