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قوچۇ قەدىمىي شەھىرى）是公元前 1 世紀到公元 14 世紀吐魯番盆地的第一大中心城鎮，也是新疆留存最大的故城遺址。城遺址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高昌區三堡鄉，即火焰山南麓木頭溝河三角洲。

高昌故城最早公元前由西漢王朝屯田部隊所建，歷經高昌壁、高昌壘、高昌郡後，於公元五世紀重建為高昌國的國都；唐王朝時期，為高昌縣治所；高昌回鶻時期恢復國都地位。14 世紀故城毀於戰火。廢棄以後，高昌故城城址逐漸被開發為耕地，對遺址破壞嚴重，大部分地面建築物蕩然無存。高昌故城遺址周長超過 5 千米，面積約 20 平方千米。現存外城、內城、宮城（可汗堡）內外三部分。儲存較好的建築包括西南佛寺、大佛寺、可汗堡等。存在壁畫、文書、塑像等於 7—13 世紀在吐魯番盆地傳播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遺存。主要建築工藝包括夯築法、土坯砌築法、開鑿窯洞法等。

19 世紀末開始俄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先後開始對交河故城探查。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起，中國開始參與到對交河故城的探查、發掘、保護中。高昌故城於 1961 年 3 月 4 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 “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搶救保護計劃”，自此到 2023 年共計進行六期高昌故城維修加固專案。2014 年，高昌故城作為絲綢之路的中心城鎮，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 — 天山廊道的路網”。20 世紀 80 年代起，高昌故城成為文化旅遊景點。2022 年起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

建城歷史

高昌城建成可追溯到漢朝初元元年（前 48 年），彼時高昌為高昌壁時期，為戊己校尉治所。此時期高昌壁為規模不大的軍事堡壘，僅有數百名士兵駐紮於此。西漢末年，戊己校尉治所遷至交河壁。東漢延光二年（123 年），西域長史班超駐柳中，高昌壁附屬於柳中城，改名為高昌壘。為承擔伺察敵情、保護主城的任務，高昌壘在高昌壁的基礎上擴建、加固。高昌壘一直持續到晉朝咸和二年（327 年）。晉咸和二年（327 年）到魏太平真君三年（442 年），高昌人口增多，屯戍區域增大，高昌壘升格為高昌郡。此時期高昌郡已初具城的規模：城內設郡、縣兩級行政機構；城郊舍鄉里，農業得以發展。隨著佛教傳播至高昌，高昌郡開始建有寺院。高昌城逐漸成為當地政治中心。

沮渠無諱於 442 年兵進高昌，屠高昌城。承平元年（443 年）開始，因為戰爭破壞和大量外來人口，高昌城得以重建，其規模於此時到達國都的地位。到麴氏高昌延壽十七年（640 年），高昌城長期作為高昌國中央及高昌縣兩級行政機構所在地。此時期，城內的寺院數量增加，手工業等商業活動初具規模，城郊農業得以進一步發展。麴氏高昌時期，對城牆多次修建並新設城門，當時出現了專門修築城牆的職業 ——“城作”。同時，城內開始出現以功能區分的坊區。彼時，高昌城平面呈長方形，周長一千八百四十步，即隋六里，五唐（大）裡，約 2655 米。高昌城以土築城，城牆較高，城牆有睥睨，城外有隍塹，城四面設城門，並鋪有連通城內外的道路。宮城位於今可汗堡一帶。城內東南、西南、東北、西北角各設一坊，衙署設施主要分佈於宮城以南和東南、西南兩坊之間。東北、西北兩坊之間為軍事區域，北廳等衙署設施和與之相關的民居分佈於此。宮城東、西兩側及各坊之間的區域分佈有貴族宅院、寺院、客館等設施、建築。城內建築多以木、土作為建築原材料。

時至唐滅高昌，唐建立西州時，設高昌縣，高昌城形制改變不大。不過存在 “築成夫”“城作人” 等職業對當時的高昌城區域性進行改、修、建。西州時期，高昌城內一些建築名稱有所改變，如當時的 “子城”，便是麴氏高昌時期的宮城。同時，商業進一步發展，城內出現了造紙坊、酒坊等作坊，並存在鐵匠、畫匠、木匠、皮匠等匠人。因為商業繁榮，高昌城內設有 “西州市” 管理商業行為。唐時期，高昌城內新建有佛寺，宋王延德出使高昌時，尚留存有超過 50 座唐賜額的佛寺。另外，高昌城內有粟特居民，可能也存在祆教寺院。

高昌回鶻時期，高昌城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擴建。內城周長從 5 唐裡增至 6.8 唐裡，增加了 1000 米左右。四面內城城牆僅北城牆位置變化不大，僅延長。其他三面城牆均被改築。內城牆的走勢也隨著前期修建的建築而變化。同時，回鶻高昌修建了此前不存在的高昌城外城，使高昌城城區擴大，城牆周長 9.4 唐裡，約 5 千米。外城牆走勢同樣隨著前期修建的建築而變化，這也導致一些本在城外的寺院被劃入城內。高昌回鶻時期，高昌城城內除了修建佛寺外，也出現了景教、摩尼教寺院。在可汗堡內出現了回鶻貴族饗宴內容的壁畫，是高昌回鶻時期改建時創作的。

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 年），察合臺汗之孫都哇等人反元，圍困高昌城六個月。亦都護高昌王火赤哈兒・的斤堅守高昌城。直至至元十七年（1289 年），都哇佔領高昌城，火赤哈兒・的斤戰死，其子紐林・的斤率部東遷，僅在名義上保留高昌城的統轄權，高昌城隨之失去其政治經濟中心的地位。14 世紀以後，伊斯蘭教開始傳播，皈依伊斯蘭教的黑的兒火者在高昌一帶推行伊斯蘭教，高昌城毀於戰火，終被遺棄。

地理環境

行政區劃上，高昌故城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高昌區三堡鄉，與火焰山鎮相鄰，西距離吐魯番市市區約 30 千米，東距鄯善縣城約 55 千米；西北距阿斯塔那古墓群 2 千米左右。地理上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盆地北緣、火焰山南麓相接的戈壁灘衝擊平原地帶 —— 三角洲。地理座標為北緯 42°51′，東經 89°31′。

高昌故城屬於大陸性乾旱荒漠氣候，全年溫差大，冬冷夏熱。晝夜溫差大且日照時間長。當地降水稀少，降水量遠低於蒸發量。植被以駱駝刺等耐旱植物為主。以古城遺蹟大佛寺為準，海拔 - 51 米。當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

城牆佈局

高昌故城平面為不規則形，周長超過 5 千米，面積約 20 平方千米。現存遺址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即外城、內城、宮城（可汗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孟凡人根據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阿爾伯特・馮・勒柯克、閻文儒在 20 世紀前、中葉繪製的故城平面圖判斷出高昌故城城內分為五部分：可汗堡、內城、西北角北子城、子城、內外城之間西、南、東相連的外城。

高昌故城外城城牆並不完全筆直，存在有弧度、曲度之處。東牆向北部外突出，南牆、西牆相接處南牆為弧線型，西牆則有拐折角。破壞程度以北牆最為嚴重，其次南牆，東牆、西牆留存較好。外城周長 5 千米，城牆均為夯築而成，夯層厚 4 釐米到 12 釐米，城牆基寬 9 米到 12 米不等。20 世紀初，外牆殘高尚餘 15 米到 20 米，如今僅剩 5 到 11 米有餘。部分城牆牆體利用土坯或泥沙補築，城牆內側有裸露在外的栣木孔洞，外側殘存馬面。20 世紀初，殘存馬面數量約 70 處，各馬面距離在 30 米到 45 米之間。另外，城牆出土過藍綠色的釉磚。內城大致位於外城中間，內城西牆距離外城西牆 300 米，內城南牆距離外城南牆 200 米。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大概 1000 米，東西寬約 800 米。內城城牆同為夯築而成，夯層也與外城牆近似。內城南側的兩個角呈弧形；西北角則為向內凹的弧形；北城牆存留較少，東城牆僅殘留東北角高地和東南角的土臺基。可汗堡是內城中北部的堡壘式遺蹟，“可汗堡” 是當地民眾對該遺蹟的俗稱。（具體見：高昌故城 #可汗堡）

關於現存外城城牆遺址的始建時間，孟凡人的觀點時現存高昌故城遺蹟、遺物絕大部分為高昌回鶻時期，現存高昌故城為高昌回鶻都城遺址。閻文儒根據故城建築遺址的建築工藝特點，判斷高昌故城是唐或唐以後南疆地區建築的特徵。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凌等人則根據高昌城城門命名特點判斷外城城牆建於前涼，又根據放射性碳定年法判斷外牆一直在使用並時有修繕。

主要建築

4.1 主要城門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對高昌故城城門之記載，高昌城門包括青陽門、建陽門、玄德門、武城門、金章門、金福門等。麴氏高昌以前，高昌城四面可能各存在一門，麴氏高昌時期開始在西、南、東面建立新城門。青陽門、建陽門可能為高昌東城門，亦有新東門、故東門之記載；玄德門可能為北城門；武城門可能為西城門；金章門、金福門可能為南城門。

現存的高昌故城內外城四面均有類似城門的缺口，內城門位置及數量不詳。其中南門位於故城南牆中部偏東處，現為寬 40 米的缺口，門內牆角處有較多的坍塌土，門外側各有向外延伸約 2 米的殘牆。南門鋪設有磚頭便道。北門大部分破壞殆盡，存有寬 5 米的缺口，北門存有曲折的甕城痕跡。西門位於西牆中段，主要城門為寬 38 米有餘的缺口，缺口兩側城牆未處於同一直線上，北側牆體偏東，南側牆體偏西。城門（缺口）外存留有翁城部分殘牆，翁城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 75 米，東西長 53 米，翁城西北角有長 20 米，寬 10 米的小房。翁城門位於小房西牆和南牆處。

4.2 東南佛寺

東南佛寺位於高昌故城外城東南角，為編號 Z 佛寺遺址（Temple Z）。東南佛寺坐北朝南，前殿後塔。前殿平面呈長約 5 米、寬約 2 米的長方形，高約 3.5 米，為支提窟。窟門高 2 米有餘，寬不足 2 米。建築屋頂為券頂，為土坯砌築而成。支提窟牆壁內外抹有草拌泥，窟內部有白石灰抹面，四壁有繪製壁畫，殘存 20 平方米，這也是高昌故城現存唯一有較為完好壁畫之地。壁畫中門壁右側左上角的壁畫保留較為清晰，為藏傳佛教風格。正壁上壁畫殘留有四身佛的背光和頭光。內部正壁前有臺座，臺座上有佛座，佛像無處可尋。該佛殿表現的主題為塑繪結合的五方佛。20 世紀初，佛座兩側尚存飛天壁畫，殿頂部存入定佛像，兩側會有滿頂的藍、白菩薩為一組的壁畫。東側牆壁繪有佛本生故事，壁畫以描金殘跡居多。

後塔平面為八角形，有直徑約 5 米的基座，自下而上直徑縮減。後塔中空，頂部有洞。後塔頂部四面有四個壁龕，其中北側的壁龕有一可進入塔內的入口，其餘三壁龕有草拌泥抹面，外有白石灰。

東南佛寺的年代為高昌回鶻時期。東南佛寺建築歷經加固保護，窟採用土坯砌築保護，復原為方形，後塔利用泥漿復原，頂部封頂加固。

4.3 東南居址

東南居址位於高昌故城東南角。東南居址殘存 1200 平方米，呈南北向，大門向南。居址頂部為縱券頂，但大部分已經坍塌。東南居址有東、西兩個房間，其中西房已殘破，僅剩南段。殘留牆體由較純淨的夯土夯築而成，夯層 10 釐米左右。牆體南北長 15 米，東西寬 5 米，其中西側牆體牆基因風蝕而空。建築內有缸基痕跡。東南居址時代為高昌回鶻時期。

4.4 可汗堡

可汗堡位於高昌故城北部正中，為格倫韋德爾編號古代建築遺址 E（Bau E）。平面為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長 200 米，南北長 300 米。可汗堡西城垣僅存數段殘基，東宮城已完全破環。堡內北部高臺上有 15 米正方形塔狀建築物，夯築而成，東側坍塌。其東側、北側分佈有房屋殘基。西側有一可分為地上和地下的雙層建築物，在南側、北側、西側開有寬大階梯的門道。該雙層建築與交河故城的官署建築形制相同，可能為宮殿遺址。可汗堡北部留有高 3 米有餘的殿基，和塔狀建築物處在同一中軸線上，可能為四層宮殿建築。堡內留有若干圓形坑，可能是盜挖所致，也可能是原建築的缸基。可汗堡東側有方形臺基，但鮮有遺蹟。20 世紀初時，其外部圍牆尚餘 15 米。彼時塔形建築物旁分佈的房屋遺蹟內，尚留有摩尼教手稿等遺物、與真人等高的回鶻供養人壁畫等殘跡。如今的可汗堡遺蹟中許多地方依然能看到壁畫、回鶻文題記等殘跡，但已漫漶不清。

可汗堡可能為高昌故城的宮城，並建有王室寺院。根據自此出土的 “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載，可汗堡可能始建於北涼時期。不過可汗堡保留較好的夯土層與元大都等故城最晚的城垣夯土層大致相同，故可汗堡可能於高昌回鶻中、晚期依然在建造。

4.5 大佛寺

大佛寺位於高昌故城外城西南角，為格倫韋德爾編號 β 佛寺遺址（Tempel β）。是高昌故城面積較大、重要的遺蹟。大佛寺是佔地面積約 10400 平方米，坐西朝東的庭院式佛寺，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 130 米，南北寬 80 米。寺廟周圍有高牆。大佛寺中軸線上分佈著寺門、殿庭、中心塔殿等。寺門處庭院東側，兩側與其他建築相連，門道長 12 米。大佛寺中心為中心塔殿，位於中軸線末端，中心塔殿內有土坯砌築的中心柱，中心柱四面均有壁龕，壁龕內有殘存佛像，不過大部分已無存，中心柱上殘存有彩色壁畫。中心塔殿北側、西側、南側為二層排房遺址，可能為僧房。排房遺址與中心塔殿形成環形成寬 4.5 米的走道。大佛寺兩側有高大的建築遺址，其中北側為方形穹頂建築殘址，可能為講經堂。其餘高大建築為配殿。大佛寺內共有 30 多間房屋，大部分房屋內有灰坑，可能為缸基。載大佛寺內還分佈有 3 處水井。大佛寺與周邊佛寺遺址共同構成高昌故城佛教活動中心區。

大佛寺最初可能僅修建中心塔殿及附屬建築，於麴氏高昌時期開始修建。在盛唐時，受到漢傳佛教之影響，開始形成庭院式佛寺，並新建有講經堂等建築。大佛寺現存建築主要修建於高昌回鶻時期。從大佛寺出土的佛像，以唐朝風格為主。現採用矽化灌漿、錨杆、土工織物、扶壁等方法加固大佛寺遺蹟。

建築工藝

高昌故城延續時間長，所使用建築技法因時期不同，水平、方式、鑑賞能力等均不相同。不過高昌故城建設還是有統一的總體特點，即因地制宜，主要材料為黃土。故城遺蹟常用構築技法包括夯築法、土坯砌築法、開鑿窯洞法、混合方法。高昌故城之城牆多使用夯築法，是在原生土地上使用純土的夯土建築；大佛寺內部分牆體的根基和部分民居建築也會使用夯築法，在夯築過程中會對這些民居加入木杆、蘆葦束、紅柳枝等植物或水平、或垂直地作為加筋。高昌故城除城牆外的大部分建築以土坯砌築法制成，所使用土坯因建築不同而大小不一，大致規格為 400 毫米 ×200 毫米 ×100 毫米。土坯是利用攪拌成泥的黃土和麥草或駱駝刺製作而成。高昌故城建築屋頂以土坯起拱，後在拱頂覆土找平的工藝為主。使用土坯砌築法的結構中也會使用如豎向加設蘆葦束等材料以提高結構整體性。開鑿窯洞法在高昌故城的建築主要用於值班看護等功能。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在豎直的黃土壁面開洞，縱向開鑿窯洞；其二是在如城牆等大型建築牆面上開鑿窯洞。混合方法以將夯築法和土坯砌築法結合的形式存在，多見於故城民居建築中。房屋之間的牆體利用夯築法建成到一定高度後水平內收，再採取土坯砌築法建成拱券形屋頂。土坯與夯土間利用泥楔、木楔等加強聯絡。

考古發掘

6.1 西方考察

19 世紀末開始，來自俄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相繼組建探險隊前往高昌故城，或考察，或發掘，或測繪。其中較早被記錄的是聖彼得堡植物園的醫生、植物學家對高昌故城的記載，他在 1879 年第二次考察新疆時，記錄了高昌故城遺址，此舉引起西方學者、探險家對高昌故城的興趣。次年，俄國民族學家受聖彼得堡科學院資助和委派，前往天山南部進行科學考察。此次科學考察對包括高昌故城在內的多處古城、佛教遺址進行發掘，並對高昌故城進行測繪、拍攝。克列門茨後將相關考察的研究、成果編寫成《1898 年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吐魯番考察報告》（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出版。克列門茨後的活動對東方學界影響頗深。於是多國開始組建探險隊先後前往包括新疆在內的中亞考察。

德國冒險家、考古學家和考古學家阿爾伯特・馮・勒柯克三次帶領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前往吐魯番考察。1902 年開始，考察隊多次對高昌故城進行發掘、考察工作。格倫韋德爾《高昌故城及其周邊地區的考古工作報告（1902～1903 年冬季）》（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詳細記錄了格倫韋德爾對高昌故城的發掘工作和成果。阿爾伯特・馮・勒柯克則是根據從高昌故城等地出土的文物編寫有《火州（Chotscho）》}} 等書籍。考古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中亞探險期間，先後於 1907 年和 1914 年兩次對高昌故城進行發掘和研究。發掘過程和成果在《亞洲腹地考古圖記（Innermost Asia）》等書籍中有所記載。1907 年到 1908 年之交，法國探險家伯希和曾短暫考察高昌故城，獲得部分文物。東方學家謝爾蓋・奧登堡於 1909 年在高昌故城進行考察，奧登堡的詳細成果很少公佈，1914 年出版的《俄國探險家在新疆的考察報告：1909-1910 年》（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г.）的 “吐魯番” 章中有高昌故城一節介紹故城。

6.2 中方考察

中方對高昌故城的調查源自 20 世紀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員、考古學家黃文弼對高昌故城的考察。黃文弼透過實地踏查加上向居民瞭解遺址情況兩種方式考察了高昌故城。在高昌故城期間，黃文弼對遺址稍作發掘，但並無收穫。此次考察，黃文弼記錄了當時高昌故城的狀態，並通過當地居民得知可汗堡發現過五銖錢。黃文弼對高昌故城即周邊遺址的研究成果被整理成《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吐魯番考古記》等著作出版。1961 年到 1965 年，考古學家閻文儒帶領中國石窟寺調查小組考察了多地石窟寺，在考察吐魯番石窟期間，閻文儒一行考察了高昌故城，並分析了高昌故城形制和佈局，並發表於期刊《文物》。1988 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高昌故城被吐魯番文管所記錄存檔。199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透過航空遙感成像與地面測繪相結合的方式測繪高昌故城。

進入 21 世紀後，吐魯番文物局聯合新疆第二測繪院於 2000 年測繪了高昌故城，並繪製 1:2000 的高昌故城地形圖。吐魯番文物局又於 2006 年對城牆內外進行測量，並完成高昌故城 1:500 的平面圖繪製。隨著 “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工程” 啟動，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高昌故城進行文物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2005 年，研究所勘探了高昌故城護城河遺蹟，證明高昌故城有護城河、壕溝類遺蹟。2006 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昌故城至少進行過七次考古發掘，分別對外城西門、大佛寺；大佛寺東北排房、外城西門南、北兩側各 200 米的城牆；東南佛寺、護城河遺蹟；大佛寺東南排房、大佛寺北側佛塔、內城西牆；內城南牆南門一帶、外城西牆西門南二段、數處遺址、可汗堡試掘區、內城西部遺蹟；數間民居；外城牆南門、兩處城牆缺口處進行發掘清理。相關成果發表於《吐魯番學研究》等期刊上。

破壞與保護

7.1 主要破壞

7.1.1 人為破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多國對高昌故城的發掘因缺乏對故城環境本身的重視，大量文物被帶離故城，導致文物與遺址的聯絡被隔斷。探險隊、考察隊對故城發掘的同時，附近居民也意識到可以從中獲利，從而破壞故城遺址。比如當斯坦因第二次前往高昌故城時，高昌故城已經遭到想要從文物和手卷中獲利，卻又不知如何保護遺址的村民的破壞，許多他見到過的遺址已消失殆盡。

除遺物、壁畫被多國探險隊帶離故城，高昌故城還面臨著耕地開墾、住宅搭建的侵蝕。自 20 世紀初起，當地居民在故城內拆除廟宇用來開田、引入灌溉、用壁畫施肥、門梁作燃料、將寫本與藏書丟棄在水中等行為屢被記錄。黃文弼在 1928 年考察高昌故城時，故城已 “多半已開墾為耕地。城中古建築，由於農人挖取牆土作肥料，亦大半逐漸消失。” 到 1980 年代，城內開墾耕地面積達 1500 畝。1983 年起，高昌故城內方才實現退耕。

高昌故城四周的耕地也對故城產生威脅，農田灌溉、取土肥田使故城外城牆基缺損，馬面、垛臺坍塌。直至 2004 年遺址內依然存在可以破壞遺址的煤渣、生活垃圾等。另外，黃文弼考察高昌故城時，部分當地居民在北城將城牆底部鑿成室廳居住，出入城的道路使城牆有若干裂口。時至 21 世紀初，依然有居民依牆而居。旅遊業興盛時，在故城內載客的駱駝隊與毛驢車會對故城土質地面破壞，隨之需要的糧食、產生的糞便在故城入口處隨處可見。

7.1.2 自然破壞

吐魯番市風大風天多，高昌故城一帶以西北風為主，經常出現 8 級以上大風。大風使高昌故城面臨著風蝕的威脅，風蝕不僅剝蝕地表、建築表面，對遺址基底也會產生嚴重侵蝕。高昌故城內常見的有被風侵蝕牆體凹凸不平的蜂窩狀樣貌，也存在因建築牆壁腰部、根部因為酥鹼化變得疏鬆，大風將疏鬆部分掏蝕凹進的蘑菇狀樣貌。牆體腰部、根部酥鹼是危害高昌故城內遺址的另一自然風險，由於高昌故城建築多直接夯築於生土之上，土中可溶鹽會隨著溫度、溼度變化週期性溶解收縮、結晶膨脹、溶解收縮，長此以往會導致牆體結構鬆散。高昌故城遺蹟長期受到各種外營力作用，不同的外營力會導致高昌故城遺蹟產生裂隙，主要為卸荷裂隙和構造裂隙。吐魯番當地降水量較小，但降水集中。因此高昌故城遺蹟面臨著偶遇暴雨時，出現的雨蝕的情況，遺蹟會出現表面材料流失、牆體出現裂隙甚至倒塌的可能。雨蝕的危害主要表現為雨水流過形成的沖溝、積水，因乾燥、潮溼交替而導致的牆體片脫落。高昌故城遺址還面臨著如蟲蛀、鼠害等生物病害的侵襲。

7.2 保護歷程

法律、政策方面，2003 年《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與旅遊發展總體規劃・高昌故城片區文物保護詳細規劃》出臺，將高昌故城的保護範圍分為重點保護區（遺址及城牆外緣 50 米）和一般保護區（遺址及城牆外緣 50 米以外，100 米以內）。並明確保護要求。吐魯番市人民政府於同年年出臺《高昌故城管理辦法》，開始對高昌故城實施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 為原則的保護與管理。2021 年，國家文物局印發《大遺址保護利用 “十四五” 專項規劃》，高昌故城成為 “十四五” 時期大遺址之一。

具體實施專案方面，200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 “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搶救保護計劃”，開始對高昌故城進行修繕保護專案。2006 年到 2023 年，共計進行六期高昌故城維修加固專案。其中高昌故城遺址加固三期工程獲評 “2012 年度全國文物保護最佳工程”。其中前四次的高昌故城維修加固專案所使用的主要技術包括土坯支護、裂隙修補、頂面封護、鋼架支撐、柔性材料加固、表面防風化加固等。將高昌故城大佛寺、內外城牆等多個遺蹟進行加固保護。另外，2013 年，為配合高昌故城申請加入世界遺產，高昌故城將高昌故城遺產區內的居民遷至安置小區。同時，在高昌故城周圍周圍修建道路、管理用房等。2020 年代前後，高昌故城基礎設施建設、安全防範系統等工程專案得到批准並實施，如圍欄工程等，專案資金超過 1 億元人民幣。

高昌故城現由高昌故城文物管理所管理。

7.3 遺產名錄

196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高昌故城為古遺址類的其中之一。

2014 年 6 月舉辦的第 38 屆世界遺產大會中，中國等三國共同申報的 “絲綢之路：長安 — 天山廊道的路網”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其中高昌故城是中心城鎮遺蹟之一。

旅遊開發

20 世紀 80 年代伊始，高昌故城開始對外開放，旅遊業開始發展。1990 年代開始，高昌故城逐漸成為吐魯番當地重要的文物旅遊景點。1987 年，高昌故城接待遊客不過 6500 人次，1995 年增至 4.2 萬人次，2000 年高昌故城接待遊客達 12.4 萬餘人次，到 2005 年接近 40 萬人次。

景區建設初期，高昌故城所處的闊納協海爾村（古城村）村民利用駱駝隊、毛驢車參與到高昌故城的旅遊經營中。2013 年前後高昌故城修繕了遺址內木棧道和電瓶車道；將分割非開放區域的土坯牆改為麻繩圍欄；設定景點講解標識標牌等。這一年，高昌故城開通觀光車服務。

2016 年，由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設計的高昌故城遊客服務中心建成，遊客服務中心建築面積約 4600 平方米。遊客服務中心中央有與高昌故城大佛寺外貌有聯絡的觀景塔，龕內有展示回鶻時期的現代壁畫。其主要建築表面採用了泥土作為材料。2020 年，高昌故城成為國家級 AAA 景區。2022 年底，高昌故城升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2023 年，總投資超過 18 億元人民幣的高昌故城文化遺產旅遊功能提升專案簽約完成。

出土文物

9.1 概說

德國吐魯番考察隊自高昌故城運走文物包括壁畫、佛陀泥塑像、文書等遺物。勒柯克在高昌故城發現有大量摩尼教經典和繪畫也被帶回德國。另外，如 “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高昌主客長史陰尚造寺碑” 等碑刻也被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帶回德國。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所獲壁畫、佛像、典籍等文物藏於柏林民族博物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批文物多數被毀，包括 “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部分文書、典籍藏於柏林國家圖書館等地。德國獲得的高昌故城部分文物戰後作為戰爭賠償送往蘇聯，其中部分又因蘇聯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輾轉回到德國，如從高昌故城出土的一批木構件。斯坦因所獲的文物包括壁畫、銅器、手稿、紙畫殘片、木器、石器、花磚、泥塑等。斯坦因從吐魯番獲得的文物大部分收藏在新德里國立博物館，部分藏於大英博物館。克列門茨、奧登堡等俄國探險家、學者發掘的高昌故城文物多藏於聖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館，部分文書由俄羅斯科學院保管。伯希和獲得的文物大多收藏於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部分文書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21 世紀以後的考古發掘先後出土了陶片、錢幣、瓷碗、石器、木器、葫蘆器、鐵器、銅器、紡織品、皮革製品、壁畫殘片等文物。出土的文物中以陶器最多，其中又以陶器殘片為主。陶器中以盆、罐、甕數量較多。

9.2 文物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