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经天朝上国,泱泱礼乐之邦,数千年来的文化荣耀仿佛一夕丧尽,一百年来屡屡有人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案。究竟是一次次激烈的社会“改造”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还是“改造社会”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伪命题?
1916年,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写道:“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差不多一百年后,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尴尬:道德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百年中,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道德规划、马不停蹄的道德驯化和接连不断的社会改造,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甚至在屡次运动后变得更加不堪入目。当一幕幕惨烈的道德崩坏实例摆在人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因为病态的宽容而变成了“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毫无疑问的是,社会道德底线的每次向下,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作恶者或主动或被动的“宽容”。【参与评论】
当代中国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作为社会的公共道德里最基本的一项,诚信本来应该是人人遵守,不许任何提醒与告诫的基本标准。可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信守承诺,讲究诚信,竟然成为奢谈。这已不是简单的诚信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落与败坏。参与并加速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有基本的社会个体,更有社会中的精英们,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企业,这些人或是企业,用自己的行径,无时无刻告诫社会上每一个人:不需讲诚信,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是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