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计划生育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且城镇居民也比较好管理,因为那时候的城镇居民几乎都是企业职工。可以从工厂对企业员工的管理上着手,发生育证、独生子女证等。如果超生的话,是直接跟工资、福利待遇挂钩的。”
各地情况还是不同,例如发达城市来讲,上海、北京比较好管理,一段时间后生育率就降到了1.5,广州那时候还是2.8,这也是各地经济状况、经济结构不同所造成的。陆杰华介绍。
而王东和张丽遇到的问题,正是现在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这一群体遇到的问题。十几年来,流动人口与户籍地人口婚姻越来越多,面临流动人口的日益增长,以往的人口信息系统需要重新构建。
“改革的速度是落后于流动人口增长的速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面临新的问题,这就需要增加区域间的流动问题,让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应该提供便利,而不是制造障碍。”陆杰华说。
女儿出生后,随即马上要办理的独生子女证,又是同样的程序,又要同样的证明,王东和妻子又要重走这条艰辛路。“最后实在不行,咱也只能用"萝卜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