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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在各种观点的相互激荡中,学术界对根本制度内容的理解越来越丰富,一些学界热议的根本制度的应有内容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得到了确认。
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根本制度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出了全新阐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支撑,至少包括13个方面的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从具体表述上看,《决定》突破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对根本制度的认识,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又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表述为根本制度,并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首位。[]《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行了“扩容”,但没有明确提出根本制度的内涵,也没有将根本制度的内容限定于上述三项制度,这就为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根本制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究竟应该怎么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依据是什么?一些学者和专家已经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究竟哪一项制度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根本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两个角度来阐释根本制度的内涵。从地位上看,根本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例如,邸乘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顶层的、管总的制度”[]。从功能上看,根本制度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方向。例如,何毅亭指出,根本制度“就是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国家性质、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