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問題決議》或《決議》，是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透過的各項決議之一。該決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主要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總結，是鄧小平等人領導的 “撥亂反正” 運動的一部分，也對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包括毛澤東）的功過得失作出了官方評價。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此前 1945 年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兩個最為重要、權威的內部歷史文獻，二者都起到了對有爭議的黨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對未來發展提供指導理論等的一系列重大作用。

歷史背景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大陸政壇陸續發生了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復出、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確立改革開放政策、廢除終身制等等一系列大的變化。這些激烈反覆的變化，造成了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共黨內高層的思想混亂。應當如何看待建國以後中國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等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鄧小平等人認為有總結歷史、統一認識、並以此明確中國的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必要，《決議》便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下誕生。

起草過程

《決議》的起草工作，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主持，1979 年 11 月《決議》起草小組成立，起草小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喬木負責。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自 1980 年 3 月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內約數千名高階幹部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的討論等多次討論和修訂，反覆徵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後最終定稿。

這此期間，鄧小平曾多次談過關於《決議》的起草與修改的意見。1980 年 3 月，起草小組擬出《決議》提綱，送鄧小平審閱，他認為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他指示說，《決議》的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另一個是建國三十二年（1949-1981），特別是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鄧小平認為，“《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鄧還要求：“透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 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

2.1 爭議

《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在如何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等問題上出現了較大爭議。1980 年 10 月 - 11 月，超過 4000 名中共高階幹部（實際約 5600 多人）參加了中共中央組織的《決議（草稿）》討論，期間出現了諸多批判性的言論和觀點。譬如有人認為：“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連古今中外哪一個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發生的問題也比不下這個嚴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歸根到底，他不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是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表明他的品質不高尚”、“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後兩段，前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後期是極左主義者”、“整個建國 30 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毛澤東同志犯了很多錯誤，《決議》中就乾脆不寫毛澤東思想部分。”

而鄧小平本人在 “科學評價”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堅決不讓步，要求《決議》起草小組成員對一些 “錯誤意見” 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不能接受。據官方文獻記載，鄧小平 “力排眾議”、反駁一些人的 “錯誤觀點”，認為《決議》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甚至認為 “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 中共官方文獻還認為，當時如果沒有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非常困難，同時也描述 “大多數同志對草稿中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對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贊同，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對毛澤東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特別是有些捱過整的人，意見相當極端。” 而也有親歷起草過程的學者指出，這次討論中多數人的意見並沒有被後來正式透過的《決議》所採納，“因為那時候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主要的考慮還是囿於傳統的思維，為尊者諱，擔心給黨‘抹黑’。這次大討論雖然過程中發揚了民主（所謂‘讓人講話’），在結果上卻不是按民主原則‘集中到多數人意見’，而是‘集中正確意見’；而‘正確’則只是根據領導和主持起草的少數人的判斷作出決定。”

基本內容

3.1 建國以後的歷史總結

《決議》認為，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主要的，包括實現和鞏固了國家統一，抵制了美國、蘇聯等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農業和軍事體系，極大發展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等等。此外，《決議》還對 1959-1961 年 “三年困難時期” 前後政策做出否定或部分否定，包括反右運動、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 “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的決議等，更對 “文化大革命” 在理論與實踐上全面否定。

《決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歷史具體分成四個階段：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間國家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確的；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5），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過嚴重挫折；
文革十年（1966-1976），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歷史的偉大轉折（1977-1981），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決議》還重點檢討了 “文化大革命” 的教訓，並將其定性為 “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黨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指出毛澤東應為 “這一全域性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負主要責任。

3.2 有關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部分

《決議》均有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黨的集體決議指出，毛澤東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 “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撇除掉爭議的部分，決議認為 “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提到正面部份則做積極的評價。

《決議》還總結了毛澤東思想有價值的地方，並特別強調貫徹於毛澤東思想體系需要被執行的各個具體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主要有三個方面：

實事求是：即要理論聯絡實際，解放思想，用客觀實踐檢驗真理；
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針要放在本國實際和本國人民力量的基點上，找出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

《決議》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一切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一切否定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動都是不能容許的。”

影響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檔案之一，在總結歷史的同時，為確立中國下一階段的路線綱領提供了歷史和理論上的依據，也為鄧小平等人重新分配國家和黨內的權力提供了歷史和理論上的依據。此外，中共官方認為，該《決議》的正式透過，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勝利地完成了指導思想上的 “撥亂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