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煤矿数量太多,基数太大,矿难发生的数量也会较多。大型的煤矿通常安全投入比较多,小型煤矿通常比较少。两个特点带来的结果是,小煤矿出事情的概率比大煤矿要大。”林伯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煤矿出事概率相对较大,带给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大。从环境的角度考量,地方政府可能觉得有必要趁这个机会把它关了,否则留着会冒风险。”
不过,煤矿并不是一关了之,仍然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政策变化比较快,不稳定。近10年来,煤矿关闭标准从3万吨,升级到6万吨、9万吨、15万吨和30万吨,一个煤矿投资周期三年起步,很多煤矿刚扩能完毕就需要继续扩产。一些煤矿老板往往因为煤矿的快速关闭,收不回本金,亏损严重。”王洋说,他见过了很多人举家跑到外省或者国外躲债。
“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关停上限标准,很多投资者就会仔细衡量要不要投资。” 王洋说,前些年,重庆加大关闭煤矿力度的时候,平均每个煤矿财政支持600多万元,用来处理工人的养老保险、伤残等问题,这对于各区县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当地煤矿关闭,还直接影响产业链下游的发电厂。曾在重庆国营煤矿担任中高层的刘宁介绍,往年,建在松藻煤矿矿口处的重庆安稳电厂,运输成本低,成为重庆十大发电厂中屈指可数的盈利企业。如今,该电厂从外省购买煤炭,每天增加的成本就超过500万元,“每年的用电高峰期,从外运煤的方式也不能保证十大电厂的需求”。
民生方面,刘宁介绍,“重庆煤矿从业者超过两万人,停产在家的工人月工资600多元,还不够抵扣五险一金,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此外,停产影响的上下游行业范围就更广泛了。以永川为例,煤矿产出的大量煤矸石,很多制砖企业就近建厂,利用煤矸石生产空心砖。煤矿不存在了,这些砖厂也难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宁无奈地说。
林伯强认为,小煤矿关闭是趋势,问题关键是如何平衡风险跟效益,“一刀切的关闭方式,好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见效。但现实当中,问题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这些小煤矿能够创造效益,仅靠堵的办法只能作用于一时,风头过后,依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地方政府要想关掉小煤矿,必须解决整个煤炭产业转型的问题,不能放置不管,否则就容易酿成大的社会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齐明、刘宁、王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