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政治不信任也未必都是消极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不信任并不一定是坏事,不应该看作是消极的,更不应该不作分析地看作是负面的以至反面的东西。
在政治学领域里,政治不信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建设和运作有着积极的作用。一般地说,政治制度的构建所作的政治规范,诸如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都是以政治不信任的设定为逻辑起点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建设中问责制、质询制的制度设计都是根据政治不信任的预设而制定的,如果不作这样的预设或作相反的预设,即政治信任,那就根本不需要问责制和质询制。这里的政治逻辑是很辩证的。问责制度和质询制度是以政治不信任的预设而制定的,但这个制度设计预期目的是要达到政治信任的社会效果;在政治过程中,通过问责和质询的制度运作取信于民,积极提高公权力的公信力。其他还有审计制、双规制度等等,无不都是这个道理。
转型期的政治过程中,政治不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动结构作用。30年前,没有对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制度的政治不信任,就不会出现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事实告诉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许多重大改革都起始于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政治不信任。道理很简单,任何改革,任何革命,都是不破不立,政治不信任是破的启蒙,是起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马克思向一切旧制度宣战时,提出了“怀疑一切”。(选自《新华文摘》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