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行政法专家王锡锌表示,这个顶层设计,既要防止一哄而上,又要避免一刀切。　　王浩:对扩大扶余对外影响力,统筹推进扶余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中等城市建设步伐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别小看了“县”到“市”的一字之差,无论是上级政府给予的经济发展角色定位、还是转移支付、专项扶持资金、包括招商引资形象,都千差万别。　　扶余市常务副市长刘树林:农业是扶余的支柱产业,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利用我们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工业。　　北京大学行政法专家王锡锌:当时关闸的一些理由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应当特别注意借城市化之名,谋求局部短期利益之实的情形。因为如果从目前的制度安排来看,“县改市”一方面可以使得地方获得“名”、有更多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利”的考虑,资金的安排、城市的建设、地方人员的编制、甚至官员的待遇等等。所以,如果任由地方冲动蔓延,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王锡锌:大家都想改,我们在顶层就不能是谁的关系跑的厉害就改了。而是用一些硬性的标准考虑新型城镇化的最基本指标。但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应该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留出一些余地,通过一些市发挥经济的带动功能。　　那么,标准应该如何制定?有人认为,撤县设市的国家标准早已过时,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区人口、基础设施中的很多指标今天看来已经太低。易鹏表示,新的标准需要考虑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易鹏:“撤县设市”可能会增加行政成本,可能会投资大跃进或者“人为造新城”。要设立一定的标准,走集约紧凑型的城市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