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針

七二一方針，又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是中華民國政府宣稱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中國抗日戰爭時對其所轄部隊的作戰指示。2015 年 9 月 2 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臺北紀念抗戰勝利 70 週年講話時便提及此主張，藉此批評中共在紀念抗戰時抹殺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的貢獻，並重申國民政府是對日抗戰領導中國的 “唯一政府”，國軍主導抗戰是歷史事實。但也有學者反對此說法，認為該說法來源系國民黨捏造，“發展”、“應對”、“抗日” 無法明確區分 實為同一件事，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抗日自由」，不允許他們在地方發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輿論中，認為該說法有詆譭游擊戰的作用，亦存在相信中共消極抗戰的輿論觀點，他們將中共在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游擊戰通俗的概括為 “遊而不擊”。

相關旁證

2.1 毛澤東言論

2.1.1 張國燾回憶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於 1937 年 8 月 20 日洛川會議內容有如下記載：

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它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從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脫。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沒有改變著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

2.1.2 廬山會議談話

1959 年 7 月 31 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曾經發動百團大戰，李銳有如下談話記錄：

主席：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主席：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彭總：黃紹雄很早意識到了。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主席：三個師只三萬兩千人，號稱四萬八。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

彭總：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

8 月 1 日，毛澤東在繼續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擴大，自己消滅，當然不是；要擴大；而且施之於人，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

2.1.3 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

《毛澤東全集》第 51 卷記載了 1973 年 7 月 4 日，毛澤東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談到抗戰時希望日軍進攻重慶：

2.2 《延安日記》

《延安日記》

2.3 季米特洛夫日記

1941 年 5 月 18 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之電報) 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1944 年 5 月 6 日，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稱：“毛澤東有些片面地和明顯不適當地評價了國共關係和他們所參加的這場對日戰爭。…… 事實上，特區領導層相信，蔣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敵人。” 特區領導人現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為應付即將到來的國共衝突做好一切準備。而這樣的作戰實際上一直都在進行，僅僅在 1943 年裡，“新四軍就對中央軍進行了 724 次戰鬥，結果，擊斃擊傷 8,181 人，俘獲 9,879 人，奪取了 34 個據點，以及 8,622 支步槍，507 支散彈槍，以及 200 挺機關槍。” 因此，日本在 4 月 17 日發動的針對河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中共無意在這一地區幫助中央軍防禦日本人的進攻。”

2.4 雷震遠回憶錄

雷震遠神父在回憶錄《內在的敵人》中稱，共軍將領呂正操曾威脅逮捕自己，理由是救護受傷的老百姓屬於 “叛國罪”。呂正操直言：“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勵人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雷震遠抗議道：“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有些驚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 —— 不常打，打得不起勁。” 接著，雷震遠與呂正操展開如下對話：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 我驚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 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呂正操說。“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拼命作戰而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會失敗”。

學界看法

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認為共軍是以儲存實力為主。如中國通約翰・佩頓・戴維斯 1945 年 4 月對駐俄大使傅秉常所說，日軍來了共軍就跑，日軍走了共軍又佔領村莊。共軍儲存實力以備將來爭權。共軍為了避免日軍報復而避免攻擊日軍，而因為解放區缺乏軍事價值，日軍對攻擊共軍也不感興趣。英國的情報來源則說共軍有可觀的軍事實力，但用於抗日上相當保留，因此推論延安與日軍高層應該存在某種勾結。
陳永發：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 “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劉維開：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說法，國府強調是來自中共內部情資，就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而言，的確是不介入日軍與國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遊擊為主。既然是打遊擊，當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並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沒有這句話，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不過「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範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他認為七二一方針系捏造，這個問題涉及國民黨歷史的誠實問題。範力沛還說，在某些時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對毛公的造謠？歷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但是歷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著棋！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 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讀者不妨參閱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頁四一八）。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歷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認為：關於七二一方針，“以當時形勢與戰局變動之複雜，和毛、朱等對國共關係狀況及中日戰局變化了解之侷限，是根本不可能預想和設計出來的。”，但楊教授也同意，到了 1940 年中共中央 “確是將軍事發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上，並且具體規劃了‘在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的大發展目標及其實際步驟。但是，這畢竟是 1939 年國共兩黨關係發生急劇改變之後的情況了，與 1937 年抗戰爆發初期的情況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張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