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生认为,一方面,我国没有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的期限要求,因此此次死刑复核用时较短,并不违背相关法律;另一方面,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一案两凶”十分知名,这也不是王书金案第一次在程序上到最高法了,最高法甚至相关法官对这个案子都比较清楚,所以死刑复核所用时间稍短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仍不被认定为聂案真凶
无论是多年前王书金案一审、二审,还是此次重审的一审、二审,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始终未被纳入起诉范围。
今天上午,王书金执行死刑后,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相反,如果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一案中,经侦查机关核查和检察机关审查,均认为不能成立,公安机关不予认定,公诉机关不予指控。而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因此,起诉书中未指控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法院对该案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陈永生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有关最高法给出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不被认定的原因,他有认可的,也有持不同看法之处。
针对“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陈永生认为,这正是“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审判必须以起诉作为前提。
不过,对于该案的证据,陈永生认为,并不仅仅只有口供。围绕着王书金的口供细节,该案还有现场勘验,另外还有在各界都展开过广泛讨论的“一串钥匙”这一隐蔽性证据。因此,如果用“仅有口供”来反驳该案系王书金所为,有一定的缺陷。
陈永生指出,依据钥匙这一隐秘性证据,以及王书金的口供、现场勘验以及指认,可以从法律层面认定此案系王书金所为。不过,这一问题见仁见智,相对主观。从证据法上说,这处在法官自由心证的权限范围之内。最终,该案仍然不被认定为王书金所为、没有达到定罪标准,从法律上说,也是成立的。
由此展开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王书金主动供述实施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否认定为重大立功。
刑三庭负责人指出,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