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主要分为火灾、洪涝、地震、台风、瘟疫、旱灾和蝗灾。中国历史上，灾荒让大量灾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1990年後，每年天災的死亡人數有降低趨勢，但經濟損失逐步上升；2006年後，每年經濟損失均達人民幣兩千多億元以上。

火災

水災 

中國水災頻仍，商朝的五次迁都均为水患所致。歷朝水患尤以黃河為烈。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

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决口」於今滑县东北，河道向东迁移80公里，由今黄骅入渤海，史称汉志河。

漢朝
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於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黃河水患。

魏晉南北朝
西晉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東大水，李淳風認為「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發生大水，在於「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疫災大起，“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隋朝
開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諸州大水，則被認為「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

仁壽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

唐朝
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對宰相說：“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覆：“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災，農作損失慘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訴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

宋朝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於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於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縣志》、《開封黃河志》載：大定二十年（1180年）黃河在開封縣境決口。

明朝
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黃河氾濫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
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與四十八年，桐乡相繼有旱涝之災，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災，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個，总督蒋攸銛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載：“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民国十年（1921年），江淮大水。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省农田被淹326.7万公顷，766万人受灾，2.5万人死。

民国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灾。高邮湖缺堤。武汉、南京、高邮、上海等地受灾。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估计200万人。

1938年6月，日军攻占开封后，国民政府挖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郑州、武汉，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0余县成为黄泛区，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被迫迁移；黄河直至1946年方才回归故道。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阳。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法币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长江洪水
1958年黄河洪水
1975年河南“75·8”水库溃坝
1983年安康特大洪灾 
1991年华东水灾
1998年中国水灾
2005年沙兰镇洪灾
2006年中国南方水灾
2007年济南特大暴雨
2007年卢氏县特大洪灾
2008年中国南方水灾
2008年深圳6·13特大暴雨
2010年中国水灾
2010年卢氏县特大洪涝灾害
2011年中国夏季水灾
2011年6月23日北京强降雨
2011年中国秋季洪涝灾害
2012年中国多地区强降雨
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
2012年天津特大暴雨
2013年中国西南特大暴雨
2013年宁波水患
2015年中国洪灾
2015年江苏暴雨
2016年中国南方水灾
2016年邢台水灾
2018年中国西部特大暴雨
2018年新疆射月沟水库溃坝事件
2018年寿光洪灾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

6·26冕宁暴雨自然灾害
2020年长江第一号洪水
2020年长江第二号洪水
2020年长江第三号洪水
2020年长江第四号洪水
2020年长江第五号洪水

地震 

前1831年泰山地震
512年原平代县地震
734年秦州地震
1067年潮州大地震
1119年前郭卡拉木地震
1290年直隶地震
1303年洪洞趙城地震
1556年嘉靖大地震（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共83万人死亡）
1597年长白山地震
1600年南澳大地震
1604年泉州地震
1605年琼州大地震
1654年天水地震
1668年郯城大地震
1679年三河・平谷地震
1695年临汾地震
1718年通渭・甘谷地震
1739年平罗地震
1786年康定・泸定地震
1799年石屏地震
1820年许昌地震
1833年嵩明地震
1850年西昌地震
1856年黔江地震
1878年玉环地震
1879年武都地震
1902年汪清地震
1918年南澳大地震
1920年海原大地震
1923年炉霍—道孚地震
1925年大理地震
1927年古浪大地震
1931年富蕴地震
1932年昌马地震
1933年叠溪大地震
1937年菏泽大地震 
1950年墨脱地震
1966年邢台大地震
1970年通海地震
1973年炉霍大地震
1975年海城大地震
1976年龙陵地震
1976年唐山大地震
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
1981年道孚地震
1985年禄劝地震
1995年武定地震
1996年丽江地震
1996年包头地震
2000年云南地震
2001年昆仑山口西地震
2005年九江地震
2008年汶川大地震
 
2008年攀枝花地震
2008年当雄地震
2009年姚安地震
2010年玉树地震
2012年彝良地震
2013年芦山地震
2013年定西地震
2014年鲁甸地震
2014年景谷地震
2015年新疆皮山地震
2016年新疆阿克陶地震
2017年九寨沟地震
2019年自贡地震
2019年长宁地震
2019年内江地震
2020年喀什地震
2020年巧家地震

台风 

1874年9月22日，甲戌风灾横过珠江口，先后吹袭香港及澳门，远至广州亦受灾害，香山县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
1906年9月18日，丙午风灾侵袭广东珠江口一带，肇庆高要的新江云松岭文阁上三层完全倒塌，下二层石额破裂，墙壁崩颓。东莞万顷沙围堤崩溃。
1922年8月2日，汕头市出现强烈台风，造成6万到10万人死亡。
1963年9月，受超强台风姬罗莉亚影响，浙江、上海等部分地区暴雨，造成188人丧生。
1969年7月28日，超强台风维奥娜登陆中国，并在广东东部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其中汕头市的破坏最为严重，这场风灾总计共造成1554人丧生，后被称为“七二八风灾”或“牛田洋风灾”。
1973年9月，由于超强台风玛琪环流极小，而且在登陆海南省前爆发增强，破坏力强，加上预报不足，造成海南省903人死亡，5759人受伤。
1975年8月，台风尼娜为河南等地带来暴雨，最终引致河南“75·8”水库溃坝。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小型水库同时垮坝溃决，造成29个县市被淹，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24万人死亡，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
1997年8月，超强台风芸妮吹袭浙江、安徽、江苏和山东等省，共有2582万人受災，248人死亡，5412人受傷，116人失蹤，直接经济损失436.3亿元。其中，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损失最为严重。
2001年6月，台风飞燕登陆福建省，造成122人死亡（民间传说死亡人数在5000人之上）。
2006年8月，超强台风桑美吹袭浙江、福建、江西，造成441人死亡。
2019年8月，超強颱風利奇马登陸浙江省台州温岭市城南镇，一千余万人受灾，1.3万间房屋倒塌，99.6万公顷的农田受到损坏，共造成56人罹难与14人失踪（有些受灾民众认为实际罹难人数与失踪人数更多，批评政府官员隐瞒灾情）。

瘟疫

 
瘟疫，亦稱大流行，最常見的是鼠疫，又稱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死亡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國清朝後期。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天花）、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遠古時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為吳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兩晉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有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

隋朝
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遼、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當時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亚、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帐汗国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病毒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龍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註：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瘧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軍入侵時帶進關內的。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入關的清軍安然無恙。

清朝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當時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譞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癒。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宣統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亚洲流感（1957年－1958年，据信全球共有至少100万人死于该病毒）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共有310746人感染和31人死亡）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名病人死亡，其中中国有349名死亡）
非洲猪瘟（2018年－至今）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2019年－2023年）

旱灾

鄧拓（邓云特）編著的《中國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商湯十八年（前1766年）至紀元後1937年止，計3703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約每6個月強便有災荒一次。”其中，旱災共1074次，平均約每3年4個月便有1次。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陕西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有601次。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旱災（drought）其實即是缺乏水，農產品因此而枯萎，導致饑荒。乾旱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水災則多在江南地區。

商朝
商朝建國不久便发生罕见旱灾，旱情持续长达數年之久。《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汉书·食货志》载：“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管子·輕重篇》亦載：“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绝”。

《淮南子·俶真訓》載：“殷紂時，嶢山崩，三川涸。”《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周朝
《詩經》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連續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當時的哲人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

漢朝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前114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發生大旱災。《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

《后汉书·杨终传》載杨终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

南北朝
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说：“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廪以赈之。”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太和十二年，“是岁，两雍及豫州旱饥。明年，州镇十五大馑。”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災。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吴越，是岁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饥死。”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弊。”

隋朝
大業八年（612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大業十三年（617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

唐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寫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国，秋旱。

开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

洪武三十年（1397年），“鬰林州旱，庄稼失收，次年乃饥。”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四年，“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崇祯十年，“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崇祯十二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斗麥價錢六百文，斗米價七百文，斗豆價四百文”。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有專家統計明朝旱灾次數一共有174次。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

清朝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緒元年至四年间发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無收，赤地千里，大饑，人相食。”又山西境內“無處不旱”，“河東兩熟之地，災者八十余區，饑口入冊者不下四五百萬。”是年8月1日，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折曰：晉省報災州已有57處，饑民200余萬，後來“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據12月10日奏報統計，全省被旱10分（顆粒無收）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民國成立至抗戰前的二十六年之間，至少有十五年的時間發生水、旱等災荒。

1920年华北大旱灾，陝西、河南、山東、直隸、京兆大旱，數十萬流民逃荒至東北；同时段发生1921年湖南饥荒。

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灾荒则导致了中国陕西、河南、甘肃多达数百万人丧生，陕西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河南省志》记载1942年：“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巩县县志》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1942年河南爆發重大旱災，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這一年總共造成了360萬老百姓餓死。

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频发，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2019年，中國多地出現嚴重乾旱。

蝗灾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災範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明末農學家徐光啓《除蝗疏》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災之後更容易引起蝗災，所謂“旱极而蝗”，由於蝗蟲能飛移，有時候大量發生，形成大集團，因此災害擴大面積往往遠大於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認為中國蝗災史可追溯到甲骨文。《诗经》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間以火诱捕蝗虫以消灭之。

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记载：“虫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災難的源頭，均出自於官衙的苛捐雜稅。

漢朝
《後漢書·五行志》載：（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

唐朝
贞观二年（628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开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虫灾，“蚀稼，声如风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灭虫，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对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评说：“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旧唐书》載倪若水率民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此法稱為“埋瘗法”。

《通典》卷7：“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诸州大蝗。”

《新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发生蝗灾，“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贞观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书》卷36《五行三》）

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

《舊唐書·五行志》載：（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

《新唐書》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

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旧唐书》卷37《五行志》）

五代十國
《旧五代史·五行志》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爆發蝗災，“许、汝、蔡、陈、颍五州生，有野禽群飞蔽空，食之皆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

《旧五代史·五行志》载，乾祐二年（949年），蝗虫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這種“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記載殊為可議，有人認為是粉飾太平，也有人認為當地植物有殺蝗效果，如周怀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灾考察》一文说：“在淮河流域的植物类中，也有杀蝗的草本植物……”，“宋州发现当地生长杀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稱“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宋朝
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县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贝、许、沧、沂、蔡、汝、商、兖、单等州，淮阳、平定、彭城飞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许、宿、齐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纪，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抱草死，有数里。”（《宋史·真宗本纪》）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邮飞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转回判官姚岳言：境内飞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纪·五行志》）

《宋書》載景祐元年春正月，“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

元朝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纪》）

明朝
朱元璋《御製皇陵碑》：“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盡；萬曆十四年飛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寶武界，饑民相食。”（天津市《寶坻縣志》）

万历十九年（1591年），“天津县夏蝗飞蔽天，声如雷雨，食苗殆尽”，新乐“夏五月蝗生县东，未几数日滋类遍野。”

天启六年（1626年），迁安“秋七月飞蝗蔽野，大伤禾稼。”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启上疏“屯盐疏”，其中第三篇为“除蝗疏”，後编入《农政全书》。

有專家統計明朝蝗灾次數一共有94次。

清朝
陳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备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条分缕析，颇为详备，虽卷佚寥寥，然颇俾于实用”。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光绪三年《海盐县志》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从西北来，飞过城上。”

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載：“康熙十一年，飞蝗蔽天，自北而南，所过但食竹叶芦穗，无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邻县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毙。”（《清史稿·灾异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阳西乡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数寸。官兵惶惧，旋尽抱草僵死。”（《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来境，抱草而死，不为灾。”（《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八年《归安县志》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郧阳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灾异志》

咸豐二年（1852年）底：“柳、慶上年早蝗過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皆然”。

咸豐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虫蔽日”（咸豐《武定府志》）

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蝗從南來，飛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統《重修恩縣誌》）

咸豐六年（1856年），“夏，蝗虫又起，飛翳天日，棲樹枝折，復值歲飢，木葉草亙，人虫爭相取食，衰鴻遍野，賣男鬻女”

咸豐六年（1856年），“五月，飛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國《定陶縣誌》）

民国十年《嵊县志》卷十三：“咸丰六年八月，有蝗自北来，顷刻蔽天。”

咸豐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飛蝗大至，食禾幾盡。”（民國《太和縣誌》）

民国《吴县志》卷五五：“咸丰六年七月，蝗从西北来，如云蔽空，伤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飞蝗自北至南，有雷声送去。”

《清史稿·災異志》載：“八月，昌平蝗，邢台蝗，香河、順義、武邑、唐山蝗。”

咸豐七年，“秋七月至望復返，群飛蔽日，食禾太甚。”（雍正《遼州志》）

光绪三年（1877年）阜宁五月“大风雨，蝗抱草毙。”（《清史稿·灾异志》）

光绪《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載“秋八月，飞蝗蔽天，城乡俱是，中秋后热如夏，蝗复来。”

宣统《太仓州志》卷二十六載“夏，蝗自北来，既而入海，灾亦不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