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在《满纸荒唐言》这篇文章里,详尽地叙述了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他说,“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 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统观张贤亮的创作,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美的结晶。要深入理解他的小说,应该注意他的精神气质。 研究张贤亮的精神气质,首先应注意到他的青年时期的经历。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以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他在1957年4月7日 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这里,我们看到青年张贤亮对人生的奋进和在文学上的宏大抱负。在他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也显露出他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等诗人的气质。随即因《大风歌》罹难,这无疑使他神经上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使他的精神气质又渗进了一种悲剧色彩,一种愤激、悲怆的孤独感。如同他自己所说:“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对于文化事业,他表示:很多人都没有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清楚。比如说搞文化广场、举办文化体育活动、办青少年宫、办体育馆、修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这是文化事业,这是一个政府必须给他的人民提供的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和场所,这是政府应该掏钱的,这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了创意、设计、策划等方面的综合的智慧产业。文化产业的个性极强,它是个个性化的产品。政府以官员为主体,不计较投资的回报,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搞这个企业,我追求的第一是利润,第二是利润,第三还是利润。因为我学了20多年的《资本论》,我知道怎样去操作一个企业,我如果还属政府管,现在就肯定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企业之路。救生行动——“救生行动”声明贫困人士并不怕日常生活的捉襟见肘,最可怕的是贫病交加。一人得病,全家悲愁,这时他们急需社会的关怀与帮助。古人说“浮图之慈悲救生最大”,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生命。我决定从2010年开始,每年捐出人民币150万-180万元补助一些不属于、或超出医保范围而病人家庭又无力承担的医治费用。我将这种行动称为“救生行动”。“救生行动”的原则如下:一、 “救生”对象限于宁夏地区及在宁夏工作年满一年、确实无力承担大额医治费用的贫困人口和来宁的外地打工者;二、经医生确诊缴纳了医治费用通过手术或其它治疗手段即可挽救其生命或改善其命运的;三、“救生行动”的资金经患者确认签字后,善款直接向医院缴付,现金不给予患者本人或其家庭;四、“救生行动”不包括患者手术或治疗中的陪护费、营养费、旅费及术后的康复费、生活费等其它费用,更不为出现医患矛盾和纠纷的现象负责;五、出于降低慈善成本、减少中间环节和使救治及时进行的考虑,我希望将“救生行动”办成一项民间与政府及医疗部门合作的慈善行动,有钱出钱,在位出力,相关人士大家一起来行善。故而委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牵头,联络区、市有关部门及医院与捐款人签订捐助协议,捐款人直接将善款汇入接受单位银行帐户,由民政单位与医疗机构严格按共同拟订的《实施方案》的规定使用。因我时间精力有限,不接受患者的个人申请,这点务求患者及其家人谅解。六、“救生行动”要在阳光下进行,力求完全透明,出资情况及医治过程与费用及时在媒体和网络上公示,接受宁夏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舆论和网民的监督,使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患者得到切实的救助,从死亡线上挽救一条生命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七、“救生行动”完全是我个人的长期行为,不募集、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捐款。“救生行动”实施自2010年起,张贤亮先生将对宁夏贫困大病人群开展医疗救助活动——“救生行动”。海原一女童首个接受“救生”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建立一个能够帮助大病特困家庭渡过暂时困境的救助机制,特制定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