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