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社会科学的独特性主题,问题发端在于文德尔班的两种科学的划分,其标尺在于是否持有“精神科学独特性”(狄尔泰)主张,其难题则在腊斯克的“理性的裂隙”问题。腊斯克对韦伯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非理性的裂隙(a hiatus irrationalis–an irrational chasm)”概念。第二,关于概念形成的分析理论与流溢理论。后者是腊斯克法律哲学研究的主题,也是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是否可能客观化与理论化的关键。在腊斯克看来,特殊的历史事实似乎是无理数,对理性解释施加了限制,因为它们完全是独特的,不可纳入一般法则。腊斯克借用晚年费希特的术语,形象地称此现象为“理性的裂隙(hiatus irrationalis)”。这一裂隙乃一古典理性主义的问题,其解释试图将特殊纳入普遍。由于康德自己持有一种理性主义立场,这一问题在康德自己那里并不突出。但是对于新康德主义者来说,他们必须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很显然这一“非理性主义的问题(irrationality problem)”既困扰着李凯尔特,也困扰着随后的韦伯。
腊斯克的博士论文专门处理这一“非理性问题”。腊斯克勾勒了处理非理性问题的两条不同路径:一个是康德式的分析的路径,这一路径认为特殊是偶然的,因为它不能够从普遍推衍出来,因为普遍是抽象的或推论的(discursive)。第二个是黑格尔式的流溢主义的路径(the emanationist approach),这种路径认为特殊是必然的,因为它可以从普遍推衍出来,因为普遍是具体的全体。分析路径视普遍为复合(composita),其间部分先于整体,并使之得以可能。流溢主义的路径视普遍为整体(toti),其间全体先于部分,并使之得以可能。
两条路径处理的是“概念与实在”这样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在腊斯克看来,关于概念与实在,康德式的分析论的概念观是如下这样的。实在本身不能够被概念化。个体存在,因其独特与难以琢磨,彰显了概念构造的局限性。概念是对实在面相的人为抽象。概念在康德意义上注定是主观先行的,而实在在本体论意义上注定比概念要多。因此,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注定是逻辑关系而非存在论的关系。概念越抽象,它离实在就越远。因此,即便是概念把握住了具体实在,后者也不能够从前者推演出来。“因为具体实在不能够被概念化,因而它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知识的可能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