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利用外出培训的时间阅读了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一书,感触颇深。作者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出发,连续多年开展实地调研,从考察和实践中得出理论观点。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时代变迁是有其“惯性”的,“乡土中国”的理念、气质、文化因子对当下影响至深,要用继承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解决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问题。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时间,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乡土中国》一书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社会现状和问题,仍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我们走出农业社会了吗?《乡土中国》成书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起步阶段,这个起步阶段应该包括了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有三个指标,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工业化率、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根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预计在2020年左右将完全实现工业化。但中国从提出工业化目标至今,一共只走过了150年左右的时间,而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经历了近300年时间。在进入工业化进程之前,中国有3000余年的农耕文明史,150年时间和3000年相比,真像是“沧海一粟”、“一个瞬间”了。即使到“八零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自己或是身边熟悉的人,很多都还有在农村出生、成长的经历,这就是社会过渡时期整体情况的缩影,我们的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是转折的速度非常快。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所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六十余年过去,这句话或许可以改成“中国目前的社会,仍然是带有乡土性的”,这是由于文化的惯性造成的,这种惯性在工业化尚未完全实现之前,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判断,可以形成我们理解和看待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如何看待“公德”滑坡?“乡土化”的社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社会中的人们依赖土地,土地不流动,人口也不流动,形成了“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们按照“习惯”生活,习惯就是规则,工业化社会塑造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费孝通先生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真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出现了滑坡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是与“乡土社会”的文化特质相关的。乡土社会中,关注的是“私德”的修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自我主义”为支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颗投进湖水中央的石子形成的波纹”,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是“一圈一圈的推出去”的中心-边缘的结构,按照血缘关系、亲疏远近决定价值标准,这种差序的人伦无论如何也无法抽象出一个现代社会所需的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
工业化进程打破了熟人世界的圈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随之调整,新的社会状态所需要的道德准则是“个人主义”,即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公共行为都有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核心的“公共道德”加以约束。因此说,当下社会种种有违公德的现象,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的道德出现了滑坡,而是因为尚未完全从传统社会思维中脱离而出的国人,缺少公共生活的经验,尚不适应公共道德的尺度标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情况一定会得到改善。
何处寄放乡愁?“过年”,曾经是“乡土中国”的一件头等大事,一个家族在这一天团聚,拉近彼此。但是眼下呢?乡村已经不能在冬季里蛰伏,乡村的面貌在变化、土地里生长的作物在变化、农村人赖以生存的职业也在变化。从物质上讲,乡村一定是得到了发展,真正凋蔽的,可能更多是人气,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离开了农村进城谋生;可能是亲情,越来越多的大家族被拆分成小家庭;可能是环境,绿水青山的故园因为发展方式的不当不复往昔;还可能是乡愁,温暖的记忆得不到现实生活经验的重复,而被渐渐淡忘引发伤感。如今,家族的成员就像一颗蒲公英上的种子一样,在工业化的狂风吹拂下,四下飞离甚至注定再不能聚首。但无论如何,乡愁不是农业社会特有的,在城市的“水泥丛林”中长大的一代,也会有他们的乡愁。乡愁,寄放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只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乡愁,渐渐不再与土地、作物、宗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