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智利政變

1973 年智利政變（Golpe de Estado en Chile de 1973）是指發生於 1973 年 9 月 11 日的一場推翻時任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結果阿連德遇害，由皮諾契特將軍繼任實行獨裁統治至 1990 年。此次政變被視為冷戰期間，美蘇雙方在智利相互角力的象徵。

發生背景

1.1 1970-1973 年智利政治動向

於 1970 年所舉行的總統選舉中，立場偏社會主義的左翼政黨聯盟 “人民團結” 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三位候選人中以 36.3% 得票率居冠，由於並未超過半數，依當時智利憲法規定，將由國會進行最終投票決定。

10 月 22 日，就在國會投票的前幾天，施奈德將軍遭到射擊受重傷，於 26 日不治身亡。此事引發朝野各政黨達成決心，盡快完成投票，結果在基督教民主聯盟與人民團結合作下，阿連德獲得壓倒性勝利，正式當選為智利第 29 任總統。

1925 年智利憲法不允許一個人連任總統。因此，現任總統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沒有資格成為候選人。中央情報局的 “第一軌道” 行動是一項影響國會選擇亞歷山德里的計劃，亞歷山德里將在任職不久後辭職，迫使舉行第二次選舉。弗雷將有資格參選。亞歷山德里於 9 月 9 日宣佈，如果國會選擇他，他將辭職。阿連德簽署了《憲法保障法》，該法規定，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將遵守憲法，努力爭取對其候選人資格的支援。國會隨後對阿連德做出了決定。美國擔心該地區 “運作良好的社會主義實驗” 的例子，並對智利民選社會主義政府施加了外交、經濟和秘密壓力。1971 年底，古巴總理菲德爾・卡斯特羅對智利進行了為期四周的國事訪問，這讓擔心 “智利社會主義道路” 的美國觀察家們感到震驚。

1972 年，經濟部長佩德羅・武斯科維奇（Pedro Vuskovic）採取了貨幣政策，增加了流通貨幣的數量，使埃斯庫多貶值，這使通貨膨脹率在 1972 年上升到 140%，併產生了黑市經濟。1972 年 10 月，智利出現了許多罷工中的第一次。參與者包括小規模商人、一些專業工會和學生團體。它的領導人 —— 維拉林、哈伊梅・古斯曼、拉斐爾・昆西萊、吉列爾莫・埃爾頓、愛德華多・阿里亞加達 —— 預計將推翻民選政府。除了破壞國民經濟外，為期 24 天的罷工主要影響是將陸軍總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將軍吸引到政府擔任內政部長，這是對右翼勢力的安撫。接替被暗殺的勒內・施奈德將軍（施奈德於 1970 年 10 月 22 日被羅伯託・維奧克斯將軍領導的一個團體槍殺，中央情報局沒有試圖阻止該行動，他於三天后去世。）普拉茨將軍支援法治主義的施耐德信條，拒絕軍事參與反對阿連德總統的政變。

儘管經濟衰退，阿連德總統的人民團結聯盟在 1973 年 3 月的議會選舉中將投票率提高到 43.2%；但是，到那時，人民團結和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的非正式聯盟已經結束。基督教民主黨與反對阿連德政府的右翼國民黨結盟；兩個右翼政黨組成了民主聯盟（CODE）。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之間自相殘殺的議會衝突使政府的活動癱瘓。

阿連德開始畏懼他的對手，確信他們正在密謀暗殺他。他利用女兒貝阿特麗斯作為信使，向菲德爾・卡斯特羅解釋了情況。卡斯特羅給出了四條建議：說服技術人員留在智利，只以美元出售銅，不要實行極端的革命行為，這會給對手一個破壞或奪取經濟控制權的藉口，並與智利軍方保持適當的聯絡，直到當地民兵組織能夠建立和鞏固。阿連德試圖遵循卡斯特羅的建議，但後兩項建議被證明是困難的。

1.2 政變前軍方動向

政變前，智利軍隊自 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當時軍官擔任內閣職務。隨後，大多數軍官的資金不足，只有維持生計的工資。由於工資低，軍隊在軍事休閒設施（如鄉村俱樂部）度過了很多時間，在那裡他們會見其他軍官及其家人。軍隊與社會保持著距離，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內婚制群體，因為軍官經常與同志的姐妹或高階軍官的女兒結婚。許多軍官在軍隊中也有親屬。1969 年，軍方人員參加了塔克納索起事，這是他們 40 年來的第一次叛亂。塔克納索不是一場真正的政變，而是對資金不足的抗議。追溯過去，卡洛斯・普拉茨將軍認為是 1969 年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犯了錯誤，沒有認真對待軍方的不滿。

在整個 20 世紀 60 年代，巴西（1964 年）、阿根廷（1966 年）、秘魯（1968 年）和玻利維亞（1969 年）的政府在美國支援的政變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軍政府。1973 年 6 月，烏拉圭加入了席捲該地區的政變浪潮。智利軍隊的惡劣條件與鄰國軍隊在政變中掌權時經歷的命運變化形成鮮明對比。

在政變前的幾十年裡，軍方在各種合作專案的背景下受到了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影響，包括美國美洲陸軍學校。

危機

1973 年 6 月 29 日，羅伯託・索佩爾上校率領坦克團包圍了拉莫內達總統府，但未能推翻阿連德政府。那場失敗的政變 —— 被稱為坦克塔索（坦克政變）—— 是由民族主義的 “祖國與自由” 準軍事組織組織的。

1973 年 8 月，發生了一場憲法危機；最高法院公開抱怨政府無力執行土地法。8 月 22 日，基督教民主黨與眾議院的國民黨聯合指責政府違憲，並呼籲軍方執行憲法秩序。

幾個月來，政府一直擔心會召見智利卡賓槍騎兵國家警察，懷疑他們不忠。8 月 9 日，阿連德任命卡洛斯・普拉茨將軍為國防部長。1973 年 8 月 24 日，他被迫辭去國防部長和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因為亞歷杭德里娜・考克斯事件和將軍們的妻子在他家舉行的公開抗議而感到尷尬。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於同日接替他出任陸軍總司令。1973 年 8 月下旬，10 萬名智利婦女聚集在憲法廣場，抗議政府不斷上漲的成本和日益嚴重的食品和燃料短缺，但她們被催淚瓦斯驅散。

2.1 智利眾議院決議

1973 年 8 月 23 日，在基督教民主黨和國民黨成員的支援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 81-47 的決議，要求 “共和國總統、國務部長以及武裝和警察部隊成員”“立即停止”“違反憲法的行為…… 目的是將政府活動轉向法律道路，確保我們國家的憲法秩序，以及智利人民主共存的基本基礎”。

該決議宣佈，阿連德政府尋求 “征服絕對權力，其明顯目的是使所有公民受到國家最嚴格的政治和經濟控制…… 以建立極權主義制度”，聲稱它已經 “違反憲法…… 成為一種永久的行為體系”。從本質上講，大多數指控都是關於政府無視權力分立，並將立法和司法特權據為己有。最後，該決議譴責 “建立和發展受政府保護的武裝團體，這些團體…… 正走向與（正規）武裝部隊的對抗”。阿連德總統重組軍隊和警察部隊的努力被描述為 “臭名昭著的企圖，即利用武裝部隊和警察部隊達到黨派目的，摧毀其制度等級，並在政治上滲透其隊伍”。

可以說，該決議呼籲武裝部隊在政府不遵守規定的情況下推翻政府，如下：“向共和國總統、國務部長以及武裝部隊和警察部隊成員報告法律和憲法秩序的嚴重崩潰…… 他們有責任立即結束文中提到的所有違反憲法和國家法律的情況，目的是將政府活動轉向法律之路”。皮諾切特後來利用該決議為兩週後發生的政變辯護。

2.2 薩爾瓦多・阿連德的回應

1973 年 8 月 24 日，即決議透過兩天後，阿連德作出回應。他指責反對派試圖透過鼓勵武裝部隊違抗文職當局來煽動軍事政變。他將國會的宣言描述為 “註定會損害國家在國外的聲望，造成國內混亂”，並預測：“這將助長某些部門的煽動意圖。” 他指出，該宣言（在眾議院以 81 比 47 透過）沒有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憲法要求” 判定總統濫用權力，因此國會 “援引武裝部隊和秩序的干預來反對民主選舉的政府”，並 “將國家主權的政治代表置於武裝機構之下，武裝機構既不能也不應該承擔政治職能或代表民意。”

阿連德辯稱，他遵守了憲法規定，將軍人納入內閣，為公民和平與國家安全服務，捍衛共和國機構免受叛亂和恐怖主義的侵害。相比之下，他說，國會正在推動政變或內戰，其宣言中充滿了事先已被駁斥的肯定，在實質和程式上（直接交給部長而不是交給總統）違反了當時現行憲法的十幾條條款。他進一步辯稱，立法機構正在篡奪政府的行政職能。

阿連德寫道：“智利民主是全體人民的征服。它既不是剝削階級的工作，也不是他們的禮物，它將由那些用幾代人積累的犧牲強加給它的人來捍衛…… 問心無愧…… 我堅持認為，智利從未有過比我有幸主持的政府更民主的政府…… 我鄭重重申，我決定發展民主和法治，以實現其最終結果…… 國會已經成為反對變革的堡壘…… 並盡其所能擾亂財政和機構的運作，扼殺所有創造性的舉措。” 他補充說，需要經濟和政治手段來緩解該國當前的危機，國會正在阻撓上述手段；他們已經讓國家癱瘓，並試圖摧毀它。他最後呼籲工人和所有民主人士和愛國者與他一起捍衛智利憲法和革命程序。

準備

7 月中旬，在眾議院透過決議的一個月前，陸軍最高指揮部的核心就終止人民團結 “實驗” 的可取性達成了普遍共識。如何做到這一點仍然模糊不清。憲法將軍們聚集在陸軍總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將軍周圍，面臨著陸軍內部日益強硬的反阿連德派系的壓力。普拉茨提出了阿連德武裝部隊政府的想法，包括與基督教民主黨簽訂 “政治和平條約”，限制智利共產黨和一群社會黨的參與。普拉茨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防止極端主義工人叛亂。” 這一想法得到了華金・拉各斯・奧索里奧、埃爾曼・布拉迪・羅切、華盛頓・卡拉斯科・埃爾南德斯、艾克托爾・布拉沃・穆諾斯、馬里奧・塞普爾韋達、吉列爾莫・皮克靈和奧蘭多・烏爾維納・埃雷拉將軍的支援，但有所不同。雖然拉各斯 - 奧索里奧和烏爾維納 - 埃雷拉並不反對普拉茨的計劃，但其他五位將軍認為阿連德武裝部隊政府應該是 “過渡性的” 和 “短期的”，為 “包括憲兵在內的純粹軍事政府” 創造條件。由奧斯卡・博尼拉、塞爾吉奧・阿雷利亞諾・斯塔克和哈維爾・帕拉西奧斯將軍組成的強硬派組成了另一個團體，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加入了該團體，該團體認為阿連德武裝部隊階段是不必要的。

政變當天，唯一忠於智利憲法的高階軍官是海軍上將蒙特羅和卡賓槍將軍塞普爾韋達。

國外介入

4.1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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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許多人隨即想到美國扮演的角色，但在早先的新聞報導，美國否認任何介入政變的說法。《紐約時報》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促使美國參議院對美國可能對智利的幹預進行了調查。 2000 年在國家情報體系的指導下編寫的一份報告與丘奇委員會相呼應，指出：

報告指出，中央情報局 “在阿連德被推翻後積極支援軍政府，但沒有協助皮諾切特出任總統。” 在回顧了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之間的電話通話記錄後，羅伯特・達萊克得出結論，他們倆都利用中央情報局積極破壞了阿連德政府的穩定。在一場關於阿連德被推翻新聞的特別談話中，基辛格抱怨說，人們對美國在推翻 “共產主義” 政府中的作用缺乏認識，尼克森在講話中說：“好吧，我們沒有 - 正如你所知 - 這隻手沒有露手。” 中央情報局後來的一份報告稱，美國特工與智利軍方保持著密切聯絡，以收集情報，但沒有做出任何努力來協助他們，並且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試圖影響他們”。

歷史學家彼得・溫恩在政變中發現了美國同謀的 “廣泛證據”。他指出，秘密支援對政變的策劃以及接管後皮諾切特政權鞏固權力至關重要。溫恩記錄了中央情報局的一項大規模行動，編造了對阿連德發動政變的報導，以此作為實施軍事統治的理由。 彼得・科恩布魯（Peter Kornbluh）斷言，中央情報局動用了克林頓政府解密的檔案，破壞了智利的穩定並為政變創造了條件。 其他作家指出國防情報局的介入，據稱該機構的特工已獲得用於轟炸拉莫內達宮的飛彈。

美國政府對 1970 年智利阿連德大選的敵意在柯林頓政府時期解密的檔案中得到了證實，這些檔案表明，中情局的秘密特工被插在智利，是為了防止馬克思主義政府的產生並傳播反政府分子。阿連德的宣傳。如教會委員會的報告所述，中央情報局參與了多個計劃，目的是罷免阿連德，然後讓智利人參加新的選舉，而他不會成為候選人。第一種非軍事方法涉及試圖進行政變。這被稱為 “第一軌道” 方法，由中央情報局（CIA）在 40 個委員會的批准下試圖賄賂智利立法機關，試圖影響輿論反對阿連德，並為旨在迫使他辭職的罷工提供資金。它還試圖讓國會確認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為總統選舉的獲勝者。亞歷山德里是這個陰謀的助手，他準備辭職並要求進行新的選舉。這種方法在 1970 年完全失敗，沒有再嘗試過。

中央情報局在 1970 年的另一種方法（但不晚於此），也稱為第二軌道方法，是試圖透過在全國範圍內製造危機氣氛來鼓勵軍事政變。中央情報局給智利駐地的電報說：“堅定和持續的政策是，阿連德被政變推翻。最好在 10 月 24 日之前出具這筆付款，但在此之後將繼續大力開展這方面的工作。為此，我們將繼續利用一切適當的資源產生最大的壓力。必須秘密，安全地執行這些行動，以使 USG 和美國的手被很好地隱藏起來。” 錯誤標誌特工聯絡了智利高階軍官，並告知他們美國將積極支援政變，但如果不發動政變，美國將撤銷所有軍事援助。 另外，中央情報局廣泛地支援了對艾倫德的黑人宣傳，主要是透過埃爾・墨丘裡奧進行的。還向阿連德的政治反對派提供了財政援助，並為組織罷工和動亂動搖了政府的穩定。到 1970 年，美國製造公司 ITT Corporation 擁有 Chitelco（智利電話公司）70％的股份，並且還資助了 El Mercurio。中央情報局使用 ITT 作為掩蓋阿連德反對派非法資金來源的手段。數年後的 1973 年 9 月 28 日，ITT 在紐約市的總部遭遇炸彈襲擊。

根據中央情報局終身特工傑克・迪瓦恩撰寫的一篇文章，儘管有廣泛報道稱中央情報局直接參與了政變的策劃和實施，但隨後公佈的訊息來源表明，美國政府的作用大大減弱。

4.2 英國

2020 年 9 月，記者約翰・麥克沃伊在《解密英國》上撰文稱，英國政府也干涉了智利的民主：

在哈羅德・威爾遜（1964-1970）的工黨政府領導下，外交部的一個秘密部門在智利發起了一場宣傳攻勢，旨在阻止智利社會主義領袖阿連德在 1964 年和 1970 年的兩次總統選舉中獲勝。

該部門 —— 資訊調查部（IRD）—— 收集旨在損害阿連德併為其政治對手提供合法性的資訊，並向智利社會中有影響力的人物分發材料。

IRD 還與美國政府分享了有關該國左翼活動的情報。聖地亞哥的英國官員協助了一家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媒體組織，該組織是美國推翻阿連德的廣泛秘密行動的一部分，最終導致了 1973 年的政變。

4.3 澳大利亞

1971 年 7 月，應中央情報局的要求，並經當時的自由黨外交部長威廉・麥克馬洪授權，在智利的澳大利亞大使館設立了澳大利亞秘密情報局（ASIS）站點。新當選的工黨總理高夫・惠特拉姆於 1973 年 2 月獲悉這一行動，並在幾周後簽署了一份檔案，下令結束該行動。然而，似乎最後一名 ASIS 特工直到 1973 年 10 月才離開智利，也就是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一個月後。在此期間，澳大利亞國內安全域性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的兩名官員在聖地亞哥擔任移民官員。未能及時閉鎖澳大利亞的秘密行動是 1975 年 10 月 21 日秘密情報局局長被解職的原因之一。該法案於 11 月 7 日生效，就在 1975 年澳大利亞憲政危機中，惠特拉姆總理因被指控中央情報局政治干預而被解職的四天前。

2021 年 6 月，前情報分析員克林頓・費爾南德斯宣佈，他正試圖透過爭取關鍵檔案的解密來證實澳大利亞參與政變的傳言。2021 年 9 月 10 日，政變 48 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解密檔案證實，麥克馬洪確實批准了中央情報局在智利開展秘密行動的請求。根據檔案，ASIS 在聖地亞哥設立了一個監視部門，作為中央情報局抹黑阿連德政府的更廣泛行動的一部分。

軍事行動

1973 年 9 月 11 日早上 6 點，海軍佔領了瓦爾帕萊索，在中央海岸戰略性地部署了船隻和海軍陸戰隊步兵，並關閉了廣播和電視網路。省長向阿連德總統通報了海軍的行動；總統立即帶著他的保鏢 “私人朋友小組”（GAP）前往總統府。到上午 8 點，軍隊已經關閉了聖地亞哥市的大多數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空軍轟炸了剩餘的現役電臺；總統收到的資訊不完整，他確信只有海軍的一個部門密謀反對他和他的政府。

阿連德總統和國防部長奧蘭多・萊特里埃爾無法與軍方領導人溝通。海軍司令、阿連德的忠實擁護者蒙特羅上將被單獨監禁；政變前，他的電話服務被切斷，他的汽車被蓄意破壞，以確保他無法挫敗反對派。海軍的領導權被移交給政變策劃者、蒙特羅上將的執行官何塞・托里維奧・梅里諾。陸軍將軍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和空軍將軍古斯塔沃・雷沒有接聽阿連德給他們的電話。武警部隊總指揮何塞・瑪麗亞・塞普爾韋達和調查警察局長（便衣偵探）阿爾弗雷多・霍伊尼昂特接聽了阿連德的電話，立即前往拉莫內達總統府。當國防部長萊特里埃爾抵達由帕特里西奧・卡瓦哈爾上將控制的國防部時，他作為政變的第一名囚犯被捕。

儘管有證據表明智利武裝部隊的所有分支都參與了政變，但阿連德希望一些部隊仍然忠於政府。阿連德深信皮諾切特的忠誠，他告訴記者，政變領導人一定是監禁了這位將軍。直到上午 8 點 30 分，當武裝部隊宣佈控制智利並罷免阿連德時，總統才意識到軍方叛亂的嚴重性。儘管沒有任何軍事支援，阿連德拒絕辭職。

大約 9 點，拉莫內達宮的卡賓槍騎兵隊離開了大樓。到上午 9 點，武裝部隊控制了智利，但首都聖地亞哥市中心除外。阿連德拒絕投降，儘管軍方宣佈，如果他拒絕被罷免，他們將轟炸拉莫內達總統府。社會黨和他的古巴顧問向阿連德提議，讓他逃到聖地亞哥南部的聖華金工業區，稍後重組並領導反政變；總統拒絕了這一提議。根據塔尼亞・哈默的說法，阿連德拒絕領導反對政變的叛亂，這證明了他透過非暴力手段實現變革的不懈願望。軍方試圖與阿連德進行談判，但總統拒絕辭職，理由是他有憲法義務繼續任職。最後，上午 10 時 30 分，阿連德發表了告別演講，向全國人民講述了政變以及他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拒絕辭去民選職務。

雷下令轟炸總統府，但被告知空軍的霍克獵手噴氣式飛機將需要 40 分鐘才能從康塞普西翁基地抵達。皮諾切特命令塞爾吉奧・阿雷亞諾將軍率領的裝甲和步兵部隊向拉莫內達總統府推進。當部隊前進時，他們在遭到棲息在屋頂上的 GAP 狙擊手的射擊後被迫撤退。阿雷亞諾將軍呼籲智利陸軍美洲獅直升機中隊指揮官提供武裝直升機支援，部隊得以再次推進。智利空軍飛機很快抵達為襲擊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透過轟炸宮殿），但守軍直到下午 2:30 才投降。最初的報道稱這位 65 歲的總統在與部隊作戰時死亡，但後來警方訊息稱他自殺了。

在阿連德自殺之前，他最後一次向全國發表講話，表達了對智利未來的希望，並希望人民保持堅強的意志，克服黑暗。他用自己的話說：“我的國家的工人，我對智利及其命運充滿信心。其他人將克服叛國佔上風的黑暗和痛苦時刻。請記住，不久之後，偉大的道路將再次開啟，自由人民將透過這條道路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智利萬歲！人民萬歲！工人萬歲！”

傷亡

政變後的頭幾個月，軍方殺害了數千名智利左翼人士，包括真實的和可疑的左翼人士，或強迫他們 “失蹤”。軍方在智利國家體育場監禁了 4 萬名政敵；在被折磨和殺害的失蹤者中，有美國公民查爾斯・霍爾曼和弗蘭克・特魯吉。1973 年 10 月，智利詞曲作者維克多・哈拉和其他 70 人在行刑隊 “死亡大篷車”（Caravana de la Muerte）的一系列殺戮中被謀殺。

政府在三年內逮捕了約 13 萬人；在軍政府成立的最初幾個月裡，死亡和失蹤的人數達到了數千人。

其中包括英國醫生希拉・卡西迪，她倖存下來，在英國宣傳智利侵犯人權的行為。被拘留者中包括空軍官員阿爾貝託・巴切萊特（未來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的父親）；他於 1974 年 3 月 12 日被折磨致死，右翼報紙《信使報》報道稱，巴切萊特先生在一場籃球賽後去世，理由是他的心臟健康狀況不佳。1975 年 1 月 10 日，米歇爾・巴切萊特和她的母親在格里馬爾迪別墅拘留和酷刑中心被監禁並遭受酷刑。

皮諾切特將軍在 1988 年公民投票中輸掉選舉後，多黨派真相委員會雷蒂格委員會於 1991 年報告了酷刑和拘留中心的位置，其中包括尊嚴之家、高桅帆船翡翠號和維克多・哈拉體育場。後來，在 2004 年 11 月，《巴雷奇報告》證實死亡人數不到 3,000 人，並減少了強迫失蹤案件的數量；但約有 28,000 人被捕、監禁和遭受酷刑。9 月 11 日的戰鬥直接導致 60 人死亡，儘管 MIR 和 GAP 在第二天繼續戰鬥。據報道，阿連德的衛隊（Grupo de Amigos Personales）共有 46 人被殺，其中一些人是在與奪取拉莫內達宮計程車兵作戰時被殺的。然而，一個在政變前後倖存下來的前 GAP 組織於 1999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稱，GAP 成員中無人在拉莫內達的戰鬥中喪生。來文方確認，當時 GAP 總共只有 50 名成員。關於 GAP 成員數量的相同資訊後來在一份學術出版物中得到了證實。

根據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2005 年的一本書，阿連德在古巴訓練的警衛在政變時將有大約 300 名受過精英突擊隊訓練的 GAP 戰士，但使用野蠻的軍事力量，特別是使用霍克獵手，可能會使許多 GAP 戰士無法採取進一步行動。在霍克獵手襲擊阿連德在托馬斯莫羅的住所期間，一些 GAP 成員就是這種情況。

根據民主回覆後準備的官方報告，在拉莫內達宮只有兩人死亡：總統阿連德和記者奧古斯托・奧利瓦雷斯（均自殺）。另有兩人受傷，安東尼奧・阿吉雷和奧斯瓦爾多・拉莫斯，兩人都是阿連德總統的隨行人員；據稱，他們後來在醫院被綁架並失蹤。2006 年 11 月，美聯社指出，政變期間有 15 名以上的保鏢和助手被帶出宮殿，至今下落不明；2006 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因兩人死亡而被起訴。

軍方有 34 人死亡：兩名陸軍中士、三名陸軍下士、四名陸軍列兵、兩名海軍中尉、一名海軍下士、四個海軍學員、三名海軍應徵入伍者和十五名武警。9 月中旬，智利軍政府聲稱其部隊在掃蕩阿連德支持者的行動中有 16 人死亡，100 人受傷，皮諾切特說：“遺憾的是，仍有一些武裝團體堅持襲擊，這意味著戰時的軍事規則適用於他們。” 一名新聞攝影師在試圖報道這一事件時也死於交火。1973 年 10 月 23 日，23 歲的陸軍下士本哈明・阿爾弗雷多・哈拉米約・魯斯在巴爾迪維亞阿爾奎韋山區的反叛亂行動中被狙擊手槍殺，成為第一個死亡者。1973 年 10 月，智利軍隊在與 MIR 游擊隊和 GAP 戰士的各種衝突中有 12 人喪生。

雖然政變期間戰鬥中的死亡人數可能相對較少，但由於持續的抵抗，智利安全部隊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有 162 人死亡，數萬人在政變期間被捕並被關押在國家體育場。政變後的幾年裡，估計有 40,000 名智利人在皮諾切特政權下遭受酷刑。

阿連德之死

阿連德總統在政變期間死於拉莫內達宮。軍政府正式宣佈他是用菲德爾・卡斯特羅送給他的步槍自殺的，拉莫內達宮醫務室的兩名醫生表示他們目睹了自殺，屍檢顯示阿連德的死亡是自殺。政變的主要煽動者之一，海軍中將帕特里西奧・卡瓦哈爾聲稱 “阿連德自殺了，現在已經死了。” 總統的醫生之一帕特里西奧・吉洪作證說，他目睹阿連德坐在沙發上用步槍射中下巴。

當時，阿連德的支持者中很少有人相信阿連德自殺的解釋。阿連德的屍體於 2011 年 5 月被挖掘出來。阿連德家族成員要求挖掘屍體，包括他的女兒伊莎貝爾，她認為父親的死亡問題是 “對科學情報的侮辱”。進行了科學屍檢，屍檢小組於 2011 年 7 月 19 日一致認定阿連德是用 AK-47 步槍自殺的。該團隊由國際法醫專家組成，以確保獨立評估。

然而，2011 年 5 月 31 日，智利國家電視臺報道稱，在一名前軍事司法官員的家中發現了阿連德死亡的絕密軍事記錄。這份 300 頁的檔案是在 2010 年智利地震中房屋被毀時才被發現的。在審閱了這份報告後，兩名法醫專家告訴智利國家電視臺，“他們傾向於得出阿連德是被暗殺的結論。” 兩名法醫學家表示，他們認為阿連德在 AK-47 之前是被小口徑武器槍殺的。一位專家路易斯・拉瓦納爾指出，他的衣領、毛衣和喉嚨上沒有血跡，這表明他在死後被別人用 AK-47 射擊。

阿連德的遺孀和家人逃離軍政府，流亡到墨西哥，在那裡呆了 17 年。

後續

8.1 新政權建立

9 月 13 日，軍政府解散了國會，取締了人民團結聯盟的政黨，並宣佈所有政治活動 “休會”。軍政府控制了所有媒體，包括阿連德試圖用來向全國發表最後演講的廣播電臺。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智利人在阿連德講話時真正聽到了他的最後一句話，但軍政府保留了講話的文字記錄和音訊。智利學者莉迪亞・巴爾特拉詳細描述了軍方如何控制媒體平臺，並將其變成自己的 “宣傳機器”。軍方接管後，僅有的兩家報紙被允許繼續出版，分別是《信使報》和《第三小時報》，這兩家報紙在阿連德時期都是反阿連德派。獨裁政權對左翼觀點的壓制超越了媒體，延伸到 “每一個表達對政權任何抵抗的話語”。一個例子是民謠歌手維克多・哈拉的折磨和死亡。軍政府在政變後的幾天內拘留了哈拉。他和其他許多左翼分子一起被關押在國家體育場，即首都聖地亞哥的智利國家體育場。起初，軍政府試圖透過壓碎他的手來讓他閉嘴，但最終他被殺死。政變發生後，軍方立即要求電視主持人唐・弗朗西斯科報道事件。唐・弗朗西斯科拒絕了這一提議，鼓勵與他接觸的上尉親自擔任記者。

最初，軍政府有四位領導人：除了陸軍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外，還有空軍的古斯塔沃・雷・古斯曼將軍；海軍上將何塞・托里維奧・梅里諾・卡斯特羅 （接替憲政主義者海軍上將勞爾・蒙特羅）；智利國家警察局局長塞薩爾・門多薩・杜蘭（接替憲政主義者局長何塞・瑪麗亞・塞普爾韋達）。政變領導人很快決定不實行輪值總統制，並任命皮諾切特將軍為軍政府的永久首腦。

政變後的幾個月裡，軍政府在歷史學家貢薩洛・比亞爾和海軍上將帕特里西奧・卡瓦哈爾的著作下，出版了一本名為《智利政府更迭白皮書》的書，試圖為政變辯護，聲稱他們實際上是在預測阿連德政府或其同夥據稱正在準備的自我政變（所謂的澤塔計劃或 Z 計劃）。歷史學家彼得・溫表示，中央情報局在捏造陰謀和向智利和國際媒體出售陰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後來被官方認定為政治宣傳的產物，但貢薩洛・比亞爾指出，所謂的 Z 計劃與人民團結黨的其他現有準軍事計劃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以支援其合法性。

9 月 13 日的一份檔案顯示，當時哈伊梅・古斯曼已經受命研究制定新憲法。獨裁政權的首批措施之一是成立國家青年辦公室（SNJ）。這是在 1973 年 10 月 28 日完成的，甚至在 1974 年 3 月軍政府發表《原則宣言》之前。這是動員民間社會同情者支援獨裁政權的一種方式。

8.2 持續暴力衝突

《第三者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張照片，顯示了在康塞普西翁戰鬥中被俘的奎裡奎納島營地的囚犯。這張照片的標題指出，其中一些被拘留者是 “人民團結” 的 “當地老闆”，而另一些人是 “用槍支襲擊武裝部隊的極端分子”。這張照片於 2013 年在《起訴者》上轉載，其中包括阿連德任命的康塞普西翁省最高長官費爾南多・阿爾瓦雷斯（一個月後被處決）的 “地方老闆”；以及戰鬥中的 “極端分子”，即 MIR 創始人之一、康塞普西翁大學教授馬塞洛・費拉達・德・諾利。

這與康塞普西翁報紙和廣播中關於武裝部隊活動的報道是一致的，這些報道在 9 月 11 日至 14 日期間多次提到與 “極端分子” 的衝突。科洛科洛的阿隆索・德・埃爾西拉酒店和聖馬丁街周圍發生了夜間小規模衝突，距離陸軍和憲兵行政總部一個街區。最近發表的關於康塞普西翁衝突的證詞為目擊者對這些行動的沉默提供了幾個合理的解釋。

除了政治領導人和參與者，政變還影響了許多普通的智利公民。數千人死亡、失蹤和受傷。由於他們國家的政治不穩定，許多人搬到了其他地方。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一樣，成為許多智利公民的主要避難所。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之後的幾個月裡，透過一項名為 “智利特別運動” 的行動，7000 多名智利人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這些難民現在被稱為智利加拿大人，人數超過 38,000。

美國對政變的看法繼續引發爭議。從 2014 年末開始，應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卡爾・萊文的請求，位於華盛頓特區國防大學的美國南方司令部威廉・J・佩裡半球防禦研究中心（CHDS）一直在接受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的調查。內部國家安全告密者的投訴包括，該中心在知情的情況下保護了一名來自智利的 CHDS 教授，該教授是皮諾切特的前高階顧問，此前他加入了國家情報局 / DINA 恐怖組織（1976 年，該組織在華盛頓特區襲擊了一名前智利外交部長，導致兩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國人）。佛蒙特州民主黨參議員派屈克・萊希是《萊希法》的作者，該法禁止美國援助侵犯人權的軍事單位和外國安全部隊成員，他說：“有報道稱，NDU（國防大學）僱傭了有侵犯人權歷史的外國軍官，包括對平民的酷刑和法外處決，這令人震驚，令人反感。”

9 月 11 日被監禁的祖國與自由黨軍事組織領導人羅伯託・蒂埃梅對政變的暴力程度感到震驚。儘管他是人民團結的堅定反對者，但他本以為政變會更乾淨。

8.3 國際反應

阿根廷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譴責政變，稱其為 “大陸的致命事件”。政變前，庇隆曾警告他的追隨者中更激進的人保持冷靜，“不要像阿連德那樣行事”。阿根廷學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智利大使館抗議政變，其中一部分人高呼他們 “準備穿越安第斯山脈”（dispuestos a cruzar la cordillera）。

8.4 法律影響

一些涉及與古巴貿易的貨物運輸受到了政府政策決定的影響，隨後，根據古巴法律，履行作為運輸交付基礎的貿易合同是非法的。智利公司 IANSA 從古巴商業實體 Cubazukar 購買了糖，幾批貨物處於運輸和交付過程的不同階段。涉及的船隻包括：

長灘號（在智利的交付正在進行中，但在船離開前沒有完成）
大理石島號（該船正在前往智利的途中，但被改道至其他地方）
宙斯盾號（在貨物裝載之前取消了租賃）

航運合同使用到岸價貿易條款。IANSA 起訴 Cubazukar 未交貨。（英格蘭）高等法院裁定，IANSA 有權就長灘號貨物未交付的餘額獲得損害賠償，並有權要求退還為大理石島號貨物支付的價款。雙方隨後的上訴均被駁回。關於宙斯盾號的運輸，合同受挫，因此 Cubazukar 沒有違約。

8.5 中情局解密檔案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於 2000 年 11 月 13 日公佈了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有關智利 70 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檔案。檔案中顯示，美國情報機構在智利 1973 年發生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政變發動者皮諾切特。美國在智利 1973 年 9 月 11 日軍事政變的前 3 週，決定拿出 100 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於美國情報機構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後選擇自我了斷。

而在此前不久，美國中情局也在國會授權下先後兩次解密了關於美國在智利 70 年代政壇動盪中的所作所為。在近期內最先解密的一批檔案內容曾顯示，皮諾切特執政時期智利秘密警察機構 (DINA) 的頭目曼紐爾・康特雷拉斯曾在 1974 年至 1977 年期間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機密情報，美方曾為此於 1975 年向他支付了一次性酬金。而康特雷拉斯也正是在皮諾切特 1973 年發動血腥軍事政變後的第二年開始為美國中情局效勞的。1973 年，皮諾切特推翻了當時的民選總統後上臺執政，在隨後的 5 年時間裡，康特雷拉斯迅速成為皮諾切特的親信人物，並擔任智利國家安全部門領導人，位高權重。有媒體形容，他在智利的地位和人們對他的懼怕程度僅次於當時的總統皮諾切特。1976 年，康特雷拉斯策劃了對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外交部長、皮諾切特的政敵奧爾蘭多・萊特利爾的謀殺計劃，並因此在 1993 年被判處 7 年有期徒刑。而就在謀殺案發生一年後的 1977 年，美國也中斷了與康特雷拉斯的聯絡。

中情局在解密有關檔案後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他們與康特雷拉斯保持聯絡若是被人發現，那將使人們產生 “中情局參與了智利獨裁統治” 的印象，但 “為了完成中情局的使命”，他們也只能冒此風險。報告還矢口否認了尼克遜時期美國政府插手皮諾切特軍事政變。但根據以往解密的檔案內容顯示，1970 年代尼克松政府的確捲入了發生在智利的推翻民選總統的行動，並為謀殺外長萊特利爾提供了資助。

據一位常駐華盛頓的英國記者表示，這些相繼解密的檔案進一步說明瞭為什麼美國在皮諾切特軍事鎮壓期間對其視而不見，因為 “他們對那裡的情況瞭如指掌”。在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期間，智利國內許多人士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他們在皮諾切特的鐵腕政策下，有的被殘忍殺害，有的神秘消失，有的被流放到國外。而發生在當時 9 月的一次屠殺中，有近 5,000 名民選總統的支持者被殺害。

中情局一位發言人在公佈這些檔案時說，中央情報局的一切秘密行動都是 “按照白宮和情報機構政策協調委員會的指令” 進行的。而白宮在這些解密檔案公佈當天發表的一項宣告中也承認，“美國政府在這一時期同意採取的行動加劇了（智利）國內政治的分化，從而影響了智利民主選舉和法治的正常進行”。

紀念

政變的紀念活動與關於其因果關係的相互競爭的敘述有關。批評者和支持者以各種方式紀念政變。

1975 年 9 月 11 日，皮諾切特點燃了自由之火（Llama de la Libertad）以紀念政變。這團火焰於 2004 年熄滅。聖地亞哥普羅維登西亞的新普羅維登西亞大道於 1980 年更名為 9 月 11 日大道。在政變 30 週年之際，裡卡多・拉戈斯總統為莫蘭代街 80 號進入拉莫內達宮的入口揭幕。該入口在轟炸後獨裁政權對大樓進行維修時被封閉。

9.1 四十週年

2013 年政變 40 週年特別激烈。那年，9 月 11 日大道的名稱被改為原來的新普羅維登西亞大道。智利治安法官協會於 2013 年 9 月初發表公開宣告，承認法官過去不願意保護那些受到獨裁迫害的人。2013 年 9 月 11 日，數百名智利人在聖地亞哥街頭裝死，紀念被獨裁政權 “失蹤” 的人。

中左翼反對派拒絕參加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右翼政府組織的紀念活動，而是組織了一場單獨的活動。社會黨的奧斯瓦爾多・安德拉德解釋說，出席對方的活動是不可行的，因為皮涅拉政府 “擠滿了獨裁政權的被動同謀”。一些右翼政客也拒絕了邀請。總統候選人米歇爾・巴切萊特計劃花一天時間參觀記憶與人權博物館。皮涅拉總統發表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演講，譴責 “被動同謀”，如故意改變或遺漏真相的新聞記者，以及拒絕本可以挽救生命的憲法權利保護令的法官。在皮涅拉的演講中，那些知道事情或本可以知道事情但決定保持沉默的人也被批評為被動的同謀。

智利舉辦了一些新電影、戲劇和攝影展，以揭示獨裁政權的虐待和審查。2013 年出版的關於這一主題的新書數量之多，構成了編輯熱潮。記憶與人權博物館還展示了一系列解密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和白宮記錄，說明了美國在獨裁和政變中的作用。還舉行了關於政變問題的會議和研討會。2013 年，智利電視臺播出了關於政變和獨裁統治的各種系列節目和對政治家的採訪。

9.2 五十週年

在 2023 年政變 50 週年之前，喬・拜登政府領導下的美國終於解密了尼克松總統 1973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與智利有關的每日簡報。9 月 8 日的檔案寫道：“收到了一些報告…… 表明可能會發生早期軍事政變。密謀推翻政府的海軍人員現在聲稱得到陸軍和空軍的支援。” 它還指出，極右翼準軍事組織祖國與自由 “一直在封鎖道路，挑起與國家警察的衝突，加劇了持續罷工和反對派政治行動造成的緊張局勢。阿連德總統本週早些時候表示，他相信如果他不改變經濟和政治政策，武裝部隊將要求他辭職。”

在週年紀念日的前一週，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博裡奇與四位在世的前總統愛德華多・弗雷・魯伊斯 - 塔格萊、裡卡多・拉戈斯、米歇爾・巴切萊特和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共同簽署了一份題為 “承諾：為了民主，永遠” 的宣言，指出智利應該 “以更多的民主來應對民主的挑戰”，並應該捍衛和促進人權。但右翼反對派稱其 “有偏見”，並拒絕簽署。

在紀念日當天，博裡奇、巴切萊特和許多世界領導人，包括墨西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葡萄牙的安東尼奧・科斯塔、哥倫比亞的古斯塔沃・佩特羅、玻利維亞的盧喬・阿爾塞和烏拉圭的路易斯・拉卡列・波烏出席了在拉莫內達總統府舉行的紀念政變及其後果的紀念活動。其他出席的還有烏拉圭前總統何塞・穆希卡和 “討伐體制樂團” 吉他手湯姆・莫雷洛，他說美國對政變 “負有責任”。

在紀念活動上，博裡奇總統表示：

政變或侵犯持不同觀點者的人權從來都是不正當的。必須明確指出，政變與隨後發生的事件密不可分。侵犯智利男女人權的行為從政變那一刻起就開始了… 這是一個獨裁政權，直到最後… 和解不是透過（保持）中立或距離來實現的，而是透過明確地與恐怖的受害者站在一起來實現的。親愛的同胞們，和解並不意味著試圖將受害者和肇事者之間的責任等同起來。

調查顯示，60% 的受訪智利人對紀念活動不感興趣，而另一項民意調查稱，近 40% 的人認為皮諾切特使國家 “現代化”。其他資料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智利人認為政變是正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