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例外情形,未经被追诉人许可或者同意,不得将双方交流的信息予以披露,这主要是为了维护被追诉人对律师的信任关系。律师不擅自披露双方交流的信息,被追诉人才会向律师吐露心声,法律帮助才有效果。只有当事人愿意将那些可能牵连自己或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事实告知律师,并相信律师能为自己保密时,律师才能为其提供最有效的帮助。那些认为律师值得信赖的当事人也更容易接受律师的建议进行正确的行为。[18]
就值班律师名录和律师库的适用而言,尽管值班律师采取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较难建立信任关系,但是值班律师名册或者律师库的设立也为被追诉人与律师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可考虑由被追诉人从值班律师名册或者律师库中选任法律帮助人,如此一来双方比较容易沟通,值班律师的意见也容易为被追诉人所接受,法律帮助的有效性也就能够得以实现。
无论是律师遵守保密规则还是从值班律师名册、律师库中选任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无疑都有利于彼此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这是值班律师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
(二)在诉讼过程中尽可能由同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由同一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一方面该律师对案情较为熟悉,在后续阶段法律帮助的质量更高,避免了由其他律师提供帮助可能造成的“重复劳动”;另一方面,与其他律师相比,被追诉人与其也比较容易建立信任关系。《指导意见》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19]《办法》亦予以确认。[20]值班律师工作的连续性也许会造成“值班律师”的名实不符,但是其优势在于可以增强其责任心,增加值班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法律帮助有效性的实现。
(三)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判后延伸
目前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主要是在审前阶段,但是实践中已经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并引发检察机关抗诉的情况比较突出。二审法院多以被告人违反诚信原则和假认罪认罚为由加重其刑罚。为此,可考虑由值班律师在一审判后通过判后答疑或者释法说理向被告人讲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情形及其上诉可能面临的风险,促使其理性地放弃上诉权,避免二审加刑的风险。当然,这无疑增加了值班律师的工作量,需要通过提高值班律师的补贴标准促使其进行这方面的法律帮助。
(四)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明智性
被追诉人并不享有作为认罪认罚前提和基础的阅卷权,这就使认罪认罚带有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