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 家圣人一生 劳碌奔波,四处游说,遇险不惧,遇危不退,为了天下的太平而不辞辛劳,哪有工夫像高僧大德那样 端坐在庙宇里 念念有词的优哉游哉呢?所以,等孔孟为一般才人,以为佛经是孔孟难及之道,是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孔孟之 道所达到的境界,所不欲达到的境界,所不屑达到的境界,都是那些痴迷于佛教的人所不能领 儒家“致良知”之说的基本内容。而如何将本有善性寻找回来,却是大有学问。《 大学》言“ 致知在格物”, 就是说,“致知”是通过“ 格物”而实现的。高攀龙据此认为,王阳明所言“ 致良知”,并不在于穷究事物之 而是像佛教那样以“知”本身为目的,从而陷于无聊的争论游戏中,当然也就偏离了儒家致知在于求善的 4l 目标。所谓“ 谈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虚灵之用,多为情识,而非天则之自然,去至善远矣!吾辈格物,格 至善也。以善为宗,不以知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语,而儒禅判矣。” 因此,在通向“善”的途径与手段 上,佛教与儒学也是大相径庭的。 佛儒不是一家 佛儒能否视为一家?不少佛教高僧为了开拓佛教在中国的“ 销售”市场,对此问题不仅给予了肯定回答, 且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如慧远就竭力论证佛教儒学的一致性。但“佛儒一家”作为处理佛儒关系的一种说 毕竟支持者不是占大多数。高攀龙就对“佛儒一家”说持否定态度。 在高攀龙看来,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佛教、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时间的先后,抑或从佛、儒较量的 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可能是一家。高攀龙说:“自有开辟以来,圣帝明王相继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 儒。其始为三教之说,以为与吾道列而为三,幸矣!其后为一家之说,以为与吾道混而为一,幸矣!今且摈之为 凡,摈之为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则天下熟"舍圣人而甘为凡夫,舍尊长而甘为卑小,舍亲而就 呜呼!用彝变夏,至此极矣!斯言不出于夷狄而出于中国,不出于释氏之徒而出于圣人之徒,是可忍,孰不可 高子遗书》卷三《异端辨》)从历史上看,自天地开辟以后,继有圣明君主为治,国泰民安, 根本就没有什么佛教;在先秦时期,有儒家之学,有道家之学,有墨家之学,有名家之学等等,佛家之学正是乘儒 学式微之机而进入中国的;从实际的较量上看,佛教迷惑民众的形式,由道外到道内,由援儒重佛 由对儒学的态度上看,开始与儒学并列为三,后有与儒学混而为一,再后来则喧宾夺主,反而视儒学为凡俗、为外 道,鄙视它,疏远它。何以能说佛儒是一家呢?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儒释道三教都以“ 一”为宗,故三教是一家。但高攀龙不这样看。他说:“ 此说鄙陋 极,不必为剖。吾且据其说佛者问之:一者何邪?以为有物邪?无物邪?以为有物,则不识一;以为无物,既无物 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所见如此,而徒为张大之说,以诳惑后生,罪可胜诛也邪?”(《 高子遗书》卷 端辨》)在高攀龙看来,如果视“一”为有物,那就是不知道“ 一”何以为“ 一”;如果视“ 一”为无物,“ 既然是无,那么“ 一”之外就别无他物了。因此,佛家热衷于谈“ 一”,本质上是以“ 一”为话源而展开玄不可 测、无休 无止而毫无内容的辩论。这与儒家所言“ 一”当然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高攀龙还对那种将佛教与儒学随意比附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说:“ 合三教,其种种开合不过欲成就此局。拈出一个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拈出一个高皇帝是欲在时事上和合; 拈出群龙无首则欲暗夺素王道统而使佛氏阴篡飞龙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则欲单显毗庐性海而使儒宗退 就川流 之列。其他尊儒不过局面上调停,引儒者之言不过疑似上附合。故无极太极近于虚空法界,则宗之;朝 于生死大事,则宗之。然其所谓太极,所谓道,即所谓毗庐庶那者是也。至如阴尊程朱,阳贬狂禅,而究竟则以程 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处,欲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也。然举要而言,则枉却 高子遗书》卷八上)周元公即周敦颐,周敦颐有“无极而太极”之说,高攀 龙认为管东溟 无极而太极”比附佛家的“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这是从道 理上和合佛教与 儒学。高皇帝即朱元章,朱元章不仅与佛僧友善,而且提出过“ 佛法暗助王纲”的主张,所以 高攀龙认为管东# 是从事务上和合佛教与儒学。“ 群龙无首”乃《 群龙无首”与佛教“ 我当于一切 众生中为首为胜”比附,这是在价值追求上的和合佛教与儒学。将《 中庸》“ 敦化川流”佛附,这是在义理功能上的和合佛教与儒学。高攀龙认为,管东#所做的一切,都在于抬高佛教而抑制儒学。然 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儒学毕竟与佛教不同,它们成为一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 以高攀龙好心相劝那些痴 迷于使儒、佛成一家的学者,不要做无为的工夫:“ 足下( 佛教之祸害佛教在义理上的缺限,规定了佛教的盛行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佛教的危害,在高攀龙以前,已有不 士进行了批评和揭露。高攀龙是如何看待佛教危害的呢?42 不理是非。由儒学的主张看,世俗生活中即有是是非非,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因而人要做的 不是回避它、诅咒它,而应积极主动地面对它,解决它。佛教的态度可不是这样,佛教对世俗生活及其是非的 态度是:皆是幻妄。所以在实际行动上便表现为离妻去子、遁迹隐形、不谴是非。正如高攀龙所说:“ 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只 是非两字,亘P83)因而在高攀龙看来,指望佛教对社会秩序有所贡献是不可能的。 蔑视礼法。儒家隆“ 礼”,重视“ 礼”的社会教化作用;但儒家从来就没有否定“ 法”对改造社会的作用。 换言之,儒家事实上把“ 重视礼制和法制,而且视其为累赘多余,视为负担视为牢笼。高攀龙说:“一日克己复礼,无我也。佛氏曰 悬崖 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实非。何者?以非圣人所谓复礼也。或曰:真为性命人,被恶名埋没一世,更 无出头, 亦无分毫挂带。此是欲率天下入于无忌惮,其流之弊,杀父与君,无所不至。” 可见,佛教徒只图个人的轻 松快活,无拘无束,放荡不羁,而将社会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 汲汲私利。儒家主张大公无私,提倡为社会为公众服务,表彰为他人牺牲的奉献精神。与此相比,佛教的 境界就低多了。何出此言呢?高攀龙认为,佛教所谓生死轮回说,名义上是引导众生超生脱死,事实上是执着 生死、贪生怕死,是汲汲私利的表现。所谓“ 感应所以为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应。圣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 自然之理,所以为义;佛氏以因果如是,慑人以果报之说,所以为利。” 佛教的自私特征由此可见一斑了。薄情无义。儒家注重世俗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辈分关系,主张敬长爱幼,父慈子孝,使人们过着一种温 活是儒家的基本追求。佛教不然,佛教以万法为妄,以人生为幻,从而对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本有的伦理 关系极为蔑视。高攀龙说:“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指出孩提爱敬是最初最真处。以是为妄,何所不 义智礼乐?其实只事亲从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伪人道尽灭矣!几何而不胥为禽兽也,真常寂照,将焉用 高子遗书》卷三《异端辨》)就是说,佛教连起码的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都做不到,这不是将自己矮 为禽兽,又能作何理解呢? 儒学本色 与传统的温和的儒家相比,东林学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式都表现得较为激烈,也对传统儒学某 儒家本色呢?本文以高攀龙的佛教观为例,对此问题予以简要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