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注释:
注1 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注2 整理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注3 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注4 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注5 见前注。
注6 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去北京蓟门桥的王力家。王力对我说:19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当时他夫人也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