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弗洛伊德主义者E·弗罗姆,从感觉论的主观唯主义出发,把异化说成是人的一种体验方式。这些异化学说,都不是历史地从人们的社会关系考察异化产生的根源,而是侧重于从生理、心理、道德、技术等思想文化方面找原因。所以,它们不仅弄不清异化的真正本质及其根源,重复了把异化与对象化、物化等同的错误,而且具有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为异化真正根源的倾向。黑格尔的异化蕴含着辩证法的因素,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把绝对理念看作是先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是异化的主体;由于主体在自身内部矛盾的动力下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绝对理念首先异化为自然界,接着又在发展中扬弃对自然界的异化,回到绝对理念本身,这是一种精神的异化;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他不满意用人的意识去解释历史的观点,唯心地设想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的劳动,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时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只看到劳动的积极一面,看不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带给劳动者的苦难的消极一面,他把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这个自我生产过程抽象化为精神的自我生产过程,是抽象劳动。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他就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异化观影响,马克思认为,在伊壁鸠鲁那里“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现象世界”是“完成了的并且同自己的概念相异化了的原子”的产物。“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在它的现实性里作为异化表现再来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现实社会问题,需要对实际的法和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但马克思自己已有的知识,特别是对黑格尔信奉的哲学思想不能够解释“国家和法实际上是阶级利益的体现,是物质生产,市民社会的产物”。按照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是“理性”与“自由”体现的观点,国家与法应该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但当时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制度却扼杀了人民的出版自由,在“林木盗窃法”中,林木占有者“占了法的上风”,国家和法却成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具,这在黑格尔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异化,但这种异化不是国家与法的理性异化为私人利益而最终实现自身,不是精神自由异化为出版法令而最终实现自身;而是异化的现实否定了国家的理性本质与法的自由本性,是超出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框架。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又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哲学,开始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费尔巴哈从人本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把异化概念运用于人的本质考察,认为异化的主体是感性存在的人,理性、意志、感情是人的本质,认为宗教中的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是思维的异化,他的贡献在于他致力于把哲学从虚幻的精神境界中拉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的自我异化,从世界于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基础这一事实出发的,他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接着马克思就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世俗基础的分裂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理论,“政治异化”是指世俗生活分裂为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人异化分裂为“公民”与“私人”,“法人”与“市民”,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马克思最后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由上述结论可以推出“政治异化”也是由“市民社会异化”所决定的,马克思开始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不断追溯“政治异化”的根源,因此转向对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济事实出发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即“经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