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土地革命时期
71年前的11月中下旬,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民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尔共和国。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极为恐慌,蒋介石更是对其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从各方调集兵力对之实施大规模的“围剿”,还调动了飞机进行轰炸,最后终因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共和国在战火中只存在了3年,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离开赣南而归于结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力量壮大,直至北撤长征,这段时间在党史上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回顾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和教训,对处于现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人们,更好地理解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提高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很有帮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红军之所以能在井冈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是重视和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而之所以后来使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小,最后不得不放弃,并结束了仅存在了3年的苏维尔政权,也正是忽视和不要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结局。
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在20世纪初,中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就全国而言,4亿人口中,工人只有200多万,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女工和童工。再由于中国的工人大多数人是当时刚从农村进城不久的农民,文化很低,甚至有90%以上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俄国等其他国家的革命在初期就有两点主要的区别和特征:1.不能单靠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加强与其它阶级和阶层的统一战线,特别是与农民阶级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恰恰是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之路;2.要依靠先进知识分子首先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宣传、组织、武装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运动是不会自发产生革命理论的,群众要想获得革命的理论,必须依靠人去传播、教育和灌输。正是这部分传播、教育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和领导成员。中国革命的这两大区别和特征,都是与统一战线密切关联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时,将统一战线列为“三大法宝”之一。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只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革命事业就前进和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困难。然而,革命初期党的领导人并不是个个都明确这样的道理,他们曾经盲目地照搬照抄外国革命成功的经验,集中精力,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城市搞武装暴动,企图用武装城市的工人,通过起义就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革命的胜利。屡战屡败的教训,以及无数优秀工人的鲜血流淌和生命牺牲的严酷事实,使得人们头脑清醒了: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幼稚、错误的,不顾国情套用别国做法,试图用城市起义的方法取得革命胜利的做法在中国“此路不通”。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把目光转向广袤的中国农村,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中蕴藏着极为巨大的革命力量,占全国人口95%以上的农民,主要是雇农和贫下中农,他们身受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和革命意识和要求,犹如滚滚岩浆在地下涌动,只要把这股力量发动、组织起来,就会爆发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威力。1927年10月,“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会集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发现那里远离中心城市,处于江西和湖南两不管的状况,加之交通闭塞,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为一些反抗官府的绿林好汉所占据,自立为王。当时就有袁文才、王佐打起劫富济贫的旗帜,拉了队伍在井冈山“替天行道”,以至成了湘赣边界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显赫人物,在当地民众中威望和口碑甚好。毛泽东等同志经过了解,认为袁、王虽是绿林出身,但其本质是好的,可以争取团结。再说,工农革命军从外地远道而来,要想在井冈山站住脚,也必须取得当地一些势力的配合和支持。从建立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决定亲自上山登门拜访袁、王,还带了几箱崭新的步枪作为“见面礼”,以示诚意。袁、王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还愿意带领部队参加革命,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袁王部队即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后改为红4军红2团),袁、王分别被委任为正、副团长,接着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间,毛泽东还与原王佐部队的年轻女战士贺子珍结为夫妇。袁王部队给予工农革命军以巨大的支持,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屡建战功。与此同时,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当地民众掀起了一股参加红军的高潮,根据地建设蒸蒸日上。袁、王两人也都担任了中共边界特委常委。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成功实践和光辉典范。然而,不幸的是在苏联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明确指出“对参加武装起义的土匪部队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严厉镇压他们”。党内持“左”倾观点的领导人早就对袁、王看不顺眼,于是他们乘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之机,打着执行“六大”决议的旗号,在1930年1月18日由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5军军委联席会议形成决议:“必须彻底解决袁、王问题”,并于2月23、24日分别杀害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位好同志。因为“左”倾错误,错杀了自己的革命同志,也丧失了井冈山部分民心,影响了士气,甚至连红军也无法再在井冈山地区呆下去了,造成了损害革命利益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以上有部分内容取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8期尹纬斌的《井冈山斗争的一幕悲剧》一文)
二
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非常不满意,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担任革命的领袖。于是,根据斯大林“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和“领导干部工人成份化”的意图,中共六大选出了一位地道工人出身的党员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此人在任内尸位素餐,毫无建树,处处听命于共产国际及其派驻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当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殊死作战,进行多次反“围剿”时,他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用党的活动经费挥霍无度,吃喝嫖赌,尽情享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尚未用刑,就即刻叛变,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国民党当局枪毙的可悲下场。(以上有部分内容取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5期吴诗四的《昙花一现的向忠发》一文)。然而,由于向忠发的领导失误,造成了苏区形势日趋恶化,根据地范围越缩越小,军队人数越来越少,仗越打越难。连苏区的缔造者、在根据地军民中享有极高威信的毛委员--毛泽东,也在党内错误斗争中几次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最后,苏区的根据地和红军约30万人,都集中到了闽西、赣南的一块很狭小的地方。
工农武装革命斗争自井冈山开始,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总结出一套适合南方山区作战的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军事斗争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向赣南、闽西地区扩展。大批农民和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员加入了革命队伍,也引起了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某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赞同苏联当时领导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中共“一大”时,57名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而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没有一个工人成员;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是知识分子和非工人出身的党员错误领导的结果;要彻底纠正这个错误,就必须纯洁革命队伍。坐镇上海指挥的中共临时中央,平时对苏区的领导只是通过派出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苏区之间,以书信往来的方式听汇报、发指示,并不十分了解实际情况。1929年底、1930年初,中央书记处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苏区发出指示:在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政权机关中进行“清党”和“肃反”,大抓“AB团”、“改组派”、“第三党”。可笑的是,当时谁也搞不清楚“AB团”为何物,在赣西南特委肃反文件《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中似是而非地宣称:“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豪绅的集合场。他们没有什么反革命主张,只是一味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为主义。”于是,凡出身地主的苏区党政干部、知识分子,甚至连平时表现松垮稀拉、爱说牢骚怪话、消极怠工、工作不积极,以及喜欢三三两两在一起交头接耳的人都可被定为AB团。总之,AB团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如此一来,苏区的AB团就遍地皆是,多如牛毛了。很快,在肃反委员会的主持下,1个月内,多数乡以上的党政机关,有1/4的干部被打成AB团分子;4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中,有4400多人被打成AB团,处决了几十个“总团长”,被错杀的“骨干分子”,难以计数。最为典型的是,由于在红20军里抓AB团,大搞“逼供信”,并动用酷刑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激发了“富田事变”,把一支曾经为革命立下许多赫赫战功的整军建制部队推上了绝路。经过精心策划,1931年7月23日,红20军从副排长到军长,除了不到10人因生病、外出采买之外的600多名干部,全部被诱集中在江西于都的一个农家大院内惨遭四挺机关枪的交叉火力射杀身亡。(以上有部分内容取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2期晓农的《富田事变始末》一文)一时间,在苏区的军队和地方,所有出身非工人阶级的人员和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个个噤若寒蝉。他们之中是党员的,担心有朝一日会被清洗出党;没有入党的,要想入党,怕是要比登天还难吧!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旧中国,凡是读过书、上过学,有点文化的人,能有几个是出身贫苦家庭的呢?福建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曾是英国教会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红军到长汀后,连同医院一起参加了革命,并将全部医疗器械、药品和所有院产都搬到江西瑞金,医院的名字也由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他个人还将多年积蓄的4000大洋也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中央政府,被毛泽东称赞为:“毁家纾难”,临时中央机关报发表专文,赞扬他是“苏区第一模范”。毛泽东同志曾经在长汀生病几个月,就住在红军医院,其间都是由傅亲自诊治、护理的。傅连璋还经常陪毛泽东散步、聊天,他们之间的私交很深。毛泽东对他的医术、医德和为人都有很高的评价。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自1927年起就为党工作,1929年参加革命,舍家入伍,勤奋工作,出生入死,当上了红军的卫生部长,却长期不能入党,直到他跟随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有关精神,于1938年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令人可悲叹的是,傅连璋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中被迫害致死。
三
1933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撤到苏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随之来到苏区,他反客为主,成了至高无上的太上皇,处处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态度蛮横。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一方面极力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拒绝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不要统一战线,不要朋友;另一方面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丢弃了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的南方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更为艰难的长征,土地革命归于失败。
1933年11月,蒋介石坐镇南昌对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他调集兵力100万,飞机200架,以“堡垒战术”合围苏区,步步推进,妄图对根据地“竭泽而渔”。然而,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是一支曾在上海进行过“淞沪抗战”的抗日军队。他们早已厌倦了旷日持久的国共内战,在爱国将领蔡廷锴的率领下发动了“福建事变”,严正声明拒往苏区“剿共”,表示全军脱离蒋介石,并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要求与中共合作反蒋抗日。这样便打破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苏区的兵力中抽调出10万人马,由他本人充当“讨逆军”总司令前往福建镇压“叛逆者”。这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针对突发的事变和十九路军的要求,当时的中共中央委派特使潘汉年与福建方面联系、会谈,并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明确表示支持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从战略高度,高瞻远瞩地提出:红军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苏浙皖地区突进。那里蒋介石的兵力空虚,只有保安团和民团,连南京也只有兵力有限的宪兵和警卫部队,别无其他机动兵力可用。而红军则可纵横驰骋于苏、杭、宁、芜和南昌、福州之间无堡垒地带。这样,便会从根本上打乱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一可以解十九路军之围,二可以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这一着实在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奇思妙想之好计、两全其美之良策。如果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国历史必然会改写,革命胜利的时间也必定会大大提前。结果,因毛泽东触怒了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而被排斥于领导决策层之外,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才被请回中央领导岗位,当时他的这番真知灼见又怎么会被人重视呢?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中国农村和农民、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外国顾问,拒不听取任何不同意见。他坚持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和“奴仆”,是不可靠的中间势力,置中共中央已与福建人民政府签有“合作协定”于不顾,蛮横决定不予支持蔡廷锴部,还说:就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去吧!平时对外国顾问言听计从的临时中央领导,只好服从。于是,苏区军民坐失良机,反而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地使用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顺利地解决了福建事变,然后集中兵力再次向中央苏区进攻而来。面对强敌,国际代表又错误地宣称“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污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他们在中央苏区表现得傲慢无理,恃权专横,排斥正确意见,打击不同观点,任意对中共的高级军政干部罢官撤职,对待红军从士兵直到高级将领都会动辄呵斥,甚至辱骂,引起了红军官兵的普遍反感和不满。他们不顾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提出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面临大兵压境,他们机械地运用国外战争和军事院校教材的案例,正面迎敌,与敌人进行“正规化”的阵地战,造成多次战场失利,以至使红军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和进退两难的困境。于是在1934年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6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以上有部分内容取自《百年潮》2001年第10期杨尚昆《在中央苏区》一文)
四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纯与不纯是相对的,绝对纯是没有的。毛泽东曾经指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还风趣地以打麻将作比喻:混一色好打,清一色难“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