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界领导人的推动下,德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反省不断深入。1978年,德国文化部长要求课堂教学中增加纳粹主义的内容,培养学生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的思想观念被明确列入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1979年,西德各州的电视台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它的播放和产生的影响成为联邦德国媒体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此后,大屠杀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另外,西德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1994年5月,联邦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加重了“煽动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可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
德国还通过一系列大屠杀纪念活动来铭记历史教训。1995年,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5月10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揭幕仪式。该建筑物北靠历史性建筑物勃兰登堡门,南接波茨坦广场,紧邻联邦议会大厦和政府主要部门。这一地点的选择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德国非同寻常的道德反省与自觉诚意。
3、来自犹太社会的外在推力
在战后德国反省大屠杀罪行的过程中,作为纳粹受害者的犹太人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举措,从而为德国的历史反省进程提供了有力的外在推力。对于犹太世界而言,从战争赔偿到公开纪念、从追捕战犯到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做斗争,以“把手指放在伤口上”的方法,复原真相、揭露罪恶,使大屠杀成为无法否定之过去。
二战结束后,尽管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犹太世界还是坚持了战争赔偿的要求。经过长期的艰难谈判,1952年9月,以色列与德国政府达成《德国赔款协定》,联邦德国在12年里向以色列偿付大约8.2亿美元,此外还通过索赔联合会向纳粹受害者提供个人赔偿。
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600万犹太同胞,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通过《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由议会设立“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日”,以便“为其英雄与遇难者提供一个整体性记忆”。根据这项法令,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纪念之山建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4月,以色列议会决定以犹太历尼散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并定格为国家法定节日。
不仅如此,犹太社会与年轻的以色列国家把追捕纳粹战犯视作一种道德责任,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艾希曼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藏匿于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经过将近一年的取证与审讯,艾希曼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正式开始,100多位幸存者出庭作证,无数的证据与供词把人们带回了那段撕心裂肺的恐怖岁月。艾希曼审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战胜自我,站出来为大屠杀作证,一批又一批纳粹战犯被送上了正义的审判台。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犹太学者与非犹太学者一起专注战争罪责研究,以大屠杀为个案来建构记忆史学。他们认为,“大屠杀记忆”代表的是过去被人们所压抑、所忽视的东西,理应进入“公共历史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也成为一种全球话语。因此,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0/7号“纪念大屠杀”的决议,把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日子作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此后每年的1月27日,联合国会以一个特定的主题展开纪念,旨在提醒人们:“大屠杀这一绝无仅有的悲剧不容改写,只要人类记忆继续存在,就必须牢记这一令人耻辱和可怕的悲剧”。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