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先发式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因而对资本的需求也是逐步增强的。后发式现代化因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对资本的需求就会突然大量增加,因此后发国需要特殊的资本积累形式。实行这种资本积累,也必然要有政府的介入。
继列维之后,1989年阿伯拉莫维茨(Abramoitz)又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阿伯拉莫维茨同时指出,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把握“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即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正因为存在技术差距才使经济追赶成为可能。即: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即:与其说是处于一般性的落后状态,不如说是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
1993年,伯利兹、保罗·克鲁格曼等(Brezis,Paul 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1995年,罗伯特·巴罗和萨拉易马丁(Robert J·Barro andsala-i-martin)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1996年,范艾肯(R.Van Elkan)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首次从理论高度展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着相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取得更高时效的可能性,同时也强调了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列维则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在认识、技术借鉴、预测等方面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等提出的“蛙跳模型”(Le nogging),都指出后发国家具有技术性后发优势,并讨论了后发优势“潜在”与“现实”的问题。巴罗和萨拉易马丁以及范艾肯等人又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验证了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研究,为后发地区的加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概念,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列宁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观察。
19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和“不连续性”,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比工业革命先行国的政府作用大。

后发优势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并阐述了“后发优势驱动假说”,指出后发地区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包括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可获得后发利益(Late-developing Advantage),从而具有后发优势。由于其学习成本(Learning cost)大大低于创新成本,使后发优势(包括技术性后发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不小于先发优势。这种由后发利益而具有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地区追赶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作为后发地区存在着有别于先发地区的方式或途径来达到与先发地区同样发展水平或状态的可能性,即后发地区也存在着因其相对落后所拥有的特殊利益。这种益处既不是先发地区所能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地区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这种特殊利益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制度性的。但是,这种后发优势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条件,才能使潜在变为现实。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东部地区属于先发地区,西部地区则是后发地区。因此,西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经济赶超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充分发挥技术性和制度性的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1、发挥技术性后发优势
技术性后发优势,表现为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学习,从先发经济体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经模仿、消化、吸收和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首先,从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看,模仿创新能冷静观察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研究不同率先者的技术动向,向每个技术先驱学习,选择成功的率先创新进行模仿改进,避免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大大降低其技术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产品的生产环节看,模仿创新能直接借助于从率先者处获得生产操作培训,聘请熟练工人来企业传授经验等方式迅速提高自身的生产技能,从而使生产成本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快于率先创新;
第三,从市场环节看,模仿创新节约了大量新市场开发的公益性投资,能够集中投资于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品牌,且模仿创新产品由于入市晚,还有效回避了新产品市场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国西部后发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在技术研究与开发环节还是生产环节、市场环节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此,通过技术模仿创新(将先发经济体已被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科研新成果引用于后发经济体的生产领域),形成复制效应,从而迅速促进本地区技术进步,大大缩短因研究与开发先进技术所花费的时间,并节约相应资源的投人。同时西部后发地区可以缩短甚至跳跃式地缩短与先发地区的技术差距,以在更高点上发动和推进工业化。经过学习研究,西部后发地区不仅可以较快地掌握先发经济体的先进技术,而且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中有所创新,甚至可以迅速赶上、超过技术先进的竞争对手。
2、发挥制度性后发优势
在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制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性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地区向先发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或移植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后发地区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成本优势,即后发地区直接模仿、吸收和采纳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有效的制度,与先发地区的制度创设变迁相比较,避免了因不断“试错”而支付的高额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所具有的优势;
(2)时间优势,指与制度创设变迁往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相比,后发地区对有效制度的及时模仿、跟进和移植只需较短的时间,而具有的优势;
(3)经验优势,就是通过吸取先发经济体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获得的后发利益。制度性后发优势使后发地区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西部后发地区应充分发挥模仿、吸收和采纳有效制度的成本优势、时间优势和经验优势,通过强制性和诱制性制度移植变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变激励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具体首先应通过制度移植变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地区经济特色和当地资源优势;其次,西部后发地区要通过向东部先发地区学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市场意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市场领域,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和机制,从而缩小同东部先发地区在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发展差距;最后,通过政府干预,发挥政府第一推动力作用,实行区域经济政策倾斜,使西部后发地区获得制度性后发利益,并使其地区经济能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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