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據稱是一封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向昭和天皇獻呈，為數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摺。臺灣人蔡智堪聲稱發現並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檔案，其內容在 1929 年由潛伏於國民政府內的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公佈。因與後來日本在滿洲實際施行的侵略方案有一定的相似度，以至於二戰期間許多人認為該奏摺是真實的。然而該奏摺逐漸出現了策略上的矛盾，比如檔案提及先掠奪西伯利亞，但實際是日本與蘇聯在二戰期間仍然互相貿易石油等產品。日本投降後，同盟國扣押並調查日本檔案庫，未能找到相關檔案以比對和證實該奏摺的存在，質疑其為偽造作品，現已被中國、日本、歐美等地的很多學者認為是有爭議的，可能是偽書。

奏摺的來歷

1.1 東方會議

1927 年 4 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內閣。他任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為積極。6 月在東京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大約為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在外相官邸中舉行，名為 “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時任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為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主張將滿洲（中國分為遼寧、吉林、黑龍江省）與中國分離。

7 月 7 日發表《對支政策綱領》，內容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內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8 月 16 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據傳，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義一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對於滿蒙積極根本政策，是為《田中奏摺》。

1.2 蔡智堪取得奏摺經過

1928 年 6 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楨藏於大餅中的秘信，信中雲：「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

蔡智堪自稱利用日本政界矛盾，先請外務大臣永井柳太郎拿出田中奏章，在蔡所主持的《日華》雜誌上發表，但立即被謝絕。後又以打倒政友會為由，要求前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揭發田中奏章，喩以武力佔領滿蒙政策，必將招致中日絕交，兩敗俱傷。床次被說動後回去打探線索，稱保皇黨元老認為田中的武力吞併政策將激起軍人革命，危及天皇萬世一系，正急於破壞田中的政策，但又無法直接出手，以免引起少壯軍人革命。元老現正進退兩難，可利用此機謀取田中奏章。

蔡智堪與床次宴請保皇黨元老，並演說田中的武力政策必惹起國內革命，危及天皇。幾日後床次來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敢將田中奏章公表國際，保皇黨方可利用英美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政策。中國如能承允這一點，牧野秘許你去抄寫。」蔡智堪利用東京《每夕新聞》，硃點要字，把條件秘密傳給王家楨。條件得到答覆後，蔡智堪於夜間扮作補冊工人，攜帶牧野交與的「皇居臨時通行牌」，由山下勇領路進入皇室書庫，費時兩夜抄寫田中奏章。

1.3 後續風波

中華民國政府不贊成全文發表，因此發表時不及原文的一半。

中華民國依據奏摺中的陰謀逮捕了一個蒙古王爺，其所作的口供與奏摺一致。

國際聯盟會議中，松岡洋右直指田中奏章是中國偽造，中國代表顧維鈞駁斥：「日本之是否有此項檔案之存在，殆能出入東京皇家檔案庫者外，更無人能提出確切證據。」以後皇室書庫官山下勇等二十八人一率免官，日報紙稱：「蔣介石駐日二十八宿歸天！」

事前約定由中國政府送山下勇三萬美金，但事後沒有支付。山下勇被免官後因此強佔蔡智堪私宅，未曾歸還。

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與牧野、床次的金錢往來證據被日本所得，蔡智堪也因此入獄，全部產業被沒收。奏章原文的抄本也於事變中遺失。

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檔案，1927 年 7 月 25 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秘密奏摺，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即後來所謂之《田中奏摺》。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1.4 第三次太平洋會議

1929 年，第三次太平洋會議在日本召開，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代表閻寶航等人在會上拿出一份檔案稱其為田中奏摺並首次公開於世。隨後該檔案在南京時事月報 1929 年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佈於世。

日本 “” 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日本的分會，同時又有一定的獨立性。1929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9 日，日本太平洋問題調查會在京都承辦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三次年會。“滿洲問題” 都是重要的議題。

按閻寶航的說法，他是從張學良秘書王家楨處得到的 “田中奏摺” 抄本，“震驚之下，（我）如獲至寶，遂商得籌備會同意，譯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會議的代表，這是《田中奏摺》公佈於世的開始。”

1.5 西方

《田中奏摺》在 1934 年被譯成英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常以此作為應該敵視日本的原因。當代西方著作有的把它與錫安長老會紀要（著名的政治偽造檔案）並列。

1.6 奏章的其他版本

林快青，名雨齋，1909 年生於臺灣，原名林添財。十八九歲時去日本就學，後在政友會幹事長山本條太郎處當繕寫員。無意中發現黨魁田中首相交寫的一份侵略中國的奏摺，於是將原文抄下一份，交給三十餘歲張姓青年。此件為田中另一奏摺。蔡智堪直到 1953 年 9 月初此說被聯合報刊出後才公開發表談話，此前未公開事實是因為正與山下勇討還房產，恐對交涉乃至對全家不利。其次是認為王家楨以外交部次長地位，承諾山下勇三萬美金竟食言，是政治上的無道義。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羅家倫以人字第一三四〇號函臺灣省黨部，雲：「田中奏摺一事，經本會查證結果，係蔡智堪而非於林快青」

另有一種版本，是 1931 年 8 月，由民間愛國人士蘇澤民抄寫並出資翻印。

造假質疑

1930 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扣押的日本檔案庫中，也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影印件與相關提及的證據。

有歷史研究者認為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的，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1995 年 Vitaliy Pavlov，前 NKVD 軍官在俄刊《情報與反情報新聞》上寫文就稱是蘇聯偽造來煽動歐美的反日傾向的。

現代日本學術界有認為是出自時任參謀本部作戰科參謀鈴木貞一中佐之手。

2.1 證明造假的觀點

多數主流歷史學者認為這個奏摺是偽造：

日本是突然由天皇宣佈終戰的，8 月底盟軍即上岸接管，故受降協定當下各部門時間是不夠一一檢查處理的，即是已銷毀掉的絕密檔案，基於歷史需要一般仍留封存件，而政府檔案庫建築也早已被查扣，以至於不少機密都還能有留存的情形下，但獨此份複本卻相對從缺。
曾作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征服世界企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提出作為罪狀之一，可是美國籍辯護律師反駁「文章的記述矛盾點多」，日本取得滿洲後是成立傀儡國家而非併吞計劃，後續按近衛宣告的日本對華政策，也與田中奏摺描述之計劃不一致，中國人均資源貧瘠的事實，還被朝野各黨派當成浪費時間預算，互相指責關注中國只是徒勞，誰該收拾錯誤決定撤出的政治惡鬥之源。在扶持汪政權並丟給他管理後，放任的態度更加明顯。反而日本對攻擊美國的野心日益膨脹，也因為中國大陸地理條件相對孤立，大本營更是直接不再關心，改成進攻關鍵航路為主要目標，促成後來東條內閣奪權，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原因。
在全面戰爭階段，日方取得海運經濟命脈後，對中國就沒有什麼認真長遠的規劃，只是為了可能進入緬甸才不得已做投資，反觀同時期在東南亞就特別積極地在經營主要目標，政府工作的用心程度對待兩地差異頗大，可見日本人的重心與注意力業已經完全被高回報高價值的南洋吸引走了。同時，盟軍在日本的檔案中，也從未發現其他文字有提到該檔案的存在。結果，有關「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整套假設，因前後證據不足邏輯不通，沒有成立。
聲稱取得檔案邀功的人多，比如偷偷潛入戒備森嚴的東京天皇皇居，而且非日本社會長大的臺灣商人還能認識到牧野伸顯小妾的弟弟，冒充名為山下勇皇室書庫官的下屬工作人員名義，在二日內躲匿巡查，違反機密書房程式查閱，就順利抄寫數萬字日語翻譯成中文交給王家禎，國家中樞機構門戶洞開至此，如同間諜小說一般離奇。而且根據王家禎的回憶錄，卻聲稱其是從政友會一名幹部的書記員處得到，已經相互矛盾。蘇聯對外情報局（SVR）更聲稱是 1927 年他們在首爾的朝鮮籍特工先偷的，然而過程依然是一個謎，另外奏摺是蘇聯製造的煙霧彈，持這種論點的研究也不是沒有。
有日本歷史家推測，製造了田中奏摺的，就是收到奏摺文字的張學良秘書王家楨。在細節上錯漏百出。譬如：其格式 —— 署名、行文、乃至呈遞流程 —— 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規制；再如，對許多關鍵事件的描述錯得離譜：
上奏天皇只能經由內大臣，並沒有宮內大臣這條管道。
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田中無弄錯自身經歷與地點可能。
文中提到 “先帝密召山縣有朋，…… 妥議開啟（九國公約）之策”。→但山縣有朋 1922 年 1 月已死。九國公約成立於 1922 年 2 月。
文中提到中國政府營運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 2 年（1927 年），中國吉海鐵路竣工是上表後兩年後的事。（吉海鐵路確實於 1927 年開工，但 1929 年才竣工)
本年（昭和 2 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國際工業電気大會。→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國際工業動力會議首辦於昭和 4 年 10 月。
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流行用詞大相逕庭，重要檔案咬文嚼字並不應該。
此上奏文不符日本宮內文的格式，尤其日語對天皇敬語使用方法特殊，故逾制、冒犯之處甚多，田中是陸軍大臣，相當於武士階級對天皇之事理應更加謹慎，不熟悉宮中規矩就上報，對不起他的軍人身份。
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誤為「一木喜德」。此按日文訓讀念法、意思都會改變，而且習俗上寫錯、念錯他人名字是重大失禮，一般多會覆核才是，連名字都出文法錯誤可能性不高。
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只有奏摺的翻譯版本。
重光葵曾經對中國公使要求中國政府取締市面上的田中奏摺，說不知來歷，也許是軍隊中的極端分子所寫的構想，然後被人得去假冒成政府檔案，日本政府後來也都沒有認可。

彼得・弗萊明 1939 年就曾經模仿田中奏摺的洩漏方式寫了小說，暗示了英國人早在那時就知道是假作。

2.2 反對造假的觀點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銷燬檔案及證據，從此種行為推測不排除其銷燬此證據的可能性。
該奏摺在戰敗之前是機密內容，而此類內容經常在一定時間後銷燬，字詞錯誤僅是傳抄中出現的問題。
中國官員在國聯指出該檔案抄自日本皇家書庫後，日本當局隨即將書庫官員小下勇以下 28 人全部免職。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財產損失殆盡。這些事情從側面證明了《田中奏摺》很可能存在。
九國會議召開時間為 19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山縣有朋死於 1922 年 2 月 1 日，有足夠時間接受「大正先帝密召」。
大正以後，日本大臣奏章已無固定格式，且此文是以代奏形式呈送給昭和天皇的東方會議紀錄整理。

2.3 中國學界質疑真實性

2005 年 12 月 16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與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訪問團舉行座談會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長蔣立峰表示，希望日方今後要進一步瞭解中國的歷史研究，看歷史、寫歷史必須客觀、全面。例如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問題，中國史學界也是眾說紛紜，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田中奏摺》為後來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