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生于鲁国陬邑，祖先为宋国人，东周春秋末期鲁国的教育家与哲学家，曾在鲁国担任官府要职。为儒家的创始人。而孔子儒家的德性论五行思想（仁义礼智信）对邻近地区，如：朝鲜半岛、琉球、日本、越南、东南亚等地区有著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孔子在世时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由董仲舒倡议，汉武帝施行“独尊儒术”政策，后世统治者或孔教信徒陆续尊称孔子为圣人、文圣、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传言孔子是水精子转世。《太平广记》：「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征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征在之庭中。五老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征在以绣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

而一般对孔子的惯用敬称为孔夫子，英语等西方语言中的Confucius则是“孔夫子”（Con-Fu-Ci）的拉丁语化。

孔子为鲁国人，远祖是殷商王室，武王克殷后，他的祖先分封到宋国。

其十六世祖是殷商帝乙，十五世祖为宋国第二任国君宋公仲，十二世祖是宋前闵公，十一世祖弗父何让位给弟宋厉公，拜为宋国上卿。七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孔父嘉子木金父避灾逃到鲁国的邹邑定居，作鲁国的大夫。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为邹邑大夫。叔梁纥与原配施氏连出九个女儿，他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得一子名孟皮，却脚有残疾。，由于婚姻不合礼制，被史书称为野合，约在鲁襄公廿二年（前551年）生下孔丘。颜征在曾私下至尼丘山祭祀尼丘山神以求子，故取名丘，字仲尼。



三十五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击败，逃到齐国，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孔子曾与齐太师谈说音乐，闻习韶乐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他日又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想封孔子为尼谿田大夫，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晏婴认为孔子会干扰齐国的文化。后来得知齐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没有办法，只好辞退孔子，孔子则重回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51岁的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一年后做司空，再升为大司寇，期间亦行摄相事。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在此事件中“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策划实施“隳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但围攻郕邑的攻势功败垂成。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诛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但有看法认为少正卯事件是受到法家思想影响的后世学者所杜撰。

由于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鉏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使鲁定公不问朝政，并让孔子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之间在道德与政策上的分歧难以弥合，最终孔子去鲁适衞。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衞、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

孔子到了衞国，在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颜刻举策指著郭外缺口说：「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而遭围捕。子路感到愤怒，夺戟准备交战，但被孔子阻止。过程中孔子曾与颜回失散，一度以为颜回已死。

衞灵公提供孔子与仕鲁时同等的俸禄。居住一段时间后，遭人诬谄而离开。

孔子在蒲城滞留几个月后返回衞国。拜见衞灵公夫人南子时，孔子朝著北面，低头俯地，不正视；夫人南子亦于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后，为此事甚感不满，表面上不说，但孔子心里明白，孔子便对著子路向天发誓说：“我如果不对的话，就让老天厌弃我吧！”数月后，衞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孔子为次，其余官员在后，招摇游市而过。孔子对此事引以为耻，颜刻问有何耻辱，孔子感叹：“我从未见过像爱好美色那样爱好道德的人啊！”便离开衞国。

孔子到了宋国以后，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站立在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东门有人仪表像丧家之犬。弟子终把孔子寻回，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吴伐陈、楚伐蔡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前483年，独子孔鲤先孔子而死。前481年，颜回先他而去世。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后孔子向季康子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前479年3月9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儒略历3月9日，格里历3月4日，夏历二月十一），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因材施教。大致来说，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二字而已。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告诉我们「仁道」就是真诚踏实，切忌浮夸不实而违逆正道。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种“仁”，是有等级的。礼指的是周礼，这种礼是分为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人使用的物品，行礼，音乐皆有各自使用的方法不能逾越。

孔子认为贵贱有序，亲疏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是恒定的，不可打破。





君子与小人虽然是以身份地位区分开来的，但孔子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修养和境界。对此孔子有很多说明，如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方法，有著丰富而精微的内涵，并提出（“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的说法，表示端正服饰是君子的重要大事。近百年来，不少人反感于中庸，大概是将它误解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无原则的伪君子行径，其实这样的乡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毕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孔子又说：

孔子主张育德为先，后以全面发展「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提倡中庸之道，中庸就是以中为用的意思，意义就是折中、平衡、不偏不倚，力戒片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而厉， 威而不猛」。

权变：孔子强调执中但并不执泥强调不要顽固可以变通，「可与立，未可与权」「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治理：孔子怀念周公，欲从周礼，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主张德治与礼治，用礼乐教化治理国家，政令刑罚居次。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

经济：孔子维护西周的井田制反对季康子的以田赋，展现了保守的立场。

宿命论者：「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天是不可违抗的，得罪上天就无可挽回了

天命观：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是儒家思想特点。

有神论者：:「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信鬼神才讨论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孔子注重现实把鬼神的事放在第二位。

「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又衍伸出两种说法

无神论:近代儒学研究者所提出的看法。

不可知论:由于孟子之后的儒家学派倾向理性主义的结果，在解释孔子思想时，著重于不可知论并摒弃掉「天」的人格化。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华夏天下观开始成形。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易传》、《春秋》、《孝经》、《论语》是了解其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孔子开创了易学，并由他率先提出了“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为其“仁学”的哲学基础，他辩论仁义，“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曰仁曰义”，又论及六画，“六位而成章（彰）”。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可以从下面这个故事来彻底了解孔子「正名」的涵义:

当孔子三度至卫时，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先前卫灵公宠爱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传给南子的庶子。于是，嫡长子蒯聩便企图暗杀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谋杀计划未成，而卫灵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后勃然大怒，欲弑子蒯聩。蒯聩逃亡至晋，卫灵公便与晋国宣战。就在卫灵公想要请教孔子有关兵阵之事时，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学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隔天孔子便感慨万千地离开卫国。现在灵公过世，蒯聩又不在国内，蒯聩子辄便继承公位，是为卫出公。但是，就在此时，蒯聩亦在晋军护送下回到卫国，父子便为了争夺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里十分伤心。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便对子路不厌其烦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由上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正名的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使人们有一定的规范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种不可预期的状态之中。很多人认为孔子希望能够恢复西周的礼乐，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以复古的名义鼓吹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对于孔子而言，不仅是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子贡请教为政的要点，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罚的大司寇，他怎会不知道严刑峻罚立竿见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无耻」的社会隐忧，所以才提倡用道德伦理来教化人民，彻底洗涤人心，激发人的善性，才是经世济民的正途。

孔子教学的项目有四：文、行、忠、信。文，指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行，是德行；忠，意指尽心尽力；信，即为诚实无欺。孔子对于古代文献十分重视，尤其是诗、礼、乐。他认为这三项学问对于人的性情养成非常重要。《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使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礼，使人进退得宜，进而可以立身于世；乐，可以使人养成完美的人格。顺道一提，孔子曾经这样称赞诗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学不厌、教不倦，使孔子成为中国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主张「有教无类」，学生多至三千人，从《论语》书上看来，他教导学生的只是人生日常所必经问题的解答，以及人与人相处所必备条件的阐明。其道合理而平凡，易知易行；然而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孔子有十位杰出弟子，号称孔门十哲：
十哲以外，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颛孙师（子张）、曾参（子舆）、澹台灭明（子羽）、原宪（子思）、公冶长（子长）、樊须（樊迟）、有若（子有）、公西赤（子华）。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孔子身后，七世单传，至第九代才有孔鲋、孔腾、孔树兄弟三人。孔子后裔秉承祖先“诗礼传家”之祖训，在文学、经学等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明清时期更因为得到皇帝扶持，成为“天下第一家”。

西汉公羊学相信孔子受天命而为王，是一个没有王位的王，即「素王」，他「为汉制法」，所作的《春秋》代表了一王之法。汉代纬书中，孔子被神化为神，如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黄老之术而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巩固了孔子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轴地位，恢复六经的正统地位，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邵雍指出，“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国学大师柳翼谋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钱穆亦认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汉代传入）、日本（唐代定型）、越南（宋明传承）等地，都有及于深远的精神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孔子提倡礼义之邦的理想在后世政治上经历代士大夫辨证取得法统地位，但独尊儒术也成为历代政权羁弥知识份子的手段，最具典型者为元朝，一方面将儒士贬为第九等人（乞丐为第十等），一方面又追封孔子为王，显见历代政权藉尊孔以钳制思想自由的背后保守反动动机。由此就产生非孔思潮，自魏晋南北朝起直到近代西方思潮等冲击，为了争取学术自由，不断产生知识分子极大的反抗力量。

孔子言论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尤其是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可谓现世之见孔子之真者。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及「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至1974年，中国大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流于外在形式，没有做真正的内在革新，黎鸣因此说到：「毛泽东事实上还在继续继承孔丘及其儒家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还在继续坚持孔丘及其儒家所倡导的说谎的“文化”和禁言的“政治”。」

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的文物古迹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连孔子墓亦被炸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砸断，庙碑、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捣毁。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孔者辱称孔子为孔老二；明代之后衍圣公的坟墓全部被破坏，甚至有人将掘出的尸体挂于树上。并有诋毁孔子的著作，例如《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传世。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总高9.5公尺的孔子像于2011年1月11日竖立在天安门以东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但是第99天时孔子像被悄悄移走，不知去向。外国媒体多认为官方想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标志著中国人对孔子的一次重要反省。中国大陆部分左倾网站网民对此事件持反感态度。

历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汉书·高帝纪》：“过鲁，以太牢祠孔子。”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后汉书·礼仪志》：“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文献通考》：“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初非孔子欲创立一教，亦非仅一二帝王或学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

后人为了纪念孔子，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建有孔庙进行祭孔的活动。从1952年开始，在台湾，孔子的生日被定为教师节。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祭孔活动兴起。

中国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合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历经2400多年而从未放弃祭祀，是中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庙宇，也是中国现存最为著名的古建筑群之一；孔林是孔丘死后葬身之墓地，延续使用2400多年，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延用时间最长的氏族墓地；孔子嫡孙保有世袭罔替的爵号，历时2100多年，是中国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其府第孔府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为典型的官衙与宅第合一的建筑群。“三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