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本来是抵御华北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重要战场,然而负责山东防务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畏敌如虎,为保存实力,抗令避战,终致日军顺利渡过黄河天险,不战而得济南。不久日军又夺取泰安,将战线推进到鲁南运河防线,这样津浦路北段全陷日军之手,中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战略要地徐州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步骤完全被打乱,于是只得临时调兵遣将,在徐州地区部署兵力,准备与日军拼搏。
为粉碎日军打通津浦路计划,蒋介石亲赴前线部署。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召集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团以上军官训话时指出:“现在我军战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津浦、道清两铁路,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占。” 接着,他又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再次强调保卫本战区要地之重要性,号召全军要“合力同心,一致杀敌”。军委会交给第五战区的任务是:“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5]同月24日,又将作战不力的韩复榘明正典刑。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
日本攻占南京以后,从表面看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日子并不好过。为实行速战速决战略,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一增再增,已经到达16个师团,约70万人[6],但直到占领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未屈服,战场已开始呈现持久的迹象。日本政府为攻占南京而动员了国内最大的力量,历年储备的战争物资也将告罄;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还有巨大的抗战潜力。日本陆军最为关心的满洲地区,此时仅剩5个师团与实力强大的苏联远东红军相对峙。已经侵占的华北、华中地区,形势也不稳定,重点控制的城市和铁路,亦时常受到中国抗日武装的打击,不得安宁[7]。
面对这些不利形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必须树立适应持久战态势的全盘计划,才能指导下一阶段的战争。为此在1938年1月下旬起草了新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设想从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把对华战争逐步导入持久战态势,以等待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机。《计划大纲》的战略指导大致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行“对华消极持久战”,在1938 年至1939年上半年,“尽量减少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以加强对苏中两线作战之准备”。具体分三项:一、“迅速完成进攻广东战略,同时平定黄河以北残部,尔后转为彻底收缩的态势”;二、“建设守备所需要的新军”,换回目前在华之日军;三、“为节约兵力,在当地构筑坚固的城堡”[8]。这一计划在陆军省部间几经协商,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并由1938年2月16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御前会议对在华日军的任务明确作出规定:“确保在中国已占领的地区(包括华北方面的津浦线以西直到黄河一线),并期望其安定,同时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作为军的实质的整备,对第三国尤其对苏联须严加警戒。在情况允许之前,对上述战区不要扩大,更不要进行新区的作战。”在华北方面,“确保胶济沿线,并向济南上游黄河左岸一线继续作战,尔后大概在确保以上两界限以北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华中方面,“在与海军配合确保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其中特别指出:“济南、浦口铁路沿线(津浦线),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9]根据御前会议决定,日本军部对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与基本任务重新作了调整。
对于暂停攻势,收缩作战面的计划,侵华日军并不赞成。早在攻占南京之初,华北与华中的日军都希望打通津浦路,把南北两块占领区连接起来。尽管计划没有得到批准,但南、北两军都有部队超出了预定的作战区域。
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驻在南京附近的长江北岸,见苏北及安徽地区的中国军队活动积极,要求攻击凤阳、蚌埠附近之敌,以策应华北第二军在山东的作战。得到批准后,该师团即沿津浦路北上,向凤阳、蚌埠发起攻击,其目标当然是徐州。
在山东的日军,不顾军部的阻止,不断向南推进。至3月中旬,又以“追缴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借口,取得大本营赞同后,即以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之部分主力,孤军南下,企图夺取台儿庄,控制大运河,以为攻击徐州作准备。但这两支骄横的日军,在临沂和滕县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接着又在台儿庄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伤亡惨重,被迫败退。日本陆军当局大为恼怒,认为这次战斗败坏了日本军队的传统,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长被革职,并编入了预备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