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强调的是:孔子也是个情感正常的人,他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不排斥中听的假话,甚至不惮于坦言自己的色厉内荏。尤其在对“命运”的态度上。对于爱徒伯牛染恶疾将丧的悲剧,孔子像个束手无策的父亲那样把这一切归于“命”;而对于人生中贫富穷达之类的际遇,孔子也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实际上,这仍然是归结为“天命”的。在孔子看来,“命”固然原出于天,但却如我上文所言落实并表现于人,是人生中最无可奈何的趋势,也是天对人的一种最根本的限制与限定。联系到孔子大半生周游七十余国却始终不遇的经历,所谓“天命”,对孔子来说无非是一种来自“上天”的酷刑或惩罚——这与我们熟悉的普通百姓因对天命的忍让而自发喊出的诘责并无两样!
我们熟悉的有关命运的场景无非两个。一是骆驼祥子那样的人物眼睁睁地任由繁重的劳作摧毁自己的健康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情不自禁地嗫嚅道:“这就是命!这就是命!”再有就是崇祯皇帝那样的角色,留恋地望上一眼烽火连天的祖宗基业,愤而疾呼:“天要亡我!天要亡我!”第一种场景正史不会记载,但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第二种场景正史一般会留下有意歪曲的痕迹,毕竟修史的总是成者王侯。
消极的境遇我们会把罪责推脱给命运,适逢顺境,我们却把感激命运忘了个底儿掉!好比打开电视看新闻,啥事办妥了就大可以“感谢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啥事办砸了就“百年一遇”或者“至今仍是世界难题”——当今中国,拯救公信力的往往是概率的存在和文化的缺环。我们为什么不感激命运?很简单,儒家早就在社会伦理的窗台为命运找到了安放的合适位置——像很多文化符号一样,既不碍手碍脚又确保召之即来。坏事诸如颜回去世,孔子谈到总不忘强调“天丧予”;孔子不信上天会废王道,以致董仲舒演绎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应付得来的,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并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道德境界(冯友兰语)”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坎坷和遭际。
但请注意:孔子对“道不行”的终极抵抗是“乘桴浮于海”,而不是为之殉葬!无疑:“天”在原始儒家看来是善恶因缘的最高仲裁者,否则也不会动不动就把悲剧的账算到“天命”的头上。无需论证的是“善恶因缘”尚且达不到信仰的层次,按我们习惯的解释:信仰的存在就是用于突破善恶因缘的羁绊,使个体的人充满了“人群的使命感”,变的异常邪乎而刀枪不入,甚至啃噬糖衣扔掉炮弹且继续坐稳他烈士的角色!中国人信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所以我们始终停留在对人间百事的裁判,而达不到如佛家那样站在人群之外“不惹尘埃”地看世界——不走出花花世界的功名利禄就休想建立真正意义上我们都认可的信仰!所以,中国人不信命运,或者说只在必要的时候信;中国人没有信仰,自古拿活的牛马不如当作是活的盲目,拿活的盲目当作道德沦丧的借口。连孟德斯鸠都说:“在中国,欺骗是合法的。”我们在功利境界仰着脖子谈道德,和丛林深处茹毛饮血的土著凭着味蕾的幻觉猜测莎士比亚的咸淡并无区别。
好一座危楼!我看到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中“命运”因子的游离。它四处讨好,但处处不招待见。尤其在今天,“时宜明月时宜风”对于本土文化而言绝不是好事,摒弃无限度的兼容、在信仰和道德间找到一个脆弱的平衡是我们要思考的大事,其必要性远在张罗几场世界盛会之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擅自再加上半句:小心与你推杯换盏的宾客。这是说给急需“去美国化”的中国人听的,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尚未完成反思之前就下手改造,盲肠固然切除了,心肝脾肺肾却也都遭受了相当规模的摧残。《天下第一楼》是好戏,不妨把你聚焦在欧美日韩潮流上的关注点移开,在这里停一停,也醒一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