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會中武士階層（稱作侍，日文：；也有稍微古老的說法武士，日文：）的道德規範以及哲學。如同歐洲中世紀出現的騎士精神，武士道是基於一些美德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只有透過履行這些美德，一個武士才能夠保持其榮譽，喪失了榮譽的武士不得不進行切腹（日文：，或）自殺。新渡戶稻造認為，對武士來說，最重要的是揹負責任和完成責任，死亡不過是盡責任的一種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沒有完成責任所規定的事務，所受的懲罰比死還可怕。認為切腹是武士唯一謝罪的方法的觀點是錯誤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國家滅亡卻不隨之而亡的人。

1869 年，明治政府透過版籍奉還廢除幕府時的身份制度，宣佈四民平等，廢除封建俸祿，武士階層解體。1871 年制定戶籍法為廢除等級制著手簡化階層成分，宮廷貴族和大名被指定為華族，武士被指定為士族或卒族，其餘者劃為平民。明治維新後，武士階層佔據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職。武士和武士制度雖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為一種思想正規化和日本美的符號深深植根於國民性格之中，化為縱貫列島的 “國風”，並對後來日本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體，構成了日本政治文化傳統的基本要素。

武士道的起源

日本武士是日本身份制度下計程車族階層，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後，作為封建貴族莊園的護從而出現的。後來武士不斷壯大，開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將軍、大名、家臣、足輕、鄉士等 20 多個等級，成為日本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勢力。早期武士其實是僱傭兵，在戰國時代是下剋上時代，武士道真正完成於德川幕府時代，來源於神道教、佛教。從神道教中，武士道得到了忠於主君，尊敬祖先；從佛教的日本禪宗得到了專注、平靜、沉著、不畏死；從儒學中得到了五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內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規範。經過十二世紀晚期的發展，武士道在 16 世紀成為成文的準則。

武士道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江戶時代之前，江戶時代，和明治維新之後。

江戶時代之前：主要崇尚個人榮耀與家族名譽，講究個人實力，不尚下對上的忠誠，也就是流行以下剋上，提昇個人與家族的政治威望，典型代表是平清盛、足利尊氏、明智光秀。
江戶時代：幕府為了安定社會，制定諸多武家法規，本份，得主盡忠，忠於主君，不顧身家，報恩，克己，面對逆境而不動搖，以內在的修行，穩定武士階級的倫常，外在上也以嚴格取締的方式約束對上不敬的行為，把社會帶向和平穩定的方向，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和吉田松蔭，這些武家法規，就形成了現在所謂的武士道，這使得武士有了恆常效忠物件。
明治時代之後：因實行四民平等、廢刀令，使武士的地位被削弱，但而後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武士道再度被提倡，並被強調成對天皇的徹底服從與勇武。

1868 年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武士道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充套件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明治政府以贖買方式廢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級及財產特權，武士階層隨之瓦解。1878 年，陸軍卿山縣有朋以陸軍省（相當於部）名義釋出的《軍人訓誡》，就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 “神” 來崇拜，向軍隊灌輸絕對尊崇天皇的思想；還特別提倡 “武士道” 精神，宣揚軍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於 “忠誠”、“勇敢”、“服從” 的武士道精神。1881 年建立了憲兵制度，1882 年又以天皇名義釋出《軍人勅諭》，再度重申軍人應絕對遵守 “武士道” 的 “忠節”、“武勇”、“禮儀”、“俠義”、“質素” 等，把武士道進一步發展為近代軍人的信條。

1890 年更頒佈強調 “和魂” 的《教育敕語》，本著 “以儒教為根本” 的原則，倡導全日本國民均 “應義勇奉公，以輔仁天壤無窮之皇運”，以為天皇之 “忠良臣民”，武士道全民化確立了明治時代的武士道，皇國臣民化構築了 “一君萬民” 體制，把國民道德規範總結為 “孝悌忠信” 與 “共同愛國” 兩大綱目。臣民對於天皇的 “忠誠” 賦予 “愛國” 的意義，使武士道精神披上 “愛國主義” 的軀殼，體現出近代國家意識。於是武士道成為近代日本教育方針的靈魂。建構起以武士道精神、國家主義為核心，以忠君愛國為內容的近代國民道德。一是以忠孝為本，尊崇五倫五常等儒家倫理綱常。《教育敕語》要求臣民 “克忠克孝”，並與 “皇祖皇宗” 的 “肇國宏遠” 相聯絡，稱其為近代日本 “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宣傳家族國家觀，奉天皇為最高家長。在五倫五常方面，《教育敕語》亦要求臣民 “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 等。二是倡文武兩道，但以武為先，強調 “尚武精神”。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是以 “忠君愛國” 為核心的。武士道從幕府時代效忠各自主君，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個人。同時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 “士魂商才” 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 “忠君愛國” 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1911 年，明治政府在全面修訂的修身教科書中明確形成了家庭國家觀。修身教科書明確指出整個日本社會是一大家庭，而皇室是宗家，對雙親的孝和對天皇的忠是緊密一致的。

福澤諭吉強調維持士風是萬世不變的要義。新渡戶稻造呈給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論書』中認為 “武士道興於茲，輔佐鴻謨，宣揚國風，使眾庶皆歸忠臣愛國之德。” 新渡戶認為孔子的教誨是武士道最豐富的源泉。武士道對男性和女性要求稍微不同。對於女性而言，武士道意味著守衛自己的貞操（當作為武士的女兒時），教育子女，支援丈夫及維繫家庭等。戰後，日本銀行在 1984 年更改紙幣上的圖案設計，採用福澤諭吉像為一萬日圓，新渡戶稻造像為五千日圓，夏目漱石像為一千日圓的圖樣。而此三人對武士道都表示積極的讚賞，三人的看法雖說一致也存在著微妙的差異，但也表示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相當受武士道的影響。

武士道的經典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 “葉隱”。《葉隱聞書》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是一部「武士論語」，所以又稱《葉隱論語》或《葉隱論語摘抄》。「葉隱」一詞的由來，緣於西行上人詩句。西行詩曰：「隱於葉下，花兒苟延不敗，終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葉隱” 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 “捨身奉公” 之意。而作者山本常朝的俳號即為 “辭浮世何處洗塵的山櫻”。該書開宗明義：「武士道者，死之謂也。」武士道者尋覓通向死亡之路，“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則成‘常住死身’，於武道乃得自由”。同時強調崇奉先祖，以先祖的教訓為指南，並專注於國學傳統。該書前言以四大誓言結尾：

奉武士道者絕不遲疑
應為主君所用
孝親
大慈大悲，方可為人

在江戶初年，由朱舜水的學生、古學派的始祖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山鹿素行在《聖教要錄》中批判當時流行的朱子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提出了 “古學”，主張儒教本來的精神，應當直接向古代聖人學習其道。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 “中朝” 或 “中華”，主張日本天皇 “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 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 “國體”。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 “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 山鹿流兵學適應江戶時代的武士從戰鬥者轉變為政治支配者的需要，細緻闡述幕藩制度下的武士應有的行動倫理，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武士道論。

儒學家中江藤樹和貝原益軒用儒家的知識和理論將武士基於經驗形成的文武兩道觀改造成武家用以治國安邦的政治理論，形成文武合一論，特別是他們以儒家的仁義之道作為武士的行為規範和安身立命的基礎。中江藤樹在所著《文武問答》中，系統地論述了儒家倫理與日本武道的關係，並以儒家理論為指導，將武士傳統的文武兩道觀發展為系統的文武合一論。貝原益軒的《武訓》主張文武一途，以此來強調文道的重要作用，“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猶如陰陽互為其根，故無文之武非真正之武”。“以文憫人撫民乃仁也，以武制敵靜亂乃義也。文武二道，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則難以修身治國平天下；故仁義為道之本，體也，文武乃行仁義之用也。仁義之道之外無文武，文武之外無法治無兵術。” 強調武士如不以仁義為本，在戰場上就不可能為主君行忠義、捨命死節，如此何談武道。齋藤拙堂著的《士道要論》提出文武平行論，武士為四民之首，上侍奉主君，下管理百姓，“國以士立，士以氣立”，因此武士的風尚、風氣如何，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士風健康的標誌，在於武士以禮義廉恥為宗旨。藤田東湖作《弘道館記述義》認為文武兩道是日本的神聖建國之道，朝廷代表 “文”，幕府代表 “武”，這樣，文武合一論就為水戶學的尊皇論和公武合體論提供了思想基礎。

江戶末期的吉田松陰提倡尊奉天皇的武士道，極力主張武士的根本責任之一是尊王攘夷：“今之士名為武士，其本職在於平禍亂、攘夷賊。” 松陰論述了廢除幕藩制、將權力從武家政權‘復古’為天皇政權的正當性。吉田松陰發展了會澤正志齋的國體思想。認為在中國，‘傑出於億兆’的人物才能當皇帝，如果並非如此優秀的人佔據皇位，可以奪取其王位（易姓革命）。與此相對，在日本能否成為天皇由血統決定，血統之外的人不能覬覦天皇之位。但是，日本對將軍職位的態度與中國對皇帝一樣，不稱職的人就任於將軍位置上時，可以廢去其職務。不過，這不是誰都可以隨便決定的，只有奉天皇的命令才可以這樣做。他認為儒學首先是一種軍隊教育的手段。水戶學的國體論經、吉田松陰的國體論、教育敕語的國體論、直到明治末期的家庭國家觀，最終形成了日本官方的國家主義。

主要內容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 “義勇奉公” 為最高原則。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 “臣不臣”（臣不盡臣道），盡忠是絕對的價值。貞永元年（1232）頒佈的作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敗式目》（即《貞永式目》），主旨在於規定 “僕忠主、子孝父、妻從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主君的忠誠。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 “士道論” 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乾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近現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 “大和魂”。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幾個方面：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

義 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要求武士必須遵守義理和道德。
勇 武士具備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要有高強的武藝。
仁 武士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
禮 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
誠 要求武士保持誠實，同時要擺脫來自諸如商人階層之類的誘惑。
名 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願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
忠 忠於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須恪守的信條。
克 要求武士剋制自己的私慾，不能被慾望左右信念，這樣才能侍奉君主，保護領國領民。

3.1 武士道的禮

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社會階層秩序的尊從，更進一步說 “禮儀端正”，才是武士強人一等的表現。武士道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堅毅、視死如歸、忠誠仁愛的精神，養成重視禮儀修養，勤儉寡慾的習氣。禮節被上升到等級制度的高度《家康遺訓》就有對於等級制度禮節的規定，如第四十五條寫道 “平民對武士失禮，武士可殺之”。幕府頒佈針對大名的《武家諸法度》和針對嫡系家臣武士 "旗本"、"御家人" 的《諸士法度》中明文規定："獎勵文武忠孝，以正禮儀" 或 "勵忠孝，正禮法"。日本最著名的禮法流派是小笠原派。其創始人小笠原清務說：「所有禮法的目的都是為了陶冶精神。心靜即能打消兇惡暴漢動粗念頭，指的就是這等的心意磨鍊。」鎌倉武士小笠原貞宗據禪苑清規之內容，制定了日本歷史上第一部武家禮法《六波羅殿御家訓》。

明治維新以後，以小笠原流為代表的武家禮法對國民普及作法教育。昭和 13 年（1938），日本文部省成立「作法教授要項調査委員會」，當時禮法的最高權威、《日常禮法心得》的作者、貴族院議員、侯爵德川義親任調查委員長。不久文部省頒佈《昭和國民禮法要項》，在學校貫徹實施，標誌武士道禮法成為日本全體國民修身教育的一部分。日本國民禮法對姿態、最敬禮、參拜禮、敬禮、問候、言語、起居、遞交、包結、服裝、皇室禮法、家庭生活禮法、社會生活禮法進行了規定，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禮儀的概括，至今仍為典範。昭和 42 年（1967 年）3 月 29 日，文部省發出宣告，指所有高等學校都能於正規體育課程中教授弓道。

武士的教育與訓練

在武士道的訓練中主要的學科有劍道、弓道、柔道、相撲、騎術、槍術、戰略戰術等，這些都進而演化為日本的傳統文化。與佛教一道傳入日本的詩文、繪畫、音律、服飾、飲食、瓷器等作為禪宗文化的外在表現，也為當時武士階級提供了修養品格的鍛鍊。音樂和文學的修養被鼓勵用來培養武士的溫文爾雅之風。武士階層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軍紀、戰記文學。如詩書《吾妻鏡》、軍記《平家物語》等。華道、茶道、將棋、邦樂、香道、書道、文學等等這些，都是武士修身養性的手段，培養一種不驕不躁、謙遜雅緻的心境。

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間經常佩戴武士刀，以象徵勇武。武士刀是一種狹長而鋒利的冷兵器。新渡戶認為，武士刀必須由優秀的工匠鍛造，只有這種工匠鍛造出的刀，再經過武士使用，才能稱作武士刀。江戶時代，切腹在刑法和禮法上成為一種制度。切腹是一種嚴肅而莊重的行為，只有上層武士，才有資格被賜予切腹之刑，一般百姓不許處以這種刑罰。

新渡戶稻造寫的《武士道》一書中這樣論斷切腹的含義：“開啟靈魂之窗請君看，是紅還是黑，請君自公斷。”

相關著作

明治維新之後，1899 年 12 月，新渡戶稻造用英文著書《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向西方介紹武士道精神，是第一本有系統地闡述武士道的著作，這本書在 1908 年出版了新渡戶友人櫻井鷗村執筆的第一個日本語譯本，翻譯過程得到英語原著者的協力，新渡戶身後，生前的學生矢內原忠雄依據英語原文，參考舊譯、配合日本國情重新編譯，1938 年巖波書店列巖波文庫青 118 種出版，長銷至今，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