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
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