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段,以前后串叙的方式,记述自己出使元营而被扣留和逃脱南归的经过。先写当时的形势和出使的动机; 次写他在元营中坚持斗争而被扣留的概况; 再写被押北行和脱险南归的经历。由于南宋王朝昏聩无能,对敌妥协屈服,一再退让,对内信任权奸,压榨人民,致使元军长驱直入,猖狂无忌。德祐元年(1275)十一月,元军分三路进犯,伯颜率中军约期会师临安。当时南宋的兵力,在临安还有勤王兵三、四万人,连同原有驻军,尚可抵抗。文天祥、张世杰主张背城血战,命李庭芝、姜才坚守扬州的军队截断孤军深入的元兵归路,万一战败,再守闽广。可是丞相陈宜中等反对这一计划,数次派员到元营请和,都遭拒绝。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九日,元兵进迫临安城外。伯颜要陈宜中去商议投降事宜,而心怀鬼胎的陈宜中,一则想逃避投降责任,二则想另辟地盘,独揽政权,所以当夜私自带了二王(恭帝的两个小弟弟,益王昰,广王昺)逃往永嘉(温州)。张世杰也率领队伍退出临安。文天祥的勤王兵驻扎在富阳,一时不及调动,所以“战、守、迁皆不及施” 。昏庸的恭帝这时才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并派他去元营议和。当时元兵铁骑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仗着战胜的余威,勾结汉好里应外合,想以压倒的优势收拾南宋小朝廷。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文天祥毅然“辞相印不拜” ,挺身而行。他的计谋是: 推翻前议,重起炉灶,作“外交” 方式的斗争,希望成功于万一; 即使不成功,还可以了解敌情,再筹划对付的策略。文天祥到了元营,不承认投降,只讲是商量。他义正辞严地对伯颜说: “讲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与知。今大皇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 “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讲解之说达北朝,看区处如何,却续议之。”伯颜拒绝文天祥的提议,文天祥进一步警告他:“若欲毁其宗庙,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 “南北兵祸不已,非尔利也。”从和战利害上详作分析,使对方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伯颜派人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断然拒绝,使“二贵酋” “为之愕眙不能对” 。利诱不成,伯颜又以死相威胁,文天祥毫无畏惧,说:“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因此,“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这时,假使内部有充分的防御作“外交”的后盾,未尝没有一线生机,无奈南宋统治者一心想屈膝投降,因此,文天祥的“外交”斗争也就失败了。伯颜软禁了文天祥,使之“不得归”。当文天祥知道元兵已进入临安,逼宋恭帝正式降元时,他悲痛几绝,觉得“国事遂不可收拾”,不但不能救国,而且“自度不得脱” 。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他“直前诟虏帅” ,“但欲求死”,以死报国。文天祥的这次出使,一反以前南宋使节奴颜婢膝、隐忍求全的作风,连敌酋也不得不“相顾动色,称为丈夫” 。正因如此,宋恭帝率领百官降元以后,伯颜还怕再生变化,特别疑忌文天祥。所以,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名义到元都请降时,伯颜就命押解文天祥北行。文天祥预料自己迟早难免一死,但决不坐以待毙。他抱着“将以有为”的乐观态度,想在未死之日用尽方法坚持斗争,力图挽回危机。所以,到京口时,他寻得机会脱逃,直奔真州。他原想就近鼓动淮西夏贵、淮东李庭芝共同抗敌,但夏贵已在前几日投降,而李庭芝又误信谣传,命令真州守将杀掉他。文天祥想挽回危局的希望又落空了。后来他在通州听说二王已经脱险,并建府永嘉,就马上辗转前往。见到端宗(赵昰),即在浙闽一带招集部众,积极展开抗元斗争,使南宋抗战声势为之一振。文天祥这段从辞相出使、脱险南归到再起抗元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充分显示出我国历史上爱国政治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质。
文章的第二大段,以列举事实的方式,集中叙写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遭遇。文天祥联络两淮将领再起抗元的计划失败后,即千方百计地设法逃出敌人占领区,力争安全到达是、昺二王的所在地。当时的景况是一般人难以忍受也难以想象的,不仅有敌人的追捕,有自己人的误会,还有恶劣环境的折磨,而他身边的随员又不断减少,有的牺牲,有的走散,最后只有杜浒等十几人不忍离开,坚持苦战。在出没于兵荒马乱之间的艰难历程中,文天祥含辛茹苦,忍辱含垢,“及于死者,不知其几”。但他不畏死,也不轻易死,以惊人的毅力历尽了“层见错出”的艰难险阻。为了挽救祖国,他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能幸存,则为国战斗; 遇不测,则以死报国。所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不论遇何等的危险,他毫不动摇,也不灰心丧气,而从容若定,守正不阿。这一段文章总共不到三百字,而作者以并列的句式,一连写了二十多次“死” ,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环境的险恶和危急程度,更突出地表现了文天祥为国求生的顽强斗志。这种斗志正是作为一个爱国英雄所必须具有的可贵精神的组成部分。
文章的第三大段,以集中概括的方式,抒写热爱国家的深厚感情。这可分三层:即说明自编诗集的经过,表露坚持斗争的复杂心情,交代作序的时间和诗集的名称。为了保卫祖国,文天祥不仅在战场上用武器狠狠打击敌人,在敌营里以口舌折服敌人,而且在南归的“患难中” ,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战斗,而有意识地“以诗记所遭” ,用笔墨来讨伐敌人。这些诗不是一般地叙事抒情,也不是寄情山水的咏叹,而是用血泪灌注的篇章,是直接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的战斗武器。作者深信,即使“杀我混同江外去,岂无曹翰守幽州” ,“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 ! 所以他“道中手自抄录”而“不忍废” ,并且自编成四卷“藏之于家” ,作为对“来者” 坚持奋战的至诚鼓励。
为了申述为国求生、坚持奋战的精神,作者接着专以一节文字集中倾吐了自己的复杂心情和思想根源。这既表现了文天祥爱国思想的历史价值,也暴露了其明显的阶级级局限。南宋时期,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扩张势力,疯狂地进犯南宋。据史料所载,他们在南犯过程中,“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邱虚,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 ,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到极大的破坏。文天祥作为南宋统治集团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始终不渝地反对投降,坚持抗战,“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 。这对那些卖身求荣、苟且偷生的投降派是有力的鞭挞,对蒙古贵族统治集团的猖狂进犯、阴谋诱降是沉重的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愿望,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但是,文天祥的这种爱国思想,明显地打着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了维护南宋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投身于抗元斗争的。他坚持抗战,“誓不与贼俱生” ,是为了坚守“主辱臣死”的封建气节,这种与忠君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爱国思想,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民族压迫、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无法认识也不可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力量,他所领导的抗元斗争,最后也只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本段的最后一小节,短短几句话,收结全文,这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它交代了写作的时间,呼应了全文的开端,点明了文章的题目,同时作者隐括其《扬子江》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作为其南归途中纪行诗集的名称,再次表明了自己忠于南宋、“不二其心”的坚定意志和全文的中心主旨。
《指南录后序》长期以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固然与其思想内容有关,同时它较为成功的艺术表现也使之增强了感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