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的“肃反专家”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大革命时期曾与董必武有过交往,属于支持革命的开明知识分子。1933年冬,父亲被国民党活活烧死,母亲吴氏被当地土豪打死。戴季英有弟兄五人。除戴季英外,其余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哥戴季伦,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黄安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为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委、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因生性耿直,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与鄂豫皖省委存在分歧,在红二十五军的肃反中被错杀。
应该说,回到常情常理的历史研究,一个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走出的革命幸存者,是不可能站到革命的对立面而借肃反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也正是从这一朴素的认识出发,笔者曾多次尝试分析戴季英充当肃反急先锋的心态,却一直找不到史料及理论的支撑,直到新近发现的一份袁克服及张广才、曾传六等老首长的合集谈话录(《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黄文治编校,纽约柯捷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才初步解开了对戴季英肃反不遗余力的疑惑。
袁克服、张广才、曾传六等在谈话中说: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反富农及肃反时,“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这句话是关键,也是要害。我们都知道,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为加强政治控制及民众动员需要,执行王明极“左”路线。其在根据地大力整肃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方领导群体,以图改造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鄂豫皖开创时期一大批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成分的地方领导群体均遭到无情整肃,甚至是肃杀。面对这些情况,被监视状态下的戴季英在担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时,为了表明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在疯狂肃反过程中,即选择大搞“逼供信”来撇清自己,并献上自己的一颗忠心。而之后扩大化的鄂豫皖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戴季英作为具体操办人,都深度参与其间(这也成为其一生最招人诟病之处),基本都是历史情势及戴季英个人极左思维惯性共振之结果。
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情况。据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在事后回忆:“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了解,……审讯在西关外一个小院子里,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都是那时杀害在此处的。那时戴季英带着几个人到这里审讯许等,被害在这所院子里,将他们用绳子勒死的。保卫局一个勤务员来通知叫我们一个班的人把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几个人的尸体抬到西门外一个山沟里埋掉。回来后,我几天都没吃好饭,回想起那时的事,心里就不好受。”丁武选还说:“肖方、许继慎、方英、熊受暄、周维炯十几个高级干部是1931年古历八、九月间(已经下霜了,感到有些冷了)被害的。头天晚上执法队都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我在放哨,没有见送回来。第二天晚上,我们一个班都叫去了,两个人拿一根毛竹抬尸首,一看都是我们看守的‘犯人’。他们都是用绳子勒死的,脖子上有印子,十多个尸首都放在新集西门外,一个门朝南,跟戴季英的一个院里的一间房里。当时我们把尸首埋在西边山洼里。这是千真万确的,以后知道这是被张国焘肃反杀害的。当时戴季英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科长,前几年,我一次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徐向前元帅也证实戴季英当过保卫局审讯科长。”(《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第282-283页,第280页)丁武选的两次谈话录都直接点出了戴季英与鄂豫皖苏区疯狂肃反的直接关联。
戴季英与红二十五军肃反情况。据徐海东《生平自述》(徐海东著,三联书店,1982年,第22-23页)说,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据《徐海东将军传》(张麟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独树镇,有人欲将郭述申以“皖西第三党领袖”的名义干掉;而到达华阳县又准备以“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杀掉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对于当时准备发起此两件大事的人,徐海东用了一个名称叫“那些肃反专家”,然而,在红二十五军中,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来操持这两件事,只有戴季英可能性最大。
戴季英与陕北肃反情况。据李维汉《初到陕北(征求意见稿)》(《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74页)一文说:“当时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原鄂豫皖搞错误肃反的审讯科长)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逼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等”。这里所指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实际上也不点名的道出了戴季英。按照屈打成招人员的口供,一场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开始了。据《习仲勋传》记载:“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另外,也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两百多名优秀干部。从而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肃反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传达停止肃反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随后,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1942年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高干会议,全面否定了1935年所作的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反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产物。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决定虽然将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归结到朱理治、郭洪涛的身上,但在四项决定中的第二项中:“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即对戴季英在肃反中的错误仍然维持原判。
1956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郭洪涛的申诉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于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陕北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于是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再一次落到了戴季英的头上。此时,离戴季英的党籍、公职被开除已八年有余。
历史在这里仿佛跟戴季英开了一个玩笑,他在陕甘肃反中的责任问题,由1935年定性的主要责任,到1942年定性不负主要责任,再到1960年的负直接责任,可谓是一波三折。结论在二十五年中绕了一个圈后,又再次回到了历史原点。
命运翻转的“关键拐点”
多方面史料能够证实,戴季英在整个鄂豫皖苏区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及“冤烈”产生。而这无疑会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中严重的政治污点,致使戴季英在建国初论功行赏中不被重用。
建国初,戴季英只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在此期间,戴季英因心里不满,倚老卖老、自我标榜,瞧不起河南省委资历不深的干部,并多次在言说与行动上公开对河南省委贯彻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表示异议,双方遂发生尖锐矛盾并造成严重后果。这可从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决定》一文中窥见,据该文说:戴季英“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在市委会上前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毫无民主作风,后一个时期消极不管,陷市委于瘫痪状态”,此“已经产生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这种瘫痪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其是直接障碍了目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表现在“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
戴季英个人邀功及权位思想也确实浓重,他认为自己1944年就出任了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这一职务是可以与省委书记相提并论的,而今的职务与自己的功劳相比,是不对等的。在与河南省委发生尖锐矛盾之后,戴季英随即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同时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关于前者,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决定》中交代戴季英情况时,“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这曾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另一方面他又不满地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即可佐证。关于后者,据方莉《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第31页)一文记载,1951年底,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而毛泽东在“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戴季英自诩为“伟大人物”,其实是个“渺小人物”。当其要求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和向毛泽东及中央邀功要官,直接触及到毛泽东及中央之权威,戴季英的命运随之发生彻底翻转。至于戴季英命运翻转的”关键拐点”,至今仍然语焉不详。不过,同样是1952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决定》一文亦有所透露。该文认为戴季英在革命胜利之时,首先不是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总是觉得自己的功劳大,当的官不够大,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这种脱离群众观点的思想,必然助长其“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正因为此,致使其“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并“自诩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凡其“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伟大功绩,都写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不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他喜人奉承,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高自己”,至于“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凡对他捧场奉承的人,他就很高兴地毫无原则地迁就、拉拢、提拔、包庇这些人,企图制造山头,形成小宗派集团”,而更为糟糕的是,其“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