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顾钰民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基础。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五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制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高到新的阶段,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 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16。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我们逐步构建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9,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演变轨迹的高度概括,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伟大觉醒带来的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我国实现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折,这一重大转折的鲜明标志就是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4 这里说的伟大觉醒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拨乱反正,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创造,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伟大飞跃是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飞跃,这一切都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改革开放结出的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使我国从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走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和深邃意蕴。坚定“四个自信”的主体内容和基础是对道路和制度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当然,“四个自信”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本身就蕴含着“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的细化,是对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不同方面和内容的具体化、专门化。
“四个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的自信,也是对中华民族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自信。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不可分割,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是一个整体,没有中华民族站起来,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以站起来为前提和基础的。站起来意味着中华民族从处在被剥削被压迫境地、没有国家主权到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个自信”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是实现了中华民族富起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功绩是实现了中华民族强起来。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道路和制度的自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民能够直接感受到、体会到的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新时代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我们的发展和建设,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二、 改革开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在此之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不但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而且基本上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更谈不上二者的结合。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逐渐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两种所有制的对立演变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对立。由此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个误读,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延伸理解为两种经济运行方式的对立。历史地看,这是理论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因为理论总是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如果脱离时代或者落后于时代,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就会失去母体,就不能对现实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和反映,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2]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4]633“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的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4]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