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简•奥斯汀所描述的六种爱情故事,是将社会生活当中的各个侧面用笔端描绘出来,形成一面能够为读者进行参照的镜子,使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后找到一个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参照物。在这些爱情当中,有假借爱情之名阴暗的、丑陋的,也有默默无闻、健康美好的。之所以将所有可能的爱情都在小说中一一记录下来,更多的是以参照物的形式来烘托出自己最为欣赏和向往的“伴侣式”爱情。因为在这一爱情当中,既融合了现实的纷乱,又迎合了内心的理想主义。没有那种游戏而表面的虚假爱情,也没有因为分离而郁郁而终的爱情悲剧。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构筑了自己理想化的爱情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将生活和爱情升华,让爱情与理智恰当融合,让这种关系将两人紧紧的融合成一个整体,达到一种崇高而纯洁的境界。 三、“伴侣式爱情”与当今社会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重点突出“伴侣式爱情”,不仅因为其理性和感性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无尽的人性关怀,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辨别爱情真假的范例。恋爱结婚不仅要使自己幸福,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对社会有益,这才是令人称道的。人的爱情往往受到一个时代的社会气氛影响,个人对爱情的态度也常反映其对生活目标的追求。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都有着“共同性”,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在发表的时候就引起轰动,给当时的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它依然可以给人很大的启示。 我们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伴侣式爱情”的充分合理性。我们知道爱与归属的需要是基于基本需要之上的上层需要,“在下层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上层需要就被抑制了。只有满足了下层的需要,才能把上层的需要释放出来。”[7]作为基本需要的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如果很好地得到了满足,对爱、归属的需要就会自然产生。 “伴侣式爱情”恰好是在基本需要之上产生,它昭示人性中一种成熟的、健康的爱情,是最为长久、温馨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要消除社会生活的困难,彼此间保持真实、忠诚、可靠、不保留、不自私。爱情不是建立在以别人的幸福为代价基础上的,双方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不仅接受,也要付出。抱着为对方奉献的心,关心对方更甚于关心自己,在其中体验相濡以沫,发现爱情的美丽所在。因此,爱情双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要达到一种能使我们获得安全感的地位,所有的动作和表现都必须互相协调而结合成一个整体”。[3] 事实上,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不仅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人类在心灵和精神上参与的共同事务。个体是由于彼此吸引的程度越来越深而产生的强烈的感情,心理学上认为这就是对“完整之我”的追求,即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在整个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人与人是从互不相识到开始注意,从表面接触到愿意与对方分享意见和情感,经历了向对方开放自我的心理历程,形成了友谊。再进一步表露情感,彼此相互依赖,就能更深层地发展为健康的爱情了。当在爱情中达到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时,一定程度上,自私就越少。因为“自爱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5] 今天,更多的人们崇尚一种较为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即爱一个肉体上实实在在的人,同时也作为这么一个人为对方所爱。他们想将他们的爱情三角形奉献给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给予一种单纯的思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