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作者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今天,我们讲19世纪左宗棠西征成功背后的金融故事。之前大家已经了解到金融对个人、尤其对解放个人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金融对于拯救王朝同样重要,我们也可以用金融视角去重新梳理历史。
就以历史上的湘军为例,晚清以来湘军影响力非凡。特别是19世纪中期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从1866年开始,率领湘军,用了14年时间先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剑锋西指,收复西域新疆全境。但,你可能不知道,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战争融资上进行创新,他的西征要么难以进行,要么会失败。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他可能发不了军饷,或者军饷一时有一时无,而没有军饷,就无法得到他需要的军心。如果没有军心,战争胜利从何而谈?
那么,左宗棠做了什么金融创新呢?

清朝战争军费的故事

我们先看看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背景。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任何国家来说,正常税赋收入都有固定的用途安排,改变起来阻力很大,就像现在要财政部改变存量开支比登天还难一样。而战争、内乱何时发生,战争持续多久,以及需要多少军费开支等等,这些都是没法事先确定的,会很随机,所以,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王朝最为头疼的事情,就像旧社会的灾荒、瘟疫事件让普通家庭很痛苦一样。
在清代,突发战争带来的军费开支主要通过几种方式获得。首先是平时积累的财富,朝廷和地方督抚都尽量节省开支、多存银子,以防后患。这个办法的有效性很低,因为清朝政府没有多少剩余收入,存不了多少财富,而且我们今后会学到,存钱难以规避未来风险。
二是靠卖官位,正常情况下都是卖虚职,比如,翰林待诏、官衔、候选官等。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卖实权职位,像知州、知县之类。卖官收入有多重要呢?鸦片战争的那三年里,卖官收入占各省战争支出的23%。鸦片战争后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中,有46%靠卖官收入弥补。
对我们现代人,卖官似乎很不能理解。但在当时没有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一旦碰到国家存亡的战争,卖官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跟旧社会里一到灾荒发生时一些家庭卖妻妾求生存一样。只是政府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妻妾或女儿可卖,但可以卖官位,或者放弃疆域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清朝就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能就不需要卖官了。
三是靠协饷制度解决战争军费,也就是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由于不是每个省都能自行负担本省的军事支出,它们需要富裕省份的协助;而且也不是每个省都同时要对付内战,所以,没有战争的省要去支持处于战争之中的省份。比如,西部省份的财政收入少但军费开支高,它们往往是收协省份,接收临近富裕省份的财政盈余。因此,山西、山东与河南成为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则主要接收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在康乾盛世时期、甚至到19世纪上半期,这个体系运行得还不是问题,可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内战涉及众多省份,大大冲击既有的战争开支体系。一方面,卖官位以前是户部的特权,省级层面即使卖也是在本省辖区内卖,但是太平天国期间这个规矩开始混乱,安徽的皖军跑到湖南长沙去卖官位、搞皖捐。结果,在186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刘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从湖南撤回它们的捐局,而安徽巡抚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诉说他们的苦难。结果,同治皇帝下令维持现状,可以跨区域卖官!这就打乱阵脚。
另一方面,协饷支持也迟迟不能到款,因为谁都面对经费挑战!

左宗棠的金融创新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带领湘军接手镇压陕甘回乱。他的军费挑战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陕甘回乱之后,提交给皇帝的《恳改拨饷,以固军心折》,他在回顾自1866年以来军费不足的困扰时,说“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
接下来,左宗棠筹备进一步西进收复新疆,提出800万两银子的年度西征军费预算。朝廷对此极为重视,向为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海关发出指令,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无论朝廷措辞多强硬,都不能缓解西征经费的困境。
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西征军未来有协饷收入,只是这些未来收入总是拖欠,也很不稳定。那么,这些未来收入怎么可以转变成今天能花的钱呢?而且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军饷不稳定,左宗棠就无法稳住七八万军心。
也就是说,如果能把未来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那么,不仅军费会大增,因为未来是无限的,而且经费会很稳定。
但问题是,如何借?找谁借呢?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齐国,也是为了战争融资,管子说通了齐王向殷实之家借钱。可是,战争胜利之后齐王赖帐。所以,后来没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诺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发展出国债或公债市场。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武将,那他的西征胜利前景就难说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规模,尤其洋行融资能力很高。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当时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认识当时的汇丰银行,也知道现代金融市场怎么运作。虽然到晚清,朝廷内外对借钱花是完全不认同、不接受,但经费困局是实实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弃西域,否则就无其它办法。
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融资。1875年借洋款249万两,1877年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共借 800万两,1878年再借350万两等等。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当时中国民间借贷普遍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那时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有了这些借款后,左宗棠停止卖官。金融结束了持续多个朝代的陋习。
那么,借款对左宗棠有多重要呢?在1874-1880年间,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银子,其中2000多万两是通过华洋借款得到的,是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不是通过“透支未来”借钱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
当国际、国内动荡导致财政能力削弱的情况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场,以未来协饷收入、关税作抵押,向华商、外国银行借款,为西北作战提供稳定军饷,稳住了几万大军的军心,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与治理。
从左宗棠的故事里,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维方式,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历史。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第一,中国从管子以后,基本停止靠借贷解决战争开支。这不仅使金融市场难以发展,而且使处于财政挑战下的王朝难以生存。第二,左宗棠在军费压力之下,选择了“透支未来”的债务融资、放弃卖官,为他的西征历史功绩奠定基础。他的金融创新虽然在今天看很简单,但在当时是很艰难的,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他都面对巨大压力。他的西征成功为今后靠金融为战争融资开辟了新路。
(本文系作者在喜马拉雅的《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系列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