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 白莽 冯铿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 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 青年作家〔2〕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 《文艺新闻》上有一点 隐约其辞的文章〔3〕。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 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 匈牙利诗人彼得斐〔5〕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 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从事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 亭子间里写,又去跑 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 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 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 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 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 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 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 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 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 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 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 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 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6〕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7〕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 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 郑重其事,托 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8〕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 冤枉!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 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 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 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 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 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9〕,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 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 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 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 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 人心惟危”〔10〕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 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 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 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 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 罗曼谛克, 急于事功;我又疑心 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 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直到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 拓荒者》上做诗的 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 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 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 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 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 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 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 偈子〔11〕。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 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盘〔12〕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13〕。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 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 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14〕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 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 德文,此事可告 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 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 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 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15〕。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 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 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 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16〕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