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族

台湾原住民族是指原居于台湾的民族，在17世纪汉裔移民移入前，即已定居在此的数十个语言及生活方式不同之部族所构成，属于南岛民族；其中台湾本岛的所有部族为台湾南岛语群，兰屿上的达悟族则属于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的巴丹语群。由于西方早期以「福尔摩沙」一词称呼台湾，在部份文献中又被称为「福尔摩沙人」，意即「福尔摩沙岛上的居民」。目前仅16个部族为官方所承认，根据《原住民族身分法》登记之户口统计至少约56万多人口（2018年2月），占台湾人口的2.38%。

台湾原住民族各族曾是台湾的主体族群，但受外来移民数量的扩张以致居住范围受到排挤，治权领域逐渐缩小；这些区域现今主要位于台湾本岛东部、西部山区以及兰屿，并由官方划定为原住民族地区，简称原乡，原住民族则享有自治权。此外，原住民族长期以来因都市化而流入各大都会区，现今已有四成六人口设籍于都会区，部分区域之族人甚至认同其现居地为原乡而形成部落。

台湾各原住民族拥有各自的起源传说，近年来依据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推断，在17世纪汉人移民台湾之前，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的活动已有大约8,000年之久。台湾原住民族在遗传学和语言学的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和南岛语系，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等的南岛民族族群有密切关联。中华民国原住民族委员会在介绍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语系民族的关系时即表明「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民族，在人种上属马来人种，台湾是南岛民族分布的最北端。」

凌纯声认为百越族为台湾原住民族的先祖，也是南岛民族的祖先。李壬癸认为，从语言的关系看，古代汉民族、傣民族、南岛民族的地理：分布应该是汉民族在北，傣民族居中，南岛民族在南。换言之，汉语与傣语有密切的接触，傣语与南岛语也有密切的接触，但汉语与南岛语却没有直接接触的语言证据。李壬癸认为台湾原住民起源于中南半岛一带的可能性最大。

几世纪以来，台湾原住民各族在与人口较多的各移民族群彼此冲突、交流的状况之下更被迫学习外来统治政权的语言，加上族群的迁徙与现代生活的影响，导致很大幅度的文化、语言和族群认同的消失。举例来说，在大约26种已知的台湾原住民族语言（统称为台湾南岛语言）中，至少有10种语言已经消亡，5种濒临消亡，其他多种语言则出现轻微程度的损害。自从语言学家认为台湾是南岛民族的发源地以来，这些语言已经有著重大的历史意义。

台湾原住民各族虽然今以拉丁文字作为语言书写系统，但因早期没有文字，故其历史大都仰赖口传，以及与其接触的外来者记载。受到台湾历史上政权不断更换影响，随著不同的外来者的史观视角，台湾原住民形成以不同的模样出现在历史上，也留下不同的印记。。

在1603年，明朝陈第的著作《东番记》中，将台湾原住民族称为东番（字面上为「东方的未开化民族」）；同一时期在台湾殖民的荷兰政府，则是依据先前在印度尼西亚殖民的经验，将台湾原住民族称为Indias或Blacks。

18世纪清政府统治台湾之后，当时的人们依据强势文化的适应和影响程度，大幅修改了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定义，并且依据各族群对于清政府的服从程度，建立了一套系统定义了各原住民族族群的关联性。清朝文人使用生番这个名词定义非由清政府管理，而是自治或自有政权的原住民族族群，而熟番则是定义著这些原住民族族群服从清政府，并且履行缴付人头税的约定。根据乾隆皇帝时期和随后时期的标准，熟番等同于被满汉文化同化，并且服从于清朝政府生活在当下的原住民族族群，但是保留这个较轻蔑的名词，表示虽然此族群并非汉民族，但在文化程度上，比起非汉民族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名词反应著当时广泛的思想：在采用儒家社会规范之下，任何族群皆可以被同化或顺服。 
在19世纪晚期，在清政府巩固台湾平原地区的统治力道，并积极进入台湾山区之下，平埔番和高山番这两个新名词出现并可以分别和熟番、生番交替使用。在将近50年的台湾日治时期，日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二元分类系统。但在1898年，人类学者伊能嘉矩首度提出了台湾原住民族的分类体系，将台湾原住民族分为「4群8族11部」，并说明各族的分布区域与文化特质；189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和政府修改之前的二元分类系统，以平埔族代换之前的平埔番、熟番，以及使用高砂族代换之前的生番。而高砂族被分为泰雅族、布农族、邹族、赛夏族、排湾族、卑南族和阿美族。雅美族（后来的达悟族）和鲁凯族稍后加入，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9族，是第一次具科学系统的分类；日治时期，在学术或一些官方使用上已有「原住种族」、「原住民族」的通称。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初期，使用了平地山胞和山地山胞取代之前的日本的分类系统，回归二元分类，用意在移除原住民族对于日本统治时期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台湾原住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份。后来中华民国政府采用了日本的传统9族分类法，但官方去除了平埔族这个分类，民间则是使用依据之前的名词所修正的高山族及其下面的9族，以及平埔族。

纵使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官方列出了16个原住民族族群，不过这些分类是由学者所共同认同，并没有任何的社会实体、政治集团，或著在之前所有鉴定调查的资料所影响。最早期的调查资料是在1624年的荷兰殖民时期，描述原住民族是居住在大小不同的独立部落当中。在这些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贸易、通婚、战争和为了防止外敌入侵而形成的结盟关系。根据当时和现代的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标准，这些部落被人类学家分成20个族群，且被经常引用和讨论，其中巴布拉族与巴布萨族、巴则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最晚于17世纪在台湾中部已建立大肚王国。不过有人怀疑这些族群是否联合成一个政体、王国或是真正的「族群」。

日本学者土田滋是以语言作为主要的判准，将台湾的原住民族分成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类。前者包括住在台湾山地和东部的9个族群：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邹族、鲁凯族、排湾族、卑南族、阿美族、和达悟族。后者则包括原居于台湾北部和西部平原，现已几近消失的10个族群：凯达格兰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巴则海族、噶哈巫族）、巴布拉族、巴布萨族、洪雅族、邵族（水沙连）、西拉雅族、和猴猴族。

中华民国政府对原住民族群的认定，最初以移川子之藏的分类为基础，建立9族的族群分类。1998年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制定认定办法并执行。欲达到认定完成，须向原民会提出申请，并考究其族群存在之证据，以及完成一定数量族人之署名，经行政院核定后，政府即合法保障该族群的利益和权利。此规范能使统治政府归类之族群以及未识别族群因经过考究得以回复正名其传统。截至2014年5月，政府已经完成认定16个族群。

原民会认为影响族群被完成认定的因素，通常包含了该族群的家谱搜集状况、历史相关纪录、和其具延续性质的语言和文化身份。随著传统文化非现代文明而缺乏的证明文件，或是族语因殖民国语言政策影响的消亡，等等许多因素都会使得族群被成功认定的机会很渺茫。但现在的民族复兴及民族自觉趋势，也促使很多原先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族，都开始企图推动他们的文化复兴。

其他还在推动政府认定的族群，都包含许多平埔族群。像是箕模族（Chimo）、噶哈巫族、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宰族和西拉雅族。过去在平埔族群申请认定的案件里，仅有原先被归类于平埔族群的噶玛兰族，和原本被错误归类于阿美族的撒奇莱雅族成功正名。

然而这些正名活动，是否也导致相关族群被不适当地分割，在学界则并没有形成共识。曾经太鲁阁族先于赛德克族从泰雅族里成功正名，使部分赛德克族人登记太鲁阁族，却在2008年11月22日时，约600名太鲁阁族人再度重新登记成为赛德克族。当时在「赛德克族」与「太鲁阁族」分别独立的与否之中，人类学者和族人内部间有著两极的声音，但最终两个独立的族群也相互正面祝福，彼此致力于文化发展。

拉阿鲁哇族与卡那卡那富族两族总数合计约近1000人，以往被政府归类为邹族的「南邹」。两族于2009年开始正名连署，2010年与2011年相继提出民族认定申请。后经行政院广邀学者专家与地方机关代表召开审查会，针对法定程序、学理支撑与民意表现三层面展开讨论。不但族人之间有著高度共识，也以原住民族基本法、政治大学研究报告作依据，终获得支持通过正名。

原住民族族群列表如下：
另有其他尚未申报族别之原住民有11,585人。




根据清朝官员和日本台湾总督府的相关文献记载，从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由于与开拓者土地、交易等种种纠纷，台湾原住民时常对汉人出草，亦即袭杀并将之猎首，对此的回应，汉人也往往屠杀原住民，并有番膏一俗，因此使得台湾原住民人口急遽减少。

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显示，台湾原住民族经历了一连串的文化变迁，来面对因接触其他社会实体或是新科技所带来的压力。17世纪早期，在经由欧洲、亚洲殖民政权的竞争，将台湾纳入广阔的全球经济范畴之下，原住民族面对了文化上的变迁。在某些案例中，一些台湾原住民族族群奋力抵抗外来殖民力量的影响，但其他的族群或个体则是和外来的殖民力量相结盟。这种结盟关系有可能是要获取个人或是部落全体的利益，而且结盟关系还远大于邻近部落的结盟关系，或是从不合时宜的社会风俗或是禁忌（如婚姻、年龄阶层或是出生等）之中获得自由。

在各个政权积极加强同化政策的影响力之下，原住民族找到了和其他文化更大的接触机会。这种同化和适应的过程有时会尾随著广泛的社会潮流，尤其是种族标记的变迁（例如裹脚、饮食习惯和衣著），而且这些过程也在以前的台湾有著识别族群的功能在。而这种过程的更替和变迁引起了从以前被认定的「番」文化到有占强势地位之儒家「汉」文化的巨大变化。在大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等中央集权式现代政府的政策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被认为是有教养的指导教育，以及宗谱文化和其他关于种族同化的相关传统思想等概念，深耕其中。山地族群在变迁方面的影响很有限，因为外界很难触及他们的生活环境，这起因于中央集权政府给的同化压力大于族群自发性的社会变迁，但是，大部分已被承认的族群，本来的文化和语言则保有相当高的活力，在加上现在多元文化的政策，促成了自我族群的荣耀。

目前，很多文化适应的形式仍然运作著。举例来说，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单一语言政策时，会将该语言贴上经济和社会的优势语文的标签（如汉语和日语），使得人们纷纷去学习这一个语言；随著时间经过，本土语言逐渐被忽略，甚至消失。然而，有一些团体正在寻求复苏他们的本土身份。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则是向政府请愿，期望能获得官方认证，成为一个独立和可识别的新族群。

而在原住民族适应文化上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质，导致了对于台湾族群变迁上3种一般性的论述。最古老的论述紧抓著在17世纪从福建和广东两地迁居台湾的汉民族，迫使平地的原住民族迁居山地，成为今日的高山原住民族。比较近代的观点则声称，在17世纪到19世纪汉民族和原住民族的广泛通婚，使得原住民族彻底被汉化。最后，一项现代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文化变迁的模式可以互相影响著汉民族和原住民族，最终形成了混合文化。现在台湾的汉族文化比起其他汉族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据自日治时期所沿袭下来的户籍资料显示，1960年代以前台湾原住民（含平埔族群）极少和汉人通婚 ，因此并不存在台湾原住民和汉人广泛通婚的情况。直接导致台湾原住民民族身份认同消失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受到早期汉人移民不断的屠杀和侵袭，才使得台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遭到大幅压缩，人口大量减少，部分幸存的台湾原住民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不得不淡化或放弃原有的民族身份认同而被迫同化，但是和汉人依然存在明显得隔阂。就像汉人之间，不同族群也有隔阂一样。

各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了原住民的汉化。给予汉族名字是在台湾原住民族中慢慢灌输儒家价值的一种必须的步骤，而儒家价值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清政府辨认和操控一个完整人民的价值。在汉族社会的价值观里，姓氏凸显了从汉族神话当中，自黄帝和五帝以来，父系祖先连结的明显合法标记。因此，持有汉名可以得到比外族人身份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并轻视非汉族身份或混血者。在某些例子当中，原住民所采用的姓氏「潘」，可能和「番」同等为他们特定状态的一种变化。平埔族群之巴宰族的其中一个家族，透过福建省的血统，成为了地主绅士阶级的一员。在其他的例子当中，平埔族群采用平常的汉族姓氏，但也可以探讨出在台湾的祖先为何。

在许多例子当中，大型的移民汉人会和同姓氏的人结合，组成同宗团体。这种同宗团体曾经是防御方式的一种，因为许多宣誓成员，使用的是一种「血誓」的方式，宣誓在需要的时候，必须帮助其他的兄弟。而同宗团体利用这种姓氏的连结去形成家族树，本质上是制造了一个有别于血亲的系谱，代替了常见于中国的真正血亲组织。许多平埔族群加入了这种同宗团体，去获取团体的保护，例如得到保险证书去对抗地区性的斗争。

台湾原住民族命名文化虽视各族群迥异而有所差异，不过一般普遍自出生即实施其命名行为。与其他地区相同，他们认为尊重生命从尊重名字开始，也相当重视包含命名方式、规则、阶级象征的命名文化。台湾原住民族命名文化不只是辨别符号，更代表著自我认同，而于已命名为主的族群认同中，名字虽非核心部份，却已命名著背后的象征意义，引领台湾原住民族深入核心内部历史、渊源与情感，进而巩固族群力量。

依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原住民族的屋架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族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高山）原住民族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的维系仍然保留著。

原住民族常用的衣料是自织的，是由苎麻或构树的皮制成，各族各有特色。大部分而言，成年男子穿鲜艳的腰裙，女子穿长裙，喜欢用禽尾、鸟羽做头饰。原住民族有纹身的习俗，至今仍然保存，但纹身的图案越来越隐蔽。

原住民的音乐和工艺也具有相当特色。排湾族、鲁凯族的陶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音乐方面也有著名的合声清唱（误称为八部合音）、邹族的揉皮技术。泰雅族与太鲁阁族的多金属簧口簧琴、布农族的多声部合唱、阿美族的自由对位式复音合唱等是其音乐特色。除此之外，台湾原住民各族的文学与神话传说亦是相当重要的文化宝库。

原住民族相信万物皆有灵，通常由巫师负责和神灵沟通。其中祖灵被认为最能影响族人的吉凶祸福，原住民族人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会保护族人的农作物收获丰盛，因此最受原住民敬畏。以西拉雅族为例，他们崇拜祖灵的场所，称为「公廨」。该族的「祀壶信仰」，就是将装有清水的壶、罐置于公廨里，象征祖灵的存在。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射耳祭」（以箭射兽耳祷求猎获丰收）与「小米祭」；赛夏族每二年举办一次「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排湾族人每五年举办一次「五年祭」，每年举行「丰年祭」；阿美族的「丰年祭」与「海祭」。此外，卑南族重要的祭仪有「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锄草祭」等。拉阿鲁哇族相信祖灵依附在收藏的贝珠中，因而有「贝神祭」；邹族则有「战祭」、「收获祭」。

台湾原住民研究始于日治时期。1898年，人类学者伊能嘉矩首度提出了台湾原住民的分类体系，将台湾原住民分为「4群8族11部」，并说明各族的分布区域与文化特质。伊能嘉矩所建立的原住民分类体系，在历经若干修正之后，一直沿用到今日。

除了伊能嘉矩，战前尚有鸟居龙藏、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等学者在台湾各地从事原住民的调查与研究；原住民传统建筑家屋则以千千岩助太郎为先驱；语言学的研究则以小川尚义与浅井惠伦为先驱。

2006年6月29日，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办、国立台湾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执行、国立台湾大学第二学生活动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族生物学志研讨会，揭橥「原住民族生物学志通论」、「台湾原住民的动物利用」与「台湾原住民族的植物利用」三个面向，是台湾原住民族与台湾本土其他物种互动研究、与强化台湾原住民传统智慧之法律保障诉求之论坛平台的起始点。

除此之外，位于花莲县寿丰乡的国立东华大学，于1995年成立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后又于2001年增设民族发展研究所、民族文化学系及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并整合前项四系所成立台湾第一个原住民民族学院，并设置原住民族发展中心、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原住民族国际事务中心及原住民族文化与传播中心，另有现隶属艺术学院、于2003年成立的民族艺术研究所。是台湾唯一专注于研究与教育原住民族发展、文化、语言、艺术等的教学与研究单位。

1997年，立法院通过《原住民族教育法》，明文要求政府应编列预算成立原住民族专属频道。2005年7月1日，原住民族电视台正式开播，定频于有线电视第16台频道，目的在于给予弱势的原住民族自主发声权，为亚太地区继澳洲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原住民电视台。开播之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已于原住民部落家户免费设置卫星接收设备，同时委托公共电视与台视进行原住民电视人才培训。原住民族电视台先后曾委由台视文化公司及东森媒体集团营运。2007年，原住民电视台纳入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成为完全的公共服务频道，2014年1月1日脱离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由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接手营运管理。

根据第三代人权观念的潮流，「自决权」应该是各地原住民族的「既有权」（inherent rights）。内涵包括参政权、文化权、财政权、补偿权等等。联合国现已有「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草案送交大会，第三十一条规定「原住民以他们行使自决权的特定形式，有权针对其内部及当地事务进行自治或自组政府，包括文化、宗教、教育、资讯、媒体、健康、住宅、就业、社会福利、经济活动、土地及资源管理、环境以及非原住民的出入等各项议题，以及这些自治功能的途径与做法。」

部分原住民人士取法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理念，要求各原住民族成立民族自治政府，拥有独立财政与教育文化权利，各族与中华民国之间则定位为「国与国的关系」。

1999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曾与各族原住民代表发表《原住民族与台湾新政府新的伙伴关系》条约，使得原住民族自治于2000年以后成为民进党政府选举时的主要口号。

《中华民国宪法》亦于2000年第六次增修时，于增修第十条〈基本国策〉中，正式承认「原住民族」的民族权，于第十一项指出「国家肯定多元文化，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第十二项更规定：「国家应依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参与，并对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医疗、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予以保障扶助并促其发展，其办法另以法律定之。」，成为原住民族自治权的宪法依据。

中华民国立法院则于2005年1月通过《原住民族基本法》，确认原住民自治权。其中，第四条明定：「政府应依原住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发展，实行原住民族自治；其相关事项，另以法律定之。」

2016年原住民族日，蔡英文总统代表中华民国向台湾原住民族道歉。

1980年代以来，原住民运动也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崛起，有鉴于过去「番」、「蕃」等歧视性的称呼有碍于原住民族内部意识的觉醒、也不利于主流汉人社会对于过去刻板印象的扫除，因此在1984年原住民运动正式兴起之初，早期原运领袖便选择以原住民自称，以替代过去汉人及日本人在各个时期对他们亦或是出于歧视亦或是出于便宜行事所采用的他称，并成立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做为领导早期原住民运动的先锋。

「原住民」一词在原运兴起后，逐渐为其他参与台湾社会改革的人士基于相互尊重的原则所接受，1994年的原住民文化会议，原住民一词第一次为官方（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所主办的会议所采用，而在会议中，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在致词中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原住民一词，同年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原住民」正式取代「山胞」而在国家法律获得采纳。1997年立法院通过原住民族教育法，是第一部以「原住民族」为名称的法律，但直至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再度修改，具有民族权意义的「原住民族」一词方才正式取代原住民，并成为原住民族自治权的宪法基础。

2017年2月23日原住民的抗议「凯道部落」前开始。


日治时期的平埔族群多半被视为本岛人（指台湾汉族、包含客家人、闽南人），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沿袭日人的山地政策，因此仅高砂族在法律上被归类为「山胞」，亦即今天的原住民人口。目前台湾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原住民个人被区别为「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此种分类与「平埔族」与「高砂族」的划分不同。目前为官方所承认的十六族原住民族中，仅有噶玛兰族属于平埔族，且仅包含原本被日治时期人类学者误为阿美族而日后取得原住民身份的噶玛兰人及其子嗣，至于原本被日人划分为平埔族，而目前不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族人并不因为噶玛兰族取得民族地位而改变其非原住民身份。

「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的区别是以1945年以前的设籍地为准，其时设籍于山地行政区内者及其直系血亲为山地原住民，于平地行政区内者及其直系血亲则为平地原住民，而仅有山地行政区有保留地（准要存置林野）的设置，平地原住民因没有保留地，成为早期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大宗。

在本土文化运动下，当代台湾平埔族人要求族群「复名」或「正名」声浪不断。其中2002年噶玛兰族已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承认，成为台湾原住民族之一。


地方行政机关的部分，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沿袭日治时期的行政区划分，将原住民分布地区分为山地乡与平地乡，山地乡依据《》的规定，乡长必须为山地原住民，平地乡的乡长则无类似的规定。

不论是平地乡或山地乡的选举，汉人往往因为优越的动员能力而对选举结果有实质的影响，在山地乡的部分，虽乡长必须由山地原住民担任，但山地乡汉人居民经常集中票源支持特定候选人，而对于当选的山地乡乡长有实质的影响力；至于平地乡，由于并没有必须由平地原住民担任的规定，即便是在平地原住民占多数的平地乡，亦经常是由汉人当选乡长，例如以阿美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花莲县丰滨乡，直到2000年以后才出现第一位原住民籍乡长。

在民意机关的部分，立法院设有6个原住民席位，分为3席山地原住民、以及3席平地原住民；直辖市与各地方县市有超过一定人数的原住民人口时，依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亦应设置原住民当选名额。

由于各族人口差异甚剧，不论是立法委员或地方民意代表，所选出的都经常是属于人口较多的族群。在地方民意代表的部分，由于阿美族不但人口众多，且多为没有保留地的平地原住民，移居都市较早，其他各族都市原住民很难与之竞争。

在立法委员选举部分，由于「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的区别是由政府依据行政区域而划分，因此同一族的人口经常被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各族几乎都间有山地与平地原住民人口。平地原住民中，以第一大族的阿美族占绝对优势，过去立委选举，四席平地原住民代表几乎都是由阿美族候选人胜出，山地原住民人口则以泰雅族为多，但人口次多的排湾族通常在四个名额中亦可以占上一席。而自2008年起的本届六席原住民立委名额中，山地原住民中两席是泰雅族一席是排湾族；平地原住民则三席皆为阿美族。

原住民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又往往仰赖政党支持，而此种原住民选区划分结果造成人数较少的族群如邹族、邵族、达悟族（雅美族）的代表永远无法获选的局面，使得这些族群的意见无法在国会殿堂发声，因此原住民运动向来有要求国会设置族群代表的呼声，此一要求也列在《原住民族与台湾新政府新的伙伴关系条约》之中，但目前尚未实现。

2017年12月原住民人口数统计资料

2007年3月18日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