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25日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三位一体”推进,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李克强指出,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是推进资源型城市及工矿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城市“二元结构”矛盾的切入点。当前,收入分配是社会关注焦点,城乡差距问题既普遍又突出,而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高低收入差距往往更大,繁华的城市中心区与简陋的棚户区、工矿区并存,形成了明显反差,资源枯竭城市困难群众更多。他说,要把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棚户区改造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他指出,要突出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集中力量一场一场打“歼灭战”,由“大片”至“小片”,逐步完成城市和工矿棚户区的改造任务。将独立工矿区纳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范围,因地制宜,宜改则改,宜搬则搬。资源型城市转型,要以企业为主体,既瞄准资源深加工,又注重发展非资源产业,关键是能带动更多就业。对于近些年在资源富集地区发展形成的新兴工业区,既要支持,也要引导,防止产生新的封闭棚户区和趋于刚性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