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风暴乍起,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3.靳尚谊、赵域复制版。"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延安时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而这时的董希文病情已相当严重,改画的任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恩师董希文,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又一个版本。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这幅复制的《开国大典》还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4.恢复原貌、还原刘少奇和高岗。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画库里。
《开国大典》历经风风雨雨的磨难,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此幅《开国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原作因在"文革"中作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又不能恢复原貌,只能存放在博物馆的画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