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蹟損毀列表

1966 年 8 月 17 日，文化大革命 “紅八月” 期間，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釋出《最後通牒 —— 向舊世界宣戰》，18 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22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事跡，23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支援學生進行文革，“破四舊” 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

以下大致列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遭到毀損的部分文物古蹟。

古蹟

1.1 陵墓故居

帝王皇室

位於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的炎帝陵，1954 年除夕，香客在祭祀時不慎失火，炎帝陵的主殿和行禮亭全部被焚，文革期間主殿及其附屬建築再次遭到嚴重破壞，朝房、碑房、午門以及圍牆遭到多次破壞，除炎帝神農氏陵墓外，全部被夷為平地，1988 年重修竣工。
位於陝西省延安市黃陵縣的黃帝陵，有 “天下第一陵” 之稱，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一度無人管護，山上古柏遭到偷砍濫伐，造反派錯誤地把 “黃帝” 當成 “皇帝” 進行批判，對陵廟建築進行破壞，同時將山陵作為武鬥據點，在山上修工事、陵區埋死人，黃帝陵成亂葬崗，1976 年起開始修繕清理。
位於山東省曲阜市的少昊陵，是黃帝之子、“三皇五帝” 之一少昊的陵墓，文革期間遭破壞，少昊塑像頭顱被砸碎，景靈宮遺址僅存的兩個景靈宮碑亦被砸毀、1990 年代初重立。
位於湖南省永州市寧遠縣的舜帝陵，文革期間被毀，舜陵高原圍牆及其它房舍的磚牆被拆去建集體豬場，石碑被移去修水渠、建小發電站，1980 年起開始修復。位於山西省運城市的舜帝陵，文革期間亦被毀，舜帝的墓冢被掛上了大喇叭。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大禹陵文革期間遭嚴重破壞，大禹廟被拆毀，夏朝開國國君大禹的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被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時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魯迅胞弟周建人堅決反對將禹廟拆去改建為工廠，1976 年起大禹陵廟重建大修。
位於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的周太王陵文革期間遭嚴重損毀，周朝先祖周太王的陵墓面積大大縮減，原有的一些建築物包括王陵前原有十二匹石馬被嚴重破壞，改革開放以後開始修繕。（參見：金村大墓）
位於山東省的曲阜周公廟，是紀念西周開國國君周武王之弟、“禮樂制度” 開創者、諸侯國魯國之祖周公的廟宇，文革期間遭紅衛兵破壞，周公廟前 “曲阜魯國遺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壞，欞星門門頂上坐著的四尊羅漢被砸碎，周公泥像和神龕也被拉倒破壞。
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和縣的 “楚霸王” 項羽的霸王廟，以及虞姬廟和虞姬墓，文革期間被砸成一片廢墟，只剩下半埋在土裡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霸王祠被改為一所農業中學，1984 年起重修擴建。位於安徽省宿州市靈璧縣的虞姬墓，文革期間亦遭到嚴重破壞，冢土被削去大半。
位於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的唐中宗李顯的皇陵唐定陵，文革期間遭破壞，定陵前曾矗立著一尊無字碑，據《富平縣誌》記載，1967 年這塊石碑被 “宮裡公社” 的幹部帶領群眾砸毀後，做成 72 條碾子並以 10 元人民幣一條的價格出售。（參見：唐十八陵）
位於陝西省興平市的楊貴妃墓，是唐玄宗的寵妃、“中國古代四大美女” 之一的楊玉環的墓地，文革期間楊貴妃墓遭到極大破壞，1979 年起重修。
位於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的唐穆宗李恆的皇陵唐光陵，文革期間因附近修鐵路需要採石，許多光陵的石人石馬被砸毀，而光陵南門 “朱雀門” 以南 2500 米處原有 1 對鵲臺，東鵲臺於文革中被夷平，僅存西鵲臺。此外，唐乾陵、唐章陵、唐端陵、唐元陵、唐豐陵等帝王陵墓的石刻和文物等均遭到不同程度損毀。（參見：唐十八陵）
位於北京市的房山金陵，是北京最早最大的金朝皇家陵寢，文革期間民眾將推土機、拖拉機開上來造田，各種石人、石獸、欄杆、臺階都被砸毀後砌到梯田上，華表被炸爛，殘磚碎瓦被推到兩側山溝裡，太祖陵區被改造為數層大型梯田。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宋六陵，是南宋六座帝王陵墓，文革前每一叢松樹下面的皇陵都有一個小土堆墳包，並且有個標誌，文革期間所有的土堆都扒平了，當時紹興師範學校還挖了兩口井而且挖到了地下皇陵墓道，此外皇陵墓碑等文物也遭損毀，文革結束後宋六陵殘存的地面建築幾不復存。（參見：宋陵）
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文革期間遭破壞，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寢內外的相關物件被損毀。（參見：起輦谷）
位於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的明太祖朱元璋的 “明皇陵”，文革期間陵中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紅衛兵調來炸藥炸得四分五裂，石馬耳朵被砸掉、腿被砸斷，皇城亦被拆毀，1982 年開始修復。（參見：明孝陵、明十三陵）
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明楚王墓，是明朝九位楚藩王的陵寢，其中 7 座墓葬儲存較好，2 座毀於文革時期。
位於河南省安陽市的明成祖朱棣嫡第三子趙簡王朱高燧的墓，文革期間被挖毀。
位於北京市的景泰陵，是明景帝朱祁鈺的陵墓，文革期間遭到破壞，陵冢被平毀，陵碑被推倒，建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2001 年起開始修復。（參見：明十三陵）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兩名后妃遺骸自北京市的明定陵裡被紅衛兵掘出，著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遭焚燬，包括袞服、金冠、凰冠等稀世之寶在內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 （參見：明十三陵、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河南省新鄉市的潞簡王陵，是中國目前石構陵墓規模最大、儲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陵墓，由神道、東陵區朱翊鏐的潞簡王墓、西陵區趙次妃墓（中國現存明代最大的王妃墓）共同組成，文革期間東陵三座石牌坊、石獸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神道石獸群也有不少被紅衛兵砸得傷痕累累，石獸群后面還有一對文臣、武將石像，其中文臣的頭被紅衛兵砸掉、不知去向，1979 年後潞簡王陵開始修繕。
位於北京市景山公園的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處的槐樹，文革期間被當作 “四舊” 鋸斷，後再植新株。
位於北京市的慶親王陵，是清代數位慶親王的陵寢，文革期間整個陵區遭到嚴重破壞，乾隆帝之子永璘的地宮地面建築被拆毀，奕劻的陵園被拆殿扒牆建廠房，宣統帝為奕劻撰寫輓詞的石碑亦被炸燬。

將相大臣

位於陝西省渭南市白水縣的倉頡墓與廟，“造字者” 倉頡的廟內原有石碑多通， 文革期間多被毀壞，今陳列於前殿的劫後倖存石碑 15 通，殿外的杜康、雷祥（雷公）、蔡倫泥胎塑像亦被毀。依據《白水縣誌》記載，白水縣的紅衛兵在破四舊期間，數以千萬計的有價值的文化成果與珍貴文物被 “破” 掉，包括雷公廟碑等金石，倉頡、雷公等大型泥塑像損毀，又挖掘名人古墓 26 座。
位於山東省的曲阜孔廟、孔林、孔府，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遭嚴重損毀，孔廟內的泥胎塑像被毀、“萬世師表” 大扁被焚燬，孔子墓前 “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 大碑被毀、墓被炸開，孔子第七十五代嫡孫孔祥珂及夫人、第七十六代嫡孫孔令貽及其妻妾的墳墓被掘開，被曝屍數日後遭焚毀，大量文物金銀珠玉流失。破壞活動由北京紅衛兵 “五大領袖” 之一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領導，超過 200 名北京紅衛兵聯合了曲阜師範學院的紅衛兵，摧毀的此前登記在冊的文物就有 6618 件，其中畫 929 幅，書籍 2700 餘本，石碑 1000 餘塊，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 70 餘件、珍版書籍 1000 餘冊。
位於山東省鄒城市的孟廟，是祭祀戰國時期儒家 “亞聖” 孟子的廟宇，文革期間廟內各處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其中，亞聖殿內神龕、塑像、匾聯祭器均被破壞，啟聖殿內龕、像中被毀。
戰國時期趙國名臣藺相如，是 “完璧歸趙”、“負荊請罪” 等知名歷史事件的主人公，其墓葬具體位置存爭議，文革期間，位於河北省邯鄲市的藺相如墓據稱因被視為趙國的封建殘餘而遭破壞，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藺相如墓於 1966 年文革初期被拆毀了墓室，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藺相如墓的墓碑（由清代陝西巡撫畢沅所立）亦遭毀壞。其他春秋戰國時期的名臣，如伍子胥、范蠡等人的墓地，也遭損毀。
位於陝西省漢茂陵內的霍去病墓，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受到破壞，香燭、籤筒被打爛，西漢名將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1967 年 6 月上旬，一夥武鬥人員企圖搶佔霍去病墓作為據點，並揚言 “破四舊”，企圖砸爛文物，當地文管所所長等人在群眾幫助下，挖出一條深 9 米、三處面積均為 15 平方米的地窖，並在石刻周圍充填黃土，以保護大型石刻免遭毀壞。
位於陝西省漢中市的張騫墓，是西漢知名外交家、“絲綢之路” 的開拓者張騫的墓地，文革期間被破壞，墓前石獸被砸碎（據專家考證石獸為漢代遺物），張騫家廟被毀、族譜被燒，1976 年起開始修復。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南郊 7 公里的關林，是海內外三大 “關帝廟” 之一，被認為是埋葬三國時期蜀漢大將關羽首級的地方，文革前關林大殿中的關羽 “金身帝王像” 是在清康熙四年加封關公為 “帝” 後，以帝制塑造的，文革期間該塑像被毀，現存的塑像是 1986 年仿製的。
位於重慶市的張飛廟，被認為是埋葬三國時期蜀漢大將張飛首級的地方，文革時期受到空前損壞，泥塑張飛像被毀，張飛之妻夏侯氏的塑像被當作 “牛鬼蛇神” 清掃。
位於河南省南陽市的武侯祠，又名 “諸葛亮庵”、“諸葛草廬”，始建於魏晉，文革期間南陽武侯祠內的 “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 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被砸，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位於雲南省姚安縣的武侯祠，始建於唐代，其中的觀望樓、慈應寺於文革期間被毀，總佔地面積 1450 平方米，2013 年重修。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阮籍墓，是三國時期魏國官員、“竹林七賢” 之一阮籍的衣冠冢，文革時期被毀，文革後重建。其他三國時期名臣，如周瑜小喬夫婦、嚴顏、馬超、魯肅等人的墓地，文革期間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其中位於湖南省岳陽市的魯肅墓於 1966 年 8 月即被搗毀，一旁的岳陽樓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聞名天下，其內部分文物亦被毀。
位於浙江省湖州市的謝安墓，是 “東山再起”、“淝水之戰” 等知名歷史事件的主人公東晉政治家謝安的墓地，文革期間墓穴被掘，古磚狼藉，僅存墓碑兩塊。
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的柳宗元墓，在柳侯祠後，為紀念唐代名臣、“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而修建，文革中期被毀平，至 1974 年文革末期 “評法批儒” 時才修復。
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包公墓，由於 1973 年 4 月合肥鋼鐵二廠擴建，附近所有墳墓被迫面臨遷移，當時安徽省博物館著手對北宋名臣包拯的墓葬進行 “搶救性” 發掘，4 個月共發掘包拯家族墓 12 座，此後墓中遺骨運至包拯老家安徽省肥東縣安葬，但時值文革，被拒絕安葬的包公遺骨不得不被運回合肥，此後包公遺骨不知所蹤，1985 年起包公墓重建。此外，文革期間包公祠亦遭破壞，包公後裔珍藏的幾箱家譜、香花墩志、包孝肅公奏議、包公大像等，被紅衛兵抄家後燒燬。
位於河南省新鄭市的歐陽修墓，是北宋名臣、“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歐陽修及其夫人薛氏和兒孫的墓葬，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松柏被伐，碑碣流失，垣牆倒塌，1994 年重修。
位於山西省夏縣的司馬光墓，是北宋知名政治家、史學家、《資治通鑑》主編司馬光的墓地，文革期間墓中餘慶禪院大殿內的佛像、護法力士和羅漢像遭到破壞。
位於海南省儋州市的東坡書院，是北宋名臣、“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蘇軾的故居，文革期間書院所有建築被毀，院內文物蕩然無存，1982 年起重修。
位於浙江省的杭州嶽王廟，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南宋名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被紅衛兵砸毀、岳飛墓被毀平，岳飛被焚骨揚灰，出自歷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聯和匾額紛紛被摘下砸爛或劈為薪柴，包括 “精忠報國”、“還我河山” 等匾額以及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在內的楹聯也未能倖免於難，文革結束後 1979 年嶽王廟重修。
位於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的王陽明文廟、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明朝重臣王陽明的塑像），在文革前後全被毀平。
位於江蘇省常州市的唐荊川墓，是明代 “嘉靖八才子”、“嘉靖三大家” 之一的抗倭名將唐順之的墓地，文革期間被徹底毀壞。
明代名臣海瑞，其位於海南省海口市的海瑞墓在文革期間被砸毀，紅衛兵推倒了石塑、砸斷了華表、打爛了牌坊、撬開了石雕，海瑞的屍骸和幾吊銅錢都被扒出來，被紅衛兵用門板抬著遊街示眾，而被破壞後的海瑞墓很快雜草叢生，很長一段時間裡淪為豬牛放養之地，改革開放後重修。 （參見：《海瑞罷官》）
位於湖北省江陵縣的明朝重臣、內閣首輔、知名改革家張居正的墓地，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位於上海市的徐光啟墓，是明末重臣、學者、《幾何原本》譯者徐光啟的墓地，文革期間被毀，石羊、石馬、華表遭破壞，成了露天倉庫，此外，徐氏家族留下的一大箱地契、63 幅由明朝宮廷畫家所繪的畫像，均被砸毀、被焚或被抄走，徐氏祠堂作為 “四舊” 徹底被毀，祖先牌位燒了幾天幾夜。
文革期間，北京城內明末名將袁崇煥和佘家先祖的墓碑被推倒（在北京，佘家先祖冒著滿門抄斬的危險埋葬袁將軍的頭顱後，從此隱姓埋名，並命佘家子孫世代在此守墓），墳墓被掘開。
位於山東省聊城市的清朝開國狀元、康熙帝師傅以漸的墓地，文革期間被毀，幾乎所有的石像、牌坊、華表等都遭破壞，墓碑和傅以漸墓也被挖開，所剩文物已經不多，而砸壞的石塊全被運送到梁水鎮修橋，文革後才被運回。
清朝名臣于成龍，被康熙皇帝稱為 “天下廉吏第一”，其位於山西省呂梁市的于成龍墓文革期間遭嚴重損毀，許多珍貴的地面文物都被村民盜賣或移作他用，百年古松和古榆也被砍伐一空。
清朝名臣、《四庫全書》總纂修官紀曉嵐，其家族位於河北省滄縣的墓地文革期間被嚴重損毀，後僅存殘碑 10 餘塊，紀曉嵐墓亦被挖開。
晚清四大名臣：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曾國藩墓，文革時期墓地上的石馬、石獅、石虎、石翁仲被推倒或砸碎，紅衛兵欲進一步挖開墓穴未果，曾國藩屍骨得以保留；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左宗棠墓，墓地被炸開，左宗棠的遺體被挖出、拋屍山頂，墓前的石人、石馬、碑亭被毀，墓廬屋被拆改為民房；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李鴻章墓，已於 1958 年大躍進時期被毀，李鴻章與夫人屍骨無存；位於河北省南皮縣的張之洞墓，被以南皮中學學生為主的紅衛兵刨開，張之洞及三位夫人的屍骨被暴屍在南皮縣郊荒蕪的墳場，紅衛兵將之吊在樹上月餘，無人敢去收殮，最後被野狗吞吃。
位於北京市郊區恩濟莊的清朝慈禧太后寵宦李蓮英的墓，文革期間被鑿開，墓穴裡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
清末維新變法主要發起者康有為葬于山東省青島市，破四舊期間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 “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 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文革之後康有為墓重建。
位於江蘇省南通市的張謇墓，是晚清實業家、立憲運動領袖張謇的墓地，文革期間墓園被毀，張謇父子墓塋、墓闕遭受破壞，張謇銅像被毀，園內其它設施也損壞嚴重。

文士先哲

東漢 “醫聖” 張仲景，其位於河南省南陽市的塑像文革期間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 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 不復存在。
東晉 “書聖” 王羲之，人稱王右軍，其位於浙江省嵊縣金庭鄉的王羲之墓，以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文革期間幾乎被全部平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
唐代 “畫聖” 吳道子，其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的衣冠冢 “畫聖祠” 建於唐朝末年，文革中被毀，公留殘碣數片。
唐代 “詩仙” 李白，其位於四川省江油縣的故居隴西院，照壁上的五條雕龍被造反派剷平，碎青花瓷豎鑲的 “隴西院” 三個大字和對聯被用黃泥抹平，文革後重見天日。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的李白墓，由於谷氏族人守護李白墓地，紅衛兵欲砸未果，而臨近的採石磯處李白衣冠墓，立於南宋的墓碑在文革期間受損斷裂、後下落不明，衣冠墓也被遷至翠螺山南坡。
唐代 “詩聖” 杜甫，其位於湖南省岳陽市的杜甫墓遭到破壞，古墓祠差點被夷為平地，後被用作當地小學的教室。位於四川省成都市的杜甫草堂（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也受到一定損壞，且在當時 “揚李抑杜” 的風潮中，園內園外一度都張貼著大字報、拉著紅橫幅，其內的萬佛樓、浣花夫人祠在文革期間被破壞拆毀。
“南宋四大家” 之一的楊萬里，其位於江西省吉水縣的故居在文革期間被毀，墓地石人、石馬被損，而同為 “南宋四大家” 之一的尤袤，其位於江蘇省無錫市的墓地在文革期間徹底被毀，石羊、石虎不知去向。
明代畫家、“江南四大才子” 之首的唐伯虎，其位於江蘇省蘇州市的墓地，文革期間遭毀壞，墓碑、石亭、石坊等蕩然無存，只留荒冢一堆， 1985 年起修復。
明代小說家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省淮安縣，數百年來曾有眾多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被認為是 “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裡的 “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明代文學家、書畫家徐渭的故居 “青藤書屋”，四百年不廢修繕，完好如初，到文革時書屋被砸，青藤亦被砍。
位於江西省撫州市的湯顯祖墓，文革 “破四舊” 期間遭到毀滅性破壞，明代知名劇作家、《牡丹亭》作者湯顯祖屍骨無存，墓中的遺物和屍骨蕩然無存，墓園上面建立了一個製冰廠。
位於北京市的滕公柵欄，是明清時期知名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墓地，1966 年北京 “紅八月” 期間，紅衛兵將墓地平毀，利瑪竇等人的墓碑被就地深埋，1978 年後重立。
位於江蘇省崑山市的顧炎武墓，是提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顧炎武的墓地，文革期間，顧炎武墓被夷為平地，遺體被挖出，1983 年重修。
位於山東省淄博市的蒲松齡故居，文革期間被毀，紅衛兵將清代《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屍體搗毀，墓裡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疊書外，衹有四枚私章，隨葬品被劫略一空，但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
位於安徽省全椒縣的清代小說家、《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及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位於山東省聊城市冠縣的武訓墓及祠堂，文革期間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此墓，掘出清朝教育家武訓的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位於福建省泉州市的弘一法師墓，曾儲存知名音樂家、戲劇家、詩人、《送別》詞作者李叔同圓寂後的舍利，文革期間被毀，1979 年重建。
位於江蘇省無錫市的華彥鈞墓，是知名二胡曲《二泉映月》作者瞎子阿炳的墓地，文革期間被毀、原址建起了工廠，文革後重建。

近代人物

南京中山陵，是 “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的陵墓，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遭到破壞，中山陵石碑的頂端正反兩面曾各有一枚中國國民黨黨徽，被紅衛兵鑿掉，後來修復時只能改陽刻為陰刻。其它石刻包括蔣介石所寫的《總理校訓》、胡漢民所寫的《總理遺囑》以及譚延闓所寫的《總理告誡黨員演說詞》等也均被鑿掉。 “博愛” 牌坊，二字被鑿掉後，在修復重刻時刻歪了，如果要再鑿掉再刻第三次刻，牌坊厚度已經不夠，只好讓字繼續歪著。
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她的父母被認為是 “資本家”，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岳父母，他們在上海市萬國公墓的墓被紅衛兵砸爛、墓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來，實行 “暴屍”，宋慶齡悲痛欲絕，求助於鄧穎超、廖夢醒等人，此後周恩來下令將墓地修復。
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是為了紀念在 1911 年 4 月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七十二位烈士而修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遭到破壞，1966 年 8 月 28 日，廣州市近千名紅衛兵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地彙集，舉行了宣判 “散發著資本主義毒素” 的 “自由神” 大會，會後紅衛兵登上墓頂將 “自由神” 搗毀，此後豎起了一根 2.3 米高的紅火炬，1981 年 “自由像” 重塑。
位於河南省安陽市的袁林，是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北洋政府最高領導人袁世凱的墓地，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石人、石馬、石象、石牌坊等都翻倒在地，石碑、石龜被推翻破壞，袁墳墓冢被挖，紅衛兵曾試圖炸開水泥結構的墓室未果。
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其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的墓地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挖掘損毀，黎氏夫婦遺骸被燒掉、不知所終，僅有部分隨葬物品交至湖北省博物館，還有一批隨葬物品被 “截留”、變賣。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位於河南省輝縣市的墓地，文革期間亦被毀。
位於浙江省寧波市奉化縣的蔣氏故居，文革期間，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生母之墓被上海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王採玉的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1955 年其骸骨遷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文革期間，1967 年 2 月 8 日，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紅衛兵砸毀，5 月 12 日瞿秋白墓被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砸毀，其父母的墓地也在當年被紅衛兵砸毀。位於福建省龍巖市的瞿秋白烈士紀念碑文革期間亦遭破壞，1983 年重修。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其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楊虎城陵園也遭到了破壞，看守陵園的工人被趕走，道路被軍隊佔用，陵園圍牆的磚頭被拆去蓋豬圈，一說其墓及墓碑都被砸毀。
國民革命軍將領趙登禹在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犧牲，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北京市的北溝沿大街被命名為 “趙登禹路”，文革期間被改稱 “中華路”，位於北京市的趙登禹將軍墓也被紅衛兵損毀，趙登禹屍骨無存。
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秋瑾墓、章太炎墓、武松墓等，文革前後被毀，清末革命家秋瑾、清末思想家章太炎等人的屍骨被草草處理。（參見：西湖集體遷墓）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航空烈士公墓，是埋葬數千名抗日戰爭等歷史時期中華民國陣亡烈士的公墓，文革期間遭到毀壞，公墓基本譭棄，1980 年代以衣冠冢的形式重建。

1.2 建築遺蹟

北京市頤和園，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被列為 “四舊”，園內萬壽山頂的佛香閣中三座佛像被拆毀，智慧海被砸、千尊琉璃浮雕佛像被毀盡（部分毀於八國聯軍侵華時期），東宮門前圓形山石花臺亦被拆除，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許多亭臺樓閣，包括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臺，凡是畫了人物的，被紅衛兵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譬如 “劉、關、張三英戰呂布” 的畫作。
北京市北海公園，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園內善因殿的四面外牆上鑲嵌著琉璃小佛、共 455 尊，文革期間遭到破壞，1976 年曾進行修復。 北海公園的石碑、石刻、佛像等都是受攻擊的重點目標，對此北海公園職工將石刻、石碑等用三合板全包好，然後刷上紅漆製作成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圖片展等，當時用這種方法保護了很多文物。
北京市圓明園遺址，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破壞，“山形水系” 受嚴重的破壞，園內僅存的共計約 800 餘米長的殘牆斷壁和一些遺蹟亦被拆毀，園內 40% 的山頭被挖平、原 2000 餘畝的水面中約 100 畝遭填佔，據不完全統計，1967-1971 年間，有 106 處古建築基地被挖掘毀壞，2.4 萬餘株樹木被砍伐，百餘畝綠帶被侵佔，遺址內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單位佔用。
北京 “四壇”：始建於 1420 年的天壇，北神廚文革期間變成人防工事倉庫，1972 年又被改為 “崇文區少年之家”，對北神廚各殿進行改造，神庫殿改為禮堂，建成舞臺並安裝了吊頂，地面也改成水磨石材料；始建於 1530 年的日壇，石頭祭壇是一個直徑約 20 英尺、距離地面約 2 英尺的平臺，文革期間被砸爛，壇臺在文革期間被抹成了水泥地面；始建於 1530 年的月壇，壇牆大部分被拆毀，1968 年壇內建成啟用央視發射塔臺，月壇祭臺被拆除，祭臺周圍的四座欞星門也被拆掉了兩座，餘下的北欞星門被用水泥砌死，東欞星門則裝上大鐵門，壇南果園中修建了地下人防工事，佛像、古鐘等則被看作是 “四舊”，月壇鐘樓內的明代古鐘被搬出月壇。
萬里長城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長城沿線的群眾把城磚都搬回家裡，蓋房子、搭豬圈，1970 年代全國上下都在進行 “農業學大寨” 運動，長城沿線的居民都鑿長城磚，用於建房和搞生產。
位於西藏拉薩的羅布林卡（意為 “寶貝園林”）建於 1740 年，文革期間遭到破壞，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
位於西藏日喀則市桑珠孜區的桑珠孜宗宮，被譽為 “小布達拉宮”，始建於元朝末年，文革期間被嚴重損毀，其上部堡樓被完全搗毀，但下部的堡臺牆體大部分還以廢墟的形式存在，21 世紀初重建。
位於安徽省滁州市的 “天下第一亭” 醉翁亭，內有蘇軾手書碑刻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文革期間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位於河北省正定縣的標誌性建築 “陽和樓”，連同與其相連的關帝廟和樓址磚臺，在文革期間被毀。知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於 1966 年 5 月 16 日上午曾急電正定文物保管所：“馬上把開元寺鐘樓的唐代板門拆下來，留在那裡怕是保不住了。” 而對於陽和樓已被毀，梁思成痛心地說道，“如果有機會，別忘了重新修復。”
福建省福州鎮海樓，是中國三大鎮海樓之一，也是福州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始建於明初洪武四年（1371 年），1970 年毀於文革期間，原地面建築不復存在，21 世紀初重建。
山西省洪洞縣監獄是全國儲存最好的明代監獄，曾關押蘇三，文革時期被毀。
位於湖北省咸豐縣的唐崖土司城址，文革期間遭到很大的破壞，桓侯廟被毀壞，石人的頭、石馬的尾巴等被砸掉，1980 年初起開始大規模修繕。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的嶽麓書院，是 “天下四大書院” 之一，文革期間嶽麓書院只剩殘垣斷壁，幾成廢墟，嶽麓山上其他一些文化遺蹟包括雲麓宮、自來鍾（飛來鍾）、五輪塔等也均遭到損毀，1980 年代初湖南大學對其著手修復。
位於北京市的清華大學的二校門，最早是清華的主校門，也一直是清華最負盛名的標誌性建築物，門楣上書刻有清末大學士那桐的手跡 “清華園” 三個大字，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判定為 “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1966 年 8 月 24 日一群紅衛兵衝進校園，不僅砸毀拉倒了二校門，還將整個過程拍成了電影紀錄片，文革後校門於 1991 年恢復重建。 （參見：清華大學文革歷史、清華大學校史 #文化大革命時期）
河南省延津縣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為 “河朔諸縣石坊之冠”，文革時期被毀。
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陳芳家宅，原有三座梅溪牌坊群，現僅存二座，據當地工作人員介紹，最右邊的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於安徽省含山縣的褒禪山，後北宋文學家王安石遊覽此山，作《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原褒禪寺不遠處有褒山大塔（七層，高約 20 多米，建於北宋元豐 3 年）和山腰小塔各一座，文革期間被炸藥炸毀。
浙江省三門縣的文峰塔、山東省萊陽縣的文筆峰塔（高約二十五米）、江西省崇義縣的文峰塔，文革期間均被毀，而湖南省武岡市建於宋代的斜塔，被 100 公斤烈性炸藥炸燬。

1.3 宗教場所

位於陝西省寶雞市的法門寺，被譽為 “關中塔廟始祖”，1987 年法門寺地宮出土 “佛祖” 釋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以及數千件唐代稀世珍寶，在佛教界、學術界、考古界享有崇高地位。1966 年夏，紅衛兵乘坐幾輛軍綠色的解放大卡車，衝入法門寺 “破四舊”，法門寺眾多佛像、菩薩像、十八羅漢像以及傳世的 “七音碑” 毀於一旦，大雄寶殿內所有的塑像均被砸，佛經被焚燒，紅衛兵還開始挖掘塔基，守寺住持良卿法師為保護地宮和寺院財產，點火自焚、以身殉教。此後，住寺僧人澄觀、淨一等被迫發配到農村生產隊勞動改造，法門寺則成為造反派的臨時指揮部，淪為武鬥的戰場，但地宮則未被紅衛兵挖掘破壞。
佛教四大名山：山西省 “五臺山” 文革前有廟宇 300 多座，之後就只剩 30 多座了，289 名僧、尼、喇嘛被逐出山門，一部七十五萬字的《華嚴經》被紅衛兵劫走下落不明；浙江省 “普陀山” 三大寺之一的慧濟寺，文革期間被拆去禪堂 700 餘平方米，殿宇荒蕪，佛像被毀，寺廟由部隊進駐；四川省 “峨眉山” 中寺廟和僧尼個人財物被查抄，許多僧人受到批鬥，寺廟佛像損毀嚴重，經書法器蕩然無存，其中伏虎寺的五百羅漢堂以及文革前的財神殿，包括寺外原有的玉皇樓、無量殿，毀於文革；安徽省 “九華山” 全山寺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寺廟中佛菩薩像被砸、法器文物被毀，僧尼被迫改裝蓄髮，甚至遭到批鬥。
位於雲南省大理州的雞足山，是知名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等佛教宗派的交匯地，也有道教道觀，明清時期山上建有大小寺院數百座、住山僧尼數千人，明代知名地理學家徐霞客曾編纂《雞足山志》，文革期間，雞足山大部分寺院被破壞拆毀，百餘座寺、庵在大火中消失，僧尼被逼下山。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的 “中國佛教祖庭” 白馬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被嚴重損毀，包括有千年歷史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兩千年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稀世珍寶玉馬在內的所有佛像、經卷、文物幾乎都被破壞。1972 年，為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而進行了修復，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下令將北京故宮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白馬寺。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大慈恩寺內的大雁塔，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起初是玄奘三藏為儲存佛經而建造的磚塔，1966 年夏紅衛兵衝擊大雁塔，將塔內所有的經幡，連同廟裡收藏的珍貴的佛經以及古書，都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放火燒了一夜。
位於廣東省韶關市南華寺，文革期間紅衛兵闖入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薩像和哼哈二將，並將漢傳佛教禪宗六祖慧能的真身塑像以及憨山、丹田兩尊高僧的真身鑿開大窟窿，用手推車推到韶關遊行，紅衛兵將六祖慧能真身內的五臟六腑、肋骨、脊樑骨掏出，丟滿一地，說是假的，說是豬骨頭、狗骨頭，並在六祖頭上蓋個鐵缽，面上寫 “壞蛋” 二字，放在大佛殿。
文革期間山西省太原市的新任市委書記下令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蹟，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時，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其中，晉祠內幾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而當初集中起來的大批木雕像，都劈成廚房的柴薪。此外，位於山西省朔州市應縣的淨土寺，原有天王殿、祖師殿、古佛殿、金剛殿、大雄寶殿、菩薩殿等依次排列，文革期間被毀，現僅剩大雄寶殿。
“五嶽” 五大名山：位於河南省 “中嶽” 嵩山的 “天下第一名剎” 少林寺，文革期間遭受毀滅性打擊，曾有 100 餘名紅衛兵衝擊寺廟，僧人被逼還俗、佛像被毀、殿宇坍塌、寺產被侵，至文革結束時，少林寺僅剩十幾個老弱病殘的僧人守著殘垣斷壁、28 畝薄田，改革開放後少林寺重修；山東省 “東嶽” 泰山遭空前浩劫，山上的岱廟是歷代帝王舉行封禪大典和祭拜泰山神之地，文革期間大殿中的泰山像被拉倒、“泰山展覽” 被砸、唐摩崖冊頁拓本被撕毀，紅衛兵造反派還在壁畫下部書寫上了 “砸爛舊世界” 大字標語，太尉殿被拆除，岱廟所存明代銅器等被砸爛 21 噸；陝西省 “西嶽” 華山，北峰真武殿被焚燬，“老君掛犁處” 清代所鑄鐵犁被毀，道士被紅衛兵趕下山，華山處於無人管理狀態，華山廟觀、林木和服務設施損失慘重；位於湖南省 “南嶽” 衡山的南嶽大廟，是儒釋道三教並存的寺廟，正殿中的 “南嶽聖帝像” 文革期間被毀，而祝聖寺中的清光緒年間 500 羅漢像也遭摧毀，僅存百餘塊殘石，福嚴寺中的嶽神像等珍貴文物亦被毀，衡山上大小一百多座寺廟裡的各種珍貴雕塑，除劉備、關羽、張飛恰被苫布遮蓋外，全部被砸毀。
位於江蘇省蘇州市的寒山寺，因唐朝詩人張繼的七絕《 楓橋夜泊 》而聞名天下，文革期間佛像、法器、殿閣受損，牆垣傾倒，寺藏文物被查抄，住持僧人被掃地出門，寒山寺基本上只剩下一個空殼，成了紅衛兵的司令部以及關押老幹部、刑訊逼供的場所，1978 年起開始整修。同在蘇州市的靈巖山寺，文革期間亦遭到破壞，靈巖山古蹟被砸，時任住持妙真法師於 1967 年自縊身亡。
位於上海市始建於三國東吳時代的龍華寺慘遭浩劫，被譽為 “龍華三寶” 之一的毗盧佛像高約 7 尺，蓮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紅衛兵棍棒敲成碎片，而彌勒殿供奉的彌勒佛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了頭顱，將 700 尊佛像全部砸毀，紅衛兵將廟內宗教藏品集中焚燒 3 天，1979 年起龍華寺開始重修。
位於上海市相傳建於三國東吳時期的靜安寺，紅衛兵搗毀了真言宗壇場，全寺僅餘下了幾間寺屋，寺廟遭受嚴重衝擊，佛像被毀，法器文物等被劫掠一空，僧眾被逐，寺宇被改為工廠，1983 年後重建。
位於福建省福州市臺江區的霞江清泉庵，文革期間建築被毀，而三尊神像由於信眾藏匿守護得以儲存下來。1977 年修復，2007 年重建。
位於福建省廈門市的南普陀寺，文革期間寺院歷經浩劫，寺中宗教設施受到破壞，寺院住僧紛紛離散，文革結束後 1980 年寺院復建。
位於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的千年古剎靈鷲巖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佛教中心，文革期間被毀，而肉身佛像由於信眾竭誠守護得以儲存。
位於重慶市南岸區的大佛寺，外有明夏時期所鑿刻的彈子石摩崖造像，文革期間，1966 年紅衛兵撞入寺內搗毀了正殿的泥塑佛像，並將幾十箱經書付之一炬，所燒的紙灰足有一米多高，還抄走不少文物，此後除大佛及五佛殿倖存外，其餘殿堂亭閣先後拆毀，大片僧房變成民房或職工宿舍。此外，重慶開縣的南雅大佛寺，建於唐朝末年，寺內大佛依山而立、就巖鑿成，文革期間大佛腦袋被人炸掉，只佛身尚存。
位於西藏拉薩的大昭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餘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大昭寺還安放有藏王松贊乾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後者在文革期間被搗毀，也有說法二者均被搗毀（還有說法，二者安放於 “覺拉寺”，文革期間被搗毀）。
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扎什倫布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被紅衛兵挖出肢解拋棄，五至九世班禪靈塔祀殿被毀，文革後十世班禪大師在佛教群眾的幫助下把殘存不齊的從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靈骨聚集在一起，於 1985 年至 1989 年間重新修建了一座合葬靈塔殿，取名叫 “扎什南捷”（意為吉祥的天國）。
位於西藏拉薩的甘丹寺（噶丹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寺院遭到毀滅性破壞，建築全部被拆毀，只留下殘垣斷壁，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塑像被毀，寺內的大量文物也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只有小部分貴重文物得以儲存下來。
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薩迦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分為北寺和南寺，其中北寺在文革中淪為一片廢墟，南寺被作為 “反面教材” 保留下來，被用作當時政府的辦公場所。
位於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的託林寺文革期間被嚴重損毀，現今寺廟內還儲存有大量文革期間被打砸毀壞的佛像殘骸，而寺中修建於 15-16 世紀的白殿和紅殿，因被改做了糧庫而逃過了一劫。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的湄洲媽祖祖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全毀，僅寢殿後方小祠和聖父母祠倖免於難，整體於 1989 年重建完成。
位於天津市的 “天津天后宮”，是中國三大媽祖廟之一，文革期間因被當作 “四舊” 而被掃劫，前殿、牌樓和戲樓被拆毀，1980 年代重修。
位於山東省煙臺市的芝罘島陽主廟，祭祀陽主，為中國有史記載以來最為古老的寺廟之一，文革期間主體建築被拆毀，僅剩戲臺。
位於遼寧省北鎮市的崇興寺，其內 “崇興寺雙塔” 因崇興寺而得名，寺在文革期間被毀、後被修復；而北鎮市 “山神廟” 北鎮廟中的所有石碑，文革期間均被紅衛兵推到，損毀慘重。
位於江蘇省的蘇州文廟，被譽為 “東南學宮之首”，為宋代范仲淹所建立，面積僅次於曲阜孔廟，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遭嚴重破壞、僅存六分之一，曾一度變為養馬場、學校、半導體場、倉庫等。
吉林省長春市的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期間嚴重受損，而據《長春縣誌》記載，長春第一座魁星樓位於長春武廟中，文革期間被拆毀、如今原址已經成為住宅區。
陝西省秦嶺中段的終南山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文革期間許多道觀被摧毀，道士紛紛出走。其中，位於周至縣的道教聖地樓觀臺，被譽為 “道教祖庭”、“仙都”，老子西遊時曾在此為尹喜講述《道德經》，故又名在 “老子說經臺”，文革時期，樓觀臺以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破壞。
位於四川省成都市的鶴鳴山，是道教的發源地之一，張道陵在此創立天師道，文革期間山上眾多的宗教建築群遭到損毀。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重陽宮，是道教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文革期間被破壞，老君殿被拆，其它殿宇蕩然無存，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墓被毀，重陽靈柩被紅衛兵掘出，但重陽靈骨被當地村民埋在重陽宮內銀杏樹下儲存，2009 年舉行王重陽靈柩安奉大典。
位於湖北省境內的武當山，為道教四大名山之首，1967 年因丹江口水庫蓄水，包括 “武當山九宮之首” 淨樂宮在內的武當山古建築群約 1/3 部分、古均州城以及許多楚國早期遺址和墓葬，被徹底淹沒，眾多珍貴文物淹沒水下或被民眾拉走當建築材料；此外，文革期間當局遣返武當道人還俗，武當八仙觀大殿內原置的神像、供器等毀廢，現存明永樂年間神臺一座。而位於安徽省黃山市的齊雲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文革期間山上的道教文化遭到徹底破壞，其中的太素宮為明代嘉靖皇帝賜建，文革期間被破壞。
位於山東省嶗山的道教聖地，因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嶗山道士》而聞名天下，嶗山上的太清宮、太平宮、上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以及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等，文革期間全被搗毀或焚燒。
位於甘肅省平涼市的崆峒山，被譽為 “天下道教第一山”，文革期間，山上寺觀中歷代珍藏的經卷、書法、繪畫、古玩等珍貴文物被竊毀殆盡，道教官觀僅存兩處，一處為太和宮、一為紫霄宮，宗教活動被迫全部停止。
位於江蘇省蘇州市的玄妙觀，文革期間，三清殿內 “玉清” 神像的頭部被砍（其餘神像獲儲存），觀內其餘神像、道經、科書被焚燒數晝夜，銅像 8 尊亦被毀，三清殿一度改為收租院泥塑展覽會，兩廊各配殿此後陸續被改作商店、倉庫、菜場。
位於江西省的南昌萬壽宮，始建於晉朝永嘉六年（312 年），是全國著名的道觀，整個建築在文革期間毀於一旦，1970 年該宮被拆除，舊址現在為一所中學。
位於北京市的西什庫天主堂，俗稱北堂，建於清康熙年間，是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祭臺上用於唱詩班的小型管風琴亦被毀，北堂被當作中學使用，1985 年修繕。
位於上海市的聖三一基督教堂，曾為中華聖公會的總座堂，文革期間教堂和鐘樓均受到嚴重損壞，教堂被改為黃浦區政府的辦公駐地，主教堂變成黃浦區禮堂，尖頂被拉掉、彩色玻璃被打碎，教堂被改造成二層樓，祭壇被改造成舞臺，上演過革命樣板戲。
位於上海市的 “遠東第一大教堂” 徐家彙天主教堂，文革期間被毀，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範學院等校的紅衛兵把兩座約 60 米高的鐘樓上的大十字架拉了下來，並砸毀耶穌聖像、拆毀鐘樓尖頂、砸碎彩色玻璃窗，這座建築隨後被當作上海市果品雜貨公司的倉庫。
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聖尼古拉教堂文革期間被拆毀，教堂內的文物也多被損壞或散失。文革期間，哈爾濱市的 50 多座教堂中，有大約 80% 被紅衛兵拆毀，剩餘的也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
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石室聖心大教堂遭到紅衛兵損毀，石室內所有宗教油畫被撕掉，抗戰後剩下的部份拿破崙時期的彩色玻璃全被打碎，花窗被打碎，所有經書和講道用的含跪板長椅堆成小山在教堂裡焚燒掉，石壁石柱部份被燒得爆裂，樓頂的獅頭排水口全用鐵錘打碎，大教堂一度變身垃圾處理場，直到文革後才重新開放。
位於福建省泉州市的清淨寺，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阿拉伯建築風格的清真寺，文革期間遭到嚴重損毀，1983 年起重修。
寧夏回族自治區大量清真寺文革期間被毀，包括建於元末明初的韋州清真寺、建於清代的寶豐清真寺、建於元末明初的原石嘴山清真寺等，再如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內，拆除清真寺 67 座、廟宇 17 座。
位於青海省循化縣的街子清真大寺，是撒拉族的祖寺，也是青海第二大清真寺，建於明洪武三年，文革期間被毀，1982 年重建。 （參見：循化事件）
位於甘肅省蘭州市的西關清真寺，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文革期間被全部拆毀。

文物

2.1 書籍手稿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破四舊運動期間，僅寧波地區被紅衛兵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1960 年，國務院要求各地把散失的古籍雕版進行集中整理，廣陵古籍刻印社在江蘇省揚州市成立，江蘇一帶古籍版片多存於此、總計約 20 萬片，1966 年文革開始後，廣陵社關閉了十二年直至 1978 年，期間古籍雕版遭到破壞，存 16 萬 7 千餘片。
四川省蒲江縣鶴山鎮僅約五千人，文革期間抄家銷燬的古書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參見：蒲江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列表）
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縣，文革期間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燬；新疆烏魯木齊市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燒光；黑龍江省嘉蔭縣的中學生，文革期間曾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燒光。
湖南省江永縣 “女書” 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故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仍逃不過 “破四舊”，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湖北省通城縣文革期間焚燬十萬餘冊古書，其中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
江蘇省泰州市，1966 年京劇大師梅蘭芳去世已五年，文革期間卻仍被指為 “反動學術權威”，其《梅氏家譜》被燒。
知名哲學家、思想家梁漱溟的家在文革時期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儲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諸一炬… 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知名文學家、魯迅胞弟周作人，1966 年 8 月北京 “紅八月” 期間，被紅衛兵拉到八道灣家裡院中大榆樹下，被皮鞭、棍子抽打，進行批鬥，家也被查封，此後又被多次抄家、被洗劫一空，個人手稿以及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人的通訊被抄走。81 歲的周作人曾兩次向當地派出所遞交 “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 “安樂死”，但無人會理，周作人於 1967 年 5 月逝世。1969 年部分被抄物品運至北京魯迅博物館，文革結束後歸還周家，而大多數物件則不知所蹤。
破四舊期間，知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 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 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了。
1950 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研會）蒐集大量原稿，而在文革期間 1972 年處理所謂 “砸爛單位” 中，民研會所藏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造紙廠。
邵飄萍所創《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文革期間全部被抄走。
藏族《格薩爾王傳》手抄本文革期間一律被沒收銷燬，而青海省囊謙縣嶺國寺中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 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曆史人物的傳記盡毀。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被欽定的 “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文革時期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2.2 字畫器物

文革時期，已故國畫大師齊白石被江青點名批判，北京市的紅衛兵砸了其位於海淀區的 “齊白石墓” 和 “白石畫屋”，墓地遭破壞、墓碑被砸爛，又逼著齊白石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而墓室因深埋且堅固才得以倖免於難。
位於北京市的 “徐悲鴻紀念館”，在文革期間受到衝擊，紀念館被拆除，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已故知名畫家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將館藏文物全部搬到故宮博物院南朝房儲存，但文革期間故宮南房條件有限，由於長期缺乏恆溫恆溼的保管條件，徐悲鴻的油畫作品幾乎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
1952 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大千於甘肅省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然而破四舊期間，抄家者洗劫楊宅，將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下落不明。
書法家林散之、畫家林風眠文革期間均被抄家，林風眠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江蘇省蘇州市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文革期間亦被燒個一乾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文革期間遭批鬥之餘，其作品被焚毀；而畫家惠孝同也不例外，其畫室被紅衛兵砸毀，友人老舍所贈送的印度象牙木雕亦被砸毀。
上海市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文革期間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 “工人” 的名義鎮住革命暴徒，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文革期間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杭州學者馬一浮的家文革期間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新文化運動先驅、上海市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家藏 “反動書畫” 累及家人，文革期間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裡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沈尹默身心遭嚴重摧殘，於 1971 年去世。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人稱古字畫的 “神醫”，裝裱過諸多絕世佳作，譬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等等。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文革期間祗落得 “四舊” 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木刻版畫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 “四舊” 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中國商人盜割賣予俄國、英國、德國等商人至海外，而在文革運期間，剩餘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或被紅衛兵挖空，或被紅衛兵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
位於四川省什邡縣的慧劍寺，藏有宋代畫像和明代所繪的五百羅漢像，破四舊期間遭灰漿塗抹而徹底毀壞。

2.3 雕刻塑像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的龍門石窟，1961 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依官方記錄，文革期間石窟遭到破壞，許多石像、小佛頭像被砸毀，萬佛洞洞口外南壁上雕有一尊菩薩站像，其前額的一大塊被人為打掉損壞。此外，洛陽萬佛山石窟文革期間亦遭損毀。
位於雲南省安寧市的法華寺石窟，是雲南省現存第二大石窟群，文革期間遭到破壞。
位於四川省樂山市的樂山大佛，大佛胸前有一封閉的 “藏髒洞”，封門石是宋代重建天寧閣的紀事殘碑，此殘碑和洞內的存放物於文革期間被毀、下落不明，當時還有紅衛兵要 “除四舊” 炸掉大佛，當地民眾強烈阻止才得以倖免。而臨近樂山大佛的烏尤寺，始建於唐代，其中的羅漢堂建於清代，文革期間羅漢堂內的五百羅漢泥塑被毀損殆盡，1980 年代重塑。
位於四川省資陽市的玄妙觀摩崖造像，依據四川省文物局的調查，在文革時期受損較重。此外，文革期間，資陽市的騎龍坳大佛造像基本被損毀，廣安市的金鳳山摩崖造像（俗稱水月觀音）以及內江市的羅漢洞（東巖摩崖造像）均被嚴重損壞，此三處均開鑿始建於宋代。
文革期間，河南省湯陰縣中學生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位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文化古蹟和旅遊勝地 “蘭亭”，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蘭亭碑上的 “蘭亭” 兩字為清朝康熙皇帝御筆所書，文革時此碑被砸成四塊，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找回拼接起來，但已留下了 “蘭” 字缺尾、“亭” 字缺頭的遺憾。
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對江蘇省無錫市的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寄暢園的御碑亭中有乾隆手書 “雨中游惠山園” 碑，文革期間被砸毀，文革後重雕。
位於陝西省漢中市勉縣的 “古定軍山” 石碑，因三國時期的蜀漢名臣諸葛亮是個 “地主份子” 而被砸毀。
1931 年，時任中華民國雲南省主席的龍雲在遊覽石林時，被石林的風景所折服，於是請周鍾嶽先生親筆代書，在大屏石上題寫 “石林” 二字，而文革期間周鍾嶽的行書題字被毀，文革後重新鑿刻了隸書體的 “石林” 二字，並塗上紅漆。
山西省運城市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其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但文革時期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2.4 雜項

上海市首富、永安百貨公司總經理郭琳爽文革期間被中學生紅衛兵抄家，所藏百餘件名貴玉器砸毀無遺，郭本人被趕出洋房、被迫住進沒有窗戶的汽車間，並不斷遭到批鬥，於 1974 年突發心臟病逝世。
陝西省勉縣，文革期間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
山東省肥城縣文革期間近千件文物丟失，11 處古墓、22 處古建築、10 處古遺址、30 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
北京市文革期間有 11 萬 4 千多戶被抄家，粗略統計，僅抄走的古舊圖書就達 235 萬多冊，瓷器、字畫、古典傢俱三項近 400 萬件；僅西城區一個福綏境街道，就有 1061 戶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圖書字畫被焚燒了整整八天八夜。
江蘇省江寧縣祿口公社，文革期間 308 戶被抄家，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約 7500 件，大量書籍遭毀壞。
上海市奉賢縣青村公社，文革期間 315 戶被抄家， 共 227 幅字畫、6000 餘冊書刊、16 所廟庵、186 尊菩薩像遭到毀壞。
雲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廣西特別行政區都安瑤族自治縣，文革期間 “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 其中，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傢俱等等，都算為 “四舊”，一概被搗毀，並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服飾，上交首飾以及服裝上的銀飾配件，僅哈播一個鄉就收繳了 80 多斤首飾和銀元。

部分重點文物古蹟損毀情況

3.1 北京故宮

就此開始對公眾閉館，直到 1971 年 7 月 5 號才重新開放。

儘管如此，1966 年 8 月，紅衛兵把故宮城隍廟內 11 座泥塑神像、一對泥塑馬毀掉；用白紙把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蓋住，在白紙上用黑筆寫上 “血淚宮” 三個大字；在神武門外磚牆上貼出 “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 等標語。而故宮內部的造反派也提出所謂故宮 “整改方案”，並按照這個方案將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扔進倉庫，並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扔進院子裡。紅衛兵還在故宮內搞 “收租院” 展覽，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將毛澤東像掛在奉先殿內。

1967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中發〔67〕158 號）檔案，其中明確提出對古遺蹟、建築、石刻、雕塑、文物等要加以保護，不可破壞，並要求進行保護文物的宣傳教育。1968 年 12 月 22 日，軍、工宣傳隊進駐故宮博物院。但到了 1970 年，故宮欽安殿前的抱廈五間依然被拆除。

3.2 北京頤和園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多次跑到頤和園，聲稱要毀掉它，甚至揚言要 “挖掉萬壽山，填平昆明湖”。紅衛兵數百人跑到頤和園去砸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準備將其拉倒。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並派秘書到現場，要他們制止、勸說紅衛兵，牌樓最終被保護下來。此後，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和職工用白灰把長廊畫全部蓋住，使得紅衛兵看不到長廊畫，用這種辦法把長廊畫保護了下來。即便如此，凡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火中倖存下來而紅衛兵又夠得著的佛像，均被破壞，其中頤和園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被摧毀；而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許多亭臺樓閣，甚至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臺，凡是畫了人物的，被紅衛兵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譬如 “劉、關、張三英戰呂布” 畫作中的四人被視為 “反動派” 必須消滅。

文革期間，頤和園在 “改名風” 中被更名為 “首都人民公園”，園內到處掛滿了毛澤東畫像和政治標語，仁壽殿、樂壽堂成為文革大字報室，直到 1969 年周恩來指示 “佛香閣、排雲殿前牌樓不必搞毛主席像了”、“把長廊內的語錄牌去掉”。但破壞並未停止，1970 年，頤和園東宮門前圓形山石花臺被拆除。

3.3 山東曲阜孔廟

1966 年秋，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一說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北京紅衛兵 “五大領袖” 之一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領導 200 餘名紅衛兵，前往山東省曲阜市，宣稱要 “造孔家店的反”。11 月 9 日，譚厚蘭等人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的紅衛兵成立了 “討孔聯絡站”，聲討批鬥孔子，並在 12 日接到陳伯達的批示 “孔墳可以挖掉” 後展開行動，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墓碑牌匾被毀、孔墳被炸開被掘，孔子後人屍骨被暴屍焚燬，戚本禹則稱讚譚厚蘭他們 “造反造得很好”。期間，11 月 10 日，以譚厚蘭為首的 “井岡山戰鬥團” 創立《討孔戰報》刊物，提出 “搗毀孔家店，徹底鬧革命，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戰！” 11 月 28-29 日，譚厚蘭等人連續兩天召開了超過十萬人參加的 “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還向毛澤東發去 “致敬電”: 彙報一個激動人心的訊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 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 孔老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據統計，從 196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7 日，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共毀壞文物 6000 餘件、燒燬古書 2700 餘冊、各種字畫 900 多軸、歷代石碑 1000 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 70 餘件、珍版書籍 1000 多冊，這場破壞是全國 “破四舊” 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還有十萬多冊書籍被燒燬或被當做廢紙處理，至少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墳墓被盜掘，國務院 1961 年立的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的石碑亦被砸毀。孔子第七十五代嫡孫孔祥珂及夫人、第七十六代嫡孫孔令貽及其妻妾的墳墓被掘開，被暴屍數日後焚燬，大量文物金銀珠玉流失。《討孔戰報》1966 年 11 月 30 日登載：從孔令貽的墳墓中，取出黃金 630 克、碎銀 250 克，銀圓寶 1000 克，瑪瑙玉器等 84 件。曲阜境內的梁公林（孔子父母的墓地）、孟母林（孟子父母的墓地）、東西顏林（孔子弟子顏回及家族墓地）等，也都遭到嚴重破壞，其中西顏林佔地面積 19 萬平方米，葬有晉唐以來的顏氏侍郎 13 人，文革期間 “平墓毀林，使整個墓區蕩然無存”。

譚厚蘭於 1970 年在文革內鬥中遭打倒被捕，文革後於 1978 年 4 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 “反革命罪” 逮捕，但 1982 年 6 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作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原國家稅務總局局長、山東省副省長李予昂於 1980 年題寫詩一首，被刻在遭破壞的 1961 年 “曲阜魯國故城” 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的背面，讓遊人記住文革時期曲阜文物慘遭破壞的歷史：

…… 少昊像顱碎，魯故城折光。

三孔大破毀，周廟受遭殃。……

3.4 其他

浙江省杭州市在 “破四舊” 期間，僅在兩三天時間裡，就有 600 多座寺廟遭受了滅頂之災，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在 1966 年面臨被砸的危機，浙江大學先後組織四五千名學生前去保護，並與杭州中學生紅衛兵僵持不下。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靈隱寺是 “與對外活動有關的重點文物，能儲存就儲存”，此後靈隱寺被杭州市封閉保護，得以儲存。

1967 年夏，甘肅省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髮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兵已準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兵會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敦煌縣委等機關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等作了彙報，後者緊急彙報國務院，周恩來要求對敦煌莫高窟採取保護，並簽發相關保護檔案。敦煌文物研究所內部人員也採取了相應保護措施。

文革期間，西藏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但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也有人認為是顧慮到中國的國際形象等等原因），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

各方觀點

北京市在 1958 年開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認定的文物古蹟共有 6843 處，破四舊期間有 4922 處被毀（約佔總數七成多），而這些損毀文物的事件絕大多數發生在 1966 年 7-8 月（“紅八月”）。此外，據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事後寫的揭發材料，林彪、葉群夫婦拿走文物字畫 1858 件、圖書 5977 冊、唱片 1083 張等等，陳伯達拿走文物 432 件、字畫 127 件、字帖 301 冊、圖書 5355 冊等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畫等。

文革期間，國學大師熊十力被視為 “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批鬥，家中書籍手稿被撕毀、拿走或查封，而據記載他晚年不斷給中央領導人董必武、陳毅等寫信批評文革，還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長衫，腰間胡亂地紮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園裡，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唸唸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
美國知名漢學家費正清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一書中，記錄了他於 1972 年文革期間同夫人威爾瑪重返中國時的觀感：我們對四十年前的北京最熟悉，並且以懷舊的心情找尋舊時的遺蹟，而負責接待我們的官員卻要我們去看新建的地鐵，威爾瑪發現全部城牆除了兩扇城門外其餘全被拆毀了，感到無限悲痛。這樣，城市也失去了它的原形。雖然故宮全部建築（明、清兩代的紫禁城）顯得比以往更加雄偉壯麗，但是巍峨結實的外城結構以及 12 扇雙塔城門中的 9 扇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破壞。這不禁使我想到可能是當時的形勢失去控制，或是主管歷史文物者的愚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們發現從城牆上拆下來的大明王朝的磚塊竟被用於城外新建的建築物上。寶貴的優美的歷史建築勝蹟已被拆卸得不成樣子了。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認為：在 “文革” 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 “破四舊” 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 “奪權” 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 年 “造反派” 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 “文革” 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因此，“文革” 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佈的 180 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認為：要說故宮博物院在 “文革” 中百分之百完好無損，似乎也不盡然。據我所知，故宮東北角的城隍廟（即現在研究室、科研處所在的院子）就與原先不一樣了。該處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爺的塑像，在 “文革” 初期就被故宮的 “革命群眾” 拆毀了，至於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宮北門門楣上石刻的 “故宮博物院” 五個大字，原先是由民國時代的李煜瀛書寫的，因為他是 “舊社會” 的人，所書不宜存留於 “新社會”，於是便將此石刻門匾反將過來，砌入牆內，在另一面採用了郭沫若題寫的字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一度陷入停滯，到了文革後期，考古活動才逐漸恢復。其中 1972 年，停刊多年的《考古》、《考古學報》和《文物》率先復刊，與此同時，隨著基礎建設的開展仍有一些考古發掘，其中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河北保定滿城漢墓、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最為令人矚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副會長盧兆蔭，曾參與 1968 年的滿城漢墓發掘工作（發掘出知名的金縷玉衣），他回憶當時自己所在的考古所業務工作已全面停止，每天都在開會討論學習，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考古當時屬於‘四舊’，故宮都派了軍隊進去保護。” 他認為，“總理考慮得非常周到，因為當時知道我們在北京就知道，滿城是在保定地區，保定地區就是武鬥最厲害的。所以我們知道這是重災區，總理也知道，說這個去發掘了不是一般情況，如果沒有很好的那個發掘工作，可能很難進行，所以大概北京軍區寫了信，所以我們去的時候，這個是北京軍區派了一個姓趙的參謀，把我們送過去的”，“路兩邊都是暗堡，到了夜裡，槍炮聲就和前幾年春節晚上放鞭炮一樣。” 此外，據工程兵戰士們回憶，發現古墓後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崗的戰士看到有幾百人舉著火把要上陵山，連裡急忙增設了 4 道崗哨，還派指戰員對 “造反派” 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說服勸導，才使古墓躲過了一場 “破四舊” 之災。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周作人（魯迅胞弟）的長孫、前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周吉宜認為，文革對中國老百姓造成的損失非常巨大，文革記憶不應該被淡漠，但今天很多年輕人實際上已經搞不清了，“比如年輕人問我，那你的抄家清單呢？怎麼會不給你抄家清單呢？他們覺得不可思議。這實際上很可怕。可怕就在於對歷史的淡漠”。他認為，假如對文革抄家的東西，國家不能夠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能夠有一個正確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是任由非法擁有者在市場上可以洗白的話，那說明文革還在繼續，“文革 10 年浩劫，凡是當時的文化家庭，或是殷實的富有家庭，他們的財產恐怕很少沒有被抄家抄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