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是一位财经学者,因为李约瑟的关系,“误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加于阐述,同时也比较分析了西方从领主经济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对与官僚制的需求,从作者引述资料可以发现——作者总体上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在分析西欧的官僚制度的发展中——作者着重强调了商业流通经济的需要必然迫使打开政治上相互割据的局面,类似于德国统一前一条通往法国的铁路在德意志境内就要换好些次货币和付好多次关税,经济的独立就要求各官员是“各事其主”。但是国家统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权的发展,各种官职是服从一种统一的规制。
书中作者竭力克制着情绪,不希望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影响到客观的写作,可无意中流露的言语深感作者的切肤之痛。王亚南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深度,超过了中国很多官方学者,可以和王亚南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应该还有彭迪先和沈志远,可惜他们在1949年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时代,并没有可称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着惊人深刻的论述。我在阅读此书时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我看出了一些问题,作者从1927年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所谓的政治教员中有70%时共产党员,这在我同时阅读的美国·陶涵先生《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后大革命失败,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触《资本论》,此后20年的时间用于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专著,显然在当时中国环境中,难免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中国的官僚主义论述,以及官僚主义赖以生存的地主经济的基础,即使现在还是如此。制度上名义的公有,却没有公有的可能,成为一种空制度。本质还是官僚权利的范畴,因此,土地所有权是官僚政府一直不放弃的生存基础,房地产,宅基地,工商业用地,都是使用权。
王亚南还有一些根据矛盾分析得出的预言,这些预言正在被检验其真理性。
在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察举、征辟等为主的人事录用制度,其实一开始就像韦伯所说的一样德国的科层制的建立与德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分不开的,中国秦汉时期的官僚制度的发展也与大一统的战争离不开,这时候个人的出身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能够为了统治者带来福利。
中国后期的发展,离不开两税制与科举制,一个方面保证了封建经济的一统和统治者收入的来源,一方面确立统治者网罗人才的独立性和农民与官僚之间的互通性。同时,中国官僚非常独特地与儒家思想、礼仪乡土联系在一起,使得官僚本身能够获取极大的社会资源。
在中国战争事情,官僚制度开始变形,官僚资本开始控制国民经济,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纸币贬值聚敛老百姓的钱财,这与西方的战争时期军火商人的发展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实力反而会上升,但是各种官僚和军队势力很难瓦解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深厚根基,只要做得还是收刮民脂民膏的勾当。
其中有较大的缺陷就是,作者的文章学术并不是很强,对概念的逻辑和立论、证明的分析力度不够,文章一开始是发表在《时与文》杂志上,所以写得比较笼统和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