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而北洋时代的各位“大师”“文豪”们,也常妙笔生花,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
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稿费四百块大洋起。1917年入职的胡适,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这大洋,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着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变成了多少“民国剧”里的风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这民国的风情生活,真是这么“工资高物价低”?别忙,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
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那工人们呢?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这还是“上等”的。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