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细节 没有想到,我竞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一本关于鲁迅葬仪的专题书。体会一下:前人有不少描述鲁迅葬仪的回忆,或当时写就的,或在以后的纪念日写的,或“文革”中写的;再有,就是在无尽的怀念中写的。可以说回忆鲁迅的文章浩如烟海,我的著作过程,其实也就是追寻当年历史的脚步,寻找一些平时的细节描写,了解他们在鲁迅先生去世时各自的心态和社会反应。 这个题目在我,有着少女时的情结——想在画面上“结识”一些名人,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尤其是想了解鲁迅葬仪的细节。年长后,自己参加的葬仪实在太多,我送走了太多的长辈和亲人;计算起来,出席的葬仪远比出席的婚礼多得多。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至少有三个地方要去祭扫。这样的心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吧。在我流了这么多泪以后,深深感悟到——死是“伟大”的。作为名人和凡人,都要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终结,痛苦地完成作为人的最后体验,这是需要勇气的。那么,鲁迅先生,他在五十六岁时生命戛然停止,他在生命终结之前,时时萦绕在脑际的又是什么呢?别人又作怎样的反应呢?我在寻找…… 有专家对我说,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得到鲁研界一致公认的有四篇名篇。那四篇的作者是:萧红、阿累、马珏、郁达夫。此话不假,他们文章的好处是感人。我在书中特意引用了萧红的文章段落,全文抄录了郁达夫在鲁迅送葬的当天晚上作的一篇传世短文。高度的概括和深沉的感悟,是成为名篇的基本条件。通过读书我受益匪浅。 自鲁迅之后,几代人都匆匆谢世了,时钟已进入21世纪。回顾文坛,回顾历史,伟大的鲁迅只有一个,他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仍无人可以比拟。他逝世时受到的哀荣,在文化人的葬仪中也是屈指可数。今天回顾六十八年前那次万人挽歌送葬,那时的悲恸情景,至今令人动容。 鲁迅先生是我父亲最敬重的人、一生的学习楷模。父亲在日常的生活中,总有鲁迅萦怀。夏天,他买了藤榻,便说:“鲁迅先生也用这种藤榻的。”“文革”中经济情况况不好,他只能抽最次的烟,他会说:“鲁迅先生也抽很劣质的烟。”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买回积铁成象的玩具,进门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这是海婴也玩过的。”接下去又介绍,那是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带来送给海婴的。总之,平时讲到鲁迅的内容很多,最大的证明是:他给长子取的名字——健婴,便是学步而来。至于我名字中的“海”是否也受了“海婴”名字的影响?我也不清楚。 当然,平日生活中的朴素感情代替不了写作的任务。看了大量的书刊资料后才体察到:在鲁迅先生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不仅是一个家庭哀痛的记录,也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终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我领受了建造这纪念碑的工程,分量很重。 追寻历史细节需要练就“眼力”去甄别。上面说过,葬仪亲历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相同的回忆常常会有偏差。不是他们刻意隐瞒什么,给后人一些“考验”;而是时间给了他们太多的反复,往往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地方,出现偏差。以父亲的回忆来说,我先看到他写“葬仪”的文章,是鲁迅去世十年后写的;后来找到鲁迅去世第二天他写的文章,发现他在叙述在什么时候得到噩耗时,与后来作文相差太大——一个是早餐时,一个是中午饭时。我采用了更近于历史真实的时间。因为,他下面讲到的内容发生在下午。这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有差别的例子。而同一件事,不同人有不同的回忆,情况更为复杂,核实起来并不容易。例如,当我问及宋庆龄在万国公墓公祭时的讲话,你可曾听到?她用英文还是中文讲的?是讲广东话还是上海话?因为,有文章中说,宋庆龄在万国公墓讲话时用英文,由姚克翻译;有的回忆说是广东话,听不懂;有的说是浦东口音的上海话。直到询问熟悉她的杨小佛先生,他的回答比较可信,我采用了他的说法。如果说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一定准确;那么,口述历史则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努力体会,练习眼力,通过比较鉴别,作出选择,我相信这样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说暂且作了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往往在叙述的引文后注上出处和时间,这样做更便于读者思考这段话的时代背景。 为写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前因后果需要探究,在这本书里不及扩展,只作了一些选择,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