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整版关于校园戏剧的文章,三篇来自上海,一篇来自北京,谈的都是创作演出原创剧目的经验和感想。
学生戏剧的原生态特点对参演和观看的学生来说往往比专业戏剧有更大的吸引力,但这些大学生中许多还是平生第一次参加戏剧活动,他们需要学习,也渴望学习戏剧。然而现阶段的课程设置中,戏剧内容仍然极不全面,尤其是缺乏实践方面的课程。在各大学为贯彻政府关于素质教育的指示纷纷开设艺术类公共课时,最缺的就是戏剧方面的教师。现在教戏剧的教师几乎都是中文系转过来的,他们擅长讲理论、历史和剧作分析,但很少真正有能进行或者指导戏剧实践的,连编剧都未必在行,对表、导演、舞台美术就更陌生了,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业余剧社的学生最需要的。在人员配置方面上海复旦大学也许是个唯一的例外,因为复旦话剧团的悠久历史(三十年代由洪深创办)和以往的名气,他们长期配备了一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专职剧团辅导员,但她却没有一般讲座课教师现在都必须具备的学历。辅导戏剧的实践活动和上课分得十分清楚,只因为多少年来的教育体制从来没有培养过能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师资。中国高等学校的中文系里连剧作课也完全没有位置,因为那是只教只做学术研究的地方,连小说、诗歌也只教如何分析、批评而不教如何写作。反观国外,包括哈佛、耶鲁等在内的那些学术地位最高的大学也都有各种类型的文学写作课,执教者中还有通妮·莫瑞森(小说家,普林斯顿大学)和戴瑞克·沃考克(剧作家,波士顿大学)这样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教授。在这一点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倒还开放得多,剧作家洪深、李健吾等都曾在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的戏剧活动还就是在洪深在那儿的时侯热闹起来的。七十年代末,剧作家陈白尘应复出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之邀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还专门招收剧作研究生,成为中国的大学中文系里独特的一景。但陈白老逝世以后,中国普通大学的课堂里就再也找不到剧作课程了。
杭州的浙江大学是另一种例外,那里负责辅导学生戏剧的教师也毕业于中文系,但由于在学生时期就热爱校园戏剧,具有编剧和表导演多方面的才能,因而把浙大十年来的校园戏剧搞得有声有色,她亲自辅导的黑白剧社常常一年就能推出十个新戏,演出总是场场爆满,有时应邀到校外演出,还有一批本校的发烧友跟出去看。但奇怪的是,在最近增设之前,浙大竟有好多年没有一门向全校学生开设的普及性戏剧课程。6在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南京大学有一个最大也是最高层次的戏剧学者群,因而他们开出的面向全校的戏剧课也最多,有《戏剧文化述要》、《戏剧精品赏析》等三四门,但就是没有专门的表导演方面的课程,只能夹在“戏剧理论与实践”这一听起来仍然很有“学术气”的课程当中。
这种局面的改变应该为期不远了,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进程带来了学生自我表现需求的高涨。不同于从前那样根据上级的指令或者形势的需要来排演一个热门的戏,现在的学生戏剧更多的是出于参与者自我内心的需要。一个大学生在《南方周末》那组校园戏剧笔谈中写道:“拒绝放弃拥有梦和理想的权利,以自己的身体为工具,去对抗,去诠释,去体验,去创造,以自己的方式,以最为原始最为质朴的语言,以令人敬佩的勇气,表达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这群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强大的、活泼泼的生命力。这大概就是戏剧的真谛。”8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学生的心理需要。
其次是社会的需要。媒体时代、市场经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别人面前表演的需要。大学生求职要面试自不待言,就连摆摊卖货的市民也要讲个形象;政治和司法程序在逐渐民主化和透明化,也就越来越成为大众面前的表演;工商界要推广产品、打开市场,离不开种种包装和促销表演。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要求学校培养的各专业的人才都具备以前长期被忽略的表演的能力。而戏剧课程,尤其是那些超越了剧本分析,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戏剧课程,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有效手段。浙江大学近十年校园戏剧活动的实践证明,那些剧社的积极分子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也往往更有创造性,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更容易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若干年前中国内地的大学生开始和新加坡等地的大学生一起举办辩论比赛,引起了全国普遍的注意,也推动了许多大学开展演讲和辩论等活动。这一现象反映的也是同样的社会需要,和校园戏剧活动可说是异曲同工。但最近一个时期来,人们开始对电视上的辩论感到厌倦,因为那种辩论越来越套路化、机械化,也就是缺少校园戏剧中那种“最为原始最为质朴的语言”和“活泼泼的生命力”。这应该说也是对戏剧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现在政府正积极推广素质教育,这既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解决学生将来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在这个推广过程中,现有艺术类课程的局限性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潜移默化地提高人的修养的音乐、美术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