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戰爭罪犯名單

內戰戰爭罪犯名單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方面聲稱應 “由全國各界根據實際情形提出” 的戰爭罪犯的名單。全部名單一直未擬就，僅由新華社兩次發表了戰爭罪犯提名。

新華社於 1948 年 12 月 25 日及 1949 年 1 月 26 日分別以 “陝北某權威人士” 及 “國民黨統治區人民” 的名義提出了一些由中國共產黨方面擬定的重要的戰爭罪犯，主要為當時南京方面的黨政軍特要員及其重要支持者。這些戰爭罪犯為中國共產黨單方面公佈，並認為是 “國人皆曰可殺”。

在國共內戰期間直至 1949 年後，除被俘、投誠、起義及自海外迴歸中國大陸者外，由中國共產黨方面認定的戰爭罪犯的概念，除在 1949 年 1 月至北平和談中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方面的承認外，其後未再被中國國民黨中央、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軍及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的領導人及親國民黨的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的領導人和文化人士胡適、于斌等所接受。

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方面對全體上述戰爭罪犯的正式稱呼並非 “國民黨戰犯”，況且他們並非都為中國國民黨籍人士，例如其中張君勱、王雲五、曾琦等均為其他黨派或者無黨派人士。對於這些所謂 “戰犯”，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用詞十分講究。 1947 年 7 月 7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七七」紀念日對時局口號時，使用的措辭是 “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殘殺人民的戰爭罪犯”；而 10 月 1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雙十節宣言時，稱他們是 “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其中首要者即 “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戰犯”；新華社陝北 1948 年 12 月 25 日電稱之為 “戰爭罪犯”，首要者為 “頭等戰爭罪犯”；新華社陝北 1949 年 1 月 26 日電又補充了一批 “重要戰犯”。在 1959 年 9 月 17 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及其後歷次對這些 “戰犯” 的特赦中，被特赦的國共內戰中所謂的 “戰爭罪犯” 的正式名稱皆作 “原屬於蔣介石集團的戰爭罪犯”，與其相提並論的是 “原屬於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原屬於偽蒙疆自治政府戰爭罪犯”、“日本戰爭罪犯”。自中國共產黨方面而言，“蔣介石集團” 是該批 “戰犯” 的歸屬，也突出體現了其 “非法” 的性質。從 1959 年至 1970 年代的歷次特赦的用詞看，這是中國共產黨自第二次國共內戰起長期堅持的立場。

背景

國共內戰中戰犯的稱謂在中共正式文告中的第一次出現是在 1947 年 7 月 7 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七七」紀念日對時局口號中。該文告提到「…… 懲辦一切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殘殺人民的戰爭罪犯，緝拿這些罪犯交人民法廳審判……」。同年 10 月 10 日，當時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雙十節宣言），宣佈瞭解放軍的政策，其中提到「逮捕、審判與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內戰罪犯…… 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陳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戰犯的財產，沒收官僚資本……」，這個宣言已經初步的確定了頭等戰犯的名單。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以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釋出《懲處戰爭罪犯命令》，提出了戰犯的構成條件。

在中共的正式文告中出現戰犯稱呼之後的大約兩年的時間內，在報道中可見在人名前冠以戰犯的用法，例如 1949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報》有一篇報道，標題為「戰犯傅作義作惡益甚在平津殺人又放火決心大破壞」。

第一次提名

1948 年 12 月 27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題為 “陝北某權威人士談戰犯名單問題蔣介石等應列為頭等戰犯 全國身受戰禍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 的專欄文章，全文如下：

此次被提名者共有 43 人（並不包括黃維），即四十三名頭等戰爭罪犯。這四十三人不僅限於中國國民黨人士，其中的張君勱、曾琦、王雲五等人均非國民黨員。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稱：「中國人民決不憐惜此蛇一樣的惡人」。1949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之評論〈評戰犯求和〉一文中稱：「國民黨匪幫將告滅亡，一切大中小戰爭罪犯將捉拿治罪」。1949 年 1 月 10 日，杜聿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他也是這四十三名頭等戰爭罪犯中被俘獲的第一人。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宣告〉向南京政府提出八項和平條件，首條乃是：懲辦戰爭罪犯。1 月 25 日，中共發言人針對南京政府公佈之北上和談代表名單發表談話稱：「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 CC 派的重要幹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1 月 27 日，《華商報》以頭版頭條刊出新華社陝北廿六日電，以「陝北觀察家」之名義指責南京政府「希望取得三個月喘息時間，整編和新編幾十個師，以備再戰，此項密令已由戰犯顧祝同發出…… 中國第二名戰爭罪犯美國傀儡李宗仁和南京其他偽裝主和的人們…… 正在散佈對於八項條件的荒謬曲解，他們說：『蔣介石既已去職，政府刻正等待共方表明對於載在他們的戰犯名單上的其他四十二名戰犯的意圖』…… 如果想要依靠玩弄花樣來取信於人民，那是徒然的，只有他們實實在在的執行了八項條件的第一條的第一步，即將戰爭罪犯們加以扣留交給人民政府審判，他們才有因將功折罪而獲得人民寬恕的可能」。

2.1 附

第二次提名

1949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在致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饒漱石、張雲逸、粟裕、譚震林、陳賡諸同志，華東人民解放軍和中原人民解放軍的全體同志們的《熱烈祝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的電文中，強調了對戰爭罪犯以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兇們的追捕：

1949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報》以 “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歡迎毛主席宣告紛紛討論戰犯名單 認為尚有許多重要戰犯被遺漏” 為題，轉發新華社電。這次公佈的提名從形式上貫徹了 1948 年 12 月 25 日新華社電指出的 “全部戰爭罪犯名單有待於全國各界根據實際情形提出” 的精神，透過人民提議的方式增加了一批戰爭罪犯。

這次增加提出的戰犯，重要戰犯共計 24 名：軍事方面 6 名，政治方面 6 名，黨特方面 9 名，反動小黨派方面 3 名；重要的戰爭鼓動者 3 名；地方人士提出戰犯 10 名：北平戰犯 2 名，上海戰犯 2 名，廣東戰犯 2 名，四川戰犯 4 名。合計 37 名。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名單中不僅包括了軍政黨特人物，還包括了個別如胡適、于斌這樣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這份名單是隨著國共內戰的不斷發展和國內各方人士的政治表態及政治抉擇而提出的。

1949 年 1 月 28 日，毛親撰《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要求李宗仁「立即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權威人士宣告中所提四十三個戰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臺灣等處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傑、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等人。特別重要的是蔣介石，該犯現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國託庇於美國或英國帝國主義，因此你們務必迅即逮捕該犯，毋令逃逸。此事你們要負完全責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縱匪論處，決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2 月 2 日，《華商報》稱：谷正綱、關吉玉、彭昭賢、張群為戰犯。2 月 5 日，毛親撰《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宣告》稱：「這些戰犯總是要逮捕的，任憑他們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2 月 13 日，中國國民黨中宣部發給各黨報之特別宣傳指示稱：「毛澤東一月十四日宣告所提八點為亡國條件…… 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謂戰犯名單，將政府負責人士盡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蠻橫無理顯而易見。中共如不改變此種作風，則和平商談之途徑勢難尋覓。」2 月 14 日，《華商報》借南開大學、北洋大學教授張國凡、劉之祥等人之口，力主嚴懲戰犯，稱「胡適是殺人不見血的傢伙，陳雪屏曾逮捕和屠殺不少愛國青年，絕不能輕易放過。陳長捷也應列入戰犯名單。」

3.1 重要戰犯

3.2 重要的戰爭鼓動者

3.3 地方人士提出戰犯

北平和談中的戰爭罪犯問題

1949 年 1 月 1 日，鑑於內政外交均一敗塗地的局面，蔣介石發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宣告願意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但為談判設定了五項中共無法接受的前提條件。1 月 5 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評戰犯求和》，嬉笑怒罵，揭露蔣介石的和平把戲。

1949 年 1 月 14 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關於時局的宣告。1 月 15 日，該宣告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發表關於時局的宣告》為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該宣告回顧了兩年半以來 “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之下，違揹人民意志，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的國內戰爭” 的歷史過程，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其中第一條即 “懲辦戰爭罪犯”。該宣告稱，

1949 年 1 月 21 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宣佈下野，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就任代總統；同日傅作義在北平發表文告宣佈從即日起停戰，軍隊開出北平城外接受改編。1 月 22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接管北平，同日李宗仁在宣告中稱，“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願開始商談。”

1949 年 1 月 25 日中共發言人談話經新華社發表。1 月 26 日該談話以《關於南京偽行政院重新決定 派代表向中共進行談判問題 中共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應有清醒頭腦不為偽善的空談所迷惑》為題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該談話回應了 1 月 22 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派代表進行和平談判的決定。該談話指出了八項和平條件的重要性，並對戰爭罪犯名單進行了說明，指出四十三個戰爭罪犯只是全部戰爭罪犯的一部分，全部戰爭罪犯名單尚未發表。

1949 年 1 月 27 日，李宗仁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稱 “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在雙方商談尚未開始以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執行某項條件，則何得謂之為和談？以往恩怨是非倘加過分重視，則仇讎相報，寧有已時，哀吾同胞，恐無噍類，先生與弟將同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1 月 28 日，毛澤東撰寫的中共發言人談話由新華社正式發表。1 月 29 日該談話以《就南京偽政府 “和談” 陰謀及釋放日本戰犯岡村寧次 中共發言人表示嚴正意見》為題刊於《人民日報》。該談話要求南京政府 “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權威人士宣告中所提四十三個戰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臺灣等處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傑、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等人”，即最主要者為四十三個戰犯中的中國國民黨高層人士。談話稱，

1949 年 1 月 31 日，南京政府發言人針對中共發言人的上述談話提出異議。2 月 5 日，毛澤東撰寫的中共發言人宣告由新華社發表，2 月 7 日該宣告以《對國民黨賣國 “政府” 又犯嚴重賣國罪中共發言人發表宣告 懲辦戰犯一項必須加上懲辦日本戰犯》為題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該宣告主要針對和平談判中的日本戰犯問題進行了說明，修改了八項和平條件中的第一項，並強調了逮捕國內戰犯的重要性。宣告稱，

1949 年 2 月 26 日，毛為新華社寫評論《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說，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都是不贊成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中共權威人士所提的那個名單。他們認為那個名單所列戰犯只有四十三個，為數太少；他們認為要負發動反革命戰爭屠殺數百萬人民的責任決不止四十三個，而是應該一百幾十個。」同日美洲《華僑日報》發表社論（轉載於三月三日香港華商報），提議戰犯名單增加五名在美的戰犯：林語堂、朱世民、陳之邁、賴璉、蔣廷黻，稱他們是「在美國積極活動授蔣內戰之禍國殃民罪犯」。2 月 20 日，《華商報》頭版頭條刊出陝北電臺廣播，稱第二批戰犯共一百二十八名，預期周內可正式發表，其中軍事方面 40 人、政治方面 43 人、黨務與特工 38 人、小黨派 5 人、其他 2 人。2 月 22 日，《華商報》刊出陝北電臺 2 月 21 日廣播曰：「豫北一百萬人民要求把四十軍正副軍長李振清、李晨熙列入戰犯予以懲辦」；同日又刊出陝北電臺 2 月 20 日廣播曰：「隴東人民要求把馬繼援列入戰犯名單」。3 月 17 日《華商報》稱：「各地戰犯蝟集南京。洪蘭友及內政部警總署長唐縱十二日到漢口，即可返南京，民社黨副主席徐傅霖十七日到南京」；同日該報又稱第四十軍軍長李振清「把新鄉車站內外的電桿枕木道軌等全部破壞」應補列戰犯名單。3 月 20 日《華商報》稱，旅日華僑於 2 月 27 日在東京紀念二・二八大會上透過致「毛主席」電，呈請將屠夫陳儀列入戰犯名單，電文指陳儀「野獸般殘忍狠毒」，要求中共「加以嚴懲」。3 月 31 日，《華商報》稱「以潘公展、方治等戰犯為首的主戰派大舉作反和平的叫囂」。

1949 年 4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同國民政府代表團的北平和談在北平開始。由於中共不承認 1946 年制憲國民大會及其所制憲法的合法性，故南京方面仍採 1946 年之前的 “南京國民政府” 之稱謂，其代表團稱 “國民政府代表團”。中共八項條件的頭一條即懲辦戰爭罪犯問題成為談判的爭議焦點之一，雙方就此進行了反覆磋商，中共方面也做了一定讓步。1949 年 4 月 8 日毛澤東在復李宗仁電中稱，

1949 年 4 月 10 日，《華商報》稱北平七家大學教授要求懲辦戰犯張耀明。4 月 15 日雙方代表團商定《國內和平協定（最終修正案）》，其序言及第一條中有關戰爭罪犯問題的內容如下：

由於《國內和平協定》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懲辦戰爭罪犯一事在南京方面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9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太原善後處理工作致電徐向前、周士第、羅瑞卿、彭德懷，指出中央軍委同意宣佈梁化之、孫楚、王靖國、戴炳南 4 人為戰犯，緝拿治罪；其中梁化之已於 4 月 24 日城陷時自焚身亡，宣佈為戰犯有助於中共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迅速沒收其家產。8 月 9 日，《華商報》稱：「另一戰犯朱暉日於昨下午由廣州來港。」

被俘戰犯與特赦

在戰犯名單宣佈後，陸續有名單上的人員被中共方面俘虜。這些戰犯後被送至撫順戰犯管理所、北京戰犯管理所等地收押。

1955 年底，公安部提出一個戰犯標準，即在國共內戰中「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將、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可列為戰犯。但是，也有符合這個標準而地方已判刑的，未算戰犯，而作為一般反革命份子處理」。

自 1950 年代起，包括名單中所列戰犯在內，部分戰犯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赦。至 1975 年，在押戰犯均獲得特赦。

戰犯問題的法律解決

1988 年 3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稱，“對去臺人員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大陸犯有罪行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六條關於對犯罪追訴時效的規定的精神，決定對其當時所犯罪行不再追訴。”

1989 年 9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釋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