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教六十条》到疾风暴雨
1961年下半年,我回到北京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当年1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扭转过“左”的局面。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它要求纠正在“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中产生的偏差,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它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注重 “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加强教材建设。在贯彻落实《高教六十条》基础上,北京大学陆平校长提出了“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方针,并将理科学制改为6年,文科一般为5年,毕业论文的要求达到类似于当下硕士研究生水平。我们还曾研究了美国高校课程设置情况,考虑是否应对理科学生适当加强人文素养的问题。
我在教研室也认真调研和思索了我们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学科的世界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每年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新课,毕业论文基本上都面向学科前沿,创造了几个国内第一。教研室内学术讨论的氛围也比较浓厚,大家就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经常进行研讨争论。这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段也可说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黄金时期,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三个方向上都做出了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科研成果。我们还比较正规地开始了研究生教育,教研室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可惜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下,196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陆平这一套办学思想被批判为“排挤打击工农”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批学生下农村参加“四清”。几经折腾,到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斗、批、改”代替了日常教学科研,高等教育实际上陷于停顿。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摧残。
1970年6月,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规定他们上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持续到1976年,由于招收进来的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教学难以达到正规高等教育的质量。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枷锁的教师还是尽心尽职地担负起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由于工农兵学员普遍感到接受文化专业教育的机会难得,即使身怀“上、管、改”重担,还是与老师们和睦相处,尽可能地汲取知识,教师尽量“因材施教”,师生关系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