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 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 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