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稍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
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三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郭沫若也没有因此将鲁迅告上法庭。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别人的批评与攻击,他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否则,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将对方告上法庭,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贻笑大方。幸亏如此,人们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驳诘的天下妙文。
中华读书报 袁良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