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 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 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 1922 年,卒于 1994 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 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 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 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 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 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 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 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 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 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 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 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 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 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 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 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 “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 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 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 我们家生活困难,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 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 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 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 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 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 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 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 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 因为在村子里, 一个贫嘴的孩子, 是招人厌烦的, 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 我在小说 《牛》 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 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 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 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 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 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 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 鸟儿在天上鸣叫。 【注释】 高密东北乡 是莫言笔下的一个地名。莫言作品中,多以该地为故事发生地,如《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 等。莫言的出生地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被认为是“高密东北乡”的原型。 莫言的母亲 名高淑娟,一直登记为管高氏,于 1994 年去世,莫言曾在《母亲》中回忆她“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 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 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 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这一情节曾出现在莫言小说《卖白菜》中。 《牛》 是莫言发表于 1998 年的中篇小说,故事梗概为:“文革”时期,调皮少年罗汉辍学在家,与生产队饲养员杜大爷 一起放牛。 因贫困养不起更多的牛, 生产队长麻叔请来了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为双脊、 大小鲁西三头小公牛施行阉割手术。 术后,罗汉、杜大爷与三头牛朝夕相处,历经煎熬,大小鲁西终于康复了。但桀骜不驯的双脊却因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不 幸死去…… 莫言 曾在 2005 年接受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提及笔名“莫言”来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 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说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 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 【同步点评】 叶开(莫言传记作者)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 @老虎不吃饭饭: 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下接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就 是一个道德讽喻。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而不是一名思想家的方式,巧妙地把话题紧紧地拴在了故事上。没有故事的人是可 怜的,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没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是可怜的。 @老虎不吃饭饭: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 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 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 李静(文学评论家) 不谈理论 只讲故事 莫言说到母亲的言传身教,他说到他母亲的那些细节,很真挚。他是讲故事的人,所以他没有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或者用 一些观念,来讲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说起,用故事说话,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善恶观,道德观,让人看到他内心 非常柔软的部分,这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印象里,莫言本人一向如此,他的书很少涉及思想、理论,而是一直用经验说 话。 讲话中, 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回顾, 我想这主要是出于西方世界可能还对他有所陌生, 所以有所交待是必要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用很巧妙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国内或华文世界,在一些方面对他的争议。他说,对一个作家 来说, 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作品, 他最真实的想法都在自己作品里, 我觉得回答得很巧, 也是可以理解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 丽丽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 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 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注释】 @作家徐坤(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莫言的演讲,俺听过许多次,基本上是超过奥巴马、赛过马英九因为他不用别人代 笔,自己张嘴就来赶脚这篇演讲稍微有点不对路子,像篇评论文章而非演讲稿。与莫言平常的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如入无人之 境的演讲水平有一定距离。 蒲松龄 (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 庄人。代表作《聊斋志异》。 黑孩 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小说发表于 1985 年,为莫言的成名作,与莫言同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枯河》 构成姐妹篇。它创造了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他的特点是倔强、粗野、机敏、沉默寡言、生命力旺盛。 莫言曾表示,黑孩算得上是他小说的一个原型。 威廉· 福克纳 美国作家。194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 加夫列尔· 加西亚·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 《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姑姑 管贻兰,莫言作品《蛙》就是讲述姑姑的故事。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 18 岁开始一直干到 70 岁,由她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然而,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 30 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 受欢迎的人。 (上接 A14 版)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 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 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 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 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 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 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 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 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 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 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 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 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 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 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 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 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 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 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 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 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 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 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 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 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 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 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 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 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 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 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 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 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 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 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 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 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 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 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 有象征性、 最意味深长的一部。 那个浑身漆黑、 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 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 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 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 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 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 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 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 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 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 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 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 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 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 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蒋泥(作家,《大师莫言》一书作者) 故事是莫言的生命 莫言的讲演里突出了这个最为本质的东西,“讲故事”。通过讲故事,莫言建立了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王国,而非 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王国。正如我在《大师莫言》里分析的,“魔幻”属于拉美,“幻觉”属于神 秘的东方世界,古老的中国。在这里,诞生过神怪小说,以《聊斋志异》和《西游记》最为著名,“神怪”即“幻觉”。《三国 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同样有着“幻觉现实主义”的痕迹。“幻觉现实主义”和“神怪小说”有差异。莫言本质上是中国古 老的土壤酝酿出来的。他找到自己的根,拥抱传统,拥抱大地,创出新型的艺术,开辟“幻觉现实主义”新路。 张柠(文学评论家) 莫言的故事实现文学的超越 莫言站在诺贝尔讲台上,向全世界人讲述了一个生存的和文学的故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自我、人生、社 会、历史的理解,以及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关系。莫言在演讲中呈现了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他的故事有三个 来源:一是现实的残酷经验,如童年的苦难记忆。二是超越残酷经验的爱和悲悯,如母亲的爱、东方哲学的启示。三是故乡 流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 这些要素, 通过他个人的奇思异想组合在故事结构中。 他的故事, 既是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写照, 也是超越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的局限性的通道,更是一个存在和灵魂的避难所。由此,实现了文学的超越性。这正是文学的根 本价值和精神旨归。新京报记者 张弘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 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 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注释】 《檀香刑》 这部小说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篇:“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不会想到再过七天他就要 死在俺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反动,更是对坊 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 《天堂蒜薹之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 英格伦建议,阅读莫言应当从 1995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的《天堂蒜薹 之歌》开始。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乡村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曾被比作中国版的《愤怒的葡萄》。 《生死疲劳》 作品以轮回的结构,叙事天马行空,自由恣意。语言极有弹性。内容是一个发生在家乡山东高密的“六道 轮回”故事。莫言曾多次提到,之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是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对于下层生活的关注,他认为自己骨子里 还是农民。 六道轮回 传说中,六道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 十善,即可生到天界。以善恶诸业为因,能招致善恶不同的果报,是为业果。众生行善则得善报,行恶则得恶报。一切众生, 都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中循环往复,这就是轮回。我们会注意到,莫言前面多次提及母亲 的善意,实为中国传统中最朴素的价值观,善念护身。 内疚 莫言曾经在媒体采访中引用著名的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 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 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 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上接 A15 版)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 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 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 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 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 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 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 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 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 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 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 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 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 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 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 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 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 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 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 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 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 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 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 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 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 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 2005 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 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 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 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 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 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 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 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 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 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 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 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 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 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 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 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 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 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 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同步点评】 白烨(文学评论家) 他把乡民智慧表达得很充分 莫言最初的写作目标非常朴素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求得温饱,而不是文以载道,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平民的代 言人,长于乡土,始终有平民意识和姿态,他在演讲中提到“说书人”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说他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而他归根到蒲松龄。 莫言经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是农民的儿子,作品中特别讲了成长和土地的关系,母亲和土地可视为同一个意向。他把 被文明改造过的乡民智慧表达得非常充分,有乡土性,又有很高的文明程度智慧和幽默。 他的作品突出对人性的挖掘。很多中国作家的对人性的挖掘审视,更侧重伦理,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结构,人性部分凸 现不出来,而莫言是这些都具备,人性的东西更突出。 许金龙(社科院外文所学者) 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 大江健三郎是在学校上的大学,而莫言是在民间上的大学。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和民间传说,他通过母亲来 获得这种启蒙。 他的母亲代表着当地的边缘文化, 这种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原文化, 相对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而言。 所以他始终有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能跳出来审视这种文化。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地之子的传说,莫言的母亲是大地,只要他站在大地上,任何人和神都伤害不了他。他离开 不了高密的热土, 离开了就不是莫言了。 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反映高密的乡土人情。 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 只是技巧性的东西, 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文学像大河,外来文化能让他漫出一点河堤,但主流始终是由高密当地文化、地理、历史和民间传 说所造就的。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