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_论文_一、《晋书》的修撰及其体例特点 《晋书》是唐代官修前朝史书的最后一部。先是,唐高祖曾准令狐 德棻之请,下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诏书中有“三 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而以下各代“简牍未编,纪传或阙”之语,可见当时唐政府以为晋史已有多种,较南北朝各代为详备,故开国 设馆修史,《晋书》并未列入计划。唐高祖诏修“五代史”,数年未 成,贞观三年(629年),又诏魏征、房玄龄总监其事,还是未把修 《晋书》列入计划之内。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告成。大 约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绩鼓舞了唐太宗君臣,加之他们对尚存的众家 旧晋书不甚满意,于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史。《唐 会要》卷63载其事云:“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 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 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 承基、大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 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 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工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 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 详具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 集。”以上列名领衔予修者共21人,其中除史官外,还有自他官调入 临时领史任者。可谓名家荟萃,组织规模超过已往。贞观二十二年,书成,计有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30 卷,是唐修前朝史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曾为之撰宣、武二帝纪 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之论,因号为“御撰”,时称《新晋书》。此书行 世后,诸家旧晋史日渐湮没,故唐修《晋书》成为唯一传世的一部首尾 完整的晋代全史。 《晋书》记载两晋156年历史。本纪中的宣、景、文三帝纪,叙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前,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创 建晋国基业的过程,上溯三国64年(建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对陈寿《三国志》漏略之处有所补充。特别是《刑法》、《食货》二志,叙事仰包东汉、三国。因为《三国志》无志,《后汉书》的 志是梁朝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入,故汉、魏以来许多法制 史、经济史的资料赖《晋书》得以保留至今。魏晋南北朝正史共11 部,唯《魏书》与《晋书》有《食货志》。自唐修《晋书》后,历代正 史,除《新五代史》外,皆修《食货志》,和《晋书》的影响不无关 两晋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晋书》特立“载记”一体,叙十六国兴亡史,这是后世研究北方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和《史通古 今正史篇》所叙,十六国时期,各国官、私所修诸国史有二十余种,后 北魏崔鸿依之总纂《十六国春秋》一书,可惜这些史籍均已亡佚,因而 《晋书》30卷之《载记》于今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纪传史书中设“载记”一体,创始于《东观汉记》,用以叙述平 林、下江等农民军活动和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兴亡。《东观汉 记》失佚,今赖《晋书》得窥“载记”体式。《晋书》作者,设此体专 叙割据政权,既区别于藩属诸国,又无损晋朝正统地位。在正统观念很 浓厚的封建时代,这样处理是比较恰当的。刘知几于《晋书》批评较 多,唯赞扬其书立“载记”“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矣。”(《史 通题目篇》) 二、《晋书》的取材与南北朝史风 《晋书》修成颁行后,一时颇受世人青睐,“言晋史者弃其旧本, 兢以新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不久,便有学者表示不满。著 名史学家徐坚,即弃官修之本而私撰《晋书》110卷,见录于《新唐 书艺文志》。刘知几在《史通》中对《晋书》的缺失屡加指斥。《旧 唐书房玄龄传》总括刘氏所论,指出当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 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兢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 讥。”《晋书》之病,主要是由于史馆予修人员未能广泛参阅当时尚存 的诸家旧晋史和晋代官方起居注、实录等文献资料,详加考订,慎重取 舍,善加剪裁,而采录了许多荒诞迷信、伪误不实的材料,以致记载失 真,篇幅繁芜臃肿。又成书之前,检录不细,颇多疏略和牴牾之处。故 学术界历来对这部史书评价不高。 凡修史,必先聚书,遍览文献,细加甄取,此即刘知几所谓“博采 善择”。这个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较粗糙。修《晋书》诏云旧晋史 “十有八家”,实际不止此数。今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史通》所论载,及《宋书》、《南史》和《晋书》等正史所叙,唐以前诸 晋史,纪传体有12家,编年体有11家,合23家。其中有的虽未成 完书而留残编,或佚落成为散篇而被学者征引,至唐时能够搜访得见 者,绝不止18家。此外,尚有晋代起居注、实录之类官方文献可资取 材。而诏书但云:“以臧荣绪《晋书》为本”。诏书对18家中的14 家作了评点,另外4家不详为何人所著,参阅《四库提要》,知18家中,诏书未加评点的是沈约、谢灵运、王韶之、朱凤4家《晋书》。可知《晋书》作者省览未周,采录未遍。既然如此,《晋书》采录哪一类 书籍的材料较多呢?刘知几早已指出:“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多 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史通杂说上》)刘氏所举《语林》、《世说》之类的笔记小说,虽然往往含有珍贵的史料,但其中水 分相当大;至于《搜神记》、《幽明录》之类,实际是志怪小说。史家 舍史籍而取材于此,实在是舍本逐末。我们试翻阅《晋书》,的确随处 可见荒诞之事,无稽之谈,错杂于史实的叙述中间,芜累之甚。 大量采录荒诞迷信的材料入史,是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表现之 一。一方面,利用这些材料宣扬天命,是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民的 需要;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又是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迷信行为的反映。由 于社会动荡,人们感到祸福无定,宿命论思想由是大炽,城乡居民津津 乐道轮回报应之类的传闻。一时上下相欺,众口交腾,史学家生活在这 样的社会环境中,史风必然受其影响。当时史书,大都有专录迷信材料 的节目或篇章。只就纪传史书而论,王隐《晋书》有《符瑞志》,何法 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 《南宋书》有《祥瑞志》等等。《晋书》虽无上述诸志,但《天文志》 有《史传事应》一节,《五行志》及纪、传各篇中亦间杂不少迷信材 料。《晋书》天文、五行二志和《律历志》皆出自唐代著名天文历算家 李淳风之手,学者多有好评。《旧唐书房玄龄传》云:“唯李淳风深 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 采。”对《天文》、《五行》二志,后人有不同评价。《晋书斠注》的 作者之一,清人吴士鉴认为“此二志出李淳风乎,历代推重,不知在各 志中最为纰缪,丁氏国钧之言是也。”这里提到的丁国钧是《晋书校 文》(未刊行)的作者。吴氏指出“《天文》、《五行》二志所书魏晋 灾异以长历推之,日月每有不合,旦多漏略”。《晋书》二志,存在此 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作者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记天变必书事 应。天有变异,当时或有记录,史家撰《天文志》时,除采录原始记录 外,又要从以后的史实中摘取可以应验某种天象者而附会之,天变于 前,事应于后,强行附会,势必弄出“日月不合”的差错。这在古代史 书中是屡见不鲜的。李清风所作《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也指出前 史的这类差错。如其中一段文字说:“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 入太微。七年五月,《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 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 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疑是入太微。”此类史文,无非是以天 象定正统与僭伪的迷信说教,和唐太宗在《宣帝纪论》中所云:“治乱 无常,兴亡有运”,“非可以智兢,不可以力争”的论调完全合拍。李 淳风、吴士鉴只见事实记载的错讹,而不见其思想的乖谬。这不能不说 是古人认识上的局限。 http:// 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另一表现,是史家各对本朝夸胜讳败,对他 国去美溢恶。这种风气,唐初史臣也未能认真加以纠正,而因袭旧史之 文,沿用了错误的材料和观点。刘知几《史通》对此多有揭发,宋人王 应麒《困学纪闻》卷13也举例说:“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 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正观《应作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 焉。”他又引据《史通》所论,批评《晋书》取舍不当,前后牴牾等缺 三、《晋书》内容的缺失和编纂方法的不当《晋书》成于众手,分工撰录,缺乏“才、学、识”兼具的优秀史 家予以贯统润色。卒编之际,校阅不细,以致大事漏载者,一事数载, 淆乱不清或前后矛盾者,体例安排,人物诠配不当者,所在不少。如西 晋初年汲冢书的发现,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就引起轰动。但 《晋书》记载其时却含糊不清。《武帝纪》云在咸宁五年(279 年),《束皙传》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晋书》修成的《隋书经籍 志》不知何所据而云在太康元年(280年)。近人朱希祖作《汲冢书 考》引张学淇《竹书纪年考证》,顺理诸说,以咸宁五年十月盗发汲冢 书出;次年,即太康元年报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 书。朱希祖先生不过把众说加以条贯而已,推测之言,并无确证。汲冢 出土竹书及文物一事,去唐未远,诸家晋史和官方纪录存者尚众,如果 唐初史官能详加考定,就不致留下这个疑团了。 史家应注重时间观念,不可随意忽略移易。《晋书》则不然,至有 漏记年号,以致叙事时间错乱者。如晋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 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号行9 年,至公元300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纪》竟不记元康年号,一 直以永平年号记元康年间事。又,公元402年,东晋安帝改隆安年号 为元兴。是年,桓玄举兵入京师,取消元兴,复隆安,旋改大亨,次年 仍改元兴。《安帝纪》载桓玄入京师,而复隆安,改大亨年号事不见 载,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晋书》之文多抄旧史,旧史缺则缺,错则错,前后矛盾亦仍旧 观,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于晋太康三年所修《地记》。太康三年 以后之地理沿革,《晋书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侨置县,仅存大 概,十六国疆域,则语焉不详。该志还抄沈约《宋书地理志》,不加 校改,以致南朝宋时地名移于晋代,讹误甚多。至于叙事前后矛盾,则 更为常见。吕思勉先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于第五章《东晋中叶形 势》,举《晋书简文帝纪》末段所云“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 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mǎ 献之辈”为例,指出:“《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 谓其所著皆可信也。”这就道出了《晋书》载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 是好博采而不求信实。唐刘知几也曾批评“皇朝撰《晋史》,多采以为 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指导思想不对头。吕先生所论,与刘 氏可谓古今同调。 《晋书》义例考求不精,类传人物有诠次不当之病。如《孝友传》 叙14人事,孝友言行并不多,大都杂入神怪、梦幻、诡异之事。即使 用封建的眼光来看,也大大有损于这些“孝友”人物的示范作用。按有 父王仪为司马昭所杀,内心不愿臣服晋朝,以孝母为名,拒不出仕,实一抗节隐士。另一人物庾袞,其父生前令他戒酒。父死,庾袞常醉饮如 故。醉后则自杖三十,以处罚自己。其行为颇滑稽,全不类孝友,亦入 该传。这样做的缘故,可能是作者立传贪多求广。类目既立,传主人数 不敷,只得生硬拼凑。 《晋书》的文风也不佳,因袭六朝风习,好事雕饰,华而不实,观 唐太宗所作四篇论即可见一斑。其论文字讲对偶,刻意辞藻。此风经唐 太宗倡导示范,史臣当然竭力仿效。不唯《晋书》如此,唐初官修史书 文风普遍不好。而这种文风又是自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刘知几《史 通叙事篇》论道:“自兹以降(指史、汉以后诸史),史道陵夷,作 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 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 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又说:“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 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 氏认为,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史家文风愈趋愈劣,到魏晋六朝,至为严重,唐初官修史书,未能力矫积弊。我们试读《晋书》,就会感到刘 氏的批评是痛切时弊的。 四、《晋书》质量不高的原因及对它的总评价 以上所举《晋书》的缺点,在两晋以下众多史书中普遍存在,说明 是久已流行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 期,我国史学繁荣发展,史家辈出,著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记》、 《汉书》,师仿马、班,在完善纪传体史书体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 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 书》、陈寿《三国志》等,也还笔力雅健。但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史 风在滋长,致使《史记》、《汉书》的体制成为定式。作史又多文詠之 士,好炫文采,不务求实。积习相沿二百余年,至唐初官修诸史时,不 易一下子纠正。加之唐王朝设馆修史,由政府聚官书,调集人员,分工 撰录,虽有人负责商定义例,但体式已定,分撰者不过按成式堆砌材料 而已。《晋书》作者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动议修 前代史,《周书》即由他领衔主修。贞观十五年,又受诏与长孙无忌先 后修《五代史志》,又过5年,才有修《晋书》之诏。此时,唐史馆已 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经验,令狐德棻也久参其事,并且 受诏与敬播等人“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实有统摄全局的重任。但史 馆工作,已成一定之规,二、三史家,也难以改弦更张。史馆制度建立 之初出现的诸种弊端,终封建之世也未能医治。《晋书》质量不高,根 本原因就在于此。 《晋书》尽管质量较差,问题不少,但它是唯一的一部两晋全史, 是研究晋史,乃至三国史、南北朝史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故在古代史 籍中仍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