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何欧洲殖民者首先征服的不是近在咫尺的非洲,而是万里之外的美洲?为何现代非洲仍陷入贫困的陷阱不可自拔?为何印度看似富足实际贫弱,种姓制度绵延数千年?1500年,在国王“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治下,葡萄牙帝国国运正盛。自1434年越过博哈多尔角后,葡萄牙人一直沿非洲西海岸稳步推进。1498年,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到达了巴西。正是在这一年,国王派出一支探险队,沿西非的冈比亚河溯流而上,去探索那“黑暗的中心”。然而,探险队最终只有一人安然返回,其他人全部被疫病留在了非洲大地上。后世的历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写道:“上帝派遣一位天使,挥舞着致命热病的火焰之剑,阻止我们进入这花园里的清泉,黄金的河流从那里一直流入我们多次征服的大海。”此后数百年,这致命的热病——疟疾仍将欧洲冒险家们拒之门外,使其无法深入“黑暗大陆”的内陆,直到欧洲人从美洲的金鸡纳树中提炼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即使到了19世纪,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大卫.李文斯顿夫妇仍双双死于疟疾。甚至到了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陆地区未被勘探。迪安·斯威夫特曾这样描述人们绘制这片黑暗大陆时的窘境:“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们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因此,对于不适于居住的丘原,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镇的缺乏。”而在此期间,欧洲人带去的致命传染病:天花、麻疹、斑疹伤寒、流感和白喉已横扫美洲大陆,消灭了大半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帮助欧洲人彻底征服了美洲。美洲印第安人何以难逃被传染病征服的命运,贾雷德.戴蒙德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而非洲和其他热带国家的命运,则与疟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联系在一起。为何欧洲殖民者首先征服的不是近在咫尺的非洲而是万里之外的美洲?为何同为原住民,今天印第安人总人口仅四千八百万而非洲有十亿人口?现代非洲为何仍陷入贫困的陷阱不可自拔?印度为何看似富足实际贫弱,种姓制度绵延数千年?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追溯到上古时代,而疟疾则是其中的主角。多数人都知道,疟疾是一种由单细胞生物疟原虫造成的寄生虫传染病,通过按蚊传播;但少有人知的是,能够感染人的四种疟原虫,即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进化历史和地理分布;在千年、万年的尺度上,这些原生生物与人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进化军备竞赛。间日疟在印度、中东、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占比达80%以上,但在非洲却不超过10%。所有的疟原虫都发源于非洲,为何间日疟却被赶出了老家?现在我们知道,间日疟肆虐非洲的时间至少在十万年以上,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非洲人进化出了对抗间日疟的武器——Duffy抗原阴性:90%以上的西非和中非人缺少一种红细胞表面的蛋白Duffy抗原,阻断了间日疟原虫进入红细胞的路径。由于有了这一强大的武器,多数非洲人对间日疟基本免疫。不幸的是,Duffy抗原阴性通过进化机制固化的时间可能不超过7万年,因此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并未携带这一基因,现代印度人和美洲人也就无法对抗间日疟的侵袭。恶性疟是四种疟疾中最可怕的一种,以发病急、死亡率高著称,目前非洲的疟疾80%以上都是恶性疟。恶性疟的出现时间可能只有短短数千年。世界各地的人类进化出了多种武器来对抗恶性疟:地中海地区是地中海贫血,非洲是镰刀形红细胞贫血和G6PD缺乏症,美拉尼西亚则是卵形红细胞症。这些武器 虽然在对抗恶性疟时威力巨大,但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例如,一个人如果从父母那里同时继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往往无法活到成年;而只从其中一方继承一个基因的人则并无异常症状,但感染恶性疟后死亡率下降90%。但是,战斗的另一方——疟原虫的进化更加迅速。20世纪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疟原虫就进化出了对氯喹、青蒿素等特效药的耐药性。人类与恶性疟原虫的进化军备竞赛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的进化从未停止。已故古生物学家史蒂芬.J.古尔德曾认为:“近4万或5万年内,人类没有发生生物学特性变化,我们用相同的身体和大脑创造了所有的文化与文明。”现在我们知道,古尔德错了:地中海贫血、G6PD缺乏症、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的进化历史都只有短短数千年到一万年。非洲人、欧洲人和美洲人的身体并不相同,而正是这不同造就了美洲和非洲截然不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