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瑟赫斯特:《易卜生评论集》,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309页。 [2]桑德拉莎莉《从女人到人--娜拉的转变》,袁霞译,《文艺研究》1999年第2期; [3]金朝霞《家中的娜拉与出走后的娜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一、故事主题分析21 小说《愤怒的葡萄》是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品。书中描述了20 世纪30 年代美国“西进运动”中失去 土地和家园的农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生命而奋斗的历 程。大部分作品中,斯坦贝克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去审视和分析 了极具特色的美国西部社会所呈现出的本质以及在此大的 社会背景下生存和奋斗的人们遭受了怎样的困苦折磨和伤 痛。对于美国社会被光环所笼罩的光鲜外表下遮盖的都是怎 样丑恶和无奈的现实。通过约德一家以及和他们生活紧密联 系的周围人群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斯坦贝克无情而彻底地揭 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鞭挞了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对人们美 丽的“美国梦”的残酷粉碎和惊醒。 约德一家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达到了觉醒,在人格方面以约德妈妈、罗撒香和凯绥为代表的人们也实现了向新的境 界的蜕变,完成了人格的进一步升华。并且作者通过用几个 代表人物象征意义的手法把书中的一大主题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我”和”我们”是无法分开的精神和社会生命体, 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心灵的互通、行为的接触与沟通,都 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当自私和偏见在人群中成为行为指南 的时候,也许“小我”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场合会有所收获,但 是却在人性中逐渐丧失最为宝贵的元素,而且最终的结果也 在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制约下显得苍白、空虚和痛苦。抛除自 私与偏见,在相互信任、理解和友爱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互 22 助才是时代所推崇的价值和摆脱生活枷锁,真正实现“美国 梦想”的一条“圭臬之律”。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不要放弃希 望和梦想,生活永远是痛苦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在痛苦的 时刻不要放弃追逐梦想,幸福也就像大火过后的焦枯土地上 的葡萄芽,虽然还很弱小,但是成长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凯绥在故事的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转变的过程,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也许在约翰斯坦贝克在下笔的那 一刻,凯绥作为一个看似悲剧却又是希望和正义的象征的人 物命运就注定了。在西进加利福尼亚的过程中凯绥在思想中 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这些转变和认识也逐渐影响了约德一 家人。对于自我意识的思考是在不断的生活教育中完成的。 从一开始凯绥就摆脱了逐渐的职责和角色——牧师,而是走 向约德和像他们一样贫苦的人群中,向他们讲授人生的道 理。逐渐的,凯绥在朦胧的意识中开始走向道德的高处,人 性的升华开始实现,在一次事件中凯绥代替汤姆走进监狱。 这种舍己为人,为他人牺牲自己的行为开始为这个角色赋予 了灵魂。凯绥在现实生活中是工人和困苦群体罢工的组织 者,在精神上则是这个群体的寄托、希望和领袖。在这个过 程中,凯绥也完成了关于自我意识的思考和认识。在像耶稣 一样为了“大我”而奉献自己的时候,凯绥走进了监狱。其实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凯绥来说是一次浴火涅槃的过程。在监 23 狱里由于更加直接的与遭受压迫的工人和其他劳苦人群进 行接触,凯绥敏锐的观察到工人们组织罢工,反对压迫和黑 暗制度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和鼓舞人心的热情。在这次进 入监狱的历练之后,凯绥的“大我”已经成长起来。并且凯绥 在认识自我的路途上终于寻找到了指向标。 在《愤怒的葡萄》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就是约德妈妈和罗撒香。在这个故事中,女性主义也开始初现端倪, 随着情节的延展慢慢清晰起来,母性的力量和追求社会变革 的象征意义崭露头角。在故事的一个环节中关于是否邀请客 人与家人一同分享猪肉的问题上,约德一家人的意见出现了 分歧,并且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在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发言人 (男权代表)约德表现出犹豫和抵触后,遭到了女性的反对。 约德妈妈直接提出“不是肯不肯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 “两头猪我打算杀来在路上吃。再带上牧师,我不知道是不是装得下,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额外添一张吃口。能不能, 妈?”妈清清嗓子,坚定地回答:“不是能不能,要问肯不肯。 说到能不能,那咱们什么都不能,到加利福尼亚去也不行, 干什么都不行,至于说肯不肯,那么凡是咱们肯做的事,咱 们都可以做。咱们在这儿住了很久了,过路的人要借宿,要 讨点东西吃,或者搭一搭车子,从来没有被咱们约德家拒绝 在随后的磨合与适应过程中,约德妈妈的家庭权威地位开始逐步确立。尽管在此过程中,约德的反抗也一直在 在书中的人物刻画和意义赋予上,斯坦贝克运用了非常巧妙的象征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