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马上办”的主要职责,就是快办快结,跟“立即办”“立马办”的意思一样。如果设立的出发点得到体现,那么于政府效能的推进,当然有重大的突破作用。问题在于,现实与设计并非一致,积重难返的机关效能问题,靠一两个机构去改变,这其实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马上办”的成立,折射了多种意思,一是除“马上办”外,难道其他机构都可以拖着办、缓其办,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二是其他机关效能差,执信力不行,办事拖拉,越位失位严重,只好用“马上办”来进行替代。正如有的评论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出点发,暴露的是“头疼医头”的无奈,既治不了本,甚至连标都无能为力。于效能建设而言,缺的不是机构和组织,而是过硬的惩戒措施,是一抓到底的决心,是从严整风的手段,离开了这些,“屋上架屋”的机构重设,不但不能起着“提效”之功,反倒有“误事”之嫌——因为有了“马上办”这个“冤大头”,那么其他部门是不是可以拖着办,甚至不去办,甚至看着办呢?
政府构架是一个系统,因此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在职能上,“马上办”无法做到大包大揽,其顶多也就起着一个督促和传达的作用;而这样的职能部门,于政府组成中,有效能办、作风办、目标办可以兼之,甚至,纪检、监察部门也能执行,“马上办”不过是这些重复机构的翻版。在程序上,小事则快,大事则慢,“马上办”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很难界定。假若“马上办”也拖着不办,那么又有谁又去监督它呢?难道又要设立一个“催着办”“抓紧办”“快速办”取而代之和监督吗?
长远看来,“马上就办办公室”注定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马上办的问题。真正的要解决和落实马上办的问题,不在于抓建机构而在于抓管理人。不厘清这个前提,所有的新机构,都难有大作为。
“马上办”解决了由谁办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怎么办的难题。机关效能长期存在弊病,恰恰在于没有一个“怎么办”的措施,去解决“由谁办”的问题。为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效能建设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机关作风整顿也是一波接一波,效能办、作风办也是接踵而至,但整顿归整顿,成立归成立,顽疾依然没有得到根治。究其原因,就在于治标不治本,工作流于了形式,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以人为本”,抓好人员的思想、纪律、作风教育,奖勤罚懒,让想干事者有事干,不想干事者无事干,用刚性的手段治理,才能使机关效能实现根本好转,良性保持。
再评:“马上办”在为“有关部门”埋单
“马上就办办公室”网上曝光之后,对于当地政府强化机关效能的做法,自然引来一些好评。“马上办”为民勤政的动机无疑是值得夸赞的,但是深入地思考,我们会发现,“马上办”实际上更是为其他政府机构懒政埋单的做法。试想,如果各个机关单位都能够勤政,提高行政效率,还有必要另设“马上办”吗?
笔者在网上看过一个笑话,说是两口子到行政机关办事,一个“有关部门”推给另一个“有关部门”,从早上一直折腾到下午,要办的事还是没有办成,当再次回到办事大厅看到墙上花里胡哨的标语时,丈夫含泪对妻子说:咱还是别给“有关部门”添麻烦了。虽然这只是网友们的幽默调侃,但是从侧面却实实在在地表达出公众对一些机关办事效率低下、推脱责任行为的不满。正是因为懒政行为的普遍存在,老百姓办事难,曲阜市政府设立的“马上办”才如此夺人眼球。
由此可见,看似勤政为民的“马上办”,无非是为懒政的“有关部门”擦屁股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机关效能的提高,是要求每一级政府部门、每个公务人员认真地履行自身职责,在日常的行政过程中为百姓“马上办”好事情,而不是依靠一个小小的“马上办”来塑造当地“有关部门”的勤政形象。况且,小小的一个“马上办”,要承担那么多“有关部门”未完成的事情,能忙得过来嘛!
回到政府机关的职责上来,我们会发现,意欲标榜当地政府勤政为民的“马上办”无疑是虚妄的存在,如果各单位各部门都能够尽心尽职履行自己的职能,主动提高业务素质和行政效率,老百姓的事情在“有关部门”就能够马上办,又何劳设立这样一个“马上办办公室”呢。 堂吉伟德(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