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茅盾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更为科学。因为人物与故事脱节,就有可能使人物的阶级共性突出,而人物的个性不鲜明。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说,茅盾的人物塑造重共性而轻个性,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对于下列一些作品来说,是切合实际的,比如《锻炼》中描写工人群众中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而抢拆机器的场面,虽然写得紧张热闹,但是人物缺乏个性。再如写上海“八一三”战争的难民收容所和伤兵救护所的腐败混乱情况,作者先后在《走上岗位》、《第一阶段的故事》和《锻炼》中都有专章描写,并且对此进行加工修改,可见作者对这一题材的重视。但是仍然感到沉闷,引不起兴趣,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人设事或因事设人,人与事不能有机结合的缘故。
从上述三种情况来看,茅盾是否缺乏编写生动故事的能力,不是,绝对不是。茅盾才华横溢,他的处女作《蚀》的起点就很高,《春蚕》和《林家铺子》那种波浪式的故事情节写得何等的生动真切。《腐蚀》虽然只是以主人公赵惠明的内心独白为主,但写得惊心动魄,完全赢得了读者;即使小说按原定计划就要结束,读者为主人公的命运而要求续写。因此,我们也应看到茅盾有些小说,表面看起来有些沉闷,实际上,却隽永深刻,这和茅盾的美学追求有关。茅盾所追求的不是紧张的故事情节,也不是缠绵的儿女私情,而是“一时代社会各方面动态的心理”(注:《茅盾论创作》,5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茅盾这种注重社会的心理的刻划,是与他追求艺术的功利性分不开的。强调表现重大题材,表现时代氛围,表现时代发展趋向,都是基于艺术的革命功利性。所以,在30年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白热化的时刻,茅盾小说一般采取更加冷静的态度,删削离奇情节,甚至很少描写男女青年的爱情,所以艺术趣味往往不及前期和中期的小说,如果我们把茅盾写于抗战时期的短篇小说和以前比较,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差距。作者这种风格的变化,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因此在部分篇章中出现“沉闷感”,我们可以谅解,更不应该以偏概全,抹煞他的主要风采。
三、情与理的矛盾
30年代初期,形成了左翼作家的集团,他们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增强了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能力和辨别能力,由撷取生活片断抒发个人情愫逐步发展为对社会的分析。如丁玲曾说:“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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