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瘟疫史

本條目記錄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稱傳染病大流行。對於古代，傳染病及病原體往往由於年代久遠、史料簡略、病原體變異和滅絕，從而難以考證，僅能大致推測。近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多種已知的最著名傳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亂、流感、冠狀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遠古時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 “蟲”、“蠱”、“瘧疾”、“疾年” 等文字的記載。至於 “癘” 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元始二年（2 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王莽天奉三年（16 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後漢書・王莽傳》）

王莽地皇三年（22 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建武二十五年（49 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

元初六年（119 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 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 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 年）“正月，大疫。”

建寧二年（169 年）“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建寧四年（171 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 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 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 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 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

建安十三年（208 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 “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 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汙染…… 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 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臺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 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 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烏五年（242 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兩晉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 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書・五行志》）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 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芩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資治通鑑》）

永嘉年間（307 年─312 年），戰亂頻仍，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 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紀》）

義熙元年（405 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 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 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 年）六月，太白犯輿鬼，佔曰：“民大疫，死不收，” 其年 “普天大疫。”

建元元年（479 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天監二年（503 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

天監十四年（515 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 “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 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 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 “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鹹憤怨”，這年三月，士兵 “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裡。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 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

太建六年（574 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鹹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

隋朝

開皇十年（590 年），首都長安發生小規模瘟疫。

大業八年（612 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北史・隋本紀》）

唐朝

垂拱三年（687 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舊唐書・中宗紀》）

景龍元年（707 年），“丁未，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新唐書・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 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 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 年）……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塚南廣利原，鋒鏑才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廣明元年（880 年），“庚子，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舊唐書・僖宗紀》）

宋朝

北宋慶曆八年（1048 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元祐四年（1089 年），杭州因乾旱，引發大疫。

紹興元年（1131 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 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鹹淳七年（1271 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 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 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旋即於閏三月大疫。

遼、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1232 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 50 天內有 90 萬人病歿。“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 當時汴京有城門 12 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 2 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 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 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 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 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紀，“至正四年，旱蝗，大飢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注：是否歿於黑死病需援引文獻。歐洲黑死病始於～1346-1352 年，其後至 1370 年代期間再發 5 次。太祖 17 年是 1357 年，故即使是黑死病，應該是再發，非首發】），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亞、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帳汗國（札尼別的軍隊）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市時，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細菌至歐洲各處，造成 1347 年起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 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癥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鼠疫大流行。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記載的大頭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西元 6 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 世紀歐洲爆發的 “黑死病” 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死亡總人數佔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有研究認為黑死病是由蒙古軍隊和商隊沿著絲綢之路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 1855 年的雲南地區，正值中國清朝後期。

景泰六年（1455 年），南京等地 “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 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

成化七年（1471 年），京城大疫，詔 “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

成化十二年（1476 年），福建延平府 “疫癘之餘，盜復竊發”

嘉靖初年（1521 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 “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北京 “時疫太甚，死亡塞道。” 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

萬曆八年（1580 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 26 記載，潞安 “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 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佈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

崇禎六年（1633 年），山西出現爆發 “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滅亡。

崇禎 “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八年（1635 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
崇禎十年（1637 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 “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 “大瘟，…… 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 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1641 年），順德府（今邢臺）、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屍處處枕藉。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 “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順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光緒《撫州府志》卷 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靈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連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縣誌》）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棗陽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強大疫。（《清史稿》）

鹹豐五年（1855 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

同治元年（1862 年），“太平天國” 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 “第四次霍亂大流行” 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 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餘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 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 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 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 年）秋，北京有大疫，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1855 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 1000-1500 萬人死亡。

光緒二十年（1894 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並造成大流行，與 1855 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宣統二年（1910 年），東北爆發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 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 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 “第六次霍亂大流行” 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 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1919 年、1926 年、1932 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爆發過大規模的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 “第六次霍亂大流行” 疫情。

1930 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全國檢疫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張家口鼠疫（1949 年）：死亡 75 人。

亞洲流感（1957 年 - 1958 年）：首發於貴州，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全球共有 100 萬 - 400 萬人死於該病毒（H2N2）。

流腦大流行（1966 年 - 1967 年）：疑似首發於廣東省陽春縣，文革期間紅衛兵進行全國大串聯致使疫情擴散至全國，共造成 16 萬餘人死亡。

香港流感（1968 年 - 1969 年）：首發於英屬香港，中國大陸疫情嚴重，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全球共有 100 萬 - 400 萬人死於該病毒（H3N2），且該病毒是此前 H2N2 亞洲流感病毒的變種（抗原移型）。

脊髓灰質炎（1955 年 - 2000 年）：俗稱小兒麻痺症，1955 年江蘇南通首先爆發大規模疫情，全市 1680 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並有 466 人死亡。此後中國大陸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有 2 萬 —4.3 萬例。

1959 年，顧方舟等人前往蘇聯，獲得了美國（阿爾伯特・沙賓）及蘇聯的疫苗樣本；
1960 年，顧方舟等人生產出 “沙賓型” 脊髓灰質炎疫苗，後於 1962 年改進為口服型 “糖丸”；
2000 年，中國衛生部門和世界衛生組織確認中國已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

乙型肝炎（1970 年代起）：1970 年代初，中國大陸乙肝出現大規模爆發，1980 年代至 1992 年，全國約有 1.2 億名乙肝病毒（HBV）攜帶者，佔當時全球 HBV 攜帶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負擔最嚴重的國家，乙肝也被稱為 “中國第一病”。截止 2018 年，中國乙肝病毒攜帶者人數降至 7000 萬例，每年乙肝導致數十萬人死亡，主要由於乙肝導致的肝硬化和肝癌。

1972 年，北京醫學院副院長漢斯・米勒（原籍德國，後加入中國籍）、陶其敏等人開啟了中國大陸的乙肝研究，並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學習。
1975 年，陶其敏等人瞭解到美國默克藥廠的莫里斯・希勒曼所進行的人血滅活乙肝疫苗工作，並於同年研製出中國大陸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7571 疫苗”）。
1989 年，美國默克藥廠（默沙東）將重組酵母乙肝疫苗的技術轉讓給中方，收取 700 萬美元作為培訓和勞務成本，此外不再收取專利費和利潤。
1993 年，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製品的重組酵母乙肝疫苗車間投產，中國大陸成功生產出第一批 “基因工程” 乙肝疫苗。

事故。

1988 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 年）：310,746 人感染、47 人死亡。

SARS 事件（2002 年 - 2003 年）：全球共有 774 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大陸有 349 人死亡。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2009 年 - 2010 年)：全球共有 15,934 個病人死亡，其中中國有 648 人死亡。

COVID-19 疫情（2019 年 - 2023 年）：全球死亡人數(11\10\\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