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之前身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是浙江省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新式书院。在中华民国时期，以浙江省工业专门学校、浙江省农业专门学校合并，外加新建一文理学院，在求是书院旧址复建为国立大学，虽经历抗战西迁，逐步发展壮大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历国立英士大学、教会之江大学并入，并被拆分重组为一所多学科工科大学，其医学院、农学院以及文理学院各自经历重组，成为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1998年，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重新合并，形成今日之综合性大学。

前身

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 

1890年代，因应维新和变法思潮，浙江各地创立了一批新式学堂，其中以孙诒让于1896年后在温州陆续设立的瑞安方言馆、永嘉蚕学馆、瑞平化学堂等校，以及时任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设立的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与杭州蚕学馆最为有名。其中，杭州蚕学馆、永嘉蚕学馆是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桑蚕实业学堂，养正书塾与宁波储才学堂、绍兴中西学堂开浙江省新式中等教育之先河，求是书院则是浙江省高等教育之嚆矢，浙江大学之前身。求是书院创立前，汪康年、陈仲恕等人在杭州筹建崇实学堂，因保守势力反对而作罢。到1896年，林启由衢州转任杭州知府，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兴办新式学堂。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在初创时期受到同城的育英书院的影响，以育英书院的美国教师王令赓为总教席，统管书院的教学事务。裘德生回忆录中也提到“这几位文官经常访问我们的学校并且在后来开办他们自己的学校时，也以我们的学校作为原型。”点明育英书院和求是书院之间的联系。作为近代中国自办的第一所普通文理学院，不同于此前上海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与北京的同文馆等官办学校，教师以中国人为主，就连西文也由中国人教授，不仅要求学生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求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1898年，求是书院又率先派遣优秀学生去日本留学，“为各省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

1901年，清政府通令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在省城设置大学堂，在府城设置中学堂，在州县设置小学堂。求是书院因而改名求是大学堂，并在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各省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堂因而改为浙江高等学堂，采用大学预科的体例。清末设立高等学堂的制度仿自日本，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中间学校。1907年，苏杭甬铁路修筑时，时任校长吴雷川支持学生参与抵制英国借款的运动，浙江高等学堂学生联络浙江各校成立浙江学校联合拒款会，并上街宣传国人控股维护路权之意义，最终由浙江各届认购股票2300万元，其金额两倍于英国借款。1908年起，学校开始以正规大学要求，分设文理科。1909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女生。1912年，民国元年，浙江高等學堂改名浙江高等學校，因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全国分四大学区，各区设立大学附设预科，故各省预科学校不再必要，浙江高等學校遂停止招生。1914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关停。

与浙江大学关联 
自求是书院关停后，蒋梦麟、邵裴子、陈大齐、郑晓沧、何炳松、汤兆丰、马叙伦、邵元冲、陈榥等一批求是书院师生积极筹备大学的建立。1927年重建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蒋梦麟即委派郑晓沧到求是书院旧址考察，最终第三中山大学即成立于求是书院旧址。郑晓沧、潘渊、祝文白、赵廷炳等求是书院毕业生在浙大担任教师，第一二任校长蒋梦麟、邵裴子，一位是求是书院的学生，一位则是求是书院的老师。1938年，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校务会议上确立了“求是”的校训。1947年，浙江大学纪念建校20周年暨求是书院成立50周年，校友纷纷将校史追溯到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史地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明确将求是书院称为浙江大学的前身。194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亦以求是书院开始介绍浙江大学。

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1911年，浙江巡抚增韫在杭州蒲场巷报国寺已停办的铜元局旧址创立浙江中等工业学堂，1911年3月27日正式开学，但10月即因辛亥革命战事停办。1912年3月15日重新开校后，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改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设正科4年与一年级预科，并在马坡巷水香阁设有分校。1920年秋，因应省议会建议，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制预科1年，本科3年。1923年5月，许炳堃校长赴欧美考察后更改学制，本科毕业优等的授予学士学位。1923年下半年，许炳堃病，改由徐守桢担任校长。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徐守桢辞职。1927年8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为其工学院。

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10年，官立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成立，以陆家鼐为首任所长，首批学生100名；最初设立于杭州马坡巷民房，后因校舍不敷用而迁移到横河桥南河下民房。1912年，因应民国元年学制改革，学校改组为公立浙江中等农业学堂，设农学科1班，学制3年。1913年4月，学校迁移至杭州笕桥，添设森林科1班。同年冬，改称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5年，添设研究科1班，学制4年。1918年，承应省议会议决，添设兽医科。1924年秋，与建德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合并，改组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学、森林两科，学制3年。1925年，增设高中农科，学制5年。1927年8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为其劳农学院。

并入

教会之江大学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基督教会开始以通商口岸宁波为切入口，创办教会学校。其中，美北长老会于1844年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设立了浙江省第一所教会男校——崇信义塾。崇信义塾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名育英义塾，逐渐发展为大学。由于教会学校是依托不平等条约而建，时人多有抵触情绪，只好以免学费与提供餐食等形式，吸引贫苦子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在平民中的普及。教会学校的教学围绕着《圣经》展开，但也开设一些浅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客观上促进了新知识的传播。1897年，因应设立新式教育的潮流，育英义塾改称育英书院，分设预科、正科，学制5年的预科相当于中学程度，学制6年的正科相当于大学程度。1902年，正科改为5年，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学制4年。1906年，美北长老会决议将育英书院改为大学，成立了大学董事会，并寻觅新校址。

1911年，育英书院由市中心的大塔儿巷迁往郊区的六和塔旁秦望山，改称之江学堂，并在1914年改为之江大学。1914年浙江高等学堂停办后，之江大学亦因而成为当时浙江唯一的高等学府，孙中山曾来之江大学校园发表演讲。北伐战争期间，学校一度停办。1929年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办立案，学校委员会以中国人为主，聘请美籍教师和国内知名教授。1931年，立案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学校校址成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学校则内迁屯溪，最终于1938年迁往上海，与沪江、约翰、东吴、金陵、金陵女大等基督教大学组建上海联合大学。1940年恢复之江大学名义，1941年后迁往福建邵武，后又迁往贵阳、重庆等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校，1946年迁回杭州。1951年改为国人自办。

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其余并入浙大，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部分并入南京工学院，土木建筑学科并入同济大学。其校址一开始为浙江师范学院所用，后来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所用，1961年改为浙江大学所用，用以开设火箭力学、火箭动力学、液固体燃料、自动远动控制、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保密专业。1952年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与浙大文理学院一同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后来发展为杭州大学，并于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由于教会大学的历史敏感性，之江大学在校史中的贡献与地位长期不被承认。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是最早的国人自办的医学高等教育。韩清泉留日学医归来之后，担任浙江高等学堂的校医，因目睹广济医药专门学校和广济医院欺诈病人，会同留日医科同学汤尔和以及自己在杭州中学堂的老师、地方绅士陈权通，在羊市街（今江城路）开办浙江病院。1911年辛亥革命后，浙江病院副院长兼内科医师汤尔和被选为浙江省代表，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汤尔和返回杭州主持浙江病院事务。浙江都督蒋百器聘请汤尔和为浙江民政司佥事，以筹办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在浙江病院的基础上，1912年6月1日，租赁板民房，开办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12年9月1日，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开学，汤尔和担任学校的副校长兼组织学讲师，但不久即前往北京筹备国立医学校。

l913年，更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20年，由浙江省政府拨款在刀茅巷新建校舍。1927年8月，更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28年，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学校设备太差、无发展前途勒令关闭，但在校友争取下于1931年收回成命。1931年8月，更名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1933年8月，开设附属医院。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于10月改在玉泉及灵隐上课，11月迁往淳安，12月再迁至缙云，1938年春迁往临海，1939年8月遭日军轰炸后迁往天台，改组为英士大学医学院。1941年春，迁往缙云，次年再迁回临海。1943年，因重庆等地的校友及校内师生之反对，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医专恢复招生。1946年夏，迁回杭州，受到校友王肇康帮助，以联勤总部第二十二后方班部分房屋作校舍，即湖滨校区西南部分。1947年春，由浙江省教育厅拨款在孩儿巷设置附属医院。1947年夏，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1951年，接管广济医院，作为外科教学医院，孩儿巷附属医院改为妇幼保健院。1952年2月院系调整中，浙江省立医学院与国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合并，设立浙江医学院，以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医学院于1960年改为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

国立英士大学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聚集浙江几乎所有高校的杭州迅速沦陷，杭州师范、之江大学均被日军焚毁，浙江大学被用日军运走重要图书后，用煤油纵火焚毁。浙大迁往江西，之江大学和宏道女学迁往上海，省立医专迁往临海，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其余学校均停办。为救济战时失学青年，浙江省政府于1938年11月决议创办浙江省立战时大学，筹备会办公室位于丽水县城郊三岩寺。1939年2月，筹备会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农学院设松阳，临海的省立医专就地改组为医学院。5月，为纪念陈其美而改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于1939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授课。1942年5月，学校因浙赣战役迁往云和，后又迁往景宁，最终落脚泰顺。1943年4月，升格为国立大学，原本以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任校长，实则后以暨南大学总务长杜佐周出任。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单独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1943年6月，东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转入永嘉，又于1946年3月转入金华，最终以金华为校址。1949年，学校被撤销，并入浙江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时期

重建倡议 
1921年，浙江省议会指出浙江中学生众多，升学只能去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二校，并没有大学，因此建议筹办杭州大学。1922年12月30日，浙江省议会选举蔡元培等十人为筹办杭州大学董事，翌年1月29日董事会成立。因当时政局动荡，正经历江浙战争，经费筹措困难，杭州大学有筹备之名却无筹备之实。到1926年7月，省长公署以多数董事任期已满而拒绝召集开会，筹备也因此无果而终。

创立初期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整顿浙江省教育事务，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将前高等学堂及陆军小学堂旧址、罗苑及文澜阁旧址陆续拨为研究院用地，并召集张人杰、李石曾、蔡元培、马叙伦、邵元冲、蒋梦麟、胡适、陈世璋、邵裴子等九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因研究院规模宏大、需费浩繁而改而筹建大学。

因试行大学区制，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在当年8月宣告成立。除却学术研究外，同时分管浙江大学区内教育行政事宜，由国民政府指派蒋梦麟作为校长。学校由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并由邵裴子于第二年组建文理学院。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改稱爲浙大附設高級工科中學，后改称浙大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浙江省立甲種農業職業學校改为，浙大附設高級農科中學及農學院附設普通高中，后改为浙大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文理学院成立后，主要以普慈寺基础上改建的求是书院为校舍，工学院则继承位于报国寺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建筑。文理学院位于校园的北侧，南面为慈湖，东面则是贴沙河；工学院则位于校园的南侧，三面环水，外围土城。1928年，在慈湖上建成求是路和求是桥，沟通两学院。学校以四月一日为校庆纪念日，盖因求是书院创设于1897年农历4月。

1928年4月，学校改名为浙江大学，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并于7月加冠“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10月，国民政府成立，蒋梦麟兼任教育部长。1929年大学区制废除，浙大行政职能由省教育厅接收。废除大学区制度后，浙江省教育界存在北京大学背景之派系与浙江高等学堂之派系间的斗争，北大系占据上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的陈布雷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后，用人采用超然于学派观念之态度。

1929年，蒋因教育部工作繁重，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国民政府指派副校长邵裴子接任。邵裴子在担任文理学院院长与校长期间，提出士流教育的教育目标，希望浙大学生都应有志于做“士流”，并倡导“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其士流教育主张在竺可桢任内由郑晓沧重新提出，指大学应当培养具有演绎与归纳整理思想之修养、能引领社会风气的“士”。

经费问题 
虽名为国立大学，浙大之经费实则由浙江省财政厅就代征国税项下划拨。自1930年下半年，浙江省财政厅开始拖欠学校拨款，引发学校经费问题。1930年12月，因国民政府于1931年1月起废除厘金，浙江省财政厅以无代收国税款项为由拒绝向浙大拨发经费。浙大向财政部、教育部请示解决办法， 财政部、教育部则认定浙江省财政厅应当以新开征之营业税划拨经费，浙江省财政厅则认定营业税为地方税且不能抵消废除厘金之损失，省政府因而要求浙大经费由中央政府拨款。中央政府与浙江省政府之间的推诿造成学校难以为继，校职工于1931年3月致电蒋介石要求解决经费问题，学生也于4月14日前往省政府请愿。4月15日，蒋介石视察浙大工学院后，提出浙大经费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补助，但实则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仍然严重拖欠经费。11月4日，农学院师生因经费问题进城面见校长，邵裴子与之商谈，遭到工学院部分学生冲撞，邵裴子随即致电教育部辞职，工学院院长李熙谋亦引咎辞职。邵裴子之辞任据说也与邵“学者办学，舆论公开”的主张以及拒绝加入国民党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浙大学生参与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浙大工学院学生参与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游行示威，示威学生捣毁张道藩宅邸，国民党党部即归咎于浙大工学院，并认为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纵容学生，事后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许璇、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一同提交辞呈，均被教育部拒绝。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同意邵裴子辞职，指派程天放继任浙大校长。作为教育系统官僚，程天放与陈果夫、陈立夫关系密切。接任浙大校长时，正值一二八事变后全国财政壅塞，中央财政与省财政均积欠浙大经费数月，程天放联络浙江省财政厅解决经费问题无果后，又向中央政府求助，收获部分拨款。6月，浙大教授因欠薪数月召开全体会议，提出总请假一个月，校方紧急拨发一个月薪水后恢复上课。经程天放赴南京走访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7月起学校经费可以足额发放，蒋介石亦以私人名义致电浙江省政府，催其自7月起足额发放经费，未果。1932年11月，程天放再度致电蒋介石，要求由财政部完全承担浙大经费，教育部遂于12月增加拨款，但余款仍由浙江省承担。然而，1933年2月，国民政府又指派程天放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引发学生致电政府和程本人挽留，并发表《除程天放氏外，拒绝任何人长校》之宣言。时值热河战役，浙大学生之宣言因破坏团结引起教育部之不满，程天放虽不愿意前往湖北但也决定服从大局离任。

驱郭运动 
与二陈CC系关系密切的余井塘首先被传为校长人选，但因学生反对，陈立夫改为提名郭任远为校长人选。1933年3月，郭任远接任浙大校长，国民党党部势力也渗入学校管理。对于经费问题，郭任远一面继续向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求助，一面改革学校行政机构，削减行政费用。1933年6月，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要改组浙大农学院，许璇院长随即以“办事棘手”为由辞职，并引发农学院教授总辞职。1934年，浙大出售位于笕桥的省立蚕桑学校及浙大农学院校地予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太平门外华家池购地500亩，建设新校舍。

郭任远校长任内实现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届寒暑假都会开除大批学生。1934年10月25日，两名四年级学生与一名教师因网球场地使用的问题产生言语冲突，两教师以辞职威胁校长严办，致使学生被开除学籍。浙大学生普遍同情被开除同学，于10月29日召开学生大会，并于10月30日到校长公舍请愿，郭任远校长被迫收回成命，并请辞离校，但被教育部慰留。1935年，郭任远在学生间推行军事化管理，以整顿学风，但任用的军事教官被竺可桢形容为“皆低薪阶级，资格甚差，不足引起学生之敬仰心”。

1935年，浙大学生因响应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爆发学潮，学生赴南京请愿前军警入校逮捕学生引起群愤。学生检讨赴南京情愿受阻，指训育处职员和军事教官带路搜查，遂将运动矛头指向校长郭任远。1935年12月23日发布《驱郭宣言》，指摘其独断专行、任意退斥学生等行为，校务因此中断，学校为学生会所掌控。蒋介石于1936年1月21日亲赴杭州处置学潮问题，并与师生代表对话，最终撤换郭任远，被开除的施尔宜、杨国华也恢复学籍。

竺可桢治校 

郭任远离任后，竺可桢为各方所看好之校长人选，浙大教务长郑晓沧，陈布雷胞弟陈训慈，蒋介石近臣翁文灏、陈布雷均进言推荐。然而，浙大自成立以来，多受蒋介石照顾，国民党党部的影响颇为强势，程天放、郭任远等校长之任命去留多受CC系之掌控。但1936年2月，竺可桢访问妻姐夫邵元冲得知执掌CC系的二陈正不受蒋介石信任，在日记中写道“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竺可桢遂向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以“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为条件接任浙大校长。

竺可桢任上，浙大经费问题因蒋介石等浙江籍官员多受关照。1936年10月，蒋介石受到竺可桢邀请到浙大视察，竺可桢借机提出建设新校舍，获得蒋介石附和。蒋介石视察后，竺可桢又作《半年来浙大之改进》之报告，托陈布雷转交蒋介石。11月初，蒋介石针对报告回复竺可桢，随后军械局土地由行政院划拨浙大，竺可桢指“卅年以来火药库与大学毗邻，人心不遑宁处，今一旦解决为之大快，而浙大百年大计亦于此决定，以现有二百亩之地基办一大学亦绰绰有余矣，何必再移城外华家池哉”。1937年初，浙大又提出建设计划，申请增加临时费，虽获得蒋介石同意，但实则教育部下年度预算已经到终审，无法再修改。

1927年后，蒋梦麟、竺可桢、胡刚复等一大批中国科学社社员来浙大任职；自1915年至1949年，中国科学社123名终生社员中，四分之一曾经在浙大任职，使浙大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南方重镇。1936年，竺可桢邀请梅光迪出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随后张荫麟、郭斌和等一大批学衡派学者来到浙大任职。因竺可桢引入大量东南大学旧人之举被指植党行私，校内一度成立“浙江大学驱竺团”抗衡，苏步青、陈建功等老教授也据此不看好竺可桢，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才有改观。由于学衡派学者和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的云集，浙大逐渐成为文化和科学学术的重镇。

抗战西迁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入学的新生，迁往西天目山禅源寺，并引入导师制。1937年11月，浙大杭州本部迁往建德梅城，并协同浙江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一同迁移。浙大代辦高級工科職業學校、浙大代辦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均因西迁而停办。1937年底，杭州沦陷，浙大离开建德，经金华、玉山、樟树，迁往江西吉安、泰和。与此同时，浙江大學李絜非會同浙江省圖書館的夏朴山负责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运至贵阳。

在泰和期间，与地方水利部门和县政府在赣江沿岸共同修筑防洪堤，并在当地设立澄江学校。随着日军在1938年7月占领江西九江，浙大再度迁往广西宜山，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2月校舍遭到日军轰炸，1939年夏将文理学院拆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1939年7月，浙大在丽水龙泉芳野曾家大屋开办分校，服务由于经济与交通问题无法前往内地升学的同学。

1939年11月，随着广西南宁陷落，浙大迁往贵州，总部设在遵义子弹库，并在湄潭设立分部。在遵義的又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在湄潭的则有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则在两地均有部分。1940年1月，浙大在贵阳南青岩设立一年级分校，后迁移至湄潭永兴。1939年8月，竺可桢提出西迁过程中开设附属实验学校；1940年，浙大实验学校和湄潭中学合并，在湄潭成立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在遵义期间，浙大发展为全国性大学，學生來自各省，各學院均出版硏究專刊，出版有《浙大文學院集刊》《浙江學報》《思想與時代》等刊物。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访问位于贵州的浙大，并在《自然》上发文将浙大称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赞誉为“东方剑桥”。

费巩失踪 

1945年3月，浙大教授费巩准备前往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3月5日凌晨，浙大学生邵全声搬运行李之后，寻遍渡船也未见同行的费巩教授。当日下午，邵全声致电复旦大学，办公室秘书称费巩已经到校，但数日后委托复旦学生捎带行李时，发现查无此人。竺可桢3月14日知道消息后，恐费巩因签名《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而被特务机构监禁，开始到监察院、行政院、重庆卫戍司令部、蒋介石侍从室等处查问，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学生也罢课抗议，重庆四十多名留美教授致信魏德迈，引美国侦探与中美合作所介入寻人无果。实则费巩先是被绑架羁押于重庆卫戍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合作所军事禁区内的杨家山，关押期间每日痛骂国民党政府，被杀后被投入住满硝镪水的化学池毁尸灭迹，尸骨无存。

参与接收台湾大学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浙大教授罗宗洛奉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邀请同样具有留日背景的浙大农学院蔡邦华院长及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三人一同前往。陈建功、蔡邦华、苏步青三人因此分别成为国立台湾大学首任教务长、农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罗宗洛返回重庆述职争取经费、陈建功担任总务长代理校务期间，因本省籍医师转聘问题引起台大医院罢诊事件。

回杭办学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率先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遵义总校则在1946年5月7日动身回杭，改遵义校址为留守处。由遵义往杭州，经贵阳、玉屏出贵州，后经停长沙领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难民证，得享基本食宿与免费车船搭乘之待遇。

迁回杭州后，日军损毁的农学院院舍得以重建，大學路校本部新建梨洲館、舜水館，原先的校本部大楼改称陽明館，以分别纪念黃梨洲、朱舜水、王陽明三人。农学院则在华家池新建神农馆、后稷馆、嫘祖馆等建筑，以纪念神农教民耕作、后稷教民稼穑、嫘祖教民育蚕的神话传说。学校还在刀茅巷建设建德村、泰和村等教职员住宅群，并将刀茅巷口铁工厂一侧的九间改名芳野村，将上刀茅巷一个园子改称龙泉馆，以纪念浙大西迁的历史。此外，学校还为附属中学购买了吴牙巷地块。浙大圖書館馆藏亦有充实，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瑞安孫氏玉海樓的藏書归入。

于子三事件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学生于子三被中统秘密逮捕，后在狱中死亡，引发学生罢课与游行示威。于子三当时是农学院三年级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会长，10月25日，去城站接校友参加婚礼并商讨自办果园之事，被中统认为是中共骨干在杭州秘密集会而实施逮捕。被捕后，学生罢课集会抗议，校方多方营救。11月29日，竺可桢获保证于子三将在当日移交法院，因而亲自前往探访，却被告知于子三以碎玻璃“畏罪自杀”；校长竺可桢拒确认死因，随后浙大公开于子三事件经过。

11月30日，浙大爆发学潮，学生自10月30日起罢课三天，浙大教授会亦决议11月3日罢教一日以声援抗议。11月2日，中共借此次事件通过学生自治会普选，選獲取學生會的領導權，随后开始煽动学生示威游行。校长竺可桢前往南京访问政府高官陈情无果，于11月4日接受《申报》等媒体记者访问。事件经由媒体曝光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陆续罢课声援。国民政府后通过法庭公审此案。11月17日，三位学生和律师当庭驳斥了当局提供的伪造证据，11月20日，法院仍判处其他三名学生各7年徒刑。在法院宣判被审学生有罪后，浙大等校学生继续抗议性罢课。

竺可桢一边到凤凰山亲自为于子三墓地选址，一边却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然而其中间派的态度为学生们所不齿，引发拒竺情绪。当局同意1948年1月4日由浙大学生举行集体葬礼的提议，却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问题纠缠，最终当局禁止学生出殡，甚至还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直至3月14日，于子三方才入葬凤凰山。

浙大历来为政府高官所眷顾，蒋介石父子、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都往往念及乡情抑或是校友情，二二八事件后转任浙江省长的陈仪在竺可桢日记里也被指“故可说浙大为其母校”，因为在学潮问题上都能对浙大网开一面。1949年8月，教育部转达总统府密令逮捕“国际学联活动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反动刊物之主编人”等在内的职业学生，陈仪即附和竺可桢，称“主张疏导，不主张操切从事”。

竺可桢离校 
于子三事件后，竺可桢与学生关系紧张，学生指责竺可桢的中间派路线。1949年3月，竺可桢拒绝了学生自治会的祝寿会邀请。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竺可桢接获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但竺可桢拒绝离开大陆，于4月29日起蛰居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校内至四月底实为学生自由行动之无政府状态。

5月3日，中共占领杭州，竺可桢获邀请回浙大继续担任校长，但竺可桢于6月2日写信给同事学生，指自己不会返校。竺可桢在上海期间，受到上海浙大校友会于7月举办年会欢迎，后又有北京两百余名浙大校友在中山公园集会，请求竺可桢回浙大担任校长。然而，竺可桢返校的主张却遭到了中共控制的浙大学生自治会的集體抗議，竺可桢也于10月转任中科院副院长。

改造与重组

军事接管 

1949年6月6日，中共军事接管浙大，接管小组成员有教授严仁赓、孟宪承、陈立、范绪箕、张君川、黄焕焜，中共地下党员刘潇然、许良英，以及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九人。接管小组宣布停止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活动，查封张其昀之文稿、书籍及全部财产，撤销师范学院，停办法学院、历史系、哲学系并遣散谭其骧在内的师生，只剩下12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习班。不同于北大、清华、南开之接管，浙大之接管中，左派学生以过去恩怨报复教授，致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郦承铨、王焕镳、谢家玉、赵松乔、竺士楷等六十余名教授员工被停聘。

思想改造 

1949年8月，马寅初接任浙大校长。9月，马寅初倡议设立政治课委员会，邀请沙文汉、林乎加、商景才等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来浙大讲课，并派遣浙大职员前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政策。11月，浙大学生服务部开设夜校。1950年，引入校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全校师生“人人提提案，个个想办法”。

1951年，马寅初调任北京大学校长，浙大校长职位空缺。马寅初在北大任内发起教员思想政治学习运动，后演变为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波及浙大。三反五反运动中，苏步青、蔡邦华、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浙大教师遭受冲击；束星北因愤慨苏步青被无端审查，殴打运动核心小组主任，后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而被斗争批判。

拆分重组 

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改归浙江省文教厅领导，并于1951年8月1日与美北浸礼会蕙兰中学合并，成立杭州第二中学。1950年底，奉教育部命令，删除校名中“国立”二字。195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由浙大与省文教厅创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仿效苏联模式，浙大-{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之江大学相关工科专业并入浙大，仍在大学路与华家池办学。经竺可桢安排，王淦昌、贝时璋、王葆仁、沈善炯、许良英等一批浙大理学院教师被调入中科院。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组建浙江医学院，校址位于小车桥省立医学院校址，以浙大附属医院为第一附属医院，原英国海外传道会广济医院为第二附属医院。农学院单独建校，成立浙江农学院，校址位于华家池原址。以浙大与之江大学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学三系，加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接收之江大学校产，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校址位于原之江大学校园。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浙江大学 

1954年，浙大动身迁校，选址于杭州市第一公墓。1956年迁入称玉泉校区。大学路校区则转给省中医进修学校使用，2000年后成为居民区，原校园建筑所剩无几。1955年钱学森来杭时，负责浙大的刘丹主动探讨恢复理科教学工作；1957年，在刘丹书记推动下，浙大重新筹建理科系。1958年，杭州工学院撤销，并归浙大，其校区作为文二街二分部进行新生教育。1961年，浙江大学接管原之江大学校址，作为六和塔三分部，用以开设火箭力学、火箭动力学、液固体燃料、自动远动控制、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保密专业。1963年，浙江大学被添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 
1952年，学校设立后，以培养中学师资以及行政干部为目标，设本科4年培养高中教师，专修科2年培养初中教师。1952年秋季到1953年10月期间，开设工农速成中学，停办后学生后续大部分转入浙江省工农速成中学，小部分转入江苏师范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3年，体育系扩建为杭州体育专科学校独立。从1953年起，停开英语课，外文系英文专业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1956年才重设英语课；到1955年，全院134门课程有107门采用苏联教材，全部都采用了苏联教学模式。1955年，由于学校规模扩大、校舍不敷使用，学校开始在松木场建设新校址；1957年4月校部机关、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科首先迁入松木场路新校址，六和塔原址改为分部。1957年，反右扩大化期间，全院120名教师、干部和一批学生被划为右派，致使科研工作停顿。1958年，浙江省委决定筹建综合性的杭州大学，设在文三街原省委党校、工农速成学校校址之上，因师资设施不足，最终省委决定将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师范学院，以浙江师范学院为主体成立杭州大学。

浙江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 
1952年起，向苏联学习的活动，停开英文课，改设俄文课。1954年8月，将内科、外科、眼科三系合并成医疗系，生药、药剂、化学，分析鉴定四系合并为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改为卫生系。1955年8月的院系调整中，卫生系三年级学生并入四川医学院，药学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师29名调往沈阳药学院、南京药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教师16人调往四川医学院等处。院系调整后，浙江医学院有在校生2633人，教职人员435人，是国内医疗专业最大的单科医学院校之一。1958年初，抽调员工支援建设温州医学院。1960年4月，浙江医学院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61年，将原先等11个专业调整为医学、药学、中医三个专业，1962年暑期起又停招药学系。1963年9月1日，省委从浙江医科大学中析置浙江医学科学院为省卫生厅领导的浙江卫生实验院，并将浙江医科大学下属中医学院、中医院、中医研究所分离成立省卫生厅领导的浙江中医学院。

浙江农学院 →浙江农业大学 
从1955年开始，恢复和建立了园艺、土壤及农业化学、畜牧兽医、茶叶等系和农业机械化专业。1957年开始，浙江农学院隶属于农业部领导；同年又改为以浙江省府领导为主，实行省府、农业部对浙江农学院的双重领导。1958年9月，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学校停课2年，全校师生员工下乡劳动。1959年11月，省农业干部学校和气象干部学校划归本院，定名为浙江农学院附设农业干部学校。1960年3月，浙江农学院、天目林学院、舟山水产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林业研究所、水产研究所以及设在浙江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合并为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实行业务对口管理，校院统一领导，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同年秋，蚕桑系迁往诸暨牌头，合并诸暨蚕桑学校，建立诸暨蚕桑学院。1962年2月，天目林学院、舟山水产学院恢复独立建制。农业干部学校划为省农业厅领导。撤销诸暨蚕桑学院，蚕桑系搬回杭州华家池学校本部。1964年经省委批准，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省农科院分开建制，至1965年12月，完成校院分开建制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

浙江大学

批判刘丹、陈伟达 

6月2日，《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和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文章，浙江大学学生和教师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表示要“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大字报，批判学校党委种种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热情的问题。

6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旨在限制活动“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 “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浙江省委亦向浙大派遣工作组。

6月22日，省委撤销浙大主持校务的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6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揭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丹的反动面目》一文，报道了刘丹被撤职的决定，并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刘丹后又在《人民日报》上被批评。刘丹被指“不突出政治”，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6月，有浙大学生在大操场揪斗“反动学术权威”，被省委驻校工作组组长陈安羽制止。但不久，校内张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浙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28日，浙大1861名师生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党中央，要求省委撤出工作组，并将师生的要求转交给中央，但省委拒绝。8月5日，浙江省委撤除驻各校工作组。

10月4日到5日，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浙大体育场召开四万人大会，批判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陈伟达。10月7日，浙江大学红旗联合战斗团成立，后发展为红联军。10月16日至25日，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省委大楼露天广场召开了长达8天的“强烈抗议省委扣压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事件大会”，19日赴京的浙大代表获得陶铸接见，22日抗议者获得省委书记曹祥仁接见。

保卫灵隐寺 

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全校各级组织已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各类历史文物。8月24日，浙大学生为保护灵隐寺和中学生红卫兵在寺门前对峙辩论，并受到景区员工与临近村民的支援。因应群众对峙事件，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士同志、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赶往现场处理，因省委市委意见不被红卫兵接受，灵隐寺去留问题上报国务院解决。在守卫灵隐寺的同时，浙大学生撰写《告全市人民书》，在市内散发，驻守浙大学生因此受到市民、企事业单位以及浙江鲁迅美术学院学生支援。对峙一直持续至28日，期间一度发生纵火企图但被到场的浙大学生及时制止。27日晚，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到场宣读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电话指示；28日，中学生红卫兵全面撤离。

炮打司令部 
9月3日，《浙江日报》刊登全省五十万职工收到《毛主席语录》的消息，首批《毛泽东选集》由浙江省委赠送给浙江大学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化工学院、海宁一中、杭州交通学校等学校学生聚集在省委大楼，提出要“炮轰省委、火烧江华”。9月4日，杭州市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9月15日，浙江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并于17日在杭大召开万人参与的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浙大组建长征队，到北京、韶山、井冈山等地步行串连。

11月17日，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入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夺机密文件。11月下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林岗、李洪顺、韩向东、蒋为民、戈更新等来浙江串连，提出要打倒中共浙江省委的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四人，并于12月23日，伙同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一千多人，闯入省军区司令部大院，以追查省委黑材料以及抓捕省委书记陈伟达。翌日，浙江大学造反派赴京报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林彪指示省军区不与学生对抗而应借机团结。12月30日，张永生带头组织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简称“省联总”，并查封《浙江日报》，在翌年元旦发行组织刊物《红色风暴》。1月7日，省联总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斗争陈伟达。

1月19日，为解决省联总占据省军区大院的问题，应周恩来要求，省级机关干部孙宏兴、李菊麟，杭州大学李显通等人进京汇报问题，周恩来接见时提出毛泽东要保江华。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肯定造反派追查黑材料和陈伟达的行为，但要求省联总等组织撤离省军区大院，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丁钧作为中央代表于第二天来杭州，省联总在第三天撤离省军区大院，结束了40天左右的占领行为。

江华问题 

1967年2月中旬，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江华被浙江造反派带走，原本打算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但被周恩来派人带走。1967年2月上旬浙大学生到北京时，接见的谭震林表示毛主席对江华“一批二保”；此前，周恩来接见浙江代表时，也表示毛泽东要保江华。因此，围绕是否保江华的问题，造反派分化为以红暴会为首的一派，要求保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打倒曹祥仁、赖可可、沈策，以及以省联总为首的打倒江华的一派，要求保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并打倒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

围绕着江华问题，校内的造反派也产生了分裂。1967年1月19日，红色造反联络站所属的五十多个组织在浙大讨论“大联合”的问题，遭到红旗军、炮打司令部突击队等组织反对。2月5日以浙大“烈火大队”为核心组建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2月6日以浙大的暴动总部为主成立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后者于2月9日在少年宫广场举办大会，要求打倒“烈火大队”。2月12日，省联总在体育场举办十万人大会期间，浙大红暴会冲击大会主席台，并散发《总理谈江华》的传单，高喊“提着脑袋保江华”的口号。

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浙大红联军、医大白总部等组织组建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批判省联总，并在2月20日组织上万人重新夺取《浙江日报》，被省联总组织人员反击而夺权失败。2月25日，省联总召开千人大会，会上省军区白宗善、董明儒表示无条件支持省联总，但2月下旬省军区2号办公室又表示支持无联总，不支持省联总。4月2日，红暴会组建的“彻底砸烂曹、赖、沈反党集团誓师大会筹备处”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彻底揭开曹、赖、沈反党集团反革命夺权阴谋大会”。

5月23日，浙江农业大学发生省联总与红暴派团体之间大规模武斗，红暴派一派在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并将收集的材料专人递送给省军区。省联总派系到军管会找龙潜被拒绝接见，引发29天的静坐抗议，最终张春桥致电慰问，称“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龙潜后成为省联总的批斗对象。6月6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又发生二派武斗，省联总砸机器、毁厂房、抓人；6月10日，省联总又到拱宸桥等地主动挑衅“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造成大规模武斗。6月11日，周恩来要求两派以及军代表来北京会谈，并于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代表团，要求红暴会学习省联总自我批评。

成立革命委员会 
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有争议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 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7月13日，两派达成《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协议于7月19日被中共中央下发，并批示双方认真贯彻落实，要求浙江省军管会对协议执行加以保障。7月23日，两派在北京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协议认定龙潜为首的省军区党委犯路线错误，并要求以省联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逐步组建杭州市革命委员会。

8月4日，浙大造反总指挥部和杭州钢铁厂造反总指挥部接管了浙大人武部；8月5日、9日，张永生则派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和军械一库，骗开大门并夺取库存武器。10月31日，省联总下属组织打砸红暴临时指挥部的办公室。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毛泽东指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省联总遂于12月9日在少年宫广场举行“关于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的二十万人大会，同日“浙大总指”和“浙大红暴会”实行大联合，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196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时，重申毛泽东1967年2月12日的指示，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2月16日，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确保两派共同组建的省市革委会中红暴会席位数量，并将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活动限定在杭州。红暴派转达周恩来保江华意见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反对解放江华，解放江华的问题因而被搁置。

6月下旬，方剑文和浙江大学红暴会勤务组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在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召开红暴会会议。7月3日，在浙大组建“抗大战校”组织，准备把浙大红暴杀向社会，随后发公开信批评省革委会。196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5月24日，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红暴派”代表充实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开批评方剑文以及南京军区插手浙江文化大革命之事，决议压制红暴会。8月14日和9月3日，省联总和红暴派先后宣布完成历史使命，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学校各院系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小组，全校共揪斗430多名师生员工，运动中被关入牛棚，被拷打与侮辱。1969年7月，学校组织师生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1972年夏，刘丹被解放并参加了浙江大学革命委员会担任核心小组成员，但因8月8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批评文革的发言，被王洪文专门批示注意否定文革的右倾思潮，因而学校再度召开批斗会批判刘丹，刘丹也因此搁置。

围堵张永生 

1975年5月23日，张永生自参观朝阳农学院后，到浙江大学作报告，被师生员工封堵大门，指责其“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论断，张永生当场求饶，事后住进浙江医院，制造被浙大学生打伤的舆论。张永生致电王洪文，王洪文随后要求浙江省委保证张永生的人身安全，并派飞机要把张永生接到北京。涉事浙大师生后遭到逮捕。

杭州大学

张贴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后，杭大学生和教师张贴标语和大字报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表示要“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翌日，杭大师生到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贴大字报，指省委一批人想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6月5日，省委工作组进驻杭大。6月6日，部分杭大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的大字报，随后《浙江日报》社在两三天内贴出六七百张大字报，揭发于《浙江日报》社长、总编辑冠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矛头直指编委会。

批判林淡秋、夏承焘 
6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派驻工作组到杭大，主要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与中文系教授夏承焘。对这两人的批斗持续一个月之久，先后召开5次全校大会。6月28日，《杭州日报》刊登消息，报道指杭大师生举行批判大会，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的反党罪行。7月4日，《浙江日报》以《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林淡秋》为题选登杭州大学“揭露林淡秋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来是邓拓一类货色”等文章。7月6日，《浙江日报》以《彻底清算林淡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为题选登选登了杭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二班战斗小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匕首”——评林淡 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序言》，杭州大学总务处战斗小组“《说“狠”》是林淡秋资产阶级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语教研组第二战斗小组“林淡秋的 黑灵魂”——驳《美好灵魂的塑造者》等文章。8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撤离杭大。

红卫兵组织 
9月5日，中央通知各地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杭大因此停课参与全国大串连。9月25日，校内成立了“文革”筹委会，批斗党政领导干部、教授、讲师等，并将二十四史、古典文学作品等作为“四旧”在大操场烧毁。11月1日，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兵团”成立。15日，造反派组织洗劫了校党委办公楼，抢走部分机密文件、资料和17级以上干部的保密笔记本，是为“抢档案事件”。1967年2月19日，造反派进一步夺权，建立了“新杭大2·19公社”。4月12日，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东方红兵团。东方红兵团一面在校内批判攻击领导干部和教师，另一面则到社会上进行打、砸、抢等活动。4月20日，新东方红兵团发表了《关于目前省市形势的声明》，指责“当前浙江省就是有人在疯狂地执行着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带枪的刘邓路线”宣战。5月，新东方红兵团一部分人参与接管《浙江日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以后，一些人更是连续参加了萧山、富阳等地的武斗。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3月29日，杭大成立包含军、工宣队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学校的领导机构。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提出要清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斗争经验，推广“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制造“红色恐怖”。8月27日，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大，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9月28日上午，全校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期间，300多名干部、教师、工人和学生被押送到大操场，遭到示众和批斗。10月25日，全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校工宣队教导员作了题为《刮起十二级革命风暴，向阶级敌人展开大决战》的报告。报告认为杭大前身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苦心经营的巢穴”，必定有“国民党残渣余孽”遗留，决定要调动群众，揪出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日，杭州大学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各系、各部门设立“牛棚”，在兵管小组看管下，严刑逼供，折磨关押人员，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11月18日至20日，校“清阶”领导小组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介绍“清阶”经验。12月5日至7日，又提出“清阶”任务，“做到揪一个，斗一个，批一个，定一个”。在“清阶”中，全校293名教职工被揪斗，其中正副教授44人，讲师149人，处级以上干部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人。

开展教育革命 
1969年，中共九大前，部分院系开展整党，并“及时解放犯错误的好人”。4月7日至10日，学校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举办了教育革命学习班。4月16日和21日，杭大开展下乡再教育活动，驻校工宣队和校革委会召开了首批下乡革命师生动员大会和全校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化学、生物、地理、政治4个系的师生在4月下旬到吴兴县妙西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参加田间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尚未下乡的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外语、体育等系开办学习班，组织教改小分队进行教育改革尝试：中文系的教改小分队到嘉兴东栅开办“毛泽东思想文课大学”。数学系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宁波农村探索数学教育革命，历史系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安吉西圩公社，帮助修编地方史。物理系筹办无线电厂，并在余杭县石蛤公社筹备农村广播短训班。体育系到衢县花园公社探索体育教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外语系则筹办第一个外语“红（色）师（资）班”，改编中小学外语教材。5月中旬，开展整党建党运动，由造反派组织来整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杭大战备疏散至浙西莫干山，次年1月下旬返回杭州。1970年7月，体育系划归省体委管辖。8月，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被并入杭大。1970年9月起，派出教育革命小分队到11个山区海岛和教育事业比较落后的地、县培训2000多名中学老师。1970年11月，在浙西安吉县东南的一个山坳里创办“五七”干校，下放全校教职工劳动锻炼，直至1974年取消。1970年12月和1971年2月，分别举行师生前往农村进行长途野营训练，行程四百余公里。

转机与反思 
九一三事件后，学校召开了党代会与团代会。1974年1月30日，杭大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月3日，校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副书记柴启琨参会并讲话。5月15日到7月23日期间，召开校党委、校革委会两全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校党委常委历史旧账以及错误。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8月12日至21日，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不再允许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议，取消突击提拔干部的做法。10月，师生2000多人到嘉兴县”，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并运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村农业。12月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师生员工开始议论文革的是非。周恩来逝世后，2000多师生员工自发戴黑纱，聚集在校大礼堂悼念，并抬着花圈列队上街游行。四五天安门事件中，部分师生员工制造铁制花圈送往少年宫广场，若干系一同举办《周总理战斗光辉的一生》报告会，事后3个多月的追查被师生员工抵制。

浙江医科大学 
1966年6月初，学校受文革影响停课。1966年8月31日，近万名浙医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集会，要求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未果，遂静坐抗议。9月11日，浙医召开省市红卫兵“向省委提意见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陈冰到场。1966年11月17日，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入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夺机密文件。1967年2月13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浙大红联军、医大白总部等组织组建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批判省联总，并在2月20日组织上万人重新夺取《浙江日报》，被省联总组织人员反击而夺权失败。1967年6月10日，省联总到拱宸桥等地主动挑衅“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造成大规模武斗。

1968年11月，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学校自1966年到1969年期间没有招生，1966年到1977年间未招收本科学生，但附属医院曾组织过卫生工作队在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并培训当地赤脚医生3千余名，卫生员5千余名。1969年11月，在新昌试点招收一年制赤脚医生培训。1970年7月，浙江中医学院重新并入浙江医科大学，但从1973年起重新独立出去。1971年起，在余姚、慈溪、东阳、义乌、诸暨、新昌、海宁、海盐等县人民医院投资设立教学基地。1973年秋到1976年期间，以通过考试和推荐相结合录取招收三年制学生。1976年后，设立口腔系，并开始招收三年制工农兵新生。

浙江农业大学 
文革期间，学校党政组织瘫痪，教师队伍受到冲击。10年中只招收三年制“社来社去”和工农兵学员1028人。1967年5月23日，浙江农业大学发生属于省联总派系的革命造反总部与属于红暴派的红色造反委员会发生大规模武斗，红暴派一派在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并将收集的材料专人递送给省军区。省联总派系到军管会找龙潜被拒绝接见，引发29天的静坐抗议，最终张春桥致电慰问，称“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龙潜后成为省联总的批斗对象。

1970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要求学校迁往临安，原在临安的浙江林学院并入，改为林学系。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要求杭州校址不准招生、不准基建、不准维修，华家池校舍因此衰败破烂，植物园被毁殆尽。迁移中，部分教学设施、图书仪器也遭到严重的损坏。1972年与1973年，学校党组应员工要求，两度向省委提出保留华家池校址。1973年提出以华家池为总校，临安和潘板桥作为分校，经省委同意后迁回杭州，并于华家池招收工农兵学员。1978年4月，浙江林学院恢复建制。

改革开放时期

高教改革

浙江大学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对科技工作进行拨乱反正。为吸收、培养新的人才，中科院谋划改建一批工科院校。1978年8月，中国科学院接管浙江大学和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随后又在1978年底接收了成都科学技术大学；三所学校中，中科院在浙大建设投入最多。1978年12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开始对学校系科设置进行改造，并试点学分制改革，扩大选修课比例，开展外语、计算机基本知识等教学和训练。此外，中科院根据与与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协议，遴选浙大教师赴德国访学，其中就有当时机械工程系青年讲师路甬祥。1981年，浙大改归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1982年起，以机械系机制专业1982级作为改革试点，加强和改进基础理论教学，减少讲课课时，增加自学与工程训练的环节。

1983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和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共同起草了《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的采纳。然而，首批重点建设高校被选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五校，并没有浙大。高校建设项目后逐步发展为1990年代的211工程。

1984年，浙江大学调研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方案后，以“工科人才，理科培养”为原则成立混合班，即在不同专业的新生中选拔5%优秀工科学生约120人，混合培养，集中住宿管理，每届经过竞争淘汰1/3以上。学校在教务处设立了教学二科专门管理混合班，并于1993年扩大混合班规模至150人。浙大以混合班为试点，改革工程教育，在1994年近一步推广形成工程教育高级班，每年从理工科专业的一年级学生中选拔60余人，学习专业课程之外提供工程实践的机会。1995年秋，学校进行了全校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最终决定进一步加强主辅修制度以及课程体系模块化建设，以实现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三个阶段依次实施的人才培养。

199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创建了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并担任主任。

浙江医科大学 
1978年起，浙江医科大学开始实施教学改革，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在卫生部组织的1982-1984学年医学院毕业生统考中，浙江医科大学分别排名第二、第二、第一。1983年起，从各大油田所在地区的应届高考生中选拔学生，为石油部培养临床医学系五年制学生。1984年创建临床医学工程系，1986年恢复公共卫生系，1985年创建医学营养系，1986年调整和新建基础医学研究所、传染病研究所、肿瘤研究所、心脑血管病研究所、环境与健康研究所、老年医学研究所、血液病研究所、计划生育研究所、临床药理研究所、药物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和医学教育研究所在内的12个研究所，1987年新建19层三号教学大楼，并筹建护理系。1988年，作为首批15所医学院，和浙江大学合作设立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前两年在浙大接受理科教育。1992年，建立医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为省级重点实验室。1993年5月，成立浙江医科大学成人教育学院。1993年10月，成立第一临床医学院，下设医学一系、护理系、儿科学，同时成立包含医学二系、营养系、妇产科系的第二临床医学院和基础医学院。1994年10月，成立公共卫生学院。1996年8月，成立儿科系。1997年12月，成立药学院。1998年，作为国家教委指定的首批院校之一，组建基础医学医学专业并开始招生。

学生运动 
1979年到1989年期间，学潮在中国各地涌现，杭州的十多所高校也都有所参与。1985年3月，许良英和方励之在浙江大学召开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期间方励之谈论在中科大的民主改革经历，其演讲文字稿广为流传，许良英称这是方励之“于1980年代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开始”。1989年，浙大、杭大等校学生在武林广场举行示威，声援北京的抗议活动。天安门屠杀后，抗议学生到南星桥火车站卧轨三日，阻断至少60列客车与166列火车，直至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到场安抚平息。

社会捐助 

1985年，浙江大学用邵逸夫的捐款，在玉泉校区新建邵逸夫科学馆，是为邵逸夫在中国内地捐款事业之始。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在浙江大学捐助有邵逸夫科学馆、逸夫工商管理楼、邵逸夫体育馆，在杭州大学捐助有逸夫科教馆，在浙江农业大学捐助有逸夫体育馆。1985年以来，邵逸夫共向浙江大学捐赠7个批次8个项目，遍布多个校区，总额达3.1亿港元及400万美元。1989年，香港电影大亨邵逸夫捐款1亿元人民币在浙江省新建现代化医院。当时，邵逸夫医院隶属于浙江医科大学，由美国罗马琳达大学提供培训支持。自创设以来一直是中国顶尖医院之一。邵逸夫医院是邵逸夫捐赠的唯一一家公立医院，也是其在中国内地金额最大的捐助项目。

1994年，香港商人查济民为浙江大学捐资2000万美元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

四校合并 
1979年，原浙大党委书记、名誉校长刘丹赴美交流后，提出老浙大分离出去的学校要联合起来，以适应国际上大学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1989年，临终前的刘丹还以此为遗愿向前来探望的路甬祥嘱托。1963年，竺可桢以人大委员身份访问浙江时就向中共浙江省委提出，浙大应该和杭大合并，1970年又向周建人省长提议二校合并。此外，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杭州大学校长陈立都在不同场合表态呼吁四校合并。

1996年初，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样和原浙大的王启东数授在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上向参与浙江组讨论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提出四校合并的愿望。李岚清重视这一提议，多次向国家教委、浙江省领导了解相关情况。1997年初，苏步青、王淦昌、谈家祯、贝时璋以浙大校友名义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建议实施四校合并。1998年3月23日，在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多次来杭州调研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四校合并，筹备工作于4月30日启动。4月27日，张浚生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卸任，担任四校合并筹备组组长；张浚生自1954年到1983年一直在浙大，从学生一直当到校党委副书记。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所成立的新浙江大学将是中国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拥有除军事学之外的全部学科门类。按照合并计划，新组建的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日常工作以浙江省为主管理，重大事项以教育部为主。新浙大拥有玉泉、西溪、华家池、湖滨、之江5个校区，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万人，全校教职工1万余人。

四校合并后

校区整并

新建紫金港校区 

1998年四校合并后，浙大于1999年起谋求新校区，一开始因当地政府积极争取选址在富阳富春江畔。后杭州市政府找到浙大，愿意在城西给浙大3100亩地，后来追加5000亩，同时愿意撤出原先经过地块的高压线，以及省政府宿舍区，最终获得教育部支持。

2000年10月，紫金港校区东区建设工程批准立项，11月规划设计全球招标，12月批准征地。2001年9月开工，10月开始打桩，12月主体工程开工，2002年10月一期工程竣工，一、二年级本科生共1.3万人入住。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塘北地块，距离市中心武林广场约9公里，南临余杭塘河, 北靠留祥路，西面为规划中的光明路和紫金港路。占地总面积为3200亩（213.3公顷），水面面积接近总用地的五分之一，规划建筑总面积107万平方米，预算投资30亿元人民币。

出售湖滨校区 
2002年，杭州市区内部分院校以文一路校园置换下沙高教园区土地，张浚生拒绝杭州市政府置换请求。2004年12月31日，杭州市委和学校联合举行会议，时任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指出玉泉、华家池和之江校区均不会转让。2005年，浙大湖滨校区被以24.6亿元转让给香港嘉里建设，成为当年杭州最贵的地皮。随后，校区内22层、高67米、号称“西湖第一高楼”的3号实验楼被爆破拆除，据当初落成仅13年。当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评价道：“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紫金港一期工程中，浙大投入21-22亿元，其中银行借贷12-13亿元。湖滨校区地皮转让所得中，浙大分得17.6亿元，使得学校足以摆脱建设紫金港校区的还贷压力。

出售华家池校区部分地块 
2011年，浙大华家池校区内240亩土地以凯旋单元名义出售，总价136.7亿元。根据学校规划，华家池校区成为浙大继续教育学院本部，原有农学院等院系搬家后，北部240亩土地将予以出让。而根据市政府2007年4月的政府规划文件，华家池校区将会保留华家池以及历史建筑，形成城市公园。卖地计划遭到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等人的反对。

新建舟山校区 
2009年，浙江大学与舟山市政府合作共建“海上浙江”示范基地，成立浙江大学海洋系。2012年6月10日，浙江大学与舟山市政府筹建海洋学院，随后开始建设舟山校区。2013年，海洋学院正式成立，并于2015年9月迁往舟山校区。首批学生于2015年9月入学，预计到2025年将会有4000名学生。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是浙江大学首个不在杭州的学院，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本科一二年级新生将在紫金港校区接受教育，到大三大四转到舟山校区。

新建海宁校区 

2013年，浙江大学和海宁市政府合作设立海宁校区，该提议同年获得浙江省政府、教育部批复同意。首批学生2016年入住。2019年，校区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科技部和教育部共同在校区设立浙江浙大国际联合创新中心。2021年，杭海城际铁路浙大国际校区站投入运营。目前，校区设有浙江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数据科学联合实验室、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于中国大陆学生，国际校区招生计划纳入浙江大学统一招生。

改建宁波校区 
2019年起，独立学院拆分自其所属高校。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改制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为省属高校，继续与浙江大学、宁波市政府保持合作。2016年10月，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在宁波招生。自此，浙江大学扩大与宁波市政府合作，新建宁波研究所、国际设计学院、工程师学院宁波分院、浙江大学国际设计研究院，还将软件学院迁移至宁波，并继续加强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学术合作。

社会互动

校办企业 
2005年，浙江大学设立了国有独资性质的浙江大学投资控股集团，随后改名为浙江大学圆正控股集团，以创新技术研究院公司、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科技园公司、后勤集团、圆正旅业集团、新宇集团、城乡规划设计院公司等企业为核心资产，为学校提供科技产业和后勤服务保障。截至到2023年，旗下已经有浙大网新、众合机电、浙大兰德等参股的上市公司。

附设独立学院 
1999年7月，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中国首家由国家重点大学创办的民办独立学院，由浙江大学、杭州市人民政府合作办学的全日制本科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后可获得浙江大学学士学位，从2012届本科毕业生开始将由学院独立授予学位。2001年，浙江大学在宁波设立宁波理工学院，作为附属独立学院。2010年，因债务压力一度传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将会出售校园内土地，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否认。2019年，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改制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2020年1月7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改制为浙大城市学院。

校友创业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浙江大学以及浙江逐步成为创新创业的枢纽。2014年，教育部公布2013年应届生创业情况数据显示，浙江大学本科生创业率最高，达到4.16%。根据浙大发布的《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生态蓝皮书》，浙大背景的上市公司达393家，现任上市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EO、总经理级别的浙大毕业生有402人，其总市值超6.5万亿，71%浙大毕业的上榜企业家将企业总部设立在浙江。

社会捐助 
浙大校友与浙江籍商人以捐助形式回馈学校。2000年，校友刘奎斗以匿名方式捐资建设的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暨竺可桢纪念馆落成。同年，香港纺织企业家曹光彪捐资建设的曹光彪高科技大楼在玉泉校区落成，是玉泉校区单体最大的建筑和标志性建筑。2001年，邵逸夫捐资建设的邵逸夫艺术楼在西溪校区落成。2005年，香港实业家、中华厂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周亦卿捐资建设的周亦卿科技大楼易在玉泉校区落成。2013年，邵逸夫又捐款2亿港元，支持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和邵逸夫医疗中心的建设。2006年9月，段永平与丁磊联袂向浙江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创下当时中国高校最大单笔捐赠纪录。2017年，浙大校友创建的上海遂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款11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高校獲贈的最大單筆捐款。2017年，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17位创始人及合伙人、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向浙大捐款5.6亿元人民币，以成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发展基金。2022年，段永平再度捐出1.7亿元人民币，以支持紫金港校区西区公共教学楼宇的建设。

学术发展

教学改革 
1999年，在潘云鹤院士的积极倡导下，创建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2000年在，在混合班和强化班的基础上，成立竺可桢学院。

校内机构 

 1998年四校合并后，贺贤土院士任理学院院长和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副主任。2022年3月11日，浙江大学成立物理学院，林海青院士任院长。
 1999年5月，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并作为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招收研究生。然而，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引发学生反抗金庸的教育方式，其博士生导师资格还遭到浙大教师的抵制；2004年12月21日，金庸提出从浙大辞职，引发舆论争议。2007年，金庸就辞职与校方达成共识，转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2022年12月，人文学院拆分为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院。
 1999年7月，浙江大学任命孙笑侠筹建浙江大学新法学院。2006年9月，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一亿元人民币，成立光华法学院，延请王泽鉴、安守廉、刘铁铮、吴志攀、孙笑侠、陈长文、季卫东、张文显、胡建淼、罗卫东等法学家作为教授委员会成员，陈长文担任委员会主席。
 2002年8月，浙江大学成立以丘成桐为主任，谷超豪、王元、杨乐、石钟慈、刘克峰、林芳华、励建书、李骏等数学家参与的数学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7日，浙大成立数学高等研究院，以励建书院士为院长，旨在振兴浙大数学学科。
 2003年10月，浙江大学和杭州华大基因研发中心在之江校区成立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
 2006年10月，查济民和刘璧如夫妇在浙大推动设立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由朱经武、简悦威、周尚林轮值求是高等研究院主席。2015年1月，前港大校长徐立之担任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4年，浙江大学邀请社会学家赵鼎新在之江校区构建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
 2019年9月，浙江大学与中国艺术史家方闻共同倡导建立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南角，旨在服务于浙江大学文明史、艺术史教育。

校外机构 

 2004年12月，与台州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
 2007年5月21日，由浙大校友、企业家朱敏捐款1000万美元创办民办非企业研究院——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
 2010年1月，与舟山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
 2018年7月12日，与衢州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和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2019年10月，在北京成立浙江大学北京研究所，12月成立国家制度研究院与北京研究所合署办公。
 2019年11月，与杭州钱塘区联合共建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
 2019年，与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浙江大学基础医学创新研究院。
 2019年1月12日，与郑州市政府签约共建浙江大学中原研究院。
 2019年7月11日，与温州市政府创建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
 2019年11月，与海南省政府签约创建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并于2020年2月成立。
 2020年5月，在义乌设立浙江大学国际健康医学研究院，筹建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2020年6月3日，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
 2021年4月，与金华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金华研究院。
 2021年1月，与湖州市政府合作创建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
 2021年11月，与绍兴市政府签约建设浙江大学绍兴研究院。

争议事件

林建华校长任命风波 
2013年，林建华在重庆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被网络发帖声讨。杨卫于2013年2月离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校长一职空缺数月，林建华调任浙江大学校长之际，法国浙大校友会长王晓杰在微博发表全球各地多位浙江大学校友会负责人的联合声明，表达对校长任命的诉求，声明回顾路甬祥、潘云鹤以及杨卫三人的治校经历，认为浙大校长必须“有良好的学术品德和社会声誉，需具备卓越的学术成就，应对浙江大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随后，一封反对林建华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信中认为没有浙江大学求学任教背景的林建华不适合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友总会随后辟谣，指校友总会从未抵制校长任命，并将配合新校长工作。林建华则回应，称任命风波不会影响浙大的改革力度。2015年，在浙大任职20个月的林建华离开浙大，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褚健副校长涉嫌贪污案 
2012年3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浙江大学，收到匿名信举报褚健论文抄袭、当副校长期间贪污数亿、向国外转移资产、乱搞男女关系等。随后，中纪委驻教育部监察局调查组于2012年6月进驻浙大，重点调查褚健。2013年1月，国家审计署上海特派办重新审计褚健在浙江大学的科研项目和中控集团。2013年10月19日，褚健被刑拘；11月3日，涉嫌贪污科研经费等罪名被逮捕。2015年2月，浙江湖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褚健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等，狱中褚健一直坚持自己无罪，浙大教授、师生、中控系列公司员工等800余人则联署为褚健取保候审作保。案件被指“中国高校最大腐败案”，检方称褚健“在案发期间先后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社会影响恶劣”。2015年2月褚健被首次提起公诉，并在随后不断延期，到2016年12月16日已经7次延期。最终，2017年1月16日，褚健被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贪污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强奸案校纪处分争议 

2020年4月17日，浙大土木工程本科哈萨克族学生努尔特·巴特尔因强奸罪而被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处一年六个月监禁，缓刑一年六个月。事后，学校启动纪律程序，要求该生留校察看一年，因处罚过轻而引发舆论哗然。9名学生接受新京报采访，称自己为该生性骚扰受害者，并指出审判后该生还在微信朋友圈炫耀自己旅游的经历，质疑其是否真正反省。迫于舆论压力，校方重新审查案件，并于7月31日开除该生。

校史纪念与保护

纪念馆 
1989年，浙江大学档案馆成立，下辖博物馆和校史馆。馆藏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英士大学、杭州工学院、浙江省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8个全宗档案共180596卷、323473件，50425张照片档案（含底片），1514831条数字档案馆检索目录数。

1997年8月，求是书院旧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

2000年，校友刘奎斗以匿名方式捐资建设的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暨竺可桢纪念馆落成。

1949年，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州地方法院被中共接收，1951年其建筑划归浙江医学院。2005年3月16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旧址成为浙江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

人物雕塑 
1987年4月，竺可桢黄铜雕像在玉泉校区图书馆前草坪上落成，雕塑由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应真华设计，杭州制氧机厂铸造。

1997年4月，费巩女儿费盈如女士等校友在浙大百年校庆时捐赠费巩亭，2005年亭内新增费巩铜像。费巩亭位于玉泉校区第七教学楼前下沉广场，正方形，平屋顶，柱身楹联“肝胆照日月奇冤难雪，风范沐桃李浩气长存”为浙大原党委书记张浚生所写。

2007年5月21日，马寅初铜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启真湖畔落成。

参考资料

参阅书目

拓展链接 

 浙江大学校史网 
 浙江大学档案馆-网上展厅 
 浙江大学可移动文物及藏品管理网-文物藏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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