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好友印某和刀某以写论文为由索要资料,李某便在档案局系统中搜罗了7份相关档案(其中包括2份秘密级国家秘密),将之擅自导出至非涉密电脑,通过互联网电子邮箱传递给印某,印某又转发给刀某,最终造成泄密。
案件寻因
1.外包监管严重缺位。有的档案管理部门没有对有关公司资质、人员等信息进行审查,当起了“甩手掌柜”,对数字化工作的场所、过程、设备缺乏监管,使国家秘密处于危险境地。
2.工作人员缺乏“两识”。复制和传播数字化档案资料简单便捷,而且容易清除痕迹,有的档案部门工作人员错误地以为电子版的档案资料可以随便复制、共享使用,便“监守自盗”,最终导致泄密。
3.成果流转“予取予求”。对原始档案的出库、入库、拆封和复原等环节没有交接手续,也不逐卷核对,给“有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对已完成数字化的档案资料缺乏严密管理,没有建立相关台账,为违规和泄密行为留下实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