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辩诉交易案件中,律师代理进行“讨价还价”是一种常态。在协商过程中,律师不得违背被追诉人明示的意思。无论是会见还是阅卷,都服务于协商程序。目前的量刑协商程序均由检察官主导,且大多不开展协商活动,即便律师想参与协商,公权力机关也不会提供机会,从而失去了影响检察官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可能。可以说,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协商是最有效的法律帮助方式,如果没有协商机制,程序参与原则便无法在该类案件中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协商应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髓,没有协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制度,也无法体现该制度的优越性。律师参与协商就如同审判阶段参与庭审一样,协商中律师发表意见犹如庭审中的辩护意见,对从宽的幅度有重要影响。在协商程序中,检察官扮演了法官的角色,但检察官的中立性不足,能否履行客观义务对检察官不啻一个较大挑战。在法官不能介入审前程序的情况下,律师只有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才能对检察官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产生积极效用。既然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从协商中产生,律师就应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否则仅有作为法律外行人士的被追诉人参与,协商只能沦为一场不平等的徒具形式的游戏。既然检察官主导协商程序乃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就应为被追诉人及其律师提供协商的机会,以双方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代替单方面听取书面意见的惯常做法。这是有效法律帮助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协商程序正式确立之前,检察机关应当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主要是罪与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