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形势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旺盛,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位置更加凸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将承担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要在以标准化、均等化为手段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多样化、特色化的文化产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第二,要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文化融入群众生活,培育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第三,要跳出文化建设看文化建设,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真正让文化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第四,要以国际视角和全局视野看待文化建设,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的全球交流和展现,共塑包容并茂的世界文化格局,助推全球范围内的民心相通,使中华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文化与提升公民素质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可忽视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构建被社会和公民广泛接受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可以大大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因此,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仅在于文化设施、载体和活动开展,更重要的是人的教化和道德培养,最终支撑国家治理。因此,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必须发挥文化在培育弘扬主流价值、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的价值塑造和对于国家治理的支撑。
文化对人的价值塑造主要体现在:
一是提升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素养,影响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的确立,主要包括审美观、文化品质和自我创造能力、创新精神等。通过培养个人对于各种艺术形式的爱好和欣赏能力,提升国民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是文化建设的归宿和价值性成果。
二是提高文明素质。文明素质主要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强的意志力和文明的行为习惯,其核心是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对公民人格塑造、社会文明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促进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是公民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物质基础。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传递积极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
此外,文化不仅仅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更多的是形成规范社会的制度。文化作为社会基本制度,其所体现的信念和价值观代表着社会的根本立场,深深融合到了惯例、习俗和传统等各种主要社会制度中,并且通过调适和社会化过程植根于个体价值,规范和约束着个体的行为,决定着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所应遵从的规范。文化对国家治理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于树立全社会普遍认同和遵守的价值观,对内能够提升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能够获得其他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一个良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使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其习俗、传统、惯例等文化因素相匹适。
三、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关键挑战
(一)文化建设中的“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
部分地方政府缺乏正确的文化政绩观,文化建设“重手段、轻目标”“重短期、轻长期”“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现象尚未根本改变,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工作背后的深刻要义;注重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忽视了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开展,难以促进文化真正融入群众生活,也难以真正达到教化人民、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目的。还有一些地方过分看重文化的经济属性,更多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正确地处理好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没有实现社会效益优先。
(二)文化建设中的主观倾向较为明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文化建设领域也比较明显。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部门意志和主观倾向,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意识不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难以充分调动群众的文化参与热情,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三)文化建设领域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厘清
作为政府基本责任的公共文化领域投入相对不足,发展相对滞后,效能难以有效发挥。在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文化产业领域,政府干预过多。很多地方缺乏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甚至仍然以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文化产业,建园区、上项目,有些沦为圈地项目、文化房地产、政绩工程,造成资源浪费,给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四)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良好格局尚未形成
一是由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力度不够、实施细则不完善、税收减免的程序和手续过分繁杂等原因,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渠道不够畅通,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非常有限。二是文化社会化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不成熟,缺乏真正具有公共价值和公益情怀的文化类社会组织。当前很多文化类社会组织,尽管是按照“民办非企业”登记注册,但实际上仍然以营利为导向,其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可能会牺牲公共文化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
(五)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十分薄弱,难以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
当前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大型文化设施和机构,基层文化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既有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又有重复建设和闲置浪费,导致城乡间、区域间和群体间差距仍然较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越是基层、越是贴近生活的文化设施,才是满足日常精神文化需要的设施,才是真正能促进文化融入生活的设施。也只有能融入生活的文化设施和服务,才能真正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
(六)对外文化交流形式较为单一,形式和内容亟待提升
我们过去习惯从自己的角度来选择内容,希望传播某种理念、表达某种声音,而不太顾及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审美需求,最终因缺少互动和共鸣,收效不大。从交流内容上看,传统内容多,当代内容少,思想性不强、内涵不足,既代表中国特色,又符合国外民众审美取向的项目和作品比较少;从交流形式看,多以舞台艺术和展览为主,深层次交流较少;从交流途径看,政府举办多,市场推动少;从交流主体看,政府出面组织多,民间力量参与少;从受众看,华人华侨参与多,融入主流社会还不够。
四、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任务
新时代我们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从个人层面,文化建设应满足提升人民素质、融入群众生活的目标;从国家层面,文化要能够体现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发展和治理;从世界层面,中华文化应该是鼓励包容并茂、能够屹立国际舞台的文化。为更好推进文化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使命观
一是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避免因过分关注文化工作手段而忽略文化建设目标。要从提升国民素质、弘扬主流价值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支撑现代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二是要扭转文化建设的主观倾向,切实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和培育社会核心价值为出发点,建立群众文化意见的反馈机制,根据群众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三是厘清文化领域的政府职能,重点引领积极健康的文化方向,创造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鼓励和发展具有公共价值和公益责任的文化类社会组织
要激发文化建设的活力,必须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文化建设的良好格局。但是,从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的实践来看,缺乏真正追求社会价值的文化类社会组织,导致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面临着价值扭曲,也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监管压力。文化服务是社会效益优先、凸显公共价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虽然不排斥社会力量的营利诉求,但只有真正把公共价值和公益责任放在首位的文化类社会组织,才能真正保证文化建设的价值方向。
(三)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促进文化融入人民生活
要真正实现文化建设的价值和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要切实推进资源下移、重心下移,按照统筹整合和共建共享的思路,加强基层文化建设,补齐公共文化建设短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文化需求,促进文化真正融入群众生活。只有融入群众生活的文化,才能承载“以文化人”的功能,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四)加强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第一,要保持文化清醒,树立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撑,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要努力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第二,要优化传播方式,注重潜移默化。文化的传播,美在潜移默化。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重视非专业性的传播媒体、新兴媒体及其他人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渠道,尤其是要找到中外共通的文化表达方式,使承载着我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与外国民众的文化消费偏好相契合,实现文化传播的潜移默化。
第三,要加强统筹整合,强化民间交流。针对当前对外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主体多元、活动分散、缺乏统筹的问题,建议加强统筹政府各部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重点鼓励并调动社会民间团体广泛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并非事事都由政府出面,除了代表国家形象的重大活动外,很多可以交由各种社会组织、研究机构、文化团体等来完成。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