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

陶德麟，字佛元，筆名茀原，男，祖籍湖北黃岡，生於上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武漢大學原校長、首屆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

陶德麟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教學，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被譽為德高學範的 “學界泰斗” 和 “哲學宗師”。

生平

1.1 家世

祖父陶懋蘭是清末儒生，曾在家鄉開辦私塾，家境清寒。父親陶季賢幼承家學，國學功底深厚，少年投身辛亥革命，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六期，曾任孫中山先生大本營參謀等職，參加過北伐戰爭，因大革命時期在家中藏匿保護共產黨人袁熙之、張惟聰等五人，又因抗戰時期力主國共合作，故被當局冠以 “通共” 罪名並遭到迫害，50 歲即被迫賦閒，1947 年憤而退出國民黨，以中將軍銜 “退役”，但一直拒領退休金，於 1949 年病逝。湖北詩人朱峙三贈聯盛讚他是 “李謫仙欲以千金裘換酒，陶彭澤不為五斗米折腰”；“不肯低頭同草莽，又能落筆生雲煙”。學者王葆心教授盛讚他的詩文 “高渾沉雄，壁立萬仞”，“有士如此，我中國不亡矣”。母親黃鑑文畢業於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曾任中小學國文、數學、音樂教師。

1.2 少年時期

陶德麟祖籍湖北黃岡，1931 年 10 月 31 日出生於上海，幼年未上小學，在家由父母教授國、英、數諸科知識，並由父親的摯友、學者陳炳文和楊相霖先生業餘授課，學習了 “四書”、《詩經》、《古文觀止》，學會了文言文和舊體詩詞寫作。1943 年在戰時湖北省會恩施以高分考入實驗中學。他興趣廣泛，愛好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擅長京劇。他寫過《孟荀論性平議》、《評墨子兼愛》、《說 “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等作文，老師在批語中稱讚他 “文如斲輪老手，無懈可擊，而情韻悠揚，令人神往”，“論允理足”，“所評極抑揚之能事”。（這些作品至今還儲存著。）陶德麟 16 歲時就能寫一手老練的文言文和古典詩詞。1948 年陶德麟在武漢聽過胡適和張君勱的講學，不滿於他們的觀點，而又深感沒有分析批評的能力。他與同學組織讀書會，開始研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武漢大學地下黨秘密印刷的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提綱》等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在 “週記” 中抨擊社會的黑暗。

1.3 青年時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高中畢業，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武漢大學經濟系和華中大學外文系，以優異成績同時被三校錄取，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

1949 年至 1953 年，在武漢大學經濟學系學習。他還選修了哲學、物理學、數學分析、形式邏輯、文藝學、中國通史、西洋通史等課程，自學了《資本論》第 1 卷。他積極參加土地改革等校內外社會實踐活動，擔任校刊《新武大》編輯組組長。

1953 年 2 月，李達就任武漢大學校長，在學生中發現了陶德麟，選定他為學術助手。期間不僅執筆完成了《唯物辯證法大綱》的寫作和出版，也協助李達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即堅持理論聯絡實際、基礎理論研究與重大現實問題研究並重的學術研究傳統和踏實的優良學風。

1956 年初，陶德麟在《哲學研究》1956 年第 2 期上題為《關於 “矛盾同一性” 的一點意見》的論文批評了當時被視為權威著作的蘇聯羅森塔爾、尤金所著《簡明哲學辭典》中 “同一性” 條目釋文的錯誤，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毛澤東在 1957 年 1 月 7 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是的講話》中肯定了本文的觀點，後來《簡明哲學辭典》作者也接受批評並作了改正。當時中國在各行各業請蘇聯專家做指導的形勢下，25 歲的陶德麟敢於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權威、蘇聯科學院院士，少年意氣風發，一時引人注目。

1956 年李達重建武漢大學哲學系時，他任助教，為哲學系本科生授課，深受歡迎，成為學校最 “叫座” 的教師之一。學生評價他的授課 “字字珠璣，出神入化”。1961 年他又為全校研究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應湖北省委之聘為省市地幹部講授《實踐論》和《矛盾論》，聽眾多達十萬人，印發了《實踐論淺釋》的講義。

1956 年 7 月 14 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1 年 8 月，李達接受毛澤東委託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任務後，指定陶德麟執筆。在李達指導下，經過 4 年的努力，他於 1965 年冬完成了 38 萬字的上卷《唯物辯證法》送審稿。

正當他繼續編撰下卷《唯物史觀》時，“文化大革命” 暴發，陶德麟被打成 “黑幫分子”，被送到農村 “勞動改造” 達八年之久。在 “文化大革命” 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蹲過牛棚、當過豬倌、做過炊事員，甚至遭受過錯誤的批鬥、侮辱，幾次遇險，命懸一線。

1.4 文革平反後迴歸武漢大學

1974 年李達的冤案初步平反，陶德麟才得到不徹底的 “解放” 回到教師隊伍。

1984 年至 1988 年，任武漢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兼哲學系主任。

1988 年至 1992 年，任武漢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

1992 年 10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武漢大學校長。任職期間，武漢大學校訓 “自強、弘毅、求是、拓新” 擬定。陶沒有利用自己的職權對 “整” 過他的人打擊報復。相反，他經常 “以德報怨”，關心和幫助 “整” 他的人以及他們子女的學習和工作。

1.5 老年時期

2018 年 11 月退休。

2020 年 5 月 24 日 17 時 08 分在武漢逝世，享年 89 歲。遵照陶德麟生前遺願並考慮到當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喪事從簡，不接受花圈，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在網上設立紀念堂。

榮譽

1984 年由國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1995 年由池田大作授予日本創價大學最高榮譽獎。
1996 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 “湖北省勞動模範” 稱號。
2004 年被遴選為武漢大學首屆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2009 年入選湖北省 “新中國成立 60 年功勳人物 100 人” 和 “改革開放三十年影響湖北三十人”。
2010 年入選湖北省首批 “荊楚社科名家”。

哲學研究

陶德麟繼承和發揚了李達注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研究和理論聯絡實際的優良學風，把研究重心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既愛智求真又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對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實現了多方面的理論創新。陶德麟被稱為中國哲學界 “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之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傑出代表” 和 “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被稱為 “德高學範” 的 “學界泰斗” 和 “哲學宗師”。

3.1 對真理標準問題的探討、批判 “兩個凡是”

“文化大革命” 剛結束時，“兩個凡是” 的錯誤方針阻礙著撥亂反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率先鳴炮之後，1978 年 7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全國性的 “理論與實踐問題哲學討論會”。

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邀請陶德麟出席《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理論研討會。陶德麟應邀作了題為《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的大會發言，並在《哲學研究》1978 年第 10 期發表同名文章，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批駁了 “兩個凡是” 的錯誤方針，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於破除 “兩個凡是”、重新確立實踐標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在小組討論中，陶德麟與朱傳棨向新華社記者談了毛澤東給李達的三封信的內容。為保證毛澤東寫給李達的三封信在《哲學研究》上刊出，兩人還做了一些排除干擾的工作，可以說，在這場徹底批判兩個 “凡是”、實現理論上撥亂反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陶德麟發揮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漢後，陶德麟受邀參與全省關於真理實踐標準的大討論，還撰文解答 “唯一” 的疑難。當時，大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已基本接受，但對 “唯一” 二字仍有疑問。《哲學研究》主編同朱傳棨商議，請陶德麟撰文解答。這樣，陶德麟下了很大功夫寫出《邏輯證明與真理標準》一文，《哲學研究》1981 年第 1 期發表後，學界一致認為，陶德麟的文章從理論上徹底解答了 “真理標準的唯一性” 的疑難。自此，47 歲的陶德麟，從學理上有力批駁了 “兩個凡是”，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論是非做出了突出貢獻，以 1978 年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的 “實踐派”，蜚聲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

3.2 對 “雙百” 方針理論基礎的時代思考

“雙百” 方針是思想文化領域的根本方針，是堅持真理問題上的實踐標準必須遵循的方針。但陶德麟認為，在撥亂反正中僅僅強調 “恢復”“雙百” 方針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認為：“雖然‘雙百’方針提出的初衷完全正確，可是後來由於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估計發生了原則性的偏差，這個方針的理論基礎實際上被修改了。它的理論基礎已經基本上不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認識發展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當然也包括意識形態的理論），而是被扭曲了、變形了的‘階級鬥爭’理論，因而它的主要內容與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目的是無法統一的。” 為了恢復 “雙百” 方針理論基礎的本來面目並推動其進一步發展完善，他先後在《光明日報》和《求是》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系列論文。

3.3 對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 標準及其與實踐標準關係的闡釋

1987 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 “生產力標準” 的論斷，1992 年又提出了 “三個有利於” 標準的論斷。對於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 標準及實踐標準三者之間的關係，理論界有不同的解讀。從 1987 年起，陶德麟先後發表了系列論文。

3.4 對人道主義問題的辨察

在 20 世紀 80 年代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中，陶德麟認為，“文化大革命” 前和 “文化大革命” 中一些人把人道主義視為資產階級專有的旗幟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也導致了嚴重的消極後果。

3.5 對道德原則問題的思索

針對改革開放中人們在道德原則上的困惑，陶德麟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發表了多種論著，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3.6 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法論問題的研究

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陶德麟學術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學術探討無不體現著這一致思旨趣。他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已是客觀事實，但國內外對這一事實的理解仍然歧見很大，必須從學理上予以澄清。為此，他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特別重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法論問題的研究，出版和發表了系列論著。

3.7 其他

陶德麟認為，現在的青年學者接受的都是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簡單地等同於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這種觀念阻礙了青年學者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

哲學作品

陶德麟著有《唯物辯證法大綱》《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當代哲學問題探索》《哲學的現實與現實的哲學 —— 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中國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與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與歷史研究》《實踐與真理 —— 認識論研究》等著作 20 多部，發表學術論文 200 多篇。

其中，他遵李達同志遺囑修訂《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卷，以《唯物辯證法大綱》的書名出版，被認為代表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達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編輯出版了四卷本《李達文集》，並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總論” 和 “辯證唯物主義” 部分副主編。

評價

晚年的陶德麟曾經自謙寫道，

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院長李佃來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是陶德麟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始終致力於以清楚明晰的語言表述複雜的哲學問題，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說中國人民聽得懂的話。

武漢大學何萍與李維武兩人一起為陶德麟先生寫了一副輓聯，以表達哀思，也是對先生一生工作的寫照：“讀實踐論釋實踐論在實踐論中發現哲學真理，講中國化寫中國化在中國化中闡明馬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