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重要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领袖，中国近代第一位立宪制君主，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曾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华民国大总统等职。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淮军，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自道员、巡抚、总督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文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逼迫大清皇帝逊位，袁世凯组建临时政府。

成为民国首任大总统后，袁世凯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但其施政引发争议，国内爆发二次革命。中国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15年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由于国内反对，袁世凯宣布退位，登基83天便以失败收场并于1916年6月6日逝世，葬于河南安阳。

清咸丰九年（1859年）8月20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1873年冬，堂叔袁保恒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世凯会面，袁世凯获得赴京念书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世凯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世凯“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世凯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世凯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世凯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世凯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世凯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世凯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陈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世凯因此成为牺牲品，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凯于同年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世凯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世凯完婚，频繁招袁世凯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世凯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世凯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世凯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光绪帝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世凯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世凯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世凯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世凯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世凯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此后，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世凯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世凯意外结交当时正在陈州授馆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为金兰，徐世昌为兄。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1879年秋，袁世凯再次乡试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世凯决定弃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吴长庆为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世凯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世凯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世凯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世凯。袁世凯发誓安定下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世凯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世凯将次子袁克定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凯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

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世凯，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世凯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

1882年，袁世凯23岁，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变夺权；亲中的朝鲜事大党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前往协助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掳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与镇抚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中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回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袁世凯开始了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部下徐世昌把德国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改编成《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

1895年，袁世凯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戊戌变法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及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后党及守旧派发生激烈争执。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20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一说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太后于翌日宣布废除新政。

也有人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

义和团在山东排教，以私刑方式杀死许多外国和中国基督徒，引发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神父被杀。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应，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借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代理营务的徐世昌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态度尤为明显，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众因生计而继起反抗，进而引发教案，使列强乘机宣战。惧外的毓贤无力驾驭局势，遂煽动民众闹事袭扰洋人，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得以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举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的戊戌维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约》后，立宪声浪日涨，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黜，林绍年请辞，袁世凯与张之洞因此替补调入朝廷中枢任军机大臣，但同时也使袁氏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由于载沣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于是解除袁的职务（根据溥仪回忆录，载沣认为其兄光绪帝系袁世凯谋害，亟思报仇，但袁掌握军系人脉，无法断然下手），袁见形势不利，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1911年10月10日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政府知道中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出孙中山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1月16日袁世凯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侍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如愿。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终如愿以偿。袁世凯于是加快了逼宫的脚步，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五十位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向隆裕太后逼宫，不久，段祺瑞又发表《乞共和第二电》，直接挑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隆裕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统治宣告终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坚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世凯的要求，引发袁世凯的强烈不满。6月间，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袁世凯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因参议院反对而流产。随后，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世凯直接控制。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时人普遍认为袁世凯授意暗杀，引发全国声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称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3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与黄兴会晤，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党内人士反对，经过3个月未能组织起讨伐袁世凯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作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凯发布秘密动员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军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凯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

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派手下伪装组成的公民团数千人包围了国会，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叫喊「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从早上8时到晚10时，议员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然而，在前两轮投票中，袁世凯仍然分别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未达到法定3／4的票数规定。最后，议员被迫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在中，谈及个人从政生涯及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实业发展等方面问题。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版。袁世凯10月16日在《》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为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据警备司令官查获赣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组成部分）领导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遂发布《》，并，内中指出：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袁世凯派员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临时替代机构，在召开的上，袁世凯指出内政紊乱是因部分人错误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还声明乱党人员失败后卷公款而逃，并谈及外交及司法独立问题。1914年1月，袁世凯根据，将国会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除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近年来一些新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袁世凯在《》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砲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

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中说：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例行放假；而元旦改为国历一月一日，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1903年起，袁世凯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砲、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

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

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引自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千秋●冤狱●党》：「……蔡元培追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罪恶，可盖棺论定三点，第一是「官僚」，「畏强仰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侈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学究」，「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第三是「方士」，「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八个孙子、三十一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九十一人。

年（1899年）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