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鲁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纪念,再一次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了。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去不去广州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又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后来,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