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给付诉讼中,审理的重心应该是相对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公法给付请求权,而非被诉的行政机关给付行为是否合法。举例来说,在行政处罚诉讼中,被诉行为只要存在《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之一情形,就要考虑适用撤销判决,而法官无需再审查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换言之,在被诉行为存在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前提下,即使相对人行为违法确需处罚,法院也应撤销被诉处罚行为,因为相对人行为违法在逻辑上并不能必然导出被诉处罚行为合法的结论。在有关行政给付行为的诉讼中,如果假设原告具有给付资格,而被告给付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那么是否应当以该被诉行政给付行为违法而予以撤销呢?这个有些极端的假设也许不会发生,但却凸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行咚戏ā返?SPAN lang=EN-US>54条规定的这些情形当然是法官考量的标准,但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应该是原告在实体上是否具有获得相应给付利益的资格。虽然主要证据不足与原告给付资格紧密相关,但毕竟“主要证据不足”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原告给付资格之有无,具有法律判断的性质。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诉讼类型未作区分,法院往往在行政给付诉讼司法审理重心等方面缺乏明确意识。如在“上诉人(原审原告)常中春因抚恤行政给付案”中,[23]上诉理由中指出“本案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法规,而一审法院却按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判,让作为原告的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故被驳回诉讼请求,是明显错误的”,“一审法院应当查明的重点问题是2002年7月以前上诉人事实上的伤残等级情况,……被上诉人作为革命军人伤残抚恤关系的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7月份以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伤残评定有误,超出了本案的诉讼范围,不属于本案解决的事项’的观点明显不成立。”这些上诉理由在二审判决中没有得到回应与解释,而只是笼统指出上诉请求无理而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调解程序的运用。由于一般行政给付诉讼类似于民事给付诉讼,因而调解程序的适用空间很大。但囿于行政诉讼法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司法选择了一条名之为“协调”的曲线道路。如在“陈柳芳诉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顺德分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案”中,[24]因上诉人陈柳芳与被上诉人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顺德分局达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