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态度显示出,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桂系李宗仁及华中一带国民党军队最高将领桂系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况且,和平解放北平前后,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重要条件。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显示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路易斯. 斯特朗( AnnaLouise Strong)不用说了, 就是多数美国在平津的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非带有挑衅性。[27]不仅如此,这时,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大使的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28]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其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以文书形式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询问。[29]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当然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共产党为未来中国新主人的可能性。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自1月下旬以来外交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少灵活的态度,是其外交方针的改变。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他们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毛泽东肯定地说: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并坚决表示,我们是和苏联站在一起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开发表文告来说明我们的这种坚定态度。[30]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至少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4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开始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31] 紧接着,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