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豐變法

熙豐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由於變法於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推行，故稱「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動的、宋神宗支援並推行的，旨在消除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舊黨的激烈反對，造成新舊黨爭。新法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還是保留了下來，直至宋朝滅亡。當時，小冰期氣候很可能顯著的影響了社會的變化。

背景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員數目持續增加：真宗景德年間（1004 年－1007 年）內外官已達一萬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財政危機，也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導致北宋官僚機構持續膨脹，甚至於出現了 “一官三人共之” 的局面，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以至於 “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貸和大地主層層盤剝，最終導致 “公私之債，交爭互奪，帛未下機，谷未離場，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頓，而官府卻 “暴斂不暫息”。政府卻仍不限制地主階級實行的大規模土地兼併，以至於富者有產而無稅，貧者產去而稅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終激起了一系列民變：真宗朝有李順、張餘等領導益州賊亂，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亂，“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夥）強如一火”。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財政收入為 116,138,405，支出卻達 131,864,452 之巨，很明顯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於實行 “兵無常將，將不專兵” 的更戍法，導致北宋軍隊指揮系統極度混亂，戰鬥力低下，在和遼與西夏的戰爭中敗多勝少，民族矛盾日趨激化。為了應對同遼、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大規模戰爭，以及緩和人民內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於北宋兵力臃腫，到仁宗朝西夏事起，總兵力已達一百二十五萬之巨，形成所謂 “冗兵” 問題，巨大的軍費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見肘。

神宗熙寧元年（1068 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1069 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範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仁宗慶曆三年（1043 年）九月，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進行改革。一年又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宣告失敗。但慶曆新政卻為王安石變法提供了相當的基礎。

具體內容

神宗熙寧二年（1069 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 “均輸法”；九月，立 “青苗法”；十一月，頒 “農田水利條約”。細項如下：

2.1 富國之法

制置三司條例司

神宗熙寧元年（1068 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類似現代的財政部，並將之地位提升）。

均輸法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寧二年（1069 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定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資。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稅捐）負擔。

青苗法

神宗熙寧二年（1069 年）實行青苗法，青苗法針對「兼併之家」趁農民青黃不接時發放高利貸，從中盤剝的狀況。由各縣政府每年分夏秋兩次貸款或糧食給農村主戶 (自耕農)，按戶等高低規定借貸數額，半年後加利息二分 (20%) 歸還。出發點是企圖以政府高利貸抵制民間高利貸，但措施過於簡單化 -- 採用「散俵」「抑配」的辦法，帶有強制性，對不想借貸的農戶來講，無形是多了一種變相的稅收，可謂利弊參半。

農田水利法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類似一種地方稅，但專用於水利）

免役法

又稱「募役法」，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 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先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宋代職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戶中的上三等戶承擔，但實施中下等戶的稍富裕者無不充役，往往被職役壓得傾家蕩產，於是形成應役人戶千方百計逃避職役，「貧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現象。免役法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使民出錢僱役」的改革方案：

凡當役人戶按戶等高低出錢僱役 -- 謂之「免役錢」；
凡有產業物力者而不承擔職役的人戶出錢助役 -- 謂之「助役錢」
州縣政府所需役錢按僱役多少而定，在此數額以外多徵兩成 (20%)-- 謂之「免役寬剩錢」

方田均稅法

神宗熙寧四年（1071 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類似土地稅)。

市易法

神宗熙寧五年（1072 年）三月，頒行市易法。針對商業行為中存在的市無定價，富商大賈從中操縱獲利的狀況，在京師開封設立市易務，管理市場，物價賤時增價收購，物價貴時減價出售，並要商人以產業作抵押，向市易務貸款，年利二分 (20%)。以後在幾十個大城市均設立市易務，並將開封市易務升格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這一辦法把商富大賈的商業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2.2 強兵之法

保甲法

神宗熙寧三年（1070 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閒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此制度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相當於現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置將法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各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 (類似現代士官制度)。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

 神宗熙寧六年（1073 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集中式生產的專業兵工廠)。

2.3 取士之法

 太學三舍法

 希望以學校的平時考試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中學行卓異者，可直接被推薦給中書省，由中書省任官。始入太學者為外舍，透過考試依次升降舍。考試中彌封、謄錄如科舉制。

 編寫新教材

王安石撰《周官新義》，王雱、呂惠卿撰《毛詩義》、《尚書義》等所謂 “三經新義”。為熙寧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王安石在《周官新義序》中說明，他訓釋《周禮》，意在 “立政造事”。熙寧八年（1075）頒於學校， 成為法定教材，並用以取士，統一經義，以 “一道德”。為變法培育人才。

 唯才用人

王安石等重視對中下級官員的提拔任用，許多有志於改革的官員得到提拔，保守主義按資升遷的成規在變法中被打破了，成功為變法在輿論上宣傳造勢。

 改革科舉

王安石重視官員治國能力，為確保質素，科革不再考詩賦，而改考更實用的經義和時務策，改善政府治國能力，又設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學、醫學、律學，培養大量專業人士，為國家貢獻。

 設立學校

王安石為了培育專門人才，在國內廣設學校，並增加武學、律學、醫學等專科。

實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急於求成，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1070 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1073 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神宗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1074 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

神宗熙寧八年（1075 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詩：「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后與高太后哭勸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寧九年（1076 年），王安石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之後繼續由神宗執行變法。

罷新法

元豐八年（1085 年），支援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範純仁等人皆曰不可，但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 以司馬光的 “元祐更化” 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死。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 “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 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 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 “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 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 “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支援變法者被稱之為 “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 “元祐黨人”。宣仁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廢除舊法，恢復神宗的新法，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失敗主因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一方面是因為守舊派反對，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做法也有改善空間。下列可就六方面論之：

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鑑於慶曆新政的失敗原因在於官僚集團的反對，改革不及於官僚體制。因此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 —— 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 —— 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不過元豐官制改革重點在解決兼職暫代導致的冗官問題，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物件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無法達到惠民的目的。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或貧下之戶所不能負擔的。
託古改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此外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得以執行新法，便貶謫反對其新法的大臣。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一些投機分子如章惇、呂惠卿、李定，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質。
背離儒家思想：當時社會奉行儒家思想，王安石變法卻主要集中財（因天下之力以生之天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有違儒家思想，導致有些人反對。

歷代評價

明代楊慎的《丹鉛總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贄評價：「（王）安石欲益反損，使（宋）神宗大有為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此胡為者哉？是非生財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財之罪也！」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 — 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1075 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鄧廣銘、漆俠皆肯定王安石變法 。王曾瑜則以聚斂為由，否定王安石變法。

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結束後接受記者訪問時，曾引用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來表明他實行改革的決心。

年表

下表中碧綠色為新黨（變法派）得勢時期，紅色為舊黨（守舊派）主政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