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着双重的对象化特征: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原料)的对象化。一方面,发生活动的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人的愿望、构思和意图的客体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没有这一情况,就不可能有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人通过劳动即通过“消失在产品中”的活动而维持其肉体的生存,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自然界物质从原料状态变成今天人们常常讲的“第二自然界”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对象。因此,主体活动的对象化,同对象性和客体之被提到社会水平,同自然资源、能量和信息的社会历史化紧密相连的。对于上述这种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他的有关分析和阐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详细和简略的不同。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把劳动概念一般地规定为体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他又赋予这种对象化活动以先验的价值设定。也就是说,在《1844年手稿》中,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有着二重含义,即它包括劳动活动本身的对象化、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对象化和“真正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确证方式。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清除了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人本主义价值设定。劳动的对象化依然被赋予了主体价值设定,但这种设定仅仅限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个性发展而言,它不再包含人的先验类本质对象化的含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活动之体现为对象性结果,同时意味着劳动者能力和劳动者主体意识(自觉的劳动目的)的“外化”,而通过这种对象化,劳动者主体不断超越自己本身的自然界限,发展自己的个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又将这种对象化称为“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及其在客观的物质材料上的显示。很显然,无论就其基本含义和实际批判功能而言,这里所说的“人的内在本质”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本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对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的不同价值设定,在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非人道性和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为现实指向,但是他对劳动的异化的规定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判定劳动异化的方法论和标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劳动异化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在《1844年手稿》中,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为方法论根据,马克思着眼点主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理想统一关系,因此,它判定劳动异化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通过把一般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劳动的对象化特征理想化,以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先验价值悬设,马克思认为,所谓“异化劳动”,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谋生的活动”,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在《资本论》中,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则主要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时提出“劳动的异化”的。也就是说,一般的主体价值判断是以对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象化劳动之所以异化,并不是因为和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相背离,而是因为对象化劳动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性质使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事实上的基础和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所谓“劳动的异化”,仅仅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伴随着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而产生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本身的支配和奴役现象。他说:“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所以马克思又把劳动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看作同义词。
二
劳动的异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又以何种方式而消亡?在《1844年手稿》中,由于其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制约和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马克思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分析,对此作出了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物化则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物化是指,在商品社会中——他的前提是以私有制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彼此全面依赖的和相互漠不关心的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实际上只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又把这种物化称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或商品生产关系的异化,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89页。)正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不是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具体有用性,而是它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交换价值。但是由于竞争的自发性和由此而来的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交换价值的确定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而不断变化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控制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活动。“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页。)因为商品的价值形式必然发展为货币,劳动的社会有用性物化为货币,这样又产生了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在货币这种纯抽象财富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为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它作为一种抽象人格,同商品生产者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也即仅仅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情况下,由于商品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仍然处在直接统一的关系中,或者劳动者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同时从属于另外一些人,或者劳动者本身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所有者,虽然作为劳动的社会性的物化形式的商品和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和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但这种异己性还没有在生产体内部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的直接对抗。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已经从货币发展为资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全面的物化形式。与此相对应,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彻底分离了。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二者通过劳动力买卖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与简单的商品生产过程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值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