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军南京屠城[编辑]

| 湘军南京屠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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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京之役的一部分 |
| 克復金陵圖 |
| 位置 | 太平天国天京（清江宁府城） |
| 日期 | 1864年7月19日起三天三夜 |
| 目標 | 太平军（占其半）、太平天国文官、太平军眷属、王府留守人员与卫士、少量居民 |
| 類型 | 屠城 |
| 死亡 | 约2.5万人（其它数字见下） |
| 行凶者 | 湘军 |
| 防守者 | 太平军 |

**湘军南京屠城**发生于天京之役的尾声。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夜（1864年7月18日），曾国藩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又称南京城、金陵城）。十六日（7月19日）入城后，湘军搜杀三天三夜。

自六朝以建康為首都起，南京被战火屠戮約七、八次，其中以侯景之乱、太平天國克南京、湘军南京屠城及南京大屠殺規模較大。

## 具体经过

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夜（1864年7月18日），湘军从太平门东侧缺口攻进天京城。曾国荃、李臣典在现场指挥。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黎明，曾国荃将湘军分为四路进攻。在太平门的攻击从黎明持续到午时。当日，湘军攻占天京城所有城门。十六日三更时，李秀成下令纵火焚烧城内的天王府和各王府，宫女自缢及投河者2千余人。同时，放火焚烧街巷，阻塞道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幼主洪天貴福，从太平门缺口突围。

六月十七、十八等日，湘军又在天京城内分段搜杀，“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國荃雖然有「禁殺良民、擄婦女」的禁令，但「彭毓橘、易良虎、彭樁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强壮的太平军除少数抵抗着被杀外，「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入城三日后，曾国荃“派兵救火，掩埋贼尸”，救出难民。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湘軍入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城破之后，精壮长毛除抵抗时被阵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缒下老广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1875年，光绪帝登基时，南京城依然人口不足50万，当时城里甚至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譚嗣同自述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 人数争议

### 南京人口变迁

南京人口变化
| 时间 | 南京人口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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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前 | 约90万人 | 南京城原始人口总数， 含本籍与寄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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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夏 | 约25万人 | 太平军攻占南京城3个月后， 其中金陵人约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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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冬末 | 约20.5万人 | 其中金陵人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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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年夏 | 约15.6万人 | 其中金陵人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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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 1862年 | 约20万人 | 含郊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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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7月 | 约3万 | 湘军攻入南京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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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人口原有约90万，在太平军攻占南京前后约有59.5万至67万人逃离南京城，加之死亡约8万至15.5万人（其中军人及八旗家属死亡约4.1万，平民死亡约3.9万至11.4万），到太平军占领南京三个月（1853年夏）时，南京本地人锐减至15万，至1854年夏南京本地人口减至9万。从第一次人口统计至天京事变期间，南京城内读书人或被杀或逃亡，南京城内人口变动详情已无法考察。

1856年8月，天京事变爆发，约4万人被杀。1856年至1860年间，缺乏史料难以得知南京城人口数量，但由于持续的战争伤亡及民众逃亡，南京城的土著居民持续减少，因而从外地运送人员补充，以致于后期外来人员占了多数。1861年、1862年，南京及其郊区实际人口约为20万。1863年冬，由于清军逐渐合围南京城，南京饿死者甚多。李秀成释放10余万民众出城。1862-1864年由于战事紧张，城内战斗人员损失部分。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入南京时，南京城中人口约3万，其中太平军约万余人。此出自《李秀成自述》中的南京城破时“不过三万人”的说法亦得到罗尔纲、夏春涛、简又文等学者的认可。

### 死者人数争议

* 李秀成供词。1863年，英国人呤唎称，天京城人口约20万人。1863年至1864年，南京城放出10余万民众出城就食。《李秀成自述》称“去年至今，各门分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数”。赵烈文询部李秀成，天京人口问题。李秀成回答，天京城破时合计约3万余人，其中，包括三四千的守城者在内的共计万余人的太平军。英国驻镇江代领事亚德金向英国外务大臣报告时，称“我估计有一万人与清军五万作战。”赵烈文称天京城破，太平军“死者廖廖”。侯竹青根据《李秀成自述》及《能静居日记》认为：除少量太平军没被杀外，其余皆死亡，死者约2.5万人。
* 曾国藩奏报。曾国藩向清廷奏报入城后的三天之内，杀死包括三千头目在内的十万余太平军。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认为十余万太平军皆被杀。罗尔纲则认为曾国藩夸大战功。
* 洪天贵福供词。李天鳴认为：“曾國藩有故意報多之嫌，李秀成則有故意報少之嫌，洪福瑱供詞較接近事實”，“十六日初更太平軍突圍時，城內還有七八萬人。”
* 其它意见。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写道：“南京太平军十余万人，全被曾国荃军屠杀，或聚众自焚，无一降者”。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写道：“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 身份组成

简又文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中写道：“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据外人估计亦为万人），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与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盛巽昌在其论文《太平天国天京突围人员考略》中亦采用此说法。

## 原因分析

暴红博引述了刘韶军的研究《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问题》，“屠城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普遍现象，并不只是性格残暴的人物及其军队才会屠城，任何人进行战争，都会把屠城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加以利用。……屠城的主要目的是恐吓对方，欲使他们不敢抵抗或放弃抵抗，第二个目的是使己方人员通过屠城和掠夺财产以获得物质利益，这又是远古人类发动战争的最基本动因。”直到20世纪，才形成了在战争中不得屠城和不得杀害无辜民众的相关国际公约。暴红博认为：“天京城破后，城内两军仍在巷战，倘立即停止杀戮，似乎并不利于完全占城。湘军上下多年辛苦，饷项支绌，乘机发泄愤恨，掠夺财物，这些应是曾国荃不禁杀戮的原因。”

## 相关传闻

曾国荃
### 曾国荃“获资数千万”说

曾国荃金陵一役抢掠无数之类的言论广为流传，然学者梁小进、杨锡贵通过对其消息来源真实性及可靠性、南京城破时尚存的资财、曾国荃的经济状况、曾国荃的不动产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获资数千万”说为不实。

从清末起，即有史料笔记认为曾国荃于金陵之役“获资数千万”，其中属清末小说家李伯元之《南亭笔记》最具代表性（“获资数千万”说亦源于此），其中绘声绘色描述了曾国荃抢掠了4个大顶灯、百余颗“东珠”和一个翡翠西瓜等稀释珍宝，并自述“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陈恭禄、冯尔康等史家对《南亭笔记》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人“历史知识极端贫乏”、其书“带有作小说的态度写作，失实太多”，然部分作品采信于此，一般民众则更加信以为真。实则曾国荃在攻破金陵时的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城中湘军与太平军混战，而曾国荃并未入城。曾国荃的侄女、曾国藩之女曾纪芬曾在曾国荃家中居住，其在其《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表示未见曾国荃家有稀有之珍宝。秉笔直书湘军抢掠焚杀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不仅毫无记述曾国荃抢掠的记录，反而记述了其无所得，其日记记述道：“涤帅（曾国藩）邀至客座久谭（谈），言及沅帅（曾国荃）收城时事，帅云：‘本地人尚知感激，非若各营官统领猎取无厌，岂非完全美事。’余（赵烈文）云：‘沅帅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帅耳’”。又云：“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时人多认为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又有占据膏腴之江浙，南京理应财宝无数，实则不然。潜伏在南京的张继庚的情报显示：太平天国刚占据南京时，圣库约有1800余万两白银；数月后，圣库则只800多万两；天京事变前，圣库仅存不足百万。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则名存实亡，沦为洪秀全之私藏，而非公帑。各王亦纷纷效仿，“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将谷物牛羊等食物充圣库，而私藏银钱衣物等。李秀成供词：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同治二年，李秀成欲驰援苏州，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由此可知，破城时圣库已甚为窘迫。造成此境地原因包括：战争开支浩繁、上层挥霍无度。洪秀全拆毁大批民房，营建其天王府，其府“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其余各王亦纷纷效仿，攀比成风。天京城破时，逃出南京的太平军也带走了大量财宝。综上，城破时不是“全无财货”，也并非“金银如海，百货充盈”。

攻克金陵后，曾国荃即告病回乡，没有了俸禄，但依旧要维持家族开销，不久其经济即陷入困窘，以致后来负债累累，这也是曾国荃重新出山为官的重要原因。其购田修宅亦属事实，但非全部是攻克天京后所为。其宅邸“大夫第”规模宏大，“俨若城市”，始建于咸丰九年（1859），前后耗时8年才完全竣工，然在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回乡时，大夫第已基本完工，至此其买田置屋共耗资三万两。其身后所留田产有田六千亩，在长沙有屋二所，在湘乡有屋一所。从其不动产看，曾国荃堪称富翁，然参照其俸禄，亦不为过。曾国荃担任湘军统领六年，依例共得12.24万两；此后其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及两江总督等职，清代高官薪俸（含办公费）颇为可观，其中又以两江总督为最，曾国荃光担任两江总督七年薪俸即为210万两。而曾纪芬所述“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文正则向不肯置田宅”，其原意则是说曾国荃“乐于归隐田舍，以躲避官场之争”，以此论证曾国荃贪婪则属误判。

其实，曾国荃“获资数千万”此无稽荒诞之说早有人指出，《近代名人小传》：“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半隐庐丛稿》亦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然曾国荃“大方张扬的个性”、不若曾国藩般清廉自守的操行、圣库传说与“全无财货”结果的差距，皆给人留下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 曾国荃嗜杀说

湘军围城后，南京城内缺少米粮，洪秀全要求众人吃“甘露”（又作“甜露”，即各种草制作成团之物），但无效果，城中不时放出老弱妇女以节约粮食。曾国荃为不使难民饿毙，专门设立抚恤局，专款购粮救济。城中数万穷人求李秀成救命，李秀成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八月尚能拿出自己的银米来接济平民和其穷苦官兵家人，后来甚至将其母亲及妇女的金银首饰充为军费。至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李秀成已无银无米，便请求洪秀全放穷人出去活命，洪秀全不许。「閤城男女飢餓，日日哭求。」当时部分王府还储藏着大量粮食，但是众王各怀私心，不愿拿出。李秀成「得悉九帥（指曾国荃）在外設有救難民局」，私自密令放穷人出城逃命，然而各城门守军是洪氏所任命之广东人，他们将出城之人的钱财搜刮干净后才放行，李秀成确认后震怒，处决数人，难民出城才安宁，共放出“十三、四万”人。同治三年初，南京城粮道断绝，城内粮价大涨，放出城的难民多达五、六万人，其中有家可归者曾国荃给钱遣返，“其无可依归者尚有六七千人”。此时曾国荃军饷极为紧缺，各营纷纷追着要饷，而曾国藩正为其与沈葆桢争饷，曾国藩让其停止赈局，曾国荃则表示抚恤局“万难裁撤”。除了从军饷中挤出救济经费外，曾国荃还恳请官文分拨湖北抚恤款，甚至请其幕僚赵烈文利用乡谊向江宁藩司万启琛求助。而城內「不修政事」，「賊盜蜂張，逢夜，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甚至「全家殺盡」。靠近城墙的湘军营地每夜听见城内喧哗纷扰声至天明，逃出难民说是太平军在争粮互杀。

曾国荃是天京之役的直接指挥者，后世多因湘军破南京城后的烧杀对曾国荃抱有嗜杀的印象。城破后，曾国荃即回雨花台大营，穿短布衣，光脚，“汗泪交下”。赵烈文听闻将士掳掠，来劝曾国荃“再出镇压”，曾国荃当时非常困乏，问赵：“君欲余何往？”赵答：“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曾摇头不答，随即酣然入睡。次日，赵烈文向曾国荃提出四件事：一“请止杀”，“派队逐门搜查，分别良莠审办”；二是“设馆安顿妇女，毋使尽遭掠夺”：三是开设善后局；四是禁止粮食外运。曾国荃同意后三条，暂缓第一条，让赵草拟告示，满城张贴。“中丞（指曾国荃）禁殺良民，掳婦女，煌煌告示，遍於城中，無如各統領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絕不奉行。”可知，曾国荃最初不禁杀戮，后来遍贴禁止掳掠告示，办理善后，但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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