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下党党员张文澄回忆:“住机关的女同志思想工作很难做,她们都有一股到外面跑跑,干一些实际革命工作的热情,一住机关,就得像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呆在机关里,应付周围环境,有时还要担负起厨房炊事工作。如果生了小孩,还得养育孩子。男同志出外,晚上迟回,她们就会担惊受怕,心神不安。因此,住机关的女同志思想上很压抑,不知有多少女同志经过思想斗争后,才乐于当此无名英雄。” 在一些地方党组织,还发生了女党员擅自离开机关的问题。1929年11月30日,顺直党组织工作报告中提及一名新从北平调来的女同志:“她身为女主人的秘书处,每月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睡在那里,有时因我兼交通与接头的事,屋子里常时空锁着(全栋房子),实不成样,而且危险!关于这些,不能不说是负秘处责任的同志之缺点。” 对于机关男党员而言,走出“家庭”(机关)进入公共空间执行任务也并无轻松心情。一旦离开机关外出,党员既要考虑途中暗探盯梢与军警搜捕的危险,也要预想回来机关已经被破坏的情况。因此按照中共秘密工作要求,党员在出门前总要做好充分准备。当时在上海负责全国总工会工作的罗章龙把这段地下生活记载了下来:“有时外出时随时警戒如临大敌。出门前自己必加以检查,如信封地址、电话号码、人名、记事簿一律不得携带,此外凡不合身份的物品也在禁止之列。但应随身携带一点零用钱及水笔拍纸簿邮票等等,以备万一被禁时应用。出门时并应于同居人约定进门时的暗号以及在住宅发生搜查事件后会见的街道或旅馆、被捕后拟用的代名及口供及失去联络时登报寻找广告等等。”用“如临大敌”形容走出机关的心情并非夸张。仅1932年一年,上海市警察局就逮捕了约250名党员,可见形势的严峻。 内外要求 在复杂的白区环境下,中共对于机关中的“革命夫妻”有更为严格的内外要求。 1927年国共分裂后,深谙中共组织渗透能力的国民政府与租界工部局不断强化防共反共举措,通过排查住店旅客、排查住户户口,实施住户联保,形成一套严密的基层监控网络。中共地下党既要警惕国民党军警,还要应对居住的周边环境。一旦言行举止不当,暴露中共党员身份,难免遭致房东或邻居检举。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曾公开活动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1929年4月,湖北省地下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及武汉法租界的房东与巡捕房:“我们的举止行动,他们都有相当的认识,这是我们屡次的破坏,他们得出的经验,什么样的房客搬进去,他可以推断得出来。特二、三区佃房子,不仅是五家联保,还要呈报巡捕房来调查你的来历,要是言语支吾,马上就会不妥的。”而从居住环境来看,除了少数重要机关必须租用独栋楼房外,大多数机关限于经费,只能租赁在人口庞杂的弄堂里巷,使得情况更为紧张。 在这种环境下,机关党员能否符合掩护身份的角色,直接关系到机关的存亡。中共中央为此多次颁布秘密工作要求。其中,192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颇具代表性。该文件就秘密工作的十个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而每项要求下又有更详细的分类说明,从机关家具布置,到人员举止言行,涉及诸多日常细节,可见中共中央对此极为谨慎。各地党组织也曾先后颁布过此类规定。如顺直省委要求:“住机关同志,不可名义上称为夫妇,行动上却毫不相关(如住两个屋,一个房设两床之类)以引起房东的怀疑。”江苏省委也要求:“秘密工作要建筑在日常生活中,要无时无刻、一言一动、穿衣吃饭都要注意到秘密条件,养成很自然的态度和习惯,才不致临时仓惶,无法应付。” 而在1930年代,中国城市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已颇为丰富,包含牌局、宴请等诸多社交娱乐活动。“革命夫妻”也需要了解这种生活方式,以便掩护机关工作。例如,以牌局掩护开会就是当时颇为普遍的方法。谢怀丹回忆:“当时的机关一般都有这些特点:有女的住家;租单独楼房,不与别人同居,也不与左邻右舍往来;有一副麻将牌,楼上开会楼下搓麻将,劈劈拍拍,掩护楼上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