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毛泽东思想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要历史现象。中国人民在它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对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类进步事业具有借鉴作用。中国之外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列宁主义-毛主义者”。在国外,“毛主义”这个用法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通常被带有敌意地用来描述支持毛泽东和他的共产主义形式的党派或个人。欧洲国家在欧洲,一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左派政党仍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挪威的“工人共产党”,德国的“马列党”,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和希腊的“共产组织”等等。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的“革命共产党”、秘鲁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以及在亚洲尼泊尔“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菲律宾的“菲律宾共产党”都很活跃。其中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尼泊尔于1994年执政,于2008年,通过大选上台执政,并改造尼泊尔为共和国。这些毛主义者及其组织或个人都认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虽然毛主义者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极高到充满矛盾情感的都有,但传统上大多数毛主义者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苏联最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领袖。毛主义者一般都反对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经和原本的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是修正主义者。不同于个人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理论体系。而毛泽东个人思想则是指毛泽东个人的全部思想(包括他的错误思想)。关于这两个概念,在教材中已有论述。在这里特别要弄清楚,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中国式的阐释,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又成为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是伴随着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探索和实践,也正是他们集体智慧的合力才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当然,毛泽东在总结集体智慧并加以理论概括的方面确实作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这一理论成果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阐明这一理论观点时,要向学生讲清楚几个关系。首先,要讲清楚,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与其他领导人的贡献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突出出来。为此,在讲述的时候,针对教材的特点,既要突出毛泽东的思想,又要注意其他领导者的思想,同时还要突出毛泽东主创者的地位。根据教材编写的原则,在讲清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各个时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突出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等作用。其次,要注意处理好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把毛泽东同志的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置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内,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扭曲和篡改,只会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就有一个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严格科学规定性的一面,突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过的正确的科学体系。而那些属于毛泽东个人的,和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言论应该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理论脱节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正如教材中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80年中,毛泽东思想从无到有,从初步形成到日趋成熟,从多方面展开到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若干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到总体上产生历史性飞跃,从比较顺利的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到复杂环境中的曲折前进,其本身的历史命运始终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只有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它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一步一步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怎样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的,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和精髓,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还需要让学生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思想具有的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优点。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形成到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泛应用,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建构,都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有机结合的过程。正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杨超先生所概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讲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问题。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所谓现实,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反映出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时讲的次序不同。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注:张素华、边彦军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册第29~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