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被告人张某3与酒店签订租赁期为一年(即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的合同。被告人朱某1、张某3、龚某2等人共同制订了会所运营管理制度、技师服务流程管理制度、培训制度、工资发放奖罚制度,并对会所进行了明确的组织分工。被告人朱某1是大股东,负责会所的资金汇总。被告人张某3为“皇某会所”运营总监,负责会所日常运营工作,月薪8,000元。被告人龚某2为财务账目总负责人,负责日营业额结算并对会所的日常运营进行监督。被告人龚某4为客户总监对介绍卖淫的业务员进行教导管理,月薪5,000元。被告人徐某5被聘任为技师房经理对卖淫女技师进行管理并发放技师提成,月薪5,000元。经朱某1推荐聘任被告人李某11、邓某12为收银人员对会所销售日报表进行日常登记管理,收银人员月薪3,000元。技师房老师月薪5,000元,厨房阿姨月薪3,200元,保洁阿姨月薪2200-2,500元。会所招聘被告人邓某7、欧阳某6、陆某8、邓某9、彭某10、高某13为业务营销员,业务营销员无底薪,负责发放印有业务员本人微信、手机电话的招嫖名片,每介绍成功一次则从嫖资中提成100元。会所对卖淫女进行定牌管理,牌号分为“A字头”“B字头”“C字头”“D字头”,卖淫价格对应750元、850元、950元、1,150元,后期加设牌号“555”、“999”,卖淫价格定为1,350元。被告人朱某1、张某3、龚某2建立了三人微信群对会所运营情况进行管理交流。被告人张某3、龚某2与被告人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李某11、邓某12、高某13等人建立微信工作群,通过工作群对会所日常运营情况进行管理交流。
经对“皇某会所”销售日报表进行统计,自2017年11月5日至11月29日,卖淫次数累计达223次,其中被告人欧阳某6介绍57人嫖娼、被告人龚某4介绍44人嫖娼、被告人邓某7介绍32人嫖娼、被告人陆某8介绍30人嫖娼、被告人邓某9介绍21人嫖娼、被告人龚养乔介绍18人嫖娼、被告人彭某10介绍11人嫖娼等,在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29日期间,会所收取嫖资非法获利20万元左右。
2017年11月29日晚,湘潭市公安民警发现在雨湖区“某某时尚酒店”五、六、七楼有组织卖淫活动,通过检查,查获本案的被告人龚某2、张某3、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高某13、李某11。2017年12月4日在湘潭市岳塘区抓获被告人邓某12、2017年12月14日在长沙市抓获被告人朱某1。
另查明,2018年5月17日,被告人朱某1的辩护人帮其退还赃款七万元整。
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本院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
1、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11月29日晚,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在湘潭市雨湖区“某某时尚酒店”六、七楼有人从事组织妇女卖淫的活动,通过检查,查获被告人龚某2、张某3、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高某13、李某11。于2017年12月4日晚抓获被告人邓某12,2017年12月14日凌晨抓获被告人朱某1。
2、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龚某4、徐某5、李某11、邓某12相互指认的情况。
3、卖淫人员张某、魏某、杨某的询问笔录、指认笔录及嫖客刘某、周某某、言某某询问笔录、指认笔录,证明“皇某会所”经营卖淫活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
4、“某某时尚酒店”法人及股东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张某3与股东陈某签订租赁合同,在场还有被告人龚某2,以及合同签订完毕后被告人朱某1出现在“某某时尚酒店”的事实。
5、租赁合同与租金转账记录,证明合同由被告人张某3签订,租金由被告人朱某1分次转给“某某时尚酒店”股东陈某的事实。
6、证人李某,系“皇某会所”保洁人员,其证言证明会所房间使用情况以及部分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
7、证人邹某,系被告人朱某1的男朋友,其证言证明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一同经营会所的事情。
8、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本案扣押涉案物品情况。
9、搜查笔录,证明在“皇某会所”搜查涉案物品情况。
10、销售日报表照片,证明“皇某会所”开业以来每日经营情况,其中记载卖淫房间、时间、卖淫人员牌号、业务员代号、卖淫价格、付款方式。
11、被告人龚某2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被告人龚某2参与“皇某会所”的运营管理。
12、淘宝购物聊天及交易截图,证明被告人龚某2为“皇某会所”运营管理购买对讲机的情况。
13、入职申请表,证明“皇某会所”任职情况。
14、“皇某会所”人员架构及工资发放,证明会所人员架构及工资发放由股东协商确定,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均在股东签名处签名。
15、“皇某会所”收费定价、技师小费、经纪人提成定位,证明上述收费由股东协商制定,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均在股东签名处签名。
16、“皇某会所”场所运营协议,证明被告人张某3负责会所运营。
17、业务员微信聊天截图,证明业务员业务开展情况。
18、被告人李某11微信收付款记录截图,证明会所收取卖淫款项的基本情况。
19、询问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一般缴款书,证明被告人朱某1的辩护人代为退还赃款七万元。
20、办案说明,证明“皇某会所”相关运营情况及非法获利情况。
21、被告人朱某1等13人亦有供述及辩解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李某11、邓某12、高某13明知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组织他人卖淫,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本案系共同犯罪,在组织卖淫犯罪中,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均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在协助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被告人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李某11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被告人邓某9、彭某10、邓某12、高某13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本院将按照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情节予以分别量刑。
对于公诉机关根据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起诉本案系情节严重,经本院审理查明,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卖淫人员达十人以上。理由如下:一是本案查获卖淫人员三人,仅查实与该三名卖淫人员发生性关系的嫖客三人,再无其他卖淫人员身份信息及询问笔录;二是公诉机关依据销售日报表上登记的牌号情况统计卖淫人员达十人以上,却无法排除卖淫人员更换牌号以及一人用多个牌号的可能性;三是侦查机关讯问笔录中仅被告人张某3、龚某2提到卖淫人员四人左右,且公诉机关补充讯问笔录中被告人对卖淫人员人数的供述与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的供述不一致,被告人供述缺乏言辞证据要求的稳定性。故在证据不充分、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本案卖淫人员达十人以上的情况下,以及依据存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的原则,本案不构成情节严重。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犯组织卖淫罪,经本院审理查明,指控罪名不当,上述七被告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理由如下:一是上述七被告人没有实施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所做的均属于从属性、辅助性的工作;二是上述七被告人不具有组织卖淫的决策地位和职位;三是本案中被告人高某13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与被告人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是发放小卡片拉客,公诉机关却以两种罪名对被告人进行定罪,有失偏颇。故被告人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某1、龚某2、张某3、龚某4、徐某5、欧阳某6、邓某7、陆某8、邓某9、彭某10属于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经本院审理查明,本案不构成犯罪集团。理由如下:一是本案未达到情节严重;二是本案中组织者与协助组织者构成犯罪,对于从事保洁等服务性工作人员并不构成犯罪,而犯罪集团的成员覆盖面广,只要实施共同犯罪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三是犯罪集团组织成员基本固定,成员关系具有一定的牢固性,组织纪律严密,本案中并没有给工作人员设定严密的组织纪律,人员的去留与工作方式均具有随意性。
被告人朱某1的辩护人袁高凤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某1犯组织卖淫罪持有异议,认为被告人朱某1的行为应定性为容留卖淫罪,不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以及从犯地位明显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朱某1为“皇某会所”的大股东,既参与经营管理也参与非法所得的分配,是卖淫活动的组织者,具备全部的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且是主犯,故该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龚某2的辩护人胡星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龚某2犯组织卖淫罪持有异议,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龚某2以现金方式入股,但从被告人龚某2在“皇某会所”参与的管理以及任职情况来看,被告人龚某2决策地位明显,在岗位设定、人员配置、工资发放等方面均有决策权,且对会所财务方面事物进行管理。故该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