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審判

伯力審判（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ハバロフスク裁判，又稱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伯力城審判。}}）是蘇聯於 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30 日於哈巴羅夫斯克召開針對日本陸軍細菌戰部隊 —— 前 731 部隊與其上級單位關東軍有關人員的軍事審判，共起訴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醫務處長中將、獸醫處長中將等 12 人，並最終全部判為有罪，處以 2 至 25 年勞改。本次審判是歷史上首次、也是唯一對細菌戰的審判。

1933 年日軍於中國東北成立細菌戰部隊，抓補平民充作實驗物件和在對華與對蘇戰爭中實施細菌戰，造成數十萬人死亡。1945 年 8 月，蘇聯攻入中國東北，731 部隊撤回日本本土，但仍有部份隊員被蘇軍俘獲，在訊問下供出細菌戰情報。由於美國已決定獨佔細菌戰情報，故拒絕蘇聯方面引渡 731 部隊要員的要求，蘇聯決定發起單獨審判。1949 年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30 日，蘇聯於哈巴羅夫斯克設定軍事法庭。審訊中 12 名前 731 部隊隊員與前關東軍總司令供出大量對受害者實施的人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等證詞，並最終皆獲判有罪，共判處四人 25 年、二人 20 年、18 年、15 年、12 年、10 年、3 年、2 年各一人的勞動監禁。隨著日蘇關係走向正常化，除一人病逝、一人自殺外，伯力審判戰犯於 1956 年年底全部獲釋。

伯力審判在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為戰後對日戰犯審判中的指標性案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的審判，更首次揭露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之事實；儘管存在缺乏外國參與、審理過程存在宣傳元素、忽略作為最大受害者的中國等批評，其審訊資料仍被長期被引用、視為研究日軍細菌戰活動的主要情報來源。在國際影響上，美國將伯力審判視為蘇聯的政治表演，並斷然否認其真實性，直到 1980 年代官方檔案被解密，美國與 731 部隊獨佔、掩蓋和交易細菌戰情報的事實被公佈後，伯力審判的真實性才逐漸得到驗證；在日本，伯力審判被當時拘留於西伯利亞的日軍議題轉移焦點，同樣沒有影響力；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並未有所反應，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轉述有關報導，並掀起研究日本在華細菌戰的熱潮。

背景

1933 年 8 月，日本關東軍在石井四郎少佐的推動之下於其所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哈爾濱設定細菌戰研究所與工廠，開始發展細菌武器，其後在掃蕩東北抗日武裝與對華全面戰爭中對 20 個省區實施大規模細菌戰達 36 次之多，造成數十萬人死亡，在 1939 年於諾門罕同蘇聯發生邊境戰爭時亦投放多種致病菌攻擊蘇聯與蒙古軍隊，而蘇聯方面則在其設施建立後不久便獲悉內部發展細菌戰的情況，如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駐哈爾濱的日本特工於 1937 年 9 月 20 日提出的報告，稱日方設施的目的為準備在戰時特殊破壞小組，其將使用細菌攻擊汙染水源、糧食、飼料和糧倉。

諾門罕衝突後，日蘇簽署中立條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部分時間互相對峙，然而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後，於 1945 年 8 月對中國東北發動全面進攻，迅速打敗了關東軍。儘管石井在撤離時下令銷毀一切證據，蘇軍還是在攻抵哈爾濱後於郊區發現平房廢墟，包括監獄牢房、火葬場、實驗室和埋有中國受害者的萬人坑，使其逐漸確信日軍已開發先進生物武器，而後蘇軍在對日作戰中俘虜多達 60 萬士兵、2.6 萬名軍官和 163 名將官，其中包括數十名 731 部隊和 100 部隊成員。根據俄羅斯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弗拉基米爾・普羅霍羅維奇・加利茨基（Владимир Прохорович Галицкий）博士的說法，自 1946 年初蘇聯方面從德國戰俘中的醫療人員處（如軍醫少將）得知德國曾準備對蘇聯發動細菌戰，並促使蘇聯內務部對日本就此進行有關調查。1946 年至 1947 年期間，蘇聯內務部進行大量的審訊工作，經過仔細甄別，確認了日軍細菌戰有關人員，其中特以 1946 年 9 月 12 至 19 日期間，蘇聯調查員庫多里亞切夫（Kudoriafutsuef）上校、尼基辛（Nikichin）上尉在哈巴羅夫斯克戰俘營從川島清和的審訊作業中獲悉日軍 731 部隊的詳細情況，川島供出包括組織機構、核心人員、業務職能和活動範圍，包括生物研究、生物作戰、疫苗生產和血清製造等內容。柄澤則供述於瀋陽盟軍戰俘營使用美國戰俘進行血清人體實驗、在浙江寧波、衢縣和玉山等地實施生物實驗等。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蘇聯持續就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東京審判）向國際檢察局提交生物戰情報，並向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副參謀長提出訊問石井、731 部隊研究主任菊池齊軍醫少將和第二部實戰研究部部長大田澄的要求，然而美國一方面希望獨佔日軍細菌戰情報，一方面又希望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得到蘇聯的合作，因此採取拖延而拒不正面衝突的作法，即使蘇聯提出願意與美國共同分享所擁有的細菌戰資料，美國拒絕將石井等人移交蘇聯，僅同意美蘇進行聯合訊問。期間，美方亦與石井等人談判，後者在有保證豁免的條件下願意提供擁有的細菌戰情報與檔案，同時美方亦禁止其向蘇聯提及其訊問、透露有價值的任何細菌戰情報。在此背景下，蘇聯檢察官上校在美方監聽下與石井等人訊問，然而由於日方已與美方達成合作，且斯米爾諾夫不具備細菌戰的足夠知識，後者在訊問過程均落於下風，經常受日方顧左右而言他、搪塞和否定其主張，始終未能取得超出其僅有的川島與柄澤之證詞，幾乎是一無所獲。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未指控日軍發動細菌戰，蘇方既沒能取得有關情報，又無法引渡石井等人和逼迫美國公佈有關資料，因此決定單獨發起對日軍細菌戰的審判。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員楊彥君認為伯力審判除了揭露日本罪行、彰顯蘇聯「公平正義」的考量外，還有基於蘇聯在東京謀取細菌戰情報失敗、美國獨佔情報的報復與回擊，屬於冷戰下大國對抗的一部分。}}。1948 年 7 月 19 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謝爾蓋・克魯格洛夫向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提交關於日軍細菌戰準備的初步調查報告：

克魯格洛夫在報告中最後建議莫洛托夫，有必要對參與準備對蘇聯發動細菌戰的日軍戰俘進行公開審判，之後克魯格洛夫又徵求蘇聯司法部和檢察院的意見，得到「不反對審判」的回覆。之後，克魯格洛夫的主張得到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的許可，蘇聯內務部、外交部、司法部、檢察院即協作開展審判的相關準備。

法庭設定

蘇聯在 1949 年 10 月 8 日蘇聯部長會議中決定了伯力審判的人事、刑度與時間等，如下：

開始時間：1949 年 12 月 17 日
結束日期：1949 年 12 月 25 日
刑罰種類與大致刑期：10 名被告處以勞動改造 10 至 25 年，2 名被告 1 至 3 年
合議庭法官和檢方代表：由軍事法庭成員和蘇聯檢察長辦公室成員代表，其曾參與東京審判的經驗。控方由國家公訴人三級國家司法顧問斯米爾諾夫代表，辯護律師則由莫斯科律師協會成員出任。

由於準備不及，伯力審判的時間被推延，在 1949 年 12 月 9 日莫洛托夫、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維克託・阿巴庫莫夫與內政部副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就起訴書草案達成共識後才決定伯力審判將於 1949 年 12 月 25 日開始、12 月 30 日結束。審判將設定於的軍事法庭。}}，且如預定的由斯米爾諾夫擔任國家公訴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契爾特科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ртков）少將法官任審判長、伊里尼茨基（М. Л. Ильницкий）上校法官與沃羅比耶夫（И. Г. Воробьев）中校法官任審判員、科爾金上尉任書記、律師所羅門・雅科夫列維奇・羅森布里特（Соломон Яковлевич Розенблит）負責撰寫起訴書。

伯力審判的 12 名被告為：

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獸醫處長獸醫中將、第 5 軍軍醫處長軍醫少將
關東軍 731 部隊：生產部部長柄澤十三夫軍醫少佐、生產部長川島清軍醫少將、訓練部長西俊英軍醫中佐、第 643 支隊長尾上正男軍醫少佐、第 643 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上等兵、第 162 支隊衛生兵兼實驗員久留島祐司
關東軍 100 部隊：科學工作員平櫻全作獸醫中尉、工作員三友一男上士

辯護律師為波羅維克（Н. К. Боровик）、柏洛夫（Н. П. Белов）、山尼科夫（С. Е. Санников）、茲維列夫（А. В. Зверев）、波加切夫（П. Я. Богачёв）、普羅珂坪科（Г. К. Прокопенко）、魯克揚傑夫（В. П. Лукьянцев）、波爾霍維金（Д. Е.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其中 4 人來自莫斯科、另外 8 人來自哈巴羅夫斯克。由於本案性質特殊，審判方自蘇聯醫學科學院、蘇軍軍醫和哈巴羅夫斯克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抽調 6 位專業人員組成醫學檢驗委員會，以審核生物武器科學證據，他受到史達林最喜愛的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的影響。李森科拒絕接受現代遺傳學，使蘇聯生物學倒退幾十年。然而，鑑於當時中國糟糕的衛生條件，專家們在評估鼠疫戰襲擊和 1942 年浙贛戰役時對社群造成的危害時，理智地將重點放在瞭如社群傳染病之類的公共衛生威脅上。」}}。

審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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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刑事訴訟法》將刑事訴訟分作審前程式、公判審理、上訴等階段。為此，蘇聯濱海邊疆區軍區軍事法庭首先自 1949 年 10 月 20 日至 1949 年 12 月 10 日對 12 名被告與 4 名證人（飯島良雄、山岸研二、松村知勝、田村）進行預審，最早的為 10 月 20 日對證人飯島進行庭審，最晚的為 1949 年 12 月 10 日對被告留島佑司進行庭審，期間證人松村與梶塚還於 12 月 8 日進行了對質庭審。根據預審的結果，蘇聯軍事法庭於 12 月 16 日以被告違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1943 年 4 月 19 日法令第一條所定罪行一案正式起訴，其起訴書內容包括：

建立特種部隊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
在活人身上進行罪惡實驗
在對華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
加緊準備對蘇聯的細菌戰
各被告人的罪狀
根據所述罪狀提出控告

12 月 25 日，蘇聯濱海邊疆區軍區軍事法庭開始進行公開審判和審訊，除 12 名被告外，本次審訊的出席證人也增加到了 16 人，均為原 731 部隊軍人，最早進行的是 12 月 25 日晚對被告川島的審訊，最晚則是 12 月 28 日晚對久留島的審訊。12 月 28 日晚至 12 月 29 日晚，法庭對證人進行審訊。12 月 30 日，各辯護律師為被告進行辯護演講，柏洛夫為山田辯護、山尼科夫為梶塚辯護、茲維列夫為高橋辯護、波加切夫為佐籐辯護、普羅珂坪科為三友、菊地和久留島辯護、魯克揚傑夫為柄澤、尾上辯護、波爾霍維金為西、平櫻辯護，其辯護理由各有不同，如柏洛夫為山田提出「人心裡並沒有天生的劣根性」一說，而對於本案就證據與事實上面則「全無討論之餘地」、「絕不會同國家公訴人發生什麼爭論」。同日，審判長契爾特科夫宣佈法庭辯論終結，各被告進行最後陳述，所有被告均對自己所犯罪行表示認罪，唯希望所受之判決與訴求有所不同，川島與梶塚提出願受最嚴厲之判決、高橋希望能獲從輕判決、平櫻與菊地等則希望能對裕仁天皇、石井等人嚴厲懲罰，尾上則稱「將盡量努力去反對這類非人道行為，為和平而鬥爭」。

1949 年 12 月 30 日，軍事法庭宣佈，認為已充分證明被告犯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1943 年 4 月 19 日法令第一條所定之罪，同時根據蘇俄刑事訴訟法第 319 與第 320 條規定做出判決：

判決書最後寫道，被判者收到判決書副本後 72 小時內，可依上訴手續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提出抗告，12 月 30 日晚上 11 點 45 分，契爾特科夫宣佈審判全部結束。俄羅斯聯邦聯邦安全保障法監察部長司法少將瓦列裡・尼古拉耶維奇・涅科（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еко）指出，因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 1947 年 5 月 26 日（審判兩年前）透過法令，將最高刑度的死刑改為有期徒刑 25 年，那四位獲得此刑罰的被告才躲過了被絞死的結局。}}。12 名被告有 7 人（山田、梶塚、柄澤、高橋、西、三友、菊地）提出上訴、請求減刑，如山田的理由是自己僅接任關東軍司令一年，且在審判中坦承了自己的罪行。1950 年 2 月 13 日，上訴請求被駁回，其後又有多次的複審要求，但均無獲準。

結果

4.1 《審判材料》

蘇聯官方將伯力審判的全程記錄編列成冊，全書由序言、預審檔案（包括起訴書、被告與證人供詞、檔案證據）、被告和證人在法庭上的供詞（包括各被告、各證 人受審經過）、檢驗委員會結論、國家公訴人的演詞、各辯護人的演詞（包括各被告最後陳述）、軍事法庭判決書等組成，取名作《哈巴羅夫斯克審判材料》（Материалы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中文譯本則名為《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簡稱《審判材料》）。1950 年 1 月 28 日，接獲蘇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負責發行此書，而同樣收到命令，準備以中文、韓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對應譯本，並需確保高翻譯品質。1950 年 10 月 18 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瓦甘・格里戈裡揚報告已將該書德文版 8,900 冊、法文版 3,000 冊、英文版 12,000 冊、韓文版 72,000 冊及日文版 74,000 冊譯本發往國外。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家紅考察，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版本皆無完整版權標識或銷售訊息，可能僅限政府或政黨間交流使用，而中文版除了 1950 年由蘇聯官方出版的譯本外，至少已重新出版三次，並均更動其原書名，包括：

拂洋編，《伯力審判 12 名前日本細菌戰犯的自供詞》（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ISBN：7-206-02617-6
姜力編，《1949：伯力大審判 侵華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案庭審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 年出版，ISBN：7-5033-1788-4
王國棟編，《日本細菌戰戰犯伯力審判實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出版，ISBN：7-5438-3860-5
另外還有其編校的《伯力城審判 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年出版，ISBN：978-7-5108-3419-6

2004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推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書》，該叢書亦包括本作：

張樹軍、李忠傑主編；蔣建農、霍海丹、李蓉、姚金果副主編，《伯力審判檔案 日軍細菌戰罪行披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年出版，ISBN：978-7-5098-3724-5

4.2 戰犯的結局

1950 年 3 月，所有 12 名戰犯連同其他日本官兵共約 200 人被送往 1943 年建立、專用於關押德軍和日軍高階軍官的「第 48 號收容所」（Лагерь № 48 ），該地位於伊萬諾沃州列日涅沃區列日涅沃數十公里外的切爾內茨村（Чернецы）。戰犯在收容所中所受待遇頗佳，不僅免於原來的苦役、活動較為自由，且設施齊全，甚至可以吟詩作文、娛樂消遣，後來甚至能與家屬通訊。不久後，被判刑期較輕的菊地則光（2 年）與久留島祐司（3 年）分別於 1951 年和 1952 年刑滿獲釋回國，而高橋隆篤則於 1952 年夏天因腦溢血死於收容所中。

由於戰後日本與蘇聯不斷交涉，關係亦走向正常化，其被俘人員陸續獲釋回國。1956 年 2 月 25 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法令，山田乙三於當年 6 月 9 日提前獲釋。餘下成員梶塚隆二、川島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澤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櫻全作、三友一男原預計將於同年 12 月 26 日回國，但因不明原因，柄澤於 10 月 20 日上吊自殺。梶塚隆二等人在獲釋當天被分配了食物、全套便服和返還了沒收的個人物品，隨後乘火車自伊萬諾沃前往莫斯科，蘇聯當局還應其要求組織了一場小型觀光活動，結束後一行人前往遠東。1956 年 12 月 23 日，梶塚隆二等人連同最後一批獲釋的日本戰俘共 1,025 人（22 名將軍、293 名軍官和 710 名士官兵）被送往納霍德卡交接給日方。另一說則是梶塚隆二等人先乘火車返回伯力，再搭乘日本「」號商船回國，並在 3 天後於京都登陸。

由於「日本前戰俘協會」持續要求上訴，於 1993 至 1994 年重新審議案號「Н-20058」的伯力審判資料，但依舊決定維持原判決，即被告全員有罪。1994 年 12 月 15 日，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維持原濱海邊疆軍區軍事法庭判決。

4.3 國際影響與歷史意義

伯力審判被視為戰後對日戰犯審判中的一個特殊案例，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的審判，也首次揭露了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之事實，其審訊資料也長期被引用為日軍細菌戰活動的主要情報來源。然而，伯力審判與一般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方式不同，完全採用了蘇聯國內的刑事訴訟法，同時也受到了缺乏外國參與的批評，特別是中國作為最大受害國家未能參與其中。此外，伯力審判主要關注蘇聯受到的細菌戰威脅，忽略了日本軍隊對華實施細菌戰的行為。}}。程式上，蘇聯官方不事先公佈審判程式、有意排斥國際觀察員、嚴格控制審判的所有流程、加之誇張的宣傳式演說}}，容易令人將其聯想為單純的作秀公審曾就伯力審判的特徵與過往蘇聯對待「人民之敵」的作秀公審詳述兩者的差異，伯力審判有著後者缺乏的大量證據，且史達林時代的作秀公審經常夾帶毫無根據、違反常識的罪行指控。}}。審判結束後，蘇聯於 1950 年 2 月 1 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發出照會，再次公佈日軍細菌戰罪行，並提議由遠東委員會組織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有關戰犯，如平櫻指出授意執行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石井、曾任 731 部隊部隊長的北野政次、100 部隊部隊長若松有次郎和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正採取「一邊倒」外交政策，於 2 月 8 日積極回應蘇聯，其餘三國則聯合抵制其要求，未做出任何回應。

相較於審訊德國與日本軍政要員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伯力審判的可信度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國際上頗受爭議，審判期間蘇聯發布過各種語言的新聞稿，並有《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和傳統左翼媒體加以報導，但西方盟國官方很快壓制其影響，並徹底否認蘇方的主張。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發言人完全否認審判中醫學暴行證詞的真實性、稱「日本人在部份實驗中使用過動物，但沒有證據表明使用過人類」、「司令部化學戰部門徹底查閱了檔案，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日本實施細菌戰的材料」、「在奉天被日本人俘虜的美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指控日本人把他們當作實驗豚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查官約瑟夫・貝利・基南譴責伯力審判是蘇聯的「表演」、荷蘭法官伯納德・勒林則批評審判「證據不足」。1981 年 10 月，美國記者約翰・威廉・鮑威爾彙整美國解密國家檔案，於《原子科學家公報》中公佈美國為本國利益與日軍交易而獨佔細菌戰情報、隱匿罪行的事實，引起西方國家學者對 731 部隊的研究興趣。隨著研究調查的深入，伯力審判的真實性也逐漸受到肯定，英國學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與大衛・瓦雷斯（David Wallace）在著作中評價道：「伯力審判已 35 年了，它在西方當作（蘇俄的）宣傳技巧而被忽視，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在那裡所記下的證據是最為詳盡而正確的。」

日本方面，伯力審判期間日本民間能獲得的對外訊息渠道有限，除了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外鮮有相關報導，而適逢盟軍總司令部打擊日本共產黨，日本右翼媒體利用不久前從蘇聯被遣返回國的戰俘，報導其受到蘇方虐待的新聞，將日本民眾的關注焦點從審判轉向仍被扣留的戰俘上，導致伯力審判在當時的日本民間幾乎沒有影響力。然而 1956 年原 731 部隊隊員秋山浩（化名）衝破社會壓力對外出版了揭露 731 部隊史實的著作、引發社會關注，1981 年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再出版《》一書，同樣促成日本學界對 731 部隊的研究，並逐漸肯定伯力審判資料的真實性，如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在《消失的細菌戰部隊》一書中引用伯力審判的資料、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亦稱「時至今日，伯力審判記錄無疑仍然是有關 731 部隊和細菌戰的極其重要的史料。」

中國方面的反應呈兩極之勢，中華民國政府在審判後未做出任何反應，被認為是內戰期間無暇他顧和爭取美國支援的考量。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在審判期間正逢國家元首毛澤東訪問蘇聯，並與史達林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國內則頻繁轉發蘇聯官媒塔斯社相關報導、《人民日報》也刊文將伯力審判「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表達的友誼」和「對試圖使用細菌武器、危害遠東和全世界和平的英美戰爭販子的警告」，之後更以伯力審判為樣板在瀋陽與太原審判舉行對日戰犯審判，據時任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中國的戰犯審判即是仿照蘇聯伯力審判進行的，伯力審判的調查與記錄亦被用作證據，如直接用到中國對於另一名細菌戰犯榊原秀夫的審判中。伯力審判亦一度掀起中國反細菌戰的運動和有關研究，如陳文貴、譚學華、鄧一韙等人曾就常德細菌戰問題接受媒體的採訪、《人民日報》和東北、浙江、湖南和江西等受害較重地區的省報也刊登不少控訴日本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文章。

蘇聯與俄羅斯方面，自 1950 年出版審判材料後就將近 40 年沒有對 731 部隊進行系統性研究的狀況。1982 年森村的《惡魔的飽食》於蘇聯上市後才發揮影響，促成曾於伯力審判中擔任醫學鑑定委員會委員的吉里夫克娜與人合著《恐怖的細菌戰 —— 被審判的關東軍第 731 部隊》一書，但僅延用舊史料而未有新突破。2021 年 9 月 9 日，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於其主持的「俄羅斯勝利組織委員會」第 44 號會議中，提出在「1941-1945 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納粹及其幫兇對蘇聯平民犯下的罪行」（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нацистов и их пособн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ир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聯邦檔案專案下增設一「1949 年日本戰犯哈巴羅夫斯克審判」（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1949 г.）網路專案，透過與、俄羅斯外交部、俄羅斯內政部等各部機關合作，公佈有關檔案於網上以作科教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