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紐帶（也稱為創傷連結、創傷鏈接）是與個人（有時是與群體）之間的情感聯繫，這種聯繫源於週期性的虐待模式，並通過獎勵和懲罰的間歇性強化而得以延續。這個概念是由心理學家唐納德·達頓和蘇珊·佩因特提出的  。創傷紐帶通常涉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單向關係，其中受害者與加害者形成情感紐帶。這也可以被概念化為「被支配者-支配者」或「被虐待者-施虐者」動態。

形成創傷紐帶的兩個主要因素是權力不平衡以及對於善待和虐待的間歇性強化，或者說是獎勵和懲罰。創傷紐帶可能出現在浪漫關係、友情、親子關係、近親關係、邪教、人質情況、主管與下屬之間、性交易（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情況），或者軍事人員的任期之間。

創傷紐帶基於恐懼、支配和不可預測性。隨著虐待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創傷紐帶變得更加強烈和深化，它導致了警惕、麻木和悲傷等相互矛盾的情感，這呈現出循環的模式。通常，處於創傷紐帶中的受害者缺乏主體性和自主權，並且缺乏個人的自我感知。他們的自我形象是虐待者對他們的概念的衍生和內化。

創傷紐帶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不僅在關係持續存在時，還會在關係結束後繼續產生影響。創傷紐帶的長期影響包括持續處於虐待性關係中、對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如自尊心低、負面自我形象、罹患憂鬱症和躁鬱症的風險增加，以及延續跨代的虐待循環。與施虐者產生創傷紐帶的受害者通常無法離開這些關係，或者只能在極大的壓力和困難下才能夠這樣做。即使那些成功離開的人，也有很多因為學習到的創傷紐帶普遍存在，而重新回到虐待性關係中。

脈絡 
在1980年代，唐納德·G·達頓（Donald G. Dutton）和蘇珊·L·佩恩（Susan L. Painter）特探討了創傷性紐帶理論的概念 ，將其應用於虐待性關係和遭受虐待的婦女。後來，這一工作在親子關係、性剝削等不同情境中進一步研究。派翠克·卡恩斯將創傷紐帶描述為「誤用恐懼、興奮、性感覺和性生理來纏繞另一個人。」更簡單且包容的定義是創傷紐帶是：「一種由於暴力循環而形成的虐待者和受虐者之間的強烈情感依附。」卡恩斯還研究了創傷性紐帶理論，專門探討了背叛的情境，其中虐待者利用受害者的信任和/或權力感來剝削他們。

成立 
創傷紐帶是在「受虐者-虐待者」或「受害者-加害者」的動態中形成的。在受害者認為虐待者構成威脅、相信虐待者會實施威脅、認為虐待者表現出某種善意、被隔離，無法接觸不深化創傷紐帶的觀點，並認為無法離開這種情況的情況下，受害者可以與虐待者形成創傷紐帶。 

虐待的第一次事件通常被看作是一個異常現象，是一個似乎健康和積極的關係開始時發生的一次事件，通常不太嚴重。此外，在虐待事件後，虐待者對受害者表達出的情感和關懷使受害者感到平靜，並使他們相信虐待不會再次發生。然而，後來反复發生的虐待事件和虐待行為在受害者的心智中產生了認知轉變：防止虐待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當虐待無法逃脫時，情感創傷紐帶已經變得堅固。 

形成和維持創傷紐帶的兩個主要因素是權力不平衡和間歇性強化。

權力失衡 
為了使創傷聯系持續存在，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必須存在權力差異，使施虐者處於權力和權威的地位，而受害者不處於權力和權威的地位。 權力的不平等會在個人身上產生病態，從而加強創傷聯系。 施虐者/支配者處於高位，施虐者/支配者間歇性地懲罰受害者時，受害者可能會內化施虐者對自己的認知。 這可能導致受害者在施暴者實施暴力的情況下傾向於自責，這可能對受害者的自我概念產生負面影響。

消极的自我评价可以最大化对施虐者的情感依赖，这种依赖和消极的自我概念的循环性最终可以导致受害者与施虐者之间形成强烈的情感纽带(即对处于权力和权威地位的人，对不处于权力和权威地位的人)。  此外，身体、情感和性虐待可以用来维持权力差异。 这种动态也是通过施虐者的权力感和受害者的无力感和征服感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的。

间歇性加固 
间歇性地强化奖励和惩罚对于建立和维持创伤联系至关重要。 在创伤联结中，施虐者通过身体、言语、情感和/或心理虐待间歇性地虐待受害者。 这种虐待中夹杂着一些积极的行为，比如表达爱和关心、表示友好、给受害者礼物以及承诺不再重蹈覆辙。 好的和坏的待遇时好时坏，时断时续，间歇性地加强了受害者的能力。

从学习理论和行为主义的角度可以阐明间歇强化学习的普遍性。 在厌恶刺激存在的情况下，以不可预知的方式通过奖励强化是学习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当学习者无法预测何时会得到奖励时，学习就被最大化了。 同样地，间歇性的表达爱意和关怀也是意想不到的，而且无法预测它们使得它们更受欢迎。 间歇性强化会产生难以终止的行为模式。 因此，他们建立了难以置信的情感纽带。

維繫 
通过保持权力不平衡和间歇性虐待的完整性，可以维持创伤联系。

如果受害者在经济上依赖施虐者，或者在关系中有一些投资，例如与施虐者有一个孩子，也可以维持创伤关系。

认知失调理论也可以解释创伤联系的维持。 这个理论假设，当个体经历他们的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冲突，他们被激励去减少或消除不一致，以最小化心理不适。 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会扭曲他们对关系中的创伤和暴力的认识，以保持对关系的积极看法。 这可能包括合理化施虐者的行为，辩解，最小化施虐者暴力的影响，以及自责。

此外，研究表明，对遭受虐待的情况的记忆是分离的或依赖于状态的，这意味着只有当情况在强度和经历上与最初的恐怖情况相似时，虐待的记忆才会完全重现。

如果受害者最终决定离开虐待关系，从创伤性暴力中立即得到的解脱将开始减弱，由间歇性强化形成的潜在的、深层次的依恋将开始浮出水面。 目前这段脆弱和情感枯竭的时期很可能会触发虐待者的记忆，那时虐待者曾经短暂的充满感情和关心。 在渴望再次接受这种感情的过程中，受害者可能会试图回到受虐待的关系中。

然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可以成为保护受害者功能的一个因素，并在创伤情况下提供缓冲。

依恋的作用 
约翰 · 鲍尔比坚持认为，安全的依恋是一种进化上合理的人类需求，甚至取代了对食物和繁殖的需求。 依恋已经在照顾者-孩子的动力学中被深入探索，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解释照顾者和婴儿之间依恋的原则也可以解释一个人一生中的依恋，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和浪漫关系的背景下。

早期形成的依恋纽带为未来的人际关系、互动、人格特征和心理健康奠定了基础。 婴儿通常与他们的父母或直接照顾者形成依恋关系。 哈洛对猴子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虐待猴子的母亲，猴宝宝也会形成依恋关系(在实验设置中，虐待猴子的“母亲”是一只用织物做成的猴子，它会对猴宝宝进行轻微的电击，或者把猴宝宝扔到竞技场的另一边)。 这些发现也适用于人类的依附关系。 即使在直接照顾者虐待的情况下，人类婴儿仍然倾向于依附于他们——来自照顾者的拒绝只会加强努力，增加与他们的接近并与他们建立依附关系。

此外，在危险的情况下，人类会寻求更多的依恋。 当普通的依恋途径不可用时，人们倾向于求助于施虐者。 这导致了与施虐者之间牢固的联系和深刻的情感联系。 这种依恋——既包括对虐待照顾者的依恋，也包括在没有主要照顾者的情况下对其他施虐者的依恋——可能在短期内具有适应性，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生存。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依恋是适应不良的，可以为创伤奠定基础，增加脆弱性，甚至直接导致创伤联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创伤联结的概念通常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联系在一起。 尽管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与受害者建立情感纽带的背景下，但创伤纽带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主要区别在于关系的方向性。 虽然创伤联系是单向的，只有受害者在情感上与施害者有联系，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双向的。 换句话说，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言，情感联系是相互的，施虐者除了与施虐者建立情感联系外，似乎还与受虐者建立了情感联系，并对受虐者怀有积极的感情。

存在的领域

在虐待性关系中 
 
不健康的或创伤性的关系发生在受虐待的人之间。 对于那些在虐待家庭中长大的人来说，这种纽带更加牢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人际关系中正常的一部分。 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测量量表上，三个主要部分是通过认知扭曲为施虐者辩护、伤害、虐待的持续心理影响以及爱。

最初，施虐者的方法是不一致的，发展成强度可能不匹配的其他关系的受害者。 据称，一段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就越难离开与他们有联系的施虐者。

受害者试图维持他们的虐待关系有多种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恐惧、孩子和经济限制。 这些，除其他外，可能导致受害者错误地指控无辜的人。 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害。

被虐待的女人 
对受虐妇女的初步研究认为，受害者重新回到受虐关系中是一个人格缺陷的指标，更具体地说，是受虐狂。 然而，这种观点由“公平世界假定”延续下来，它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 换言之，指责受害者的倾向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世界是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受害者被认为应当承担任何负面后果。 然而，对受虐妇女的研究和对创伤性亲密关系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就受虐妇女决定留在或重新回到受虐关系而言，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从家庭历史和角色期望，到获得资源，到关系本身的动态变化。 关系动态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创伤联系的存在。 虐待中夹杂着一段时间的善意，有助于形成一种创伤纽带，使受害者对施虐者怀有积极的感情。

在受虐妇女中，一个三阶段的过程可以解释间歇性的奖惩循环。 在第一阶段，紧张情绪逐渐加剧，接着在第二阶段发生“爆炸性殴打事件”，然后在第三阶段施虐者平静地表达爱和感情。 这些阶段的周期性和循环性会产生创伤联系。

性交易 
在性交易、儿童美容、对儿童的商业性性剥削(CSEC)以及皮条客和妓女的关系中，创伤纽带是极其常见的。

梳理毛发 
儿童美容包括在儿童和施虐者之间建立和维持创伤联系。 除了力量不平衡和间歇性强化的因素导致创伤联系外，儿童美容也需要获得周围人的信任。 梳理毛发还包括获得孩子的信任，同时打破他们的界限。 奖励和旅行被用作贿赂，以获得接触儿童的机会，并确保他们遵守规定。 强烈的依恋加上认知扭曲加深了这种联系。

2019年的一个案例研究探讨了一个人的生活谁被培养。 受害者认为施虐者是恩人、替代父母和精神控制者，这些都促进了受害者和施虐者之间创伤性关系的发展。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施虐者不仅仅是为了给受害者他们所需要的: 从给受害者一份工作到给他们一块地作为他们的第一所房子，施虐者总是作为一个施虐者出现在受害者面前。 施虐者还充当了替代父母的角色，在危机时刻提供建议和情感支持。 施虐者作为恩人和替代父母的作用构成了建立创伤联系所必需的良好治疗。 相比之下，施虐者作为精神控制者的角色包括控制和支配倾向，效仿被洗脑。 这种观念的组合建立了一种创伤性的纽带，受害者发现这种纽带难以打破，因为拒绝情感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也会涉及到拒绝津贴和好处——旅行、礼物、款待、红颜知己和看护人。

儿童美容也可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受害者和施虐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断演变。 梳理开始时，孩子是非常年轻的-信任的孩子和家庭是后天获得的。 这个孩子受到极大的关注，收到了很多礼物。 随着个体的成熟和进入青春期，施虐者成为知己和恩人。 在上述个案研究中，施虐者向受害人提供职业建议，甚至接送他上学。 然后，在成年之初，施虐者为受害者提供土地建造房屋，并成为受害者带伴侣回家的人。 随着受害者发展需求的演变，施虐者的反应也随之变化，以至于唯一不变的是受害者对爱的需求。 换句话说，施虐者“能够利用关系需求”，直到受害者能够以其他方式满足这些需求。

对儿童的商业性性剥削 
对儿童的商业性性剥削(CSEC)可能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虚弱创伤。 除了导致功能障碍，它还会放大冒险行为，增加冲动失调，进一步损害儿童概念化、理解、建立和维护边界的能力。 这可能会导致对安全、感情、亲密和善良的认识上的混乱，从而与施虐者/人贩子形成一种基于对安全和善良的扭曲认知的创伤联系。 当孤立和对生存的威胁增加时，创伤联系加深和加强，迫使受害者几乎完全依靠施虐者生存和保护。 这种对施虐者日益增加的情感依赖使受害者在施虐者手中遭受的情感暴力正常化，并逐渐使受害者对施虐者产生一种信任和安全感，尽管这种信任和安全感是偏向施虐者的。

創傷強制紐帶 
当权力失衡和间歇性奖惩行为出现时，创伤联结就会兴旺起来。 另一方面，创伤-强制联系还有两个额外的因素: 社会隔离和无法逃脱的感觉。 由于这两个因素对于商业性剥削受害者的经历至关重要，他们与施暴者之间的联系更好地描述为创伤强制性联系，而不仅仅是创伤联系。 由社会隔离和无法逃脱的感觉所具体化的胁迫因素使得创伤联系更加复杂，更加根深蒂固。 强制性创伤联结的使用概括了 CSEC 受害者和肇事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社会动态。

親密伴侣暴力（IPV） 
IPV 被定义为身体虐待、性虐待、心理虐待、经济虐待或跟踪虐待，包括具体虐待和威胁虐待，由现任或前任伴侣实施。 创伤联结是用来巩固这种类型的关系，合理化和/或最小化暴力伴侣的行为，自责，并报告在恐惧的情况下的爱。

親子關係 
父母-孩子或照顾者-孩子动态中的创伤联系可以通过虐待、忽视或乱伦关系来承担。

虐待和/或忽视 
对照顾者不屑一顾或者残忍/苛刻的照顾者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不安全的依恋关系，这可能是非常不正常的。 奖励和惩罚的不一致(即间歇性地强化好的和坏的待遇)可以突出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感情，迫使虐待和善意之间的分裂，这样孩子就会寻求对照顾者形成一个整体的积极的看法，因此，只关注他们得到的感情和善意。 总的来说，创伤关系的发展使得孩子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他们对权威人物的情感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人物是父母和/或照顾者。

亂倫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乱伦关系造成的创伤关系类似于性贩运受害者中普遍存在的创伤关系。 1994年一项关于成年乱伦幸存者创伤的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与施虐者之间的创伤联系。 创伤关系的普遍性与受害者或受害者的近亲与施虐者的接触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那些自我报告较少普遍创伤的人也报告与施虐者有持续的接触，而那些自我报告较多普遍创伤的人则表现出主动回避与施虐者保持关系。 在乱伦亲子关系中，研究发现与施虐者保持不健康的关系会导致创伤并维持创伤关系。 这与创伤联系是有毒的，并且由于内在的权力不平衡而难以离开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不平衡在亲子关系中甚至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普遍。 乱伦关系还有一层额外的背叛创伤，这种创伤源于对受害者信任的剥削，从而导致一种背叛感。

軍隊（服役期間） 
在军事环境下，创伤联结可以发展。 文献特别在服役期间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军事人员部署在敌对环境或战斗地区。 2019年的一项研究探索了这一特殊现象，试图了解二战期间日本士兵和韩国“慰安妇”之间建立的创伤性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创伤有两个方面: 不仅创伤联系是在虐待虐待者的动态中形成的，而且创伤本身也是战争的结果，并因战争而长期存在。 这种关系给日本士兵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使他们摆脱了战争的暴力和高级军官的暴政，同时也给朝鲜“慰安妇”提供了士兵们渴望得到的保护和善意。

士兵们会对“慰安妇”表现出攻击性和暴力行为，并经常对她们进行性剥削。 他们会使用恐吓战术来维护统治地位并促进强制。 然而，这种虐待会被士兵们的善意和同情所点缀，他们的情绪——以及随后的行为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进行的时间和背景。 尽管如此，这种间歇性的友善让创伤联系得以形成和维持。 间歇性的奖励有时也是更有形的，以食物、郊游和身体保护的形式。 然而，保护和情感支持是维持创伤联系的关键，远比食物和郊游重要得多。 韩国“慰安妇”最终在情感上依赖日本士兵，并开始将这种依赖与她们自己的权力感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一种创伤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联系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依然存在。

结果 
创伤联结对受虐者有几个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它可以迫使人们保持虐待关系，对自我形象和自尊产生负面影响，延续虐待的跨代循环，并导致不良的心理健康后果，如增加患抑郁症和/或躁郁症的可能性。

处于虐待关系中 
由于创伤关系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心理操纵使人虚弱，受虐待的人往往留在虐待关系中，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离开这种关系的后果比留在虐待关系中的后果消极得多。

在这种关系中，虐待往往夹杂着安慰和平静的片段，包括施虐者对受虐者表达的爱、善良、喜爱和/或普遍的友好。 这种间歇性的奖励强化(在这里，施虐者的爱和善意)在所有的虐待中成为受害者开始坚持的东西。 因此，受害者倾向于在情感上依赖施虐者，并建立一种信念，即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接受施虐者的爱。 因此，受害者开始形成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自我意识周围接受施虐者的感情。 此外，间歇性的爱和情感的提供使受害者坚持希望事情可以改变。 此外，自责、害怕社会耻辱和尴尬、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害怕孤独、缺乏或缺乏来自其他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这些也是导致个人继续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原因。

跨代虐待循环的永久性 
经历过创伤和创伤联系的人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复虐待的循环。 换句话说，与施虐者建立精神联系的受害者自己也可能成为施虐者。 受害者施加的虐待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创伤联结。

例如，在2018年一项关于杀害儿童罪犯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杀害儿童(杀害他们的孩子/照顾者)的照顾者有过创伤经历，并在早年与施虐者有创伤联系。 有残忍和/或不屑一顾的照顾者的个人很可能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情绪失调和对照顾者的困惑态度，后者成为舒适和恐惧的来源。 这些负面的依恋也可以表现在个人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上。 依恋问题和与自己照顾者之间创伤联系的痛苦记忆可能会被触发，个人可能会对自己的孩子表现出高度和不成比例的攻击性，有些甚至会导致杀人。 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经历了身体虐待、性虐待、对外部危险缺乏保护、被遗弃、情感排斥等等。 尽管如此，参与者表达了对照顾者的无条件为你，理由是他们希望保持对照顾者的整体正面看法。 在他们不断努力建立情感联系的过程中，创伤联系得到了培养。 这些经历对他们与自己孩子的关系和联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了“缺乏感情、缺乏同情心的人际关系行为”，从而增加了由脆弱性引发的攻击性和暴力倾向。

神经生理学结果 
处于创伤联结中的经历可能会产生不利的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结果。 创伤联结的受害者的身体处于一种永久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状态，这种状态可以增加皮质醇水平，可以产生级联效应并触发其他激素。 持续的慢性压力也会阻碍身体的细胞反应，从而对免疫力、器官健康、情绪、能量水平等产生负面影响。 从长远来看，这也会导致表观遗传学的改变。 此外，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婴儿期建立创伤联系也与杏仁核功能障碍、神经行为缺陷以及日后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心理虐待与睡眠障碍有关。  睡眠模式的中断会导致不利的神经生理问题，如焦虑和易怒的增加。  对于心理虐待的受害者来说，皮质醇的增加会影响大脑，从而加强创伤联系。

不良的心理健康后果 
创伤联结与一些不利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结果有关。 由于虐待本身及其对施虐者的情感依赖，受害者往往形成一种难以置信的负面自我形象。 “控制、限制、侮辱、孤立或支配”虐待对受虐者的自我形象和自尊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种心理虐待远比身体虐待更加危险。 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受虐妇女认为自己是“愚蠢的”，她们觉得自己被虐待了，而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受害者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愚蠢的”。 这进一步助长了消极的自我形象和保持低自尊，这两者都会导致自我概念不良，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在上述关于梳理的案例研究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

创伤联结还可能导致分离症状，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存和/或应对机制。 神经生物学的改变也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阻碍学习。 心理操纵和创伤的内在化会引起焦虑，增加参与冒险行为的可能性。 此外，与创伤联系有关的孤立可以培养一种普遍扭曲的信任感，使受害者容易受到可能使他们再次受到创伤或再次受害的情况的伤害。 受害者也可能倾向于完全忽视或者最小化他们周围的危险的、有害的行为和暴力。

亲子关系中的创伤联系(孩子是受害者，父母是施虐者)也会导致日后的抑郁症状。 2017年的一项研究探索了这一点，研究发现，“无情控制”的育儿方式，拥有属性父母的高度保护和低度照顾，是患者抑郁症状的主要预测因素。 换句话说，父母关系不好加上儿童创伤关系的存在增加了儿童在未来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 当不足和绝望的感觉持续存在并被照顾者强化时，负面的自我形象就形成了。 不断努力寻求安全的情感依恋没有任何回报，创伤联结促进了负面的核心图式，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感知和互动。 这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躁郁症、躁狂症、自杀倾向和药物滥用，这些问题可能会普遍存在并持续一生。

参见 

 依附理論
 背叛的創傷
 兒童性虐待
 家庭暴力
 人際連結
 心理創傷

参考文献 

家庭暴力
社會心理學
性販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