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置诸《坟》之首篇的《人之历史》是一篇较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论文,它基于鲁迅学医的知识结构,简要、准确、清晰地揭示了西方生物学家探索人之由来的生物学认识史,是从海德格尔所谓的“现成之物”的视野来揭示的。但是,这又并非是一篇单纯的生物学论文,它根源于鲁迅特异的生存感悟。他的学医,在于想救治像他父亲那样死于中国的庸医之手的病人。父亲的病与死,曾使他刻骨铭心,他深恶痛恨那些颇近于巫的荒唐古怪的中国名医,那些“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①,在他稚嫩的生命的揪心动魄的“叫魂”中,也终于未能唤回父亲的性命,这惨烈的叫魂声,若干年后都似乎仍能听到,认为是自己的最大错处。随后,在“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生存选择中,“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②。显然,这篇医学论文的写作,确实具有他生存上的根源,是其在世的最初领会与书写。然而在仙台医专学医即将毕业的1906年3月,因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他又毅然中断了医学的选择,要去改变国人的精神,而这一生存的再次选择和人生之思,也同时展现于这篇论文中。因此,《人之历史》并非是一篇纯粹的关于人的生物学一医学论文,其中回响着作者生存之思的多重声音,我们只要仔细倾听,就能潜听到幼年鲁迅痛彻心脾的喊魂声,从他父亲的肉体之死,喊到国人的麻木的精神,从父亲以至国人,因而以至于人。当然,作为最初的呼喊,是潜在的且微弱的,它囿于鲁迅的知识结构,只能从“现成在手”的医学一生物学知识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