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特的资本主义”概念该书开始就提到其所用的分析方法借助了调节学派的理论,而阿格列塔正是调节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根据作者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被货币交换分离、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这种双重分离与市场和私有制紧密相连。而区别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关键在于调节这种双重分离的机制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体制中都包含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以钱生钱”。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由金融关系来裁量,因为后者通过不同的调节模式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分配。以此为前提,中国当前的制度只能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我们认为,上述这种诠释从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阿格列塔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研究都颇具马克思主义背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更为复杂。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资本的持有者是作为集体出现的,他们在生产中不付出任何劳动。这种情况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公司的管理授权给职业管理者,公司的赢利则表现为纯粹的股份收益。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小型企业应该属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其次,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企业很少或基本不向国家上缴股息或红利,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更像是对资本的征税。最后,中国的劳动和资本的分离是相对的。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分离是受到限制的,正因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者可以通过参— 3 6 1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4 年第 5 期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4.05.020 股等形式体现资本持有权,当然他们不一定参与管理。而后者在阿格列塔的书中并没有提及,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所谓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国的领导者们其实并不否认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中,“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发展生产力必经的阶段,而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实现共产主义。阿格列塔虽然在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但作者显然认为这些领导人的讲话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只是为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的遮盖而已,不必在具体分析中特别重视。在作者看来,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失败,社会主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真的是这种情况吗?另一种分析与解读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种社会主义在以下七个方面与资本主义有着很大区别:一是强大持久的规划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根据相关的领域特点来调动不同的工具。二是政治民主使得以这种规划为基础的公共选择得以实现。三是承担政治、社会和经济职能的政府不受或很少受市场影响。四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都为促进生产力的社会化作出贡献,但最根本的一点没有改变:土地与自然资源属于国有。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主要是考虑在过渡时期激发经济活力、提升其他形式所有制的效率。五是整体政策导向旨在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实现社会公平。六是将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七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政治关系以寻求各民族之间的平衡与和平共处为原则。以此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出阿格列塔在书中建议的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可以从书中提到的几个重点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对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现象的分析阿格列塔在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事实也确实如此: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的部分不断扩大,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相应的消费能力增长较慢;用于服务业的投资增长明显低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飞涨的趋势需要通过限制贷款来控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保障的不足导致居民储蓄率过高;资源税征收力度不够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对国内市场重视不够;国际收支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如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等。阿格列塔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试图去解决,但效果不佳。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迅速扩张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商品出口方面展现的活力。但由此得出商品与服务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结论似乎稍显仓促。因为中国的领导者制定并实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依靠“自主发展”。对于中国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国内市场。正是由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激励和国家财政的支持推动国内需求快速提升,这也使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们对投资前景更加乐观。因此,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实际工资也加快增长,而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并没有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应该说,出口更多地扮演了补充角色。如 2011 年中国商品出口额的下降并没有对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关于生产要素分配及要素价格该书作者认为,上述大部分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由于“要素价格的失衡”,需要大力发展市场,放宽行政约束,实现要素的合理分配。由于贷款利率受到行政力量管制,货币资本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同时,居民储蓄利率太低,而银行又持续为企业提供低息借贷。此外,货币价格的降低有利于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大型国企的投资发展,但中小企业则发展较为困难。作者还认为,要通过实现利率自由化来限制某些资本密集投资,而这种行为则阻碍了技术进步和附加值创造力。关于劳动力市场,作者认为城乡二元化结构限制了劳动市场发展。关于土地价格,作者认为应当更多地依靠市场,使农民能够在土地出让中得到更高补偿,即以市场规则来谈判土地的“实际价格”,不能以农业用地转让价代替建筑用地价格。这就有可能避免廉价的产业用地进一步刺激过度的投资行为,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 4 6 1 —外论专题 府盲目地、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要素价格的失衡主要依据的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即由市场调节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很清楚: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它既依赖雇主和雇工双方的力量关系对比,同时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正因如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提高调节的水平(如加强工会作用、加大监察和执法力度等)。但作者也希望劳动力市场更加开放,减少碎片化倾向。同时,作者指出,某些类型的无形资本(如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可言,而其他一些资本市场的运转情形也不尽如人意。作者由此坚持自由化与调节相结合,并建议进一步加强调节的力度。而调节应当通过“战略规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影响价格的形成。阿格列塔的实用主义虽然可以被称为“新制度主义”,但其实仍然是商业本位的实用主义范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及力量所在,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有意控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市场“自由地”确定货币价格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控制信贷的供应是非常难的,而这对于经济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当银行预期经济增速放缓、风险增多之时就会缩紧放贷;相反,当银行的预期非常乐观时,贷款就会增多。另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银行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作者认为,私有领域的主体要比国家机构更有能力评估风险。但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国家对风险的预估会更加长远,而且会有计划地从整体上引导经济发展。当然,行政管制下的利率对居民储蓄供应和经济融资需求之间的调节不够灵活和迅速。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能够建立一种“半管控”的利率体制,要对最低储蓄回报率和最高信贷供应率作出限定,同时要依据国家的规划作出适当调整。关于当前利率自由化的争论,我们倾向于维持一定的管控。但同时我们也承认:目前中国的存款利率水平还是很低的,这就无形中导致了资本的过度投资行为。关于工资问题,我们也同意作者的一些观点,如农民工工资微薄、缺乏社会保障,应当加大劳动法执行力度等。阿格列塔强调增强调节力度和效率,尤其要借助工会的积极力量、建立集体公约、增强社会保障等。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作者就是要建立同某些西方国家相似的机制。中国政府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们认为这些还不够,仅仅以此为基础进行调节,社会不平等依然会加剧,最后只能借助税收来应对。作者还认为,对于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妥协,官僚体制自身可以提供改良的路径:如劳动者参与管理、国有企业作出表率等。因为政府有权建立工资等级和协商的新规则。我们也看到,劳动法在国有企业的执行情况要比私有企业好。阿格列塔所建议的强化调节可能会对其他一些企业的工薪产生影响,因为这种调节可能会导致大量劳动者转移到公共领域。例如,许多城市通过社会方面的福利优惠吸引劳动者,虽然工资并不是很高,但劳动力的转移还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公共领域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关于国有企业阿格列塔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享受更多的国家优惠政策,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并没有向国家上缴红利,现在的国有企业只上缴很少一部分。由于国有企业享受了更多的低息贷款,因此它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此外,国有企业从事过于密集的资本投资活动,作者认为这不利于居民的消费。因此,作者建议将标准化管理引入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更多的红利,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作者完全忽视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即不能将财富集中在所有者手中。国有企业纳税、上缴资源租金以为国有资本所用,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国有企业必须遵循经济收益回报的体制,不能享有与私有企业不同的待遇。这就是作者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能引入完全竞争机制,或是消除垄断企业的负外部性,那么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有三重意义:一是可以为职工分配更多的收入;二是政府完全可以决定企业的管理模式;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为其总体目标服务,既不剥夺其自主权,又不对企业提出硬性的指令计划。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将国有企业的红利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国国有企业的力量源泉在于它并没有按照西方私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如果像西方私有— 5 6 1 —外论专题 企业一样追逐利润、贪婪成性,无视整体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野蛮表现形式,因此也就无法体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了。实际上,如果国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推进经济的发展,就算它没有西方竞争者那样的盈利能力,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们认为,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要求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并不是一种好办法。比较可行的是国家设立一种对资本的征税,实际上也是一种使用国有资产的租金形式,运营良好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大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研发。时至今日,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不少专家仍建议提高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国有企业会因此失去自身优势。国有企业不能像私有企业那样管理。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以强大的公有部门为基础的,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战略性作用。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秘密武器”。那些倡导私有制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者当然对此不满了。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涉及能源、基础材料、建筑或海运的超大型集团,规模化经济大大削减了各类成本。也正是由于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存在,才为无数中小企业创造了廉价的投入和生产条件,使其在国际市场不断取得成功。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通过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体现的参与管理模式(尽管有所局限,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参与还需进一步加强。在一些西方的大企业中,职工股东总是占少数,在企业管理中几乎没有分量。中国国有企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目标需求。当然,这并不是指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强行为国有企业指派任务,反而损害了企业自主性,影响企业收益。国家的规划同样能够通过间接手段(如税收、补贴和各种形式的援助等)来引导私有企业的发展。但是,通过掌控企业领导人的任命和管理,中央或地方政府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为整体发展目标服务。实际上,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