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美國總統選舉

1948 年美國總統大選舉行於 194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是美國曆史上的第 41 次總統大選，也是美國曆史上最富戲劇性的大選之一。在任總統哈里・杜魯門作為民主黨候選人，與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杜威競逐。選前，幾乎所有專業預測和民意調查都指出杜魯門將會被杜威擊敗。然而杜魯門憑藉其犀利的選舉風格，鞏固了民主黨基本盤和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及猶太人的票源，並意外地獲得了美國中西部農場主的支援。杜魯門因此奇蹟般地逆轉當選，實現民主黨歷史性地第五次成功的總統連任，使民主黨在白宮執政長達二十年。與此同時，民主黨也在美國國會選舉中獲勝，重奪失去兩年的兩院控制權。此役的勝利鞏固了民主黨作為全國多數黨的地位，這一優勢大致維持到 1968 年開始被削弱。

各黨提名

1.1 共和黨提名

起初，兩大黨都希望說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出山，這位二戰英雄的政治傾向此時尚不明顯。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一位共和黨人，不過在 1948 年，他對兩黨的提名都予以斷然拒絕。

艾森豪威爾既然拒絕，提名競爭就主要在共和黨幾位資深領袖之間展開。其中包括紐約州州長，1944 年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托馬斯・杜威；明尼蘇達州前州長哈羅德・史塔生；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厄爾・沃倫；密歇根州參議員阿瑟・范登堡；此外還有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

兩位主要的領袖各有優劣。杜威是共和黨在東海岸 “當權派” 的領袖，在 1946 年剛剛以紐約州歷史上最大的優勢再次贏得州長選舉。本次初選一開始，他就處於領跑地位。然而杜威的劣勢是他在共和黨內的糟糕人緣，以及他那冷峻、刻板、工於心計的形象。塔夫脫則代表了共和黨的保守派，這一派在整個中西部和南方部分地區都很有勢力。塔夫脫認為羅斯福 “新政” 的許多福利措施妨害了商業利益，因此常常呼籲廢除這些措施；對於美國參加國際事務，比如聯合國，他也十分警惕。但他看起來像一個索然無味的政客，許多共和黨領袖都覺得他太過保守也太具爭議性，不適合作為總統候選人。

范登堡和沃倫在他們各自的州都極受歡迎，但他們都不願參加初選，這就使得他們獲得提名的機會大大降低。至於麥克阿瑟，此刻正在擔任駐日盟軍總司令，無法抽身回國參與選戰。然而他卻放出話來，聲稱樂於接受共和黨的提名，於是他的支持者們把麥克阿瑟的名字寫進威斯康星州初選的選票，希望以一場勝利證明其受歡迎程度。

正是在這場初選中，共和黨內的自由派史塔森脫穎而出，擊敗杜威與麥克阿瑟而取勝。史塔森的經歷頗為傳奇，他 31 歲即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到 1943 年，他又辭去州長之職到戰時的海軍中服役。1945 年，他又參與了組建聯合國的委員會。這場勝利終結了麥克阿瑟的總統夢，而隨著史塔森在內布拉斯加州再下一城，杜威在初選中的領跑地位也被他奪走。接下來，史塔森在塔夫脫的故鄉俄亥俄州高調挑戰塔夫脫，他指望一場勝利可以讓塔夫脫退出，並令塔夫脫的支持者轉而支援自己。是役的結果卻是塔夫脫成功阻擊史塔森，並讓史塔森在保守派中失盡人心。

即便如此，史塔森還是在全國範圍內領先杜威。如果輸掉俄勒岡州初選，獲得黨內提名的大門就要對杜威關上了。意識到這一點，杜威在俄勒岡州投入了大量的競選資源，並同意與史塔森進行政策辯論 ——1948 年 5 月 17 日的這場辯論也是史上第一場透過廣播轉播的總統大選辯論。這場辯論的一個關鍵點在於是否應宣佈共產黨為非法。有趣的是，身為自由派的史塔森卻站在了共產黨非法化的立場上，逼使杜威選擇反對（正是在這場辯論中，杜威說出了名言：“你總不能用槍打倒一種理念吧”）。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杜威表現更勝一籌，而俄勒岡州的選民也做出了相同的選擇。俄勒岡州初選成為一個轉折點，這之後杜威逐漸獲得了再次獲得總統提名所需的黨內支援。

1948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舉行，這也是這類大會首次透過電視向全國轉播。會議開幕之際，人們就確信杜威將贏得多數代表的支援。杜威的主要對手 —— 塔夫脫、史塔森和范登堡在塔夫脫的酒店房間碰頭，商討 “阻止杜威” 運動的大計。然而，三人卻未能就公推一人與杜威對抗形成共識，只是同意穩住各自的支持者，以防杜威一派形成多數。這一對策並未收到效果，原因是杜威的競選團隊爭取了足夠多的其他代表來贏得提名。兩輪投票過後，杜威離獲勝只差 33 票。在這種情況下，塔夫脫要求史塔森退出競選並改而支援自己，史塔森表示拒絕，塔夫脫隨即承認失敗，杜威的提名獲得一致透過。杜威並提名厄爾・沃倫作為競選搭檔。大會之後，新聞媒體的專家們普遍認為共和黨戰勝民主黨已成定局。

1.2 民主黨提名

選前，由於杜魯門的民意支援度低迷，民主黨的一些大老發起了 “拋棄杜魯門” 運動，尋求更受歡迎的人物取而代之。他們開始時希望拉艾森豪威爾出山，被後者拒絕；有人想推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上臺，但許多大老又覺得道格拉斯立場太自由派。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克勞德・佩珀想要親自出馬，但因為他親蘇，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和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這兩個重要組織都不支援他，佩珀只得作罷。無奈之下，“拋棄杜魯門” 運動只好不情願地支援杜魯門。

7 月 12 日，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在費城舉行，用的是與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相同的場地。由於共和黨在 1946 年的中期選舉中拿下了兩院控制權和多數的州長席位，此時杜威的民意調查支援度又遠遠領先於杜魯門，民主黨大會計程車氣十分低下。更嚴重的是，一些自由派民主黨人出走參加了亨利・華萊士的進步黨，而民主黨的領袖們擔心這會大大分走杜魯門的選票，從而將東北和中西部各州拱手讓給共和黨人。

而美國南部的民主黨為保守派所控制。黨內北方工會力量的影響力愈來愈強，他們原指望杜魯門改弦更張，然而杜魯門否決了旨在抑制工會力量的塔夫脫 - 哈特利法案，令他們徹底失望。於是，南方民主黨人開始考慮組成第三黨參選來威脅杜魯門的連任，以此表明自身的影響力。

於是，以民權議題為焦點，民主黨代表大會成為了南方和北方民主黨力量角力的舞臺。杜魯門先前在國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都表達過他在民權問題上的激進立場，但在大會講話中他還是有所緩和，試圖將民權問題置於憲法框架之下。這既開罪了北方自由派，又不討南方保守派的好。前德克薩斯州州長丹・穆迪就屬於後者，他提出了旨在維護州權現狀的政綱；田納西州代表塞西爾・西姆斯也提出了相近的提案。另一方面，自由派則希望劇烈的改革，其急先鋒則是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安德魯・比米勒，他提出的民權政綱比杜魯門在大會上的提案還要激進和露骨。明尼阿波利斯市長休伯特・漢弗萊為之搖旗吶喊，他在發言中義正辭嚴地說道：“是時候讓民主黨走出州權的陰影，走到民權的陽光之下來了！”

杜魯門另有盤算。他知道透過任何促進民權的政綱都可能導致南方代表離場抗議，但他同時堅信民權政綱將為民主黨在選舉中贏得巨大的道義優勢。因此儘管助手們勸其軟化立場，杜魯門卻沒有接受，而是支援了比米勒的 “瘋子” 政綱，並使其最終以 651.5 票對 582.5 票透過。來自大城市的黨魁們對這一政綱極為支援，因為這對爭取他們城市中越來越多的黑人選票十分有利。而南方代表們果然惱羞成怒，其中三十多人（包括阿拉巴馬州的全體代表）當即在南卡羅來納州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的帶領下離場抗議；留在會場的南方代表推舉佐治亞州參議員小理查德・拉塞爾作為總統提名人，以與杜魯門對抗。最終，杜魯門以 947 票對 266 票戰勝拉塞爾，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杜魯門選擇肯塔基州參議員阿爾本・巴克利作為競選搭檔，後者提名獲得一致透過。

1.3 進步黨提名

此時的民主黨已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曾在羅斯福政府中先後擔任農業部長、副總統和商業部長的亨利・華萊士，此時成立了進步黨，試圖與杜魯門分庭抗禮。當 1946 年杜魯門採取步驟開始與蘇聯的冷戰時，華萊士公開表示反對，因之被杜魯門撤職。華萊士的競選綱領反對冷戰，包括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進步黨還希望更有力的政府管制和對大企業的更強控制，要求結束對黑人和婦女的歧視，支援最低工資。他們呼籲解散旨在調查美國政府機構和工會中 “共諜” 的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理由是後者侵犯了公民自由。

然而，進步黨自成立之初便頗受爭議，主要原因即是人們普遍認為該黨受到美國共產黨的秘密控制，而後者被認為對蘇聯比起對美國更忠誠。華萊士否認自己是共產黨人，但他也不肯表態拒絕共產黨的支援。他甚至有一次說，“我看那些共產黨人倒是和基督教早期的殉道士最為相像”。這種曖昧立場引來了很多批評。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主席沃爾特・魯瑟就強烈反對華萊士參選，說一些 “不關心美國民主的人正在影響著他”。產業工業聯合會的主席菲利普・莫瑞更加直言不諱，他說：“美國的這個第三黨（進步黨）就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在費城舉行的進步黨大會召集了 3200 名代表，這個數目甚至超過了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大會的與會人數之和，但這次大會也引起了很多爭議。許多著名記者，如 H・L・門肯和多蘿西・湯普森，都公開譴責進步黨為共產黨所秘密控制。進步黨中的一些領袖人物（如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諾曼）紛紛退黨，以抗議共產黨對華萊士所施加的過分影響。托馬斯・諾曼後來更代表社會黨參選，以向左翼選民提供華萊士之外的另一個選擇。最終，華萊士選擇了愛達荷州的參議員格倫・泰勒作為其競選夥伴。

1.4 州權民主黨（迪克西民主黨）提名

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憤而離場的南方代表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再度聚首，組成了一個名叫 “州權民主黨” 的新黨，俗稱 “迪克西民主黨”。該黨主要目標是在南方延續種族隔離制度。當初領導代表們出走的南卡羅來納州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被提名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密西西比州州長菲爾丁・萊特則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迪克西民主黨自身並無贏得選舉的可能，因為在許多州該黨甚至無法被寫上選票。但他們自有一套如意算盤，希望他們能在南部贏得足夠多的州，令兩大黨都無法贏得足夠多選舉人票，這樣按照憲法第十二修正案，選舉就要在眾議院進行，而該黨就可以藉此與杜魯門或杜威在種族隔離制度問題上討價還價了。即便最終結果是杜威以絕對優勢獲勝，迪克西民主黨人也希望可以讓民主黨人意識到，沒有南方的支援就無法贏得全國性選舉，從而一挫民權派的銳氣。

然而，大多數南方民主黨領袖不贊成這種做法。比如佐治亞州州長赫爾曼・塔爾梅奇和田納西州黨魁 E・H・克魯姆就拒絕支援該黨。不過該黨對杜魯門卻有實實在在的威脅。比如在阿拉巴馬州，身為在任總統的杜魯門連名字都沒被印上選票。 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南卡羅來納四個州，該黨都是作為主要民主黨被印在選票上的。在此四州之外，該黨則作為第三黨出現在選票上。

秋季選戰

鑑於杜魯門的民意支援度一路低迷，民主黨又四分五裂，杜威看起來大可高枕無憂。共和黨高層相信他們的候選人只要不犯什麼大錯，就可以勝券在握，因此他們建議杜威儘量不要冒險，杜威也予以接受。他的講話總是重複陳詞濫調，避開爭議話題，對於當了總統之後要怎麼做，也語焉不詳。所有的演講中都是一些非政治性的泛泛而談，比如當時人們所熟知的一句杜威口頭禪 “你們知道未來仍在前方”。有一位雜誌編輯總結道：“再也不會有這麼無能的總統候選人了，他的所有演講翻來覆去就這麼四句話：‘農業很重要；河裡魚兒多；自主才自由；未來在前方’。”

與此同時，在民調中一直落後的杜魯門則決計採取一種不管不顧的選舉策略。他拿杜威的名字調侃，對杜威的避重就輕大加撻伐，並且以輕蔑的態度對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發起持續猛烈的攻擊。他把這屆國會稱為 “無所作為國會”，塔夫脫等共和黨國會領袖予以回擊，但杜威並沒有什麼反應。事實上，杜威一直表現出一種對這類小家子氣的黨派之爭不屑一顧的超然姿態，以至於在整個選戰過程中，幾乎沒怎麼提過杜魯門的名字。

本來，在杜威的領導下，共和黨在 1948 年全國大會上提出了旨在擴大社會保障的政綱，其中包括增加公共房屋資金，加強民權立法，以及透過聯邦政府提高醫療和教育水平等。然而這些立場卻無法為保守的共和黨國會領袖們所接受。杜魯門利用了這一點，敦促該屆國會在其特別會期（杜魯門稱之為 “蕪菁節會期”，得名於其家鄉密蘇里州的蕪菁節）之內，透過共和黨自己在政綱中所支援的一系列法案。這一激將法果然收到效果，共和黨內的溫和派如范登堡等人建議作出讓步，比如修改《安置流離失所人員法》，去除其中對猶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視的條款等。然而塔夫脫等人強硬反對，最終這一會期也沒能取得什麼成果，更加加深了人們對第 80 屆國會及共和黨的反感。杜魯門故意選擇對杜威相對親自由派的種種政策視而不見，而選擇向共和黨保守派控制的國會集中火力，並將後者描述為保守、礙事的代表，確是一種成功的策略。

與此同時，杜魯門在全國範圍內乘火車旅行，一路講演，言辭誇張，吸引了不少熱情的聽眾。在沿途各車站，人們都在對杜魯門高喊 “打倒他們，哈里！” 儘管如此，杜威的領先優勢看起來還是不可動搖，而杜魯門的努力看起來全是白費。杜魯門自己的班子，都認為這場選戰只是給自己最後喝喝彩罷了。只有杜魯門自己相信他可能當選，並向任何願意聽他說話的人信誓旦旦地預言勝利。對此，就連他的夫人貝絲・杜魯門和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都在私下場合不敢苟同。

在選前的最後幾周，美國各大影院放映了兩黨各自制作的類似新聞短片的競選電影。共和黨的競選電影拍攝手法專業，成本不菲，製作精良，不過其中杜威的形象卻加深了選民對他謹慎、冷漠的印象；反觀民主黨的電影，因為製作團隊經費捉襟見肘，只好從公有領域的新聞膠片當中東拼西湊，主要是寫杜魯門參與世界大事和簽署重要法案的鏡頭，結果，不知是有心栽花還是無心插柳，反而讓選民覺得杜魯門忙碌國事，果斷堅決。多年後歷史學家戴維・麥卡洛評論此事，認為這兩部電影的差異對許多猶豫選民的最終選擇起到了重要影響。

隨著選戰接近結束，民意調查顯示杜魯門正在迎頭趕上。喬治・蓋洛普在兩黨大會後舉行了九次調查，儘管杜魯門無一次領先，但杜威的優勢也確從九月底的 17% 掉到十月中的 9%，再掉到十月底的 5%—— 而這已經只比民意調查的誤差範圍大一點點了。然而，絕大多數政治分析家卻固守成見，不把杜魯門獲勝當成一種嚴肅的可能性來加以對待。埃爾默・羅珀在九月就宣佈關於大選的民調不再繼續，“除有任何重大變故”，而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變故直到大選也沒有發生。羅珀還說，“托馬斯・杜威實際上幾乎已經當選了…… 既然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還要像電臺人員報道體育比賽實況那樣，硬要說兩隊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單調不過，智力上再貧乏不過了。” 杜威也並非不知道他的領先優勢正在縮小，但他卻被顧問和家人說服，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對杜魯門陣營加以反擊。

在選前的最後幾天，許多報紙、雜誌、政治分析權威都認為杜威已經篤定獲勝，因此紛紛開始提前準備選後刊登的文章，為即將到來的 “杜威總統任期” 出謀劃策。《生活》雜誌在選前的最後一期刊登了一張杜威的大幅照片，標題是 “下屆總統乘坐渡輪在舊金山灣遊弋”。《新聞週刊》採訪了五十位政治專家，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預測杜威當選。一些著名的報紙專欄作家，比如德魯・皮爾森和約瑟夫・艾爾索普，都在其選後次日的專欄內大談杜威內閣的可能安排。有 500 多家報紙，發行量總共佔全美 78% 以上，預測杜威獲勝。相應地只有 182 家報紙，對應於 10% 的讀者群，預測杜魯門贏。作家阿里斯泰爾・庫克在選舉當天就發表了文章：《哈里・S・杜魯門：失敗原因研究》。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為了提高收視率，在節目現場弄了一個白宮模型，裡面放兩隻大象模型，以便新聞中宣佈杜威獲勝的時候，大象能從裡面跳出來；至於民主黨，由於其一定會被打敗，所以驢子模型乾脆沒有準備。

結果揭曉

投票當日，杜威在紐約東 51 街的一處投票所內投了票。他本人預料在晚餐結束前，杜魯門就會發來電報向他表示祝賀。杜魯門則避開媒體的追逐，在特工處的保護下前往家鄉密蘇里州獨立城附近的愛克瑟爾西奧溫泉，在洗了個土耳其浴之後早早就寢。

民主黨工作人員對獲勝的信心要比總統低得多。按慣例，民主黨選舉夜要在華盛頓的五月花飯店集會，而共和黨則在羅斯福飯店集會。為了節約經費應付 1952 年的大選，民主黨連飯店的舞廳都未包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委員們最初連收音機也未準備，因此對於選舉實況也無從瞭解。

最初，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計票結果反映杜威領先。但幾個小時後東部各州的計票結果陸續出爐，杜魯門以幾千票反超。這不難理解，因為民主黨傳統票倉在城市，而城市地區由於有選票計算機，計票要更快一些。事實上，除了羅得島州和馬薩諸塞州，杜威幾乎在東部各工業州都獲勝，但杜威的優勢之小，令人頗為吃驚。有些州份如紐約州和新澤西州，杜威雖然獲勝，卻可以說是拜華萊士所賜的險勝。

令人震驚的選舉結果來自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各州。在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和科羅拉多州，民主黨的選票都遙遙領先。甚至在杜威的家鄉密歇根州，杜威也只是勉強獲勝。而西部十一個州的初步結果顯示，杜威只在俄勒岡州有一定優勢。到午夜，農業地區的計票結果開始出爐，仍然對民主黨有利。至此，選舉局勢已經很明瞭：在三個尚未完成計票的大州 —— 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與加利福尼亞州中（這三州合計產生 78 張選舉人票），杜魯門只要取得任何一州的勝利，就可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成功連任；而如果杜威能夠全部險勝，則其雖在普選票上失敗，在選舉人團中仍能佔據多數。第三種情況是，杜威在其中兩州獲勝，選舉結果就會按狄克西黨人所希望的那樣，最終由眾議院決定。偏偏這三州都是局面膠著，因此杜威才一直未肯承認失敗。到凌晨 4 點，杜魯門已經領先 200 萬票。他被特工喚醒，早上 6 點返回堪薩斯城。此時杜威則不勝疲勞，昏昏睡去。

上午 9 時 30 分，杜魯門以 7000 票之差在俄亥俄州取得勝利，獲得了足以獲勝的 270 張選舉人票。一小時後杜威睡醒，才知道自己在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也被擊敗。這樣，杜魯門共獲得 303 張選舉人票，連任總統；杜威獲 189 張選舉人票，瑟蒙德 39 張，華萊士一張未得。上午 11 點 14 分，杜威向杜魯門拍出電報，承認失敗。

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在國會也大獲全勝。民主黨以 51 席對 49 席控制參議院，比上屆增長 9 席；又以 246 席對 188 席控制眾議院，比上屆增長 75 席。在密歇根州、康涅狄格州和伊利諾伊州，民主黨人贏得州長選舉。

杜魯門出人意料的獲勝，造成了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全國廣播公司的著名播音員 H・V・卡爾登邦，直到杜魯門領先 200 萬票時還在說他 “看不出杜魯門獲勝有任何可能性”，這句話後來成為杜魯門終生揶揄的物件。一家親共和黨的報紙《芝加哥論壇報》，由於在選舉結果揭曉前的週二下午就認定杜威獲勝，因此將 “杜威擊敗杜魯門” 作為該報第二天的頭版標題（後來杜魯門回到華盛頓時將這張報紙高舉在手，這也成了這次選舉的經典畫面）。事實上這次選舉結果之所以出人意料，主要原因還是當時的民意調查並不科學。最近幾次的總統選舉給人留下了錯誤的印象，認為選民早在九月份就已決定投票意向，因此各家民調機構都早早結束了調查。但事實上，據密歇根大學的調查，在投杜魯門票的 2410 萬人中，有 337 萬人，亦即其中的 14%，是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兩週才決定投他票的。蓋洛普和羅珀自己進行了研究，也發現選民中有 1/7 是在最後兩週才決定投票給誰，其中有 75%（520 萬人）選擇杜魯門，而 25%（173 萬人）選擇杜威。正是這些猶豫選民決定了這次大選的結果。

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杜魯門所以獲勝，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杜魯門進攻性的、甚至帶有民粹色彩的選舉策略，與杜威在選戰中超脫漠然的態度形成明顯反差。二是，公眾對杜魯門的外交政策普遍支援，尤其是當年還發生了柏林危機；三是，民眾對於被杜魯門稱為 “無所事事、一無是處的第 80 屆共和黨國會”，也確實有所不滿。此外，在經歷了 1946-1947 年的不景氣之後，經濟在 1948 年開始好轉，這也使得人們對杜魯門開始恢復信心。最後，華萊士和瑟蒙德的脫黨參選甚至都對杜魯門有所助益，因為他們的參選消除了民主黨在親共和種族主義方面的汙點。

在此次選舉之前，只有兩次（1868 年和 1916 年），候選人能在輸掉賓夕法尼亞州和紐約州的情況下勝選；民主黨人能夠不需要狄克西諸州的選舉人票，就贏得總統大選，這也是第一次。同時，在戰後世界各國紛紛走馬換將的背景下，杜魯門這位戰時領袖能夠獲得連任，也可說是一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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