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歷史指中國大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目前的經濟發展過程，目前成為國內外發展經濟學研究熱點。主要研究論述有二元經濟論、時間序列分析法及發展階段論等。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建立新的中央政府透過一系手段，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惡性通貨膨脹，統一全國貨幣，建立統收統支的財政體系，強有力的控制了國家經濟。1953 年開始，在中國大陸實行了類似於蘇聯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被稱作過渡時期總路線。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實行蘇聯式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該體制的弊端隨著經濟發展不斷趨向嚴重。

自 1978 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體制由舊有的不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的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依然有某種程度上的主導作用，與日韓模式相似。在這種改革下，在農村實現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取代了農業合作社，工業企業中的企業領導層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國有企業逐漸成為獨立核算的市場主體，允許私人經營服務業以及輕工業，並開啟國門，大量引進外資。這種經濟體制在 1992 年後被中國政府稱為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高速發展，經過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發展，中國大陸經濟規模迅速擴大，GDP 總量世界第二，人均 GDP 從 1979 年的 275 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2551 美元，東部沿海部分省市人均 GDP 已經超過兩萬美元，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對外貿易規模世界第二，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進口國，173 種製造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居第一，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發動機，外匯儲備超過 3 萬億美元，2021 年 GDP 總量 17.7 萬億美元，原先預計 2030 年之前中國 GDP 將超過美國。

多家媒體在 2022 年指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導的 “動態清零” 主要出於政治導向，是 “政治防疫”。這些媒體聲稱，繼續實行動態清零政策將使中國經濟真正處於衰退狀態，習近平將面臨經濟下行和清零政治需要這個無解的難題。2022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罕見地坦言，中國經濟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甚至比 2020 年疫情嚴重衝擊時還大。

經濟發展階段

1.1 毛澤東時期

1952－1976 年，計劃經濟時期。經濟執行軌跡寬幅振盪，計劃調控痕跡明顯，經濟發展大起大落。可分為四個週期：1959－1961 年，1964－1968 年，1969－1973 年，1974－1976 年，後三個週期振幅減小。1959 年創下 GDP 歷史最高增速，1961 年 GDP 歷史負增長記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大陸經歷長期戰亂，經濟波動和受創極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行蘇聯式計劃經濟。1953 年到 1957 年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在蘇聯幫助下開始恢復，以蘇聯援建 156 項工程為標誌，優先快速發展重化工業替代進口鞏固國防，而輕工業和農業處於一個次要地位。期間輕重工業投資比例為 1︰7.3，嚴重向重化工業傾斜，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文章說法是：“基本奠定工業基礎”。又 1955 年出現經濟過熱冒進的苗頭，後來 “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 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其中一個主題。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 1957 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表達對反冒進若干做法的不滿，稱：“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 掃掉了促進委員會，使六億人民洩了氣”。還說 “反冒進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並要求要恢復促進委員會，“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文章稱：“這個批評，實際上是後來多次嚴厲批評反冒進和醞釀發動 “大躍進” 的開端。”

但在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並導致大面積饑荒和死亡，同時中蘇關係大幅惡化，經濟協助完全終止。經濟在 1963 年到 1965 年國家主席劉少奇領導下短暫恢復後，後來又受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衝擊。到了文革結束後，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文章說法是 “我們才不得不承認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國家統計局稱：“1978 年輕重工業比例為 43.1：56.9，輕工業產品嚴重匱乏。”

1.2 改革開放時期

) 1977－1980 年，恢復性增長週期。1976 年負增長，1977 年大幅恢復性增長，1978 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1979 年，1980 年繼續恢復性增長。
) 1981－1990 年，回落振盪週期。1989 年出現投資、消費雙膨脹。1989－1990 年，因應政治抵制導致的外商直接投資暴跌，進入兩年 “治理整頓”。
) 1991－1993 年，快速增長週期。連續三年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1993 年 GDP 增長率達到歷史最高峰。其間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進一步推動經濟高漲，政府管制撤廢，進入市場經濟階段。
) 1994－2001 年，軟著陸週期。使過快過熱的經濟增長逐步降溫，1995 年－1997 年實現經濟軟著陸。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凸顯總需求不足，出現通縮趨勢。1998－2001 年連續 4 年增長率下降，2001 年達到回撥最低點。
) 2002 年至 2014 年，經濟高漲期。此一輪宏觀經濟高漲主要來自鋼鐵、電解鋁、汽車、住房、旅遊、教育等。
) 2014 年起，經濟進入中高速成長期。首要目標以提高服務業為主，並在第二產業領域深化改革，以技術和創新兩大方向並行。並壓制房地產投機，使 GDP 回到健康增長。

1.3 習近平時期

習近平自 2012 年 11 月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任內加強黨和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導致 “國進民退”，以嚴格的清零政策應對新冠疫情，又推出 “房住不炒（三條紅線）” 和 “雙減政策”，嚴重打擊中國房地產業和教育行業的發展。

2022 年 5 月 19 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天津、吉林、上海等九省、市開展公平競爭審查資訊化建設、舉報處理、重大政策措施會審、公平競爭指數四項試點。

2020 年 5 月 28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結束後，按慣例出席了總理記者會。在記者會上，李克強表示保就業是頭等大事，他讚揚中國西部有城市透過流動商販的攤位解決了大量就業。在總理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討論了疫情對該年脫貧攻堅戰的影響，並強調中國當時有 6 億人口的每個月收入只有 1000 元人民幣左右。此事受到熱烈討論，經濟學家李實稱，此資料反映出中國收入不均的現實問題，並強調脫貧攻堅戰的實際意義。李克強在記者會上亦首次表示中方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習近平在 2022 年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要求樹立社會主義住房觀，由黨和政府完全掌管房地產市場，以此應對嚴重的中國房地產危機。

習近平親自主導的「房住不炒」政策導致中國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嚴重拖累中國經濟增長，他在 2024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佈降低存款準備率，實施有力度的降息，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推翻原來的政策。

習近平推行的「雙減政策」嚴重打擊中國私人教育行業，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在 2024 年逐步放寬對私人輔導機構的監管，以此增加就業機會減低失業率。

歷年經濟資料

2.1 失業率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國家統計局有公佈資料，但亦有民間依據實際經濟情況另做統計，兩者的差距不小。

1979 年，失業率為 5.4%(實際失業率 13.6%)
1980 年，失業率為 4.90%
1981 年，失業率為 3.80%
1982 年，失業率為 3.20%
1983 年，失業率為 2.30%
1984 年，失業率為 1.90%
1985 年，失業率為 1.80%
1986 年至 1988 年，失業率皆為 2.00%
1989 年，失業率為 2.60%
1990 年至 1991 年，由於制度創新，失業率又開始爆升。
2013 年，中國大陸官方的失業率為 4.05%
2015 年，國家統計局報告中國大陸這一年的官方失業率為 4.09%。
2023 年 4 月，16—24 歲青年調查失業率錄得 20.4％，超過 2022 年 7 月的 19.9％，創 2018 年有統計以來最高。

人民幣匯率沿革

3.1 改革開放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參照蘇聯方式，國家壟斷對外貿易，規定人民幣官價為 1 美元 = 2.6 元人民幣，此一匯率保持到改革開放前。

3.2 改革開放初期的匯率

因為匯率實行雙軌制，出現了外幣黑市，最高時，美元兌人民幣超過 1:10。

3.3 2005 年匯率制度改革

2005 年 7 月 21 日 19 時，中國人民銀行釋出公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2%，初始化為 1 美元兌 8.11 元人民幣，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稍後中國央行釋出一籃子貨幣的構成：美元、日元、歐元、韓元、新加坡元、英鎊、馬來西亞林吉特、澳大利亞元、加拿大元，比重尚未透露。

中國大陸經濟歷史的發展經濟學比較

通常在發展經濟學比較上存在四種不同的橫向和縱向的比較：

縱向與民國時代如 1949 年經濟狀況相比
橫向與若干不發達國家比，尤其是與鄰國印度相比
1960 年代開始與（前）蘇聯相比，主要是農業方面
1980 年代開始與鄰國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相比
20 世紀末開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主要是經濟增長率

在歐美髮展經濟學文獻中，這種比較往往是第二和第四種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主要採取了日韓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但在 2000 年代，隨著大量貿易盈餘引發的中美、中歐貿易戰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大陸的經濟管理部門意識到中國大陸這樣的大國經濟需要轉型為內需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較日韓，中國在發展過程的較早階段轉入了建立大規模的國內消費市場，藉以調節諸如過高的亞洲儲蓄率和過高的美國消費等的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