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 因而把国家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 但是, 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 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 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 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一——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 可是前面已经讲过, 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 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 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 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 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 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 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 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 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 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 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 只有在英国, 个人本身才促进了 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 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 只有在这里, 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 只有在这里, 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 必须先转变为利益。 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 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 在大陆, 也有穷苦、 贫困和社会压迫, 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 相反, 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 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大陆, 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 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 而在英国, 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 并且为后者服务。 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 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 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 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 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 因此, 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 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 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 才引起了社会变革, 才把农奴变成了 “自由的”劳动者。 ④但是, 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 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 18 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 而在英国, 随着宗教改革, 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 vilains, bordars,cot-tars[29] , 从而变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 而且在这里早在 18 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 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 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 普遍的、 实体性的, 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 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 从而以任意、 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 但是, 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 片面的, 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 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 而是对主体的奴役。 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 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 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 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 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 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 废除封建制度, 实行政治改革, 也就是说, 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 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 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 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 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 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 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 但是, 另一方面, 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 国家, 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 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 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 基督教国家, 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 由于利益被升格 为普遍原则, 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 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 利己的、 单个的利益, 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 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 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 使人类彼此隔绝, 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 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 ——其次, 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