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之名可比西方之理型、共相,实可比为个別、殊相,个别之物必须分享此理型方成其个別。墨以为从名方可把握实、个别之物,实必待名而成其为实。名是物之达,达意为标准、目的,共相之名是众个别之物的标准,又是个別之物必须发展到达之目的地。墨家之名实论承儒家正名之论而来,二家皆重名,以名来规范、框束实,这与二家政治观点上的重统治,重集权完全合拍。但二家不同处在于墨作为经验主义者、手工业者也承认个別、特殊之相对的实在性,故又将名分成类名与私名,类名即共相,私名即个别、特殊。
而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的“別同异”、"离坚白"之辩也主要旨在考察名与实之定义与关系,即考察个别和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当然此名家二子主旨均与墨儒不同。惠子"别同异"是说万物毕同毕异,则其为名实并举。从万物皆为物即毕同而言,则万物均须满足物之名即物之理念方可称物,否则不成其为物;但从万物之间全乎不同即毕异,天下无相同之一叶而言,则又必须承认个相的实在性。故惠子名实兩立,名实之先后轻重假实笫一性第二性依情况而定,谓之毕同毕异。惠子大约是要调和儒墨之唯理论与公孙龙之唯名论,故出此有类乎辩证法的名实论。
关于“指物论”,公孙龙说:“物莫非指,而指(旨)非指。”前句意思就是说物无非是个别之照面之物,指者,以手指示,个別、在场的物才可以指,故此“指”即个别,特殊;后句而指(旨)非指,前指通旨,言词,义谓一般、共相,一般、共相只是语言、概念非实在之物,实在之物是个別、一般之物。后句所说的“指”有两种意思。他认为个体的感性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但“共相”本身却仅仅是名言。与此相似的是他还说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指,即天下无旨,即概念、共相均非实存,实存之物是个别、特殊之物,个別,特殊不可名,因一切名均是一般、共相,故物不可加之以名,只能以手指之:这个、那个,如此物不可以谓之物。白马非马也从此出。官府告示马不得入之马乃名言共相之马,我公孙龙所骑之马乃个別具体真实感性之白马,此马非前马故白马非马,马不可进城而白马可进城。公孙龙的这些想法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划分,可感世界是对于理念世界的模仿。但二者恰恰相反,公孙龙认为个别、特殊为真实的存在,柏拉图则以共相、一般之理型为真实的存在,个别、特殊只是前者的不完美的摹本。柏拉图接近儒墨,所谓正名,以名举实,都是拿共相、一般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