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学术界关于启蒙的讨论应该说取得了诸多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走出了对于西方启蒙思想研究常常局限于法国与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惯性思维,开启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研究的新视域,又包括对于中国启蒙思想研究不再停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向前追溯到明清启蒙思想研究、向后延伸出中国“第三次启蒙”的争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启蒙的研究,学术界恰好疏忽了对跟启蒙直接相关的“启”和“蒙”这样两个问题的单独讨论。也就是说,学术界既没有关于“蒙”(蔽)的原因和结果的讨论,又没有关于如何超越并去除蒙蔽状态即“启”(蒙)的讨论。
我们认为,讨论启蒙问题的前提是先弄清我们在哪里被“蒙蔽”了,又是怎么被“蒙蔽”的。我们只有知道“究竟是什么蒙蔽了我们”这个前提,才有可能认认真真地去思考“我们需要启示什么”,进而卓有成效地去消除、克服蒙蔽,即“去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蒙蔽”与“去蔽”才是研究启蒙不可回避、必然遭遇和必须面对的两个互为关联、相互牵制的关键性问题。
一、关于蒙蔽
讨论蒙蔽,至少必须思考蒙蔽的原因和结果。蒙蔽是对人而言的,动物或植物没有蒙蔽的问题。蒙蔽的原因当然也跟人相关。事实上,很多时候,人很容易“蒙”在自己的鼓里。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自保、自爱甚至自恋的倾向。当人竭力固守于自己的时候,必然走向自我封闭、自我中心和自以为是,并最终导致自我遮蔽和自我蒙蔽。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即使是理性的人,也只是具有有限的理性。在西方宗教文化看来,上帝是无限的,所以不存在蒙蔽。西方文化正是以其特有的宗教意识不断提示只有人才是有限的。张志扬先生指出:“上帝不管有形无形,心外心内,它终归是唯一的超验者,绝对的抽象者,与西方人隔着尘缘。也就是说,在西方,没有人可以成为上帝,不可企及的上帝永远确证着西方人的原罪和有限性。”[2]万俊人先生也指出:“对我们人类来说,宗教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人生意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人应当谦卑一些,宽容一些,仁慈一些。”[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