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郑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椎对《史记》评价之高。
四、明、清
时代对《史记》的研究开始兴盛,清代已趋繁荣。明、清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对司马迁的人格和《史记》成就作出了尺世骇俗的赞叹。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一个思想敏锐而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90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出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人。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他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1727—1814),江苏武进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长于史学,考据精赅。他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候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改良主义者、学者。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五、现代、当代
建国前《史记》研究收获颇丰,名人迭出。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评论惊世骇俗;建国后《史记》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济济,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酷爱《史记》,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1893—1976),湖南汀潭韶山冲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园人,近代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锋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1921—1991),陕西省韩城市苏村人。当代著名作家,原陕西作家协会副。他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修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译家,原任俄文翻译、顾问,中央编译局局长。他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古代最著名的典籍之一,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人合称“前四史”。
《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司马迁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令人称赞。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