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逻辑实证主义[编辑]

| 逻辑实证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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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运动、​科学分支领域 |
| 上级分类 | 科學哲學  |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又称**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是20世纪前半叶兴起于欧洲的一个重要哲学运动，以檢證原則（verification principle）为核心主张，认为一个命题具有认知意义当且仅当它能够被经验验证或是分析命题（逻辑和数学真理）。该运动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维也纳学派和柏林学派，是20世纪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神学和规范伦理学视为在认知上无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既非经验可验证的，也非分析命题。1960年代后，该运动因自身内部困难和来自蒯因、库恩等人的批判而走向瓦解，但其对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塑造性影响延续至今。

## 历史与发展

### 先驱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可追溯至多股思想传统的汇合。

**休谟的经验主义**：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命题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即分析命题，其真值仅凭逻辑分析即可确定，不依赖经验；另一类是“实情”（matters of fact），即综合命题，其真值须诉诸经验。这一“休谟之叉”（Hume's fork）直接预示了逻辑实证主义对分析-综合区分的重视，也为排斥形而上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任何既非分析又非经验可验证的陈述都“不过是诡辩与幻觉，应付之一炬”。

**孔德的实证主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唯有实证知识——即基于可观察现象的科学知识——才具有认识价值，形而上学和神学不过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幼稚阶段。他的实证主义赋予了“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名称中“实证”二字的基本含义。

**马赫的现象主义**：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将物质对象诠释为感官刺激的经济化描述，主张科学理论的唯一功能在于组织和预测感官经验，而非揭示不可观察的实体或形而上学结构。马赫的实证主义和现象主义对维也纳学派早期成员，尤其是石里克，产生了深远影响；维也纳大学内的“马赫学会”（Ernst Mach Society）直接孕育了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氛围。

**爱因斯坦的示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被维也纳学派视为科学理论建构的时代典范：爱因斯坦通过对“同时性”等基础概念的操作性分析，证明了即便是最根本的物理概念也必须以可测量的程序加以定义。石里克深受爱因斯坦影响，并为其理论撰写了早期哲学阐释。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于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为维也纳学派提供了核心理论灵感。维特根斯坦提出，有意义的命题是对世界中事态的“图像”（picture theory）；逻辑和数学命题是重言式（tautologies），不提供关于世界的实质信息；而伦理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的陈述则既非图像又非重言式，属于“不可言说的”领域——“对于不可言说之事，人必须保持沉默”（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维也纳学派成员曾定期研读此书，将其视为哲学革命的纲领性文本。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美国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提出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认为科学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定义该概念时所采用的具体测量程序；没有相应操作定义的概念不具科学意义。操作主义与证实原则在精神上高度一致，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美国传播产生了独立的影响。

### 维也纳学派

1924年，摩里茲·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哲学讨论小组，成员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奥图·纽拉特、赫伯特·费格尔、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等。1929年，学派发表了题为《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的宣言，系统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学派内部在若干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以纽拉特为代表的“左翼”倾向于物理主义和社会改革，以石里克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更重视认识论的现象主义基础。1936年石里克被一名精神错乱的学生刺杀，加上纳粹对奥地利的吞并，导致学派成员流散英美。

### 柏林学派

几乎与维也纳学派同时，汉斯·赖兴巴赫在柏林组织了经验哲学学会（Berlin Group），成员包括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库尔特·格里林等。柏林学派与维也纳学派在核心观点上接近，但更强调概率和归纳推理在科学验证中的作用。

### 英语世界的传播

逻辑实证主义向英语世界的传播始于1929年，当时石里克应邀赴斯坦福大学访学，首次向美国学界系统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主张。1936年，年轻的英国哲学家A·J·艾耶尔（A. J. Ayer）出版《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以明晰流畅的英语向英语世界系统传播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学说，成为该运动在英美影响力迅速扩张的关键著作。

纳粹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运动的地理版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学者相继出走；1938年纳粹并吞奥地利后，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几乎全部流亡英美。石里克于1936年在维也纳大学被前学生枪杀，此事与纳粹的政治恐怖气候密切相关。主要成员的去向为：卡尔纳普执教于芝加哥大学，赖兴巴赫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费格尔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亨普尔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弗兰克（Philipp Frank）落脚于哈佛大学。

在美国，该运动为缓和早期的激进立场，逐渐以“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取代“逻辑实证主义”之名，更加强调科学的实践面向，并对形而上学问题持相对开放的态度。

### 战后发展

1930至194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成员流亡美国，卡尔纳普在芝加哥大学、赖兴巴赫在UCLA、费格尔在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发展他们的理论。二战结束后，逻辑经验主义成为美国科学哲学的主流范式，亨普尔等人将之推向制度化，使其成为一门有明确问题域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这一主导地位维持至1960年代，方才因托马斯·库恩和蒯因等人的挑战而动摇。

## 核心理论

### 实证原则

**实证原则**（又称“证实原则”或“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中将其表述为：一个句子“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才具有字面意义。这一原则将命题分为三类：

* **分析命题**：逻辑和数学真理，其真值凭概念分析或逻辑推导即可确定，无需诉诸经验（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男性”）。
* **综合命题**：关于世界的经验陈述，其真值须通过观察与实验加以检验（例如“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
* **伪命题**：形而上学、神学和规范伦理学的陈述，既非分析的也非经验可验证的，被视为在认知上无意义（cognitively meaningless）。

### 实证标准的修订

实证原则在实践中很快暴露出诸多内在困难，促使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此后数十年间不断尝试修订。

初始的“强证实”（strong verification）要求一个命题能被经验事实最终确证，这使得普遍陈述（如“所有金属受热膨胀”）面临根本困难：无论积累多少正面实例，这类陈述在逻辑上都无法被彻底证实，因为总存在尚未观察到的情形。为解决此问题，艾耶尔引入了“弱证实”（weak verification），允许命题仅凭与某些观察结果相关联即算可证实，但批评者指出这使得几乎任何命题都变得“可证实”，标准过于宽泛。

卡尔纳普在1936至1937年发表的《可检验性与意义》（Testability and Meaning）中，以“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取代严格的可证实性，并发展出归纳逻辑，试图用“确认程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量化证据对假说的支持。亨普尔则提出了著名的“确认悖论”（paradox of confirmation，又称“乌鸦悖论”）：按照直觉上看似合理的确认理论，看到一只白色手套（非黑非乌鸦）理应在逻辑上确认“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而这一违反直觉的结论令人深感不安，暴露了任何简单确认理论的内在张力。

这场修订努力延续了近三十年：亨普尔在1950年的论文中系统整理了各已知困难，卡尔纳普则在1956年和1961年继续修订其归纳逻辑框架，但始终未能给出令学界普遍满意的最终版本。

### 分析-综合区分

逻辑实证主义的整个认识论架构依托于分析命题（analytic）与综合命题（synthetic）的严格区分。分析命题的真值仅凭概念内容（linguistic convention）即可确定，而不依赖经验；综合命题的真值则必须通过经验检验才能确定。

这一区分可追溯至休谟的“休谟之叉”和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分类。康德承认“先天综合判断”（synthetic a priori）的存在，认为数学和某些形而上学原则既先于经验（a priori）又具有关于世界的实质内容（synthetic）。维也纳学派拒绝了这一立场：在他们看来，数学和逻辑真理之所以是必然的和先天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分析的，是语言约定的后果，并不提供任何关于独立于语言的世界的实质知识。

卡尔纳普进一步发展了逻辑主义（logicism）的纲领——即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所提出的方案：将全部数学归约为逻辑，从而为科学奠定一种绝对严格的“普遍语言”基础。然而，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于1931年证明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表明，任何足够丰富的形式系统都包含既不能在系统内证明、也不能在系统内否证的真命题，从根本上动摇了将数学完全归约为逻辑的计划。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的不可定义性定理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困境：任何有表达力的形式语言都无法在其内部定义自身的真谓词。

卡尔纳普在1934年出版的《语言的逻辑句法》（Logische Syntax der Sprache）中试图借助更灵活的语言框架化解上述难题，但这条道路同样未能通向普遍科学语言的最终实现。蒯因在1951年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对分析-综合区分本身提出了根本性挑战（详见“衰落与批判”节）。

### 观察-理论区分

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语言划分为两个层次：**观察术语**（observation terms），指称直接可感知的对象和性质；以及**理论术语**（theoretical terms），指称不可直接观察的理论实体（如电子、引力场、基因）。两者之间通过**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建立联系，使理论预测得以与可观察结果比对验证。

卡尔纳普将科学理论描述为一种公理化系统，其观察术语通过直接经验获得意义，理论术语则凭借对应规则从观察术语获得“部分解释”（partial interpretation）。这一被后人称为“科学理论的句法观”（syntactic view of theories）或“接受的观点”（received view）的框架，是卡尔纳普终身致力推进的“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计划的核心。

围绕科学知识的最终基础，维也纳学派内部爆发了“记录语句”（protocol sentences）之争：石里克坚持感官材料（sense data）是科学知识的终极基础（现象主义立场）；纽拉特则主张记录语句应以主体间可检验的物理主义语言表述，以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公共性，而非依赖私人的感官经验（物理主义立场）。卡尔纳普最终采纳了纽拉特的物理主义立场。汉森（1958年）和普特南（1962年）随后从外部对这一区分提出了根本性批判（详见“衰落与批判”节）。

### 记录语句与物理主义

1930年代初，卡尔纳普和纽拉特围绕科学知识的基础进行了重要讨论。纽拉特主张采用“主体间可检验的物理主义语言”作为科学基础，而非个人的感官经验；卡尔纳普最终采纳了纽拉特的观点。这一立场转变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从早期的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向物理主义（physicalism）的重要转向：科学陈述的基础不再是个人的感官印象，而是可被任何观察者重复检验的物理事实描述。

### 世界的逻辑构造

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1928）中试图通过现象主义的感官材料，运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建立严格科学语言来表现世界的逻辑构造。在这一宏大计划中，卡尔纳普试图将所有经验概念（从感官材料出发）通过逻辑定义逐级构造出来，最终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语言。尽管《世界的逻辑构造》作为还原论的典范备受赞誉，但这一计划本身的可行性随后遭到质疑，卡尔纳普本人也在后来的著作中不断修正这一框架。

### 科学统一

维也纳学派发起了科学统一运动，试图用物理主义语言整合所有科学学科，消除各学科之间的概念壁垒。从1938年开始，卡尔纳普、纽拉特和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该百科全书成为逻辑经验主义时代科学哲学的标志性出版项目。

## 科学哲学

### 科学解释

战后，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议题之一转向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演绎-律则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简称DN模型，又称“覆盖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一个完整的科学解释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演绎论证，其前提（解释项，explanans）须包含至少一条普遍科学定律和相关初始条件，其结论（被解释项，explanandum）是待解释的现象。例如，“为何这根金属棒受热后发生膨胀”可通过“一切金属受热均膨胀”这一定律加上“此棒是金属且受热”这一初始条件，演绎出“此棒膨胀”这一结论来加以解释。

这一模型要求将真正的“定律”（laws）与仅凭偶然发现的“规则性”（regularities）严格区分：定律是无限制的全称条件句，具有反事实支持力（counterfactual support），即使在未观察到的情形中仍成立；规则性则可能只是偶然巧合，不具有此种必然性。

亨普尔还进一步发展了**归纳-统计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IS模型），用以处理统计规律（而非普遍定律）对单个事件的解释，以及**演绎-统计模型**（deductive-statistical model，DS模型），用以从更基本的统计规律推导出其他统计规律。这一系列模型合称“覆盖律模型”，成为20世纪下半叶科学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即使持批评立场的哲学家也在相当程度上以此框架为论辩起点。

## 对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态度

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命题（如“绝对精神存在”或“物自体是实在的”）无法通过任何经验加以验证，因而在认知上是无意义的——它们看似是关于世界的陈述，实则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只是语言的幻觉。

在道德哲学上，逻辑实证主义者采取了情感主义（emotivism）立场：道德判断不描述任何客观事实，而只是表达说话者的情感或态度，或旨在影响听者的行为与情感。艾耶尔和查尔斯·斯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发展了系统的情感主义理论。艾耶尔将道德陈述比作情感喊叫（boo/hooray doctrine）：说“谋杀是错误的”不过是在以特定强调方式喊出对谋杀的厌恶，并无认知内容可言。

在美学和宗教哲学上，艾耶尔同样认为，美学判断和神学陈述“不是用来陈述事实的，而是用来表达某些情感并唤起某些反应”，同样不具认知意义。这一立场彻底划定了科学话语与价值话语之间的界限：凡是不能经验验证的，都被驱逐出认知有意义的领域。

## 衰落与批判

### 自我否证问题

实证原则本身面临一个根本的自我否证困境：该原则自身既非分析命题（它不是纯逻辑或数学真理），亦无法经验验证（没有任何观察能够确证“意义标准”本身），因而按其自身标准应属“在认知上无意义的伪命题”。这一内部矛盾严重动摇了该原则作为意义标准的哲学地位，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立场（而逻辑实证主义者本欲废除形而上学），而非中立的哲学方法论。

### 蒯因的整体主义

1951年，威拉德·冯·奥曼·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批判了分析-综合区分和还原论这两个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预设。蒯因提出了确证整体论，认为科学理论面对经验检验时是一个整体，而非单个命题分别接受检验；任何单一命题在理论网络的支撑下都可以通过调整其他命题而被“保住”。此外，蒯因论证“分析性”概念本身无法得到无循环的说明：凡是用来定义分析性的概念（同义词、意义、必然性等）自身都需要以分析性为前提，从而使整个分析-综合区分陷入循环。这两重批判实际上瓦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两大支柱。

###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

卡尔·波普尔以证伪主义取代了实证原则，认为科学理论的特征在于其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而非可验证性。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积累证实，而是通过大胆猜想和严格反驳（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实现的。波普尔还批评逻辑实证主义将划界问题（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与意义问题（区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命题）混为一谈：形而上学虽不是科学，却可以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为科学提供先行于检验的启发性框架。

### 汉森的理论负荷

1958年，诺伍德·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在《发现的模式》（Patterns of Discovery）中提出了“理论负荷”（theory-ladenness）概念，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察-理论区分构成直接挑战。汉森论证，观察并非理论中立的：不同理论框架下的观察者对同一现象的感知和报告会产生根本性差异，因为观察总是在某种理论预设的诠释框架中进行。经典例证是开普勒与第谷·布拉赫同时观看清晨日出：两人在同一物理刺激面前“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前者“看”到地球在旋转，后者“看”到太阳在运动。如果观察本身就是理论负荷的，那么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截然分开的逻辑实证主义框架便失去了基础。托马斯·库恩在构建其范式理论时，从汉森的理论负荷概念中获得了重要灵感。

### 普特南的批判

1962年，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察-理论区分提出了系统性批判，论证“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稳定的边界：两类术语事实上都可以是理论负荷的，都依赖于特定的理论假设才能获得其意义。普特南以牛顿力学中的“质量”和“力”为例：这些在牛顿体系内属于“理论术语”的概念，随着仪器技术的发展逐渐获得了可直接测量的地位；而“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界限本身也随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而移动。普特南主张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所导向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立场，认为成功的科学理论不仅是预测经验的工具，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独立于观察者的真实世界结构。

### 库恩的历史转向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通过历史案例研究，引入“范式”（paradigm）和“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等概念，将科学哲学的重心从逻辑分析转向历史与社会分析。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线性累积式的，而是通过范式之间的革命性断裂（scientific revolution）实现的；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存在无法化约的概念鸿沟。这标志着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的正式兴起，并迅速被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领域的学者广泛援引。

## 遗产

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哲学运动，在1960年代之后逐渐瓦解。哲学史家約翰·帕斯莫爾（John Passmore）于1967年宣称：“逻辑实证主义已经死亡，或者说，已经像一个哲学运动所能死亡的那样死了。”艾耶尔本人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也坦承，他早年《语言、真理与逻辑》中的立场“几乎全是错的”，尽管他仍认为该运动的批判精神具有持久价值。

尽管如此，逻辑实证主义留下了持久的哲学遗产：

* **分析哲学**：对清晰性、严格论证和反形而上学的强调，成为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的基本气质，深刻塑造了战后英美哲学的整体面貌。
* **科学哲学**：该运动确立了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亨普尔等人奠基的理论验证、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理论术语的认知意义等议题，至今仍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
* **形式语义学**：卡尔纳普和塔斯基对形式语言与真理论的研究，为现代形式语义学（包括模型论语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认知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心灵观，预示了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中自然主义立场的兴起。
* **科学实在论争论**：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重新开启了关于科学理论的本体论地位的争论——科学是揭示独立于观察者的真实世界（科学实在论），还是仅仅是组织经验和预测现象的工具（工具主义）？这一争论持续影响着当代科学哲学。

后继思潮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将人类知识视为通过“猜想与反驳”持续推进的开放过程；库恩的历史主义将科学进步描述为不连续的范式转换。两者共同构成了后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并渗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领域，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广泛的认识论反思。

## 资料来源

## 参考书目

1. 艾耶尔著，尹大贻译，2006，《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2. Ayer, A.J., 1971,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Penguin
3. Blackburn, S., 1996,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Logical Positivism'（造访于2009年5月10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研究書目

* 洪謙：《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