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孟浩然隐逸的动机虽然微妙,却也可从这首诗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孟浩然的隐居是他亲近自然的本性的由衷选择。“鹿门月照开烟树”“岩扉松径长寂寥”,这鹿门景象何等幽美宁静,不是出于对自然风光的热爱,焉能得此清幽动人的佳句!孟浩然诗集中颇多这样诗句,“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松风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皮日休云:“(孟浩然)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孟浩然在《秋登万山寄张五》中写道:“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由衷喜爱。
其次,孟浩然的隐逸实在也是受前代隐逸高士庞德公的影响。鹿门乃隐逸圣地,岘山距鹿门一江之隔,庞德公高风亮节代代相传,孟浩然不能不受到影响,深相倾慕。“忽到庞公栖隐处”一句即透露了此中消息。闻一多《孟浩然》一文中这样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点。”接着又说“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的确在一个政治昌隆的时代,建功立业会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旋律,孟浩然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多少是受世风影响,而非出于由衷的渴望。不然,荆州刺史韩朝宗约他进京,为他求仕,他又怎会耽于饮酒而令韩公生气,以致求仕之路遂绝呢?“浩然叱曰: ‘ 业已饮,遑恤他 !’”“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旧唐书》)“浩然不悔”,弃富贵如粪土,这才是浩然的秉性啊!
孟浩然如鹿门明月,照亮世人幽寂迷蒙的世路!
谈隐逸,又怎能避开陶渊明。陶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远离官场,归隐田园。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生活中似乎忘记了自己大济苍生的猛志。可是只要一读他的《咏荆轲》等篇,便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并不悠然的内心。然而东晋末年,政治腐败,官场污浊,陶渊明似乎只能作这样的选择。陶渊明正如东篱幽菊,傲然绽放在历史的南山下!
还有王维,这位孟浩然的好友,晚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王维的选择出自不得已的苦衷。早年意气风发,又仕途通达,本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立功又立言;可是安史之乱爆发,击碎了他的生活。长安陷落,迫任伪职;叛乱平定,朝廷对罪臣既往不咎,官还照作,可是诗人原本锐意进取的壮志却也随这场动乱烟消云散。谈禅说理,写诗作画,成了他在辋川别墅的主要生活内容。王维的归隐(?)多少带着幽幽的苦涩,像他笔下的清泉,在松林间、山石旁呜咽着流过!
所以,考察孟浩然、陶渊明、王维的归隐之路,自然能够体会到他们隐居姿态深处的不同情怀!
有一种隐逸,这种隐逸不是回归自己的内心,而是通往名利仕宦的大道;不是悠然悠游的歌咏,而是汲汲急切的呼唤;不是登东皋、临清流或者挂帆席、游名山的闲适,不是戴月荷锄归,把酒话桑麻的恬淡而是追名逐利、巧借名目的用心良苦。终南山的确是通往名利场的捷径,难怪那么多人一拥而入,终南山的道观怎能容下如许俗世的喧嚣,又怎能一次次皱着眉头对卢藏用之流迎来送往!看来,洁净还是鹿门山呀!
常言道:“大隐隐于市。”《论语》就记载的隐士有石门守门人,荷篑者,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人等等,这些人或为地位卑微的守门人,或为“耦而耕”的农夫,或是不知身份职业的狂者,在常人眼中“大隐隐于市”的代价则是生活的艰辛,诗意的匮乏。而面对动荡不安的时代,隐士的避世出世的选择显示的是清高的操守、淡泊的情怀!或许这种人生选择并不崇高,却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散发着人格的魅力!让那些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之徒自惭形秽!李白诗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他对孟浩然的仰慕是由衷的!
这正是:一样隐居,别样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