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红军通过浮桥一举渡过赤水河,向西推进,摆脱了险境,然后兵分两路先后进入四川叙永县境内。
因这里川军兵力较强,红军不得不放弃北渡长江的方案,迅速转向云南扎西。国民党方面发现红军主力动向,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2路前敌总指挥,下辖4个(后扩为6个)纵队,分别以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为纵队司令,分别向扎西地区推进。
就在蒋介石全力部署对扎西红军的“围剿“作战时,中革军委已经发现向川北发展的计划难以实现,转而“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首先“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由于遵义会议后即遭受土城战役失利,再加上行动方向忽南忽北,部队指战员中颇多怨言。因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能不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改变前进方向的必要性,并告诫红军指战员:“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有实际的战果来振奋军心。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于2月8日再渡赤水,重新出现于黔北地区.出其不意地于28日再次夺取了遵义城,并顺势拿下了桐梓。红军的这一回马枪,一举击溃了王家烈8个团,重创吴奇伟2个师,仅抓获俘虏就在千人以上,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3月14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主力进驻黔北仁怀县东南的鲁班场,抢修工事,据险扼守。
中革军委于当晚下令第3、5军团夺取鲁班场及茅台、仁怀、坛厂一带,以掩护主力再渡赤水。次日,林彪指挥部队对周浑元部发起猛攻,虽未夺取鲁班场,但掩护了主力顺利地三渡赤水。20日,发现红军挺进川南的蒋介石急令部队加紧部署和行动,争取聚歼红军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和毕节、仁怀以北地区。
没想到,红军三渡赤水后,只是佯作北渡长江之势,21日晚即从太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四渡赤水,把国民党重兵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区。
29日,红1军团抢渡乌江,然后红军主力大举渡过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3月初,中共中央提出赤化全贵州的计划,试图在贵州地区寻找立脚点,建立根据地。但4月间国民党“围剿”军依旧穷追不舍,步步紧逼,红军不得不由清水江西岸转进贵阳、龙里地区,然后穿过湘黔公路,渡过北盘江,转入云南。
4月29日,中共中央再度提出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创立川西根据地的设想。10天后,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在会理地区稍事休整后,部队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因水流过急,难以架桥,遂又分兵直扑泸定城,凭借22名突击队员,在火力掩护下,冒死攀爬着冲过了只剩下悬挂的13根铁索的泸定桥,歼灭了桥头的守敌,使大部队能够于6月2日全部过河进入了川西北地区。
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在1月22日就已经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明“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要求红四方面军给予配合,“迅速集结部队”,“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随后,虽然中共中央于2月16日告诉红四方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将不得不暂时改在川滇黔区争取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仍旧按照原定计划,在3月初发起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主力先后于塔子山附近和鸳溪口及阆中以北渡江成功,随即攻克剑阁、阆中、南部、剑门关、昭化等地。4月10日,第9军渡过涪江,围攻江油的武都镇,主力并在江油以南打援,歼灭川军增援部队4个团。然后,红四方面军横扫中坝、彰明、青溪、平武、北川,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也因此扩展到5个军11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已有将近10万之众。
由于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开始向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军主力四面合围而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转而向岷江地区转移,以策应已经渡过金沙江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5月15日,红军攻克茂县,然后分兵三路,一路向北上松潘,一路向西北上黑水,一路南下威州,成功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6月5日,第9军一部攻占了西河口,并于3天后占领了懋功以及南夹金山下的要镇达维。而6月7日,中央红军也占领了天全,并在第二天突破了川军防守的芦山、宝兴防线,之后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12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终于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胜利会师。16日晚,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
四、北上决策的做出
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作为中央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首先作了报告,明确认为新的战略方针应当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显然,周恩来的主张中包含了将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手,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张国焘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坚决反对中共中央的提议,相反,他也承认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因雨季容易造成部队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往甘南发展是有利条件。
因此,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关于松潘战役计划》等文件,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要打到苏联边界去,即使只是打到外蒙古去,从甘南俄界出发,至少也还有几千里路程。不算追兵和国民党可以新调集的部队,中共中央这时了解到的就有70多个团的国民党军会进行拦截和阻击。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但中共中央毫不犹豫,迅速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径直北上。就在过渭河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报纸,得知在陕北一带竟然还存在着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
随后,中共中央在与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消息。于是,原本准备打到苏蒙边界去的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的一次会议上,明确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向陕北进发。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在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甘北会宁、静宁的封锁线后,翻过六盘山,经三岔及老爷山,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吴起镇,终于在陕北落下脚来。
计算下来,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这支红军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等十多个省份,徒步跋涉上万公里,一路风餐露宿,抛头颅洒热血,从最初的8.6万人,到达陕北苏区时只剩下不足6000人,其间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击退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完成了这一在军事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转移的成功,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此后走向成功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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