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特・索德格朗

埃迪特・伊雷妮・索德格朗（Edith Irene Södergran，，姓氏又譯為 “瑟德格蘭”），是芬蘭瑞典語詩人。她是瑞典語文學史上最早的現代主義作家之一。她深受法國象徵主義、德國表現主義及俄國未來主義的影響。24 歲的時候她出版了首部詩集，31 歲時死於青少年時感染的肺結核。她在世時沒有獲得讀者和文學界的認可，後來人們發現了她的作品的文學價值，被認為是著名現代瑞典語詩人之一。她的作品依然影響著很多瑞典語詩歌及歌詞。

生平

1.1 童年

1892 年 4 月 4 日，埃迪特・伊雷妮・索德格朗生於俄國聖彼得堡的一個芬蘭瑞典族中產家庭。她的父母分別名叫馬茨・索德格朗（Mats Södergran）和海倫娜（Helena，孃家姓為霍爾姆羅斯 / Holmroos ）。他們都生於芬蘭，屬於以瑞典語為母語的少數族裔。埃迪特是家中的獨生女。她母親之前曾與一名俄羅斯軍人交往並懷了孕，後來生下了一個私生子，但這個男嬰僅僅存活了兩天就夭折了。她的父親結過一次婚，但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都死去了。喪失親人的悲傷把他們兩人拉到一起，在當時看來因兩人的過去他們是很難再找到結婚物件的。

埃迪特的母親來自一個很尊重女性地位的富裕家庭。埃迪特跟她母親關係密切。埃迪特 15 歲的時候她父親就去世了，她與父親的關係密切程度無從考證。

當埃迪特還是幾個月大的時候，全家搬到了卡累利阿地峽上的賴沃拉。那裡，她的外祖父加布裡埃爾・霍爾姆羅斯（Gabriel Holmroos）給他們買了一幢房子。不久，她的父親馬茨找到了一份管理鋸木廠的工作。三年後，他的公司倒閉，因而家庭陷入困境。幾個月後海倫娜的父親去世，遺產劃分給海倫娜和她母親。海倫娜用她繼承來的遺產付清了家裡的債務，經濟狀況也獲得了很大的改善。然而馬茨還是經營不善，剩下的錢也被花光了。海倫娜想辦法得到了歸她母親繼承的遺產的一部分，從而全家又不欠債了。

埃迪特在聖彼得堡的女生部上學。聖彼得中學歷史悠久，為埃迪特提供了有趣和富有文化氛圍的學習環境。該學校就在冬宮對面，這使得她能在近距離感受到沙皇俄國的各種動盪。1905 年 1 月血腥星期日發生時她就應該還在市內，當時沙皇衛兵對著幾千名抗議食品短缺的捱餓市民開槍。

1904 年她父親被診斷患了肺結核。1906 年 5 月他被收治於芬蘭新地區的努梅拉療養院。後來因為無可醫治而被送回家。馬茨・索德格朗在 1907 年 10 月去世，一年後埃迪特自己也被診斷患了肺結核。

在這些複雜的情況下，埃迪特的母親為全家的福祉擔任重任，尤其是在馬茨的健康日益惡化的時候。這被認為是影響了埃迪特早期對女性和女權主義的認識。不過她第一次真正接觸對性別動態更有結構化的提問及 “新女性” 思想是在瑞士療養期間。

埃迪特是一個攝影愛好者，為她的母親拍攝了許多照片，但只為他父親拍攝了很少的幾張。她的母親是一個聰慧的女人，很愛笑，可是雖然她看起來很堅強，但她實際上經常焦躁、驚恐和不安。她與女兒關係很好，而且很支援女兒成為詩人的夢想。埃迪特和母親呆在一起的時間比和父親一起的時間多得多。當女兒上學時，母女二人回搬到聖彼得堡市中心去，但父親不怎麼去那兒，只是偶爾住住。

埃迪特交識了一些朋友，但她母親還是怕她會感到孤單。有些傳記作家，例如貢納爾・蒂德斯特倫（Gunnar Tideström），認為她的母親專門為此收養了一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名字叫辛加（Singa），而且她上學時住在索德格朗家，放假時住在親生父母家。一次，辛加想盡快回到親生父母家，抄近道走在鐵軌邊上，結果被火車撞死。後來，她的養母找到了她的殘肢。然而其他一些傳記作家則對辛加的事蹟表示懷疑，認為沒有真正的證據證明辛加的存在。

1.2 上學時期

是一所德語中學，學校的德語名字為 “Die Deutsche Hauptschule zu St. Petri”（Петришуле）。埃迪特在 1902 至 1909 年在那裡上學。這段學習時期充滿憂慮和強烈的社會緊張，這非常可能影響了她的世界觀。在她描述上學時期的詩集《Vaxdukshäftet》裡就有一些政治性的主題。在那所學校裡，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學生，包括德國、俄羅斯、芬蘭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她的學習關注於現代語言，她學習了德語、法語、英語和俄語，但她沒有得到她自己的母語瑞典語的教育，她的瑞典語語法和拼法都有些勉強。德語是她在學校和在朋友之間說得最多的語言。她的最早的一些詩是用德語寫成的。在 1912 至 1913 年間及第二次在 1913 至 1914 年間她在瑞士達沃斯治病，期間她的德語水平提高了不少。

埃迪特是個聰明的學生，能很快地掌握知識，只需花很少時間去複習。她的一個同學形容她是班上最具天賦的學生。後來她越來越對法語感興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她的老師亨利・科捷（Henri Cottier）引起的。她在詩集《Vaxdukshäftet》中有一大部分的詩是獻給他的愛情詩。

1908 年，她似乎突然放棄用德語寫詩，改用瑞典語作為她的主要寫作語言。這並不是一個很顯然的決定。她對瑞典語文學並無太多接觸，而芬蘭瑞典族的詩歌也處於一個低潮時期。這個決定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可能來自她的親戚 — 芬蘭瑞典族語言研究者胡戈・貝里羅特（Hugo Bergroth）。幾年前她曾在自由黨在赫爾辛基的黨刊上發表了一首名叫《希望》（Hoppet）的詩，並開始接觸到一些芬蘭瑞典族作家。轉向瑞典語的同時也是一個專注詩歌創作的決定。

1.3 肺結核

1908 年 11 月的一天，埃迪特從學校回家，說她煩躁不安並感覺不舒服。海倫娜找來了醫生，醫生說她的肺部有炎症。根據她母親說，她明白了是什麼回事，因為她問了幾次她是否有 “肺灰”。埃迪特猜對了。在 1909 年新年那天，埃迪特被確診患了肺結核。一個月之後她被送往努梅拉療養院，也就是她父親去世前住過的同一家醫院，所以埃迪特待在那裡不是十分舒服的。在那個時候完全能從肺結核恢復過來的機率不是特別好。約 70-80% 的病人在診斷之後的十年內病逝。

埃迪特在努梅拉住得不快樂。這個地方跟她父親的去世相關太多。她體重下降，心情低沉，後來被別人形容為蓬頭垢面以及 “怪異”。她甚至被認為患有輕度精神病，因為她有一次竟向一個醫生求婚。很顯然她在努梅拉相處不融洽，覺得那個地方更像一個監獄。在那裡的漫長日子裡，埃迪特做著有關外國及具有異國情調地方的白日夢。她願意跟別人分享這些夢想，於是她在別人眼裡顯得更加奇特。在之後的一年裡她的病情變得更糟，於是她的家人準備把她送到國外去療養。最明顯的選擇就是瑞士，因為瑞士是當時歐洲的肺結核的治療中心。

1911 年 10 月初，大約在她得病三年後，埃迪特和她母親前往瑞士阿羅薩，但甚至在那裡她相處得不是很好。三名不同的醫生先後給了三分完全不同的治療建議。幾個月後，她被送到了達沃斯 - 多爾夫（Davos-Dorf）療養院的路德維希・馮・穆拉爾特醫生（Dr Ludwig von Muralt）處。埃迪特立刻對她的新醫生產生了好感，並相處得好多了。馮・穆拉爾特醫生建議做一個左側氣胸的手術。在手術中將肺刺穿，並注入氮氣。被刺穿的肺部將無法進行正常的功能，但是能夠得到 “緩解”。1912 年 5 月後，她的肺部再也檢測不到結核桿菌，儘管她還沒有完全從病情中恢復，她也知道她必須注意飲食，而且每天都得休息好幾個小時。

在瑞士所處的時間對埃迪特的國際視野影響很大。從芬蘭的偏僻地方她來到了一個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在療養院裡及之外她認識了來自整個歐洲的很多具有天賦的人士。跟這些人她覺得有相通之處，而這她在聖彼得堡是感覺不到的。她的醫生馮・穆拉爾特顯然是最初幾個真正贏得她的信任和友誼的醫生之一。當他在 1917 年去世時，埃迪特寫了兩首詩：《森林中的樹木》（Trädet i skogen）和《情緒的碎片》（Fragment av en stämning）。這兩首詩表達了她的悲傷和她待在瑞士時期的矛盾記憶。

最後，埃迪特感覺好多了，她也不再咳嗽，也比平常更自信。在 1914 年春季她終於回到家裡，但是病情籠罩著她，她的詩歌也表達著對病情，以及後來對疲憊的抗爭。

1.4 文學叛逆

她的第一本詩集出版於 1916 年秋。這本詩集的名字叫《詩》（Dikter）。該書沒有得到很大的反響，僅有的幾個評論也是表示稍微困惑不解，索德格朗已經開始採用聯想式自由詩體以及只描敘選擇性的細節而非整體景觀。例如在《日子變涼》（Dagen svalnar...）和《現代處女》（Vierge moderne）等詩裡表達的年輕、現代及女性的意識在瑞典語詩壇裡是嶄新的。

1917 年十月革命後，埃迪特和她母親的資產突然變得分文不值，因為他們投資在烏克蘭的證券中。不久之後自 1918 年春季起，卡累利阿地峽成為戰爭地帶。在彼得格勒（聖彼得堡自 1914 年起的名字）有的人未經審判就被槍決，索德格朗也得知她的幾個同學已逃難離開。她閱讀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並從中得到勇氣來對付週期性飄蕩和惡化的生活。

《九月的豎琴》（Septemberlyran）詩集裡的新詩論方向也未被讀者和評論家所理解。為了闡明新書中自己的有關一些矛盾性視野的意圖，她在 1918 年新年前夕寫信給一家赫爾辛基報社的編輯並試圖討論她的詩歌。這反而引起了有關現代主義在瑞典語中的費解的詩歌的第一場辯論，相同的辯論後來針對、彼得・魏斯和埃裡克・林德格倫也進行過。這場在報紙上針對索德格朗的辯論非常尖銳，看起來參加辯論的人當中沒有人能理解到這些詩歌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創作出來的：飢餓、肺結核、如果賴沃拉被赤衛隊佔領後被迫流亡或被殺害的威脅。但是她獲得了一位朋友和終生盟友：年輕的評論家哈加爾・奧爾松（1893-1978）。

奧爾松是她在偏僻村莊裡孤獨而受到威脅的生活中的第一個突破口，奧爾松到村莊裡拜訪過幾次。這兩位女性直至索德格朗去世之前的幾個星期一直保留著書信聯絡。其時奧爾松正在法國旅行，從未想到她將失去最好的朋友之一。奧爾松正在成長為芬蘭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主義評論家之一，有時她被認為是索德格朗去世後的發言人和詮釋者，尤其是因為很少其他人跟索德格朗有過連續和緊密的長時間聯絡，並在索德格朗成為公認經典之後願意公開討論。這樣一個角色對奧爾松來說並不是十分情願的，但是她對索德格朗的講述以及詩人給她的回信加上奧爾松填上的令人回味的註釋（奧爾松寫給索德格朗的書信在索德格朗去世後就丟失了），給後世對索德格朗的認識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效果。

1919 年 6 月，索德格朗出版了她第三本詩集《玫瑰祭壇》（Rosenaltaret）。詩歌《真棒》（Fantastique）歌頌了一個姐妹，這個人物在一些詩歌裡似乎漂浮在現實和幻想之間，並且一些細節跟索德格朗和奧爾松書信裡討論的主題非常接近。詩歌《姐妹》（Systern）是默默獻給奧爾松的，含有這樣一行詩詞 “在城市的人群中她丟失了我”。傳記作家貢納爾・蒂德斯特倫（Gunnar Tideström）認為這跟索德格朗對於奧爾松短暫的訪問並返回赫爾辛基而產生失望有關。奧爾松後來回憶到索德格朗的個性中有抒情、活潑、溫暖，但有時也有可怕和強加的特徵。她們兩個有時候被認為是雙性戀，但兩個之間是否有同性戀情並無定論。

在下一部詩集《未來的陰影》（Framtidens skugga，原本書名為《肉體的謎團》/ Köttets mysterier）中，索德格朗追求的願景達到了頂峰。在詩中她談到現在正在蹂躪地球的戰爭和災難之後的一個嶄新的世界。如之前所敘，賴沃拉在 1918 年是個戰區，甚至後來索德格朗能夠從廚房窗戶聽到槍聲。當詩人擔任起占卜者的角色的時候，詩裡的遣詞造句能夠使人聯想到沃爾特・惠特曼和吉姆・莫里森兩者，例如在詩歌《愛神的秘密》（Eros hemlighet ）中所表現的那樣。

儘管她詩中有一些預知性的弦外之音，索德格朗在這個時期是個無神論者。她詩中的角色經常有閃耀光芒的女王和先知，但據她的鄰居和朋友們的看法，索德格朗完全由能力區分她自己和這些角色。她寫作風格的變化如同誕生了一個由 “堅強靈魂”（如尼采的超人）所領導的嶄新人道世界。一般來說，當她在詩中給於對自然和宗教靈性的積極信仰更多的空間時，雖然有某些期望把她壓抑在沉悶的存在中，但她感到一種解放。同時也是對她尼采世的未來觀的一種初期拒絕和撤退。

1920 年夏天至 1922 年 8 月，她中斷了詩歌的寫作。在 1922 年秋天和冬天，受到了評論雜誌《Ultra》的鼓舞下，她寫下了她最後的一系列詩歌。這份雜誌發行時期不長，由、哈加爾・奧爾松和其他一些年輕作家發起，是芬蘭首部接受文學現代主義的出版物。該雜誌稱讚索德格朗為先鋒天才，並發表了她的新近詩作。她不再期望自己是詩壇的領頭角色，但她繼續使用她的大膽的描述性語言。在她最後發表的詩作中有一些最受讀者喜愛的。

1.5 去世

1923 年 6 月 24 日仲夏節那一天，索德格朗在賴沃拉家裡去世，她安葬於村裡教堂墓地裡。她母親繼續住在那裡直至 1939 年，並在因冬季戰爭引起的撤退中去世。1940 年《莫斯科和平協定》之後，該村莊割讓了蘇聯，現在屬於俄羅斯（該地區自 1950 起開始城鎮化，該村莊在索德格朗時期的景象早已不復存在）。索德格朗墓地的具體位置現在無人所知。但是在 1960 年在賴沃拉為她豎了一個紀念碑。戰爭結束後不久賴沃拉（Raivola）更名為羅希諾（Рощино）。她的故居只剩下了地基，位於東正教教堂的後面。蘇聯解體後，人們根據照片在原地重建了她的故居。

藝術地位

埃迪特・索德格朗是瑞典語詩歌現代主義的開拓者，並得到了一批追隨者，例如（1896-1961）、（1887-1960）、（1903-1974）。在瑞典她也影響了一批詩人，例如和卡琳・博耶。現今她的詩歌已被翻譯成俄語、西班牙語、中文和其他語言。她的中文譯者主要是北島。

多年之後她才得到認可。在她去世十四年後，作家說她的詩歌肯定有意義，但是不認為會被普通讀者欣賞。

她曾經常被表現主義所吸引，但後來她拓寬了她的詩詞表達方式。後來她還是被稱為現代主義藝術家，儘管她被跟埃爾默・迪克圖紐斯、拉伯・恩克爾及其他人並列在一起，但她的大部分詩歌還是跟現代主義不同的。

她的詩歌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黑或白》（Svart eller vitt）、《沒有》（Ingenting）、《我童年的樹木》（Min barndoms träd）、《不存在的國土》（Landet som icke är）。她的引用最多的詩歌是《日子變涼》（Dagen svalnar...），這首詩表達了諸如渴望、害怕、緊密和遙遠等感受。

索德格朗的詩歌優越性和她的自我意識明顯地在她讀過尼采和接受超人這個概念後得到解放。在她中期的詩歌裡經常出現一個發號施令的角色：先知、公主、聖人、或者一個簡單的 “我”，這些角色表達他們的意願、願景和感受。這種自信，特別是來自一個女性作家，對一些閱讀她詩歌的人來說是一種障礙，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卻是非常吸引人和令人信服的元素。但是索德格朗還是足夠現實地意識到這些角色並不能和她自己的私我相混淆，在給哈加爾・奧爾松的信件中她間接地提到過幾次這種區分。並且很多認識她的人都證實過她明白這一點，所以在她作品中的自我僅是一個她能夠嘗試和探索的角色，諸如在《玫瑰祭壇》（Rosenaltaret）、《風暴》（Stormen，有兩首詩採用了這個相同的標題，都具有臆想的傾向）、《創世者》（Skaparegestalter）、《什麼是我的家園》（Vad är mitt hemland）及很多其他詩歌中。《花園》（Den stora trädgården）是一首寫於 1920 年關於藝術家的使命和新時代的優美詩歌，當中她公開宣稱 “我們穿著撕碎的衣服裸體地行走”，以及藝術家並沒有外向的權力，也不應該致力去獲取這些權力：

這首詩最初是在 1920 年 4 月寄給哈加爾・奧爾松的信裡。在信中埃迪特訴說了感冒生病、赤貧、以及一次想把舊內衣賣掉換錢的羞恥試圖。貢納爾・蒂德斯特倫評論到：“她留下的文字中很少有這種訴說她日常自我的描敘”，並且 “她承認生活是殘酷的，如果情況在長時間是這樣的話她將殞命 —— 但這不是一封自我憐憫的信，而是一封閃爍光芒的信”。

作品

索德格朗生前出版了四部詩集。在 1925 年，詩集《不存在的國土》（Landet som icke är）作為她的遺作出版，裡面包括一些未被入選她已出版詩集的詩歌。

《詩》（Dikter，1916 年秋）
《九月的豎琴》（Septemberlyran，1917 年）
《玫瑰祭壇》（Rosenaltaret，1919 年 6 月）
《未來的陰影》（Framtidens skugga，1920 年）
《不存在的國土》（Landet som icke är，1925 年，或譯為《虛無世界》）

她在青少年時代寫於聖彼得堡和賴沃拉的詩集《Vaxdukshäftet》（1907-1909）由奧洛夫・恩克爾（Olof Enckell）在 1961 年出版於芬蘭。書名為《青少年時代的詩歌：1907-1909》（Ungdomsdikter 1907–1909）。這些詩歌之前被諸如貢納爾・蒂德斯特倫、及奧洛夫・恩克爾等研究家分析過。詩集手稿，如同索德格朗的其它原本手稿一樣，收存在芬蘭的一個檔案館中。

《芬蘭年輕一代瑞典族的詩歌》（Junge Schwedischsprachige lyrik in Finnland）是一部索德格朗在 1921 至 1922 年間參與過編輯的詩歌選集。她藉此希望該書能在德國出版並宣傳年輕瑞典族詩人的詩歌。如同及其他前輩詩人一樣，她承擔了一部分的將自己的詩歌譯成德文的任務。但最後德國出版商最終還是叫停了，這也不是完全不出乎意料，因為當時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的不穩定性達到了高峰。而詩集的手稿也從此丟失了。

《全集》（Samlade dikter）在 1949 年出版於赫爾辛基。該詩集包含了所有以書本形式發表的詩歌以及一些之前從未發表過的詩歌，其中一些在之後的五十年內從未再次印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