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陶宛人

| 立陶宛人 lietuvi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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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佈地區 |
|  立陶宛 2,979,000 |
|  美国 | 726,165 |
|  巴西 | 200,000 |
|  英国 | 100,000 |
|  南非 | 60,000 |
|  加拿大 | 46,690 |
|  爱尔兰 | 36,683 |
|  英国 | 31,377 |
|  拉脫維亞 | 24,426 |
|  挪威 | 23,941 |
|  德国 | 20,285 |
|  西班牙 | 15,144 |
|  澳大利亞 | 12,317 |
|  乌克兰 | 7,207 |
|  丹麦 | 7,946 |
|  波蘭 | 8,000 |
|  白俄羅斯 | 5,087 |
|  法国 | 4,000 |
|  爱沙尼亚 | 2,029 |
|  冰島 | 1,300 |
|  阿根廷 | 20,400 |
|  乌拉圭 | 10,000 |
| 語言 |
| 立陶宛语 |

**立陶宛人**（立陶宛語：lietuviai）是波羅的人的一支。立陶宛人是立陶宛的主體民族，居住在立陶宛的立陶宛人略超過300萬。立陶宛人總數估計在400萬到500萬左右。除了立陶宛之外，在立陶宛的鄰國波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也有分布，并散居于世界各地。大部分立陶宛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少数普鲁士立陶宛人信仰路德宗。2004年的mRNA基因分析认为他们与北欧印欧语系和乌拉尔语系的族群接近。

## 立陶宛人族源理论

有关立陶宛人族源（民族起源）的各类理论自15世纪起便有文字记载。彼时，立陶宛贵族和诸多欧洲民族的上层一样，试图宣扬自身高贵且源远流长的血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罗马（帕莱蒙）起源说：该理论称立陶宛人的先祖是罗马贵族阶层，由一位名叫帕莱蒙的贵族率众逃离罗马。这一传说在16至17世纪的编年史中反复出现，用以巩固贵族权势、赋予政权正统性。

16世纪起，又诞生了其他衍生说法，将立陶宛人与哥特人、赫鲁利人、古希腊人或赫梯人联系在一起。这反映出西欧史学界的传统范式——将各个民族与古典文献记载的古老族群相挂钩，但这类记载更多服务于意识形态，而非客观史实。中世纪的欧洲各地普遍流传着类似的溯源传说，贵族世家与统治王朝都希望借上古文明的荣光抬高自身地位。

帕莱蒙传说在立陶宛大公国的影响尤为深远，各类编年史与谱系著作均收录此说，以此支撑立陶宛贵族的政治自治权。18世纪，启蒙时代的学术研究开始以批判视角审视这类传说；到19世纪后期，学界对立陶宛人族源的考证依托语言学、考古学、专名学与波罗的学展开，厘清了立陶宛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定位，也还原了波罗的部落的迁徙定居脉络。

现代学术观点认定，立陶宛语隶属于印欧语系下的波罗的语支，留存着大量古老语言特征，极具研究价值。学界普遍认为：立陶宛民族由东波罗的诸部落融合形成；公元最初数百年至中世纪早期，立陶宛语与本土文化逐步成型；9至13世纪，立陶宛族群完成整合，最终形成统一的立陶宛民族认同，并建立独立政权。

## 起源和历史

波罗的人活动范围涵盖今立陶宛全境，史前时期起这里就分布着多个波罗的部落族群（苏多维亚人、立陶宛部落、库伦人、泽姆加尔人、瑟罗尼亚人、萨莫吉希亚人、斯卡尔维亚人、古普鲁士人（纳德鲁维亚人）），各类古代史料均可佐证这一点。立陶宛民族的根源可追溯至立陶宛部落，以及《1009年奎德林堡编年史》中记载的“利图阿”之地；11至12世纪，罗斯编年史中将这片区域记作“利特瓦”，指代什文托伊河以东、涅曼河中游、梅尔基斯河上游与加维亚河上游一带。

数百年间，尤其是立陶宛大公国时期，周边各部落逐步融合形成立陶宛民族，主要目的是抵御四处劫掠的条顿骑士团与东斯拉夫人。立陶宛国家形成于中世纪盛期，不同历史学家给出的立国时间跨度在11世纪至13世纪中叶之间，说法不一。明道加斯是立陶宛唯一加冕称王、同时也是首位受洗的统治者，普遍被视作立陶宛的开国君主。波罗的各族之中，唯有立陶宛人在前现代建立起独立国家政权。

中世纪晚期，立陶宛长期遭受立陶宛十字军征伐，这场冲突直至1422年《梅尔诺条约》签订才宣告结束。事实上，即便1387年立陶宛完成全境基督教化——欧洲最后一支异教族群皈依天主教——十字军征伐仍未停止。同一时期，立陶宛国家在维陶塔斯大帝（1392–1430年在位）治下达到鼎盛，疆域横跨波罗的海至黑海之间的广袤土地。此后立陶宛大公国延续至1795年；不过自1569年《卢布林联合》起，大公国在波兰立陶宛二元联邦内保有自身独立地位。16 世纪的立陶宛人文主义者以民族独特性构建大公国的民族认同，认定立陶宛大公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今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部分立陶宛社会阶层认为立陶宛语社会地位低下，加之普鲁士地区的德意志化浪潮，使用立陶宛语的人口持续缩减。1795至1915年沙俄占领时期（期间穿插1812年法军征俄、1831年与1863年两次起义等事件），斯拉夫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沙俄占领期间，立陶宛人承受严苛的俄罗斯化政策，其中长达四十年禁止公开使用立陶宛语口头交流与文字书写（典型事件如地下禁书贩运人运动、沙俄打压天主教会等）。在此背景下，19世纪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兴起。彼时不少人悲观认为，不出几代人，立陶宛民族及其母语便会彻底消亡。

20世纪初，不少原立陶宛大公国境内说波兰语、白俄罗斯语的人士，主动认同现代立陶宛民族，代表人物包括米哈乌·皮乌斯·勒梅、斯坦尼斯瓦夫·纳鲁托维奇、奥斯卡·米沃什与塔达斯·伊万纳斯卡斯。

1918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期间，立陶宛宣布重建独立国家，此时距离原有政权覆灭已过去122年。一战结束后，立陶宛人通过立陶宛独立战争，以武力抵御波兰、白军及苏俄势力，捍卫本国独立。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立陶宛三分之一的领土（即维尔纽斯地区，同时也是立陶宛官方划定的首都所在地）遭波兰占领。这一时期立陶宛规范统一了本国标准语。二战爆发前夕，德国于1939年向立陶宛发出最后通牒，此后纳粹德国占领了克莱佩达地区。

> 我们无从知晓，此番决议究竟因谁之功、抑或因谁之过而作出；亦不知我们究竟犯下何等深重过错，致使阁下决意针对我等，令我们四处举步维艰。首先，阁下就萨莫吉提亚之地作出并颁布裁决，这片土地乃是我们承袭先祖、历代长辈合法传承而来的祖产与故土。此地至今仍归我们所有，自古至今始终是立陶宛的固有疆土——全境语言相通、居民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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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萨莫吉提亚地势较立陶宛其他区域更低，故而得名。在立陶宛语中，该词本意便是“低地”。萨莫吉提亚人则将立陶宛其余地区称作奥克什泰蒂亚，站在萨莫吉提亚人的角度，其意即为“高地”。此外，萨莫吉提亚民众长久以来皆自称为立陶宛人，从不自称为萨莫吉提亚人。正因我们本为一体，此信中便不再单独赘述萨莫吉提亚：二者同属一国，住民实为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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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陶塔斯大帝，摘自其1420年3月11日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拉丁文信函。信中阐明立陶宛大公国的核心疆域由萨莫吉提亚（低地）与奥克什泰蒂亚（高地）两部分构成。“奥克什泰蒂亚”这一称谓自13世纪起便已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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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族裔世代居住的地域范围不断缩小。历史上，立陶宛人曾是大片区域的主体居民，不仅包括如今的立陶宛全境，还涵盖今白俄罗斯西北部、俄罗斯现加里宁格勒州大部分区域，以及拉脱维亚、波兰境内的部分地带。

1940年，苏联入侵并占领立陶宛，强迫其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份并入苏联。1941年6月，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进攻苏联；1941至1944年间，立陶宛处于德国占领之下。1944年德军败退，立陶宛再度被苏联掌控。受这一系列战乱影响，原本定居在加里宁格勒州（小立陶宛）的立陶宛原住民社群几乎消亡殆尽。

如今立陶宛族群主要聚居在立陶宛本国，另有少量分布于波兰东北部数个村落、拉脱维亚南部，以及海外移民社群中。白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州境内仍留存少量本土立陶宛人，但规模远不及往昔。1990年立陶宛重获独立，1991年获得世界多数国家承认，并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

## 人口

19世纪的立陶宛人人口分布
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立陶宛的人口民族构成最为单一。根据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该国83.45%的居民自报为立陶宛族，6.74%为波兰族，6.31%为俄罗斯族，1.23%为白俄罗斯族，剩余2.27%为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乌克兰人、犹太人、德意志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罗姆人（吉普赛人）、爱沙尼亚人、克里米亚卡拉伊姆人等。

波兰族人大多聚居在维尔纽斯县，维尔纽斯区市镇与沙尔奇宁凯区市镇分布着规模尤为庞大的波兰裔社群。

维尔纽斯虽是立陶宛首都，但直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该市境内的立陶宛族人口数量才超过其他城市。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维尔纽斯有立陶宛族33.7万人，考纳斯则有31.6万人。

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与波兰族相差无几，但分布要分散得多。规模最大的俄罗斯族聚居区位于维萨吉纳斯自治市镇，当地俄罗斯族占总人口52%，其中大部分是当年从俄罗斯迁居至此、为伊格纳利纳核电站务工的人员。1990年立陶宛宣告独立后，不少俄罗斯族人离开了该国。

历史上，立陶宛的民族构成曾发生过剧烈变动，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大屠杀期间犹太族群近乎消亡。二战前，犹太人约占立陶宛总人口的7.5%；他们集中居住在大小城镇，在手工艺与商贸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当地犹太人被称作立陶宛犹太人（利特瓦克人），拥有底蕴深厚的独特文化。维尔纽斯曾有“北方耶路撒冷”的别称，战前市内犹太人口约占三成。纳粹占领立陶宛时期，当地犹太人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1941至1942年间遇害者就多达7.5万人；其余幸存者后来大多移民前往美国与以色列。如今立陶宛境内仅居住着约3200名犹太人。

## 区域族群

立陶宛的历史分区
除如今定居在立陶宛的各类宗教族群与少数民族外，立陶宛本民族内部也保有清晰的地域族群认同，一共分为五大历史地域支系：奥克什泰蒂亚人、苏瓦基耶人、奥克什泰人、祖基人、小立陶宛人，其中小立陶宛人这一支如今几乎已消亡。城市居民一般仅笼统被称作立陶宛人，维尔纽斯、考纳斯这类大城市居民尤其如此。五大支系以各自独有的地域传统、方言和历史疆界为划分依据，民间还流传着不少调侃各支系的刻板印象笑话，例如相传苏多维亚人勤俭朴素，而萨莫吉提亚人性格执拗。

### 奥克什泰人

奥克什泰人是立陶宛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民俗族群之一，传统聚居区位于立陶宛中部与东部 。其故土名为奥克什泰蒂亚（字面意为“高地”），范围涵盖杜比萨河以东、涅曼河与内里斯河以北区域，包含帕内韦日斯、乌泰纳、阿尼克什奇艾等城镇。早在13世纪史料中便已出现“奥克什泰蒂亚”这一名称，指代日后并入立陶宛大公国的高地地带。中世纪立陶宛的政治、文化中心均坐落于此，因此奥克什泰人在立陶宛早期领土整合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立陶宛标准语正是以奥克什泰方言为基础形成，该方言的语音、词法保留了大量古老语言特征。文化层面，奥克什泰人以木质民居建筑、曲调丰富的民间歌谣、围绕约雷节、拉索斯节等时令庆典形成的农耕民俗闻名。尽管历经现代化发展，当地的地域认同与传统习俗依旧浓厚，遍布奥克什泰蒂亚各地的民俗节庆与民族博物馆便是直观体现。

### 祖基人

祖基人聚居在立陶宛东南部的祖基地区，该区域以涅曼河、内里斯河为界，东南直达白俄罗斯边境。祖基地区遍布沙土、松林，河湖水网密布，特殊地貌孕育出独特生计模式：小型农耕、养蜂、狩猎、林间采集并行。受自然环境影响，采摘菌菇、野果成为当地农户重要收入补充，祖基地区也因此得名“菌菇与歌谣之乡”。祖基人使用奥克什泰南方方言的特殊次方言，发音带有独特的dz辅音，族群名称也由此而来。历史上这片区域人口稀疏、相对闭塞，大量民间传说、传统服饰、古歌谣得以完整留存。在立陶宛所有地域族群中，祖基人坚持穿戴传统服饰的时间最久，色彩艳丽的长裙与围裙直至20世纪40年代仍在日常穿着。民间诗歌、舞蹈、多声部合唱是当地核心文化载体，马尔钦科尼斯民俗古村与祖基亚国家公园则承担着本土文化保护的核心职能。

### 萨莫吉希亚人（热梅茨人）

热梅茨人，又称萨莫吉提亚人，是独立的民俗族群，聚居在立陶宛西部的热梅蒂亚（字面意为“低地”），大致地处杜比萨河至波罗的海岸之间。和东部立陶宛各支系不同，萨莫吉提亚人数百年来历经政权更迭、宗教变革，始终保有强烈的本土地域认同。萨莫吉提亚是欧洲最晚接受基督教的区域，直到1413年才正式完成全民受洗；此地也是抵抗条顿骑士团、抵御外来势力征服的核心阵地。萨莫吉提亚方言辨识度极高，发音、语法、词汇和立陶宛标准语差异巨大，甚至有观点将其视作一门独立语言。文化上，萨莫吉提亚人以坚韧的民族性格、浓烈的乡土情怀著称，传统手工艺、民间乐曲、民俗美术传承完好。起伏丘陵、木质教堂、特尔希艾、普伦盖等历史古镇是这片土地文化传承的象征；阿尔卡萨莫吉提亚博物馆则是当地地域史与民俗研究中心。

### 苏瓦基耶人

苏瓦基耶人（亦称苏多维亚人、涅曼河西岸人）是立陶宛西南部的本土民俗族群，世居历史上名为乌日涅姆内的区域，该地带位于涅曼河以西，涵盖如今的马里扬波莱、维尔卡维什基斯、卡尔瓦里亚与沙基艾等行政区。这一地域名称源自邻近的苏瓦乌基地区（现属波兰），也体现出此地历史上同华沙大公国、以及此后由俄国管辖的波兰会议王国之间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苏瓦基耶人是立陶宛各支系中最规整、富足的族群之一，这一口碑源于当地早期推行土地改革，且素来盛行私有土地制度，推动农业高效发展，农户宅院也打理得井然有序。苏瓦基耶人内部还划分出卡普赛人、扎纳维凯人等特色次级支系，各方言、传统服饰与民间风俗都存在本土差异。他们使用的方言和立陶宛标准语相似度很高，现代立陶宛标准语的规范定型，很大程度上依托苏瓦基耶方言与奥克什泰方言完成。当地传统服饰色彩艳丽、纹样繁复精美，这片区域至今仍是立陶宛乡土民俗与本土家国情怀的重要传承中心。

### 小立陶宛人

小立陶宛人，又称普鲁士立陶宛人，是一支使用立陶宛语的文化族群，历史上聚居在小立陶宛地区，也就是东普鲁士北部、涅曼河三角洲至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他们的先祖于中世纪迁居至此，数百年间，在德意志人主导的普鲁士邦国内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融合文化。小立陶宛人是宗教改革的早期拥护者，这一变革提升了民众识字率，也推动立陶宛语书籍大量刊印——其中马尔蒂纳斯·马日维达斯于1547年编撰的《教义问答》，是史上首部立陶宛语印刷典籍。1700至1721年大北方战争期间爆发瘟疫，小立陶宛地区53%的居民殒命，遇难者中普鲁士立陶宛人的占比超九成。该族群坚守虔诚的路德宗信仰，积淀深厚的文字典籍传统，深刻影响了立陶宛书面文化的发展脉络。但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小立陶宛人持续遭受德意志化侵蚀，生存空间不断萎缩；二战结束后，当地绝大多数居民遭到驱逐或自行逃离东普鲁士。如今，克莱佩达、希卢泰两地的博物馆与学术研究中心留存、纪念着他们的文化遗产，守护这支曾经繁荣兴旺的立陶宛族群的历史记忆。

## 基因

1898年的一个典型的立陶宛人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立陶宛境内的原住民从未被外来迁徙族群完全取代。因此，现今立陶宛居民的基因构成大概率保留了先祖的特征，未受历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的严重干扰，不过当地人群也并非完全与外界隔绝。立陶宛人口整体基因同质化程度较高，境内各本土地域族群之间不存在明显的遗传差异。

2004年一项立陶宛人群线粒体DNA（mtDNA）研究显示，立陶宛人与北欧所有印欧语系群、乌拉尔语系群的遗传亲缘关系均较近。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单倍群分析表明，立陶宛人遗传上最接近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与南芬兰人，这一遗传格局成型于铁器时代的欧洲。常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与立陶宛人遗传距离最近的是拉脱维亚人，其次是最西部的东斯拉夫人；此外，德意志人、西斯拉夫人（尤其波兰人）与立陶宛人的亲缘关系，要近于芬兰人和俄罗斯北部人群。

2025年的线粒体DNA研究发现，立陶宛人群从古至今的单倍群具备显著的遗传延续性，同时研究指出，漫长岁月中当地人群的单倍群多样性不断提升。现代立陶宛主体民族携带的单倍群以欧洲类型为主，但也存在少量亚洲单倍群。

2022年，维尔纽斯大学科研团队依托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完成立陶宛人全基因组测序，研究发现：末次冰期结束后，当地森林、沼泽形成天然地理屏障，立陶宛人群在文化与地理层面长期相对隔离，由此保存了完整性极高的欧洲原始基因库。分析显示，立陶宛人保留着与古欧洲狩猎采集者乃至尼安德特人密切相关的遗传印记，相关基因影响肤色、免疫、代谢等多项人体性状。其中源自尼安德特人的BNC2（基底角质锌指蛋白2）基因能够使人肤色变浅，形成典型高加索人种特征（包括蓝眼睛）；另一HLA‑DRB1（人类白细胞抗原 DRB1）基因可强化人体对本土病原体的免疫应答。两种负责脂肪消化的基因——PNLIP（胰脂肪酶）与PNLIPRP3（胰脂肪酶相关蛋白3），在过去25万年间持续受到自然选择作用，证明立陶宛先祖长期适应以肉类、多脂鱼类为主的饮食结构。这也能够解释为何立陶宛人十分适配采佩利奈这类传统高脂主食。

立陶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拥有多项独特遗传特征，学界对这些基因突变的实际意义仍存有争议。其中一种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相关的基因突变溯源至14世纪，对应1388年维陶塔斯大帝颁布接纳犹太人定居的诏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自此在当地形成聚居社群。

19世纪末，立陶宛男性平均身高163.5厘米（5英尺4英寸），女性平均身高153.3厘米（5英尺）；至20世纪末，男性平均身高达到181.3厘米（5英尺11英寸），女性平均身高167.5厘米（5英尺6英寸）。

## 移民

20世纪晚期之前，立陶宛海外离散族群历经数百年逐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不断迫使立陶宛人离开故土，走向海外。

立陶宛人远赴海外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3、14 世纪。彼时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阶层与贵族在全欧洲缔结王室联姻纽带。立陶宛公爵与他国王公通婚、外交使团往来、教会神职外派等活动，让大量立陶宛人走进中欧、西欧各国宫廷与大学，形成了规模虽小但具备象征意义的海外社群。例如，部分立陶宛教士与学者曾在柯尼斯堡、克拉科夫等文化中心求学定居，将早期立陶宛文化元素传入异国知识圈层。

17世纪中叶，一场更惨烈的人口离散浪潮到来：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沙皇俄国之间的连年战火重创立陶宛本土。数万立陶宛人遭掳掠、流放，或是被迫向东逃亡。据当时史料记载，至1655年，立陶宛人已在莫斯科人口中占据可观比重。

19世纪开启了立陶宛人大规模移民时代，现代立陶宛海外离散族群由此成型。波兰立陶宛联邦遭三次瓜分、沙俄建立殖民统治后，立陶宛人的母语使用、教育、政治活动处处受限；同时农业变革、土地资源匮乏带来沉重经济压力。大批立陶宛人前往沙俄境内其他地区谋生，迁居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等工业城市，从事手工业、体力劳动与商贸行业。

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外流：1830—1831年、1863—1864年两次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起义者或被处决、或身陷牢狱、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腹地。他们在当地形成孤立的立陶宛聚居点，却始终坚守本土文化传统，甚至开展地下教育。

19世纪末，工业化普及、跨大西洋航运门槛降低，立陶宛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贫困、无地可耕、对更高收入的向往驱使他们落脚美国东北部与中西部工业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斯克兰顿、克利夫兰。至20世纪初，已有近30万立陶宛移民定居美国；他们修建教区教堂、开办学校、发行报刊、组建互助社团，以此传承母语与民族文化。

20世纪初的一系列战乱再度重塑立陶宛海外离散群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立陶宛人为躲避进军的军队四散逃亡，或是被沙俄当局疏散至帝国内陆，在沃罗涅日、萨拉托夫等地形成规模庞大的难民社群。1918年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许多人重返故乡，但仍有一部分选择留在海外，持续壮大全球立陶宛人群体。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立陶宛共和国主动维系与海外侨民的联结，政府深知侨民对维系民族认同、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作用。立陶宛侨民救助协会等机构为海外同胞提供文化与教育扶持，国家还协助美洲各地侨民社群兴建学校、图书馆与社区活动中心。1935年，首届世界立陶宛人大会在考纳斯举办，既彰显海外族群蓬勃的生命力，也代表国家正式认可立陶宛族群遍布全球的格局。同一时期，南美洲兴起新的立陶宛定居点，尤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为代表，移民们修建教堂、组建合唱团、设立社区会馆，传承共同的民族根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占领立陶宛，催生又一波人口迁徙潮，这一次的主体是政治难民与强制流放者。1944年苏军西进，数万立陶宛人向西逃亡；斯大林执政时期，另有大批立陶宛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与中亚。战后初期，数万名立陶宛人暂居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难民安置营，在流亡环境中重建立陶宛学校、报刊与各类文化机构。此后，许多人从难民营出发，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西欧各国，形成后世所称的战后立陶宛海外离散族群。这一代新流亡者常将自己视为立陶宛遭压制的独立主权的守护者，他们创办各类政治团体、学术机构与文化中心，矢志守护民族认同。

整个冷战时期，各地侨民社群持续公开声援立陶宛独立，即便本国处于苏联统治之下，也让立陶宛独立诉求始终保有国际关注度。时至20世纪中叶，立陶宛海外侨民群体已在数大洲稳固扎根。这支海外族群的根基源于长达数百年的迁徙与流离：从中世纪奔走欧洲的贵族世家，到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囚徒，再到美国工业城市务工的劳工。早在20世纪末之前，海外侨民群体就不只是立陶宛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更是一股兼具政治与道义力量的群体，维系着立陶宛独立的理想不曾断绝。

### 21世纪

位于伦敦的立陶宛餐厅
立陶宛恢复独立后，**世界立陶宛人联合会**成为全球各地立陶宛社群的联结纽带，同时充当侨民社群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机构开展合作的中间桥梁。每年7月17日被定为**世界立陶宛人团结日**，举行纪念活动。

如今现代立陶宛国境之外的周边邻国境内，也分布着立陶宛人聚居点。波兰苏瓦乌基地区的蓬斯克、塞伊内一带生活着小型立陶宛族群，这片土地与立陶宛作家、教士安塔纳斯·巴拉瑙斯卡斯渊源深厚。原属东普鲁士的小立陶宛地区，在被苏联吞并、划为加里宁格勒州后，当地绝大多数立陶宛原住民遭到驱逐；后续苏联向此地大量迁入新居民，才有少量立陶宛人重新定居于此。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州、维捷布斯克州至今仍留存小规模立陶宛人群体。

除立陶宛本土及邻国的传统聚居社群外，如今各大洲均有立陶宛人分布。

美国境内的立陶宛社群是海外侨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拥有立陶宛血统的美国人多达百万。立陶宛人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第一代移民自称“格林诺莱”，该词源自英语“greenhorn”，指代初来乍到、缺乏经验的新人。苏联占领立陶宛时期，出入境与移民政策受到严格管控，赴美移民潮就此中断。美国立陶宛裔人口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域与东北部，其中芝加哥更是公认的全球立陶宛侨民核心城市。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有近3.3万立陶宛人移民美国。

加拿大的立陶宛社群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仅次于美国。

墨西哥与南美各国（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的立陶宛社群成型于二战之前，移民浪潮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目前已不再有立陶宛人持续迁往上述地区，当地经济水平并不优于立陶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南非形成了立陶宛人社群，其中绝大多数为立陶宛犹太人。

原苏联其他地区的立陶宛社群诞生于苏联占领时期：大量立陶宛人被强制流放至西伯利亚与中亚，两地立陶宛人口数量一度暴涨。但去斯大林化之后，大部分流放者重返故土。此后部分立陶宛人被调配至苏联各地务工，立陶宛独立后，其中一部分人并未归国。

英国与爱尔兰的立陶宛社群自1990年立陶宛重获独立后逐步出现；2004年立陶宛加入欧盟，前往两国的移民数量大幅激增。伦敦、格拉斯哥（大格拉斯哥的贝尔斯希尔、科特布里奇片区）长期聚居着大批立陶宛天主教徒与立陶宛犹太人。爱尔兰的立陶宛裔人口占本国总人口比例居西欧首位，预估当地立陶宛人约4.5万名（半数完成户籍登记），占爱尔兰总人口1%以上。英国立陶宛人分布于伦敦、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彼得伯勒等主要城市及其他城镇。

西北欧其他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冰岛）以及西班牙的立陶宛社群发展历史很短，立陶宛加入欧盟后，当地立陶宛人口才迎来快速增长。挪威现有立陶宛居民45,415人，短时间内成为该国第二大少数族裔，占挪威总人口0.85%、外国居民总数的4.81%。冰岛约有3,500名立陶宛人，约占该国总人口1%。

德国的立陶宛人社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0年，当地立陶宛人在迪普霍尔茨创办了立陶宛高中，这是一所供立陶宛难民子女就读的私立学校。数十年来，这所立陶宛高中是东欧集团以外唯一一所全日制高中，开设立陶宛历史、语言与文化相关课程。1954年，立陶宛社群购置了位于兰珀特海姆-许滕费尔德镇的伦霍夫庄园及其占地十二英亩的园林，学校随即搬迁至此，办学延续至今。

澳大利亚同样分布有立陶宛人社群，但由于该国距离欧洲十分遥远，前往当地的移民规模极小。墨尔本、吉朗、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霍巴特与珀斯均有立陶宛聚居社群。

## 文化和传统

立陶宛公认的国球是篮球（立陶宛语：krepšinis），这项运动在立陶宛本土及海外立陶宛侨民社群中都十分盛行。篮球于20世纪30年代经由立陶宛裔美国人群体传入立陶宛。立陶宛国家男子篮球队曾三次夺得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1937年、1939年、2003年），并在1992、1996、2000年三届夏季奥运会斩获铜牌；立陶宛女子国家篮球队则在1997年拿下女篮欧锦赛冠军，1938年获得亚军。

乔尼内斯节（又称拉索斯节）是立陶宛全国性传统节日，在夏至当天庆祝，起源于异教时代。谢肉节（对应基督教忏悔星期二）在圣灰星期三前一日举办，寓意送走寒冬。复活节、圣诞节等基督教节日也拥有立陶宛本土特色民俗传统。

### 生活方式

立陶宛传统生活方式与当地自然环境、农耕经济深度绑定，农耕经济直至近代都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绝大多数立陶宛人分散居住在乡村聚落，混合农耕、畜牧与手工业构成人们每日生活的主线。农户通常种植黑麦、大麦、燕麦、豌豆、荞麦、大麻、亚麻，使用木犁或铁头犁，由马或牛牵引耕作；饲养牛、猪、绵羊与家禽，获取奶、肉、羊毛与兽皮。在南部、东部多林地带，采摘菌菇、野果、采蜜是农耕之外重要的生计补充。村庄多呈长条排布，或是围绕公共空地聚居；民居院落统一规划，住房、谷仓、畜棚、粮仓共处一片庭院。当地社群集体属性极强，村民共同承担养护道路、沟渠、桥梁的义务，耕地、晒干草等农活也会协作完成。各类时令劳作与基督教节日划分出完整农事年历，由此诞生一套独特的祭祀仪式：丰收庆典、仲夏篝火晚会，以及融合前基督教异教传统与天主教习俗的家庭仪式。铁匠、织工、木匠等本地手艺人制作各类家居用品与农具，集市则是物资交换的核心场所。19世纪中叶农奴制废除后，乡村社会迎来重大变革：土地改革拆分大型贵族庄园，独立家庭农庄（vienkiemiai）大量出现；识字普及、学校教育，以及城镇往来，为乡村带来全新社会观念与消费模式。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与苏联农业集体化进一步重塑立陶宛人的生活：传统家庭农庄并入集体农场，机械化大幅替代人力劳动，大量人口向城镇迁移。但诸多古老生活内核——重视家庭、眷恋土地、时令节庆、民间手工艺，依旧是立陶宛民族认同的核心组成。1990年立陶宛重获独立后，遗产保护运动、民俗博物馆兴起，民众重新追捧本土美食、传统建筑与手工技艺，诸多乡村传统文化得以复兴。

### 饮食

立陶宛饮食与其他欧洲菜系有诸多共通之处，食材适配本国阴冷湿润的北方气候：本地盛产大麦、土豆、黑麦、甜菜、绿叶蔬菜与菌菇，乳制品是一大特色。同时受漫长历史中多元文化影响，立陶宛饮食形成独有的风味体系。

历史与文化渊源相近，立陶宛人、立陶宛犹太人、波兰人诞生了许多相似餐食与饮品：饺子（koldūnai）、甜甜圈（spurgos）、薄煎饼（lietiniai blynai）。德意志饮食传统同样深刻影响立陶宛菜，带来多款猪肉、土豆料理，例如土豆布丁（kugelis）、土豆肠（vėdarai），还有巴洛克树形蛋糕沙科蒂斯。立陶宛鞑靼、克里米亚卡拉伊姆人的传统美食——形似肉馅派的基比奈、切布列凯，至今在立陶宛广受喜爱。

在美国的立陶宛裔群体中，卷心菜面条（virtinukai）、卷心菜肉卷（balandėliai）这两道本土传统菜肴愈发受欢迎。

立陶宛各地还有特色地域美食：西部萨莫吉提亚地区的卡斯蒂尼斯酸奶蘸酱、立陶宛中西部的烟熏肉斯基兰迪斯、东部与南部祖基地区的金济乌卡斯风干肉。

采佩利奈是一种土豆馅主食，是立陶宛最具代表性的国民菜肴，深受全球各地立陶宛人的喜爱。其他国民特色美食还有黑麦面包、甜菜冷汤、土豆烤布丁。其中部分食物在周边邻国也很常见。立陶宛菜系在立陶宛社群之外鲜为人知，境外的立陶宛餐馆大多开设在立陶宛裔人口聚居的城市。

20世纪初，立陶宛人曾是全球发达国家里身材最纤瘦的族群之一。立陶宛料理比较讲究现做菜品的美观摆盘。

立陶宛酿造蜂蜜酒已有数千年历史。

本地自酿啤酒、伏特加与格瓦斯是当地热门饮品。立陶宛北部比尔扎伊、帕斯瓦利斯一带的传统啤酒，在国内外都广受好评。斯塔尔卡陈年烈酒是立陶宛传统文化产物，至今仍在本土酿造。

### 语言

立陶宛方言地图
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立陶宛语的语法与音系极具保守性，保留了大量古老特征，这类特征如今仅见于梵语（尤其是早期的吠陀梵语）、古希腊语等古代语言。因此，尽管立陶宛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晚（现存最早文本仅可追溯至公元1500年左右，而古希腊语早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就出现书面记录），它仍是重构原始印欧语的关键材料。19世纪末的语言学研究者对立陶宛族群及其语言抱有浓厚研究兴趣，语言学家艾萨克`泰勒在其著作《雅利安人的起源》（1892年）中写下这样一段论述：

> 由此可见，立陶宛人最能代表原始雅利安族群。他们的语言发生的语音演变最少，也几乎没有因外族语言影响而丢失语法要素。
>
>

原始波罗的-斯拉夫语直接从原始印欧语分化而出，随后分裂为原始波罗的语与原始斯拉夫语两大分支；原始波罗的语又进一步分出原始西波罗的语和原始东波罗的语。波罗的诸语言都经历过原始波罗的-斯拉夫语阶段，因此与斯拉夫语共享大量词汇、词法、语音、重音同言线（其中既有二者独有的共有特征，也有与其他印欧语重合的特征），斯拉夫语是波罗的语现存亲缘关系最近的印欧姊妹语言。此外，由于立陶宛语音体系存古程度极高，借助规范语音演变规律，往往能通过立陶宛语词汇反推斯拉夫语同源词。举例：立陶宛语vilkas、波兰语wilk，二者均源自原始波罗的-斯拉夫语\*wilkás（对应原始斯拉夫语\*vьlkъ），最早可追溯至原始印欧语\* wĺ̥kʷos，词义均为“狼”。立陶宛语留存了一套极为古老的语法体系：拥有七套名词变格、保留双数范畴、词分词体系繁复；上述特征在绝大多数现代印欧语言中早已消亡。其音系还完整保留调重音对立系统，与吠陀梵语、古希腊语的声调体系可相互参照，依靠音调差异就能区分细微词义。立陶宛语的保守特质还体现在大量与古印欧语言一一对应的同源词汇上：例如立陶宛语sūnus（儿子）对应梵语sūnúḥ、古英语sunu；dūmas（烟雾）对应拉丁语fumus，全部源自同一原始印欧词根。以上种种特质，让立陶宛语成为历史语言学家重构原始印欧语音系、语法结构的珍贵研究依据

### 文学

1904年立陶宛语印刷禁令解除后，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类欧洲文学思潮相继对立陶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立陶宛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1940），作家们不必再将政治诉求作为创作核心，得以更深入地剖析自我、刻画人物。20世纪早期文坛代表人物是小说家、剧作家温卡斯·克雷韦-米克维丘斯。他作品颇丰，包括民间故事集《戴纳瓦老人传说》（1912），以及历史剧《沙鲁纳斯》（1911）、《斯吉尔盖拉》（1925）、《明道加斯之死》（1935）。另一位知名剧作家是彼得拉斯·瓦伊丘纳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几乎每年推出一部戏剧。温卡斯·米科莱蒂斯-普蒂纳斯创作抒情诗歌、剧本与长篇小说，其三卷自传体小说《祭坛阴影下》（1933）拥有极强的文字感染力。

天才诗人卡济斯·宾基斯（1893—1942）出版《四风先知》，标志着**四风派**文学运动兴起。该流派反叛传统诗歌，早期理论根基是经俄国传入东欧的西方未来主义，后期又吸纳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一体主义与德国表现主义。对立陶宛作家影响最深的未来主义代表人物是俄国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奥斯卡拉斯·米沃什（1877—1939）是立陶宛文化史上充满矛盾、极具特殊性的人物。他一生从未定居立陶宛，生于白俄罗斯莫吉廖夫附近的切列亚，童年在此度过，后毕业于巴黎让松·德·萨伊中学。他对故土的眷恋更多是精神层面、形而上的。在立陶宛与波兰两个对立国家之间，他选择了立陶宛——于他而言，立陶宛早已超越一片国土，是一种精神理想。1920年法国承认立陶宛独立，他获任立陶宛驻法代办。其著作包括：1928年，收录26首立陶宛歌谣的歌谣集；1930年《立陶宛传说故事》；1933年《立陶宛民间传说》；1937年《立陶宛民族起源》。

### 宗教

1387年立陶宛本土部分地区完成基督教化，1413年萨莫吉提亚地区皈依基督教，此后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信奉罗马天主教。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74%的立陶宛民众为天主教徒。立陶宛《宪法》第26条规定，公民拥有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

小立陶宛及周边区域（如克莱佩达、希卢泰、陶拉盖、尤尔巴尔卡斯、帕盖吉艾、克雷廷加、小克雷廷加、金泰、多维莱等地）至今路德宗信徒众多，部分学校也开设路德宗相关课程。维尔纽斯、考纳斯、凯代尼艾、比尔扎伊、阿尔基什凯等立陶宛其他地区也留存着新教文化遗迹。

苏联统治时期，天主教在立陶宛反共产主义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名天主教神父成为反苏运动领袖；尽管希奥利艾附近的十字架山在1961年遭到推土机铲平，民众仍在此树立了上万尊拉丁十字架。

### 民间音乐

立陶宛民俗乐团Kulgrinda表演
立陶宛民间音乐以民谣（立陶宛语dainos）为核心，题材涵盖情歌、婚嫁歌谣、劳作曲以及古老战歌。这类民谣可独唱或群体合唱，采用平行和弦或齐唱形式。奥克什泰蒂亚地区知名的苏塔尔蒂内双声部合唱是当地特色音乐形式。另一类民间音乐体裁拉特利艾，则是配合圆圈舞演奏的乐曲。传统伴奏乐器包含坎克莱斯琴——一种齐特琴，可为苏塔尔蒂内合唱、圆圈舞曲、华尔兹、四对方舞、波尔卡伴奏；还有各类提琴（含低音提琴巴塞特莱）、木管哨笛拉姆兹代利亚伊。19世纪末起，手风琴、六角手风琴、班多钮手风琴等外来乐器传入立陶宛。苏塔尔蒂内合唱可搭配斯库杜恰伊排箫（多人合奏）与木质号角拉加伊、丹迪泰斯演奏。坎克莱斯琴是立陶宛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国内不同地区的坎克莱斯琴弦数、演奏技法各有区别。其余传统乐器还有斯维尔帕斯哨笛、鼓、塔巴拉锣类打击乐器、塞克米纽拉格利斯风笛，以及普斯利内琴——一种以猪膀胱塞满干豌豆制成的音乐弓。

### 手工艺

立陶宛民间手工艺融汇了材质、工艺与象征寓意交织共生的丰厚传统，根植于日常民生，又饱含艺术巧思与地域特色认同。在各类手工艺中，金属首饰自青铜时代起便发展为重要门类：先民以青铜、白银打造项链、手镯、胸针、戒指与坠饰；琥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投入使用，至近代早期开始大规模用于首饰制作，常与德国银、白银等金属搭配镶嵌。木制品同样是立陶宛手工艺的核心脉络：乡村匠人会雕琢、装饰纺织工具、家用器皿、家具、孩童玩具与乐器，常用纹样包含星辰、心形、藤蔓、飞鸟与蛇形；装饰手法从简易刻线，到高浮雕雕刻、多色彩绘一应俱全，且各地形成独有的配色体系——例如萨莫吉提亚地区多用深色底衬搭配鲜亮的绿、棕、蓝色，奥克什泰蒂亚则偏爱浅淡柔和色调。广义金属工艺（不含首饰）同样占有重要地位：锻铁被用于雪橇、马车配件、门把与门锁，而最具辨识度的是路旁、小礼拜堂立柱、屋顶之上安放的铁质十字架。20世纪中叶起，这类十字架顶端常加装风向标，表面饰有圆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几何纹样，或是流畅舒展的曲线图案。与此同时，编织工艺是立陶宛手工艺的另一大支柱：匠人采用螺旋编织、交叉编织技法，以榛树枝、柳条、云杉劈条、松根、松塔、黑麦草秆编织兼具实用与装饰价值的器物，包括篮筐、嫁妆箱、筛具、座椅等。总而言之，这套完整的手工艺传统承载着连贯的文化脉络：乡村手艺人就地取材，将立陶宛本土自然资源加工为兼具实用功能与精神象征的器物，由此塑造出独具乡土气息的民间美学体系，这一美学风格延续至今并仍在不断发展演变 。

##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