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例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就是有多个同性性伴的男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新‘雷区’的出现表明我国艾滋病传播已经‘步入正轨’。国外经验表明,艾滋病向健康人群传播,就是从男-男同性性传播开始的。”　张可介绍,男-男同性恋的性接触方式多为肛门性交和口交。由于男-男性行为的润滑效果差,导致这二者分别容易造成直肠黏膜和口腔黏膜充血的轻度损伤,此时,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很可能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感染几率很大。　精液是由精子、蛋白质、免疫细胞和精浆等构成的。如果一名男性已经感染HIV或是艾滋病患者,其精液中的精子、精浆和免疫细胞中都可能会有HIV。而由于大多数通过性行为染上HIV的女性是暴露于男性的精液而感染的,艾滋病病毒通过破损黏膜进入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便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另外,男性更换同性伴侣频率大,且很多男性认为不需要使用安全套“以防万一”,这也减少了对HIV的阻断机会。　皮肤性病防治中心的专家正在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面对面的免费咨询　防控男-男性传播HIV难点多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显示,在男-男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时,每次都采取安全措施的“同志”不到40%。当然,在一些同志场所,这还是保守数字。　我国现行艾滋病防治的政策模式,对男-男同性恋者来说,简直就是“盲区”。“现行政策主要是应对静脉注射吸毒者、商业性服务工作者这两个艾滋病高危人群,而对于有明显上升趋势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效果十分微弱。这部分人群活动的隐蔽性很强,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人员对他们缺乏基本的了解。　杨团介绍,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干预措施过于简单化。以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例,如果简单采用类似对普通人群的宣教方式,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如何预防艾滋病,势必会给他们贴上“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双重标签。一旦激发逆反情绪,效果几乎为零。　另外,男-男性行为人群与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商业性服务工作者不同,其行为并未违法。因此,如果沿用既有模式,依靠行政系统的强大力量,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一人群,更无法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来开展工作。“因此面对这部分人,不能遵循‘以政府部门作为实施主体’的传统干预模式。寻找更加有效的途径,成为首要难题与挑战。”杨团说。　目前,针对男-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开展高危性行为干预,通过发展该群体中的“防艾志愿者”,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