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工人们的罢工,初期带有较为浓厚的“忍耐-爆发”和“示弱-恃强”色彩。广州市总工会主动介入、及时介入,声明自己站在罢工工人一边,为他　们争取利益,阻止地方政府对罢工的行政干预,支持和组织工人重组工会,积极促成劳资之间进行集　体谈判,指导工人自己选举集体谈判代表,直到在谈判桌前促成劳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通过这一系　列的行为引导,让“先罢工、后谈判”初步转化为带有“主体-理性”特点的第二、第三轮集体谈判。　此外,还应该引导政府和雇主的相应的行为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虞晓波,　《试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左倾”工潮的形成及其影响》　,　《江海学刊》　,2000(4)　。　黄艺农,　《　“一战”时期工人运动中“左”的倾向》　,　《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6)　。　陈芳国,　《大革命时期武汉劳资纠纷及工运“左”倾问题再论》　,　《江汉论坛》1991(4)　。　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卷)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95)　。　霍新宾,　《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　《中共党史研究》　2009　(9)　。　[俄]列宁,　《列宁选集》　(第一卷)　,北京:人们出版社,1997(334)　。　19　超越规则的边界?　——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孟泉15　摘要: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在出现罢工的情况下,　可以成为具有化解与预防罢工功能的工具性　博弈机制。　本文通过对比　D　区与　G　省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　集体谈判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人　罢工与地方政府政治空间开放双重因素的推动,　但同时又受到地方政府管控与工人经济性诉求双重因　素的局限。因此,其效果既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也同时将罢工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嵌入并约束　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而工会作为中间的调节组织推动了这种约束的形成。本文认为,谈判结构变化背　后的权力关系变化暗示出在地方政府与工会对集体谈判间接或直接的介入下,　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很难　发展成为劳资自主形式的集体谈判。　然而,　工会作为调节组织其有效性将决定这类集体谈判机制再生　产出工人的“同意”抑或“反抗”　。　关键词:　集体谈判　谈判结构　权力关系变化　工人罢工　Beyond　the　Bound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