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一个偶然的机会,道士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文献(少量为刻本)。文献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4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震动了整个世界。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写本为抄写于东晋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经》(甘博1号),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七月十五日敦煌王曹宗寿、夫人氾氏添写报恩寺藏经录》(俄弗32号),前后跨越600多年,历经十余个朝代。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质,也长期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包括避难说、废弃说、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物说、排蕃思想说、三宝崇拜说等,众说纷纭。其中提出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避难说和废弃说。所谓避难说,是指藏经洞的封闭是为了躲避战乱。在某种紧迫的威胁来临之前,僧人把经卷、绢画等封存起来。至于躲避什么战乱,又有种种猜测,迄无定论。废弃说是指藏经洞的文献都是废弃不用之物,但又不宜随便丢弃,便集中起来加以封存。但以上种种说法,都有较多的猜测成分,未能得到广泛认同。
1990年,施萍亭提出,藏经洞文献应与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有关。荣新江也认为“道真从各寺收罗来的古坏经文,也作为有待修补的材料保存在三界寺,并最终进入藏经洞”,“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郑炳林进而认为“藏经洞出土的藏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藏经洞是三界寺的图书馆”。林世田等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考察,认为“藏经洞文献文物与道真收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修补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
近十年来,本课题组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是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它们确实与道真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在这个话题正式展开以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本文关注的核心人物——道真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