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饰孔明、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合、慈瑞泉、王福山饰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大夫人:李月娥,安徽亳州人,1939年去世,无子。二夫人:邓韵绮,北京人,原为京韵大鼓艺人,1948年与张伯驹离婚,无子。三夫人:王韵缃,苏州人,1952年与张伯驹离婚。四夫人:潘素,原名潘白琴,苏州人,著名山水画家。儿子:张柳溪,三夫人王韵缃生。女儿:张传彩,四夫人潘素生。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