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