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由清朝乾隆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2 年）開始編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 年）編成第一套，歷時 11 年。整書一共收書 3,503 種、79,337 卷，約 9.97 億字。《四庫全書》當中之書籍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另以「屬」作分類，整書一共有 44 類、66 屬。封面按其所屬的部使用了不同的顏色：經部為葵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藍色、集部為灰色。《四庫全書》每頁 16 行 21 字，用楷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起，乾隆帝多次詔令各省督撫、學政收集書籍，翌年建立了四庫全書館以編寫《四庫全書》。四庫館以皇六子永瑢等人為總裁，總理其事；其下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三人實際主編《四庫全書》，下設纂修、總校、分校、總目協勘、督促、收掌、監造、繕寫等職位，動員近四千人。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編纂者將書籍分為「應刊」、「應抄」、「應存」三類：「應刊」印刷流傳，即《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應抄」收入《四庫全書》，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著錄」者；「應存」者收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存其目」（存目），為其編寫提要但不收錄，「存目」者有 6,793 種、93,551 卷。另外，「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約有 3,100 種。據統計，在禁書過程中，文字獄發生四十餘起。

《四庫全書》一共製作了七套副本，並存放於七間藏書閣中，即四庫七閣。第一部存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第二部存於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於北京郊區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於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 “內廷四閣”（或稱 “北四閣”）。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再鈔有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及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文瀾閣，即 “江浙三閣”（或稱 “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四庫全書》各本之中有四套因太平天國之亂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受到損壞。文淵閣藏本與薈要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津閣藏本存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溯閣藏本藏於蘭州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部分原本與抄本存於杭州浙江省圖書館，另外文源閣僅存散本則分別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與日本東洋文庫。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較為兩極。一方面，《四庫》禁毀書籍甚多，甚至有不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的情況，被視為一大書厄；另一方面，以《永樂大典》為中心展開的輯佚工作儲存了不少已佚的文獻，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創了中國目錄學，有相當的文化意義。

徵收書籍

1.1 收集書籍

於乾隆六年（1741 年）以及十五年（1750 年），乾隆帝就兩次下詔，希望搜羅書籍。但是當時的效果不佳，官員並未認真執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 年 2 月 7 日），乾隆帝正式頒詔求書，詔文目的是為了「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在皇家圖書館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閱覽），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揚文化）之名。在諭旨中他明確規定了蒐集範圍，認為應該要先檢收「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的書籍，其次是「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書籍，再次是歷代名文的詩文專集，而對於族譜、尺牘等則不作收錄。在諭旨中他又定了具體的收錄方式，並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註明作者，要旨以供檢核。

此諭旨並沒有得到各省督撫重視。貴州巡撫奏報，指該省「鮮有撰述，歿邀聖明採擇」，其他省份則「未見一人將書錄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撫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後回報查訪情況，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都無書可採，奉天、直隸、湖北所得也只得數部，所得書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過 116 種，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經論詩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見成效。

有見於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詔訪求圖書，當中見上次地方官大多觀望不前，這次特意說明他「豈有下詔訪求書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疪，罪及藏書之人乎」，說明他收集書籍不會怪罪於藏書者。此外，他又再次強調官府徵集書籍保證歸還，並擴大收集書籍範圍，以及說明收集書籍限期，並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專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以及浙江巡撫三寶，指「其所隸州群藏書什倍於別省」，並點名訪求，特意責成他們收集藏書。

在此半年期間，各省官員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書籍。在搜求方面，當地的官員會按當地的郡邑志乘所記述的書籍訪購，又或者利用當時的書商以收買書籍。私人藏書家所收藏的書籍甚多，是徵求書籍的重要物件。為了鼓勵他們進書，朝廷設立了以下辦法：

進書凡超過五百以上者，賞賜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整合》一部，如浙江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因為進書超過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圖書整合》；
超過一百者，賞賜《佩文韻府》一部，如周厚堉、蔣曾瑩、紀昀等因為進書過百而得《佩文韻府》一部；
進書較多者，其上進書籍會得到乾隆帝的題詠，並令書館先行抄錄副本發回。據統計，得到題詠的書籍多達百餘種；
私人進書達到過百種以上的，其姓名會記錄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採進書籍在百種以上的，則將該省督撫的名稱記載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書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進書最多的是江蘇，達 4,808 部；其次是浙江，達 4,600 部。進書最少的是雲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貴州、廣西無書可採。合計一共得書籍 13,501 種（含 272 重本）。

1.2 寓禁於徵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八月，乾隆釋出了禁書的諭令，當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希望「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詆觸本朝之書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是次禁書詔令下發之後，沒有得到各省督撫的重視，至十一月為止，只有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屈大均著作數種，其他省份都無書上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九年十一月連發兩諭，「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再次責成各省認真辦理。是諭下發之後，各方官員才開始留心收集禁書。

內容方面，吳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華夷之辨」的文字、詆毀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類。此外，還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亂的書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書籍、明末閹黨的書籍、迷信書籍。部份文人因為害怕文字獄而對自己的書籍作「挖空」、「塗墨」希望避禍，而這些書籍同樣被禁燬。另外，《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亦指明，書籍內容涉及「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書籍應燬除外，若各書內有載入其議論者，將書內所引各條，簽明抽燬」，只留其書。

書籍型別方面，禁書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筆記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歷朝的碑刻、語有違礙的劇本話本、地方誌、天文占卜書籍。在查繳禁書的同時，乾隆帝連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鑒綱目續編》都沒有放過，認為他書後所附周禮所撰的《續通鑒綱目發明》、張時泰的《續通鑒綱目廣義》各條中於「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認為「《通鑒》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繳各省的《綱目》作刪改。

查繳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時只是要求各省督撫派員至藏書家中令他們自行交出。但至中後期禁書活動大規模展開後，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撫為了澈查書籍使用了各種辦法，包括宣告諭令、檢查各藏書家的書藏、設立禁書目錄等等。四庫館定立了《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供地方官員排查書籍。搜得書籍之後，都需要「將原書封固進呈」，「交軍機處奏聞銷毀」，不得在地方自行銷毀，以免地方人員認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據黃愛平所估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至五十八年（1793 年）間，禁毀書籍大約有 3100 多種，15 萬 1 千多部，書板銷毀達 8 萬塊，當中還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毀掉的書籍。

即使部份書籍認為有收錄的價值，在編纂的時候也會被抽毀、改易、重編。如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雖然《總目》中認為其「學有本原，博贍而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証佐，而後筆之於書」，認可其編寫態度嚴謹，但是因為當中的部分條目包括了民族意識，和南明史事，因此被當中部份的內容被整條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陳垣指出四庫館臣在輯校時有十忌：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並指館臣會對這些字眼會作出修改。重編方面，乾隆帝認為一些書籍雖然有所違礙，會要求對之重編以作使用，明末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雖被認為是「字句狂謬，詞語刺譏」，理應查禁。但後來乾隆帝認為這些奏疏可見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等的問題，繼而「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故此乾隆帝命人刪減當中的抵觸字句，並編錄成《明季奏疏》一書。

學者對於乾隆帝禁毀，纂改書籍的行為多有批評，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影響沒想像中大。魯迅認為《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並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周錫侯認為，「乾隆之為此（修纂四庫全書）也，帶有狎弄士子，查辨禁書之陰謀，貽害典籍之烈，至足驚人！中國書厄，自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時禁燬的一厄，較以前各項更為慘烈」。相反，《劍橋中國史》認為，乾隆帝針對南明材料的禁書政策對「清初以來倖存的作品的影響微不足道」，指書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數年之間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學者對各種舊書的興趣」。江慶柏指出，雖然四庫館臣雖會對於當中字句作改寫，但改動未必被嚴格執行。如張孝祥《六州歌頭》中「洙泗上，絃歌地，亦羶腥」在雖在張孝祥的個人文集《於湖詞》中被改動為「洙泗上，絃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詞集、詞選、詞話等卻沒有改動此詞，保留「亦羶腥」的原貌。

纂修

2.1 四庫開館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朱筠上《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提出了四項搜尋遺書的事項，包括：

舊本舊鈔，尤當急搜也：他指出漢唐時期的遺書已經稀少，而宋遼金元時期的抄本則甚多，藏於私人家中，他認為官府可以蒐集這類書籍並抄出副本儲存。
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他認為應該公佈內廷現有的藏書目錄，使地方官只以蒐集內廷未有的書籍。此外，可以利用《永樂大典》作輯佚。
著錄、校讎，當並重也：他認為應該參考劉向、劉歆《七略》等的做法，為書籍內容編寫提要，放於該書卷首，作為說明。
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他認為金石碑刻上的文字和影像可以補齊文獻材料上的不足，應該留心蒐集。，見}}

為此，軍機大臣劉統勳奉旨研辨，得到清高宗的同意，「令將永樂大典內，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將內府所儲，外省所採，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併彙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劉氏按指示研究方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具體輯佚《永樂大典》的方式，得乾隆帝批准，並命名為「四庫全書」。四庫館於同月開館。

張昇《四庫全書館研究》中將四庫全書館的結構表述如下：

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副總裁，大多由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主要是負責領導和監督四庫館的工作，他們在總辦處工作。其下則分為纂修，繕書、監造三大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纂修官也大多兼任分校，對繕寫處的書籍作校閱。在此之上尚有總纂官和總校官，總纂官負責實際主編的工作，總纂官陸費墀則負責整體的校閱工作。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參與了《四庫全書》編修的主要人員包括有 360 人。據郭伯恭、黃愛平、張昇等考證，《總目》所收的編纂人員有不少的缺漏。而據張昇的不完全統計，前後在館的館臣有達 476 人。

2.2 書籍來源

編纂《四庫全書》所用的書籍可以分為六個途徑，包括有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

進呈書籍是《四庫全書》最主要的來源，當中可分作三類：各省採進本，各省在當地購買或借抄的書籍；私人進獻本，藏書家主動或者奉旨送館的書籍；通行本，當時最為流行的版本。這些書籍在收集之後會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別，然後由纂修官作進一步的校閱，經版本鑒別、辨偽、考證工作之後，會選擇當中較好的版本作底本，編寫提要，考訂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後再「詳細校正」，「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最後決定是應刊、應抄、應存。書籍和提要會上交給總纂官作審閱，一般還會交給總裁官作審閱，他們會對於提要和書籍的存留再給予意見。乾隆帝也會給審閱進呈的書籍，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由乾隆帝為了獎勵獻書之人，為其書籍作題詩，這類書籍經乾隆帝御覽，決定擬抄、刊後，將會由纂修校辦，總纂、總裁審閱後，由武英殿錄副，再交還書主；二是纂修官校辦過的書籍在抄成前上呈給乾隆審閱，其給予意見後再發還。

內府書籍（宮中收藏以供皇帝閱讀的藏書）和奉敕編撰書籍方面，《四庫全書》開館之後，這些書籍被送至翰林院西齋房作集中處理。當中，一些「舊刻顯然訛誤，應行隨行改正」的官刻舊本以及一些不夠完善的敕撰書籍會送至校閱（流程大致如進呈書籍），其他書籍則在編成提要後則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繕寫。另外，在編寫《四庫全書》的時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編寫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在編成完成後才會補入《四庫全書》中。

2.2.1 《永樂大典》本

當時《永樂大典》藏於翰林院的典籍庫中，經朱筠的提議之後，開始了輯佚的工作。纂修官會先簽出《永樂大典》中的佚文，將會將可以輯出的書目貼上標識，然後由繕寫官抄出當中的散片。因為《永樂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繕寫的工作都在翰林院裡進行。其後會將繕寫的散本粘連成稿本，然後將由纂修官校對、補輯佚文，再繕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對之後，再由總纂、總裁校正為正本。和進呈以及內府書籍不同，《大典》本是由總纂官和總裁官決定應刊、應抄、應存。此外，提要是決定應刊、應抄、應存再編寫提要。

學者雖然認可四庫館臣在輯佚史上的意義，但也批評他們的輯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啟超指：「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 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孫楷第批評，於《大典》本中，只有少數書籍會以《永樂大典》以外書籍以校勘、輯佚之外，其他都因個人散便，只是按章辦公，沒有按照其他書籍補充，引致佚文並不全面，「以《大典》所載為足，實自欺欺人」。史廣超批評，四庫輯本出現沒有註明出處，出現漏輯，誤以為他書為本書佚文，編排不當四項問題。

2.3 收錄標準

《四庫全書》的收錄標準有以下數點：

收集「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書籍：清高宗認為「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該繼承先賢的傳統。
不重視佛、道兩教，以及詞曲之類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中認為「釋道外教，詞曲末枝，鹹登簡牘，不廢蒐羅」，認為只要收錄當中「可資考證者」收錄即可。
考慮作者的人品，認為「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紀昀指「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 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並存」，盡可能收錄一些正道之人的作品。
重視收錄朝廷敕撰的書籍：清高宗編寫《四庫》的目的除了「稽古右文」之外，還重視推廣政教的作用，因此在編寫《四庫》同時也編寫了一些書籍，亦收集了前代的敕撰書籍。
編纂人員將自己家族的作品收於《四庫全書》中：有部份官員在朝廷向全國徵集圖書的時候，將自己家族的書籍上呈。如河間獻縣紀氏家族（紀昀的家族）在《總目》中有四人七種，是一個家族中最多的，有可能受紀昀的影響。
收錄方式以「貴古殘今」作為標準，重視收錄宋元以前的人的作品，而較少收錄明清時代的作品。四庫總裁于敏中指：「舊書去取，寬於元以前，嚴於明以後」。而編纂時尚在世人物著作則不予收錄（皇帝御撰作品和敕撰書籍外）。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選書的態度多有批評。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所選的書籍偏而不全，指《四庫全書》重視程朱之學，加上收書上「貴古殘今」，因此寧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頤、朱熹）一派的無聊著述」，也不願意收錄陸王（陸九淵、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書籍。吳哲夫指《四庫全書》中充滿了尊經崇儒的衛道觀念，只考慮延續思想聖賢的思想，指《四庫全書》的選書態度未夠公允。楊晉龍認為，《四庫全書》忽視了民間的通俗文獻，如小說、戲曲、善書等都不作收錄，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資料也未能收錄。

2.4 首次校勘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南三閣的三部四庫全書即將完成。乾隆帝抽閱進呈的書籍，發現在李清所撰的《諸史同異錄》中，有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十子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的語句。乾隆帝命令其書應該全部撤出《四庫全書》（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軍機大臣商討之下，決定以其他書籍或者是餘紙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駐蹕熱河。他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當中的訛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閣的《四庫》中都發現有「妄誕不經」之處，於是便下令復校內廷四閣的《四庫全書》。

文淵、文源兩閣方面，乾隆帝則命令當時在京的官員都要參與協助復校的事宜。尚書、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書、侍郎則各看兩匣。文淵閣由六阿哥、阿貴所負責；文源閣由伊齡阿、巴寧阿所負責。由五月底開始，至七月底校畢，歷時兩個月，當中發現了很多錯處，「各書繕寫草率，訛錯換篇亦頗不少」。清高宗見此大為震怒，指總纂官紀昀、陸錫熊「所辦書籍竟如此舛錯」，令他們賠償文津、文源、文津三閣裝訂挖改的工價，並且帶人去校勘文津、文溯兩閣的書籍，並處罰了相關謄寫、分校人員，達二千人以上。

文津閣的書籍，則最初由乾隆隨行的阮文淵、阿肅等人負責，但因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莊的時間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後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 年）六月初，文津閣的《四庫》發現「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內有引用錢謙益、李清諸說未曾刪除」，並令紀昀自行賠寫。十月初，紀昀奉旨帶領受罰的人員往熱河文津閣看書，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發現抄寫錯誤，字句偏謬計六十一部，檢出七部書籍應毀，一部書重複抄寫。

陸錫熊則負責校勘盛京文溯閣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三月，陸錫熊任滿回京，隨即率人至盛京校勘書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個月間，他們一共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的書籍計六十三部，又發現甚至有脫寫全卷的。乾隆帝見此情況，相當不滿意，令抄寫、校閱文溯閣《四庫全書》有錯漏的去校勘《四庫全書薈要》和繕寫《八旗通志》，並對「總校王燕緒、吳紹潔，分校李斯詠，除罰校書外，仍交部從重議處，以示懲儆」。

南三閣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七月，一些大臣考慮到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校對僅生監二十餘人，又止校過一次，尤易草率從事」，提議校對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得準。並由本來校勘文淵、文源兩閣《四庫全書》的大臣官員負責。至五十五年（1790 年）六月完成，陸續發向江浙。乾隆帝命令，南三閣的裝訂挖改的工價由陸費墀則一人負責，即使他於五十年過世之後，乾隆帝命令除了為其家屬保留一千兩銀之外，「如尚有餘資，即作添保三閣辦書之用」。

雖然乾隆命令四庫七閣的有禁忌之語的書籍同樣撤出，並令將「應行撤毀」的書籍「交進銷毀」。事實上，撤出的書籍部份至今保留於宮中，未曾銷毀。南三閣的書籍因部份冊數在李清著作被毀之前就已經送往南三閣，加上地方官員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於《四庫全書》中，如周亮工《書影》一書則未則被毀。

2.5 再次校勘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熱河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揚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發現將晉、唐、宋文注釋名氏脫寫，並發現沒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將《御製書揚雄法言》一篇抄入是書卷首。清高宗批評：「書中篇首空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瞭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系總司校閱之書，亦全未寓目」，再命紀昀校勘。

紀昀先是領人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書籍，歷時兩個多月，於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發現「所籤舛漏，較初次詳校竟增數倍之多」，並發現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缺卷」的情況。其後紀昀再校文淵閣的書籍，發現雖然錯漏之處較「文源閣書少十分之二」，但發現了底本上的問題，如《性理大會》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稱的明末本，引致「頁頁俱錯」，內廷四閣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寫。

同年十二月，陸錫熊上折請赴盛京文淵閣校書，得準。次年二月，陸錫熊未待天氣轉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禮部侍郎劉權之接替陸氏主理校書的工作，至四月完成。

五十七年（1792 年）三月，紀昀領人到熱河文津閣校書，至四月中旬，僅經部「已簽出空白、舛訛一千餘條」，並估計其他三部錯誤數目應該相同，清高宗批評前次「校勘一事，全屬有名無實」，令他們認真辦理。文津閣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

在兩次校勘之後，因為繕寫人員的學術水平不一，以及是繕寫官員過多，因此難以保證繕寫官員認真抄寫。此外，孟森在閱讀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書中的誤字必然出現在每葉首一字，指館臣可能為了顯示「聖明之天縱」，刻意寫錯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兩次的校勘之後，《四庫全書》依然存在很多的錯字。郭伯恭指，《四庫全書》實際上只是對於刊本再抄一次，抄寫是存有大量錯誤，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刪除序、題、目錄等情況，因此難稱得上是善本。

2.6 補遺

嘉慶八年（1803 年），嘉慶帝命令禮部尚書紀昀負責查明尚有哪些書籍尚未編入《四庫全書》。紀昀檢明瞭未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並建議將《四庫》告成之後的所有「御製」、「欽定」書籍都應該編入《四庫全書》。嘉慶帝準許了他的章程，並增派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七人協助增補《四庫全書》的工作，並訂明收入書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為限。

經軍機大臣和嘉慶帝議訂之後，最後決定補入八種書籍，包括乾隆詩文集四種、《八旗通志》、《平定廊爾略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繕抄工作於嘉慶十一年（1806 年）結束，並補入七閣之中。

樣式

樣式方面，北四閣本特徵如下：

開本：高 31.5 釐米，寬 20 釐米，版匡高 22.3 釐米，寬 15.3 釐米。
行款：八行，每行二十一字，註文小字雙行。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朱絲欄。
格式：卷首第一行題 “欽定四庫全書”，第二行縮一字題書名卷數，第三行下題作者。版心上題 “欽定四庫全書”，中題書名，下標頁碼。
封面：絹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淡藍色、集部灰色、《總目》黃色。
裝訂：包背裝。

南三閣本特徵如下：

開本：原高 27.8 釐米，寬 17.2 釐米，版匡高 20.7 釐米，寬 13.9 釐米。較北四閣本要小。
行款、格式、裝訂和北三閣本相同。
封面：經、史、子三部顏色都和北四閣本相同，集部為褐色，《四庫全書總目》絹面原本未用黃色，而是使用和集部同色。

七閣《四庫》每冊首卷的第一頁都會鈴印有各儲書閣印：文淵閣本印有「文淵閣寶」、文溯閣本印有「文溯閣寶」。文津閣則本書末則印有「避暑山莊」及「太上皇帝之寶」之印。南三閣本則首鈴印有「古稀天子之寶」，末印有「乾隆御覽之寶」。

南三閣本為一式三份抄寫，紙張、樣式相同，只是封面有異。文匯、文宗閣本的封面絹色較文瀾閣為深，而文匯、文宗閣本封面的「欽定四庫全書」為印刷，文瀾閣為手寫。

分類

分類方面，《四庫全書》將書籍分作 44 類、66 屬，別集中又按時代暗分子目。本來，四庫館臣希望在經史子集之外另話有聖義、聖謨兩門，列出朝廷的欽定書目，和乾隆帝御製、御批書籍。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乾隆帝下詔認為這樣編排另外增加義例，實在不便，認為只要將這些書籍放置在各屬之先即可。事隔兩日之後，他又認為這樣做於編例不協，經史子集內只需按時代先後排列即可，即今日《四庫全書》所見之分類法。

詳見下表：

副產品

5.1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五月，四庫館開館不久之後，乾隆帝考慮到《四庫》「卷帙浩於煙海，將來庋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因此希望「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黃愛平和吳哲夫認為，當時乾隆帝已經六十三歲高齡，因此希望編寫《薈要》以盡快看到《四庫全書》。

為了盡快編寫《薈要》，在四庫館之外另外設立了薈要修書處以編寫薈要，由於敏中、王際華負責。薈要修書處任職人員計八十一人，分總裁、總校、編纂、提調、承辦、收掌等工作。謄錄人員方面，則約八百人左右，整體的編纂方式和四庫館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因《薈要》大致已見雛形，薈要處被裁撤，由武英殿修書處接手。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第一部的《薈要》編成，藏於紫禁城坤寧宮後御花園的摛藻堂。次年，《薈要》的副本編成，藏訪圓明園內味腴書屋。《薈要》一共收書 463 種，11718 冊，20808 卷。種數約是《四庫》的七分之一，冊數約是《四庫》的三分之一。鹹豐十年（1860 年），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味腴書屋所藏之《薈要》隨圓明園被毀。摛藻堂本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5.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發的書徵書諭令之中，清高宗則已經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當時督撫所上奏的都是較為簡單的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內容大旨的內容，又或者只列書名、作者，沒有解題。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也指應該要考法中國目錄學的傳統，「校其得失，撮舉大旨」，編寫目錄。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劉統勛的奏摺中提出應該「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份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準。

在《四庫》的編纂過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書籍編寫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負責的書籍提要完成之後，則夾於書內送訪總纂官、總目協勘官作考證修改。總纂官看到了提要後，要考慮此書應該是刊刻、鈔錄、存目，或者不作存目。決定是否收錄於《四庫》後，纂修官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校訂，當中以主要由紀昀負責修改定稿。最後，再上奏於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二月，《總目》完成，但其後亦經過多次修改。編成後，《四庫》所用的分類方式有所變動，不以本朝官書為首，《總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畢，並得到乾隆帝認可，令「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但因《四庫》書籍內容有所增補，《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等書籍還在編修之中，因此遲遲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諸史同異錄》被提出銷毀，《總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紀昀等對內容再作校訂。乾隆六十年（1795 年），《總目》「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予武英殿刻成書籍出版。

此外，乾隆帝《總目》長達二百卷，不便閱讀，還下命編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當中只記述某書某卷，註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

5.3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決定輯校《永樂大典》，而當時則已經考慮對於當中流傳甚少的內容與之出版。《四庫全書》開館之後，總裁大臣即將《永樂大典》輯出書籍「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並由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以及是總官內務府大臣金簡處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樂大典》輯文付梓，包括有《易緯八種》，《漢魏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四種二十卷，雕版印刷。

其後，應刊書籍的範圍擴充套件至《大典》輯本之外，各地所進的遺書也成為印刷的一部份。總裁大臣金簡見所有雕版甚多，選擇改為使用棗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準許。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正式開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種《四庫全書》中的書籍。

5.4 《四庫全書考證》

在《四庫全書》編篡的過程中，纂修官會對當中的內容作校簽。在進呈本中，原有的校簽中以黃紙謄抄一次，即為黃簽，由四庫館的黃簽考証處王太嶽、曹錫寶二人負責。他們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選擇並修改，當中很大部份的黃簽都被收錄於《四庫全書考證》之中。北京師範大學張昇教授指出，《四庫全書考證》主要是對《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作「文字、順序、內容的辨誤訂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

抄本

為了繕寫《四庫全書》，朝廷需要大量人手以進行抄寫的工作。最初，四庫館使用的是保舉法，「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內擇字畫工緻者各舉數人」，命令提調、纂修等人推薦合適的人選。在繕寫五年期滿後，可以按他們抄寫的數量以議敘得官。但是保舉法推行不久，就成為了不少科場失意之人成官的捷徑，一些提調、纂修以此索賄。再者，朝廷沒有給予謄寫者工資，「自備資斧」，因此謄寫者大多不認真，甚至另尋書手代寫。

在此情況下，監察御史胡翹元上奏，建議由保舉制改為考查制，得準。他提出，「在京士子，有願充謄錄者，毋寧仍令纂修、提調等官保舉」，而是由他們自行推薦，由總裁官考驗其抄寫能力，「各令當堂親書數行，擇其字畫端正者，照數取錄，以次充補」。其後，因為考察方式所得的人數不足，因此改為於鄉試落第的試卷中選取。

武英殿四庫館為了確保謄寫的速度和質量，建立了一套制度。四庫館建立了「稽核字數考勤簿」，規定「每人每日寫一千字」，「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對於某些特別情況，則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如「篆字以一作十，隸字以一作五，繪圖一頁作字一千」等等。對於字數寫得較多者，其得官職亦有別，「繕寫二百萬字列為一等，一百六十五萬字列為第二等」，以謄寫字數作為議敘的方式。為了確保抄寫的質量，四庫館訂立了《功過處份條例》，謄抄者的抄本中出現錯字記過一次，分校、復校未能發現謄抄者的問題也同樣記過，並於各冊後列明校訂人員姓名，以明文責。

抄本中，首先完成的是文淵閣本，其次是文溯閣，再者是文津閣，最後是文源閣，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內廷四閣本都抄寫完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清高宗見第一套《四庫全書》完成，為了方便江南子弟查閱，「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因此在又令人於江南地區準備三套《四庫全書》，被統稱為「南三閣」、「江浙三閣」，包括揚州大觀堂的文滙閣、鎮江金山寺的文滙閣、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

南三閣的《四庫》抄寫工作也在武英殿中進行，但改由國庫開資，而非議敘。具體送藏和管理工作則由地方督撫和兩淮鹽官負責，實際工作則由兩淮鹽政、鹽運使辦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四庫》陸續抄成，浙江派鹽政部門領回未經裝潢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四月，南三閣三套《四庫全書》抄寫完畢。

為了建設藏書閣，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乾隆帝特意命令營建官員寅著特意視察了天一閣的興建方式，「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樣，開明尺丈，呈覽」。寅著因此觀察了天一閣的建造方式，並上報乾隆帝。乾隆帝對於天一閣的興建方式大為欣賞，決定按天一閣的設計方式興建七閣。「天一閣」的命名方式來自於《周易》「天一生水」，而七閣的命名方式也參考了天一閣，以水字偏旁漢字命名，以水克火。

乾隆四十一年（1785 年），乾隆帝在纂修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時候，本來是打算準許翰林院士子和其他好學的官員進內閱讀，但不準外借，「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乾隆帝改變了主意，指文淵、文津、文源三閣「俱系禁篽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閱」。為了讓翰林、官員得以閱讀，本來打算在七閣《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再抄一副本於翰林處。但因乾隆末年，國庫空虛，已經沒有能力再抄一套《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四庫館總裁永瑢提出不另再抄副本，而是直接貯存底本，除了「奉有御題者，業經臣館隨時錄副，將原本敬謹發還本人祗領珍藏」外，其他的底本全部保留於翰林院，得準。唯已經於光緒廿六年（1900 年）的庚子之亂時被毀。

6.1 北四閣

6.1.1 文淵閣

文淵閣位於北京紫禁城皇宮之中，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完成，在北四閣中最早。在外觀上只有兩層，但因為使用了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多造一層，實際上是三層。文淵閣寬六間，闊 34.7 米，進深三間，闊 14.7 米。

1782 年，《四庫全書》入藏，當時規定，每年農曆九月必須曬書十天，以避免書籍受蟲蛀黴變之害。民國六年（1917 年），清室內務府派人對《四庫》進行了清點，發現有 23 卷丟失，並從文津閣本中補抄。1924 年遜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後，《四庫》改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次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庫》由該院圖書館接管。。1925 年，為了供學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庫》轉入北京大學圖書館。1931 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宮博物館遂於 1933 年將《四庫》運至上海，其後又被運至重慶。1949 年，《四庫》遷往臺灣，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6.1.2 文源閣

文源閣位於圓明園，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建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四庫全書》入藏。鹹豐十年（1860 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四庫全書》被毀。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有《公是集》十卷，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東洋文庫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

6.1.3 文津閣

文津閣位於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建成。於乾隆五十年（1785 年），《四庫全書》入藏，並按文淵閣做法，每年夏季抖晾書籍一次。至道光年後，文津閣的管理開始鬆弛，曝書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閣因日久失修，閣頂部份坍塌，雨水滲漏，部份書籍被沾濕。同治六年（1867 年）五月，在時任熱河都統麒慶指示下，重新恢復成例。光緒二十年（1894 年），熱河總督大臣世綱等奉命查點，除經部《日講書經解義》一書，原未補入，有函無書外，其他書籍基本無闕。

宣統元年（1909 年）8 月，清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因只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無闕，計劃將《四庫》入存京師圖書館並得準，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國三年（1914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魯迅重新著手此工作，並和熱河方面聯絡；但時任熱河都統薑桂題未待教育部來人辦理接收手續，已先行將《四庫》送至北京，由內務部接收，藏於故宮文華殿古物陳列所。次年，魯迅以教育部名義致函內務部，要求將《四庫》交給京師圖書館。1918 年，《四庫全書》、原貯書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的《四庫全書》。

2016 年 8 月 9 日，故宮博物館舉行了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捐贈儀式，將文津閣本的複制本重新安於文淵閣中。此次所製作的影印本製作長達 12 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紙。整套書籍使用了 6144 個金絲柚木盒，佔 128 個書架。

6.1.4 文溯閣

文溯閣是北四閣中最後建成的，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五月才完工。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總管內務府先後將五批《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整合》送至盛京文溯閣，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慶、道光時期，文溯閣和當中的藏本一直儲存良好。光緒十六年（1900 年），沙俄侵佔瀋陽。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沙俄軍隊將文溯閣作馬廄和炮兵營房，此時有 39 卷《四庫》被竊。

1914 年，奉天督軍段芝貴為了討好即將稱帝的袁世凱，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至北京。1925 年，經東北各方人士爭取，《四庫》獲送還奉天。因當時文溯閣被佔用，於 1927 年才復藏於文溯閣。1935 年，奉天圖書館見文溯閣日久失修，於文溯閣西南處建造了新的書庫，1937 年 6 月運至新書庫中儲存。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為了保護文物，《四庫》先是運至黑龍江省訥河，其後又遷運至北安。1966 年，基於中蘇交惡，為了保証《四庫》的安全，《四庫》獲運至甘肅，最初存放於永登縣連城土司衙門大經堂。1969 年，甘肅省撥款 40 萬，籌建榆中戰備書庫。1971 年，《四庫》入存於該書庫。2001 年 12 月 28 日，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樓獲列入甘肅省 “十五” 規劃和文化建設標誌性工程，決定於蘭州市北山九州臺建立新的藏書樓。2005 年 7 月 8 日落成使用。

6.2 南三閣

南三閣的藏書在五十五年（1790 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入藏之後，當時有很多江南士子入閣閱讀書籍，以助研究，進內抄寫《四庫全書》。如陳壽祺曾借文瀾閣藏書以修方誌、陽湖學者陸清臣曾以文瀾閣《四庫全書》以刊行先祖陸文圭的《牆東類稿》。抄寫方面，據統計丁氏八千卷樓有 11 種抄自《四庫全書》，張金吾愛日精廬有 91 種，瞿紹基鐵琴銅劍樓有 7 種，陸心源皕宋樓有 160 種。郭伯恭指南三閣的規定和近代的公共圖書館相似，指其打破清初私人藏書不外傳的風氣，有助傳播知識。

6.2.1 文宗閣、文匯閣

文匯、文宗兩閣先後毀於戰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六月，英國發動了揚子江戰役，在鎮江保衛戰中，文宗閣藏書受損。鹹豐三年（1853 年）春，太平軍攻佔了揚州、鎮江，兩閣毀於戰火。早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並不準借出，但至後期，相關措施並沒有得到嚴格遵守。因此文宗、文滙閣被焚之後，個別書籍因士子借出未還而未受影響。

6.2.2 文瀾閣

杭州西湖聖因寺本來是康熙皇帝南巡時的行宮，於雍正五年（1727 年）改建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帝定名為聖因寺。文瀾閣初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位於聖因寺寺後玉蘭堂以東，經費由浙江商人承擔。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文瀾閣《四庫》陸續繕成，於五十五年（1790 年）定成裝潢和收藏的工作。

鹹豐十一年（1861 年），太平軍第二次襲擊杭州，文瀾閣於是次襲擊中被焚。丁申、丁丙兩兄弟本已經離開杭州，往西溪避禍。一天丁申在購物的時候發現包物紙是《四庫》的紙張，才得知文瀾閣《四庫》本已經離散。當時他們召集了勇丁數人，乘夜檢拾，檢得數千冊。為了保護《四庫》，丁氏兄弟將《四庫》運至當時較為安全的上海保管。在上海，丁氏兄弟以收集「惜字紙」的名義，輾轉委託當時在上海的杭州書商收集閣書，又收集得不少，「每包高二尺許，有八百包之多」，合共有 8689 本，約為整套《四庫》的四分之一。光緒五年（1879 年），浙江巡撫譚鍾麟見文瀾閣舊藏書籍甚多，有必要重建文瀾閣以方便儲存。建築成本計為 12913 銀圓，次年三月落成，重建工程則於九月完成，十月初六之前將書籍都移至重建的文瀾閣內。光緒帝頒賜了御書滿漢文的 “文瀾閣” 匾額，御賞 “丁申四品頂戴以示獎勵”。

丁丙見文瀾閣的《四庫》未見完整，提出補抄。光緒八年（1882 年），補抄工作得到了譚鍾麟的批准，經費由政府提供，設局於東城講舍，抄寫者達百餘人。當時所依的底本大多都是丁丙家中的八千卷樓的藏書，後來發現不敷使用，便向各地藏書樓借書；不願借出的，則派人到對方當地借抄，最遠甚至曾向廣州孔氏嶽雪樓借抄。其後民國四年（1915 年）至民國十二年（1923 年）間，錢恂又主持了一次補抄（乙卯補抄）。接著，張宗祥繼續了錢恂的補抄工作（癸亥補抄），是次補抄大多都是以北京文津閣本作底本，少數按浙江省圖書館所藏的善本作底本。

1937 年 7 月底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為了避免文瀾閣《四庫全書》受劫掠和被炸，命令總務組趕制木箱以準備遷移。8 月 4 日，文瀾閣《四庫》本先運向富陽魚山，然後於 12 月 3 日運抵建德。12 月 24 日杭州淪陷，建德也受影響，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建議遷往內地，但浙江省政府不肯，《四庫》又先後轉運至金華、龍泉等地。其後教育部決定將《四庫》運到貴陽，12 月 30 日到達，寄存貴州省立圖書館；為了避免受日軍轟炸，先是移至城外張家祠堂中，次年 4 月 8 日又移至離貴陽 10 公里的地母洞裡，至 1944 年為止。1944 年春，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同年 11 月桂林、柳州先後淪陷，貴陽也有失守的風險，於是便運至重慶青木關儲存。

抗戰勝利後，文瀾閣《四庫》本由重慶運回杭州，收入浙江省圖書館。1954 年 3 月改藏於浙江省圖書省西北側的青白山居。1969 年珍寶島事件發生，為了備戰，《四庫》於 1970 年 1 月被運至龍泉縣收藏；1976 年 12 月返杭後，依然藏於青白山居。1998 年，浙江省圖書館建造了新的地下藏書庫，《四庫全書》以及補抄本都移至該處收藏至今。

出版

《四庫全書》的出版工作始自 1916 年旅滬猶太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提議。其後十餘年，數屆政府都有提案研究出版的事宜，計有五次，但都未果。1933 年，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合同，決定出版當中較為珍貴的版本，即《四庫全書珍本》；當時，學者對於要以何形式出版形成了「庫本」和「善本」兩派意見：「庫本」派有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當事雙方，他們認為應該以原貌印刷《四庫全書》；「善本」派有北平圖書館為代表的學者，包括有董康、蔡元培等，認為《四庫》「成書於專制帝王之私意，毀禁所餘，仍有刪改」，版本粗劣，應該以善本代替之以出版。教育部代表王世傑拒絕了「善本」派的要求，認為「以庫本與刊本並印，則與普通叢書相同」，商務印書局代表張元濟也認為應該刊印庫本。1934 年，上海舉辦的國際圖書館展覽會展出了部份影印的《四庫全書》。1935 年，《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印畢。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刊行之後，臺灣商務印書館於 1969 年曾重印。商務印書館又按選印時定的目錄，於 1971 年至 1974 年，繼續編印《四庫全書珍本》第二至五集。1975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印了《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諸佚書》，將《四庫》大典本全部出版。1976 年至 1982 年，商務印書館對《四庫全書珍本》有續編第六至十二集，至此《四庫》中近一半已經出版。

1982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開始籌印文淵閣本，並得到臺北故宮的批准。由同年年底開始進行，至 1986 年 3 月全部出齊。其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0 年間翻印了文淵閣《四庫全書》。1999 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此計劃集合了兩岸三地的學者，是「九五」重點電子出版專案之一。

文津閣方面，2002 年中國出版集團和商務印書館先後兩次召開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研討會，決定出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並於 2005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文瀾閣方面，2004 年，杭州出版社和浙江圖書館決定共同整理文瀾閣《四庫全書》出版，歷時十年後，於 2015 年完成。

文溯閣《四庫全書》是現存三部半中唯一一部沒有完全影印出版的。2003 年，甘肅省圖書館從文溯閣《四庫全書》中選出四部著作，彙編成《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四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 年年初，「文溯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工程」成為了甘肅省的 20 個文化產業重點專案之一，計劃出版 2500 套。

續修

在《四庫全書》編成之後，曾多次提議續修。光緒十五年（1889 年），翰林院編修王懿榮曾提出要續修《四庫全書》。三十四年（1908 年），翰林院檢討章梫也提議續修，得到了喻長霖、孫同康等人的同意。孫同康還為此編寫了《重修四庫全書條例二十則》。但兩次的提議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執行。

1925 年，美國等國家退還了庚子賠款。日本政府逼於國際壓力，也隨之退還賠款並計劃用於發展中國的文化事業，組織了「人文科學研究所」，計劃編寫《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寫工作分作兩期，第一期主要擬定書目，於 1928 年開始。當時編纂委員會以及研究所的經費都來自於日方，實權也在日本，再加上抗議日本侵佔濟南（五三慘案），中方委員於同年五月全體辭職，因此整個編纂工作都以日方作主導。擬定書目的工作至 1931 年 6 月結束，擬定了書目 27,000 種。第二期著重撰寫提要，於 1931 年開始編寫。1942 年，因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續修工作因此停止，提要沒有完成。1980 年，北京中華書局推出了整理本，收書有三萬一千餘種，為清修《總目》中存目、著錄之三倍，約一千五百萬字。

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完成編印工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共收錄歷代典籍四千餘種，六萬餘卷，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及目錄、索引卷，一共一千二百冊。當中主要是收集《四庫》中只存其目而沒有著錄的書籍。}}}}

1999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庫禁燬書叢刊》。是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國家圖書館等多家單位的學者和圖書館工作者共同編纂，一共有 31 冊，當中包括目前現存的一千五百餘種《四庫》禁燬書籍。}}}} 其後有《補編》，一共 401 冊。}}

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完成了編印工作。1994 年，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北京圖書館業務長李致忠、中華書局編審許逸民等開始計劃編纂《續修四庫全書》之事，並得到深圳南山區政府的投資。當中主要的是收集乾隆朝之後出版而有價值的書籍；以及是《四庫存目》以及《四庫》禁毀書中較為有價值的部份。整套《續修四庫全書》一共收集了書籍 5213 種，為《四庫》之 1.5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