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慘案

慕尼黑襲擊是於 1972 年 9 月 5 日於第二十屆夏季奧運會舉辦期間發生在聯邦德國慕尼黑的一次襲擊事件，以色列政府把事件定性為「恐怖事件」。策劃者是巴勒斯坦激進派反抗組織黑色九月，襲擊物件是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營救過程中警察出現嚴重失誤，導致該代表團 11 人全部身亡。

2022 年，德國政府與 11 名遭到殺害的以色列代表團成員家屬達成賠償協議，德國政府向遇難者家屬的賠償由原本的 1000 萬歐元，加碼至大約 2800 萬歐元，當中聯邦政府負責 2250 萬歐元，巴伐利亞州及慕尼黑市政府則各自支付 500 萬歐元及 50 萬歐元。

背景

在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前，西德奧組委有意洗刷納粹時期 1936 年柏林奧運會的負面影響，因此安保並不嚴格，安保人員針對的也大多是票販子和醉漢。西德奧組委也曾請警方心理學家喬治・西伯爾設想 26 種可能的恐怖襲擊情況（大多以奧運村為背景），其中 “第 21 種情況” 為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入侵奧運村內的以色列代表團駐地，殺死部分人質並劫持其他人質，要求以色列政府釋放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並派飛機送這些武裝人員離開西德。但奧組委否決了為上述可能性未雨綢繆的安保計劃，以期打造 “無憂奧運會” 的形象。對此，以色列代表團團長施穆爾・拉爾金曾對該屆奧運會的安保狀況表示擔憂。

經過

8 名黑色九月武裝人員在 1972 年 9 月 5 日清晨 4 時 10 分，闖入慕尼黑奧運村以色列選手駐地，撬開 1、3 號房門，當場開槍殺害了以色列摔跤教練摩西・溫伯格、舉重運動員約瑟夫・羅曼，另有 9 名代表團成員被當作人質關押。奧運會由此被迫停賽。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和內政部部長根舍拒絕了以色列方面派遣一個特別行動小組的請求。此後，黑色九月發表宣告，要求在 12 點之前釋放被以色列關押的 234 名巴勒斯坦人。11 點，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絕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但同意考慮將人質轉移到埃及開羅再進行相關贖回人頭談判的建議。奧運村村長瓦爾特・特羅格，聯邦德國國家奧委會主席威利・達烏姆，警察局長兼第二十屆奧運會安全總長曼弗雷德・施萊伯，巴伐利亞州內政部長布魯諾・默克和聯邦內政部長根舍願意代替人質，但也遭到綁匪拒絕。

12 點，國際奧委會授權國際奧委會埃及籍委員艾哈邁德・圖尼與武裝人員談判：在釋放人質條件下，保證武裝人員安全離境，並支付鉅額資金，但又遭到拒絕。不過，談判成功地延後了武裝人員提出的最後答覆期限，改為當晚 10 時許，方法為用兩架直升機將武裝人員和人質運往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空軍基地，然後轉機離境。警方原擬乘換機之際，營救人質。當時在機場佈置了 5 名狙擊手，3 名佈置在訊號塔上，一名躲藏在地面一輛維護車輛後，最後一名躲在地面的水管障礙物背後，選用五人是因為德國方面根據艾哈邁德・圖尼的報告，認為只有 4 到 5 名武裝人員。但是武裝人員實際上共 8 人之多，而且由於交通堵塞，令裝甲車遲到半小時。

大約晚上 10:30，武裝人員到達機場，在機場中停靠了一架波音 727 客機，警方開啟探照燈照亮現場（事後被認為光線仍不足以幫助狙擊手辨認目標），武裝人員頭領伊薩前往檢查飛機，而人質則繼續留在直升飛機內。警方原計劃在機組人員中混入警察協助消滅一至兩名武裝人員，但是沒有接受任何反恐訓練的機組人員們最後拒絕幫助執行，後來全部更換為 16 名便衣特務，然而這批新部隊不裝備武器，只是改成負責演戲以使武裝人員成員分開以方便狙擊，更嚴重的是在他們行動開始前就自行放棄了任務，導致成員（特務）全部撤離了客機也無人知曉的情況。

當武裝人員頭領伊薩發現波音客機內沒有任何機組成員時，他立即折回直升機。這時躲在水管後的一名狙擊手首先向伊薩開火，此時約為 11 時。由於狙擊手們沒有無線電通訊裝置，沒有夜視裝置和頭盔，且人數也落後於對方，計劃完全失控。第一發射擊未擊斃伊薩而擊中了陪同前去檢查飛機的副手的大腿，他後來也爬回到其他武裝人員那裡。3 名武裝人員藏身到直升飛機後面還擊，而且由於之前的錯誤，直升機的停機方向位置未正確按照計劃執行也造成狙擊手的視覺範圍被阻擋。戰鬥持續 45 分鐘，直到裝甲車到來。

由於恐懼和情況急迫，一名武裝人員開始向第一架直升機內的人質開火，並讓其他兩名武裝人員走出掩護。他跳出去的時候直接留下了一枚手榴彈。此 3 名武裝人員後來均被狙擊手射殺。而後第一架直升機手榴彈爆炸，起火焚燒，機內所有人質確定死亡。第二架直升機的五名人質也全部被武裝人員處決式射殺。

聯邦德國在這次營救中也犧牲了一名警察，事件也迎來了最壞的結局。8 名武裝人員中包括頭領伊薩在內共 5 人死亡，剩餘 3 人被捕。同年的一次劫機事件中，聯邦德國政府順從劫機者的要求，把 3 人移交利比亞釋放。

巴伐利亞警察的調查並不能排除有人質為警方所射殺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武裝人員先自行射殺了所有人質。因為一些屍體被嚴重燒毀，無法進一步辨認。

1972 年 9 月 6 日，舉行了對以色列代表團的追悼儀式，當時即將卸任的時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布倫戴奇在講話中表態 “奧運會必須繼續”，中斷了 34 個小時的奧運會繼續進行，而此前慕尼黑奧組委主席威利・道默原本計劃在慘案發生後提前結束奧運會。此後在聯邦德國隊與匈牙利隊的足球比賽中，有觀眾打出 “死了 17 個人，已經忘了嗎” 的標語，被逐出場外。值得注意的是：於追悼會上，以色列代表團的長椅上空出 11 個座位，聯邦德國政府 / 安保團的長椅上空出 1 個座位，以紀念以色列 11 名、警察 1 名，共 12 名遇難者。

9 月 6 日，以色列代表團剩餘成員離開慕尼黑回國。身為猶太人的美國游泳運動員馬克・斯皮茨也在事後提前回國。埃及和敘利亞代表團因擔心遭到報復，也提前撤離。同樣提前撤離的還有菲律賓和阿爾及利亞代表團。原定於 1972 年 9 月 10 日閉幕的慕尼黑奧運會最終延後一天，於 9 月 11 日閉幕。

影響

3.1 對安防的反思

狙擊的失敗導致了被害的擴大。事後分析主要原因有：情報不足未能正確判斷武裝人員人數，雖然在狙擊開始前 30 分鐘已確認武裝人員為 8 人仍未及時作出調整反應；狙擊手使用的步槍在深夜進行狙擊卻沒有安裝暗視裝置；無線電聯絡裝置不足，導致狙擊時機無法正確把握；狙擊手非專業反恐訓練而來自普通警察，個人技術水準不足；狙擊步槍非專業設計而存在問題，導致一次狙擊失敗後，不能快速進行下一次射擊。

該事件使多國政府開始重視對於武裝人員挾持人質事件的處理能力，並紛紛開始組織負責處理類似狀況的軍警單位；聯邦德國政府接受這次教訓後，組織了第九國境守備隊，同時開始設計、裝備真正專用的狙擊步槍。

3.2 以色列的報復行動

事件發生後，在時任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的主持下，以色列集結了由情報特務局（簡稱摩薩德）特工組成的 “死神突擊隊”，對黑色九月組織的成員展開了報復性質的跨國暗殺行動，行動代號為 “上帝之怒行動”（或譯 “神怒行動”、“天譴行動” 等）。該行動從 1972 年 10 月持續到 1981 年 8 月，歷時九年之久，將暗殺名單上的 11 名黑色九月武裝人員中的 10 名予以成功暗殺。

1981 年 8 月 1 日，暗殺名單的最後一個目標、襲擊主謀在波蘭一家旅館遭到槍擊，然而並未致命，以色列當局的暗殺行動至此告一段落。據記載，這是摩薩德特工在沒有計劃的前提下偶然遇到了達烏德，見機行事開槍所致。達烏德最終於 2010 年 7 月 3 日在大馬士革一家醫院因腎衰竭去世，終年 73 歲。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大馬士革郊區的雅爾穆克巴勒斯坦難民營舉殯，包括法塔赫在內的巴勒斯坦多個政治派別派代表參加。

3.3 蘇聯

鑑於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發生的恐怖襲擊慘案造成極為嚴重的人員死傷，為保障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安保，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地組建了阿爾法反恐特戰隊。

死亡名單

 在最初闖入時被射殺

摩西・溫伯格，摔跤教練
約瑟夫・羅曼，舉重運動員

 在東側直升機 D-HAQO 中被射殺

 根據就座順序從左至右：

齊夫・傅利曼，舉重運動員
大衛・貝加，舉重運動員（從手榴彈中倖存，但因吸入濃煙而死亡）
雅科夫・斯普林格，舉重裁判
埃利澤・哈爾芬，摔跤運動員

 在西側直昇機 D-HAQU 被射殺

 根據就座順序從左至右：

約瑟夫・古弗羅恩德，摔跤裁判
克哈特・索爾，射擊教練
馬克・斯拉溫，摔跤運動員
安德烈・史匹哲，擊劍教練
阿米祖爾・沙皮拉，田徑教練

 槍戰中在控制塔中彈

安東・弗利格爾包爾，聯邦德國警官

 被聯邦德國警方射殺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盧提夫・阿菲夫（「伊薩」）
優素福・納扎爾（「東尼」）
（「保羅」）
哈立德・賈瓦德（「薩拉」）
艾哈邁德・奇克・塔（「阿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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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凱文・麥克唐納。
《慕尼黑》－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基於事實及傳聞，描述以色列情報單位於事件後策劃的報復行動「上帝的復仇行動」。
《München 72- Das Attentat》
《重返危機現場》
《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