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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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事件是指 1948 年 2 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援下，透過政變毫無爭議地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它標誌著該黨在該國 40 年統治的開始。 或布拉格政變；在捷克與斯洛伐克，政變被稱為「1948 年 2 月」 (Únor 1948, Február 1948) 或 「勝利的二月」 (Vítězný únor, Víťazný február)}}

政變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國家的邊界，因為它是通往全面冷戰的已經很發達的道路上的一個明確標誌。這一事件驚動了西方國家，並促使馬歇爾計劃迅速透過，在西德建立了一個國家，採取準軍事措施使共產主義者在法國、希臘，尤其是義大利失去權力，並朝著共同安全邁進，這將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導致北約的成立和鐵幕的最終繪製，直到 1989 年革命。

背景

二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下稱捷共）處於有利地位。它自 1920 年代以來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的強大影響，其清白的戰時記錄以及與非共產黨政黨的合作，它對作為該國解放者之一的蘇聯的認同，以及它在不驚動西方的情況下成為該國主要政治力量的決心（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也採用了這一戰略）與民眾反對納粹相吻合，隨之而來的對真正變革的渴望，以及生活在蘇聯軌道內的新政治現實導致黨員人數從 1945 年的 4 萬激增至 1948 年的 135 萬。 此外，蘇聯人認為這個國家是一個戰利品：因為它與西德接壤，在亞希莫夫周圍擁有鈾礦。

儘管如此，該黨領袖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在 1945 年表示，“儘管形勢有利，但下一個目標不是蘇維埃和社會主義，而是進行真正徹底的民主民族革命”，從而將他的政黨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傳統（他甚至聲稱自己是託馬斯・馬薩裡克（Tomáš Masaryk）的弟子）並利用大眾強烈的反德情緒支援捷克民族主義。 在戰後初期，共產黨人與其他政黨在一個名為 “國民陣線” 的聯盟中合作，保持著願意在體制內工作的樣子。

因此，在 1946 年的選舉中，捷共和與其聯手的社會民主黨贏得 38% 的選票。這是歐洲共產黨在自由選舉中有史以來最好的表現，遠遠超過第二年在蘇聯影響範圍內唯一一次自由公正的戰後選舉中匈牙利同行贏得的 22%。愛德華・貝內斯總統，他本人不是共產黨員，但非常願意與蘇聯合作，並希望得到盟軍的剋制，因此邀請戈特瓦爾德擔任總理。儘管政府仍然擁有非共產黨人的多數（9 名共產黨人和 17 名非共產黨人）但捷共最初控制了警察和武裝部隊，並開始控制其他關鍵部門，例如處理宣傳、教育、社會福利的部門和農業；他們也很快主宰了公務員隊伍。

然而，到 1947 年夏天，捷共已經疏遠了整個潛在選民集團。以共產黨員、內政部長瓦茨拉夫・諾塞克為首的警察的活動嚴重冒犯了許多公民。農民反對談論集體化，一些工人對共產黨要求他們增加產量而沒有得到更高工資的要求感到憤怒。普遍的預期是共產黨將在 1948 年 5 月的選舉中被徹底擊敗。那年 9 月，在第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上，安德烈・日丹諾夫觀察到蘇聯的勝利幫助實現了 “工人階級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東歐土地上對資產階級的徹底勝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該國的權力較量仍未決定”。這清楚地暗示了捷共應該加快自己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權力。這一概念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得到了加強，當時黨的檔案被開啟並顯示，當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在 1947 年和 1948 年未能掌權時，斯大林放棄了捷克斯洛伐克議會道路的整個想法。

捷共的二號領導人、秘書長魯道夫・斯蘭斯基作為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帶著最終奪取政權的計劃回到布拉格。斯蘭斯基說：“就像在國際領域一樣，我們也在國內戰線上進行了進攻。” 捷共奉行雙管齊下的戰略。該黨知道它必須保持在選舉政治體系內工作的表面，並意識到革命政變是不可接受的。它希望在預定於 1948 年舉行的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但左翼聯盟的分裂使這不切實際。這促使該黨採取了議​​會外行動。組織 “自發的” 示威以 “表達人民的意願” 以及工人代表團不斷訪問議會旨在確保 “群眾的動員”。

政變

1947 年至 1948 年冬季，在內閣和議會中，共產黨與其對手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了日益激烈的衝突。1948 年 2 月，當諾塞克試圖清除國家警察部隊中剩餘的非共產主義分子，非法擴大了他的權力，事態發展到了頂點。安全機構和警察正在轉變為捷共的工具，因此，據約翰・格倫維爾說，這危及基本的公民自由。

2 月 12 日，內閣中的非共產黨人要求懲罰政府中的冒犯共產黨人，並結束他們所謂的顛覆。諾塞克在哥特瓦爾德的支援下拒絕讓步。他和他的共產黨同僚威脅要使用武力，為了避免在議會中失敗，他們動員了國內的支持者。2 月 21 日，12 名非共產黨部長辭職以示抗議，因為諾塞克拒絕恢復 8 名非共產黨高階警官的職務，儘管內閣多數人投票支援這樣做。大多數部長仍然留任，社會民主黨領袖茲德涅克・費林格毫不掩飾他對共產黨的支援。

非共產黨人認為貝奈斯會拒絕接受他們的辭職，將他們留在看守政府，並在這個過程中讓共產黨人感到尷尬，足以讓他們屈服。貝奈斯最初堅持認為，不能組建不包括非共產黨部長在內的新政府。然而，日益緊張的氣氛，加上全國各地發生的共產黨領導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說服貝奈斯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中立，因為擔心捷共煽動叛亂，給紅軍入侵該國和恢復秩序的藉口。

在格倫維爾看來，如果貝奈斯堅持他的路線，共產黨就無法組建政府。這位歷史學家認為，解決這場危機可能只有兩種非暴力手段 —— 要麼讓位給非共產黨人，要麼甘冒提前選舉出現失敗的風險，而捷共沒有時間來操縱這場選舉。非共產黨人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時刻，需要在共產黨完全控制警察部門並威脅選舉程序之前迅速採取行動。

與此同時，非共產黨的部長們似乎表現得好像這只是 1939 年前的一場老式政府危機。他們不知道共產黨正在從下面動員起來奪取完全權力。1945 年至 1947 年擔任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瓦萊裡安・佐林返回布拉格，幫助完成政變的最終安排。武裝民兵和警察佔領了布拉格，舉行了共產主義示威，並驅散了一場反共學生示威。非共產黨部長的部委被佔領，公務員被解職，部長們被禁止進入自己的部委。在國防部長盧德維克・斯沃博達的領導下，軍隊被限制在軍營內，沒有進行干預。

共產黨 “行動委員會” 和工會民兵迅速成立，配備武器，並被派上街頭，並準備清洗反共主義者。哥特瓦爾德在 10 萬人面前發表講話，威脅說除非貝奈斯同意組建一個新的共產黨主導的政府，否則將舉行大罷工。佐林曾一度為駐紮在該國邊境的紅軍提供服務。然而，哥特瓦爾德拒絕了這一提議，認為暴力威脅加上沉重的政治壓力足以迫使貝奈斯投降。正如他在政變後所說，貝奈斯 “知道什麼是力量，這讓他現實地評估了這種情況”。此外，根據歷史學家伊戈爾・盧克斯的說法，貝奈斯自 1945 年以來一直健康狀況不佳，到 1948 年，他已經是 “一個空殼”，沒有足夠的情感或體力來對抗捷共的 “粗暴玩家”。

1948 年 2 月 25 日，貝奈斯因害怕爆發內戰和蘇聯的干預而投降。他接受了非共產黨部長的辭呈，並根據捷共的要求任命了新政府。哥特瓦爾德繼續擔任由 25 名成員組成的新政府的總理 ——13 名共產黨人和 12 名非共產黨人（9 名非共產黨成員和 3 名獨立人士）。事實上，新政府是由共產黨人和親莫斯科的社會民主黨人主導的。一段時間以來，社會民主黨領袖費林格一直支援與共產黨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如上所述，他在這場爭端中公開站在共產黨一邊。人民黨、捷克國家社會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的成員仍然存在，因此政府名義上仍然是一個政黨聯盟。然而，這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聯盟。其他政黨已經被共產黨的同情者接管，而使用這些標籤的部長們都是共產黨精心挑選的同路人。唯一一位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同路人的高階部長是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但兩週後，他被發現死於三樓的一扇窗戶下面。一些朋友和崇拜者認為馬薩里克自殺是出於絕望。然而，長期以來，西方一直懷疑他實際上是被摔死的，直到今天，2021 年結束的一項調查裁定謀殺、事故或自殺都有可能。

政變後，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鞏固其權力。數千人被解僱，數百人被捕。成千上萬的人逃離這個國家以避免生活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兩年前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很快就達成了一致，並在 3 月份對哥特瓦爾德改組後的政府進行了信任投票。230 比 0 達成一致透過，儘管政變後有 9 名議員辭職。

5 月 9 日，議會批准了一部新憲法，宣佈捷克斯洛伐克為 “人民民主國家”。儘管這不是一部完全的共產主義檔案（事實上，甚至沒有提到捷共），但它與蘇聯模式非常接近，貝奈斯拒絕簽署。在 5 月 30 日的選舉中，選民收到了來自國民陣線的單一名單，國民陣線正式贏得了 89.2% 的選票；在國民陣線名單中，共產黨擁有 214 個席位的絕對多數（主要政黨 160 個，斯洛伐克分支 54 個）。

當年的晚些時候，當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時，這一多數派變得更加龐大。幾乎所有參加 1946 年選舉的非共產黨也都在國民陣線名單中有代表，因此獲得了議會席位。然而，到這個時候，他們都變成了共產黨的忠實夥伴，這些政黨中為數不多的思想獨立的成員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被流放。國民陣線被轉變為一個由共產主義者主導的廣泛愛國組織，除此之外，任何政治團體都不允許存在。由於這些事件，貝奈斯於 6 月 2 日辭職，12 天后由哥特瓦爾德繼任。貝奈斯於 9 月去世，標誌性地結束了這一系列事件，並在大批沉默的人群前來悼念一位受歡迎的領導人的去世和他所代表的民主的葬禮。

影響

在 1989 年的天鵝絨革命之前，捷克斯洛伐克一直由獲勝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統治。政變立即成為冷戰的代名詞。東歐最後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喪失對西方數百萬人來說是一個深刻的打擊。十年來，西方第二次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和民主被意圖統治這個小國的外國極權獨裁政權扼殺（儘管與 1938-1939 年不同，捷共做了大部分 “骯髒的工作”）。

蘇聯似乎已經完成了一個鐵板一塊的蘇聯集團的形成，並決定了歐洲的分裂，這似乎證明並肯定了人們對蘇聯在西方勢力的悲觀評價，他們確信試圖與蘇聯做交易是愚蠢的。因為它在西歐和美國的影響同樣深遠，它幫助西方國家團結起來反對共產主義集團。這給法國和義大利政府一種先見之明的感覺，因為他們在一年前迫使國內共產黨人退出政府。

此外，它最終抹黑了蘇聯阻止建立西德國家的行動，並在下個月加快了西歐聯盟《布魯塞爾條約》的建設；共同安全是新的口號。直到 1948 年初，西方和蘇聯代表在外交部長級的定期會議上進行了溝通；捷克斯洛伐克政變是這兩個超級大國關係的最後破裂，西方現在表示決心進行集體自衛。到 3 月初，即使是之前搖擺不定的法國也要求建立一個具體的軍事聯盟，並明確承諾在某些情況下提供幫助。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政變來得再糟糕不過了。布拉格的政府危機從 2 月 20 日持續到 27 日，當時西方外長正在倫敦開會。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政變是共產主義最不可接受的一個例子；在西方看來，蘇聯似乎一心想無情地擴張和壓制自由。

3.1 美國

政變在美國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美國國會對馬歇爾計劃產生了反對意見，但震驚和激起的公眾輿論壓倒了這一點，國會迅速批准了 50 多億美元用於歐洲復甦計劃的第一年預算。

在捷克政變之前，華盛頓的重點一直是對共產主義的經濟遏制，主要是透過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以及嚴重依賴核能作為支援遏制共產主義的盾牌。哈里・S・杜魯門總統明白，1946 年和 1947 年，美國人民沒有為大規模常規武器集結或與蘇聯的對抗做好準備。他不願意大幅增加軍事預算，而是選擇了逐步均衡的集結。他預計將在馬歇爾計劃上投入大量資金，並試圖將年度國防預算控制在 150 億美元以下。

然而，這場政變暴露了美國常規力量的侷限性及其對核能的過度依賴。布拉格危機發生時，大約有 10 個裝備不足、訓練不足的美國和西歐師面對 30 多個蘇聯師。考慮到國防部關於美國核能庫和使用核能庫的空中力量明顯不足的抱怨，很明顯，美國在歐洲缺乏可信的軍事威懾力量。

捷克斯洛伐克的政變改變了關於美國軍事預算的整個辯論基調。這有助於引發五角大樓新一輪的遊說，要求大幅增加軍事預算，而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呼籲對蘇聯集團進行 “全球反攻”，包括美國對西歐聯盟的軍事援助。3 月 17 日，杜魯門在全國範圍內發表了一次嚴峻的廣播講話，呼籲恢復前一年被允許失效的選擇性服務，以應對這場危機。他還要求國會批准一項全民軍事訓練計劃（UMT）。他旨在向蘇聯發出一個決心訊號，即美國的軍事態勢是強大的，隨著軍事準備的擴大，該國也準備在未來有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重新武裝。國會拒絕批准 UMT，但確實投票決定恢復選擇性服務，並將這筆錢投給了一支 70 人的空軍，比官方要求多 25%。

儘管如此，為了應對 1948 年初類似危機的氣氛，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更多的是象徵性的，而不是真實的。美國願意就新的歐洲安全安排進行磋商，這既不是對蘇聯意圖的改變估計，也不是準備承擔更大份額的保衛西歐的責任。相反，這是一種戰術策略，旨在減輕捷克斯洛伐克政變和隨後短暫但激烈的戰爭恐慌的影響。

因此，隨後採取了一系列快速解決方案，以確保美國軍隊在發生戰爭時不會完全措手不及。更重要的是，美國官員現在對歐洲同行的緊張情緒表現出的敏感性；美國人現在更願意採取措施來鼓舞歐洲計程車氣，緩解那裡現在普遍存在的焦慮。捷克政變和柏林封鎖清楚地表明，需要不斷的保證將歐洲人與美國的體系聯絡起來；因此，美國武裝部隊開始重新動員。

事實上，蘇聯和西方之間對戰爭的恐懼在政變後達到了頂點。3 月 5 日，盧修斯・克萊將軍從柏林發出了一封令人震驚的電報，告知了這種可能性：“在過去的幾周裡，我感覺到蘇聯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我無法定義，但現在我覺得這可能會突然發生”。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後來寫道，當他在華盛頓讀到克萊的 “令人悲傷的評估” 時，他 “從椅子上被抬了起來”，喬治・凱南寫道，政變和電報結合在一起造成了 “真正的戰爭恐慌”，“軍方和情報界”“以最可悲的方式反應過度”。僅僅一週後，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建議重新武裝並恢復徵兵。

事實上，克萊的警告更多地與陸軍情報總監斯蒂芬・張伯倫中將要求提供材料有關，這些材料將說服國會在軍事準備方面投入更多，而不是與蘇聯意圖在歐洲發動戰爭的任何確鑿證據有關。儘管如此，在 2 月和 3 月的歐洲，“戰爭在歐洲大陸的街道和咖啡館裡也普遍存在，甚至是平靜地討論”，2 月 27 日有報道稱斯大林邀請芬蘭簽署一項互助條約，加劇了人們的擔憂，這加劇了人們對這將是下一個多米諾骨牌倒下的預期；挪威也受到了締結條約的壓力。

在普遍的恐慌中，人們也發出了更加樂觀的聲音。杜魯門政府幾個月前就將捷克斯洛伐克視為蘇聯的衛星國；1947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一次內閣會議上表示，蘇聯可能很快會透過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作為 “純粹的防禦行動” 來鞏固對東歐的控制。凱南從馬尼拉發來電報稱，蘇聯似乎在鞏固防禦，而不是為侵略做準備。他後來寫道，布拉格政變和柏林封鎖是對馬歇爾計劃最初成功的 “防禦性反應”，也是對西方推動建立一個獨立的西德國家的決定的 “防禦性回應”。從這一事件的角度來看，杜魯門的反應是抓住一場必要的危機，推銷馬歇爾計劃和五角大樓長期以來一直在推動的重新武裝計劃。

馬歇爾自己的反應是，“就國際事務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奪取政權不會實質性地改變…… 過去三年的局勢”。就在他 3 月 10 日舉行新聞釋出會推動其經濟援助計劃時，中央情報局報告稱，“我們不認為…… 這一事件反映了蘇聯能力的突然增強、更具侵略性的意圖，或蘇聯當前政策或戰術的任何變化…… 捷克政變和對芬蘭的要求…… 並不排除蘇聯努力實現與西方和解的可能性”，但政府選擇了不同的路線。

3 月 2 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羅斯科・希倫科特也寫信給杜魯門，稱 “捷克斯洛伐克政變的時機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是被迫的，當時非共產黨人採取了危及共產黨對警察控制的行動。如果沒有這種控制，共產黨不可能在 5 月的選舉中獲勝”。

3.2 義大利和法國

在義大利，選舉定於 4 月 18 日舉行，共產黨主導的人民民主陣線很有可能獲勝。捷克政變後，西方圈子陷入了歇斯底里和不祥的預感，人們得出結論，義大利也可以採取類似的策略，因為義大利公民甚至可能沒有機會投票。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和英國內閣幾乎以世界末日的眼光看待義大利左翼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合作，認為一旦義大利共產黨贏得政權，它將邊緣化來自社會黨的任何溫和影響。貝文立即得出結論，必須在義大利加強 “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英國必須支援天主教民主黨，儘管他們有很多錯誤。

貝文尤其感到震驚的是，意共利用其在工會運動中的主導地位，組織工業騷亂，不僅破壞馬歇爾計劃的成功，而且透過類似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廠行動委員會來顛覆義大利政府。儘管義大利外交部長對政變的時機感到擔憂，但他仍然保持樂觀，向貝文（他將義大利視為 “直接的危險點”）保證，軍隊和警察狀況良好，政變將產生不利影響，使搖擺不定的選民遠離社會主義者。

義大利的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人為捷克政變辯護，稱其為民主的勝利，併合理化侵犯公民權利是對西方帝國主義（即美國）利益構成的反動威脅的必要和公正的回應；這種言論可能損害了民主陣線的信譽，削弱了其溫和的承諾。凱南發電報建議禁止意共，美國應在可能發生內戰的情況下進行軍事幹預，但他很快軟化了立場。

美國駐羅馬大使擔心，政變會迫使自私的選民站在他們認為獲勝的一方一邊，布拉格發生的事件可能會提高意共的聲望，“將一般機會主義的義大利人的政治引向共產主義潮流”。然而，政變是導致絕大多數選民投票支援天主教民主黨並擊敗左翼的幾個因素之一。斯大林對捷克政變後美國沒有采取軍事行動感到滿意，也不願意挑起戰爭，他尊重這一結果，認為義大利是一個西方國家。

在法國，有趣的政治潮流也開始了。美國仍在推動法國政府支援德國的復興。政變後，外交部長喬治・皮杜爾擔心激起反德情緒，即法國共產黨（PCF）可能會利用這種情緒煽動政變。與此同時，政變迫使法共領導人莫里斯・多列士出手，他的公開言論表明，在蘇聯入侵後，他將支援紅軍。

捷克政變、法共失敗的破壞政策以及馬歇爾計劃可能獲得透過，都開始影響法國公眾輿論。70% 的法國人現在認為美國會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多地幫助法國，而只有 7% 認為蘇聯會做得更多。儘管法國對德國感到擔憂，但越來越明顯的是，蘇聯的威脅比德國更大。法國仍將尋求對德國有利的權力地位，但它正在接受德國作為戰後歐洲一部分的復興前景。

隨著馬歇爾計劃的透過，捷克政變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聽取了貝文關於建立西方國防聯盟的呼籲。他發現杜魯門政府即使在 1947 年 12 月倫敦外長會議不可挽回地破裂之後，也不願接受與西歐建立明確而有約束力的聯盟；馬歇爾在 12 月 17 日與貝文的討論中不準備接受這個想法。

2 月 26 日，貝文再次重申，阻止出現下一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最佳方式是制定西方聯合軍事戰略，這一次他得到了更容易接受的傾聽，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對義大利的焦慮。該年春天，在馬歇爾的命令下，歐洲領導人在五角大樓悄悄會見了美國國防、軍事和外交官員，探討建立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共同防禦聯盟的框架。第二年，北約最終將從這些談判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