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的最终目的在于破解《山海经》。建立在对于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同情的了解”的态度上,刘宗迪认为“昆仑”并非地理意义之山,而为“观象时”之“明堂,’;“十日”亦非十个太阳,而是“十时,’;“女蜗补天”中的“天”亦非实体之天,而是历法之天;龙亦非自然现象,而为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是一种文化意向与意识形态……刘宗迪将《山海经》中《海外经》与《大荒经》的“地理学误解”与“神话学误解”分开,从而“向人们展现出一个独具神韵的学术视野”:这就是《海外经》与《大荒经》非地理之书,而为天文之书。通过《山海经》与上古历法制度之间渊源关系的揭示,刘的看法力图颠覆《山海经》一书的传统理解。正如刘宗迪自己所说,此说“与关于《山海经》一书的固有成见和流俗之见大相径庭,肯定出乎众人意料,甚至令人难以接受”。然正如作者所说,“证明《海经》地理出于虚无,从根本上瓦解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对《海经》地理学解读和考证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排斥对《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的考索……”作者的着眼点放在了“想象的地理”是如何被理解为“现实的地理”,围绕这一着眼点,作者动用了其民俗学之“家法”与考古学之“证据”,将《山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如“厄丁解牛”般悉数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