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已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办法,处理和解决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认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原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按照“统筹兼顾”原则,党的八大对经济体制改革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在这里,“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实质上就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作用的认可。周恩来还提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的改革设想。陈云也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之后,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主要还囿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调整的问题,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政府统得过多、市场作用趋弱的根本问题,没有能从计划和市场关系上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作了深刻分析,针对这一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进而强调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价值规律是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为作用过程的商品经济基本规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内在地包含了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