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
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
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