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 效應

CSI 效應（CSI effect）也稱 CSI 症候群（CSI syndrome）或 CSI 感染（CSI infection），是指因《犯罪現場調查》之類犯罪題材電視節目中有關司法科學的多種過分誇大描繪而對公眾認知產生的影響。這個詞語多指一種相信陪審團會在刑事案審訊過程中要求更多法醫證據，從而提高檢察官有效舉證標準的看法。雖然美國法律界專業人士普遍有這樣的看法，但一些研究表明單憑犯罪題材的節目並不大可能造成這樣的效果，經常觀看《犯罪現場調查》的觀眾也不會過於看重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不過隨著技術進步，而且科技在整個社會中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也可能會對法醫取證技術有更高的期望。

CSI 效應還有其他一些表現形式。例如公眾法醫學意識增強，便會要求警方在調查過程中取得更多的法醫證據，導致犯罪實驗室的工作量也相應膨脹。全世界範圍內大學階段法醫學課程的數量和受歡迎程度都大幅增加；不過一些新的課程已經受到批評，被指其學生在面對現實法醫工作時準備不足。此外，這些涉及法醫科學的電視節目還有可能會讓現實中的罪犯學會如何掩蓋證據，因此令調查人員的破案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背景

CSI 效應一詞源於 2000 年開始播出的一部電視劇集《犯罪現場調查》（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講述一隊虛構的美國內華達州最大城市拉斯維加斯犯罪現場調查員，透過現代法醫技術破解兇殺案謎團的故事。每一集中會發現至少一具屍體，然後會由這隊調查員展開調查。他們會收集、分析法醫證據，詢問證人最終抓獲犯罪嫌疑人。這部劇集的大受歡迎還引出了兩套衍生作品，分別是 2002 年首播的《犯罪現場調查：邁阿密》和 2004 年首播的《犯罪現場調查：紐約》。每一部都獲得了成功，並且由此出現了更多類似的電視劇集節目。反過來，其它的許多犯罪題材劇集也對 CSI 效應有關聯性的影響，如《美國正義》（American Justice）、《識骨尋蹤》、《鐵證懸案》、《冷血檔案》（Cold Case Files）、《懸案小隊》（Cold Squad）、《犯罪心理》、《逝者能言》（Crossing Jordan）、《無言鐵證》（Forensic Files）、《海軍罪案調查處》、《數字追兇》、《無聲的證言》（Silent Witness）、《死亡中驚醒》（Waking the Dead）和《尋人密探組》等。根據 AC 尼爾森的收視率調查資料，2005 年美國最受歡迎的十大電視節目中，有多達 6 個是犯罪題材電視劇，《犯罪現場調查》也是 2007 年 11 月的收視率冠軍。

多部很受歡迎的犯罪題材電視劇都被批評為不切實際。例如，劇中角色不僅調查（處理）犯罪現場，他們還個個都是文武全才，突擊搜查、追蹤拘捕、審訊破案樣樣都能做得有板有眼。但這些實際上都是警官及探長的職責，與犯罪現場調查員無關。此外，處理犯罪現場的調查員不應該再經手檢驗任何從現場收集到的證據，因為這樣將會危害到科學證據的公正性。在真實的調查過程中，現場一般很難收集到 DNA 證據和指紋證據，並且即使獲得了這類證據，也需要經過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才能夠得到結果，但電視中的犯罪實驗室顯然設施極其先進，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完成檢驗。在第一季《犯罪現場調查》中，技術人員製作了一個傷口的石膏模型，並用其來確定造成這一傷口的刀具型別，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目前的技術手段還無法做到這一點。電視劇中的角色還經常使用 “吻合”（match）一詞來形容兩件證據之間的關連，但是真實的法醫技術人員往往會使用更保守的，並不那麼肯定的字眼來表述，因為這種絕對可以肯定的情況一般都是不大可能會出現的。

《犯罪現場調查》系列劇集的建立人安東尼・E・祖克爾（Anthony E. Zuiker）聲稱，劇中 “所有科學內容都是準確的”。但是研究人員則形容這些劇集將法醫科學都描繪成 “高科技魔術”，法醫學家托馬斯・馬瑞羅（Thomas Mauriello）也估計《犯罪現場調查》中有約 40% 的科學技術並不存在。除了使用不切實際的技術外，《犯罪現場調查》完全忽視了在實際調查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元素，將實驗性結果描述為絕對真實可靠的。這些欠準確的描繪可能會改變公眾對法醫證據的看法，這種改變被稱之為 “CSI 效應”。早在 2004 年，主流媒體上就開始出現 “CSI 效應” 的說法，到 2009 年，各種報刊雜誌上已經出現超過 250 個有關 CSI 效應的故事，這其中還包括髮表在《國家地理》、《科學美國人》和《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上的文章。

雖然 CSI 效應到近期才出現，但人們早已發現媒體對美國法律系統的描繪能夠顯著改變公眾對其認知和看法。2002 年的一項陪審員調查表明，一檔很受歡迎的法庭劇《法官朱迪》（Judge Judy）對觀眾有關法官在法庭審判中所扮演角色的認知存在著極大的誤導。更早的一些可能對公眾有關 “法律或調查系統” 認知產生影響的電視節目包括 1957 至 1966 年的《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1976 至 1983 年的《法醫昆西》（Quincy, M.E.）以及 1990 年至今的《法律與秩序》系列劇集。新聞媒體對刑事案件的追蹤報道，網際網路上大量部落格的描寫以及清白專案組織的成功努力，都增強了公眾的法醫學意識。祖克爾表示，“在我看來，‘CSI 效應’是這一系列劇集最大的一個驚喜”。

表現形式

2.1 法庭審判

法醫和犯罪題材電視節目的大受歡迎據說會導致陪審團成員對法醫學和調查程式的性質產生很多誤解，CSI 效應被推測主要會以兩種方式影響裁決：第一，陪審員會希望看到比所必要的情況更多的法醫證據，如果沒有，則導致無罪開釋的比例升高；第二，陪審員會對法醫證據，特別是 DNA 證據更加放心，然而實際上這些證據可能並不一定那麼可靠，從而導致在存在這類證據時的定罪率也相應提高。雖然犯罪題材電視節目有可能造成各種不同的效果，但是最經常被報道的還是陪審團在已經有壓倒性有罪證據的情況下，仍然錯誤地將被告開釋。特別是還有報道檢查官在已經有目擊證人證詞的情況下仍然被要求提供 DNA 證據。在一個受到高度宣傳的事件中，洛杉磯地區檢察官史蒂夫・庫利將男演員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謀殺罪名的無罪開釋歸咎於 CSI 效應。庫利指出儘管有兩位證人可以證實布萊克的罪行，但陪審團還是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決；並稱這些陪審員都 “愚蠢透頂”。

到了 2005 年，一些檢察官已經開始改變其庭審準備和程式來試圖對 CSI 效應作出反擊。有些檢察官會在預審期間，向其認為可能會有偏見的陪審員提出有關法醫電視節目收視相關的問題；另一些則會利用開庭陳述和結案陳詞來儘可能減少 CSI 效應造成的影響，並指示陪審員應該遵循法庭而非電視上看到的證據標準。檢察官甚至還會聘請專家證人出庭向陪審團解釋為什麼一些特定形式的物證與案件並不相關。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兇殺案中，被告律師請求透過法官審理來避免 DNA 證據受到陪審團的誤解。到了 2006 年，雖然沒有多少實證證據可以證實或反駁 CSI 效應的存在，但這一概念已經被現實中的法律專業人士廣泛接受。2008 年由研究員莫妮卡・羅伯斯（Monica Robbers）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多達約 80% 的美國法律界專業人士相信，他們經歷過的一些司法判決受到了法醫電視節目的影響。

紐約大學教授湯姆・R・泰勒（Tom R. Tyler）認為，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犯罪題材電視節目應該會提高而非降低定罪的機率，因為這些節目提倡了一種正義和告慰感，這類感覺是陪審團開釋一名被告所不能獲得的。他還認為罪名不成立判決機率的上升可能與對被告的同情或是對法律部門信心不足有關。2006 年針對美國大學生進行的另一場調查也有著類似的結論，CSI 效應不大可能會成為檢察官的負擔，反而可能會對他們有所幫助。

2006 年，密歇根州沃什特瑙縣巡迴法院法官唐納德・謝爾頓和兩位來自東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一起進行了對 CSI 效應最大規模的一次實證研究。他們調查了超過一千名陪審員，發現其對於法醫證據的要求的確有所提高，但在犯罪題材電視節目觀眾和定罪傾向之間則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另一種可以解釋人們對法醫證據認知改變原因的就是所謂的 “科技效果”：隨著科技的進步並且在整個社會中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也會對法醫技術產生更高的期望。謝爾頓描述了一個陪審團成員抱怨控方沒有在草坪上撒下指紋粉來蒐集指紋的例項，然而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且也沒有在任何犯罪題材電視節目中出現過。之後由同一組人員做出的一項研究發現，經常觀看《犯罪現場調查》的觀眾反而對間接證據的期待程度會比較低，而且他們是否觀看這些電視劇也並不會對其在案件中以多種型別證據來定罪的傾向性，或是對目擊者證詞的評估產生影響。

許多與 CSI 效應有關的故事都設想其將導致罪名不成立的判決機率上升，不過這通常完全是基於傳聞證據作做的判斷。2009 年對 8 個州進行的一項定罪統計資料研究發現，與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自《犯罪現場調查》首播後，有罪判決率才真實存在上升。任何一場審判的結果主要是取決於其所在的州，而非取決於當時這一系列電視劇是否有開始播出。2010 年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觀眾是否觀看這類犯罪題材電視節目可能會與其對 DNA 證據的認知存在關聯，但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認知會對陪審員的決定產生影響。截止 2010 年 8 月，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表明罪名不成立判決與《犯罪現場調查》的收視情況存在關聯。一位研究人員認為對於包括 CSI 效應在內多種與法庭相關效應的看法並非是由陪審員不稱職造成的，而是因為人們對整個陪審團制度缺乏信任。

2.2 學院教育

CSI 效應也影響了法醫學的教育和訓練方式。過去，進入這一領域的學生通常將獲得一個科學本科學位，並深造獲得碩士學位；《犯罪現場調查》之類節目的大受歡迎令法醫科學變得更熱門起來。2004 年，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法醫課程規模整整翻了一番，報道稱這是 CSI 效應產生的結果。不過，許多修讀這類課程的學生都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對法醫科學職業的興趣，除了讓美國選擇這一學科的學生激增外，在澳大利亞、英國和德國也有同樣的效果。瑞士洛桑大學法醫學課程學員的增加也被認為是 CSI 效應產生的結果。

雖然法醫課程更受歡迎，意味著會有更多的人選擇進入犯罪實際室工作，但有人擔心這些課程並沒有讓其學員對實際取證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這些學員畢業後通常還不能牢牢把握好基本的科學原則。許多法醫專業的學生在學習時看到的是簡化的程式，得出的又是過於明確的結論，這可能導致他們對法醫科學有偏頗的認知。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警察局曾透過讓當地公民熟悉 “真正法醫學的能力和侷限”，來試圖提高這些未來法醫學家和陪審員的科學素養，把他們培養成 “CSI 公民”。

雖然法醫和犯罪題材作品經常被批評是脫離實際，特別是描繪一些根本不存在技術手段，但這樣的描述往往會給研究和技術人員一些新發明的靈感，畢竟歷史上這樣的個案並不罕見 —— 小說家在科幻小說裡虛構的技術，之後由科學家發明出來，變成現實。2006 年，lang|en|IBM 和田納西州的孟菲斯警察局就合作開發了一種用來預測犯罪行為發生時間和地點的軟體，其構想就是來源於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 2002 年科幻電影《少數派報告》。

2.3 犯罪

的流行，似乎也影響了犯罪行為的模式。2000 年時《犯罪現場調查》開始播出，當年，對於美國所發生的所有強姦案，警方的破案率為 46.9%；到了 2005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 41.3%。一些調查人員將此歸咎於 CSI 效應，因為犯罪節目經常仔細地解釋罪犯如何掩蓋或銷燬證據。多位強姦受害人曾報告施暴者會在事後強迫他們洗澡或是用漂白劑清理自己。2005 年 12 月，傑梅因・麥金尼（Jermaine McKinney）闖入了俄亥俄州杜倫巴爾縣的一戶人家，並殺害了屋內的兩名女性。十分喜愛《犯罪現場調查》的他，花了很長時間來銷燬犯罪證據：使用漂白劑洗手，燒掉受害者的屍體和自己的衣服，並試圖將兇器扔到湖中，不過最終他還是被警方逮捕。洛杉磯縣兇殺專案組負責人雷・皮韋（Ray Peavy）對此表示，CSI 等節目除了教罪犯如何掩蓋證據以外，還可能會給罪犯一個錯誤的印象，“看到電視上那麼輕易就可以逃脫，驅使他們犯罪”。

不過也有人認為像《犯罪現場調查》這樣的節目，對犯罪行為沒有任何的引導效果。西弗吉尼亞大學法醫學負責人麥克斯・霍克（Max Houck）表示雖然《犯罪現場調查》可能會成了某些人的犯罪指南，但那些訴諸犯罪以解決生活裡的問題的人，往往一開始也並不是很聰明。況且，犯罪題材節目可能還會有相反的效果 —— 試圖掩蓋犯罪的蛛絲馬跡，反倒留下更多的痕跡。霍克舉出了一個犯人的例項：此人知道用唾液去粘信封，會留下自己的 DNA 在信封上，於是便用膠帶封信，卻在膠帶上留下了指紋和頭髮。麥金尼案的首席調查員坦米・克萊恩（Tammy Klein）表示犯下這一殺人罪行的人 “總的來說非常愚蠢”；前任國家刑事辯護律師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會長拉瑞・波茲納（Larry Pozner）也認為，由於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通常不會採取防範措施，因此法醫類的電視節目不大可能會對其行為產生任何影響。

已經被定罪的連環強姦犯喬納森・海納斯（Jonathan Haynes）曾強迫自己的受害人銷燬法醫證據。其中一位受害人受到了《犯罪現場調查》的啟發，故意拔下自己的頭髮留在他的車上，此舉最終成了警方破案的關鍵。

2.4 警方調查

執法警察常常遇著這樣的事情：一些民眾，因著電視節目中不切實際描述，衍生了一些對其調查過程的額外質疑或要求。2010 年，一個研究者訪談了 31 名加拿大警官，有一些警官表示因那些 CSI 效應衍生的詢問而沮喪，不過大部分警官都積極地將這類詢問看作是讓公眾瞭解真實警察工作的機會。法醫學湧現新技術，人們又更關注這個學門，這些因素雖然有助於破解一些陳年懸案，但也提高了人們對警方調查的期望。當民眾不斷提高對法醫證據的要求，會導致法醫實驗室面對難以承受的工作量。一些犯罪實驗室一年要處理數千起案件，收集到的材料大幅增加，許多執法機構的證據存放倉庫的存放空間變得捉襟見肘。在一些案件的調查過程中，工作人員乾脆不再收集 DNA 證據，因為倉庫容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