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核科学研究人才的延揽、相关研究机构的组建以及铀资源的初探是中国共产党核决策的前期准备。第三, 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核威慑坚定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心。第四,1954 年美苏在国际社会展开的关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博弈使中国争取到了苏联的核援助, 从而找到了发展原子能的突破口。总之,关于中国的核决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除厘清这段历史外,还要深挖相关史料,对中国核决策的背景、前期准备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抓住时机适时作出核决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二、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重要历史事件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复杂且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近年来, 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和中国相关史料类著述的不断发表, 学界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的研究逐渐突破史料梳理的囿苑, 转向对其中重要历史关节点的细致考察。1. 从发展原子能事业到研制原子弹上文提到, 中国核武器研制以中国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为起点。关于这一点,长久以来学术界多有认识误区: 中国从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伊始就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而事实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对研制原子弹早有打算, 但最初的核决策是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突破口的。 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技术要想跨越成为研制原子弹的基础, 不仅需要有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 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的技术和工艺。因此,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 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 要想尽快试制出原子武器,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以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范围的变化为视角,通过对中苏 《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简称 《国防新技术协定》) 和 《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 (简称《补充协定》) 从酝酿到谈判,到最终签署这一过程的考察,沈志华[22]指出中国实质意义上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开始于苏联在 1957 年下半年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尖端技术和装备之时。 《国防新技术协定》和 《补充协定》的签订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 “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23]以上论述给予我们以启示。首先,如果说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第一个突破口是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的话,那么 《国防新技术协定》和 《补充协定》的签订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第二个突破口。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给予 《国防新技术协定》和 《补充协定》很多的关注,多数只是简单提及协定的签订, 对其签订过程及意义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其次,《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签订之后,1958 年 8 月 ,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 《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 “军事利用为主, 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从此,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目前学界还未给予这一战略转变以高度的关注,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与这一战略转变的重大意义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关于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是如何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转变为军事利用为主的研究同样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