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由启蒙老师在法国留学时改名邓希贤。后在1927年正式改名为邓小平，以适应地下工作，曾在1930年代化名为邓斌。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人，祖籍江西吉水，在法国勤工俭读期间经周恩来丶赵世炎等人介绍和影响下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而他和周更加成为终身好友及拍档，并互相扶持，比如在文革中暗中派人保护被下放的他。亦为使他铺路得以在睌年时成为最高领导人。后留学苏联并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最高领导人。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1978年至1983年，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3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直到今天他定下的政治及经济路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仍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官方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以其部分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来说，他的提议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其政策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了新兴超大城市深圳市。他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12日，邓小平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是长子。1909年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六岁进初级小学。1911年转入新式小学读书。1915年考入高级小学。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

1919年春天，邓小平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就读，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五四运动后，邓小平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1920年夏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10月抵达法国马赛。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邓小平个子矮小，却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导人，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邓小平在法国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巴耶男子中学就读。

1921年春，在布列塔尼之贝页中学语言进修班学习，后来到巴黎附近之工厂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4月初，他与叔父到克鲁索施耐得钢铁厂（）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由于缺钱，他工作3周。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他做1个月苦工后辞职，靠领救济金（每天5法郎）过了5个月。他在这里初步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在蒙塔尔吉当体力工人，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工作。同年秋天，入夏蒂荣中学学习。学习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领导评价，此时邓小平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精神。这段经历对于他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2月，邓小平在赫金森橡胶厂当雇员。3月7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6月，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1925年底，他进入雷诺汽车厂工作，学习钳工技术。
1922年，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担任编辑，与李大章一同负责刻蜡板。邓在周恩来丶赵世炎等人介绍下加入少共，因而和周成为终生好友，而周晚年时更为他铺路协助他推动改革开放。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1923年，少共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在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被选为青年团领导，和周恩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但没有具体任务。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1923年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小平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工作。随后，邓小平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宣传中国革命。在此结识了主编周恩来。邓小平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

1925年春天，邓小平在法国里昂做工，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之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同年秋天，他成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邓出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五卅惨案，在巴黎的中国人未经法国当局同意，发起一次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中国驻法使馆，并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使法国当局严厉逮捕和遣返大批中国共产主义者回国。包括邓小平在内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监视。邓小平等受法国警方监视并有被捕之虞。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上车时接到法国警方驱逐令。邓小平旅法5年，爱上吃-{zh-cn:土豆;zh-hant:马铃薯}-、-{zh-cn:奶酪;zh-tw:起司;zh-hk:芝士}-、牛角面包，爱喝法国葡萄酒和咖啡，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

邓小平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邓小平起了个俄文名字“多佐罗夫”（），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小平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此外，当时在莫斯科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不过他与邓小平不同班。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他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西安。

1927年春，邓小平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2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3月，接受分配到西安，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学校隶属冯玉祥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筹建。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邓小平等遣送别处。7月间史可轩带领千余人离开西安，该校宣告结束。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6月，因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之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环境，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时改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邓小平从事会务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之总方针。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8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9月，在上海，邓小平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之机要交通。是年冬，邓小平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统战工作，并全面领导广西党工，准备武装起义，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是邓小平开始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赶赴海防，由陆路潜入广西省。在南宁，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广西党组织负责同志联系，传达党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邓奉命到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左倾情绪影响，对邓小平在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指示信提出批评，但是邓小平坚持从广西实际出发，认为俞、李与蒋、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9月1日，邓在南宁主持召开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武装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创立工农红军」。10月1日，俞、李率部出发𢇌，邓小平调遣部队作应变：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10月初，中共党组织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邓小平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只，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几千支枪和弹药装船外运；又令在南宁受训之韦拨群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并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10月17日，邓小平、陈豪人等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一到百色，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决定发动百色起义。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1月初，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邓小平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小平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2月上旬，邓小平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1930年2月1日，邓小平在龙州领导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和第八军总指挥。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电告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邓小平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过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赣湘桂边界地区。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七军，奉命北上，此后转战桂、粤、赣、湘边境。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1931年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7月，中央将红七军调到中央根据地，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强渡乐昌河时，邓小平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邓小平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中国共产党组织。随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冬，邓小平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小平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邓小平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邓小平派到边远乐安县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小平参加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年底，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邓小平参加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复出。4月，邓小平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央纵队秘书长职务交给刘英。5月12日，邓小平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1936年2月5日，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东征。5月，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邓小平曾亲自编写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9月，邓小平奉周恩来派遣，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山动员蒲路东，正太铁路北各县民众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驻进五台县南茹村。10月，邓小平、傅钟、韦国清率八路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义县，开辟晋西地方工作；邓小平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同时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不久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1月18日，到达129师任职视事。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1月7日，邓小平在洪洞参加北方局和集总（八路军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故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召开之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2月6日，邓小平在辽县主持召开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2月25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到拐儿村参加集总召开会议。4月26日，邓小平与刘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7月16日，邓小平与徐向前、宋任穷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向他介绍冀南抗日情况。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7月28日，邓小平亲自领导冀南抗日武装整编。8月14日，邓小平指导冀鲁豫边区省委召开各地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选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8月25日，离开冀南。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之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地方工作。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全国我军中党务委员会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谭政、项英、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关向应、程子华、林彪、刘伯承、贺龙、萧劲光等26人组成。

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939年7月，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同卓琳在延安结婚。9月，邓小平第三次结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日本军队发动百团大战（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8月至2月，邓小平与刘伯承率129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电嘉奖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1943年10月6日，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8月20日，正式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

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因国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谈判失败，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第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矛盾严重，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1948年3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治富集团会师中原。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949年3月14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月21日，他与刘伯承、陈毅指挥部队渡过长江，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小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0月1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随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12月2日，邓小平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实施土地改革等。

1950年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虽然从以后发展来看，他们过高估计当时形势。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此时，他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邓小平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邓小平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在4月接管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权威和权力。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负责人，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

1956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小平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几个月后，毛泽东也放弃这场运动的初衷。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还是钦佩苏联的建设成就。1960年10月1日至10日，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了当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63年7月6日至20日，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及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了9次会谈，苏斯洛夫为苏方代表团团长，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也参加辩论，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7月14日，苏方不顾中共反对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全面批判，邓小平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
1958年5月，中共第八届全国党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不同于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对此赞成。会议确定党政合一体制，由邓小平领导中央书记处负责政策具体部署。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1959年4月，权力下放地方过多出现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在党内，邓小平领导地位更为突出。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关于中共党的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权威受挑战。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并请毛回来主持工作。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并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泽东，但被毛拒绝。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周派遣工作组。8月1日至8月21日，邓小平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小平，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结果刘与邓作自我检讨。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与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以后刘、邓就不公开露面。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厂劳动。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8月5日，刘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斗争。9月，刘与邓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邓与其妻及继母夏伯根3人一道被软禁在住宅内。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在10月13日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随着邓小平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月，邓一家搬离中南海。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林彪向全军发出「第一号令」，进入紧急战争状态。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钟路程。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1970年1月，从本月起改发生活费，邓小平原来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从本月起不发工资，改发生活费，邓小平每月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培根25元。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没有强制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发动武装政变未遂，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1月，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1972年1月10日，毛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王震曾向毛上书，要求让邓出来工作。林彪集团政变失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叙述对林彪事件看法。8月3日，邓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长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作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毛泽东对邓小平这封信作出批示，其中提到邓在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是挨整，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邓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外交场合重新发挥活力。4月20日，副总理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之国宴。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正式提议邓出任总参谋长，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2月22日，邓代表军事委员会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大调动。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主张，指出：国家之间之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论」。

1974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邓代理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住院后，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1月8日起，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周带病主持会议。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在幕后主持起草了政府工作报告。会上通过周恩来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决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指出「必须反对派系斗争的发起者」。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决定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5月12日，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5月27日，根据毛泽东之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会议中，与四人帮斗争已经白热化。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这很快遭到极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并主持会议。在追悼会闭幕后，毛泽东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邓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会议指控邓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天安门四五」事件，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

然而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

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小平作准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

10月10日，邓写信通过汪东兴交给华国锋。邓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10月26日，华国锋宣布要批判四人帮，附带批邓。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虽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过邓小平」。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有人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依据，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极力反对邓复出。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两封信。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后，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错案。1978年3月，邓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邓则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华国锋虽解决四人帮和停止文革，但文革时期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抵制，并成为邓小平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1977年，邓小平以主管科技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恢复了日后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2月，邓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1978年初，邓小平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显是在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好舆论基础。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华国锋被迫改变了先前两个凡是的观点。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全会上，邓小平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泽东「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寃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邓颖超、王震等邓小平的支持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属于「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出席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小平前往参观金日成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小平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据报道，邓小平「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0月，继续到日本。11月，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并且接受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979年2月4日，邓小平回国。2月17日，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反击，中越战争爆发。在短暂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次月撤出越南。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小平辞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5月17日，邓小平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致悼词。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取代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职务。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意在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方案。邓小平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销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排名第三，在总书记胡耀邦和叶剑英之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城市建设方面，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辞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任一职由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接任。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别有两项协议：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
。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最先在解决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方面得以应用。

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获得胜利后不久，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中国。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小平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随后，戴卓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但中方拒绝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
，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爵士访华，就香港主权问题让步，会谈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贺维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代表，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席上，邓小平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及时任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代表签署，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谈判结束。

1984年12月19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该香港特别行政区得以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维持50年不变。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国政府正式从英国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权（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从英国军队手中和平解放香港，正式接管香港防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正式把其所占领的整个香港地区正式交还给中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由中央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实施。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鉄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发生了八六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87年1月，因为坚持改革扩大化的观点，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

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率从1984至1987年的7.4%骤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的广泛愤怒，邓小平的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4月15日早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当晚北京各大学学生就举行各种悼念活动。4月17日，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事件成为导火线，很快就蔓延并演变成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邓小平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当时引起游行参与者广泛的愤怒、反对和恐惧。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决定，也有人认为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月31日，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邓小平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3日晚至6月4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从北京外围强行开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即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6月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邓小平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小平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请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8日，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0年3月19日，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

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长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在中共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1992年春夏，保守派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开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张在十四大占了上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会付之东流。

1992年春，早已辞去所有正式职务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南巡与演讲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

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尽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于迈进市场经济。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思想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

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并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但是邓小平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理论是“不争论”。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但他恪守了当年他辞职时的承诺，并没有在这次活动中发表正式演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仅仅是在一些会谈中人们谈及“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理论”时，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享年92岁。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联合国大会默哀。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其角膜亦捐出。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但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称：「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对邓小平之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说：「为什么小平同志在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小平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小平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交的众多外国友人中的一位。他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批评者称，在邓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下，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中共党史上仅次于文革的政治迫害和冤案。

六四事件中的处理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支持邓小平的人认为他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被迫之举；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小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1980年代其正式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蒋经国则以一国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应。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家里有一点田。在广安县协兴场袍哥会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曾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乡长等。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无后。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一男：四子邓先清。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儿，生三女：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于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1931年，与第二任妻子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结婚，1933年离异，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于莫斯科。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育有五名子女。



邓小平原本喜欢打台球，1959年打台球被地毯绊倒后骨折，改打桥牌，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聂卫平曾透露，邓小平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此外，邓小平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

邓小平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早在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他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业余时间欣赏。1979年，他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1977年7月30日，他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