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朴实与浪漫互见、雅俗共存。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美轮美奂,耐人咀嚼,荡气回肠,终成千古绝唱。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写论文、公文、讲话稿、新闻、诗词、信件等,林林总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其文观点鲜明、理由充足、逻辑性强,而且优美精湛、气势磅礴、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文采飞扬。思想说服力与艺术感染力兼备。有名家如此点评:“既恣肆雄辩,酣畅挥洒,阳刚豪放,同时又讲究行文技巧,既有桐城派的简切博雅,又有《文选》的华丽文采,无论是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无论是精巧工对,还是散乱出之都有一股逼人气势”,表现出精彩特有的写作文风,令人拍案叫绝。 总结实践之需,充分调研而备 毛泽东写文章必定是出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绝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类的无病呻吟,而且为了真正解决问题、极具针对性、切中要害,他在写之前定要进行读相关书籍、找相关人士座谈或者深入走访基层等充分准备,从不会偷懒敷衍、闭门造车。 准备写哪类东西,就收集学习相应内容的书;着重要解决哪些问题,必定先行深入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为文的主要也是首要一环,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1929年他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备感自己的思想与知识储备欠缺,就给中央写去一封信说: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也写信说: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他随后写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的纲领性文件。 1930年5月,毛泽东经江西会昌来到寻乌城,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的边陲之地,摸清寻乌各方面的情况和据此制定政策,对三省及其他地方都有实践意义。他躬身遍访及探究的寻乌调查是通过深入调查和解剖寻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来进行的。期间,随着对理论与实践间关系的认识趋于成熟,经过了一番斗争,决定向只懂得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