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法理关系来看,如果是民间借贷型非法集资案件,从投资人和集资人的关系角度而言,虽然他们的之间的合同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但是单个的民间借贷合同本身如果出于自愿、内容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等,如果能够确定出借人本身并没有参与非法集资的故意,那么民间借贷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借贷双方的债权和债务也是合法的,由此发生的债务转让合同如果符合自愿、公平原则,就也应该有效。也就是说,出借人可以在起诉集资人被法院驳回后,起诉债务受让人。
典型案例如 2017年宜春是中院审理的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与邱美玲债务转移合同纠纷。2011年底,余业民邱美玲借款。后余业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为积极退赃退赔,余业民将其持有的博祥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资产以1.8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余建设等人,用转让款清偿余业民所欠的全部债务。之后,出借人邱美玲、非法集资人余业民、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但是,之后博祥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提出,债具有同一性,即在债发生变更、移转等情形时,债的关系不失其同一性,其法律效力依旧不变。本案中的“债”正是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余业民向邱美玲非法吸收的存款,而后在没有损害债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将该非法吸收的存款通过主体变更导致出现了博祥公司承担的“债”,该刑事判决书已对余业民与邱美玲之间所谓的“债”作了认定,即邱美玲和余业民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和被告人,即使经过所谓的“债务转移”,也不能改变债的同一性,因此博祥公司对于承接的非法的债不承担偿付义务。
本案的核心问题就是《债务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应该履行?
法院认为,该债务转让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该合同实际上基于余建设等人受让博祥公司100%股权(这其中就包括麒麟公馆房地产项目)而签订的,因此,余建设等新股东代表博祥公司与邱美玲等债务人签订债务转让合同,包含在余建设等新股东受让博祥公司100%股权和房地产项目这一目的之中,互为对价,是债权人与余建设等新股东之间互相妥协的结果。因此,博祥公司应遵照债务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邱美玲履行清偿义务,否则有违诚信。
因此,综上所述,在非法集资案件中,从投资人、出借人的角度而言,其不仅能从集资人本身获得退赔,还要观察平台是否有其他债务人或者担保人。而对于担保人的责任,笔者也将专门撰文,敬请关注笔者专栏,未经本人许可,任何平台不得转载。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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