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忽略这个问题,但因为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所以就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现分享与此,我也不知道实际到底如何,愿诸位理性阅读。西方关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和战争大家都熟悉,故只贴出东方历史部分。东方历史印度时期
初期佛教在提倡四种性“平等”的同时,千方百计打击婆罗门。阿摩昼经说道:“佛告摩纳。汝姓尔者。则为是释迦奴种。时彼五百摩纳弟子。皆举大声而语佛言。勿说此言。谓此摩纳为释迦奴种。所以者何。”在创教之初,佛教并非否定种姓制度,而是有所保留地肯定种姓制度,世俗世界刹帝利在统治,精神世界不容婆罗门凌驾。以后的变化是以后的事情。
佛经里面再三强调它不重视种姓差别,一入佛教,就如众流归海,一切差别不复存在。这样一来,又怎样理解沙门和婆罗门的对立呢?不重视种姓差别这件事实本身就是对婆罗门的反抗,因为婆罗门教是十分重视种姓差别而且是只代表婆罗门的利益的。但是,佛教也并不是真对一切种姓一视同仁。它当然首先就会反对婆罗门。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里,四姓的顺序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在佛教的经典里则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释迦牟尼自称是刹帝利。释迦族原来不大可能有什么种姓制度,这只是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模拟出来的。他们自称是刹帝利,据我看,这也是冒牌货。不管怎样,既然自称为刹帝利,就必须为刹帝利辩护,竭力抬高它的地位。
《长阿含经·阿摩昼经》就是一个例子。新兴的国王(其中也有一些是冒牌的)也努力抬高刹帝利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他们也就信奉起、支持起佛教来了。
异教一词在一些宗教中被使用。例如佛教称佛教以外的婆罗门教、耆那教、顺世论、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非佛教的思想流派、宗教都称为异教或外道。阿育王曾将以万计的不肯信佛的分那婆陀那国的外道屠杀,甚至将异教徒全家活活烧死屋中;亦曾因佛教僧侣不与外道一起和合说戒,而屠杀了都城内的佛教僧侣。
佛教徒赞美他的暴行为拯救,斩罪业而非斩人。让异教徒早日获得解脱。据记载因为此事导致阿育王的老师亦被当是外道屠杀了,于是阿育王后悔了。之后的他也再没有迫害其它教派的具体记载。所以后来的人都认为阿育王强调宽容和非暴力主义。
与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一样,佛教在佛教国家里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冲突之中,如中世纪的东南亚国家蒲甘王国、素可泰王国和波隆纳鲁沃区的古国等。现代斯里兰卡的僧侣也经常卷入国家政治斗争。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无人信仰被迫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转移。
公元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它消灭了已经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
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以及由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成为新信徒的中坚成分。公元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到极端尖锐的程度。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但一个已得罗汉果的僧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所杀实为一个半人,即一个是皈依三宝的佛徒,半个是持五戒的人,其余都是“邪见者”,与禽兽无异,杀之无罪。后被当作一种教义也在某些大乘经典中表现出来。晋宋之际译出的《大般涅檠经》,反映了南天竺的一些国家的情状,也发挥过类似的观点。其中公然提倡诛杀异教徒无罪。阿拔斯王朝时,来自中亚印度的佛教徒多次打着圣战的名义西征。在印度,佛教徒也曾与伊斯兰教徒发生战争。在日本佛教徒也曾发生战争。在中国南北朝,也曾发生过众多战争。直至南北朝快要结束,仍然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北有齐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于天保六年(555 年) ,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 削发为僧。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下令境内穿黄衣的道士要么归俗为民,要么剃度为僧,并连杀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后,北齐境内再无道士踪迹。在隋唐,佛教徒也曾与苯教徒发生冲突。在五代道佛二教的影响都很大,都有大量的信奉者,一些虔诚的卫教者,常以过激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如《宣室志》中的尹君,是一长寿的仙道,隐居于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为北从事冯翎严公迎至府庭,尽心侍奉,“终日与同席”。他的女弟事佛,曾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怒其兄与道士游,遂密以菫斟致汤中,以献尹君。尹君故意装死,实际尸解而去。后年于晋山出现,宣示着自己的胜利。元代大一统之后,在接受佛教的蒙古人中,西蒙古人中的准噶尔人也不乏与回教的哈萨克、基督教的沙俄及佛教的西藏等势力的多次战争。
元初成吉思汗崇尚道教,初以道教为国教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教在社会上,遂得同等传播的机会。后元代统治者改变政策,应该指出,《化胡经》仅是引起这次释道之争的导火线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全真道势大。与之相联系,这次佛道大辩论,并不在判定《化胡经》之真伪,而在于佛教要扩大影响以及要彻底消除初期佛教通过赴会老子传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才是这次释道斗争的本质。据刘基曰:”元者祥迈等,妒中国道教之经典,皆天章龙文之书,琅函玉笈之典,时儒者多尚之,释氏归道者十有七八,祥迈乃论胡主忽必烈,尽焚中国道藏经书,其令有曰:敢有收执片纸只字者,勿赦。自是中国道藏经书始绝,时值宋遇倾圯,胡虏乱华,离明有晦,幽阴侵阳,故也。
自靖康徽钦北狩,当金虏乱华之日,羌胡乃作,灭中国大道之书,至胡元二百七十二年之问,所作妖书九十卷,假以唐人道宣、道世、玄疑、智升、法琳等所作,而灭中国之道,其辩伪录有曰:使大罗玉帝魂惊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胆落於三清之上,万天教主羞赧难神,九府洞仙惭惶无地,毁天帝,灭孔老,眨黄帝之恶,言不可尽书。盖黄帝乃继天立极之始祖也,老子乃唐之祖也,安有当时之人自灭时君之祖,岂中国人自灭中国之道,实辽金胡元之人所作。宋理宗端平间,因胡寇钞边,乃得是书一二卷,帝览书叹曰:纵尔百千万卷,只以中国夷狄之道论之,其高下不待辩而可知矣。“然而发生这种境况也于道教把经典秘而不宣,这种形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次修藏的意义也等于是全盛时期的全真道举全教之力提前搜集道家经典孤本帮助佛教集中毁版。
释道之争自元宪宗五年(1255)开始,一直持续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历时近三十年,经过了元宪宗蒙哥与元世祖忽必烈两朝皇帝。从参加辩论会的阵容看,佛教的阵容已居压倒优势,不仅有汉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包括多位被尊为国师的僧人,如那摩等,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对全真道特别不利的是蒙古统治者的态度。据《至元辩伪录》载,早在1256年,西僧那摩和少林长老福裕再上和林时(李志常未去,张志敬等也未会面),元宪宗即对僧人们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归其本,各自夸衙,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①如果此记属实,表明宪宗完全倾向佛法,主持会议的忽必烈(宪宗蒙哥之弟)也必然持此态度。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这场辩论只能以全真道的失败而告终。事实正是这样,当会上僧徒们对全真展开猛烈批驳之后,全真道徒毫无招架之功(可能有所辩驳,而被《辩伪录》作者削除了),而奉旨进行“证义”的姚枢等人立即宣布“道者负矣”。一场规模很大的辩论会竟如此结束。接着忽必烈宣布“如约行罚”,又下令焚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毁经事件,许多全真道宫观变为寺院。全真道深受重创,元气大伤。
全真道遭到这次失败之后,处境更加困难;但此公案尚未了结,在时隔23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教徒又发起了第二次大辩论。原因是佛教徒奏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仍有道藏伪经经板未焚毁。王圻《续文献通考》将此事系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谓:“至元十七年二月有言道家伪经尚存者。”大概佛教徒早在至元十七年二月已将上述事上奏朝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才受理此案。此时,江南已统一于元,道教一方,虽然加了正一天师和大道教掌教,但仍不能与元室崇信的佛教相匹敌。因此,考证结果,仍不利于全真,认定道藏数千只有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其余皆后人伪,佛教徒因奏请“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这次辩论之后,道教方所剩名山大川已经寥寥,然焚经的范围却大大扩宽了,除《道德经》之外,全部道书俱在焚毁之列。
至元十八年的第二次佛道大辩论,最突出的特点是焚毁道经(不再是名山大川之争)。而且焚毁令的贯彻是较为坚决的。即使因张留孙之请,使斋醮科仪书之焚毁得以稍弛:或因偏远地区禁毁不力,使少数经书得以藏匿而幸存,然而道藏经板和大部分经书皆未逃脱火焚之厄。故经此一炬之后,道教的许多经书都失传了。
赵孟颐《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云:“或以道家书当焚。上(指元世祖)既允其奏,裕宗(世祖皇太子真金)以公(指张留孙)言请臼:‘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⑤张留孙)遂密启裕宗:‘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后上大悟,召翰林集贤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讫行于世。”虞集《张宗师墓志铭》也说:“上用言者焚道家经,裕皇以公言入告,上为集廷臣议,存其不当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废。”据此,有关斋醮祠祭的道书允许保存,其余道经,特别是道家哲学义理、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崇道书等,则须坚决焚毁。在禁毁的道教经书中,有老子传记、哲学理论、帝王崇道记和佛道论战之书,另有混杂上述内容的道经也未能幸免。如《历代皇帝崇道记》、《玉玮经》、《帝王师录》、《化胡经》、《出塞记》等。被禁道经大多在此次焚经之后已不存。从此记录历代佛道论战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单方面的记录诉述。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诠理答难》才得窥见佛道论战真貌。也是导致后世道教术多学少的原因。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对韵》中所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的现象。
所幸的是在中国,因为被儒道所影响指导的王权强大.宗教屈居非官方信仰.哪怕是宗教变异也只是对男女百姓模精神控制、经济剥削与肉体上的侮辱,如革命回忆录《铁流千里》里:"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上剥削着农民,并且在人格上、肉体上侮辱着农民,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六根清净”的和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郁达夫文集》中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其宗教伤害的方式与西方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精神、经济、生理方面的侵犯,而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跨国与全国的宗教战争.中国人幸免此劫难.
在日本佛教的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佛教僧侣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佛教派别之间的争斗。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纪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幕府和皇室都无实权控制局势,导致内战、暴乱、盗匪活动、世仇纷争十分猖獗。这一时期日本政局动荡,与西欧黑暗的中世纪局面相似。佛教寺院的僧侣们也互相争斗不休。
在十五六世纪动荡不堪的日本“战国时期”,幕府和皇室都无实权,出现了政局不稳、内战频仍、天下纷乱的局面。日本佛教也发生过一些派别举行的农民起义,以及派别之间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