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案处理”缘何成为“另案不理”然而,在办案实践中,本属客观需要的“另案处理”却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标注“另案处理”的案件,结果经常是不了了之、没有处理,涉案犯罪嫌疑人借“另案处理”逃脱了法律制裁。而“另案不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连卓钊案就是一例。法学界人士认为,某些办案人员之所以能够利用职务之便使犯罪嫌疑人“另案不理”,客观上是因为现行法律、办案程序规定仍不健全。由于刑事诉讼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如何使用“另案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另案处理”至今未制度化、法律化,公检法机关使用“另案处理”的依据主要是靠经验或习惯,导致有些“另案处理”案件变成“另案不理”。如针对因在逃而“另案处理”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另案移送审查起诉,对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诉应当照常进行。”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检察官指出,该条款缺乏可操作性且又无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规定相对应,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另案处理”成“另案不理”的危险性如果个别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就可以逍遥法外,“甚至有个别侦查人员以犯罪嫌疑人在逃为名,徇私枉法,放纵犯罪,不立案侦查,致使某些‘另案处理’案件变成了‘另案不理’,这很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另案处理”一旦变成“另案不理”,不仅对被害人及社会造成了二次伤害和不良影响,导致司法不公,还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特别是个别负案在逃的重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给社会治安留下了严重隐患,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另案处理”成“司法陷阱”在某些共同犯罪中,侦查机关只取得了相关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犯罪事实存在。《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为了规避法律,办案人员将属于同一犯罪事实的案件切分成多个案件,让共同犯罪被告人成为“另案”中的“证人”,使得每一个被分割的案件既有被告人供述,又有“证人证言”,从而满足“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证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