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正统文化是汉民族的一种基本心理特征,在汉语别称词的命名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其一是尊卑观念。汉民族由于长期受封建伦理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的影响,词语中拥有大量区分尊卑贵贱的成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称皇帝为“乾龙”、“圣人”,称皇后为“坤极”,称宰相为“天老”,称平民百姓为“贱民”、“草民”、“仓头”、“黔首”、“布衣”等等。即使人死以后依旧等级森严:天子死日“崩”诸侯死日“薨”,大夫死日“卒”,士人死日“不禄”平民百姓之死才叫“死”。反映男尊女卑观念的词语也不少,如赞美男子的“大丈夫”、“郎伯”、“官人”、“吉士”、“髦哲”、“俊彦”和贬抑女子的“赔钱货”、“糟糠”、“箕帚”、“荆布”、“祸水”、“尤物”等等。
其二是是非善恶观念。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可以在一些带有鲜明褒贬色彩的别称之中得到非常具体的体现。例如前述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污吏为“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稷蜂”、“金毛鼠”等等。其三是尊正排异意识。汉族人对异国、异族人往往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反映了大汉族主义意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称番茄为“西红柿”,称南瓜为“番瓜”,称火柴为“洋火”,称水泥为“洋灰”,称核桃为“胡桃”等等。显然,这里的“西”、“番”、“洋”、“胡”等词带有鲜明的夷夏之辨的意味。
别称词中的四言词语也不少,约为百分之五左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别称词偶数结构词语的发达,“
二、
四、
六、
八、十”之类偶数数字入词的频率也相当地高。 其次,追求和谐对称之美 ,在具体造词时讲求词义的相互对应和关照。这一特征集中地体现在别称词并列式造词和仿词式造词这两种造词方式上:以并列形式创造的词往往在词义上都具有相对或关联的特征,如妯娌的别称“先后”,螃蟹的别称“尖团”,酒的别称“圣贤”,男子的别称“须眉”,女子的别称“巾帼、裙钗”,乐器的别称“弦管”等都是这样。以仿词形式创造的词其意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如在由王羲之爱鹅故事而形成鹅的别称“右军”之后,有人又仿拟该词造出鸭的别称“左军”;还有由称岳父为“泰山”而造出的岳母别称“泰水”,由称公公为“舅”而造出的岳父别称“外舅”;称妻子为“内子、底老”和称丈夫为“外子、盖老”等等,均是内外相对,互为补充,充分反映了汉民族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