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無用論

讀書無用論古已有之，，後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第三次則是 1999 年後至今教育產業化引發的大學擴招，進而導致大學學歷急劇貶值。“讀書” 指在中國教育體系下，到學校上學，學習中國政府規定要學的課程，不包括根據自己實際需要而進行的自學、在社會上報讀培訓班、當學徒和實用教育。讀書無用論的支持者認為，學校教育不注重教授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實用知識，增加學生負擔之餘，還浪費時間和金錢。因為年輕人性格容易衝動，政府推行學校教育的目的，不是讓學生學習謀生技能和實用知識，而是防止年輕人過早出來社會工作，埋下社會不穩定的隱憂，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中國人平均壽命的提高，國企改制帶來的大量下崗工人，就業市場緊張，如果年輕人同時進入就業市場，就會造成年輕人與富餘勞動力競爭的局面，為了不讓年輕人過早進入勞動市場，1998 年 11 月，隨著《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 —— 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提出，1999 年中國政府開始實行高校擴招。

古代

秦代的焚書坑儒政策後，百姓人人願遠離書本以明哲保身，以不對當朝代批評而為自保之道。

唐朝詩人章碣在《焚書坑》一詩中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北宋詩人蘇軾有《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據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載，一個 “與世相齟齬” 的劉孟節，他常常憑欄靜立，懷想世事，籲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曾經作詩說：“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清・和珅被下獄中，作詩曰：“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

清・李寶嘉《文明小史》第六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無論他們有沒這回事，可以不必理他。”

清・黃景仁《雜感》：“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古代為考取功名的讀書人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學習內容不是學習實用的知識與技能，以明朝和清朝為例，讀書人，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人情世故缺乏瞭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實用知識與技能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精於此道的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增加了行政費用之餘，還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而大部分考不上功名的讀書人，因為學習期間忽略了對實用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投身社會後謀生比一般人還不如。

文化大革命期間

1968 年秋 “停課鬧革命” 以後，由於 “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白專道路” 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學生畢業紛紛上山下鄉，學校教學秩序仍然混亂，且以政治（毛澤東思想）為主課，基礎知識被大大削弱，社會上出現在校生不願上學認真讀書的思潮。是對文化大革命文化的一個測試，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們總結出文革期間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書讀得愈多愈反動。

比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學畢業也要三個面向，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隊落戶，當農民捏鋤把，能寫寫算算就行了。讀書還有啥用場，反倒落個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的罵名。而且無論來了什麼樣的運動，總要擔著一分心──因為以往的 “右派”、“反動學術權威”，都與被認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識分子（稱為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掛著鉤。

這種思潮當時被概括為 “讀書無用論”，1969 年到 1972 年間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評。並上綱到是劉少奇 “讀書做官論” 變種、封資修世界觀毒害的高度，給予訓斥。但由於社會大環境未發生根本變化，繼續居於主導地位，仍然左右著人們的思想情緒和生活 - 志業選擇。大學恢復招生（知青可以透過上大學回城），曾使得讀書空氣一度復甦，進學、勵志之心重燃。但後來的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批教育黑線回潮等運動，很快又搞得師生雙方都人人自危。

“開門辦學”、“廠校掛鉤” 的教改，任軍訓、學工學農、政治學習、大批判衝擊專業知識學習；課程設定著重政治課、削減課程，把物理和化學合併為 “工業基礎知識課”（簡稱 “工基”）；把毛澤東著作、毛主席語錄、大批判文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融入到政治、語文、歷史等教材中，"文革" 期間的課程設定簡單，學習的內容雜亂無章。小學課程有：數學、語文、思想品德（政治）、音樂（以革命歌曲為主）、革命文藝等。中學課程有：語文、數學、自然、工業讀本、農業讀本等等，用這些課程代替細密、科學分類和體系，由教師、學生、工軍宣隊和領導組成的 “三結合” 班子編寫教材；讓大批判貫穿教學，實行師生互教、工農兵上講臺，用實際操作、開卷考試代替規範考試；大學學制減到二到三年，只有少數人上大學，大學生參與學校的政治運動（建立了黨支部和連隊，準軍事化管理，經常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學習和鍛鍊，叫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要參加戰備勞動，如做泥磚、挖防空洞等，“憶苦思甜”、經常觀看 “樣板戲”，要 “天天讀”(讀毛澤東選集）、開 “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 和 “早請示、晚彙報” 等活動，用在專業學習上的時間被大量佔用。而較普遍的中小學，學制是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實際上有些地方是自行其是。教育內容稀薄、殘缺、以政治為主，上學是半天勞動，半天上課。家長和學生認為，勞動佔用時間太多，與其為學校勞動，不如自己回家幹活的思想，也助長了讀書無用論的盛行。

1976 年元旦中國上映電影《決裂》影片除了迴避當時中國教育，政治課佔用大量時間的討論禁區外。影片批判了學校教育，教授的內容學非所用。學生畢業出來工作後要由零開始，因為學校學的東西在實際生活和工作上根本用不上。

直到 1977 年恢復高考，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提出 “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之後，為 “教育黑線” 平反，恢復技術職稱的評定…… 時代主題變化，社會時尚轉向，這一思潮自然銷聲匿跡。

20 世紀中後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私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社會上從事簡單生產加工和貿易的第一批人透過簡單的市場經濟而得到經濟收入的快速增長，而當時的公有制體制下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入無法得到顯著改善，流傳著 “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 不滿言論，形成體腦倒掛現象，也導致了讀書無用論一時的盛行。

1999 年大學擴招後，大學生大量增加，師資和學校資源跟不上，無奈之下，大學增加了很多不實用專業和培養成本低的專業，在文憑主義的作祟下，為了獲得文憑，學生們不管專業實用與否，照樣報讀這些專業，浪費了教育資源和家庭的財力，也浪費了學生的精力和時間。

21 世紀後

1990 年代以來，在經濟大潮衝擊下，金錢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標準，讀書無用論的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 年代前後在教育費用猛漲（10 年漲了 20 倍）、就業低潮的雙重壓力下，大學畢業不包分配、自謀職業，使得貧困群體（尤其是農村）負債讀書、還債無望，初中生流失、輟學現象嚴重。是為農村的讀書無用論現象。

中國式的父母常以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的詩句來激勵孩子讀書，能賺多少錢獲得多少功利，成為讀書的價值所在。求學期間學校按照政府的規定要求學生要學的課程非常多，出來工作後發現，一般性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小學學的知識就可以應付，就算是要求有專業技能的職業，只需要訓練一段就會掌握，不需要在求學期間學得的這麼多不相干的知識。例如，香港小姐競選獲獎佳麗及一些被 TVB 相中的佳麗，獲得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簽約，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就可以拍電視劇。透過選美而投身演藝事業的張曼玉和透過參加新秀歌唱大賽投身歌唱事業和演藝事業的梅豔芳還取得不錯的成就。而張曼玉和梅豔芳都沒有正式讀過電影學院和大學的音樂學系。上學時努力學的這麼多麼課程，卻不能換取，能賺更多錢的本領，但用人單位、國有企業招工，尤其是國家選撥官員時流於形式，看重文憑和求職者就讀的學校在社會上的排名，要求求職者出示文憑，就像魏晉時看重門閥出身一樣。這樣就出現了 “讀書沒有，文憑有用” 的論調，學生間流行著只求獲得文憑，不求學得深入的 “六十分萬歲” 的口號。在中國社會只看重學歷的情況下，如果不為獲得文憑而進行的讀書和學習變得沒有意義，變相削弱了人們讀書的熱情和積極性。 大學課程多，而且捆綁一些脫離實際不實用的課程一旦學生考生了名牌大學（提拔官員一般選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就處於放鬆的狀態不努力學習，這些學生被選拔為國家官員後，工作也常常與大學所學的專業不對口，形成了教育資源的浪費。在大學擴招之後，大學畢業生數量暴增。相反的，社會上可提供的工作職位的增長卻跟不上畢業生數字的增長，導致「畢業即失業」的現象日益普遍，時有出現數百人搶一份工作的景況。而即使找到工作，起薪也大幅滑落。一些地方大學生的起薪甚至不如農民工。許多大學生為了逃避就業壓力，選擇繼續讀研究生課程。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惡化的原因除了大學生本身數量的增加之外，也包括文憑主義導致學術腐敗，學生購買假文憑為自己鍍金與應試教育而導致學生素質與能力日益低落，加之學校教育的課程設計，捆綁著大量不實用與生活和實際工作脫節的課程，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史》等，佔用大量專業學習的時間，學生明知這些課程是學非所用，也要死記硬背地去應付考試，否則拿不到文憑，使學生產生厭學情緒，使得專業學習質量不高，加上教育佔用大量的時間，工作實踐的成長期減少，相對於以前的同齡人，學生雖然拿到了文憑，專業謀生技能卻下降了，因而很多時候大學生已難以得到用人單位的垂青。

在中國以升學率和上線率（達到某一錄取分數線，按照分數線由高至低被某些學校所錄取）來衡量學校的質量，按照中國學校的傳統，在升學考試前，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和上線率，會召集一批成績不好的學生和偏科生開會，列舉了社會上讀書不多學歷不高，卻能賺大錢的人為例，以不讀書同樣有前途為主題，勸說成績不好的學生和偏科生不要參加升學考試，學校為了本校的利益向成績差的學生和偏科生灌輸讀書無用論。

1999 年開始實行大學擴招後就業形勢惡化的同時，中國大學的學費卻急劇上漲，很多學生家長已難以承受。為交學費，窮人家庭在生活上盡一切可能節省開支，窮人家庭的子女畢業後發現就業情況不如預期，而所交的學費佔了窮人家庭的大部分開支，付出與獲得不成正比。 加之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股票等資本市場交易極為活絡，人們透過實踐和自學就能掌握投資技巧，而在學校學習的課程學非所用，社會上的「暴發戶」日增，中國社會很多時候用金錢衡量人，相對而言部分賺不到錢的知識分子地位下滑，也是讀書無用論的成因之一。

概括說，1960、1970 年代是政治權力扼殺教育，2000 年代則是教育產業化和多數人群被邊緣化造成的經濟困境扼殺教育。

20 世紀 80 年代至 2000 年前，中國社會曾流行這樣一句話，在學校裡學計算，出來社會，計算卻用計算器。21 世紀隨著科技的發展，學校學的技能很多已經可以被人工智慧完成

各方意見

5.1 日本

松下電子創辦人松下幸之助表示，讀書不比實際操作有用，若是不愛讀書，也不必強迫讀書，畢竟讀書讀到大學出來，也不會有什麼用，畢竟你不完全懂你讀大學學了什麼。

5.2 加拿大

有學歷不等於就有能力，2023 年加拿大政府意識到這一點，調整香港移民政策，港人 Stream B 政策放寬，取消學歷要求，其目的就是，使得沒有學歷而又有一技之長的人不會被埋沒

5.3 美國

超級富豪，特斯拉公司（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執行長。埃隆・裡夫・馬斯克（Elon Reeve Musk）說，“他招聘員工，不看重學歷，而是員工的潛能。”

隨著知識經濟和資訊化的崛起，後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不再需要過時的教育體系批次生產出的畢業生。自動化機器人生產時代的開啟，需要的是與之相匹配的高智慧人才，舊的教育和知識已經不能適應新的需求，“讀舊書無用、讀死書無用” 才是新世紀 “讀書無用論” 的根源。

5.4 中國

在中國使用粵語的廣府地區中，流行著這樣的話【周身刀，冇張利】意思是：“全身都是刀，但沒有一把是鋒利的”。形容人什麼都懂一點，但沒有專長。指出中國學校教育的弊端，學校教育課程非常多，分散了學生學習的精力與時間，且很多課程都是學非所用。教育出來的學生貌似什麼都懂一點，但沒有一樣專長。

相關對口實用的知識，勝於在學校接受教育，學的十多門不實用的課程，鄭裕彤小學程度，在澳門周大福珠寶金行做學徒兼夥計，學習和實踐相關的知識，鄭裕彤接手周大福金行後，在他的帶領下，周大福金行發展成周大福集團，鄭裕彤家族形成。

5.5 民眾

學的知識全部還給老師

學校教育不注重教授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實用知識，就算上了大學，學習本專業的同時，還要學捆綁著大量與所學專業不相干的課程，使得學生分散精力，專業學習質量下降。出來社會工作後，不常用的知識和不實用的知識往往會遺忘，民間流行一句話，“學的知識全部還給老師”，教育資源嚴重浪費。中國中央電視臺在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間製作的與觀眾互動性節目《幸運 52》常用小學的知識去考出來社會工作的成年人，相當多的成年人被小學的知識所難倒，知識不用則忘，可見知識荒廢的嚴重性。

一些學生偏科，一些課程學得很好，其他的課程學得不好，因為偏科的原因，升學考試總成績不理想，被迫就讀比較差的中學及分入慢班，差學校中，無心向學和品德差的學生比例高，偏科生被迫與這些問題學生做同學，對偏科生成長造成不良的影響，高考時由於偏科拖累總成績，不參加高考，或考不上大學，被迫中止學業，該現象一般發生在 2000 年前，大學擴招前。1999 年大學擴招後，就算考上大學，偏科生迫於形勢對專業進行調整，不能在大學繼續學習自己擅長的課程，學校教育變成了扼殺人才。

學校教育課程非常多，為了使學生集中精力學習這些課程，老師不鼓勵課外學習非學校教育規定要學的東西，有些學生根據自己的需要學習教程以外的東西學得非常好，因而影響了在學校的學習成績，而被老師和同學看不起，因為學校和老師，不鼓勵課外學習非學校教育要學的東西，因而埋沒了課外學習成才的可能，也埋沒了人才。

進入 21 世紀資訊發達，人們所需要的知識可以在網際網路等，很多渠道中獲得，不需要到學校裡接受將眾多課程打包式灌輸給學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