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查韦斯主义”
委内瑞拉名闻遐迩的查韦斯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和治国理政模式。
拉美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渊薮。拉美的当代史常与民粹主义相伴,难分难解。民粹主义在拉美也叫民众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就是传统的民粹主义。但以乌戈·查韦斯(1954—2013年)命名的查韦斯主义,则被称为新民粹主义。查韦斯主义是迄今拉美地区最激进的民粹主义,推行17年之久,令世人瞩目。
查韦斯自诩西蒙·玻利瓦尔的忠诚继承者。为了完成玻利瓦尔当年的未竟之业,查韦斯上台后就宣布,他要以和平民主方式进行“玻利瓦尔革命”。
2005年之后,他进而强调“玻利瓦尔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查韦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造成委内瑞拉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的根源。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委内瑞拉。查韦斯号召委内瑞拉人民:“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无法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我邀请所有委内瑞拉人民共同走上这条新世纪 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年2月,他首次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8月,明确指出要实现一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他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独特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印第安主义、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混合体。他说:“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会主义者都更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耶稣是我们时代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2009年11月20日,查韦斯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一次左派党国际会晤”时,还力图把他“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全球。他率先在会议上倡导成立“第五国际”。但他心目中的“第五国际”,也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西蒙·玻利瓦尔、弗兰西斯科·莫拉桑(1830—1840年中美洲联邦总统、自由派领袖)、奥古斯托·桑地诺(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切·格瓦拉以及主张“解放神学”的卡米洛·托雷斯、智利的阿连德社会主义和莫利斯·毕晓普(格林纳达前总理、新宝石运动领导人)等人的拉丁美洲本土思想的联合体。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主观愿望上说,查韦斯厌恶新自由主义,认为它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因而冀图用“21世纪社会主义”来替代它。他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却背离了市场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只抓收入分配而不顾经济效率,更没有下决心去改革单一的石油经济体制。本来,他具备了其他拉美国家难以得到的客观条件:一是巨额的石油收入。二是某国自2007年以来通过“石油换贷款”项目的融资合作模式,使委内瑞拉总共获得贷款510亿美元。这么充足的石油资源收入和优裕的外部资金援助,在查韦斯主义的模式下却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令人惋惜。
查韦斯模式的特征
无论高扬“玻利瓦尔革命”还是“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模式的逻辑一以贯之,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独占化、经济的去市场化及社会政策的超福利化。
政治权力的独占化。打着反美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平民出身的查韦斯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迅速打破了由民主行动党与基督教社会党长期轮流执政的局面。查韦斯终身崇拜的偶像是玻利瓦尔,而政治集权则是玻利瓦尔所推崇的不二法则。查韦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保障完成其社会主义理想。为了彻底扫除集权道路上的障碍,他先通过两场公民投票创设了制宪会议。查韦斯主义者在128个席位的制宪会议中控制了121个。为了防止原来的议会和法院在制宪期间“捣乱”,1999年8月他授意制宪会议在制宪之前采取两项特别措施:设立“紧急司法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司法机构;宣布紧急状态,设立“紧急立法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立法机构。同年12月查韦斯顺利制定了“玻利瓦尔宪法”。这部宪法,将1961年宪法规定的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同时大大削弱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巧妙地突破了分权制衡机制,将国家主要权力集中于总统和行政之手,实际上由查韦斯个人独占。新宪法通过一年后,查韦斯向新成立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委任立法权”的法案,授权查韦斯以法令治理委内瑞拉一年。2001年11月11日,在该法案期满前一个月,查韦斯一下子颁布了49项法律,包括石油法、土地和农村发展法、合作社特别法、银行部门改革法、渔业法、科技创新法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
在对外政策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查韦斯在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大会上发表 演讲,痛斥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批判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罪恶”战争。他指出,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悍然发动对伊战争是对联合国的蔑视。查韦斯还给 “布什主义”下了定义。查韦斯在墨西哥参加第三届欧盟——拉美国家首脑会议接受哥伦比亚电台采访时说:“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我不得不补充,布什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一个疯狂的阶段,一个对所有人造成威胁的阶段。如果你反对我,我就威胁你、入侵你,指责你为恐怖主义并 给你制造混乱,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这一帝国主义疯狂阶段的证明。”
查韦斯重新调整了委内瑞拉的外交政策,借由双边贸易和互惠协议来促进拉丁美洲的社会和经济整合,包括他称之为“石油外交”的策略。查韦斯专注于在各种跨国机构上促进他所计划的拉丁美洲整合,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双边贸易关系也是他政策的主要重点。
经济的去市场化。查韦斯是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上台执政的。他和马杜罗变本加厉将去市场化推向了极端,把政府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各主要经济部门,用国家干预主义全面整合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果和民生发展,但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其一,全面国有化,实行金融改革,创建国有银行,并重组银行系统,对贷款实施严格的限制。1999年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为国营公司。2001年的新石油法还增加了矿区使用费,提高了所得税,增加一系列新的企业消费税,打击与反对党过从甚密的委内瑞拉劳工联盟,引发石油工人大罢工,石油生产和出口几乎瘫痪。其结果,2万多名石油技术员工陆续被政府解雇。为实现“石油完全主权”,查韦斯自2004年以来,分步骤采取一系列石油国有化措施,最终将委境内全部油田收归国有。除了石油领域外,查韦斯还对电话、电力、水泥、钢铁、大米加工厂、咖啡、银行、超市等实行国有化。大规模的国有化赶走了外国投资者,也降低了本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又产生了大规模的官商腐败和裙带交易。
其二,价格管控。在查韦斯时代,政府为若干种基本食物制定了最高价格,严禁生产商涨价。马杜罗上台后,延续并强化了这种价格管控措施。政府对市场的价格干预破坏了资源合理配置,导致从黄油、咖啡、牛奶等基本食品到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再到药品和医疗器械,均出现物资供应短缺。当政府规定的鸡蛋和猪肉的价格远低于生产和销售成本时,商人们愤而摔破鸡蛋以示抗议。政府派出大量公务员和军人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暴利经营的商家,占领多个大型家电、五金、汽车配件连锁店,逮捕非法涨价、投机倒把的商人。在有限价商品出售的超市,人们排起了长龙,商家不得不按身份证甚至指纹来定量配给。商店货架瞬间就会变得空空如也,政府则派遣士兵在主要市场把守,避免哄抢事件发生。由此也衍生了一个新生行业,人称“二道贩子”。二道贩子使用假身份证、贿赂商店保安、排队卖号等办法,每天如同工蜂一般,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寻宝、淘宝,然后加价售卖给没有时间排队的上班族。二道贩子是马杜罗最痛恨的敌人,将之称为“玻利瓦尔革命”的头号绊脚石,将倒卖物资的行为定性为有组织犯罪,予以严厉打击,但效果不彰。
其三,外汇管制。行传统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造成贫富分化严重,为查韦斯主义的成长提供了温床。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执政基础是中下层民众,采取一些亲穷人的再分配计划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它们走得太远了,大大超出其国力与财力的限度。
开展全民教育,彻底消灭文盲,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查韦斯执政以来,为改善人民生活,他实施安居工程,给普通百姓建造大量经济适用房。 但是,查韦斯的国有化进程威胁了美国的利益。被查韦斯宣布国有化的委内瑞拉电讯公司是唯一一家在纽约上市的委内瑞拉企业,而它的主要股东恰恰是美国的弗莱森电讯公司。美国政府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应该使受影响的美国公司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委国内部分私企代表也对国有化表示反对。
进一步建设基层权力机构“社区委员会”,改革国家政治机构。改革行政区划,重新分配地方权力。
进行土地改革。委内瑞拉政府从 2001年起开始着手没收闲置与非法占有的土地,然后分配给无地农民,以求“耕者有其田”。查韦斯在农村组建合作社,组织农民开展合作生产。现已创建了 6840个合作社。据《纽约时报》2005年10月30日载文报道:“加拉加斯周围的山区和内陆的农村遍布着合作社和企业”。
查韦斯最大的成就是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也是他被赞许为“实现正义”、“懂得穷人需要”的原因。1999年查韦斯刚上台时,委内瑞拉的基尼系数是0.478,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变为0.394,是拉丁美洲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而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南美邻居的基尼系数还在0.5以上。
尽管查韦斯模式的社会计划短期内能够改善穷人的处境,但其负面效应非常明显。它只会让穷人不愿意通过个人奋斗摆脱穷困的处境,反而高度依赖政府慷慨的馈赠。更糟糕的是,要想持续获得穷人的支持,政府还必须不断维持并扩大这些福利政策,这从当前或长期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弗朗西斯·福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粹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刻意迎合民众的心理,而在于它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长远发展。”
不仅如此,民粹主义也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他们用移民的办法对查韦斯模式表示了强烈不满。1998—2013年,超过150万委内瑞拉人移民海外,约占其总人口的4%—6%。这些移民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职业阶层,90%拥有学士以上学位,40%拥有硕士学位,12%拥有博士学位或是博士后。过去5年间,西蒙·玻利瓦尔大学有240名教授放弃教职出国,大约700名教职员工在2011—2012年离开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到2013年底,苏利亚大学有1577个教师岗位空岗。目前这种人才外流的悲剧还在继续。2014年委内瑞拉民调机构“数据分析”的调查显示,有10%的委内瑞拉人计划在不远的将来离开委内瑞拉。
总而言之,查韦斯主义筑构长达17年的民粹主义治国模式已陷入困境,大厦将倾,恐难转圜。查韦斯大胆在委内瑞拉尝试新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在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尝试这种模式,是令人敬佩的。虽然这种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是,不管这种模式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可贵的大胆尝试,在拉美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会留下一笔供后人借鉴和品评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