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一个最崇高、最具有包容性的范畴,“道”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谱系的树根和树干,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思维和话语上具有了高度的统一性和自我完善能力,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人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中,他们不断努力,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一定要使之中国化,这铸造了“文化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理念骨架。宋明理学是中古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包容与创新,“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正是古代文化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其三,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与“忠君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忠君”和“爱国”并非一回事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古代专制条件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从逻辑上看,“忠君”和“爱国”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家、国同构的,国君为国家代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就是家仇,“忠君”是大义,所以,古代历史上的屈原、岳飞、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忠君”甚至“愚忠”的思想意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爱国者。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是他们实现报国理想的合法中介,他们的理想有超越君主朝廷的爱国成分。对于这一点,孟子在《孟子·离娄上》就有放伐暴君合理性的论述,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激越了历史上革新的豪情,忠君与反暴君不矛盾。何况,按照古代理论思维,真正的“忠”君,就要以道事君,直言敢谏。古代爱国主义,表面上可能出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和动机,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的评判原则应是:不管它出于何种原因,如果它实际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存在和绵延,那也就属于爱国精神和行为。说到底,只有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其它因素,包括朝代、王廷归属等等,都不是伟大祖国的根本标志。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忠君”的都是“爱国”的,历史上那些不惜牺牲“天下”利益而“忠君”误国的人,当然不属于爱国者的行列。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题链接·中国古代爱国名言警语辑录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晏婴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司马迁

爱国如饥渴。

——班固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曹植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岳飞

位卑不敢忘忧国。

——陆游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