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徐岩
“最低保护价”
袁隆平爱无拘无束地笑,极具感染别人的力量。在中央媒体记者见面会上,自然是一片欢声笑语。
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台下的老记连番发问。
台上的袁隆平妙语连珠,“人怕出名猪怕壮,当名人很不好受哩!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没想到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有记者问:“袁老师,您认为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好发展?”他“哇塞”一声,“你这个问题好难回答,答不上来哦”众人爆发一阵笑声。
笑声未了,他话锋一转,“现在湖南一担稻谷最低保护价是多少?才72块钱,谷贱伤农啊,我算了一笔帐,最低保护价要提高到100块,农民才有利润,城里人也能消费得起,今天借助你们媒体呼吁一下”。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这样的事儿发生不止一次了,他认定是农民是最朴素勤劳的,无论开会还是做报告,只要有机会见到官员,他一准为农民说话。
“刚果布”来了
下雨不带雨伞,天热不戴草帽,是袁隆平的一大习惯。只要他一钻进稻田,就什么都忘记了,雨伞不知道丢了多少把,草帽随手就放在一边,时间久了,遂不再打伞戴帽,无论下多大的雨,有多么晒人的日头,他往来于风雨阳光,眼都不眨一下,本来就一瘦小身材的小老头,又晒成黝黑亮堂的肤色,同事于是戏称:非洲“刚果布”。
“玉米稻”事件
1994年元旦,湖南某大学一位教授声称完成了“玉米稻”研究,把玉米的基因转接到水稻上,以提高单产。他们请袁隆平去鉴定这个学术成果。袁隆平发现,玉米稻研究还停留在试验阶段,只可以小面积试种,不能大面积推广。但是为了鼓励科研,他还是第一个在专家鉴定书上签了字。
学校为了早点出成果,没有经过大田试验阶段,就迫不及待卖出了种子。袁隆平知道后,马上写了一封信,要秘书戴牛松送到湖南日报发表,赶快制止这一急于求成的行为。
戴秘书小心问道:“您是第一个在鉴定书上签字的,您现在却反对玉米稻,如果真的没出问题,岂不是砸了您的名声?您可要好好斟酌啊”
袁隆平气愤得拍起了桌子:“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们没有经过大面积推广实验,技术上还不成熟,老百姓播了这样的稻种肯定受害啊,我不能不对农民负责,不能不对政府负责!”
信没发表,写成了内参送给省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大部分“玉米稻”种子被追回来了,一部分却成了“漏网之鱼”。
收割的时候,凡是播种玉米稻种的田,全部出现了产量低、不稳定的现象。200多个农民集体赶到学校大吵大闹,主持玉米稻科研的那位教授吓跑了,不见了踪影。
最后省政府出资几百万赔偿了农民的损失。学校对袁隆平由耿耿于怀变成了感激佩服。他们说,多亏了袁老师的那封信,要不然学校背负着“制假售假”的骂名不说,影响社会安定咋办?
“我最想把杂交稻介绍给台湾同胞”
有一件事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谢长江印象最深。1994年,他和袁隆平一起去美国谈判两系法杂交技术扶持,对方提供资金和土地,我方提供技术和人才,但是狡猾的美国人一直梦想获得中国杂交稻的核心技术,就在协议上做文章,袁隆平断然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坚决要求在协议上特别加上一条:“必须经过中国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面对他获得的各种荣誉,袁隆平淡然看待,他一直说:“荣誉属于祖国,不属于我个人。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
“杂交水稻发展到今天,大部分工作都是我的助手、同事还有全国的同行共同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一个“领头羊”而已。”
“有媒体说我是人民科学家,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如果硬要说成是‘家’的话,最多算是个农学家。”
“我最想把杂交水稻介绍到台湾去。台湾海洋性气候条件非常好,北回归线从岛上穿过,四季如春,发展农业特别有利。在湖南高产的稻米,到了台湾产量一定会更大。”
一串串浓重的湖南口音,低调,真诚,而又高亢。
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外籍院士任职典礼,袁隆平腰痛病突然犯了,几乎不能起床,但是他强忍剧痛坚持飞往美国。“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誉,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也许赤诚感动了上天,当飞机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的腰痛却奇迹般好了。
两个“小淘气”
在妻子邓哲眼里,袁隆平是一个爱家庭、负责任的人,只要不出差,他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不在试验田、实验室,就一定在家陪家人,标准的“三点一线”。
袁隆平的夫人邓哲是他在安江农校的学生,那年头,讲究出身,袁隆平家庭成分不好,33岁,还是光棍一根。两人吃苦受累这么多年,现在生活好了,每次吃水果袁隆平都要给邓哲分一半。以致他不在家时,邓哲吃水果就不自在,称为“袁隆平效应”。每次应邀出访,或到国外去领奖,只要条件允许,要么打个电话给家里,要么带妻子一道去散散心。银婚纪念,特意让妻子换上婚纱,重做新娘。并奉上项链一条,亲手戴上。
“我喜欢贤内助的称呼”,40年来,爱与哀愁,夫唱妇随,夫人是他的“粉丝”,崇拜至今,精神不老。
回到家里,含饴弄孙。他给孙女,起了绰号:“小淘气”,没想小孙女毫不示弱,也把爷爷喊作“小淘气”,呼来唤去。只要两个“淘气”在家,就是一片鸡飞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