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又名乃是，字去非，男，山东日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诗人。其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有《国士——牟宜之传》一书为记。

生平

简述 

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奎山乡牟小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为明末东林后人。家学渊源，父亲从事教育。牟宜之自幼师从其姨父丁惟汾，素负报国之志，十六岁时即投身革命之役。抗战爆发后，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迎接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驻，开辟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此后长期从事对日敌工与抗日统战工作，自115师而至东北野战军，屡建奇功。其胆识与才干，深得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嘉许器重。1949年后，牟宜之在中央部委任职，不求闻达，勤勉从公。平素行事有民间国士之风，自难见容于权贵宵小，在“反右”运动中横遭无妄之灾，不肯俯首就范，被开除中共党籍，失去职务。“文革”中又被发配至黑龙江昂昂溪“劳动改造”八年，饱受屈辱。1974年，熟知牟宜之历史的邓小平念及其当年功劳，批示准予调回山东省老家退休安置，竟遭当时山东省“革委会”阻挠刁难，困厄于济南，至翌年忧愤而殁。

功业 

1925年，牟宜之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被迫从济南返乡读书。后因为国民党县党部所注意，遂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年再次返乡，参加著名的日照暴动，为此变卖了自家三十亩地购买枪支弹药。暴动失败后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

1935年秋从日本回国，以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关系，担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发。牟宜之到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抗战。因其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有联系，中共要求他回到已经大部沦陷的山东，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当时，在许多国府官吏已弃职逃走、而日寇还无力占领的地区，土匪遍地、杂牌武装如毛。于是牟宜之在1938年初被山东省政府派往鲁北乐陵县任县长，在其任内尽力清除恶吏、消灭土匪、镇压不法日商及其汉奸仆从，整顿了县政府和当地抗日武装。

1938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部来到乐陵，即得到牟宜之的支持配合，将其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他本人被吸收为特别党员。对其在乐陵的抗战工作，周恩来曾给予高度评价。

1939年春，经肖华介绍，牟宜之到重庆去见周恩来，在周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统战工作，曾在一个时期内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

1939年秋，牟宜之随邓颖超等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情况。

1939年9月1日，由于冀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牟宜之随邓小平离开延安，9月18日抵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在那里见到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并亲自带回总部拨给冀鲁边区的二万发子弹。因目睹八路军将士缺乏冬装和药品的燃眉之急，遂将自己手中10万银元尽数交予129师。

1939年10月，牟宜之回到冀鲁边，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在敌后根据地的主持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春，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挺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随军抵达鲁西。夏季，同年9月，到驻山东的东北军中，对于学忠做了大量争取联合的工作。1941年春，任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在1941年11月的反“扫荡”战斗中，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同日军在山沟里周旋两个月。某次在战斗危急中牟宜之写下绝命书，率部与寇血战到底，终于突围，他领导的队伍无人逃跑。在他的《反“扫荡”》诗篇中，留下了“誓拚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的记载。

1942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专事对敌伪军策反的工作。他不顾安危，孤身入险，向旧相识王道和莫正民等晓以民族大义，促使他们反正。从1944年夏至1945年1月，先后策动三批伪军共六千六百多人成建制投诚八路军，扩大了山东军区兵力。牟宜之因此受到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通令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牟宜之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军区与新四军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敌伪斗争中，牟宜之既能坚持政治立场，又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有时虽置身危地亦义正词严侃侃而谈，不卑不亢毫无假借，同时能与各方各界保持过从与交谊。

1946年5月，牟宜之奉调至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负责敌工及原国军部队的改编工作。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牟宜之即专务国家建设事业。1950年，在到济南市任建设局长时，坚持主张并亲力主持疏浚大明湖，挽救恢复了泉城名胜，并修建道路和桥梁，为重整市容做了大量工作。

1953年，牟宜之被调到北京，在中央林业部任经营司长。1956年，调到城市建设部工作，不分昼夜，辛勤致力于制订首都市政建设规划，主持制订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

遭际 

任职建设部时，牟宜之支持梁思成教授对北京建设的“新北京设想”，也赞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认为中国人口应与耕地面积相适应，否则压力过大。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曾坦诚指出个人崇拜带来的恶果，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因此，1957年，牟宜之被划为“右派分子”，其“罪名”即包括“破坏中苏关系”和“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在定案时，中共权奸康生竟然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战友无能为力。

“文革”时期，牟宜之被发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劳动改造。尽管身处流放之中，仍不顾一切，坚持唯实原则与旧家风，对来向他作调查的造反派力陈当时被“打倒”的老友们的功绩，证实他们清白无辜。

1974年，牟宜之致信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详细汇报思想并说明己之处境。邓小平批复，一面充分肯定牟宜之在历史上对国家和中共的贡献，一面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告老还乡，但山东省“革委会”竟称光有邓的批示不行，还要有“春桥同志的意见” 。牟宜之眼见当时刚被特赦的数名山东籍原国军将领尚获还乡优待，自己反遭省委刁难乃至敲诈，愤恨不平之下，脑血栓突发，入院后心灰意冷，拒绝抢救，一周后即去世。

轶事 

1930年，牟宜之和康生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同时被捕。牟由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保释，康生则被关了一段时间，后亦由牟请求丁惟汾帮助得以出监。二十七年后，康生以怨报德，竟然乘“反右运动”之机陷害牟宜之。

1933年客居东京时，牟宜之曾与一日本姑娘交往生情。伊人素朴清纯，对牟殷勤照料。友人与女子家长皆乐见好事之成。二十四岁的牟宜之情亦难解，思又难通，终觉私人情悦与报国之志难得两全，无法对所爱之人承诺幸福，只能割舍。（事见《牟宜之诗——一九三三年七首》记述。）

1939年，牟宜之在延安窑洞见到毛泽东时，毛说我这里还有你的一个山东老乡，遂唤出江青。原来江青在青岛山东大学作职员时所住教工宿舍与丁惟汾宅院是近邻，故早与牟相识，而此时却装出不认识的样子。牟颇知江青为人，曾多次告诉别人，江是在毛面前作戏，毛娶错人了。

1955年牟宜之任职于林业部时，偶然从一篆刻店老板处得知本部行政处的李万铭私自订制了多种公章，警觉其属非法，迅即向部里报告，最终导致该大诈骗犯被揭出归案。经肖华将他写的材料上报，刘少奇批示后刊载于《人民日报》。此案后由老舍写成话剧《西望长安》轰动全国。

诗作 

李锐在为《国士——牟宜之传》所作序言《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中论及牟宜之诗作：

钟沛璋在为《国士——牟宜之传》所作序言《为国纾难 为士招魂》对牟诗亦有如下评说：

王学泰在《评〈国士——牟宜之传〉》一文中为牟诗更作解说：

资料

注释 

Yi
日照人
20世纪中国诗人
右派分子
文革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