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交惡

中蘇交（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又稱中蘇決裂、中蘇矛盾，是指冷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發生的外交、軍事關係上的疏遠甚至對峙衝突，一度到達核戰爭邊緣，中蘇關係至冷戰末期才逐漸正常化。

中蘇分歧同時覆蓋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層面。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最初對蘇聯施行 “一邊倒” 的結盟政策，而雙方的分歧大致緣於 1956 年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時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的 “去斯大林化” 做法感到不滿，同時毛澤東對核戰爭的激進態度也引發爭議。1958 年起，中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導致關係惡化的事件，其中蘇聯方面向毛澤東提出建立 “聯合艦隊”，但遭到毛澤東等人的抵制，雙方會談沒有結果。1960 年中蘇論戰公開化，蘇聯突然撤走 1390 名在華專家、終止 600 份合同，中蘇關係走向破裂。1961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時與蘇聯方面激烈辯論不歡而散，並拒絕參加此後的蘇共二十三大，雙方出現嚴重路線分歧。1966 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號召 “反蘇修”，中共稱蘇聯為 “蘇修叛徒集團”，蘇聯則出版了大量宣傳資料批判文革和毛澤東，中蘇兩國關係徹底凍結。

此後，中蘇衝突上升到軍事層面，中蘇邊界衝突加劇，在 1969 年 “珍寶島事件” 中雙方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在邊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對方，蘇聯一度準備對中國大陸的北京、長春、鞍山、酒泉、西昌、羅布泊等地實行核打擊，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進行了干預。面對蘇聯的核威脅，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層開始謀求與美國和西方陣營發展關係，1971 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 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2 年中國同英、日、德、澳相繼建交。1973-1974 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提出了 “一條線、一大片” 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歐結成準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中蘇兩國已相互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之一。1979 年中美建交、中國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期間因親蘇的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親中的 “紅色高棉” 政權，重新掌權的鄧小平在訪問美國後隨即發動了為期一個月的對越戰爭。同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中方強烈譴責，並抵制了之後的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與此同時 1980 年中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續約。1982 年，時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被認為是中蘇關係解凍的訊號。至 1989 年，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鄧小平等人會面，中蘇關係才得以正常化。1991 年蘇聯解體，中俄關系基本繼承了中蘇關係。

中蘇矛盾緣起

1.1 前奏

中蘇矛盾萌芽於 1930 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階級的中國的國情（因國民政府重軍駐守城市地區，中共在城市發動的工人武裝暴動全被國民政府鎮壓），而決定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斯大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閤中國革命，而支援瞿秋白、李立三和 “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 領導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遵義會議及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掌握黨內實權，並在中共七大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而代表蘇聯路線的 “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 逐漸退出權力中心。自此毛澤東全面執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 1938 年，斯大林仍然不願意承認毛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而他的成功並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奮鬥，更明言「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赫魯曉夫回憶稱，斯大林曾認為毛澤東是個「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軍隊向日本宣戰，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蘇聯把 20 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 30 億美元的金條和 8.5 億滿幣。蘇軍把部分日軍武器交予中共軍隊，卻不讓他們控制東北。抗日戰爭結束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合作。1945 年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令毛澤東很不高興。國共內戰期間，蘇聯雖然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卻未有全力支援中共。毛澤東事後認為，是因為沒有聽斯大林要他和蔣介石合作，革命才勝利。

1.2 意識形態分歧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成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 “一面倒” 的外交政策，即向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靠攏，歌曲《莫斯科 — 北京》還成為建國初期家喻戶曉流行歌。1950 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以及著名的 156 項重點工程，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莫斯科 — 北京軸心」因此形成。毛澤東還於 1952 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

儘管如此，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卻有很大的分歧。中國認為 “毛澤東道路”，即像中國革命一樣，“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反帝聯合戰線” 及 “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持久的武裝鬥爭，從農村包圍城市”，是 “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道路”，這理論 “不僅對中國和亞洲具有意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具普遍意義”，更認為中國革命才是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經典”。蘇聯卻不認同毛澤東的言論，認為應遵從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亞洲人民以中國革命看作樣板非常危險。蘇聯對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的革命無直接關係，斯大林更建議中共不要急於準備向南進軍到印度支那、緬甸、印度邊境。隨後斯大林明確表示，目前不宜建立東方共產黨情報局。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蘇共官方《真理報》上刊登劉少奇關於武裝革命的講話，只不過是要鞏固當時關係微妙的中蘇同盟，並使毛澤東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作出讓步。

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毛澤東訪蘇，其目的主要是廢除 1945 年條約，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最初反對 “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 30 年 “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宣告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裡撤軍。後來，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簽訂新條約。蘇聯有關部門反覆考慮，數易其稿，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起草了 12 份有關條約和協定，其中規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 2－3 年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 1950 年開始。最後，經過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後，不遲於 1952 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1952 年 8 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會談，除了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朝鮮戰爭問題，延長蘇聯在旅順基地駐軍也是討論的內容之一。會談中斯大林指出，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期限的倡議應由中方提出。我們在那裡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這種問題的。於是，周恩來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由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9 月 15 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

1.3 去斯大林化前後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表示悼念，將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更換為斯大林肖像，為期一天。1954 年 10 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雖然他未同意毛澤東關於援助中國研發核武器的請求，認為只要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即可，但還是同意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小型實驗性核反應堆，和平利用原子能。1955 年，蘇聯將軍港旅順歸還中國。斯大林的去世使蘇聯黨內圍繞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赫魯曉夫特別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援，因此在 1958 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前，赫魯曉夫主要是利用黨的渠道向中國通報各種情況，以求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援，同時也透過這條渠道推動向中國提供大量經濟的和軍事的援助。而交還旅順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1956 年 2 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演說，提出「三和路線」。之後蘇聯和從前斯大林批判的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壓在中共頭頂上的石頭，但其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讓毛澤東很不高興。一般認為，赫魯曉夫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修改，讓中共不悅。但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事實上，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時，中共還強令北越代表接受與南越劃北緯 17 度線而治的提案。因而蘇共二十大時，中蘇還未因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妥協而產生分歧。

外交衝突及論戰

2.1 聯合艦隊及臺海危機

，但一度拒絕移交給蘇聯，引起蘇方不滿。

在建設長波電臺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臺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中共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 1958 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 赫魯曉夫則無法理解毛澤東的激烈反應，特別是蘇聯剛答應提供給中國潛艇技術的前提下，他說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間在互相供應、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事實上毛澤東之所以對 “聯合艦隊” 之事大發雷霆，是為了把赫魯曉夫騙到北京。在赫魯曉夫秘密訪華與毛澤東會談之後，毛澤東突然提出就這次會談發表一個聯合公報。8 月 3 日的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 解決國際問題…… 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而其實雙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談及任何 “國際問題”。而就在聯合公報發表後的 8 月 23 日，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和中華民國方面自然認為這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向赫魯曉夫透露過炮擊金門之事，在炮擊金門之前赫魯曉夫一直被矇在鼓裡。毛澤東其實是狐假虎威，赫魯曉夫被毛澤東利用了。這件事後來成為中蘇分歧的重要誘因。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正規化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

2.2 蘇聯反對人民公社

中國大陸 “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剛發起時，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等人雖不贊成，但在表面上採取了既不稱讚也不批評的態度。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稱：“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 30 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 同年 12 月 17 日，《華盛頓郵報》刊載文章披露了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 12 月 4 日在克里姆林宮與赫魯曉夫的談話，漢弗萊就中國公社問赫魯曉夫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稱：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採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1959 年 1 月，《紐約時報》在蘇聯官員阿那斯塔斯・米高揚訪美期間，發表了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撰寫的特稿《米高揚說，公社在蘇聯的實驗中失敗了》，其中稱蘇聯放棄了最近在共產中國所建立的那種純粹公社的工作。而蘇聯報刊從 1959 年開始公開報道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 年 7 月 21 日，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刊載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波拉夫採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中稱，公社在蘇聯建立過於草率，“儘可能幹，按需拿” 這樣的公社 “沒有什麼成績”，集體農莊才是農民 “親切的家”。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的報紙發表時刪去了此段話，而《真理報》則全文發表，對此國防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人員林蘊暉認為，這明顯是講給中國 “兄弟” 聽的。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於到 1958 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透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 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 1959 年 7 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曉夫隱晦的檢討了蘇聯 1920 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但此舉卻激怒了正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1959 年 8 月 1 日，毛澤東將赫魯曉夫講話材料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2.3 中蘇論戰及終止援助

1959 年 6 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英國談判關於禁止核武器試驗的條約為由，暫緩對中國大陸的核專案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技術資料。8 月中印邊境糾紛，即 “朗久事件”，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衝突中立的宣告，拒絕支援中國。9 月 15 日 - 27 日，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與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峰會進行和解，蘇聯此舉是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消減核戰爭的威脅。9 月 30 日，赫魯曉夫訪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活動，期間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 5 名美國人，但遭到中方反駁，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中共領導人在西藏達賴喇嘛問題、臺海危機、中印邊界糾紛、“大躍進” 等問題上發生爭論。10 月 6 日，赫魯曉夫剛回到蘇聯西伯利亞的海參崴即發表講話，影射毛澤東和中國是 “好鬥的公雞”。

1960 年 4 月 22 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5 月，美蘇之間發生 “U-2 擊墜事件”，對美蘇關係造成不良影響，此次事件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看法，毛認為 “從這兩年的情況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 1960 年 6 月下旬，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國際共產黨會議以及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 “大躍進” 等政策，批評中共 “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左傾冒險主義”，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批評：“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 但遭到中方反擊，中共代表團在 6 月 26 日散發了一個書面宣告，指責赫魯曉夫在會議中的作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極端惡劣的先例。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是中蘇關係的一個轉折點，自此中蘇論戰走向公開化，兩黨關係走向破裂。

1960 年 7 月 16 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至 9 月 1 日將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共 1390 人，銷毀部分技術圖紙，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其中 343 項技術援助合同被取消、257 項科技合作專案被中止。中國認為蘇聯 “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並把 “三年困難時期” 部分歸咎於此。但事實上，中國繼續大躍進 “煉爭氣鋼”、堅持大躍進的錯誤做法是蘇聯撤走專家的原因之一。早在 1958-1959 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況。

2.3.1 論戰實質：中蘇爭奪領導權

學術界關於導致中蘇分裂決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現為 “意識形態分歧論” 和 “國家利益衝突論”。 李朝軍、沈志華等研究者認為，延續近十年的中蘇大論戰的實質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李朝軍指出，論戰發展演變的過程極其複雜，所及十分廣泛。但是，對馬列「正統」地位的爭奪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是中蘇雙方的主要和最終旨趣。因此，中蘇雙方都不遺餘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視對方為「異端」。沈志華、李丹慧透過對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演變過程的考察，提出 “結構失衡論”。其一，社會主義陣營領導結構發生變化以後，中蘇兩黨平起平坐，爭奪話語權就成為中蘇兩黨解決他們之間路線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標則在於國際共運的主導權。其二，黨際關係掩蓋甚至替代了國家關係，在這種結構中，從本質上講沒有主權意識，沒有平等觀念。這種結構性缺陷成為中蘇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層原因。

蘇共有兩塊正統的「金字招牌」：一個是列寧主義的黨；一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他們把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綱領作為列寧主義的正統，從這個正統出發，給中共扣上了「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中國方面則認為，蘇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論才代表並捍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從中國方面的正統觀點來衡量，給蘇共扣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帽子，並且認為蘇聯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

2.4 路線分歧及核戰言論

蘇聯共產黨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滅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

有文獻記載，早在 1956 年 4 月，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曾說道：“我們中國有六億人口，原子彈殺死掉一半，還有三億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復過來了。”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毛澤東說道：“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 27 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 6 億人，死一半還剩 3 億，我怕誰去。” 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的發言使得會場上出現墳墓般沉默，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此後對毛的言論提出了不滿和批評，時任捷共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說：“毛澤東同志說他們準備損失 6 億人口中的 3 億。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有 1200 萬人。”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毛澤東的言論驚嚇了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導致後來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著中國走，他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險性、太具戰鬥性，但蘇聯在之後的中蘇論戰中也有意歪曲中方觀點。 1958 年 5 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到：“打原子仗，我們死一半還有三億人口。... 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口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 中共及中國政府官方則認為 “死 3 億人” 是蘇聯在汙衊中方，中國官方於 1963 年引用毛澤東的說法是：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另一方面，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有 81 個國家代表參加的 “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 上，以及 1961 年 10 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否定斯大林、主張「兩全路線」，還公開批判和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號召推翻霍查，1961 年底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斷交。其中在 1961 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中共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毛澤東認為 “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 中國認為否定斯大林是醜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蘇聯則認為要解除個人迷信給蘇聯帶來的沉重影響，讓蘇聯更好地發展。赫魯曉夫回憶他之所以從蘇共二十二大起逐漸開始批駁毛澤東的做法，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還因為中方在邊界談判中漫天要價。中蘇雙方開始出現明顯的路線分歧。

1962 年 4 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兩位開國少將祖農・太也夫、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 6 萬邊民從新疆邊境叛逃蘇聯，史稱 “伊塔事件”。該事件導致中國加速遣返蘇僑的行動，以清除蘇聯在新疆的影響，1962 年下半年，中國撤銷了蘇聯駐新疆、黑龍江等四地的領事館，並撤銷了蘇聯駐華商務機構。1962 年夏，毛澤東等人將王稼祥提出的爭取和平國際環境、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等對外工作觀點，批判性地總結為 “三和一少”。此後，毛澤東批判蘇聯在當年 10 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中退縮，認為赫魯曉夫 “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而蘇聯、捷克共產黨人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與此同時，在 10 月爆發的中印邊境戰爭中，蘇聯與美國一同支援印度。

1963 年 3 月 30 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而後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1963 年 7 月 6 日至 20 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中方代表團團長是鄧小平、副團長是彭真，與蘇共的蘇斯洛夫、波諾馬廖夫等展開了激烈爭論。在會談期間，7 月 14 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覆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對此，毛澤東從 1963 年 9 月 6 日至 1964 年 7 月 14 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 “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雙方從內部爭論發展到公開論戰，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和瓦解，有研究人員甚至認為，中共的《九評》是國際共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與此同時，1963 年 7 月，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試圖說服赫魯曉夫禁止中國的核武器試驗和開發，併合作對中國的核設施採取行動，但未獲得赫魯曉夫的同意；而蘇聯隨後於 8 月與美國、英國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限制核武器試驗，也使中蘇關係雪上加霜，次年 1 月中國隨即與另一個西方核大國法國建交。

2.5 中蘇領土爭端

歷史上，清政府於 1858 年、1860 年和 1881 年與俄羅斯帝國先後簽訂了《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數個不平等條約，被奪取大量領土。中華民國時期，蘇聯煽動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外蒙古成為蘇聯一個衛星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北京出版的歷史教科書認為，中國的邊疆領土包含了遠東地區的濱海邊疆區、海參崴、庫頁島等地以及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和阿穆爾州的大部分地區，這種地理上的重新解釋實際上將中國邊境推入蘇聯境內 300 英里，引來蘇聯譴責毛澤東像希特勒般尋求 “生存空間”。據中國大陸方面統計，從 1964 年 10 月到 1969 年 3 月，蘇聯共侵犯中國邊境 4189 次。

1964 年 2 月 23 日至 8 月 22 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東交民巷 40 號進行了邊界談判，但談判無果而終。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副團長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餘湛，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帕維爾・澤里亞諾夫、副團長為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伊利亞・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5 月初，澤里亞諾夫乘飛機回到蘇聯和赫魯曉夫會談，赫魯曉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國。7 月初，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中蘇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 400 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 600 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但 7 月 10 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會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歸還被蘇聯佔領千島群島徵詢毛澤東的看法。毛澤東講：“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 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7 月 13 日，日本多家主流媒體報道了此事。

1964 年 7 月 30 日，蘇方要求將會議地點設定莫斯科。8 月 15 日，曾湧泉提出，若蘇方不讓步，中方有權採取其他方式解決問題，蘇方將此解讀為 “毛澤東幾乎是利用戰爭做了暗示”。9 月 2 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並配有評論，從而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 8 月 19 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曾 6 月達成的協議和毛澤東 7 月 10 日談話是 “令人憎惡的檔案和建議”。 8 月 22 日，蘇聯代表團回國。9 月 15 日，赫魯曉夫在與日本代表團會面時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 毛澤東於是表示要準備防止蘇聯入侵的戰爭，9 月到 11 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前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做戰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蘇聯入侵東北時的進攻路線。

2.6 赫魯曉夫下臺後

中蘇論戰白熱化後，中共原本計劃連發 “十評” 文章，但未料到《九評》發出後，1964 年 10 月中旬赫魯曉夫突然下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此時中共對赫魯曉夫下臺的真實原因以及蘇聯新任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趨向還不清楚，毛遂決定利用 “十月革命” 四十七週年的契機，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摸清蘇共新領導的政治意向，尋求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途徑。10 月 16 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蘇聯傳遞重修於好的資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聯名給蘇共新領導人，包括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發去賀電，電文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停論戰，開始正面介紹蘇聯新的建設成就。1964 年 11 月 5 日，毛、劉等人再次聯名發去節日賀電，7 日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當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1964 年 11 月 5 日，周恩來、賀龍、康生、伍修權、劉曉、潘自力、喬冠華等一行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歡迎，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稍事休息後代表團開始緊張的活動，禮節性地拜訪了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並接受回訪，利用一切機會與蘇聯方面接觸，傳遞期望改善關係的資訊。11 月 7 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紀念 “十月革命” 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元帥提到 “中蘇關係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並與賀龍發生爭吵。隨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勃列日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後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後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係因此繼續惡化。周恩來一行回來報告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 “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1965 年 2 月，柯西金訪問越南時取道中國北京，協調雙方援越抗美的立場、爭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但與毛澤東發生爭論。

軍事對峙及衝突

3.1 1960 年代中後期：衝突升級

1966 年 1 月，蘇聯和蒙古達成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軍幫助蒙古的南方邊防，並在那裡駐軍（達蘭扎爾嘎朗、宗巴音）。1966 年 5 月，中國大陸 “文化大革命” 開始後，毛澤東號召 “反蘇修”，紅衛兵多次前往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抗議示威，甚至發生暴力事件。蘇聯方面也出版了大量宣傳資料批判文革和毛澤東，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同當年希特勒向數十萬支持者發表演講相提並論。

雖然中蘇沒有斷交，但除了中國允許蘇聯經中國給越南戰爭中的北越運輸物資之外，兩國關係徹底凍結。1967 年 1 月，發生莫斯科紅場中國留歐學生被毆打事件，導致中蘇關係進一步的惡化。1967 年 6 月，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氫彈實驗是針對華約集團的核威脅的一次重大反擊。

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衝突加劇，1967 年冬至 1968 年初，中蘇邊界發生 “七里沁島事件”：1967 年 11 月底，中蘇軍人在珍寶島北面不遠的七里沁島發生爭鬥，中方傷 100 多人、蘇軍傷 10 人左右，至 1968 年 1 月 5 日，蘇軍又出動裝甲車軋死、撞死中國漁民數人。據中國大陸官方統計，從 1960 年至 1969 年，由蘇方挑起的各種邊境事件達五千多起，其中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雙方的邊界糾紛達 4189 起、比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

1968 年，蘇聯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而此前在 1961 年時，蘇聯在那裡有 12 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在 1968 年增至 25 個師、1200 架飛機、200 枚導彈。1968 年 8 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中國把蘇聯稱作 “社會帝國主義”、“蘇修叛徒集團”。1968 年 10 月，與蘇聯克格勃有關的《》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到臺灣秘密訪問十天，路易斯見到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提出蘇聯想與臺灣聯合進攻中國大陸的想法。

3.2 1960 年代末：核戰邊緣

1969 年 3 月，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史稱 “珍寶島事件”。雖然最後中國獲勝，並開始大規模修建人防工事，但蘇聯考慮對中國進行報復。珍寶島事件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等人曾嘗試與毛澤東電話溝通，但被中方接線員辱罵為 “蘇修” 後結束通話。中共方面則號召廣泛開展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的全國性戰備運動，同時秘密籌備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於 1969 年 4 月召開，備戰蘇聯成為重要議題，林彪則在大會上被認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與此同時，1969 年 4、5 月間，蘇聯方面的維克多・路易斯緊急要求中華民國臺灣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單，結盟進攻中國大陸，6 月路易斯又急邀臺灣指派人員赴歐洲聯絡，並稱一旦戰事開始，不便聯絡，希望臺灣在下次會見時開出所需軍備清單。8 月 13 日，中蘇雙方在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即 “鐵列克提事件”，中方的主陣地人員幾乎全部陣亡，共 28 人、包括 3 名記者。

根據中、美以及蘇聯方面已解密的檔案和官員回憶，蘇聯高層一度考慮對中國進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行動。時任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軍方強硬派主張使用核武器；據蘇聯外交官、聯合國高階官員阿爾卡季・舍甫琴科的回憶，以及其它資料記載，格列奇科元帥提議無限制使用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 “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向遠東地區的中蘇、中蒙邊界大量增兵，“陳兵百萬”，同時告知東歐盟友可能對中國大陸進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行動，並向美國、義大利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 “外科手術式” 突然襲擊的可能性。

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1969 年 8 月 18 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館的高階官員在華盛頓的一場午餐會上，試探性地提出蘇聯對中國核設施進行攻擊的想法。8 月 20 日，蘇聯駐美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奉命在美國華盛頓緊急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8 月 21 日，美國國務院向美國駐香港、倫敦、莫斯科、巴黎、新德里、東京的大使館或領事館發出機密電報，預警蘇聯可能將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同時預警蘇聯已經在軍事、政治、外交等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廣泛措施，已經允許他們展開各類軍事行動。美國政府隨即將訊息披露給美國媒體，8 月 28 日起《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明星報》等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其中一篇題為《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報道提到：據可靠訊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 —— 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文章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中國則對蘇聯可能的軍事行動表示出了深切的擔憂，面臨自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戰爭危機。8 月底，美國情報機構監測到蘇聯空軍在遠東地區進行了準攻擊行為，同時蘇共官方報刊《真理報》於 8 月 28 日發表文章稱，戰爭一旦爆發，使用現有技術、毀滅性武器以及現代化發射工具，沒有一個大陸能夠倖免。9 月 11 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的葬禮後路過北京，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秘密會晤，雙方關係略有緩和，但危機依舊。9 月 16 日，英國《》等媒體登載了蘇聯克格勃人士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發動空襲。9 月 23 日，中國成功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6 天之後又爆炸了一枚當量達 300 萬噸級的氫彈，不久中國將以蘇聯境內各戰略要點為目標的配備氫彈頭的地對地導彈增加至 50 枚。而蘇聯於 9 月 25 日也進行了核試驗。

》釋出，命令部隊 94 萬餘人、4000 餘架飛機、600 餘艘艦艇從基地疏散，並將大量檔案從北京秘密轉移至西南地區存放，全國上下都處於臨戰狀態。

與此同時，10 月 15 日，基辛格告知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美國總統已簽署了一份密令，當蘇聯向中國發射第一個導彈的同時，美國將對蘇聯 130 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實施核打擊。美國政府官方事後確認，1969 年 10 月華盛頓命令軍方秘密進行了 “”，亞太地區美軍處於 “全面戒備狀態”，戰略空軍司令部置於核戒備狀態，執行 “” 的 18 架美軍 B-52 轟炸機裝載核彈頭飛越阿拉斯加北部駛向蘇聯，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確曾考慮動用核武器。對此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美國 “稍微提高了自己的可見度，以表明我們不會對這些蘇聯的威脅無動於衷。”

最終蘇聯叫停了軍事行動，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未取得任何進展，但極度緊張的關係有所緩和。此後中蘇雙方展開了多年的談判，被稱為 “馬拉松式談判”。1970 年 2 月中旬，周恩來返回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後總參前線指揮部的負責人也回到辦公室。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央軍委釋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允許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野外露營的數十萬部隊回到軍營，而據研究人員估計，在這個日期的前後，軍委批准包括核導彈部隊 “二炮” 在內的各導彈部隊恢復經常戰備狀態。

3.3 1970 年代：軍事對峙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中蘇兩國已成為互相最危險的敵人之一。1970 年代，中方繼續批判蘇聯 “社會帝國主義” 和 “修正主義”，蘇聯則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陳兵一度達到 1969 年時的兩倍（據估計蘇方總兵力達 100 萬 - 120 萬，中方總兵力最高達 150 萬 - 160 萬），1973 年蘇聯還調整了中蘇邊境軍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戰能力，確保中蘇邊境上的部隊與蘇聯駐歐洲部隊處於相同的作戰水平。為形成針對中國的包圍圈，蘇聯還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軍力量，並首次裝備了核潛艇，使其有能力從日本海直逼中國黃海和東海，對中國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此外，蘇聯還在亞洲新增了 35 個導彈基地，其中洲際導彈基地 10 個、中程導彈基地 25 個，這些基地的大部分目標都對準了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則迅速與美國關係破冰，1970 年 12 月毛澤東透過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向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轉達訪問北京的邀請，並希望斯諾轉達其對尼克松的稱讚 “你是好人！世界第一個好人！”。此後中方與西方陣營國家出現建交潮：1971 年 4 月中美進行 “乒乓外交”、7 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 年 2 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英國、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陣營國家相繼建交。蘇聯聞訊之後也和尼克松展開峰會，1972 年 5 月，尼克松成為第一位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的美國總統，並與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同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第一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面對蘇聯的擴張和核威脅，毛澤東在 1973 年 2 月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1974 年 1 月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提出了 “一條線、一大片” 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歐結成準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其中 1973 年在與基辛格的會晤中，毛澤東說到：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裡講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們兩家出於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攜手）。... 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在 1975 年美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寮國站在蘇聯一邊，1978 年 11 月 3 日蘇聯與越南簽訂了帶有軍事援助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而中國則支援柬埔寨的 “紅色高棉” 政權。1976 年 9 月毛澤東逝世之後，中蘇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1978 年 12 月，在蘇聯支援下，越南入侵柬埔寨，親中的紅色高棉政權迅速垮臺。為此，鄧小平於 1979 年 1 月在中美建交後立即訪美，告知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中方進攻越南的意圖（卡特勸阻無果），確保美國不會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隨後於 2 月中旬發動了為期一個月的對越戰爭。蘇聯及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甚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中國表示譴責，但蘇聯並未訴諸武力，亞洲大部分國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國也均要求中國撤軍，僅朝鮮和新加坡支援中國。

1979 年 9 月至 11 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了中蘇國家關係的談判，這是自 1964 年以來中國派往蘇聯的第一個高階代表團，但由於雙方立場尖銳對立，談判沒有取得進展。1979 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中方強烈譴責，並同美國、巴基斯坦聯盟支援阿富汗的伊斯蘭抵抗運動。與蘇聯交好的國家也一併受到中國的排斥，譬如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曾被指為 “背叛了革命”、“實行法西斯統治”。

中蘇關係走向緩和

1980 年 1 月，中方宣佈，在蘇聯侵略阿富汗、為兩國關係正常化製造新的障礙的情況下，進行中蘇國家關係談判顯然是不適宜的，此後兩國邊界談判中斷 9 年。1980 年，中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續約。中國還和一些西方國家抵制了在莫斯科舉辦的 1980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 1965 年到 1982 年，中蘇之間人員的來往全部中斷，雙邊的業務交往只限於少許貿易以及每週各自開一班飛機和一趟列車。

1982 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發表演說 “塔什干講話”，對中國語氣較之前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兩位繼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上，鄧小平發動了 “葬禮外交”，中國分別派出黃華、萬裡、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要蘇聯解決 “三大障礙”：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1985 年 10 月 9 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期間，請他向新近掌權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傳話，提出了中蘇舉行高階會晤的設想，但前提是蘇聯必須消除 “三大障礙”。1986 年 9 月 2 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邁克・華萊士採訪時再次表明這一態度。隨著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紮大幅減少和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關係得以改善。1989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和上海，兩國關係正常化。1989 年，“六四事件” 爆發，蘇聯方面不同人士反應不一。1991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莫斯科。

蘇聯解體後續

1980 年代末東歐劇變，1991 年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的互動浪潮，因為蘇聯解體而結束了，此後分裂成多個新建立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先後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中間因為有當年歷史因素存在，中國與前述的各個加盟國之間，還尚待解決並取得共識。

1993 年，中俄雙方基本解決邊境問題；1996 年，中國、俄羅斯及四個位於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斯坦元首開會，形成上海合作組織的雛形；在葉利欽和普京兩位總統先後訪華之後，中俄宣佈建立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01 年，中俄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05 年，中俄舉行第一次合作軍事演習。2008 年 10 月 14 日，俄羅斯將半個黑瞎子島歸還中國，官方宣佈兩國邊境問題 “徹底解決”。21 世紀以來，由於國際地緣政治氣候的變化，東歐各前蘇聯衛星國與中國，中俄兩國關係，加盟國之間關係，均日益密切。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和中印邊境問題上，而俄羅斯則重點關注北約東擴和境內恐怖組織及分離主義勢力。然而在 2013 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而在 2014 年出兵克里米亞後，俄羅斯與北約、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同時 2016 年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同時擴充套件到科技戰、外交戰等，加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示中國外交官發起「戰狼外交」，造成中美關係也迅速惡化。因此有部分人形容目前的局勢為第二次冷戰前的世界局勢。然而也因為該局勢，中俄關係得到了自中蘇交惡以後飛躍般地發展，並為未來可能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