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二二三事件

青海二二三事件，又稱青海二二三大屠殺、趙永夫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規模血案。1967 年 2 月 2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青海省軍區與地方造反派經過九天的對峙後，以 13 個連的兵力攻入造反派佔據的《青海日報》社，一天內解放軍打死造反派 169 人、打傷 178 人；而解放軍中有 4 人被己方誤傷致死，另有 46 人受傷。此外，據不完全統計，該事件後共有 13,414 名群眾被逮捕，17,293 人被捆綁吊打，5,968 人被搜身抄家，4,279 人參與集中勞動。

肇因

《青海日報》社的陳逸按照 1966 年 4 月 24 日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透過的《五一六通知》（草稿）寫成了 “六三社論”，題《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內容是號召造反。

6 月 3 日，社論發表後，西寧市陷入混亂。學生、幹部、工人湧進報社，高呼口號，四處張貼大字報，批判大毒草。12 日，經由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王昭經西北局批准，把 “六三社論” 定為 “有嚴重政治性錯誤” 的文章，派省委副書記韓洪濱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報社。定義報社為 “程陳反黨集團”。8 月底 9 月初，紅衛兵串聯青海，傳達中共中央批判資反路線的訊息。造反派得勢成立 “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工人湧進省委，貼大字報，批省委，肯定 “六三社論”。

在西寧地區，圍繞 “倒楊植霖、保王昭” 還是相反的 “保楊倒王”，西寧的群眾組織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 —— 捍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 “捍衛隊”）和八・一八革命聯合造反司令部（簡稱 “八・一八”）。青海省軍區機關的造反派也分別串聯了對立的兩派加入了進去。

1967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 “一月風暴” 影響下，青海 “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 等 27 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了《青海日報》社。次日，這些組織稱：決定暫時封閉《青海日報》社，在封閉期間，將以特刊形式印發新華社播發的重要新聞。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達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支援造反派。“1 月 23 日，中央發出《關於支援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之後，當天下午，劉賢權再次召開常委擴大會，繼續討論誰是左派問題，並進一步提出支援‘八・一八’的七條理由，其中特別強調：‘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應當支援。多數常委為避免造成群眾組織之間的對立，不同意劉的意見，而一致同意交機關幹部討論後再決定支援準。會後，劉賢權卻揹著其他成員和機關幹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態支援，要他們向軍區‘報喜’，並私自指示省軍區文革辦公室通知駐軍部隊要一邊倒，堅持支援‘八・一八’。由於劉賢權的陰謀活動，造成了群眾組織之間的嚴重對立。其他群眾組織到軍區質問劉賢權為什麼不支援他們，群情激奮，形勢極為混亂。省軍區機關和駐軍部隊為了穩定局勢和維護西寧駐軍部隊的團結，一致要求軍區黨委糾正劉賢權的支派分裂活動”。當時青海省軍區黨委常委為：第一書記楊植霖（省軍區第一政委，省委第一書記兼），第二書記王昭（省軍區政委，省委第二書記兼），第三書記劉賢權（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副書記王文英（省軍區副政委），常委曾徵（副司令員）、趙永夫（副司令員）、劉斯起（副司令員）、吳士傑（副政委）。當時楊植霖和王昭陸續離開了青海省，二二三事件發生時都不在青海省。副司令員張江霖不是常委。

1 月 28 日，中央軍委釋出命令，命令在不許衝擊的前提下，又規定 “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各地開始鎮反，湖南宣佈湘江風雷造反派為反革命。福州軍區鎮反得到《解放軍報》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援，《人民日報》及各地省報均予轉載。青海省軍區司令劉賢權當即被奪權，軟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獲得青海省軍區控制權。

1 月 29 日，“八一八派” 奪取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權。該奪權並未得到中央的承認。

2 月 13 日，《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奪報社權。

2 月 14 日，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召開軍區黨委會議，通過了以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 名義釋出《軍管青海日報社公告》：《青海日報》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操縱下，歪曲事實，製造謠言，進行虛假的宣傳報道，欺騙中央，欺騙青海省廣大革命群眾，對青海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決定自即日起，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是日，部隊包圍了報社，要求報社中的造反派組織撤離，遭到拒絕，雙方僵持九天九夜。 而青海省軍區的上級，蘭州軍區的指示則是：不同意軍管，要部隊撤出報社。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恆漢、政委張達志：批示不能改變，軍隊不能接管地方報社。

屠殺

23 日上午 8 時，西寧全城戒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

205 部隊副主任張曉川率部 13 個連圍攻報社兩千餘人守衛的大院。11 時 10 分，軍隊槍擊報社廣播站。

下午 14 時，趙永夫的指揮所所在賓館和報社後門橋頭先後發出訊號彈，槍聲大作。守衛報社前門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 3 人首先倒下，一人當場死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橋，守在橋頭的是汽車三場、五場、六場的工人，他們手挽手高聲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槍聲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 幾人僅三人倖免。第二排巋然不動，繼續朗誦。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動。一瞬間，64 名工人死在槍口下。

二十幾分鍾，戰鬥結束後，雪地裡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有的堆成了三層，皮帽子、棉帽子在風裡滾動；在老報社（即印刷廠），火堆上也有屍體，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經燒焦。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屍體還在燃燒，發出燻人的惡臭。

隨後部隊進駐學校進行搜查，因懷疑學生有槍，開槍射殺三人。車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單位成立鎮反指揮部、勞改隊、拘留所，一時間私刑氾濫。

冼恆漢回憶稱：2 月 23 日當天下午，總參、蘭州軍區給青海省打電話都打不通，最後透過蘭州軍區空軍系統才電話轉接入青海省軍區副政委王文英，瞭解情況。2 月 23 日傍晚，趙永夫給軍委、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發了加急電報彙報情況。

處理

2 月 24 日上午，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政委冼恆漢派專機接副司令員趙永夫、副政委王文英、某師師長陳如意到蘭州軍區彙報情況。

冼恆漢回憶稱：“3 月 6 日，總政電話通知劉賢權、張江霖去北京，當時是全副武裝押送的。3 月 8 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賓館，由於並沒有說明來幹什麼，劉賢權、張江霖被矇在鼓裡，揣測不安地度過了十幾天”。張江霖本人回憶：“3 月 8 日，劉賢權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第三天，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志來看我們，一見面就說：‘你們受驚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

3 月 11 日，毛澤東在戚本禹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3 月 13 日、21 日、23 日及 24 日，中央有關負責人四次接見青海黨、政、軍有關領導及群眾組織代表以調查瞭解基本情況，其中又後兩次規格最高，周恩來總理、康生、葉劍英、葉群、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副司令員康健民，青海省軍區的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後字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等出席。3 月 24 日至 2 日夜，周恩來總理在第四次接見青海省各方面代表的調查會議室當場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對 2 月 23 日流血事件做了定性：“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 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零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一）中央軍委釋出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二）除獨立師、獨立團歸劉賢權司令員指揮外，八〇六一部隊，八一二二部隊，二○五部隊，在處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由劉賢權司令員指揮。”“（七）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 月 25 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再度騷亂。造反分子對保守派強加暴力。3 月 28 日，成立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劉賢權任主任委員。

4 月 6 日，中央軍委再發布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後的《中央軍委命令》（即 “軍委十條”）：“（一）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準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

7 月 15 日，軍方釋出了結案報告：

1978 年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總政治部《關於趙永夫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和處理意見》的通知中稱：“‘二・二三事件’的後果是嚴重的，但考慮到趙永夫同志已隔離受審十年，對錯誤已有認識，同意給予趙永夫同志撤銷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原級不動，按正師職予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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