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少数民族有其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建立政权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当他们进入汉族居住区,乃至建立政权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族人民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服饰成为制度,而制度化的服饰就是高度符号化的服饰或充满符号化元素的服饰。居于这两种之间的是第三种,即放任汉人着汉族服饰,少数民族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与研究汉族的历史不同,也与研究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史不同,少数民族服饰史的文献研究比较困难。
关键词:汉族;少数民族服饰;政权;中原;研究;居住区;汉人;国家制度;契丹;北方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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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有其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建立政权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民族间争斗融合而共存之历史。古代中国以中原君临天下,国界是变动的。由于东方和南方有较多的海岸线,西边亦多高山峻岭险恶地形之存在,疆域较多趋于稳定;而北方存在着巨大的进退空间。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常被称作胡或胡人。胡人可以指我国北方的边民,有时也可以指称北方或西域的外国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用一个固有的历史名称来指代统括,那就是胡服。尽管朱熹早就指出:“今世之服大抵胡服”,但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胡服成分,还是被大多数人大大低估了。例如,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成了当时事实上的中华文明中心的代表。对此,《洛伽蓝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可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闺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在焉。”当时的南朝使者入洛阳,都惊叹此地的宫宅衣冠之盛。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通过贸易、赏赐和供奉等不同形式,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进一步受到中原政权的影响,包括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进入汉族居住区,乃至建立政权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族人民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
中国古代方少数民族对此的态度和抉择大致有三。一种是采取服饰的汉化。典型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政权,特别是孝文帝时期。《资治通鉴》卷140记太和十九年(495) “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官服”,卷141记太和二十一年“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这说明北魏服制采用汉族政权冠服制度,并取得成功。这是尚书李冲(汉人)等费六年之久所制定的。孝文帝的服饰改革在制度外就不那么顺利。同卷142记他南巡归来,见洛阳仍有不少鲜卑妇女“犹带小帽着小袄”,十分不满,责怪任城王元澄及留守官员,使之“皆免冠谢”。其实这里使用“汉化” 一词并不是那么合适。有一个新的概念“涵化(acculturation)”或许更精确一些。因为一方面是鲜卑服饰的汉化,另一方面却是汉人也染上了“胡气”。正是由于北魏时期的这种服饰“涵化”现象,“质朴坚实的汉人”才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唐人”(张庆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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