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 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 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 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 可是与此同时, 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 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 ②。 因此, 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 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 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 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 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 航海、 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 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 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 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 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 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 而把经验看作是唯一的拯救良方。 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 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 在为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 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 理性是不能胜任的, 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 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推论: 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 即使上帝存在, 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 因此, 我们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 就像上帝是不存在的。 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同肉体有区别, 灵魂是否不死; 因此, 我们生活起来就好像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操心。 简单地说, 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 但是, 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 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 ——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 因此, 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 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 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 17 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 1789 年法国革命的先声。 在“长期国会” [18] 里, 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19] 、 立 法 议 会 [20]和国民公会[21] 的三个阶段。 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 军事专政、 复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 ③这个转变过程, 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 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 ; 长老派[22] 相当于吉伦特派[23] , 独立派[24] 相当于山岳派[25] , 平等派[26] 相当于阿贝尔派[27] 和巴贝夫派[28] 。 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 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 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 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 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 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赶超大陆, 慢慢地又持平; 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 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 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 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 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 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 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 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 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 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 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 经验的这一边; 但是, 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 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 所以它通过民族的、 普遍的方式起作用, 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 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 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