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民俗描写绝不是简单的民情风俗展览,而是昭示民族精神的审美载体,它担负着作家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刻录着黑土地上东北人独特的“民俗”魂:第一次向关内展现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其他地域的乡土文学和左翼文学创作相比,其民俗描写体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体现为作家对“人—家—国”三重问题的深度思考。而这三重问题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小说成为能够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小说集废名作品的自然品格和茅盾小说的社会意义于一身,兼备了30年代乡土小说的民族性内涵和新感觉派的先锋意识,融合了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思考和革命文学的现实关怀。他们立足于特殊境遇中的独特生命体验,把文学的自然性和民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整合在一起。 可以说,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承载着“五四”时期反思国民性的精神,又传达出新的时代足音,而“人—家—国”民俗描写模式是其不同于一般左翼文学和其他地域乡土文学作品的重要之处,本文将循着民俗描写映现民族中的个体思想境界逐步提升的思路,着重从以下三方面解读其文化内涵:透过民俗描写反思人的生存价值并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体现出“掘”根与“寻”根的双重文化意味;在独特的土地民俗描写中透露故土眷恋;在生动的民俗场面中呈现民众自发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东北作家群的民俗描写体现出对阳刚之美和为家乡立传作史的审美追求,其中又展现着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 从“认同”角度探讨东北作家群倾情于民俗描写的深刻心理动因,阐发作家选择民俗文化描写作为寄托种种情结的载体的内驱力,主要从流亡者在虚拟空间中重建“家园”、对东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与认同、承载作家的民族“忠诚”情结三方面加以剖析。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题材以反映城市(都市)的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为主,也有写乡镇或农村的农民、流氓无产阶级、中小地主生活的。影响较广泛的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叶紫的《丰收》等等。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往往只是作为一些事件的背景处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列强都一味妥协,不敢也不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学艺术则施加压力,不让有暴露、控诉的机会。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9.18事变,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工农革命斗争,忙于“剿共”,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四省随之先后沦陷,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文学界掀起了救亡的巨浪,有识之士都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吁团结起来,以笔为武器,共同战斗。而东北四省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集中到了哈尔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东北四省壤,国境线长达数千里,从帝俄时代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对哈尔滨这个都市一直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都很显著。因此,哈尔滨虽然不存在苏联的租界,但仍有相对的特殊性。在日本、伪满洲国统治之初,哈尔滨的政治空气比起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仍旧要稍稍宽松一些。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当时,哈尔滨有一家《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名《国际公园》,刘军(萧军)、刘莉(白朗)、悄吟(萧红)等人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无法对日本军国主义、伪满统治进行公开的暴露和鞭挞。这种相对宽松的处境为时极短,日伪的魔掌已经开始伸向他们,他们感到无法再逗留下去时,开始分批向关内流亡,先后到了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萧军、萧红、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作家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学》、《中流》、《光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大型刊物《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的文艺栏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其题材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东北四省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事迹,可歌可泣,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震撼。也有一些散文,怀念故乡的白山黑水,怀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坚持在那里作殊死战斗的游击健儿,也充满了激情,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就这样,人们把这一批流亡到关内的作家、传播抗日战争文学的作家称之为东北作家,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言而喻,这些作家原来都是在东北四省成长的,而到了北平、上海等地之后,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写的东北的抗日斗争,或是对东北故土的怀念。1936年,生活书店已经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负责人邹韬奋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仍旧负起抗战文学的重任,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说,出版了单行本。包括罗烽《第七个坑》、舒群《战地》、李辉英《参事官下乡》、黑丁《九月的沈阳》、穆木天《江村之夜》、白朗《沦落前后》、宇飞《土龙山》和陈凝秋《在路线上》等八篇。因为当时文学家已经普遍地称他们为东北作家,因此这个单行本就取名《东北作家近集》。当然,由于这本书的畅销,东北作家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群所熟知了。东北作家当然不仅仅写短篇,也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了《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产生和出版问世,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鼓励和具体帮助。另一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写了长篇《科尔沁草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36年7月1日,也就是东北作家在文坛陆续发表、出版了许多作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之际,鲁迅、茅盾、巴金、聂绀弩、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现在当民族危亡……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宣称:“……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这宣告刊发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在署名的77人之中,杨晦、穆木天年龄较长,很早就离开东北而到了北平、上海等地从事文学评论或翻译创作,而到上海不久的萧军、萧红也在其中,可见东北作家在抗战文学队伍中的力量和影响。芦沟桥畔的枪炮声,揭开了七七全民抗战的序幕,战火在全国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投入了抗战活动,东北作家的题材也不再仅仅写东北的抗日斗争,他们写了各条抗日战线的动人事迹,也对解放区的见闻作了生动的报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界对“东北作家”这个称谓就用得比较少了。但是,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确是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发生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当时抗战正在大半个国土上进行,作家的流动性很大,关于他们的信息、资料异常缺乏,要核实更困难。再加上对于“东北作家”究竟如何界定,谁都没有研究过,所以这个名单既是第一次“东北作家”的名单,也只能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名单。可以设想,其中有一部分确知他们原籍是东北,或者9.18之后来自东北,而较多的是看到了他们有关东北题材的小说、散文、戏剧等作品,或者有关东北文学创作的评论或报导,因此就把他们列入名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