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写作手法】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解析】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零五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求”字是全篇的中心,整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着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简析】
《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它第二好在意思。
《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都是有得之见。《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
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
所谓“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吧,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联,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
罗大经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我们何妨以此心来看《诗》之兴。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如“桃之天天,灼灼其华”(《周南·桃夭》),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如此诗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如“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雄雉》),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邶风·泉水》)。
《诗》中以纯粹的自然风物起倡的兴,大抵不出此意。总之,兴之特殊,即在于它于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但我们若解得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都看作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那么兴的意义便很明白。它虽然质朴,但其中又何尝不有体认生命的深刻。 “钟鼓乐之”,是身分语,而最可含英咀华的则是“琴瑟友之”一句。朱熹曰:“‘友’者,亲爱之意也。”辅广申之曰:“以友为亲爱之意者,盖以兄友弟之友言也。”如此,《邶风·谷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形容正是这“友”字一个现成的注解。若将《郑风·女曰鸡鸣》《陈风·东门之池》等篇合看,便知“琴瑟友之”并不是泛泛说来,君子之“好逑”便不但真的是知“音”,且知情知趣,而且更是知心。
春秋时代以歌诗为辞令,我们只认得当日外交之风雅,《关雎》写出好婚姻之一般,这日常情感生活中实在的谐美和欣欣之生意,却是那风雅最深厚的根源。那时候,《诗》不是装饰,不是点缀,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而真正是“人生的日用品”(顾颉刚语),《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之作,向来有赞誉。
为什么用关雎作为这篇充满爱意的诗的题目呢?在孔子编辑《诗经》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风,为民间传唱的诗,《孟子见梁惠王》中有关于民间的歌曲的记载,风,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曲。雅,中的部分来自民间,部分来自贵族的歌颂诗。颂,便是贵族用来祭司时歌颂上天,先祖的诗。所以,大部分的诗是没有名字的,而编辑一部书,为了让人们便于查阅必将为每部分添加题目。当然,孔子比较谦虚采取了取诗每句开头的词作为诗的题目。《关雎》取自关关雎鸠,“关关”是指雎鸠的叫声,拟声词。后世多用这种的命名方法,如唐李商隐的《无题》,因为有多首,所以采取了孔子发明的命名方法,如《锦瑟》取自:锦瑟无端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