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1951 年）“五反”（1952 年）運動是 1951 年至 1952 年間，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的兩場以 “反腐敗”、“反貪汙” 等為名義的政治運動。運動期間較為著名的口號包括 “打老虎”、“打蒼蠅” 等。1963 年，中共高層第二次發動了 “五反運動”，與 “四清運動” 並行。

“三反運動” 鬥爭矛頭指向共產黨內部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各級部門，其目的在於透過肅清和懲戒一切貪汙腐敗分子的辦法，消除中共取得政權後幹部中出現的拜金主義和權力尋租，避免重蹈歷史上農民起義軍進城後迅速瓦解、失敗的覆轍。“五反運動” 則是因為三反運動在進行中，尋找貪汙腐化根源的過程中，共產黨人將矛頭指向了促使眾多幹部腐化的私人工商業階層，其中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共認為，私人工商業者對幹部行賄，騙取國家財產，於是需要在工商界開展整肅運動。這場運動主要在工商業相對發達的上海等地進行。

三反五反運動確立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該運動亦對上海、天津、重慶等地區的經濟狀況造成了一定衝擊，造成了諸多冤假錯案，有許多資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殺，亦有許多人士被處決或折磨致死，中國大陸資產階級走向消亡。僅在上海一地，從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 876 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 10 人以上。鄧小平等人發現在運動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並致電中共中央；最終，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三反五反運動於 1952 年 10 月結束。

運動定義

1.1 “三反” 運動

“三反” 為：

反貪汙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

1.2 第一次 “五反” 運動

“五反” 為：

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
反偷工減料
反盜騙國家財產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1.3 第二次 “五反” 運動

1963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釋出《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這個運動。從此，“五反” 運動在全國部分城市逐步展開。

歷史發展

“三反” 運動始於 1951 年末的東北地區，其主要目標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前中國國民黨黨員及無黨派官員。“三反運動” 開始後，各地「奸商」行賄、逃稅、勾結腐蝕共產黨幹部的資訊開始在報紙上出現，一些工商業人士開始響應政府號召，寫坦白信和檢舉信。此後，一些城市開始進行 “四反運動”（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力、反偷漏稅），上海工商聯組織「四反運動委員會」，成為 “五反” 運動的前奏。

“五反” 運動始於 1952 年 1 月，其主要目標為國內的資產階級。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澤東轉發了北京市委《關於在工商界中爭取多數，開展「五反斗爭」的報告》，“五反運動” 由此開始陸續在全國展開。

1952 年 2 月 5 日，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做「五反運動」動員報告，嚴厲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對黨和政府猖狂進攻」。隨後《大公報》受命發表訊息批評上海工商聯對運動領導的軟弱無力，軍管當局公佈漢口路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之機，囤積西藥，行賄官員，以劣藥充抵合格品的罪行，激起民憤。

自此開始，上海「五反運動」由上海市委增產節約委員會工商組主持領導，工商聯及其大小資本家威信喪失，報刊開始鋪天蓋地的刊登檢舉揭發信件，上海開始逮捕工廠經理、市面經理、商店經理、行商掮客等工商界人士。

運動影響

3.1 官方描述

人民網文章認為：“三反”、“五反” 運動 “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並且 “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3.2 經濟衝擊

華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自 “三反” 以來，商業批發減少一半，運輸減少四成，銀根緊，市場交易不暢，糧食成交下降達一半，生產下降，稅收減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給中央的報告裡訴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

重慶一些工廠商店歇業停工，鋼鐵、機器、建築、捲菸、針織等業目前均極度困難，生產停頓，累計有兩萬工人失業。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向中共中央發去措辭嚴厲的電報，指出重慶很多市民已陷入無食缺食之境地，開始對 “三反五反” 運動表示不滿。

而上海 “三反” 以來，失業工人增至十三萬人，比 1950 年初經濟形勢最糟時還嚴重。事實上，直到 1952 年底，因運動導致的經濟形勢惡化尚未好轉。打貪汙得到退賠和 “五反” 得到的退補，還不夠堵運動造成的窟窿。

3.3 死亡人數

3.3.1 自殺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出現大量冤假錯案，部分地區動用各類私刑逼供，包括打人、罵人、捆人、戴高帽子、掛牌、罰站、罰跪、刮鼻子、加手銬、坐老虎凳、不準睡覺、火筷烙手等，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或自殺。1957 年 5 月 22 日，“反右運動” 前夕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 “三反”、“五反”、“肅反” 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即 “成立平反委員會” 的主張，但遭到中共高層批判。 羅隆基隨後被毛澤東劃為右派，於 1965 年逝世，且在撥亂反正期間依然未獲改正。

僅上海市一地，從 1952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受迫害而自殺者達 876 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 10 人以上，其中有很多商人和資本家是全家多口人一起自殺。上海及華東在滬一些單位因 “逼、供、信”，僅 3 月 13 日至 23 日的 10 天時間裡，就造成 60 人自殺。
據廣東省 1952 年 3 月初統計，至 3 月 7 日，全省已發生 69 起自殺事件，39 人死亡；另據統計，僅廣州市委系統，就有 33 人自殺。
據江蘇蘇北區委 1952 年 6 月統計，“打虎” 追贓中自殺死亡 39 人，逃跑 33 人；而截止到 1952 年 2 月 19 日，江蘇南京市自殺者 26 人，其中 12 人自殺未遂，還有八人的家屬自殺。
四川江津地區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 58 人自殺。
山東青島市大搞 “逼、供、信”，“據全市不完全統計，打死與自殺已死者達 172 人。” 僅青島紡管分局、四方鐵路機車廠、港務局、對外貿易局、衛生局等五單位就有 54 人被打死或自殺，另有 50 人自殺未遂，還有 26 人被打致殘。

部分受迫害而自殺的知名人士包括：

鄧小平的連襟樂少華在 “三反” 運動中被錯誤批判，1952 年 1 月 15 日，樂少華在寓所內自殺身亡。
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被 “運動” 後，於 2 月 8 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於 1952 年 4 月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裡兩天後，於 4 月 21 日跳樓自殺。

3.3.2 處決

三反五反運動中，有部分人士被判死刑，遭到處決。1952 年最初透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擬定貪汙 1500 萬元人民幣（合新人民幣 1500 元）即可處死刑，但後來據彭真報告，貪汙這個數目的幹部太多、範圍太寬，恐怕殺絕中級幹部，故改為貪汙 3000 萬元（合 3000 元新人民幣）者處死刑，但彭真認為該底線依然過低（據報告，貪汙 1 億元以上者也大有人在），於是在透過此條例時附帶了一個說明：“究竟貪汙數目多少可處死刑，請毛主席決定。” 但毛澤東根據各方面報告，發現貪汙十億八億甚至幾十億元者，還是大有人在，為避免大開 “殺戒” 影響人心、危及政權，故最終出臺的《懲治貪汙條例（1952 年 4 月）》只規定將貪汙 1 億元以上（舊人民幣）且情節特別嚴重者（譬如有反毛思想言行者）處以死刑。在 “三反” 運動中被判處有期徒刑的貪汙犯 9942 人，判處無期徒刑的 67 人，判處死刑的 42 人（死緩 9 人）。

1952 年 2 月 10 日，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被槍斃（參見：劉青山張子善案）。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還沒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劉、張二人從遭逮捕、受審判到獲刑均無相關法律依據或現成的案例可以參照，死刑由毛澤東拍板、黨員幹部投票支援。周鯨文認為，劉青山主要是因反黨反毛而被槍斃，其他貪汙數目更高的成百上千人都免於被處死，譬如對於只貪汙而擁毛者，沒收其貪汙款項，給以輕微處罰了事。張鳴認為，反腐敗無疑是應該的，也是任何一個政權都必須做的事情，但像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一樣，以運動非法制的方式反腐敗，卻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於利的。

3.4 其它影響

南三行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辦者陳光甫 1949 年後先到香港觀望中國政局的發展，1952 年三反五反運動時明確拒絕共產黨的北上邀請、確定留在香港，繼續經營在香港註冊的上海商業銀行，後又定居臺灣直至去世。
知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顧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
張愛玲目睹 1951 年的武訓傳批判運動和 1952 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後，於 1952 年 7 月拒絕夏衍的挽留、赴香港 “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