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本名周树人，原名樟寿，字豫才，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为中国的近代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山巨匠，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学术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和木刻版画的研究，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

童年生活于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鲁迅颇受演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1892年（光绪18年），11岁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19年），祖父周福清因为向浙江乡试主考官殷汝璋行贿，谋求周伯宜录取，被殷汝璋举报，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判处了“斩监候”，周家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费大笔资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周福清才被赦免。但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时期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鲁迅后来在自叙传略写道：“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1898年4月，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无需学费的学校’：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因为远房的叔祖周庆蕃（号椒生）在这所学校教汉文，兼当管轮堂监督。并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鲁迅后来这样回忆起当时离家的情景：“我要进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件事，终于到N进了K学堂了。”5月份入学，经过三个月的试读后补为正式生，分在管轮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段经历有相当多的描述：“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教师思想太陈旧太迷信，只会照本宣科，有位汉文老师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让鲁迅哭笑不得。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第一学期期末，学校新来一个派头十足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成学者的架势。有次上课点名，他把学生“沈钊”的名字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后来鲁迅和同学们都称这位教员叫“沈钧”。于是总办在两天之内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得开除了。1898年10月，转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矿路学堂于1899年2月开学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开学。该学堂实际也就招生了一届（1898年10月至1902年1月共24人）。与陈衡恪结下友谊。学校的主要目的是采煤，所以学校的功课以矿务为主，鲁迅感到非常新鲜。鲁迅自学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和先前父亲生病时医生的议论和方药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该校三年学习，鲁迅掌握了德语，后来据此翻译了《死魂灵》；很刻苦的整本抄地质学的讲义，学了些科学知识；教员中有新党，喜欢看时务报，鲁迅也受到维新和革命的影响。三年时间里鲁迅学了《矿学》、《地质学》、《测算学》和《测图学》等课程，考试成绩优秀。鲁迅散文《朝花夕拾》回忆：

1902年1月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鲁迅的毕业执照（毕业证）写着：

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官费对日留学生。鲁迅后来回忆说：“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在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说自己要入读成城学校——日本为留学生开设的一所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当时凡进成城学校的留学生，均由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批，所以鲁迅未能进入。只好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速成性质的学院，普通科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入编江南班（班次以学生省籍编排）。鲁迅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百科全书式的月刊《浙江潮》，成为留日学界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从创刊时起，就订购保存并积极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从德文版翻译各种欧美小说，还有矿物地质论文等。1903年，鲁迅参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学会”。在《浙江潮》上，鲁迅以笔名「索子」于1903年发表近万字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首次使用「侏罗纪」、「白垩纪」等地质年代中文名称(从日文翻译)，中文首次使用“猿人”、“化石”，明确提出地质学一次并下定义“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在前文基础上，1906年鲁迅与路矿学堂同学顾琅合著完成著作《中国矿产志》，此书被晚清、民国初期的教育部门指定推荐为「国民必读」和「中学堂参考书」。这两部作品是中国人写的最早地质专业论文之一（实际上在数月前已有地质文章发表）。 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序言中的《说鈤》一文，刊发于《浙江潮》刊物上；这里的“鈤”是指化学元素“镭”，距居里夫人获诺贝尔奖只隔了半年。

1904年4月，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获得“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按清政府给予的官费资格，鲁迅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决意学医，理由是：
因看不惯一些留日学生的吃喝玩乐，所以选择远离东京、地处东北偏僻小城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该校校长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校。鲁迅成了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学制四年，学校不收鲁迅学费。 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鲁迅对医专生活的印象，第一是死记硬背：“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第二是课时太多，无暇搞译述活动：“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1904年年底，鲁迅成为光复会第一批会员。

1906年鲁迅在医专课堂上观看老师播放的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里面有中国人给沙俄当坐探，被日军逮捕以间谍罪枪毙砍头，大量本地中国人围观。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决定弃医从文。1906年3月，医专作为大二生退学。告诉许寿裳：“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尽，鲁迅参加了陈天华追悼会。

1906年，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鲁迅被母亲鲁瑞用“母病速归”的电报召回，在7月26日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几未与朱安有行夫妻之实（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新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又和二弟周作人等东渡日本（相传为鲁迅住了三天就前往日本，但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住到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鲁迅非常不喜欢这位传统的妻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浙江绍兴老家，鲁迅都尽力防止与朱安见面，而朱安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鲁迅的母亲。在日本的数年，鲁迅在东京居住，职业不明。

1908年，章太炎流亡东京，鲁迅在章太炎家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等，成为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8月和12月，受章太炎影响，鲁迅于《河南》杂志发表《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后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小说）。

1912年，鲁迅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后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

1914年，鲁迅与其他章太炎弟子钱玄同、许寿裳促成教育部通过章太炎的记音方案，作为国语的标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用现代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公务员，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

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不过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4年鲁迅共领薪水14700圆大洋。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1919年11月，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宅，合力购置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三进的四合院，全家居住于此。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写信与鲁迅绝交。据称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羽太信子，而另外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对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满。随后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居住。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对北洋政府失望，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

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骝先（朱家骅）请鲁迅到校，朱在中山大学欢迎会上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是谓四一二事件，几天后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事变，来到上海的鲁迅开始批判国民政府。

1927年10月，鲁迅搬至上海居住9年左右，他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避免遭到迫害，还有他不少的日本友人。鲁迅在虹口先后有三处寓所：横浜路景云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陆新村。

眼见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不顾民众意愿肆意行事，于1930年2月13日，鲁迅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部分成员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批评过当时笔名为“狄克”的张春桥。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是为中国创作版画的先锋。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1月30日，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躲进鲁迅的密友内山完造创办的内山书店的三楼避难。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仆人等十人又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避难。

1933年4月，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替鲁迅租下大陆新村的住所（今上海鲁迅故居）。鲁迅自1933年4月11日至逝世前一直居住于此。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的沈钧儒、李公朴二人。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出丧前一天（10月21日）下午16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沈钧儒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姚士彦决定用大幅白绸幛，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店赶制。绸幛送到治丧委员会后，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

1936年10月21日下午，参加鲁迅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虹桥万国公墓。鲁迅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到达万国公墓墓地时，现场人山人海，约两万余人。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立在高台上，由蔡元培、宋庆龄先后致悼辞后，沈钧儒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万国殡仪馆启灵（抬了鲁迅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李尧棠、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在他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中国妇孺皆知。
鲁迅小说主题多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反迷信，反映人性的阴暗面，善于讽刺，用笔深刻冷隽而富幽默感，善于创造典型人物，描写人物的面貌言语、心理和行动，并善于描写环境、场面及渲染气氛。

鲁迅深受日、俄文学作品影响，体裁新颖独创，句法简洁峭拔，故事多以故乡为背景，且多属有所本者。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鲁迅杂文是匕首、是投鎗，「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题材广泛，对社会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观察深刻。形式灵活多变，有多样风格和笔法，有的隐晦曲折，有的幽默诙谐，均能在使人会意的一笑中达到讽刺的效果。有的沉郁严峻，在似乎从容的叙述中，蕴藏著对敌人的无限愤懑。

鲁迅杂文感情炽热，汪洋恣肆，咄咄迫人，冷隽辛辣，说理透彻，结构严密，简炼含蓄，善用比喻，形象性强，富于逻辑性，气势恢宏凌厉。

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等。

鲁迅杂文多次批评中国人攀附满蒙战功。1929年7月中俄为东北铁路战斗时，清惧《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一文称，成吉思汗诸子陷莫斯科，有欧亚混一之势，是「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鲁迅回一篇杂文《》，认为当时中俄两国境遇正一样，都是被蒙古人征服，反问为何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满脸光彩地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倘照此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包有中国的版图。1934年9月鲁迅所写《》，讥讽「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之说法，「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之做法，鲁迅之中秋愿望是「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同年《》、《》亦有蒙古西征非中国荣光之说法。

鲁迅杂文又指满清入关实乃中国人被歼灭、做奴隶。1925年《》说：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1934年《》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在空虚失望之余以小品文吐露心声，反映时代。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诗作传世无多，主要以旧体的近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1922年创作《徬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如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温家宝回答中引用这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鲁迅的古文、吴语、日本语水平很高，德语也相当不错，鲁迅是吴越绍兴人，母语是吴语，文章中有不少绍兴话和上海话，在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就已开始学德语，到了日本以后，旧日本帝国的现代医学流行用德语，德文是医学专业必修的外国语文（所以留日学医卒业的郭沫若也能读点德文）。鲁迅在仙台1年半，德文从来没有放掉，时时有在看书。

鲁迅生前曾多次公开宣称「我不懂英文」。

《〈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说完「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又接著说「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鲁迅还是能看点英文的，只是水平不能和他掌握得较好的几个语种相比。 《鲁迅日记》附载的《书帐》（图书采买纪录）里面可以看到鲁迅买的很多外国书名，有相当数量的英文书。

周作人《鲁迅与英文》一文说：「他是反对英文的。在光绪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Question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莱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如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鲁迅不赞成说话和文章夹杂英文，在文章中带有英文时常有讽刺性：

（以下详见鲁迅疑似《呐喊》之序言或《鲁迅杂文集全集之序》转述大意，非摘抄原文）

我之做的目的在于空发几声呐喊，尽管无声，但却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于喊醒这窒闷的铁皮屋子里迟迟不肯为国家为民族醒来的愚民。
我之颓然早已预计到的不可能却并不能代表没有希望，这也是这次，在一株掉满冷蚕的树下，他来找我的原因。希望不能以我之定无而否决。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著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 。

虽然鲁迅一辈子十分珍惜时间，但他从来不把培养各方面的兴趣爱好视为浪费时间。

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被称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1931年，鲁迅在上海创办了“木刻讲习会”，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从此开始。
鲁迅收藏的新兴木刻版画作品有2000多件，当时很多新兴木刻版画的创作者在后来从军从政，无暇顾及这些作品，便转交给鲁迅保管。

他曾留学日本，日本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或受求学环境之影响。

幼年喜爱《山海经》木版版画刻本；青壮年时迷恋西欧苏俄前卫版画，为木刻展览写前言，自费印制的版画集，资助青年木刻家，培植左翼木刻；中年晚岁编印《北平笺谱》。

鲁迅年少时，其叔父周芹候钻研篆刻，鲁迅见闻习染就学会了篆刻。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期间曾刻过“文章误我”、“夏剑生”、“戎马书生”等印章。1916年，鲁迅与周作人合作为杜泽卿的印谱《蜕龛印存》作序，这篇序阐述了印章发展的历史，鲁迅在文中表示他十分欣赏汉朝印章风格的“自然之妙”。鲁迅在致李尹桑的书信中提到了对篆刻家的评论说：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台澎金马地区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评价普遍都很高，在东亚地区尤甚。

毛泽东对鲁迅有高度评价。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论鲁迅》，评价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现代中国的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1971年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对鲁迅的评价再次提高。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1949年山东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为《有的人》。

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文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

王蒙：“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

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

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即鲁迅、L.S.、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EL、ELEF、许遐、L、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干}-、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干}-、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何家干。

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记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

纪念鲁迅的方式通常以纪念地、发行纪念品以及举行各种公开纪念活动为主。还有以鲁迅冠名的街道名称，文学奖项。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约，创作了一部描写鲁迅留学生活的小说《惜别》，1945年出版。

当今大多数鲁迅曾居住过的地方（绍兴、厦门、广州、北京和上海等地）都保留了鲁迅故居，并建有鲁迅纪念馆、博物馆。上海的鲁迅公园内有鲁迅墓，日本宫城县亦有鲁迅故居。

2004年10月22日，日本仙台市和东北大学开展了“纪念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市民之会”活动，鲁迅的后人和藤野严九郎的后人都参加了该纪念活动。仙台市立有鲁迅纪念碑，并保留了当年鲁迅曾下宿过的木屋。东北大学也设立了“鲁迅奖”和“鲁迅纪念奖”。


祖父周福清1871年（同治十年）中进士，曾入翰林，后因个性刚烈，在县令任内得罪当朝大官，宦途无望，故以捐纳得官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

鲁迅有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周建人（1888－1984）、椿寿（1893～1898）、一个妹妹：端姑（1888年，出生十月即早夭）。

鲁迅早年在不情愿之下，奉母命与朱安结婚，后鲁迅与其女学生许广平相恋、同居，生下儿子周海婴。周海婴之子为周令飞。周令飞在1980年代时与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相恋并移居台湾。

鲁迅对青年人非常爱护，当作自己的子弟看待。受到鲁迅指点、教导、培养的学生非常多：孙伏园、增田涉、丁玲、萧红、萧军、黄源、魏建功、唐弢、周文、傅斯年、罗家伦、柔石、殷夫（白莾，哥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将领）、许钦文、刘和珍、尚钺、许广平、胡风、李霁野、李何林、曹靖华、韦素园、韦丛芜、冯雪峰、章廷谦、台静农、金溟若、张我军、张秀哲、洪炎秋、李秉中、徐梵澄、吴耕民等。但若不受教者，鲁迅也不假辞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只要学生考不好，发考卷时，丢给学生。

鲁迅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曾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很多；例如郁达夫、瞿秋白、茅盾、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记者曹聚仁、史沫特莱有过交往。教育部时期的同事常来往除了许寿裳还有钱稻孙、齐寿山（齐如山的弟弟）、马裕藻（即马幼渔，马珏的父亲），邻居俞芳等人。

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张我军曾在《台湾民报》介绍胡适、陈独秀的文学理念，以及刊载鲁迅的文学作品。日本的鲁迅与台湾文学研究者中岛利郎对于张我军将中国文学、鲁迅文学引进台湾的史实，他在〈鲁迅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一文如此评论，他说：「张我军是最初的鲁迅文学在台湾的传入者是不会错的。但是他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正式介绍者，给台湾介绍了鲁迅的文学。鲁迅的文学也是作为介绍中国的新文学的一环进行的，特别是既没有因受鲁迅文学的影响，而成为自己创作的血肉；也没有论述鲁迅文学的本质。不过，这是开启时代先端的启蒙家常背负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另一位台湾文学研究者朱双一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挫：散文与戏剧创作〉一文，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张我军在文学创作确实有受鲁迅文学的影响，其年轻时代所写的「随感录」系列文章，无论是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明显与鲁迅的杂感一脉相承。

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据2001年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1957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秋石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书中通过走访亲历者和查阅当年的文献，认为周海婴所记多处不确，1957年毛泽东对罗稷南回答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入狱的作家牛汉写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赵家人泛指中共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僚、机构高层、企业主、大富豪、艺人、体制内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等红色权贵阶层，语出鲁迅的《阿Q正传》，2015年末爆红网络。

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到店……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一段常被网民改编为网络段子，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的作用。
2017年，在中国互联网爆红的假冒的名人名言，其中包括鲁迅。

而鲁迅最被广为恶搞的就是白色相簿方面的恶搞，事因某个群聊上有网民换成鲁迅头像并写出冬马小三(白色相簿2中的女主角之一)之类酷似鲁迅语气的发言后被禁言，之后再2016～2017年间突然爆红，并被两岸各地白色相簿2的玩家冠以白学家、白学先驱等称号，而且也常被网民在白色相簿2有关话题上恶搞他的名言或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