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又稱普世倫理，聯合國於 1948 年透過《世界人權宣言》，此後對普世價值的一種闡述是：“普遍尊重人權和人的尊嚴、法治、正義、平等和不歧視的世界；一個尊重種族、族裔和文化多樣性的世界...... 一個公正、公平、寬容、開放和具有社會包容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最弱勢群體的需求得到滿足。”《國際人權法》亦將《世界人權宣言》和普世價值作為基礎。還有觀點認為，普世價值是一種源於西方的價值觀與倫理主張。亞洲各地對普世價值的態度不一，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對普世價值持抵制態度，中國大陸也曾爆發 “普世價值論爭”，而中華民國政府及部分臺灣政黨則支援普世價值。

定義

即是 “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有益的事物就有價值，對人類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也叫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涉及到兩重含義。

第一，為大家所 “發現” 的普世價值。以賽亞・柏林的定義是 “普世價值…… 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間裡、實際上共同認可的、無論是否在他們的行為中明確表現出來的價值……”。

第二，為所有人有 “理由” 相信的普世價值。阿馬蒂亞・森認為當莫罕達斯・甘地認為「非暴力」是普世價值時，他主張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價值，並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價值。許多不同的東西都被認為是普世價值，例如對快樂的追求和民主等。

關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話什麼是普世價值的問題，跨越了包括心理學、政治學、哲學在內的一些領域。

各領域的觀點

2.1 哲學

哲學上對普世價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價值論和價值觀上，但在倫理學、美學和政治哲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2.2 倫理學

歸結主義（Consequentialism）認為只有產生具普世價值結果的行為才是正確的行為。功利主義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義上內在價值的事物。

2.3 心理學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與一些心理學同事們對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話，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 “價值” 是那些 “影響人們選擇行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令人嚮往的觀念”。他假說的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型別的人類的需要：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以及與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包括在 44 個國家對不同文化的超過 25000 人問卷在內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存在著十種不同型別的 56 種具體的普遍價值：

安全：強壯的肉體以避免疾病和天敵的傷害以及更高效地獲取物質、繁殖後代。清潔，家庭安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的穩定，報恩，健康，歸屬感。
享樂：擁有生存必需的物質，如食物和財富，作為快樂享受生活的保障。
權力：權威，領導地位，主導地位。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響力，智慧，自尊。
刺激：大膽刺激的行為，多樣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自主：創造力，自由，獨立，好奇心，選擇自己的目標。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懷，才智，社會公正，平等，和平，美麗，與自然的融和，對環境的保護，內心的和諧。
慈善：樂於助人，誠實，寬容，忠誠，責任，友誼。
傳統：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謙讓，虔誠，尊重傳統，平和。
社會整合：自律，服從。

施瓦茨還測試了 “靈性” 這個型別，也就是 “生命的意義”，但發現並不具有普世性。

2.4 政治學和法學

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執行。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透過法治和法治國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狹義的（formal）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 “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式；實質的（substantive）法治擴充套件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在內的個人實質性權利。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充套件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儘管在學術界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但在各國的法律實踐上，憲政國家的憲法普遍包括了人權法案，因而實質法治得到事實上的廣泛的確認。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透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併成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法治是憲政的基礎，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爭議與批判

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類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之爭具代表性，而第二類爭議是哪些該算作普世價值。

3.1 中國大陸

2013 年 6 月 13 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董事李世默說：「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 20 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 21 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 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2013 年 8 月，香港《明鏡月刊》第 43 期刊出了據說是中共中央 “九號檔案” 的全文，內文宣稱 “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佔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宣揚普世價值）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 年 4 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說，普世價值是「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的事物，提出普世價值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然後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設定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

2016 年 2 月，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指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審視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貶損、衝擊其他非西方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人們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匯、共榮，而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壓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國化』、『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這種狹隘的理念和偏執的做法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人類文化、文明的多樣性受到極大傷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光斌在中國共產黨黨刊《求是》發表文章稱，自由主義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是 20 世紀末西方國家基於歷史終結論炮製的一種說辭，與 19 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優越論是同一個性質；而歷史終結論的實質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終結其他文明，還是白人優越論式的 “文明的傲慢”。

2018 年 6 月，中國共產黨黨刊《求是》發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樑》一文，提到，有人在熱炒馬克思主義 “過時論”“無用論” 的同時，把西方制度模式說成是 “普世價值”，凡是符合西方標準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勁地妖魔化。這種被政治利用的 “普世價值” 等為錯誤思潮，是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

2022 年 6 月，《求是》雜誌刊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內容，習近平指出「西方國家宣傳普世人權、人權高於主權，陷入政黨惡鬥、政府失信、社會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導致政治極化、貧富分化、族群對立不斷加劇，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大行其道，人權問題日益凸顯」，習近平說明中國要堅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權發展道路，推動自己的人權事業發展。

3.2 日本

2011 年 1 月 19 日，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說，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徐勝指普世價值為「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他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

3.3 新加坡

2015 年 12 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