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厦因为被写入《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而突然开始小有名气,许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来入住重庆大厦的廉价旅店,于是许多本来住在大厦里的华人开始将物业改建成小旅馆,每个旅馆有十几间狭小的房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厦里经常发生火警和停电。2000年初,非洲商人开始大批抵达重庆大厦,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样,在最廉价的住处扎堆。这些因素使物业所有者能够以便宜的单位价格获取最大利润。正因为重庆大厦“腐朽”,才能如此廉价,才能与周围的发达区域共存,而且还不分伯仲。你随便去加德满都、加尔各答、达累斯萨拉姆问问香港哪里最便宜(我亲身试验过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庆大厦”这个答案。
重庆大厦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香港有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必须在抵达之前申请签证,不然坐不上飞机。即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被发现没有申请签证,也会被立刻遣返回国。香港比较特别,访客即便没有签证,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于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商人来香港并不事先申请签证。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们也足以来重庆大厦查验货物,购买商品和进行贸易,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回国。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还有更多人会去中国内地。他们在香港能很快申请到内地签证,如果找中港旅游中介就更加快捷。进入内地后,他们造访各类批发市场,购买货物,返回香港。货物通过他们的行李箱或者经转海运和空运送回老家,运送方法取决于货物的质量及价格,运输过程不过几天到数周而已。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比来往内地的要频繁一些,尽管近年来内地的国际航班越来越多,但是许多商人还是宁愿先到香港,再转车去其他地方。重庆大厦既廉价,又是一个结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点,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几年,香港政府加强了入境管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纳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公民,入境时都须出示签证。这个变化主要由于有些人频繁地在港进行毒品交易和其他违法活动,其他则是由于出现太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申请国际避难。类似的管制对重庆大厦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大厦内的尼日利亚人、加纳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许多。然而,许多留在重庆大厦等着申请联合国难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难待遇的人,只好无限期地逾期逗留。因为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避难者,政府受到各界压力,因而再次收紧入境规定。不过直至今日,此类规定还未见实施,所以重庆大厦仍然受惠于这一项不寻常的政策:香港这个发达地区的政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虽然只是几天,但已经让重庆大厦之存在获得足够动力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蜂拥而至,在重庆大厦或在中国内地购买中国制造的货品,包括二手和伪劣仿冒的手机、衣裳、建筑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涡浴缸(我听说东非的有钱人和政府官员特别喜欢买这种浴缸),还有蛋白石精品(它们在澳大利亚被挖掘出来,通过重庆大厦运往中国内地南部进行雕琢,然后再运回澳大利亚,卖给中国游客)。正如历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现代国际商人既能去中国内地购买商品,也能通过香港的中间商买中国制造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价格和质量普遍比较低下,却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货品。
重庆大厦因上述三个原因而存在,但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我要写一整本书讨论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些人如何互动交流?甚者,重庆大厦如何教会我们今日全球化社会的运行法则?
如之前所说,我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民族志——一种针对一群人们互动和生活方式的记录,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为一种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人类学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譬如Arjun Appadurai和Ulf Hannerz,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通过民族志表现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人群的影响,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汇处。这些交汇处不是国际机场或大都会酒店——虽然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间,但其中的人们并不会互动。我所说的交汇处是世界各地来的人们在商贸和娱乐中一定会进行交流的地方,在人与人层面上体现和印证“全球关联之强化”。描写全球化交汇处的民族志,能显示我们耳闻目见的全球化,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动上交流取舍,此等文章较为稀罕。
重庆大厦恰恰是这样的交汇处。虽然《孤独星球》声称“或许世界上再没有像重庆大厦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一定要把这栋大厦看作多么的独一无二。纽约市、伦敦的布里克斯顿或威尔斯登、日本东京的六本木,还有许多类似的地点,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们的许多特点在重庆大厦中也能见到。相比之下,重庆大厦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载体,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以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各地有许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场,比如曼谷、加尔各答、内罗毕,也包括巴黎、伦敦和纽约。有一些市场可能远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也可能在临近重庆大厦的广州越秀区和三元里,亦或是义乌之类的中国内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与研究助理去过许多上述地区,花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与当地商人倾谈,我们去过广州、加尔各答、迪拜、内罗毕、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处地点的民族志纪录中寻找将重庆大厦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相联的低端全球化网络。我们的旅程让我们对于大楼与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推导出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怎样复杂的联系作用。重庆大厦向世界各地延伸出连接线,而世界也就由这一座大楼反映出来了。
重庆大厦仿佛是一个被浓缩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有如此多样的族群和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谈生意到探讨哲学,从印度煎薄饼到性,可以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谈天说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与重庆大厦类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间里集中表现出低端全球化的特点。我们需要了解重庆大厦和其中的人们,因为这栋大厦中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们所经历着的全球化。重庆大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怎样相处?他们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们都去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情?他们的跨国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么样?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国生涯?这本书将一一解答这些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