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雅斯贝尔斯倚仗着韦伯的宏观比较、而大胆想象到的那次早期世界史的决定性大分流,虽然也出于很多偶然的肇因,却毕竟凝聚着各位圣哲对于人生问题的不同思考,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各具创意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在大智慧上分野,沿着文明的河道流淌至今,仍然在构成当代比较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至深命题。　就中国研究的基本预设而言,这种“言必称孔子”的总体语境,很容易导致一种浅显的误解,即认定中国文化的模式一经形成,就已经一成不变和故步自封了。众所周知,费正清那种其来有自的“冲击-回应”模式,曾经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这种误解。不过,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当今国际汉学界的主流却是在不断地冲破这种模式。学者们兴奋地从各种角度,不断地再发现中华帝国内部的以往不为人知的种种变化。——缘此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曾在其名著《中国社会史》中告诫,再也不要认为在中国进程中缺乏变化了!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这几乎是一项即便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之下也必须承认的圣哲之士开创垂范的功业。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运用杰出的手段,竭尽可能地将他们所拥有的聪明睿智深印在社会的每一个人心中,并且确保最富智慧的人占据尊贵显要的高位。想必能有如此成就的民族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　不过,即使真心想去“矫枉”,也不要故意来“过正”,而应当平衡与全面地看到,那变化中毕竟有“恒常”的东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