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拉德看来,和约“不仅保留了旧的邪恶的世界秩序,而且使这一秩序变得更坏”,“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潘多拉的盒子”。威尔逊自已也深知,和约并未能完全贯彻“十四点原则”,但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并实现了最好的结果。他曾痛苦地对历史学家威廉·E·多德(William E. Dodd)说:“我还能做什么?我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地谈判。人们认为我能控制一切,我多么希望我有这样的力量。”(威廉·E·多德:《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工作》,道布尔迪出版公司1932年版,第434页)又有一种观点称德国在条约中获益匪浅,如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在其著作《手边的战争》中提到,由俾斯麦一手建立的德国政治体系不但未被摧毁反而得以保存,而且德国避免了战后被战胜国大规模军管(特别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对比)。回顾一下,在1919年时德国其实取得了较五年前战争爆发时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德国的东方,原来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不断膨胀且亲法的俄罗斯帝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交上孤立,内部纷争不断且卷入内战的苏维埃俄国。在东南方,德国的前盟友奥匈帝国分裂为数个弱小的共和国,对德国的再次崛起已经无法构成威胁了。英国军事史学家科热里·巴尼特声称,与德国所期待的一旦赢得战争后他们强加于协约国的和平条约相比,凡尔赛条约实际上是相当仁慈的。对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俄国失去了1/3的人口,一半的工业,90%的煤产地以及5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巴尼特同样认为德国在签订条约后的战略态势较1914年更好,以前在德国东方可以起到平衡德国作用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消失,而且德国和新生的俄国之间有波兰作为缓冲。在西方只有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口都不如德国的法国和比利时。巴尼特还认为英法两国应通过一种彻底摧毁俾斯麦一手创立的统一的德国并使其重新分裂为多个较弱小的政治实体的方式实现欧洲大陆的永久和平,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解决德国给欧洲带来的麻烦,但英国并未达成自己参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