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

}}

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於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召開的會議，在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主持下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有 7118 人，因此這次大會又稱 “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主要討論 “大躍進” 帶來的大饑荒的問題，提倡 “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 “民主集中制”。會議期間，時任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將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成因歸結為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等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但毛澤東、林彪與劉少奇等中央高層對大躍進的錯誤存在分歧，成為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最初伏筆。七千人大會後，“三面紅旗” 的指導地位下降、“八字方針” 地位上升，中國大陸的大饑荒問題有所緩和，毛澤東一度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務。

背景

1958 年到 1961 年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使得中國經濟遭受空前的浩劫，饑荒蔓延全國，造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最大危機。1961 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做準備，總結建國以來主要是 1958 年以來之經驗。11 月 12 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之情況彙報時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1958 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之工作中間，發生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不正確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之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12 月 20 日至 1962 年 1 月 10 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七千人大會做充分準備。

1962 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重要會議。毛澤東召開七千人大會的目的原本是要求反對 “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以順利推動糧食徵購。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自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故習慣稱為「七千人大會」。

第一階段

1962 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對大躍進以來經驗進行 “初步總結”。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由於人數眾多，楊尚昆將 7118 人出席人員按省劃分為 35 組，再按地區劃分為 400 多個小組，再由副手龔子榮指派 35 位專人，分別到各組去了解情況。並於當天晚上向楊尚昆和田家英進行匯報。大會正式召開前二天，1 月 9 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依照慣例先行召開小型工作會議審議書面報告。

1 月 11 日，在不舉行開幕典禮的情況下，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報告對建國以來 12 年的工作，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這份書面報告由劉少奇起草；第一稿曾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沒有看完，但表示贊成 “這個方向”，並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審議，直接發給大會進行討論。在討論中，與會者議論紛紛。為了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大會一面延長會期，自 1 月 11 日到 24 日，整整討論了 14 天；一面又於 1 月 16 日在毛澤東指示下又成立一個 21 人起草委員會，包括周恩來、陳雲、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李井泉、王任重、吳冷西、田家英，對報告進行全面討論和修改，“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麼，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1 月 18 日，彭真在發言時稱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 (毛) 主席、(劉) 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 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而 1 月 19 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著發言，稱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

1 月 25 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了有各省市第一書記及中央各部部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書面報告。會議進行了 3 個多小時，朱德、董必武、陳毅、鄧子恢、謝覺哉、王震、張鼎丞等人發言，最後，仍由劉少奇作總結。劉少奇對書面報告的修改作了幾點說明。他說：有幾件事報告不提了，有些是因為達不到，有些是因為現在還看不清楚。

第一件 “不提了” 就是關於 “趕英超英” 的問題。他說：15 年趕上英國，超過英國，這個報告上沒有講。我們起草委員會討論過這個問題，頭一次是寫上去了，第二次說還是不寫好。15 年趕上英國，原來是這樣提的：15 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用不著去改，用不著取消，我們做得好，到 15 年的時候趕上了，就趕上了，沒有趕上，也沒有什麼不得了，更多一點時間，多幾年就是了。
第二件 “不提了” 是在書面報告中，《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沒有講。即《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特別是 “四五八”：到 1967 年耕地達到 400 斤、500 斤、800 斤，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去進行調查研究。《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我們現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 年做不到，加幾年就是了。
第三件 “不提了” 是關於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 的問題。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 到底如何呀？現在基本核算單位搞到小隊去了，基本核算單位越來越小，還 “一大二公”，這個現象似矛盾。現在情況是這樣的，這個問題，現在還解釋不清楚。但是等到將來人民公社發展起來以後，還是 “一大二公”。所以，這個口號也不取消，但是也不著重講。

一直到 27 日，才將反覆討論的報告做最後定稿，刊發全會。原定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宣佈散會，預定 1 月 30 日或 31 日結束，31 日晚代表即可回家過春節。

然而早在 1 月 13 日，毛澤東指示國家主席劉少奇除了書面報告外還要有口頭報告，接著又安排另一位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林彪緊接著劉少奇在 1 月 29 日作口頭講話。1 月 27 日，舉行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口頭報告：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集中統一問題、黨的作風問題。劉少奇報告：“同志們：我代表中央向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書面報告，現在，在這個書面報告的基礎上，我再講幾個問題……”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在湖南問農民困難是甚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稱不能到處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毛澤東經常講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之關係。劉少奇根據政治局常委討論過的提綱作口頭報告，並講了一番跟書面報告迥然不同的話，劉說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 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 他反覆重申 “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政策、具體工作中犯了錯誤” 的話，劉還說成績大還是錯誤大 “兩者的關係，可能不是一個手指頭和九個手指頭的關係，而是三個手指頭和七個手指頭的關係，或者比例更加懸殊”。

1 月 29 日，繼續開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其中林彪的講話帶有濃厚個人崇拜色彩：「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毛澤東說：「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 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駡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筯裡沒有產生，沒有民主。」下午，許多代表反映，還有話要說。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商量，決定延長會期。於是七千人大會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從 1 月 30 日到 2 月 7 日，由於許多地方幹部不滿，毛澤東最後決定召開 “出氣會”，大家留在北京過春節，並號召發揚民主。毛澤東還說：“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家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 在召開出氣會的同時，曾經穿插了幾次大會，中央政治局有幾位常委上臺講話。劉少奇的講話在與許多幹部激起強烈共鳴，小組人員爭先發言。楊尚昆後來回憶：“大家一致對少奇同志的報告滿意，特別滿意會議的開法。” 這時毛澤東不得不將他的老搭檔林彪請出來。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直言現在的困難 “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的多，彎路會彎得小些。” 林彪身體向來不好，不耐繁劇，但當場足足講了二個小時之久，林彪講完話，毛澤東鼓掌叫好，並要求劉少奇整理記錄下來。1 月 30 日毛澤東接著林彪講話，在七千人大會發表即席演講。在 3 月 20 日，毛澤東還親自修改林彪發言修訂稿，前後看了三遍。2 月 7 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會最後一天，周恩來講國民經濟存在困難和克服之辦法等問題；在透過劉少奇書面報告之決議後，由毛澤東宣佈大會閉幕。七千人大會，有些批評指名道姓，包括對毛澤東之指名批評；在全體會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作自我批評，深深感動全體與會者；透過會議，大家精神振奮，團結一致，積極投入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之鬥爭。。

閉幕大會

2 月 11 日舉行閉幕大會，閉幕大會由毛澤東主持。大會一開始，毛澤東就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講話，擁護大會的報告，讚揚了林彪的講話。同時，他還在講話中對如何克服困難，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如精簡機構、壓縮城市人口、縮短基本戰線、搞好市場供應等等。然後，毛澤東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但他沒有提到林彪的講話。接下來，毛澤東請國務院副總理陳雲講話，陳雲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毛澤東立馬說：“陳雲同志向來謹慎，是不輕易講話的。現在沒有要講的，到要講的時候再講。” 七千人大會結束之後，毛澤東常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會後

不久，劉少奇發現 1961 年實際上存在著 30 多億之財政赤字，如不採取措施，1962 年之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之危險；2 月 21 日至 2 月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應劉少奇要求，陳雲在 2 月 23 日之會議上講話，分析目前財政經濟方面之困難，同時提出六條克服困難之意見：

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
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
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
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
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

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之繼續。2 月 23 日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 “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 陳雲同意這個判斷，並列舉了五個方面的困難和六個方面的應對措施。劉少奇還曾提到：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 “罪己詔” 的。2 月 26 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陳雲在會議上報告《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再度闡述西樓會議的內容。鄧力群回憶當時：“會議的氣氛超乎想象地熱烈。”

評價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一致認為毛澤東在會中主動承擔大躍進中錯誤的責任，毛澤東在這一次大會上提倡民主集中制，並以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鼓勵與會代表講真話。但林彪有意在維護毛澤東，認為 “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換周恩來講話時同樣指出：“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鄧小平指出：“總的說來，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 在 1962 年 8 月的北戴河會議及 9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痛批 “黑暗風”、“單幹風” 和 “翻案風”，四年後的 1966 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

七千人大會基本上仍肯定三面紅旗，劉少奇的報告對毛澤東仍是尊重的，但劉少奇的 “口頭報告” 使劉、毛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一般認為大會期間黨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為 1966 年即將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事實上，毛澤東確實是不滿意的。1964 年 8 月 20 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人談話時提到：“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 4、5 月更講得嚴重。” 1967 年 2 月 3 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就提到：“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七千人大會時，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已隱約透露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