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周恩來的評價

對周恩來的評價是關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評價。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創立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之一，建國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相對而言，周恩來以其行政管理才能和外交手腕成功處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三十年來的大量棘手政治和外交問題，同時在晚年盡其所能力圖減少文革對國家帶來的損害，是一位才能卓越之務實主義者。因其善於折衷調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重要領導者之一，同時也有嚴於律己且廉潔奉公的良好政治品格。主流政治、媒體及民眾對其評價頗為正面，但也有質疑聲音批評周恩來實際上並無真正阻止文革批鬥的權勢。

中共評價

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的周恩來悼詞稱周恩來是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第六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透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做出官方評價：

從遵義會議前後到周恩來逝世，周和毛澤東合作整整四十年，直到周病逝為止。儘管兩人性格氣質截然不同，卻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政治搭檔之一，在 20 世紀中國歷史舞臺上相輔相成：毛主要扮演 “掌舵” 的政策制定者與精神領袖，周則是謹慎小心的執行者，內政外交的大管家，所謂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周憑藉其獨特政治智慧，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中唯一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從 1920 年代初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到 1976 年逝世，歷時超過半世紀）。在其晚年，兩人經常互相詢問身體狀況。1976 年 1 月 14 日下午，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念中央送審之周恩來追悼大會上之悼詞稿，毛澤東失聲痛哭。

周視鄧小平為接班人。鄧稱：“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1976 年 1 月 15 日，鄧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致悼詞，回顧和評價週一生獻身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經歷，號召要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限忠誠，終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謀利益；要學習他對敵鬥爭的堅定性，奮不顧身，機智勇敢，堅定沉著，充滿著必勝的信心；要學習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要學習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和他同疾病作鬥爭的革命毅力。鄧對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之評價，基本上代表 1978 年後中國共產黨官方立場。

此外，中國共產黨元老陳雲、李先念也有相同見解：“周恩來同志這種為共產主義理想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以至在國際人士中，樹立了忠誠、親切、勤奮、堅毅、無私、無畏的崇高形象…… 中國共產黨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光榮，中國人民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楊尚昆認為：「周恩來是舉世聞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傑出領導人之一。他生前不願意稱讚自己的功績，而且在病中留下遺囑，死後要把骨灰撒向祖國大地，不願後人為他樹碑。可是，他為中華民族解放，為人類進步事業英勇鬥爭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德，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早已為人民所崇敬，作為學習的楷模。」“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複雜艱難的迂迴鬥爭的道路。”

中國史學界和很多國外史學家認為，周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使用各種管渠道，以不同方法減少動亂之影響，也曾被江青等人稱為 “滅火隊長”。

2018 年 3 月 1 日，習近平《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建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周恩來同志諄諄教導晚輩，要否定封建的親屬關係，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關係自奮起，做人生之路的開拓者。…… 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天下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黨人優秀品德的集中寫照，永遠為後世景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家、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亦表示：“如果世界上有完美無缺的人，那就是周恩來。”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們後人研究歷史，如果查檔案的時候，很可能發現有些錯誤的檔案檔是周恩來簽字的，但是這些東西的決定過程往往是很複雜的，不是周恩來個人能夠決定的，甚至是違揹他的本意的。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有些是 “四人幫” 決定的，有些是毛主席決定的，周恩來不得不履行手續。對這類事情，我覺得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應該弄清楚當時的形勢，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過。”

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李銳，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中講到周恩來：“周恩來心裡不明白嗎？他不瞭解毛澤東嗎？他不知道毛澤東做的這一套對還是不對嗎？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沒有辦法，他只能當丫頭：你要我幹什麼，我幹什麼。…… 那本《晚年周恩來》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謙…… 這本書中，關於文革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那些文革的內情啊，都寫得相當具體。我沒有細看，我翻了一下，他寫的符合事實。”

中國兩彈元勳錢學森說：“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國外評價

在中國國外，周恩來的貢獻也得到相似評價。1955 年，原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在訪問北京後說：“在周總理的面前，竟使我無法不感覺到自己是個野蠻人。”

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領導人》中，評價周是 “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周恩來的敏捷機智大大超過我所認識的其他任何一位領袖”。

印尼前總統蘇加諾曾感慨：“毛主席真幸運，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就好了。”

赫魯曉夫說：我們都認為他是一個傑出的，靈活的當代人物，同他能進行切合實際的交談。

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也對西方記者說：“你們認為我是難以對付的話，那你們就等著與周恩來打交道吧。”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這樣比較周與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認為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央專案組總負責人，應當為專案組迫害大批中國共產黨幹部負責，如在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專案上批示 “應該槍斃” 等字樣。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內什所說：“周恩來是在明智地權衡各方面的利弊之後，才決定這樣做的。”“這位總理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顯然不利於國家的利益。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處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種明智，對受到威脅的幹部給一定保護，可以減輕數百萬人的痛苦。此外，他還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奪最高權力的企圖，防止爆發一場新的悲劇。如果他離職，內戰局勢勢必更加惡化。如果他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為英雄，其處境將更加困難、不堪設想。”

周恩來六次登上《時代週刊》封面。1951 年 6 月 18 日，周恩來第一次登上《時代》封面時，《時代》週刊寫到 “（他）在政治上是個暴虐的統治者，在外交上是個聽話的僕從，在經濟上是個無能的領導者”。1954 年 5 月 10 日，《時代》週刊寫到 “周恩來站在了世介面前，顯示了一個巨人決心把美國和西方趕出亞洲，渴望吃掉那半個世界，無論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貧窮變得強大的表情和聲音”。1975 年 2 月 3 日，周恩來最後一次登上《時代》封面時，《時代》週刊則評論說 “儘管有創造性的黨主席毛澤東還高高在上，70 年代卻已成為周恩來時代了”。 }}

負面評價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 “幫兇” 的一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一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

至於廣為人知的在文革中周恩來從紅衛兵手中救下和保護了許多人的事實，一些批評者聲稱這些被救下的人都是毛澤東默許的，周恩來是在揣摩了毛澤東的意思之後，才敢出面求的情。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 2002 年曾與朱學勤教授談起過自己對周恩來評價的轉變，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並與周恩來有私人交情的李慎之說，他一輩子佩服周總理，但在晚年卻覺得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