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
新中国的成立跨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但毕竟只是第一步。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依然十分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过上富裕的好日子。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中国人深深感到:世界并不太平,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围仍充满着危险,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就没有可靠的国防可言。总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巩固的、缺乏保障的。在恢复了遭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后,全体中国人民又立刻在祖国大地上展开热气腾腾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中间经过曲折,依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在中国人面前响亮地提出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
“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0-441页。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果断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根本转移,下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提出从八十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八十年代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到二十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有了这样一个目标,就有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基点和前进方向。”“从邓小平同志十几年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到,目标问题是他谈论最多的内容之一,几乎每次都要提到。”“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围绕着战略目标问题展开和阐发的。”《冷溶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3、7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好,坚持改革开放也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庄严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几代人一百多年来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对人类应尽的责任。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它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极其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中国人历来坚决反对一切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力求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两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6-157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它同国际交往中的“大国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和平发展,珍惜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力争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民的基本原则和美好愿望。
第二,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中国人主要在从事革命斗争,集中力量先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无数先烈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页。
这段话把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先实现了前一个目标,扫清了障碍,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后一个目标;把它称为“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个前提是绕不开的,是无法回避的,必须先这样做而无法用其他做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看一看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事情就很清楚: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奋起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呢?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悬于一发的极端危急的时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绝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孙中山对人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孙中山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上书当时掌握大权的李鸿章,看看这条路是不是有可能走得通。最后,希望化为泡影,他便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兴中会,发动反清革命。当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他又几次想全力投入实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当他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几乎扑灭了国内的革命力量,以后又恢复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无情的事实一再把他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孙中山深深感到,在外国列强和国内反动势力统治中国的情况下,想搞和平建设这条路根本无法走通。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在上海作了题为《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演讲。他说:“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像工程师建设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5、126页。这是他从亲身经历的无数次痛苦失败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在五四那一年,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社会变革,但方法仍是温和的。后来才得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