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早期建築

武漢大學早期建築是中國近代大學建築的佳作和典範，由於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它與清華大學早期建築和北京大學未名湖燕園建築一起作為首批中國大學校園內歷史建築群現址，於 2001 年 6 月 25 日被中國國務院正式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武大早期建築具有較高的建築藝術、人文歷史和科學價值，有望成為新的世界文化遺產。

建築一覽

武漢大學早期建築主要是 1930 年至 1936 年間，在珞珈山校園一次性規劃設計並連續建成的校舍建築群，共 30 項工程 68 棟，建築面積 78596 平方米，耗資 400 萬銀元。此外還包括部分 20 世紀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建築。這樣浩大的建築活動，在中國近代建築史上是罕見的。現在大部分建築儲存完好，仍在使用，其中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 15 處 26 棟，建築面積 54054.52 平方米。這些建築的基本資訊見下表（面積單位 / 平方米）：

建造經過

1928 年 8 月 6 日，國民政府大學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張難先、石瑛、葉雅各、麥煥章為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建築裝置委員會委員。委員長李四光是地質學家、秘書葉雅各是林學家，對武昌郊外的地理環境比較熟悉。葉雅各認為 “武昌東湖一帶是最適宜的大學校址，其天然風景不唯國內各校舍所無，即國外大學亦所罕有”。經全體委員實地考察後，1928 年 11 月確定以武昌城外風景秀麗的東湖之濱，遠離鬧市的羅家山（又名落駕山）、獅子山一帶為新校址。依據了國外著名大學校園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的疏遠相地選址理念。李四光和葉雅各推薦開爾斯（F. H. Kales）擔任新校舍建築工程師，並赴上海邀請來開爾斯。開爾斯實地考察後，認為這一帶山丘坡緩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項建築依山而建可節省地基及石料，遂贊同以羅家山為校址。後聞一多將其改名為 “珞珈山”。

1929 年 3 月，由於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腸小徑。經學校函請湖北省建設廳，開始修築連線街道口的專用公路，但因修路遷墳觸犯了一些墳主的孝親觀念，他們便聯合起來向湖北省政府請願，要求其出面制止。於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佔用民地過多為由，要武大停止建設，另尋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長劉樹杞因事務繁忙而辭職。於是教育部任命王世傑為武大首任校長。5 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於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測、規劃以及新校舍的建設工作。與葉雅各先生一道，率數十名民工於一夜之間將所有擋路墳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變更的既成事實。墳主們雖將此事鬧到了中央，但也於事無補，這段寬 10 米、全長 1.5 公里的公路最終還是按照原定路線完成，於 1930 年 2 月通車，命名為大學路。他還特邀省府有關人員親赴珞珈山現場考察，一致認為此地風景優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啟發文化，對武漢居民特別有利。

與此同時，3 月 18 日開始勘測規劃，主軸線為李四光勘測所定。繆恩釗帶領助手沈中清及另外 4 名測工開始新校舍的測量繪圖工作，經過 5 個月艱苦努力，按時完成勘測任務。開爾斯構思圖紙時，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數小時，半年後完成了總設計圖。8 月，省政府公佈校園紅線，東以東湖濱、西以茶葉港、北以郭鄭湖為界，南面自東湖濱切至茶葉港橋頭，總計面積三千餘畝。學校用七塊銀元一畝水田、五塊銀元一畝山地的價格買下校舍用地。羅姓山主開始不願捨棄自己的 “風水寶地”，時任省政府建設廳廳長的石瑛親自上門說服動員。當時山上葬有很多祖墳需要遷移，百餘名墳主以新校舍破壞風水為由而阻礙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設，甚至要糾集鄉民跑到王世傑老家挖其祖墳，省教育廳廳長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鬧事。王放出一句話：“祖墳你儘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 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曾昭安按王世傑的示意，組織教授會向教育部力爭 “像珞珈山這樣的好地方，應該建校，無論哪個總統、主席也阻止不了”，結果獲准。石瑛也積極支援王世傑，以 “建校乃千年大計，不要迷信風水” 嚴厲地駁復了反對遷墳者。

1929 年 10 月，建築裝置委員會正式聘開爾斯為新校舍建築工程師，同時透過總設計圖，此外還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爾（Abraham Levenspiel）和石格斯（Richard Sachse）為助手。另聘開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同窗好友繆恩釗為新校舍監造工程師、工程處負責人，負責施工技術監督及部分結構、水暖設計。在他嚴格認真的技術監督下，保證了這些工程的施工質量，主體結構至今仍堅固如初。工程分別由漢協盛、袁瑞泰、永茂隆等營造廠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校舍的水衛暖工程則主要由漢華公司承包。1930 年 3 月新校舍工程開工。漢協盛營造廠老闆沈祝三堅信 “質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著眼於保固期百年以上，進料選優質材料，處處嚴格檢驗把關，即使在他遭到雙目失明的沉重打擊後，仍堅持主張雙方均派工程師及監工隨時監督檢查質量。施工中一旦發現問題，則不惜代價，返工重來。

1930 年 5 月，六十高齡的開爾斯在上海病倒，病中仍堅持工作。1932 年 3 月 7 日，王世傑校長在新校舍禮堂裡講演時說：“在這裡我們最要感謝的是開爾斯先生，他可以說是一個藝術家，他不計較報酬，而完全把興趣寄託在藝術方面…… 他給予我們的幫助實在大得很！” 為感謝和紀念開爾斯對新校舍建設的貢獻，武大授予他名譽工程師稱號。沈中清後來也成為武大建築設計室第一任室主任。1932 年 5 月 26 日，王世傑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禮上講：“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國途中曾經設想，要在一個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設一所大學，今天這個願望實現了。” 最後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後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導與幫助正切。我們的建設不僅是物質的建設，還有最大的精神建設，無論在學術建設方面或文化事業方面，我們都在努力。請大家看看我們所走的路是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類向上的路！” 同時，王世傑與葉雅各親自帶領師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樹 50 萬株，使園林化的校園裡的中西合璧建築群更為秀美壯觀。1933 年，一期工程完工後，曾昭安組織編印了《國立武漢大學建築攝影集》，含有 41 幅精美照片。

一期工程耗資 150 萬銀元（因通貨膨脹，實際耗資 170 萬），中央政府與湖北省政府各支援 75 萬，李宗仁撥款 20 萬資助；二期工程，中央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又各支援 75 萬。餘下部分，由委員們透過各種渠道籌得，如中英庚款、漢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捐資等，總計 400 萬銀元。

一期工程（1930 年 3 月 - 1932 年 1 月）：文學院、理學院、男生寄宿舍、學生飯廳及俱樂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區、運動場、國立武漢大學牌樓等共 13 項；
二期工程（1932 年 2 月 - 1937 年 7 月）：圖書館、體育館、華中水工試驗所、珞珈山水塔、實習工廠、電廠、部分生活用房、法學院、理學院（擴建）、工學院、農學院（未竣工）等共 17 項；
未完成工程：醫學院、大禮堂、總辦公廳因經費不到位未建。

發展經歷

3.1 西遷樂山時期

1938 年 3、4 月間，武漢被日寇三面包圍，武大被迫西遷至四川樂山，珞珈山校園便成為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抗戰的軍事指揮中樞，直至武漢淪陷。珞珈山鑿有既深且大的防空洞，高射炮陣地環列在四周。每次日機的航路都要經過珞珈山上空卻從未進行過轟炸。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國立武漢大學體育館和圖書館召開（開幕典禮在重慶舉行），會上制定了著名的《抗戰建國綱領》，推選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稱蔣介石為 “總裁” 即從這時開始）、汪精衛為副總裁，確立領袖制度。蔣介石、周恩來和郭沫若都居住在武大，領導軍民抗日，會見外國友人，向全世界傳達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心。蔣介石還在珞珈山設立了高階軍官訓練團，並親任團長，檢閱軍官，不顧個人安危，在珞珈山上親自觀看中國空軍英勇抗擊日寇的激烈空戰。1938 年 8 月 2 日，由周恩來牽頭，召集國共兩黨主要領導在學生食堂成立了 “第九戰區總動員委員會”，負責組織武漢全民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撤退，為抗戰儲存了許多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寇 “3 個月消滅中國” 的妄想。

如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揣測的，珞珈山之所以未遭轟炸，是因為日軍 “想完整地保留下來讓自己來享福”。1938 年 10 月 26 日，武昌棄守，日軍果然將珞珈山校園闢為其中原司令部，“本親善之旨”“以資保全原貌”。司令部駐紮在圖書館裡，並在圖書館樓頂四角修了四個瞭望塔。理學院中還修有關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學生飯廳及俱樂部成為野戰醫院和軍官俱樂部，男生寄宿舍成為住院部。文、理、工學院由大批文職人員使用，十八棟則由高階官員居住。附中成為車輛排程場，原郵局附近則成為一片馬廄。未建的大禮堂後面（現人文館後的小苗圃）成為軍馬場，日軍為餵養軍馬而從日本引種水花草。為了緩解住在這裡休養的大批日本傷兵的思鄉之情，同時亦有炫耀武功和長期佔領之意，日軍於 1939 年從日本引來櫻花樹苗在武大校園栽植。抗戰期間，珞珈山校舍雖整體儲存了下來，但其內部還是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抗戰結束後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

3.2 院系調整時期

1952 年，李達出任武大校長，學校專門修建了一個小園子，即李達故居。1954 年 12 月，武漢大學水利學院分出成立武漢水利學院，農學院大樓也隨之分出作為辦公樓。1950 年代後期，在大禮堂原址的兩側興建了物理大樓和生物大樓。教二樓以及桂園和梅園的一些具有民族傳統風格的宿舍樓也是這一時期修建的。

3.3 文革時期

這一時期，早期建築上都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口號，如圖書館上立有 “毛主席萬歲” 五個大字，作為行政樓使用的工學院主樓上立有 “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八個大字。在老齋舍、文法學院樓外牆上刷有 “三忠於四無限” 等標語，老齋舍各出入口兩側則刷有毛澤東詩詞作為對聯，甚至在一處牆上還用墨筆寫有 “打倒劉少奇” 的口號，這些特定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至今仍依稀可見。位於街道口的牌樓上的 “國立武漢大學” 六字則被 “武漢大學” 四字所取代。這四字取自 1951 年 5 月，毛澤東回給武漢大學農學院學生陳文新的私信信封上（現在武大校名以及當成校徽使用的百年校慶標誌上的字型均為 “陳毛體” 新書體）。此外，位於理學院和生物大樓之間的生物標本樓也在這一時期建成，但卻破壞了早期建築的協調性。

3.4 改革開放時期

1983 年校慶之際，位於街道口的牌樓上的 “武漢大學” 四字又代之以書法家曹立庵所寫的 “國立武漢大學” 六字。由於牌樓所在地段已不屬武大校園範圍，導致牌樓疏於看護，已逐漸破敗。武漢市人民政府於 1993 年公佈武漢大學早期建築為武漢市保留的歷史優秀建築。校園充分利用其自身優越的地理條件及悠久的歷史文化，使人工造景與天然景觀有機結合，人文景點與自然景緻相得益彰。1993 年百年校慶前夕，由海內外校友武大集資建造，在武大位於八一路的正門口仿照位於街道口的 “國立武漢大學” 老牌樓，復建了一個新牌樓作為武漢大學的校門。武漢市在 2000 年 7 月劃定了武漢大學早期建築的保護範圍為建築物周圍 20 米至 48 米，建設控制地帶為武漢大學珞珈山主校區。

1990 年 11 月，由邵逸夫捐款及國家教委撥款共建的人文科學館落成。人文館的選址正是當年規劃的早期建築中大禮堂的所處位置，它和兩側的物理大樓和生物大樓形成建築群，與老圖書館建築群和行政樓（老工學院）建築群成三足鼎立之勢。該館由沈國堯設計，外形呈 “山” 字形，屋頂為綠色琉璃瓦。在 1991 年由國家教委組織的第二批邵氏贈款建設專案評比中，人文館榮獲一等獎，專家評議組成員之一、清華大學宋澤芬教授評價其是 “全國最美大學校園裡的最美的一棟建築”。邵逸夫先生也稱讚道：“據己見落成各新樓，可與貴樓新館相比擬者，尚未多見。”1994 年，在武漢市改革開放以來建築評比中，人文館又被評為十大建築之一。

3.5 建築現狀

進入 21 世紀，學校成立了專門的保護委員會，制定了保護措施和維修方案，堅持適用於保護並舉和修舊如舊、保持原貌的原則。但實際上，武漢大學校園內新建的部分建築與校園內的早期建築之間以及其內部不同的建築之間沒有很好的保持協調一致的風格。早期建築的修復和保護未能真正按照 “修舊如舊” 原則，部分建築的區域性被風蝕或由於人為原因毀壞嚴重，需要良好的維護和修繕。比如在 2003 年的 110 週年校慶前，對於理學院的修復不僅沒有達到修舊如舊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還有長在屋頂上的樹木，時刻危脅著文物的壽命。再如維修櫻園四舍時，只是敲去不牢固的牆皮，然後敷上一層新石灰，極不協調。2004 年，學校基建部對珞珈山水塔的修葺更是用了 “煥然一新” 來形容。

2005 年 9 月 16 日，石格斯先生的外孫女來武大訪問，贈送給校方一些珍貴的歷史照片和圖片。同年 11 月 16 日，列文斯比爾先生的兒子、美國工程院院士 Octave Levenspiel 來武大訪問，將父親當年所繪的全部 150 餘幅武大早期建築圖紙及照片贈送給校方。2014 年 7 月，這些圖紙連同武大檔案館原來儲存的一些圖紙一共 177 張被確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為迎接 120 週年校慶，同時鑑於早期建築區域性腐朽程度嚴重及媒體的報道和呼籲，從 2011 年起，武大開始了自建校以來首次全面修繕早期建築群的浩大工程，並在 2011 年 9 月成立了全國高校首個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同時設立文物保護管理處。對早期建築的維修改造也被正式列入武漢大學 120 週年校慶捐贈專案（第一期），上述工程在 2013 年校慶之前陸續竣工。其中的周恩來舊居經過修復更名為周恩來故居暨歷史文化教育基地，於 11 月 21 日正式開放；老圖書館則作為校史館於 11 月 28 日正式開放。

此外，為了給武漢市市政工程建設之一的八一路地下隧道讓路，2012 年 10 月，武大拆除了 1993 年仿建的 “國立武漢大學” 牌樓，這一舉措引起了校內外廣泛關注。經過廣泛徵集和專家討論，2013 年 1 月，基建部門正式公示武大校門廣場建設方案，其中新牌樓的位置將比被拆除牌樓的位置向北後退十餘米，並放大 1.12 倍，整個工程於 11 月 20 日完工。

這一時期新建的校舍如圖書館擴建工程、文科區建築群和楊家灣建築群則在外形和配色上保持了與早期建築的呼應和協調。老圖書館和行政樓（老工學院）兩座建築先後入選第一、二屆武漢設計雙年展由公眾投票的 “五座武漢城市地標”。2014 年 6 月 27 日，中國文物學會高校歷史建築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武大舉行，李曉紅當選首任會長。。

建築介紹

開爾斯的設計按照建築裝置委員會 “實用、堅固、經濟、美觀、中國民族傳統式外形” 的要求，貫穿中國傳統建築 “軸線對稱、主從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 的思想，採用 “遠取其勢，近取其質” 的手法，對環境深刻理解，對地形巧妙利用。採中西建築形式之長，集古典與現代建築之美，開當時建築風格之先。根據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求，使校園總體規劃具有鮮明的特色。校園建築物依照各自的功能，採用散點、放射狀佈局，又遵循中國傳統建築的美學原則，因山就勢，建築組群變化有序，整個校園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嚴整的片斷，構成了豐富多樣的群體。這些建築群相互構成對位對景，面面相觀，最大限度地擴大了環境空間層次。欣賞珞珈山校園建築，不是在 “可望”，而是在 “可遊”，步移景異，韻味無窮。當時大量西方建築界都還處在探索階段之中的新結構、新材料、新技術，被成功地運用在武大早期建築的設計施工上，並影響到中國後來的建築，在中國建築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校園中心區由 2 條南北軸線和 2 條東西軸線相交匯形成兩大組建築群，總體規劃因山就勢，利用東、南、北三面環山，西側為低窪地的區域規劃校園中心區，低窪地作運動場，看臺依坡而築。建築群沿看臺外面凹形校前大道上側佈置。南山（火石山）建工學院，北山（小龜山）建理學院，東側山脊規劃了大禮堂。形成以運動場為中心，大禮堂為主體的一組建築群。工學院、理學院分別在運動場中線 400 米的南北端，為大禮堂的左右翼。大禮堂和體育館在運動場東西軸線上下端正。運動場西向山起箕（東西長 500 米，南北寬 200 多米）地勢驟降，為校區下沉式中心園林地。體育館在其下方。於是形成貫穿工學院、理學院的南北軸線，及由大禮堂延伸至體育場以西的體育館的東西軸線，空間呼應，地形錯落，章法井然卻又十分生動而切合地形。中心區西北側的獅子山從東、北兩個方向可遠眺東湖，從東湖亦可見獅子山山頂輪廓，形成以圖書館為主體的另一組建築群，在北山丘陵地帶的獅子山，坐南朝北。圖書館居山頂中央突出；東、西兩翼為文學院、法學院，相對矗立；南面學生宿舍抱坡而建。飛簷碧瓦掩映在綠樹叢中，使山體顯得更加鬱鬱蔥蔥、錯落有致。武大校舍建設的總體統一，又有群組、單體建築的特色。冬季陽光充足，夏季南風吹拂，並配合和增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

4.1 國立武漢大學牌樓

原位於街道口大學路起點一側的象徵學校大門的老牌樓，歷史上曾兩次修建。第一次是四柱琉璃飛簷木結構，結構古樸、描金彩繪、漆彩畫甚是別緻，目前尚未見到有確切記載的建造年代（可能是 1931 年）。而從武大曆屆畢業紀念冊上的照片分析，木牌樓應該在 1934 年 6 月前竣工。可惜次年毀於龍捲風。因此難以弄清牌樓上的字系誰人所書（可能是王世傑）。第二次修建時間據歷史照片分析，估計建於 1937 年夏，牌樓是鋼筋混凝土結構，採取四柱三間沖天式。四根八稜圓柱（四柱八方），表示歡迎來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學子；柱頭上的雲紋，表示高等學府的深邃和高尚。上覆琉璃瓦之顏色為孔雀藍，僅次於皇家的明黃色。牌樓正面的 “國立武漢大學” 六字尚不能確認由誰所書（可能是數學系教授蕭君絳），背面的 “文法理工農醫” 六字則由中文系教授劉賾（劉博平）書寫，表示武大辦學的理想規模。劉先生書法自成一家，郭沫若曾稱讚他的書法是 “珍品”。

4.2 六一紀念亭

4.3 體育館

又名宋卿體育館。1936 年 7 月竣工，館長約 35.05 米，寬約 21.34 米。黎元洪（字宋卿）病逝於天津後，原想遷葬於珞珈山南麓（當年的珞珈山尚無茂林，天氣晴好時，放眼望去，可以在山體上清晰地看見九條龍脊，被譽為九龍戲珠的風水寶地），校方沒有答應。後由黎元洪的兩個兒子黎紹基和黎紹業將黎元洪籌建江漢大學的基金十萬大洋（中興煤礦股票）轉捐給武大而建造的。體育館四周繞有迴廊，採用鋼筋混凝土梁、柱，屋頂採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鉸拱承重，這是當時西方非常先進的建築工藝，正面看臺又有中式的重簷 —— 三簷滴水，館裡還做了只有宮廷或者高規格廟宇才採用的斗拱。裡面有看臺，外有觀景臺，開爾斯原本想要在館前建一個游泳池，未被採用。同時擬在館內建辛亥革命首義紀念館，由於抗戰爆發而未果。屋頂覆綠色琉璃瓦，利用密簷高差採光通風，側牆框架結構，山牆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築。1947 年，武大六一慘案追悼地在這裡舉行。

4.4 男生寄宿舍

宿舍圓形拱門

又名老齋舍、亦因緊靠櫻花而得名 “櫻花城堡”，是一座仿布達拉宮琉璃瓦建築。1931 年 9 月竣工。當時的造價 55 萬元。宿舍依獅子山南坡順山勢而建，具有良好的日照條件。建築主體以花崗岩的灰色為主色調，顯得樸素大方，厚重沉穩。入口處平面修建多層階梯，外形統一，氣勢宏偉，為了突出其導向性，又在此基礎上，將拱門上部墊起一層，作成頂部單簷歇山式亭樓。中間的城樓與圖書館位於一條軸線上。齋舍分為四個單元，共設十六個出入口，四棟宿舍一字排開，加上三個圓形拱門配以門樓，各層宿舍分別以《千字文》中的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其中，“辰” 字誤作 “晨” 字）命名。單個房間尺寸為 3.3 米寬、4.5 米長，使用面積為 13 平方米，內有壁櫃，共有 300 多間房。建築平面採用不同層次的依山組合，巧妙地順應了自然地勢的變化，同時藉助山勢構成氣勢磅礴的立面效果。在不同標高處，沿等高線建成不同層次的房屋，各排房屋底層地面在不同高度上，而屋面則在同一平面上，形成 “天平地不平” 的格局，有曲徑通幽之感。鋼筋混凝土平屋頂與圖書館前區連成一片，形成一大廣場。兩單元宿舍依山設有 95 級階梯（原為 108 級，但底層已被提升的路基淹沒）作為自校前路上圖書館的徑道，又是宿舍的主要樓梯。“中華民國十九年國立武漢大學建” 碑傳為燕樹棠書。

4.5 圖書館

位於獅子山頂的皇冠形仿故宮建築，也是珞珈山麓最高的建築，武大的精神象徵，1935 年 9 月竣工。圖書館工程施工中，由於牆體砌磚方法不對，承重力達不到設計要求，繆恩釗要求施工方採取補強措施，在大閱覽室四角增加四對鋼筋混凝土柱子才達到承重要求，這一補強措施使施工單位增加造價 2 萬元。又因為施工方將屋角做成了南方式的上挑形而非北方式的平緩形而被要求返工重建。外部裝飾極具中國傳統特色，頂部塔樓是個八角垂簷、單簷雙歇山式。上立七環寶鼎，兼有排氣之功用。屋頂上有采暖煙囪，南屋角立有粗大的隅石，北屋角立有小塔，其間護欄以左右的勾闌和中央的雙龍吻背，造成 “圍脊” 的效果。兩副樓屋脊與大閱覽室相連，叫 “歇山連脊”。在大門上方鑲有老子的全身鏤空鐵畫像。正面 5 楹（間）、中間 3 楹（間）為大閱覽室，兩邊副樓，後兩角處各有一書庫樓。

圖書館平面呈 “工” 字形，由目錄廳、檢索廳、閱覽廳、書庫和輔助服務廳五部分組成，其中書庫使用面積約 1186 平方米，能藏書近 200 萬冊。該館的設計在平面佈局和空間組織上突破了中國古典建築 “相沿” 的陳式，內廊的四隅切角處設有半圓弧形樓梯。南面的主入口為三開間單洞門，既用了西式雙聯廊柱，又用了中國古典建築中的雀替、額枋；瓦作、施斗拱，皆參照清代建築樣式，中央主體頂層為八邊形，北面的書庫地下層外牆有收分，上立勾闌，形成高大的臺座。兩庫間的聯接體作如下處理：地下層外牆有以方窗為單元組合的大片玻璃窗，第二層的 “圍脊” 上方中央有以五窗突起的閣樓。該館是中西建築設計理論、技藝、手法相互滲透、融會貫通的佳作，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率先採用新結構、新材料、新技術（鋼筋混凝土框架和鋼桁架混合結構）仿中國古典建築的成功之作，體現了當時的文化潮流、科學技術和時代精神。

4.6 學生飯廳及俱樂部

位於法學院西邊，1931 年 9 月竣工。下層是飯廳，在飯廳鍋爐房的背後，還供奉著一尊灶神，專門設有神龕。上層為俱樂部（臨時禮堂），內部裝飾極富民俗特色，房樑上有三層畫著戟的圖案，稱為 “連升三戟”，即祝福學子連升三級。雀替上有 “蝠（福）在眼前” 圖，蝙蝠大睜著雙眼，看著下巴下的銅錢。蔡元培、胡適、張伯苓、張君勱、周恩來、董必武、陳獨秀、蔣介石、汪精衛、陳立夫、李宗仁、陶德曼、司徒雷登等中外要人曾在此演講。

4.7 文、法學院

位於圖書館的左右兩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 “文左武右” 的體現。意為文武相諧、文華武英。兩院相對矗立，是一對姊妹樓，平面為方形四合院，立面有 4 層，宮殿式屋頂。文學院竣工於 1931 年 9 月，這裡曾是國立武大曆任校長辦公的地方；法學院竣工於 1936 年 8 月。文學院的屋頂採用翹角，意為文采飛揚；法學院的屋頂則是平角，意為法力嚴肅。屋簷上有 “仙人騎雞”，後立七個脊獸，有鎮火滅奸人之意。

然而，有人對上述解釋進行了批駁。按照開爾斯的原有設計，武漢大學所有中式屋頂的屋角均為起翹比較平緩的北方樣式。但承建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漢協盛營造廠，卻沒有嚴格按照圖紙施工，而是根據南方地區的建築習慣，將文學院大樓、學生飯廳以及學生宿舍頂部三座亭樓的屋角全都做成了翹而尖的南方樣式。這一錯誤在建設時未能被及時發現。而在開爾斯的堅持下，珞珈山二期工程建築的屋角全被糾正回北方式的平角。因此，文、法學院屋頂形態的不同，根本原因是建築廠商沒有嚴格落實施工方案，並不是 “文左武右” 的牽強附會。

4.8 理學院

位於男生寄宿舍東側，整體建築分兩期建造。主樓和前排配樓為第一期工程，1931 年 11 月竣工；後排配樓為第二期工程，於 1936 年 6 月竣工。主樓採用八角面牆體和拜占庭式的鋼筋混凝土穹隆屋頂（直徑 20 米），與南面的工學院方形牆體和玻璃方屋頂相呼應，體現出天圓（北）地方（南）的建築理念。同時，圓頂也是為抗東湖邊吹來的強風。中部主體為科學會堂，首層有三個階梯教室（也是中國最早的階梯教室），二層為理、工學院的教室，三層為生物系的標本室和數學系的模型室。兩側配樓為化學樓和物理樓（實驗室），樓高 4 層，單簷歇山式，綠琉璃瓦。會堂與配樓有連廊相通構成整體。1948 年 10 月 10 日，華中區科學團體聯合會在此召開。

4.9 工學院

位於理學院的正南方，1936 年 1 月竣工。主樓坐南朝北，四面群房面向主體對稱佈局。主樓為教學用房，平面呈正方形，樓內中部有 5 層共享大廳，四廊相通，亦為學生課間活動的公共空間。樓下地下層為科技成果大廳，可由樓前高臺下通道進出，陽光可從頂部直射廳內。4 棟群樓為為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和礦冶系以及研究所、實驗室等系、所辦公用地，均為矩形平面，有內廊，單簷歇山式，綠琉璃瓦。主樓正方形牆體上帶有明顯的惻角，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城牆牆面是斜面的，為了使建築樣式符合傳統形式的要求，故採取了削斜牆面四角的方法，利用人們的視覺誤差，造成牆體斜面的假象，使這一現代建築亦帶有中國傳統建築的神韻。攢尖式四角重簷玻璃屋頂，共享空間的玻璃中庭構造，是全世界最早採用空間共享這一建築風潮的建築之一。與外圍的四座中國傳統配樓和正前方的兩座羅馬式碉樓相組配，是典型的中西融合式建築。四角的圓盤形水斗，既解決了大屋頂的排水問題，同時又成為美化建築的裝飾；中國傳統建築中罕見的獅面獸裝飾，獨具匠心。現為武漢大學行政大樓。

4.10 華中水工試驗所

位於珞珈山北麓，1936 年建成，由湖北省政府與國立武漢大學合建。該建築屋頂採用琉璃瓦歇山頂，屋內用弧型鋼樑作屋架，地面設有環型水道。在抗戰中，剛竣工兩年的科研基地，竟淪為日軍的馬廄。

4.11 半山廬

位於珞珈山腰西北，高達 7 米，由兩個陽臺將三棟兩層的樓房連綴而成，中間一樓伸出一個裝飾性屋簷為入口，八個飛簷毫無雕飾講究，整棟樓用色簡拙，皆青磚墨瓦，外表極顯質樸無華之能事，與珞珈山的蒼秀山勢混為一體。據說半山廬的建築與選址是武大一位研究易經的教授所設計。雖依山而建，但庭前卻異常開闊平坦。本是單身教工宿舍，家眷不在武漢的教授大多住在這裡。新中國成立後，半山廬先後被用作學校招待所、校醫院住院部、招待所（二次）及人事部，現為武漢大學校友總會所在地。

4.12 十八棟

位於珞珈山腰東南的第一教職員住宅區，1931 年 9 月首期建成 18 棟，1933 年增建 3 棟，抗戰期間被侵華日軍拆毀了 1 棟，1947 年又增建 1 棟，此後又陸續毀掉了 2 棟，目前實際一共為 19 棟。建築風格整體採用英式鄉間別墅風格，2-3 層磚木結構，同時每一棟建築都自有其特點，主要由石格斯和沈中清等設計、漢協盛營造廠建造。日軍侵佔武漢後，將有些別墅的內構造改成日式的。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周恩來故居與郭沫若故居即在其中（分別為一區 19 棟 27 號和 12 棟 20 號）。周恩來故居是一棟標準英式田園別墅，紅瓦青磚，地基開闊，庭前屋後被參天大樹環繞，通往山下的是幾條石階小徑。別墅由兩個哥特式風格的拱形門棟分開，樓棟之間有一精緻花園，種有一棵大芭蕉樹。武漢會戰時期，因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政府安置周恩來與鄧穎超下榻與此，兩人時常到東湖邊散步。鄧穎超在世時，有人建議把這裡建成一個紀念館，被她否定了。與周恩來故居相鄰的是同為政治部副部長的黃琪翔舊居。郭沫若 1961 年曾故地重遊，在其舊居前留影，在其抗戰回憶錄《洪波曲》中也提到了這段經歷，稱 “武昌城外的武漢大學區域，應該算得是武漢三鎮的物外桃源”。此外還有蘇雪林故居，隱現於一條盤樹而上懸於半空的老藤與古樹的臂彎之間。楊端六、熊國藻、葛揚煥、劉博平、桂質廷等都曾居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教授們大多被迫搬出，改由講師、助教合住。文革開始後，老教授們又被趕回，只能擠著合住，不少人即冤死其間。而章蘊胎和程千帆更是棲居在九區 “三戶不成村” 的地方。文革結束後，老教授們大多主動搬出，現還有部分建築內有人居住，部分建築為武漢大學設計研究總院或其它院系使用。

4.13 李達故居

位於珞珈山南麓西部，是一座由院牆圍合的磚木結構平房，1952 年建成。平面佈局呈 “幹” 字型，由李達自己繪製示意圖，工程人員再設計。

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