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复述当初的谈话,无非是以杜威的话来佐证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一说的正确性。
不过,把杜威的附和当成支持或许是孙中山的一种误读。东南师范大学博导顾红亮认为,“杜威侧重于从互动谈知行关系,针对的是西方知行分离的传统;而孙中山侧重的是难易,目的是激发革命党的斗志。”
与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的羡慕不同,杜威对日本人的知行观其实非常反感。在他眼里,日本人是知行分裂的,在“行”上大规模引进世界的先进技术,在“知”上仍保持着野蛮的武士道风气和政治。
在日本期间,由于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连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有听讲座的中国学生问杜威,中国是不是要走日本的路子?他说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与孙中山对谈后,杜威对中日关系有了更多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向美国公众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人到达中国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日本遍地渗透的势力……日本正用它那最终同化的观点来主宰中国的政治和工业。”
“我在最近这四个星期中与之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信,未来大战的种子已在中国深深埋下了。”
杜威还撰文呼吁美国参议院否决《凡尔赛条约》,“因为它事实上助长了日本颠覆中国的野心”。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报刊且也越来越激烈地批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最终,该条约没有在国会表决通过,美国并未签署《凡尔赛条约》中的“德国条款”。
参与“五四”
杜威与孙中山对“知行观”的探讨,表面上看是哲学问题,却脱离不了“五四”这个大背景。作为一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迫切地要到北京来,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5月30日,他终于来到北京。头一周,他没有讲演,除了游览风景名胜,还在胡适的陪同下去北大看望了被拘捕的学生。
6月初是运动的最高潮,杜威夫妇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这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当中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