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字君實，号迂叟，通称司馬相公，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縣）人，祖籍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世称涑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生平

简介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引發新舊黨爭。當時司馬光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皇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后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通鉴》。

司馬光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就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继续编撰《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用功刻苦、勤奋，以他的话法是：“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家世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世居河內溫縣。至東晉時期晉室南遷，司馬孚孫征東大將軍司馬陽之孫司馬小槐，始遷居山西夏縣。司馬光的曾祖司馬政因唐末五代內亂未有出仕。北宋初年，司馬光的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官至耀州富平縣令，死後贈太子太傅，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出生及童年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河南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出生時，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仕途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签苏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继亡故而丁忧。降服后，签武成军判官（滑州），任职两年。后经连襟之父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司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代龐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鉴》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但司馬光坚辞不就。

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兴军擔任知軍一職，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仅任过佐贰官与幕职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兴军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在司马光力主下，宋将此前从西夏攻取之地尽数还于西夏。

逝世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执政一年半，即與世长辞，享壽六十六歲。“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身后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录》（（包含《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切韻指掌圖》、《司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強硬的守旧派，他幾度上书反对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就竭诚为国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为了切中時弊，但实际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风霸道专断。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編輯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資治通鑒》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軼聞

西漢之文 
熙宁四年（1071年），吕诲卒，司马光為他写墓誌铭。蔡天厚得其摹本献王安石。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剝胡桃皮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桃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司馬光救友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其中一個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後世的「司馬光砸水缸」之說，乃是將「甕」誤為「缸」的結果。

登州阿雲案 
登州的阿雲在為母親守孝時，被迫答應嫁給韋阿大。晚上，韋阿大在田舍睡覺時，雲在睡夢中砍向了韋阿大，砍傷了韋阿大的指頭。根據《宋律》，謀殺自己的丈夫是《宋律》十惡中的死刑，而阿雲是韋阿大的未過門的妻子，所以知縣判處阿雲死刑。

登州知府許遵在審查此案時，同情阿雲，建議只判有期徒刑，理由是在服喪期間，婚約無效，後果不嚴重。當時，許遵被提拔為大理寺卿，皇帝還下詔宣布，如果兇手在行刑前如實供述，就按自首處理，可不判死。然後，許遵以皇帝的詔書為依據，將雲的刑罰減為有期徒刑。朝廷其他官員反對許遵的調任，並彈劾他徇私枉法。於是，許遵請神宗將此案交由兩制討論，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為傳統派和改革派。神宗下詔解決此案，王安石的建議佔了上風，「謀殺傷首原法」被確定下來，劉恕等六人被貶，阿雲被免死。後來阿雲的下落，史料中沒有提及。

評價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坚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赵顼：“司马光方直。”“未论别者，即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宋元学案·卷八》）
吕公著：“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宋元学案·卷八》）
文彦博：“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後后以鞭扑之者。曰：司马端明邪！’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宋元学案·卷八》）
程颐：“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邵雍）、张（张载）三人耳。”（《宋元学案·卷七》）
邵雍：“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君实九分人也。”（《宋元学案·卷八》）
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东坡全集·卷九十·司马温公行状》）
邵伯温：“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赵逵：“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慕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
叶逋：“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
張栻：“司马温公改新法，或劝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宋元学案·卷八》）
朱熹认为：“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免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又将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而日后新旧党争漸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著重於国政运转。朱熹说司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讚揚司马光“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宋元学案·卷八》），但称“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
王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东都事略·卷八十七》）
吕中：“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祐为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王应麟：“欧阳子（欧阳修）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宋元学案·卷八》）
倪谦：“公之在宋朝正声劲气，天下共知。”（《倪文僖集·书司马温公告身后》）
孙承恩：“熙宁谏诤，忠谠切深。元佑相业，旋乾转坤。行成无伪，学几不杂。一德醇儒，百年清节。”（《文简集·卷四十一》）
李廷机：“司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五字鉴》）
张燧：“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近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语此矣。”“温公《资治通鉴》稿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千百年眼·卷九》）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寇准）、赵忠定（赵汝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五杂俎·卷十三》）
林时对：“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萧何）、曹（曹参）、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龄）、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欧（欧阳修）、司马诸公，克奏戡定弭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荷牐丛谈·卷二》）
王夫之：“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者，盖晨星之一见尔。”（《读通鉴论·卷二十六·穆宗》）；“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宋论·卷七·哲宗》）
康熙帝：“司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祗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阅史绪论》）
李光地：“武侯（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仪）、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马温公，皆实有孟子之意。”“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榕村语录·卷二十二·历代》）
蔡世远：“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诸葛武侯、陆宣公、范文正、司马文正也。”（《二希堂文集》）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然而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情感上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
《历代群英歌》：“司马力攻新法，忠彦敢言正直。”“宋代称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同是，温公君实为然。”（《提纲释义》）
石蕴玉：“熟诵公名，中华外域。签判居苏，乃为亲屈。”
陆以湉：“钱武肃王用警枕，司马温公亦用警枕，兴王、贤相勤劳正相同也。”（《冷庐杂识·卷四》）
蔡东藩：“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宋史演义》：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梁啓超在《王安石傳》批評司馬光不懂軍事：「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王安石）乎哉，抑溫公乎哉？」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资治通鉴》

 
Guang光
夏縣人
寶元元年戊寅科進士
宋朝宰相
宋朝歷史學家
中國散文家
宋朝詞人
宋朝詩人
北宋儒學學者
帝師
北宋國公
宋朝三師
资治通鉴
諡文正
孔廟先賢先儒
11世紀歷史學家
元祐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