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又稱八比文、時文、時藝、制藝，是中國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試製度中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

隋唐開始，中國出現了開科取士的科舉制度，開出中國社會低下層知識分子能成為上層官僚的途徑。在隋唐時，科舉中寫文章的部分（明經）主要是寫詩歌，直到明、清兩代才正式轉變為八股。

歷史背景

1.1 宋朝

北宋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認為唐代以詩、賦、帖經取士，浮華不實，於是併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

考試的文體並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部分學者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1.2 元朝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 “經義”、“經疑” 為題述文。但把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經書中。考試時的文章格式還沒有限定對仗排偶。元代王充耘（字與耕，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以《書經》登第，其用功甚深，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

例如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 “制藝文” 道：“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祐後復罷，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充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明朝八股文

明代洪武元年（1368 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透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 年－1487 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始由 “經義” 變為開考八股文，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2.1 題目

題目必須用四書五經中的原文。題目又分大題、小題兩類。

鄉試、會試多用大題，題意比較完整。又分連章題、全章題、數節題、一節題、數句題、單句題等等。
童試多用小題。其題意多不完整，這是為了避免重題，因童試場次多，且只考《四書》義，不考《五經》義。經歷幾百年後，四書中完整的句子不夠用。考官便想方設法出題，例如：割裂原意，將上下兩章、兩節互不相關的文句合為一題，或各取半句湊成一題，叫做截搭題或冒上題、承下題、上全下偏題、上偏下全題等。

2.2 內容

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傳朱學本義，《尚書》依朱熹學生蔡沈傳，《詩經》依朱熹《詩集傳》，《春秋》依胡安國傳，而以《左傳》為本事，《禮記》依陳澔集傳，《四書》依朱熹《四書集註》。考生行文命意，必須就題闡釋，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發，獨出新論。八股文還要求代聖人立言。如題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門人的話，則必須模擬語意，即使是三桓、陽虎、荷蓧丈人、齊人妻妾等各類人物，也要設身處地，肖其口吻。只有記事題和連章題不用模擬口氣。

2.3 文章格式

八股文起承轉合有一定的規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採取散文形式，中間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2.4 字數

八股文的字數有限定。明初制度：鄉試、會試，用《五經》義一道，500 字。《四書》義一道，300 字。

清朝八股文

清世祖順治三年（1646 年）宣佈恢復科舉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變。後來的康熙帝意識到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 “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於 1663 年廢止八股文。1665 年，禮部侍郎黃機上疏：“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1668 年，康熙恢復八股文考試。

1738 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皇帝：“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應將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 乾隆組織討論之後，發現沒人能提出替代科舉之方，這次提議暫且結束。

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清政府宣佈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1904 年，清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翌年起廢除。

大部分與明代類似，但將八股中最後可以發揮己意的大結改為三、四句收束，不能發揮己意思，又叫收結或落下。

字數在康熙時要求 550 字，乾隆以後一律以 700 字為準。

評價

4.1 正面評價

4.1.1 選任人才

4.1.2 義理詮釋的規範

4.1.3 引領風氣

4.1.4 考試標準化

4.2 負面評價

4.2.1 學術影響

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4.2.2 政治影響

讀書人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瞭解。而有些讀書人亦對人情世事缺乏瞭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4.3 文化名人的批評

楊慎：“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楊慎：《升庵集》卷 52，《舉業之陋》）
袁了凡：“今教子弟者多不讀五經，務記臭爛時文，以為捷徑者入。”（袁黃：《了凡袁先生論文》，《遊藝塾續文規》卷 4）
顧炎武：“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顧炎武：《擬題》，《日知錄》卷 16）
黃宗羲：“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餘見高、曾以來，為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為氾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為冘，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仿，移前掇後，雷同下筆已耳。”（黃宗羲：《科舉》，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卷 57，《禮政上》）
魏禧：“明世黜雜學，尊孔子，勒四書五經為題目。法視前代，為獨正、販夫、監子莫不知仁義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漢唐遠甚。及其後，則遂欲求為東晉、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異能，非八股不得進。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務。於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識古今傳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之名、兵馬財賦之數者。而其才俊者，則於入官之始而後學。”（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 3）
陳廷敬：“學者⋯⋯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為題目者。以其意鋪敘為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於有司。”（陳廷敬：《經學家法論》，《午亭文編》卷 32）
閻若璩：“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之害也。”（閻若璩：《潛邱札記》卷 1）
錢大昕：“明初襲用元制，鄉會、試題四書在五經之前，由是士子應試專以揣摩四書文為事，經義徒有其名爾。”（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 90，《元史卷五》）
崔東壁：“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為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崔述：《考信錄》，《提要捲上》）

現狀

2014 年 9 月，杭州市高階中學在新版語文教材中收錄王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及曾國藩《與諸弟書》等三篇八股文，並引發社會關於八股文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