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刑法关于传播性病罪的立法存在行为范围过窄问题。刑法第360条第1款规定了传播性病罪,但该罪仅适用于有金钱交易的卖淫嫖娼行为,对于目前危害严重的男性同性性行为、无金钱物质交换的性行为等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不能适用。另外,虽然艾滋病与淋病、梅毒同属于性病的范畴,但是淋病、梅毒等性病可以治愈,而艾滋病目前尚没有有效治愈办法,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后者。而传播性病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艾滋病是一种致命性的传染病,以该罪法定刑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进行定罪处罚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其次,利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存在行为对象和后果适用的障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针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有时则仅发生在特定人之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面临着适用对象的障碍。
再次,以故意杀人罪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存在着结果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困难。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其既遂标志是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故意传播艾滋病给特定人的行为,从行为人完成传播行为到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时间是不特定的,至少需要数年,因而被传染者死亡结果发生具有不即时性和相对不确定性。即便被害人死亡,在有些情况下,也很难证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由行为人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造成的。
最后,以故意伤害罪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存在着伤害结果难以确定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只有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成立故意伤害罪。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将面临着如何证明感染艾滋病的情形属于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而当前我国伤情鉴定标准是以身体实际受到的伤害为依据。艾滋病侵害的是人的免疫系统,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并不会直接造成他人身体损伤,以故意伤害罪定性将面临着伤害结果难以确定的困难。
可见,要实现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有效覆盖、全面规制和应有的处罚力度,需要通过增设故意传播艾滋病罪的方式进一步完善立法。
考虑到故意传播艾滋病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分和均衡,在增设故意传播艾滋病罪时,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故意传播艾滋病罪的主观方面应仅限定为“故意”。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包含过失犯罪,入罪门槛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根据我国传染病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