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北大最后一年,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排除军阀政治对大学的干扰,而其中最实质性诉求,是首先保证“教育经费独立”。学校经费拮据,捉襟见肘,1922年冬北大发生“讲义费风潮”,反映了当年办学的窘境和苦楚。北大的这段经历,强化了蔡元培长久以来萦绕胸中的夙愿,即“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他选取的实现“教育独立”最佳方案,便是仿行法国的大学区制。
1927年,蔡元培以“党国元老”身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他提出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国实行大学区制议案,获得通过。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绝佳契机。有观察家认为“蔡先生之进于庙堂,是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此后一年,在浙江、江苏和北平先后试行大学区制,取代省教育厅,由学者组成专门委员会“议决学术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达致“以学术化代替官僚化”的设想。同时,拟议设立教育银行,划拨各项附税,成立基金,专用于教育支出。
可是,移植过来的大学区制,在中国竟成“逾淮之橘”,大学区内风潮迭起,行政效率极低,重学术而轻教育,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失衡,而“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
这一结果,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力推此次变革的诸元老之间亦发生严重分歧,他不得不辞职。至1929年夏,大学区制草草收束,大学院亦恢复为教育部,教育家的理想试验在现实面前黯然退场。有评论认为,这是蔡元培“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失败。”此后,他转而从事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事业,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效力终身……
后人深切感念蔡元培先生开创新教育新文化一代风气的可贵功绩,高度赞誉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尚人格。中外研究者对这位“文化巨子”则给予更多“同情之理解”,认为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做成了什么,而在于他究竟试图做什么?应当说,蔡元培一生为理想所驱动,奋力引领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纵使荆棘满地仍一路前行,堪称为理想而搏击的读书人的典范。
北大学人眼中的“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晚年评价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然而当年的青年教授胡适并不认同,他认为“蔡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应独力扶助新学。陈独秀不同意这一看法,致函胡适谓:“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
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议及“兼容并包”,视角独特:“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正因如此,“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张晓唯,1957年生,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教育文化史、中外大学历史与文化、近世以来文化人物及思想、当代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等。主要著作:《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今雨旧雨两相知——民国文化人史事钩沉》《旧时的大学与学人》《蔡元培传》《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