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卡監獄暴亂

阿蒂卡監獄暴亂（Attica Prison riot）發生在 1971 年美國紐約州的之中。暴亂源於囚犯們要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在 1971 年 9 月 9 日，一方面也是為了回應 8 月 21 日黑人激進囚犯 George Jackson 被獄警槍殺於加州的聖昆丁州立監獄這個事件，近 2200 名阿蒂卡囚犯中大約 1000 名暴動並控制了監獄，並將 33 名獄警作為人質。在接下來四天的談判中，官方同意了囚犯的 28 條要求，但是沒有同意對囚犯控制監獄和挾持人質在刑事指控上的完全赦免。在當時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命令下，州警察重新控制了監獄。當暴亂結束後，至少造成了 39 人死亡，其中包括了 10 名監獄看守和文職人員。

暴亂

在 1971 年 9 月 9 日，週四上午大約 8 點 20 分的時候，有 5 隊囚犯排隊等待點名。在聽到他們的一個同伴因涉及攻擊獄警被留在囚室中，將在隔離後被拷打的傳聞後，這些囚犯中的一部分為表示抗議，走向他們自己的囚室，而剩下的人繼續去吃早飯。當抗議的囚犯走過被隔離的那個囚犯時，他們設法將他從囚室中釋放出來。之後他們重新加入了之前的囚犯，也走去吃飯。一段時間後，當獄警發現所發生的事情後，他們改變了囚犯的常規日程。囚犯們在吃完早飯後意識到他們沒有嚮往常一樣前往庭院，而是被領回自己的囚室。當一個監獄看守試圖平復囚犯的騷亂時，囚犯們的抱怨轉變成了憤怒。這名獄警被毆打了，而這標誌著暴亂的開始。

囚犯迅速控制了監獄的 D 區，兩個隧道，以及中心控制室和廣場。囚犯將 42 名監獄看守和文職人員作為人質並將他們的要求寫成了一份清單，聲稱只有在要求被滿足後他們才會停止暴動。在這所被設計容納 1200 名囚犯的監獄中實際上住了 2225 人，同時囚犯只被允許一週洗一次澡，每人每月只有一卷廁紙可以使用，他們感到自己的權利被非法否定了。

談判

囚犯繼續著和矯正服務部門專員羅素・奧斯瓦爾德（Russell G. Oswald）不成功的談判，隨後又和一個包括了《紐約時報》編輯湯姆・威克（Tom Wicker），《密歇根紀事報》的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紐約州參議員約翰・鄧恩（John Dunne），紐約州眾議員阿瑟・伊夫（Arthur Eve），公民權利律師威廉・孔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伊斯蘭民族組織代表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和其他代表的觀察團進行協商。

當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拒絕來到暴亂現場和囚犯見面後，情況進一步變得複雜化。雖然後來的事故評價認為州長沒有來到現場事實上防止了情況進一步惡化。最終談判破裂，奧斯瓦爾德告訴囚犯他無法再和他們談判並且要求他們必須投降。奧斯瓦爾德之後打電話給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並再一次請求他來到監獄平復暴亂。在被州長的拒絕後，奧斯瓦爾德表示他將命令州警察用武力重新取得監獄控制權。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同意了奧斯瓦爾德的決定。這個決定之後受到了納爾遜・洛克菲勒建立的阿蒂卡監獄暴亂及後果調查委員會批判。

監獄的奪回以及報復

犯人們的情緒變得非常糟糕，因為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似乎對他們的要求持反對態度，他們變得越發躁動不安。犯人們已經挖好了壕溝，將金屬的大門通上電流並且用桌子和泥土築起了堡壘。汽油也已經準備好等待在衝突爆發的時候被點燃，而監獄庭院的控制中心也加強了防守。囚犯們將四名矯正官員帶到了控制中心的頂層，並威脅要割斷他們的喉嚨。在直升機上的記者報道稱在 D 區的人質也將要被處決。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下達了命令，如果談判破裂，在當天就要奪回監獄的控制權。指揮官奧斯瓦爾德在看到了人質面臨的危險後下令用武力奪回監獄。對於這個決定，他在之後回憶到說：“我想我在一個相對小的多的規模上知道了杜魯門當年決定投下原子彈時是怎樣想的。”

197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早上 9 點 46 分，催淚瓦斯被扔進監獄中，同時來自紐約州的警察和來自計程車兵在煙霧中進行了持續兩分鐘的開火。他們使用的武器包括霰彈槍，這造成了人質以及沒有反抗的囚犯的死傷。在這次行動中，監獄原先的矯正官員也被允許參加，這被後來由納爾遜・洛克菲勒建立的暴亂及後果調查委員會認為是一項 “不可饒恕” 的決定。到監獄被奪回時，已經有 9 名人質以及 29 名囚犯被殺。十分之一的人質由於在衝突中受到槍傷而在 1972 年 10 月份死去。

最終死亡人數中還包括在暴亂開始時受重傷的獄警，另外總共有 9 名人質死於警察和士兵射擊。紐約州阿蒂卡特別委員會寫道：“除了 19 世紀的印第安大屠殺，這場結束了持續 4 天監獄暴動的紐約州警察進攻造成了美國自內戰以來最為血腥的一天。”

媒體報道稱很多人質因被罪犯割斷喉嚨而死，然而這與官方的醫學鑑定報告相矛盾。報紙打著 “我看見割喉” 的頭條，暗示當部隊攻入監獄時罪犯殺死了人質。這些虛假的報道為獄警與矯正官員的報復打下了基礎。一些犯人被要求脫掉衣服在泥裡爬行，一些犯人被要求裸體跑過監獄的矯正官員，而這些矯正官員則隨意地打這些犯人。在暴亂結束的幾天後，監獄中的醫生報告了更多的暴力傷害事件。特別委員會指出紐約州的官員沒有對那些錯誤的報告與謠言即使做出回應。

“地下氣象員” 組織的報復

9 月 17 日下午 19 點 30 分，“地下氣象員” 組織向紐約矯正服務部門發動了報復襲擊，在奧斯瓦爾德的辦公室引爆了一枚炸彈。他們聲稱監獄是 “一個由白人種族主義者控制的社會而白人的至高權力已經成為了白人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同時他們認為阿蒂卡監獄暴動主要應該由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承擔責任。

法律訴訟及補償

	在暴亂結束之後的 4 年內，62 名罪犯在 42 次起訴中總計被指控 1289 次，1 個紐約州警察因為肆意傷害而被起訴。

	犯人以及被殺死犯人的家屬控訴紐約州政府在奪回阿蒂卡監獄的過程中以及之後以法律強加的形式侵犯了他們的人權。直到 27 年後，在 2000 年，紐約州政府才同意賠償 1200 萬美元附加 650 萬美元的訴訟費解決這個事件。

種族問題

	阿蒂卡監獄暴亂髮生的時期，正值黑人暴力高發事件，很多黑人罪犯都被轉移到阿蒂卡監獄。這導致監獄的人數達到 2243 人，遠遠超過當初設計時的容量 1200 人。關押的犯人中有 54% 是非裔美國人，9% 是，37% 是白人。然而監獄中全部 383 名改正官員都是白人，其中一些人還是公開的種族主義者。他們把警棍稱為 “黑鬼棒”，肆意毆打黑人。除此之外，黑豹黨成員 George Jackson 在聖昆丁州立監獄暴動發生的兩週之前死於白人警衛之手。

對現代文化的影響

阿蒂卡監獄暴動事件在幾首歌中被直接提到：1973 年出版的朱迪・柯林斯的唱片 “True Stories and Other Dreams” 裡包含的 Tom Paxton 的”The Hostage”，約翰・列儂的 “Sometime in New York City” 唱片裡的 “Attica State” 和 1997 年保羅・西蒙的唱片 “Songs From the Capeman” 裡的 “Virgil”。 阿蒂卡監獄暴動給 Chales Mingus 靈感創作了 “Remember Rockefeller at Attica”，爵士音樂薩克斯管演奏家 Arche Shepp 的 “Attica Blues” 在他 1972 年的同名專輯中。說唱家 Nas 在他和 Laulyn Hill 合作的一首叫做 “If I Ruled the world （Imagine that）” 的歌裡提到了阿蒂卡。Nas 唱道，“我在阿蒂卡打開了全牢房，然後把他們送到非洲”。英國搖滾樂隊 10cc 唱的歌曲 “Rubber Bullets” 是關於阿蒂卡監獄暴動的。美國詩人金斯堡的一首詩叫 “Hadda Be Playing on the Jukebox”，也參考了阿蒂卡監獄暴動。這首詩也直接被政治搖滾音樂家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變成歌曲。

1972 年，先鋒派作曲家、鋼琴家弗雷德里克・熱夫斯基用打擊樂器的合奏方式來做了兩個關於阿蒂卡監獄暴亂事件的歌曲。歌曲 “Coming Together” 的歌詞是來源於 1971 年 Sam Melville 寫的信。Sam Melville 是這暴亂的領導者而且也是在這暴亂中失去生命的人之一。另外的一首歌曲”Attica” 來自犯人 Richard X. Clark 從監獄中出來時說的一句話 “現在阿蒂卡監獄就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