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
网络经营者作为《侵权责任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经营者的特殊性。如何在技术层面上把握网络语境中因果关系及损害要件的认定?如何从公私法转介的角度,合理界定网络经营者所需承担的义务之边界?如何避免对私主体行为自由产生限制与私法体系相关规定产生冲突?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万方副教授在《公私法汇流的闸口 转介视角下的网络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一文中,基于公共治理与私权保护可能存在的目标偏离,在阐明网络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构成的基础上,尝试对网络平台保护各类主体民事权益的义务范围、力度和强度进行合理界定。
一、我国网络经营者之安全保障义务体系
安全保障义务聚拢了多重价值,在我国法上也绝不仅限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单一规定之中,而是由公法和私法多重维度构建出的一套完整体系。
在私法维度上,除侵权责任法之外,《合同法》中也有对于安全保障的具体性规定。 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竞合体现在法律适用的冲突上。例如,从内容上看,《合同法》第203条系属对承运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规定,虽有法官认为保证旅客免受第三人等来自外界的不法侵害属于治安管理范畴,但司法解释仍赋予了旅客在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之时可以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中做出选择的权利。此外,安全保障义务还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以附随义务等形式具体体现。我国的安保义务私法化程度呈现出一种逐渐扩张的趋势。
在公法维度上,安全保障义务也越来越频繁地体现于行政性法律、法规之中,既体现在平台内经营者入驻以及运营阶段的资格审查上,也包含对平台内运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设备的安全性进行核查的责任,且对于特殊的网络运营主体要求更为严格。此外,安全保障义务之规定亦见于刑法。《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规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行为进行处罚。
二、网络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设定:公法向私法的转介
(一)主体
通常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所列出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范围为不完全列举。医院、大学等企事业单位以及运送旅客的交通工具之内部空间均可被视为公共场所。群众性活动一般是指社会中不特定的参与人经过组织者的组织领导围绕特定或不特定的主题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其组织者直接跳脱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