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具体表现是:受害人对是非善恶完全丧失判断能力,对自身权益完全丧失保护欲望,对施暴者施与的小恩惠存有感激,因此往往强化施暴者的积极印象从而迷恋施暴者,反而对解救自己脱离此境况的人不领情。
更令人震惊的是,研究表明,受测试者无论人种、国籍、文化背景,均有可能患上此病,如没有明确的心理预防强化,受测试者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几乎没有免疫。人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心理感受呢?研究发现,这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病条件有关。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一,因施暴者的行为,受害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其二,受害人已经处于完全的绝望之中;其三,受害人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施暴者愿意让他们知道的,施暴者不愿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则被屏蔽,类似人们常说的“洗脑”;其四,施暴者偶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令其产生信任和感激。
民主法制观念有助于心理预防
在洛阳案件中,4名被囚禁女子也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发病条件。其中芳芳被杀害,足以证明被囚禁女子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她们在地窖里信息与外界隔离,争风吃醋更可说明李浩对她们其中一些人的亲近已经令其感到恩惠。
因此,这4名女子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有逃离地窖的勇气,不仅不愿合作与李浩斗争,反而起了内讧。有人被李浩“洗脑”而“爱上”了他,甘愿留在地窖里接受侵害,并协助李浩侵害他人。甚至当被解救后,她们还出现了对施暴者李浩感恩戴德的反常表现。
但是,这起案件受害人是否确认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国法学界也存在不同声音,比如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就不同意这种判断。李玫瑾认为,这4名女子所谓“爱上”李浩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她们被长期性侵,所谓“爱上”可能只是一种减低自我伤害程度的心理安慰。在确切考察被害人心理状态之前,不应轻易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判断。
瑞典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在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的多年研究中发现,施暴者的侵害时间越长,受害人对于获救越绝望,对于所处的侵害环境越依赖,也就越容易对施暴者产生感情,症状虽然典型但不易察觉。
这种症候群并不是新病种,而是伴随人类漫长的进化史相生的顽疾。由于刑事犯罪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现,受害人能较快得到解救,因此这种心理疾病在刑事犯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事实上,这种病症并不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组织在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国实施纳粹统治,被统治区的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只能获取纳粹政府灌输的理论和战争信息。他们对于纳粹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不以为然,反而狂热地追随纳粹,这正是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极为类似的表现。
人类如何才能根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科学家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另一方面,既然研究表明,进行明确的心理预防可以有效防止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作,那么心理预防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其中普及民主和法制观念则是人们对各种犯罪和暴行保持足够清醒的有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