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
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
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
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
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
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那工人们呢?
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
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
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
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
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
这还是“上等”的。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
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
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
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
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
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
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
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
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
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
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
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
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
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
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
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
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
这“春天”有多繁华?
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
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
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
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
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