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欧阳修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宽简”知滁政绩斐然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 ;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 ,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 :作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 (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

醉翁逸事

六一由来: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
欧阳修
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
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行文求简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文风严谨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 ,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修”与“羞”(此事真假存疑)
从前,有一个单科秀才,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锦绣,诗如莲花。四下张望,只有一个叫欧阳修的,能和自己相比。一日,这秀才背起行囊,拿了一张地图,要对欧阳修进行文学访问。那真是,一脸得意,万种豪情。心想,定要访他个哑口无言,乖乖地亮出免战牌。说话间,秀才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歪脑袋看见一棵枇杷树,好秀才,出口成吟:“路旁一批杷,两朵大丫杈。”——要说嘛,这秀才的前两句还是挺顺当的,可不知怎么,总是后劲不足,后面就憋不出来。要说天下的事儿,就是一个巧。正巧欧阳修也来过河,随口说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秀才一听,拱手赞道:“想不到老兄也会吟诗,对得还不错,不失我的原意。这可是诗人兴会了。”
说话间,船老大已经开船了,批杷树渐行渐远,秀才见河中有一群鹅,有的鹅潜水,有的鹅灌水,诗兴又起,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
话说秀才两句出口,又没词儿了。欧阳修顺口接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秀才大喜:“嗬!看来老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竟能懂得我的诗意。那秀才大步流星,从船头跨到船尾,向欧阳修伸出双手,一边跑一边说:“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连忙把双手高高拱起:“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欧阳修
修河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
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
欧阳修
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 )。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 、《易》 、
《春秋》 ,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亿多篇,简称《集古录》 ,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 (《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欧阳修
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 《原弊》 、《上高司谏书》、《朋党论》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 《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 、《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 《凌溪大石》 、《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