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尊称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理论成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他主导或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此外，毛泽东在文学和书法方面也有一定造诣。对毛泽东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9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一名富农，原籍江西吉水。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普通农村妇女。毛泽东8岁被送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13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辍学在家与长工们一起种田，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1910年，毛泽东16岁时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思想。1911年，毛泽东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在革命党报纸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新闻后，在学校张贴文章支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带头剪掉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率先响应起义，毛泽东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

1912年2月，宣统退位，毛泽东认为其参军目的已实现，退伍回长沙继续求学。1912年3月，毛泽东考取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一个月后因为英文无法跟上教学而退学。随即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少而规则繁琐而休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但毛贻昌不同意毛泽东的自修，并拒绝继续提供费用。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随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毕业。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

1918年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二十四名青年离开长沙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外，毛泽东首次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1919年春，毛泽东南下上海为出国赴法勤工俭学同学送行，4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等人组织学生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运动。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但8月中旬便被张敬尧查封。同年12月，率领湖南赴京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请愿联络。1919年9月，毛泽东在当时联省自治运动中于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自治；1920年9、10月间，他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1920年之前，毛泽东坚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驱张运动依赖于军阀的最终成功，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最终失败，却使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倾向于改良主义转变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一师校友会会长，寄宿于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1920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长沙参与主办了罗素、蔡元培、张东荪、李石岑、杨端六等中外学者的公开讲座，并担任长沙《大公报》特邀演讲速记员与评论撰稿人。对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毛泽东听后反倒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1921年夏，毛泽东受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

1920年11月，毛泽东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毛泽东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1921年8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作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同年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担任书记职务。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党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

1923年4月，陈独秀把毛泽东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帮助筹备中共三大，准备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1923年6月，毛泽东以湘区代表身分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表示赞成工农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并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这次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国民党元老覃振在湖南开展建党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委任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中共湘区党委夏曦等建立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923年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毛泽东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党湖南总支部。

1924年1月毛来到广州，代表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被派往上海继续帮助国民党做组织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 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毛泽东还在中共党内任中央组织部长。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毛泽东还担任了上海地区的军校招生委员，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1924年7月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叶楚伧（因为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问题”，“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在与叶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毛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周旋，一面维护国共合作，他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写道：“（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因此在中共党内，他被张国焘和李立三嘲讽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韶山休养，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广州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当即通过，10月7日就职。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11月，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1925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由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10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5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在北京西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5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革命策略之通告》，指责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 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入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5年12 月5日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刊并主编《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 年1月1日至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宣传报告。受主席团委托，修改 《农民运动决议案》。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会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接办农讲所第6期。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迫使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全部精力都投入农讲所。给农讲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辛亥革命至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一再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2次带领学生到韶关和海丰，实习和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 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与邓演达等在武昌创办并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所。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1月4日至1月9日先后在湘谭县之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乡县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县考察，1月24日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之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负责人作详细报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县考察，2月4日回到长沙，2月5日历时32天之湖南五县考察结束。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组成筹备处，由湖南省党部推举以周以栗、毛泽东、陈克文，湖北省党部推举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等为筹备员。3月5日，毛泽东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机关刊物《战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发表。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办理，是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正式上课，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系农讲所最高领导机构），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李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恽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担任讲课。3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出席委员27人，谭延闿主席，丁超五报告「阳新惨案」详情，议决组织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处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县40万武装农民，推王法勤、-{于}-树德、陈克文、邓演达、刘莪菁、郭安宇等13人为主席团，陈克文、毛泽东、陆沉、郑振宇在大会上分别作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省农运状况报告，李立三作中国职工运动报告。3月28日，中央农民部在武昌召开各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陆沉、方志敏、陈子林等出席，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领导全国农运，时全国有组织之农民已达800万人。3月30日，湖南、广东、湖北、江西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省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选出彭湃（广东）、易礼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陆沉（湖北）、萧寅谷（河南）及毛泽东、徐谦、孙科、谭延闿、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13人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陆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兼任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并决定在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680名。4月2日，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推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4月3日，湖北麻城县土豪利用红枪会策动武装暴乱，残杀革命干部和军民，包围麻城县城，毛泽东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组织学员中组织学生军300名，于4月14日开赴麻城，平息暴乱。1927年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列通缉193中共要员，毛泽东名列其中。毛泽东从此终止了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协会一月来多，农民牺牲者达一万数千人，是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呈请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明令保护农工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毛泽东等7人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派遣毛泽东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秋收起义。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同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评价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之一个连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萧家璧之靖卫团，县城之敌闻讯弃城逃跑，次日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2月3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举行首次会议，决议开除隶属共产党之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屈武、邓颖超7人党籍。2月21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自遂川攻打宁冈新城，歼灭守军多人，击毙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县长张开阳，俘敌军400余人，并占领新城，是日在宁冈砻市开万人大会，成立宁冈县苏维埃政府。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派第二十五团与第七十九团由永新出发，第八十一团由遂川出发，分三路包围井冈山红军，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团陷茅坪，毛泽东率红军千余退走湘边，红军袁文才部千数百人退向陇西，同日第七十九团陷古城。4月10日，江西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致电长沙程潜、白崇禧报告毛泽东率部分两路由遂川进至湘东，请派湘军「协同兜剿」。4月28日，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军经酃县回到砻市，是日与朱德率领之南昌起义部队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江西宁冈砻市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朱德与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分别讲话，两军会合后，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军委书记，部队编为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兼），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下辖9个团，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大部为湘南农军。后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这样描述这次会师：“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5月20日，中共湘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半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会议选举特委委员23人，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湘赣边界特委。5月，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6月1日，鲁涤平、何键急电广州李济深，谓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宁冈为根据地，分别在茶陵、酃县各地滋扰，刻正与南昌王钧部会剿，望驻粤边军队严密防堵，以免窜逃。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后举行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等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23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占湖南酃县，湘军退守茶陵。8月19日，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攻占湖南桂东县城。8月23日，吴尚、范石生奉鲁涤平、何键急电，指挥所部分三路进攻桂东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激战三画夜，朱、毛率部向宁冈退却，8月26日吴尚陷桂东。8月28日，何键自长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泽东等部红军，湘省清乡督办处获悉，江西红军朱德、毛泽东部与湘南宁远、蓝山、新田、祁阳一带红军周文、陈光保等部联合，图夺取衡阳。10月，首次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初步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边区前委、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宁冈柏露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决定彭德怀红五军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彻底粉碎敌人「围剿」，开辟新之革命根据地。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举行，提出「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割据」之总路线必须完成之18项任务，毛泽东就如何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方针问题作重要提示：「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11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此时中共中央肃清反革命分子，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并对一部分中共党员采取逮捕和处决措施；其中有人暗中使离间计试图分裂毛泽东和彭德怀，被彭识破。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红军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林彪等疑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覆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毛泽东回信指出农村斗争“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月5日，红四军为粉碎蒋介石之赣、粤、闽三省「会剿」，实现「争取江西」计划，是日从古田出发，兵分两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纵队红经连城、宁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广昌，另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地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移后，亦由连城、清流、宁化、归化越武夷山入广昌，到宁都东韶与朱德部会师。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之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讨论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等问题，2月9日结束。2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冈山地区绿林头领、受毛泽东团结改造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领导之王佐、袁文才率部开进永新城，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误认为王佐、袁文才会叛变，率部包围其住所，将袁文才枪杀，王佐逃离，在涉水过河时溺死。3月2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红军围攻江西吉水唐云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华旅到达城郊，红军退富都。3月下旬，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生擒者5万元，击毙者3万元。4月1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克南雄，4月3日克始兴。4月10日，朱德、毛泽东红四军攻克江西信丰，击毙县长吴兆丰、警察队长王覃勋。5月4日，金汉鼎与鲁涤平、张辉瓒、邓英在南昌会商「剿共」第二步计划已竣，是晨乘轮溯赣江赴赣州，与福建、广东军「会剿」朱德、毛泽东红四军。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6月5日，朱德、毛泽东红四军自寻乌经吉潭，到达福建武平，击溃民团，克县城，6月8日续克上杭。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布告悬赏10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8月6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克江西安义。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方面军组成后，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8月30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朱德、毛泽东率第十二军到达株洲附近，黄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两军抵关刀铺，彭德怀率第五、第八两军主力，抵湘阴港附近，一部则沿浏长大道抵黄花市附近，是晚起红军总攻长沙，迭以火牛为前驱，猛冲何键军所布电网，终因敌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9月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转移。9月14日，红一方面军停止进攻长沙，撤出阵地，向湘东、赣西进发，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是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抵醴陵，后向萍乡进军。9月20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分兵进驻攸县、茶陵、萍乡等县。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补选中央委员7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并改选中央政治局，毛泽东重新选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此后，由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中央工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举行会议，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之指示，经毛泽东等多方说服，会议一致决定，放弃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较弱之吉安。10月14日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多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在4万红军中肃「AB团」4400余人，12月发生「富田事变」，肃「AB团」持续进行，从赣西南到全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AB团」达7万余人。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军「围剿」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之基本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之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于运动中；经反复讨论，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同；10月26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0月27日，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四、十二各军，由新喻峡口攻取上高，图断袁州罗霖师与高安公秉藩师之联络；是日红军遭罗霖部袭击，弃上高向清江转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区；鲁涤平令所部分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谭道源、罗霖分任指挥进攻红军。10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势，总结攻打长沙、夺取吉安之经验教训，作出相应决议；是日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之「诱敌深入」方针，决定主力红军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作战。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1930年11月6日，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由湖南抵达江西萍乡，向莲花、水新之红军进攻；同日红军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各部分抵达抚州、新喻及福建、广东边境；何成濬即令鲁涤平、何键「跟剿」，次日公秉藩师由新岗岭向新喻推进。12月9日，蒋介石电令各路指挥悬赏5万元购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9月15日，毛泽东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及红三军在方石岭歼灭「剿赤」军韩德勤师6个团及蒋鼎文师直机关及炮兵、步兵各一营，韩师损失大半，毙旅、团长3人，营长6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在中国革命成熟的地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有影响，所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举行，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项英主持会议并批判毛泽东，并通过《政治决议案》，毛泽东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内称，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苏区召开，会议通过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问题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之最高政权机关。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圩举行会议（江口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之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之主张遭否决，会议确定「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之方针，中央红军一、五军团组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7月3日，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7月9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季振同红五军团所属各军与粤军20个团在池江、梅关岭、大庾、南雄县水口圩展开争夺战，经过三天两夜战斗，于7月11日将粤军全部击溃，红军克水口圩，敌退南雄。8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所部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战场。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2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由资溪、黎川开至光泽、邵武、建宁、广昌一带，毛泽东、朱德在黎川曾召集军事会议，进行战前改编整顿，充实连队战斗力。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之名义和组织，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同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广昌战役后之战局及今后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将红军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苏、湖南进军，突入后方广大无堡垒地区，用以吸引国军并使其兵力分散，然后回兵江西收复苏区，最后决定在石城以北加筑工事构成防卫瑞金防线，并紧急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组织粉碎国军第五次「围剿」之军事力量。

以王明为代表的领导集团（之后中共认为是“左倾”路线）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并执行与前四次围剿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撰写之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于是日发表，发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之动员令。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江西瑞金出发，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撤离中央苏区，向雩都集中，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之征途，这便是后来被称之为红军长征之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以项英为党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红军共兵力三四万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泽东随军行动。在红军出征前夕及随后长征途中，毛泽东极力接近洛甫，多次与他谈论军事问题，说服争取他并得到其认同。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毛泽东被邀请参加会议，他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会议认同其意见而否决李德、博古北进之主张；同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采纳毛泽东主张而作出战略性转变。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经洛甫等努力推动和促进，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闭幕，作出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再作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之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之负责者，会上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常委进行适当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之帮助者。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洛甫取代博古成为中共总负责人，博古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苟坝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3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任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委。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全权负责处理红军之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开端。随后，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包围。5月5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随同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驻扎在中屋山，指挥中央红军渡江。

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在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靠着7只渡船将2万多红军全部送到金沙北岸，从此中央红军跳出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之胜利。经过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事件，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在懋功两河口开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8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通过松潘草地，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单独北上。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天险，进入甘南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得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的相关消息后，最终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目的地。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2万5千里，进行300多次战斗，击溃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此时只剩7,000余人，结束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5年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指挥，11月24日直罗镇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战役结束，共歼东北军1个师又1个，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之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成为中共大本营设于陕北之“奠基礼”。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入政治形势与策略之报告，经过三天讨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策略方针，完满解决党之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参加瓦窑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的工作重心转向抗日方面；据此，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甘肃会宁会师；12月，统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西延长开会研究东征战略方针，会议决定东征进军路线，部署兵力，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等曾经一度主张审蒋乃至除蒋，但在党内张闻天持异议、党外国共多方实力较量与协调、共产国际指示要求与国内外舆论影响等情况之下，最终主张和平解决事变问题。事变解决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玫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己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统区之企图。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张学良被扣留后之形势，决定主要方针是力求和平；毛泽东称，现在「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张闻天阐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1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电周恩来、秦邦宪称，「（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顾祝同）迎张（张学良）。（乙）顾来则张、杨（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1月13日，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动身迁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今志丹县）迁延安。1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任承任副校长。

1937年4月至7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两论中系统而创造性地阐述了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观和矛盾观，并成为后来《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的哲学基础。但毛泽东将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这又成为1949年建国以后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走向理想化和极端化的理论根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被迫反抗日本军，标志著中国抗战终于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3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之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毛泽东于7月14日在内部致张云逸电报，提出工作总方针：「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又于7月15日致张云逸电报，指定张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对付日本之进攻方针有两种，一是坚决抗战，「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协退让，「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同国共两党关系问报告，并作多次发言。张闻天作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和相继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适应战争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组织一次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思考问题。1937年9月针对八路军内部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想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指示，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具体化。“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随后又发出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要求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1月8日，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各将领，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特区的选举与财政，毛泽东不主张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制。

1938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因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发生矛盾贺子珍出走西安后去苏联，而来自上海的蓝苹（江青）逐渐步入毛泽东生活，与其同居。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后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六大战略原则。同年5、6月间，毛泽东作《论持久战》长篇讲演，全面系统地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1940年毛泽东指示新四军“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造成毛泽东与中共红军得以采取保存壮大自己、钳制消灭敌人的战略策略。之后因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中共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在后来国共决战中夺取国家政权。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后来肯定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泽东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明确形成。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成熟。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他对典故“实事求是”作出新的经典的解释，并阐明其为中共思想原则。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召集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政治思想。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将中共“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月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对中国国民党之腼状和中国共产党今后之工作方针作出指示，指出：中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增；他们对东条英机扶蒋倒汪新政策毫无对策，对日投降者增多，战斗力大损；山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对德，对蒋援助甚少；对我党疑忌甚大，不愿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甘肃、贵州、四川、陕西民变，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内部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之根据地；应极力避免大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10月，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之情况。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5年8月，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蒋介石命令共产党军队原地待命，国军则接受日军投降，此命令一出，毛泽东发电蒋介石，坚决驳斥抗拒。毛泽东下令林彪罗荣恒进入苏军控制下的东北，抢夺地盘。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称：「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飞重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下午毛、周、王与蒋介石会谈，晚间又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作长时间谈话。9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9月22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说：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军队分配比例问题，我们管理地区自治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10月11日，毛泽东由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自重庆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答记者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谈判期间，毛泽东将1936年所作词《沁园春·雪》手书后赠予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因此而和词，《沁园春·雪》一时之间在国统区重庆文坛引起轰动。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2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共开始争吵。3月初，马歇尔三人小组访问延安，毛泽东接见马歇尔并表示准备搬到淮安办公。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5月13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达进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军、彭锷第八十八师等10个师成左、中、右三个兵团，轮向四平街实施进攻。5月18日夜，东北民主联军全部从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5月19日，孙立人之新一军进占四平街，陈林达之第一九五师攻占四平街东侧哈福屯，历时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战至此结束。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5月25日，政治和谈会议在南京重开，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宣传休战诸问题进行商谈。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月，国民政府下达停战令。7月之后，国共谈判陷入胶着，马歇尔，司徒雷登多次调停未果。8月，中共宣布国军飞机轰炸延安。入秋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制定宪法。国共由此彻底破裂。

1947年3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撤离，此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以及其他中央警卫人员组成“昆仑纵队”，坚持留在黄河西岸与胡宗南周旋。入夏之后，陕北战局逐渐有利于国军，刘戡部根据无线电定位仪测定了毛泽东居住的村庄，紧急搜捕毛泽东。毛泽东等冒雨向西逃跑，脱离虎口。此后由于陕北战局变化，毛泽东转危为安。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毛泽东领导下，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战胜国军，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0日，国共最后和平谈判完全破裂；次日（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即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3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夺取全国胜利、中共工作重心转移以及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之化名为英国军舰之暴行发表声明，要求英、美、法三国在中国之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之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之敌人打内战，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解放军发炮攻击之暴行辩护以及要武力报复之恫吓。5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其对解决经济任务提供帮助；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民主专政”范畴作出基本定义，成为即将建立国体的理论基础。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意义和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典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着对内军事统一全国、确立国家制度、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对外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他关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矛盾的思想，被认为体现了开放的思想。同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供应紧张，社会矛盾也开始抬头，全国先后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也开始变多。一些中共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造成矛盾激化。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认为民主革命解决了旧的矛盾之后又出现了的新矛盾，并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他宣布次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整风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经过多次小范围通气吹风之后，在1957年2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宣传他关于如何在思想领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到会的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反响热烈。这个讲话经过补充，写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发，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拉开了中共整风的序幕。然而，与党外人士对毛泽东的热烈回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党内的抵触情绪，《人民日报》等中共机关报对毛泽东的讲话一声不响，让毛泽东尤其不满。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在党内高层传阅，表示中共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这是毛泽东准备反右的信号。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员会”。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现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和强烈反应。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的对敌斗争。毛泽东将他在5月初请党外人士放开批评的决定解释为“引蛇出洞”的“阳谋”。 毛泽东最初认定全国有“右派”四千人
，但“反右运动”在邓小平和彭真的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把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打成了“右派”。

1958年5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此后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时间内，工业产值暴增，钢铁、煤炭等工业产品产量激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增长，并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体扫盲。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业增产，使得浮夸风、高指标、乱指挥蛮干盛行，为大跃进最终失败埋下伏笔。毛泽东非常急迫的期待全国粮食增产并采取了一定的政治手段，造成了粮食生产的波动。由于大跃进后期国家工农业生产失衡，许多人发现问题，中共召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及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庐山向毛泽东上书，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彭德怀被解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安排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大跃进的最终失败加之自然灾害，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无数人非正常死亡。据纪登奎家人描述，饥荒期间，毛泽东节衣缩食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北京小住三日。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身着泳衣迎接身着西服革履的赫鲁晓夫，双方会晤后中苏双方同时发表公报。此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毛泽东认为苏联试图通过和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来全面控制中国，苏联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8月20日，毛亲自下令实施金门炮战，炮轰已迁徙驻扎在金门县的国军守军。然而在国军坚强抵抗下，没有攻占金门，此后到与美国建交前，对金门采单打双不打的政治军事策略。1962年，毛泽东在后方指挥中印边境战争。1964年开始中国援助越南（抗美援越）参加越南战争。

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四清运动”，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3年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学雷锋活动的起端，是当时中国大陆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964年开始，针对四清运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争执。1964年底到196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争执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刘少奇曾向毛泽东书面检讨，但是两人关系并未缓和。

1965年11月，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打倒了罗瑞卿。12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该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但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抵制。1966年1月，彭真等人为此事起草了《二月提纲》，将辩论局限在学术角度，不以政治角度批判。未经毛泽东同意，彭真将此提纲下发全党。同年3月，江青首次进入政治视野，发表讲话，批判十七年文艺黑线，毛泽东为此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二月提纲，将彭罗陆杨打倒。5月16日，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遥控康生等人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革开始。《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设中央文革小组指导。

入夏后，北京学生开始组织运动，国家主席刘少奇经请示毛泽东后，组成了工作组，维持秩序。8月，毛泽东返回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严厉批判刘少奇，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举行了新一轮常委选举，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和党内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降为第八位。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身份出现在媒体上。8月起，毛泽东数次接见红卫兵。北京及全国各地陷入混乱状态。12月，北京出现公开标语，打倒刘少奇。1967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四天后刘少奇家的电话线被撤除。同月，经毛泽东同意，陶铸被打倒。八、九月间，毛泽东南巡，刘少奇在中南海遭到毒打。毛泽东在武汉时，遭遇七·二〇事件，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匆忙之下登上飞机飞往上海。随后，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陈再道倒台。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1968年1月和戚本禹一起关入秦城监狱，是为王关戚事件。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前期，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毛泽东被称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1969年发生了在珍宝岛的中苏边境冲突。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再度全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批判张春桥，毛泽东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此次会议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转折点。随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直指军委办事组和叶群。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不断打招呼，宣传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林彪倒台作舆论准备。消息辗转到达林彪处，林立果“小舰队”企图暗杀毛泽东未遂。9月12日毛泽东突然返京，林彪等人连夜乘飞机出走，即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急剧衰退。1972年1月，毛泽东发生休克，随即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毛泽东启用王洪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随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1974年，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与孔子放在一起批判。同年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超过了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

1974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批评王洪文，决定邓小平等人进入国务院。1975年，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毛泽东与卢荻谈到《水浒传》，导致了评《水浒》运动。刘冰向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拒绝了。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2月3日，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并任国务院代总理。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到县团级，4月上旬，传达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姚文元攻击周恩来的事件表示抗议，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抄。4月6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报送的政治局会议报告， 下午，江青报告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党籍。 4月7日，毛泽东决定：“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将4月5日的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发生严重休克。此后又发生白内障，双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1974年秋天，医生诊断毛泽东患运动神经元症，还发现了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过低等病。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6月，病重的毛泽东希望回到故乡韶山休养，但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要求。7月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过目地震情况汇报，面对惨重的损失嚎啕大哭，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7月18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1976年9月初，毛泽东病危，8日，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组前来告别。9月9日凌晨0时10分，经医治无效，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病逝，享年83岁。当天下午4时，中国政府官方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联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渠道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联合发表讣告（这个讣告由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耿绍光（即夏青）担任广播），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并总结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高规格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全国各地同时举办相关的追悼活动。

早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希望死后归葬湖南湘潭。后来，毛泽东曾在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永久保存遗体供人瞻仰。纪念堂半年后完工，盛放遗体的水晶棺也制作完成。1977年8月29日，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内。1977年9月9日，举行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正式对外开放。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时表示将保留纪念堂，同时承诺将会永远保留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遗像。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思想，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六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论点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比较突出的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体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策略。在中国以外，许多政党组织使用“毛主义”一词并与毛泽东思想混用，中国官方不曾正式使用过“毛主义”或“毛泽东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他只是跟随马列主义，并且反对修正主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具有较深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观念，“毛主义”则可视为这些元素的混合体。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至1957年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成中文版《毛泽东集》共8卷，1972年2月由东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继续编辑出版了第9卷《毛泽东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第10卷《毛泽东集·别卷》。该书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之前几乎全部原著，并逐篇注明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应著作的修改内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一些经典句子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共产党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而在文革时期，所有人都「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文革初期，多个地方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著作出版所获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保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称，毛泽东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结余48.709013万元。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毛泽东稿费的郑长秋说，毛的全部稿费及利息到1983年底结余157万多元。汪东兴披露，文革时期所有毛著的出版发行，毛泽东没有抽取一分钱，并把海外寄来的稿费全额退还。。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刊登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宣称，到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总额1.3121亿元。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他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同仁之中无人能出其右。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能将所读相关内容融会贯通，可信手拈来为己所用，成语典故随口而出，说话往往妙语连珠。读书一生，受益一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

毛泽东创作了多篇旧体诗词作品，《西江月·井冈山》和《七律·长征》最早随着《西行漫记》的出版而开始广泛传播，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引起当时全国文化界瞩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的《诗刊》创刊号集中发表了18首毛泽东诗词，大多与中国革命或国家建设有关，气势磅礴，景象雄伟，对当时的时代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诗词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种语言发表。中国出版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以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最为著名，收入诗词67首。

毛泽东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被称为“毛体”，草书——意笔相从、豪迈飞动、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以线条奔放、动感强烈为特征。他曾为《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报刊和单位题名。改革开放后由于大规模个人崇拜活动的停止，使用毛体字的部门和单位日渐减少。

毛泽东是争议极大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中，赞扬者与批评者都不少。有人将其比作希特勒、史达林，但也有人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后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在世界现代史上极为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中20位领袖之一，2011年《时代杂志》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他生前和身后，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他发动和主导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也使人民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社会代价。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改革土地政策，将土地分给农民，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功绩，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他去世，毛泽东确实是中共起着主导作用的领导人。虽然有争议，但有些人认为其统治时期开始的仿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为20世纪后期中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在国际战略上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角色，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毛1949年之后的成就则颇多争议。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矛盾。毛泽东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间反而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希望底层人民大胆地参与社会大事，鼓励他们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对公务单位的严重暴力和社会体制混乱；毛泽东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简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广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却抛弃传统毁坏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又使得数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级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与迫害流亡，并在文革时期停止了大学教育，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时代虽取得诸多科技成果，但现在一般认为是苏联技术援助跟革命推翻满清旧体制下引发的科学技术或人才的繁荣发展的时代结果。但是也有部分学术人士和民众认为，在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极少有资本主义式的腐败、贪污和社会不公的现象，被当权派允许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层民众反而开始怀念起毛泽东时代。

因某些历史原因，基于毛泽东创立或倡导理论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于文革期间大量印制毛主席语录作思想指导，这些毛主席语录亦被翻译成英语及西班牙语，并流通到中国以外。这些在中国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了部分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斗争路线参考。

波尔布特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在和越南共同的影响下，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到今天中国仍然对此历史简单带过。

毛泽东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的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援助。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

部分反政府组织如直到现在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秘鲁“光辉道路”，和因为邓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以及日本赤军、柬埔寨红色高棉，还有曾经在1990年代坚持武装斗争现在已放弃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等共产党武装，都被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义者普遍认为怀仁堂政变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文库及马克思主义者百科收录了毛泽东的生平、著作、诗歌和图片资料等，但马克思主义文库并没有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把他作为一名“参考作者”与亚当·斯密、斯大林、卢梭等人划在一起。。

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怀胎夭折的经历，故毛泽东幼年时，其母带毛泽东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干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姨堂兄王季范，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侄儿毛楚雄；表侄王德恒；内侄女杨展； 亲表弟文强，国民党中将，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前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表弟向钧。堂舅父罗石泉。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邮、币、卡”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对他的纪念的目的不一，有的表示对他的崇拜，有的因为政治原因，有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研究探讨，也有的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