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同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22]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前此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外交接触的尝试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23]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否认他们的权利,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