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举事于1907年6月2日,是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之一,也是孙中山在惠州发起的第二次起义(第一次为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距今111年。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之役,是同盟会初期承前启后的一次会党起义,它不仅打击了清广东当局的统治,而且还推动着辛亥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有学者认为,七女湖起义表明,惠州地区的人民(首先是下层劳苦大众),正在奋起充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他们在为广东乃至全国辛亥革命斗争作出贡献之同时,还用实践行动谱写了惠州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新篇章——— 使该地区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七女湖起义遗址:汝湖上庙旧貌 惠州战略位置被孙中山看重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集合留日志士精英在东京正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后,就把武装斗争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广东既有雄厚之会党势力易于聚人,又有多处出海口便于从海外接济军械,于是孙中山和同盟会就长期把起义地锁定在广东和两广边界地区。而粤中的惠州、粤东的潮州及粤西的钦州和廉州四府,则皆入其“起点”择地之范围中。就惠州地区来说,它不仅在战略地位上为省会广州的东方门户,而且完全符合孙的起点要求——— 这里有众多的会党群众可以利用,又有出海口便于从海外送人和武器等进来。孙中山计划在粤发动起义取得成功后,即进而夺取两广乃至西南几省为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北出长江推翻清廷。 中国同盟会于是在1906~1908年间掀起了第一次武装反清斗争高潮,其中的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是同盟会党人这期间举行的第三次起义,也是孙中山在同盟会前期亲自领导的西南边境六次反清斗争中之第二次起义。 孙中山在1907年3月设粤桂滇三省起义指导机构于安南河内前后,制定出了经营两广乃至华南地区军事的一揽子行动规划,其重要内容之一是确定在广东实行潮、惠、钦、廉四府一同起义,并决定以钦、廉为起义重点之区,以潮、惠为策应之师,在四府统一举事占广东后,即进取广西和云南,然后北出湘赣和长江,最终直捣北京。就这样,惠州七女湖起义作为孙中山和同盟会广东四府统一举义计划之一部分,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发动阶段。 然而,孙中山原定以钦廉为重点、潮惠与之一同发动的四府起义计划,后因事与愿违完全给打乱了,它们并未成为统一的起义行动,而是变成了此起彼落的几次分散性起义。 “四府起义计划”被打乱落空 1907年4月,钦、廉地区民众在官绅刘思裕及同盟会员邝敬川等率领下,掀起了声势颇壮的抗捐税斗争。就在钦、廉抗捐队伍溃散之际,作为这次起义策应之师、许雪秋领导的潮州黄冈会党起义,于5月22日凌晨仓卒爆发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中山先派许雪秋至潮、汕运动,后遣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中国同盟会会员、博罗人)3人从南洋返香港筹备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地起义,计划潮州、惠州同时起义,“以分清军之势”。 黄耀庭曾参加惠州三洲田起义,任革命军先锋,英勇善战,与惠州会党一向有关系。他3月下旬至香港领去活动费1200元,几日后,得知香港警局留意他,急忙返回新加坡。孙中山说他“犯畏葸病”。 余绍卿是两阳 (阳江、阳春)大盗,亡命至南洋,3月上旬至香港领了活动费1500元后潜入内地,却一去杳无消息。于是,惠州起义之事仅由邓子瑜谋划主持。 邓子瑜联络了归善、博罗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等人,计划在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起事。按孙中山意图,潮州“起义必须与惠州及钦、廉等地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 但四月十日 (1907年5月21日)潮州黄冈祭神演戏时,候补守备蔡河宗部下在戏台前调戏妇女,逮捕三合会成员2人,激起群众义愤,军民发生冲突,情况紧急,潮州革命军遂于十一日(5月22日)提前发动起义。 由于黄冈起义事发突然,导致邓子瑜策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来不及与之一同行动,从而令孙中山原定的“惠潮两府同举之计划”也落空了。 七女湖起义遗址:汝湖上庙今貌 300义军攻势甚锐所向披靡 邓子瑜得知黄冈起义猝发,即命陈纯等人在惠州响应。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1907年6月2日)上午,陈纯、林旺、孙稳等人在博罗县汝湖圩(今属惠城区)上庙杀了十几头猪就地砌灶烹煮,派人到圩内和乡村通知乡民到上庙会餐。酒过三巡后,三合会首领、汝湖下寮村人陈纯宣读了“招军榜文”,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廷:“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轿,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此榜文反清排满的革命目标却是明确的,且颇具号召力。当场踊跃赴义之百数十人一举攻入清军防营,毙伤巡勇及扒船哨弁多人,夺得了扒船数只及一些枪械,吸引着各处会众和农民纷纷前来投军响应。人们拿着长矛、铁耙、铁叉、菜刀、锄头等加入义军队伍。 归善、博罗、龙门各处纷纷响应,声势大振,惠州“人心惶恐”,电省告急;归善、博罗两县紧闭城门。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两广总督周馥乃檄调驻惠各路营勇,与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等率所部合力拒革命军。又恐兵力不足,调新会右营守备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赴援。时义军近300人,在水口、横沥、三径、蔗浦等处,攻势甚锐,所向披靡。 此时邓子瑜仍在香港购置弹药,并准备亲自押运枪械从小路进入惠州接济起义军。当他得知黄冈起义失败的消息后,觉得事情已无可为,“遂派人使林旺等相机解散”队伍。林等得邓之来使报告,遂拔队至梁化圩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然后宣布解散义军。后有些起义官兵“分途向香港撤退”,而其大部分则潜入罗浮山中。这就是孙中山在自述革命经历时所提到的:“前次雪兄办潮事,子瑜兄办惠事,皆能发起”;继潮州黄冈之师后,“又命邓子瑜发难于惠州,亦不利,此为余第四次之失败也” 七女湖之役打击清反动统治 惠州七女湖起义虽然在清军的围攻下很快失败了,这次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意义、作用及影响却不可小视。孙中山在著作中曾几次提到过丁未惠州之役,由此可见其对这次义举之关注和重视。而中国民主革命家冯自由在论及此次起义时,则更以称颂的口吻写道:“是为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惠州七女湖之役!” “七女湖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时机尚未成熟,革命党人只注重发动会党,没有广泛、深入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惠城区方志办原主任、市民协主席邹永祥认为,七女湖起义意义深远,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还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积累了经验。 中山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兴梁曾著文认为,七女湖起义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惠州天地会众的密切互动关系,昭示着下层劳苦大众将奋起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各地会党踊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大显著特点。丁未惠州七女湖起义在这方面,可称为典型性的范例——— 它的领导策动者邓子瑜、陈纯、林旺和孙稳,皆为会党首领;其招军榜文充满了洪门会党“反清复明”的内容;起义队伍中的300多名将士,绝大多数是天地会的成员,广东的会党分子,可说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下层的劳苦大众。 惠州七女湖起义一爆发,即引起了当时上海的 《时报》、《神州日报》及香港 《中国日报》等的关注和专门报道。这些对扩大同盟会的革命影响,无疑具有极好的宣传作用。周兴梁称,当时的七女湖起义和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其他几次起义一道,在推进辛亥革命运动方面取得了巨大明显效果。 综合整理 转载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