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

普布利烏斯・科爾奈利烏斯・塔西佗（Publius 或 Gaius Cornelius Tacitus，也譯作塔吉突士，），羅馬帝國執政官、雄辯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文體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歷史》和《編年史》等等，從 14 年奧古斯都去世，提比略繼位，一直寫到 96 年圖密善逝世（現存有殘缺）。

生平

塔西佗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他生活時代的材料和資訊，但很少有他個人生活的記載，甚至他的名字都不清楚，可能叫普布利烏斯也可能叫蓋伊烏斯，對他生平的瞭解只是從他作品中偶爾透露的少量資訊、他的朋友的書信以及小普林尼對他的讚譽、和一些碑文中整理出來的。

塔西佗生於 56 年或 57 年，出生於外省一個羅馬騎士家庭，可能是義大利北部或西班牙，在有些信件中他的名字叫斯道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另一些作品中叫蓋伊烏斯，但在他主要的作品中都叫作普布利烏斯。（還有的學者認為他叫撒克斯佗斯，但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

從他在政界被提升的經歷看，他的家族可能屬於索爾奈利烏斯家族的旁支，但所有索爾奈利烏斯家族的人都沒有姓塔西佗的，古老的家族在羅馬共和國的爭戰中基本都被消滅了，塔西佗認為自己的家族屬於和弗拉維王朝的皇帝們同一血統，他的家族是否為自由人的後代還很成問題，因為許多羅馬元老和騎士都並不是自由人的後代。

他的父親可能是索爾奈利烏斯・塔西佗，這位塔西佗曾經是日耳曼尼亞的地方官，他的一個兒子曾經被老普林尼引用作為生長和成熟迅速，過早死亡的畸形的例子。這個兒子當然不會是歷史學家塔西佗，但塔西佗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或侄子。由於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之間的友誼，說明這兩個家族可能地位比較相當，都是外省比較富裕的家庭。

塔西佗家族的具體來源不太清楚，塔西佗和來自高盧西南的納爾榜南西斯省的執政官格奈烏斯尤利烏斯・阿格里科拉的女兒結婚，這意味著他的家族可能也是來自納爾榜南西斯省。塔西佗的作品《對話集》是註明 “獻給法比烏斯・尤斯佗斯” 的，而法比烏斯・尤斯佗斯是來自西班牙的，這意味著塔西佗可能和西班牙也有關係。他和來自義大利北部普林尼家族的密切關係，說明他也有來自義大利北部的可能。所有這些資訊都並不能確切說明塔西佗的出生地。沒有明顯的證據說明普林尼家族的朋友們熟悉塔西佗，普林尼的書信中也沒有任何說明他們來自同一省的蛛絲馬跡。但有一封信明確地說有人問塔西佗是義大利人還是外省人，還同時問他是塔西佗還是普林尼，但回答是含混的，既然普林尼是義大利人，塔西佗很可能是外省人，非常可能是納爾榜南西斯省人。

塔西佗善於雄辯，並且同情對抗羅馬法律的蠻族人，再加上他的出生地，也很有可能塔西佗是凱爾特人的後代，凱爾特人在羅馬人到來之前一直佔據著高盧，並以善於雄辯而聞名。

塔西佗年輕時為了將來從事政治或法律事業，曾在羅馬學習修辭學，和普林尼一樣可能是師從著名的修辭學家昆體良。在 77 年或 78 年，他和朱利婭・阿格里科拉結婚，他的家庭生活沒有什麼記載，只是可能他喜好遊獵和戶外活動。他從事政治生涯可能是在弗萊維尼斯王朝第一個皇帝維斯帕先時代開始，成為元老；到了提圖斯皇帝時代大約在 81 年或 82 年他成為財政官；此後在政界他一路順風，公元 88 年成為行政長官，同時是一個負責預言書和世俗運動會的類似教士團組織的成員。他已經成為一個出名的律師和雄辯家，有趣的是他的公開演說才能和他的姓很不相稱，“塔西佗” 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 “靜默”。

從大約 89 年到 93 年，他在外省工作，也許是指揮一個羅馬軍團，也許是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不過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並使他產生強烈的反對獨裁暴君的情緒，這些情緒一直貫穿在他的著作中。在公元 97 年，皇帝涅爾瓦在位期間，他被選為執政官。在此期間，由於他在拒絕擔任皇帝的前日耳曼總督維基尼烏斯・魯富斯的葬禮上發表的演說，他作為演說家的聲望達到了頂峰。

第二年，他寫作了《阿格里科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後來他就從政壇中消失了一段時間，直到公元 100 年，皇帝圖拉真在位期間，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發非洲總督馬裡烏斯・普里斯庫斯腐化，普里斯庫斯被證實有罪，幾天後普林尼寫到塔西佗 “運用了他全部的雄辯才能”。

在後來他脫離政壇的一段時間內，他寫了最重要的兩部作品：《歷史》和《編年史》。根據在土耳其發現的碑文記載，112 年或 113 年，他擔任了羅馬帝國亞細亞省總督。《編年史》中記載 116 年他的生命 “到此結束”，但可能他到 125 年才去世。他是否有孩子是一個未知數。《奧古斯都歷史》記載後來 275 年在位的羅馬皇帝塔西佗是他的後代，但《奧古斯都歷史》一書中有許多虛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著作

目前塔西佗只有 5 部作品的大部分片段存留下來，成書年代只是估計：

《阿格里科拉傳》（De vita Iulii Agricolae）
《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
《對話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
《歷史》（Historiae）
《編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

《歷史》只留存下五卷，第五卷只保留下 26 章，全書可能有 12 卷或 14 卷。保留下來的部分從公元 69 年選舉皇帝加爾巴去世開始，到 70 年，第五部有一部分寫到猶太人起義，是當時羅馬人如何看待猶太人的非常有價值的歷史記錄。這部書可能應該寫到 96 年 9 月 18 日弗萊維尼斯王朝結束。

《編年史》是塔西佗最後的作品，從 14 年奧古斯都去世寫起，可能應該到 68 年 6 月尼祿去世，和《歷史》銜接上，應該有 16 卷，但目前第 7 到第 10 卷已經不存在，第 5、6、11、16 各卷也有缺失。第 16 卷只儲存到 66 年，後半卷缺失。奧古斯都以前的歷史是否塔西佗另有專著也不得而知。

《日耳曼尼亞志》是一部人種學的著作，描述了羅馬帝國以外的日耳曼民族的情況，開始 27 章他們一般的法律、風俗、地理情況，接下來從最接近羅馬帝國的部落起，分部落介紹到波羅的海沿岸。他特別描述了日耳曼部落的淳樸道德和原始的陋習。

《阿格里科拉傳》（又譯作《阿古利可拉傳》）寫的是他岳父的一生，由於阿格里科拉曾擔任過不列顛總督，這部書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紹了古代不列顛民族。和《日耳曼尼亞志》中的一樣，他利用這些原始人的淳樸反襯羅馬人的貪婪和腐化，雄辯地反對羅馬的貪得無厭。

《對話集》究竟是什麼時候寫的並不太清楚，可能是在《阿格里科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以後，而且一直是和上兩部書裝訂在一起的，但這部書是否是塔西佗寫的還有一定的疑問，和塔西佗其他的書風格不太一致。這部書是 “獻給法比烏斯・尤斯佗斯” 的，由此可以推算出出版日期，但無法確定寫作日期。

風格

塔西佗跟風格迥異的西塞羅一樣，被推為古羅馬的偉大文體家。塔西佗的寫作充分發揮了拉丁文生動、有力、富有節奏感的特色，文筆尖銳有力，敘事有聲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關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間的權力平衡，充滿了對沒有成功統治的上層階級腐化和實行暴政的逸聞。明顯同情軍隊，用大量篇幅詳細描述了軍隊在抵禦外敵和扶持皇帝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寫作風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樣，注重描寫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對事件的大場景描寫。塔西佗是羅馬時代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歷史學家，後來許多歷史學家都是依照他的風格進行寫作。他的歷史著作雖然是後來歷史學家最重視，最為可信的依據，但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只是他寫作他自己生活的時代部分，可能最為真實。

3.1 對羅馬皇帝的批判

塔西佗的文筆冷靜且精確描述史實，但他的作品仍有明顯的反帝制傾向，在《編年史》中，自奧古斯都以降的羅馬皇帝似乎是品德最惡劣人類的集合 —— 臺伯留殘酷、卡利古拉荒淫、克勞狄烏斯愚蠢懦弱、尼祿暴虐無道、維斯帕先貪婪吝嗇，其子提圖斯（第度）則是粗鄙；對於曾親歷的圖密善時代，塔西佗更是給與徹底的惡評，認為其施政除了昏庸與殘暴外什麼都不剩。

由於由塔西佗以及其他羅馬帝國時代史學家所記錄的部分羅馬皇帝差勁的表現及批判既屬實且駭人（如臺伯留晚年的隱居與恐怖統治、尼祿和圖密善死後馬上被元老院判為記錄抹消者），西方史學有近兩千年的時間將塔西佗的記錄視為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真相，但自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開啟現代化的研究羅馬史的道路後，塔西佗的觀點開始受到挑戰，尤其是 19、20 世紀以降，羅馬考古學及歷史研究的科際整合發達，所得的考古與研究發現開始與塔西佗觀點頗多迥異之處。

塔西佗的身分多少影響了他對公元一世紀羅馬皇帝評價的全面性：塔西佗身為元老院議員，且在長期生活中接受了羅馬城公民的觀念，政治分析與判斷的眼光自然偏向這兩個階層，但這排除了佔羅馬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屬省居民的觀感，而除了少數例外（卡利古拉與 69－70 年內戰時的三位短命僭帝），歷任皇帝普遍將經營屬省視為主要責任且多有建樹，用此觀點來評斷皇帝對帝國的貢獻只能得到不完整的評價。且元老院與羅馬城公民對皇帝的評價方式有時並不理性，如元老院階級會將對自身特權的剝奪（雖然有時確為不當）誇大解釋國體、國家的危機，古代羅馬城居民的教育水準普遍粗鄙，因此對皇帝的評價常是取決於皇帝的公關表現（如尼祿提倡希臘文藝取代大競技場娛樂就成為他失去羅馬公民支援的關鍵）、對特定人物的愚忠、甚至單純的物慾和情緒（臺伯留受惡評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他任內不贊助角鬥士表演與不曾向公民發放皇帝賞金）主導。這樣的結果就是，採用「首都觀點」與「元老院觀點」的塔西佗，雖然能真實公正的記錄了元老院與羅馬城公民對皇帝的評價，對皇帝治世的總體評價卻並不一定公允。

塔西佗本身的政治經歷與政治觀也決定了他筆下皇帝的形貌，塔西佗擔任政務官的經驗有限（他只擔任過相對平穩的元老院行省總督職位，軍團指揮權也僅限於法定意義），這很可能讓他在政治、戰略學術領域不發達的當時無法對皇帝的某些重要決策作出公允的解讀，甚至淪落到使用非理性的市民觀點批判（如認為臺伯留對日耳曼防線的收縮僅是為了打壓潛在政敵日耳曼尼可斯，卻忽略此舉的戰略正確性與當時日耳曼兵團已因退休金問題出現不穩的現實；對失利大加躂伐，卻不談他記取教訓組建有效運作近百年的日耳曼長城的貢獻）。同時塔西佗的政治立場傾向復古的共和主義，他對帝制之弊的厭惡使他的作品隱含有「藉歷任皇帝的惡行與失敗例子證明帝制錯誤」的目的，從而使他或多或少的加重了對皇帝們批評的力度 —— 然而，塔西佗自己也承認，帝制是當時統治羅馬帝國最有效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