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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这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既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迪。
一、延安整风的缘由
回望1942年春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特别是解放区面对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重重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各地又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党迫切需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拨正前进的航向。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几年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两起两落,即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什么会有两起两落,基本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这是全党同志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以后,尽管党的路线步入正确轨道,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党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根源上加以彻底清算。由于党长期处于异常紧张和激烈的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总结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与发生挫折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深刻清理和总结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党内的高层仍然存在分歧。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还较为突出,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倾向不仅严重存在,还有新的蔓延趋向。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整个党和革命事业将无法更进一步。而要消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克服全党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达到全党认识的高度统一,没有一场深入的从上到下的全党整风学习运动是根本不行的。
第二、开展整风运动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抗战以来,我们党吸收了70多万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5%。其中许多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在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把大量小资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成为党内主观主义滋生的土壤。还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不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反而迷恋教条主义的吹嘘。特别是王明利用党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不强,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天真幼稚,对理论的迷信,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故弄玄虚,蒙蔽群众。确实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但王明那一套确实有欺骗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深,许多人对他脱离实际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倍加赞赏。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全党确立一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顿三风运动。毛泽东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1]
二、延安整风的重点
延安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具体反映,是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
在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以教条主义最为严重,对革命的危害最大。教条主义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指导中国革命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唯上、唯书、不唯实”。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是巨大的。遵义会议前,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出现两起两落,我们党之所以在政治路线和军队路线上出了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情的认识不十分清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好。而思想路线错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乃至组织路线就一定出问题。也就是说,思想路线上的主观主义必然导致政治路线上的关门主义和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3]由于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党八股上是主观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根子上还是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针对教条主义的特点,毛泽东沿用斯大林的话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教条主义“这种做法,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4]实践也教育了人们,实事求是的路线是正确的,唯上唯书的路线是错误的。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中着重是反对教条主义。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的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5]是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进行理论创新。有破就有立,要破教条主义,立实事求是,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愤读书,花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批判教条主义。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且根据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持久战,批判了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左”倾幼稚病(即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是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精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这是军事路线上的拨乱反正。1937年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进行了哲学论证,从而,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期间,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演说,向全党提出了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任务,从而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
第二、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更需要调查研究。1931年毛泽东曾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41年3月17日和4月19日,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的文集上分别加写了“序”和“跋”。毛泽东在“序”中说:“现在我们的许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而怎样才能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呢?“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6]同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风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在我们的同志中继续存在着。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不久,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负责调查研究局的工作。由此可见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同年8月1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7]怎样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谈到“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昂首望天。”[8]“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第二是开调查会。”[9]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或者老百姓,开调查会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第三、要抓住根本。延安整风的根本是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至于如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的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0]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论断:“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可见,毛泽东所谈的学习,绝非指单纯的学习书本,他要求的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发展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指出: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是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空前而不是绝后”这几个字,在这时不啻于一声惊雷。三是要在斗争中学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在同“左”或右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确立的。毛泽东多次批评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12]毛泽东这些宝贵思想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范围,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它对确立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延安整风的启示
延安整风已过去70多年了,它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在如此困难的环境里党为何用历时5年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集中那么多的干部去学习文件、剖析自己,究竟意义在哪里?首先,通过整风把党内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全党学会了怎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二、延安整风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重在思想教育,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种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延安整风的影响还没有完结,但整风精神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将愈加深刻。它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卓越的时代价值。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和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年代,邓小平强调的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13]“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4]“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5]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才有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突破。比如: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作了精辟论述:“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了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了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段文字实际上揭示了兴党兴国的规律。
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尖锐指出:当前“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常年坐在办公室,很少下基层,很少接触群众,对下情若明若暗,接‘地气’不够;有的一切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有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思想和工作落实后于形势的要求;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以致蛮干、瞎干;有人为了迎合和满足某种需要,说假话、大话、空话,甚至弄虚造假;有的怕担风险,明哲保身,明知是错的,却听之任之,不批评制止;有的不喜欢听真话、实话,不愿意修正错误,择善而从。凡此种种,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虽然不是主流,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