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麦稻穗、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的底子及垂绶为红色,金、红两种颜色在中国是象征吉祥喜庆的传统色彩。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五颗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7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在《人民日报》登出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的启事,明确提出对国徽设计的要求是:1、要有中国特征;2、要有政权特征;3、形式要庄严富丽。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同时,受中央之命,负责征集国徽图稿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都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截止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寄来的国徽稿件一百一十二件,图案九百幅。这些稿件和图案虽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处,故都未被采纳。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全体会上,只通过了国旗方案和国歌词谱,没有公布国徽方案。后来,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 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由我国著名建筑学家、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担任组长,成员有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油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学的罗哲文等。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组由著名工艺美术家、教授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组成。 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和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抱病参加设计工作。大家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决心拿出最美好的设计,为祖国增光。 根据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设计方案,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最后确定了国徽图案有如下内容: 用齿轮、麦稻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的国徽上的麦稻穗,是谁提议画进国徽图案里的呢? 1942年冬天,山城重庆,寒风阵阵,宋庆龄同志在她寓所,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而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也应邀出席。茶桌上摆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禾穗,被炉火映照得金光灿灿。这时有人赞美这禾穗真象金子一般。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同志抚摸着饱满的禾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果然,全国解放以后,他没有忘记自己在那次茶话会上的讲话,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时,他建议要把麦稻穗画上去。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除了确定了上述图案内容,清华设计组还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决定使用红、金二色:红色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金色体现华贵富丽。金、红相间,互为衬托,更增加了图案的瑰丽色彩。 为了使国徽从形式上更庄严、肃穆,清华设计组决定把天安门画成正立面图,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轩昂气质。 在造型上,两个设计组在设计过程中还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璧、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 两个组的专家、学者们,经过将近半年辛勤努力,对数十个设计图案反复比较、精心研究,各完成了一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 当两组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当时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为两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认为,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周恩来。在设计说明里他阐述得很明白: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是不言而喻的。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周恩来将进一步完善国徽设计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是非党人士,张仃是从解放区来的。周恩来对张仃说:“你们合作吧。”)国徽挂到天安门上,据说有功人员八名,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八百斤小米。梁思成还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修改有功。当时高庄建议,把所有的奖金都捐献给抗美援朝,得到无一例外的赞成。钟灵实话实说:周恩来才是这枚国徽的总设计师,只有他才知道主席的意见,也知道如何安排在什么时间、地点让毛泽东有兴趣拍板。这是典型的集体创作。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颁发了公布国徽的命令。从此,我国庄严而美丽的国徽诞生了。 我国国徽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到1949年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成立时盛大集会的场所,用天安门图案作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十分恰当的。用齿轮、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鲜明地表现了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徽是国家的标志,它代表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爱护国徽。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凝结着许许多多设计者的心血;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新中国的深情。每一个参加国徽设计的人,都将在中国人民的美好记忆中永存。1949年8月28日,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图案设计工作的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高庄的热切愿望,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1950年9月20日正式颁布的国徽图案,完全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把已经由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平面国徽图案雕塑成立体模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个平面的国徽图案,是在全国政协筹委会公开征求的数百幅图案的基础上,经各方人士协商,又经过清华大学及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国徽设计组专家学者的设计比赛,最后,清华大学的设计组(包括了梁思成、张仃、张光宇等当时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设计师以及贺嗣昌等工艺美术设计的新秀)的设计方案才获得全国政协审查组的通过。这一凝结无数人心血的平面图案,要由高庄雕塑为国徽立体模型,这当然是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高庄接受任务后,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垂头的,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是修改工作的指导思想,组成国徽的素材,如国旗、天安门、齿轮、稻麦,红绶,是由中央规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可由艺术家发挥其聪明才智。高庄抱着这样的信念,反复构思,精心比较。他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蒸蒸日上。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它的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小,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总之,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规正庄严,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在修改国徽图案和塑造国徽立体模型的过程中,高庄参考了大量资料,自己还买了一尊佛像和几方秦、汉、隋、唐的铜镜作为参考、借鉴。为了使国徽更完美、壮观,他把做好了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意见,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至今,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几十年来,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艺术人才,为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百度搜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片”,都可以看到很多国徽,可是,这些国徽的颜色并不一致(主要是“金红二色”与“黄红二色”两个类型)。《国徽图案》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内容包括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国徽图案》中的国徽图案是素色的(没有彩色),书籍、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几乎都将其省略,该图案在1991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同月1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中都可看到,在1950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可见广州宣传网首页>国防教育>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展(图)>第一展馆:历史的重托(图)〕中也可看到。《制作说明》是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其中第五条是这样说明的:“国徽之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之底子及垂绶为红色;红为正红(同于国旗),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可以看出,《国徽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徽按照1950年的《国徽图案》和《制作说明》制作,无法保证国徽颜色的统一。《国徽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为国徽涂色就离不开“黄红二色”。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见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公布的《国旗制法说明》),颜色为“黄红二色”。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制作的国徽,其制作依据就是《国徽图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首页>国情>国徽)。《制作说明》所说的“金红二色”,显然与“黄红二色”不同。“麦稻、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之底子及垂绶为红色;红为正红(同于国旗),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的说法,说明了“金红二色”中只有红同于国旗(旗面)的红,“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并不同于国旗(五星)的“黄”。因此,按照《制作说明》制作的国徽,其颜色必然不同于按照《国徽图案》制作的颜色。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制作说明》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国徽图案》说法有别,国徽的颜色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人们制作国徽时也就只能凭各自的见解为国徽涂色。这样,“金红二色”、“黄红二色”的国徽就产生了。可见,国徽颜色要保持一致,《国徽法》须修改完善。修改后的《国徽法》不论规定国徽的颜色为“黄红二色”,还是规定国徽的颜色为“金红二色”,《国徽法》中都应绘有彩色的国徽模式图,毕竟,仅用文字难以说明国徽的色彩。以“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来说,由于人们对其理解不一,制作出来的“金”也就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