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偷录的证据可能侵犯他人某一方面的合法权益,但之所以要偷录,又正是因为想要保护自己另一方面的合法权益。同样都是合法权益,你选择哪个?当然,我们选择哪个不要紧,关键是法院选择哪个,这才直接关涉到所有人的权益。
对于这种证据的认定,我国司法界的观点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一个演变过程。
首先是第一个阶段:故事的开篇。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3月6日有一篇批复,名为《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下称“95年《批复》”)。该批复认为:
“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95年《批复》开启了民事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先河,自此进入了司法观点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用语明确、态度决绝,将以不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完全排除在外,且点名道姓地指出“私自录制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是,案件不同,情况也会截然不同。批复没有给法官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们在运用过程中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着实践的深入,很多法院的判决也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很多法官开始怀疑其正当性。
接下来是第二个阶段:规则的确立。
考虑到在实践中很少有人会同意对方当事人录制其谈话,而如果将这些录音录像资料完全排除在证据之外,对于案情客观真实的发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正式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下称“02年《证据规定》”)中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其中第六十八条规定: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