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通中西文化,创造性地转化西方美学
1897年10月14日,朱光潜诞生在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阳和乡吴庄(今铜陵市枞阳县麒麟镇阳和乡岱鳌村朱家老屋)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在世纪之交的二十余年里,朱光潜不仅接受了近十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启蒙和训练,更接受了长达十四年的西方现代教育的科学洗礼,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他试图兼容和调和两种不同文化的过程。其最终融通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其思想的内在质地,中庸原则、实用理性、入世精神是其终身恪守的为学和为人之道;西方现代文化成为其思想的外在表现,自由原则、审美感性、出世精神是其忠贞不渝的学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二者有机地统一于他的精神世界。
正是这种中西融通的追求和努力,使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即以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各种现代心理学美学的理论为骨干,补之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概念,建构起一个中西结合的心理学美学体系。比如,《文艺心理学》从体系上看,基本上是以西方美学理论和范畴为框架的,但具体论述中,却处处结合着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文艺创作经验,两者互相印证,达到“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与此同时,在理论引介的过程中,朱光潜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精神改造西方学术话语,表现出一种援中入西的文化改造的态度。比如,他把西方近代美学(如康德、克罗齐等)总结出的审美超功利性质与提高人生境界这样一种追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西方学者从艺术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学术化的审美原理,泛化为人生的艺术化追求的原则(“学术的人生化”),同时还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追求超越的人生价值取向:这可谓朱光潜接受西方美学的创造性表现。
毋庸置疑,这种带有中国“经世致用”色彩的转化理路,虽然偏离了西方美学倾向于纯粹学理探讨的理路,但却打通了学术与人生之间的通道,更接近于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根本使命,实现了学术生命与个人生命的共振与融合,给青年后学树立了榜样。
二、“谈美”净化人心,为青年提供一帖“清凉散”
朱光潜不是一个侈谈美学理论的“空头美学家”,亦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先生,恰恰相反,他的美学是充满现实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美学,与青年人“谈美”正是其美学理论的通俗化,其人生理想(“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现实化。
1932年,留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朱光潜,在忙于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的间隙,再次和国内青年“通信”。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他既不谈战争苦难,也不谈政治局势,却专门“谈美”:这似乎又是一次“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反常之举。”在《谈美·开场话》中,他首先开诚布公道:“现在青年不应该再有复杂错乱的心境了。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盆八宝饭而是一帖清凉散。想来想去,我决定来和你讲美。讲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
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中,朱光潜虽然谈了读书、作文、社会运动、恋爱等各种话题,但其根本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而三年之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和国内政局的不断变化,许多“不幸的事变,刺耳痛心的新闻”不断传来,使他越发感到“政治救国”的渺茫;而当他听到青年朋友的惨死、废学、忙于追求高官厚禄的信息时,比听到日本出兵东三省和轰炸淞沪更伤心:这些沉重的消息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青年的命运。在如此紧迫的时局下,如何才能真正拯救青年、拯救国家呢?
与某些爱国人士在“制度建设”上孜孜以求不同,朱光潜坚持向“人”自身求取答案。因为在他看来,国家之不幸,社会之混乱,青年之沉沦,主要原因并不只在于“制度”问题,更在于“人心太坏”,他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也就是说,“人心太坏”是造成中国社会乱象丛生的主要原因,“净化人心”才是紧迫时局之下最应解决的根本问题。
而人心之所以坏,则是由于“未能免俗”,所谓“俗”,无非是像蛆钻粪似的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比如藉党忙官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以及冒牌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俗不可耐”。朱光潜自谦为“还是一个未能免俗的人”,但“时常能领略到能免俗的趣味”,之所以能领略到这种趣味,“自信颇得力于美学的研究”,而这十二封“谈美”的书信正是他美学研究的心得或者说美学思想的通俗表达。相较于较为专业的《文艺心理学》,明白晓畅、娓娓道来的《谈美》无疑更能承担起普及美学的重任,真正为现代青年提供一帖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清凉散”。
三、倡导美感教育,“怡情养性”最终“复兴民族”
作为美学家和教育家的朱光潜,提倡美育是水到渠成、当仁不让的。如果说,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引进西方美育理论、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育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中国美育问题的思想家,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提倡美育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活动家,那么,朱光潜则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中国研究美育最深、美育观念较新、而且在这方面理论成果最多的理论家。
为什么要提倡美育呢?在朱光潜看来,智育也好,德育也罢,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人“免俗”,平复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复杂错乱的心境”; 而之所以“俗”,则是由于缺乏美感修养。因此,要使人们超越“有所为而为”的实用之境,要使人心净化,获得美感修养,我们就必须寄托于美育,正如朱光潜所希冀的,美感教育使现代青年人成为有“趣味”的人,有美感修养的人,使其人生成为美化(即艺术化)的人生:这是朱光潜毕生的心愿所在,亦即其美感教育的目标所在。
当然,朱光潜倡导美育的根本目的不仅仅在于通过美育把人变得精致一点,讲风度,有趣味,过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更在于希望美育能为中国现代世风挽回颓势、使礼崩乐坏的人心不再变得很坏,归根结底是希望“复兴民族”。正如他在《谈美感教育》结尾所言:“现在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必须恢复周以前歌乐舞的盛况,这就是说,必须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事实上,他的美学著作正是“提倡普及的美感教育”“复兴民族”的最好教参。
所谓“美感教育”,用朱光潜的话来说,就是“怡情养性”,也就是通过非功利性的、超越狭隘物质利害关系之上的审美活动(尤其是文学、音乐等艺术),使受教育者的个人情感得以解放,爱美天性得以生展。从个体方面来说,可以维持心理健康,升华情感,由此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从群体方面来说,能够打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伸展同情,从而加深对人情物理的认识。因此,作为国民教育的有机部分之一,“怡情养性”的美育无论对个人(净化人心)还是对国家(复兴民族),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且不可替代。
最后要说的是,“美学”不仅是朱光潜一生思考的学术问题,更是其努力践行并有意传达给青年的一种生活态度。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曾写道,朱光潜在武汉大学当教务长时,有一次邀请她和另几个学生到家中喝茶,深秋时节,他住的小院子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作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一把扫帚说要帮老师扫枯叶,他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到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是怎样的一种自由诗性的审美情怀,又是怎样的一种润物无声的美感教育啊?只是,朱光潜没有想到,随后的政治“风雨”会来得那么迅疾猛烈,那么缺少美感……
【发表于《安庆晚报》,2016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