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1933 年－1945 年），簡稱委員長侍從室，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身旁的最重要的幕僚組織，其地位甚可與清代之軍機處相比。

歷史

1932 年蔣中正駐節南昌指揮江西剿共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隨蔣奔走的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以處理各類函件公文為其任務。但後隨著蔣權力日增，1936 年 1 月侍從室改組為三個處與侍衛長室、參事室：侍從室第一處，負責軍事、情報業務；侍從室第二處，處理中國國民黨黨務、政治業務為主；1939 年底成立的侍從室第三處，則是處理人事調查、考核業務；侍衛長室即蔣中正之警衛單位；參事室乃研究專門性內政外交問題以供蔣參考，頗類智囊團之組織。

隨著蔣中正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個職務，兼任黨政軍三系統之主官，蔣身邊最為親近的侍從室對於戰時中國軍事、政治、外交、黨務、人事等事項的審定與意見，素為蔣所重視；甚至可決定何種情報上呈給蔣，以及左右蔣對人事的陟升罷黜，其影響性冠絕一時。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委員長侍從室的出現，多被視為蔣中正權力具體化的表徵，亦是中國「政治軍事化」的結果。

抗戰結束後，1946 年 5 月 31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撤銷，1946 年 6 月 1 日成立中華民國國防部。侍從室則於 1945 年 10 月 1 日正式結束，並為 1949 年 8 月 1 日成立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前身。

侍一處改組為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
侍二處、侍三處併入國民政府文官處；
侍衛力量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統歸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局長俞濟時指揮管制，繼續遂行侍衛及警衛任務。

架構

侍從室第一處
主任：
錢大鈞（1936 年 1 月－1938 年 3 月）1938 年 3 月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時，調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主任離職。
林蔚（1938 年 4 月－1939 年 3 月）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時，在重慶市中四路曾家巖附近的德安裡，選定了川軍將領許紹宗的住宅 “堯廬” 作為侍從室第一、二兩處辦公地址，至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以前始終沒有變動過。
張治中（1939 年 4 月－1940 年 4 月）1938 年 11 月，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率省府人員從長沙撤退，到重慶見蔣。蔣介石於 1939 年 4 月初派張治中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林蔚調任桂林行營參謀長（白崇禧任行營主任）。1940 年的夏初，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部長陳誠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赴湖北恩施指揮；張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長、離開侍從室。
賀耀組（1940 年 4 月－1942 年 9 月）原任軍委辦公廳主任，1940 年 4 月接替張治中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1942 年秋，國民黨政府為了防止走私和管制物資經濟，成立了 “國家緊急動員會議”，調賀耀組擔任這個機構的秘書長，負責主持。
林蔚（1942 年 9 月－1944 年 11 月）1940 年桂林行營撤銷，成立軍委桂林辦公廳，以李濟深為主任，林蔚調為副主任。賀耀組離職後，林蔚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仍兼軍委桂林辦公廳副主任職。
錢大鈞（1944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1944 年 11 月底錢大鈞第二次出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1945 年 8 月任上海市長。
商震（1945 年 9 月－1945 年 11 月）1945 年 9 月初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商震到職不久，侍從室就醞釀改變組織系統，於 1945 年 11 月底侍從室的名義撤銷了。以原侍一處的第二組和侍二處的第四組為基礎，分別編併到國民政府參軍處、文官處之內，成立了軍務、政務兩個局。商震改任國民政府參軍長
副主任，由侍從室第二組組長鄒競（字效公，保定軍校畢業）升任。
第一組〔簡稱侍一組）主管經理、會計出納、醫療衛生、生活福利（包括對蔣介石個人和蔣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際、接待來賓等項業務。編制人員有：組長、侍從副官、侍從醫官、副官、料員、繕寫人員（司書）以及在蔣住宅的看護、廚師、工役等。第一組雖屬特一處的建制，但它卻擔負著侍一、侍二兩處全部機關事務管理的責任，同時還要兼顧蔣介石在駐留和外出活動的一切生活上的供應和安排。所需經費是從蔣介石個人名義的一筆特別費項下開支，並向蔣直接負責。
組長：1936 年 1 月侍從室改組後，莫我若（湖南人，黃埔軍校一期生）任第一組組長。1938 年 3 月間，漢口公安局長陳希曾為第一組組長到 1945 年 11 月底止。陳希曾系浙江人，是陳英士之侄，與陳果夫、陳立夫是兄弟。早年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時和蔣介石熟識，曾入黃埔軍校第一期。，任侍一組組長。侍從室名義上撤銷以後，以原來侍一組為基礎改組為總務局，隸屬國民政府參軍處，陳希曾改任總務局局長。
侍從副官：在蔣介石左右擔任接待賓客，執行 “承啟” 任務的副官。蔣到各地，他們也跟隨一起行動；蔣駐留時，他們就在蔣的 “官邸” 輪流值班，聽候傳喚，有黃埔軍校一期生蔣國濤、項傳遠，以及周天健、蔣孝鎮（蔣介石的族孫，日常伺候蔣介石生活起居）等。抗日戰爭後期效法美國的制度，取消了侍從副宮，改為侍從武官，並挑選軍校出身留美畢業的青年軍官擔任。
醫務室：也列在侍一組的編制之內，有大夫和看護約共 3 、4 人，原由侍從醫官陳方之負責主持。國民黨政府西遷重慶以後，陳方之調為參議閒職，後來任兵工署重慶大渡鋼鐵廠的醫務顧問，另由曾在德國留過學的一個吳大夫繼任。
第二組（簡稱侍二組）主管軍事參謀業務。主管的業務幾乎包括了軍委會所屬的各重要部門和其他行政部門，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經理等等，無所不包。凡是參謀總長所不能決定或不敢決定的一些報告或請示的檔案，都經過侍二組，由參謀人員研究稽核，簽註意見送給蔣介石作最後裁定。還有來自全國各地軍政大員請示報告的文電（其中絕大部分是屬於人事和經理的檔案），由於蔣介石的權力最集中，所以必須親自處理。此外，蔣介石自己釋出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機關單位的職權，還要他們 “限期具報”。侍二組還要審閱一些來自各方面的建議和處理事務性的工作，如代擬通知召見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戰區高階指揮官電話傳達蔣的重要手令（譯成密電碼傳達）等工作。因此，侍二組的參謀業務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參謀人員是日以繼夜服務。侍二組組長和參謀人選都是經過蔣親自批准而後任用，“確信萬無一失者方可任用”，特點就是：官階不宜過高，年齡不宜太大，以便於指揮調遣。由於待從室官兵的待遇標準提高．已經比外面優厚了，所以官階也必須降低。因此參、秘等人員的軍銜，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級乃至兩級任用。比如在外面原來任上校或中校級的，到侍從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級任用。這樣，一方面表明待從參謀人員的官階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參謀人員外調離開侍從室的時候，憑蔣的一句話就可以提升兩級任用。蔣介石對侍從參謀人員的任用，首先考慮的是此人是否為黃埔軍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統治集團中服務的年限較久，更重要的是，還要看是什麼人的保薦。到了抗日戰爭中後期，侍從室第二組的參謀人員，幾乎都是 “清一色” 出身於陸軍大學。只配備有少數一兩個英、美留學生擔任外事、翻譯工作。
組長：1936 年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推薦武昌行營參謀處副處長劉祖舜（浙江黃岩人，陸大特一期畢業）任侍二組組長。劉就任不久，即轉任軍分校主任而離職，由錢大鈞自己兼任侍二組組長。當時，侍二組只有從軍委會辦公廳調來的校級參謀秋宗鼎、羅兆宗二人，連同原來的尉級參謀盧集賢共 3 人。以後陸續從陸軍大學各期畢業生中選調邵存誠、李矗崗、丁炎等，人員逐漸增多。並以邵存誠代理侍二組組長。抗戰開始後，黃埔軍校一期生酆悌、劉進先後到侍從室，派在侍二組工作。不久邵存誠調三戰區，蔣派酆悌任侍，二組組長。上海戰役之後，酆悌到湖南，旋任長沙警備司令。侍從參謀劉進接任侍二組組長。大約在 1937 年 12 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際，外調劉進到河南．任戴民權的第 45 師副師長。李亮崗代理侍二組組長。1938 年 3 月，鄒競任第二組組長。不久鄒調升侍一處副主任。林蔚推薦親信於達任侍二組組長。於達從 1937 年 8 月間在漢口就職後，一直到 1944 年秋，連續在侍從室工作了 6 年之久。於達字憑遠，浙江黃岩人，保定軍校三期和陸軍大學九期畢業。曾在國軍第一師胡宗南部任參謀長很久。1944 年秋，於達外調新疆督辦公署參謀長，以後轉任胡宗南屬下的集團軍副總司令和一戰區副長官，由聶松溪（山東人，黃埔軍校二期、陸大九期畢業）繼任侍二組組長。1945 年 2 月間，聶松溪調任第 57 軍軍長，由軍政部交通司司長趙桂森接替侍二組組長，一直到 1945 年冬待從室撤銷時為止。
第三組（簡稱侍三組）：主管的任務是保衛蔣的安全。包括計劃、指揮和具體行動佈置等業務。它在編制上雖屬侍一處的建制，但是受侍衛長的直接領導和指揮。
侍從室第二處：1936 年 1 月，侍從室在南京改組，蔣介石任命陳布雷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一直到 1945 年 10 月底侍從室在重慶辦理結束時為止，整整 10 年。第二次副主任：周佛海、張道藩、陳方。第二處各組組長都是同這一機構共始終的。
第四組（簡稱侍四組）：為第二處核心，處理國民黨的政治、經濟、外交、黨務等有關業務，以及蔣介石交辦的其他機密案件。組長陳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畢業於江西高等學堂。1945 年侍從室撤銷，即以原侍四組為基礎，成立了政務局，陳方任局長。侍四組組長以下有侍從秘書、科員、繕寫人員等不到十幾個人。經常在組內工作的秘書，只有兩人。在蔣介石官邸工作的侍從秘書汪日章、俞國華也列在侍四組編制之內。他們主要擔負機要檔案的保管和收發的任務，跟隨蔣行動。
第五組（簡稱侍五組）：原來是專為儲備一批行政人員而設。最初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自兼組長。組內設侍從秘書若干人，沒有一定的名額，也沒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軍銜的待遇，每月從侍從室領取規定標準的工資，備蔣介石隨時召見諮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後，就已經陸續分別派出去了。只有蕭贊育、李惟果在這裡的時間最久。1939 年初，侍五組由汪日章任組長，開始主管一些關於國民黨黨、政高階人員（省委、廳局長、專員一級的）的調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業務。以後汪日章調任行政院簡任秘書，由李惟果任組長。1940 年，侍從室第三處成立，以陳果夫為主任，蕭贊育為副主任。原來侍五組的人事業務移交給侍三處辦理。這個組的職掌，改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發生了直接的聯絡。侍五組的工作人員也不多，只有一兩個秘書。沈昌煥和邵毓麟都曾做過該組秘書。速記人員也是列在侍五組的編制之內。
第六組（簡稱侍六組）主管諜報業務，1938 年蔣介石撤退到武漢以後由於情報來源日趨複雜，而且蔣介石都要親自掌握，所以蔣在其侍從室裡成立侍六組，綜核一切特工組織的情報業務。唐縱任組長。在建制上雖屬侍二處，但同時也受侍一處主任的雙重領導。在侍從室內部也是一個保密的單位。侍六組成義之初，從侍二組調去參謀盧集賢一人和繕寫人員數人。後來增設秘書，擔任研究和對外面特工組織的聯絡。邵毓麟和王芃生都曾在該組任過秘書，負責關於日本和朝鮮方面的諜報工作。邵毓麟還擔任過當時在重慶的韓國流亡組織的聯絡工作。對日作戰的日軍行動的情報，仍由侍二組處理。中共和八路軍活動的情報，則是侍六組業務的一部份。抗戰後期調張國疆（軍校九期、陸大十七期）任侍六組參謀，專管中共和八路軍工作。
機要組：抗戰後期成立，由蔣直接掌握，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指導，專門處理蔣介石的來往電報，編制和配發各種通用與專用的密碼電本，對國際、國內的無線電密碼通訊進行竊聽、竊取、研究和處理。侍從秘書毛慶祥兼任組長。機要組也是軍委會保密的特工單位之一。
侍從室第三處：1939 年底陳果夫提出了由國民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建議成立一個獨立單位，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為此在侍從室系統下成立了第三處。陳果夫為主任，蕭贊育（後羅良鑑、劉詠堯）為副主任。並在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附近選定了侍從室第三處的辦公地址。原來侍五組主管的部份人事資料和它主管的業務，都移交給侍三處辦理。陳果夫身兼數職，精力放在控制黨務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工作上。侍三處的內部業務，由副主任蕭贊育負責。第三處的工作內容：整理原來已有的人事資料，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其業務；透過各種組織，主要是 “中央訓練團”，聯絡、吸收和甄選各方面忠實服務的人才；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人事登記制度，進一步調查、統計和考核，以加強人事的管理和控制。“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學員通訊處”，吳鑄人為主任，樑子青為副主任，規定 “中訓團” 受訓緒業的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以後，要按時和 “通訊處” 聯絡。並規定學員報告的內容。除個人讀書、工作和所在機關單位的活動情況以外，還要彙報周圍旁人的思想情況，待三處根據彙報，進行考該、登記，擇優予以升遷。抗戰後期，各期受訓結業的學員，按地區或機關單位組成通訊小組。定期召開小組會，由侍三處指定的小組長負責彙報學員的動態和思想情況。侍三處於 1945 年 11 月間撤銷。關於人事考核和 “中訓團” 學員通訊小組領導等項業務，併入以後成立的政務局繼續辦理。
侍衛長俞濟時專任，副侍衛長馮聖法
警衛團團長石祖德
特務團團長柳元麟
參事室主任朱家驊、王世傑，
參事：周鯁生、陶希聖、陳豹隱、王徵、張忠紱、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