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时称赵政，史书多作秦王政或始皇帝，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是秦庄襄王之子，商朝重臣恶来的第35世孙。出土《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中称其为赵正。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引述《世本》称其为赵政。曹植《文帝诔》最早称始皇帝为嬴政，后世通称嬴政，亦被某些文学作品称为「祖龙」。他是战国末期秦国君主，十三岁即位，先后铲除嫪毐与吕不韦，并重用李斯、尉缭，三十九岁时灭亡六国建立秦朝，自称「始皇帝」，五十岁出巡时驾崩，在位三十七年。

秦始皇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继承了商鞅变法的郡县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典章法制，奠定了中国政治史上两千余年之专制政治格局，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但另一方面，秦始皇在位期间亦进行多项大型工程，包括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施政急躁，令人民徭役过重，是秦朝在他死后3年迅速衰亡的重要原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过去「天子」、「君」、「王」等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地位，因而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自称「秦始皇帝」，简称「始皇帝」：


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是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受命于天”，反映了他并不满足仅仅做一个人间的统治者。

「秦始皇帝」和「始皇帝」的称谓，首见于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著作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其中「秦始皇帝」出自《秦本纪》，而「始皇帝」则出自《秦本纪》及《秦始皇本纪》。由于秦始皇首度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故此秦始皇的正式称谓应为「秦始皇帝」。

嬴政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父亲是秦公子异人（有一说为吕不韦），母亲是赵姬。

由于秦昭襄王采用了范睢「远交近攻」的战略，将近攻的对象选定为邻国韩国和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停战。按照当时的惯例，秦赵两国需要互换人质（质子）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质子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又名子楚，即秦庄襄王），异人当时是被秦昭襄王立为太子的安国君（即秦孝文王）的其中一个庶子。异人有20多个兄弟，加上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因此他继承王位的机会很低。更不幸的是，由于秦赵两国已发生数次的军事冲突，因此异人在赵国的待遇并不好。

异人就这样成为赵国的人质，但是濮阳大商人吕不韦却改变他晚年的命运。吕不韦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觉得异人「奇货可居」，很快成了异人的朋友。当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已即位为秦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但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便亲自游说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指秦王年事已高，如无意外子傒便会登位，必重用士仓，阳泉君的权势就会烟消云散。阳泉君大惊下问计于吕，吕不韦巧施簧舌，指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异人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作为国舅的阳泉君，在权势方面也就得到保障。
阳泉君被吕不韦说服，同意游说王后，王后便要求赵国将公子异人遣返秦国。

异人的返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赵国不允异人返国，吕不韦不得不亲自游说赵孝成王，指秦国不会因为一个质子而放弃攻赵，但若厚礼相送异人返秦登上王位，便可以赢得未来秦王的友谊，而且吕不韦更称现时秦孝文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赵国尽管以异人为质，秦国也随时可以另立秦王，赵国只会一无所得，最终赵王同意异人返国。

自返秦后，吕不韦便让异人穿着楚服拜见王后，王后大悦并替异人改名为“楚”，史称「子楚」。其后子楚在秦王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秦孝文王大悦，在丞相面前称儿子们没人比得上子楚，同时在华阳王后劝说下将子楚立为太子。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先是服丧一年，正式称王后仅仅三天便驾崩，享年54岁。随后太子子楚即位，也就是秦庄襄王，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兼封文信侯，赐食邑蓝田十二县，并继续秉承「远交近攻」的国策，对三晋（韩赵魏三国）开战，以确立秦国的强势地位。不过庄襄王在位时间也不长，三年后便驾崩，享年35岁，时年13岁的嬴政因而正式坐上秦王的宝座。

据《》记载，秦王政是秦庄襄王子楚与赵姬所生。但《》却记载，吕不韦将赵姬餽赠给子楚时，已经知道她怀孕，亦即是说嬴政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东汉史家班固亦引用此说法，在他的著作《汉书》中称嬴政为吕不韦之私生子。

「奇货可居」的故事是作为秦始皇嬴政身世的主要证明，分别记载在《战国策》及《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但即使是同一个故事，在细节上仍有不少出入，现摘录下表如下：

历代史家均相信《史记》所载，其中以清人梁玉绳为之辩论最力，但梁却跟很多文人，包括明人王世贞及汤聘尹一样，质疑「不韦献匿身姬」的说法；在他所著的《史记志疑》中，根据唐初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所-{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但《史记》却以十二月作大期，此外亦指出若赵姬未足月就生下嬴政，子楚绝无不知的道理，而且修史很多时候服务于政治，为了证明本朝得位「顺天应人」，对前朝故事总有曲笔、污蔑之辞，可信性存疑，由于汉承秦祚、恶尽归秦，司马迁总不能公然在史书中翻案，故此特意记下生秦始皇的年月，至于一般人相信「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应为误读《史记》的缘故。翻译《吕氏春秋》的外国学者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教授及杰弗瑞·瑞杰尔（"Jeffrey Riegel"）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用以诽谤秦始皇及吕不韦，而按照现代医学理论，“吕不韦生父论”中所谓的赵姬“怀胎十二个月”，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人类的妊娠时间只有266天（不足九个月）。

近代治先秦史名家马非百不但质疑「不韦献匿身姬」，更指《史记》中「奇货可居」的版本实属伪造，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吕不韦封邑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所言，秦代并无河南之名，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至汉高祖时，始改名河南郡。吕不韦之采邑显然不会是河南郡，而是《战国策》所记载的「蓝田十二县」。此外，马非百指司马迁在记述六国史事时，多数引用《战国策》，惟独「奇货可居」一事别据他说，令人奇怪。此外，「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只在《史记》记载，并没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按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说法，在史学上属于「孤证」，可信性成疑。

另一方面，郭沫若亦在《十批判书》提及其他疑点：


嬴政即位当年，晋阳发生叛乱，后被秦将蒙骜迅速平定。

由于年龄尚幼的关系，嬴政尊称相国吕不韦为仲父主持国政，以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

当时各诸侯国的贵族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都会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其门下的，皆收留下来并供养他们，这些被供养的人一般称为「食客」，供养食客众多名扬天下的，则以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及楚国春申君）为首。吕不韦自地位巩固后，感叹以秦国之强，居然在养士方面不如战国四公子，因此亦大力招揽食客，并重金礼聘许多有学问的人，其门下食客一度达三千人。他更授意自己的食客编撰《吕氏春秋》，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

据日本就实大学综合历史学系李开元教授的分析，当时秦国的国政，完全掌握在三大外戚势力手中，分别是以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夫人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嬴政真正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系外戚，以及嬴政生母赵姬为代表的赵系外戚，这三大外戚势力的倾轧，深刻地影响嬴政即位初期的历史。

成𫊸为秦庄襄王之子，嬴政之弟，其生母有可能是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国系外戚的族人，被封为长安君。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嬴政命成𫊸率军攻打赵国，成𫊸在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叛秦降赵。秦军攻占屯留后，成𫊸的部下皆因连坐被斩首处死，屯留的百姓被流放到临洮（今甘肃省岷县）。成𫊸投降赵国后，被赵悼襄王封于饶（今河北省饶阳县东北）。

对于成𫊸叛变的原因，据李开元分析，有可能因为其主要靠山，韩系外戚的夏姬于秦王政七年去世，嫪毐在赵姬授意下，彻底清洗韩系外戚势力，领兵在外的成𫊸被迫叛乱。

有一说法指秦朝末代君主子婴是成𫊸的后裔。

自秦庄襄王亡故后，吕不韦跟太后赵姬（嬴政的母亲）的关系一直藕断丝连，不过这段不伦关系似乎是赵姬主动单方面展开的。随著嬴政年龄渐长，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阳具特别大的人嫪毐（làoǎi，音涝矮，粤音路蔼）作为门客，并借机让嫪毐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中，表演阳具驱使桐木车轮转动的把戏，故意传到太后赵姬耳中。

正如吕不韦所料，太后果然对嫪毐大感兴趣，于是吕不韦假装不知情地将嫪毐带进宫中，并找人假意告发嫪毐有犯腐罪之嫌。另一方面，吕不韦又暗中教唆太后，替嫪毐安排「给事中」的职务留在宫中。太后深以为然，暗中收买行腐刑的役人，不对嫪毐执行腐刑，但要他们对外宣称嫪毐已受刑，并将嫪毐的胡须拔除。嫪毐就这样成为服侍太后赵姬身边的侍宦。

太后完全为嫪毐的「巨阴」而痴狂，其间竟意外怀孕。为了避人耳目，太后与嫪毐捏造卜辞，指居于咸阳不利，双双移至秦国旧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间太后与嫪毐诞下两子。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嫪毐获封长信侯，以山阳郡（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为其食邑，又以河西、太原等郡为其封田。嫪毐门下最多时有家僮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达到千余人。

不过按照秦国的规矩，封侯可谓相当困难，例如王翦在灭楚前，曾向嬴政提到自己为将多年，仍未得封侯之赏，而王翦当时已经有消灭赵国，重创燕国的战绩。令人讶异的是，《史记》也没有提到嫪毐封侯的原因。有学者推断，嫪毐封侯不外乎军功或告奸（商鞅法：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正是在嫪毐封侯的同一年，成𫊸与蒲鶮在屯留发动叛乱，有可能是嫪毐平定成𫊸之乱有功，他才有封侯的资格。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22岁的嬴政按照惯例到秦国旧都雍举行冠礼，其间有人向嬴政告发嫪毐为假宦，并与太后赵姬淫乱，甚至还试图以其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秦王，嬴政下令彻查。嫪毐决心孤注一掷，先发制人，遂伪造秦王与太后印信，引导其童仆门客和少数受骗军队发动政变，攻击蕲年宫。

嬴政令相国吕不韦及有楚系外戚背景的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平叛。嫪毐军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加之不得人心，很快就被击溃。在悬红铜钱百万的重赏下，嫪毐被生擒，被送至咸阳后，处以车裂之刑，「夷三族」，其和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其童仆门客皆被流放蜀地，太后赵姬则被囚在雍都。

可是在当时，禁锢亲母始终有悖孝道，嬴政余怒未消，下令凡为太后求情的，先用蒺藜责打，然后杀掉，为此有27位进谏者被杀。这时齐国人茅焦劝说嬴政，指出幽禁母亲有损嬴政声名，难以让天下人信服；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会寒了天下人才之心，对收买六国人心、统一天下大业不利。嬴政顿时茅塞顿开，采纳了茅焦的建议，厚葬被杀的大臣，又亲自率领车队，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复居甘泉宫，母子关系得以恢复。茅焦因此事被尊为上卿。

不过亦有学者认为茅焦的一番话未足于令嬴政改变初衷，真正让嬴政担忧的，是赵系外戚势力在嫪毐之乱中几乎烟消云散，让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势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出于帝王平衡的需要，嬴政才宽大对待嫪毐流放蜀地的门客，以及将赵姬迎归咸阳，避免楚系外戚独霸朝堂。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九年），太后赵姬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茝阳。

嫪毐叛乱最终牵连到相国吕不韦，嬴政打算诛杀吕不韦，但吕不韦毕竟令嬴政父亲得以登上秦王之位，有拥立之功，而且有众多吕不韦门客求情，于是打消了判处吕不韦死刑的念头。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嬴政以失职为名罢免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吕不韦放逐到其领地。

不过一年过后，吕不韦仍然名声显赫，有不少来自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专程拜访吕不韦。嬴政惟恐吕不韦发动叛乱，在公元前235年（秦王政12年）向他赐下一封指责他的敕书，大致内容如下：

吕不韦被下诏，命他与其族人迁往蜀地，想到嬴政不会放过自己，惟有服毒酒自杀，遗体被其食客偷偷安葬在洛邑北邙山。

嬴政对于吕不韦的旧部，与参加吕不韦葬礼的宾客，采取下列措施：

自嫪毐及吕不韦相继死去后，嬴政怒气稍歛，就让流放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咸阳，并警告其臣下若胆敢像吕不韦、嫪毐等人不遵从正道处理国事的话，就会剥夺其官职，家人充当为奴。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忠夫推测，在嫪毐叛乱事件当中，嬴政查出背后跟吕不韦有关，实际已出乎嬴政的预料。至于陈舜臣则推测少年嬴政早有铲除吕不韦，独揽大权的念头。另一方面，从嬴政在嫪毐叛乱之后三年，才对吕不韦作出较严厉处分，以及对出席吕不韦葬礼宾客的不同处分，都显示嬴政在政治上的慎重。

至此，嬴政彻底扫清了威胁自己王位的因素，大权独揽，成为秦国名实相符的君主。

尽管嬴政即位初年年龄尚幼，但其麾下秦军并未停止扩张的步伐，例如秦国将领蒙骜分别在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攻取韩国十三城，以及在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攻取魏国二十城，并在该地设置东郡。

郑国渠在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开始建造，位于今日中国陕西省泾阳县上然村泾出口一带。建议者为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其真正身份是韩国的细作。

当时三晋之一的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土木，就想以建渠消耗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法向东用兵，韩国便让水工郑国找机会游说秦国，让秦国凿通泾水，从中山以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用来灌溉农田。工程进行途中，郑国的阴谋被发觉，嬴政打算杀掉郑国。郑国指自己虽然是为韩国做细作而来，但建渠不会为韩国延续多少国祚，而渠建成以后的确会对秦国大为有利。

实际上以秦国之强，也免不了受到自然灾害的烕胁，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蝗灾严重导致瘟疫流行，甚至逼使嬴政下诏鼓励老百姓纳粟受爵，在某程度上说明在关中地区建渠，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必要性，因此嬴政最终命令郑国继续把渠修成。

自渠成后，淤积混浊的泾河水被引至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面积达四万多顷，亩产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再没有饥荒年份，为并吞六国打下坚实基础，该渠也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

虽然郑国渠的建设本身对秦国利大于弊，但其企图疲弊秦国的意图，郤引起秦国本土大臣的警觉，认为山东六国出身的客卿根本不值得信任，在他们的怂恿下，嬴政颁布「逐客令」，驱逐一切出身六国的客卿。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颁布「逐客令」的时间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正值吕不韦因嫪毐之乱被罢免的时间，因此「逐客令」很有可能针对的是「养士三千」的相国吕不韦，以削弱吕不韦的势力。吕不韦的门客之一，出身自楚国上蔡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了避免被逐的命运，李斯主动向嬴政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内容大致如下：

嬴政读了李斯的上书，就废除了“逐客令”，命人追回李斯，并恢复其官职。

韩非出身韩国公族，有口吃的毛病，与李斯都是战国著名思想家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觉才学不如韩非，他们都信奉「性恶论」，认为人的思想容易受到环境左右。

自商鞅变法后使秦国强大后，秦国的统治阶级便相当重视法家思想，并用之作为治国方针。另一方面，韩非自荀子处学成归来后，多次上书韩王，但不为所用，于是写下《五蠹》、《孤愤》、《显学》、《难言》等著作。

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嬴政相当欣赏其所阐述的治国思想，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从李斯口中得知作者为韩非后，即以战争作要胁，逼韩王命韩非出使秦国。

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韩非出使秦国，受到嬴政的欣赏，准备加以重用，李斯与姚贾怕嬴政重用韩非，私下诬陷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宗室公子，必定不会效忠秦国，既然不能为嬴政所用，那就是一个祸患，劝嬴政把韩非禁锢在云阳，嬴政深以为然。不过李姚两人害怕嬴政反悔，为免夜长梦多，于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嬴政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

后来嬴政后悔，命人赦了韩非的罪名，但为时已晚，韩非已被毒杀。

在众多韩非著作中，嬴政则比较欣赏韩非在《孤愤》、《五蠹》的理论阐述，例如韩非在《》中称有才有谋的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奸邪；能执法之人，一定性格坚毅并且为人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另一方面，韩非亦在《五蠹》论述，指作为明君，应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指诗经、书经），而该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吏为师；不提倡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才能奠定称王天下的资本

韩非亦毫不客气称学者（儒生）、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徵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五蠹），指这些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这些论调也间接影响嬴政日后作出「焚书」、「坑儒」的决定。

自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至此，秦国的三大粮仓——巴蜀、汉中、关中就此全部建成，嬴政因而发动了历时十年的统一六国战争。

李斯早在担任吕不韦门客的时候，很快就得到面见嬴政的机会，他不动声色地向嬴政献上消灭六国之策，指现时正是吞并六国最好的时候，这个时机如果不抓住的话，一旦六国中兴，订立合纵的盟约对抗秦国的时候，秦国要席卷中原，吞并六国就要付上相当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魏国大梁人尉缭亦指六国与秦国相比，六国诸侯就像郡县的首脑，但六国合纵对付秦国却是一桩大麻烦，为免重蹈智伯、夫差、齐湣王因敌手联合攻击而亡的覆辙，希望嬴政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受贿的大臣，打乱六国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虽然损失些许财物，但却可以消灭所有诸侯。

嬴政深以为然，听从了尉缭的计谋，为了显示恩宠，嬴政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并任命李斯为长史，负责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银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能收买的六国权贵大臣，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把他们杀掉；成功离间六国君臣关系后，嬴政随即派良将随后攻打。由于秦军战胜所付出的代价甚少，故嬴政任命李斯为客卿。

嬴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协助下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策略。具体的措施是：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

嬴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韩国，因为韩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弱，但是韩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而且三晋唇齿相依，嬴政担心秦灭韩时，赵国仍有助韩的可能，所以在灭韩之前，必需大幅削弱赵国。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11年），赵军将领庞煖率领主力北上攻打燕国，想胁迫燕国一起进攻秦国。嬴政乘赵国进攻燕国之际，以救援燕国为由，派王翦、桓齮、杨端和率军两路攻打赵国，拉开了消灭六国的序幕。

当赵军攻取了赵燕边境的勺梁（今河北省定州市北）时，王翦出兵攻打赵国的上党郡；当赵军攻取了燕国的貍（今河北省任丘市东北）时，王翦已攻克了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橑杨（今山西省左权县）等六座城池。王翦统率军队十八天，让军中年俸禄不满百石的小官回家，每十人当中挑选二人留在军队。当赵军攻取了燕国的阳城（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南）时，桓齮攻克了赵国的邺城（今河北省磁县邺镇）和安阳（即新宁中，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当庞煖闻讯挥师南下救援时，秦军已经将漳水流域全数吞并。秦军与赵军同步行动，赵国只夺得北方边境的几座城池，却丢失了南方、西方的九座城池，实力大减。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13年），秦军再度进攻赵国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磁县西南），斩首10万，大败赵军，并杀死赵将扈辄。赵国经过秦国这次攻击后，国力大衰，仅能退守邯郸自保。

不过秦军并没有打算罢手，同年十月，秦将桓齮又率秦军东出上党，越太行山深入赵国后方，大破赵军，攻占了赤丽、宜安（今河北省葶城西南）。公元前233年初（秦王政14年），秦军进逼邯郸，赵王迁急命北部边防名将李牧为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南下，指挥全部赵军抗击秦军。

李牧率边防军主力与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后，在宜安附近与秦军对峙。经激烈战斗后，秦军大败。桓齮仅率少量亲兵冲出重围，奔回秦国，史称「肥之战」。赵国夺回了被秦国占领的土地，李牧因此战受封为「武安君」。

尽管李牧在肥之战挫败了秦军的兵锋，但赵国只能仅仅自保，消除了赵国援韩的可能，秦国可算是达到了目的。

赵国国力被大幅削弱后，韩王安被逼在公元前233年（秦王政14年）向秦国称臣。公元前232年（秦王政15年），秦军分两路进攻赵国，一军至邺城，一军至太原，取狼孟，但其后在番吾再被李牧击败，史称「番吾之战」。

秦国虽然进攻赵国失败，但并不能挽回韩国危如累卵的形势。秦王政16年，韩国被迫割让南阳一带土地给秦国。当年九月，嬴政派内史腾去接受韩国所献之地，由他代理南阳守之位，并开始命令所有秦国国内男子登记年龄，以便征发兵卒、徭役，为大规模的灭国战争作好准备。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17年），嬴政借著赵国发生大地震与饥荒，无力援助韩国的大好机会，命内史腾攻打韩国，并擒获韩王安，韩国灭亡，将其国之地设置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今河南禹州），但嬴政下令将「天下不轨之民」迁于南阳的举措，却造成韩国故地局势不稳，秦国一度陷入新郑骚乱及李信之败的窘境。

嬴政自然不会因为灭韩而满足，赵国同时发生大地震与饥荒，可说是消灭赵国的大好机会，于是大举出兵，命王翦、杨端和为将，兵分两路，南北合击赵都邯郸。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两军相持。

吸取了番吾之战失败的教训，秦国遂派间谍贿赂赵国权臣郭开，要郭开离间李牧和赵王。郭开其后向赵王迁进言，指李牧、司马尚欲谋反。赵王迁乃使赵葱及齐国出身的将领颜聚，取代李牧为将。李牧拒不受命，更使赵王迁倍加相信李牧试图谋反，因此使人暗中拘捕李牧并将他处决，并免除司马尚的将军之位。

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国王翦军破赵军，杀赵葱，俘颜聚，占邯郸，赵王迁被俘虏，赵国灭亡。赵公子嘉在邯郸被攻占后，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到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收拾残部，并自立为代王，向东与燕国的军队会合。至于秦军则暂停军事行动，驻扎在中山，做好攻打燕国的准备。

王翦攻占邯郸后，嬴政亲自到邯郸，找到当初与他在赵国时，与母亲有仇的人，把他们全部活埋，其后经太原、上郡返回都城咸阳。

韩国遗民并未因为韩国沦亡而变得安于现状，反而该地正酝酿著反秦的余波。

虽然韩王安自被虏后，嬴政并没有将他流放至蛮荒之地，目的是显示宽容态度，以此怀柔韩国遗民，对其他国家的君王示以姿态，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但自从荆轲刺秦事件后，嬴政对山东六国的态度大变，韩王安也被牵连，在秦王政二十年被迫离开韩国本土，以割断他和韩国遗民之间的联系。同时由于韩国并没有对秦国作殊死的抵抗，嬴政只是将韩王安迁徙至附近的郢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留下了温和的余地。

然而事情的发展与嬴政的预料相反，就在韩王安被迁徙的次年（秦王政二十一年），韩国遗民愤于国破王迁，在新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骚乱。虽然这次骚乱被镇压，但韩王安却因新郑骚乱受牵连而亡。

早在秦王政16年韩国献南阳地的时候，迫于秦国强大的军力，魏国亦主动向秦国献地求和，秦国在该地设置丽邑。此时嬴政正调集主力全力攻赵，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使魏国苟延残喘。

公元前226年（秦王政21年），嬴政借口楚王背弃献出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土地的承诺，并袭击秦国南郡为理由，派王贲率大军出函谷关，攻占了楚国北部的十几座城。在保障了攻魏秦军侧翼安全后，王贲旋即回军北上突袭并围困住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大梁居于睢水、颍水、鸿沟的交汇之地，护城河十分辽阔，五座城门皆备吊桥，地形易守难攻。魏军依托大梁的城防工事死守，秦军强攻毫无奏效，王贲竟引黄河、鸿沟（汴渠）水灌入城内。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大梁城被水浸近三个月，城墙崩坏，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嬴政在魏国地区设立砀郡，又建置泗水郡。

楚国是南方大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不过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总是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尽管如此，三晋灭亡后，仅存的楚燕齐三国当中，以楚国最为强大。楚国亦随之成为继赵国后，统一战争中最大的绊脚石。

秦灭楚国的战争，史记记载得十分简略，予人的印象是秋风扫落叶一般，但从《云梦秦简》（亦称睡虎地秦简）的《编年记》的记载来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至少秦灭楚之战是相当艰难的，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昌平君。

昌平君是楚考烈王熊元的庶子，名启，其父熊元返楚即位为楚王后，他与其生母滞留在秦国。由于他与华阳夫人同属楚国王族，故此成为楚系外戚的主力，活跃于秦国政坛，更与嬴政联手平定嫪毐之乱。吕不韦去相后，昌平君继任为丞相。

当嬴政决定消灭楚国后，随即召开廷议，参与者为秦国主要大臣，包括昌平君、李信及王翦，就攻楚方略提供意见（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不过对于灭楚所需兵力，李信与王翦却产生分歧。李信认为需二十万人灭楚，但王翦却称灭楚需要六十万人。嬴政倾向采用李信的方略，这是因为王贲灭魏国前，曾试探式攻击楚国，轻易地取得楚国十余城，让嬴政得出灭楚不难的结论。王翦的话不被采用，就推托称病，回到频阳家乡养老。另一方面，昌平君因对攻楚颇有微辞，故在秦王政21年被贬至郢陈。

郢陈原属陈国国都，被楚国所灭后称为陈县。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29年），秦国名将白起攻陷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在该地设置南郡。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县，故此亦称为郢陈。由于郢陈以西与韩国国境相连，故此郢陈一旦发生纠葛，往往牵动秦韩楚三国。

郢陈一地虽然最终被秦国所占，但其楚人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反而一直成为楚人反秦的温床，从秦灭楚之战至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郢陈之地有关。因此嬴政将昌平君贬至郢陈，是有深刻的政治用意。由于昌平君长年仕秦，并协助平定嫪毐之乱，加上他没有跟故国楚国联系，因而得到嬴政的信任。昌平君徙至郢陈的表面理由是负责监管韩王安，但实际上，嬴政却希望利用昌平君楚国公子的身份，安抚郢陈地区的楚人，为灭楚作准备。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22年），嬴政遣李信、蒙武等将兵二十万讨伐楚国，朝东南方向深入楚国腹地，攻击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大胜楚军，兵锋指向楚国首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但是昌平君却在这个时候据郢陈叛秦归楚，截断了南征秦军的后路，郢陈楚人纷纷响应，而颍川郡的韩国遗民亦闻风而叛，秦军形势危急。

李信的征楚大军随即引兵向西攻占鄢郢（即郢陈），然后接到颍川郡父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告急的消息，于是李信、蒙武相约会师父城，以平韩人之叛。昌平君叛军虽未能守住郢陈，但实力未损，他们紧紧追击秦军，连着三天三夜不休息，结果在父城附近与韩人叛军大败李信部队，攻入两个军营，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逃。

李信之败，主要是因为王贲灭魏前，对楚国进行的军事行动过于容易，让他产生误判，以为郢陈地区及附近郡县的反秦力量已被消灭，没有考虑到郢陈地区的楚人仍有相当可观的反抗力量，虽然寿春楚王负刍的楚军力量薄弱，容易攻取，但长年事秦的昌平君在关键时刻叛秦，却给予李信军致命一击，终至一败涂地。

楚国收复楚国故都郢陈为中心的失地，更趁势西进深入至原韩国境内，再加上李信惨败的消息，都令嬴政感到惊恐，更感大失面子，因为启用李信及贬斥昌平君出京都是由他作决定。他不得不亲自前往频阳，登门造访被贬斥出京、还乡养老的王翦，强行征召王翦攻楚。王翦本来以自己年老多病拒绝攻楚，但见嬴政面色不豫，担心自己重蹈武安君白起的覆辙，不得已答应嬴政的请求，并称攻楚需六十万人，他要求全权指挥六十万兵力，嬴政一一答应，并亲自到到灞上为王翦的大军送行。为了消除嬴政的疑心，王翦称自己征战多年仍未得以封侯，故希望嬴政赐予数量众多的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为子孙挣下一份家业，大军出征期间，又不厌其烦地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23年），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沿著之前李信攻楚的行军路线，直扑郢陈，苦战久攻不下。秦王政23年4月，与昌平君一样同为楚国公子而仕于秦的昌文君战死。同年另一路秦军南至平舆，攻陷寿春，俘楚王负刍。

秦王政24年约3月，王翦军攻破郢陈，嬴政亲自出巡郢陈，以镇慑反秦势力，而昌平君在收到楚王负刍被俘的消息后，撤出郢陈，被楚军大将项燕拥立为楚王，在淮南地区继续进行反秦事业。王翦和蒙武统领秦军消灭楚军余孽，昌平君战死，项燕在淮北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蕲县镇）兵败自杀。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25年），王翦大军平定了长江以南一带，降服了越族的首领，设置了会稽郡，楚国彻底灭亡。该年五月，秦国为庆祝灭掉楚国而下令特许天下聚饮。

燕太子丹为燕王喜之子，过去曾在赵国作质子，由于嬴政幼时在赵国生活，故与太子丹相当要好。其后嬴政被立为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作质子，但嬴政苛待太子丹，太子丹心生怨恨，最终逃归燕国。

太子丹逃返燕国后，打算报复嬴政对他的无礼，但燕国弱小，力不能及。他的太傅鞠武指秦国国土辽阔，敢战之士众多，且有山川之固，劝诫太子丹不要因为自己被嬴政欺侮的怨恨，而去触动嬴政的逆鳞。

正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即桓齮）得罪了嬴政，逃到燕国，被太子丹收留。不过鞠武十分反对太子丹收留樊於期，他指嬴政肯定会借此事大造文章，迁怒于燕国，为了避免给嬴政借词攻燕，应该让樊於期流亡匈奴，他提倡六国合纵，与北面的匈奴和好，才有对付秦国的可能。不过太子丹认为这个策略所需的时间太长，而且樊於期已走投无路，让他投奔匈奴即是让他送死，自己总不能够因为害怕秦国，而摒弃樊於期的投奔，因此不接纳鞠武的建议。

鞠武认为太子丹过于短视，为了结交樊於期而不顾国家大祸，心灰意冷下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而田光亦接受了鞠武的游说，亲自面见太子丹，再向太子丹推荐卫国人荆轲，最后田光自戕以激励荆轲为太子丹卖命。

知道田光自戕的太子丹表现得相当悲痛，当时秦军已经消灭赵国，驻兵中山，兵锋直指燕国，燕国君臣唯恐大祸临头，因而与逃至代地的赵公子嘉结盟，共同防御秦国。太子丹认为魏楚齐燕四国合纵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打算派勇士前往秦国，像曹沫劫持齐桓公般，逼嬴政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若不答应则将嬴政杀死，使秦国国内陷入混乱。荆轲正是执行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因此太子丹尊奉荆轲为上卿。

荆轲帮助太子丹完善刺杀嬴政的计划，知道嬴政悬赏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来购买樊於期的脑袋，就劝樊於期自杀。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燕国以荆轲为正使，秦舞阳为副使，带同樊於期的脑袋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出使秦国献给嬴政。

荆轲带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赠嬴政宠幸的臣子中庶子蒙嘉。蒙嘉在嬴政面前说尽好话，令嬴政大为高兴，安排了外交上极为隆重的九宾仪式，亲自在咸阳宫接见荆轲与秦舞阳两人。荆轲捧着樊于期的首级，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按照正、副使的次序前进。走到殿前台阶下的秦舞阳脸色突变，害怕得发抖，大臣们都感到奇怪。荆轲以「秦舞阳为蛮夷，因未见过天子威严而心生恐惧」作解释。嬴政令荆轲递上秦舞阳的地图，荆轲展开地图尽头，一把淬毒的匕首露出来。

荆轲左手抓住嬴政袖子，右手用匕首刺向嬴政。嬴政大惊，站了起来，挣断衣袖想要拔剑，却因为剑身太长，拔不出来。荆轲追赶嬴政，嬴政绕柱奔跑。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大臣们吓得-{发呆}-，大家都失去常态。而秦国的法律规定，殿上侍从大臣不允许携带任何兵器；武士都在殿下，没有诏谕不能上殿。这时侍医夏无且把一个药囊向荆轲扔去，荆轲伸手挡了一下。嬴政趁这时把剑转到背后拔出，回头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地，将匕首扔向嬴政，惜撞在铜柱。嬴政向荆轲连砍八剑，武士冲上殿来，杀掉荆轲。事后嬴政评论功过，赏赐群臣及处置罪官都各有差别，其中以夏无且拦截荆轲有功，赏赐黄金二百镒。

嬴政大发雷霆，于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命令王翦、辛胜的军队跨过易水，大败燕、代两军于易水之西。其后一年，秦军攻陷燕国都城蓟。燕王喜、太子丹、代王嘉等人率领全部精锐部队向东退守辽东，王翦以称病为由归秦。秦将李信紧紧追击燕王与太子丹，太子丹隐藏在衍水河中，代王嘉则建议燕王喜杀掉太子丹，以求嬴政的宽恕。燕王喜接纳代王嘉的建议，派使者杀了太子丹，把他的人头献给嬴政。当时秦军主力几乎调往南线进攻楚国，燕王喜、代王嘉两人得以在辽东苟延残喘。

不过嬴政并未因而罢手，五年后（秦王政廿五年），王贲奉嬴政之命，扫除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虏了燕王喜及代王嘉，燕国彻底灭亡。

公元前264年，齐王田建即位，在位达44年，即位初期由母亲君王后辅佐。

齐国因处在东部海滨，秦国频频进攻三晋及楚国，这四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只有分别谋求自救，因此齐王建在位时期，齐国境内并没有遭受太大战祸，但这种和平却是建基于其余四国的牺牲，因为有这四国为田齐阻挡强秦，田齐才可以享有和平。另一方面，君王后生前对秦国处处忍让，对四国不施以援手，甚至赵国在长平之战战败后，也没有劝诫齐王建及时援助赵国，结果随后秦军轻易地包围邯郸，赵国国力大削，为六国灭亡种下远因。

君王后逝世后，秦国重金收买了齐国丞相，出身自君王后家族的-{后}-胜，使齐国即不合纵抗秦，也不加强战备，齐王建甚至在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亲自到秦国朝拜，嬴政在咸阳设酒宴款待。

秦国灭五国后，齐王建才顿感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并断绝和秦国的来往，但为时已晚。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嬴政以齐国拒绝秦使者访齐为由，命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攻齐，而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刚担任秦国的将军，亦有参与灭齐战事，作战胜利后被授予内史。

秦军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由燕国南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几乎没有抵抗，大军直抵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齐军措手不及。齐王建听从-{后}-胜的建议，不战而降，后被迁到共城。秦军攻入临淄后，百姓居然没人敢反抗。不过事后齐国百姓反而埋怨齐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仅对秦国言听计从，以致亡国，讽刺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齐国的灭亡也标志著战国时代的落幕，结束500多年来诸侯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统治国家——秦帝国。这一年秦王嬴政为三十九岁。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并吞魏地二十城，在该地设置东郡，第二年（秦王政6年），韩、魏、赵、卫、楚五国组成联军进攻秦国，攻占了寿陵邑。秦国派出军队，五国停止了进军。秦国继而攻下卫国，卫君角惟有率领他的宗族迁居到野王，而魏国的河内郡因山势险阻而得以保全，但朝歌却被秦国攻占，至于卫国原本的首都濮阳则合并至秦国的东郡。

秦灭六国后，卫国仍然被嬴政保留。直至秦二世元年，才下令将其解国，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从而成为最后一个被秦国所灭的关东国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连系著秦始皇皇后身分的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嬴政的皇后（或王后）有可能出自姬姓卫国公族，而公子扶苏有可能为卫国来的皇后（或王后）姬氏所生（有另一说指扶苏生母为楚国公主），这也解释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立即废掉卫君角的原因，即秦二世矫诏杀死其兄扶苏后，剪除东方起义军利用扶苏和其外戚卫国的影响上的威胁。

历代不少文人都曾经探讨过六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其中以位列唐宋八大家的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六国论较为著名。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原因是「弊在赂秦」。苏轼则认为秦国因养士而轻易地灭六国，而统一后又因视养士无用而速亡，大概是出于宋朝士子张元、吴昊两人因累试不第而叛宋投夏的感慨。至于苏辙则以地理战略的角度著手，指山东六国必需保有韩魏两国作屏障，韩魏两国位处中原，当两国不保，其余四国只能被秦国各个击破。

事实上，六国之亡是主要受到内因外因等多个因素影响，三苏的论点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秦能统一六国的真相，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秦人能做到足食、足兵、国人信服这三点，只要上台的不是昏君，自然能兼并六国。例如秦人有关中沃野之利，又有巴蜀的盐铁之利，不惧山东六国的盐铁封锁，北有郑国渠，南有都江堰，已做到「足食」一点；军功授爵，首级易功，士卒敢战，已做到「足兵」一点，而商鞅徙木示信，则做到「国人信服」一点，因此才对山东六国造成压倒性优势。

除此之外，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十分严谨，每一件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实名在产品上记录。这种制度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武器产品的行踪，因此秦国兵器精良无比，1982年发现的秦代铜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正是具体例子（现收藏在天津市博物馆）。

此外，秦国地理位置优越，其西南北三个方向都没有强大，或者是势均力敌的敌人，故可专心一致向东方扩张。即使征东失败，有崤山、函谷关之固，亦可足以自守，休养生息，坐待山东六国互相攻伐。相比起三晋的地狭人众来说，秦国可说是地广人稀，故此秦国经常招徕三晋百姓到秦国种地，并赐田宅，免兵役，专事耕织，这样秦国本土百姓就可完全投入兵役，轮番作战。

史书记载当时秦国百姓勇悍，却甚为单纯，以兵戎来说则秦最强悍，三晋次之，齐人最怯。秦国为免民风变得柔弱，故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秦国百姓与关东百姓的接触。如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取魏国陕县后，即将当地人遣回魏国。秦国即使招徕三晋百姓开垦，也只把他们安置在新辟地方，不与秦国百姓接触。保持强悍民风，亦是秦国消灭六国的主要因素。

史家杜正胜在其著作指出，战国时代各国都透过税制及户籍制度对百姓直接支配，称为「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农民），承担国家赋税，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六国农民朝不保夕，经济破产，无法支持战争的开支及征召，六国的赋税基础受到破坏，因而败亡。

六国合纵本是嬴政在统一战争最大的绊脚石，但六国本身各怀鬼胎，且山东六国之间亦时常发生战事，例如赵燕两国已经因连年战争，而成为生死大敌，在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燕王喜因赵国长期遭受秦国攻击，主将廉颇又出奔魏国，燕王喜不但没有打算援赵抗秦，反而有意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出征前燕王喜曾询问剧辛关于庞煖的情况，剧辛说庞煖容易对付。燕王喜于是以剧辛为将攻打赵国，赵国派庞煖迎战。最终赵军大胜，俘虏燕国两万人，剧辛被擒杀。从上述例子可见六国合纵关系十分脆弱，终被秦国逐一轻易击破。

嬴政用武力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均对后世造成巨大的影响。

西周初年，只有周天子才可称为「王」，但自平王东迁后，周室衰落，楚吴越三国分别僭越称王，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更形低落，其间发生「五国相王事件」，各诸侯不但各自称王，还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的王位，一时间「王」的称号亦大幅贬值，因此「皇、帝」之名开始形成。当时各国诸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政权及统一的依据，纷纷从上古史中找出根源，甚至为自己王族编造古代帝王谱系。如战国后期齐湣王及秦昭襄王互称东西两帝。

嬴政统一六国后，下令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及廷尉李斯等人商议说，五帝的土地虽然广阔，外面还划分有侯服、夷服等地区，诸侯是否觐见不由天子控制，不少诸侯更加是听宣不听调，嬴政的功业已经超越三皇五帝，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等称谓，以泰皇最尊贵，因此向嬴政献上「泰皇」的尊号。颁布律令的称为「制书」，诏告天下事件的称为「诏书」，印章称「玺」，所说的话称「谕」，群臣称其为「陛下」。天子不再自称为「寡人」，改称为「朕」。

嬴政接受王绾等人的大多数建议，但对于群臣向自己献上的尊号「泰皇」，则将其泰字去掉，采用上古「帝」一字，称为「皇帝」，并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废除谥法。自称「始皇帝」，后代则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百姓则称为「黔首」。

另一方面，嬴政又命李斯将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磨成玉玺，亦即是后世相传的「传国玉玺」，玉玺大小为四寸方形，由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玉玺上方雕著五条龙，上写八个虫鸟篆字，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有「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见《三国志·吴书》）」、「受命于天，既寿且康（见《应氏汉官》、《皇甫世纪》）」以及「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史家裴松之说法）」四种说法。

秦始皇采用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黄帝属土德，有黄龙和大蚯蚓出现。夏朝得木德，有青龙降落在都城郊外，草木长得格外茁壮茂盛。商朝得金德，所以才从山中流出银子来。周朝属火德，所以出现赤乌的祥端。秦继周而兴，加上秦始皇的先祖秦文公在出猎时遇上黑龙，故秦应属水德。为配合水德的特性，以十月为岁首，年初朝贺改至十月一日进行，色尚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天子乘舆六尺、车驾六马）等制度都以「六」为数，并更改黄河的名称为「德水」。其他水德的特性包括方向尚「北」，季节尚「冬」等。因为水主阴，阴代表刑杀，秦始皇以此作为其加重严刑酷法的依据。

由于秦代国祚短暂，加上记载残缺，对于秦代的官僚制度只能作出间接推断，但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都指汉承秦制，因此对于秦始皇时期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根据《》的记载。不过无论如何，秦始皇确立百官体制，称「三公九卿」，并沿用后世的说法，仍为人广泛接受。

关于「三公」一词出现的时间，应在春秋之末。至于「九卿」则自周初至战国初期，未曾发现各国采用此官制的证据，但可以确定「九卿」一词出现在春秋鲁定公、鲁哀公在位期间，且与‘三公’连在一起。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另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也有类似的制度描述，可以视为‘九卿’一词的最早出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百官体制，以丞相总理国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纠察和监察工作，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九卿」掌控宫廷事务，包括郎中令（宫中保安）、治粟内史（掌财政）、奉常（掌宗庙礼仪）、太仆（掌皇室舆马）、廷尉（掌刑狱）、少府（掌山海池泽）、卫尉（掌宫门卫兵）、典客（掌「蛮夷」事务）及宗正（掌宗室事务），但因为文献记载的缺乏，故未能确定太尉及御史大夫是否真正履行实务。至于九卿的数目开始时只是象征式，只是观念上之官制，并未尝为「九」之数字所拘。直至东汉才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为事实上之九卿。

另一方面，秦代官制亦设博士七十二人，以备咨询，又设将军（掌征讨）、将作少府（治宫室），所有官员都由朝廷委任，随时调动任免，并须每年考绩。秦始皇建立的官僚制度，成为历朝政治制度的典范。

自秦国消灭六国后，朝堂上对于如何管治六国故地，究竟是采用沿用已久的郡县制，还是复行封建展开讨论。当时丞相王绾认为，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若果不在此三地分封宗室，此三地就无法真正被朝廷控制，因此建议秦始皇分封诸子，以屏藩皇室。这个建议尽管得到大部分大臣支持，但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却力排众议。

李斯以周王室作例子，指周王室亦分封不少姬姓公族，但他们的后代却因为血缘疏远，纷纷割据，互视对方为-{寇仇}-，周天子根本无力阻止诸候之间的争端，而且诸侯根本不再将王室放在眼内，最终周朝分崩离析。分封诸子只会导致日后诸侯割据，兵甲不息。要使天下安宁，只能推行郡县制，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才可以消除天下人的野心。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指诸侯王才是扰乱天下的祸端，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天下人才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渴求和平。如果重新分封诸王，只会重演春秋战国时，各国互相攻伐的苦况，因此决定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直至秦亡为止，共置五十四郡，每郡都设置郡守（掌民政）、郡尉（掌军政）、郡监（掌监察），由中央朝廷委任，不得世袭，并须向朝廷汇报租税、户口及治安情况。以下是秦代初期三十六郡的资枓：

据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记载，秦初三十六郡分别是：

秦始皇决定在地方治理上采用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构建中央—郡—县—乡—亭—里—什—伍—户的纵向金字塔式的控制体系，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主要在郡设郡守，郡下设县，县设县令，但秦代的国家行政机构只下设到县级。县之下实行「乡亭制」（亦称乡里制度），设「乡」，具体办法是在「乡」级设「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和征税，「游徼」侦缉盗贼。此外，乡级以下则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一乡辖十亭，设亭长；一亭辖十里，设「里魁」（亦称里正）；一里辖百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这种制度为秦朝带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即使三百多年前的波斯居鲁士大帝创建帝国之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唯有省（萨特拉庇）和县作为行政区划机构。。

除此之外，历来盘踞在淮河流域的淮夷、泗夷早已变为民户，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今福建省一带地方设置闽中郡。由于秦始皇认为闽中郡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地处偏远，山高路险，而且越人强悍，难以统治，故实际上并未派遣官吏往闽中，只是废去当地酋长无诸及驺摇的王位，改用「君长」的名号让其继续统治该地。

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后，标志著六国故地不会再有拥兵割据，自选官吏，财政独立的诸侯。此外，百姓的籍贯不再用以前所属的诸侯国，例如楚国人、齐国人等作为识别，而是用其所处的郡名以咨识别。

不过自秦灭汉兴后，汉高祖刘邦认为秦王室推行郡县制后，因缺乏宗室屏藩，过于孤立而亡，于是推行郡国制，大封刘氏宗室子弟为王，但却导致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郡县制至分封制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以维持国祚。

为了防止六国遗民作乱，秦始皇下令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铸成大钟及十二个铜人，每个铜人个重达二十四万斤，放置在宫廷里。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秦始皇进行第二次巡游，途经碣石，宣布拆除原关东六国建造的城廓及堤防，称为「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并在碣石山门刻石立碑，碑文内容如下：

至于拆除原关东六国所建造堤防，原因是为了消除地方割据，这是由于各国堤防的设计不合理。根据《孟子·告子篇》的记载，魏国著名水利专家及商人白圭曾向孟子指，自己治理水患的水平胜过大禹，但孟子却不以为然，指责白圭只是将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即是将洪水引向别国，令百姓厌恶。

此外，据《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当时齐国和赵魏两国是以黄河为界，赵魏两国位处黄河上游，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堤防，令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从以上记载可见，战国诸侯都有利用水利设施，作为削弱敌国的手段，因此秦始皇才强调采取「决通川防」的措施。

「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等措施，除了防止六国遗民据险作乱外，还有方便交通，促进贸易的作用。

秦始皇自消灭六国后，便下令迁徙关东六国富豪十二万户入咸阳，其中以齐楚两地出身的富豪为主。这是因为齐鲁之地崇尚「齐鲁学」，崇尚聚众讲学，追求典雅，与主张谋富强，尚功利，务实际的秦国主流思想「三晋学」截然不同，学术思想的冲突很容易形成反秦舆论，齐鲁儒生讥讽秦始皇封禅一事正是明证。不过相比起齐国来说，秦始皇更为担心楚国故地，例如他往楚国故地巡视期间，史籍可见其在江东金陵、丹徒、曲阿等地掘地厌天子气的记载，而且「亡秦必楚」一说，亦反映楚人强烈的复仇欲望。因此徙民以齐楚之地为主，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迁徙富豪还有其他政治用意，除了可繁荣首都外，更可避免富豪与六国贵族互相勾结。此外，富豪们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造成地方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徙至咸阳，亦有助消除地方势力。

秦始皇为统一人们的思想，大造天神，统一文字，强行教化。使小篆和隶书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中国文化、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得悉六国文字各不相同，决定推行「书同文」政策，按照当时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废除关东六国原有文字，将史籀大篆简化为小篆（亦称秦篆），作为全国通用字体，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但现时世人皆称李斯为小篆的鼻祖，其相传书迹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苍颉篇》，共五十五章。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但因多种原因，《苍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另一方面，据唐朝张怀瓘所著《书断》记载，秦朝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人程邈（字元岑）在狱中花了十年时间，创造隶书，得到秦始皇赏识，被任命为御史。由于小篆难以在奏事繁多的环境下使用，故此程邈发明的字体颇受欢迎，而因为程邈字体起初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但正史没有关于程邈的生平记载。

度量衡传统上是计量长度、体积、重量单位的统称。度是用来计算长短，量是用来测量体积，衡则用来计算物件重量。战国时代，各国都采用不同的度量衡标准，致令在换算过程中显得十分混乱。

以计算物件体积的「量」来说，各国都有计算「量」的标准，例如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据《左传》记载，姜齐的定制为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齐国田氏门阀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故改变量制，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另一方面，以量度物件重量的「衡」来说，赵国的衡制以釿、镒为单位。楚国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260.798克。

各地度量衡制度的不同，显然不利统一，故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秦度量衡作为标准，规定标准度量衡器具须由官府负责监制，民间不得私铸，亦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升，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每件标准度量衡器具均刻上以小篆写成的铭文：

不过秦始皇也明白，要在短时间内推广单一的度量衡标准，可说是相当困难，甚至有可能引起一场大混乱。因此一般推断，秦始皇会在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下达前，先设立一个过渡期，暂时承认各地的度量衡标准，并制定严格的换算率作为折衷办法。

统一货币可说是秦始皇在经济领域方面的重大举措。秦始皇三十七年，重新发行钱币，把原来的圆形方孔钱推广全国，废除原来全国各地相异的货币，克服过去商品流通使用和换算的困难，使货币在全国范围内有更佳的流通、支付和储蓄的价值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货币，无论在形状、价值都不尽相同。当时通行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形态，布币是三晋地区主要的流通货币，形状像农具中的镈（bó，博）；此外，齐燕赵三国亦流行使用呈小刀状的「刀币」，有些刀币更可长达十六公分；秦地、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则流行「圆钱」；至于郢爰与铜贝，则只在楚国流通。当时货币经济仍未确立，各国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货币价值则取决于其中的含铜量，含铜量愈高，货币的价值愈高。

秦始皇因各地币制紊乱，遂废止关东六国原本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货币，改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

需要注意的是，「半两钱」只是对秦国铜钱的统称，不是指铜钱的实际重量。据《》记载，秦钱既重，又轻重不一，故此难以使用，并非一种理想的货币。另一方面，「半两钱」圆形方孔的设计，亦非秦始皇首创，班固《》记载秦钱「质如周钱」，可见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已经有类似的货币设计。不过无论如何，圆形方孔的铜钱设计可以用绳索捆绑成串，携带方便，遂成为东亚各国货币的原形。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措施，他在瑯琊台刻石明白写著：「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其具体措施是把商人和罪犯、奴隶作为首先「谪戍」（充军）的对象，让他们长期地出外远征，并到新征服的荒凉地方开垦，如河套地及桂林、南海等地，使边地得到开发。当时秦徭役法规定，首先征召有罪吏、赘婿及贾人（即商人）；其次征召曾为商贾的人；再其次征召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的人。此外，富人也得先服徭役，称「发闾右」，最后才征召贫弱人家，称「发闾左」。

不过秦始皇并非鄙视商人本身，相反他对某些富商大贾，他仍给予一定的尊重，例如当时有个经营畜牧业的大亨乌氏倮，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另一方面，巴蜀有个名叫「清」的寡妇，其先祖自得到朱砂矿后，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更以弱女子之身守住先人的家业。秦始皇认为寡妇清是个贞妇，除了对她以客礼相待外，为了表扬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据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引东晋徐广敍述，指在公元前216年（秦始皇31年），秦始皇下诏「使黔首自实田」，但对于此诏令的真正意思，史学界众说纷芸。有学者在其著作称，此诏令是指按国家规定数额，让黔首自己设法占有足额土地，不再保证按规定或阶级授田，并认为这是战国授田制的崩溃，此外更指西汉初年的「名田制」正是「使黔首自实田」政策的延续。

除此以外，秦始皇31年时的粮价高得离奇，米价每石为一千六百钱（平常年份粮价为每石30钱），但该年却没有任何大型自然灾害的记载。由于史料缺乏，故无从得知粮价高昂与「使黔首自实田」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意见则指，秦始皇不太可能让百姓自行占有土地，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以授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而土地原则上是国有的，由国家授田给百姓耕种。从控制百姓的角度来说，给予百姓自行占有土地的自由，即等于削弱自身对百姓的控制力，而控制力一旦削弱，国家就会引发动乱，这恰恰是秦始皇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使黔首自实田」一句未必指废弃秦国原有的土地制度（国家授田制），土地国有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该诏令可能是要求新近得到授田的百姓，去「充实」从国家领到的土地，努力垦荒，专心农耕，不要弃农经商。

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建设，但也给当时百姓带来繁重的徭役负担。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攻击匈奴，占据河套。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秦始皇下令将秦赵燕三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成为“万里长城”的前身。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用以「互防」的城墙被拆毁。

秦长城可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西段起于今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向北折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北段即黄河以北的长城沿阴山西段的狼山，向东至大青山北麓，再向东经今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再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北、围场，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后向东南，终点在汉乐浪郡遂城县（今朝鲜清川江入海处）。与现代留存的明长城相比，秦长城的工程规模远远不及。现时靠近九原的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内，便残存著秦朝建造的长城遗迹。

不过后世不少人都质疑秦始皇修长城的意义。蒙恬死后没多久，匈奴便轻松跨过秦长城，不但收复了原来的失地，并且侵入至燕郡、代郡。可见长城本身在抵御匈奴的作用并不若想象中大。

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27年）开始，大幅修筑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将秦故地和原六国境内的旧道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建。李斯正是其中一名负责驰道修筑工程的大臣。

驰道本来是天子专用的道路，修筑驰道最初只是为了方便始皇巡游，军事用途不过是附带的功能。据《》记载，秦驰道宽50步（合今6.9米），约隔三丈（合今7米）载一颗树，用来计算道路的里程。驰道两边根据当地情况，种植杨，柳，槐，榆等树。驰道的路基加厚，呈“龟背形”，形成一个缓坡，有利于排水，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秦栈道及秦直道。

在众多驰道中，以秦直道最为著名。据《史记》记述，秦始皇下令修秦直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巡游天下，故在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任命蒙恬兴建由甘泉宫（位于云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西北）直达大漠深处的九原郡直道，达一千八百里，工程相当浩大，堪称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不但要削平高山，还需要劈山填谷，而且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然而这条直道没能完成，但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据考证，秦直道是完全纯人工打造，以每六至七厘米为单位，将黄土固定打硬后，再舖上一层相同厚度的黄土，然后将之又打硬，这种建筑方法称为「版筑法」，以版筑法打硬过的土壤，会变得非常坚实，植物无法在这种土壤上发芽生根。以每六至七厘米打硬黄土，从而成为一千八百里的直道，可以想像耗用的人力及钱粮必然是十分惊人。

可是，秦代道路并不像后世的水泥路般坚实，下雨时道路即成为一片泥泞，战车会在泥泞地面留下车辙的痕迹，天晴后路面就会留下坚硬的车轮沟痕。车轮相距（即车轨）不同的战车，会因与道路上留下的沟痕不同，而有行进困难的情况，这正是秦始皇推行「车同轨」（统一车距）的背景。

秦始皇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下令开凿南通百越的运河。经过实地检查，发现流往东北注入长江水系的湘江，及由桂林往南注入南海的漓江，二条河川之间距离很短，以现时单位计算只有约四十公里。如果将这二条河川凿通，长江水系便可与南海相通。

然而，湘江与漓江之间的水位差距甚大，工程接连失败，直到秦始皇命使监「禄」（史书称史禄）开凿运河，终于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以三十六道水门，完成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工程，被称为秦凿渠，后因漓江的上游为零水，故又称零渠、澪渠。唐代以后，方改名为灵渠，俗称陡河。

灵渠位于广西省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全长36.4公里，宽十米，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渠、北渠、秦堤和陡门等子工程组成。铧嘴是灵渠最主要的分水设施，位于兴安县城东南2.5公里的湘江之中。建造时以长石叠砌四周，中间用砂卵石回填而成，高约6米，宽23米，长90米，前锐后钝，状似犁铧。铧嘴将湘江水分为两股，其中七分水被分水垻所阻，因而沿著大天平，经北渠流到湘江，三分水经小天平和南渠注入漓江，即所谓的「湘七漓三」。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此项工程在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近代以来，随着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通车，灵渠内的航运逐渐停止，但直至现在，灵渠仍被当地居民用作生活用水及灌溉用途。另一方面，现时不再以水门，而以作「堰」的方式，提高湘江的水位，以解决漓江与湘江之间水位高低差的问题。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期间，便已开始为自己的宫室大兴土木，每逢灭掉一个诸侯，都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仿造该诸侯国的宫室，范围从雍门往东直到泾、渭二水交会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行长廊互相连接起来，并把虏来的美人和钟鼓乐器放在里面。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建造阿房宫期间，秦始皇已打算在关中建造三百座宫殿，关外建四百座宫殿。另一方面，史记亦记载在秦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时，咸阳城方圆二百里内已经有二百七十座宫观，以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并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

以下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宫殿：

阿房宫亦称阿城，位于渭水南岸，雍州长安县（今西安市）西北十四里，本来在秦惠文王统治期间建造，但惠文王逝世却令宫殿的建造搁置。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认为现时所居的宫殿狭小，不符合自己皇帝的身份，而且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人烟稠密，扩展宫殿规模受到限制。当得悉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建都的丰、镐两城，都是位于渭水南岸后，认为该地才是所谓的帝王之都，故打算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建造「朝宫」，首先建造前殿，称为「阿房」，这正是「阿房宫」的名称由来。

不过以上只是阿房宫名称由来的其中一种说法，唐朝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指「阿房」指宫殿之四阿，皆称为「房」。另有说法指「阿房宫」座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大陵若阿」，亦是阿房宫名称的由来。除此之外，「阿」有「近」的意思，「房」与「旁」相通，「阿房」即近旁之意，因该宫靠近咸阳，所以称为阿房宫。另有人指「阿房」一词乃秦始皇宠妾的名字。可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指当时秦始皇对这个名称并不满意，准备等阿房宫修成后，改为更好的名称，结果未能如愿，阿房宫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下来。

对于阿房宫开始建造的时间，《史记》却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开始建造阿房宫的时间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但同书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记载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多数人把后者当作阿房宫的始建时间，较合理的解释是，秦始皇28年是嬴政意欲新建「朝宫」的时间，其间酝酿和规划用去几年时间，到秦始皇35年才下令动工。

阿房宫的建造规模相当宏大，虽然阿房宫实际上只是渭南「朝宫」的其中一个部分（即前殿），但据《史记》所述，其面积达东西五百步（693米），南北五十丈（116.5米），高数十仞（约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下可建为五丈旗，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此外亦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另据《三辅旧事》所述，阿房宫的宫门以磁石制造，亦称「却胡门」，四夷朝拜时若有兵刃藏身，必然被发现。

为了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秦始皇下令征集隐官刑徒70余万人，并从渭北山岳开采山石，从蜀地、荆地运来木料，分别修建骊山陵和阿房宫，为此迁徙三万家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西北），都免除十年的赋税和徭役。两年之后，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九月被埋葬在骊山。由于覆土骊山的需要，遂将阿房宫建设工地上的劳力徵调到骊山陵。第二年即四月复建阿房宫，但当年冬天（公元前209年），数十万起义军汹涌而至，修建队伍被迫停止。除去因覆土骊山暂停的7个月，共施工了2年7个月。

可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阿房宫从来就没有建成，仅是完成地基而已，而项羽入关中后，焚烧的是位于渭水北岸的秦咸阳宫，并不是一般认为的阿房宫（位于渭水南岸），考古学家在发掘原咸阳宫遗址时，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和红焦土，证明项羽确实曾纵火焚烧过咸阳宫。

秦始皇的另一个宏大工程就是花了三十余年时间，修建自己的陵墓，后世称为秦始皇陵（亦称骊山陵），与阿房宫等大型工程一起，共动员了近七十万人，陵墓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从渭水北岸的山岳运取石料。由于骊山一带盛产黄金，南面的蓝田以盛产美玉闻名，故此被秦始皇视为风水宝地，因而定此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自秦以后，秦始皇陵即被人认识到其特异性，东汉蔡邕在其著作《》一书中，指古时并没有祭拜坟墓的风俗，因为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仍永远存在宇宙间，所以并不将灵魂脱离后的遗体视为祭拜的对象。对死者的祭拜是在「宗庙」内举行，直到秦始皇将「寝」从宗庙脱离，改置在陵墓旁，世人才有在陵墓外祭拜的风俗。汉承秦制，也在陵墓旁安置寝殿，还准备了让死者生活舒适的各式各样设备。

据《》记载，秦始皇嬴政自从登基为王开始，便已著手在骊山营造陵墓，统一天下后，即征召天下罪犯为他营造帝陵。凿穿三泉，以铜制外椁（棺），墓内设计有如宫中一样，表现出百官就位的模样，至于绝品器皿及珍禽异兽等也从宫中移至墓室。墓室内点燃著以人鱼油脂制成的蜡烛，祈愿其永远明亮不灭。

为了防止盗墓者进入，秦始皇下令工匠在墓室中装设可自动发射的弩弓，并以水银模拟天下河川及大海，以机关使之流动，如真实世界一样。据推断，由于水银易挥发的特性，在墓室内注入水银，弥漫的水银蒸气不但可令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腐烂，而且水银蒸气具剧毒，大量吸入可导致死亡，因此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盗墓者。

除此以外，《》亦记载秦二世命人在秦始皇墓外栽种草木，从外边看上去好像一座山，并下令凡没有子女的先帝（秦始皇）后宫妃嫔，都要殉葬；为了防止工匠盗墓，贪取墓室财宝，所有参与修造墓室的工匠，不待他们出来，就封闭墓门，被活埋在陵墓里。据考证，秦陵西侧发现大量暴露在外的修墓人骸骨。

《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引述史料《汉旧仪》指，李斯是秦始皇陵工程的主持者，他曾向秦始皇报告，称其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到了地底一样。秦始皇听后，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关于「旁行三百丈」的意思，专家作出解释，指修陵人从地宫向南挖巡游通道时，遇到了大砾石，最后不得不顺着砾石层改向挖掘，即所谓的「旁行三百丈」。

2006年，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率领一众考古学家，用遥感和物探的方法分别对秦始皇陵进行探测，查明地宫就在封土堆下，距离地平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与墓室均呈矩形状。至于墓室则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周围建了一圈很厚的细夯土墙，即所谓的宫墙，东西长约168米，南北长约141米，南墙宽16米，北墙宽22米。

此外，考古学家亦发现秦始皇陵周围地下存在规模巨大的阻排水渠，底部由厚达17米的防水性强的清膏泥夯成，上部由84米宽的黄土夯成，规模大到难以想象。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穿三泉”中，“三”其实是个概数，其实应该是指在施工过程期间遇到水淹，所以才修建阻排水渠，正好挡住了地下水由高向低渗透，有效保护墓室不遭水浸。

从商周到汉代，帝王的墓道通常都为4条，分别贯穿东南西北4个方向，这是尊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普通官员和百姓的墓道为一条或两条，但考古学家发现，秦始皇陵只有东、西两条墓道，这出乎考古学家的意料之外。
除此以外，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体积庞大，堪称国内之最，但封土从何而来则尚无定论。尽管有文献记载指封土堆「取土鱼池」，但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质疑这个说法，指封土堆的土壤样本含杂大量沙石，但取自鱼池里的土却是纯净的黄土，且粘性甚强，极少含有沙石，而且认为秦陵陵区地势南高北低，且落差很大，从山下的鱼池取土显然要费力的多。因此，取土于鱼池一说值得商榷。

另有专家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复土骊山」的说法，指封土堆其实是从墓穴中挖来，但经秦陵陵区高光谱遥感探测，在秦陵南部的骊山脚下发现了一处南北走向串珠状的巨型凹陷。经实地勘查，这个深达30米的巨型凹陷有明显人工挖掘的迹象，而凹陷的土质也与封土相同，这也是对封土堆由来的新推断。

另一方面，中国地质调查研究院研究员刘士毅指，秦始皇地宫内水银含量的确存在异常，如果以水银的分布代表江海的话，正好与渤海、黄海的分布位置相符。若查明属实，正好说明秦朝时期已经有对中国地理作出调查和研究，可说是新的历史发现。

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对秦始皇陵动土发掘的计划，主要考虑到著手发掘后，极有可能出土庞大数量的历史文物，而在尚未完全确立妥善的保存方法下，实在不宜发掘。

秦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以东约1.5公里处，有戍卫陵寝的含义，是秦始皇陵其中一部分。

兵马俑是在1974年3月29日被陕西省临潼县村民杨志发、杨彦信、杨泉义等人发现，当时考古学家一致认为此遗迹规不会太大，但很快发现兵马俑的规模比想象中要大得多。专家推测兵马俑遗址呈长方形状，东西长二百三十米，南北长六十二米，约埋藏七千多座与实物等身的兵马俑。不过超乎预期的发掘成果，却引来保存兵马俑文物方面的困难。

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得悉发现兵马俑坑的消息，即指示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政府合作，迅速采取相关措施保护文物。因此挖掘工程暂时中止，在不损及遗迹的前提下，耗费近两年时间在遗迹上矗立著一座椭圆形的巨蛋建筑，并在1979年10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命名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讲求的对称原则，在陵园的西门、北门和南门应也有兵马俑坑，但考古人员多番实地勘查，一无所获，对于兵马俑坑置于陵园东侧的原因，目前有多种说法，现摘录如下，但以下说法目前尚无定论。

秦始皇在位期间还扩大了国家的疆土，疆域异常辽阔，北至河套和阴山，南至南越（即古时日南郡，今越南中部），西至陇西临洮，东则延伸到了辽东及朝鲜。

正当战国七雄相互攻伐的时候，北方草原的匈奴、东胡及月氏亦相互牵制，未能全力南下干涉中原局势，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居住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随即成为新生秦帝国的最大敌人。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燕国人卢生向秦始皇献上一本名为《录图书》的预言书，上面写著「亡秦者胡」。根据这个「预言」，秦始皇认为最终灭亡大秦帝国的，是北方的胡人。当时北方草原的胡人当中，月氏和东胡都比匈奴强大，但因匈奴人的聚居之地是河套地区，对定都咸阳的秦帝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因此秦始皇决定遣兵征伐匈奴。

不过李斯却指出，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也从来不储蓄粮食，极难征服。如果派兵轻装前进，容易导致军粮断绝而全军覆没；如果携带大量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对秦国而言，即使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图，只会令中原百姓疲惫。遇到匈奴百姓，亦因担心他们的忠诚而不敢役使他们。如果杀掉全部匈奴百姓，这又与君父自许的「君王」作为相悖，表明反对征伐匈奴。

秦始皇没有接纳李斯的意见，他下令将领蒙恬率兵三十万人，沿著今日兰州市至鄂尔多斯市一段的黄河，北伐匈奴，企图夺取黄河河套以南之地。次年蒙恬攻占河套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划分成四十四个县，并设置九原郡，沿著黄河修筑长城，于险阻设置要塞。

其后，秦始皇又遣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即阴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逐次向北推进势力。当时的匈奴-{单于}-头曼被迫北迁，秦军在外奔波达十余年，并屯驻在上郡一地，蒙恬之名威震匈奴。

据考证，秦军迅速取胜的最大原因，就是普遍使用弩弓作远程武器。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比拟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著名的兵书经典《武经七书》指出，弩是对付古代游牧民族的最有效武器。由于弩的结构过于复杂，对匈奴人来说，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

为了充实河套以南新设郡县的人口，秦始皇下令将罪犯迁移至新郡县，当地被称为「新秦」。当年（秦始皇33年下半年）在西方出现彗星，为不吉之兆，故此秦始皇再下令贬谪执法不公的狱吏往新辟之地，以修筑长城及戌守南越地区。

据主父偃在《諌伐匈奴书》所言，蒙恬所戍之地地势低洼，而且是无法种植五谷的盐碱地，实在未能供给三十万戍卒的兵粮，故此必须仰赖内地的补给。为了从黄腄（今山东省烟台市）和琅琊等沿海之地运送粮食至北方的黄河，原本仅一石的东西，必须花费三十钟（192石）。正因如此，秦朝百姓迫不得已肩负著沉重的负担。即使男子拚命耕种，也生产不及军役所需的食粮；女子日以继夜纺织，也无法满足军用帐幕所需。百姓疲惫，孤儿寡妇及老弱病残者无法生活，倒在道路两旁死去的人，屡见不鲜。直到蒙恬死后，在河套以南戍边的劳役因陈胜起义，关东大乱而军心不稳，很快散去，从而迫使秦帝国放弃河套以南之地。

现存史料提及有关秦国南征百越的历史，可说是相当简略。对于秦军南征百越的经过，军事部署、作战环境以及秦军面对的军事困难，《史记》的记载甚至可以用「一鳞半爪」来形容，但可以肯定南征百越的时间，实际上远比北伐匈奴要早。

根据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王赵佗所述，他已经在岭南地区生活了49年。由于《史记》记载赵佗籍贯真定，并非岭南当地人，故此可以参考他在岭南生活的时间，从而推算出秦始皇何时开始南征百越。自文帝元年往上推朔49年，为秦王政20年（公元前227年），正值赵国被消灭的次年，可见在赵国灭亡后不久，赵佗随即因为赵人的身份而被征召入伍，成为征越大军的其中一名士兵。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的同时，便开始进行征服五岭以南的军事行动，而且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岭南自古属于「瘴疠之地」，亦称「百越」，意指当地生活著众多部落。汉初文学家贾谊自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亦听闻长沙气候潮湿多雨，以为自己会早死。汉人畏长沙如此，比长沙更南的岭南，其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即使是驰骋疆场半生，未尝言苦的伏波将军马援，自受命讨伐在交阯地区发动叛乱的征氏姐妹以来，在平定叛乱后亦自言后悔未有听从弟弟少游的话，做个平民百姓，反而从军平越。当时汉朝已统治岭南地区达百余年，土地半垦，道路粗通，郡、县、乡、里四级政权已建立，已有不少越人汉化，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已有巨大变化。马援在提及征越之战时，仍犹有余悸，恐怕客死异乡，可以想像到秦朝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及人文环境，较二百年后的马援时代恶劣十倍，而现存的史料均指，秦始皇对号称「瘴疠之地」的岭南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大目的，是看中当地出产的犀角、象牙、翡翠及珠玑等物，以及扬威海外。

秦征百越的经过，综合现存史料可分为四个阶段：

约公元前227年（秦王政20年），秦始皇下令使尉屠睢以南郡为后勤重地，在当地征发“吏卒”、“新黔首”、“甲兵”及各种军输物资等所谓「楼船之士」，沿湘江水道为主要补给线，深入百越之地。南征秦军一路势如破竹，越人纷纷逃入深山密林，逃避秦人的统治。

秦征百越之前，由于百越地区的部落们已经矛盾重重，甚至多数相互攻击，难以共同抵御秦军的攻势，但问题是百越地区部族众多，尽管各自为战，但越人逃入深山丛林的举措，令秦军难以彻底消灭其有生力量，加上秦军水土不服，当地瘴疠横行，致使军中大疫，非战斗减员情况日益严重，战事陷入长期化，正如《淮南子》记载的「三年不解甲弛弩」。

在战事中期，秦军击杀了当地最大部落的首领，西瓯国首领译吁宋，但越人并未屈服，反而推举桀骏为新的首领，这个新推举的首领在一次夜袭中大破秦人，并击杀征越秦军最高统帅屠睢。

秦灭六国，百战百胜，但在百越地区的征战居然令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语），甚至连主帅也被击毙。秦始皇大怒，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惟有下令对百越增兵，而楚国之亡又让秦军兵力得到释放，秦始皇乃「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州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五路并进，企图一举攻下百越全境。

不过兵力的增加，再加上越人反抗，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袭扰秦军勉强维持的补给线，令秦军几乎陷于崩溃，因此秦始皇下令使监禄（即史禄）负责转运粮饷。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资消耗，史禄决定派遣士兵，开凿连接湘江与漓江之间的运河，后世称为灵渠，使中原和五岭以北地区之兵员和粮草，能通过水运进入百越地区。由于开凿灵渠属于庞大工程，按当时技术条件，至少也得三至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故此战事陷入僵持。

“灵渠”的建成只是为战争提供较好的后勤保障，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秦征南越统帅尉屠睢战死后，继任统帅尉任嚣，起初亦无良策对付越人之丛林战，最后才想出了军队屯垦和“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之持久战和移民同化的策略。

屯垦和移民战术是控制百越地区最有效的方法，但见效慢，至少须五六年时间才能初见成效。由于当时秦始皇已消灭六国，故有充分条件迁移关东六国的「新黔首」（即所谓「中县之民」）往百越地区「移民戍边」。对于这些“新黔首”，秦始皇及秦国官吏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把他们留在百越地区，与“越人杂居”，对秦始皇说有双重好处：一是消灭了六国“乱民”或“惰民”；二是稳定了百越地区。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自下诏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等往百越地区后，秦始皇认为岭南「粗定」，故在当地设置桂林、南海及象郡三郡。次年（秦始皇34年）始皇又下令贬谪执法不公的狱吏戌守百越地区。自秦王政20年令屠睢攻百越，至秦始皇33年岭南「粗定」，对百越地区的战事共进行了十三年。

尽管百越地区粗定，令岭南地区自此纳入秦国版图，但秦国却为此付出极其沉重代价，长期的征越战事导致百姓靡敝，民不聊生，而时任南海尉的任嚣得悉朝廷因对越战事的缘故，中原疲敝已极，就留居南越，称王不归，并派人上书，要求朝廷征集无婆家的妇女三万人，来替士兵缝补衣裳。秦始皇只同意给他一万五千人。于是百姓人心离散、土崩瓦解，密谋造反的十家有七。

另一方面，移民「戍越」的黔首，多数出身自六国故地，他们为了逃避「戍越」，纷纷逃入深山密林，沦为盗贼，从而成为始皇崩后，六国故地相继叛乱的导火线。

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年期间六次巡游近全土三分之一，以示强、威服海内，但亦采怀柔手段舒缓昔六国反抗未平之情绪；如袭齐、鲁之礼行封禅，依齐人八神信仰登成山祭日主。《峄山刻石》曰：「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随后的记载「...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显示秦始皇深信不疑且陆续遣人寻求不死之药。三十三年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始皇去世前一年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表明确方士徐市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且无功归返。 次一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秦始皇自消灭六国后，引起无数六国贵族的仇视，故遭到暗杀并不罕见，除了荆轲刺秦较为人所熟悉外，《史记》还记载三宗针对秦始皇的暗杀事件。

战国末燕国人高渐离，擅长击-{筑}-（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颈细肩圆，中空，十三弦），是荆轲好友。荆轲死后，秦始皇下令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遂改名换姓给人家当酒保，隐藏在宋子这个地方作工。过了不久，高渐离考虑到长久隐姓埋名，担惊受怕地躲藏下去恐怕没有尽头，就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应邀往宋子城里人家轮流作客，表演击-{筑}-，听众都赞不绝口，并向高渐离赐酒以示赞赏。后来因高渐离击-{筑}-技艺高超，被秦始皇传进宫中表演。但被秦始皇的某位臣子告发，秦始皇虽然特赦他的死罪。但让人先弄瞎他的双眼以防行刺。不想高渐离双目虽瞎，却灌铅于-{筑}-中，在始皇听其击-{筑}-着迷不留意时，奋起用灌铅的-{筑}-击打始皇。高渐离暗杀秦始皇最终失败，并以身殉，自此秦始皇再也不敢接近以前曾为东方六国的百姓。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29年），秦始皇在第3次巡游途中途经博浪沙（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随行车队突然遭到一个120斤（相当于现在的30公斤）重的大铁椎撞击，但大铁椎砸在了另一辆车上，行刺失败，秦始皇没有受伤。

张良是博浪沙行刺事件的主谋，他的家族五代仕韩，出于灭韩之恨，几乎散尽家财寻求勇士谋划刺杀秦始皇，后来找到一个大力士，以大铁椎撞击秦始皇的车驾，惜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大索十日，追捕甚急。张良惟有改名换姓，逃到下邳躲藏起来。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31年）一个晚上，秦始皇与四名武士一起，在咸阳一带微服出行，但在兰池宫附近遇上一众强盗袭击，情势危急，幸而最终击毙企图袭击秦始皇的强盗。由于怀疑事件另有主谋，故在关中地区大索二十天。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国理念，他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方法

秦始皇的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各种指责纷纷而来，不同于秦始皇法家的种种学说不绝于耳。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丞相李斯认为这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主张严厉镇压这些士人，秦始皇支持李斯的看法，并发动了焚书坑儒事件：


《史记·儒林列传》中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六艺从此缺失。但若非大规模顶撞皇帝，始皇对士人也不是那样不友善。如博士之廷议制度，或前述行封禅之礼，即召鲁儒士议之。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1年（秦始皇36年）的一年之内，连续发生三件怪事。

首先是当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古人把「火星」称作「荧惑」，二十八宿中的「心宿」简称为「心」，「心宿」就是现代天文学的「天蝎座」，而荧惑守心的出现则被称为大凶之兆，轻者天子要失位，严重的情况就是皇帝驾崩。

同年有一块陨石在东郡地区（今河南省濮阳市）坠落，其间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传入秦始皇耳中。秦始皇大怒，下令御史前去挨家查问，但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并焚毁了那块陨石。这次事件让秦始皇心情不快，故此他让博士作了一首《仙真人诗》，等到巡行天下时，走到一处就传令乐师弹奏唱歌。

同年秋天，有一位使者从关东走夜路经过华阴平舒道，其间有人手持玉璧拦住使者，要求使者将王璧送至滈池君，并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他缘由，那人随即失去踪影，并留下玉璧，使者惟有捧回玉璧，向秦始皇敍述自己的奇遇。秦始皇沉默了好一会，称山鬼最多只能预知一年的事，并轻描淡写地指现时已是秋季，这话未必能应验。他在遣退使者后，又称「祖龙」的意思是「人的祖先」，（意指「祖龙死」与他无关）。

其后，秦始皇让御府察看那块玉璧，竟发现该玉璧是始皇二十八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祭拜水神的那块，故为此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迁徙才吉利（史记记载的卜辞称「游徙吉」），因而下令迁移三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地区，每户授给二十等爵一级，而秦始皇则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进行第五次巡游，亦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巡游。

公元前210年年尾（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踏上第四次全国巡游之旅，随行的包括他的幼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及执掌中车府令的赵高，右丞相冯去疾则负责留守京师，其具体巡行路线如下：

秦始皇一行在该年十一月到达云梦，在九疑山遥祭虞舜，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过海渚，经丹阳到达钱塘。到浙江边上的时候，水波凶险，就向西走了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的地方渡过，最后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遥望南海，在那里刻石立碑。碑文除了颂扬秦朝的功德外，还有整顿吴越之地风俗的用意。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载，春秋时越王勾践为反击吴国，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因此养成吴越地区百姓不重贞节的风气，故命人在碑文刻下「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一段。碑文全篇如下：

秦始皇之后从会稽山折回，途经吴地，声势浩大，避居当地的项梁、项籍（即项羽）叔侄也看到，项籍更称「吾可取而代之」。尽管项梁担心项籍祸从口出，惹来族诛之祸，立即叫项籍噤声，但自此项梁对项籍开始另眼相看。

横渡长江后，秦始皇沿海岸北上到达琅琊台。这是秦始皇第三次到达琅琊台，并在当地召见方士徐巿，距离他初会徐巿的时间，已经有九年的时光。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描述，徐巿当时仍未渡海向东求取仙药，故推断与秦始皇会面后，徐巿随即东渡大海。由于徐巿在寻找仙丹的过程中花费大量钱财，害怕面对秦始皇的雷霆之怒，故托辞称蓬莱仙药虽可能取得，却总被大鲛鱼阻挡，因此无法抵达仙人岛，要求增派神箭手及装备连弩对付鲛鱼。不久秦始皇在晚上梦见与海神交战，海神的形状好像人，大惑不解下邀请某博士解梦，博士指海神一向以大鱼蛟龙作斥侯，一般人是不会梦见海神的，不过秦始皇在祭祀方面对神灵恭敬周到，却出现这种恶神，应当除掉它，然后真正的善神才会迎来。

因此秦始皇应允徐巿的要求，派遣射手捕杀鲛鱼。从琅琊向北直到荣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都不曾遇见鲛鱼，直到到达之罘（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的时候，才射杀了一头大鱼，接着又沿海向西进发。

沿著山东半岛沿岸绕行，秦始皇在抵逹黄河下游的平原津（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时，突发重病倒下。群臣知道秦始皇忌讳「死」一字，因此不敢将死字挂在嘴边，但秦始皇的病情仍没有好转。

秦始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故命人写了一封盖上御印的信，给当时正在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视蒙恬部队的长子扶苏，命扶苏回咸阳参与丧事，但是这封遗书却存放在中车府令兼掌印玺事务赵高的办公处，没有送达扶苏手上。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逝世，巧合的是，秦始皇的出生地点与逝世地点，仅相距一百多公里。

《史记·秦本纪》载：「始皇帝立十一年而崩。」但因后来版本传抄将「立」错写「五」，造成后世以为秦始皇活到五十一岁，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指出错误，但没有找到相关证据，直到南京师范大学团队在日本高山寺所藏抄本中找到版本依据，再加上旁证材料，才将错误改过。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记功，炫耀声威。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秋七月，行至沙丘平台，秦始皇驾崩，《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秦历是以夏历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此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

丞相李斯恐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所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宦者五六人知。诈为丞相李斯受始皇遗诏于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赐死。是为沙丘之变。此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八月丙午朔，有丙寅日。八月丙寅（前210年9月10日）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天下始知秦始皇驾崩。

世人只知（八月）丙寅日为发丧日，却不知秦始皇死之具体日期。由于秦末战火，秦代史料多亡佚，司马迁多方寻访，得知秦始皇死于秋七月丙寅。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子朔，无丙寅日，八月丙午朔，有丙寅日。司马迁不做考证，将其写入《史记》，是《史记》一大败笔。

秦始皇本作书命在上郡（今陕西榆林附近）监军的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但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及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后，伪造了遗诏立胡亥为皇帝，是为秦二世，并赐死扶苏。

秦二世即位后不久，前209年七月， 庶民陈胜 、吴广率领戍卒在大泽乡起事反秦并迅速壮大。 随后，天下大乱。尽管陈胜、吴广攻打关中失利，被秦军反扑击败，但原东方六国相继复国，秦朝走向崩溃。 前207年，秦始皇驾崩后三年， 楚将项燕之孙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歼灭秦将章邯统帅的秦军主力。同年九月，赵高杀秦二世，欲自立为帝，但遭到大臣反对，遂立子婴为秦王。即位当日，子婴即设计诛杀赵高，但对秦朝灭亡于事无补。十月，秦王子婴在灞上向楚将刘邦投降，秦朝灭亡。随后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爆发了持续五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胜利建立汉朝而告终。

陈胜、吴广起义后不久，南海尉任嚣病重，临终前把时任龙川令的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人赵佗召来，向赵佗指南海郡虽位处偏僻，远离中原，但占地数千里，傍山靠海，有险可据，可以凭此成为一州之主，并提到自己有切断通往中原道路的打算，以抵抗中原流寇的侵犯。由于信任赵佗的能力，除了赵佗外，任嚣并没有将他的打算告诉他人，其后更将任命文书交给赵佗，让他代行南海郡郡尉的职务。

任嚣不久病亡，继任为南海尉的赵佗向岭南的横浦关（今广东省南雄市北）、阳山关（今广东省阳山县北）、湟溪关（今广东省英德县境内连江入北江处）等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义军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此时桂林和象两郡的越人也趁机纷纷独立，古蜀王族后裔蜀泮在象郡击败其它骆越族的部落首领，以螺城（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内）为都城建立了瓯骆国，自称「安阳王」。随后赵佗出兵攻打安阳王并将其赶走，接着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赵佗考虑到象郡越人部落势力过大，将象郡分拆为交趾、九真两郡，仅派两使者管理重大事务，日常事务仍由各部落首领自己管理。约公元前203年（汉高祖三年），赵佗以番禺为都城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燕国使者荆轲企图行刺嬴政时，嬴政由于不能及时拔出其佩剑，结果弄到要绕柱奔逃，十分狼狈。

在一般的认知中，嬴政佩带的应属青铜剑，而青铜剑容易折断，故此一般青铜剑都是短剑，最负盛名的青铜剑——越王勾践剑全长仅55.6厘米，这种长度的剑随手就可以拔出。对于司马迁这段记载，历史学家一直都显得很困惑。

公元1974年，考古学家发现一把接近1米的青铜长剑，现收藏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次考古发现推翻了以往「青铜剑不能铸得太长」的认知。可以推断，当年嬴政就是佩带这种加长版的青铜剑，所以在被行刺时因剑身过长，而不能及时拔出佩剑，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历史学家发现拔剑困难还有另一个原因，盖因战国时期，帝王及官员都习惯将佩剑「负」在身后。他们做过实验：身高在1.90米以上的人才能自行拔出背在身后达1米的青铜剑。根据这个实验，秦始皇的身高应该低于1.90米，因此秦始皇才无法及时拔出身后的佩剑。

据《复活的军团：秦军秘史》一书所述，随身佩剑是亲政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说法指秦始皇在亲政后曾经让人打造两柄青铜剑，并在剑上刻了两个字「定秦」。一柄随身携带，一柄埋在观台下。秦始皇死后，随身佩剑很有可能与主人一同入葬。

此外，西汉刘向所著的《》亦记载，秦始皇曾经与博士们讨论「禅让」的问题：

事缘六国破灭之后，秦始皇在某日召开廷议，以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武王）行世袭制，而五帝行禅让制，询问群臣何者为优，然后择而从之。由于这涉及皇位继承的敏感议题，博士们都对此保持缄默，只有博士鲍白令之称五帝让贤，是视天下为官天下；三王世袭，是视天下为家天下。

秦始皇认为自己德行继承自五帝，故欲「官天下」，将天下留给贤德之人，并反问鲍白令之，何人能承继自己的事业。鲍白令之当堂向秦始皇浇了冷水，指秦始皇行「桀纣之道」，在任期间推行多项工程，滥用民力过甚，与五帝的德行相比差得远。面对鲍白令之的一番话，秦始皇沉默了好一会，面露惭色，最终打消了「禅让」的念头。

事实上，由于战国时早有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子之的前科，而且秦始皇又自认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有「禅让」的念头也不足为奇。只不过《史记》是研究秦始皇生平的最权威资料，《史记》没有记载该事，意味著「秦始皇谈禅让」一事只能作为轶事参考。

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6,000人渡东海求神仙。《楚义六帖》记载，徐福和童男女们在到达目的地瀛洲（即今日本）之后一去不返，日本秦氏为其后代，但是有后代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雄才大略的划时代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也是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第一人。他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誉之者称其为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毁之者则称其为专制独裁的“一代暴君”。




后宫列女万余人

秦始皇诸子据史可查者二十四人，但只有五人名字流传至今

十名女儿，皆称公主，但封号与姓名、出生顺序等不详（皆被矺死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