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晚期德国的政治发展令她十分痛苦,也使她更加确信艺术的局限性。珀森斯科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所以她在第三帝国时期经历了一个苦痛的童年。她九岁那年,父亲因害怕被流放而自杀;十一岁的时候,她吃惊地得知她将被禁止上高中;她没有被流放仅仅是因为当地一个有同情心的政府官员隐瞒了她的档案;从此之后,她就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先是在她的故乡威巴斯登的地下洗衣房,然后是在附近乡村的农场。因此,成年后的珀森斯科依然惶恐: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企业仍然存在,NSDAP(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前任领导者Kurt Georg Kiesinger在1966年选举中成为西德总理,起码这两件事就令她感到非常不安。此外,和许多左派分子一样,她相信在社会民主党成为权力中心,并且与基辛格领导的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结成大联盟(Great Coalition)之后,国会不可能提出有效的异议。法兰克福,连同柏林一起,都变成了在国会外催生各种反对意见的温床,但是珀森斯科不管在哪个城市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虽然她加入了当地的SDS(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但她基本上不怎么参与组织的活动,而且她觉得红色军团(the Red Army Faction)自称对工人竭尽忠诚的宣言十分“可笑”。1968年4月2日法兰克福百货公司的爆炸宣告了红色军团的存在。
在个展上的珀森斯科(右),h画廊,汉诺威,西德,1967。
于是,对于珀森斯科来说,研究艺术的状况——它的生产、传播和功能——并且反映它的无力,渐渐就成为她创作的重点。“当时,超越于艺术之上的诸多可能性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她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并想起她在1967年计划与Roehr及其同龄人 Wolfgang Schmidt举办联展时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不发表对于现实的任何具体看法,他们每个人都要展现“一个不同的艺术家(无论好坏)……R/S/P不是在创作艺术,而是在创造艺术家。艺术家就好像是被他们发现的一样,并且与他和他的所有作品一同展示了其中所饱含的所有社会(与审美)问题。”另一个想法就是举办“一个关于越南、紧急状态法、希腊、南非等等的展览”。这三个艺术家热烈讨论各自的想法,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决定不办展览了”。
这样决定是因为珀森斯科细心考虑到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选择,这最终导致她相信,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艺术家所举办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