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面學派

供給面學派（英語：Supply-side economics）是宏觀經濟思想的一種，認為可以由降低生產（供應）商品和服務的障礙來有效地創造經濟增長。根據供給學派的看法，消費者會從中受益，生產者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並且，投資和業務擴張會增加對僱員的需求從而創造就業。供給面學派具有代表性的建議是降低邊際稅率和放松管制。

“供給面學派” 一詞有一段時間被認為是記者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1975 年所創，但根據羅伯特・D・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的《供給面的愚蠢》， “供給面” 一詞（“供給面財政主義者”）最早是由尼克松總統的前經濟顧問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使用，一年後的 1976 年由裘德・萬尼斯基重複。它的使用隱含著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和阿瑟・拉弗的思想。供給面學派被評論家喻為涓滴經濟學理論， 然而實際上涓滴經濟學理論可能並沒有得到任何一位經濟學家的真正支援。

拉弗曲線說明了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即降低稅率可能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這是相對於預期在低稅率下可能得到的收入而言的。因為擺脫過高的稅收體系會產生更多的經濟活動，這將帶來稅收收入增長的機會。 不過，拉弗曲線只衡量稅率，而不是稅收負擔，稅收負擔才是稅法變化是否促進或抑制經濟的一個更強的預測指標。 此外，有研究顯示，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減稅很少能抵償財政收入損失，且對 GDP 增長的影響極小。

歷史淵源

1970 年代供給面經濟學對應於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發展起來，尤其是在 1970 年代的滯脹中以穩定經濟為目的的需求管理遭遇失敗時。 它吸取了一系列非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特別是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主義學派。 布魯斯・巴特利特（1970 年代的滯脹中）是供給面經濟學的倡導者，將這一學派的思想追溯到哲學家伊本・哈勒敦和大衛・休謨、諷刺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甚至是美國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然而，供給面經濟學作為一種現代現象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提供了支援低稅率的論據，且該論據主要基於共同且明顯的工薪階層原因，而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理由。古典自由主義者反對稅收，因為他們反對管制，稅收是最明顯的管制形式。他們的主張是每個人對自己和自己的財產擁有權利，因此稅收是不道德的且合法基礎存在問題的。 另一方面，供給面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所謂的共同利益（即就業機會）為減稅提供了主要的動力。

如同古典經濟學，供給面學派提出，生產或供給是經濟繁榮的關鍵，消費或需求僅僅是次要的結果。這種想法早已在經濟學的薩伊定律被總結為：“一件商品不早不晚，正是在它被創造出那一瞬間，使其他商品的市場能夠負擔起這件商品充分的自身價值。”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凱恩斯主義的創始人，將薩伊定律總結為 “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1930 年代他顛倒薩伊定律，宣稱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

1978 年，裘德・萬尼斯基發表了《世界執行的方式》（The Way the World Works），他闡述了供給面學派的中心議題，描述 1970 年代尼克松任內高稅率累進所得稅制度和美國貨幣政策的失敗。

1983 年，阿瑟・拉弗的追隨者經濟學家維克托・坎託（Victor Canto）出版了《供給面經濟學基礎》。 該理論側重邊際稅率對工作激勵和儲蓄的影響，這也會影響到 “供給面” 或凱恩斯主義者所說的潛在產出的增長。

拉弗曲線

拉弗曲線：t* 代表能產生最大稅收收入的稅率。該曲線由亞瑟・拉弗繪製， 不過，曲線不需要是單峰、對稱的，或者峰在 50% 的位置上。拉弗曲線體現了供給面經濟學的基本信條：政府稅收收入在稅率 100% 和 0% 時是相同的（都是零），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最大化稅收收入的稅率。 供給面學派受到拉弗曲線思想的強烈影響，其宣稱稅率和稅收收入是有區別的，稅率過高或過低都會導致稅收收入低於最大值。供給面學派認為在高稅率的情況下，降低稅率將導致稅收收入增加，或者稅收收入損失小於只依賴之前稅基的靜態預測值。

這導致了供給面學派支援大幅度降低邊際收入和資本利得稅率，以鼓勵資產配置到投資中，從而帶來更多供給。裘德・萬尼斯基和其他許多人主張零資本利得稅。 總供給增加會導致總需求增加，“供給面經濟學” 得名於此。

而且，在應對通脹，供給面學派支援指數化的邊際所得稅率，因為通貨膨脹在邊際所得稅等級不變時會把工薪階層推入更高的納稅等級；也就是說，因為工資與價格增加以保持購買力不變，所得稅稅級沒有相應調整，因而工薪階層會被推入更高的所得稅等級，但這可能並非稅收政策的意圖。

根據拉弗中心的研究，“起始稅率越高，減稅帶來的供給面刺激就會越大。” 肯尼迪曾將最高邊際稅率從 91% 減至 65%。 里根曾經將最高邊際稅率從 50% 減到 28%， 而且其任期內的政府財政收入有所增加。 里根政府與肯尼迪政府用一句古語來解釋這種社會經濟變化，“潮漲眾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拉弗曲線僅與實際稅收收入相關，並不會做出稅收收入佔 GDP 百分比的預測。拉弗曲線表明若稅率過高，降低稅率會使以美元計的總稅收收入可能在短暫下跌後變得更高。因為經濟活動有所增加。稅收收入也有可能降低，或者不變。

財政政策理論

供給面經濟學認為稅收增加會減少一國之內經濟參與者之間的經濟活動，並且阻礙投資。稅收起到了一種貿易壁壘或關稅的作用，導致經濟參與者採取更低效率的手段滿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較高的稅收會導致降低專業化水平和經濟效率。據說拉弗曲線表達了這一想法。

(Case & Fair, 1999: 780, 781).

對於供給面理論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擴大自由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自由的資本流動加上古典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往往能使經濟擴張。降低稅收對貿易的壁壘為國內經濟提供了來自低關稅壁壘的國際經濟優勢。

供給面學派的經濟學家很少提及減稅對財政赤字的影響，有時會引用羅伯特・巴羅指出理性的經濟人將購買足夠數額的債券以降低長期利率。 反之，批評者認為標準匯率理論預測高財政赤字國家的貨幣會貶值，並最終 “擠出” 私人投資。

蒙代爾認為 “財政紀律是習得的行為。” 換一種說法就是，持續財政赤字導致的不利結果最終會迫使政府減少支出，使之與收入水平相符。這一觀點也被維克多・坎託（Victor Canto）所提倡。

核心問題在於降低投資部門的流動性收益的那一點：是否存在這樣一點能使額外的貨幣去 “推繩子”（pushing on a string）？對於供給面學派的經濟學家來說，資源從消費轉移到私人投資，特別是從公共投資到私人投資的重新配置，總能帶來更好的經濟結果。

但是，在標準的貨幣主義和凱恩斯理論中，存在一點，在此處資產價格上漲將不會帶來新增供給。投資需求超過潛在的投資供給會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或者說泡沫。這一點存在與否以及其應存在於何處，是供給面經濟學功效的重要問題。

對稅收收入的影響

許多供給面學派的早期支持者認為，經濟增長的幅度將會足夠顯著，以至於從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中得來的政府收入增加，足以完全補償減稅的短期成本，而且減稅事實上有可能使總收入增加。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指出事實上財政收入佔 GDP 的比例在里根任期內有所下降。

雖然 “供給面經濟學” 可能是後來得名的，這種想法卻在 1920 年代進行過實驗。所得稅率在 20 年代初被削減過幾次，總體上將平均稅率減少近半。雖然主張減稅者聲稱減稅將增加稅收收入，但這並沒有發生。所得稅收入沒有達到甚至接近過 1920 年的水平，直到 1941 年稅率恢復到 1920 年水平。

一些當代經濟學家並不認為供給面經濟學是站得住腳的經濟理論，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在 2006 年的教科書中稱它是 “命運多舛” 而且可能有些 “愚蠢的” 學派。

格里高利・曼昆，喬治・W・布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在他經濟學入門教科書的早期版本中同樣對該學派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在 1992 年哈佛國際評論的文章裡，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寫道：“減稅政策實際上會增加稅收收入的想法應該被嘲笑......”

供給面學派的支持者 Trabandt 和 Uhlig 認為，“靜態評價會高估削減勞動和資本稅收導致的稅收收入損失”， 而 “動態評價” 是減稅效果更好的評價指標。為了應對這些批評，2003 年國會預算辦公室進行了由供給面學派倡導者主張的對於減稅的動態評價分析；研究使用的九個模型中有兩個預測未來十年內減稅會使財政赤字大為改善，而其他七個模型沒有得出這一結論。

美國貨幣和財政經驗

供給面學派經濟學家尋求降低資本形成的邊際稅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係。1960 年以來供給面經濟學的歷史具有以下關鍵轉折點：

5.1 里根經濟學

羅納德・里根使供給面經濟學成為家喻戶曉的短語，並承諾全面削減所得稅率以及更大幅度地減少資本利得稅率。(Case & Fair, 1999: 781, 782)

在 1980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中，老布什將里根的供給面政策嘲弄為 “巫術經濟學”。不過，後來他似乎也口頭承諾過這些政策以獲得 1988 年共和黨提名，一些人推測他在 1992 年競選連任中失敗是因為允許稅收增加。（見：“聽好了，不加稅”。）

在美國，評論者經常將供給面經濟學與里根經濟學等而視之。羅納德・里根的財政政策主要基於供給面經濟學。里根 1980 年的總統競選中，核心的經濟問題在於兩位數的通脹，里根將之形容為 “過多的美元追逐過少的商品”。貨幣緊縮、經濟衰退和裁員等治理方法會帶來生產和財富的損失。比起那些常用方法，他承諾以漸進且無痛的方式來對抗通脹，即 “生產出我們的出路”（producing our way out of it）。

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從早期的貨幣主義政策開始轉向緊縮貨幣的政策，降低經濟體系內貨幣供應增速來改變通脹心理和消除通脹預期。 因此，供給面學派認為，“里根經濟學” 只是部分基於供給面經濟學。然而，里根任內國會透過一項五年內減稅 7490 億的計劃。其結果是，傑森・希莫威茨（Jason Hymowitz）將里根 —— 和傑克・肯普一起 —— 稱為供給面經濟學的偉大倡導者，不斷稱讚他的領導。

對 “里根經濟學” 的批評稱它的收益並沒有供給面學派承諾的那樣誇張。克魯格曼後來總結了這種情況：“當羅納德・里根當選，供給面學派獲得機會嘗試自己的想法。不幸的是，他們失敗了。” 雖然他讚揚供給面經濟學比他所稱的 “讓經濟變成廢墟” 的貨幣主義更成功，他還是表示供給面經濟學產生的結果遠遠小於它所承諾的，將供給面理論描述為 “免費午餐”。

克魯格曼和其他批評者指出里根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正是拉弗曲線錯誤的證明。供給面學派的倡導者聲稱，稅收收入增加，但支出增長更快。他們通常指的是總稅收收入， 雖然所得稅率被削減但其他稅收，特別是工資稅卻明顯上升。 該表也沒有考慮通貨膨脹。例如，稅收收入從 1984 年的 6006 億增加到 1984 年的 6665 億，有 260 億是由於通貨膨脹，183 億來自企業稅和 214 億來自社會保險收入（主要是 FICA 稅）。

以不變美元計算的所得稅收入那一年減少了 27.7 億美元。供給面學派沒有合理地扣除​​FICA 稅稅收收入的增加，因為在 1983 年 FICA 稅稅率從 6.7% 提高到 7%，上限增加了 2100 美元。對於個體經營者，FICA 稅率從 9.35% 增加到 14%。 FICA 稅率在整個里根任期上升，1988 年升至 7.51%，上限在里根的兩屆總統任期裡提高了 61%。對工薪階層的增稅，加上通貨膨脹，是 1980 年代初收入增長的來源。

一些供給面學派的批評者聲稱，降低稅收來增加稅收收入的觀點是用來 “耗盡” 政府收入的幌子，是希望減稅帶來政府支出的相應下降。然而，支出方面的狀況並非如此；保羅・薩繆爾森稱這種觀點為 “絛蟲理論 —— 認為去掉絛蟲的辦法是刺傷你病人的胃”。

供給面學派支持者如萬尼斯基反駁說，因為這一理由支援供給面學派稅收政策的社會和財政保守主義者是被誤導並且沒有理解拉弗曲線。

“供給面經濟學” 一詞的意義經常在兩種含義之間出現混淆，前者是拉弗曲線的相關理念，後者是降低稅率可以增加稅收的想法。但是，許多供給面經濟學家懷疑後者，但依然支援減稅的總方針。經濟學家格雷戈裡・曼昆在其教科書《宏觀經濟學原理》第三版 “騙子與怪人” 部分中，用 “曇花一現經濟學”（fad economics）一詞形容削減稅率能增加稅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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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00 年以來的研究

2003 年，艾倫・穆雷（Alan Murray）是 CNBC 華盛頓分部主管和電視節目資本報告的合作主持人。當時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進行了廣泛的建模預測顯示具體減稅產生的收入增加效果，用他的話說，會 “相對較小”。此後他宣佈對供給面經濟學的辯論已經 “伴隨著嗚咽聲” 結束。 穆雷還暗示， 丹・克里平（Dan Crippen）可能已經失去再次被任命為 CBO 動態評分問題負責人的機會。

在布什總統簽署 2003 年減稅政策之前，對經濟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EPI）釋出十位諾貝爾獎得主簽署的宣告，“經濟學家反對布什減稅宣告”，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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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承認減稅措施將減少稅收收入，並導致難以忍受的赤字，但他支援減稅作為一種約束聯邦開支的手段。 弗裡德曼將減少政府稅收描述為 “削減他們的津貼”。

5.2.1 布什減稅

經濟政策研究所後來對布什減稅政策的分析稱，布什減稅沒能促進增長，因為所有宏觀經濟增長指標，除了房地產市場，都遠低於 2001 到 2005 年經濟週期的平均水平。這些批評者認為，布什減稅僅僅是剝奪政府收入，增加赤字，惡化稅後收入差距而已。 不過 EPI 報告的釋出之後，增長依然強勁，新的資料使報告結論出現爭議。布什政府指出，GDP 和整體就業數字的持續增長週期，增加了個人收入和減少了政府赤字。 然而，布什政府的觀點發表於 2008 年金融危機前夕。

2012 的美國納稅人救助法（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ATRA）推出之前，CBO 估計布什減稅的到期相比於目前政策將使收入提高 8230 億美元，還本付息時會節省 9500 億美元（佔 GDP 的 0.5%）。ATRA 永久性延長了布什對收入低於 400,000 美元家庭的減稅。

美國 2001 年和 2003 年減稅政策的結果是喜憂參半。結果表明稅收收入暫時下降，後來由於經濟增長而恢復。在這種分析中，很難辨別稅收收入減少的原因，因為 2001 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2000 財年聯邦總收入為 2.025 萬億美元（通貨膨脹調整後美元）。

2001 年，布什總統簽署了 2001 年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協調法案。沒有等到新財年開始，所得稅率的降低開始於 2001 年 7 月 1 日。此外，退稅支票被送到每一個 10 月 1 日前提交 2000 年所得稅納稅申報表的人那裡，10 月 1 日新財年開始。 2001 財政年度聯邦收入為 1.946 萬億美元，比 2000 財年低 790 億美元。更多的 2001 年稅收減免在 2002 財年初生效，包括房地產、退休和教育儲蓄減稅。 2002 財年聯邦收入為 1.777 萬億美元，比 2000 財年低 2470 億美元。

2003 年，布什總統簽署了 2003 年就業和增長減稅調節法案。迅速降低了所得稅率，併發出退稅支票（沒有等到新財年）。 2003 財年聯邦收入為 1.665 萬億美元，比 2000 財年低 3600 億美元。2004 財年聯邦收入為 1.707 萬億，比 2000 財年低 3180 億。2005 財年聯邦收入為 1.888 萬億，比 2000 財年低 1370 億，但到 2006 年收入已經完全恢復（以通脹調整後美元計算），收入為 2.037 萬億，比 2000 財年高 120 億。2001-2005 財年聯邦收入累計比 2000 財年低 1.142 萬億美元，這一金額預計到 2011 年恢復，2012 年收入預計超過 2000 年 4000 億。

來自不同稅收的聯邦收入被削減、持平或增加。例如，社會安全保險稅率保持不變，而適用該稅的最高收入每年都在提高，導致那些更高收入的人比以前納稅更多。 社會保障稅收入逐年增加。一些稅種的稅率保持不變或增加，計算時將之包括在內的稅收會掩蓋稅率下降的稅種收入的下降幅度。所得稅率降低，2001 到 2005 年所得稅收入與 2000 財年水平相比逐年減少，收入累計減少 6400 億（按名義美元計算）。

但是，到 2006 年，收入超過 2000 年水平。同樣企業所得稅率被削減，2001 到 2004 財年收入均低於 2000 財年水平。但是，到 2005 年，通脹調整後的收入超過 2000 年收入的 20%，到 2006 年高出近 50%。由於減稅發生在股市暴跌後，其影響也與經濟衰退和 9・11 事件處於同一時代，還不清楚政府收入的暫時減少是減稅的結果，還是影響經濟的其他因素所導致。

2006 年，CBO 釋出一項題為 “總統減稅永久延長的動態分析” 的研究。 這項研究發現，在可能的最佳情況下，永久減稅將使經濟 “長期內” 增長 0.7%。因為 “長期” 未被定義，一些評論家 建議應採用 20 年，這會使全年最佳情況下的 GDP 增長等於 0.04%。最佳情況下的增長仍不足以抵消減稅的成本。之前 CBO 官方估計減稅成本是等價於 GDP 的 1.4% 的稅收收入。根據這項研究，在最佳的增長情況下，減稅成本仍與 GDP 的 1.27% 相當。

這項研究受到許多經濟學家批評，包括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其指出 CBO 使用的收入加權補償勞動供給彈性很低。 在發表於公共經濟學期刊的論文中，曼昆和 Matthew Weinzierl 指出，目前的經濟研究對勞動供給彈性適宜的取值在 0.5 左右， 但曼昆博士也表示，“很不幸，關於這一問題的學術文獻還遠遠沒有定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8 年的一篇工作論文表示 “勞動供給的極小變化會使拉弗曲線上升” 但 “勞動供給變化不會導致拉弗效應”。 這與拉弗曲線的解釋相反，拉弗曲線中稅收收入增加被認為是勞動供給增加的結果。 相反，他們提出拉弗效應的作用機制是 “稅率降低透過改善稅收遵從來增加收入。” 該研究特別檢驗了逃稅率相對較高的俄羅斯的情況。這個案例中他們的稅收遵從模型帶來了顯著收入增加：

2003 年，有一項國會預算辦公室的研究旨在預測目前提出的減稅政策能否增加收入。該研究採用供給面學派支援的動態評價模型，並由供給面學派支持者進行。大多數應用模型預測提出的減稅措施將不會增加收入。

批評

供給面經濟學一直被批評使高收入者受益。圖表顯示了 18 個 OECD 國家 1975-9 到 2004-8 前 1% 收入份額變化與最高所得稅率變動之間的關係。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和最高所得稅率減少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大衛・哈珀聲稱，一些經濟學家將該理論斥為 “沒有什麼特別新穎或具有爭議的，只是古典經濟學的最新觀點。”

在 2012 年，大多數接受調查的經濟學家拒絕將拉弗曲線的觀點應用於當時中期的美國聯邦所得稅，觀點假定透過削減稅率會增加稅收收入。當被問及 “現在削減聯邦所得稅率能否帶來足夠的稅收收入以使總稅收收入五年內高於不減稅時”，受調查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無一人同意。35% 贊同 “現在削減美國的聯邦所得稅稅率五年內會使 GDP 比不減稅時更高。”

對供給面政策的批評強調聯邦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劇和促進經濟增長政策的失敗。

2006 年華盛頓郵報的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引述喬治・W・布什、迪克・切尼、比爾・弗利斯特、查克・葛雷斯利和裡克・桑托勒姆對布什政府減稅政策影響的錯誤表述。 2007 年 1 月 3 日，布什寫了一篇文章稱 “我們的減稅已經促成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和創紀錄的財政收入，這也是事實。” 2003 至 2004 年擔任布什經濟顧問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的 Andrew Samwick 對此回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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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估計，將布什 2001-2003 年減稅政策的延長到 2010 年會在未來十年增加 1.8 萬億美元的赤字。 2005 年國會預算辦公室還完成了一項研究，假定減少 10% 的所得稅進行分析，結論認為在不同情況下會存在極小的對收入損失的抵消。換言之，赤字最初五年的增量會與減稅額幾乎相同，此後反饋收入有限。

偶爾會有政客宣稱，減稅會增加政府收入（例如 2010 年 7 月的 Mitch McConnell ），但批評者反駁說，拉弗曲線只是反映了這樣一個假設，只有在稅率峰值的右邊削減稅率才會增加收入，在稅率峰值的左邊削減稅率會減少收入。因此，他們認為，從減稅（見上段）引起的赤字增加表明過去的稅率處於峰值的左側。

稅收制度的正規化是獎勵投資而非消費，這一點為各政治派別所接受，自 1982 年以來沒有基於供給面經濟學的計劃有任何機會獲得透過而成為法律（1993 年的克林頓增稅除外）。1986 年，稅收改革開始起草，蒙代爾稱之為 “供給面革命的完成”。它包含增加工資稅，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以及增加資本利得稅。它與抵押貸款利息扣除以及州稅的累退效果相結合，產生了接近單一稅的效果。蒙代爾和拉弗等支持者指出股市大幅上漲是減稅成效的標誌，但他們也評論資本利得的高漲帶來的麻煩可能超出它的價值。

削減邊際稅率也被視為使富人受益，如保羅・克魯格曼的評論者認為這是由政治非經濟動機所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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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寫道，“戴維・斯托克曼先生曾說，供給面經濟學僅僅是涓滴式經濟政策的偽裝 —— 古老且欠優雅的一代稱之為馬和麻雀理論：如果你餵給馬足夠多的燕麥，有些燕麥就會掉在路面上給麻雀吃。（If you feed the horse enough oats there is more chance that some will pass through to the road for the sparr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