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太爷30年前曾是维新党,一次习武落马,把他的英气都跌掉了。他躲在书斋20年,把《太上感应篇》奉为护身法宝,当他乘坐儿子的汽车、为摩登女儿的香气所笼罩、风驰电掣地来到大都市上海时,仿佛一具乡下“古老的僵尸”,感到“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这实际象征着近代工业文明对封闭性的封建古老文化的摧枯拉朽,演出了一出近代工业文明压碎封建老朽心灵的惨剧。
《子夜》是一部在不同时代都引人关注且评价不一的作品。《子夜》问世后,以其社会剖析的深刻和对时代史诗性的展示赢来诸多好评。人们从艺术、政治等多重角度解读这部作品。《子夜》出版一年后,就和其他140余种书籍一起,以“共产党及左倾作家之作品”等罪名而遭查禁,后因关涉书目众多,经书店老板请求,列之“应删改”的一类。作品此后仍是好评居于主流,虽有吴组缃先生在1953年做出的《子夜》感染力比较薄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的声音比较微弱。8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有媒体反映学生在填写喜爱作家的问卷调查中没有茅盾的名字,随后出现了文学界围绕《子夜》展开的激烈的论争,《子夜》的影响力略有下降。但近年来,《子夜》的研究又有回流的趋势,逐渐又成为都市文学和上海地域文学研究的热点。站在新世纪回望,已经诞生70多年的《子夜》仍然使人不断重读、重新评价,正是其生命力充沛的表现。

第三节 《腐蚀》:茅盾小说风格的深化

在抗日战争期间,茅盾始终站在抗战的最前沿,记录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一时期,茅盾生活起伏很大,动荡不安,他先去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稍后举家来到新疆想干番事业,却不得不在盛世才的统治下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当他于1940年5月脱离“牢狱”率全家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后,喜悦心情难以言表,做多篇散文描述延安的喜人景象。随后接受党中央的委托到国统区加强文化战线的力量,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委托弟媳照看,与夫人离开延安奔赴重庆。“皖南事变”使重庆的形势骤变,茅盾又于1941年被党转移到香港。颠沛的生活使他的心情也颇为复杂,曾口占一诗“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在香港,茅盾完成了《腐蚀》,于1941年5月17日至9月27日在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上连载,由华夏书店和知识出版社于10月出单行本。
《腐蚀》的不同版本
小说《腐蚀》一问世就引起轰动,一方面是因为茅盾以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的重庆为背景,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血腥镇压民主进步力量的反动暴行,在文网森严的险恶局势下大胆地把刚刚发生不久的皖南事变也写了进去,表明了鲜明的政治倾向,使小说的批判力量和社会效果都得到增强;另一方面还因为采用了日记体,通过女青年赵惠明的日记,写活了身为国民党女特务的复杂生活和心理状态。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地方开讨论会讨论赵惠明的出路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曾将该书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直到1948年,该书都以每年重印一版的频率发行,是茅盾国内版本最多的小说。
《腐蚀》保持了茅盾初期在风云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刻画时代女性的一贯特色。主人公赵惠明美丽、聪慧、有主见,虽陷身泥淖但仍尽量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人性的尊严。她曾是一位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但由于贪慕虚荣离开了走向革命道路的恋人小昭,堕入了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卖命效劳的走卒。但在她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保留着人性的闪光,小昭的被捕和死亡更唤醒了她心灵深处的善良,她拼出性命帮助革命者清理队伍、找出叛徒,并且救出了遭到特务头子迫害的女青年小N。茅盾通过描写赵惠明的遭遇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罪恶,使读者能深刻地领悟到,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摧残,而是对青年纯洁灵魂的压榨和腐蚀。
小说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描述了重庆在“皖南事变”前后紧张的政治气氛:“有一种骇人听闻的阴谋,就是为了要使后方和前线配合起来”“消灭‘异党’的武力,这次已经下了决心,而且军事部署,十分周密,胜利一定有把握。”于是,各处都在大规模“检举”,被“检举”的人,“光是X市,一下就是两百多!”某要员对特务训话,“过去所谓‘宁可妄杀三千,绝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又拿出来了。声色俱厉,俨若不共戴天之仇”,使得赵惠明感觉出了血腥气,“如果要找一个相当的名称,我以为应该说是‘尸臭’二字”。小说写汪伪特务在蒋管区自由出入,陈胖、周经理等国民党政客在“义愤填胸的高唱爱国”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伪特务密谋实现“分久必合”的卖国阴谋,从另一侧面描述了汪蒋合流反共卖国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两个重大事件。而特务机关内部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在这个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撺人上楼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诱你自己往里钻——全套法门,还不是当作功课来讨论”。日记体的文字显示出主人公强烈的厌恶感。
《腐蚀》这部小说是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但它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暴露性和批判性,更在于它塑造人物内心活动的复杂深刻。如果读者完全认可赵惠明的内心独白,那么就无法充分认识她内心的矛盾,因为日记中充满了她的自我辩解,有的时候是强词夺理、为自己开脱的,如“如果一心盼望半空中会跑出个好人来,而不尽可能利用狐群中的狗党,那我只有束手待毙”。残酷的环境使她的心布满伤痕,有时显得神经质和变态,“女人们常用一种棉花球儿来插大小不等的缝衣针。我的大姊有过一个,那是心形的。我的心,也就是那么一个用旧了的针插罢哩”。考虑到驾驭这种日记体的复杂性,小说在一开头即指出了作者本人的态度:“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饮恨,无可伸诉。我现在斗胆披露这一束不知谁氏的日记,无非想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请大家再多加注意罢了”,是理解和同情中包含着批判的。
按照这部作品原来的“结构计划”,只准备写到小昭被害就结束的。但当作品边写边发表时,在一次编委会上,邹韬奋告诉茅盾:很多读者来信希望作者在小说中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邹韬奋希望茅盾考虑再续几节,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前途。读者的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赵惠明这一艺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动力量。由于《大众生活》编辑部也希望能拖至20期以便能订成合订本,于是茅盾在原定的结构上“再生枝节”,便有了赵惠明在小昭被害后终于决心弃暗投明,救出即将陷入魔掌的女青年小N的情节。
茅盾在写作《腐蚀》的前后,还创作了《第一阶段的故事》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两部长篇。《第一阶段的故事》写于1938年,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题材,从各个角度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陷落这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上剧烈、复杂的变化,表现了各阶层人民对这场战事的不同态度;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以及由此而来的抗战中的种种黑暗现象,正确地揭示了上海失陷的原因。但作品未能对生活做更深入的发掘,结构散漫,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突出。
《霜叶红似二月花》连载于1942年8月《文艺阵地》,1943年在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