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接下来在描写众茶客“恭恭敬敬” 听康大叔侃侃而谈自己所获得的最新、 最权威“信息” 时, 叙述了康大叔的几句话:“……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 连剥下来的衣服, 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 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杀了夏瑜, 康大叔的所谓“好处” 是被红眼睛阿义、 夏三爷占了, 华老栓也是占了一个人血馒头的“好处” 的。 康大叔没有说出的还有刽子手也是得了“好处” 的。 康大叔如果就是杀害夏瑜的刽子手, 明明用人血馒头,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换了老栓的一包“硬硬的” 洋钱, 才两个时辰的工夫, 怎么能当着老栓的面说自己“没有得到好处” 呢?若说自己“没有得到好处” , 借以向他人标明自己的仗义慷慨, 表明老栓一家欠着他的“再生之恩” , 也只能在老栓背后去说。( 3)从刽子手与康大叔两个人物的形象特征上看。 作品描写刽子手出场时, “浑身黑色” . “眼光正像两把刀” ,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见老栓不敢拿人血馒头, 便“抢” 、 “扯” 、 “裹” 、“塞” 、 “抓” 、 “捏” 一连串动作后, 嘴里哼着说, “这老东西……”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 刽子手说话简练, 动作果断, 不拖泥带水, 这正展示了刽子手冷酷、 凶残、 杀人不眨眼的形象特点。 而康大叔出场时则是“满脸横肉” , “披一件玄色布衫, 散着纽扣, 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 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要不是我信息灵……“这是包好! ……” 包好, 包好!. . …・” 从这些描写看, 康大叔的特点之一便是大声“嚷” 。 这个“嚷” , 其实是目空一切、 高高在上, 是炫耀自己能耐通天, 是在向华老栓夫妇“要情” ; 特点之二是打扮不修边幅, “披” 、 “散着” 、 “胡乱捆” 。 这几个方面展示了康大叔粗鲁, 没有修养, 装腔作势, 招摇撞骗的性格特点。 这分明是社会上地痞流氓、 “小混混” 的形象。 这种形象“京师谓之混混, 杭州谓之光棍, 扬州谓之青皮” ( 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 )。 这也与《阿Q 正传》中的“假洋鬼子” 有相似之处。 假洋鬼子对面前“挺直的站着的赵白眼和三个闲人” “起劲” 地吹牛说: “我是性急, 所以我们见面, 我总是说: 洪哥( 指北洋军阀黎元洪)! 我们动手罢! ……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 我还没有肯……” 只是假洋鬼子接触的是一些稍有身份的“社会名流” , 口中不时流出“N o 、 N o ” 的一些洋文; 而康大叔则常接触的是下层百姓, 满口说的是“包好、 包好” 的土话。康大叔身着“玄色” . 而刽子手也是“浑身黑色” , 即身穿黑色衣服。 这“黑色衣服” 也就成了人们常常把康大叔当作刽子手的唯一证据。 但我们只要对刽子手的“黑衣” 加以分析, 就能发现我们“以衣取人” 是牵强的。 刽子手作为执行“犯人” 死刑者。 是官方指派的, 其衣着打扮应十分讲究, 能代表官方“形象” 。 在影视中, 我们常可以看到, 古代刽子手在执行死刑时,也大都身着黑衣, 头上还常缠着一条宽宽的红绸带, 手中的杀人刀柄上也系着红绸带. 他们端坐太师椅中, 神情冷然, 等到午时三刻, 监斩官令牌一掷, 便缓缓站起, 摆着八字步, 有时还会深嘬一口烈酒, 往大刀上一喷, 祭刀之后, 然后行刑。 可以说18　万方数据“黑衣” 是刽子手们的职业制服( 号衣)。 同时, 《药》 在叙述刽子手行刑前有几句描写, 描写行刑前为防止夏瑜的“同党” 劫法场而执行警戒的“兵” 的装束: “又见几个兵, 在那边走动; 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 课下注: 上面有个“兵” 字或“勇” 字), 远地里也看得清楚, 走过面前的, 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 。 可见“兵” 们的装束都是十分讲究, 较为正规的。 由此可以表明, 《药》 中刽子手身着“黑衣” 是其身份的代表、 职业的装束; 而康大叔身着“黑衣” , 不讲究, 只是“披” 、 “散着” 、 “胡乱捆” , 其“黑衣” 在那个衣服只有皂、 灰、 白的年代, 可能是一种时髦颜色( 就像“文革” 中的一身黄、 前些年的公安服)。 同时“黑衣” 也给人一种肃穆、 神秘的感觉, 能更好地展示刽子手和康大叔凶暴、 粗野的性格特征, 也才能使茶客们在康大叔面前“恭恭敬敬的听” 。( 4 )从作品主题和作者写作意图上看。 关于《药》 的主题,论述的观点颇多, 有“正副题旨, 亲子之爱” 说, 有“批判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 说等等,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我们联系鲁迅先生“五四” 前后所写小说的社会背景和他坦承自己写小说是“遵将令” 的写作思想, 再结合《药》 的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可概括《药》 的主题: 作品通过描写华夏两家的悲剧, 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压迫、 毒害劳动人民的罪恶, 暴露了人民群众在统治阶级长期重压下陷入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 暗示只有民主与科学才是疗救中国“病苦” 的真正良药。鲁迅在与《药》 刊印在同一期《新青年》 上的另一杂文《随感录( 五十九)・圣武》 中写道: “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 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 ;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么, 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 才会着火; 是弹琴人么, 别人的身上必须有弦索, 才会出声; 是发声器么, 别人必须是发声器, 才会共鸣。 中国人都有些很不像样, 所以不会相干。 ” 这段话表明鲁迅先生实事求是、 冷静而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环境之使人“艰于视听” : 群众之愚昧麻木, 革命者之孤独寂寞。 因此,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中说: “我的取材. 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人们中, 意思是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先生正是为了突出这一主题, 用《药》 展示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 所以才通过“茶馆” 小环境来表现社会大环境。 为了使社会大环境层次丰富, 富有典型性, 作品在塑造人物上,既有代表统治阶级恶势力的刽子手、 阿义( 也可以作为帮凶和爪牙), 地痞无赖康大叔, 也有前清遗老驼背五少爷, 还有最下层愚昧无知的华老栓以及“颈项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 的无聊看客; 既有“花白胡子” 的老者, 更有“二十多岁” 的青年; 甚至还有去官府告密的伯父( 夏三爷), 感到“羞愧” 而不理解自己的母亲。 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当时社会的“典型环境” , 对革命者夏瑜来说, 何能实现理想, 怎能不感到寂寞?这样, 我们就可看到, 康大叔和刽子手作为两个人物, 就能使作品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多采, 主题思想更为深刻鲜明, 当然这也是符合作者写作意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