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晚年所写的这段话,也许由于感情用事所致。应该说,《虹》这部小说,特别是前半部,有许多地方是写得相当精致而动人的,唯有梅行素到上海那段生活,读了难免有一种沉闷的感觉,这是许多评论文章已经指出的。不过茅盾的某些小说,笔者平时和一些读者交谈时,他们也是或多或少地产生胡风那种感觉。这就说明茅盾小说中确实存在着风格上的沉闷问题。如何评论这种“沉闷感”,具体地说,这种“沉闷感”大都出现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就茅盾小说的主流看,它的风格能否以沉闷、板滞或生涩等词语加以概括?下面我想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首先,我认为这种“沉闷感”是和作者过分强调没有广度就没有深度这种艺术思想有关。确实,一部分作品场面的宏大,表现内容的丰富,就有可能给作品带来超常的深度。但是,广度不等于深度,如果片面追求广度,甚至总想表现“全般的社会机构”,而作者又是对各种生活和各种人物缺乏深切的感受,这就难以取得深度。托尔斯泰是力求生活场面的广阔的,比如,他的《战争与和平》是以宏伟的规模而具有“史诗性”著称于世的,不过,托尔斯泰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追求这样的“史诗性”的规模,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相对地说,所写的生活面就显得集中许多。托尔斯泰曾说:“艺术性的历史正如任何艺术一样,不是向广度,而是向深度发展,它的对象可能是写全欧洲的生活,也可能是描写16世纪一个庄稼人一个月的生活。”(注: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6页,漓江出版社,1982。 )可见托氏并不是一味追求广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作品之所以经得起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的人去研究,我认为主要由于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性,而不在于广阔性。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广阔性的意义,如果是在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达到深刻的目的,那么,这种广阔性就有巨大的价值。托氏上面所说的艺术性“不是向广度,而是向深度发展”那段话,也不见得全面,他主要是把艺术和历史科学相比较而言的。我们认为,茅盾的一些作品确是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比如《第一阶段的故事》,虽然描写了上海“八一三”事变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但缺乏具有特征性的令人难忘的生活事件,必然产生“沉闷感”。对于这种艺术缺陷,后来作者是有深切体会的,他自责道:“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未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因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是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注:《茅盾论创作》,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