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晋商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