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冠肺炎的最初传播与人口流动迁移无关。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家级超大城市。它们与武汉的联系并不在于人口流动迁移,而是紧密的商务和旅游。这些城市的确诊病例数在春节之前、春节期间和春节之后均位居全国前列。因此,无论是否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大规模的春节返乡,这些超大城市在任何流行疾病面前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暴露和风险。
其次,流动人口的返乡团聚对疫情扩散全过程的解释力也相对有限。诚然,整个春节期间至2月2日假期结束,作为武汉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湖北省周边城市的确诊病例数急剧增加;然而,在这些周边省份,所有省会也无一幸免地爆发较为严重的疫情,甚至比临近湖北的城市更为严重,而这些城市到武汉的流动人口显然没有那么多。过去二十年,我国的铁路和航空客运量分别增长了三倍多和近十倍,远超流动人口增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内陆化趋势,省会等特大城市之间的商务旅游联系已经非常频繁并将持续加强,在未来的流行病防控体系中应给予高度重视。
再者,远距离的经商者比近距离的务工者具有更强的疫情扩散能力。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参见:离武汉越近,新型肺炎发病率越高?现实可能更复杂)。进一步地,基于城市层面的时空图谱,结合流动人口数据,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距离疫情中心武汉约800公里的两座沿海城市温州和台州,最早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两地到武汉的大量流动人口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地到武汉的流动人口以经商者为主,与湖北周边城市到武汉的务工者不同,因此其扩散的速度和强度与后者有本质区别。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中经商者的比重已超1/3,他们具有比务工者更强的流动性和更复杂的社会网络,流动人口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未来流行疾病的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我们看到,在武汉封城之后,仅两周的时间,国内疫情的空间分布就已经基本稳定,治愈病例也很快超过新增病例;即使假期结束后,部分工作人员的复工也没有导致明显的变动。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当机立断的封城决策显然对全国疫情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周潜伏期之后,跨城市的迁入型病例几乎消失;第二,各地城乡社区严防严控的策略、全国人民的积极配合和伟大牺牲保证了几乎全国同步的疫情控制效果。正是在这样的疫区果断封城、全国联防联控前提下,才保证了后期逐步复工的过程中并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