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教育阶段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按照中国国情,小学又分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对于这一点,陶行知是这样解释的:“新制六年小学,在乡僻之处,虽不易办到,然四年国民小学,或优为之。”其所言“四年国民小学”即“初小”。
新学制与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比较,原先初等教育7年(国民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变成6年,原先的中学4年增加到6年。并且,高中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又称综合中学,即将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同时又说明“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笔者近年做北京汇文中学民国校史研究时发现,汇文为教会学校中的名校,当时除了文理两科之外,居然还有商科(已故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便是1932届汇文商科肄业生)和教育科,个中缘由及至看到壬戌学制后才明白。
新学制的指导者和起草者胡适在1922年《对于新学制的感想》一文中说:“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他还现身说法——
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现在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
陶行知则从乡村教育的角度来说明“弹性”之重要,他在1921年发表的《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说——
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各国都不能免,但是我国的乡村,未免也太吃亏了。恐怕也非城市人的福哩;至于教材方面,乡村和城市也大不同。例如电灯、东洋车之类等,在城市是常见的,但在乡村的学校里要教起这许多教材来,就很困难了。还有放假一层,乡村和城市也不同。什么蚕假、稻假咧,那里能够把部定章程来束缚他!
时光过去80余年。笔者最近看到一篇《志愿者支教笔记》,作者为《凤凰周刊》记者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