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史记》最早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任职太史令的司马迁（太史公）编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全书包括本纪 12 卷、世家 30 卷、列传 70 卷、表 10 卷、书 8 卷，共 130 卷，52 万 6500 余字。该书原稿约在西汉末年消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记残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国六朝抄本，目前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记是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史记集解》（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书》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吕思勉认为 《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全书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纪〉记载“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劄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各篇结构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评论组成。〈书〉有引言、正文和评论，〈表〉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纪〉、〈世家〉和〈列传〉只有正文和评论：正文前是引言，记述写作动机；正文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是评论，通常以“太史公曰”为开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当时补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不虚美不隐恶，善写奇节及壮采伟行，也善于讽刺和暴露现实，有所寄托，善写悲壮，笔锋带感情，抒发愤思，爱憎分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长于叙事，善于铺叙及渲染气氛，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化，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制造戏剧场面，气势雄奇，富于变化，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强化人物性格，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善于细节描写，以琐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史记》文词精炼，词汇丰富，语言精切浅白，有精粹的语言艺术特色，善用虚字，语气传神，并善用民歌与谚语。句式则灵活多变，长短错落，骈散并用，具参差之美。

司马迁为了让每篇传记避免重复、具备统一审美价值和更加完整，遂创造了崭新叙事手法「互见法」来撰写《史记》；「互见法」即是将一个重要人物的事迹透过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事件分述于不同地方，但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现存最早的史记残卷为日本藏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完整版史记为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简体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字本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简体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现罗列历代重要善本如下。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宣布了《史记》，后因怨望被宣帝腰斩。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东汉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汉明帝刘庄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其后派人召见班固，再次问他对司马迁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认。这时汉明帝指，司马迁这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虽然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但总比司马迁强。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评过司马迁，认为司马迁因为受过宫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肃却肯定司马迁善于敍事，乃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王肃称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后，阅到《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由于汉武帝的毁损，流传到曹魏时代的《史记》，其中的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文字。王肃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撰写「不隐恶」，令汉武帝恼羞成怒，故迫害司马迁。

此外，自董卓死后，文学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狱，太尉马日䃅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却写下诽谤汉武帝的《史记》，流传后世，影响极坏。如今朝政不振，事态多变，类此蔡邕的士人绝不可让他们在皇帝身边记录重大事务，否则将来受到非议的，只会是那些反董的士人，由此可见时人对《史记》的看法。

历代对《史记》的评注主要有三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常与《史记》共同刊行。

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较为著名。当代有韩兆琦的《史记笺证》，以三家注和《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是史记注释详尽之作。以下罗列历代部分重要注家。

文学方面，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三苏，明代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均受《史记》影响。后世传记的体制，以及在传记之后用论赞表达作者见解的形式，都源于《史记》。而《史记》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成为后世小说、戏曲、诗词的写作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