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

金圓券為中華民國於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 19 日至 1949 年（民國 38 年）7 月 3 日間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流通範圍為除臺灣省外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區域。該紙幣由於發行準備不足以及未嚴格實行發行限額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而聞名。在發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金圓券，規定每金圓的含金量為 0.22217 克，以金圓券一圓摺合法幣 300 萬元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此舉給民間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對城市的中產階級影響尤巨，令中華民國政府大失民心，亦是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迅速失敗的原因之一。金圓券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人民政府陸續用人民幣作價收回。

金圓券發行失敗後，中華民國政府發行銀圓券，但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各地人民政府在 1949 年（民國 38 年）6 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以金圓券 10 萬元兌換人民幣 1 元的比率，收回後銷燬。

發行背景

發行金圓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本惡性通貨膨脹的法幣。法幣在 1935 年（民國 24 年）起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行。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於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國民政府為支付與中國共產黨作戰的巨額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是變本加厲，由抗戰勝利（民國 34 年）時的 5,569 億元快速上升至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的 604 兆元，三年間發行量增加超過一千倍。

就通貨發行額而論，戰前只不過 14 億元。1947 年（民國 36 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 3.5 兆，至同年 7 月增至 10 兆以上。在政府庫存黃金、外幣都沒有實質性增加的情況下，如此巨大的發行量導致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當初更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資源回收，作為造紙的原料獲利。宋子文任職行政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定法幣，拋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幣。但因為法幣發行量仍極劇增加而致無果。

1948 年（民國 37 年）5 月底，立法院同意由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王雲五被任為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同時，蔣中正安排原財政部長、原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亦擬定關於幣制改革的方案。俞鴻鈞組織的中央銀行專家為主的起草班子，認為法幣不作根本性改革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局面，若從根本上改革那就會垮得更快。

俞鴻鈞班子擬定的方案主要著眼於財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議仿照 1947 年（民國 36 年）用關金徵收關稅的辦法，所有納稅款和外貿結匯均使用這種特殊貨幣，而不致於隨法幣一起貶值，這樣可使財政收入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從 10% 多增加到 40% 或 50%。但蔣中正對此並不滿意，認為不能收集舉國的金、銀、民間外匯儲備應付現實的困難局面。1948 年（民國 37 年）7 月 29 日，蔣中正在莫干山松月廬召開會議研究發行金圓券事，謂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會上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長王世傑、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表示同意。

這次幣制改革是在極秘密情況下進行，除與會人員外，蔣中正只找了前中國銀行總經理、剛辭去中央銀行總裁的張嘉璈，另外由翁文灝在改革實施前幾天，通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發行經過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 19 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透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翁文灝於當天下午召開行政院會議討論、透過幣制改革方案。根據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透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的緊急處分的特權。8 月 19 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定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

同時蔣中正派出經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督金圓券的發行。當中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樞，由蔣經國為副督導（8 月 23 日就職，11 月 26 日去職），正督導員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實際掌握上海的經濟情況。

在兌換比例上，規定黃金每兩兌金圓券 200 元，白銀每兩兌金圓券 3 元，1 銀元兌金圓券 2 元，美元 1 元兌金圓券 4 元。宣佈實行幣制改革時，承諾金圓券限額髮行二十億元，但二十億金圓券摺合法幣為六千萬億元，已超過當時流通的法幣總額六百六十多萬億元的九倍。

金圓券發行初期在沒收法令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中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1948 年（民國 37 年）11 月 16 日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向蔣介石報告收兌成績：黃金 166.3 萬兩，白銀（即銀錠）893.7 萬元，銀元 2403.8 萬元，美鈔 4773.5 萬元，港元 8732.5 萬元，合計摺合 1.9 億美元。

根據《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登記管理辦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社團）存放國外的外匯資產均應在 12 月 1 日前向中央銀行或其它指定銀行申報登記。上海銀行公會商定按照各行實力湊足 1000 萬美元。蔣中正在 1948 年（民國 37 年）9 月 6 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斥責上海這些商業銀行領頭人物不遵守法令將全部外匯資產（估計有 3 億美元）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想湊集 1000 萬美元以敷衍了事，仍如過去二三十年前，只愛金錢，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視法令，罔知大義，限他們本週三之前將所有外匯向中央銀行登記，並派蔣經國去上海督辦。據《大公報》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 16 日刊登報導統計，以戰前的生活指數為比較，8 月上半月的食物價格上漲了 390 萬倍，住房價格上漲 77 萬倍，服裝價格上漲 652 萬倍，當天報紙用花邊新聞的方式圈出一條短訊：“大餅油條，每件 10 萬元。”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 8 月 19 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而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願，亦被迫將部分資產兌成金圓券。在上海，蔣經國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以作殺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亦因囤積罪入獄。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

崩潰

隨著內戰失利，金圓券以極快速度崩潰，事件變化幾乎以「日」為單位。到了末期，市場上物價甚至有一日漲價數次現象，貨幣幾乎成廢紙，反而以物易物才能換取物資。

當 1948 年底開始準許以金圓券兌換黃金、白銀、外幣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數以十萬計之搶兌人潮。至 1949 年（民國 38 年）6 月發行增至 130 兆元；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二十四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現面值一百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至 1949 年 5 月一石大米的價格要 4 億多金圓券。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由於貶值太快，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鈔券（金圓券），交易後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

金圓券並無現金準備，發行又毫無限制，結果使其全然失敗。金圓券的失敗實際上在最初就是註定的，因為法幣退出流通時發行總額為 663 兆元，以 300 萬元法幣合金圓券 1 元，法幣總髮行量僅為 2.21 億元金圓券。而金圓券一開始就定為發行 20 億元，這相當於一下子製造了相當於最末期法幣 9 倍多的通貨膨脹。1948 年 8 月底，金圓券發行額是 5.44 億元，到了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易手，金圓券發行額已達到 294 722 億元。物價以上海為例，以 1948 年 8 月物價總指數為標準，到 1949 年 4 月漲了 83800 多倍。

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情勢逆轉。1949 年（民國 38 年）4、5 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中共解放區人民政府自 6 月起宣佈停止金圓券流通。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廣州後曾繼續發行金圓券，新疆等地區亦繼續發行，但其價值皆已接近廢紙，例如新疆銀行就曾發行過單張六十億元的高額紙鈔 。

鈔券面額

在 1946 年（民國 35 年）的時候中華民國政府就嘗試性的委託英國託馬斯德納羅印鈔公司印製了 1 角（10 cents）、2 角 2 種小面額金圓券，1948 年 8 月發行了 5 角、10 元、20 元、50 元和 100 元 5 種鈔券。其中 5 角幣券與 10 元券由中華民國中央印製廠印製，而 20 元至 100 元券則由中央印製廠和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屬下的印鈔處授命發行每種面額鈔券各 2 種製版，另外中華民國政府曾委託英國華德路公司印製過幾種金圓券，不過發行數量極少，流通範圍也只限在上海。1949 年（民國 38 年）元月發行了 100 元中央印製廠版本的紅色製版鈔券以及 500 元券，2 月逐漸開始印製和發行 1000 元券，1949 年（民國 38 年）3 月先發行 5000 元券，後又發行 1 萬元券，4 月發行 5 萬元券和 10 萬元券，5 月再發行 50 萬元券和 100 萬元券。5 月底印製了 500 萬元券，但隨即上海被解放軍佔領，沒有來得及發行。

影響

金圓券的快速貶值及造成的惡性通脹，源自政府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中華民國政府無視於財力的限制，繼續維持戰事。政府赤字以印鈔票支付造成急劇通貨膨脹。政府不能自控通貨發行，僅僅試圖以違反市場規律的行政命令去維持物價和幣值，最終引致金融混亂，市場崩潰。

受金圓券風暴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內小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大資本家的財力和資源去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亦不如鄉間農民或無產階級的無產可貶。在金圓券發行初期或被迫、或出於信任政府，將累積所得的財產換成金圓券，在惡性通貨膨脹中所承受的損失最大，部分人因而變成一無所有。中華民國政府雖然透過金圓券發行，搜得民間積聚之數億美元、金、銀、外匯，卻失去了國內原本最應傾向他們的中、小階層及城市人民的信任與支援。

1948 年（民國 37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上已節節失利。金圓券風暴令中華民國政府在半壁江山內僅餘的民心、士氣亦喪失殆盡。濫發貨幣是造成中華民國政權迅速在大陸崩潰的原因之一。

5.1 金圓券與臺灣

當時臺灣省政府奉命依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臺糖總資產 1 億 2 千萬美元，劃撥 4,300 萬美元，將臺灣造紙總資產 2,500 萬美元，劃撥 800 萬美元。而當時金圓券一元兌換臺幣 1,835 元亦明顯高估，中國大陸流入臺灣套利的活動，使臺灣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壓力，經濟情況更趨惡化。1949 年（民國 38 年）6 月，臺灣省改革幣制，發行新臺幣（1 元新臺幣等於 4 萬元舊臺幣）。

票樣

6.1 低面額鈔券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由於法幣及關金券快速貶值，中華民國政府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1949 年（民國 38 年）7 月，政府再行幣制改革，增發行銀元券，限期收兌金圓券，逾期作廢，不再收兌。
一般面額之金圓券皆為平版印刷印製。

6.2 高面額鈔券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由於法幣及關金券快速貶值，中華民國政府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1949 年（民國 38 年）7 月，政府再行幣制改革，增發行銀元券，限期收兌金圓券，逾期作廢，不再收兌。
由於金圓券發行初期需求殷切，除由中央印製廠上海廠印製外，尚委託四個特約廠印製。中華書局是特約一廠，印有壹仟圓、壹萬圓、拾萬圓、伍拾萬圓等面額。
高面額之金圓券正面中央之圖飾以多色凸版隔色套印，以加強防偽效果。
金圓券發行後期，通貨膨脹嚴重，幣值貶值迅速。

6.3 極高面額鈔券

1948 年（民國 37 年）8 月，由於法幣及關金券快速貶值，中華民國政府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1949 年（民國 38 年）7 月，政府再行幣制改革，增發行銀元券，限期收兌金圓券，逾期作廢，不再收兌。
極高面額之金圓券正面中央之圖飾以多色凸版隔色套印，以加強防偽效果。
金圓券發行後期，通貨膨脹嚴重，幣值貶值迅速。
中央印製廠印製之金圓券，最大面額為伍拾萬圓。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亦參與金圓券印製，其印製之金圓券最大面額為伍佰萬圓。

6.4 極高面額定額銀行本票

1949 年（民國 38 年）5 月上海淪陷後，中央印製廠重慶廠奉令復工，當時法幣與關金券均已作廢，改發行金圓券，故一復工即趕印金圓券高額本票，惟僅月餘之時間，金圓券又遭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