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惠柱(进入专栏)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学生演剧曾经留下过引人注目的印记。中国现代戏剧的开端就是1907年由一群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学生自编自演的《黑奴吁天录》(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改编),他们还并不是专门学戏剧的学生。天津南开学校蓬勃的学生戏剧活动既造就了后来成为杰出专业戏剧家的曹禺,也为周恩来、吴国桢这些政治家的素质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然而,这些为戏剧史家和传记作家所青睐的活动在普通教育史上却没有什么位置。综观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戏剧从来没有在全民教育的课程表中得到正式的承认。尽管在上世纪初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口号的影响下,艺术教育早已走进了普通学校的大门,但艺术教育基本上只限于音乐、美术两大类,从小学的唱歌、画画到大学的音乐、美术欣赏、交响乐团、绘画书法等等,这个模式一如既往,从来没有包括戏剧在内。只有成人的业余教育有些例外,例如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以河北定县为试点的平民教育运动中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民戏剧实验搞得轰轰烈烈,与扫盲识字结合起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但这些成就对正规的学校教育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艺术教育即音乐、美术的观念和体制就是在1949 年这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以后也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一方面,自五十年代起,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了戏剧艺术比解放前高得多的社会地位,不但组建了许多国营剧团,还经常拨款举办各种规模的戏剧汇演。“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走到了一个荒诞的极端,在那肃清了几乎一切文艺的十年中,只有能演样板戏的戏剧被恩准存在,其中的两个芭蕾舞也是沾了舞“剧”的光,就连钢琴这一乐器和演出形式的“解放”也是因为出格地变成了戏剧的附庸——伴唱《红灯记》。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教育部门始终从未把戏剧看成是和音乐、美术一样重要而需要在普通学校里开设的课程。
在1994年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美育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指出:“学校的美育对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切实加强。不仅小学、初中要开好音乐、美术等课程,高中、大学也应开设艺术欣赏课,教会学生欣赏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等等,并掌握一定的技巧。”2他并未要求在小学和初中全面推开戏剧教育,但已经把戏剧放进高中、大学应开的艺术欣赏课范围中。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正式列入国家的教育方针,更为戏剧教育进入普通学校带来了希望。然而,教育主管部门可能还没有看到戏剧教育的需要,或者还没有找到具体的措施。李副总理1994年关于在一定阶段增设戏剧课程的指示也没能在全国得到正式的落实。1999年末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博士论文《艺术教育论》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郭声健对在学校推广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和经验教训展开了相当充分的论证,也坦率地指出了当前中国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就艺术教育的范围而言,该书对中国艺术教育及其理论的全面考察只是更加巩固了“艺术教育==音乐+美术”的传统观念,全书的二十二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戏剧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2000年12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要进一步充分认识美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切实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学校艺术教育的质量。”3然而,就在这个被上海《文汇报》称之为“构建艺术教育体系”的大会上,仍然只讨论了音乐和美术的课程和师资问题:“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美术课开课率已达85%左右,其中大、中城市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开课率已接近98%……现在我国中小学专职艺术教师已达36万余人,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67%和69%……”
其实,艺术教育即音乐加美术的模式应该改变了,这一改变的必要性在近几年里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发达国家所重视的通才教育,其中就包括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层次课程中的戏剧教育。近年来不少国家更以立法或者国家计划的形式把戏剧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规范化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长雅克·兰(曾经当过多年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长卡特琳娜·塔斯卡一起于2000年制定推出了全国性的《在学校发展艺术教育的计划》,强调“在教育制度中,不能再把艺术当作辅助内容——一门排在其它课程后面的课程……需扩大让学生接触文化艺术的渠道。”这一计划包括音乐、造型艺术、舞蹈、戏剧和电影五大艺术门类。4美国国会1994年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把艺术课程——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剧院艺术——增列为美国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与数学、自然科学、英语、历史、地理并列。5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一半以上都设有戏剧系,每年数以万计的戏剧专业毕业生中,真正成为专业戏剧工作者的所占比例最小,比例最大的是当中小学戏剧教师。而且每个大学里选修若干戏剧课程的非专业学生人数更是戏剧专业毕业生的好几倍。这些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的选修课中既有一般的戏剧欣赏等“软课程”,也有和戏剧专业学生一起上的表演、剧作、舞台美术等“硬课程”。由于硬课程必须严格限制人数,一般每班不超过十六人,这些课程还经常供不应求。事实上不少戏剧专业的学生就是在修了这些课程以后决定选择戏剧为专业的。
相比之下,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差别太大了。当然中国的国情不同,未必需要照搬外国的模式,但是现在中央政府提倡素质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和发达国家以培养多方面创造力为目标的通才教育之间的差距。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全套教育体制中,只有幼儿园是重视戏剧以及类似戏剧的活动的,那是因为对小孩子还不能进行太“严肃”的教育,只好从游戏入手。孩子进了小学以后,就要求他们严肃地学习了,戏剧活动大大减少,以后年级越高,越接近中考、高考,学习就越严肃,也就离戏剧活动越远。
近年来,各种高校为了素质教育的需要都纷纷设立起“艺术教育中心”或委员会之类的部门,统筹这方面的全校公共课;除了传统的音乐、美术欣赏课之外,不少大学里戏剧也开始进入了全校的课程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与此同时,近年来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一旦过了高考这一关,有了中学生所没有的组织课外活动的自由,许多大学生对戏剧的热情就表现了出来。从表面上看,九十年代的校园戏剧活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由一两个戏造成的极大轰动,如六十年代上海复旦大学改编演出的《红岩》、各地许多学校上演的专业剧作《年青的一代》(陈耘著)和七十年代末的《于无声处》(宗福先著),现在的校园戏剧一般不依靠政治运动造势,更没有那种专业剧团常能得到的宣传部门的立项和资金投入,他们演出的剧目多半未必很成熟,却也能吸引来每每要让专业戏剧家羡慕的大批观众,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反而更能说明学生对草根式戏剧活动的需要。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有校方组织支持的主流剧社,在以前那就是全校唯一的剧社,但现在同时都还有好几个学生自发办起来的剧社。以前大学的主流剧社总是把目光放在经典或者说重大剧目上,九十年代是个缺乏经典的年代,专业戏剧不景气,很难找到可供学生演出的剧目,《雷雨》之类从前学生演员最热衷的经典反而常常引来笑声,因此,学生自己的创作成了剧目的主要来源。规模较小的学校如上海外贸学院没有学文学的学生,则把经典拿来开刀重构。《南方周末》200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