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是与“所有制”关系极大的一个学术观点,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学术概念,它就是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是否得到了实行,关系到唐代中叶是否是中世第二过渡期的重大争论。[38] 延至战后,“均田制”争论仍然是时代分区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段原则还是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而古代的下限,就又牵涉到“唐宋变革”,则再延及“均田制”的施行问题。高明士先生的总结,十分清楚指出了“均田制”施行问题的重大关涉:“均田制问题之争论,最重要即在证明究竟均田制之土地收授制度有无实行,因它的背后代表国家权力与贵族、豪族势力消长问题。若均田制确曾实行于全国,则专制帝国之皇帝权力对均田农民即可作有效之‘个别人身的支配’,若均田制仅有名无实,或系一种土地所有之限制政策,则说明国家权力与贵族、豪族之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互依存之关系。”[39] 这就非常清楚的表明,把“均田制”视为土地管理制度,则失去了其在日本学者所建立学术体系内的本来意义。如果视“均田制”为一种学术解释体系,它就是指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土地分配制度,不应该也不必要将其转义或者扩大理解,那样也就不是原来的“均田制”了。因为作为一种有特定内涵的学术解释体系,它是不可转义或者扩大理解的,一经转义、扩大,就不再是“均田制”了。
当“土地分配”说陷入僵局之时,之所以会用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来阐释作为学术解释概念的“均田制”,恰因为中外史家的一个共同默认前提,即“均田制”是唐代实存过的一个真实制度(无论是否实施),没有注意到这只是日本学者的一种解释体系,是一种学术观点(虽然日本学者的默认前提也是把它作为唐代实存制度来看待的)。在此种认识之下,就必然要修改“均田制”概念,才能使之容纳更多相互矛盾的史料。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是进一步增加了混乱。因为“均田制”如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实存过的制度,作为一个历史过去时的“死”概念,而非一个有生命力的、不断延续的概念,它的内涵还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换和扩展,其能否仍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基本概念,实在是可以怀疑的。在这里,必须要提醒的是,有必要区分活概念和死概念。对于前者,我们应该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区别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于后者,只能根据它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而不能无限扩大它的涵义。
“均田制”是一个和“封建制度”一样容易令人迷惑的概念。与“均田制”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学者怀疑“封建制度”到底是否存在,[40] 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却几乎没有人怀疑到底存在“均田制”这样一种制度与否。[41] 不过,随着《天圣令》及随附《唐令》的发现,时至今日,由多位学者参与校证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42]已正式出版。以此为基础,可以明确的说,唐代只有“田令”而无“均田令”,田令就是田令,田令不是均田令,把“田令”视为“均田令”应当说是个历史性的误解。“田令”不是“均田令”,那么也就不可能是“均田制”的制度架构基础。这样看来,“均田制”到底是不是唐代的一种制度?是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的话题了。笔者认为,“均田制”不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只是后人的一种解释方法,是一种学术观点而非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43]
(二)唐代的 “田令”和“田制”
1999年,戴建国先生发现天一阁藏题为《官品令》的一部明钞残本,实为宋《天圣令》的后10卷,[44] 《田令》即第21卷,有56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有7条,是参考《唐令》制定的,所以在结尾处标明:“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第2部分有49条,这是宋代废弃的《唐令》旧文,所以在结尾处标明:“右令不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