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幕剧有《残雾》、 《张自忠》、 《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 《面子问题》、 《大地龙蛇》、 《归去来兮》、 《谁先到了重庆》、 《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作)、 《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等。诗歌有长诗《剑北篇》及其他新旧体诗几十首。通俗文艺作品,包括新京剧、鼓词、相声、坠子、新拴娃娃、新三字经、洋片词等是他本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还有不下几十万字的散文、杂文、论文、讲演词等。这个简单统计表明,即使在十分艰难的环境条件下——颠沛流离,言论不自由,因缺乏营养而造成的长年头昏与贫血症——老舍也始终没停止过手中的笔。
时代推动着作家前进;作家迎着时代的风浪搏击,具有新的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便伴随着产生了。如果把老舍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抗战前的作品比较,我们会发现变化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创作思想的明确性。我们知道,老舍是抱着写着玩玩的态度开始创作生涯的,抗战时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抗战需要文艺,文艺必须抗战”,抗战之于文艺,正如抗战需要枪炮一样不可缺少,这是老舍对文艺与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与态度。他对抗战文艺的积极鼓吹和积极进行创作实践,都是从这一明确认识出发的。他认为,文艺参加抗战,不仅是文艺本身的要求,而首先应当是文艺家个人作为一个国民应尽的起码责任。否则,既失掉了一个国民的资格,就根本没有文艺可谈了。文艺家的生命和武器就是他的笔,他应当象战士用枪、农民用锄头一样,在抗战中发挥作用。抗战开始后,老舍中止写小说,转而写抗日短文,写通俗文艺,写剧本和诗歌,抗战后期又回归到小说领域,无不是从这样的明确目的出发的。他在文艺目的性上这种认识的提高,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到抗战时期达到更炽烈更自觉的高度;二是走出狭窄的书斋生活,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实践,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三是在抗战过程中有机会并主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教育。
其二是与明确的创作思想相联系,老舍在创作方法上又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在塑造人物性格、描写事件进程和人物命运上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有新的追求,即努力塑造抗战英雄和群众的形象,如《蜕》描写了厉树人、曲时人等爱国学生群象, 《张自忠》集中描写了抗战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形象, 《火葬》描写了石队长等游击战士的形象, 《四世同堂》中有市民中进步青年的代表祁瑞全,短篇小说《小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