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州、泽州府、潞安府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