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理解,隐名股东的另案生效裁判应当是名义股东债权人提起执行查封措施之前已经取得,由此才有比较请求权性质的基础;如未取得另案裁判依据,依据《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5号)第26条以及《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在执行法院对诉争代持股权采取执行措施后,隐名股东只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解决。
(2)《九民会议纪要》后,司法裁判对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的新动向
《九民会议纪要》在具有总则性质的“引言”部分对商事外观主义及信赖利益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特别提示,强调一般适用于交易行为的相对方,“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
《九民会议纪要》第3条进一步明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已经被《民法总则》第65条规定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修正。
据此,非股权交易的相对人原则上不能援引“商事外观主义”保护的第三人信赖利益规定,加之对“外观主义”泛化及滥用的规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导向,对于名义股东的金钱债权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利益衡量中,司法裁判的走向值得关注。
我们的初步意见
关于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利益衡量问题,最高院裁判不一,其政策文件也有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