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胡惟庸谋逆,事多不实,大抵系朱元璋意图剪除淮西集团势力所欲加的“罪过”。我在「欲济有舟楫」专栏内涉及明初倭寇话题时对胡惟庸案有过一些论述。欢迎移步:
这里专门谈一谈朱元璋加在胡惟庸身上的“谋逆罪证”之一——通倭。
胡惟庸通倭,真的是被朱元璋冤枉的吗?或许未必。
在明代人的印象中,与日本发生瓜葛且能被冠以“汉奸”的,除了后来嘉靖朝同样被诬陷为“通倭”的严世蕃,首当其冲的,还是胡惟庸——明初淮右集团核心成员,明王朝官方认可的最后一任丞相。《明史·日本传》里有一段类似小说的记录:
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这段记录说的是:胡惟庸想通过日本帮助其实现谋反目的,于是先私下结交当时担任宁波卫指挥使的林贤,收为心腹;胡表面上向皇帝参奏林贤的罪过,并将他贬谪到日本,实际上是让他在日本朝野游说,与日本国君臣密谋造反事宜。之后,胡又让林官复原职,并派使节会见日本国王,商量借兵反叛。后来日本派遣了一个以僧人如瑶和尚为首的四百人朝贡团队,在巨烛内藏匿火药和刀剑,前来明朝帮助胡惟庸谋逆。可惜天机不巧,等他们到时,胡惟庸早已事败,而朱元璋也并未察觉这支日本使团的异样。直到几年后,事情才败露,愤怒的朱元璋族诛了林贤,并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胡惟庸究竟有没有通倭?这段记载的源头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大诰三编 · 指挥林贤胡党第九》。当年清廷修明史时,朱彝尊等人将之采录。
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帅兵守御,以备东海,所任之职务,在精操士卒,仿古名将,务要军民安妥,使境内外无虞,竭忠事上,显扬父母,贵其身名,荣及妻子,同诸将书史册,垂年不朽,岂不伟哉?
本官出海防倭,接至日本国王使者归廷用入贡方物。其指挥林贤移文赴都府,都府转奏,朕命以礼送来至京。其廷用王事既毕,朕厚赏令归,仍命指挥林贤送出东海,既归本国。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已与胡惟庸交通,结成党弊。及归廷用归,惟庸遣宣使陈得中密与设计,令林指挥将廷用船只,假作倭寇船只,失错打了,分用朝廷赏赐,却乃移文中书申禀。胡惟庸佯言奏林指挥过,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庐州人充中书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国王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左副使左门尉、右副使右门尉,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诛戮,其日本精兵,就发云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族诛了当。
但,仅凭这段记录就说胡惟庸“通倭”,恐怕尚不足以完全采信。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日本国王”可能并不存在。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在文中被反复提及的“王”,其实是当时控制日本南部(也就是所谓的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而正是这位怀良亲王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杀掉了朱元璋遣往日本宣示国威令其臣服的2名使臣,且回信傲慢无礼。胡惟庸再不智,也不必选择这样一个与明王朝有过节的“外交中介”来完成预谋行刺皇帝的政变。且这个担任“刺杀”任务的如瑶和尚,已被证明来自当时的北朝,而非南朝。
不过,这则存有漏洞的史料,却提供了两条线索:
1.明朝初年确实发生过日本人“诈称入贡”的事件,还不止一起。
2.明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里通日本的“内鬼”。
在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明初日本国的情状。日本的南北朝发生于公元1336年至公元1392年,大致与元末明初的历史时期相当。之前为镰仓时代(かまくらじだい 1185年-1333年),之后为室町时代(むろまちじだい 1338年-1573年)。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这也就是被经常提及的“天下二分,两统迭立”的时代。日本进入了无统一政府的混乱时期。南朝在与北朝的战争中接连失利,一部分落败的官僚、中下层武士便无所依归,琢磨出路。他们去哪儿了?去中国淘金。但他们起初并非做了强盗,而是使者。
新兴的明帝国正蹒跚起步。朝廷对维护“朝贡体系”拥有较大的兴趣,以此彰显国家法统的正当性,对于远来朝贡的海夷只要恭顺,则一概薄来厚往,这就造成一批缺乏本国政府有效管辖的日本人愿意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有些人便滞留在中国沿海附近,有些人便顺东南季风由长崎至宁波固有之航道往来活动。不久之后,这些日本使者却越来越得不到朝廷的优待——传说是由于某名日本使者一首“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的打油诗嘲辱了皇帝,以至于明日之间关系骤降至冰点。
实际上,朱元璋未必会被一首诗气得暴跳如雷。像“(北朝)僧如瑶(代表南朝)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的事件未必为真。吴晗先生曾于1934年撰写《胡惟庸党案考》中就力证此事“纯出捏造,即使有如瑶其人,亦与胡案无任何联属。”但这种类似的诈贡事件却未必没有,且给朱元璋创作大诰三编提供了“素材”。吴晗先生认为:“(真正得自于南朝政府授权的)日本使节则因其非代表整个国家,不能禁倭,且有时无正式国书和商人冒名入贡,因而入寇的阕隔,使明廷不敢接待。”假冒使者被带至尊贵的皇帝面前,这本身就足以威胁到皇帝的安全。朱元璋曾对礼部屡次引见这些没有携带国书甚至是商人假冒的日本使者很是不满。此类层出不穷的诈贡事件和倭患不减反增的叠加出现,或许才是明朝对日关系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之一。想的比较多的朱元璋,又进一步意识到,礼部对“诈贡”的放宽准入,可能存在“内部人”假借混乱的日本局势在大明朝廷“搞事情”。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十二·户部目·海上市舶司条下提供了一条可以佐证朱元璋怀疑的记录:
太祖初定天下,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司有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其属吏目二人、驿丞一人。后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洪武七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其后宁波寻废,今止广州一司存耳。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
“盖以宁波亦近畿甸,为奸民防也。”根据明史记载,参与胡惟庸“谋逆”的骨干分子林贤,他的职务恰恰是宁波卫指挥使。联上这一条,再看大诰三编的记录,就有点说得通了。
胡惟庸当年把林贤贬职用的是劫掠日本使节船只的罪名,处理方式也很独特:佯奏贤罪,谪居日本。林贤去日本一去三年,他究竟干了什么,以及为何之后胡惟庸将其偷偷召回,这里面的关窍很容易被多疑的朱元璋掌握。
根据《明史》记载,林贤是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年被胡惟庸接回的,在上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发生了朱元璋诏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的事情——也就是六部所管辖的各司,凡是有陈奏的事情,都不需要告诉中书省;而中书省就是丞相所执掌的枢要机关。“勿关白”三个字绝对抽了时任丞相、掌握中书省实权的胡惟庸一嘴巴。而且之后朱元璋对胡惟庸采取了一系列冷遇高压的措施。感觉到危险的胡惟庸,在次年做出些许部署,也非没有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林贤案后的感叹分析,林贤很有可能是从张士诚那里投诚来的,也就是说,林贤本身是“带有原罪”的。
呜呼!人臣不忠者如此。且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惟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然而相从者父母妻子。当归我之时,各各见存。其余从诸雄者,十七八年间,日迁月播,略无宁息。以其妻之说,朝为己妻,暮为他人。之所有若此者,互相生离,后嗣不能立,父母不能奉。不几年,诸来从朕者,一夫之后,再无异居。妻室为之已有,男女岁为之生产,祖宗后嗣已立。
天下大定,守在四夷。其指挥林贤年将六旬,又将辅人为乱,致黔黎之不宁,伤生所在,岂不得罪于天人者乎?遂于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将贤于京师大中桥及男子出幼者皆诛之,妻妾婢之。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宁波经营多年,及通过胡惟庸运作谪居日本的经历,说明其牵扯的国内“反动势力”及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一定发生了关联,也必定给予了林贤某种无法公开解释目的的支持。朱元璋的怀疑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如果仅仅是怀疑,朱元璋也不必下决心将宁波市舶司彻底关闭。他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沈德符在市舶司条下对宁波的重要性有过强调,宁波在历次对外贸易中有十分重要的创收作用:“其岁入百余万缗,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每岁终,竟于盱眙岁币库搬取,不关朝廷。”这么一个在自宋以来日进斗金的贸易据点被猝然关闭,对于财政紧张的明政府而言,恐怕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朱元璋一定掌握了胡惟庸、林贤通过宁波“搞事情”的重要证据。
宁波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明初长江流域盘踞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势力被朱元璋悉数剪灭后,其余部大多通过宁波逃入海上,继续与朱元璋势力对抗。这些离散的武装力量也急于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流落中国沿海的日本人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沈德符所谓的“每诱岛倭入掠”。朱元璋一定意识到了,倭寇不再是散盗,通过一个被胡惟庸引为心腹且“投诚”来的林贤,“内外勾连”的事实其实已经摆在了面前——倭寇在沿海熟悉地形,在宁波进出自如,以及假冒的日本使者能被允许进入大内带来那些危险的贡品,这当中胡惟庸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存在着几许阴谋已经非常明显。在朱元璋一贯的“被迫害臆想”中,胡惟庸不反,天理不容。“这厮绝对有问题!”
因此,虽然胡惟庸是否交通日本缺乏直接而明显的证据,但沈德符加之以“迫近京师,或行窥伺”八字确实是神来之笔——朱元璋早已认定,胡惟庸即便不通倭,也已通过林贤在宁波的窗口,与反对明王朝的势力进行了接触,倭寇也好,张士诚、方国珍残部也罢,胡惟庸与林贤,和敌人搞“小动作”,就是“包藏祸心”,就是不忠,就是谋逆的铁证。通倭,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下的一个最简单明了的省力解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