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原为精神探索的宗教便与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之间有了内在的契合点。就像西方的宗教哲学家们为了在神秘的宇宙中找到人类灵魂栖居的场所而无意中发展了“科学”一样,中国的道教徒们为了在大千世界上找到人类肉体永恒的丹药而无意中发展了“工艺”。
笔者之所以将道教的主要贡献称之为“工艺”(或曰“技术”),而没有像李约瑟等学者那样将其称之为“科学”,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道教的主要兴趣不在理论而在实践,主要不是为了探讨物质世界的法则,而是求得人类自救的良方。大量的历史材料表明,道教有着极强的实践能力和全方位探索自然的欲望。这种能力和欲望曾在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矿物、植物、动物等各个领域大施拳脚,并结出无数物质文明的果实。然而,或许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教并未建立起一套准确的科学术语和严密的逻辑法则,而这一切正是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连李约瑟本人也曾惋惜道:“可惜道家对实验的方法,既未加以明确的说明,对自然的观察,也未建立一套严密的系统。由于道家感于自然变化之不可捉摸,便处处依赖经验主义,加上缺乏像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加以严格分类的勇气,所以当同时代的墨家和名家皆争相建立一套科学逻辑时,道家却不朝这方向努力。”[42](在英语中,Taoism既可翻译成“道家”,也可翻译成“道教”。而在上面这段文字中,两种意思或许兼而有之。)
科学是理论形态的,常识是经验形态的。科学不是对常识的一种量的积累,而是一种质的飞跃。用20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巴什拉的话来说,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非连续性的关系”:“科学的进步总是在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揭示出断裂、永恒的断裂”[43]日常知识面对的是由感官直接获得的经验世界,而科学所面对的则是这一经验世界的一级一级的概括、抽象。因此,不仅科学和常识之间存在着“非连续性关系”,就连科学与科学之间也存在着这种“非连续性关系”: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再到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从牛顿的时空观念,到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科学的出现及其日后的每一步重大发展,无不伴随着思维的跳跃和经验的断裂。这种跳跃和断裂既表现为理论模式的不同,又表现为研究手段的不同。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最基本的概念、判断、推理开始。
遍观中国古代思想史,真正从概念、判断、推理入手来进行严密思考的学派并不多见,除名家之外,只有墨家最为明显。《墨子》中有六篇被称为“墨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