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 牵涉到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界定问题,笔者主张在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 “理性”这一概念,即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行为特征 而已,而且这里的“利”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满足”等,因此,我们支持认为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是“理性”的观点。但是,那种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却不适合解释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行为,我们认 为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理性”,这种理性思维所考 虑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第一”,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对于广 大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而 非选择“并非最优的行为方式”,这才是传统农民更为真实的内驱力。这 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压力,但由 于安土重迁的乡土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乡民一般是不愿 意背井离乡的,因此,只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就宁愿 守着这收益明显降低、边际收益不断递减的土地,被迫忍受着一种过密化 的农业经营”。[9]因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是无法完全用“理性经济 人”解释的。也正如黄宗智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 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 家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 (四)乡土文化的伦理本位特征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上产 生的,因此它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依附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个人 本位的,也不是社会本位的,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