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著名的波斯(伊朗)诗人萨迪,他的训诲体故事诗集《蔷薇园》[12],差不多每一章里都包含着若干故事和诗人的短小精悍的哲学插话,哲理性很强的道德谚语、格言。阿拉伯、波斯人的这种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也会影响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这段时间大约在公元十一、二、三世纪,而我们前边说满剌加王国建立时,当地已有班顿产生,从时间上看,从班顿的孕育到产生到流行,应该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诗经》与班顿比较,有以下一些异同:(1 )流传和有文字记载的时间。《诗经》中的诗歌从公元前11世纪流传后由文字记载,经孔子等人整理,而一直流传至今;班顿长期以来一直是口头文学,大概至15世纪时才开始被发现,至17世纪才逐渐成熟,在那以后才渐渐被西方人和马来人用文字记载而流传下来。(2 )《诗经》中虽有讽喻诗,但主要是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指斥,如《硕鼠》;班顿中的讽喻诗,多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劝谏,是为人品德的教材,所以很多班顿的诗句成为充满哲理的处世格言和谚语。而《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被儒家学者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来不断地解说,这样一来,诗三百虽不是道德的诗歌,而与之相关的《诗经》的经解却充满了道德的说教了。(3 )从押韵的形式看,同为四行诗,隔行押韵,但《诗经》的韵脚比较灵活,一般是在1、2、4句句尾,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鸠,洲,逑押韵;而班顿则比较严格地遵守1、3句,2、4句隔句押韵的规则。而且1、3句和2、4句是换韵的,如:yang kurik kundi,yang Merah saga。yang baik budi,yang indah bahasa,诗中1、3句韵脚为di,2、4句韵脚为ga、sa。(4)《诗经》中, 多用重章叠句的创作手法,循环往复,节奏和谐而又铿锵有力;班顿的创作手法中,也用重章叠句的形式,笔者现在知道的是rasa,sayang班顿,用的就是这种形式,尤其是钩连班顿,也一定要用这种形式创作,第二个人应和时,要取第一个人吟咏唱诵的第二句作为自己班顿的第一句,用第一个人吟唱的第四句,作为自己的班顿的第三句,自己则要创作所唱班顿的第二句和第四句。(5)从应用上看, 班顿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人们可以随处而唱,随机填词或改变歌的词句;而《诗经》则给人以比较严肃的面孔,多用于正式的场合,即使是作为民歌的国风,春秋战国以后的后人乃至今人,也不便随意随时歌咏了。(6 )《诗经》中有几首是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史诗,如《公刘》,《绵》;而班顿的诗中,似乎尚未见有此类题材和内容的。(7 )比起经过整理的《诗经》的语言来,班顿是更加口语化的,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如《马来纪年》中,叙述Tun Mamat奉苏丹命到黎当山,去向山上的仙女求婚。 仙女唱班顿提出的条件是,金桥一座,银桥一座,蚊血六缸……苏丹无法可施,只好了却非非之想。[1](P136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我国民间故事中富家子向贫家女求婚时女子提出条件时所唱的歌,也是口语化的:我要轻风十六两,我要雪花十八斤……(8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淀,是中国,甚至是韩国、日本人民文化教育和文化素养的基本教材,但却不适于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吟咏歌唱,如果哪个人在宴会上吟唱起《诗经》,人们会以为他文绉绉,咬文嚼字;而班顿却以它旺盛的年轻的生命力,活跃在现今的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中,成为马来西亚人民生活愉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今天,《诗经》是文人思想中的,而班顿是大众的继续创作。( 9)在民歌的风格上,《诗经》似乎更深沉凝练,更冷静更典雅,而班顿则更热情通俗、轻快奔放。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大概是因为两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和两国的历史沿革的不同。(10)班顿有大量儿歌,这是马来人教育儿童、帮助儿童了解世界、认识社会、学习做人的方式之一,也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但《诗经》却没有这方面的民歌。
总之,中国的《诗经》和马来西亚的班顿,虽然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样式的诗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从中马文学对比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给与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研究。多年来,在比较文化、比较文学这个领域里,我们对中西方的研究和对比较多、较热,相对说来,对我们的近邻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与对比,则比较少。这种局面现在已逐渐发生变化,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后记:本文系“99”济南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论文的节选。本人曾随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系98级马来语班听课,借此机会向马来语专业的老师和该班同学表示我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