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省樂亭縣（今屬河北省唐山市）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13 年天津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去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曾參加反袁世凱運動。李大釗是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推翻北洋政府的主要角色之一，同時為共產國際的成員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1927 年，因被北洋政府指控其裹通蘇聯顛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被捕，後被北洋政府督軍統帥兼代理總統職權的張作霖判處絞刑。

其與陳獨秀同為中共主要創始人，有 “南陳北李” 之稱。

生平

1.1 早年

1889 年 10 月 29 日（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李大釗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李是遺腹子，出生時，父李任榮已病亡六個月，李一歲半時母親病故，由祖父李如珍（實為伯祖父）撫養成人。1895 年，李到本村谷傢俬塾師從塾師單子鰲，塾師命李學名耆年、字壽昌；以後改名大釗，字守常。1898 年，李到小黑坨村師從塾師趙輝鬥。

1899 年，李與夫人趙紉蘭結婚。1902 年，李首次到樂亭縣和永平府盧龍童試，未中；後轉入樂亭縣北井家坨村宋家學館師從黃寶琳。1905 年，李第二次參加童試，在樂亭縣和永平府盧龍透過縣試、府試；秋，李考入永平府中學。同年，祖父李如珍去世。

李得到親戚的資助。1907 年夏，李到天津投考新式學堂，被長蘆銀行實習所錄取，最終選定北洋法政專門學堂。1909 年，孫洪伊、王法勤等發起成立實業研究會，李任書記員。1910 年冬，北洋法政學堂推選李等代表學生參加第四次開設國會請願活動。1912 年秋，北洋法政學會成立，李與鬱嶷任編輯部部長，共籌辦《言治》月刊；冬，李赴北京與孫洪伊等接觸，籌辦《言治》。李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期間與同學郭須靜一起加入中國社會黨，畢業後到北平參加中國社會黨活動。

1913 年 4 月，李在《言治》第一期發表〈大哀篇〉、〈論彈劾用語之解紛〉；7 月至 8 月，李畢業於北洋政法專門學校，旋赴北京。中國社會黨領袖陳翼龍被殺，社會黨被查封，李大釗逃離北平，避難於家鄉樂亭縣的祥雲島，及後得到湯化龍和孫洪伊的資助。冬，赴日本留學。

1914 年春，李在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館內學習英語和日語。夏，和章士釗相識，並向其約稿。李和明治大學的高一涵合辦「甲寅」雜誌。9 月，李入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李組織神州學會，進行反袁世凱活動。李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受影響甚深。

1915 年 1 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 “二十一條”。2 月，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在東京成立，會議決定組織歸國請願團，抗議袁政府行徑，公推李為文牘幹事，負責起草通電，執筆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4 月，李與張潤之翻譯出版今井嘉幸《中國國際法論》，李執筆〈譯序〉。6 月，李編印《國恥紀念錄》，內中發表〈國民之薪膽〉。7 月，李修畢早稻田大學第一學年。8 月，李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於《甲寅》雜誌，批疑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李號召國人以 “破釜沉舟之決心” 誓死反抗。12 月，袁稱復帝制，於 1916 年洪憲建元，改民國為「中華帝國」。

1.2 參與編輯《新青年》

1916 年 1 月，乙卯學會與中華學會合併組成神州學會，宗旨為「以研究學術、敦崇氣節、喚起國民自覺、圖謀國家富強」，李、林伯渠、高一涵、易象等為主要成員；李被推為評議長，月底為反袁事離日返回中國，賦詩《乙卯殘臘，由橫濱搭法輪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稱「逆賊稽徵討，機勢今已熟」。2 月，因反袁而「長期欠席」日本早稻田大學，遭除名；始投入創辦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主辦《民彝》雜誌工作。春，日本東京成立中國財政經濟學會，李為發起人之一。5 月中旬，李從日本返回中國，5 月 15 日《民彝》創刊號出版，李發表〈民彝與政治〉。7 月，李離開上海赴北京，創辦《晨鐘報》，任編輯主任。9 月，李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發表〈青春〉，是篇為文於日本。

1917 年 1 月，李任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的《甲寅日刊》編輯，在創刊號發表〈《甲寅》之新生命〉。4 月，李運用國外報紙材料，研究歐洲各國社會黨，撰寫〈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7 月，李因張勳復闢而避走上海。8 月，李在《太平洋》第 1 卷第 6 號發表〈闢偽調和〉。10 月，李在《太平洋》第 1 卷第 7 號發表〈暴力與政治〉。11 月，李離開上海，北上。

1918 年 1 月李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由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2 月，李與周同煌、李辛白等成立北京大學「大學公餘法文夜校」。6 月，李與王光祈、周無、曾琦等成立少年中國學會；7 月 30 日李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大會，推為編輯主任。7 月，李在《言治》季刊第 3 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比較分析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和 20 世紀俄國革命，闡述俄國革命之本質及對世界將產生之影響。10 月，李應邀任北京大學《國民》雜誌顧問。11 月底，李在北京大學於中央公園舉辦之「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講。12 月，李任《新潮》雜誌社顧問；李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庶民的勝利〉；李與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

李其後擔任過經濟系、歷史等系教授，參與編輯《新青年》，撰寫《史學要論》，推動共產主義。

1.3 五四運動

1919 年 1 月 1 日，李在《每週評論》第三號上發表社論〈新紀元〉；1 月 15 日參加籌備學生遊藝大會；1 月 25 日，與蔡等成立學餘俱樂部；刊登〈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 的勝利〉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正式出版。春，新文化運動展開，《每週評論》於第 17、19 兩號集中刊載「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5 月 4 日，北京大學等 13 校學生 3 千餘人舉行示威，五四運動爆發；5 月 5 日，李指導並協助《晨報》副刊開闢「馬克思研究專欄」；是月李負責編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計劃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並完成〈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的初稿。6 月 11 日，陳到北京城南遊藝園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此後為營救陳出獄而四處奔走。7 月 1 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根據李之提議，學會宗旨改定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7 月 20 日，李離京回故鄉樂亭，又去五峰山，個多月後回京，臨行前收到《每週評論》第 31 號刊載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8 月 17 日，《每週評論》第 35 號發表致胡適書〈再論問題與主義〉；8 月 31 日，北洋政府查封《每週評論》。9 月初：李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號「馬克思研究專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是中國首篇較全面、系統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9 月 15 日，李在《少年中國》第 3 期發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較為系統闡述作者的少年中國主義主張；9 月 21 日，應覺悟社邀請到天津講演，與周恩來等覺悟社成員見面。11 月 15 日，李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6 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全文登完。

1.4 組建中共

1920 年，李在女子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講授「女權運動史」、「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1 月 1 日，李在《新青年》第 7 卷第 2 號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2 月中旬，因陳獨秀遭到北洋政府監視，李護送陳獨秀去天津，幫助其赴上海。3 月，李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以後又指導學會設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型圖書館，取名「亢慕義齋」；共產國際派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 (即吳廷康) 等到北京，透過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會見李，李又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會見陳獨秀。5 月 1 日，李出席北京大學教職員和學生舉行慶祝五一勞動節紀念大會，主持大會並發表講話。7 月 8 日，北京大學評議會議決將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7 月 23 日，李正式受聘為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8 月 1 日，李與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高一涵等在《晨報》發表《爭自由的宣言》；8 月 18 日，覺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少年中國學會 5 團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召開各團體聯絡籌備會，李為少年中國學會代表；8 月 19 日，在少年中國學會茶話會上，提出「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9 月，李與陶孟和、張慰慈、陳啟修擔任北京大學政治系課程「現代政治講座」，李講授《現代普選運動》。10 月，李發起建立北京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李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唯物史觀研究」課程；李當選為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李和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1 月，李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親自參加各類活動；11 月 7 日，李領導北京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通俗工人刊物《勞動音》（週刊）在北京創刊。12 月初，李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921 年 3 月初，李被推參加北京國立八校索薪鬥爭的組織委員會；3 月 30 日，李參加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提議建立「事務所」，並在所內設油印機，開展宣傳工作。春，李幫助天津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4 月至 8 月，李擔任北京「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代理主席，開展索薪鬥爭。7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舉行，起草並制定黨的綱領，選舉黨的中央機構，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東等共產黨支部派代表參加；李雖因故未出席中共一大，但黨內公認其對建黨的貢獻，故與陳獨秀被譽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

1.5 馬克思學説研究會

1921 年 11 月 17 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發起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啟事〉，明確提出將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作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團結進步學生和培養先進分子的機構。12 月 16 日，李出席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公開成立大會並講話。年底，根據中共中央通令，召開黨員大會，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由李任書記、羅章龍任組織委員、高君宇任宣傳委員。

1922 年 2 月 17 日，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公開招收會員；2 月 19 日，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第一次公開舉辦講演會，李應邀到會，並作題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説〉的講演。春，在北京黨組織領導下，成立「非宗教同盟」，開展反對唯心主義和反對基督教文化侵略的宣傳活動。4 月 4 日，世界第十一次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北京清華學校舉行，《晨報》刊登由李起草並有多人簽名之〈非宗教者宣言〉；4 月 9 日，李出席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學召開之講演大會，並發表演講。5 月 1 日，李出席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等組織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會，並發表演講，在《晨報》發表〈五一紀念日於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5 月 5 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舉行馬克思誕辰一百零四週年紀念大會，李出席並發表演説。6 月，為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為工人運動發展創造更有利條件，李親赴保定與吳佩孚會談。7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李當選為中央委員。

1.6 會見孫中山

1922 年 8 月下旬，李去上海、杭州，參加中共中央在西湖舉行的特別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月底，李在上海會見孫中山，「討論建國種種問題」，「暢談不倦，幾乎忘食」。11 月 7 日，李出席北京各進步團體聯合舉行「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會」，被推為主席，並發表演説。12 月，李辭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職，任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秘書。

1923 年國民黨北京地區黨務負責人盧釗指稱李為首鼠兩端的騎牆人，指責李假意國共合作，張繼亦持相似看法。李親自領導北京黨組織，開始在北京蒙藏學校的青年學生中發展第一批中國共產黨蒙古族黨員。1 月，北京各校學生和教職員展開驅彭鬥爭，反對北洋政府任命的教育總長彭允彝，李聯絡北京大學教授蔣夢麟、顧孟餘、馬敘倫等 20 人，以北京大學全體職員名義上書大總統，請罷免教育總長彭允彝，挽留蔡元培以維持教育。2 月初，李應武漢高等師範學校的邀請，為當地教職員作寒假學術演講；期間發生吳佩孚鎮壓工人運動的「二七慘案」，李亦遭到直系軍閥秘密通緝，隨後李從武漢轉赴上海。4 月，李應邀在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作學術演講，月底離開上海返回北京。5 月 4 日，李出席北京學生聯合會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召開的五四紀念大會，並作演講，號召「組織民眾」，「對現政府立於彈劾的地位」。6 月，李在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李當選中央委員，會後在廣州與孫中山會談，討論統一戰線和對外政策；下旬，李抵達上海。7 月初，李在上海拜訪蔡元培，並參加蔡元培婚禮；中旬，李返回北京。8 月，李在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發表〈桑西門的歷史觀〉。9 月 9 日，李出席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召開的歡迎蘇聯代表加拉罕大會。10 月初，李在北京會見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廣東革命政府代表鮑羅廷；10 月 19 日，孫中山致電中國國民黨上海事務所，命其密電李赴上海商討中國國民黨改組問題。

1.7 參與國共合作

1923 年 11 月 7 日，上海大學於俄國十月革命六週年紀念日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李在成立大會上演講〈社會主義釋疑〉；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5 日，李出席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檢查中共三大以來各項決議的執行情況，主要討論國民革命運動、工人運動等。12 月中旬，李離開上海返回北京；下旬，李赴天津，指導籌建中共天津地方黨組織。

1924 年 1 月 4 日，李主持在北京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大會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選舉李、譚熙鴻、許寶駒等 6 人為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1 月 5 日，李離開北京南下，1 月 11 日抵達廣州；1 月 18 日，鮑羅廷召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共黨團會議，李參加會議並發言。1 月 20 日，李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大會主席團 5 名成員之一，並任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和出版及宣傳審查委員會委員。1 月 28 日，針對中國國民黨右派反對國、共合作的主張，李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上發言並印發《意見書》，稱：「我們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李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 月 30 日，李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 月 31 日，李參加孫中山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李曾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本人原為蘇聯黨員、第三國際共產黨員……。”3 月 8 日，根據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北京區委改組，李任委員長，蔡和森任秘書；3 月 30 日，李在北京主持中華民國國民追悼大會；4 月 20 日，李任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部長。5 月 9 日，李出席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三次特別大會；下旬，因張國燾被捕叛變，北洋政府加緊搜捕共產黨人，李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難。6 月上旬，接到中共中央緊急通知，派李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中旬，啟程前赴蘇聯；6 月 17 日至 7 月 8 日，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李到莫斯科與中共其他代表王荷波、彭述之、劉清揚等出席，並代表中國共產黨就中國民族革命問題發出宣告。7 月 1 日，李與王荷波、彭述之聯名致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7 月 12 日，李向共產國際提交《全國學生運動狀況》等 4 份報告，會後留在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初冬回北京。12 月，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成立，由李負總責，以《政治生活》為北方區委機關刊物，由區黨委宣傳部長趙世炎任主編；北大紅樓設有中共北方區委接頭機關，和《政治生活》發行的房間；12 月 31 日，孫中山扶病入北京，李率北京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前往車站迎接。

李代表中共立場，公開向北洋政府請願，要求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並且支援蘇軍駐兵外蒙古。

1925 年 1 月 4 日，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在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下成立。1 月 20 日，李主持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北京各界紀念列寧大會。3 月 1 日，李出席在北京舉行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並作演説；3 月 10 日，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抵制中國國民黨右派「國民黨同志俱樂部」；3 月 12 日，在北京孫中山逝世，李參加治喪處秘書股；3 月 16 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三次大會，李被推為國民會議運動委員會委員。夏秋，李領導北京黨組織發動多次大規模群眾示威活動，聲援「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爆發後，李與趙世炎等人在北平組織 5 萬餘人的示威。李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遂逃入東交民巷俄國兵營。李在熱河主辦的中共北方區委黨校學習，在熱河掀起了農民運動高潮。10 月初，為加強指導北京地區（包括天津、山西等地）工作，經中共中央決定，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委分開，李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冬，李去張家口，主持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成立大會。11 月，李在張家口主持召開農工兵大同盟成立大會，來自熱河、察哈爾、綏遠各地的 200 多名代表與會。大會選舉李、韓麟符、趙世炎、李裕智、王仲青、陳鏡湖、鄭丕烈為大同盟執行委員，李任書記，韓麟符、趙世炎任副書記。11 月 28 日，李領導在北京以推翻段祺瑞政權和建立「國民政府」為目的的「首都革命」。

1926 年 1 月 1 日，中國國民黨北方區黨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李以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負責人身份出席，並發表題為〈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的演説；北京總工會正式成立。1 月 13 日，李出席「北京國民反日大會」在民國大學舉行的講演大會；1 月 14 日，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等團體在天安門舉行反日討張的國民示威大會；1 月 21 日，李出席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列寧逝世兩週年紀念大會。3 月 1 日，李出席北京學生總會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舉辦的講演會，作〈日本維新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比較觀〉的講演；3 月 8 日，李出席北京婦女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並作演講；3 月 12 日，李出席中國國民黨左派在太和殿舉行的孫中山逝世一週年紀念活動；3 月 13 日，李同陳毅參加清華學校舉行孫中山週年紀念會，並發表演説。3 月 17 日，李率各校學生、各團體代表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強硬態度「駁覆最後通牒」，驅逐簽署通牒的八國公使，徑赴國務院、外交部，政府衛兵用刺刀當場刺傷多人。3 月 18 日，北京市總工會、學生總會等 200 多個團體 10 萬多人集會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透過要求駁斥日本等八國最後通牒、驅逐八國公使等 8 項議案；會後李親自帶領群眾赴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願；北洋政府對群眾大屠殺，死 47 人，傷 200 多人，製造三・一八慘案。3 月 19 日，北洋政府通緝李；3 月底，李領導中共北方區委機關轉入地下，進入秘密工作。6 月，李在《政治生活》第 79 期發表〈日本帝國主義最近進攻中國的方策〉，署名獵夫；9 月，李向中共中央撰寫數份政治報告，滙報南口陷落後北方形勢，分析南口之戰失利原因，介紹北方區委對馮玉祥和奉系軍閥工作情形；冬，李繼續領導中共北方區委工作，致信劉伯堅、魏野疇等，指導西北軍、國民二軍的政治工作，並做大量工作配合北伐進軍。

1927 年 1 月 10 日，李在《政治生活》第 86 期發表〈日本帝國主義的赤化觀〉；1 月 14 日，李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撰寫〈關於晉閻之報告〉；1 月 24 日，李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滙報北京政治分會在政治、外交和情報等工作情況；月底，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改選，中國國民黨左派全勝，中共北方區委提出「將（中國國民黨）黨權交給左派」得以實現，加強中共領導的革命統一戰線。

1.8 逮捕及處決

1927 年 4 月 6 日，李在北京被捕。在西方國家駐華公使團的授權下，張作霖的奉軍和「京師警察廳」出動，警察總監陳興亞指揮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吳鬱文、副處長雷恆成率 500 多奉系憲兵與京師警察，突擊蘇聯大使館以及附近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等處，李全家同時在蘇聯大使館被捕，李接受京師警察廳司法處長蒲志中的軍法審判。中國共產黨員範鴻劼、謝伯俞、譚繼堯、楊景山及中國國民黨左派鄧文輝、張挹蘭等先後被捕。在此期間李著有〈獄中自述〉：「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進急進之差耳。…… 社會之紛擾，泰半由於謠傳與誤會。」由於李是北京大學教授，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張作霖面臨很大壓力，但是李等人的罪行已經重到讓西方國家剝奪蘇聯外交豁免權。為此他給政府前方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六位發電徵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復，其餘將領都主張立即正法。南方的蔣介石發來密電，建議 “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4 月 28 日，李等 20 人經北洋政府奉系軍閥在北京警察廳秘密軍法會審，宣佈死刑。李被以「和蘇俄通謀，裡通外國」為罪名絞刑處決，時年 37 歲。當天下午，李等被秘密處以絞刑。20 名被處決者中，第一個受刑的就是李大釗，最後一名為張挹蘭（女，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因劊子手缺乏經驗，李先後被絞了三次。1927 年 4 月 29 日的北京《晨報》報道李受刑詳細過程：前日方傳軍法會審尚未正式開庭，而昨日下午黨人 20 名已被絞殺決矣…… 當日看守所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軍法會審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繼武為監刑官，在所內排一公案，各黨人一一依判決名次點名，宣告執行，由執刑吏及兵警送往絞刑臺。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二人，而每人約費時 18 分始絕命，計自 2 時至 5 時，20 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北洋畫報》的報道說李受刑時 “二十分鐘始絕”。據現場處刑人員回憶，李受刑的時間可能是 “二十分鐘的兩倍”，約有四十分鐘。遺體的脖頸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死後

死刑當天傍晚，趙紉蘭母女三人被釋放出獄回家。當晚她們還不知道訊息。次日晨，李的舅舅周玉春上街買報紙，看到李被處決的訊息，哭著回到家中。《晨報》記者記述：“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加劇，以致臥床不走。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鏡狀蕭條。” 李被處決後，北大同事梁漱溟、蔣夢麟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妻相助集資購買了一口薄皮棺材，裝殮後由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移厝妙光閣浙寺內寄放。

1927 年 5 月 4 日報道《李大釗遺族之悲慘》，李被執行死刑六個小時後，他的妻子趙氏和兩個女兒就被釋放了。當趙氏聽到李被絞死的訊息後，昏迷三天。李 “本遺腹子，既無兄弟、又無叔伯，現僅有乃舅周某代為照料家務。” 李有三子二女，最小的兒子還在襁褓之中，加上家裡也窮，境況悽慘。雖然有章士釗夫人吳若男前去探望，但是因為有警察局的監視，李家人非常不自在，於是懇求新聞媒體能夠代為憐憫，請求警署將監視者們撤去。看到李妻兒的慘況，李曾經教書的各學校都準備將拖欠的工資趕緊補上，“北大欠兩年以上，其餘各校亦在一年有餘。”

1927 年 5 月 4 日，武漢國民政府的漢口《國民日報》發表《五四與李大釗》社論，號召人們 “從悲哀中生出更大的勇氣與反革命派決一死戰”。5 月 8 日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署名 “魏琴” 在中共中央《嚮導》週刊第 195 期發表《悼李大釗同志》一文。5 月 16 日，中共中央與湖北省委在漢口召開萬人追悼大會，湖北省委書記張太雷致辭說李是 “代表全中國全世界一切被壓迫同胞謀利益求解放，與一切反動派和軍閥、帝國主義相反抗而死”。

1933 年夫人趙紉蘭疾病纏身（一個月後病逝），家中兒女年齡幼小，既無錢也無人力舉辦喪事。趙紉蘭帶著兒女，登門拜見李大釗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適、蔣夢麟等，請求北京大學代辦安葬。4 月 15 日，社會各界為李開始公葬募捐活動。發起 13 人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了 20 元。北大教授李四光、鄭天挺每人捐 10 元，馬寅初等每人捐 20 元，梁漱溟等每人捐 50 元。外地故友魯迅捐 50 元，戴季陶捐 100 元，陳公博捐 300 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捐 1000 元。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4 月 22 日，社會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舉行公祭，周作人也參加了公祭，並給李宅送去了一個花圈，以及 10 元的奠儀。隨後，李被安葬在萬安公墓，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併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劉半農撰寫墓碑。周作人為此又捐款 20 元。1933 年 4 月 23 日，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河北省革命互濟會具體負責安排，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萬安公墓的李大釗出殯公葬，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隊伍最前面是用白紙黑字寫的一副巨大輓聯，上聯是 “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下聯是 “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是 “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途經西四牌樓時，北平軍分會軍警特務即以 “妨害治安” 為名，禁止群眾送葬，開槍攢射，送葬者有眾多傷亡，40 餘人當場被捕。年僅 21 歲的河北革命互濟會秘書赫洵接受了撰寫碑文的任務。幾經周折，交給了北平師大學生、共產黨員王勳室用一塊極為普通的艾葉青石碑，高 183 釐米，寬 46 釐米，厚 16 釐米，碑頭刻有一顆紅五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鐮刀斧頭。碑文正面文字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碑的背面文字是：“李大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最堅決的信徒，曾於 1921 年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活動，並且實際領導北方工農勞苦群眾，為他們本身利益和整個階級利益而鬥爭！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爆發，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無恥地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並且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下，於四月六日大舉反共活動，勾結張作霖搜查蘇聯使館，拘捕李大釗同志等八十餘人，在四月二十八日被絞死於京師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難者二十人，這種偉大犧牲精神正奠定了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勝利的基礎，給無產階級戰士一個最有力的榜樣！現在中華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擴大，也正是死難同志們的偉大犧牲的結果！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京市民革命各團體為李大釗同志舉行公葬於香山萬安公墓。” 在安葬那天，石碑裝在一輛馬車上，上面覆蓋著棉絮和花圈，跟隨著送葬隊伍，躲過盤查，送達萬安公墓。但不可能公開豎立，只好隨棺柩下葬。1983 年重新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時，逾半個世紀才得見天日，收藏於李大釗烈士陵園陳列館展出。

李的族侄、清華大學政治系學生李樂光在極困難情況下，查遍了清華大學圖書館所有可能登載李文章的書報刊，能抄錄的，他就抄錄，來不及抄的，就剪裁下來，收集整理李遺文。李樂光 1932 年 3 月入黨，1933 年被捕前，把收集到的兩包李的著述分別藏在其岳母和三妹處。李樂光被捕後，其岳母把這包著述交給李的女兒李星華，隨後又轉交給周作人。1933 年，周作人寫信給曹聚仁，希望其出版李的遺著，託周啟明把李樂光編好的第一、二部分三十篇送到上海。1933 年由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題名《守常全集》，這是李的第一部文集，並請魯迅作序。這本文集的出版，魯迅主張不送審，連出版社也胡謅一個，但一些在北京的人不聽勸告，覺得群眾圖書公司規模小靠不住，決定讓商務印書館出版，結果在白色恐怖下碰了釘子，在魯迅生前未能出版。魯迅在《1933 年 6 月 3 日致曹聚仁信》寫：“論起理來，李死在清黨之前，還是國民黨的朋友，給他留一個紀念，原是極應該的，然而中央的檢查員，其低能也未必下於郵政檢查員，他們已無人情，也不知歷史。”1939 年 4 月北新書局以 “社會科學研究社” 名義印出初版，但當即被公共租界當局沒收。1949 年 7 月北新書局在上海重印出書，改名為《守常文集》上冊。1933 年 5 月 29 日魯迅寫了 “《守常全集》題記”，最初發表於 1933 年 8 月 19 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 “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裡來幹什麼？滾你的罷！” 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知道了這訊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鬍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臺。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 大概總不外乎 “危害民國” 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並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麼，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這回恐怕是 “妨害治安” 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 “人山人海” 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於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 “不顧血本” 的只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指曹聚仁）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Ｇ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託Ｃ書局（指商務印書館）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裡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1942 年 11 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講：“沒有中國共產黨以前就有馬克思主義了，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怎麼會有這個過程呢？事實上，那時候李大釗就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1921 年至 1924 年之間，李大釗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那不是馬列主義是什麼？”1943 年 4 月 28 日李大釗就義 16 週年，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文稱李大釗是 “廿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新思潮最早的倡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號召學習李大釗 “高度共產主義氣節和操守”。

1957 年和 1959 年李大釗就義 30 週年和誕辰 70 週年之際，學術界研究李大釗掀起了兩次高潮，發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搞清了 “李大釗同志是最早在我國宣傳十月革命的意義，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號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五四運動 60 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李大釗是 “中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一個人”。

1983 年，萬安公墓中闢出了李大釗烈士陵園，以供中國共產黨黨員宣誓和遊人瞻仰。

20 世紀 80 年代，學界研究者弄清楚李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與陳獨秀並列），最早同第三國際代表建立聯絡的中介人，較早公開倡建中國共產黨和黨的設計者、組織者；李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探索，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主張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帝鬥爭，對中共四大黨的民主革命總路線做了重要理論準備；設想了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實現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等；李幫助孫中山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 “三大政策” 的路線轉變，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李在北方爭取馮玉祥及國民軍參加國民革命的經過與作用；李領導中共北方區委在北方各省建黨等等。

1989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出席 “李大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 並發表講話，正式官方評價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列舉了李大釗主要貢獻有：

“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它‘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
“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進行描繪”
“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建立工作，並直接領導建立了北方的黨組織”
“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北洋軍閥統治的心臟地區發動的革命鬥爭，有力地推動了大革命高潮的興起和北伐戰爭的發展”
“派遣許多幹部去學習軍事、開展軍隊工作，並對國民軍的改造和參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999 年 10 月 29 日胡錦濤出席 “《李大釗文集》出版暨紀念李大釗同志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 並講話、2009 年習近平在 “紀念李大釗同志誕辰 120 週年座談會” 講話，均保持評價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89 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李大釗文集》，把後發現的李大釗遺著 8 篇、2 萬餘字補入。

絞死李的絞刑架，是 1919 年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已下令廢除斬首的行刑方式，並從義大利進口了一臺絞架。1919 年 4 月 15 日，洪述祖曾因謀殺宋教仁而被判死刑並以絞刑的方式被處死。該絞刑架於 1949 年被送入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北平國家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展覽大廳裡，列為國家一級文物，編為 0001 號。

曾共同決定判處李大釗等 20 人死刑的特別法庭法官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王振南，1955 年 12 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1957 年 12 月 13 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據汪祖澤記述：“王即擢任此缺，雖是薦任職，但因該法院設在租界，生活程度較高，除支付薦任最高階月薪四百元，另給特別辦公費四百元，雖簡任官亦無如此待遇優厚，藉此為處死李大釗之報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轉任檢察官，其中顯有特別原因，且此缺如此優厚，人多覲覦。數年後，羅文幹任南京司法部長，鄭天錫任次長，聞有覲覦上海特區此缺，求於鄭次長，鄭答以王振南為蔣委員長之人，不能任便更動。足見王振南之得此優缺，實因仰承上峰意旨殺害李大釗所致”。

2.1 紀念地

李大釗故居
李大釗烈士陵園

著作

《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約請中央馬列編譯局研究室的丁守和、殷敘彝等人編選了《李大釗選集》，共收錄論文、演講詞、雜文、講義等 133 篇，約 39 萬字；
《李大釗詩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李大釗的女婿賈芝編選了，收錄詩歌、隨感、散文、遊記、通訊、論文等 170 篇，約 20 萬字。
《李大釗文集》上下冊，1984 年 10 月，北京市委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文集將所收集到的李大釗遺著全部收入，共 439 篇，近 65 萬字。
《李大釗文集》（續）1989 年人民出版社；
《李大釗遺文補編》1989 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李大釗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李大釗全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 年，傳記

《李大釗傳》1960 年鄧拓安排北京市委黨校編寫，197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

家庭

祖父李如珍（1827 年 - 1907 年），青年時代經商致富，有一定文化，從九品。

父親李任榮（1867 年 - 1889 年），字華亭，李如珍過繼子。

母親周氏（1865 年 - 1891 年），丈夫早逝過度哀傷病故。

夫人趙紉蘭（1884 年 1 月 21 日 - 1933 年 5 月 28 日），1884 年 1 月 21 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沒有文化知識，不到 16 週歲的趙紉蘭與 10 週歲的李大釗結為夫妻。李大釗死後，趙紉蘭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培養教育子女投身革命。1933 年 5 月 28 日去世。河北省委於 1936 年 6 月追認她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長子李葆華，1909 年出生。1927 年李大釗被捕後，周作人、沈尹默將李葆華掩護在沈尹默的弟弟沈士遠家，後又轉移至周作人家。1927 年 4 月 28 日，李被絞殺的訊息見報後，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慮如何將噩耗告訴年僅 18 歲的李葆華。他們把李葆華叫到房間裡，把報紙給他看。周作人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周與沈尹默商量好，用 “令尊為主義而犧牲，本是預先有覺悟的” 的話來安慰李葆華。但接下來李葆華的反應卻讓周、沈二位先生感到 “及至說了，乃等於沒有說，因為他的鎮定有覺悟，遠在說話人之上。聽了之後又仔細看報，默然退下”。在周作人、沈尹默幫助下到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化名楊震）。1931 年 6 月入黨，任東京特別支部書記。九一八事變後，1931 年 11 月歸國，先在上海參加了進步組織開展的反日愛國鬥爭。1932 年 4 月回到北平，6 月參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任北平門頭溝礦區支部書記。1932 年秋，河北省委在豐灤昌樂中心縣委的基礎上，建立了京東特委，書記郭滌生，特委機關設在樂亭，李葆華回到家鄉出任京東特委宣傳部長，後改任組織部長，為發動和領導冀東抗日鬥爭而奔走忙碌。化名趙振聲。1934 年 4 月，郭滌生調任河北省駐唐特派員，李葆華接任京東特委書記。10 月，郭滌生被捕，李葆華緊急採取有效的應變措施，努力減少黨組織的損失。1935 年春天，李葆華調河北省委擔任宣傳部長，實際負責天津地區黨的工作。7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與河北省委合併，李葆華再去京東特委擔任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代表。1936 年 4 月，劉少奇從瓦窯堡來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會議，討論北平黨組織的改組工作。1936 年 5 月調任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在京東的工作由彭真接任，交接時，彭真說在京東不認識人，李葆華就專門領著彭真乘火車去唐山古冶鎮與李運昌見面，接上了關係。1937 年 1 月調北方局工作。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分局組織部長。1949 年任北平市委第二副書記、軍管會九名成員之一。1949 年 2 月 4 日公佈 “趙振聲” 是李長子，並恢復了李葆華的原名。建國初任水利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後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貴州省委第二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長媳田映萱，1919 年 9 月 18 日出生，河北省完縣（今順平縣）蒲陽鎮北街村人。晉察冀著名 “抗日三姐妹” 之一。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後任北京市紡織局副局長，安徽省輕工業廳副廳長、中共安徽省委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紡織工業部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等職。
長孫李青，1943 年生於延安。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等職。
長孫女李樂群，1945 年生。畢業於安徽醫科大學，醫務工作者。
孫李宏塔，1949 年 5 月生。曾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孫李亞中，1954 年生。水利部水文局主任工程師。
長女李星華，1911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九歲時隨家人去北京定居。李在 1927 年被逮捕時，隨父母和妹妹一起入獄被關押 23 天。李就義後，京師警察廳勒令遺屬限期離京。1927 年 5 月 10 日，全家回到大黑坨村。李星華從此輟學，在農村照料重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妹妹。1931 年，李星華帶著弟弟和妹妹李炎華回到北平復學，李星華在孔德學校初中部就讀，周作人安排她給學校刻蠟版半工半讀維持學業。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革命工作。1937 年在中法大學畢業。冀東暴動失敗後，帶弟弟李光華從冀東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偽北京大學會計科當出納。1940 年 7 月初帶弟弟妹妹赴延安，行前周作人給預支了薪金，辦妥了出城所需的 “良民證”，1940 年 11 月抵達延安，進入魯藝文學系學習，之後就長期在延安中學教書。因為文采不錯，開始發表作品，成為女作家，代表作品《白族民間故事傳說集》和《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十六年前的回憶》（發表於 1943 年的《解放日報》）從 1949 年起就一直選入小學語文教科書。1950 年，李星華從延安回到北京，到北京師大女附中擔任語文老師和班主任。一進北京城開始，李星華和丈夫著手做的重大事是收集李的著作和遺物。尋回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如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的條幅和一些珍貴的照片等。1979 年 11 月 27 日病逝。
丈夫賈芝（1913 年 - 2016 年 1 月 1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社長。
有二子：賈森林是畫家，賈成林是文史專家。有五女：賈曉林、賈偉林、賈凱林、賈燕林、賈鍾林，都是普通工作人員。
次女李炎華，1919 年出生，性情溫和，做事認真，學習刻苦。1931 年夏在李大釗生前友人幫助下回到北京孔德學校小學部就學。此後，李炎華考入有著革命鬥爭傳統的北京藝文中學。一二九運動中，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北平學聯認識了中山中學的學生侯輔廷。1936 年，李炎華和侯輔廷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 年 5 月，北方局為推進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山西黨組織的建設，決定從北京、天津選派幹部到山西工作，李炎華和侯輔廷於 11 月到了山西太原，參加在這裡舉辦的軍政訓練班，年底，李炎華和侯輔廷在太原結婚。盧溝橋事變後，李炎華和侯輔廷帶著光華、欣華回到冀東故鄉，參加抗日鬥爭（李星華懷孕留在北平）。冀東暴動失敗後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在家鄉大黑坨小學擔任多年的教師。幾經周折來到冀東根據地，在遵化地區冀東建國學院工作，後調北京。1966 年去世，年僅 47 歲。
丈夫付敏之，原名侯輔廷，遼寧錦西人。北平中山中學學生。1936 年與李炎華一起入黨。1936 年 11 月二人到山西太原參加了軍政訓練班。1936 年底在太原結婚。1938 年冀東暴動時，在樂亭縣委領導下，成立冀東抗日聯軍第十總隊，侯輔廷在大黑坨、木瓜口一帶組織 300 餘人，編入樂亭抗日聯軍第十總隊並擔任抗日聯軍第十總隊政治部主任，李炎華在政治部做宣傳鼓動工作，15 歲的李光華擔任了政治部宣傳員，喊出了 “繼承大釗遺志，不當亡國奴” 的戰鬥口號。9 月 7 日，抗日聯軍第十總隊和兄弟部隊經過三晝夜的激戰，攻佔樂亭縣城，但日偽軍的瘋狂反擊，部隊西撤，然後北進長城喜峰口一帶。此時季節進入嚴冬，長城沿線風雪交加，寒風刺骨，抗日聯軍第十總隊在茅山上與日軍多次戰鬥，處境十分艱難。此後，抗日聯軍第十總隊轉移到遷安縣上五嶺、灤縣楊柳莊一帶，與李運昌副司令等會合，奉命回鄉分散隱蔽。冀東暴動失敗後，逃亡到北平城，周作人給其在偽北京大學安排了臨時工。後返回冀東打游擊，託周作人關照其家小。昌樂聯合縣成立後，於 1944 年 7 月任何新莊小學教師、昌樂知識界救國會七月劇社指導員。創作了短詩《母親搖籃曲》，發表在縣知救會創辦的文藝刊物《七月》上。全詩共 4 節，把目光投放到灤河流域，以母親囑兒快快長大奔赴抗日前線的口吻敘事，表達了冀東人民一致抗日殺敵的心聲。其中第三節特別提到了群眾熱情極高的 1944 年冬學運動。為了配合冬學活動更好地開展，付敏之請縣知救會組織部副部長朱燕為《母親搖籃曲》譜曲，最後將歌曲定名為《灤河謠》。1945 年 5 月海濱劇社在何新莊成立後，任海濱劇社負責人。
兒子李軍（1939 年 —1996 年），北京礦業學院畢業。曾任成都煤炭幹部進修學院院長、黨委書記。
女兒李愛蘭，在航天工業部工作。
次子李光華，1922 年在北京出生。母親去世後得到哥哥姐姐與黨組織的照顧，平安長大。1934 年夏，大姐李星華懇請周作人、劉靜君等幫助，把李光華、李欣華送進了熊希齡創設的香山慈幼院，1934 年秋，李光華和小弟李欣華兄弟倆一同被熊希齡招收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生活、學習全部免費待遇，過上艱苦但尚能溫飽的童年生活。一位叫袁拙農（河北深澤縣人地下黨員）的老師經常向學生們宣傳中共。有一次袁拙農在課堂上講到革命領袖的犧牲時，李光華抑制不住多年來壓抑著的思念，在課堂上抽泣起來。袁拙農也許早就知道他的身世，走到他的身邊，撫摸著他的肩膀說：“不要難過，要堅強。”1937 年 7 月，李光華從香山慈幼院畢業，並在全市 1000 餘考生中以第 12 名的優異成績，考取了著名的北平市立第四中學校。1938 年參加冀東抗日大暴動，作戰頭部嚴重受傷，被輾轉送到大黑坨村家中養傷，仍遭日偽軍的追捕，雖然在鄉親們的掩護下脫險，但在家鄉實在無法存身。1939 年初夏，李光華避走北平，與姐姐李星華劫後重逢。1940 年隨長姐轉赴延安。解放戰爭初期從延安赴冀東工作，後任樂亭縣委宣傳部長、唐山紡織廠廠長、唐山鋼鐵廠黨委書記。1959 年 10 月調入中調部。後任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黨委書記等職務。2012 年 2 月去世。
夫人李永蘭 1948 年入黨。曾任唐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長子：李建生。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化學工程系畢業。先後在國家物資總局化工建材局、中國化工輕工總公司工作。曾任中國化工輕工物資流通協會秘書長、副會長。
次子：李建明。
女兒：李虹（1957 年 - 2023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研究員。育有 1 兒。2023 年 5 月 11 日，微博 “看老照片” 釋出訃告：“大家好，我是本微博賬戶所有人的兒子。我母親已於昨日夜間因病不治去世，本微博停止更新。生前經營這個微博是我母親的重要精神支柱，希望釋出的內容能給大家帶來快樂。” 著有《九十年的記憶與傳承 —— 記烈士李大釗後人的足跡》。
三女李鍾華，三歲時因為醫生的誤診而夭折。
三子李欣華，1926 年在河北的大黑坨出生，在李大釗去世前父子沒有見過面。1933 年母親病故時他只有 5 歲。後在黨組織和友人的幫助下，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讀書。七七事變後，回到樂亭縣老家開始了教書生涯。1941 年，到北平尋找大姐李星華，但此時李星華已於一年前帶光華去了延安。他只好在孔德學校讀書。1943 年，李欣華離開北平，想去延安找哥哥姐姐，不料受騙，流落甘肅平涼、陝西關中一帶，輾轉遷徙，1947 年 1 月進入晉察冀根據地，才找到了闊別多年的大哥李葆華。到晉察冀邊區職業中學、阜平的華北育才中學任教併入黨。1948 年 12 月奉調北平市軍管會參加對學校接管工作。工作結束後，他放棄了在市府機關工作的機會仍選擇教書這一職業，先後在北京八中、九中任教。1954 年志願到門頭溝的山區從事基層教育工作，擔任代數課教師，後任大峪中學校長、門頭溝師範學校校長、黨委書記兼教師進修學校校長，紮根山區，一干 32 年，直到 1986 年離休。1989 年病逝。雖為革命烈士後代，但始終以平民自持而決無任何特權，從不談及其父光輝歷史。只是每年清明節學校組織師生員工去烈士陵園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時，他才號召大家學習革命先輩不怕犧牲、革命到底的精神。對烈士的稱呼也只是李大釗同志。
妻子史俊卿。
女兒李小玲，北京大釗天涯時代文化傳播中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