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 字豫山、豫亭、豫才,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笔名鲁迅,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新文化运动主将,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代表作有《呐喊》《彷徨》《狂人日记》和《中国小说史略》等。
艺术家汪士伦匠心手绘鲁迅肖像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鲁迅欣然赴宴,照例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席间,郁达夫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的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郁达夫接着打趣地说:“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
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合起来便是鲁迅著名的《自嘲》诗。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
【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81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当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才学很好,恃才傲物,牢骚甚多,喜好骂人。曹聚仁曾说:“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范,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周伯宜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天性的人。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1893年,祖父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排到离城有30多里的王府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后来,祖父被判“斩监候”,入狱7年,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其得以活命。从此,家道也便开始衰落了。后来,父亲也重病在床,于1896年去世。
作为长子,鲁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寄居篱下,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那时,他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他曾在后来的《父亲的病》里,沉痛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他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为他拼凑的8块银圆,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便提出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第一学期结束,因鲁迅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立马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据同学许寿裳回忆,鲁迅“因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
【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2年3月,21岁的鲁迅取得官费留学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赴日本,同船的还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年后便剪去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他写下《自题小像》赠予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昂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现代医学。许寿裳说,鲁迅学习现代医学,一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怀疑,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两年后,鲁迅便从学校退学。他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留学期间,鲁迅常与许寿裳谈到3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1907年、1908年,鲁迅写了一系列长篇文言论文,首次提出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考:“首在立人”“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猫头鹰】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鲁迅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而且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一度以为自己“活不久的”。几年来,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逛琉璃厂、抄古碑成为他苦闷中的唯一寄托,自取了个“俟堂”的名号,意即“待死堂”。他喜欢猫头鹰,钱玄同送他外号“猫头鹰”,传神之至。后来,他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文章说:“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然而,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与之相反的,毛泽东则评价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陈独秀曾评价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国民性批判】
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鲁迅式洞察一切的“冷眼”所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许寿裳曾说,鲁迅近六百万字的著译,都是针砭国民性弱点所开的方剂。
鲁迅曾一再慨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因而一再主张把英国人斯密斯写的《支那人气质》翻译过来,作为研究自己的参照物。《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鲁迅通过对“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画,全方位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直到晚年,鲁迅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话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马马虎虎的病。”然而,改造国民性,谈何容易?鲁迅体味最深,不免悲愤地慨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林毓生认为鲁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实践,而这一认识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熊培云公开表示,“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冯骥才曾发表《鲁迅的功和“过”》一文,更是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冯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的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这些论点一度引发了众多争议,也将鲁迅研究中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探究不断引向深处。
王晓明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忧郁,是他的性格基调之一,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形成特有的鲁迅形象。到了晚年,鲁迅有时整整几天闷头不说话,对一切不闻不问,“自弃”的半夜里喝了许多酒,一个人走到地面上去蹲着或睡倒。鲁迅就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那位巨人一样,肩住黑暗的闸门,然后面对死亡。
【生生不息的灵魂】
去世前的两三年,鲁迅跟朋友谈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常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是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去世前几个月,他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年仅55岁。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周海婴,在后来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详细写下这一天:“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噩耗传来,举国震动,宋庆龄主持他的葬礼,棺木上覆盖着一面绣着“民族魂”3个大字的白旗。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鲁迅于虹桥万国公墓。
5天后,10月24日,郁达夫写下深情的《怀鲁迅》:“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这位以尖酸刻薄的笔调、横眉冷对的形象,孤冷地与整个时代搏斗的作家,存留给世人的,原是激情炽热的精神与生生不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