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军阀和豪绅实施割据的社会基础
徐焰
在近代中国,军队是导致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至清朝末年,八旗、绿营的战斗力已所剩无几,模仿日本军制所建成的36镇(师)新军成为清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只建成20万新军,然而这支武装却成了终结自己统治的掘墓人。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纷纷拥护革命党,袁世凯统领的北洋新军又乘机逼宫,统治中国270多年的爱新觉罗王朝终于从历史舞台谢幕。
清政府出现兵权旁落,始于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和1901年全国兴办新军后,清政府对兵权的掌控一步步被削弱。国库财政短缺,清政府只得让各省督抚自行筹款。在募兵制下,入伍者多是破产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端谁的碗,服谁的管”的规则逐渐形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成立7000人的新建陆军,逐步发展成“北洋六镇”的8万新军,其间营中每天开饭时官长都要大声问士兵:“你们端谁的碗,吃谁的饭?”士兵要集体回答:“我们是端袁宫保的碗,吃袁大帅的饭!”这种视直属官长为衣食父母的方式,恰恰是典型的“兵为将有”的军阀传统的体现。
自小站练兵后,袁世凯一直通过个人“知遇”关系网罗各级军官。军官的个人提升、扩大军队的“水涨”,就带来下级逐步升迁的“船高”。他又通过结拜“兄弟”、收门生义子、联姻和金钱收买的方式,同北洋军将领建立起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他们只知效忠“袁大帅”而无视朝廷。清廷看到袁世凯功高震主,在1907年以“足疾”之名夺其兵权,让他回河南老家。北洋官兵顿时群情激奋,害怕兵变的朝廷便不敢再进一步撤换军官。
1911年10月,南方的新军第八镇发起武昌起义,清政府命北洋军前往镇压,北洋军不为所动,清廷只得再让袁世凯出山统兵。结果此人两面讹诈,先让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逼迫南方革命党人拥戴自己当总统。随后,袁世凯又以革命党要挟清廷,以“尊号不变”和提供供养费迫使其退位,于1912年2月窃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省新军自行扩充,编制达33个师和97个旅,兵力超过百万,其中北洋系军队约占其中一半。此时的袁世凯仅能在名义上号令天下,多数省份并不向中央缴税且自行养兵。1915年秋,袁世凯欲称帝,云南督军蔡锷发起护国军北伐,南方许多省份的军阀纷纷响应,此时在事实上已形成同北京政府对峙的局面。
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内部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有些省份内部又有多派割据,仅四川一省就有十几派大小军阀,并且长期相互混战。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从1912年至1928年间一直是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却因各派系斗争导致总统、总理如走马灯般变换,共换了9次元首和47届内阁。下野的高官往往逃到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寓公,寻求列强支持准备东山再起。
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军阀和豪绅实施割据的社会基础,如许多土豪劣绅也能自购武器组建看家护院的民团。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毛瑟手枪(中国国内称“驳壳枪”)的最大客户就是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成了当时国内社会面貌的写照。
当年北方老百姓大都认为,在各军阀中最野蛮的是奉系。其头领张作霖经常向手下许诺攻下一城就允许“放假三天”,可任意奸淫掳掠。奉军进北京后便枪杀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随后还派军警从苏联大使馆内搜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个满身匪气的“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声称: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西南军阀滇、桂、湘三派及广东军阀各自拥兵割据,在名义上拥护广州政府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实际上只有给钱时才听号令。广东军阀陈炯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无力向他发饷时就投靠北洋军,并在1922年炮轰总统府试图谋害本党“总理”。孙中山感叹道,南北军阀实为“一丘之貉”。随后,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的歌声中,铲除祸国殃民的南北军阀就成了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头号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