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是指從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面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

1950 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1959 年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 “反右傾” 的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徵糧。即使如此，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 1961 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 100 萬人非正常死亡。

事件背景

為響應 1957 年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的『大躍進』號召，1958 年春，時任遂平縣農業工作部副部長的陳丙寅向信陽地區提出了合併農業社的想法；嵖岈山鄉則發動村民以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口號遊行，請求成立大社。與此同時，中共高層也開始醞釀工農結合的基層組織單位人民公社。查岈山鄉合併大社的想法和高層設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陳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中，單是固始縣的就七一公社有 46161 戶，201075 人，為河南省最大。

信陽遂平縣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 “大躍進” 的風潮下很快獲得關注：虛報、高報的農業產量 “衛星” 和韓樓大隊 2.9 畝小麥試驗田畝產 3821 斤等報道相繼登上《人民日報》。

1.1 中共中央糧食徵購標準沒有及時調整

1959 年 3 月，中共中央置當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的事實於不顧，在上海會議上決定按照 1958 年的標準，在全國徵購糧食 1350 億斤，1350 億斤的徵購糧便成為了信陽大饑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有糧在 1959 年和 1960 年已急劇減少，從 1957 年的 250 斤減少到 174 斤。1959 年糧食減產 11%，徵購數卻增加了 14.7%。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大批彭德懷，並在全國各地發動反右傾，幹部怕被當成右傾分子，級級相逼，用專政的手段強行從農民手中搜颳走的基本生活口糧。

1.2 河南農業欠收徵購指標沒有及時調整

1958 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實際上只有 281 億斤，而河南省委卻鼓吹為 702 億斤。而在信陽地區遂平縣（今屬駐馬店市）的糧食收成由於大鍊鋼鐵等原因而誤了農時，小麥未能及時收割，導致 10% 左右的糧食損失。1959 年的自然災害致使欠收，信陽全區糧食產量 32.58 億斤，比 1958 年減產 46.1%。但在全國大躍進的背景下，信陽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信陽地區彙總後將產量虛報為 72 億斤，進而在僅有大約 32 億斤糧食存量的全信陽地區按照 72 億斤的標準來徵購糧。

基層幹部難以完成徵購任務，就逼迫農民上繳糧食，對農民的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11 月底，河南密縣已經出現餓死人的現象，1959 年 1、2 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內務部、糧食部接連收到民眾來信，反映河南東部地區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縣，發生嚴重浮腫病和死人現象。

1.3 反右傾風氣下信陽強行徵糧

1959 年 8 月，中共河南省第一書記吳芝圃廬山會議後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 “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掀起了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 的高潮。1959 年河南糧食和經濟作物繼續減產，全年糧食產量只有 210 億斤，但吳芝圃仍然舉著高指標，強調估產為 450 億斤。另一方面，隨著反右傾的開展，黨內人人自危；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 “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而哪個農民若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關押拘留甚至拆毀房屋。

1959 年信陽地區糧食欠收，實產糧食 20 多億斤，但在反右傾風氣下各縣不敢據實上報。地委辦公室將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彙總後得到 72 億斤的結果，地委常委（9 人）討論時，僅有專員張樹藩一人認為欠收年總產量可能只有 30 多億斤，最多不超過 40 億。最後地委按 50 億斤產量上報省委。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 9 億的糧食徵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 10 億斤。根據 “反瞞產私分” 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 “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 “反瞞產” 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徵收了 16 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 100 多斤，僅夠食用 4 個月，潢川、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 3 個月。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準，在自己的日記裡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1958 年 10 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農民開始逃荒。1959 年冬，尤太忠將軍回到了故鄉信陽光山縣探望病重的母親，他目睹當地鄉民饑荒的慘狀，所以心情極為痛苦。而 199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美籍學者崔琦，他的雙親都是信陽人，其父就是在 1959 年餓死的。

封鎖訊息和阻攔人員外逃

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髮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 200 例，縣委以 “破壞屍體” 為名逮捕群眾。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訊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定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但依然有極少數人冒死渡過淮河逃到安徽臨泉、阜南一帶，當地政府也或多或少聽說了河對岸的慘狀，因此並沒有立刻將他們遣返。事件結束後這些人回到家鄉，早已物是人非。

而與此同時，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 年 11 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 “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 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乾，分頭佈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準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信陽縣監委副書記胡修玉兩次向中共中央寫匿名信反映餓死人的狀況，兩封信均被轉到信陽縣委，胡修玉為此遭到輪番批鬥，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處以勞改，在此期間共扣押信件 12000 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

訊息傳出

儘管當局對訊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卻依然有一些資訊陸續傳到了北京。1959 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共 78 個食堂中有 74 個斷糧兩個多月，發生了餓死百餘人的事件。家住商城縣越美管理區觀廟團林灣連的軍人、共產黨員許學富回鄉探親、目睹家鄉慘狀，曾三次向信陽專署劉副專員當面反映情況，遭到劉副專員和其他領導人的嚴厲批評和威脅。王漢卿大怒，說許學富是 “右派思想，右派言論”，並指示 “立即扣留，查清後臺，捉拿許學富”，后王漢卿懼怕扣壓給周總理電報的事鬧到不可收拾，在 3 月 28 日縣郵政局才將電報發出去。

國務院收到電報後，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批示：“請河南省人委查處回報。”3 月 28 日，河南省人委回覆說：“省裡邊對全省的糧食情況是知道的，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糧食問題，省裡不瞭解，將立即告商城縣查處。”3 月 31 日，河南省人委辦公廳將信陽地區的反饋情況第二次覆電國務院秘書廳：“商城糧食問題已經解決，從去冬以來，因年老病死過幾個人，沒有餓死的。由於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所以有部分人還有意見。專區已派人到該地進行了解處理。” 對於國務院的電話催促，省委、地委、縣委都竭力隱瞞或淡化商城斷糧餓死人的嚴重情況，甚至認為向上級反映問題是因為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4 月 2 日，即國務院調查人員到達信陽前夕，信陽地委才寫了《關於商城越美公社觀廟團因生活安排不好發生死人事件的通報》，承認許學富所說基本屬實，並檢查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徵了過頭糧，另一方面基層幹部害怕被戴右傾帽子而不敢反映缺糧實情。

1960 年 2 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前往信陽視察災情，被停職的張樹藩復職並陪同到息縣和淮濱視察災情。所到之處哀鴻遍野，舉目淒涼，很多村莊無人煙。處長向張詢問，災情嚴重，是否有死人狀況，張回答有，而且應該不少。只是由於自己 1959 年 9 月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狀況不瞭解，估計餓死在 20 到 30 萬人之間。這位處長感覺事態嚴重，立即進京彙報。與此同時，衛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傳送的電報，關於固始縣病情和災情已致死五萬多人的訊息。

4 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 月，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做檢討，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被逮捕法辦，以向 “中央交代”。

3.1 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1960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提交了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24 日，李富春將其呈送與毛澤東。26 日，毛批示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26 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河南省委負責人彙報信陽事件後，“大家十分震驚”。周恩來隨後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進行進一步調查。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瞭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群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毀滅性破壞。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九十人小隊，只剩下三十多個人了。

3.2 事件的初步揭露

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後，1960 年 12 月，信陽地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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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後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後，對信陽的幹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分子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毛在召集各級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闢，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 進而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表示，信陽地主階級復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猖狂的原因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陶鑄、王任重等來到信陽開展 “民主革命補課” 運動。中央和河南省的幹部主持雞公山會議，表示信陽幹部都不行。中央從各部委抽調 452 名幹部、河南省委抽調 1844 幹部，信陽地委抽調 1483 名幹部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這些新來的幹部接替原來的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人職務，並且還集訓了 8000 多原先的幹部，特別集訓 5000 多人，鬥爭和批判了 10000 多人。983 人被撤職查辦管教反省，275 人被逮捕法辦。

1960 年冬，河南省委改組了光山縣委，派出工作組糾正 “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和強迫命令風）錯誤。12 月，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句子：“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這期間，信陽的 8 位縣委書記被捕，除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 “死緩” 外，其餘幾人被判 2-3 年徒刑。

1960 年 11 月，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託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 “十二條”），其中有一條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允許農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影響

5.1 非正常死亡

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 38 萬，信陽地方誌統計的死亡人數是 48.3 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 105 萬。1961 年 1 月 13 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顯示：全區總人口 808 萬 6,526 人，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死亡人數 107 萬 321 人，佔到總人口 13.2%。2012 年，來自南京大學的研究者將因饑荒而沒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饑荒而外流的人口納入統計，並分析認為，信陽事件在該地區造成了約 125 萬的人口損失。

5.2 問責及追責

信陽事件被揭露後，時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承認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是 100 多萬，承認他 “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1966 年 8 月文革開始後，鄭州大學內出現了《千刀萬剮吳芝圃》的大字報，大字報中稱，“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之後，前往四川任職的吳芝圃被革命群眾一路押回河南批鬥，最終死於 1967 年。1979 年，吳芝圃獲得了官方平反。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佈：“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稱其 “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時任信陽地區地委書記兼軍分割槽第一政委路憲文在管押期間，因 “能坦白認罪，願意悔改”，被河南省高階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書按瀆職罪從輕處理，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刑期從 196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1963 年 11 月 15 日止。路憲文 1975 年重新入黨，1979 年任河南省百泉農業專科學校（現河南科技學院）校長，恢復副廳級高幹待遇，1993 年病死，享受離休幹部待遇。文革後其曾經多次上告要求平反，被胡耀邦點名批評。

5.3 事件反思

5.3.1 官方

1961 年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稱，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和地主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的作法。中共中央批示並肯定該個報告，並要求 “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 “左” 傾錯誤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事件的調查和反思又重新被提起，但只在小範圍內公開。當事人的反思在進入 1990 年代後逐漸有定稿，但到了 21 世紀後逐漸為人所知。

直接當事人的三篇文稿在學術圈中有較大影響力：一是 1993 年春，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的二萬字回憶《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二是張樹藩的前秘書餘德鴻，於 2001 年 9 月 17 日定稿二萬多字的《痛憶 “信陽事件” 全程》；三是路憲文口述，女兒路霞整理，1993 年 8 月 11 日定稿，2006 年才在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 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路憲文在回憶中認為，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將 “信陽事件” 只理解為發生於信陽的孤立案件並不正確，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也是錯誤的。” 在他看來，“‘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 59 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 路憲文同時認為責任不應當只由基層官員來背，他認為，李先念是 “提前強行徵購糧食” 的始作俑者。正是由於 “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 “信陽事件” 餓死率，也是 “信陽事件” 的責任者之一。

對於毛澤東，路憲文也提出了他的質疑，他認為雖然事件發生後，河南省委給毛報去了 5,000 人餓死的假資料，但作為毛不可能不知道大面積饑荒的事實，即便是 5,000 人，也是 “驚天動地的”，“但毛澤東當時到河南視察時卻毫不追問此事，而是大講一些雞毛蒜皮的共產風問題。不知何故？” 另外，路憲文對於毛一方面定性 “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另一方面在公安部 “殺 2 萬人” 的處理方案提交毛澤東後，毛卻認為 “餓死人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駁回了處理方案，這種手法的前後不一，“令人疑惑”。

5.3.2 民間

2004 年，信陽光山縣十里鎮高大店村吳圍孜自然村村民吳永寬自籌資金建成中國首個 “信陽事件紀念碑”，並蒐集整理了 1959 年全村罹難者名單。

2015 年 8 月，線裝書局出版張向持著《聖殿：1959-1961 信陽大饑荒沉思錄》，系統介紹了信陽事件的背景及經過、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