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笑,尽管他每天都在笑。以前在语文课本里学过装在套子里的人,如今在现实里真真切切地遇到装在魔方里的人,可以在一个小方块的空间里随意转动,斡旋,显现出一千张脸,但永远不突破一个正方体的边界,真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艺术。
又跟我的朋友打电话了,我的朋友评价着我的生活。评价着我在人际关系上的贫困,评价着我在人生规划上的贫困,评价着我在人情世故上的贫困。
“滚。”友谊就这样地断裂,我绝不欣赏自己的决绝,因为我的朋友曾经和我坐在同一片蓝天下,在九十年代的钢架下荡秋千,曾经用摇晃的肩膀送我去一颗老槭树上取风筝,所以我一点也不欣赏那走投无路的决绝。
或许是得了某种眼科疾病,对优秀的定义出现了偏差,首先是无法给“优秀”一个合理的定义因为看不清楚字典,其次无法在繁华的都市里找到自己的同类。我的朋友应该有自己定义的优秀。比如一张十足好看的雕花履历,西装笔挺在街区穿梭的步伐,我的朋友不知道,那不能建构出一个完整的灵魂,有温度的人都是用灵魂去试探另一个灵魂的体温。现代社会的温度已经很少了,每个人心里总是有把尺去丈量别人是否配得上,那把尺子却从来量不准自己几斤几两。
“那有什么用呢?”我的朋友问我,随意地说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以及不言自明的坚信。
是啊,我也曾这样问自己,写作有什么用,阅读有什么用?诗有什么用?有苦难言,那就把我赶去街头游荡吧,走过陌生的街区,吟唱转瞬即逝的旋律,这有什么用?不同意他身上每一块布料,甚至鞋带上的绳花,以及站在他背后的世界,那就把我赶去隔壁储藏室吧,一遍又一遍地描字帖,这也什么用?
“那有什么用呢?”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个问题洞穿心房。
日程表我也有,我常常会忘记。比不上我朋友把日程表贴在广场的台柱上,这样全校的同学都知道一台机器按程序向前推进着,循规蹈矩,有条有理,每个齿轮都严丝合缝,各部件正常运转,平稳前进的声音带来雄鸡都唤不醒的自我迷恋,偶尔加点上好的润滑油,那种快感妙不可言,咬着指甲淌着口水对自己说,啊,多么优秀的一生。1900为自己弹钢琴,为古老的孤独弹钢琴,我的朋友为钢琴协会的证书弹钢琴,我的朋友侮辱了钢琴,可钢琴不会说话,可也侮辱了上帝,他总有一天会发言。
有些时候,我从朋友身上看到很多希望。我的朋友认真、严谨,善良,我的朋友爱护小动物,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流浪猫的羽毛,希望它们能飞到天上,这样就不用在这混凝土堆成的街区流浪,我的朋友看见乞丐会落泪,忧伤地在瓷碗里投上一枚硬币。
“谁会去那种地方?”我的朋友点起一支烟,用惊鸿一瞥完成了对我态度的揣摩。
这里指的应该是中国地图上的一些欠发达的边远地区。谈浪漫主义者的炽情时,罗素有过这样的比喻,“善感的人看见一个困窘的小农家庭会动心落泪,可是对精心擘划的改善小农阶级生活状况的方案倒是很冷淡。”
我沉默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呢?去和最刁钻的乡民周旋,去为最健硕的肌肉谋福利,拿起糖栗子杆的铁铲,去挖最棱角分明的岩石。哦,那里可能没有无线,那里没有京东和顺丰,那里没有理想中的精致生活,那里是神经衰弱,那里是无尽乡愁,那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可那里也是烈火和脊梁,也是最有力的承诺。那里是经济的下限,却成了人格的上限。头顶那翎羽摇颤的桂冠永远要美过一颗玲珑剔透的心灵。
又有谁不为自己的未来谋划,谁不要吃饭?谁不向往安逸的生活?谁不想双休日去湖边划船,和喜欢的人一起去咖啡厅,去喝一杯炫酷的轰炸机,煞有介事地谈政治,眉飞色舞地谈艺术,高屋建瓴地谈人生,老气横秋地谈爱情。他们一边品尝着加了冰块的白朗姆,一边观赏玻璃窗外爬高上低的建筑工人。他们没看见建筑工人,却看见了建筑工人背后已初具轮廓的大楼。
“我以后可能就在大楼里面工作,看到没有?市中心,中央商务区,出门就是地铁,大商场。附近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的附中,有双语小学,幼儿园。最优渥的医疗保障,最体面的年终奖,上流人的生活。”
他们以为在文件上签几个字,飘逸潇洒,就是为人民做事,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人民住在哪里,他们谈经济、谈规划、谈政策,谈人性,却不认识最常见的蔬菜。他们称自己为高贵的人,所谓高贵的人,是像柏拉图一样的哲学家,天生就带着高贵人的使命,他们不需要劳动,据说他们能看见真理,像希特勒看到的真理那样,有了震慑天下的威严就能理所当然地享受供奉,他们看到的真理是《美丽新世界》,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不实行减少劳动的计划?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拿过多的余暇折磨他们简直就是残酷。”
这就是他们看到的真理。他们追求的余暇总是建立在艾普塞隆的辛苦劳作之上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把这理解为“造物的意旨”,希特勒也这么说过,他认为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代上帝行事”。
“你只要坐稳一点,不要颤抖,他们就会对你毕恭毕敬。”我的朋友说。
我的朋友是光滑的鳗鱼,懂得趋利避害,精确地计算着得失,一双眼擦得亮晶晶。有人明目张胆地谋划,有人表里不一地谋划。我也在谋划,谋划着浪迹天涯的一生,谋划着短暂苍白的生命。我的朋友虚构着别人的艳羡,遥想着未来的美娇妻和房车,每周看一次电影,学一门乐器,探索一门语言,每年旅游一个国家,渐渐地,嘴角挑起美妙的弧度,有了无穷的动力。
我的朋友喜欢吃巴旦木果仁,据说能够增强记忆力,我的朋友喜欢吃新鲜的西红柿,据说能够补充维生素,我的朋友喜欢每周五晚六点做针灸,据说能够调理经脉。我的朋友打好领带,走向主席台,会议室安静了。我的朋友在鲜花和掌声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而我也会在孤寂和沉思中找到自己那艰辛的路。
二
真的,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笑,尽管他每天都在笑。我看到礼貌的笑,伪装的开怀的笑,淡淡的微笑,白开水里加了一勺结块的糖,每天一次的放声大笑,每天放声大笑一次有益身心健康,有一次我觉得悲伤,试图走进我朋友的心,我朋友笑着把我推开了。
很多人现代人已经不会开怀大笑,他们似乎丧失了来自祖先的记忆,孔庆东老师谈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传统的省地划分逐渐变成省市划分的过程中,很多县都改成了区,比如延庆县曾属于东北地区,但划为北京的一个区后,一些人阴晦隐忍的自卑立刻就变成张牙舞爪的自信,他们突然觉得自己终于成为高等人,终于可以对别人趾高气扬,哦,他们人生价值原来是由外在的行政区划来决定的,可这样的人还少吗?孔老师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湖北西部和重庆是接壤的,在重庆还没有划为直辖市的时候,来自重庆的某乡镇官员和来自湖北的某乡镇官员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其乐融融,那年中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其后,两位好朋友从此再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因为级别从此不对等。
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的果戈里这样描写一个“要人”:
他要是跟职位平等的人在一起,倒还像个人,还是一个很正派的、在许多方面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遇见一个品位只比他低一级的人,那简直就糟透啦,他就默默无言了。他的处境格外惹得人怜悯,因为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可以把时间消失得有意味得多。从他一双眼睛里有时也可以看到想跟别人和好相处,参加一场有趣的谈话的强烈的愿望,可是一个念头阻止了他:这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不是太随便了吗?这么一来,不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吗?这样考虑的结果,他就偶尔只发出几个单音节的字,永远保持着始终不变的沉默,于是给自己赢得了"最枯燥的人"的外号。
有人说,现代化进程太快了,农村逐渐被消灭,现在十室九空,乡下已经全是老年人了。这并不是最值得反思的事情,国家总是要发展的,可怕的不是它消灭了当代汉字“乡”,而是它消灭了甲骨文“乡”,甲骨文的”乡“是会意字,描述的是两人相对而食的场景,是乡里人伦,是文化血脉,是一种传统,是中国人的根。曾经有在大城市读书的女生回家后抱怨说,家里的爷爷喜欢蹲着吃饭,感觉很不文明,希望爷爷能够改正。可也许她不知道,中国人的祖辈正是这样蹲在田埂上吃饭的。我们在城市里讲文明,却还要求住在家乡的长辈文明,我们和现代化的社会合力扑杀着那摇摇欲坠的火苗,特别是对一些老人,我们用来自西方的概念去规束一个生在黄土地,以后将要终于黄土地的老人,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独裁和谋杀,和法西斯没有任何两样。
我的朋友自然不屑一顾我所评价的一切,于他而言,美好生活在远处招手。于他而言,人生是平滑的曲线。失去我这个朋友,不过是前行过程中踢开一颗不怎么规则的石子。我也感到幸运,在空中飞舞的过程中,我也能够更清醒的观看社会,观看我自己。
有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流泪,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梭罗用坚硬的骨节写道:
I am no more lonely than the loon in the pond that laughs so loud, or than Walden Pond itself. What company has that lonely lake, I pray? ”
我看到“I pray”,就莫名其妙地落了泪。
我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开了,他们会接连不断地向我证明,我是错的。背上行囊地去践行他们在纸上用红笔勾画出来的错误,入木三分的错误。我不得不去承认,这世界也越来越没有瓦尔登湖了,但当我的朋友们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能闻见湖面上飘来野黄栌树的气息,黑莓藤的气息。我还是能看到豆田里扛着锄头的男人和那个加拿大农民在会心交谈,白云下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