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 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 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 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 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 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 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 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 (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 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 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 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 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 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 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 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 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 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 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 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 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 (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 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 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 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 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 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 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 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 万两。1917 年俄国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 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 24 万两。 1911 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 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 击。1924 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 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 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 (《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 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 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 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 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 22 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 增加银 20 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 35 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 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 31 万两。另一种是滥 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 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 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 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 (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 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 3200 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 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 ,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 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 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 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 20 万两,以备 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 30 万 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 万两;乾隆 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 20 万两;乾隆五十 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 50 万两;乾隆 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 50 万两;嘉庆年间川 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 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 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 200 万两。但伯麟 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 11 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 《清 仁宗实录》卷 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 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 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 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 37%。为全国 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 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 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 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 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 重负担。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 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 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 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 “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 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 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 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 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 4000 两。后来 郭等三家出银 1040 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 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 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 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 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 (徐继畲 《松 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 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 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 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 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 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 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 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 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 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 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 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 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 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 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 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 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编辑] 晋商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晋商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 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 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 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 500 年,经营项目 “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 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 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 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 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 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 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 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 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 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 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 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 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 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 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 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 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 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 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 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 世纪的中后期,古 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 本来源。据统计,至 1894 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 100 家近代 工厂,拥有产业工人 34000 人,资本 1972 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 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至 1895 年中日甲 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 50 余家 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 2263 万元,占 1895 年整个工 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 45.22%,生产工人总数 34000 至 40810 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 37.33 至 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 据估算,至 1899 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 180 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 470 万 两,其中近代工业约 300 万两,近代矿业约 170 万两,工人总数约 3 万。据孙毓 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1 辑下册,第 1166~1172 页)的数据估算, 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 35.8%,是民族资 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 1840 到 1894 年买办收入共约 4.9 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 50 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 19 世纪 4O 到 6O 年代间清政府 10 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 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 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 各为 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 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 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 调查,统计共有票在 33 家,资本总额约为 4000 万两,但他只举出 30 家的名字, 而且资本合计只有 1070 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 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 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 500 万两计算, 30 家至少在 1.5 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 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 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 5000 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 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 1906 至 1908 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 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 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 30~40 年矣。在整个 19 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 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 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 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 20 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 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 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 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 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 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故此,在 19 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 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 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 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 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 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 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 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 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