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