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