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他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几次三番地来电话询问报告的起草情况,而陈伯达要么不理,要么找个事由搪塞过去,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看来两人明显是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先前报送毛泽东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终没有回音。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陈伯达心里没有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越是这样越写得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报告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毛泽东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而耽误九大的召开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和林彪审看。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直到九大召开以后,陈伯达收到毛泽东处退回来的文件,才发现之前他送去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拆封,更不用说看了。陈伯达对此很是失望,这也许正预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
因为政治报告迟迟没有拿出来,九大又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由于代表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与八大自信开放的风格完全不同,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年代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1969年,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已经持续了10年。这年春天,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苏联边防军几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造成了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逐出入侵者。这使得事态更为激化,上升为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随后调集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国际形势严峻,战争难以避免。马上要召开的九大,备战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