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主義

反共主義，又稱反共產主義、反共，是指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馬克思認為共產思想在遠古就已存在，有一些原始部落就採取財產共有的做法，馬克思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另外在歐洲的現代早期，也出現了支援共產主義思想的各種團體。但是這些共產主義的先驅者並沒有共通的學說，所以反共人士也沒有相應的組織起來。有組織的反共主義是在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學說之後才發生的，1864 成立的第一國際，1889 成立的第二國際，都有主張共產革命的論點，組織內部就有共產革命和反共的無政府主義路線鬥爭。組織之外，馬克思的共產革命思想引發各國既有政權的疑懼，並對共產人士進行鎮壓。到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各國對共產主義疑慮更高，反共主義更興盛，並且在冷戰期間達到了全球範圍，當時美國和蘇聯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反共主義是許多不同政治立場的運動的組成部分，例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麥卡錫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包括社會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左翼。

在美國，反共主義導致了 1919 年至 1920 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反對歐洲的共產主義。

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者與反共主義者之間發生了許多軍事衝突，包括中國國共內戰、韓戰、馬來亞緊急狀態、越戰、蘇聯阿富汗戰爭等。反共軍事聯盟北約成立於 1949 年。隨著 1989 年東歐劇變和 1991 年蘇聯解體，世界上大多數共產國家政權結束統治，促使冷戰結束。儘管如此，反共主義仍在許多當代政治運動中存在。

早期的反共

早期共產黨希望能在世界各國發動暴力革命，推翻世界各國的政權，成立全球性的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世界革命可以導致世界共產主義（World communism）及之後的無國家共產主義（stateless communism）。

由於早期的共產黨不與宗教、君主、議會憲政、民族妥協，傾向進行無神論、無產階級專政、無國家主義的武裝暴力奪權，因此當時許多國家普遍反對共產主義。

宗教信仰背景濃厚的國家，像是以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作為國教的國家，反對共產黨的無神論。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目前天主教聖座還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民主議會憲政統治的國家，反對共產黨一黨制的工農階級專政。像英國、美國都相對反共。其中一些主張自由主義傳統的政黨（不一定是執政黨），則常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為理由反對共產黨的統治。
君主制統治的國家，反對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貴族及階級統治，因而反共。像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泰王國都曾經反共。共產黨在君主制國家也會使用自由作口號，促進民族解放、社會解放並得到自由，進而暴動或發動革命。譬如沙俄時代列寧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以民族國家自居的國家，反對共產黨的國際主義，不認同跨民族跨國界的蘇維埃。如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聯邦最後分裂為多民族國家，這些新國家的立場便轉為反共。
法西斯主義者常常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像法西斯義大利、納粹德國、佛朗哥西班牙都有強烈的反共立場。

1936 年德國和日本等國家，還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共產黨在法西斯國家也會拿自由作藉口，聲稱要達致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得到自由，進而發動革命。譬如德國共產黨曾經發表《德國人民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綱領》，後來被納粹黨誣陷為策劃國會縱火案，趁機鎮壓共產黨奪權。

各國法律基本都規定「顛覆國家政權」為違法行為，難以接受共產黨武裝暴動奪權的做法。
共產黨暴動奪權，革命成功之後，為沒收人民私產，往往引發大規模暴亂甚至內戰。共產黨也因此常製造大清洗，大屠殺，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讓各國難以忍受。譬如 1917 年俄國革命後的內戰、史達林的大清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大屠殺。

至於經濟狀態是否以資本主義為主，並不是各國反共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共產革命並不是隻有以打倒資本主義作為目標：早期共產黨只想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不管這個國家有沒有實行資本主義。像沙俄跟中華民國先後被共產黨推翻，但沙皇跟蔣中正並不是單純因走資本主義路線才反共，而是因為共產黨主張武裝暴動、革命奪權，政治立場無法相容。
不實施資本主義但反共：跟資本主義無緣的教廷，反而影響不少天主教國家，因宗教自由和反對無神論而反共。

後來有些國家的共產黨人，願意放棄武裝鬥爭，而在議會進行議會鬥爭，也能爭取到一定的國會議席，反共的問題就比較緩和。像是日本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都在該國國會擁有過議席，但從未成為執政黨，亦有如法國共產黨曾加入左派社會黨主導的執政聯盟。

現狀

目前，宣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方針的國家僅存有中國、越南、寮國、和古巴四國。

蘇聯解體後，一些國家對共產黨已經深惡痛絕，紛紛推動去共產主義化。像烏克蘭立法禁止共產黨宣傳、波蘭 2016 年 5 月實施《去共產主義法》，禁止宣傳共產主義、捷克制定《反共產主義運動法》、波羅的海三國禁止共產黨活動等。

在當今民眾有普選權的民主國家，有些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是被允許在國內建黨，但如日本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等政黨在其所在國家均未能得到選民的普遍支援，其議會席位數量遠落後於佔有上百席位的其他的主張政黨。在希臘、西班牙，比共產黨偏右的反緊縮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席位增長迅速。

反共的原因

經濟上，反對共產黨沒收私有財產的共產經濟。
宗教上，反對共產黨的無神論。
政治上，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政治化。
民族上，反對共產黨無國家主義的共產國際跨國界蘇維埃。
治安上，反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奪權。
家庭上，反對共產黨的家庭觀念。共產黨宣言主張以社會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對兒童進行統一教育。中國共產黨曾經在事業單位施行過託兒所制度。蘇聯集體農莊兒童也被認為是「集體財產」，由保育員和老師撫養，每天只許見父母幾個小時。
個人生活上，反對共產黨壓制個人自由。共產黨執政，往往壓制了個人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發表政見的自由、經濟自由、宗教自由、通訊自由、對個人隱私保密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等。
言論上，反對共產黨執政政權的出版審查與言論管控措施。共產黨執政往往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因此會對代表資本主義價值的意識形態或威脅政權穩定的出版物或言論進行歧視或管制。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反共

4.1 歐洲

4.1.1 歐洲委員會和歐洲聯盟

歐洲委員會議會於 2006 年 1 月 25 日冬季會議上發布的第 1481/2006 號決議歐洲委員會第 1481 號決議 “強烈譴責極權共產政權的罪行”。

歐洲議會提議將 8 月 23 日定為紀念 20 世紀納粹和共產主義罪行的全歐洲紀念日。

4.1.2 阿爾巴尼亞

在冷戰初期，試圖將英美反共反對派聯合起來。在 “自由阿爾巴尼亞” 全國委員會正式成立於 26 1949 年 8 月在巴黎舉行。Frashëri 是其總裁，以及其他的指導委員會成員：NuçiKotta，Albaz Kupi，Said Kryeziu 和 Zef Pali。它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並被任命為歐洲自由國家委員會的成員。

19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新成立由民主選舉選出的阿爾巴尼亞跨黨派政府頒布了《滅絕種族罪法》，以加快對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前共產主義政府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起訴。該法律在英語中也被稱為 “種族滅絕法” 和 “共產主義種族滅絕法”。

4.1.3 亞美尼亞

1921 年 2 月，左翼民族主義者亞美尼亞革命聯盟在亞美尼亞第一共和國解體和蘇維埃解體僅三個月後，對亞美尼亞的布林什維克當局發動了起義。民族主義者暫時掌權。隨後，由著名民族主義領袖領導的反共叛亂分子撤退到休尼克山區，建立了亞美尼亞山區共和國，該共和國一直持續到 1921 年中。

4.1.4 比利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了一些反共組織，例如貝爾格聯盟和政治學，經濟及社會學協會（SEPES）。

4.1.5 捷克斯洛伐克

在 1990 年 6 月的選舉之前，四月份在瓦茨拉夫廣場上的示威者聚集在一張海報下，在該海報上紅色的星星和 KSČ的縮寫上都畫了一個 sw 字，而所繪的徽章來自於 1953 年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之前在比爾森由捷克工人的反共產主義起義。

在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黨政府。它被視為 1989 年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89 年 11 月 17 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一個和平學生示威活動。從 11 月 19 日到 12 月下旬，該事件引發了一系列流行的示威活動。到 11 月 20 日，在布拉格集會的和平抗議者人數從前一天的 200,000 人膨脹至估計的 50 萬人。11 月 27 日舉行了為時兩小時的大罷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公民。1990 年 6 月，捷克斯洛伐克舉行了自 1946 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共產黨被推翻。

4.1.6 芬蘭

在芬蘭，民族主義的反共產主義在冷戰之前以拉普阿運動和愛國人民運動的形式存在，之後被取締。在冷戰期間，立憲權利黨反對共產主義。

4.1.7 法國

國際反共主義在 1920 年代的法德蘇關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和反共的思想家在貿易，安全，選舉政治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方面相互對抗。

法國共產黨在戰時抵抗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遭到主要領導人戴高樂的不信任。到 1947 年，雷蒙・阿隆成為挑戰知識分子的主要知識分子，極左派分子滲透了法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社群。他迅速成為一名好鬥的冷戰戰士，挑戰任何親共人士，包括擁護共產主義並捍衛斯大林的讓・保羅・薩特。雷蒙・阿隆讚揚美國的資本主義，支援北約，並譴責馬列主義是反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極權運動。

4.1.8 德國

在納粹德國，納粹黨禁止共產黨，並以共產黨為敵人。在經過國會縱火案，4000 名德國共產黨被逮捕。納粹黨還為其政治對手（例如共產主義者）建立了集中營。

4.1.9 匈牙利

在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是暴動反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斯大林主義政策的政府，從 1956 年 10 月 23 日一直持續到 11 月 10 日，起義開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示威，它遊行透過布達佩斯的議會大廈。一個試圖進入廣播大樓以廣播其訴求的學生代表團被拘留。當外面的示威者要求釋放代表團時，他們遭到國家安全警察開火。這一訊息迅速傳播開來，整個首都爆發了動亂和暴力。叛亂在匈牙利迅速蔓延，政府垮臺。在宣佈願意就撤軍問題進行談判​​之後，蘇共中央政治局改變了主意，開始鎮壓革命。

4.1.10 波蘭

1939 年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第一次波蘭起義是對蘇維埃的。該 Czortków 起義期間 1940 年 1 月在蘇聯佔領發生波多利亞。當地高中的少年襲擊了當地的紅軍營房和監獄，以釋放被囚禁在那裡的波蘭士兵。

在戰爭的後幾年，波蘭和蘇聯遊擊隊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多，一些團體在戰後很久仍反對蘇維埃。在 1944 年至 1946 年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波蘭被稱為 “被詛咒士兵” 的反共武裝團體計程車兵立即對共產監獄進行了一系列襲擊。最後一個被詛咒計程車兵，是波蘭的激進反共抵抗力量成員，，他在 1963 年被 ZOMO 用手槍殺死。

1956 年的波茲南抗議活動是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大規模反共抗議活動。抗議者被政權壓制。

1970 年由於食品和其他用品價格突然上漲，在波蘭發生的抗議罷工活動（波蘭：Grudzień1970 年），是發生在波蘭北部的反共示威。由於波蘭人民軍和公民民兵的殘酷鎮壓造成至少 42 人死亡，1,000 多人受傷。

團結工聯是華約國家內的反共工會。在 1980 年代，它構成了廣泛的反共運動。政府在 1980 年代初期戒嚴和數年鎮壓期間試圖摧毀工會，但最終政府不得不開始與工會進行談判。在圓桌會談後舉辦的半自由選舉，於 1989 年由團結工聯領導的聯盟全面擊敗共黨獲勝，1990 年 12 月，團結工聯的華勒沙當選為波蘭總統。

4.1.11 羅馬尼亞

在羅馬尼亞的反共產主義抵抗運動 1948 年和 60 年代初之間持續。武裝抵抗是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第一種也是最結構化的抵抗形式。直到 1989 年底推翻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為止，有關所謂 “反共武裝抵抗” 的細節才公開。直到那時，公眾才知道在喀爾巴阡山脈避難的眾多 “haiducs” 小團體，其中一些人抵抗了羅馬尼亞秘密警察部隊長達十年之久。最後的 “haiduc” 在巴納特山被殺 1962 年。羅馬尼亞的抵抗運動是前蘇聯集團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武裝運動之一。

1989 年的羅馬尼亞革命是持續了一週的一系列暴力衝突，1989 年 12 月下旬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推翻了齊奧塞斯庫政府。在一次展示審判之後，切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埃琳娜被處決。羅馬尼亞是唯一的一個以暴力方式推翻其政府或處決其領導人的東方集團國家。

4.1.12 摩爾多瓦

在 2009 年 4 月摩爾多瓦共和國共產黨人黨涉嫌操縱選舉之後，出現了摩爾多瓦的反共產主義社會運動。歐洲聯盟的旗幟是摩爾多瓦反共主義者在 2009 年的象徵。反共者使用線上社交網路服務 Twitter（Twitter）來組織自己，因此被媒體稱為 Twitter Revolution 或 Grape Revolution。

4.1.13 西班牙

藍色分部的西班牙反共志願軍於 1942 年在聖塞巴斯蒂安行動組織 Anticomunista ES 在 1932 年舉辦在西班牙內戰是從 1936 年轉戰到 1939 年的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國民軍為首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親共共和黨派為首曼努埃爾阿薩尼亞。它以佔領馬德里和在 1939 年獲得國民黨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4.2 南美

1970 年代，南美的右翼軍政府實施了兀鷹行動，這是一場政治鎮壓運動，涉及成千上萬的政治暗殺，非法拘留和對共產主義同情者的酷刑。該運動旨在消除據稱在各自國家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控制反對政府的反對派，導致大量人員死亡。參與政府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巴西、智利和烏拉圭，但美國的支援有限。

4.3 美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的崛起之後，美國的許多反共主義者擔心共產主義會在整個世界上取得勝利，並最終成為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即使蘇聯解體使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反共主義者仍然對蘇聯的正式繼承者俄羅斯聯邦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存有戒心。

4.4 亞洲

4.4.1 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多次打壓中國共產黨併發生兩次國共內戰。第一次源於 1927 年 4 月 12 日四・一二事件國民黨的 “清黨” 行動，國民黨在短期屠殺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主要是國民黨中左派人士的大量人員，引起了共產黨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始處優勢，但共產黨的反抗武裝因各種原因始終沒有被清除，直到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再次進行合作。抗日戰爭結束後，兩黨因為美蘇博弈等原因再次進入內戰。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後並撤進臺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鬆散組織的反共產主義運動。該運動始於 1979 年中美建交後，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多數運動在初期即被平息，有些則轉而逃亡至國外繼續開展。

《零八憲章》是由 303 名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家簽署的宣言，他們致力於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它要求更大的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它於 200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宣言》透過 60 週年）出版。自發布以來，該憲章已被中國境內外的 8100 多人簽署。

有部分中國大陸左翼反對派和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者的評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現行制度其實是反共主義。

4.4.2 臺灣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鎮壓了在臺灣反抗政府的叛亂份子，此事開始了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戒嚴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奉行反共主義，1954 年 12 月配合美國實施《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並試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手中奪回大陸地區，以及積極支援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反共勢力。1975 年蔣中正去世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宣傳光復大陸，亦轉向和平政策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共，但臺灣的反共意識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4.4.3 香港

香港的反共意識在 1920 年代的省港大罷工過後開始萌芽，當時港英政府制定各種措施，壓制不利港英政府的言行，並防止中共勢力滲透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大量內地人到香港紮根，包括國民黨員，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港英政府鎮壓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後，進一步加強香港的本土化，助長香港人的反共意識。

在香港回歸之前，大多數反共主義者都是中國國民黨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們反對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和的統治及其一黨專政。香港回歸後香港親臺團體逐漸式微，反共主義者大多為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在香港泛民主派政黨的支援下，香港發生了許多反共抗議活動。每年在香港舉行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紀念活動，2003 年至今每年的七月一日都舉行七一遊行。

自 2014 年雨傘運動、2016 年魚蛋衝突和 2019 年反送中運動起，香港反共運動越加激進，愈來愈多泛民主派支持者、本土派及修憲派等派別對共產黨反感及厭惡，尤其在 2019 年下旬所爆發的反送中運動所冒起的「赤納粹」一詞可見一斑。

4.4.4 澳門

相對於香港，澳門因為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勢力成功肅清國民黨勢力並得以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同時親共華商權貴及社團抬頭，導致現時澳門社會普遍傾向親共，但仍然有部分澳門人於香港或臺灣接受教育後迴流，並於澳門宣揚反共意識，但影響甚微。

4.4.5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曾多次與馬來亞共產黨進行激烈對抗，是為馬共叛亂（1968 年 - 1989 年），最終馬共瓦解，而馬來西亞獲得勝利。馬來亞共產黨是曾活躍於馬來半島的共產主義政黨，於 1930 年 4 月 30 日在馬來亞森美蘭州瓜拉比拉的鄉村成立。由於意識形態衝突，馬共與馬來亞當局的和平談判破裂，馬共轉而由武力方式對抗馬來亞政府。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馬共開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援助，並加大力度對抗馬來西亞政府。但由於馬共中央的肅反決定造成黨內分裂，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80 年對外宣佈停止革命輸出並切斷對外國共產黨包括馬共的援助後，馬共開始走向衰敗並開始和泰國及馬來西亞政府展開和談，三方最終於 1989 年簽訂和平條約，之後馬共放下武器並宣佈解散，部分馬共成員留在泰國南部定居，另一部分則選擇回到馬來西亞。

4.4.6 新加坡

1963 年 2 月 2 日，新加坡警方展開冷藏行動並逮捕多名共產主義分子，其中包括支援共產主義的在野黨社會主義陣線的成員。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人林清祥，也在冷藏行動中以從事顛覆活動的罪名被逮捕以及入獄。

在 1987 年的馬克思主義者陰謀（又稱光譜行動）中，新加坡展開行動逮捕了多名共產主義分子。

4.4.7 印度

印度國家參與了反對長期存在的納薩爾派－毛派叛亂的法律和秩序行動。隨之而來的還有許多國家贊助的反毛派民兵。

4.4.8 印度尼西亞

從 1965 年 10 月到 1966 年初，據估計有 500,000–3,000,000 人被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軍方和同盟民兵以反共清洗行動殺害，這些行動針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員和所謂的共黨同情者。2016 年底，國際法庭宣佈此次大屠殺為危害人類罪，並指定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為這些罪行的幫兇。

4.4.9 日本

1933 年，日本參加了反對第三國際國際協約第九次會議，並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研究協會（日語：國際思想研究會）。

1935 之後，日本為與中國的關係定義了反共產主義的《 HIROTA 三項原則》，日本也與德國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公約》。之後，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成立於 1937 年，並組織召開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國家紀念儀式 JA 於 1938 年。

1938 年 11 月，首相近衛文麿宣佈反共產主義的東亞新秩序。

在 1948 年至 1951 年的美國佔領期間，日本發生了 “紅色清洗”，其中有 20,000 多名被指控是共產黨員的人被從其工作地點清除。爾後美日安保條約實施下更強化日本政府反共思潮。

4.4.10 韓國

崔智龍是韓國一位直言不諱的反共漫畫家，他的政治漫畫常批評對朝鮮採取陽光政策的前韓國總統金大中和盧武鉉。

雜談

主張社會主義的西方左派政黨及人士（如工黨、社會黨等）也不再是對反共主義者的嚴重威脅，當代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蘇聯解體前後的時間內在國內的政治經濟政策都作出了改革開放和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改變。

而在西方國家，由於非常多的資金被用來從事反共主義的學術類研究、社會活動和宣傳，加上主張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轉型並參與反共主義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演變成為了反對一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潮，反對經濟與市場被政客與寡頭壟斷，也指責共產黨將資本主義的缺點發揚光大這種弔詭現象（例如，一部分中國資本家、富人很支援及擁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已不再反共），此外貪汙、腐敗現象亦是支援反共主張的主要理由，這體現在例如美國對待古巴、中國和朝鮮的外交政策上。美國多次批評中國共產黨，曾多次指責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的政府獨裁與不給民眾普選權，也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

而在古巴問題上，由於美國佛羅里達州中，從古巴逃脫菲德爾・卡斯特羅統治的流亡者族群仍對美國政治有影響力，雖然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上臺後，美古關係緩和，但美國仍然未全面解除對古巴進行的經濟制裁。

當今的反共主義並非只在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亦存在。比如在中國大陸，部分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部分的做法持有異議。而有些人則是持反共立場。而對於不忠於中共理念的黨員，多以兩面人稱呼。無論是學生黨員或擔任公職的黨員，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亦為常見。知名黨員公開表達反共情緒亦非個案。如：畢福劍酒桌唱戲事件、任志強事件、新冠疫情期間湖北大學教授梁豔萍和武漢大學副教授周玄毅等。香港《白粉報》指出，“中共黨內更多是隱形兩面人，中共現有八千多萬黨員，究竟有多少兩面人，恐怕只有‘神知道’”。如果按《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標準，每年查處數萬名貪官，就等於每年揭發數萬名 “兩面人”。 而在朝鮮，則經常發生透過各種方式逃離朝鮮到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等周邊國家的 “脫北” 事件。而外界將這些人稱之為 “脫北者”。在 “脫北者” 其中也不乏一部分朝鮮高官。如曾經創立了朝鮮 “主體思想” 的創始人黃長燁。

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因此所謂的 “神” 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所有程序和發展都是由於其自身內部的矛盾推動。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共產主義的無神論與他們的有神論是相反的。

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是歷史唯物主義，它認為人類社會必然會經歷不同的歷史階段，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始終處於矛盾運動之中，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生產關係的變革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變化。在資本主義之後的下一個階段是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則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處於一個過渡的狀態。

大部分的反共主義者反對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認資本主義之後必須經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些反共主義者質疑 “為什麼可以” 以及 “如何做到” 和平地從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很多批評者也主張共產主義經濟理論有一個關鍵錯誤：它預言在自由市場經濟下的國家，富人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富，而窮人則越來越窮。反共主義者把西方工業化國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為對馬克思主義預測矛盾的證據：窮人和富人都變得更富有了。但有人認為，整體的富裕是生產力提升的後果，這跟馬克思的理論沒有矛盾，以香港為例子，香港人均 GDP 達 50000 美元，但基尼系數亦達到十分危險的 0.588。也有人認為這論點的支持者普遍都忽略了資本主義跨國壟斷和全球化的問題，從而得出這個結論，也有人認為因為所謂的 “跨國巨頭” 沃爾瑪 90% 的營銷額都是在美國本土，而非是在美國國外，所以資本主義的富裕與 “跨國壟斷” 無聯絡。

反共主義的根據有時是因為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明顯矛盾、以及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義者傾向於認為共產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當權者的行為一樣是令人討厭的。一些反共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形式，並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並稱為極權主義。

很多反共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保護人民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並認為共產主義中人民被剝奪選舉權、扼殺言論自由，社會缺乏法治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然而，在現實中，也有共產主義政黨對保障人權和民主的承諾，並在透過普選上臺後均得到落實，例如聖馬利諾共產黨、蓋亞那人民進步黨、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摩爾多瓦共和國共產黨人黨和塞普勒斯勞動人民進步黨等。

在美國國內，很多反共主義者擔心共產主義會在全球取得勝利，並最終對國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這種觀點導致了多米諾骨牌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在任何國家實行共產主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並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勝利。有人擔心一些強大的國家，例如蘇聯和中國會使用它們的實力以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形式強迫其他國家實施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歷史上，蘇聯確實推翻了周圍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權，並為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游擊隊提供秘密援助。這些行動使得一些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持同情態度的政治家轉而接受一些實用的反共主義策略：把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限制 “蘇聯帝國” 膨脹的手段。

反共主義者也反對標榜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政府的很多實際政策和行動，因其行動和施政與共產主義理論所承諾的有極大差異。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可能只在「理論上」理想可行，但是在實踐中卻與人類的本性相違背。一個功能完備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求其中每一公民都成為一個平等的貢獻者，為人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東西，但是無社會回報，這對於利己主義的人來說很難接受；而其他必有的人類特質，如貪婪、懶惰或愚蠢，對於建立一個完備的共產主義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個根本性障礙。既然共產主義社會存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則共產主義政府幾乎只能使用高壓和威脅來使每個人 “遵循這個體制”。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人性論是一個偽命題，馬克思認為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也就是說並沒有某種普遍適用、永恆的人的本性，只有不同時代與社會條件下的不同的人，人們對於人性的提法不過是他們將所處時代的現象看作是所有時代都固有的而形成的誤解。

奪取得政權的共產主義政黨（有時是由左派社會主義政黨組成的工人政黨）傾向於鎮壓政治上與其有不同見解者，如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喬巴山、胡志明、金日成、霍查、狄託、齊奧塞斯庫、門格斯圖等人或其累代接班人所領導下的政權如是。共產主義政府被批判者認為是建立了新的特權統治階級，而這個特權階級可能比先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被推翻的資產階級更加貪婪與腐敗。右派學者辛灝年便認為共產黨奪權後的統治是一種 “專制復辟”。

德國政治學教授曾指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過時的原因，主要是他的烏托邦式的想法，認為什麼都能實現，但卻不指出這種理想的狀態在一個複雜的現實社會中如何組織起來，如何能夠正常運轉。現實證明，如果沒有市場和作為生產資料的財產的突出地位，複雜的經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建構。馬克思相信，人類社會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自然而然地會發展到一個消除了不平等、沒有剝削和沒有人統治人的最好的社會，但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一種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這種信仰現在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現實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 但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見物不見人的經濟決定論式的機械唯物主義是一種常見的誤解，事實上馬克思絕不認為人類社會會自然而然地發展到共產主義 —— 如果是的話馬克思也就沒有必要強調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了，而需要人作為主體發揮其主體性才能實現這個目的，也就是說共產主義不是某種制度而是一個現實的歷史過程，因此將其視為某種信仰是相當偏頗的認識。事實上，二戰後當代西方社會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界都受到了馬克思理論的很大影響，如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學、存在主義哲學等等。

專業書籍

Torben Gülstorff: Warming Up a Cooling War: An Introductory Guide on the CIAS and Other Globally Operating Anti-communist Network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Decade of Détent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 #75), Washington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