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实力的寺院商业活动很频繁,同当时富商巨贾都有往来。《魏书·释老志》载:“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洛阳孝义的一个小寺院以经营水产闻名四方,时人称之为“鱼鐅寺”,满带嘲讽之意。
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些寺院甚至放高利贷。因佛教律义允许僧人出贷三宝(僧物、法物、佛物)取息,因此寺院放贷似乎有据可循。不过,高利贷以趁人之危,牟取暴利为目的,真正的出家人应该不屑为之。想来多是一些混进僧尼群体中,以沙门之名借机牟利之人。
唐代三百年,皇家大部分时间崇佛、信佛,佛教仍有极高的地位。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给予佛家很多特权和赏赐,加上普通民众的施舍、捐赠,一些大寺、名寺的财富急剧积累起来,“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旧唐书》卷89)。不过,唐代僧人无论身份为何,都要参与劳动,自耕自营。这是唐代创造的“农禅合一”制度,也是我国寺院经济转型的开始。
我国发生过的四次灭佛运动,并非其他宗教的打压,而是统治阶级的偏好以及佛教自身发展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占有太多土地,同时又免除赋税和差役,寺院不仅聚集了大量社会财富,还吸引了很多人投身佛门,成为寺院依附人口。所谓“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出财依势者,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寺院财富的积累,发展到与朝廷争利的地步,加上依附了大量闲散人口,使国家缺少生产力和兵源,最终矛盾激发,朝廷开始重拳灭佛。当然,灭归灭,也不是灭绝,佛教兜兜转转,还是慢慢兴旺起来。
元明清三朝,佛教仍然是朝廷重点扶持的的宗教,只是地位大不如前,资助者也基本消失,寺院的经济捉襟见肘,到了不得不全面改革的地步。
当代的佛教寺院,除了有居士供养,企业、个人捐赠以外,开始实行“农禅并重”“商禅并重”的经济形式,自营自收,自负盈亏。在风景名胜地区的寺院,则可以通过旅游、接待和香资等多种形式创收。
有名望的高僧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创收,如被邀请外出讲经、做法事、编译书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