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图: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罕见军装照。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书是杨尚昆生前应中央党史研究室之邀而写的回忆记录,类似口述历史。时间起止为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初。内容广泛,涉及杨尚昆在中办20年、抗美援朝战争、高饶事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与精减城市人口、所谓“秘密录音”、“四清运动”、被免去中办主任、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内情,极具史料价值。 杨尚昆 说,写回忆录绝不可望风捕影,要靠文献。但杨尚昆 的日记在“文革”一开始被人抄家烧掉了 1993年,杨尚昆同志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写回忆录。后经他认真考虑,接受这些意见并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关于写回忆录,在本书中杨尚昆同志说,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须翔实可靠,绝不可望风捕影,尽讲些花花絮絮的东西,哗众取宠;更不可借写回忆录夸耀自己。对于自己应该一分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一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给后人以启迪。他还说,他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烧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他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所以,杨尚昆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那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 中直机关“整风反右”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 杨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办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组建中直机关委员会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在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任上长达12年之久。在书中,他对这期间的一些事情有详细叙述。其中就谈到了中直机关的“黑旗事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认为中直机关党委在领导秘书室的运动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线错误,称之为“黑旗事件”。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谈及这一事件,杨尚昆认为:“在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直党委书记,也曾应邀到一些单位作过几场报告,阐述党的政策,当然也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全国约有5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即使按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有许多是错划的。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同‘三反'运动中‘打虎'一样,中直机关强调实事求是,不事先规定指标,至于具体到人,哪个人该划不该划,中直机关党委以当时高级党校上报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划为右派的一个同志的材料为标杆,对各单位上报的材料逐一反复认真讨论,最后定案。中直机关划定的右派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错斗、错划现象,伤害了一批同志。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 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对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一直心怀内疚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据他分析,即使没有彭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书中,他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如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很多。杨尚昆说他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 所谓“秘密录音”事件,本来很简单,但在“文革”中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成了杨尚昆 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在书中,他谈到,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书中,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像一张麻将牌,就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载。谈及中办的工作,杨尚昆说:“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做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杨尚昆在书中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被撤职后的杨尚昆,从广东到山西,自1966年7月开始被隔离审查,12月25日,被押回北京,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折磨。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作者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