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顺着“姚家父母割肝救子”的链条,有媒体也追问过“郭家父母”为何没有选择“割肝救子”,而姚策的生母也作出回应,大概的意思是:其一,姚策的生父年龄较大(60岁)不允许(割肝救子会严重影响寿命);其二,姚策的生母认为自己身体也不好,女儿也有病,也需要人照顾,如果姚策的生父“割肝救子”,家里就没有健康的人,真是生不如死。
就“其一”来讲,从理论上而言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回到情理上,既然当初“姚家父母”有“割肝救子”的决心,那么“郭家父母”要是考虑的后果太多,自然就会受到“姚家父母”及“外围舆论”的苛责,因为有句话讲得好“不愿意的背后,应该是爱得不深”。
而“其二”的问题属于“其一”的延续,也就是姚策的生母把所能想到的负面后果都已经盘算过,所以才得出不打算“割肝救子”的决定。不得不承认,论感情的深厚,养育之情往往更甚一筹,就如姚策生母面对媒体时所说:“现在是DNA(匹配)摆在那里,也觉得是真的,意识里面是真的,但心里面还是不相信”。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姚策生母的这段话应该是“真诚的表达”,因为“亲缘勾连”更多的存在是之于“执念”而言的,也就是亲缘关系如果不被点破,就算是擦肩而过的母子或父子,也并不能感知到彼此。而对于“养育勾连”来讲,就算闹腾过后,想必还是心存感念的,最不济也会是“爱得深,恨得多”,但谁也抹不掉曾经存在过的养育事实。
所以回到“姚策生母生父没有割肝救子”的问题上,还是应该从两个层面去考量:其一,他(她)们对于后果的预见性审视是“自由选择”;其二,他(她)们对于跟姚策的情感构建确实没有姚家父母那么深厚,这是基于情感累积而言的。
就“其一”来讲,如果放到局外人的站位上,应该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是放在亲缘关系里,总还是显得有些“冷冰冰”。一般来讲,要是“割肝救子”,绝大多数父母应该都会奋不顾身的,但是要是割肝救母(父),多数时候,即便子女愿意,父母往往也会迟疑。
毕竟在朴素的寿命考量上,让年轻人活得更久,已经成为世俗圭臬。当然,之所以“姚策的生母生父没有割肝救子”,应该还不只是姚策生母所谈到的这些问题,也可能包括病情的后续加重,确实不适宜“割肝救子”的操作,总之对于姚策的命运来讲,确实也是“福祸相依”,“一言难尽”。
另外,要承认“姚策生父生母没有割肝救子”,“姚家父母”肯定是会存在微词的。所以,“错换人生案”进入下半场后出现“两家反目”的局面,也是可预见的结果。因为作为“姚家父母”来讲,即便发现姚策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作为养育之情的考量,总还是希望姚策能被有效救治。
可这样的追问,也只能停留在姚家父母的站位上进行考量,而回到舆论场域中,我们只能对“不割肝救子”感到遗憾,而对于“割肝救子”抱以敬畏。因为只有“无情的选择”被允许,才可能最大限度的激发“有情的选择”。这对于情感互动,行为实践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可对于“姚家父母”来讲,他(她)们是当事人,所以是有权利进行不满表达的。因此,“错换人生案”进行到下半场(偷换风波),应该也是综合因素所推动的结果。毕竟作为“两家亲”的考量,“郭家父母”和“姚家父母”肯定是能想到的,只不过有些事情上,“彼此都看不上对方,只能沦落到死磕的地步”。
与此同时,作为舆论场域的评价涉入来讲,从“偷换风波”开始,不少人就已经不能“就事论事”,以至于在“姚策生父生母没有割肝救子”的问题上,就会进行清算式的声讨。甚至,还会进行综合性的前后勾连。不得不说,在是非较量上,看似有余地的“无情的选择”,到最后也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萨特坚信:“自我欺瞒的同时,我们也在否定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回到那些笃定的舆论声浪里,我们其实更要强调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要不然声音越笃定,越可能伤人伤己。当然,这已经是眼下社交秩序的常态,要怎么办?该怎么办?没有人给出答案。
就像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无情人”和“有情人”一样,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认为自己和他(她)者是其中的一种,以至于我们是不确定的,道德规则也总是不断翻新的。所以,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尺度可以一直有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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