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儿童乡土文化和情感的疏离还可能使新农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失去宝贵的人力资源”[13]。综上,根据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损蚀”的界定,我们发现,其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含义:(一)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张力。乡土文明自有其生长规律,现代文明及其载体——新式教育,是相对外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内忧外患的紧张环境下,自上而下的构建。但现代文明一旦深入到乡村,二者就不是一种单纯地改造与被改造、灌输与接受的关系,乡村也会对其有所变通。然而,“社会损蚀”却从“根处”侵害了乡村的肌体和精神,限制其自我调适能力。(二)乡村的社会结构出现坍塌。传统的士人在风教和社会治理上都逐渐丧失权威,而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员及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又难以承担农村领袖的职能,农村出现权力的外移和教化的空洞。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从情感上弃绝了乡村,同时也被乡村所遗弃,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三)新式教育,无论是大学、中学,乃至扎根于基础的农村小学,无法实现人、财的循环、回流。教育与乡村社会不是互惠的关系,一方是单向的抽离,一方是纯粹的供给。(四)社会损蚀的过程不是骤然的崩溃,不会带来乡村社会和文明的休克、猝死,而是缓慢的、日益沉沦式的侵害,而这种损伤是危及根本,伤及元气,甚至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