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197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古代文书,近两千件汉文文书经过整理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著名学者张涌泉先生著有《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书中特立“数目用大写字探源”专题。 他依据这些出土材料,发现唐代及其以前就使用了大写数字。张涌泉先生文中所举吐鲁番出土文物使用大写数字的例证很多,兹略举数例。《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西州高昌县里正史玄政纳当年官贷小子抄》:“崇化乡里正史玄政纳麟德元年官贷小子贰所(斗 ),其年十二月叁拾日。” 这里大写数字使用早于唐武则天在位时间(690年一705年)。又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公元587年)六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都合买马壹匹,用银钱肆拾伍文。”《北凉玄始十一年(公元422年)马受条呈为出酒事》中有“合用酒柒斛”字样。《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仓曹贷粮文书》中有“拾斛”用例等等。张涌泉先生得出结论说:“在公元4世纪前后(约当东晋末年)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数字,到了公元5世纪、6世纪,这种用法进一步得到普及。唐武后时大量使用大写数字,只不过是承袭了祖宗的成法而已。顾炎武以为大写数字“皆武后所改”,显然不符合实际。根据这一新说,大写数字的使用距今已有1600多年。关于大写数字的起源,有隋唐、武后、宋代等几种说法,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清代顾炎武的说法:“凡数字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实,顾炎武的说法是靠不住的。程大昌、叶名澧、俞樾等认为数目字用多笔始于唐代以前,乃始差为得之。吐蕃文书的发掘整理,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及其以前数目用大写字的大量的实物上的证据。在吐蕃的出土文书中,大写的数目字非常的多。如《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八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用钱壹迁肆伯捌拾文。”这些总计数字用多笔字,显然是为了防止奸人窃改。根据调查,在高昌延昌年间(561-601)的出土契券中,数目字用大写字的情况已相当普遍。至于高昌延和(602-613)以后的出土券契中,数目字则以用多笔字为常了。《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前缺)主者赵恭、孙殷:今贷柒石拾斛,秋熟还等斛。”这大概是吐蕃出土文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数目字作大写字的最早记载。综上所说,我们认为在公元四世纪前后(约当东晋末)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的数目字。到了公元五世纪、六世纪,这种用法进一步得到普及,唐武后时大量使用大写的数目字,不过是承袭了祖宗的成法而已。陆荣等以为这种用法始于宋代,顾炎武以为大写的数目“皆武后所改”,恐均难免数典忘祖之失。大约到了宋代,官府文书所用的计数数字都得用大写。宋代学者程大昌在其所著《演繁露·十数改用画字》中写道:“今官府文书凡计其数,皆取声同而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贰、叁、肆之类,本皆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点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