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历磨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欢迎阅读!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1:

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面相都变苦了吧?”
三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除夕,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那位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四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2:

徐菊英的家在浙江上虞市章镇江沿村。1987年1月,22岁的她与同村开拖拉机的24岁小伙子郑惠忠恋爱结婚了。婚后,郑惠忠在外跑运输,徐菊英在家搞种养,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那年夏天,灾难突然降临这个家庭。一天,郑惠忠在拉货途中发生车祸,当即不省人事。在医院里,徐菊英扑在丈夫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当时,他们结婚才半年。
此后,怀有身孕的徐菊英带着丈夫,奔波于杭州、上海等地各大医院求治。然而,几家医院一致诊断:郑惠忠脊椎骨断裂导致高位截瘫,没法治。无奈,徐菊英挺着大肚子,把丈夫带回了上虞章镇老家。
郑惠忠颈部以下的身体全部失去了知觉,不仅下肢瘫痪,连双手也动弹不得,吃饭要人喂,大小便要人料理,一个生龙活虎的强壮汉子转眼间变成一个废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徐菊英擦干眼泪,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撑起这个家。
想到自己将在床上度过一辈子,郑惠忠实在无法接受,他的性格变得孤僻,脾气暴躁。他用僵硬的手臂狠命击打床头柜,用力摔碎杯子,还用头部撞击墙壁。他甚至几次哀求徐菊英:“还是让我死吧,我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啊!”徐菊英忍着泪,一次次温情地劝慰丈夫:“你死了,难道叫我守寡?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惠忠,你不要再烦躁,你越烦躁,我的心越痛。人生厄运谁都难料,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吧!你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
1987年12月16日,徐菊英在章镇医院顺产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两个小生命的到来,给这个愁苦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徐菊英将双胞胎儿子抱到郑惠忠床前,郑惠忠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徐菊英夫妇给双胞胎儿子取名为郑波、郑涛。
有了双胞胎儿子后,徐菊英更加忙碌了,常常是一边哄孩子,一边给丈夫端水喂饭、翻身擦背。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不是丈夫大小便弄脏了衣服,就是两个孩子哇哇大哭,把徐菊英折腾得心力交瘁。
一段时间下来,徐菊英眼圈发黑,头脑发晕,人一下子瘦了七八斤。她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与艰难。
含辛茹苦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不离不弃照顾丈夫养育儿子
丈夫瘫痪在床,一对双胞胎儿子要抚养,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扛起这个重担呢?旁人都替徐菊英捏着一把汗。有几个邻居悄悄劝说徐菊英另做打算,徐菊英淡淡一笑,说自己要对丈夫和儿子负责,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
1988年秋,一位亲戚偷偷为徐菊英介绍对象,还搬来徐菊英的母亲当说客。徐菊英冲母亲嚷道:“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如果抛弃惠忠再嫁人,那我还是人吗?”母亲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只好一声不吭地走了。
为了挣钱养家,徐菊英重操旧业搞起了养殖。她请人在自家房屋旁搭起猪舍,饲养了3头母猪,20只白鹅。3头母猪到了下崽的时间,徐菊英叫来妹妹帮忙照顾双胞胎儿子,自己每天睡在猪棚里,亲自为母猪接生。母猪一年生产两窝,3头母猪产下65头仔猪,徐菊英有了850元收入,不由得喜上心头。
1989年3月,徐菊英承包了村里7亩责任田。农忙时节,她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床,先给丈夫换尿袋、翻身揉背,接着煮好早餐喂丈夫吃,然后侍弄好两个儿子。吃过早饭后,她带着两个儿子去上工,把他们放在田埂上,任他们自己玩闹,她边干活边照看。实在忙不过来时,不得不求助姑婆(丈夫的姑姑)帮她照看孩子,早上她把两个孩子抱过去,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
徐菊英就这样熬呀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看着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尽管她每天都很劳累,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双胞胎儿子上学后,徐菊英将家里的电话放在丈夫的床头,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机。她出门干活时,丈夫如有不适,就可以用手指或舌头吃力地点击电话机的免提和重拨键,她接到电话后便会快速赶回家。
郑惠忠的暴躁脾气有时仍会发作,这是长期卧床心烦意乱造成的。一天,徐菊英在田里干活回家有点晚了,郑惠忠板起脸孔指责妻子:“你只管干活,难道不顾我的死活?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丈夫的数落,委屈涌上徐菊英的心头,一串泪珠忍不住从眼角滑落,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擦干眼泪赔着笑脸说:“惠忠,你耐耐性子,是我的错!”接着,她赶快跑到厨房给丈夫做饭。
郑惠忠每次发过脾气,安静下来后都会向妻子道歉。他深感内疚,恨自己拖累了妻子,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挣扎。一次,他突然对徐菊英说:“趁你还年轻,再嫁个人吧! ”徐菊英一听,直跺脚吼道:“你胡说什么! 再说,我不理你!”
1993年,徐菊英为了多挣钱,挤出时间参加了镇农业函授大学组织的培训班。学到技术后,她在承包的农田里种了4亩葡萄。剪枝、施肥、培土,徐菊英耗费了大量心血。她还不甘心,又种桑养蚕,桑树下饲养“三黄鸡”。徐菊英每天忙个不停,邻居们都说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有时忙得实在抽不开身,徐菊英干脆用手推车把丈夫带到田间的草棚里,她好一边干活一边照顾。
长期的劳累使徐菊英疲惫不堪。一次,郑波、郑涛两兄弟放学到田间找妈妈,发现妈妈竟在“蚕宝宝”的床榻前席地睡着了,那布满老茧的双手还捏着桑叶,脸庞显得憔悴蜡黄。兄弟俩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轻轻地推醒了妈妈。
1996年3月,徐菊英兴奋地对丈夫说:“我们的老房子太破了,趁儿子还小,造新房吧!”“造新房,哪有钱啊?”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里凑一点,不够我去借。”徐菊英语气很坚定。“菊英,真是难为你了!”郑惠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不久,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徐菊英家的两间二层楼房建好了。房子封顶那天,徐菊英却累倒了,被人抬着住进了章镇医院。
23年艰辛付出感动世人,双胞胎大学生带给瘫痪丈夫欢颜
徐菊英用妻子的温情悉心照料瘫痪丈夫,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用深沉的母爱养育双胞胎儿子,使两个儿子健康长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辛苦,她从不叫苦喊累。
徐菊英的善良与坚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个儿子,郑波、郑涛从小就懂事。兄弟俩上学后,哥哥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弟弟是班长。在学习上他俩暗暗较劲,成绩都很优秀。每天放学回家,他们争着帮妈妈做事。农忙时,兄弟俩还会帮妈妈下田干农活。见两个儿子这样懂事、勤快,徐菊英感到十分欣慰。
双胞胎儿子是徐菊英的精神支柱,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徐菊英节约到了苛刻的程度,10年时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她把赚来的钱一分一厘地存起来,自己舍不得用一分钱。读初一那年,郑波获得上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郑涛物理考试夺得全市二等奖。徐菊英特别高兴,分别奖励两个儿子一件开司米套衫和一条新裤子,兄弟俩如获至宝。妈妈的艰辛和付出,郑波兄弟全部看在眼里,他们在疼惜妈妈之余,恨不能快快长大,帮妈妈减轻负担。
上初二时,郑波、郑涛的成绩突然连续下降,有时竟连作业都不完成。班主任老师迅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菊英,徐菊英沉着脸责问两个儿子:“你们的学习出了什么问题?”两个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他们不想读书了,想帮妈妈干活挣钱。徐菊英火了,她第一次骂儿子:“你们这样没出息,这么不争气,让你们的爸爸知道,还不把他活活气死!”两个儿子含泪认了错,表示今后要专心学习。很快,他们的成绩又赶了上去。
2003年秋,徐菊英咬牙把两个儿子转学到上虞“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儿子入学前,徐菊英装上卖掉55只三黄鸡所得的600元钱,拉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新华书店,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了一个复读机和一堆辅导书,只剩下3人回家的12元车费。
2004年夏,郑波、郑涛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维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但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读书了。无奈之下,徐菊英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2004年8月10日,上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陈老板了解到徐菊英家的困境,专程赶到徐菊英家,当场拿出郑波兄弟所需的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共8000元,徐菊英一家感激不已。
2007年高考,郑波、郑涛双双考入了重点大学。郑波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郑涛被浙江大学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山村沸腾了。徐菊英手捧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百感交集,激动的泪水流个不停。躺在床上的郑惠忠迫不及待地喊道:“快让我看看!”拿到两个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他双手颤抖,热泪横流。
2009年12月,徐菊英被评为2009年度浙江省“感动浙江十大人物”。
2010年暑假,郑波、郑涛回到上虞老家,他们欢快地拥着妈妈,不约而同地吐露心声:“妈,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挣来的工资全部交给你,让你和爸爸过上好日子!”徐菊英饱经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躺在床上的郑惠忠也开心得笑出了声。
如今,郑惠忠仍然瘫痪在床,徐菊英在悉心照顾丈夫的同时,依旧家里家外不停地劳作。虽然眼前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顿,但徐菊英的心里是甜的,因为她觉得日子有奔头,幸福的生活离她越来越近……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3: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
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
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 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
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