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合眾國訴進步案

美利堅合眾國訴進步公司、歐文・諾爾、小塞繆爾・戴和霍華德・莫蘭案（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Progressive, Inc., Erwin Knoll, Samuel Day, Jr., and Howard Morland，467 F. Supp. 990 W.D. Wis. 1979）是 1979 年美國能源部控告《進步》（The Progressive）雜誌的一起司法案件。法院當時頒佈了一道臨時禁制令來制止《進步》發表一篇由反核武積極分子撰寫的文章，這篇文章聲稱要揭露氫彈的 “秘密”。雖然文章中的資訊都是蒐集自公開來源，但美國能源部聲稱根據的條款，應該禁止這篇文章發表。

這個案件起初是在美國威斯康星西部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的，但由於法官本人因與該雜誌社有私人往來而自行迴避，案件因此轉交東部地區法院的羅伯特・W・沃倫法官進行審理。考慮到庭審涉及資訊的敏感性，法庭分別進行了兩次獨立的聽證會，一次公開進行，另一次不公開。莫蘭和《進步》的幾位編輯拒絕接受安全審查，因為這將束縛他們的言論自由，所以他們沒有出席私下進行的聽證會。他們的律師接受了審查，從而得以出席聽證會，但他們被禁止將聽證會上的任何資訊透露給各自的客戶。

之後的上訴過程中，政府一方的律師主動放棄了案件，因為相關資訊已經在其他刊物上獨立發表，案件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莫蘭的文章也因此得以順利發表。儘管在結論上有些舉棋不定，但法律專業的學生仍然要學習和研究這一案件，法學院的這一課程設計 “可能是用來檢測有關違憲性的極限”。

背景

1.1 保密和揭露

第一顆原子彈是二戰時期曼哈頓計劃的產物。這一計劃是秘密進行的，以免被軸心國（特別是納粹德國）發現而加速他們自己的核武器計劃、或是對計劃採取秘密行動。曼哈頓計劃的軍方和科學領袖預計會需要對其戰時成果的細節資訊予以釋出，這一發布最後主要是對努力保密參與者獲得的成績予以表彰。政府在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前就已經準備好了新聞稿。1944 年 4 月，官方委託物理學家亨利・德沃爾夫・史邁斯起草《史邁斯報告》，準備作為一個歷史專案的紀錄文獻公開發行。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少將的科學顧問與史邁斯同意，只有那些對理解這一計劃至關重要，或是已經屬於常識亦或可經常識推導，或是對原子彈的製作沒有任何意義的資訊，才能夠予以公佈。這一報告的第一份副本於 1945 年 8 月 12 日開始進行發售。

1945 年 10 月 8 日發行的《新共和》以斜體字來表明並強調自己的立場：“沒有什麼秘密需要保留，製作原子彈的方法和知識已經在過去 5 年裡成為全世界科學家的共同財產。” 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同月在聯邦國會發表的第一場演講上也有類似的表述，宣稱 “這一發現基於的必要理論知識已是廣為人知”。1945 年 11 月，格羅夫斯指示托爾德制訂解密曼哈頓計劃檔案的政策。托爾曼組建了一個委員會，列出了曼哈頓計劃的活動列表，並將所有活動都列為機密。有 4 名稽核員對檔案進行評估，到了年底，一共已經解密了約 500 份檔案。

1.2 原子能法

如果已經沒有秘密，也就沒有理由繼續進行安全審查；但從戰時開始對科學家們的控制並未隨日本投降而結束。1945 年 9 月 1 日，利用核能研究所宣佈成立的機會，公開呼籲對核能的研究和開發予以解禁；他對記者表示，如果這些控制不加解除，核科學家可能淪落到（只能）研究蝴蝶翅膀顏色（的地步）。恩里科・費米也警告說：“除非研究可以獲得自由且不受控制，否則美國將失去其在科學探索上的領先優勢。”

根據美國戰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的構想，曼哈頓計劃將由一個法定許可權取代。這一法案由戰爭部的肯尼斯・克萊伯恩・羅亞爾（Kenneth Claiborne Royall）和威廉・L・馬伯裡（William L. Marbury）兩位律師起草。草案受到了強烈反對，特別是來自密歇根州、很有影響力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阿瑟・H・範登伯格（Arthur H. Vandenberg）。1945 年 12 月 20 日，參議員布賴恩・麥克馬洪（Brien McMahon）推薦了一套原子能法的替代法案，該法案很快以「麥克馬洪法案」之名而廣為人知。該法案起初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控制非常寬鬆，受到了科學家的廣泛支援。麥克馬洪把爭議以軍方對民間原子能運用進行控制的問題框架出來，而另外一個名為「梅 - 約翰遜」（May-Johnson）的法案中還是規定了民用原子能方面的管制措施。麥克馬洪法案第 10 款把任何有關原子能的發明專利分配給了原子彈委員會。

1946 年 2 月 16 日，突然傳出了前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館密碼員伊格爾・古琴科叛逃的訊息，隨後有 22 人被逮捕，國會這時正在對法案進行辯論。這導致對法案進行辯論的國會議員擔心 “核機密” 會系統性地被蘇聯核間諜竊取。麥克馬洪於是召開一次會議，並召請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國務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和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出席。格羅夫斯透露，英國物理學家艾倫・納恩・梅（Alan Nunn May）之前已經將曼哈頓計劃的一些資訊透露給蘇聯間諜。國會中較為保守的勢力於是開始將法案中的限制修改得更加嚴格。第 10 款原本的標題是 “資訊傳播”（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結果也變成了 “資訊控制”（Control of Information）。在眾議院提出麥克馬洪法案的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海倫・加哈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對原本的這一款進行積極的辯護。她駁斥了有關條款會 “把原子彈的秘密拱手送人” 的反對意見，斷言美國在核武器上的優勢只能是暫時的，這一法案將有望延續美國在科研方面的領先地位。總統杜魯門最終籤置了雙方達成妥協的《1946 年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該法案成立的原子能委員會擁有對國內原子能發展的控制權。

1.3 氫彈

曼哈頓計劃是一項旨在製造出核武器的應急計劃，其進行過程中許多很有希望的構思都遭到駁回。1945 年末，諾里斯・布拉德伯裡（Norris Bradbury）取代羅伯特・奧本海默成為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新任主管，他為了能夠吸引科學家留在或返回實驗室而重新啟用了這些專案。其中一個專案名為 “超級”（Super），是一個使用核聚變的核武器專案，之前由愛德華・泰勒的 F-1 組科學家在恩里科・費米的指導上進行研究，專案面臨的一個技術問題就是尋找發起和延續聚變反應的方法，其所需溫度只有用裂變核彈才能達到。專案涉及的流體動力學計算量令人望而生畏，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1 月，實驗室使用了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來對 “超級” 進行計算機模擬。

波蘭數學家斯塔尼斯拉夫・烏拉姆和夫人弗朗索瓦絲・烏蘭（Francoise Ulam）進行了這次計算，並與科尼利厄斯・埃弗雷特（Cornelius Everett）一起進行超級的設計直至 1949 年。軍方沒有對這一武器運用進行任何催促，因為原子能委員會認為這個專案機密程度太高，無論是對自身的軍事聯絡委員會還是對軍用特種武器計劃（Armed Forces Special Weapons Project）都沒有知會。1949 年 9 月，蘇聯引爆了一枚核裝置。作為原子能委員會常規諮詢委員會主席，奧本海默決定美國應該把 “超級” 開發出來作為回應。超級的設計需要使用大量的氚，只能在一個反應堆中製造，因此需要停止為較小武器使用的鈽的生產，常規諮詢委員會由此表示反對。不過杜魯門還是在 1950 年 1 月 31 日批准了超級。由於這一決定需要保密，所以 1950 年代的出版物一度錯誤地聲稱奧本海默以政治上的理由阻礙超級的開發，並且這一誤解之後也成為 1954 年奧本海默安全聽證會（Oppenheimer security hearing）召開的一個因素。

1950 年 2 月，烏拉姆仍然認為這個設計只有一半的成功機會。3 月底，他在報告中表示這根本不可能成功。包括漢斯・貝特和喬治・伽莫夫在內的科學家認為泰勒是在一個自己明知有缺陷的模式基礎上向國家承諾了這個昂貴的應急計劃。但到了 1951 年 2 月，烏拉姆有了新的思路，讓原子彈 “第一期” 的衝擊波透過他所稱的 “流體動力學引力效應” 來壓縮產生 “第二期” 的氚聚變。得知這一方案後，泰勒立即想到可以利用 X 射線來產生第一期爆炸形成流體動力引力透鏡。正是這樣的構想讓熱核武器成為可能，之後被稱為泰勒 - 烏拉姆設計方案。雖然這並非杜魯門所批准的設計，但的確有效， 能夠產生數百萬噸級的爆炸當量。霍華德・莫蘭對此寫道：“技術史上很少有這樣一個看似令人頭疼的問題最後擁有了如此絕妙的解決方案。”

1950 年，原子能委員會請求《科學美國人》不要出版漢斯・貝特（Hans Bethe）的一篇文章，聲稱其中透露了氫彈的機密資訊。《科學美國人》勉強同意停止刊發並對文章作出改動，還召回並燒燬了已經印好的 3000 份刊物。1951 年，克勞斯・福克斯（Klaus Fuchs）、哈利・戈德（Harry Gold）、大衛・格林格拉斯（David Greenglass）、莫頓・索貝爾（Morton Sobell）和羅森堡夫婦被捕，據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所說，這些人 “竊取了核聚變的根本機密”，案件引起了極大關注，當時的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拒絕對羅森堡夫婦加以寬大處理，理由是他們的行為 “可能導致成千上萬的無辜公民喪生”，兩人之後遭到處決。1953 年 8 月，蘇聯引爆了 lang|en|Joe 4，報紙上宣佈蘇聯已經進行了氫彈測試。但實際上那只是個增強了的裂變裝置，但保密的面紗開始覆蓋到整個熱核武器專案上，以期防止科學家把相關知識傳遞給公眾。

1.4 事先審查

美國的法院，特別是聯邦最高法院普遍把事先審查視為第一修正案下 “最嚴重並且最不能容忍” 的限制。《布萊克斯通評註》對美國新聞自由的定義中就包含有 “不對出版物加以‘事先’限制” 的部分。不過，聯邦最高法院倒還從來沒有在一個案件中裁定事先審查違憲。實際上恰恰相反，在 1931 年的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Near v. Minnesota）中，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指出在戰爭時期，政府可以為了避免對招募軍人入伍服役構成實際阻礙，或是洩露運輸和航期資訊，或是洩露軍隊駐紮地點和人數而對出版物加以限制。他還進一步建議淫穢或煸動叛亂也可以成為進行類似事先限制的理由。法院隨後開始維持並規定一些言論自由的例外，如考克斯訴新罕布什爾州案（Cox v. New Hampshire）中對遊行示威加以限制，時代電影公司訴芝加哥市案（Times Film Corp. v. City of Chicago）中對電影加以審查等。

在 1971 年的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又稱五角大樓檔案案）中，美國聯邦政府試圖阻止《紐約時報》發表一些機密資訊。聯邦最高法院最終以 6 比 3 裁決政府敗訴，因為他們提出的理由和依據不足以達到尼爾森所確立的可以進行事先審查的標準，不過多數意見的幾位大法官對事先審查界線的具體劃分卻有不同的意見。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在判決書中寫道，這些 “五角大樓檔案” 的出版可能會損害國家利益，但不會 “對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直接、立即或無法彌補的傷害”。由於未能劃分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因此法院在今後的事先審查案件上無可避免地必須逐案進行審理。在 1976 年的內布拉斯加新聞協會訴斯圖爾特案（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中，法院需要裁決為了保護被告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是否可以對一個內布拉斯加州小鎮上發生的一起聳人聽聞集體謀殺案的新聞報道進行事先審查。最終最高法院以全體一致透過作出了否定的裁決。大部分大法官都將尼爾案視為事先審查的唯一有效先例，拒絕再對其理由和標準作進一步放寬。

訴訟

2.1 莫蘭的研究

《進步》是一本主要討論政治、文化和輿論的月刊，其政治立場偏左，每月發行量約為 4 萬份，執行主編小山姆・戴曾是《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編輯。1978 年，戴和與雜誌社編輯歐文・諾爾委聘自由撰稿人霍華德・莫蘭針對美國核武器製作的保密性寫一篇文章。這個時候原子能委員會的職能已經由美國能源部取代。1978 年 10 月，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羅納德・V. 德勒姆斯（Ron V. Dellums）詢問了能源部一系列有關鈽生產的問題。能源部將他的問題列入機密。1978 年 9 月至 10 月，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針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舉行聽證會。對於核武器以及相關的環境問題，公眾普遍一無所知。戴和莫蘭希望透過對去除核武器的神秘感來推動更多公共辯論，為將來的核裁軍創造可能。莫蘭聲稱：“我正是第一修正案旨在保護的那一類人：其政治主張不受公眾歡迎，還會對政府構成威脅。”

在超過 6 個月的時間裡，莫蘭系統性地把一個氫彈設計的方案拼湊出來。獲得能源部的許可後，他參觀了多處核武器設施，並通常會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而對政府僱員進行採訪。在這一過程中，他從未獲得過任何安全級別，也沒有機會接觸到任何的機密檔案，不過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機密資訊或構思被有意或無意地洩露給他。他也沒有什麼科學背景，在艾默理大學修習經濟學文學士學位過程中選修了 5 門物理和化學相關的課程。莫蘭確定了泰勒 - 烏拉姆設計方案的分段特點，第一和第二階段是圍繞可裂變物質的壓縮，以及來自軟 X 射線產生的輻射壓力。莫頓指出：“X 射線可以產生數千噸炸藥威力這一概念已經超出當時科幻小說作家的想象。”

1978 年末到 1979 年初，戴把莫蘭文章的副本送交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羅恩・西格爾（Ron Siegel）在內的人進行評審。西格爾於 1979 年 2 月把稿件交給了該校的政治學教授喬治・拉斯金斯（George Rathjens）。後者多年來一直鼓勵自己的研究生製作出一個可行的氫彈設計方案，但從未有人成功過。拉斯金斯給《進步》打了電話，呼籲對方不要刊發這篇文章。當雜誌社編輯拒絕了這一要求後，他把副本發給了能源部。莫蘭對此寫道：“顯然，對於拉斯金斯的考核我肯定是及格了。”

2.2 法律依據

1979 年 3 月，編輯們把文章的最終稿發到能源部作評價。能源部的官員先是打電話，之後又親自上門，力圖勸阻《進步》發表這篇包括有原子能法所定義 “機密資料” 的文章。《進步》的編輯不為所動，告訴對方他們仍然打算發表莫蘭的文章。能源部於是在 1979 年 3 月 8 日向位於麥迪遜的威斯康辛西部聯邦地區法院提起壓制這篇文章的動議。當時該法院只有詹姆斯・愛德華・多伊爾（James Edward Doyle）一名法官，但由於他和雜誌社有交情而決定迴避。案件於是轉交威斯康辛東部聯邦地區法院的羅伯特・W・沃倫法官，並在密爾沃基進行審理。

《進步》的律師自願接受了安全審查並獲得 Q 級安全許可權，從而得以訪問受到限制的核資訊。莫蘭和《進步》的編輯拒絕接受審查和安全許可權，因為一旦接受，他們將不得不籤置保密協議，進而導致文章不能發表。而他們的拒絕則導致其律師與各自當事人之間的交流也受到限制。

為了獲得臨時禁制令，政府一方的律師強調《進步》將會違反法律，導致無法彌補的損害。文章中的資料屬於限定資料，所以是否是作者原創作品這點根本無關緊要。他們指出，之前已有法院在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採取事先限制的先例，強調 “五角大樓檔案” 案的裁決在此並不適用，因為原子能法中已經明確允許了禁令救濟。此外，五角大樓檔案只是歷史文件，而氫彈則是當前的軍事武器。最後，他們還指出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規定下，政府有不得幫助無核國家獲取核武器的義務。3 月 9 日，法官沃倫在發出臨時禁制令時說，他需要在 “把氫彈交給伊迪・阿敏以前作長時間的艱難考量。”

美國能源部長詹姆斯・R・施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博士給各大報社打了電話，警告他們不得支援《進步》。這其實可能毫無必要，因為媒體當時在本案上更多是站在政府一方。《紐約時報》法律特派記者弗雷德・格拉漢姆（Fred Graham）預料政府會贏得這場官司。1979 年 3 月 11 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的社論稱《進步》案 “作為媒體對抗政府的第一修正案競賽案件，是約翰・N・米切爾（John N. Mitchell）夢寐以求的案件 —— 是尼克松政府一直都沒能獲得的：第一修正案真正的輸家。” 該報還稱《進步》“忘記了出版的本份”。在 “五角大樓檔案” 案中，美國憲法專家，亞歷山大・比克爾（Alexander Bickel）教授被假設性地問起，把界限定在什麼地方，可以讓事先限制一直都是合理的，他當時告訴法庭，他會把這條線劃在氫彈上。而洩露五角大樓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也曾向莫蘭表示，他認為核武器的設計應該保密。由於熱核武器可怕的本質，並且預期《進步》很可能會輸掉這場官司，主流媒體組織因此擔心案件的結果將對新聞自由形成侵蝕。

然而，法院在案件審理中的角色只是裁決出版是否合法，而非是否明智。臨時禁制令的慣例是其生效時間應當儘可能短，所以為了保持這一慣例，沃倫下令在一星期後的 3 月 16 日針對是否釋出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進行聽證。之後在控辯雙方的請求下，聽證推遲到了 3 月 26 日，以便他們可以有時間來遞交自己的簡要說明和宣誓證詞。雙方於是在 3 月 26 日回到法院，參加針對政府一方請求初步禁制令而召開的聽證會。考慮到一方列出的證據由於保密因素而不能由另一方進行交叉質詢，沃倫決定不進行證據聽證。他還拒絕了美國科學家聯盟作為 “法院之友” 提出的組建專家小組對案件議題進行審查的建議。案件的審理因此主要依靠書面宣誓證詞和概述以及對方律師的口頭辯論。

《進步》的律師團主張，政府並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來對抗第一修正案有關事先審查的禁令。文章中的資訊都是基於公有領域，因此既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也不屬於原子能法的涵蓋範圍，所以無論如何也不應予以事先審查，否則就是違憲的。在這個問題上，律師援引美國訴海恩案（United States v. Heine，920 F2d 552）中法官勒恩德・漢德作出的判決，公有領域的資訊不屬《1917 年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的涵蓋範疇。與之相反，政府一方的律師堅稱文章中有不屬於公有領域的敏感資訊，如果公佈將會對防止核武器擴散構成不利影響。

在試圖應用尼爾案和五角大樓檔案案標準的過程中，法院擔心文章出版將造成核武器擴散，並且會有全球性核浩劫的風險。政府並沒有聲稱文章出版可能會構成直接或必然的危險，而只是 “會大幅增加那些現在還沒有熱核武器的人擁有或是更早日擁有（這類武器）的風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的防擴散政策將受到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也將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害，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都會受到威脅。” 然而，法院仍然認為 “一次不利於美國的錯誤判決可能會對我們所有人遭熱核毀滅鋪平道路。那時我們的生命都已消逝，出版權自然也失去了意義”，所以這次出版就的確可能對美國造成 “嚴重、直接、即時且不可挽回的損害”，因此也就符合聯邦最高法院在 “五角大樓檔案” 案中所設立的標準。法院最終頒佈了初步禁制令。

《進步》的律師提交了一份動議要求廢止初步禁制令，理由是莫蘭文章中的資訊已經屬於公有領域。這一主張的基礎是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的兩份報告，分別是 UCRL-4725《1956 年 6 月期間的武器開發》和 UCRL-5280《1958 年 6 月期間的武器開發》，其中包含有熱核武器設計的詳細資訊。檔案中還詳細介紹了 1956 年雷德溫行動（Operation Redwing）中測試過的一個名為 “巴松”（Bassoon，音譯）的三期熱核裝置。這些檔案是由德米崔・羅濤（Dmitri Rotow）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圖書館的一個貨架上找到的，他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一名研究員。政府表示，這兩份報告是無意中被解密的。因此，沃倫法官於 6 月 15 日在判決書（486 F. Supp. 5 (W.D. Wis. 1979)）中拒絕了《進步》的動議，因為這只是政府的一次失誤，並不代表檔案就已經屬於公有領域。敗訴方立即向位於芝加哥的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610 F. 2d 819 (7th Cir. 1979)），聲稱這兩份檔案已經在貨架上擱置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府一方這次將論點改為 “技術資料” 並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因為雜誌社的律師主動放棄，所以上訴法院拒絕了快速審理的動議，對此莫蘭和《進步》的編輯事先並不知情，一直到法院才得知。初步禁制令因此在未來 6 個月的時間裡仍然有效。

2.3 案件撤銷

1979 年 4 月 25 日，一組在阿貢國家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給美國參議院能源、核擴散和聯邦服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約翰・格倫寫了一封信。他們對資訊的洩露感到擔憂，特別是政府已經預設莫蘭的氫彈設計基本上是正確的，而這樣的設計單純依靠非保密資訊是無法推匯出來的。美國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和政府專家證人傑克・羅森格倫（Jack Rosengren）的宣誓證詞中都有這樣的表述。信件的副本也被送到各大報社，並附有文字說明資訊內容屬於背景資訊，而不是出版物。約 4 個星期後，格倫將信件轉交能源部，後來將之歸入機密資訊。

休・德威特（Hugh DeWitt）是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的一名物理學家，由於並未得知信件屬於機密資訊，他把一份副本轉交給了查克・漢森（Chuck Hansen），後者是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一位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平常有收集核武器資訊的愛好。他曾發起一項氫彈的設計比賽，勝出者將成為第一位設計被能源部列入機密的人。可現在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愛好可能是非法的。漢森給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查爾斯・H・珀西（Charles H. Percy）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自己從公開來源上獲得或推匯出了多少資訊。他還附上了自己的設計，與莫蘭的相比還有所不及，而漢森也從未看到過莫蘭的設計。漢森還進一步指控包括愛德華・泰勒、泰德・泰勒（Ted Taylor）和喬治・拉斯金斯在內的政府科學家洩露有關熱核武器的敏感資訊，不過沒有人針對他的指控採取行動。事實上漢森的說法有誤：愛德華的確曾受到過斥責，泰德也不是他所稱資訊的來源。漢森還把自己的信件複製了多份併發給多家報社。

6 月 11 日，《加利福尼亞日報》（The Daily Californian）刊載了漢森信件的摘錄，能源部取得了法院命令防止進一步釋出。對此毫不畏懼的報社於 6 月 13 日全文刊登了這封信。能源部於是又取得了臨時禁制令禁止《加利福尼亞日報》出版，可到了 9 月 16 日，《麥迪遜記者連線》（Madison Press Connection）也發表了這封信。政府於是撤回了針對《進步》和《加利福尼亞日報》的起訴，因為相關資訊已經到處都是，案件已沒有實際意義。

影響

莫蘭的文章最終發表在 1979 年 11 月號的《進步》上。一個月後，他又在《進步》上釋出了一份根據案件審理期間所收集的來自 UCRL-4725、查克・漢森的信件和其他來源的資訊所制訂的斟誤表。在莫蘭看來，這篇文章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促成了一波反核主義行動，並且也對丹佛附近洛基弗拉茨廠（Rocky Flats Plant）的關閉等事件有積極影響。查克・漢森於 1988 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美國核武器：秘密歷史》（U.S. Nuclear Weapons: The Secret History）的書，該書之後擴充套件為自行出版的 5 卷作品，題為《哈米吉多頓之劍》（Swords of Armageddon）。但是，許多主流媒體仍然不願出版相關內容來測試法律的邊界。1980 年 9 月 30 日，聯邦司法部發表宣告，表示不會再以涉嫌違反原子能法起訴《進步》或《加利福尼亞日報》。

克倫領導的小組委員會與眾議院政府資訊和個人權利委員會針對案件召開了聽證會。小組委員會調查了裁決對於核武器擴散的影響。他們還檢驗了 “限定資料” 這一說法，但沒有決定對原子能法進行修訂來去除這類規定。事實證明，對核武器擴散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雖然在未來的 25 年時間裡，像巴基斯坦和朝鮮在內的一些國家最終研製出了核武器，而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有加以嘗試，但都失敗了，沒有其它任何國家成功研製出熱核武器。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一案件由於其裁決上的舉棋不定而 “不存在獲勝的一方”。不過這仍然是一個有較高知名度的案例。2004 年，本傑明・卡多佐法學院在案件裁決 25 週年之際舉行了一次學術會議來進行紀念，當年案件的多位參與者都出席了會議，並有論文對案件進行介紹。法律專業的學生仍然要學習和研究這一案件，法學院的這一課程設計 “可能是用來檢測有關事先審查（prior restraint）違憲性的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