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的,更何况是“变法”这种对整个国家都影响深远的事呢?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这次变法,必须承认,有利有弊,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很难讲得明白的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写出一点我的想法,以供参考。
在那个时候,宋朝就像一个生了重病的人,有一个医生认为应该缓缓治之、顾护正气;另一个人则觉得重证当用猛药,急下存阴;还有一个人则觉得就不应该用药。在这个位面的历史上,病人采取第二个人的方法,他上吐下泻,好不容易快要好转了,但免疫力也因为该名医生的疗法有所损伤之时,他就冲去跟人打架,后来还暴饮暴食、纵欲,在冷天用冷水洗澡、脱了衣服睡觉,他不死谁死呢?总不能因为病人在稍微好转的时候到处浪害死了自己,就彻底否定了医生的治法吧!历史没有如果,我不知道要按第一个人说的这个病人能不能活得更久,我只知道按第三个人说的那就是等死而已。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王安石变法加剧了党争,对于宋朝的灭亡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不是主要责任,不能以此彻底否定这场变法,毕竟病人不是死在上吐下泻的时候。
宋朝当时问题很严重这是可以确定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其实也大多认为变法是势在必行的,只是怎么变、由谁来变、变法是要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罢了。所以我觉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而结果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毕竟确实是富国了,也确实革除了前代的一些弊端,而且后世一些制度是继承下去了的。但过程嘛,就值得商榷了,可以说存在许多弊端。这就是我的想法,对于王安石变法,出发点值得肯定,过程比较复杂,结果令人遗憾!
而变法最终造成这样的局面不是一句“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与反攻”就能解释得了的,也不能用推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去解释,要是这样那就变成那场新旧党争的延续了。变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时间、各个阶段都是不同的,熙宁年间与元丰年间就有很大的不同。也有许多人参与其中,不只制定者、执行者和反对者会对新法造成影响,就是被动接受新法的百姓也会间接地影响新法。也就是说,变法这件事充满了变数,有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他不周知社会的,但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就是现在想要周知社会都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更何况那个时代呢?
说点其他的,以小见大。我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募役法的论文,里面提出募役法本身也是会演化的。在熙宁年间,朝廷为示公正,对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