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在各法院审判的几十个和基洛夫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会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l月18日,苏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死活。在1935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1936年9月26日,斯大林撤掉了雅哥达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前一天,斯大林与日丹诺夫曾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斯大林又多一个更凶残阴险的刽子手。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镇压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变成为一个重要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叶若夫接管内务人民委员会后,它的机构扩大了人员编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谓反对托派中心”案之后。斯大林于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一个论点,即随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涵义不清的字眼“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大规模的镇压与恐怖很快降临在苏共与人民头上。三次要案的公开审判: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诺维也夫,L.B.加米涅夫。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达可夫,K.S.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L.P.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却是托洛斯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斯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