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本土化有什么关联?
2014-05-15
社会科学本土化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谈论最多的主题之一,而且他们逐渐注意到科学哲学研究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但是具体鲜少有人探讨:究竟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本土化有何关联?同时,对于什么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至今仍存在巨大分歧②。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由于没有深入了解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本质的论证和发展,故而无法明确认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不明确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就难以切实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
因此,澄清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系,这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实践向哲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迫切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澄清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涵义,据此展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性。
一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涵义
中国学者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孙本文于1931年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孙本文明确使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概念。他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2]41随后有心理学家潘菽、社会学家吴文藻明确倡议展开一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运动。然而,40年代后沉寂,至70年代末再次由台湾学者杨国枢发起,黄光国、杨中芳是其主要支持者。
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缘起于台湾社会科学家反省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OEM式学术研究模式③。这种研究路径一味模仿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深入钻研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其研究成果既没有“理论性推理”,也没有“逻辑的推演”,理论架构和研究设计明显脱节,结果也只不过是在“堆砌事实资料”而已,是“没脑筋的经验主义”[3]68,也称“素朴的实证主义”。
因而,倡导社会科学本土化是有针对性地批判上述这种“素朴的实证主义”,寻求建立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更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本土实际的本土化社会科学。但是,这里有两个概念有待澄清,一个是何谓“更贴切”?或者“更贴切”的标准是什么?二是何谓“本土实际”?
所谓“更贴切”,逻辑上蕴涵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能“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本土实际。而且,上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