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翻译这一职业很早就存在了。商朝时期,擅长“四方之语”的人不但会得到重用,而且还有专门的官名。《礼记》记载:“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当时,掌握东方语言的翻译官称为“寄”;通晓南方语言的为“象”;懂得西方语言的叫“狄鞮”;熟悉北方语言的被称作“译”。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撰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讲的是李白醉酒后为唐玄宗书草答渤海国国王可毒国书的历史传说,描写的很传神:“李白左手将须一拂,右手举起中山兔颖,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挥,须臾,草就吓蛮书。”“吓蛮书”即渤海国的文字。可见诗仙李白不仅诗剑精通,还会外文。
清朝以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几次外语学习兴盛的时期,无不与丝绸之路有关。第一次兴盛是两汉时期。自西汉汉武帝隔空“凿开”西域,到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由于朝廷需要接待西域来使、处理朝贡文书、翻译宗教经文等事,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自汉武帝始,朝廷设立了大鸿胪机构,负责对外联络。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辅佐的官员称“承”。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官府还设立专门学校。第二次兴盛是唐宋时期。唐朝时期,陆路“丝路”重开,海上“丝路”也日益繁荣。此时,鸿胪寺的翻译官称“译语”,由20人构成;此外,中书省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直中书译语”。唐贞观十九年(645),朝廷在国都长安设立了相当完备的译场,人员编制达600多人,规模宏大。直至宋代,宋太宗效仿唐太宗做法,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也具备相当完善的组织和明确的职责分工。第三次兴盛是元明时期。在元朝,由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回回国子学”,开始用比较正规的教学方法培养“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外国语学校”。明永乐五年(1407),政府设立教习外语的官办学校是四夷馆,《明史》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四夷馆初归翰林院辖,后归太常寺管。
筚路蓝缕 仓促建校
清朝以来,世界格局大变,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清代“四夷馆”改为“四译馆”,但不再受到重视,且不断更名,虽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