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想呐喊都不能如愿的年代,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鲁迅的内心往往是难以做到平静的,有时他也会生气,他生气时的举动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
周海婴:他生气的原因我不清楚,当然和这个时代有关系,当时环境有关系或者某一件事情使得他是觉得他很或者是很怨恨,或者是很无奈,或者是很气愤,或者很恼怒,或者和我母亲还有点小的摩擦。当然这个我不会知道的。我今天也不可能说出这个原因,但是他的行动,后来我妈妈也告诉我,说你爸爸当时就很生气,躺在阳台上。她说我劝也劝不动他,她说后来你也不知道你爸爸
是为什么生气,什么原因躺在这个阳台上。你就觉得很有趣,你就躺在他旁边
学着他的样子。他仰面朝天躺着,你也这么躺着。她说你爸爸回来看着你,无奈何,他就说了一声小狗屁,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悠闲、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争取光明的苦斗之中。而此时,鲁迅的病体也愈加难以支撑他继续往前走了。
周海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按现在说是一种有点像兵役制那种。因为他学过海军,学过陆军。这个年轻的时候学海军,很高的桅杆都能爬,而且骑马。在日本还学过柔道,就是日本柔道。所以应该说他身体是有一定的锻炼,后来当然没有什么锻炼了。那么这种身体状态底下加上肺结核的侵蚀,他是衰弱下去,这是没有错的。这个衰弱的原因就是没有好好地按照肺结核来对症治疗。我不说对症下药,因为那个时期,1935、1934年没有有效地治疗结核病的药。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有个日本医生叫须藤,这须藤医生他替我父亲一直看病看到他去世。多少日子呢?接近两年,150次。在看了两年150次的这么治疗的过程当中,在我父亲去世前不到半年,他还没有下诊断说我父亲有肺结核。
这时宋庆龄觉得应该请一位有名的医生来诊断一下,于是她就请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来给鲁迅进行诊断。
周海婴:来了以后邓医生没有带这种先进的医疗设备。那时候大家知道是听诊器,敲诊。他凭他的行医的经验,听诊器敲诊,他已经说鲁迅的肺结核已经比较重了。而且呢,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说,根据他提出来的治疗办法,请中国医生找他,让中国医生找他,他告诉中国医生给鲁迅怎么一个治疗,疗养。他说肯定还可以多活很多年,所以他认为鲁迅的病不是很危险的,虽然肺结核是很重,但是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