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是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南明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組織軍民对清军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親王多鐸成功突破江淮防御线包圍揚州。

四月廿四日，清軍調集紅夷大炮轟擊揚州，史可法再次向弘光帝求援，仍沒有回應。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揚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劍自刎，為部下所阻。多鐸勸其投降，遭史可法嚴辭拒絕，多鐸遂下令在軍前斬殺史可法。史可法的部將劉肇基繼續率領余部和城中居民與清軍展開巷戰，經過激烈戰鬥，清軍才占領揚州。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鐸宣布屠城。根據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記》中记载，揚州城被清軍屠殺80萬人，現代有澳大利亚歷史學者安東籬和中國學者張德芬等认为揚州城被屠80萬為誇大之說。

多铎后来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宣告：“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过程 

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城。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逃，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当清军初至时，劉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於揚州西門樓寫下四道遺書給他的家人，在他死後，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國，願歸葬鐘山明太祖孝陵之側。

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致《復多爾袞書》拒絕投降。副將史德威隨可法有年，可法納德威為義子，託以後事；二十五日清軍以紅夷大炮攻城，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俘。多鐸勸降他：“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来此，祗索一死耳！”後壮烈就义，终年45岁。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遇难。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傷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

相關記載

《扬州十日記》记载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大肆屠杀，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五天後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
 《明季南略》：“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縋城潛去’之說非也。更聞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淮揚，見公生祠謚為‘清惠’，父老猶思慕焉。憶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有浙之嘉興人同舟，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彼雲：‘我在城逃出，稔知顛末。初，揚人畏高傑淫掠，鄉民避入城；後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許，遂居於城。”又，“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則皆歡呼請賞，可法賜以銀牌；殊不知大清兵甚眾。可法日夜待黃得功至；圍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醜）也，忽報曰：‘黃爺兵到’。望城外旗幟，信然；可法開門迎入。及進城，猝起殺人，知為大清人所紿，大驚；悉棄甲潰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時嘩叫，不知所為；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終。
 雍正年間《扬州府志》：“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所著《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爭議與辨誤

《扬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的《扬州十日記》是一本記載了揚州被屠城的约八千字左右的小書，有說法認為該書因长期被清廷禁止而无法流通，直到清末才有人将該书由日本带回，清學者姚觐元於光绪八年（1882年）所刻的《禁书总目》中曾记述此書，乾隆時期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亦列有一本名為《扬州十日录》的書，然而在清朝咸豐年間的史書《小腆紀年》卻有引用《揚州十日記》：「臣鼒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黃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傑，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且清代史學家計六奇亦有記載清兵在揚州的屠殺。時人對《揚州十日記》一書的部分內容和有關數據有所質疑。

区志坚认为有清一代满汉种族冲突为一个重要问题，明末清初不少明遗民及南明抗清人士，多高举华夷之辨，号召排满。但太平天国被平定后，种族冲突的口实再次成为潜流；及至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北京两次陷落，对外用兵的失败，清朝统治的弊点进一步暴露，知识分子更多由排外转而排满，汉人民族主义日炽，再次复兴满汉冲突的历史记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此均为排满革命的宣传作品。

陈国庆，曹金生指出，像《揚州十日記》這樣的著作，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並不相同：「它是文學，文學以形象性和藝術性為特徵，文學是允許誇張的，明末清初詩人吳嘉紀在他的《李家娘》裡對揚州大屠殺作了更加淋漓盡致的誇張：『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鞘，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花李家娘，亦落強梁手。』我們若因此得出揚州大屠殺殺人一百四十萬人的結論，那就是貽笑史家了。《揚州十日記》不是正史，也不是有史可考的歷史人物記載下來的，作者只是封建社會一個名不見傳的小文人，儘管它所記事實是客觀的，真實的，可靠的，從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揚州大屠殺之慘烈。……《揚州十日記》所記載的史實是極具歷史價值的，但不能用其數據作為孤證，在史學界廣泛引用，左右清史的研究。」

遇害人数 
史學家张德芳對《揚州十日記》提供的死亡數字提出質疑，他指出，根据当时扬州附近各个乡村的报告，該地区人口总数是78960户，或者说是495497口。加上在17世纪扬州的人口统计数，揚州府总人口为100万。在各种情况下，攻城时挤进揚州城的人口最大数量至多应该是20万—30万人。

张德芳亦指出城外災民大量往城中遷入的說法並不可信，雖然有文獻記載有城外災民為了逃避高傑逃兵而往揚州地中逃去，但只是屬於極個別例子，理據如下：
根據相關記實，居民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大量向揚州逃避；
居民逃避兵災時須考慮遷入的地區是否「城高池深，有險可守」以及「大軍雲集，足能抗敵」兩個條件。然而四面平野、毫無險要可資防守以及不足萬人留守的揚州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史可法於四月十七日退駐揚州，準備守城時「檄各鎮兵，無一至者」；
據文獻記載，在揚州城淪陷前九天，揚州居民為了躲避許定國和高傑兩家兵的尋仇內鬨，至於「斬關逃出」以及「舟楫一空」，由此可見揚州城的居民沒有突然增多，反而是突然減少；
傳統社會裡形成巨大城市的條件，大致是政治中心或具有極其繁盛的工商業；揚州城在生產方面僅有一些規模狹小的小作坊，商業上除運銷兩淮鹽產外其他方面也很有限，不可能是一個擁有八十萬人口的大城市；
歷史上揚州曾經遭受過幾次嚴重破壞，如在九世紀晚期，高駢、畢師鐸、孫儒等割據軍閥在揚州數次攻圍殺戮，導致「城中遺民才數百家」。經過這次大破壞後，過了一兩百年的北宋中期，揚州還未恢復至隋朝及唐朝時期的盛況，然而揚州在明清戰爭中被破壞後不到十年就已經恢復了繁榮，已「非他處比」。再過三十年，揚州的繁盛已超過了明代。
《揚州十日記》記載清兵屠城五天後放賑，「米數千石，轉瞬一空」，可見刀下遺民的人數還相當的多；
以兩萬僧人作最大的估計，要焚化一具屍體，大概需要一百斤木材，八十萬積屍就需要八千萬斤木材，這兩萬僧人要籌集這麼多的木材，還要很快將之焚化，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事。

澳大利亞東亞史博士安東籬（Antonia Finnane）指出《十日記》記載的八十萬數字不可能如此之高，又指出明清戰爭時期的傷亡數字通常都不可靠，認為王秀楚提供的數字最好被理解為對屠殺的可怕程度的表述。

后世纪念

诗篇 
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如黄宗羲“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蒋士铨“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
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酬朱监纪四辅》）

小说 
清初小说《雨花香》中也提及扬州大屠杀作为背景：“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石成金：《雨花香·第五种·倒肥鼋》）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連結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参见
嘉定三屠
入關戰爭
史可法

1645年中国
扬州历史
南明歷史事件
清朝事件
清军入关后的屠城事件
江苏屠杀事件
17世纪中国
1645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