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认为,分析“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的主观因素固然要重视,但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因素。解放初期,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都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7]“一,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其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经济内阁’出现的体制性因素。”[8]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于法无据,又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组织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如果认为国家计委是与上述机关“平起平坐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那就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但有权进行这种修改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而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也不能以新设立的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政治地位较高来“证明”它与政务院“平级”。其次,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计委及高岗的工作职责范围的安排来看,也不能得出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的结论。国家计委“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的说法难以成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