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因为有案底,什么都做不了,去哪里都是处处有刁难,处处受歧视,哪里都不要有前科的人,生活温饱、经济来源都没有了……刑满释放后,管教说好好做人,可是出来以后看到的和想的天差地别。”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又收到一封前科人员的手写来信。一年前的2020年4月,朱征夫在启程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三周前,连续收到两封来信,都反映了前科人员因找不到工作而面临生存困境。于是,他临时准备了一份提案,建议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给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一条出路。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一年间,给朱征夫写信、打电话的前科人员络绎不绝。
2021年3月,朱征夫再次带着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参加全国“两会”:“去年只是起了个头,因为这个制度真要实施,还是需要社会达成共识,所以今年继续提。”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一年前相比,2021年全国“两会”上,呼吁关注前科人员生存困境的声音更响了。全国人大代表、律师刘守民建议完善中国犯罪记录制度,将目前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的封存规定扩大适用至成年人。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肖胜方则领衔提出议案,希望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
受影响人群或超过千万
上述给朱征夫写信的前科人员来自辽宁,2005年因犯抢夺罪被判刑三个月。出狱至今15年,每当他隐瞒前科找到工作后不久,就会被管辖派出所叫去询问,接着只能被迫辞职。
“大数据时代,前科人员无处安身,根本没有改过的机会。”他在信中陈述,因为无法就业,没有经济来源,家人、朋友逐渐离他而去,“已经是一个孤立的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