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写信毛泽东,“我意埋在朝鲜”
深圳新闻网讯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永福堂灯火通明。这是一座挂着乾隆御书“永福堂”匾额的北京老式四合院,五间北房东西一字排开,当中一间是餐厅,东侧的两间是彭德怀的起居室,西侧的两间为办公室。东厢房曾作为召开军委办公会议的会议室,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由于年久失修,有的门窗已经损坏,廊柱上的油漆开始剥落,整个四合院显得较为破旧。
此时,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聚精会神地审阅军委总干部部送来的一份电报。他推开文件夹,摘掉老花眼镜,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然后起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来回踱步,脑子里琢磨着电报里的内容。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彭德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光明磊落的人。他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但又觉得事关国家主席,自己不好擅专。他准备给周恩来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吃罢晚饭,他又坐回办公桌前,严肃得如同一尊神像。他点上一支烟,缭绕的烟雾漫过了他的发际,使他的心绪难以平静——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啊!他们都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毛岸英也不应该例外。毛主席不是亲口说过岸英是志愿军中的一位普通战士嘛!再说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主席本人和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毛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这是一座友谊的桥梁,架设在鸭绿江之上;这是一座感情的丰碑,竖立在中朝人民心中!
毛岸英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既有利于教育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中朝友谊。想到这里,主张“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的彭德怀掐灭烟头,戴上花镜,提笔疾书:
总理:
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敬礼
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五日
金日成:岸英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沉思良久,认为老将军说得有道理,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
“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信心,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题目叫《呈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刘思齐、邵华提出“迎岸英回家”,毛泽东没有同意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引用东汉初期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
就这样,毛岸英与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在平安南道桧仓郡西北一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坡上开始兴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九万平方米,一百一十五名党员、十六名团员和三名无名烈士的坟茔准备安葬在一百三十四棵青松下,其中包括毛岸英烈士的忠骨。
桧仓像朝鲜的许多山城一样,坐落在一片较大的山坞里。城镇不是很大,一条狭窄的街道逶迤穿过城区,道路两旁挤满了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一九五一年九月,志愿军总部移驻此地,在以后七年的时间里,共建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志愿军总部洞库指挥所,彭德怀曾在这里运筹帷幄;一处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在城区另建的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烈士陵园距志愿军总部约一公里。陵园的大门朴实无华,上面用中朝两种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入陵园,首先要通过用条石铺就的二百三十七级台阶(象征着二百三十七万参战志愿军官兵)的陵道,然后是一道飞檐翘角、琉璃瓦顶的陵门,门楣上刻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背面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各军兵种的军人画像。
走过陵门便是一座碑亭,飞檐斗拱,绿瓦红柱。亭中丰碑矗立,正面刻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字样,背面是抗美援朝战争简介;碑亭雕梁画栋,梁枋的四面是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的画像,栩栩如生。
碑亭后巍然屹立着志愿军战士雕像,通高七点五米,像高三点三米,为红铜塑制。像基前面有和平鸽,并刻有“和平万岁”四字;左右两侧分别是郭沫若和彭德怀的亲笔题词,字迹浑厚洒脱。雕像后面是两组反映志愿军战斗和中朝友谊的大型群雕,形态逼真,意义深刻。
墓地翠柏环绕,肃穆凝重。烈士墓组成一个整齐的方阵,烈士们头枕青山,面朝祖国(西南的北京方向)。除三个无名烈士外,每个烈士墓前都竖有一块刻着名字的石碑,每个墓旁都栽有一株英姿挺拔得像烈士本人一样的中国东北黑松。本文摘自《毛岸英在朝鲜战场》武立金/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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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锁背面字迹:援朝总部 岸英
今年4月17日,名为“红色收藏——毛岸英遗物铜锁一个绝无仅有”的网上拍卖帖出现在孔夫子旧书网,卖家仅仅给出了三天的拍卖时间。这引起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当晚,一位山东收藏家就联系到了红色收藏专家秦杰,他们就此开始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辨伪历程。
秦杰首先从图片上判断,这把锁上的字体、雕刻方式和包浆情况,的确是四五十年前的东西。如果它是真品,那么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时代特征都非常显著,将是一件极有分量的文物。不过,鉴定这把铜锁真伪的关键还在于锁上的刻字。
4月18日,为了进行科学判定,他决定找“帮手”。首先,他想到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因为这两馆都收藏有志愿军赴朝时的文物,应该能有一个权威解释。然而,两馆却答复此物品不在展陈范围内,不做解释。这让秦杰感到意外,于是他转而联系毛泽东主席的亲属。没想到,他们的答复让秦杰更加意外:如果铜锁是假的,就立即买下,不要让它再流传到社会上去;如果它是真的,一定要重奖拥有者和鉴定者。
到这一刻,秦杰才意识到,他做的已不简单是对文物的鉴定工作,而应该是对文物的抢救,更是对文物背后史实的捍卫。4月19日,他忽然想起自己曾在去年国庆60周年举办“天安门老照片展”时结识了一位军旅摄影家孟昭瑞,或许能从他那得知一些情况。通过现役军旅摄影家们的介绍,秦杰辗转联系上了孟昭瑞,才知道这位今年83岁的老摄影师曾参加过志愿军援朝,并任志愿军总部记者以及作战科副科长,职位相当于副师级,和毛岸英是同事。最重要的是,毛岸英不幸牺牲后,正是孟昭瑞负责整理他的遗物和档案,此后多年他也一直在搜集毛岸英的早期照片,应该是对毛岸英遗物最有发言权的人。
铜锁正面字迹:顺昌出品 和平
据秦杰介绍,孟老先生当时给他介绍了四点情况。首先,将“援朝总部”刻在铜锁上,这是违反常理和军事纪律的,因为它一旦被敌人发现,敌人就可以知道援朝总部的位置。这种低级错误,是接受过高级军事训练的毛岸英不会犯的。其次,根据毛岸英多年的落款习惯来看,他极少用“岸英”落款,多是署名“毛岸英”。再次,当时燃烧弹炸入毛岸英所在房间时,破坏力极强,这把铜锁不可能保存完好,至少会有“过火”熔痕。最后,如果它是毛岸英的遗物,任何个人是不能把它轻易带出志愿军总部现场的,更不可能流落民间,因为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带有“援朝总部”字样的物品是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
当秦杰知道孟老的意见后,心中便有了初步的鉴定结果:存疑。最终,在距离拍卖结束还有三个小时之刻,秦杰和他的朋友以8300元拍下了这把铜锁。此后,他将这把铜锁送到了山东省泰安市毛泽东文献馆,该馆准备向国家申请文物鉴定,有待相关专家进一步对其做出最终鉴定。
通过这三天的经历,秦杰自感心得颇多。首先,藏界和学界历来“厚古薄今”,今年是志愿军赴朝60周年,但是相关藏品的研究并未跟上,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威鉴定专家。不过,这恰恰是普通藏家的机会,提醒他们并非只有宋元明清的“古物”才值得收藏。“对于普通藏家或初入门者来说,近现代收藏的门槛相对较低,不妨尽早关注。”
此外,孟老先生对这次鉴定的帮助极大,因此秦杰提醒藏家,为了科学鉴定,找到合适的“帮手”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近现代藏品,相关史实的亲历者还都健在,口述档案就是“帮手”,将对文物鉴定起到很大作用。秦杰反复强调,只有从被鉴定物的文献内容、形制特征、载体品质、相关史实、“帮手”旁证入手,才能科学鉴定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