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全球化语境下城市边缘地带治理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

一、 低端全球化
这个世界不再是被地理分割的区域组成的世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口、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促使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国际分工。以生产、贸易为主导,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位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国家或地区治理的重要语境。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情况与未来方向,是成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与领导者,或是沦为生产末端成为被动的产业外溢承接者。“低端”这一词汇在当下语境中是一个敏感词汇,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客观的概念,与高端市场与高端产业相对应。同样的,在全面全球化地进程中,既有高端全球化,亦有低端全球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者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是“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发展中国家更需要重视低端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引导其健康发展,促进国家与地区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二、 城市边缘地带
在大众视野中,全球化的形象一般是由国际大都市构成的,先进、多元、开放,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超级成就。应该认识到,城市在全球化中发挥了超越国家的作用。1991年,著名社会学家Sassen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主的全球城市为全球尺度上的服务和资金流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体承载,使得管理和合作能够进行。这些城市往往是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通过市场聚集了大量资本,在全球化城市网络中拥有高级话语权,可以之称为世界中心。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两极特性,在这些世界中心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显著的冲突,其中在物理空间上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边缘地带的存在。“边缘地带”是低端全球化驱动的一种城市空间,根据“中心-边缘”效应,城市功能在聚集效应的驱使下向单一中心集中,而主流功能之外的社会生产力则会外溢到边缘地区。
在纽约、东京、伦敦都存在这样的地区,承载着低端全球化需要的市场。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我国香港,则有着重庆大厦,这是一个享有极高知名度的“边缘地带”,这一个弹丸之地集中了大量来自南亚的商人和非洲的消费者,在低端全球化市场中起到了世界中心的作用,是一个极佳的研究对象。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的治理逻辑与大陆地区完全不同,为了更直观地体现差异,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不同治理方式,本文以首都北京边缘地带为对比案例,探讨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
三、 区域治理与协调
香港拥有着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一直为《华尔街时报》所推崇。与内地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不同,香港实际上属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新自由经济体系。在这种制度下,经济活动如脱缰野马,市场完全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并不进行强力干预。因此一水之隔是日益发达的中国南方制造业基地,直面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市场,香港自然成为了生产-销售中间的关键环节,重庆大厦则是这一关系的直接缩影。在以国际高端市场活动为主的商业中心,聚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重庆大厦是一朵奇葩。
在《重庆森林》所反应的年代里,自由主义在这里孕育出了毒瘤,犯罪、地下交易、危险空间等等。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变化,如今的重庆大厦已经没有这些恶性犯罪活动的滋长,尽管其中的各种交易场所看上去仍然是缺乏监管的法外之地,但实际上是按照自生的市场逻辑有序地运作。对于香港人来说,重庆大厦无疑是个难以控制的隐患,但其中生活的人们却是在其中相安无事,各做各自的事情,互不干扰。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重庆大厦的转型发展中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受到利益导向的建筑设计影响,重庆大厦缺乏统一的管理建设,自六十年代以来火情频发,而直到1988年一次严重的火灾之后,香港政府才加强了消防条件的管控,而非治理。大厦的整体条件改善由业主立案法团主导,这是一个由华人业主为主体的民间组织,他们致力于改善环境条件,提升大厦形象地位,他们的效力建立在合法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关系来控制与协调各个行动与项目。他们的利益诉求与重庆大厦真正的使用者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受到许多质疑与不满。
总体上看,重庆大厦是一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运行着世界市场的逻辑,在看似混乱的外表下则是卖方买方、游客、业主构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化市场。人们怀抱着相同的、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共同的信仰使得重庆大厦混而不乱,兼容并包。
与香港完全自由的开发体制不同,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尽管同样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的管控地位十分显著。在重庆大厦的低端全球化市场中,中国大陆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率先以大规模的低端制造业打入世界市场,才让世界经济版图之外的贫困国家和地区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取现代商品,造就了重庆大厦的多元繁荣。
现在我们将视野聚焦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引入市场作用为主导力量在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问题。产业附加值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与乡村人口流失、建设用地无序拓张等等。与香港以金融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不同,制造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物质空间的要求极大。在此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将导致不可持续的发展情况。因此必须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控。
以今日新闻热点的北京西红门地区人口疏解为例,这是一个社会影响恶劣的行政干预手段,但同时是一次必要的干预行动。北京作为国际化都市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受到日益发展的劳动市场吸引来到北京,但由于产业的承租能力不同,这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挤压到城市边缘地带,🙆低端产业的就业人员聚集在这些城市边缘地区,带来了建设用地的膨胀、生态破坏,同时还有安全隐患。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管控作用,以具有法律效应的措施来控制城市的发展,保障可持续性。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恰恰反应了政府前期立法管控的力度不足,在后期隐患爆发时缺乏弥补疏漏的适宜措施。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正视严峻的发展条件,认识到低端与高端的两面性,采取正确的方式引导社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