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忠志,男,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博士后研究员。电话13697689899。1上述关于西方社会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之演进的论证,是一般领域的科技刨新而言的,因为在事关国221 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美籍奥地利人熊彼特(1883.1950)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创新是非连续的变化,多少是一种突变,而渐进式的进步则是增量方式的变化,“创新是在新的体系里引入‘新的组合’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这种组合或变动包括:采用一种新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这五种科技创新类型:一是引进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制造一种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与过去产品有本质区别的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采用一种产业部门从未使用过的方法进行生产和经营;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开辟有关国家或某一特定产业部门以前尚未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开发新的资源,不管这种资源是已经存在,还是首次创造出来: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如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建立或打破某种垄断。2尽管熊彼特强调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认为经济的真正发展是要靠创新,但是,在熊彼特的创新研究中,是不考虑政府的因素的:把政府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技术创新的研究之外,把政府看作为科技创新外部给定的条件而不是科技创新系统的组成要素。这种创新观点与守夜人型的政府定位相适应,在20世纪上半叶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技术创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了技术创新中政府的作用。较早研究政府在技术创新中作用的是美国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他基于“不可能性定理”认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投资将会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3。阿罗的见解为政府有限干预技术创新提供了依据。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政府行为纳入了技术创新研究的视野,提出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真正把政府作为技术创新中内在因子给予系统研究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者们。弗里曼是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弗里曼在1987年出版的《技术政策与管理绩效:日本的经验》一书中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他在考察日本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并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技术领先国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家安全、在航空航天等某些高尖端领域,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欧的前苏联、俄罗斯,乃至我国,政府从来没有散手,听任其自发调节。例如,“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曼哈顿”计划规模大得惊人。由于这一计划被罗斯福总统赋予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当时还不知道分裂铀235的3种方法哪种最好,只得用3种方法同时进行裂变工作。这项复杂的工程成了美国科学的熔炉,在“曼哈顿”工程管理区内,汇集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科学家人数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在某些部门,带博士头衔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员还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曼哈顿”工程在顶峰时期曾经起用了53.9万人,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实验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