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释】
〔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分类:毛泽东书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者: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