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书”之一,许慎《说文》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但他并没有解释何以要假借,就像他没有解释其他五种造字方法一样。在许慎看来,假借的方法与象形、形声一样,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这应该是他不作特别解释的原因。他一定没想到,后人对假借却有特殊的关心,比如关于假借产生的原因,关于“本无其字”与“本有其字”的区别,关于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等;而其他几种造字法则没有衍生出如此多的问题。
语言学家几乎都把许慎“依声托事”理解为“同音假借”,就是用一个现成的字,来记录口语中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词。那么,许慎所说的假借,是不是同音假借呢? 如果是同音假借,那么就意味着所举“号令”之“令”,口语中既有这个声音,书面语中也有这个字;但“县令”之“令”,口语中只有这个声音,书面语中却没有这个字,于是假借“号令”之“令”来充“县令”之“令”。这种久已形成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 笔者颇为怀疑。因为“号令”之“令”与“县令”之“令”,按照今人的看法存在着很明显的意义联系,前一个“令”是“命令”“号令”之义;后一个“令”是指发布命令的人。正因为二者意义上有联系,后者含义是从前者引申而来,“县令”这个官职是从“号令”而起,那么“县令”之“令”自然要用“号令”之“令”这个字,所以后人认为这根本就不能称为假借。如宋人戴侗即说“古人谓令长为假借,盖已不知假借之本矣。所谓假借者,盖本无而借于他也”,但他认为“令长”“二者皆由本义而生,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外假也”。 既然六书的定义是许慎提出来的,而且每一种都举出了相应的例子,那么这些例子理应与定义是相匹配的。象形、指事等五书及例证并没有人怀疑,独假借受到怀疑,后人认为“令长”两例不是假借,而应该是引申。问题出在哪里? 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许慎对“假借”的定义是对的,但例子举错了;第二种可能是例子并不错,而是后人对“假借”的理解并不符合许慎的原意。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二种可能,即后人理解的“假借”并非许慎的原意。
许氏所谓“依声托事”何以举“令长”为例呢? 古代假借词甚多,更有代表性的例子俯拾皆是,许慎专举“令长”必有自己的用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依声托事”之“事”是指什么? 对此前人多未深究,大多泛泛地理解为“事情”或“意义”,其实许慎是专有所指的。《说文》:“事,职也。”“事”的本义是指官职、政务。《诗·召南·采蘩》有“公侯之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杜预注云:“在君为政,在臣为事。”许慎之所以举“令长”为例,正因为“令”“长”都是官职,都是“事”。所以“依声托事”的本意是说作为“县令”之“令”,原来并无这个官职(“事”),口语中当然也没有这个声音;是假借“号令”之“令”的音,才新产生了“县令”这个官职(“事”)。从官职的角度言,“县令”不是民间命名,而只能是官府命名的;从词语的角度言,“县令”这个新词不是先从全民口语中诞生,而是官方从书面语的“号令”引申并与“县”组合起来,然后才布告天下进入全民口语的。所以,“依声”之“声”,不是借字之声,而是本字之声;是借“号令”之“令”的声音,托“县令”之“令”这个新的官职(“事”),也就是“依旧声,托新事”。正因为在“令”的声音外壳下,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就成了一个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