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5 年 8 月 20 日,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又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政治、 司法、道德和历史认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痛苦自省和内心拷问。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 20 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包括证人的 证言进行了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创联邦德国成立后对 纳粹罪犯审判报道之最。 奥斯维辛审判对德国战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 国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纳粹罪行再教育, 并由此激发起一种在道德及良知上 进行自我审判的强烈意识。 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德国知识精英首先对奥斯维辛 审判作出反应,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和评论,引发了 60 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 认识的大辩论, 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 界再次被卷入其中。 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 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 1965 年 1 月公开提出, 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 而且应该延长 1965 年 5 月 8 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 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 达伦道夫同 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 60 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 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 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在奥斯维辛审判涉及的犯罪事实不断被揭露和时效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情况 下,联邦议院不得不继 1960 年对追诉时效进行辩论后再一次作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