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尚 - 夏普慘案

傑裡波安・O・博尚持刀謀殺所羅門・P・夏普

博尚 - 夏普慘案又稱肯塔基悲劇，是 1825 年 11 月 7 日美國肯塔基州青年律師傑裡波安・O・博尚謀殺新任州眾議員所羅門・P・夏普的案件。博尚本是夏普的崇拜者，青年女子安娜・庫克（Anna Cooke）於 1820 年聲稱死產的私生子是夏普所生，但被夏普否認。庫克後來接受博尚的追求，並在同意結婚時要求他殺死夏普維護名節。兩人於 1824 年 6 月成婚，不到一年半後，博尚前往州府法蘭克福，在夏普家中將其殺害。

調查很快指向博尚，案發四天後他就在格拉斯哥的家中被捕。法庭判決被告謀殺罪名成立並處絞刑，但法官同意他的請求暫緩執行，讓他為自己的所做所為寫下辯辭。安娜・庫克・博尚也作為案件同謀受審，但因證據不足獲得開釋。她主動要求留在丈夫的牢房裡相陪，兩人還在死刑前不久一起喝下鴉片酊自殺，但都被救活。死刑執行當天清晨，兩人用安娜偷帶入牢房的刀再次自殺，安娜因傷勢過重而死，只是受了刀傷的傑裡波安・O・博尚很快經絞刑處死，成為肯塔基州歷史第一個被依法執行死刑的人。根據兩人的遺願，博尚夫婦的屍體放在同一具棺木中下葬，並且擺放成相互擁抱的姿勢。

博尚謀殺夏普的主要犯罪動機是維護妻子的名節，但仍有陰謀論流行，指稱罪行是由夏普的政治對手唆使。夏普是肯塔基州新老法院爭議中新法院支持者的領袖人物，有至少一名老法院支持者聲稱，夏普不但否認自己是庫克的父親，而且還說這個孩子是黑白混血，真正的父親是個黑奴。夏普是否的確有過這種說法一直未經證實，新法院支持者堅稱，這一傳言對博尚的情緒火上澆油，促使他決定謀殺夏普。博尚─夏普慘案啟發了多部文藝術作品創作，例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未完成的舞臺劇本《墮落》（Politian）和羅伯特・潘・沃倫（Robert Penn Warren）的小說《世界夠大，時間夠多》（World Enough and Time）。

背景

傑裡波安・博尚於 1802 年生於肯塔基州巴倫縣，在本傑明・瑟斯頓博士（Dr. Benjamin Thurston）開辦的學校接受教育，18 歲時決定攻讀法律。博尚觀察了格拉斯哥和鮑靈格林的多位執業律師，對所羅門・P・夏普的工作能力感到特別欽佩。夏普先後兩次入選州議會，還曾擔任兩屆聯邦眾議員。1820 年，一位名叫安娜・庫克（Anna Cooke）的女子聲稱夏普是自己死產私生子的生父，博尚聽聞後對夏普深感失望。夏普否認這一指控，公眾輿論也對他有利。名譽掃地的庫克只好隱居在母親位於鮑靈格林城外的種植園裡。

安娜・庫克聲稱所羅門・夏普是自己死產私生子的生父

博尚的父親住在距庫克家約 1.6 公里的地方，年輕的博尚希望能見到她。他以借書為名多次拜訪，逐漸贏得庫克的信賴。到 1821 年夏，兩人已成為朋友並開始戀愛。博尚這時 18 歲，庫克則至少已有 34 歲。她在交往期間告訴博尚，他必須在兩人成婚前殺死所羅門・夏普。博尚同意了這一要求，並表示自己也有意殺掉夏普。

決鬥是當時以名譽為動機殺人的首選方式。庫克一再強調夏普不會接受決鬥的挑戰，但博尚仍然前往州首府法蘭克福，希望能與夏普面談。夏普這時剛獲州長約翰・亞岱爾提名出任州總檢察長，博尚聲稱自己狠狠地羞辱了總檢察長，夏普只能苦苦哀求他放自己一條生路，博尚還宣稱會每天都用馬鞭抽打夏普，直到他答應決鬥為止。博尚在法蘭克福停留了兩天，等待夏普和自己決鬥。他發現夏普已經離開該市，還聽人說是前去鮑靈格林。博尚馬上趕到鮑靈格林，但夏普並不在這裡，這讓他始料未及。這樣，夏普避開了博尚的第一次謀殺企圖。

庫克決心親手殺死夏普。接下來夏普到鮑靈格林辦事時，庫克給他寄去一封信，信中譴責博尚的所作所為，聲稱自己已經與博尚徹底斷絕往來，邀請夏普在離開前到自己家的種植園一聚。夏普懷疑這是個圈套，並詢問信使信是誰寄出的，稱自己會依時前去拜訪。博尚和庫克都在等夏普自投羅網，但後者並沒有前來。博尚趕到鮑靈格林查探，得知夏普在兩天前趕去法蘭克福，並且還有很多事件沒有處理完。博尚覺得夏普之後總要回來處理好這些事情，所以決定守株待兔，並在鮑靈格林開辦了律師事務所。1822 至 1823 年，博尚一邊從事法律工作，一邊等夏普送上門，但後者一直都沒有回來。

1824 年 6 月中旬，雖然博尚還沒有完成殺害夏普的任務，但庫克還是嫁給了這位年輕人。博尚立即想出另一套謀殺夏普的方案，他開始以化名向夏普寄信，並且每封信都在不同的郵局寄出，請求夏普伸出援手，解決一些土地所有權方面的問題，還詢問對方打算何時重返綠河縣。博尚於 1825 年 6 月寄出的最後一封信終於等來夏普的回覆，但信中沒有說明計劃到達的具體日期。

謀殺

P・夏普（圖）被謀殺時年僅 38 歲

所羅門・夏普擔任肯塔基州總檢察長期間捲入了新老法院爭議。該州經濟遭 1819 年大恐慌摧毀後尚未完全恢復，州內政治家分裂成兩組陣營，一組有賑災黨或賑災派之稱，主張透過更多對債務人有利的法案，另一組則是反賑災黨或反賑災派，他們要求保障債權人的利益，希望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同能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得到履行。州議會中的賑災派議員透過多項對債務人有利的法案，但肯塔基州上訴法院裁決其中多條違憲。賑災派議員於是試圖將該院法官解職，但又無法在兩院都取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支援。因此，賑災派決心廢除州上訴法院，建立新的最高法院，這樣州長約瑟夫・德沙就可以提名傾向賑災派的法官上任。兩所法院互不承認，而且都自稱是肯塔基州的最高法院，這一爭端人稱新老法院爭議。出身貧寒的夏普和亞岱爾一樣，都是賑災派的支持者。到 1825 年時，新法院派系的實力已經減弱，為了重振黨派聲威，夏普辭去總檢察長一職，競選富蘭克林縣的州眾議員席位，他的主要對手是老法院派幹將約翰・J・克里滕登。

競選期間，老法院派系舊事重提，指稱夏普當年對安娜・庫克始亂終棄。老法院支持者約翰・華林（John Waring）印發的傳單不但指控夏普是庫克孩子的生父，而且還稱夏普否認指控的同時還汙衊孩子是黑白混血，稱孩子真正的父親是庫克家族中的一個黑奴。夏普是否的確有過這類說法一直沒有得到證實，但他最後還是贏得了選舉。

傳單中的指控很快傳到傑裡波安・博尚的耳朵裡，重新激發出他殺死夏普的決心。他決定放棄光明正大的決鬥，改走謀殺一途，並把嫌疑轉移給夏普的政敵。為了讓事件看上去更像是由政治動機引發，他決定在州議會開幕的前一天晚上謀殺夏普。

博尚以生意之名趕往法蘭克福，於 11 月 6 日抵達。由於未能在當地找到旅館，他在喬爾・斯科特（Joel Scott）家中租了房間，斯科特正好是州立監獄的看守。午夜前的某個時間裡，斯科特聽到博尚房裡傳來一陣動靜，他之後過去檢視，發現門的插銷打開了，博尚不在房裡。博尚喬裝改扮，把一套衣服埋在肯塔基河旁，再朝夏普的家前進。夏普起初不在家，但博尚很快就在當地一家旅館找到了他。博尚沒有馬上動手，而是回到夏普家附近並躲藏起來，等待夏普回來。夏普約在午夜左右回到家，博尚看到他進門。

1825 年 11 月 7 日凌晨兩點左右，博尚走到夏普家門前，之後他這樣描繪自己謀殺的過程：

・科文頓（John A. Covington）。“我不認識你，” 夏普上校說，“我只認識約翰・W・科文頓（John W. Covington）”。夏普的夫人走到隔門前，然後又走開了，我看著她走開，一邊用令人信服的口氣說：“上校，咱們到燈前說話，這樣你就能認出我了。” 我右手拉著他的手臂，左手還是抓住他的手腕，然後脫下帽子，拿開擋住額頭的手帕，再看向夏普的臉。我想，他看到我又長又卷的頭髮時應該更容易認出我來。他突然向後跳了一下，用恐懼和絕望的口氣驚呼：“老天爺啊！是他！” 同時雙膝跪地。我放開手腕，抓住他的喉嚨，把他抵在門上，當他面小聲說：“去死吧，你這個小人。” 同時手中的匕首插進他的心臟。| 傑裡波安・博尚 |《傑裡波安・O・博尚的供述》}}

博尚切斷了夏普的主動脈，幾乎是一刀斃命。夏普的夫人伊麗莎在樓上看到了整個案發經過，但博尚得手後馬上就逃離了現場，伊麗莎沒能辨認出兇手的身份。博尚返回埋藏衣物的地點，將身上的偽裝除去，並將之綁上石頭沉入肯塔基河，之後穿著自己平常的衣服回到斯科特家裡，並待到早上。

逮捕

得知夏普遭謀殺後，肯塔基州議會授權州長懸賞 3000 美元（即 3000 銀元）緝拿兇手。法蘭克福市董會又增加了 1000 美元賞金，夏普的朋友們還籌集了 2000 美元。作案嫌疑主要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博尚、華林和帕特里克・達比（Patrick H. Darby）。1824 年肯塔基州議會選舉期間，達比曾放話稱，夏普如果當選將 “絕對不可能上任就職，他死定了”。華林也有過類似威脅，還吹噓自己已經捅死了 6 個人。

經警察宣誓，法官簽發了華林的逮捕令，但警官之後發現華林在夏普被殺前一天受了槍傷，臀部兩邊都中了彈，所以沒有作案能力。達比得知自己已是犯罪嫌疑人後親自展開調查。他前往辛普森縣並遇到了約翰・羅威（John F. Lowe）上尉，羅威告訴達比，博尚曾向自己透露這起暗殺的詳細計劃。他還給了達比一封信，其中的內容對博尚非常不利。

行兇次日，博尚在布盧姆菲爾德的一位親戚家中過夜。次日，他前往巴茲敦並在當地過夜。11 月 9 日晚，他到達鮑靈格林並在小舅子家中借宿，最終於 11 月 10 日回到格拉斯哥的家裡。他和安娜之前已經計劃好要逃往密蘇里州，但這天尚未入夜，就有地方保安隊從法蘭克福趕來將他逮捕。

博尚被帶回法蘭克福並在審查法院受審，但州檢察官查爾斯・比伯（Charles S. Bibb）表示，自己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證據來拘留嫌犯。博尚暫時獲釋，並且同意在法蘭克福停留 10 天，以便法庭調查完成。這一期間，博尚給約翰・J・克里滕登和喬治・M・比布，請求他們伸出援手為自己辯護，但都沒有收到答覆。與此同時，博尚的一位正擔任州參議員的叔叔組建了辯護律師團，前聯邦參議員約翰・波普（John Pope）也是其中一員。

博尚被捕時身上帶了刀，但這把刀與夏普屍體上的傷口不符。辦案人員在夏普的家附近找到一處腳印，但也與博尚不符。逮捕博尚的保安隊曾在兇案現場採集了一塊帶血的手帕，但這塊手帕又在將嫌犯帶回法蘭克福的路上遺失了。控方最有力的證據來自夏普的太太伊麗莎，她聽到了兇手的嗓音，稱其音調特別高。聽到博尚的聲音後，她肯定這個人就是兇手。

帕特里克・達比作證稱，博尚曾於 1824 年向自己尋求法律建議起訴夏普，只是不知道具體打算採用什麼罪名。博尚在兩人隨後的交談中提及夏普拋棄安娜・庫克和孩子和惡行，發誓自己總有一天要殺了他，哪怕是非得趕來法蘭克福，當街開槍打死他也不例外。面對伊麗莎和達比的證詞，法蘭克福裁判官決定收押博尚，等待 1826 年 3 月巡迴法院開庭。

庭審

博尚受到起訴，庭審於 1826 年 3 月 8 日開始。面對法官的詢問，博尚聲稱自己無罪，但他庭審期間始終沒有走上證人席。羅威上尉受到傳喚出庭，重複他之前向達比所說的證詞。他還在證詞中進一步透露，博尚在謀殺案發生後揮舞著紅旗回家，一邊還高呼自己 “取得了勝利”。羅威向法庭出示了一封博尚的來信，信中博尚仍然堅稱自己是無辜的，但會有敵人密謀陷害，所以請求羅威為自己出庭作證。信中還告訴羅威如果需要出庭作證的話需要注意的幾處要點，其中有些與事實相符，但也有多處屬於偽證。

O・博尚謀殺所羅門・P・夏普罪名成立

伊麗莎・夏普出庭作證，肯定博尚的嗓音和兇手相符。案發當晚被告所租房間的屋主喬爾・斯科特在證詞中表示，他聽到博尚當晚外出，並在晚些時候返回。據斯科特所說，博尚次日清晨聽聞兇案後對之非常關注，一直刨根究底地追問。達比的證詞最為詳細，他在作證時回憶了 1824 年與博尚的面談。根據達比的證詞，博尚聲稱夏普曾提出要送給他和安娜 1000 美元、一個女奴，外加 0.81 平方公里土地，只求兩人放他一馬，只是之後又覺得代價太高而反悔。

有多位證人證實，兇手自稱約翰・A・科文頓，夏普和博尚都熟識約翰・W・科文頓，並且博尚經常把後者的名字錯念成約翰・A・科文頓。還有證人出庭作證，表示他們聽到博尚對夏普所做的威脅。

博尚的辯護律師指出，夏普被殺可能是出於政治動機，帕特里克・達比是老法院的支持者，所以他的證詞可信度存疑。辯方還傳召證人出庭作證，稱他們並不知道博尚和夏普之間存在任何敵意，律師還對達比和博尚 1824 年的那場會面是否的確發生過提出質疑。

辯方律師約翰・波普在結案陳辭中貶低達比的證人品格，達比為此用手杖打了另一名辯護律師。庭審持續了 13 天，其間控方未能提供包括兇器在內的任何物證，但到了 5 月 19 日，陪審團還是隻經過一小時的商議就判決被告謀殺罪名成立，法庭判處博尚絞刑，行刑日期定在 1826 年 6 月 16 日。

庭審期間，安娜・博尚曾請求約翰・華林伸出援手，還嘗試勾引約翰・羅威為自己的丈夫作偽證，但都沒有成功。5 月 20 日，兩位太平紳士以謀殺從犯罪名將安娜過堂，最終因缺乏證據將她無罪開釋。但安娜主動請求留在丈夫的牢房裡相陪。

波普請求法官推翻陪審團的裁決，但法官沒有同意，不過他接受了博尚暫緩行刑的請求，將死刑日期推遲到 7 月 7 日，以便他為自己的行為寫下書面辯護。博尚在《傑裡波安・O・博尚的供述：該人因謀殺所羅門・P・博尚上校而於 1826 年 7 月 7 日在肯塔基州法蘭克福被處以絞刑》（The Confession of Jereboam O. Beauchamp: who was hanged at Frankfort, Ky., on the 7th day of July, 1826, for the murder of Col. Solomon P. Sharp）一書中堅稱，自己殺死夏普是為了維護愛妻的名譽，他本期望書能在自己死刑執行前出版，但由於書中有關檢方證人為了讓他定罪而作偽證並接受賄賂的說法涉嫌誹謗，因此其出版受到延遲。

處決

博尚夫婦企圖向一名警衛行賄，請求對方讓兩人逃走，他們不但沒能如願，還受到指控。他們又給博尚的參議員叔叔寫信，請他幫兩人脫身。兩人向州長德沙請求延緩刑期，德沙於 7 月 5 日拒絕了他們的最後一次請求。這天晚上，博尚夫婦一起服下大量鴉片酊自殺，但兩人都活了下來。

7 月 7 日清晨，安娜請警衛暫時迴避，以便自己更衣，然後又一次服下大量鴉片酊，但很快嘔吐了出來。她之前偷帶了一把刀進入牢房，夫妻倆於是用刀再次自殺。警衛發現兩人後將安娜帶到家裡並請來大夫診治。

博尚因刀傷變得奄奄一息，獄卒將他放到車上送到刑場，犯人最終以絞刑處死，並未因刀傷流血身亡。臨刑前，他堅持要看到夫人，但大夫們告訴他，安娜傷得不重，之後就會康復。博尚聲稱自己連見太太最後一面都不可得，這太過殘忍，警衛們於是同意請求，帶他去看安娜。安娜這時已非常虛弱，甚至沒法向丈夫道別，博尚對醫生們的欺騙感到憤怒。他留在妻子身邊，直到再也感覺不到她的脈博。博尚最後一次親吻安娜毫無生機的嘴唇，口中宣告：“我為你而生，也為你而死。”

前往絞架的路上，博尚請求與前來見證死刑的帕特里克・達比交談。他向達比微笑並伸出手，但後者沒有與他握手。博尚向眾人宣稱，達比與這起謀殺案沒有任何關聯，但在有關 1824 年兩人面談的證詞中撒了謊。達比否認自己作了偽證，要求博尚收回指控，但犯人沒有理睬，而是示意囚車繼續向絞架前進。

博尚終於到達絞架前，他告訴準備為他禱告的神職人員，自己已經在 7 月 6 日得到救贖。犯人這時已非常虛弱，必須要兩名男子扶住才順利將繩索套到他脖子上。在博尚的請求下，第 22 團樂隊演奏的是《拿破崙撤離莫斯科》（Bonaparte's Retreat from Moscow）。這是肯塔基州歷史上首次依法執行絞刑，有 5000 人前來見證。應博尚父親的請求，政府將他兒子和兒媳的遺體交給他下葬。兩具屍體以相互擁抱的姿勢放進一具棺木，這正是博尚夫婦的遺願。兩人下葬在布盧姆菲爾德的楓樹林公墓，墓碑上所刻詩句是由安娜所作。

餘波

博尚的遺作於 1826 年出版，同年出版的還有《安・庫克的信》（The Letters of Ann Cook），但歷史學家對這些信件是否確實是庫克所寫存在爭議。J・G・達納（J.G. Dana）和 R・S・托馬斯（R.S. Thomas）將博尚受審的法庭紀錄經過編錄後出版。次年，夏普的哥哥利安德・夏普博士寫出《為已故上校所羅門・P・夏普的人格平反》（Vind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Late Col. Solomon P. Sharp）一書，駁斥博尚書中所做指控。夏普博士在書中宣稱這是一起政治暗殺：他指稱博尚是反賑災派的忠實信徒，並點名同樣身為反賑災派黨徒的帕特里克・達比是案件同謀。達比以起訴相威脅，要求利安德不得出版此書，華林甚至威脅要殺了他。對此博士選擇息事寧人，沒有出版自己的作品，保留的所有手稿都放在他的房子裡，直到多年後對房子做改裝時才重新發現。

在許多人看來，博尚─夏普慘案都是以名譽為動機，但也有部分新法院派系人士指稱博尚是受到老法院黨羽的煸動，特別是帕特里克・達比。夏普本有望成為 1826 年肯塔基州議會的少數黨眾議院議長人選，這就給了老法院的支持者以動機，煽動博尚除去政敵。夏普的遺孀伊麗莎似乎也相信這一推論，她在 1826 年的一封信中指責達比是 “那場骯髒謀殺的主謀，奪走了我在這世上最親愛的人。”

一些老法院派系人士聲稱，州長德沙曾有意赦免博尚，但要求他在《供述》一書中指控達比和老法院書記員阿喀琉斯・斯尼德（Achilles Sneed）作為交換。有證人聲稱，博尚曾在臨刑前不久表示，自己已經 “做了夠久的新法院（支持者），（現在）會以（支援）老法院的男人身份死去。” 博尚堅定支援老法院，所以不大可能會考慮與老法院派系勢力勾結以求活命。博尚的遺作發行有多個版本，其中一個在內文明確提及了這筆交易。最終，博尚覺得新法院黨徒不值得信任，很可能會過河拆橋，這樣他不但要坐牢，連為榮譽殺人的俠義道也會失去，所以沒有接受交易。

達比否認自己與案件存在關聯，聲稱這是包括弗朗西斯・普雷斯頓・布萊爾和阿莫斯・肯德爾在內的一些新法院黨羽在詆譭自己。他還指控伊麗莎・夏普的信件實際上是新法院支持者所寫，始作俑者還包括髮表信件的《新法院阿格斯報》（New Court Argus）主編肯德爾（Kendall）。兩方的攻擊和抹黑是如此極端，以至於《新法院阿格斯報》發文指稱，有可能是新法院的支持者鼓動了謀殺，用來作為資本攻擊、羞辱老法院派系。

達比最終以誹謗罪起訴肯德爾和伊麗莎・夏普，同時受到起訴的還有州參議員博尚和夏普的哥哥利安德，但由於案件審理多次延期，還數次變更審理地點，達比直至 1829 年 12 月逝世時也沒有看到案件開庭審理。

流行文化中的反映

博尚─夏普慘案對多部小說、戲劇及歷史作品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查爾斯・芬諾・霍夫曼（Charles Fenno Hoffman）的小說《Greyslayer》、威廉・吉爾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的小說《博尚》（Beauchamp）、愛倫・坡未完成的舞臺劇本《墮落》（Polltian）、J・G・達納和 R・S・托馬斯的歷史文獻《博尚的審判》（Beauchamp's Trial）、L・F・約翰遜（L.F. Johnson）的《悲劇與審判》（Tragedies and Trials），J・溫斯頓・科爾曼（J. Winston Coleman）於 1950 年出版這一系列事件的歷史文章，同年，羅伯特・潘・沃倫的浪漫價值觀批判小說《世界夠大，時間夠多》（World Enough and Time）也涉及這一事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舞臺劇本《肯塔基州三大悲劇》（Three Kentucky Tragedies）就是以此事為題材。1992 年，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在肯塔基州法蘭克福製作的室外劇《傷是傷之心》（Wounded is the Wounding Heart）也是以這起案件為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