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南京大虐殺），日方又稱南京事件（南京事件）或南京屠殺事件（南京虐殺事件），是大日本帝國在侵華戰爭初期，攻佔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實行佔領與掃蕩時，對於日本軍針對南京當地平民與戰俘實施的屠殺、強姦、縱火、搶劫等一系列戰爭罪及反人類罪的統稱。

大屠殺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佔南京後開始，並持續 6 周以上，直至 1938 年 2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調查和判決認為，在大屠殺中有 20 萬以上至 30 萬中國平民和戰俘遭到日軍殺害，其中第一個月約 2 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殺、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建築被日軍縱火燒燬。

由於一直缺乏充分紀錄大屠殺的文獻，歷史學家在戰後多年內仍難以準確分析該次屠殺。因日本政府在戰時進行的意識形態宣傳政策，其國內媒體受到管控，而隨軍記者受到軍部的廣泛幹預，對戰爭的報導多需符合日本的宣傳要求，導致大量紀錄被修改或刪除。最終，留存下來的大屠殺證據大多為當時仍處在南京的歐洲人或美國人所拍攝影像資料和目擊證詞。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世人才能逐步開始認識此事件。至今儘管日本公眾與官方教科書中對大屠殺仍有不同觀點，但幾乎沒有觀點完全否認事件的發生，曾於戰爭期間服役的日本老兵亦證實了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議主要圍繞事件性質以及其死亡人數展開；自 1947 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中國方面主張認為約有 30 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而戰後的日本政府雖然承認攻佔南京後對許多非戰鬥人員 “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對遇難人數卻保持曖昧不清的態度。目前，各方都對遇難人數的具體估算存在諸多觀點，其中有部分日本官員和學者，以及保守派人士辯稱大屠殺是戰爭背景下的特別作戰行動，致雙方不規範衝突等論點，意圖縮小、推脫罪責或抹黑戰後判決以企圖翻案，甚至有日本右翼民粹主義者認定大屠殺為中國軍隊栽贓，或是為了政治宣傳目的而捏造，對此事件持完全否定觀點。

至今，圍繞大屠殺的爭議仍然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個主要障礙，因為涉及東亞地區國家間關係的中心問題與高度政治化的立場問題，互相影響著至今中日學界對此事件的研究。

背景

繼盧溝橋事變後，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進攻上海，同時為摧毀中國的抗戰意志，從 8 月 15 日至 12 月，對中國首都南京城實施無差別轟炸。起初日軍對外號稱可以在幾個月內快速擊敗中國，不料遭遇三個月的頑強抵抗才攻破沿岸地區，使日本陸軍在初期大失面子。1937 年 11 月中旬日軍加強從上海轉往內陸的行動，中國抵抗戰力逐漸被瓦解，在淞滬會戰失敗後決定堅守首都南京。11 月 20 日，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12 月 8 日，日軍全面佔領南京外圍陣地，因為日軍登陸後受限於本身的資源不足，經常沿路進行掠奪強徵作為補給來源，如有不從即進行殺戮。另外日軍受上級指示加速推進進攻戰線以及心理想報復上海會戰、通州事件等耳聞的情況下出現大量殺害戰俘的行為。10 日開始，日軍對南京城垣陣地展開猛攻；12 日，南京衛戍司令部下令棄城突圍撤退；13 日，國府守軍潰散，增援的各路日軍陸續攻入南京。之後日本軍對中國同胞大規模屠殺長達 6 週。

1.1 淞滬會戰

在上海戰場上，日軍遭到中國軍隊強有力之抵抗，三個月後才佔領上海。從 1937 年 8 月到 11 月，國軍在上海與日本上海派遣軍已經進行近三個月慘烈而膠著的戰爭。戰事在日本第 10 軍從杭州灣登陸之後急轉直下，側後被襲的中國守軍全線撤退。在日軍的迅猛追擊下，國軍的撤退變成混亂無序的潰逃。軍事委員會此時深感事態嚴重，在 17 日和 18 日三次開會討論南京防務問題。會議上多數將領認為部隊極需休整，而南京在軍事上無法防禦，建議僅作象徵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國家首都、孫中山陵寢所在，以及國際觀瞻和掩護部隊後撤等理由，主張固守南京。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期望保衛首都的作戰對德國的外交調停有利，並且以為能夠等到蘇聯的軍事介入。出於內政和外交上的考慮，蔣介石最終採納唐生智的建議，決定 “短期固守” 南京 1 至 2 個月，於 11 月 26 日任命唐（階級上將）為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負責南京保衛戰。副司令長則為羅卓英及劉興。

隨後，日軍各部隊分三路開始向南京進軍。根據堅守南京的決策，軍事委員會在 12 月初日軍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調集約 13 個師又 15 個團共 10 萬餘人（一說約 15 萬人）的部隊保衛南京。這些部隊中有很多單位剛剛經歷在上海的苦戰和之後的大潰退，人員嚴重缺編且士氣相當低落，而國民黨臨時抓來的壯丁大多沒有完成訓練，軍紀極差。唐生智多次公開表示誓與南京城共存亡，對蔣介石則承諾沒有命令決不撤退。為了防止部隊私自過江撤退，唐生智採取背水死戰的態度。他下令各部隊把控制的船隻交給司令部，又將下關至浦口的兩艘渡輪撤往武漢，還命令第 36 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挹江門，而撤退的訊息卻未傳達到負責封鎖的部隊知曉，使得國軍在撤退過程中出現瘋狂的自相殘殺情景，這一 “破釜沉舟” 的命令給後來的悲劇性撤退埋下隱患，造成許多無辜民眾與士兵溺斃，屍體迅速堆滿江面，慘不忍睹。

11 月 20 日，中華民國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往內地，很多市民也逃離南京。在 6 月有 101.5 萬城鄉居民的南京市，12 月初，常住人口據估計只有 46.8 萬至 56.8 萬人，但這並不包括軍人和從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難民。22 日，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僑民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設立一個給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區。29 日，南京市市長宣佈承認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併為安全區提供糧食、資金和警察。唐生智還承諾將部隊撤出安全區。12 月 5 日，國際委員會收到日本政府模稜兩可的回覆，隨即開始安全區的工作。

1.2 從上海到南京的事情經過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從而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軍在淞滬戰場苦戰三個月，受到慘重的損失，日本決策層在是否直接進攻南京的問題上產生分歧。考慮到蘇聯在北方的軍事威脅，日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等人主張 “不擴大” 戰事。因此，11 月 7 日東京將上海派遣軍與第 10 軍臨時編組為華中方面軍的時候，將方面軍的作戰區域限制在蘇州、嘉興一線（即 “制令線”）以東。而日軍戰地指揮官卻強烈要求進攻南京：15 日，柳川平助的第 10 軍無視參謀本部的命令，決定趁中國軍隊潰退 “獨斷敢行” 地 “全力向南京追擊”；22 日，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動參謀本部放棄 “不擴大” 方針，稱 “為了使事變迅速解決，乘現在敵人的劣勢，必須攻佔南京”。11 月下旬，日軍上海派遣軍和第 10 軍全面越過 “制令線”，分別沿著太湖的南、北兩側開始向常州、湖州進攻。鑑於前線進展迅速的既成事實，24 日東京大本營廢除 “制令線”，並在 12 月 1 日下達攻佔南京的正式命令。12 月 1 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向松井石根為司令官之華中方面軍（包括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下達命令：「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日本裕仁天皇下令中支那方面軍進攻南京，同日，蔣介石要求史達林加入對日作戰，然而遭到否決。於是日本軍向南京推進。日本軍快速推進下，部分素質不佳的預備役部隊也參與，沿途造成混亂並實施暴行。

其間，日軍各部根據「給養就地徵發」之軍令，在前往南京途中普遍進行燒殺淫掠。進攻南京的作戰開始後不久，瘋狂前進的作戰部隊就把輜重部隊遠遠拋在身後，由於日軍原本沒有深入內陸作戰的後勤準備，部隊立即面臨著糧食供給中斷的嚴重問題，日本軍司令部於是下達實際是要部隊搶劫的 “就地徵收” 命令。日軍在搶劫中通常伴隨著姦淫婦女的暴行，為了消除自己搶劫和強姦的證據，日軍除了殺死受害人，還經常放火燒燬整個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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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從上海進攻南京的過程中，在南京以外的金山、杭州、蘇州、無錫、蕪湖、揚州等地犯下一系列暴行，至少 3 萬多人被殺，大量婦女被日軍強姦。1938 年 1 月抵達南京的日本記者石川達三，依據大屠殺期間對日軍官兵面對面採訪的資料，寫成報告文學《活著計程車兵》（1945 年末得以出版）。此文詳盡記述了侵華日軍在支塘鎮、古裡村、常熟、無錫、常州、丹陽、湯水鎮等地都存在對中國平民的屠殺和劫掠，以及殺害放棄抵抗的中國軍人。這些暴行都是南京大屠殺的預演或延續，而南京大屠殺則是日軍所有暴行當中的最高潮。

1.3 南京陷落與中國軍隊撤退

12 月 8 日，日軍全面佔領南京外圍一線防禦陣地，開始向外廓陣地進攻。11 日晚，蔣介石透過顧祝同電告唐生智 “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12 日，日軍第 6 師團一部突入中華門但未能深入，其餘城垣陣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負責防守中華門的第 88 師師長孫元良所部官兵持續與登城日軍展開激烈戰鬥，並擊斃日軍大隊長 2 名與中尉情報軍官 1 名，可惜仍無法阻止日軍逐漸控制中華門。下午，唐生智倉促召集師以上將領佈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 36 師掩護司令部和直屬部隊從下關渡江以外，其他部隊都要從正面突圍，但唐生智擔心屬於中央軍嫡系在突圍中損失太大，又口頭命令第 87 師、第 88 師、第 74 軍和教導總隊 “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這個前後矛盾的命令使中國軍隊的撤退更加混亂。會議結束後，只有屬於粵系的第 66 軍和第 83 軍在軍長葉肇和鄧龍光帶領下向正面突圍，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成功突破日軍包圍，第 159 師代師長羅策群戰死。其他部隊長官大多數沒有向下完整地傳達撤退部署，就各自拋下部隊前往江邊乘事先控制的船隻逃離。這些部隊聽說長官退往下關，以為江邊已經做好撤退準備，於是放棄陣地湧向下關一帶。負責封鎖挹江門的第 36 師沒有接到允許部隊撤退的命令，和從城內退往下關的部隊發生衝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 日晚，唐生智與司令部成員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輪從下關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後第 74 軍一部約 5,000 人以及第 36 師也從煤炭港乘船過江，第 88 師一部和第 156 師在下關乘自己控制的木船過江。逃到下關的中國守軍已經失去建制，成為混亂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過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趕到的日軍射殺在江中。大部分未能過江或者突圍的中國士兵流散在南京街頭，不少人放棄武器，換上便裝躲入南京安全區。

雖然中國國民政府部署 10 餘萬兵力守衛南京，但日軍很快佔領南京東郊與南郊，用飛機與重炮轟炸市區，到 12 月 13 日，南京終於陷落。陷落後，日本隨軍記者拍攝了一些南京市民歡迎日軍進入南京等一系列有爭議的照片，南京《金陵晚報》認為，這是日軍強迫一些被抓來的中國民眾手持日本國旗，站立路邊，表示 “歡迎”。

事件

2.1 屠殺

日軍在佔領南京時，對城內外大規模「掃蕩」，搜查隱匿在城內之中國士兵，即所謂「便衣隊」；多數未來得及撤退之中國軍人被俘。大屠殺中最兇殘的是谷壽夫中將的第 6 師團及中島今朝吾中將的第 16 師團。

日軍攻佔南京時在戰場上俘虜數萬中國官兵，在日軍高層的授意下，這些俘虜都被集體屠殺。因為日軍向來有寧死也不投降的玉碎傳統，對投降的戰俘抱有歧視，便採取「大體不保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之」。在搜捕「便衣兵」過程中，日軍根據人們頭上帽箍、肩上、手上之老繭作為判斷是否軍人之證據；但是很多平民也被抓走，即使躲在難民區之平民也不能倖免。手法主要是集體槍殺和活埋，以機槍掃射百上萬人，間以步槍點射、刺刀捅戮，焚屍滅跡。日軍將捕獲之中國軍民驅趕到長江邊和南京郊外集體屠殺；同時日軍還在南京大街小巷、住宅、寺廟、村莊等處隨意殺人。在佔領南京後的幾個星期裡，日軍毫無約束地在城內外遊蕩，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軍殺死滅口。根據 1946 年中國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調查，確認被日軍集體屠殺並被毀屍滅跡有 19 萬多人，被零散屠殺、屍體經過南京慈善團體掩埋達 15 萬多具。據統計，被集體屠殺的達 19 萬人以上，加上零散屠殺，總計達 30 萬人以上。在東京審判之判決書中曾記載：「在日本軍隊佔領的最初的 6 個星期裡，南京及其周圍被殺害的平民及俘虜就達 20 萬人以上。…… 這個數字不包括拋屍長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處分的人們在內。」

日軍對解除了武裝的中國軍警人員以及他們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二戰後，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在南京犯下的集體屠殺有 28 案，19 萬餘人受害。

從 12 日深夜到 13 日，敗退下來的幾萬中國潰兵和逃難平民蜂擁至挹江門外的下關一帶，試圖渡江逃離南京。13 日，日本陸軍第 6 師團、第 13 師團、第 16 師團從三個方向進攻下關，日本海軍也逆流而上抵達下關江面，數萬中國潰兵和平民被合圍在下關沿江的狹長地帶。在這一天，即日軍佔領南京的第一天，日軍就殺害大量潰兵、降兵、俘虜以及難民。

日軍報稱，13 日清晨，第 6 師團步兵第 45 連隊從長江上游向下關進軍，途中殲滅一支正在逃離的中國大部隊。第 16 師團從南京城東撲向下關，其中步兵第 30 旅團的先頭部隊上午 10 點抵達下關，用坦克炮和重機槍射殺在岸邊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 “潰兵”，用光 1 萬 5 千發子彈；第 33 聯隊前進途中殲滅一千幾百名前往下關的 “潰兵”；第 16 師團主力的先頭部隊在下午 2 點 30 分到達下關，在岸邊用重機槍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潰兵猛烈射擊兩個小時，使 2,000 多人葬身江中。第 13 師團的山田支隊從長江下游沿南岸進擊，下午佔領烏龍山炮臺後透過燕子磯向幕府山炮臺前進，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長江南岸（即草鞋峽）遭遇大量潰兵和避難民眾，山田支隊至 14 日清晨共俘虜 14,777 人。同一天，日本海軍第 11 戰隊突破烏龍山封鎖線，逆流而上向南京進發，向江上順流漂浮的潰兵用艦炮、機槍和步槍連續射擊。據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的日記記錄：“海軍參謀松田的報告說，13 日，11 戰隊大部到達南京下游，殲滅 1 萬乘木筏退逃的敵軍。” 事實上，日軍在江邊射殺的 “敗敵” 和 “殘敗兵” 中不僅包括中國軍人，無疑也有許多想逃出南京的中國平民。

除了在下關江岸和江面的 “殲滅戰”，日軍 13 日還殺害大量未能前往下關的潰兵和難民。在城東，大批潰兵和難民從紫金山與幕府山之間向東逃亡時，撞上在這一帶掃蕩的中島今朝吾第 16 師團。該師團步兵第 30 旅團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在日記中記述道：“這天遺棄在我支隊作戰區域內的敵軍屍體超過一萬幾千具，此外，再加上裝甲車在江上殲滅的，以及各部隊的俘虜，我們支隊共解決兩萬以上的敵軍。”

留在南京的美國人貝茨曾看到日本人貼出告示，勸說中國人做日軍勞動隊的義工，並謊稱過去曾是中國士兵或者參加過勞動隊的人，只要參加勞動隊即可既往不咎。貝茨注意到有 200 個男人在南京大學接受了這個條件，他們被押走後當晚就被處決了。貝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時講述了此事，並因此在法庭上指控日軍背信棄義。

1937 年 12 月 13 日，《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報導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 16 師團富山大隊副官野田毅、炮兵小隊長向井敏明，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從上海到南京時，誰先殺滿 100 人為勝者。他們從上海殺到南京，向井敏明殺了 89 人，野田毅殺了 78 人，因皆未滿 100，「競賽」繼續進行。12 月 10 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 105 人，向井謂殺了 106 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 100 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 150 名中國人。這些暴行都一直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被稱為 “皇軍的英雄”。《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連續刊登該報四名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分別從中國江蘇省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等地發回的現場報道，詳細報道了此二人在無錫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句容縣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餘人的經過。這些報道不僅僅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而且同時還配發了照片。日本投降後，這兩個戰犯以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中人員 “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 的罪名在南京進行審判並被執行槍決。布拉德利・坎貝爾 (Bradley Campbell) 因為日軍在成功且確定地佔領南京後依舊對中國人進行單方面集體屠殺而將南京大屠殺描述為種族滅絕。讓 - 路易・馬戈林則認為南京大屠殺不應被視為種族滅絕，因為在數千頁的日記、信件、報告、電報、文章中，沒有系統性地試圖使南京人口消失的證據。

2.2 強姦與性虐待

日軍進入南京後到處搶劫、縱火，南京城南最繁華之商業區和人口密集之住宅區是受害最嚴重之地區，主要街道幾乎都成廢墟；而在搶劫、縱火同時，日軍還有組織或分散強姦婦女，甚至對在難民區避難之婦女也不放過，衝進那裡對婦女強姦。在日軍佔領南京之後一至兩個月內，約有 2 萬至 8 萬名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姦。日軍不分晝夜並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很多婦女被輪姦，有些婦女甚至會被日軍強姦數次，類似的事件往往導致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受害人如果試圖保護她的親屬或是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軍殺死，母親身邊的孩子因為哭鬧也經常被日軍一併殺害。此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不從就加以殺害。日軍對婦女的大規模強姦和虐殺直到 1938 年 2 月才有所收斂。德國人約翰・拉貝在 1938 年 1 月 14 日給上海理事會主任 W. 邁爾之信：「約兩萬名婦女和姑娘被強姦。」從 10 來歲的幼女到 70 歲的老婦，無一倖免；不僅遭蹂躪，還受割乳、剖腹等凌辱。

日本政府與軍方當時對日本國民新聞封鎖，但南京大屠殺之暴行遭到世界輿論譴責。約翰・馬吉牧師記錄了一起典型的強姦滅門慘案。12 月 13 日，30 個日兵闖入夏淑琴一家與房東居住的門東新路口 5 號，他們先殺死房東夫妻和夏淑琴的父親，摔死了夏淑琴母親懷裡的 1 歲嬰兒，之後輪姦母親和另一個房間裡 16 歲、14 歲的兩個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試圖保護孫女的時候被殺死。之後日兵殺死慘遭強姦的母女，並且在她們的陰道裡插進瓶子和木棍。當時 7 歲的夏淑琴和她 4 歲的妹妹被刺刀扎傷，她們因為昏死過去而倖存下來。最後，日兵殺死房東的兩個孩子，4 歲孩子被刺死，2 歲孩子被用軍刀劈開腦殼。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學美國籍歷史系教授貝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三個臨近住家的女人被強姦，而且發生了五次，在士兵強姦時他正好碰上。而他的一個朋友目睹了一位婦女被 17 個日本士兵接連不斷地強姦。在 12 月 15 日，僅在南京大學的一棟樓裡就有 30 個女大學生被強姦。三天後 18 個女孩在校園裡六處不同的地方被日軍士兵強姦。此外在南京大學校園內慘遭強姦的受害者包含 9 歲的小姑娘以及 76 歲的老婦。大學校園裡的其餘女性都處於極度恐慌的狀態。而當時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就位於南京大學旁邊。

日軍在南京期間對女性的姦淫惡行是在軍官預設、縱容、鼓動下的集團性暴力。日軍發現女性就加以姦淫的現象非常普遍，而日軍軍官通常不會將其作為違紀行為加以處理。不僅如此，日軍軍官還把放縱士兵強姦作為鼓舞士氣的工具。為了讓部下發洩在上海戰場上幾個月的苦戰中積鬱的不滿情緒並且鼓動部下進攻南京，日軍軍官向士兵宣傳只要攻入南京 “就可以擁有漂亮的姑娘”、“殺人、放火、強盜、強姦都可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後，數萬日軍闖入城內，一週之內就有 8,000 以上中國女性遭到姦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尋 “花姑娘” 的主要目標之一。日軍佔領南京十幾天後，罪行累累的各部陸續離開，而留在南京執行 “警備” 的第 16 師團仍然在長期進行強姦作案。1938 年 1 月下旬，天谷支隊接替 16 師團之後，強姦案件進一步增加了。

2.3 劫掠與縱火

南京淪陷之後的六個星期之內，日軍幾乎侵入城內所有的建築物。據統計，城內外 23.8% 的建築被縱火焚燬，63.0% 的建築遭到劫掠，因各種原因遭到破壞的建築合計 88.5%，這些破壞絕大多數都是日軍在佔領南京後造成的。

日軍佔領南京初期，5 萬日本士兵從中國難民那裡搶奪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後的幾個星期，日軍闖入市內的建築大規模搶掠，有的時候他們在軍官的組織下將住宅、商店、機關、倉庫等建築洗劫一空，再用軍用車輛把贓物運走，即使各國使館也未能完全倖免。在佔領南京後的一兩年內，日軍、日本憲兵還強佔大量中國人的店鋪、住宅和建築，有的直接由日軍佔用，有的則無償交給來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軍人，少數日本隨軍記者也加入到搶掠的行徑當中。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學美國籍歷史系教授貝茨曾親眼看到一支日軍後勤隊，這群士兵的隊伍長三分之二英里，滿載高等的紅木和黑木傢俱。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還說，作為日本盟友掛著德國國旗的德國商社也被縱火。

12 月 18 日，日軍於南京故宮飛行場舉辦陸海軍合同慰靈儀式。從 12 月 19 日或 20 日開始，日軍開始在市內縱火。日軍在洗劫商店之後，經常將其付之一炬。市區南部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是南京主要的商業區，幾乎全被燒光，整個市區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焚燬。

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奪。據統計，南京市共損失古物 26,584 件，計商代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字畫 7,720 幅、書籍 45,979 冊。

人道救助

3.1 南京安全區

鑒於日軍進攻南京之形勢，為在最危急時能使未及撤退南京之難民有一個躲避之住所，1937 年 11 月間，留在南京之外籍人士代表決定成立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定名為「南京安全區（難民區）國際委員會」。1937 年 11 月 22 日，留駐南京城內的西方人決定仿照饒家駒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難民區的模式建立一個 “南京安全區”，給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他們成立名為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的私人機構，推舉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德國商人約翰・拉貝任主席。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佔地約 3.86 平方公里，四面以馬路為界：東面以中山路為界，從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從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劃線至西康路；西面從上面提到的北界線向南至漢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東南劃直線，直至上海路與漢中路交叉路口。界內分設 25 個難民收容所，最多時收容難民約 25 萬人。

中國政府承認安全區，承諾實現安全區的非軍事化，並且提供給國際委員會現金、糧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絕承認安全區，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區沒有中國軍隊駐紮，日軍不會攻擊安全區。但日軍佔領南京後，並未遵守與國際委員會的約定，強行闖入安全區，劫掠財物、姦淫婦女，大肆抓捕青壯年並予殺害。國際委員會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館及日軍當局提出抗議，要求按國際慣例對安全區予以保護，但是日軍暴行並未收斂。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下屬 26 個難民營，其中 25 個在安全區內，分設在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處，另有設在城東南雙塘的 1 個難民營。

12 月 23 日，日軍在南京設立自治委員會，為關閉安全區做準備。1938 年 1 月底，雖然暴行仍在繼續，日軍卻聲稱已經恢復南京城的秩序，強迫安全區內的難民還家。日本軍佔領南京後，於 1938 年 2 月下令解散南京國際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強行命令平民離開難民區。2 月 18 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 “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國際委員會及難民區不復存在，最後一批難民營被迫於 1938 年 5 月關閉。

在日軍入城後長達數月的屠殺期間，安全區內有 25 萬人，難民所直接管理的難民最多時有 7 萬人。為了救助數量龐大的難民、維持他們的生活、並庇護他們少受日軍傷害，國際委員會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 20 多位西方成員和數百名中國成員，為此艱苦鬥爭。

3.2 其他避難所

在大屠殺期間，除了國際委員會組織的收容所，在城內外還有一些中國人和歐洲人自發組織的難民營，如城北下關的和記洋行、東北郊外的棲霞寺和江南水泥廠等。

南京城外東北郊的句容縣、江寧縣和棲霞山一帶是日軍首先進攻的地區，大量青壯年被殺，婦女被擄走強姦。附近的江南水泥廠和棲霞寺仿效南京安全區的做法設立難民營收容附近的農民，其中也有少數未能撤離的中國官兵。江南水泥廠與丹麥史密斯公司（F.L. Smidth co.）和德國禪臣洋行有商業合同，因此在戰前請兩家公司派代表與留守員工一起守護廠內財產。德商派卡爾・京特任代理廠長，丹麥人辛德貝格稍後到達，兩人在廠區收容難民最多時有 4 萬至 5 萬人。棲霞寺住持寂然法師在寺內也設立收容所，最多時有 2.4 萬難民。

城北和記洋行曾收容大量難民，據應當在一萬人以上，但在這裡避難的難民大部分被日軍捕去殺害。根據倖存者的證詞記錄，僅 12 月 14 日一天日軍就從和記洋行帶走並屠殺數千人。此外，江北六合縣的葛塘集難民營約有難民 2,000 人，城東南的剪子巷老人堂收容 530 多人。

遇難者人數與後續處理

4.1 收屍記錄

對南京大屠殺期間遇難者屍體的掩埋和處理大致有五個途徑：

紅卍字會、崇善堂、紅十字會、同善堂等慈善團體的掩埋；
南京市民自發組織與一家一戶的掩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僱工掩埋；
南京市、區偽政權及其下屬機構的掩埋；
日軍部隊的掩埋與毀屍滅跡。

根據已發現的資料，南京當時 8 家慈善團體共埋屍 19.8 萬具。其中：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埋屍 43,123 具。據該會 1945 年的《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報告書》及所附埋屍統計表記載，從 1937 年 12 月 22 日至 1938 年 10 月 30 日，在城內收埋 1,793 具，城外收埋 41,330 具，其中女屍 75 具、孩屍 20 具。世界紅卍字會八卦洲分會在八卦洲江岸收埋被射殺的死者屍體、江中浮屍以及打撈江中屍體，正式資料提及埋屍 1,557 具，又有該會函件提及處理屍體 1 萬餘具。南京崇善堂埋屍 112,266 具。該堂在戰後提交給軍事法庭的統計顯示，在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5 月 1 日，該堂在城區收埋 7,548 具，在城外收埋 104,718 具。該堂埋屍的 “前期資料” 較少。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屍 22,691 具。該會 1938 年 1 月 5 日以前在南京下關、和平門一帶收埋 8,949 具，此後得到日軍許可後留下按日記載的收屍記錄，到 5 月底又收埋 13,742 具。南京市同善堂收埋 7,000 餘具。該堂掩埋組組長劉德才在戰後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谷壽夫時出庭作證：“我同戈長根兩個人所經手掩埋的屍首就有 7,000 多了”。南京代葬局收埋 1 萬餘具。代葬局掩埋隊也受僱於南京偽政權。掩埋隊隊長夏元芝於 1946 年為漢奸嫌疑辯護時稱：“曾率領代葬局全體掩埋伕役，終日收埋被慘殺軍民屍體萬餘具”，這一數字得到當年掩埋伕役的確認。順安善堂收屍約 1,500 具。1940 年 12 月該堂在一份調查登記表中稱：“迄至南京事變後，對於掩埋沿江野岸遺屍露骨，人工費用約去陸百元。” 按照當時一般收屍付費 4 角計算，約收埋 1,500 具。明德慈善堂收屍 700 餘具。當時的堂長陳家偉在 1940 年 12 月的檔案中稱：“僱用伕子十餘人，掩埋屍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餘具”。眾志復善堂也參與埋屍，但是具體數目不詳。

當時民間的 4 支市民掩埋隊共埋屍 4.7 萬餘具。其中：城西市民掩埋隊，由湖南木商盛世徵出資僱工，收埋上新河地區死難者遺體 28,730 具。城南市民掩埋隊，由平民芮芳緣、張鴻儒等組織難民 30 餘人掩埋屍體 7,000 餘具，其中難民屍體 5,000 餘，中國軍人屍體 2,000 餘，分別埋葬在雨花臺山下和望江磯花神廟等處。回民掩埋隊，由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 “南京回教公會掩埋隊”、“南京市紅卍字會掩埋隊” 名義掩埋屍體 400 餘具，所收屍體以回民為主。北家邊村民掩埋隊，由北家邊萬人坑唯一倖存者嚴兆江帶領，收屍 6,000 餘具。

與日軍合作的南京市和各區偽政府以多種方式處理屍體，有據可查的埋屍數量有 7,000 餘具。下關區在南京城西北，偽區長劉連祥 1938 年 1 月 30 日報告，經過半個月工作，在下關、三汊河一帶收埋屍體 3,240 具。第一區在城東南部，偽區公所在 1938 年 2 月工作報告中稱當月收埋屍體 1,233 具。第二區在城西南部，最近發現該區偽公所的兩份檔案中提到請崇善堂掩埋了區內兩處遺屍共 27 具。第三區在城東北部，最近發現該區偽公所曾請崇善堂、紅卍字會掩埋區內多處遺屍 10 餘具。1938 年底，偽南京市政公署督辦高冠吾命偽衛生局派掩埋隊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至馬群一帶遺骨 3,000 餘具，葬於靈谷寺之東，立 “無主孤魂之碑” 記錄埋屍經過。

日軍在支援中國團體處理屍體之外，也直接進行埋屍和毀屍的處理。日軍戰俘太田壽男 1954 年供認日軍動用部隊處理的屍體總數達到 15 萬具。近年來發現的日軍官兵的日記、書信和回憶也明確證實，日軍曾大量直接掩埋遇難者的屍體，或是將屍體焚燒，或是投入江河、水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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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遇難人數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而且至今各方沒有一致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學界堅持採信 30 萬的遇難人數，這是國民政府在戰後軍事法庭的相關審判中確認的。不過近幾年來，隨著新的史料的發現，中國學者的態度發生一定變化，如孫宅巍曾表示，在日本承認侵華日軍在南京大規模屠殺的前提下，具體遇難人數 “是 30 萬再多一些，還是 30 萬再少一些，應當是可以討論的”。日本內閣會議於 2007 年 4 月 24 日透過一份答辯書，曖昧地表示對於南京大屠殺 “不能否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在具體的被殺害人數上存在各種議論，政府作出斷定是困難的”。而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主流看法，從數萬至十萬以上的中國人遭到日軍殺害都有，同時日本極右翼分子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他們把東京審判的結果看作是強加給日本的 “東京審判史觀”。

對於中國來說，30 萬這個數字已經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難的象徵，並且這一由戰後南京軍事法庭所確認的數字，被當作是對日本侵略者正義審判的結果的一部分。因此，在日本右翼試圖美化和否認侵略戰爭的背景下，來自日本的對這一數字的質疑就會被中方理解為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從而激起中方對這一數字的進一步守護和確認。而在日本，對於右翼來說，30 萬這個數字被認為是中國式的誇張，更是 “東京審判史觀” 的象徵，而中方對這一數字的強調，則被日本右翼看作中國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的一張歷史牌。

實際上，要根據現有的檔案、證詞以及其他歷史記錄得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確切人數或者較準確的估計數是非常困難的。首先，有關大屠殺的第一時間原始檔案十分匱乏。南京從 1937 年大屠殺發生直至 1945 年戰敗，都在日軍佔領之下，因此直到 1946 年中國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後，南京臨時參議會 6 月 11 日成立以後才正式開始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而且，對還原大屠殺經過最為重要的日本官方檔案，已經被日本方面在戰敗前後有計劃地銷燬和隱藏。例如，日軍共有 57 個步兵大隊直接參加對南京的進攻作戰，但其中只有 16 個大隊陸續公開當時的《戰鬥詳報》和《陣中日記》。

其次，中方在戰後進行調查時遇到諸多困難，最終提交的數字也有爭議之處。除了缺乏資料和眾多大屠殺事件的受害者已經遇難之外，倖存者之中有的因為對自身補償不抱希望而對調查十分冷漠，有的則因為對於受害感到羞恥而隱瞞自身的情況。在遇難者遺體數量的統計上，由於大量屍體被焚燬和拋入長江，這一部分的數字只能進行估計，而在屍體掩埋的統計上，崇善堂提供的數字由於沒有原始文獻而存在一定疑問。另一方面，學者們對大屠殺範圍的認識有所不同，這包括遇難者身份、大屠殺的地理範圍和持續時間三個方面。中國方面的統計數字通常對戰死的軍人、被俘後被殺的軍人與遇難平民並不加以區別。而一些日本學者則將日軍以俘虜兵名義抓捕並殺害的平民歸入戰死的軍人，從而將這一類遇難者排出在統計之外。

關於大屠殺持續時間，戰後審判提出日軍大規模施暴時間為日軍入城的 12 月 13 日開始的 6 個星期，但實際上，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 12 月 10 日南京戰役爆發時已經開始，即使在第二年 2 月，日軍的零星殺戮仍未停止，強姦和搶劫仍然嚴重。關於大屠殺的地理範圍，由於 1937 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牆內的 8 個城區（城區內設有國際安全區）、近郊的 6 個郊區，以及遠郊的 8 個縣，如果採用較狹義的地理統計範圍，就會得到較小的數字。由於對遇難者人數的統計範圍採用不同的標準，在日本學者中出現相差甚遠的結論。例如笠原十九司等 “肯定派” 為提出的 “十萬人以上，或接近二十萬人，或者更多”，以秦鬱彥為代表的 “少數派” 提出的 “四萬人左右”、數千人、數百人，以及認為大屠殺 “不存在” 的 “否認派”。日本一橋大學日本史教授藤原彰在《南京罪行：一種解釋性的概述》一文對日本否定派學者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進行批評：「正如日本的保守的修正主義者所言，和平和奴性是可笑的，因為二戰對於日本而言是正義和光榮的。正是這種赤裸的政治邏輯鼓動這群修正主義者不斷否認大屠殺的事實，而這正暴露其學術上的破產。」

戰時訊息傳播

5.1 戰時日本政府的新聞粉飾

戰爭當時為合理化經濟受圍堵並抹黑中國與西方，以獲得民眾對戰爭的容忍，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佔南京後屠殺情況開始持續的 6 週期間，卻是張燈結彩地宣傳日軍是順利地進入南京，並慶祝協助中國人「推翻」所謂的暴戾國民政府，此外如帕奈號事件發生時，日本也存在曾對此道歉或民眾捐款給中國等行為，基於帝國政府製造的意識形態立場，在佔領地上曾發生過的激烈反抗和社會破壞的事實明顯與之矛盾，因此需要對民眾系統性地掩蓋與全面隱瞞戰爭過程。日本政府對日本國內媒體施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回國的日本官兵也被命令對在戰爭中的罪行禁口，這使得相當部分日本國內民眾在敗戰之前，都難以瞭解與紀錄南京大屠殺的詳情。但是，隨著有更多的戰時退伍兵返回等情況的變化，大屠殺的資訊在日本主流媒體之外得以小範圍地傳播並被記住。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日本媒體隨軍記者發出戰果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經過日本軍方和當局的嚴密審查，凡是認為對軍方宣傳口徑不利的一律沒收，違規發出的記者要受嚴厲處罰。《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說：“在戰場上聽到的盡是一些見不得人的暴行，但這些事是絕對不能寫的。只讓寫些什麼在戰場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後方的佳話等，這類軍中的所謂美談。”《中央公論》特派記者石川達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跟隨第 16 師團進行實地採訪，針對這些醜聞寫成報告文學《活著計程車兵》。雜誌社刪節四分之一內容後送審，仍被日本政府查禁。石川還被當局以 “將虛構作為事實，紊亂安寧秩序” 的理由被處以監禁緩刑，編輯和發行人也被處罰。從此戰爭中日本記者再沒有辦法對日軍在南京的不正常行為進行監督。日本傳媒還被嚴厲禁止轉載中國及西方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南京被日本報紙粉飾為安寧祥和的地方。

除了防範新聞媒體以外洩露出日軍在中國的犯案過程，南京戰役後回國的日本官兵也被禁口。見證過南京暴行的日軍士兵曾根一夫後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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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對現今日本的影響

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在 1997 年 11 月出版的《南京事件》一書中以 “遭日軍綁架的中國婦女” 為題使用了這張照片。次年，日本右翼歷史學者秦鬱彥在多家歷史右翼刊物刊文，指責笠原十九司以及當年的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使用這張照片上惡意歪曲事實，理由是使用者們配置了不同於照片攝影者（或首發刊物的編輯）配置的說明。這張照片原載於 1937 年 11 月 10 日出版的日本《朝日俱樂部》週刊，由朝日新聞社攝影記者熊崎玉樹（熊崎玉樹）在中國江蘇省寶山縣盛家橋（現上海市寶山區盛橋地區）拍攝，原標題為 “在我軍的援助下幹完農活後返回村落的日之丸村的婦女和孩子們（我が兵に援けられて野良仕事より部落へかへる日の丸部落の女子供の群れ）”。1938 年，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出版發行的《日寇暴行實錄》刊載此照片，並配在 “成群結隊的江南地區的中國婦女被押往日軍駐地遭凌辱、輪姦、和槍殺” 的標題之處。最後，此事以該書停售、變更照片以及作者和出版社向各方致歉了結。

2014 年，同樣使用了該照片的本多勝一的《中國的日本兵》也被歷史右翼刊物提出相同指責。本多勝一發表書面宣告稱 “書中已經註明了所用照片的說明都來自中方的調查。不過的確有聲音認為中方對照片的使用存在問題。例如何人何地何時拍攝不明，肆意附加政治性說明等。我們這些日本市民派對中方的這些作法不加批判地接受，會在日本國內授人以柄。至於那張照片，的確不知道《朝日俱樂部》發表時配置了不同內容的照片說明。確實是錯誤使用”。

5.3 戰時外國新聞媒體訊息傳播

儘管當時歐洲戰事尚未爆發，西方和中國的新聞媒體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向全世界披露與日軍宣傳截然不同的暴行真相，親歷大屠殺全過程的中國人和西方僑民則留下日軍暴行不經審查的詳細珍貴記錄。

在撤退中留下的少部分美英等西方國家記者，最早向全世界報道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在 12 月初日軍向南京發動總攻的時候，在南京城有來自美國、英國、義大利等國的十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他們中的多數人隨著帕奈號撤走，只剩下《紐約時報》記者都亭（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斯蒂爾（Archibald T. Steele）等 5 人。12 月 15 日，日軍攻佔南京 2 天之後，由於南京的對外通訊全部中斷，這些西方記者為了儘早發出南京淪陷和日軍大屠殺的獨家報道，隨美艦奧胡號離開南京前往上海。12 月 15 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刊載斯蒂爾發自南京江面奧胡號的電訊，首先將日軍屠殺的暴行大白於天下，斯蒂爾稱：“離開南京之際，我們最後見到的場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國人在臨江的城牆前井然有序地遭處決，那兒的屍體已有膝蓋高”。《紐約時報》在 12 月 18 日和次年 1 月 9 日發表都亭關於日軍殘殺數萬中國戰俘和平民的報道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 1937 年用一架 1930 年代的老式 16 毫米攝影機拍攝共四盤放映長度達 105 分鐘的電影膠片，這是迄今唯一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影像。約翰・馬吉在當時的信件中也有大量關於大屠殺的描寫：“強姦婦女的行為已無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說的是，這個城市的每一個大街小巷都有死屍，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關地區。”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費區目睹日軍在南京地區的暴行，將馬吉牧師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膠片偷運到上海柯達公司，製作並帶到美國各地放映，並在美國《讀者文摘》上揭露日軍違反國際戰爭法的暴行：“日本人從我們的宿營地抓人時，把手上有老繭和剃光頭的，都當作當兵的證據，認為務必判以死刑。他們想要槍殺誰，就把誰拉出去。”
1930 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 1938 年初撰寫《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第一次向世人公佈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痛斥日軍制造 “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
《拉貝日記》：1937 年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在日記中詳細記錄日軍的暴行。
《魏特琳日記》

5.4 中國受害者的敘述

2007 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始建立歷史證人個性化檔案。共新建立檔案 12425 份，包括 39 名外籍人士、103 名原侵華日軍老兵、2663 名大屠殺倖存者和 9620 名大屠殺遇難者。

李秀英，懷著 7 個月身孕，與 3 個日本兵搏鬥身中 37 刀，在鼓樓醫院收治並留下影像資料。她並赴日本進行對日索賠訴訟。於 2004 年 12 月 4 日 6 點 10 分在南京鼓樓醫院逝世，享年 86 歲。
夏淑琴，全家 9 口人被殺 7 口，她被刺傷後從死人堆裡爬出。
姜根福（1929 年 12 月 20 日 - 2007 年），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親因為反抗強姦而被開槍打死，父親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強姦被刀劈死。
崔金貴，親眼見慈善團體崇善堂的收屍埋屍過程，並確定崇善堂在埋屍時有計數。
尚德義，1937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1 時被日軍抓獲，同時與 1000 名以上的中國男子一起被機槍掃射，絕大多數當場死亡。他由於被屍體壓住暈倒而倖免於難。
伍正禧，在南京新華巷 62 號避難時，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雲館、三表哥三雲、表叔老王被抓走並槍殺。祖父被刀捅死，30 歲的表娘被強姦。
邵翰珍，父親邵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發和被日軍槍殺。
皇甫澤生，保衛南京的一個士兵。被日軍俘獲後與幾百人一起，在板橋鎮一個山溝裡集體被日軍用機槍射殺。日軍在射殺後再用刺刀捅死倖存者。他和另一個重傷難友為僅存者。
孟憲梅，在淌水溝接水時，親眼看到日軍用多輛卡車把老百姓押到現在的漢中門新橋橋口下面用機槍射死。
陳光秀，在南京湯山鎮許巷村，父親被槍殺，包括弟弟在內的村裡 100 多個年輕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強姦。母親因為父親和弟弟被殺導致憂鬱而死。
劉文靜，大方巷廣場集體屠殺（一百多人）見證人。
天津工商銀行退休職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鍾銘當年在南京一家商鋪當學徒，說道：“日本鬼子進城後見人就殺，城裡到處都是屍體，載著日本兵的汽車就從屍體上開過去。那個慘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趙斌，生於 1937 年 11 月 27 日，出生 17 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殺，是年齡最小的大屠殺倖存者，2012 年 8 月 3 日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 75 歲。

5.5 日方的記錄和證言

侵華日軍各級指揮機構當時的命令和軍官的記錄為直接物證：

攻佔南京的日軍第 6 師團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
日軍第 16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中也記道：“大體上不保留俘虜，全部處理之。”
日軍第 16 師團第 30 旅團長佐佐木到一的作戰記錄《進攻南京紀實》。

侵華日軍隨軍記者的報道、士兵的日記、證言也被列為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侵入南京的日軍第 6 師團輜重第 6 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日記中說，1937 年 12 月 14 日，他看到南京下關江邊：“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衝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日軍第 16 師團老兵東史郎的日記（《東史郎日記》）為重要實證，例如他在 1937 年 12 月 21 日的日記中寫道：“哭喊著的支那（中國）人被裝進郵袋中，西本（日本兵）點著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燒起來。就在這時袋子裡發出一種無法言狀的可怕的喊叫聲。袋中人用渾身的力氣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滾動…… 手榴彈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來，然後平靜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記還有：高島市良日記、小原孝太郎日記、會攻南京的日侵略軍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的日記等。
《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的著作《中國之旅》，記錄 “百人斬” 等屠殺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國內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殺證據（《侵略亞洲的日本軍隊》，大月書店出版）。

審判

出於對戰爭犯罪追究的恐懼，日本政府在停戰後迅速展開了有組織的大規模銷燬罪證的行動。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南京大屠殺期間，坐在被告席的甲級戰犯、曾任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把頭埋在了雙手裡。美國合眾社記者阿諾德・C. 布拉克曼注意到，他雖然與南京大屠殺無關，但是他像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對發生在南京的暴行深感羞恥。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 43071 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 112266 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對於南京大屠殺一案 “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查和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檔案，並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審理是特別嚴肅認真的”。松井石根聽取法庭宣佈的罪狀和科刑後，表示 “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宣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

東京審判中，因為南京大屠殺而判罪者僅有身為乙丙級戰犯的松井石根，罪狀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殺的進行；不過在南京軍事法庭方面的審判則起訴包括百人斬見報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殺時期擔任第六師團師團長的谷壽夫和其手下的田中軍吉等人並判決死刑，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軍吉三人於 1948 年 1 月 28 日，谷壽夫於 1947 年 4 月 26 日，於南京雨花臺刑場槍決伏法。松井石根也在 1948 年 11 月 12 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於同年 12 月 23 日在東京巢鴨監獄被處決。

1950 年蘇聯向中國新政權移交日本戰犯 969 人、偽滿戰犯約 300 人，與在此之前國共內戰擄獲的 140 名日本戰犯，集中安置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56 年 4 月正式宣佈，對於在押的侵華戰犯給予從寬處理。6 月、7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審無一人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 1017 名日軍戰犯因「表現良好」經免起訴無條件釋放回國。1963 年，最後一批日本戰犯 3 人被中共中央特赦釋放。

爭議

7.1 中國大陸方面的爭議

中國大陸認為，國民黨政府當時的無能作為是導致南京軍民大量死傷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參與作戰的前國軍將領亦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蔣介石消極抗日所導致的結果。

另外，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王奇生在《抗日戰爭研究》中指出，國軍習慣性假造資料，不管是戰績虛報、軍餉虛領或誇大日軍傷亡等等，經常性的擴大十倍來計算，因此相關資料並不可信。他並引述 1943 年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人所說：「中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採信」。

7.1.1 其他事件

傅佛果認為，在關於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爭議上，一些人不但誇大屠殺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還「壓制異議人士」的聲音。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任丘市一網民在網路上發表侮辱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言論，引發部分網民不滿。王某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被任丘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15 日。

2020 年 3 月到 6 月間，一位名為季子越的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在推特平臺上多次發表支援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引發爭議。同年 7 月 19 日，中國科學院大學釋出處分情況通報，給予季子越開除學籍處分。

2021 年 4 月 2 日，一居於陝西省西安市的網民被指在網上侮辱南京死難者而被南京警方刑拘。

2021 年 12 月，上海震旦職業學院一老師宋庚一在課堂上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而被校方開除。宋庚一認為之所以三十萬沒有資料支援，是因為中方也「沒有統計出（南京大屠殺）死亡確切人數」，並提議可以透過國民政府時期的身份證號來完成統計。此外這位老師還表示中國突然開始公祭，「大規模宣傳」南京大屠殺是因為「日本抵制冬奧會」，並稱中國人「應該去反思下戰爭是怎麼來的」。而在當月，湖南一網民因在 QQ 群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而被拘留。

7.2 日本方面的觀點和爭議

許多曾在當時南京附近作戰的日籍老兵承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左翼的日本社會黨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職員組合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抱持承認大規模屠殺的立場。儘管如此，還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眾否認南京大屠殺。而因為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

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對死亡人數主要有幾種看法：

至少十數萬人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學教授）、洞富雄（早稻田大學教授）、藤原彰（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一橋大學教授）、吉見義明（中央大學教授）、井上久士（駿河臺大學教授）、本多勝一（新聞記者）、小野賢二（化學工作者）、渡邊春巳、熊谷京二郎。

洞富雄在 1973 年 7 月發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駁南京大屠殺是所謂 “無稽之談”》（日本現代史出版會），批判鈴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觀。1967 年寫成《近代戰史之謎》（人物往來社，後半部分為《南京事件》），1972 年 4 月出版單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來社），1972 年 11 月出版日中戰爭史資料《南京事件》（河出書房新社），1982 年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對教科書文字進行修改，他又立即於同年 12 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殺》進行駁斥。

四萬人左右

主要支持者有秦鬱彥（日本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另外岡村寧次在《岡村寧次陣中感想錄》中認為約有 4 到 5 萬人被屠殺，搶劫、強姦等 “大有其人”。

兩萬至數千

主要支持者有畝本正己（元防衛大學校教授）、板倉由明（戰史研究家）、原剛（防衛研究所調査員）。

認為僅有數百人死亡，乃至於完全否定的態度

主要支持者有鈴木明（雜誌記者）、田中正明（元拓殖大學講師）、東中野修道（亞細亞大學教授）、富澤繁信（日本「南京」學會理事）、阿羅健一（近現代史研究家）、勝岡寬次（明星大學戰後教育史研究）、杉山徹宗（明海大學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大原康男（國學院大學教授）、西岡香織（軍事史學會會員）、深田匠（政治學者）、前野徹（東急元社長）、鈴木正男（大東塾塾長）、（紀錄片《南京真相》導演）。

東中野修道指責在 1980 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教科書沒有登載南京大屠殺，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從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南京大屠殺曾先後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共黨校教科書、高校教科書以及中學教科書。

1984 年，教文社出版松井石根的親信秘書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 之虛構》。

另外日本方面認為中共早期對南京事件輕描淡寫。南京事件發生時，中國共産黨當時正位於陝西省延安的山嶽地帶。1938 年 1 月 1 日中國共産黨在武漢發行的刊物《群眾》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評論，指出南京發生了暴行。遠藤譽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鮮有提及南京事件。直到 1982 年發生後人民日報才開始提到「南京大虐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年譜》中在談到 1937 年 12 月 13 日發生的事情時提到了 “南京淪陷”，但整本書中卻沒有提到過 “南京大屠殺”。1957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教材提到了南京大屠殺，但 1958 年版的《中學歴史教師指導要領》中只說 “日軍佔領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960 年版和 1975 年版教材《新編中國史》的 “歷史年表” 中也都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

7.2.1 訴訟和政界事件

1965 年，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起訴日本文部省大幅刪改及掩飾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整個侵華戰爭中的暴行描寫，其家門口遭到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圍堵、騷擾。1970 年，東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決，教科書審查不得超出糾正事實及印刷錯誤的範圍，家永勝訴，右翼極端分子向律師、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脅要暗殺他們。
1973 年，日本作家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幻》一書，首次指出 “百人斬” 為虛構。此後在日本，關於 “百人斬” 是否屬實，成為爭論的話題。
1977 年，日本文部省在一個標準歷史書中把二戰中的日本給戰爭對方造成的傷亡、日本的戰爭暴行，和強行將中國及朝鮮犯人送往日本勞動營的內容刪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國轟炸東京的照片、一幅廣島廢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戰爭死亡人數的統計表。
1986 年 9 月，日本文部大臣宣稱南京暴行不是戰爭罪行而 “僅僅是戰爭的一部分”，並說 1910 年日本對朝鮮的吞併是朝鮮心甘情願成為殖民地。當日，藤尾正行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職。
1988 年春，戰時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課長、二戰後法務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國土廳首腦奧野誠亮否認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無效”，要從輿論上 “再審東京審判”，遭到日本國內外輿論抨擊。當年 5 月，奧野誠亮被迫辭職。
1989 年，自民黨國會議員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寫的《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日本堅決說不》等三本書中說道：“無端挑起戰爭的好戰的日本人，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殘暴的日本人，這就是人們對日本人的兩個誤解，也是‘敲打日本’的兩個根由。我們必須採取措施消除它。”
1990 年，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那裡（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
1994 年 5 月 3 日，戰時日軍大佐、二戰後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接受《每日新聞》採訪時說：“（在日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認為南京大屠殺及其他事情是編造的謊言”。7 日，永野茂門引咎辭職。
2005 年，參與 “百人斬” 的兩名日軍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 3 名遺屬向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東京日日新聞》於 1937 年 11 至 12 月間的報道失實，和《朝日新聞》於 1971 年出版的《中國之旅》一書中所提及關於兩名軍人的「百人斬」競賽失實並損害其名譽，向該兩報社索償 3600 萬日元。2005 年 8 月 23 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長土肥章大裁定報道屬實並非捏造，駁回賠償請求。撰寫《中國之旅》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在判決後指出：「『百人斬競賽』真實性無容置疑，原告意圖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以至對中國發動侵略；不過在訴訟過程中找到新的事實和資料，卻進一步肯定這個史實。」
2007 年 6 月 19 日，由約百名日本眾議院議員組成的議員聯盟「」指稱，1937 年日軍入侵南京時，死亡人數只有 2 萬人。該會會長中山成彬（自民黨籍眾議員）表示，根據 1938 年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呈交的文獻，國民政府譴責日軍在該次攻擊中殺害 2 萬平民，該資料是時任中國駐國際聯盟大使顧維鈞根據 1938 年 1 月 28 日《每日電訊報》和另一份報紙的報導所得。該會「南京大屠殺史實查證小組」組長戶井田徹（自民黨籍眾議員）則要求中國大陸移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日軍負面照片。
2012 年 2 月 20 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在會見南京代表團時稱，“南京事件沒有發生過”。南京代表團雖當場未直接提出反駁，但次日南京市方面即宣佈停止與名古屋市的交流。中國大陸亦隨後發表宣告譴責河村隆之言論。
2013 年 2 月 13 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為南京大屠殺道歉，並促請日本要承認歷史。
2017 年 1 月 12 日，一名赴日旅行的中國大陸遊客在微博釋出訊息稱，在其居住的東京 APA 酒店客房中，放置大量由該酒店集團 CEO 元谷外志雄所寫的書籍，書裡否認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的存在，並稱 “所謂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國為投下原子彈而編造的謊言”。1 月 15 日，該網友前往 APA 旗下另一家酒店補拍影片，並在該酒店購買到了一本酒店 CEO 所著的書籍。該網友在影片稱書中提到，“不合邏輯的事情被當成歷史，比如 30 萬人被殺害的南京大屠殺理論，這之前，南京人口是 20 萬，這之後，南京人口為 25 萬，所以在這一個月中，30 萬人被殺害是絕對不成立的，所以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是不存在的，但中國和韓國忽視了這些事情，不斷用這些謊言來譴責日本。” 影片發到網上後被廣泛傳播，多家 APA 酒店均被中國大陸各大旅行網站下架。針對日本 APA 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翼書籍的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7 日表示，這再次表明日本國內一些勢力始終不願正視歷史，甚至企圖否認和歪曲歷史。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國民，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不久，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發表言論否認南京發生了大規模屠殺，而只承認有小規模的搶劫平民和殺人發生，並表示 “如果真的屠殺了 30 萬人，那所有日本人都應去下跪道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亦迅速對此作出官方回應。

賠償責任及條約

8.1 《中日和約》

1951 年 9 月 8 日，部分聯合國成員國在美國舊金山簽署了對日本國的和平條約《舊金山和平條約》。條約承認日本負有戰爭賠償責任，但是 “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援一個自主的經濟體，且不足以完全賠償前述之一切損害與痛苦”。條約規定簽署國放棄要求日本國提供勞役補償及打撈沉船費用等以外的權利。由於當時的聯合國成員國中華民國沒有簽署該條約，1952 年 4 月 28 日，日本與中華民國單獨締結《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約》。該條約及補充檔案規定中華民國放棄要求日本國賠償戰爭損失及提供勞役服務的權利。

8.2 《中日聯合宣告》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國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並宣告廢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曾經存在的相關法律責任和政治約束亦永久消失。同日，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中日聯合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隨後日本成為了改革開放中的重要投資國。不過兩國在此問題上仍然有分歧，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承諾的放棄戰爭賠償，包括了政府索賠和民間索賠，但是中國政府認為這一承諾僅僅是指政府索賠，不影響民間對日本索賠。

紀念

9.1 紀念設施

為紀念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南京市的政府、廠礦單位和民間組織在當年日軍進行大規模屠殺的部分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的部分遺址上陸續建立起 22 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遺址紀念碑。第一座紀念碑由下關發電廠於 1947 年在廠區內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自 1985 年開始，在挹江門、中山碼頭、煤炭港、魚雷營（有碑未立）、草鞋峽、燕子磯、東郊、江東門、普德寺、上新河、漢中門、清涼山、五臺山、北極閣、正覺寺、金陵大學、花神廟、仙鶴門、太平門等地建立 19 座遇難同胞紀念碑和叢葬地紀念碑。江寧區湖山村、西崗頭村的村民在當地自發建立兩座民間紀念碑。

南京市人民政府為悼念大屠殺遇難者，在日軍大屠殺的一處主要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江東門，設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座遺址型專門史博物館於 1985 年落成開放，經過 1995 年、2005 年兩次擴建，現佔地約 7.4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5 萬平方米、展陳面積 9800 平方米，包括展覽集會、遺址悼念、和平公園和館藏交流等 4 個區域，其中展覽陳列包括廣場陳列、遺骨陳列和史料陳列三部份。遺骨陳列室中陳列有建館及擴建時從叢葬地（俗稱 “萬人坑”）挖出的遇難者骸骨，史料陳列大廳中有千餘件相關歷史資料，並設有拉貝日記和東史郎日記資料展，每年 12 月 13 日在紀念館的悼念廣場上舉行大規模的和平集會。該館共收集 10000 多份歷史資料和文物，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南京大屠殺期間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的舊居，2006 年起作為 “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正式開放，總面積為 1628 平方米，分為六個展區，共展出 300 多張圖片、50 多件實物及 4 部影像資料片。

9.2 紀念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 12 月 13 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2014 年 12 月 13 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南京全城鳴笛向死難者致哀，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代表夏淑琴、少先隊員代表阮澤宇（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後代）一起走上公祭臺為國家公祭鼎揭幕，隨後習近平在儀式上發表講話。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香港海防博物館堡壘大堂舉行紀念儀式，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儀式並致獻花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舉行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活動，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李剛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司令員王文敬獻花圈。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也都舉辦形式各異的國家公祭日活動。

9.3 遺產登入

2015 年 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諮詢委員會對中國大陸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進行稽核。10 月 9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公佈 2014—2015 年度新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專案名單，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9.4 紀念活動

2012 年 12 月 12 日，為紀念南京大屠殺 30 萬同胞遇難 75 週年並祈禱世界和平，江蘇省揚州市虹橋社群大學生村官與揚州大學的大學生志願者在社群廣場用千餘支蠟燭擺成「南京・300000」的字樣。

相關影視作品

（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電影

《戰爭與人間》系列（日本）：1970 年、1971 年、1973 年，山本薩夫導演。
《屠城血證》（中國大陸）：1987 年，陳道明、翟乃杜、雷恪生主演。
《南京 1937》（香港）：1995 年，吳宇森監製、吳子牛導演，譚盾配樂，劉若英、早乙女愛、秦漢主演。
《黑太陽：南京大屠殺》（香港）：1995 年，牟敦芾導演，張良、李偉、潘永、潘敏傑、熊小田主演。
《五月八月》（中國大陸）：2002 年，杜國威導演，葉童、林泉、徐忻辰主演。
《棲霞寺 1937》（中國大陸）：2005 年，鄭方南導演。
《東京審判》（中國大陸）：2006 年，高群書導演、編劇，劉松仁、曾江主演。
《戰火逃城》（又名《黃石的孩子》，臺譯 “黃石任務”；美國）：2008 年，周潤發、楊紫瓊、Jonathan Rhys Meyers 主演。
《南京！南京！》（中國大陸）：2009 年，陸川導演。
《拉貝日記》（又名《約翰・拉貝》；中國、德國、法國）：2009 年，佛羅瑞・加侖伯格導演、烏爾裡奇・圖克爾、達格瑪・曼澤爾、丹尼爾・布魯赫主演。
《金陵十三釵》（中國大陸）：2011 年，張藝謀導演，克里斯蒂安・貝爾、倪妮、張歆怡、佟大為、黃天元主演。

電視劇

《一江春水向東流》（香港）：1983 年，黎漢持、馬敏兒主演。
《亂世佳人》（香港）：2007 年，胡杏兒、吳卓羲、陳錦鴻、唐寧主演。
《血色玫瑰》（中國大陸）：2007 年，於立清導演，劉之冰、侯傳杲、何政軍、王海地、周青、郭雪、田甜主演。
《四十九日・祭》（中國大陸）：2014 年，張黎導演，張嘉譯、宋佳、胡歌、黃志忠、張歆怡主演。
《東方戰場》（中國大陸）：2015 年，路奇導演，黃海冰、羅嘉良、馬曉偉、袁詠儀、俞飛鴻、侯祥玲、應採兒、葉璇、張魯一、劉璇主演。

紀錄片

《南京》（又名《南京浩劫》，臺譯 “被遺忘的 1937”）：由中、英、美三國共同投資拍攝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紀錄片。片中演員扮演當年見證南京大屠殺的西方人士，整理了他們的日記，以口述的形式做影片主線，加入對倖存者的訪談和大量珍貴歷史資料，對南京大屠殺歷史進行回顧。
《南京真相》：2008 年，水島總導演，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當年蔣介石政府捏造的謊言」。
《南京：尋找封存的記憶》（南京引き裂かれた記憶）2009 年，由日本大阪退休女教師松岡環（Tamaki Matsuoka）編寫和導演。

音樂錄影帶

《1937 南京大屠殺紀念單曲》：張穆庭作詞、作曲、導演、編劇，2004 年 12 月 13 日在臺灣發行，2005 年 3 月在南京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