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中华民国8年）5月4日的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有国人极度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国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广义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到1926年北伐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的英文“”）和「赛先生」（“科学”的英文“”），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党团体的组织展开“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生日），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中国大陆的固定节日）。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著《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激发并影响了华人尤其是华夏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两种理念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和智力基础。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等，让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有了组织上的基础。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注：鲁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韩国爆发三一运动。韩国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

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 通过三一运动，中国人民加速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看透了北洋军阀的反动面目，在反帝救亡方式上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启迪，成为五四运动的催化剂和行为的楷模。两者相互呼应，有着相似的国际、国内背景、运动过程和运动结果。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1918年，曹汝霖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借款三千万日元，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zh-cn:意;zh-tw:义}-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6月28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队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转向“内惩国贼”——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一路上高喊「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入内。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放行。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会长蔡元培）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务农人员。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义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頋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响。因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发生中的独立性与资源性,以此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主义的「五四」,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绑在一起。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林毓生认为应当区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林以为，五四精神是一种中国知识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承袭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与俄国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威权同制度发生的「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激进精神，以及西方社会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西方知识份子多元化专业研究的风格，有很大出入。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份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而林教授认为「使国家强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为五四目标。

而五四思想则包含「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等传统一元论模式的思想。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而在五四运动中，某些反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儒家的发展，与独尊儒术的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方理论，包括使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国语（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以及汉字简化、汉语拼音等。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实际上刚好相反，多国利益及国际秩序被排除后，中国成为日本及苏联竞争利益的场所（因为日本在华有高额投资及移民、苏联则认为中国适合推行共产主义），日本为了保障其侨民及利益、也不满中国不遵守条约及迫害日侨，逐步的占领了中国。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自认权益没有完全恢复，但实际上逐出列强势力就等于失去列强保护、也失去了各列强制衡以维持中国基本权益的情势，日本在中国投资移民最多、加上中国突然由日俄战争时及之后的中日友好转为反日，故怀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国实际上失去更多的权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五四运动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战战前获得的情报是此两党都是苏联的傀儡，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期，内部确实有大量的共谍。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外国货、外资、外侨，对中国没有帮助，却惹得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因为日本在华投资移民最多，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可以承受退出中国的损失。

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五四运动后，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在各地，许多正规的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也在中国扎根。当时涌现出来的出名画家有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其中以所谓「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栗、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影响最大。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很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被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统治，还不如成为殖民地。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为后来的国共内战打下始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欧洲人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观，不是中国先秦时代“分封建国”之封建），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中国史学界界定五四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可概括为：

历史学家林毓生教授提到了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认为其可分内容与思维模式两个方面来看，其内容又可分形式与实质两个层次。从形式层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当时称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华民国（台湾）的新党所提出的新五四运动，以发扬五四精神、捍卫民主与法治为号召，呼吁国人手持国旗走上凯达格兰大道，一同谴责近日来太阳花运动以及426凯道反核的行动。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截至当日下午2点20分左右，约有1万余人参与。张安乐、王炳忠以及正逢母丧的马以南、马冰如皆有参与。

2018年，台大自主行动联盟发起新五四运动反对政府引发的校长遴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