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簡稱雙百方針，是 1956 年中國共產黨推出的一項政策，是指 “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其宣稱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繁榮中國的科學、文化和藝術事業。後來指示黨報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對批評意見在一個時期內不予回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反右開始後才承認說，“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遂在 1957 年發動反右運動，響應 “雙百方針” 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擊。這一方針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也曾被重新提出。

背景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主要涉及幾個方面：科學研究、文學藝術、政治言論、民主黨派，在這些方面應該抓還是放，一直以來是中國共產黨政策的重要內容，經歷了若干的起伏曲折，一直到今天。

1.1 科學研究

1948 年，米丘林遺傳學派的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權力發起了對摩爾根學派的批判。蘇聯的做法很快傳入了中國，在當時學習蘇聯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也採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壓制摩爾根學派，當時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認為摩爾根學派的基因說是唯心主義，科學家竺可楨就因為信奉摩爾根學派而不被允許開設遺傳學課程。

1.2 文學藝術

1942 年，作為延安整風的一部分，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 “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

1944 年，周揚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其中在第四輯的 “無產階級文藝” 部分，摘編了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周揚在 1952 年說: “斯大林同志關於文藝的指示，聯共中央關於文藝思想問題的歷史性決議，日丹諾夫同志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講演，以及最近聯共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關於文藝部分的指示，所有這些，為中國和世界一切進步文藝提供了最豐富和最有價值的經驗，給予了我們最正確的、最重要的指南。”“‘走俄國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

1949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在上臺前，根據蘇聯國家組織和領導文學工作的經驗，透過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建立了完備的文學體制，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學的前進方向。在文學體制方面，第一次文代會所建立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及其在 1953 年所更名的中國作家協會正是脫胎於蘇聯的作協體制。作家協會的組織方式、基本綱領、機構設定、內部運作及黨組負責的權力結構，甚至是 1950 年成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基本任務、管理模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等方面，也處處顯示出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突出影響。

1950 年前後的蘇聯文壇，正處於日丹諾夫時期，為了加強文學控制，聯共（布）中央曾對具體的文藝問題頒佈了一系列決議，比如《關於〈鱷魚〉雜誌》、《關於〈旗〉雜誌》和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這些決議和報告都曾被作為應該學習的 “先進經驗” 及時地翻譯成中文，從而為 1950 年代的文學批判運動提供了忠實依循的基本模式，比如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會議分別於 1954 年 12 月 8 日透過的《關於〈文藝報〉的決議》和 1955 年 5 月 25 日透過的關於胡風問題的 “決議”。1952 年，《文藝報》刊發了主編馮雪峰撰寫的《學習黨性原則，學習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 “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中的最先進的東西”，“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實踐黨性原則而努力，這是我們文學藝術創造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定的蘇聯文學中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的創作原則作為中國文學的最高規範。1934 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所透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認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1953 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則更是正式確認 “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作為中國整個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中央曾轉發斯大林、日丹諾夫批判列寧格勒《星》雜誌自由化傾向的講話。

1.3 政治言論

中共上臺後，全國掀起 “向蘇聯老大哥學習” 的高潮，把蘇聯管理新聞工作的方法全盤搬過來。當時的中宣部，要求學習蘇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建立 “宣傳網” 和 “報告員” 的制度。中央一個決定出臺，要求中宣部的幹部都來做 “哨兵”，全國千軍萬馬聞風而動，隨時報告意識形態領域的 “敵情”。陸定一強調，“宣傳部不能只管黨校、出版、地方報紙等具體業務，應該管整個思想戰線。” 強調文學和出版物的黨性原則和組織原則，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任務。

1954、1955 年間，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在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適等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以政治鬥爭替代思想和學術論爭，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 "肅清反革命" 的運動造成了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首先提出對三十年代形成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和改革，打破了以往的個人崇拜、政治專斷和經濟管理上的部門壁壘，多年來禁錮的思想領域開始 "解凍"。蘇聯從 1955 年後期開始的對待知識分子態度解凍，為改善蘇聯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團結一切願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營造寬鬆的社會氛圍。一批在 1930 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復名譽。蘇聯《共產黨人》雜誌 1955 年第 18 期發表了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對斯大林時期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對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的有關說法提出質疑。1955 年底時，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古拉格勞改營中被釋放回家。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和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隨著輿論開放和政治解凍，要求本國「斯大林分子」下臺的呼聲越來越高。赫魯曉夫的報告也流傳入中國，有內部刊物，有《工人日報》刊登英文版，有《參考訊息》間接報道。

1.4 民主黨派

中共建政之初政治協商會議起到了後來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中央政府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屆中央政府的 6 個副主席中有 3 個民主黨派，4 個副總理中有 2 個，24 個部長中有 11 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 1954 年憲法中規定了 “工人階級領導”，而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但到了 1954 年，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政府改組，新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部是共產黨。

1.5 其他

在雙百方針執行的過程中，還有一些相關的事件發生。第一，在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然後引起政府的壓制。1956 年中國國內發生了多起學生運動和罷工事件，1956 年 6 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10 月發生匈牙利革命，毛澤東和中共積極參與了蘇聯決定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決策過程。1957 年 6 月在湖北發生學生運動漢陽一中事件。第二，在中共內部，毛澤東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被挑戰。1956 年 4 月中共中央開始 “反冒進”，但毛澤東並不是很同意這個做法，後來到 1958 年他公開批評此事，1956 年 9 月召開中共八大，在八大透過的黨章中去除了 1945 年黨章中的提到的 “毛澤東思想”，規定了 “民主集中制” 的原則，要求 “發揚黨內民主”，“遵守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

提出

1951 年，在中國國內關於京劇的發展問題的爭論上，毛澤東提出了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的主張，即對待歷史流傳下來的戲曲藝術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1953 年，毛澤東就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又提出要 “百家爭鳴”。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陸定一提出中宣部重點做好 500 萬知識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識、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他提出：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不要做 “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這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展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決不要戴大帽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提高我國學術、藝術、技術的水平，並使新一代得益。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鬥爭。”

實施

3.1 第一階段：1956 年 4 月 - 1957 年 4 月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除了經濟問題外，還有思想、政治問題，跟隨後提出的雙百方針的原則相通。但這篇講話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公開發表。

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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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 “雙百方針”。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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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

5 月 26 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我們所需要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6 月 13 日，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發表。

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國家對科研的整體投入增加，1956 年財政預算中的科研經費比前一年增加了 2.3 倍。知識分子要求不懂業務的幹部少加一些干預；少花一些時間於政治集會；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著。各種學科開始了重要的辯論：在遺傳學上，辯論李森科主義，1956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聯合在山東青島召開了一次遺傳學座談會，針對遺傳學界存在的不同學術觀點展開自由討論，去除之前強加在不同學派頭上的政治標籤，使持摩爾根學說的學者和持李森科學術觀點的人一樣，擁有教學、研究和出版的權利；在歷史學上，辯論分期問題；在經濟學上，辯論計劃經濟和價值規律；在哲學上，辯論真理的階級性，楊獻珍、艾思奇等人辯論 “綜合經濟基礎論” 和 “單一經濟基礎論”，賀麟提出應該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在社會學上，馬寅初主張控制生育，而不是認為增加生產就能解決增加人口的問題；中國地理學會辯論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能否組成地理學以及地理學研究物件；動物學會辯論麻雀是不是害鳥；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辯論數學史和天文學史。出版社積極翻譯國外著作，到 1957 年，翻譯出版或重印了門德爾的《植物雜交的實驗》，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引論》等等。秦兆陽主編的《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有批評含義的文章，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1956 年 4 月號），《本報內部訊息》（1956 年 6 月號），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1956 年 9 月號），秦兆陽《現實主義 —— 廣闊的道路》（1956 年 9 月號）。鍾惦棐在《文藝報》發表《電影的鑼鼓》，提倡電影製作的改革。這些事件帶來不少批評的意見，在《文藝學習》上展開了關於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的辯論，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在 1957 年年初的幾個月中，百花運動處於停頓狀態。

1956 年 7 月和 10 月，中共統戰部與民主黨派的座談會上，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出了一些比較激進的意見，比如章乃器主張重審三反五反運動的案件，章伯鈞提議實行 “兩院制”，中共統戰部對這些意見起草了書面的回應，對民主黨派較激進的觀點是否定的，但從積極的角度來做了闡述，並沒有進一步的批判提意見的人的意思。但這一回應的草案還在徵求意見中時，開始了 1957 年 5 月的大鳴大放，民主黨派再次提出這些意見，卻導致了反右運動的打擊，較溫和的回應始終沒有形成檔案。

1957 年 1 月和 2 月，毛澤東發表多次內部講話，他一方面鼓勵開展百花齊放，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鋤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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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在這個公開的講話裡，他鼓勵開展百花齊放，沒有提鋤毒草，而是說批判毒草應該是 “充分說理的，不應該是粗暴的”：

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聽到這個 3 月份宣傳工作會議講話的錄音，他們並沒有聽到毛澤東在一、二月份的內部講話，大家反應熱烈，非常興奮，而中共黨內則是疑慮重重，想不通為什麼 “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 中共中央進一步指示地方黨委：“在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時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用說服的方法，用自由辯論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 從 3 月 17 日到 4 月上旬，毛澤東親自到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巡迴，與當地黨員幹部召開座談會，發表講話，宣傳雙百方針。回京以後，4 月 9 日，毛澤東審閱和修改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

3.2 第二階段：1957 年 4-6 月

這一時期又被稱為 “大鳴大放”，或者 “五七之春”。中共將整風運動和百花運動結合起來，鼓勵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然後很快轉為反右運動。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在 5 月 1 日的《人民日報》：“檢查對於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 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1957 年 4 月 29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於 5 月 1 日轉發了這篇文章，在轉發時，不僅加了一個新的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1957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釋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在 5 月份召開了 13 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 25 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各級黨政機關和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也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5 月 22 日，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 “三反”、“五反”、“肅反” 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 “成立平反委員會” 的主張。章伯鈞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 “兩院制”，被指為要搞 “政治設計院”。6 月 1 日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 “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 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 “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 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 12 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 “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5 月 19 日開始，北京大學的學生髮起北大五一九運動，在北大的民主牆張貼大量的大字報，演講、辯論民主問題。

到 5 月中旬，中共已經確定許多言論是 “反共” 的、“反動” 的，但決定暫時 “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匯出來”，“不加批駁”，以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5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匯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15 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高層散發：“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佔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 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畢竟好的是多數，壞的是少數。人們說釣大魚，我們說鋤毒草，事情一樣，說法不同。...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你們這一篇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16 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出：“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大有利益。... 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5 月 25 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針對右派分子的進攻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內部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正式發動反右運動。6 月 16 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

6 月 16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根據他 2 月份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整理而成，其中增加了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

6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責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7 月 1 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後續與影響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提出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並導致了隨後的 “大鳴大放”。1957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 “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 “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響應 “雙百方針” 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擊。

1961 年到 1962 年，中共又重提 “雙百方針”，1961 中共中央批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 “科研十四條”），1962 年中共中央批轉《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 “文藝八條”）中指出：

之後，還制定了《文化部關於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 “電影三十二條”），文藝和科研又重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電影製作出現一個小高峰。1962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報告》，要求發揚人民民主，團結一切愛國人士。

然而好景不長，1962 年 8 月，康生髮動了對 “反黨小說”《劉志丹》的批判，9 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要 “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批判 “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1963 年 12 月 12 日、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澤東先後兩次對文藝工作作了批示，簡稱毛澤東對文藝界的 “兩個批示”，對文藝事業的現狀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文藝界幾乎全盤否定，從而導致了 1964—1965 年文藝界的整風運動，開展全面大批判，1965 年底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與 1957 年的大鳴大放名稱相似，但內容很不一樣。在 1975 年憲法中提出 “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0 年憲法修正案撤銷這一條款。

文化大革命之後，“雙百方針” 被重新提出，1978 年憲法提出：“國家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此後在各種不同場合被提倡，政府逐漸放寬了對文化界、科學界的限制。這時期以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 為代表的各類文藝流派先後登上歷史舞臺。但同時政府亦繼續再加設多種管制言論的界限。就在重提雙百方針的 1978 年憲法裡，同時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是 1954 年憲法沒有的，是 1957 年大鳴大放中民主黨派所爭鳴的一個要點，是反右運動中辨別鮮花和毒草的一個標準，在 1975 年憲法中首次提出，其後又被再次表明堅持。隨後的 1979 年又出現四項基本原則，到更晚期的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是進一步細化了管制言論的界限。

評價

有人評價毛澤東在百花運動中，特別是大鳴大放階段，使用了 “引蛇出洞” 的策略，但也有人反對此說。另外有一個相關的爭論：毛澤東的做法是 “陰謀” 還是 “陽謀”。

支援 “引蛇出洞” 說方面，李慎之認為有引蛇出洞，但承認直接證據不充分：

反對 “引蛇出洞” 說方面，官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整風是 “正常步驟”，右派們 “乘機進攻”。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部分反對，部分承認統戰部後期有一些做法 “實際上是引蛇出洞”：

毛澤東講過的一些話中，有些人認為有 “引蛇出洞” 的意思，但另外的人則否認如此的解讀。毛澤東堅持他的做法是陽謀，不是陰謀。他說：

，1957 年 5 月 15 日。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一些評論認為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運動作為一個整體，與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章立凡認為毛澤東都使用了在群眾運動和整肅黨內高層之間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的戰術，金觀濤和劉青峰認為毛澤東沿用了延安整風的三階段策略：一、整風運動和大民主，二、批判對立面，三、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此評價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