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森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早年在约翰·霍普金斯成立遗传学及公共政策中心,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总管。2009年,国立卫生研究院投资1350万美元建成样本库,专门保存全国新生儿的样本。而在此之前几年,美国癌症研究所为了定位癌症基因也开始收集组织样本,据估计需求量达上百万;“基因地理工程”则计划描画人类迁移史,他们效仿了国立卫生研究院追踪癌症基因的方法。这些年,上百万的公众把样本寄给“23”和“Me"之类的公司做个性化DNA检测。这些公司会为客户提供个人医疗和家族谱系信息,而反过来,它们要求客户先签署协议允许公司保存他们的样本,以作未来科研之用。 科学家利用这些样品做各式各样的研发,从流感疫苗到育根药。他们让平皿里的细胞接受各种处理,辐射、药物、化妆品、病毒、家用化学药物,甚至还有生物武器,然后看细胞的反应。没有这些人体组织的帮助,就没有肝炎和HIV检测法的诞生;狂犬病、天花和麻疹疫苗将无法开发;白血病、乳腺癌、结肠癌的新药也将遥遥无期。而那些利用人体生物材料的开发的商人们也将失去数十亿美元的商机。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状况?答案并非显而易见。科学家拿走的又不是一条胳膊或者什么重要器官,他们只用了一丁点你捐献的组织。但无论如何,你的一部分毕竟被人取走了。而人们对身体所有权偏巧特别在乎,哪怕一丁点也算身体的一部分。更别说其他人可能用你那“一丁点身体部分”赚钱,有时候还可能从这些组织里发现要命的遗传因素和疾病史。然而,“觉得”自己有所有权是一回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另一回事。到目前为止,没有判例能清楚界定一个人是否拥有自己的组织,或能对组织控制到什么程度。当组织还在你体内,它们毋庸置疑是你的;可一旦被切出来就不好说了。 凯西·哈德森女士曾组建讨论组,专门研讨公众对人体组织问题的感受,她相信组织权利有朝一日很有可能带来一场社会运动。 她说:“我能想象有人会说:‘不行,你不能拿我的组织。’我只能说,我们最好现在就着手解决问题,未雨绸缪,别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再做反应。” 这里大体有两方面的问题:知情同意和经济利益。对多数人来说,了解他们的组织是否或如何被用于科学研究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从中获利。尽管如此,截至这本书(英文版)付诸印刷之时,以科研为目的保存血液和组织并不需要知情同意,因为即使有相关法律,一般也管不到组织研究范畴。 美国《人体实验对象联邦保护政策》又称《通用规则》,条例规定所有和人有关的科学研究必须使用知情同意书。可实际上大部分组织研究都不包括在内,有两点原因,第一.组织研究不是联邦政府出钱;第二,研究人员很多时候接触不到组织“捐赠者”,甚至根本不知道“捐赠者”是谁,这么一来,怎么能说他们是拿人做实验?所以组织研究根本不受《通用规则》管辖。 今天,如果医生想专门从人身上取组织做科学研究,像海瑞塔当年的情况,就必须取得同意。可如果是诊断过程,比如在给痣切片的过程中取样再用于科研,则无需知情同意。尽管多数研究所还是会取得患者同意,但做法不一。其中确有几家会提供相当数量的信息,多得差不多能凑成一本小册子,详细解释用病人组织要做什么;可大多数只在同意书上附上短短一行,说明切除的组织可能被用于教育或科研。 美国国立综合医学遗传和发育生物学系主任朱迪斯·格林伯格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生物银行取样所需的知情同意遵循“非常严格的规范”。她说:“捐赠者必须知道组织研究的可能后果。”可这些规范只适用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而且不具备法律效力。 赞同现状的人认为,股必要专为组织研究颁布新法律,目前的监督措施已经足矣。而且研究所不是还有各自的审核委员会么。至于条例,现在已经有许多专业规范了,比如美国医学联合会的《伦理公约》(公约要求如果病人组织样本将被用于科研或带来利益,医生必须告知患者);《纽伦堡公约》之后也产生了很多规范,比如《赫尔辛基宣言》和《贝尔蒙特报告》等,这些规范都把知情同意书列为必须。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管条例还是公约,毕竟不是法律,组织权利支持者纷纷表示,内部审核根本不起作用。 某些组织权利支持者认为,捐赠者除了知道自己的组织被用于科研,还应享有决定组织用途的权利,比如有人可能不想让自己的组织被用于核武器或堕胎研究,其他人可能不想让自己的组织被用于种族差异和智力差异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有悖自己的信仰。此外,他们认为捐赠者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组织由谁使用。在他们看来,这点至关重要,因为从组织样本里获得的信息有可能对捐赠者造成伤害。 2005年,美国哈瓦苏帕原驻民控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因为科研人员把他们捐给糖尿病研究的组织擅自用于精神分裂和近亲生殖研究。本案目前仍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