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 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王导有个堂哥王敦,当时在扬州做刺史,很有点势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一商量,想出一个主意来。这年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禊(音xì)节,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这一来,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这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为东晋。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晋元帝认为他能够得到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王敦掌握军权,自以为了不起,把晋元帝不放在眼里。晋元帝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外重用了大巨刘隗和刁协,对王氏兄弟渐渐疏远起来。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内部就出现了裂痕。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