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六一七事件

東德六一七事件是發生於 1953 年 6 月 17 日的一場東德人民示威遊行活動。原本是 6 月 16 日東柏林 300 名建築工人因抗議國營公司領導提高工作定額而不加薪的一次小規模的經濟罷工，但是在當天工人的要求被拒絕的訊息被位於西柏林的美國佔領區廣播電臺（RIAS）播報之後，罷工活動於此日發展成為一場遍及東德各大城鎮的人民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參與者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國軍隊、實行言論和新聞自由、釋放政治犯、舉行全德自由選舉等政治口號。起初是東德人民警察進行鎮壓，後來蘇聯駐德國集團軍出動坦克上街驅散示威群眾。當局的鎮壓最終造成 55 人死亡。

為了紀念六一七事件，聯邦德國自 1954 年起將每年 6 月 17 日定為公共假日，直至 1990 年兩德統一後被德國統一日取代，而西柏林通往柏林牆勃蘭登堡門的大街被命名為 “六月十七日大街”。

背景

1952 年 5 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拒絕了「斯大林照會」（由斯大林提出在蘇聯支援下統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為一個獨立和政治中立的德國的設想）。在冷戰的背景下，斯大林的建議遭到了聯邦德國的強烈懷疑，同月聯邦德國簽署了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此時蘇聯和東德都意識到德國將無限期分裂。在東柏林，東德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將斯大林試圖實現德國統一的失敗解釋為 “綠燈”，故繼續 “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那是 1952 年 7 月該黨在其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宣佈的方向。這一將東德蘇維埃化的舉措包括大幅增加分配給重工業的投資、對最後的私營工業企業徵收歧視性稅收、強制農業集體化和反對東德宗教活動的聯合運動。

東德經濟方向轉變的結果是工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惡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53 年上半年，這是自 1947 年飢餓危機以來東德人生活水平的首次明顯下降趨勢。隨著國家補貼的削減，旅行成本上升，而許多消費性產品開始從商店貨架上消失。工廠被迫限制加班：由於預算有限，工資被認為過高。與此同時，由於國家的集體化政策 —— 東德 40% 的富裕農民逃往西德，留下超過 750,000 公頃（2,900 平方英里）的其他生產性土地休耕 —— 以及貧乏的 1952 年收穫。因此，工人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大量工人的實得工資 —— 其中許多人依靠加班費來維持生計 —— 減少。1952-53 年冬天，東德城市的熱電供應也出現嚴重中斷。到 1952 年 11 月，東德幾個主要工業中心發生了零星的糧食騷亂和工業動亂：萊比錫、德勒斯登、哈勒和蘇爾。工業動亂在接下來的整個春天一直持續，從煽動性言論和反統一社會黨塗鴉到涉嫌破壞。為緩解 “建設社會主義” 給國家帶來的經濟壓力，政治局決定在所有國有工廠的強制性基礎上增加 10% 的工作配額：也就是說，工人現在必須以相同的工資多生產 10%。此外，食品、醫療保健和公共交通的價格也有所上漲。加在一起，工作配額和物價上漲相當於每月削減 33% 的工資。工作配額的增加將於 6 月 30 日生效，那天即烏布利希的 60 歲生日。

雖然烏布利希對蘇維埃化崩潰後果的反應是勒緊東德人的腰帶，但許多東德人的反應是乾脆離開東德，這種現像被稱為「叛逃共和國」。1951 年有 16 萬人離開；1952 年有 182,000 人；在 1953 年的前四個月，儘管邊境現在大部分被封鎖，仍有 122,000 名東德人前往西方。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後，新的蘇聯集體領導層在 4 月初收到德國蘇聯管制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時，對這些令人不安的統計資料感到震驚，該報告詳細描述了東德的經濟形勢。6 月 2 日，蘇聯領導人發布了《關於改善東德政治局勢健康的措施》的命令，對統一社會黨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各種職業和背景的人從東德大量湧入西方，“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挽救這種局面，現在有必要結束強制集體化和對私營企業的戰爭。現在需要改變五年計劃，以犧牲重工業為代價，轉向消費品。必須放鬆政治司法控制和管制，必須停止針對新教教會的強制措施。此外，烏布利希的 “冷酷行使權力” 也受到譴責。然而，沒有明確要求扭轉極不受歡迎的增加工作配額。蘇維埃法令於 6 月 2 日發給了統一社會黨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和奧託・格羅提渥，那一天他們到達莫斯科。蘇聯總理格奧爾基・馬林科夫警告他們，改變對於避免東德發生災難至關重要。

6 月 9 日，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如何回應蘇聯領導人的指示。儘管大多數政治局成員認為 “新路線” 的宣佈需要黨內和廣大民眾認真準備，但蘇聯駐德國高階專員堅持要立即實施。因此，統一社會黨於 6 月 11 日在官方黨報《新德意志報》上發布了新政策。該公報盡職地批評了統一社會黨所犯的錯誤，並宣佈烏布利希的大部分蘇維埃化運動現在將按照莫斯科的指示進行逆轉。現在將轉向消費品投資；小型私營企業的壓力將結束；強制集體化將停止；反對宗教活動的政策將停止。但是，至關重要的是，工作配額的增加並沒有被取消，這對聲稱代表其工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的合法性構成了威脅：資產階級和農民從新路線中受益的遠遠多於無產階級。公報及其對過去錯誤的坦率承認震驚和困惑了許多東德人，包括統一社會黨成員和廣大民眾。失望、不相信和困惑瀰漫了地方黨部組織，其成員感到恐慌和被背叛。更廣泛的民眾將新路線視為東德政權軟弱的表現。

次日，6 月 12 日，5,000 人參加了在哈非爾河畔布蘭登堡的勃蘭登堡 - 戈爾登監獄前舉行的示威活動。

6 月 14 日，隨著《新德意志報》的一篇社論譴責新的工作配額，更多的混亂接踵而至，但同一期的新聞文章讚揚了超出配額的工人。

6 月 15 日，東柏林史達林大街 “”（第 40 區）工地的工人現在對取消增加的工作配額寄予厚望，向東德總理奧託・格羅提渥派遣了一個代表團，提交一份要求撤銷配額的請願書。格羅提渥忽視了工人的要求。

起義

2.1 6 月 16 日

6 月 16 日上午 9 點，東柏林 “腓特烈斯海因醫院” 和 “史達林大街第 40 區” 建築工地的 300 名工人舉行罷工。遊行到位於沃爾大街的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FDGB）總部，然後到市中心，高舉橫幅並要求恢復舊的工作配額。隨著事情的發酵，抗議逐漸發展到政治問題。經由亞歷山大廣場和菩提樹下大街，大部分示威者轉移到萊比錫大街的市政府所在地；其他人則去了位於威廉皮克大街的東德統一社會黨總部。在途中，他們接管了兩輛音響卡車，並用它們來傳播他們的總罷工和示威遊行，並於第二天早上 7:00 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舉行。在東德政府建築前，龐大的示威人群要求與沃爾特・烏布利希和奧托・格羅提渥交談，但最後只有重工業部長弗裡茨・塞爾布曼和東德和平委員會主席羅伯特・哈維曼教授從大樓裡走出來。兩人試圖讓示威者平靜下來，可聲音被人群的喧囂淹沒了，無果。

與此同時，東德中央政治局深思熟慮，無法決定該怎麼做。儘管情況緊急，但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 —— 在示威者的壓力下，可能還有來自蘇聯的壓力 —— 領導層決定取消增加工作配額。東德中央政治局成員下令，提高生產力現在將是志願性的，並譴責了強制工人提高國家生產力的行為，也歸咎於西方政客的挑釁。然而，當社會統一黨的一名工作人員到達政府部門向工人們傳達來自政治局的訊息時，他們的討論話題早已與罷工問題無關。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人群散去，工人們返回了他們的工地。除了人民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少許衝突外，當天其餘時間都很平靜。 東德領導層對示威者怨恨的深度和反政府行動的巨大範圍感到驚訝。事實上，東德的領導層是如此脫節，以至於它預計大規模的政治宣傳足以應對新出現的危機。顯然這還不夠，烏布利希可能在提出建議幾個小時後才意識到這一點。蘇聯當局同樣對東柏林示威後的廣泛抗議感到震驚。他們的反應是即興和不協調的。那天晚上晚些時候，謝苗諾夫會見了統一社會黨領導層，並告知他們他決定向柏林派遣蘇聯軍隊。

在整個 6 月 16 日晚上和 6 月 17 日凌晨，東柏林事件的訊息透過口耳相傳和西方廣播迅速傳遍了整個東德，尤其是全天廣播的美國佔領區廣播電臺（RIAS）。下午，有廣播說示威者的要求從取消更高的工作配額和降價到高喊 “我們要自由選舉”。東柏林工人後來與 RIAS 接觸，尋求其協助傳播他們對第二天進行總罷工的呼籲。RIAS 的政治總監戈登・尤因（Gordon Ewing）認為該電臺不能直接成為工人的喉舌；在他看來，這樣的舉動可能會引發一場戰爭。電臺不會主動煽動叛亂，只是如實、全面地廣播示威資訊。儘管如此，在晚上 7 點 30 分，RIAS 報告說，一個建築工人代表團提交了一項決議供公佈，稱罷工者已透過他們的行動證明 “他們能夠迫使政府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如果他們要求降低工作配額、降價、自由選舉和赦免所有示威者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工人則隨時可以使用他們的權力。那天晚上晚些時候，美國佔領區廣播電臺幾乎積極鼓勵工人示威反對東德政權。RIAS 專案主任埃伯哈德・舒茨稱該政權在工作配額問題上的逆轉是 “東柏林人與蘇聯地區所有工作人口共享的勝利”。舒茨將政府的掉頭歸咎於工人的行為。他說，聽眾的要求 —— 即政府辭職、西式自由等 —— 是有道理的，並鼓勵他們支援示威者。舒茨說，RIAS 和東德人民期待這些要求得到滿足：東德人民的任務是向東德政府和蘇聯共產黨表明這是真的。

繼西德聯邦全德問題部長雅各布・凱撒（Jakob Kaiser）在深夜廣播中告誡東德人避免挑釁之後，RIAS 從晚上 11 點的新聞廣播開始，從那時起以每小時一次的廣播形式重複工人的要求在第二天繼續罷工，特別呼籲所有東柏林人參加 17 日早上 7 點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舉行的示威活動。

2.2 6 月 17 日

2.2.1 東柏林

根據謝苗諾夫的決定，蘇軍於 6 月 17 日清晨進入東柏林周邊地區。與此同時，大批工人開始聚集在施特勞斯伯格廣場和其他公共場所，並開始向市中心遊行。在途中，他們遇到了東德安全部隊 —— 正規部隊和（KVP）部隊 —— 他們顯然缺乏指示，最初沒有進行幹預。與統一社會黨和自由德國青年（FDJ）的工作人員一起，警察官員試圖說服遊行者返回他們的家和工作場所，但大多以失敗告終。當警察試圖阻止或驅散人群時，他們很快就處於守勢。隨著示威者人數越來越多，一種團結的感覺席捲了他們。裝有揚聲器的汽車和腳踏車為來自外圍地區的不同遊行隊伍提供了通訊，因為他們整個上午都聚集在市中心。在臨時製作的橫幅和海報上，示威者再次要求恢復舊的工作配額，但也要求降價、釋放前一天被捕的其他抗議者，甚至是自由公平的全德選舉。諸如 “打倒政府！” 之類的口號，以及 “黃油，而不是武器” 也可見。黨的海報和雕像 —— 尤其是那些描繪統一社會黨和蘇聯領導人的 —— 被燒毀或汙損。

到上午 9:00，已有 25,000 人聚集在前，還有數萬人前往萊比錫大街或波茨坦廣場。在上午 10:00 到 11:00 之間，80 到 100 名示威者顯然衝進了政府辦公區，明顯表明 500 名人民警察和史塔西成員已經被制服。然後，突然間，蘇聯軍車出現，緊隨其後的是坦克，以擊退似乎即將進行的接管。一個小時內，蘇聯軍隊清理並隔離了政府總部周圍的地區。中午，蘇聯當局終止了進入東區的所有路面電車和地鐵交通，並幾乎關閉了與西柏林的邊界，以防止更多示威者到達市中心。一個小時後，他們在東柏林宣佈戒嚴。在東柏林警察總部外，蘇聯坦克向 “叛亂分子” 開火。蘇聯陸軍（以及後來的東德警察）和示威者之間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下午和晚上 —— 在某些情況下，坦克和軍隊直接向人群開火。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柏林工人威利・戈特林（Willi Gottling），以及隨後的大規模逮捕接續進行。

一夜之間，蘇聯人和史塔西開始逮捕數百人。最終，多達 10,000 人被拘留，至少有 32 人，可能多達 40 人被處決，其中包括拒絕服從命令的蘇聯軍隊士兵。由於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在卡爾斯霍斯特的蘇維埃總部實際上陷入癱瘓，東柏林的控制權轉移到了那裡的蘇聯人手中。

2.2.2 東柏林以外

東德 24 個人口超過 50,000 的城市都經歷了劇變，大約 80% 的人口在 10,000 到 50,000 之間的城鎮也是如此。大約 339,000 人參加了在柏林以外發生的 129 場示威活動；超過 225,000 人在 332 家工廠發起了罷工。抗議的主要中心包括哈勒、梅澤堡和位元費爾德周圍的工業區，以及耶拿、格爾利茨和勃蘭登堡等中型城鎮。在萊比錫，參加罷工和示威的人數不超過 25,000 人，但在馬格德堡有 32,000 人，在德累斯頓有 43,000 人，在波茨坦有 53,000 人 —— 而在哈勒，則接近 100,000 人。

起初，這種示威活動相對和平，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參與，他們變得更加暴力。搶劫，尤其是統一社會黨擁有的商店，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也發生了一些縱火事件。當天晚些時候，許多統一社會黨工作人員遭到毆打。在一些城鎮，監獄被示威者佔領，他們要求釋放某些政治犯。當蘇軍在東柏林以外的這些地方進行幹預時，他們顯得更加剋制，更加被動；一些蘇聯士兵甚至對示威者表現出友好的態度。

與此同時，在農村地區，200 多個村莊發生了抗議活動。然而，許多東德農民並沒有採取集體行動反對該政權：農村地區最常見的抗議表達是農民離開和 / 或解散最近成立的集體農場並自行恢復耕作。

儘管抗議者提出的要求可能是政治性的 —— 例如解散東德政府和舉辦自由選舉 —— 它們通常只是地方和經濟性質的。它們是關於麵包短缺、不受歡迎的夜班、甚至工作場所的廁所數量以及在生鏽的甕中供應茶的事實等問題。他們還表達了對知識分子的廣泛不滿，認為後者享有 “不公平的特權”，例如基本食品和其他商品的特殊交付。

結果

抗議和示威在 6 月 17 日之後仍持續了數天，根據東德安全部門的說法，局勢直到 6 月 24 日才平靜下來。大約 39 人在起義中被殺，其中絕大多數示威者來自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並且此事件在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被大大輕描淡寫。

六一七事件後，許多東德工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失去了信心，對暴力鎮壓罷工感到厭惡。人民警察，人民的武裝向自己的人民射擊已成事實，並導致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大量人員流失。這些離開的人絕大多數也都是在勞工運動中有豐富經驗的工人，工人還普遍拒絕支付工會會費，並停止支援東德政府並賦予其合法性。

文化遺產

為了紀念 1953 年東德起義，西德將 6 月 17 日訂為一年一度的國定假日德國統一日。1990 年 10 月兩德統一後，這個假期被移至 10 月 3 日，即正式統一之日。柏林勃蘭登堡門以西的菩提樹下大街延伸部分，原稱為夏洛特堡道，在 1953 年事件發生後更名為六月十七日大街。

貝託爾特・布萊希特的一首詩《》紀唸了這場起義。其他描述此事的東德著名作家包括史蒂芬・海姆（《六月的五天》（Fünf Tage im Juni），1974 年慕尼黑）和海納・穆勒（《沃洛科拉姆斯克三號公路：決鬥》（Wolokolamsker Chaussee III：Das Duell），1985/86 年）。

西德樂團阿爾伐城在他們 1984 年專輯《》的歌曲〈柏林的夏天〉中提到了 “六月十七日”，但沒有提及年份。1988 年，當合輯《》在東德發行時，曾提交收錄歌曲〈柏林的夏天〉，但 “出於政治原因” 被拒絕。.

1966 年鈞特・葛拉斯的戲劇《》描繪了布萊希特在 1953 年事件的背景下準備製作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