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 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其中庶民地主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 庶民地主具有双重性。 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剥削¹《 列宁全集》, 第 6 卷, 第 93 页注。 农民, 另一方面又受官僚地主的剥夺和欺压。庶民地主受官僚地主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 己对农民的剥削, 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 对一般农民的剥夺。在这里, 作者显然是把庶民地主划到了 皇帝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一边。 其根据是: 庶民地主受官僚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 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 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对一般农民的剥夺。也就是说, 庶民地主是封建社会赋税和徭役的主要负担者, 其论据是: 历代官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常以民户的财产多少为依据。财产越多的交纳的税和负担的徭役越多。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的庶民地主这一阶层?对这一问题, 的确应首先从赋税和徭役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 即从社会经济的角度, 从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出发来加以阐述。让我们先看一下赋税问题。不错,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官府征收赋税的政策是以民之财产即主要以土地的多少为依据的。庶民地主占有的土地与根本不占有土地的佃户相比已不用说, 就是比一般自耕农也多得多, 因此从直观上说, 其向官府缴纳的赋税当然要比农民多得多。 但是, 能不能据此就得出庶民地主受官僚地主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对农民的剥削, 同时官僚地主对庶民地主的剥夺的程度也大大超过了 对一般农民的剥夺这样的结论呢? 如果承认地主在经济上有“ 剥削农民”的一面, 那么, 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地主所纳赋税又来源于何处呢?作为地主, 其向官府所缴纳的赋, 并不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 而是从佃农那里剥削来的租, 赋自 租出, 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然而, 这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若承认这一点, 那么, 官府对地主的赋税之征, 就不能称之为“ 剥削”、 “ 剥夺”, 其实质只不过是封建地租的再分配或再分割罢了 ; 而只能把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榨取称为剥夺, 这样说恐怕更合适一些。这里还应指出的一点是, 单从赋税来说, 在制度规定上, 不惟庶民地主, 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也多是要纳税的。只要翻一下《 大明会典》“ 优免差役”项的规定, 即可知官僚地主被优免的主要是差役, 并不是税粮。¹而官僚地主则多属大土地所有者, 按规定其所缴纳的税粮自 然要比一般农民多得多, 但显然不能据此就得出其受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 己对农民的剥削这样的结论。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 在分析某一社会阶层于该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时, 首先必须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 “ 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 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 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