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政策的大调整,自然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意见,引起了激烈争论。正如同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对徐懋庸讲的那样:“这个论争,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毛泽东当年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后来把“两个口号”之争视为路线之争,翻云覆雨,把相关人往死里整,实在是太残酷了。
今天看来,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所以在文学界获得了广泛赞同,虽然他们把写国防题材的作品作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入场券是片面的,容易导致关门主义;虽然某些“国防文学”的代表作也有倾向性的问题,比如夏衍的剧本《赛金花》,把一个“夜事夷寝”的妓女写成了救北京居民于水火的“九天护国娘娘”,说她“替中国尽了很大的责任”,受到了鲁迅的冷嘲,但无论如何都不是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