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牛顿在1696年那次看似平常货币重铸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与英国金本位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货币重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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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年货币重铸及其背景
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货币的贬值仍然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整个货币体系就会陷入崩溃。如果不足值的货币大量存在于流通领域,并且人们普遍按照面值来接受货币,就会出现格雷欣法则所表明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这样,流通领域中的足值货币将会越来越少,不足值的货币会越来越多。以国家信用和统治者的权威担保的货币就会失去信用,人们会转而按照货币实际的贵金属含量(通常就是金银)来接受货币。同时,由于持有足值货币进行交换是不合算的,在劣币的驱使下,很多人会将足值货币(比如银币)熔化去换回黄金。而黄金在成为本位币之前的流通量是非常少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基本上就陷入了瘫痪。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国家选择频繁重铸货币的基本原因就在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
在1696年货币重铸之前,英格兰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货币重铸就分别发生在1257、1279、1299、1344、1412、1464、1526、1542、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0、1551年。如果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或者1548)频繁的货币重铸是因为这一时期正是货币大贬值的时期,但是在商业革命时期(大约13-15世纪)“有别于欧洲其他地方的是,英格兰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铸币是稳定的,具有良好的声誉”。(约翰·F. 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56页)即便如此,英格兰仍然不得不频繁的重铸货币。
17世纪末期,欧洲各国的价格普遍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
1620(1650)-1734(1755)期间整个欧洲的价格周期呈现下降趋势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乔恩也注意到,从1660年到大约1688年,价格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里的价格下降不是特指金银的价格,而是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某种迹象表明,由于货币短缺,贸易正在萎缩。一位叫做里的学者所作1558-1694年年均铸币发行量的统计表明,1649-1694年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比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很显然,金银兑换率已经严重失衡。由于当时英格兰是事实上的银本位制,也就是说,作为本位币的白银价格上涨了50%,这样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对于货币体系的冲击相当巨大。
因此,货币再次成为一个问题,重铸货币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货币的短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先后有1618-1648年的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1642-1649年英格兰内战,1652-1654、1665-1667、1672-1674年三次英荷之战,1689-1697年反法的奥格斯堡联邦战争。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随国王参加战争转变为雇佣军),使得各国的军费膨胀,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战争的巨大支持无疑消耗了财富,也使得货币贬值成为必然。1696年英格兰银行已经出现了挤兑风潮。克里尔评价到,由于金价上升,银价降低增加了政府维持战争和军队的成本,政府被迫考虑货币重铸的问题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货币短缺和战争导致货币重铸的话,那么1696年的货币重铸可能与历次的货币重铸也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看起来这一次的情况要比以往严重的多。因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和如何对在铸币面值上受到损失的人给予补偿。估计损失可能达到200万英镑,相当于和平时期政府一年全年的总支出。毫无疑问,这使得已经不堪战争重负的财政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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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货币重铸的态度
1662年采用花边轧压后,硬币削边和擦损减少了,但轧有花边的硬币仍被贮藏和熔化出口。1695年5月,议会试图禁止银子出口,但未能成功。年底,议会颁布了重铸硬币的法令,并且有一个短期条款规定,在这段时间内份量不足的硬币可以用于交税和偿还财务署的贷款,但过了这段时期就不能使用。为了解决重新铸币的费用,政府征收了新税,面值达550万英镑的旧硬币被收缴,然后被重新铸成270万英镑份量足的硬币。但这些份量足的硬币未能保持在流通之中。
当时对采取哪一种方式进行货币重铸是有很大争论的。其代表人物是财政大臣朗兹和哲学家洛克。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货币单位是计算名称还是金属重量。朗兹建议的方式是让重铸的银币变的更轻了,足值货币由于会按照事先规定的溢价进行交易那么原来足值的货币会很快投入流通。洛克建议的方式是遵循旧制,按照原有标准重铸货币以代替流通中的旧硬币。但是这两种方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差别很大。在含银量下降按照面值流通的情况下,朗兹建议的方式有利于债务人用少量白银清偿现有债务。
很显然,在战争时期,政府通过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也可能是通货膨胀税。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不同概念。通货膨胀税是通货膨胀率和实际货币余额乘积。当物价上升速度等于货币增长速度时,政府所征收的铸币税等于通货膨胀税。当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后物价水平急剧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实际余额将会以比物价上升速度更高的速度下降,通货膨胀税在达到一个最大值之后将迅速下降。在通货膨胀速度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情况下,由于实际货币余额的急剧下降,政府最终无法征到实际铸币税)的方式以少量的白银就可以清偿积累的大量战争贷款和政府赤字。实际上,这就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种方式,使得国王能够合法的赖帐,合理的掠夺。洛克的建议会使国家增加负担,损失很大。后来的货币史家对此也颇有微辞。法国的拉勃立兹(Leibliz)批评说1696年根据洛克建议实行的货币重铸制度虽然很够爽快,但是损失实在太大。
1696年5月4日,手工铸币被官方废止,货币重铸正式开始。因此,“硬币重铸构成了约翰·洛克对财政大臣威廉·朗兹的胜利”。洛克的胜利,使得英国政府花了很大的费用,改铸了银币,这个胜利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作为债务者的国家获得的政治上的胜利。其实,胜利不仅仅来自政治上,还来自经济上。由于采纳洛克的方案,国家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家的债务人,需要偿还比原来更多的债务。结果,主张货币单位不是名称而是实质金属内容的理论家,在偿还货币债务方面却成了主张货币单位是名称的人了;相反,主张货币债务不是金属实体而是名称的理论家,在关于货币债务方面实质上又等于主张货币实体的人了。由此可见,关于货币的争论,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只根据了货币各种只能的哪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论争反映了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6-268页)。
牛顿是在进入造币厂工作之后才参与到货币重铸的争论中去的。而且一开始牛顿只是监督,并不涉及政策制定。成为造币厂厂长之后,牛顿正式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决策当中。牛顿坚持认为银币是本位币,本位币不能被改变。造币厂造币产量的波动根源于战争和英国的对外贸易,与银行当时的纸币没有关系,纸币和金银是相互替代的,而相反,朗兹却认为纸币是有害的。当时,牛顿坚持的观点有4条:
1.应当由议会通过立法来规定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就等于一盎司白银。
2.赞成贬值,改变外在价值比改变内在价值更合理。也就是说是将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增加到一盎司白银的价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相反将一盎司白银价值减少到一克朗的价值。
3.尽量减少所有硬币的重铸成本。
4.应当维持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金银兑换率相同,以免套利行为冲击国家货币体系。
事实证明,牛顿是自相矛盾的。他极力坚持银本位,并与洛克一起,反对朗兹的建议,但是最后正是他放弃了银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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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对货币重铸形势的判断
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皇家造币厂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但是造币厂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的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实际上造币厂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忙着从国外进口金币几尼或者半几尼。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失,造币厂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是那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金和银两种通货的危机必然发生。
决定实施货币重铸以后,皇家造币厂和另外六个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开工铸造新币。但是造币厂的产量要比预想的少的多。在1696年3月26日至1697年1月1日,实际上造币厂几乎没有承担什么铸币义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忙着从国外进口金币几尼或者半几尼。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失,造币厂几乎无银可铸。所以,到1696年6月底,只有12%的银币重新回到了流通之中。虽然牛顿在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严格的标准,但是那也无济于事。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也没有完成。公众对铸币失去了信心,议会也无法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金和银两种通货的危机必然发生。
由于面临意见分歧,议会通过的法案其实也是朝令夕改。1696年1月17日,议会通过了“王国克朗混乱状况整治法案”,但是该法案在下议院的考量下推迟实施。1696年2月15日,议会通过表决决定将几尼的价值降到28先令。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价格仍然很高。1696年2月24日,议会通过“取消银币铸造义务,鼓励铸造几尼金币法案”。1696年2月26日议会又决定几尼价值应该降到26先令,3月26日的法案又决定几尼价值不能超过22先令。但是10月份,几尼实际上已经降到了22先令以下了,禁止黄金进口的法案也成为一纸空文。1699年2月16日,议会又决定不得强迫任何人按照22先令接收几尼。1699年几尼的价格为22先令,造币厂将之降为2l先令6便士。事实证明这个价格仍然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