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古诗文里,或分称大章(太章)、竖亥,或合称章亥,殊途同归,说的都是大禹治水时的贴身二将章亥。因而,与章丘文史纠集不休的,都应该是同一个章亥,是大禹身边为治水安澜日行千里、能征善斗、勇武开拓、公而忘家的部将大章、竖亥。历史上因二人始终跟随禹父鲧及大禹左右顽强治水,章不离亥,亥不离章,形影不离,具有同时同样的经历和人格力量,因此会合称章亥。尤其在民间口碑中,每有传闻章亥及妻女全家上阵,投入治水大军,跋山涉水,辛劳与共,直至妻女均献身于治水第一线的传说,感天地动鬼神,令百姓没齿难忘。
访员:第二个难题,“章亥葬女”为何葬在女郎山,这个典故价值何在?请您谈谈。
乔:我们了解到近年来女郎山考古发掘工作此起彼伏,各种旅游开发也紧锣密鼓,吸引游客的故事版本更是多种多样,为了旅游吸引力,出自不同策划、创意部门的各种说法很多,这个问题涉及旅游形象定位价值,偏差太大就麻烦了。然而,我相信“章亥”英名和“章亥葬女”典故在人们心目中的精神价值,必将是章丘和女郎山挥之不去的记忆。
历史上女郎山得名于“章亥葬女”典故传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查阅一部又一部涉及章丘的志书发现,几乎所有版本,都非常尊重“章女冢,在女郎山,俗传章亥有三女葬此”、“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的主流说法。可以肯定,“章亥葬女” 就是女郎山山名的来历。章丘古县志有版本不仅强调了“女郎山……三齐记云: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故名,高者见存”,同时委婉指出:“或曰子张之墓,或又曰齐匡章子,未详孰是”,认为女郎山古墓群即便有张之墓、匡章墓等,但把后者作为女郎山地名来历 “未详孰是”,还不能构成翔实理据。
你想想,山东是华夏文化起源地之一,章丘一带必然饱受华夏远古文化、齐鲁文化、儒学文化熏染,凡地名、山名、水名的定名、确名、传名、祀名等,规矩应是格外讲究的,一山一来历,一水一渊薮,一祠一名堂,非愗功者、节操者、垂范者、教化者、铭念者、名传遐迩者怎可冠名、入志、公祭?章亥三女,溺死葬此,高者见存,从而成为山名来源,背后一定有着可歌可泣的功德事迹。抗战诗《与曼村乐生祭女郎山》叙述:大章与竖亥在鲧禹父子接续治水期间,一直奔前跑后,他们的妻女也匆匆跟随,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和治水大军普通役工一样勤快、勇敢,她们母女赤脚上阵,水来土掩,开山劈石,参与疏通水患,帮着章亥擒拿拦路野兽,消灭害人虫,平日还会吹笙击罄、霓裳起舞鼓动士气、慰问劳工。后来章娘亥嫂不幸被咆哮的海浪卷走,三个女儿也在凶险的洪涛中不幸溺死,于是被章亥就近掩埋于女郎山。其中“昆嵛啸浪夺娘命,海岱凶洪溺三匆”句,地理坐标很明确,昆嵛山就在附近,女郎山就在海岱之间,这一带是历史记载大禹治水的主战场之一,传说中章亥妻女遇难地应该就在这个范围。我想章亥就近于女郎山掩埋丧生亲人,女郎山由此得名,这是一个十分符合逻辑的解释。关于三女溺死葬女郎山,后来历史上曾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各说不一的现象,但终究不能成立,掩不去三女随章亥治水因洪水夺命而葬女郎山的主流记忆。
访员:您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
乔:祭祀女郎山,是古章丘历来的民俗传统。《水经注卷八.济水》记载:章丘“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谓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意思是说,女郎山及其女郎祠祭祀,一直是当地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需要载入史册。“左右民祀焉”,我们研究组有两种解读,一是认为女郎山女郎祠为当地“官祀”——官方正统祭祀活动,左右旁侧才是“民祀”——其他非官方祭祀活动;另一是认为女郎山女郎祠的祭祀活动属于例行“官祀”,可以左右、亦即影响其他民间祭祀活动。两种看法尚争议之中,暂时存疑。老章丘人都知道百年前有过古“章丘八景”,其中一景就是“女郎大观”,我请您看看古县志“女郎大观”绘图,一图抵千言,形胜何其恢弘,你可以从图中读出女郎山及其相关祭祀活动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细想一下,什么叫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就是范例。难怪那首抗战轶诗中,一干抗战健儿在章丘长白山策动举兵抗日事宜,没有忘记去祭祀女郎山。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而是“举兵莫忘先驱誓”,祭奠的是深深的文脉乡愁,纪念的是舍生忘死的英烈乡风,激发的是强烈的家国情仇,全诗的中心趣旨是启迪时人: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必须以大禹、章亥、三女等为民立极、忘我牺牲的英雄精神为榜样,“唤吾操剑斩凶龙”。“章亥葬女”的民间传说,与‘牛郎织女’、“嫦娥奔月”一样,最大特征是一项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对此记述的史志、诗文、野史文档,则是不可多得的记忆遗产。倾家上阵、舍生忘死的“章亥葬女”精神,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精神一样,厚植于女郎山,曾经唤起抗战豪情,今天更应作为章丘人民需要倍加珍视、世代相传的乡愁财富。
遗憾的是,由于数百年来战乱频仍、匪盗肆虐、天灾人祸等原因,女郎山“高者见存”、缅怀三女的诸多遗址遗迹已遭毁坏。更令人心痛的是,朝代几经更替,大禹治水的民族精神崇拜,不知不觉被其他盛行的信俗挤占,某种程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脑海。从我们诗林墨海记忆遗产数据库搜集到的逾百万首古诗看,涉及吟咏大禹题材的相关诗词多达8000余首,宋代就有2800余首,明代却降到1600余首,清代只有800余首,相关作品越来越少,就这样,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竟然出现逐渐淡化之势。大禹尚且如此,他手下章亥二将,也就更加名声区区而难以入流,以致日渐崇仰者寡。元代“颖悟多识”的诗人曹文晦,早就警觉这一现象,在《行路难》诗中直接感叹:“千古无人吊章亥,一言岂尽贤鬷蔑”。为什么“章亥葬女”在后代志书中总是纪录过简,章亥及其家人的动人故事多为民间流传而难登正史大雅之堂,在近代女郎山文化呈现中更日趋黯淡,也可能出于这样一些原因。
访员:乔老爷进一步的分析,有道理。
乔:如果以上看法能够成立,我以为,章亥应该是大禹属下能行善走的第一远足健儿,披荆斩棘参与治水安澜的第一开路先锋,躬身服务于治水大军的第一领路向导,远涉九州驱骋安邦的第一热血使者,其全家则是举家报国、万死不辞的第一英雄之家。非常值得国人缅怀和学习。在大禹始祖文化体系中,南有德清防风古镇,北有章丘绣画古邑,这是两处可以感动天下的文化亮点,浙江德清下渚湖防风古镇非遗保护和文旅开发已经做得比较到位,章丘绣画古邑及女郎山也是无私报国的象征、善行远足的地标、海岱山水的精神符号,应该成为章丘人民不可磨灭的记忆,融入文旅发展发挥新的教益作用大有潜力。
访员:您的看法发人深思。现在,我想请教乔老爷提到的第三个难题,那首抗战轶诗的作者和作品背景地、背景人物究竟底细如何?
乔:这首抗战轶诗,在我们的数据库已保存多年,最初了解女郎山,我们正是从这首诗开始的。别小看一首小诗,它可能成为揭开女郎山神秘面纱的一把钥匙。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旧体叙事排律。诗作署名的吴培强、姚柔峰,后来我们研究组费了很大劲才搞清作者疑似老革命赵建民、姚仲民,可能是写给战友李曼村、宋怡翔的。原诗为云南老干部尚文正先得,邓军、李利群、沈绍良提供,他们在文革期间得到这首诗,多年一直在爱好诗书画的离退休老同志中传阅,认定这是一首诞生于抗战岁月充满豪情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作品。但他们始终不清楚诗作者是谁,具体故事背景地究竟是哪里,有的还以为诗中所言“长白”是大东北那边哩。只有南下老干部尚文正,认为字里行间有“济东”、“绣水”、“昆嵛”、“海岱”等,大体方位就在他老家隔壁的山东。
这是我所见格外威武雄壮的一首抗战红诗,诗林墨海记忆遗产研究组如获至宝,早就编入数据库中的“抗战千诗”专题,从诗中内容初步判断具体背景地为山东章丘。然而后来打听过不少抗战老人,都说不出诗中作者、人物底细。桂强芳提起保管的这首诗,称赞这既是山东抗战诗词绝品,也是描写大禹和章亥献身精神的文学精品,对于提高山东城市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后来曾应邀带队在山东接连做聊城、泰安、威海、烟台、青岛、济南、滨州等城市竞争力课题过程中,也曾不断寻找打听这首诗的出处和作者。2006年,他告诉我,问了山东不少政府和旅游、文化机构的朋友,这首诗提到的女郎山基本可以确定为山东济南章丘市境内,这座山确实有“章亥葬三女”的传奇,与研究组看法一致。他还表示,自己壮游全球要学习的先辈,一是徐霞客,二是郑和,三是章亥全家老小。
访员:您为何认为这首诗可能与老革命赵建民、姚仲明、李曼村、宋怡翔有关?
乔:初步揭开底细,是2007年,我和过去军队当记者的战友、解放军画报社副社长程更新去三0一医院看望毛新宇的妈妈邵华将军,她说手疼住院,实际上患的是癌症。交谈中程更新和我提出应把红色遗产作为国家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一个专门门类加以保护,邵华将军非常支持,说这是千秋大业,还说适当机会让毛新宇参与一起研究。于是我们共同起草出一份研究报告,包括红色文化遗产定义、现状、保护意义、评价体系等等,邵华将军忍着臂疼在病榻上改了又改。我知道她亲自编辑过军事百科全书,熟悉军事人物,于是冒昧请问她知不知道山东老根据地有没有吴培强、姚柔锋和名叫曼村、乐生的人。她想了想说,曼村,说不定是李曼村少将吧,去世十年了。后来我们据此查军史党史资料,果然李曼村是章丘人,七七事变不久在章丘长白山组织武装起义,但其余三人仍茫然无头绪。
访员:后来是怎样找出全部底细的?
乔:直到2015年,我和军艺原政委谢立宏将军及战友程更新大校,不忘已故邵华将军遗愿,与总政主管的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合作继续研究红色文化遗产与军事文化遗产保护课题,次年4月中旬在京参加军事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由我代表课题组作了专题发言,初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保护工作方案建议,有几十位新老将军和资深军史研究人员到会研讨交流。散会时我随机询问一位老同志(可惜出席人多未记下名字),知不知抗战年代有个和李曼村将军在一起的吴培强、姚柔锋?欣喜的是,老同志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吴培强,好像是赵建民从前的别名或化名,他老家山东,当过二野一个军的军长政委,后来是云南省委领导,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平反昭雪后进了中顾委,几年前在京去世。
我出生于云南,赵建民文革冤案就发生在云南,我从小知道一点,赶紧顺藤摸瓜查史料,果然发现,赵建民的曾用名就是吴培强,当时真把我乐颠了。赵建民和李曼村是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的同窗学友,赵建民入学当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该校支部书记,引导李曼村参加"读书会"外围进步活动。抗战爆发后,赵建民先后担任山东省工委要职和济南市委书记、鲁西特委书记等,参与领导了当地抗日根据地创建。接下来,我再沉史海,发现赵建民、李曼村还和省立乡师的一位高班同学姚仲明交往密切。这位姚仲明,与赵、李同校读书期间入团入党,担任乡师共青团支部书记,也是李曼村走向革命道路的带路人之一。姚仲明文笔甚佳,善于文化宣传,出口文采飞扬,在校办过一份进步刊物,刊名就是《柔锋》。诗作者“姚柔锋”的疑似真实身份就这样浮出水面。
七七事变爆发,党中央通电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受党指派,姚仲明赴长山县参与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出任政委,接着赴章丘(可能赵建民也就近到场),指导李曼村1938年初在家乡长白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章丘县人民抗日救国军,李曼村任司令员。
访员:真开心,真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乔:你这一句正好说出了我当时的愉悦心情。后来找出宋怡翔就是“乐生”的,是桂强芳。
2016年,桂强芳应邀从香港匆匆来到撤市改区前夕的章丘市考察,趁着暮色激动地瞻仰了女郎山。虽然逗留时间很短,但他还是从那里带回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他说从政府方面了解到济南市考古所已发掘女郎山汉代到清代大量古墓,指挥函谷关之战等多个著名战役的齐国将领匡章也墓葬这里,可以进一步证明女郎山历代文化源远流长。但他分析都不是我们课题要找的“章亥葬女”墓,因为“大禹治水”岁月实在过于久远。
二是他说关于“章亥葬女”的故事有好几种说法,有的明显误传和牵强附会,比如有说章亥埋下的是漂亮小妾等等。但也有岁数大点的老人,还记得章亥三女随父治水牺牲于绣河、墓葬于女郎山的老故事,老百姓还传说三女死后化为遍地济世仙草等等,类似于“梁祝化蝶”一类神话故事,比较符合各地保护的“非遗”项目特征。
三是他说从这次带回的资料看,可以肯定赵建民、姚仲明、李曼村在这一带掀起过抗战热潮。其中有位宋怡翔,与李曼村一起当过乡村教书先生,一起在附近长白山举兵抗战担任部队政治指导员,别名又叫宋乐生,可能就是《与曼村乐生祭女郎山》诗中的“乐生”。
至此,这首抗战诗词作者、人物、背景底细总算有了基本眉目。这是我一生做得最快慰的课题之一。
访员:精彩,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乔: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把这首诗背景调研过程重要资料整理存进了数据库。当然,这项研究还不敢结束,因为这首诗创作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何在,是作者亲笔还是他人代笔,为何文革中散落民间,作者和诗中人物及其家人是否还保管着原作,在长达近八十年的岁月和浩瀚书海中这件作品会不会在我们力所未知的载体上发表过,等等问题,还需要探求。
我和研究组曾经疑惑过,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八路军一线指战员何以有时间写出如此内容恢弘、富有文采、气势大度、文人味十足的诗歌作品?后来大家都感到,三齐出栋梁,邹鲁多儒将,再说学师范者多文才,历来乃军中宝贝,此诗可见一斑。比如赵建民、李曼村都是师范出身,旧诗体裁是必修课程。同窗学友姚仲明,本就是儒雅才子,担任过中共党组织派任的烟台、潍坊、济南市长,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分部文教主任,写过大量文章、剧本,其中和陈波儿创作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公演后轰动解放区并获大奖,周恩来亲自致信勉励。1946年他被派任山东解放区驻联合国分署代表,解放后出任驻缅首任大使,驻印尼大使,文革中受迫害获“解放”后,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委副主任,今年正好是姚老逝世二十周年,当年热血沸腾,才思泉涌,与战友并肩写出一首好诗是不成问题的。宋怡翔也曾是从教书先生份上投笔从戎,富有教育思想和文艺细胞,战争年代担任过长山县委书记、周村市委书记,随军南下历任渤海军区党务工作组组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文艺工作团团长、华东师大党委副书记,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逝世后葬于邹平,当年青春热血,吟诗酬答当属可能。这首小诗,极可能因为离乱、动乱等原因散轶民间。
不论诗作创作底细怎样,这都是一首珍贵的励志佳作。我希望这首抗战轶诗和“章亥葬女”典故,有更多的人参与研究,进一步挖掘来龙去脉和文化遗产价值,成为教育今人和子孙后代的一份有益教材。更愿老天有眼,一切完璧归赵。
【附:乔惠民简介】
长期担任“走遍全球第一人”香港学者桂强芳私人顾问。1953年生于云南昭通。上世纪70年代曾为解放军文艺月刊助勤编辑、铁道兵报社记者、编辑,笔名乔梁。80年代年曾为贵州财经学院党办主任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帮助在校读书的桂强芳十二篇论文与调查报告修改并在报刊和学报发表。90年代起曾任深圳市文联深港文艺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文化总览》副主编,参与创办现代摄影、焦点杂志,并八个年头公益参与贵州乡间绿色扶贫,在桂强芳资助支持下开展“世界喀斯特首府”、“中国避暑之都”、“全球最大燕栖洞穴”、“唯一茶籽化石”、“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等十余个课题研究。现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国土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深呼吸小城专家组组长、中商产业研究院特聘首席文化地理专家。兼任贵州财经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港澳校友会首席荣誉会长,中国村促会农业公园课题组副组长、田园才子计划专家组副组长、美丽中国田园博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连续十七年为桂强芳总编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主编之一。十多年间执笔创作《今日国土赋》、《香港文脉赋》、《江河源赋》、《中国名村赋》、《中华七彩云南赋》、《共和国56朵花儿赋》等作品,辅助“桂强芳榜”中外避暑名城、世界春城、中国避暑名山、避暑休闲百佳县、避寒名城、田园美邑、海洋宝岛、世外桃源等上百个持续性排行榜进行专题研究,并随榜单撰署四言、八字形象锦言,或引用古句“诗意点睛”,达数千条,均随榜单发布,对外传播,部分书为墨宝获各地收藏或刻石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