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政治分界线,它将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教育一分为二。 上半叶,废科举、建新学,并于民国 30 年代最终确立中国现代教育制度,40 年代进入大学教育的黄金时期。胡适当年说过: “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 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 ”时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几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这种以欧美式的通才教育,属于倡导文化生产、学术追求, 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学术模式” 。 下半叶,随着江山易主,意识形态和社会剧变,以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为界标,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被重建。如同“新中国”概念一样,国民政府的“旧教育” , 被定性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 ,因而被彻底否认。重新树立的 “新教育” ,是要“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显然,上世纪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是一种“变革模式” 。 在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内,新旧教育性质二元对立。既然要“破旧” , “立新”的动力和资源来自何方? 5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视为十月革命的继 续, “以俄为师”成了当时的国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教育经验,自然就成为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动力资源。1950 年初,教育部聘请的苏联 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到任,阿尔辛杰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者。作为“新教育”代表的阿尔辛杰夫是这样解释“旧教育”的:旧教育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 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 这种带有阴谋意图的解读,使改革“旧教育” (主要是欧美模式) ,有了迫切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