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乔年因年岁尚小,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1917年,父亲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教,乔年和延年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在父亲朋友们的帮助下,兄弟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陈乔年考进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它课程。乔年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十运动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乔年和延年,也象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当时对乔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从欧洲传播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兄弟俩曾经怀着极浓厚的兴趣浏览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并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在这方面,乔年虽没有延年那么活跃,但他却始终支持哥哥的主张,并积极参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活动。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乔年和延年也为之吸引。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毅然决定赴法勤俭学。同年底,兄弟俩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次年二月,他们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兄弟俩一边读书,一边做工,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兄弟俩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逐渐感到失望。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从1921年起,他们逐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帮助下,把两种主义进行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在“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玩弄阴谋、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嘴脸暴露后,乔年他们便宣告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后来,乔年曾对朋友谈起他们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他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译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上发生巨大变化。逐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乔年和延年的思想变化,得到了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922年间,兄弟俩先后参加了旅欧学生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同年秋,乔年又同延年一起,参加法国共产党,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和陈延年等12人,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春,陈乔年奉命回国,被派往北京工作。起初,他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不久,即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当时,李大钊和赵世炎分任北方区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在区委领导成员中,乔年才23岁,是最年轻的一个。陈乔年到达北京前后,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和孙中山的北上及逝世,北方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赵世炎和陈乔年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和悼念孙中山的政治运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1925年11月,由于“五卅”运动的推动,北方的民众运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当时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北方区委有不少同志积极主张联络国民军,发动北京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乔年在区委讨论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群众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民军倾向革命,但态度不坚决,不能依靠它的。举行“首都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机远未成熟。区委没有接受乔年的意见,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发动“首都革命”。乔年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区委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计划正式发动。几十万徒手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后便向段祺瑞执政府冲击,国民军的将领们却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背弃了配合群众行动的诺言。斗争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首都革命”虽然失败了,北方人民的斗争却并未停止。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6年3月,又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蛮横地炮击大沽口炮台。事后,日本政府却强词夺理,纠合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向小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方人民更是忍无可忍。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牒”、“逐使”。当清愿群众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段政府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的屠杀。顿时,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群众死伤达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目睹反动派的暴行,无比愤慨,为了减少损失,他同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举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乔年在医院住了几天,没等伤口完全痊愈,便出了院,继续为革命而奔忙。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除参与领导一些重大斗争外,乔年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扩大北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厂、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基层工作。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为加强区委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陈乔年精心设计了各种统计表格,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后来,中共中央还推广子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乔年也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和李大钊积极筹办了印刷《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厂,使中央和区委的这两个重要刊物能及时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时,乔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还为党的刊物撰写文章,为党的训练班准备讲稿,常常彻夜不眠。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随后,他便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期o 1927年春,陈乔年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1927年8月,陈乔年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对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会后,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的环境极为险恶。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六七月间,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陈延年及赵世炎等先后被捕牺牲。陈延年是他革命道路上志向道合的兄长,赵世炎是他旅法时结识、尔后又在苏联一同学习、又曾在北方区委并肩战斗过的亲密同志。他俩的遇难,给乔年带来巨大的悲痛。但牺牲并不能使革命者却步。他来到上海后,积极协同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的方式,经过他们的努力,上海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前进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陈乔年等人被捕的当天,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1928年2月17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懊丧。起初,乔年化名王某,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与乔年同时被捕关在狱中的郑覆他、许白昊等,也在狱中积极活动,商议准备利用敌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况使乔年脱险。当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是叛徒难以指认的。郑覆他等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但是,由于周之楚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来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