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中国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定型,新为人知的花卉很难再在诗文中拥有自己的独特意象。因此,在明清文人的笔下,玉兰主要只与三种常见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其一是将它比作美女,抒发对其美艳的赞叹;其二是喜其花色洁白,花香清雅;其三是赏其早春开放,满树明媚。
不过也是在明代后期,有人把古籍中的“木兰”之名改冠于玉兰之上,从而把非常深厚的木兰文化“嫁接”在了玉兰之上。比如著名诗人、学者王世贞就发现“古有木兰而无玉兰,今则有玉兰而无木兰”,于是猜测古之木兰就是今之玉兰。然而根据今人考证,先秦到唐代的所谓“木兰”实际上是樟树的近亲,和玉兰实在没什么关系。
直到玉兰被大众的投票选为上海市花的时候,人们才终于认认真真盘点了一下独属于这种花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专家梳理过玉兰最终压过月季、石榴、海棠等其他市花候选者而夺魁的理由,除了评选活动刚开始时就硬性设定的两个标准(必须原产中国,必须适合上海生长)之外,还包括:玉兰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久已栽培;它是上海春天最早开放的本土花卉之一,象征着春天的来临;它开放时朵朵向上,清香四溢,象征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它的花朵皎洁晶莹,又是清廉的象征。
把这些意象与玉兰的历史文化意蕴对比,不难看出其中的沿革关系。比如古人早已熟知玉兰白如“玉”而香如“兰”,这同样也是今人喜爱它的重要缘由。然而,与古人泛泛歌咏玉兰的洁白和芳香不同,今人却把这两种特质与具体的时代精神关联起来,这显然是对玉兰文化的重要扩充。因此,玉兰选为上海市花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中国花文化能够继往开来、在新时代展现出新风貌的生动例证。
从植物学研究出发,也许我们还可以为玉兰再赋予新的内涵。
在植物分类学上,玉兰属于木兰科这个植物“家族”。木兰科是被子植物(即能开花、结果实的植物)的早期分支,它的祖先很可能在1.1–1.5亿年前的白垩纪(那时恐龙还是地球的主宰)就已经与菊花、月季等其他被子植物的祖先分道扬镳了。
如今,即使是一些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也喜欢说木兰科是一群“原始”的植物,在形态上保留了很多古被子植物的特征。比如玉兰的花不像桃花、月季那样分萼片和花瓣,而是只有9枚彼此形似的“花被片”。它的花中有大量雄蕊(花的雄性生殖结构)和雌蕊(花的雌性生殖结构),呈螺旋形排列在花中央一个柱状结构上,而不像茉莉、杜鹃那样在花中只有较少数目的雌雄蕊,而且排成扁平的轮形。玉兰花的这些形态,在植物学家看来可谓“古意盎然”。与此同时,桃花、月季、茉莉、杜鹃等植物常被说成是“进步”的,这是说它们演化出了较为独特的形态,而不再具有它们古老祖先的一些特征。
然而,“原始”和“进步”这两个词有很强烈的误导性,其中似乎隐含了落后与先进、坏与好的价值判断。即使去掉这种价值判断,演化论专家也会强调,凡是能存活到今天的植物,都是千万年来不断与环境抗争、不断变异的结果,很难说谁比谁一定落后或一定先进。
事实上,今天包括玉兰在内的木兰科植物不仅不是垂垂老矣的“活化石”,它们也是很晚的时候才演化出来的“新生代”。植物学研究表明,尽管木兰科和其他很多被子植物分开得很早,但它本身差不多到5000万年前时又开始了一场大扩散和大分化,如今不仅在东亚、东南亚和南北美洲都有分布,在亚洲还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重要成分。如今,木兰科植物仍然在“积极”地演化,很多树种彼此分化未久,仍然可以杂交,产生兼具两个亲本特色的杂种。比如玉兰就可以与紫玉兰杂交,由此得到著名的“二乔玉兰”,花期较长(甚至可在秋天开第二次花),也更有忍耐力。
植物不能运动,需要靠合成有毒化学物质来防御昆虫等天敌。在这方面,木兰科植物并不输于一些以放毒闻名的植物家族。全科植物都能以20种基本氨基酸中的苯丙氨酸或酪氨酸(其中苯丙氨酸是成人的8种必需氨基酸之一)合成有毒的生物碱,其中一些树种(如厚朴等)因此在传统上视为药用植物。这进一步说明木兰科一直在积极应对着环境变化,而不是沉浸在古老传统中的“老古董”。有趣的是,木兰科植物合成生物碱的起始步骤竟然与罂粟合成吗啡等毒品的起始步骤非常相似,是它们共同继承的“传统技能”;但到这个化学合成流程的后面部分时,木兰科植物就和罂粟出现了明显差异,这便是它们自主探索的“独门绝技”了。
以玉兰为代表的木兰科植物的这种特质,对我们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很有启发。一方面,它们在花的形态上保留着传统,甚至被误当成“原始”的植物;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时俱进,表现出并不输于同类的适应性和继续发展的活力。也许我们可以说,木兰科植物在这种精神和气质上应该是今日中华民族的榜样,而玉兰作为上海市花,似乎也在暗中鼓励上海要一直作为中国前进的榜样。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