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又稱為新四軍事件，此間的「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 —— 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共產黨轄下，分別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該事變發生於民國 30 年（1941 年）1 月 4 日－1 月 14 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民黨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在皖南圍襲新四軍，後者鏖戰七晝夜，僅 2000 人分散突圍。葉挺與頑軍談判時被扣押，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被殺害。

事變後，中共得到民主黨派的同情和支援。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在香港發起抗議活動。社會各界人士對國民政府的反共行動也表示不滿和憤慨。國民政府在政治上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

事變背景

1.1 中國大陸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1.1.1 國共摩擦

根據國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定，新四軍在編制上屬於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領導。但是新四軍事實上服從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堅持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 “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毗鄰戰區的留守國軍與新四軍屢有發生摩擦，互有數百人規模的小型武裝衝突。毛澤東曾指示新四軍所在的中共東南局 “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 當時中共認為，要開闢蘇北，最大障礙是國軍韓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建議從華北調八路軍一部南下，並令江南陳、粟部隊北上，進入蘇北。

處於同一戰區的國民革命軍與新四軍不時發生武裝衝突。新四軍完成訓練後，分成 4 個師，分別命名為：團結師、前進師、勇敢師和抵抗師，於 1938 年 4 月 27 日離開皖西穎水根據地，開赴前線，5 月 10 日抵達南陵，5 月 16 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蕪湖鐵路潛越日軍防線，首次同日軍交戰。蘇北地區徐州失守後，由 6 萬正規軍防守，韓德勤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省府設在阜寧，徐州群眾動員委員會李明揚也留下來，1939 年 2 月和 3 月間，日軍佔領海州，主力轉移後國軍立即收復，4 月日本人宣佈蘇北遊擊隊得到八路軍增援；蘇南地區是顧祝同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許多遊擊隊包括新四軍在此活動，而新四軍控制著長江以南從南京到常州一帶地區。常州以東到上海一帶是「忠義救國軍」控制，名義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區和黃浦江對岸一帶遊擊，由青幫和洪門組成，暗殺間諜和漢奸，犧牲 100 多人；8 月 13 日「忠義救國軍」潛入日軍虹橋機場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1940 年 7 月，江南新四軍突然渡江，佔領原何克謙駐守之黃橋。1940 年 10 月初，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集結 26 個團（兵力 3 萬餘人）意圖奪回黃橋，與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第一支隊」（兵力 7000 餘人）發生交戰。因國軍各部相互之間另有矛盾，黃橋地區陳太運、李明揚、李長江部抵制韓的進攻命令，在戰役中唯有韓部嫡系部隊約 15000 人孤軍深入，而新四軍約 5000 戰鬥人員則以逸待勞，致使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中將軍長李守維戰敗溺水身亡，中將旅長翁達戰敗自殺，國民革命軍萬餘人傷亡或被俘。10 月 11 日，新四軍與八路軍在東臺縣白駒鎮會師。

1.1.2 曹甸戰役對皖南事變的影響

11 月 14 日，軍令部將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呈報給蔣中正，準備集中第三、第五戰區主力，第一步先 “肅清” 江南新四軍，第二步 “肅清” 所有黃河以南之八路軍、新四軍。但蔣中正擔憂此舉將導致蘇北韓德勤所部遭到新四軍報復，因此國民政府並不準備在新四軍北移之前在蘇北展開軍事行動。然而新四軍方面蘇北將領則激進的多，時任華東局書記的劉少奇在接連取得半塔集、郭村、黃橋三大勝利後，認為以軍事手段完全可以解決韓德勤，而解決韓德勤後，華中整個局面就煥然一新。因此反倒急於發起對韓德勤的進攻。11 月 11 日，劉少奇致電延安，建議 “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確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後再相機向西大發展”。毛收到後急忙當天覆電制止陳毅、劉少奇、黃克誠等人，指出 “目前即刻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柱國，在政治上極端不利，尚須忍耐”，並明令 “第一次攻擊令須由延安下，你們不得命令、不得動手！” 其真實原因是擔憂主動打擊韓德勤將致使皖南新四軍立即遭受國軍報復圍殲。

11 月 22 日，劉少奇、陳毅將再次電報延安，稱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總部 “於 23 日移鹽城指揮，各部務於 26 日之前進入各自攻擊準備位置，秘密集結完畢，待命攻擊”。此電錶明，劉、陳、黃已無視毛澤東 11 月 11 日回電自行其是，也置皖南新四軍同袍之生死於不顧。毛澤東無奈回電同意但請其將進攻時間延後數日，「同時此回電抄送葉、項」，提醒其蘇北作戰無可避免即將開始，皖南新四軍應儘速北撤。

新四軍軍長葉挺收到毛澤東電報後大為擔憂，立即意識到曹甸一戰必將給新四軍總部帶來不利影響，11 月 29 日葉挺請示中央：“蘇北動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後？” 毛覆電，一面安慰葉挺 “蘇北動作無關大局。顧祝同可能會叫幾下，你們敷衍一二”，但同時命令皖南新四軍應當從此開始分批北移，並與十二月底移完。

曹甸是寶應縣東北的一個集鎮，西臨寶應湖，周圍是水網地帶。曹甸工事堅固，內有碉堡、暗堡四處相通，易守難攻，駐有韓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軍三十三師兩個團及直屬工兵營、特務營、炮營等共約 5000 多兵力。而韓德勤在興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獨六旅等亦約 5000 多兵力，隨時可以策應曹甸。為此，曹甸已成為消滅韓德勤的最大障礙。

1940 年 12 月 13 日 16 時，八路軍新四軍攻擊部隊開始運動，19 時半總攻開始。因地勢平坦，河溝阻隔，國軍炮火攻擊猛烈，至 21 時許，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第一團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樓，但此時新四軍在東北、東南兩線的攻勢尚未展開，使國軍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線組織反擊；22 時許，新四軍第一縱隊經過近迫作業，越過濠溝，不久突破東小圩，佔領了部分陣地。可是，此刻八路軍在西線的進攻都處於間歇期，致使國軍得以在東線進行反擊。新四軍進攻的先頭部隊未能鞏固住前沿陣地，後續部隊受國軍炮火壓制，無法向前運動。直到 14 日拂曉，曹甸東、南、西三面均各自為戰，未能形成統一的進攻步調。新四軍雖突破國軍前沿陣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國軍的基本陣地。

劉少奇於 12 月 15 日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稱：“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戰役，我傷亡共約 2000 人，消耗甚大，平橋雖被我佔，但韓部及東北軍尚有 3000 多人在車橋、涇口、安豐、曹甸一帶，此次戰役大概只能如此結束。蘇北問題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徹底解決。”

1940 年 11 月 29 日，曹甸戰役打響時，遭受重大打擊的韓德勤立即向蔣介石、何應欽致電告急。12 月 3 日，何應欽接到韓德勤的告急電報，他把蘇北戰事同皖南新四軍北移進行聯想分析之後，發覺如果新四軍經蘇南北渡，勢必增加對韓德勤的壓力，遂提筆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湯恩伯東進，但仍恐不濟急。故對在江南之新四軍不準由鎮江北渡，或另予規定路線，以免該部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之攻擊。「若江北異軍竟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區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本案請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 此電錶明，國軍殲滅皖南新四軍軍部實為臨時決定，而非蓄謀已久。

曹甸戰役新四軍戰敗，後果嚴重，結果令國軍大感欣慰，由此也不必再因顧慮韓部影響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決心，因曹甸戰役證明新四軍根本不具備消滅韓德勤的實力。且曹甸戰役與此前半塔集、郭村、黃橋又不同，此戰新四軍並非劣勢兵力防守反擊，而是主動集結優勢兵力進攻國軍，結果還戰敗，可謂政治、軍事雙雙失敗。國軍既有了圍殲皖南新四軍的口實，又有圍殲的信心，後者遂陷入極其危殆之局面。

1.1.3 移防命令

同月 19 日，因為擔心類似黃橋事件的再度發生，蔣中正命令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向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出 “皓電”。電報在細數 1940 年的國共衝突後，指責說：

第三問題所規定作戰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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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新四軍接電報後迅即將全部撤到舊黃河以北。11 月 9 日，毛澤東以上述受令者 “朱彭葉項” 四人名義答覆：“中央提示案內所列辦法，七八月間，經周恩來同志傳達後，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從，而下屬苦衷，亦宜上達。”“德等再三考慮，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幷顧。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無窮之罪。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責成彼等嚴飭軍紀，和協友軍，加緊對敵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戰，以免操之過激，轉費周章。”11 月 14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11 月 17 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葉挺任總指揮，劉少奇任政委，陳毅代理總指揮。

毛澤東覆電後，新四軍並未如 “皓電” 及中共中央所言隨即移防。另一方面，因遲遲未見移防，同年 12 月 3 日，蔣介石致電葉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此電且仍受中共中央認同。不過此軍令一出，前往換防的國民革命軍第四十師與新四軍紛爭再起，華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猛攻曹甸，國軍損失慘重。國民政府方面大為惱怒，轉而拒絕皖南新四軍東進從蘇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軍與蘇北新四軍會合後再打韓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軍必須直接北上，從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並延長最後期限至 1940 年 12 月 31 日。但中共方面懷疑國民黨規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陰謀，擔心 “李品仙在江北佈防堵截，皖南頑軍復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透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艇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北渡則不能渡 (屆時) 勢將進返兩難”。而皖南新四軍最終堅持走東進再由蘇南北渡的路線。此外，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卻仍駐雲嶺，並不按中共中央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指示的路線北渡移防前進。12 月初，東南局副書記曾山等新四軍皖南非戰鬥人員 1700 餘人開始經國軍 52 師和 108 師防區向江北轉移，後陸續安全到達蘇北。

12 月 7 日，蔣介石正式批准了軍令部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但表示應 “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國民黨高層此時在八路軍、新四軍北移問題上，態度比蔣介石更為急切。10 日，蔣介石命令顧祝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期限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同時還批准了軍令部關於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的要求。

自從 11 月 9 日朱彭等發出 “佳電” 之後，中共中央便明確指示：對皖南採取讓步政策，對華中取自衛政策。同時還指示新四軍必須在 12 月 31 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衛準備。25 日，蔣介石面見周恩來，“以極富感情的神情” 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到河北，稱新四軍如不遵令北調則 “必定失敗”。26 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北移提出了批評，要求項英立即撤離。12 月 28 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並確定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軍部隊開始轉移。同時，12 月 27 日，第三戰區和第三十二集團軍在徽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研究新四軍不從北移命令後的進剿計劃。29 日，上官雲相在寧國縣萬福村召開軍事會議，確定集團軍圍剿新四軍部隊的部署，限定各部隊於 12 月 31 日前秘密完成作戰準備。1941 年 1 月 1 日，新四軍領導將 “全部移蘇南” 的決心電告中共中央，但未說明具體路線。1 月 3 日，毛澤東、朱德回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

1.1.4 新四軍北撤路線的談判和請示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從 11 月 9 日立即開始與第三戰區協調北調路線。其目的有二：一是儘量取得國軍的同意，另一則是儘量選擇一個日軍攔阻力量較少的路線。

國軍起初給新四軍指定的備選路線有三條：

第一條是經繁昌、銅陵地區渡江到無為的路線。這條路線是溝通皖南新四軍軍部和江北部隊之間聯絡的交通線，1938 年 11 月，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率軍部特務營渡江至皖東就是走的這條路線。從新四軍軍部進駐皖南開始，軍部透過這條路線向江北部隊輸送了許多幹部和物資。葉挺軍長於 1939 年 5 月到江北視察，走的也是這條路線。這條路線的優點是路程較短，群眾基礎較好，沿途所經地區為新四軍第三支隊和江北無為遊擊縱隊的活動地區；缺點是需要經過五十餘華里的敵佔水網地帶，還得穿越長江敵偽封鎖線，不利於大部隊的行動。

第二條路線是由雲嶺向東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至竹簀橋、水西地區（蘇南指揮部所在地），再經蘇南敵佔區北渡長江。這條路線是皖南軍部與蘇南部隊經常來往的一條路線。這條路線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較短，沿途設有許多兵站，群眾基礎較好，同時蘇南我軍可以接應。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經過國軍 108 師的防地，國民黨方面只同意新四軍非武裝人員據此線北移，而不同意戰鬥部隊沿此線北移。1940 年 12 月初，皖南新四軍後勤機關人員 1700 餘人人即循此線輾轉北移經蘇南到蘇北地區。

第三條是由軍部駐地雲嶺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渡江再到蘇北的路線。這條路線大致上就是後來皖南新四軍移動的路線。這條路線群眾工作基礎薄弱，路程也比較遠，又是向國民黨的後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動，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很不利。但在國民黨同意皖南新四軍部隊沿此路線北移以及國民黨頑固派尚未完成對新四軍進行 “圍殲” 部署的情況下，只要新四軍行動迅速、堅決，由此路線勝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皖南新四軍最初計劃走第一條和第三條路線，即同時東走蘇南和往北走繁昌、銅陵兩條路線轉移。葉挺於 11 月上旬親赴上饒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洽商皖南新四軍北移事宜。

據新四軍政治部宣教部長錢俊瑞回憶說：“十一月九日（即發出佳電那一天），葉軍長即從軍司令部所在地之雲嶺，起程到上饒，謁見三戰區顧司令長官，洽商一切有關北移的問題。” 商定的新四軍北移路線為：“由茂林、寧國、經蘇南渡江北上。”（此路線即第三條路線。）

傅秋濤（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員，1955 年授上將軍銜）回憶說，我軍決定北移後，葉挺軍長親自奔走，向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提出北移路線，並要求沿途國軍不得攔阻。顧祝同同意我軍經涇縣、茂林、寧國、宣城、郎溪至蘇南敵後北渡，並允於沿途保護。（該回憶同樣說明，國軍第三戰區至少在 11 月份仍同意新四軍沿第三條路線北移。）

項英的警衛戰士鄭德勝（1955 年授中校軍銜）回憶說：葉挺軍長親自與國民黨當局談判我軍北移問題，“國民黨要新四軍由雲嶺出發，翻越丕嶺，取道旌德、寧國經天目山進蘇南，再過江到蘇北。”“轉移前，項英還派人到上饒找顧祝同要求增補武器彈藥。「顧祝同說我以人格擔保，從雲嶺到寧國沒有一個日本兵」，待到寧國後，連同以前欠的武器彈藥全部補齊。”（該回憶同樣說明，國軍第三戰區至少在 1940 年 11 月份仍同意新四軍沿第三條路線北移。同時國軍還承諾了武器彈藥的補充）

顧祝同雖然是戰區長官，但和新四軍畢竟隔了一級，所以，在新四軍北移路線的具體執行上，1940 年 11 月中旬，葉挺在宣城周王村會晤了直接領導，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

上官雲相層次雖然低一些，但因為直接負責作戰，反而比顧祝同要難纏。上官雲相將新四軍北移路線由蘇南北渡改為由涇縣往北開，然後在蕪湖以西的荻港附近過江到無為，理由是這條線最近。但葉挺認為日軍已嚴密封鎖蕪湖一帶江面，大部隊無法偷渡，為安全計，仍堅持由蘇南北渡。上官雲相表示，皖南新四軍東開進入蘇南，在鎮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這僅限於非戰鬥部隊，至於新四軍之戰鬥部隊，仍要從駐地往北開，進入淪陷區。在新四軍北移路線問題上雙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但經過幾次談判，上官雲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軍的移動方向。他認為 “新四軍北撤的可能較小，‘南竄’的可能較大”。其實，上官雲相對新四軍先南而東再在蘇南渡江的路線是心知肚明的，這條路線是新四軍屢次向上官雲相和顧祝同明確提出的，但上官雲相故意將這種移動路線稱為 “南竄”，並大造輿論，稱 “新四軍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計劃’，即‘南竄’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作為根據地。”，一旦發生衝突，責任可以推到新四軍頭上。

進入 12 月，因蘇北劉少奇進攻韓德勤，國軍總部大為惱怒，同時為免新四軍循第三條路線北渡蘇北加強劉少奇部力量增添韓德勤部危險，遂否決第三條路線。

12 月 12 日蔣中正明令江北的第 21 集團軍李品仙部應配合新四軍於 12 月底之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動，李品仙當即遵令，具體部署為新四軍軍部北渡讓路，電令向皖東開進的 138 師 “對匪應暫行停止攻擊並縮小正面”，“俟新四軍態度明瞭再行處置”；應一面讓 “其北渡後再令移運河西岸，續開魯北”，“一面宣傳送新四軍赴黃河北岸抗戰”。李品仙還電令負責江邊地帶守備的第 176 師，對新四軍北渡開赴河北作戰一事，“仰各團政工人員會同當地黨部切實宣傳毋使潛滋”。

1940 年 12 月 28 日，項英主持召開了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決定皖南新四軍繞道茂林、三溪、寧國、再迂迴天目山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會後，項英將這一行動方案電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項英電報的時候，1940 年 12 月 30 日，毛澤東、朱德致電葉挺、項英：“據恩來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佈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1941 年 1 月 1 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報告皖南新四軍北移方案。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項英的電報後，當即由毛澤東起草復項英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出動，是完全正確的。”

以上電文，證明新四軍最終違反國軍命令仍按已被否決的第三條路線行軍，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非葉、項擅自決定。

1.1.5 新四軍非戰鬥人員提前北移

據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參謀處長武之棻回憶：經葉挺與第三十二集團軍司令長官上官雲相於 11 月 15 日左右在周王村會晤商定，先將後方機構、修械所、被服廠、印刷所、傷兵醫院及眷屬等非戰鬥人員撤走。12 月以來，新四軍非戰鬥人員透過涇縣 —— 周王村 —— 黃渡鎮 —— 誓節渡至竹簣橋進入淪陷區。

根據葉挺、袁國平與國民黨第三戰區協商結果，新四軍非戰鬥人員沿著國民黨規定的路線先期分批北撤。

11 月 28 日，少數先遣隊成員開始離開皖南出發，12 月 3 日新四軍首批人員開始試探性撤離，從 12 月 5 日開始分梯隊陸續撤離皖南。

據顧祝同 12 月 14 日致何應欽、白崇禧密電中說：“新四軍移動情形：（一）該軍先頭部隊約百餘人，冬晚（即 2 日晚）過馬頭（涇縣東北），向楊柳鋪一帶前進。江晚（即 3 日晚），其政工隊百餘過涇縣城；（二）微戌（即 5 日戌時），該軍八百餘，步槍百餘，身著灰軍衣，經楊柳鋪向宣城前進；（三）魚戌（即 6 日戌時），該軍直屬部隊約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灘下流徒涉，向楊柳鋪方向東移；（四）佳午（即 9 日午時），該軍男女政工人員二百，女佔三分之二，駁殼槍、步槍各十餘支，經馬頭向東移動……。”

1940 年 12 月 9 日，教導總隊訓練處長薛暮橋帶領教導隊二百名人員離開皖南，薛暮橋回憶與宋裕和湯光恢同行，此為最後一批和平北撤人員。據各種材料顯示，新四軍非戰鬥人員約 3000 人分批撤離了皖南，其中有薛暮橋、宋裕和等高階幹部。

皖南新四軍非戰鬥部隊開始偵察北移的時間是 11 月 28 日，第二天，也就是 11 月 29 日拂曉，劉少奇、陳毅的華指部隊開始進攻韓德勤。從這個時間，到蔣介石明確宣佈封閉蘇南路線的 12 月 10 日，歷史給皖南新四軍北移留下了 12 天寶貴的時間。在延安毛澤東明確指示快速 “分批北移” 後，項英利用這樣漫長的時間僅僅轉移了 3000 人。

1.1.6 國軍圍殲部署

皖南地區國軍總指揮原本是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因其指揮能力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任命上官雲相臨時全權負責指揮部署皖南國軍圍殲新四軍軍部作戰，唐式遵被暫時剝奪指揮權，僅負責派出部隊供上官雲相調遣。

1940 年 12 月 27 日，上官雲相根據顧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第五十軍軍長範子英、第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第五十二師師長劉秉哲、第四十師師長方日英、第七十九師師長段霖茂、第一四六師師長戴傳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監李錫慶、第二十三兵站分監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 O 八師師長戎紀五因在寧國前線、第一四四師師長唐明昭在南陵前線，未能出席會議。

徽州秘密軍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確定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指揮人選及兵力配置問題。第三戰區長官部參謀處長嶽星明在會上傳達顧祝同的指示：“新四軍如果北撤，我們要掩護好；如果南竄，我們務要堵止住。無論如何，皖南必須統一指揮，這次打算由上官副長官負責統一指揮。”

會議在研究使用兵力時，第三戰區長官部原計劃只使用 6 個師，但在會議進行中，蔣中正派專機送給顧祝同一封親筆信，這封信由顧祝同派人送給上官雲相和參加開會的各軍、師長看過，主要內容是蔣指示顧祝同轉上官雲相和有關的軍師長注意，在行動中要特別秘密、迅速、徹底地把新四軍消滅，不使漏網。顧祝同因而指示上官雲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別慎重。上官雲相於是請求顧祝同準他多使用兵力。這樣由上官雲相統一指揮的國軍，除了原來的四十師、一 O 八師、五十二師、一四四師、一四五師、新七師 6 個師外，又增加了從浙東前線調來的七十九師和從浙西調來的六十二師。此時的皖南已屯集了國軍 8 個師計 8 萬餘人的強大兵力，且並立著第三十二和二十三兩個集團軍總部，在對日作戰緊張的 1940 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極不平常的。

上官雲相佈置方日英的第四十師進駐三溪，此地位於雲嶺以東南 30 公里左右，這樣，國軍便在新四軍軍部雲嶺以南地區佈下了口袋陣，只要新四軍一違令 “南竄” 而不是遵令北進，就將處於國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會後，上官雲相對部下說：“這個任務是很艱鉅的，顧長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調我到皖南來擔任這個任務的。我的總部可以說是最現代化的兵團指揮機構，自己沒有私人的基本部隊，但是指揮哪個部隊都能作戰，唐式遵他就辦不到。” 上官雲相還召集第四十師、五十二師、七十九師師長密談，面授機宜。並要求各部隊在 1940 年底作好與新四軍作戰的各項準備，指示各軍、師長要絕對保守機密，絕對不許暴露。

上官雲相原來對新四軍的編制、裝備、兵力、部署等均不瞭解。1940 年 12 月中旬，派往新四軍的聯絡參謀聞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偷得新四軍兵力部署圖稿一紙 (舊的)，得悉雲嶺附近的新四軍戰鬥部隊有萬餘人。據此，上官雲相認為：“按日寇作戰規律，每季必來‘掃蕩’一次，必須抓住這個間歇時期，發迅雷之勢一舉消滅新四軍，戰鬥時期不能拖長，拖長有變，與國軍不利。”

1940 年 12 月 29 日，以第三十二集團軍司令部名義制定的 “肅清” 皖南新四軍的作戰計劃正式完成。其兵力部署：第二遊擊第八十八軍、忠義救國軍、第六十三師、獨立三十三旅及蘇南地方武力擔任原陣地守備，防止蘇南新四軍策應皖南新四軍作戰；第二十五軍的五十二師和一 O 八師，各僅留少數的一部對日寇監視守備，抽出主力進駐南陵、涇縣，準備對新四軍作戰；第五十軍的一四四師、一四五師以及新七師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歸該軍部指揮，對日寇監視守備，抽出主力由劉雨卿指揮，進駐茂林以西一線，準備對新四軍作戰；第七十九師開太平；第六十二師開寧國。

1941 年 1 月 3 日，蔣中正直接致電葉挺，指定新四軍的北移路線是：

此即前述第一條路線。此電是蔣中正在國軍圍殲部署已經完成後簽發的。

1.2 歐美和臺灣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抗戰期間從頭到尾，毛澤東及其領導下之中共，表面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組織聯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卻集中力量擴大中共勢力。 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給國共之間日益累張的關係火上加油。1939 年 8 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 —— 隨後 1941 年 4 月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一除去了統一戰線的學說基礎和權宜之利。國共衝突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新四軍駐紮的魯西地區和江蘇，局勢尤為嚴峻。 共產黨在長江流域的擴張，特別是新四軍的行動，也引起了蔣介石控制的國軍的報復。在皖南事變爆發前，新四軍的指揮官是葉挺。新四軍所處的位置是在長江下游，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抗戰爆發前蔣介石的根據地。1940 年的秋天，國民黨控制的國軍和新四軍發生嚴重衝突，國軍慘敗。蔣介石擔心這個事件會導致新四軍長久的駐紮在那裡，並且形成一個新的反蔣戰線。

1940 年 12 月 8 日，何應欽、白崇禧向朱彭葉項發出 “齊代電”，除了繼續 “皓電” 的論調外，要求迅即遵令將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悉數調往河北。9 日，蔣介石親自下令，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在 12 月底和明年 1 月底分別移防到黃河以北，新四軍必須在 12 月以前先開到長江以北。然而新四軍和國軍在有關行軍路線、安全措施以及撤離經費和給養問題方面糾纏，未能迅速達成一致。新四軍一直等到 1941 年 1 月 4 日才開始移動。由於國軍發現新四軍是在向南移動，由此懷疑新四軍是要回到之前中共的游擊戰根據地江西。

經過

2.1 中國大陸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2.1.1 1 月 4 日－7 日

1941 年 1 月 4 日夜晚，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 9,000 餘人由涇縣雲嶺地區出發，準備分左、中、右三路縱隊，經江蘇南部向長江以北轉移。由於連日陰雨，道路泥濘，加上夜行軍，部隊行軍緩慢。5 日，部隊行至茂林地區時，軍部下令休整一天。顧祝同以新四軍「違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襲圍攻國軍第 40 師」為由，將新四軍軍隊包圍和攻擊。當日下午，葉挺、項英在潘村召開各縱隊首長會議，葉挺主張往回打，從南陵、宣城方向衝破國軍包圍圈，但項英、袁國平、周子昆仍堅持由茂林方向進軍，最終新四軍各部決定在 7 日正午前會攻星潭地區，跳出包圍圈，經蘇南北渡。

6 日，顧祝同與上官雲相率第三戰區之第 32 集團軍 8 萬多人，在蔣中正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並強令 “徹底加以肅清”。6 日晚，皖南新四軍遵照潘村會議佈置，兵分 3 路連夜冒雨向南開進。新四軍各部進攻國軍包圍圈外圍陣地星潭，7 日上午與敵發生激戰，道路受阻。一縱佔領球嶺，但在橫渡徽河時被阻擊，損失慘重；二縱在 7 日拂曉前佔領丕嶺，向星潭急進，但在星潭遭遇國軍 40 師 120 團的抵禦，攻勢受阻，而國軍也有三名營長傷亡；三縱佔領高嶺，擊敗國軍部隊，但仍然被阻。當時葉挺、項英收到毛澤東、朱德急電：“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瞭後即宜東進，乘頑軍佈置未就突破其包圍線有利。” 身處前線的葉挺軍長當時想命令部隊打下星潭，衝出包圍圈，但同去的副參謀長周子昆說：“是不是回去跟項副軍長把情況研究一下。” 研究打星潭的會議於 7 號下午 15 點在丕嶺到星潭之間的百戶坑指揮所召開，會上葉挺主張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項英臨戰遲疑不決，舉棋不定，會議斷斷續續一直拖到夜裡 10 點，居然開了 7 小時之久，後來葉挺氣憤地說：“時間就是勝利，不能夠猶豫不決，不能夠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 最後項英決定：不打星潭，大部隊後撤回到丕嶺以西。由於項英的優柔寡斷，導致嚴重貽誤戰機。對這次決定部隊今後走向至關重要的百戶坑會議，李一氓在後來給中央的第五號報告中有如下敘述：“葉希夷提出二個方案：（一）立即後撤，循來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臺、青陽，甚至再南出祁門、景德鎮。袁認為可以考慮，項反對，認為政治上說不過去。葉反稱此時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說得過去否，其次。但終被打消……”21 時許，新 3 團第 1 營攻進了星潭鎮。但因通訊工具落後，這個資訊未能及時傳到軍部。22 時左右，周子昆提議原路退回裡潭倉，出高嶺，到太平、黃山伺機東進，獲得項英同意。會議結束後，葉挺親自到第五團，命令該團 “連夜由原路返回，走裡潭倉去搶佔高嶺，遇到敵人就堅決消滅，無論如何要在高嶺堅守三天，阻擊由太平方向來的敵人，掩護軍部和大部隊向涇縣方向突圍。完成任務後，你們可以分散單獨行動，在皖南堅持游擊戰爭，爾後待機過江。”

2.1.2 1 月 8 日－14 日

8 日凌晨，新四軍五團攻佔高嶺，擊退國軍的進攻。新四軍向西南方向行動，又遭阻擊。當日午後，由於嚮導帶錯路，加之國軍 79 師向高嶺進攻，與新四軍處於對峙狀態，新四軍軍部在裡潭倉原地宿營。23 時，上官雲相根據顧祝同 19 時的指示，下達命令：“務於明日正午以前，將匪包圍於現地區而聚殲之。”1941 年 1 月 8 日深夜，在部隊突圍被阻，形勢不利的緊要關頭，當獲悉第三戰區前敵指揮官上官雲相電令圍剿部隊 “於明（9）日拂曉再行全線總攻” 後，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政委）項英、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等感到部隊 “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於是帶領十餘人離隊出走，與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 4 位新四軍高層決策人物先後瞞著軍長葉挺，丟棄部隊不辭而別，率領身邊少數人企圖繞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葉挺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獲悉後，當即向中原局和黨中央電報 “項、袁、周、李不告而去”。後來他們因沒有跑出包圍圈，不得不於 10 日分頭返回。然此時中央已來電撤銷了項英的指揮權，明令軍事上由葉挺負責，政治上由饒漱石負責。1941 年 3 月 18 日李一氓在香港發給中央的第三號報告詳細彙報了這一經過：“晚 10 時左右，項忽派人叫我幾次，皆未找著。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項派人來找過我，遂去項處，那時袁國平、周子昆皆在。項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語。即匆匆向後走，此外同行者僅二三衛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還以為找地方開會，決定最後處置。但又不見有老葉。行數十步後，袁始說他的衛士沒有來，周又自語說，他沒帶錢。我才恍然，項又要來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問項叫過老葉沒有，項反答叫了他不來。此時我對項此種行動不大讚成，我當即表示我不同他們走。項即反問，那你怎麼辦？我說，我另想辦法，打游擊也要帶幾支槍，脫離隊伍也要想辦法救出幾個幹部，我還想把軍法處、秘書處及胡立教等設法從銅陵、繁昌過皖北。項當即表示贊成，與我握手，並說把 xx 也帶走，他身上還有錢。袁當時表示願同我走，又聽說今晚無把握，須等明天看清情況再決定，結果仍與項、周同走。因同行之獵戶是他們唯一之嚮導，於是分手，他們繼續前進。”“我知道了項、袁準備離開隊伍，既沒有勸說他們不能這樣做，也沒有去找葉挺報告這件事情，反而自己學他們的樣子，也找了幾個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脫離了部隊，其實也沒有跑出包圍圈，被迫依然返回軍部。”

1 月 9 日，新四軍攻佔國軍高坦陣地，並擊退反擊。黃昏，葉挺決定部隊直接向石井坑地區開進。第一縱隊此時陣地失守，部隊被分割，分散突圍。

1 月 10 日拂曉，前鋒部隊翻過石井坑北側山嶺，即被伏擊，無法繼續前進。上午，新四軍總部退守石井坑地區，收攏部隊約 5,000 人。葉挺決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點，構築工事，休整部隊，防守待機。中午至下午，無法突圍的項英等人返回石井坑與葉挺會合後，自覺有愧，暗自垂淚，乃向延安發報，承認 “臨時動搖，企圖帶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影響甚壞”，並表示了 “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之決心。在全軍被圍的危急時刻，喪失信心，動搖出走。此舉使項英多年來在黨內和部隊建立起來的威信喪失殆盡。10 日黃昏，第五團完成 “佔領高嶺並阻擊國軍三天” 的任務後，並未按葉挺指示分散行動，而是向北追上軍部並與軍部回合，由此導致第五團與軍部一同覆滅，團長徐錦樹和政委林開鳳後均被俘，後皆慘死於上饒集中營。晚上，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援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

11 日，國軍開始收緊包圍圈，雙方激烈交火，葉挺親自到東流山陣地督戰。新四軍敵工部長林植夫前往國軍談判，被扣。12 日，毛要求周恩來 “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中共中央決定皖南全軍由葉挺和饒漱石指揮，解除項英指揮權。此時毛澤東同時指示：“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同時還決定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當日石井坑附近陣地紛紛失守，音樂家任光陣亡，新四軍軍部完全暴露在國軍火力之下。當晚，新四軍開始分批突圍。軍部分兩路突圍，葉挺、饒漱石帶一路，項英、周子昆、袁國平帶一路。當時月色皎潔，能見度高，突圍新四軍暴露在國軍火力之下。周恩來在 13 日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撤圍。蔣介石表示將下令查處攻擊新四軍的將領，但同時又命令顧祝同將新四軍一網打盡。

13 日，葉挺率新四軍餘部退守承流山高地。雙方火線衝突進行了七天七夜，新四軍已陷於絕境，葉挺根據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書上官雲相，表示願往上官總部 “議和”，14 日下午，葉挺下山到國軍 108 師師部談判時被扣押。同日黃昏，新四軍茂林陣地完全被佔領。全軍約 9,000 人，除約 1,000 人在黃火星、傅秋濤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失蹤或陣亡。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於突圍時身負重傷，1 月 15 日清晨，為免連累戰友而自盡，袁國平於 19 日死於清剿中。}}；宣傳教育部部長朱鏡我陣亡。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黃誠、組織部長李子芳等被俘。

2.1.3 突圍情況

傅秋濤率領的第一縱隊老 1 團 300 多人突圍至涇縣、寧國交界一帶山區，轉戰半月餘，先後遭國軍約 4 個團圍剿，部隊再一次分散突圍。傅秋濤率領一部分幹部於 3 月初到達溧陽第 6 師第 16 旅。此後，第 1 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 1 團團長熊應堂先後率領部分指戰員亦到達到溧陽。新 1 團團長張銍秀率領 200 多人，到達繁昌長江邊，於 2 月底渡過長江到達無為，與新四軍江北部隊匯合。

第二縱隊突圍時分左右兩路。右路 800 餘人由新 3 團團長熊夢輝、參謀長張日清、政治處主任闕中一率領，從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圍。左路 600 餘人，由新 3 團第 2 營營長巫希權、第 1 營副營長張玉輝率領，從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圍。縱隊部隨右路突圍。右路在突圍中，先後遭到第 108 師、第 144 師、新 7 師的多次阻擊，損失較大，部隊被打散。縱隊司令員周桂生陣亡，副司令員馮達飛受傷，後在群眾家中養傷時被捕。黃火星、熊夢輝、張日清、闕中一分別率領部分人員突出重圍。1 月 19 日，黃火星、劉別生、張雲龍帶領一百多人，從繁昌油坊嘴偷渡過江到對岸無為白茆洲。左路以九挺機槍開道，搗毀國軍 144 師師部，1 月 13 日夜就穿過茂林、章家渡；1 月 25 日夜，巫希權、鄢慶凌、張玉輝帶領三個連和一個短槍隊三百多人，在獅子山休整十天後，從繁昌油坊嘴偷渡到無為泥汊。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批。。1 月 26 日，袁大鵬帶領八十多人在江邊隱蔽六天後，從繁昌油坊嘴偷渡過江。2 月上旬，張福標、沙林帶領二三十人，從繁昌江邊偷渡過江。

第三縱隊特務團 280 人餘人，在縱隊參謀長黃序周、團長劉別生、團政治委員張闖初等率領下，從高坦突圍，轉戰 20 多天，分別到達銅陵、繁昌。2 月 20 日，張闖初、楊採衡帶領百餘人，從繁昌偷渡過江。第 5 團在防守東流山陣地時傷亡較大，臨突圍時只剩百餘人，突圍中又被衝散。縱隊司令員張正坤受傷被俘，政治委員胡榮陣亡。團長徐錦樹、政治委員林開風被俘。項英、周子昆在事變當中成功脫險，但在 3 月 14 日因攜有新四軍的黃金儲備而被副官劉厚總槍殺。軍部作戰科科長李志高、謝忠良及陳仁洪、馬長炎等六七十人等人於 4 月底渡過長江。

從繁昌偷渡過江後參與新四軍第七師組建的開國將軍有：黃火星中將、張銍秀少將、何志遠少將、張闖初少將、梁金華少將、劉世湘少將、楊漢林少將、陳仁洪少將、謝忠良少將和李務本、彭嘉珠大校，還有擔任省級領導職務的馬長炎、胡金魁、楊採衡等。

2.2 歐美和臺灣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1 月 9 日，新四軍遭到國軍的重擊。在重慶，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後者說他不相信這衝突報告，因為他已經之前同意給新四軍一條安全通道離開。當新四軍逗留在石井時，葉挺透過延安轉發資訊給蔣介石要求國軍停止攻擊。之前北伐戰爭時，葉挺曾經率獨立團參加北伐軍。當時蔣介石是北伐軍司令。然而這個重要的資訊並沒有在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根據地及時的轉發到蔣介石手上。十萬火急的資訊沒及時轉發，人為錯誤的可能性很小。英國曆史學家由此推測毛澤東並不想看到葉挺在長江下游建立起另一個不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根據地。這個資訊的延誤有可能影響了之後的戰況。國民黨控制的國軍對新四軍展開了猛烈的炮擊和轟炸。葉挺的資訊被延安方面延誤後終於轉發到蔣介石手上，但已經晚了。新四軍的傷亡估計在兩千到一萬人。

後續處理及影響

3.1 中國大陸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3.1.1 中共對策

事變發生後，1 月 18 日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的 “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 和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親筆題詞。在當時局勢下，劉少奇建議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1 月 17 日，劉少奇請中央任命陳毅代任新四軍軍長，在蘇北成立軍部。18 日，他與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軍軍部。1 月 20 日，中共中央軍委釋出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新四軍事件中與國民政府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並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 7 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 9 萬餘人，繼續在華中活動。其中傅秋濤等人率領的皖南事變突圍部隊改為新四軍第 7 師，也是 7 個師中實力最弱的一個，張鼎丞掛名師長但人在延安從未到任；傅秋濤在經過一年多審查後被認為無政治問題遂被任命為該師代師長。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番號繼續被沿用到 1947 年 2 月才撤銷，原新四軍部隊主力除第 3 師（黃克誠部）開赴東北加入東北野戰軍，第 5 師（李先念部）改編為中原軍區外，其餘主力改編為華東野戰軍，1949 年 1 月改稱第三野戰軍。

共產黨方面認為這是嚴重的第二次 “反共高潮”，認為己方新四軍被害人員是殉難的愛國者，事件責任完全在國民黨方面。中共中央決定將駐各地辦事處逐步撤銷，八路軍總部擺脫蔣介石的領導，不再向蔣呈報任何文電。中共公佈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的方式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欲以所謂中日聯合 “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 道路以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中共甚至開始考慮，準備同國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蔣十七日宣佈新四軍為叛逆後，我們是否還能承認國民黨為上司？” 然而，由於抗日戰爭還在繼續，政治條件尚未成熟，蘇聯和共產國際也不贊成中共採取激烈的反擊措施，再加上 2 月日軍發起豫南會戰，又使得中共改變了此前的估計，認為蔣介石的 “剿共計劃已根本打破”，“內戰已可避免”。

3.1.2 國民政府對策

在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對處理新四軍有過波動。1 月 13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對皖南新四軍衝突，實違反我意旨，白等堅欲在此時整個消滅共黨，誠不識大體與環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強行之，其幼稚言行與十年前毫無進步，可嘆。餘決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饒從命足矣”。但是在新四軍被圍殲之後，蔣的態度再起變化。

16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俄武官來問新四軍衝突之訊息用意，因此對此案處置更應嚴肅堅決”。17 日，蔣介石由於顧慮到中共方面的強烈反應，接受何應欽、白崇禧等人意見，釋出命令，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國共關係惡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告稱新四軍 “於四日晚，全部潛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該師（四十師）襲擊，該師倉卒被襲，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資自衛，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為整飭紀綱，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該軍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獲該軍長葉挺等，現已交軍法審訊，該軍番號業經明令撤銷，此該軍違反軍令卒被制裁之經過也。”“此次新四軍違令叛變，非出偶然，而實本於該軍一貫之陰謀”，“顧長官對該軍相機處置，全部編遣，實為維持軍紀上必要之措施。當此全國抗戰，一致團結之際，竟發生此種叛變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軍令必須貫徹，綱紀必須維持，而後方能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故斷然將該軍番號取消，並將叛軍長官分別交軍法審判，嚴緝治罪。”

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宣傳部門指示各級黨部說，皖南事變 “純粹為軍紀問題，絕不含政治的或黨派鬥爭的意義”，“各言論機關如有評述，應以新四軍為範圍予以評述，對中共及十八集團軍可勿涉及”。1943 年，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以「抗日戰爭」、「制裁解散新四軍」及「肅清江南共軍」有功，被中華民國政府頒發青天白日勳章。總指揮上官雲相晉任第三戰區副司令官長官，仍兼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3.1.3 被俘新四軍

此事變主要將領葉挺遭逮捕，予以監禁，5 年後於 1946 年釋放，葉挺出獄後申請成為中共黨員，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時飛機墜毀，同機死亡的還有王若飛、博古、鄧發及葉的部分家人。有傳空難由國民政府策劃，但未有證據。新四軍共有四千餘人被俘。關押俘虜的上饒集中營，由多所監獄、集中營組成。一是關押高階幹部的茅家嶺監獄，二是關押排以上幹部的上饒周田集中營，三是關押士兵的鉛山監獄。1942 年 5 月由日軍進犯在即，上饒集中營遷往福建省。6 月 17 日，在福建省崇安縣赤石村發生集體越獄事件，80 餘人逃脫，號稱赤石暴動。四千餘被俘人員，在獄中曾遭受 “政治上誘騙，精神上摧殘，肉體上重刑與殘殺” ，有近 200 名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先後被槍殺、毒死及因長期折磨致死。1945 年，國共雙方簽訂 “雙十協定” 後，歷時 5 年期間被俘人員遭到集體屠殺後最終僅二百餘人獲釋，重新迴歸中國共產黨陣營。但迴歸的新四軍被俘人員有相當一部分長期遭到懷疑而不被重用，特別是 “文革” 時期，極左思潮的泛濫，被俘被視為人生 “汙點” 而遭受迫害；直到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後這種狀況得以糾正改變。

3.1.4 戰後總結

當時擔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李一氓，晚年總結出新四軍十一條失敗原因：“出動太遲，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結果也不會如此之難堪；估計敵人太低，估計自己太高，以為四十師不堪一擊；在地形選擇上當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無作用；戰鬥準備不足，非戰鬥員太多，行裝太多；行軍過久，行軍力不強，敵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們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當，兵力分散，假如全軍作一路攻擊，不會感到兵力不足與彼此脫節；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過去三年，戰鬥都是團為單位，這次六個團一齊打，毫無協同作戰可言；因過去子彈多，不注意節省彈藥，到後來有槍無彈；參謀長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後方勤務與教育工作，對作戰部署與指導毫無把握；葉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差；戰時工作全無計劃，對連指導員只要求單純的鼓動工作，缺乏整個戰役的組織工作。”

3.2 歐美和臺灣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民國政府在 1 月 17 日決定解散新四軍，並拘捕葉挺送交軍事法庭，關了五年。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軍長 並報之以將新四軍的規模擴充至七個師。1946 年，當葉挺在被釋放後坐飛機去延安時，飛機失事，導致他遇難。

皖南事變幾乎將新四軍全覆，也幾乎毀壞了統一戰線。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宣佈拒絕出席 3 月 1 日召開的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1943 年 3 月兩黨重開談判，但終因共產黨要求獲得四個軍十二個師的正式編制而歸於破裂。由於輿論的強烈反應，不久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表示，軍事早已國家化，中共不應將八路軍、新四軍視為 “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一邊重申 “剿滅” 新四軍絕非 “剿共”，更不忍以後再有此種 “剿共” 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歷史之中。因此，他懇切希望中共能本著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的精神，與國人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國共雙方都未承認統一戰線結束，因為保持形勢對雙方都有利，即使合作已經有名無實。在此後的抗戰歲月裡，國共衝突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雖然蔣介石一再宣稱中共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因而應透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但他卻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隊封鎖了西北的共產黨地區，其意圖是 —— 當對日戰爭結束後爆發內戰即動用這部分部隊。共產黨方面也不停地擴充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在根據地實施一些意義深遠的綱領，為未來的對抗作準備。

各界反應

4.1 中國大陸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皖南事變後，外界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反應以批評居多。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在香港發起抗議運動，要求 “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英國政府表示中國 “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美國政府正式宣告，在國共糾紛未解決之前，美國無法大量援華。1941 年 2 月，美國總統特使勞克林・居里來華會見蔣介石，表達了羅斯福不贊成國民黨反共，希望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意見。

4.2 歐美和臺灣文獻的記錄和敘述

事發後，周恩來告訴記者白修德他相信蔣介石沒有下攻擊新四軍的命令，但當地的將領們相信蔣介石不會介意他們對新四軍展開攻擊。白修德是個美國記者，他 1946 年的書《中國的驚雷》表現出對國民政府的失望和對共產黨的期望。白修德問周恩來是不是認為蔣介石在撒謊。周恩來說不是。有人對蔣介石撒謊，但蔣介石也一定程度的說了些謊話。

蔣介石說，皖南事變是 “打擊敵人妄冀我軍紀敗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得所觀感而振奮自愛，為國效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

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的社論在事件發生後說：“只要中共不脫離抗戰陣線，事件不致擴大，而剿共事實亦不至發生”。

4.3 美國對皖南事變的反應

1940 年 11 月 30 日，剛剛成功連任總統的羅斯福發表了將對中國進行財政援助 1 億美元貸款，其中 5000 萬美元為平準基金貸款（1941 年 4 月中美簽署），5000 萬美元為商業貸款（即 1941 年 2 月 4 日簽署《中美金屬 (鎢銻) 借款合同》）。

1941 年 1 月 22 日在香港的埃德加・斯諾率先向國外報道皖南事變，在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和《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皖南事變的通訊，指出：國共分裂，對日偽有利，“汪精衛傀儡軍隊最近能夠佔領中國政府軍與新四軍發生戰事的地區”, 就足以證明。斯諾被取消了在中國的記者採訪權。1941 年 2 月，斯諾被迫回美國後，撰寫了述評文章《這是中國的內戰嗎》，發表在美國《亞細亞》雜誌 1941 年 4 月號。

1941 年 1 月 20 日，在美的宋子文密電蔣介石：“鈞座欲英、美派遣經濟、軍事專家組織遠東合作團來華，其整個辦法此時尚難實現。惟我國經濟狀況不能持久。文遂代鈞座聘請總統府經濟主任卡雷（即居里）來華，作短期考察經濟幣制情形”“此君年少力強。總統八年任期大刀闊斧之經濟政策及頒佈經濟法律，皆經其手。因其任務重要，總統再三考慮後，始允其請假來華兩個月。”1 月 23 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宣佈，派總統行政助理專員居里訪華，此行目的系就地蒐集中國一般經濟現狀之參考資料，並與中國政府商討有關此項現狀之各項問題、考察中國經濟幣制問題。

1 月 24 日，華盛頓國際電訊稱：美國國務院 “宣佈美國對於中國國共之內爭曾表示關懷之意”，並因此 “使擬議透過中之五千萬美金貸款緩期實現”。1 月 25 日，蔣急電宋子文訊問 “此息如何”，要求宋 “最好請美政府宣告否認，並將交款手續從速完成”。

1 月 29 日美駐華大使詹森向蔣介石表示:“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應導致大規模的互相殘殺的鬥爭。”1 月 29 日蔣介石專電宋子文，告以 “其實國內對此皆知共黨兵力極弱，不及全國軍隊總數百分之二。以中國最近有百十九軍之多，而新四軍與第八路軍不過共數兩軍耳。請兄以實狀” 告知美方。

1 月 30 日羅斯福的代表居里離美來華。

2 月 1 日，蔣在作 “上星期反省錄” 時寫：由於 “美國受共黨宣傳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子文甚以為慮”。

2 月 4 日美國與中國簽訂《中美金屬 (鎢銻) 借款合同》，數額 5000 萬美元。2 月 4 日居里抵香港。宋慶齡會見居里，向居里表示，反對蔣介石既玩弄國際手腕，繼續與八路軍對立。居里說：“美國贊助中國統一，反對日本。如中國分裂，美將很難贊助，表示要對蔣施加壓力。”

2 月 7 日羅斯福的代表居里抵達重慶，並稱來華目的，除考察中國軍事、經濟情況外 “中美合作” 預為調查。2 月 8 日居里謁見蔣介石，向蔣介石面呈羅斯福的親筆信，信中希望國共兩黨雙方消泯岐見，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居里還轉陳羅斯福總統的意見：“中國共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其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而加緊其團結”。2 月 10 日蔣介石接見居里表示：第一目的為抵抗日寇，爭取最後勝利；第二目的為阻止中國成為一赤化之共產國家。

2 月 14 日居里在重慶會見周恩來時表示：美國贊成中國統一，反對日本。如中國分裂，美國很難贊助。詢及蔣介石有無投降傾向，新四軍事變真相後，中共目前民主主張和各項政策的內容。週迴答各項問題後，提供若干材料揭露蔣，並說明蔣若不改變反共政策，將引起國內戰爭，使抗戰熄火，日本南進。1941 年 3 月 6 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將居里在華期間的活動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居里要求中國與蘇聯疏遠，但與中共維持關係，不要破裂到內戰。居里來華的任務是調查經濟情況，確定可否投資；調查政治是否民主和軍事實力；要在中國建立軍事基地；要求戰後割讓海南島。國民黨原則同意以貸款交換。”

2 月 25 日蔣介石接見居里話別時，提出中國在美購買飛機及補充器材辦理的備忘錄。要其轉交羅斯福。居里訪華與蔣介石累計會談 37 個小時。居里於 2 月 27 日離華返美。

3 月初居里向羅斯福總統的書面述職報告中寫：蔣介石有用武力解決中共的企圖，中國有可能重新發生內戰的危險，然就美國的歐亞戰略而言，中國確實具有抑制日軍擴張南進的價值。因此，美國應把中國視為戰時的主要盟國和戰後的經濟夥伴。有鑑於此，美國應當支援蔣介石政府，並組織一個由經濟、政治、運輸等方面的人員組成的美國專家小組以監督援華物資的有效使用。同時督促蔣介石進行內部改革，以這種方式防止中國的內戰。3 月 9 日美國透過居里向蔣介石正式宣告：“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之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美國國務院也透過備忘錄的形式告訴宋子文和駐美大使胡適，美國希望看到中國繼續保持統一。

4.4 蘇聯對皖南事變的反應

1941 年 1 月 25 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去重慶蔣介石官邸拜訪並稱：貴國中央軍隊與新四軍之衝突與鬥爭，蘇聯政府非常關懷，深恐由此引起內戰，因而損及貴國抗戰力量。蔣說此事之發生是新四軍首先進攻鄰近友軍。潘說新四軍為數不過六、七千人，何敢進攻鄰近之大軍？指出進攻新四軍 “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發動內戰 “將意味著滅亡”。《蔣介石日記》認為此舉 “實為變相之壓迫與恫嚇”。兩天後，蘇聯又突然決定調換駐華軍事總顧問，《蔣介石日記》感覺到這是蘇聯 “對新四軍案表示之又一姿態”。同時，蘇聯的《真理報》也 “開始評責本黨，謂此事系本黨持狹隘之黨見所致。且謂其他共產黨軍隊亦將被政府解決”。

1941 年 1 月 31 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邵力子致電蔣介石，告以國際輿論的譴責、蘇方關心中國統一團結。

1941 年 2 月 3 日，蔣親筆致函斯大林說明情況，並於當天下午約剛剛卸任的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敘別，“徹底懇談第十八路軍情形與中蘇國交關係約一小時半”。

1941 年 2 月 9 日周恩來將蘇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崔可夫中將對國共雙方提的意見電告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意見：一、斯大林不願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二、要團結抗戰；三、武器不好不能取勝的觀點不對。斯大林認為目前華軍作戰主要目的不在攻守堅固據點，而在集結 10 倍於敵的力量，殲滅敵之有生力量，以孤立敵據點，華軍目前應積極行動，使敵分散。對中共意見是：革命軍隊愈積極行動，愈能發展；要繼續抗戰，起模範作用，並加以宣傳；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

1943 年 12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他認為中共 “降低對中國的外來佔領者之鬥爭的政策，以及明顯悖離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犯了 “政治錯誤”。

4.5 日汪方面的反應

1941 年 1 月 19 日《蔣介石日記》：日本方面雖對蔣 “解決新四軍案表示驚異，且有佩服之意”，卻 “甚望此事之擴大與不即了結”。

3 月 11 日，汪精衛政權《周佛海日記》：“渝方與共黨已公開決裂，共黨代表不出席參加（參政）會，則提出要求多種，蔣向不公開指責共黨，此次在參政會演說，竟公開攻擊。此時渝共決裂，兩均不利，何以竟至此種情形？殊堪注意。”

雙方部隊

5.1 攻方：圍攻新四軍的國民革命軍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司令長官唐式遵、參謀長鄒文華、參謀處處長嶽星明

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副總司令郭勳祺（在重慶陸大學習）、副總司令劉雨卿、參謀長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劉漢、參謀處少將處長武之棻。顧祝同選擇調上官雲相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統一指揮皖南事變參戰部隊，把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從江西省臨川遷至徽州後駐寧國。

第二游擊區（蘇南）：總指揮冷欣、參謀長徐笙、政治部主任沈鐵漢。擔任守備任務，未直接參戰。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
第 63 師：師長冷欣、參謀長伍開雲
獨立第 33 旅
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軍：軍長範紹曾、副軍長羅君彤、政治部主任張一青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陳萬仞，參謀長劉熙鑑
第一四六師：(二線預備隊未參戰)。師長石照益（病休），副師長戴傳薪（代師長），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柏良，參謀長李志熙，步兵指揮官徐元勳。第四三六團團長凌諫銜，第四三七團團長郭英，第四三八團團長馬國榮，炮兵營長鬍斌，工兵營長王仲瑩，輜重營長龔華清。
挺進二縱隊：司令顧心恆、副司令胡炎、參謀長厲百川、政治部主任顧融君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 7 師：師長田鐘毅、政治部主任莫御，副師長黃伯光，參謀長蔣蔚成
第一旅：對日軍警戒未參戰。旅長劉克用，副旅長謝崇文。第一團團長周鎬榮，第二團團長蕭琛。
蘇保安第一縱隊：司令單棟
右翼軍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軍兼：軍長張文清、副軍長唐雲山、參謀長韓誼民、政治部主任張麥秋
第 52 師：師長劉秉哲、參謀長黃家楨、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張乃鑫。原駐涇縣以北。實際參戰第一五六團周鑑、第一五五團張廼鑫、第一五四團張俊清、師指揮所及直屬隊工兵營陳金輝、輜重營邱煥文、師通訊連。
第 108 師：師長戎紀五、副師長顧宏楊、參謀長史耀東、政治部主任李亭林。原駐宣城西北。參戰部隊直接由第五十二師副師長朱惠榮指揮：六四四團、六四八團及六四七團第二營、補充營、騎兵連，官兵五千五百人，步槍一千三百七十枝，輕機槍一百四十八挺，重機槍十六挺，附彈藥三十二萬八千粒，手榴彈二千二百枚，追擊炮八門，附炮彈六四零發，馬九十二匹。
第三二二旅旅長唐德，副旅長謝景唐
* 第六四三團團長劉修傑（對日軍警戒未參戰）
* 第六四四團團長李世鏡（受第五十二師指揮）
第三二四旅旅長夏樹勳，副旅長樂豐
* 第六四七團團長李榮林第二營（受第五十二師指揮）
* 第六四八團團長周振聲（受第五十二師指揮）
左翼軍由第 23 集團軍副總司令指揮所兼（國民革命軍第五十軍）：副總司令劉雨卿、代參謀長盧榮光。駐青陽一線。
第 40 師：師長方日英、副師長陳士章、參謀長朱宇平、政治部主任嚴毅。從第二游擊區駐溧陽移駐旌德縣三溪。由稅警總團改編，裝備精良。實際參戰一一八團徐瑞享、一一九團劉萬俊 (附山炮、戰車、防禦炮各一門)、一二零團惠景施 (附山炮一門)、工兵營（黃國綱），師司令部及直屬隊 (欠炮一連、輜重營、野戰醫院在三溪待命) 騎兵連、通訊連、衛生隊。欠野戰補充團。在廟首之一四八師八八四團 (林光裕) 之唐營開綿川洞歸本師指揮。
第 144 師：師長唐明昭，副師長唐映華，參謀長胡秉璋。實際參戰四三零團張昌德 (欠第三營留置太平)，四三一團李志千、四三二團張定波（欠兩連駐守太平倉庫）、輜重營張明著之第一、第二兩連、師通訊連、工兵營何劍書、野戰醫院之一部、衛生隊。戰後師長唐明昭被第七十九師以放跑新四軍的罪名關押，後因為內部人事問題發生譁變，投靠了日軍。
第 145 師：二線預備隊未參戰。師長孟浩然，副師長許元白，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陳鎔平，參謀長李志熙。第四三三團團長劉鬱文，第四三四團團長羅心量，第四三五團團長劉一，炮兵營長陳決農，工兵營，輜重營長江慶雲。
新 7 師第 2 旅：旅長孟存仁，副旅長田雲從。實際參戰三團李園明、四團田雲從（欠一營）。
二線部隊
第 79 師：師長段霖茂，副師長彭戰存，參謀長胡碧華。從諸暨調太平。位置於太平、石埭間。實際參戰第二三五團王永樹、第二三六團李乃賡、第二三七團文禮、及師直屬部隊 (欠騎兵連) 工兵營、輜重營、戰車防禦炮第十六連、山炮第六連。
第 62 師：從浙西第一遊擊區調旌德縣。位置於榔橋阿鎮三溪間。二線預備隊未參戰。僅到達一個團。師長陶柳。副師長劉燻浩，政治部主任沈少簨，第三六八團團長鬍禮賢。
第 32 分監部
第 23 分監部

5.2 守方：國民革命軍新四軍

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副書記曾山、饒漱石

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秘書長李一氓、參謀處處長張元壽

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傅秋濤，副司令員趙凌波，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參謀長趙希仲，副參謀長吳詠湘。
第一團：團長熊應堂，政治委員肖輝錫、參謀長王懷生。
新一團：團長張銍秀，政治委員丁麟章、參謀長徐贊輝。
第二縱隊：司令員周桂生，政治委員黃火星，副司令員馮達飛，參謀長謝忠良，政治部主任鍾德勝。
第三團：團長周桂生 (兼)，政治委員黃火星 (兼)。
新三團：團長熊夢輝，政治委員兼政治處主任闕中一、參謀長張日清。
第三縱隊：司令員張正坤，政治委員胡榮，參謀長黃序周，政治部主任吳奚如。
第五團：團長徐錦樹，政治委員林開鳳、參謀長梁金華、政治處代主任何志遠。
特務團：團長劉別生，政治委員張闖初。
教導總隊：總隊長周子昆 (兼)，政治部主任餘立金。

事變涉及重要人物及其行動、電文

6.1 國民政府方面

6.1.1 蔣中正

1940 年 12 月 7 日，在多日拖延後，蔣方才批准參謀總長何應欽和副總長白崇禧 11 月 14 日即以軍令部名義擬呈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但仍於 9 日命令何、白 “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

12 月 10 日，軍令部長徐世昌以 “現已屆十二月中旬，如遲不下達，恐各部隊準備不及” 為由，再呈前文，促蔣照準。在徐、白的連番催促下，蔣只得照準。

12 月 25 日，蔣拒絕批准《華北作戰計劃》和胡宗南所上報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表示即便八路軍未遵令北撤，也應當 “一面發動全國輿論制裁，一面以軍事壓迫，促其就範”。

12 月 25 日，蔣召見周恩來，以 “極感遺憾的神情” 告訴周，“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的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問題是如果新四軍非留在江南，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定失敗。”

1941 年 1 月 5 日，新四軍違令秘密南下之後一天，未知情況的蔣中正仍電示顧祝同：

1 月 9 日，蔣於《困勉記》裡寫道，“白堅欲在此時消滅共黨軍隊，此誠不識大體與環境之談。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強行之。”1 月 12 日寫道 “對皖南新四軍，餘隻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饒而能從命，則儘可放其北移。”

1 月 15 日，除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祖和政治部部長張治中以外，全體高階將領同意白崇禧 “宣佈新四軍為叛軍，撤銷番號，葉挺交軍法 (審判)” 的主張，但蔣仍然要求 “再考慮一夜”。

1 月 16 日，蔣勉強同意白之主張，但日記中寫道 “此雖違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則應撤銷其番號，將葉項交軍法會審，徹底解決，以立威信，而振綱紀。”

1945 年 11 月 7 日，張治中呈蔣電文提及：“三十年（1941 年）春間解決新四軍事件時，以職判斷，覺鈞座對當時之措施實未必贊同，事實上等於事後之追認。”

6.1.2 顧祝同

1940 年 12 月 27 日，在葉挺、項英向顧祝同說明經費、彈藥、冬服存在極大困難，要求展期到 1941 年 1 月 8 日出動的要求，特別是北渡長江必須 “劃定皖北廬江縣為職部臨時集結地”,“並請指定廬江六安以北路線，庶可以防止與皖北友軍無謂之誤會與衝突” 之提議，顧當即表示可以商量。

12 月 28 日，顧向蔣中正發報，擬除日期不得展延外，其餘經費、糧彈、被服等一應照準，對新四軍軍部北渡提供儘可能的便利：

在 12 月 30 日葉挺還在要求展期北移時，顧祝同深知蔣 12 月 10 日電給予最後期限是 12 月 31 日，但並未在期限已過時立即下令進攻，反而仍在 1 月 3 日代新四軍向蔣求情，電文稱：

1 月 5 日，在收到葉挺於 2 日發出的請求 “先派一團於虞（七）日經前第三戰區指定路線北渡，餘部待機北渡” 電文後，顧表示同意，並於 5 日再次發電給蔣中正，繼續為新四軍求情，唯此時新四軍早已於一天前秘密南下：

1 月 6 日，在收到四十師一一九團與南下新四軍交火之彙報後，顧祝同當即下令上官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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