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的封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

地理环境 

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抗日战争时期归属中共陕甘宁边区管辖，根据1943年《南泥湾调查》报告：“南泥湾现在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地面辽阔，西界鄜、甘二县境延水与洛水分水岭的大动脉，北靠延水与临镇川的分水岭，东与金盆湾本区接壤，南靠固临境内，黑蛇川与临镇川的分水岭，纵横各约八十里，计六千四百方里。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南盘龙川自西向东約三十五里，九龙川自南而北约二十余里，在南泥湾匯合称南阳府川，东北向约二十五里至金盆湾。”农场管理处估计，可耕地约百万亩，川地一万五千亩，其余为广大森林区。1940年人口仅2、30户

歷史

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的封锁，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6月，乐天宇率领森林考察团，考察森林情况时，发现南泥湾地区，同年末，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将管辖由固临县拨给新中国大农场经营。

1941年初，南泥湾地区仅有4个农场，至七月，增加到14个，

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在南泥湾进行军垦，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供给。五月，八团到金盆湾，七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皆曾种了一些地”，十一月警卫营开到，1941年居民增至101户。 三五九旅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烧荒方式，焚毁森林，烧木肥土，使南泥湾森林消失殆尽

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三月，特务团到驻马坊，六月，九团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货”，1942年农场增加到30余个，居民增至243户。

农业发展 
1941年3月12日，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国民党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度过屯垦南泥湾的第一个劳动日。

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全旅指战员立志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牛羊满川、麦浪起伏的陕北江南。

1965年10月，陕西省政府决定，为恢复和发扬南泥湾农垦的革命传统，组建了陕西省农建师141团，现名为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农场。

迄今为止，农场下属有农业公司，农垦综合服务公司，农垦光华木器厂，龙泉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中天香料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三个经济实体和子校、医院两个事业单位。全场总人口1579人，其中职工483人。土地总面积2.3万亩，其中耕地4100亩，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经济作物有香紫苏、中药材、果类等。

经济改善
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农场自1977年起一直没有改变负债经营的贫困局面。为了改变这种贫困局面，南泥湾农场被列入1993－1995年扶贫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800万元。

经过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奋斗，项目建设基本完成，主要是：
 光华木器厂改扩建项目。改造厂房1900平方米，购买大中型机械，形成年加工木材3000立方米的生产能力。
 渔业基地建设。修建渔塘374.3亩，形成了年产鲜鱼100吨以上的生产能力。
 子弟学校建设。新投资108万元，新建和改造校舍5269.7平方米，增添了部分桌凳，图书仪器，使教学班次达到12个，可容纳中小学生500多人就读。

以上项目的实施，使南泥湾农场的基本条件有了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职工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生产建设
为了彻底改变农场的贫困状况，1995年，延安市委、市政府决定立项搞好南泥湾农场扶贫开发基地建设后续工程。主要搞好七个项目：

 5000亩经济基地建设。总投资218.75万元。进入早期，年产杏仁100万公斤，产值1000万元，利税525万元。

 商品牛羊基地建设。包括草场、基础牛群、肉牛育肥厂、畜牧兽医站等项目，总投资351万元。

 饲料加工厂建设。该项目为商品牛羊基地建设配套工程。总投资79万元，年加工能力1000吨。

 食品加工建设。包括面食加工与果汁饮料两条生产线，及配套机房、储存库、运输设备等。年生产面食300吨，浓缩果汁300吨，库存产品100吨，总投资257.9万元。

 南泥湾垦区旅游业项目。包括恢复保护毛泽东同志旧居、359旅旅部，革命烈士陵园等8处革命纪念地景点的建设，总开发面积15km2，建筑总面积2000平方米，总投资236.4万元。

 石油开发。现已打井18口，年产原油3500吨。

 陕西省中天香料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计划年产香料紫苏浸膏及刺五加浸膏等医药中间产品8吨，香紫苏油1.8吨。

販毒

揭發
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泥湾种卖鸦片，此事中共高官谢觉哉的日记里有記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彻底的揭露。

1990年，台灣中共史專家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一文發表后，舆论出现中共大生产运动中种植的作物包括粮食及特货（即鸦片）的怀疑。种植罂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鸦片被广泛当做硬通货使用，陕甘宁边区物产贫瘠，种植鸦片出口用于平衡外贸。

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虽未证实，并引起反驳，也印证存在南泥湾地区鸦片种植的争议。

背景
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閑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和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顧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

在毛澤東的財政高指標壓力下，軍隊似乎最早求助於鴉片販賣和種植，朱德和任弼時恐怕是最早縱容和鼓勵種植與走私鴉片的邊區領導人，南漢宸尤其以買賣鴉片為渡過財經難關的不二法門，主張大量種植和販賣，因而招致林伯渠、謝覺哉和高崗的強烈反對，兩派人馬爭論不休。

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不得不親自介入，明確支持大量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他一方面透過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擴大邊幣發行，大量投資鴉片栽種和走私，另一方面透過朱德和任弼時擴大軍隊的大生產運動、同時也透過欽點的財政廳長南汉宸去說服一般幹部，以致連以魯迅大弟子自居的非黨幹部作家蕭軍在1942年聽取報告後，也以為革命的花朵非在卑污的糞壤中生長不可，因而在日記裏投下了無可奈何的贊成票。

谢觉哉日记中称毛澤東曾自我批評，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而為之的兩大錯誤之一是“种某物”。陈永发认为这是暗指栽種和販賣鴉片。

產銷方式
据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說，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按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 。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栽種規模
南泥湾地区的鸦片种植区域：
 1942年特务团、九团、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货”。在1942年各单位中底面积调查表中，八团种植1000亩，收烟300两，特务团收烟100两，警卫团收烟800两，炮兵团种植六百亩只出八十亩，收烟几十两。“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了八十亩。其他是施肥割烟皆不熟悉……”。
 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从陇东佯攻，主力从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袭。南泥湾的金盆湾是其中路线之一，国军参谋人员化妆为鸦片走私商人进入边区，“沿路贩卖西药和布料，归途带鸦片回来”，确认了路线通畅

当今 
现南泥湾设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纪念馆，供人参观、学习。

相关作品 
 毛泽东老三篇之《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
 歌曲《南泥灣》

参考文献

参见 
 陕甘宁边区
 大生产运动、特货
 张思德

延安地理
中國共產黨歷史
鸦片
陕甘宁边区
陕西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