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都是取材于战国时代。他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但这根本也就是悲剧的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因此,郭沫若在充分把握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展开了他大胆的想象,对具体史事运用极为灵活:一方面,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尽可能“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为了表现自己主题的需要,又进行了自由的虚构与改造,这包括“无中生有”地“造出新的历史人物”(如《屈原》里的婵娟、卫士,《棠棣之花》里的酒家女)。
郭沫若历史剧的[故事梗概]
屈原郭沫若
公元前313年的一个早晨,在楚国郢都的一个桔园里,三闾大夫屈原正在放声朗诵新作的诗《桔颂》。他的学生宋玉来了,他们谈诗论桔,由桔树的品格论及做人处事的道理。屈原赞扬桔树的“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他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愁容”;“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因此,他希望宋玉也“能够像桔子树一样,独立不倚,凛冽难犯。要虚心,不要做无益的贪求;要坚持,不要同乎流俗;要光明磊落,永远保持品节。”他特地对宋玉说:“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要紧”。宋玉点头称是。
当时在楚宫内廷里,南后郑袖正与上官大夫靳尚策划着一场阴谋,陷害屈原。因为屈原不同意秦国丞相张仪提出的秦楚和好、与齐国断交的建议,他看出张仪的话里有阴谋,所以劝告楚怀王不要听信张仪的话,不仅不能与齐国断交,还应加强两国的友好联盟。张仪见楚怀王不接受他的建议,“觉得没有面目再回秦国”,便威胁南后郑袖,扬言他要到魏国去选些美女送给楚怀王。南后很害怕,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一面派靳尚送礼物贿赂张仪,一面设计离间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促使国王接受秦国的建议。就在国王准备给张仪饯行的那天,郑袖请屈原入宫,以看歌舞排练为借口,在国王快要走入宫门的时刻,她谎说头昏倒在屈原的怀里。当她发现楚怀王已看到这一切时,她又反诬屈原“调戏”她。楚怀王信以为真,暴跳如雷,大骂屈原是“疯子”,“狂妄的人”。并不准屈原再说话、申辩,当即把他逐出宫去,罢免了他的左徒官职。随后,怀王便接受了张仪的建议,与齐国断交,同秦国联合起来。屈原受辱被逐,悲愤至极,但他最痛心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楚国的社稷江山,可是,国王已听不进他的话了。他愤怒地撕毁了冠带衣裳,走出宫去。当他浪游到楚国东门时,南后又当着楚怀王和张仪的面戏弄屈原。屈原忍无可忍,怒斥张仪阴谋灭亡楚国的野心,并揭露了南后贿赂张仪的阴谋,再一次触怒了南后和楚怀王。楚怀王下令把屈原抓到东皇太一庙里监禁起来。屈原遭诬陷受贬,他的学生宋玉离他而去,随着公子子兰搬进宫去。但楚国的老百性爱戴屈原,都为他抱不平。他的侍女婵娟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他,因为她揭露了南后诬陷屈原的阴谋也被囚禁起来。到了晚上,婵娟为一个同情她的卫士所救,来探望屈原。屈原受屈,夜不成寐,尽情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南后为杀人灭口,让太卜郑詹尹送毒酒给屈原,婵娟代饮惨死,卫士怒杀放毒者郑詹尹,又点燃了庙堂。屈原把写给宋玉的《桔颂》诗重献给婵娟,与婵娟的尸体在烈火中升腾。然后便随卫士一块出奔,向着那自由、光明的地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