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吏治史

吏治是中國政治的特色，《周禮・天官敘官》中載有 “府、史”“胥、徒”。唐宋以後多作 “吏胥”、“胥吏”，州縣吏胥俸祿微薄，甚至毫無俸祿。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指出：“古代禮律關係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建立晉室，統治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採用之，輾轉嬗蛻，經由（北）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律不祧之正統”。

周朝

《國語・魯語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魏晉南北朝

嚴耕望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 “各級地方官自由任用本府屬吏，上級和中央政府絕不干涉。” 當時 “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

唐朝

唐朝士子讀經書，誦疏文，不習政務，趙匡在《選舉議》中說：“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 柳宗元《封建論》中說:“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

《舊唐書》一百六《楊國忠傳》：楊國忠歷、兼四十餘官，事務 “皆責成胥吏”。

近代學者瞿同祖認為：“秦漢法律為法家系統，不包含儒家禮的成分在內。儒家以禮入法的企圖在漢代已開始。雖因受條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釋法律及應用經義決獄方面努力，但儒家化運動的成為風氣，日益根深蒂固，實胚胎醞釀於此時，時機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應運而生。…… 歸納言之，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說是始於魏、晉，成於北魏、北齊，隋、唐採用後便成為中國法律的正統。”

宋朝

宋朝冗官最多，候補入官者多，而官缺少，蘇軾說：“今…… 一官缺，率常五、七人守之。” 慶曆新政前，范仲淹在《上執政書》中論整飭吏治的必要：“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遊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

葉適說：“…… 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葉適明白指出：“夫以官聽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 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 在另一地方他又指出：“廢人而用法” 也就是 “廢官而用吏”。

元朝

元初官吏的選用，多掌握於世侯軍閥之手。胡祗遹稱：“中統前四十年，諸侯承製拜官，率以私門走卒健兒、黠胥奸吏為縣長，以應己之呼召指使，供己之掊克聚斂。府帖下縣，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而惟府帖是懼，進退俯仰，死生禍福，甘以奴隸自處”。

王惲《諭平陽路官吏文》稱：“…… 一委於吏，致開塞倖門，情生詐起，附會科條，高下其手…… 聽其飾說，亂行剖決者有之” 。

胡祗遹稱，縣官 “判筆一從乎胥吏，辦給俯仰於輿臺”，這種苦衷不外是 “隱忍習熟而無恥，祿薄則不免求索，喪公廉之節。節行不立，愆罪稠壘”。

明朝

明太祖時《大誥三編・農吏第二十七》：“今後諸衙門官，凡有公事，…… 或親筆自稿，照行移格式為之，然後農吏謄真，署押發放。吏本黏連卷宗，點檢新舊，驗看遲速，知數目之精，未嘗公事主謀在乎吏。今往往正官、首領官憑吏立意，施行其事，未有不墮於殺身者也。…… 凡百公事，若吏無贓私，一切字樣差訛，與稿不同，乃吏謄真之罪。設若與稿相同，主意乖違，罪坐官長，吏並不幹。”

孫懋說 “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 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

明世宗時桂萼上《論革冗官疏》，引世宗語 “太祖初（官）無許多，後來增添冗濫，宜致百姓艱窘，日甚一日”；桂萼自己也說 “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

霍韜也說 “天下冗官，…… 以數十官員治一民”，“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

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袁宏道在給沈鳯翔信稱：「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

瞿繼昌亦言 “嗟乎！吏道之蕪也久矣，平居華衣豐食，選玩具、徵歌色；出則騶從煊赫、奢汰相高；其聽訟也，據案南面，儼若神明，敲精撲髓，惟力是視，小民之是非曲直，不與焉”

清朝

吏治可說是中國中央集權必然的結果，與封建官場上官員的怠惰積習有密切關係，“各省州縣官，多有深居簡出，玩視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經意，以致幕友官親，矇蔽用事”。錢謙益《與蔣明府論優免事宜》亦言：“竊見所頒書冊，似猶出胥吏筆牘，有意上下其手，未經臺覽者也。” 顧炎武說：“…… 後世…… 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 康熙二年：“停止援納，俱令各衙門召募，給予執照，開注姓名年歲，著役日期，並地方印結，按季匯冊諮部。” 但康熙六年又準 “內閣供事暨各衙門書吏召募考補，或貼寫內遴選掣補”。康熙十四年又題準：“書吏承充仍照舊例援納。” 侯方域就感慨道：“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

雍正五年廣東布政使常賚《奏報所得養廉與各項費用摺》道：“惟有州縣所解錢糧，每兩有平銀三分，向系督、撫、司三股分作養廉之費…… 照股分銀一萬一千餘兩…… 奴才家口衣食用度，幕賓束脩，並修理衙屬庫藏等項，共用去銀八千八百餘兩。”

賈允升《請除外省積弊六事疏》：“上司薦人於屬員，派定束脩，刑名至數百金，錢穀亦二、三百金…… 是州縣廉俸不足供幕客之費。”

汪輝祖在《學治臆說》稱 “語有之：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誠哉是言也，一部《吏部處份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

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七引楊芸士曰：“…… 胥吏……，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䙡（䙡，紐也。）。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 胡林翼以為：“《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更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

清朝胥吏無官無品，社會身份微賤，極被看不起，就同戲子一樣，永遠失去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卻擁有實際權力，如凡 “捕匪、解犯、催徵、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馮桂芬說：“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諸隸僕。”

李慈銘則稱書吏是 “黑衣下賤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引時諺雲：“堂官牛，司官鰍，書吏剔嫐不得休”，卻不得不承認 “京朝官多貧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積貲巨億，衣食享用，擬於王者。”。

《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僚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清朝的民事訴訟有種種勒索錢財的黑幕，胥吏常要脅以代書費、傳呈費、路費、盤費、送牌費、盤子費、散班費、具結費等。

《明夷待訪錄・胥吏》便說：“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 害可除矣。”

道光年間御史方允鐶在奏摺說：“胥吏則更無顧忌，每每私將災票售賣，名曰‘賣災’；小民用錢買票，名曰‘買災’；或推情轉給親友，名曰‘送災’；或恃強坐分陋規，名曰‘吃災’。至僻壤愚氓，不特不得領錢，甚至不知朝廷有頒賑恩典。”

鹹豐年間為避太平天國兵禍，諭令各省修築圩寨，辦理團練。鹹豐帝刻意避開吏胥假手，以防滋生流弊，並責成地方士紳 “勸諭捐資，浚濠築寨”，更要求 “一切經費不得令官吏經手”。

儲方慶說：“今天下之患，獨在胥吏。” 在其《馭吏論》中說：“吏胥之役，不過入數十金，數百金之資於官已耳。”

梁啟超《變法通議》：“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