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又称为四子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在战国时原有「六经」的说法，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顺序为《庄子》的《天下》《天运》两篇的文内顺序，被出土郭店楚简所记“六经”名与顺序印证。秦始皇焚书，除《周易》作为术数之书得以幸免，其余四种皆毁。汉初，汉儒凭记忆与民间幸存之书恢复内容，汉武帝接续文景时已定官学的三种，将其全部定为官学，设立“五经博士”，五经之名正式确定。汉代整理的“五经”，如果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排列，六种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小学》（汉代习称“五”，一般不包含“《乐》”）。六经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乐经》在汉代是否存在至今有争议，《汉书·艺文志》中无此书的记载。

在战国时已经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的说法。《庄子·天运》：“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时间很长了。’”当时称为“经”的不仅是儒家著作。《庄子·天下》说墨家弟子都读《墨经》，《荀子》中引有《道经》。经也未必都是孔子所著。后来“经”字神秘化，各宗教经典都称为“经”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汉书·艺文志》中已无此书的记载。其他五种著作就称为“五经”。唐朝时因唐太宗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定本》，令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其孔撰官修的《礼记正义》的颁行，突出了《三礼》中《礼记》的地位（参与《礼记正义》编撰的贾公彦，还主持完成了《仪礼正义》的撰作）。唐朝“明经”科考试内容变为“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南宋以后又逐步拓展为十三部儒家经典。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纪录孟轲言行的《孟子》合为“四书”，依照其想法，《中庸》出自子思、《大学》源于曾子；因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四书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同时《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一部分，合称十三经。

《庄子》《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礼记》和《史记》中提到五经时的顺序都是《诗》《书》《礼》《易》《春秋》，到东汉时《汉书》《说文解字》都变成了《易》《书》《诗》《礼》《春秋》。
四书的顺序最初也不确定，最终由朱熹确定为《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后学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单篇流传可考者，《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则载有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是后来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讨论内容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时有鲁、齐、韩三家言《诗》，后来又有《毛诗》。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尚书》古时称《书》，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到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8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记载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

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旧宅，从墙壁夹层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大篆（籀文）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除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8篇外，多出16篇。西晋后，《尚书》全部散佚。东晋时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包括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8篇(但析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传至今。现认为《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共49篇，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学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的地位。
《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传》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经》的编订在商末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春秋》本是记事史书的通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其编者一般认为是孔子，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于是孔子有感于自己的主张不行于天下，于是取鲁国《春秋》进行加工编撰。全书纪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79年），共242年。后人因此称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其书用鲁国纪元兼记各诸侯国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记事的目的是提倡道义和“礼”。而春秋本身的文字极为精简，所以后世流传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传来解释原文。

自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十三经不过65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元仁宗延祐二年时确定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试范畴，从此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便在《四书集注》的范围内出题。虞集称将朱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9〈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明成祖敕胡广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主攻朱子之学。《明史》卷70〈选举志．二〉载：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朱彝尊《经义考》称四书如“日星丽天，万象昭著”。陈确〈与黄太冲书〉云：“惟是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