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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局[编辑]

“**中國當局**”（英語：China authorities，Chinese authorities）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稱，常见于台灣新聞媒體與中華民國（台湾）政府，亦因其首都為北京稱為**北京當局**（Beijing authorities），或因其實際管轄區域為中國大陸而稱為**大陸當局**。

根據這些名稱，**中國當局領導人**、**北京當局領導人**、**中共領導人**、**大陸領導人**等擴張使用的稱呼，也常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稱。

## 概論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中華民國之間出現許多政治上的爭議。為了避免直接稱呼國名，引起政治爭議，中華民國政府與新聞媒體經常使用一些代稱。

中華民國政府最初使用中共當局、大陸當局或北京當局來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認知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合法的主權國家，也不是中國合法代表，因此拒絕以中國或是國家名稱來稱呼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主張自身為中國的政府。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後，國際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中國這個名稱被當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稱，稱呼中國當局，或北京當局成為國際慣例，常見於新聞報導中。目前，台灣方面為了清楚與中國大陸區別其政治及主權地位，常直接称中国大陆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在蔡英文政府時期，常見用「中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这也成為賴清德政府時期的慣例。

## 註釋

## 相關條目

* 台湾当局
* 中共政府
# 山東問題

山东青岛胶州湾

| **山东历史**系列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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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
* 论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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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時代 三皇五帝 | **史前時代三皇五帝旧石器时代**：沂源人、新泰人
**新石器时代**：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

太昊、少昊、蚩尤 |
| 夏商 | **夏**：古羌人、九夷（东夷）、有穷氏、有鬲氏、商部落
**商**：古羌人、商方、侁、告、醜、纪国、商奄、薄姑、人方、旁方 |
| 周朝 | **周春秋**：莱国、莒国、滕国、齐国、鲁国、山戎、孤竹

**戰國**：秦国 |
| 秦漢 | **秦**：临淄郡、琅邪郡、济北郡、胶东郡、薛郡
**漢**：临菑郡、博阳郡、济北郡、胶东郡、胶西郡、琅邪郡、城陽郡 |
| 曹魏晉 | **曹魏晉**：西晋、东晋

前秦、前凉、后凉、前赵、后赵、前秦、西燕 |
| 南北朝 | **北朝**：北魏、东魏、北齐 |
| 隋唐 五代十國 | **隋**：河南道
**唐**：河南道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後漢、后周 |
| 宋金元 | **宋**：京东东路、京东西路
**金**：山东东路、山东西路

**元**：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 |
| 明清 | **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
**清**：山東省 (清朝) |
| 中華民國 | 山东省、青島特別市 |
| 中華人民 共和國 | 山东省 济南历史、青岛历史 |
| **山东主题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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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問題**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德国宣战後，1914年出兵中国山东，而产生的主权争议。在戰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华民国主張在1917年對德宣戰後，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應归还中国，日本政府則主張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為在1915年，總統袁世凱與日本簽署二十一條密約，五大項其中的第一項為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所以日本主張收歸山東。由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未能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从而直接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山东问题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才在美国的调停下得以解决。

## 背景

胶州湾租借地
1896年12月14日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海靖向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要租借胶澳地区五十年，被总理衙门婉拒。1897年11月1日曹州教案中，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鉅野被殺，德国趁机派軍艦于同年11月14日佔領胶澳。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代表大學士李鸿章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在北京与德國驻華公使海靖签署《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條約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澳地区99年，租期内胶州湾由德国管辖；清政府允许德国修筑青岛到济南的两条铁路，并允许德国在铁路两旁30华里内开矿；德国可以优先承办山东的任何事业等。此后，清政府和德国又陆续簽訂《膠澳租地合同》、《膠澳潮平合同》和《膠澳邊界合同》等文件，確定了德國租借区域的範圍。1899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下令租借地的新市区改名为青岛，并只许欧洲人居住。胶澳从此成为德国的殖民地，而山东则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 产生

日軍在青島登陸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发，日本帝国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1914年11月，日本、英國聯軍發動青島戰役，经两月激战，擊敗德軍，占领青岛。1915年1月7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要求日軍撤退回國或暫照德國租借辦法留駐胶州湾租借地。日本为了让军事占领合法化，并进一步在山东攫取更多的特权，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條”。其中四条内容中的一條就是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还增加筑路通商的特权。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订《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山东省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等文件，承認日本在山东的特權，山东正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1917年初，日本同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秘密谅解的协议：四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由时任中华民国财政总长的曹汝霖经办。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務大臣后藤新平交换了《中日参战借款合同》，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签署了《山东问题换文》（又称「中日密约」），其主要内容为：“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日军撤走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中国换文中的一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予以同意”成为后来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强占山东的借口。

## 爆发

《每週評論》關於山東問題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作为戰勝國之一的中华民国在1919年1月18日派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并提出德国应返还侵占的青岛以及山东权益，但这一要求遭到日本拒绝。日本政府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中國代表團靈魂人物顧維鈞為此準備了《山東問題說帖》，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這份說帖震撼歐美代表，扭轉了輿論形势並搏取到了列強的同情。但後来由於義大利退出和會，英國、法國與美國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脅成为事实而導致巴黎和會流產，於是依日本要求，在1919年4月30日將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转讓給了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三条。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发了中國人極度不滿，认为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从而在1919年5月4日上街游行抗议。当时五四运动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1919年6月28日，北洋政府代表在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强烈要求下，拒签和约。此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離開巴黎，因此顧維鈞實際上暫攝團長職權；在顧維鈞的主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成了懸案。

## 解决

山東問題一直拖到1921年底至1922年初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中日才在美國調停下于1922年2月4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同时日本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1923年1月1日，中国以4000万日元赎回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3月12日，中国以600万元赎回胶州湾沿岸日本人所占盐田及盐业公司。此外，青岛海关、青岛－济南无线电台、青岛沿线电报、电话的全部权益、青岛－佐世保海底电线的一半权益以及煤、铁矿山的部分开采权等，相继在规定期限内由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收回。

但日本在山东仍保留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为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发生的五三惨案埋下了隐患。

## 影响

山东问题实质上是晚清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问题。山东问题从产生到解决，历经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两次大型的国际会议，以及不计其数的外交谈判，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马拉松”外交，也成为研究清末民初外交活动的典型案例。此外，1914年日本入侵山東後，東南亞華僑開始抵制日貨，其後波及全中國。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也提出抗議，并全體回國，發起籌款運動，準備對日作戰，中日关系一度紧张。

* 藍辛-石井協定
* 山东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三国干涉还辽
	+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
		- 巴黎和会、五四运动
	+ 西藏问题、新疆問題、琉球问题、台湾问题
# 寧漢分裂[编辑]

蔣中正（左）與汪精衛（右）
**寧漢分裂**（宁、汉分别指南京和武汉）是1927年國民政府北伐期間，中國國民黨内部以南京蔣中正為首的清共勢力和武漢汪精卫為首的容共势力发生分裂的事件。

## 經過

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9月7日，北伐軍攻佔漢口市，11月8日攻佔南昌，蔣到南昌指揮進攻孫傳芳。11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遷漢口。

1927年1月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移駐南昌。2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在武漢召開。會後以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宋子文、徐謙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2月26日，蔣介石在南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要求蘇俄共产國際撤回鮑羅廷。

1927年3月6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中國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手下右派軍官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隨後，蔣部陸續在九江、安慶、寧波和南京搗毀國民黨左派領導的黨部和報社、工人總工會，槍殺、逮捕共產黨員與抗議遊行之工人群眾。

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中國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

廣州四一五事變後，廣州民國日報登載支持南京方面的“蔣總司令就職一週年紀念口號”，要求“肅清國民黨叛徒自稱左派的投機份子”、“槍斃破壞北伐的反動份子徐謙鄧演達”、“打倒叛黨賣國總理的叛徒汪精衛孫科”、“打倒罪大惡極的武漢共產政府”
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憑藉中國國民黨會議增設勞工部、農政部以中國共產黨員蘇兆徵、譚平山擔任部長，中國共產黨員林伯渠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另組成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向忠發、劉少奇、李立三為首，組織武裝衛隊濫動私刑，殺害他們所判定的工賊。史達林也派羅易到武漢協助鮑羅廷組織農工階層展開土地革命，農民協會、土地委員會成為權力武裝組織。隨後鮑羅廷在武漢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憑藉掌握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以所謂「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同時為防止蔣獨攬專權，會議缺席，選舉汪兆銘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並決議不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為7人集體領導，免去原來由蔣擔任上述職務，將蔣降為普通委員。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說「革命責任，不容諉卸」，「誓必負責完成北伐」，並力勸同志「堅守國民革命立場，維持國家社會秩序，團結一致，解救民眾痛苦」。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決計和中國共產黨斷絕關係，於是同剛回國的汪兆銘商討發動清黨工作，驅逐蘇聯顧問，同中國共產黨決裂。汪兆銘提出避免過激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規勸說服中國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黨部遷到南京。

1927年3月24日，中國共產黨成功策動南京事件的排外行动，洗劫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打死法人一，英人二，及多人受伤，引發國民政府與英國、美國、日本間的國際事件。

1927年4月1日，汪兆銘從歐洲經莫斯科回到上海與蔣會面，汪承諾阻止武漢反蔣，而蔣則支持汪主持黨務。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李宗仁、黃紹竑、陳果夫等在上海開緊急會議。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4月6日，汪兆銘抵武漢。同日，張作霖得到了公使團的同意，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员和国民党员，並搜出共產國際發來的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的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1927年4月9日，蔣離開上海赴南京。4月12日，蔣中正聯合上海青幫、洪門頭目黃金榮、杜月笙等组织的“上海共進會”，聯同軍隊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中國共產黨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解散上海總工會等組織，捕殺一批中國共產黨員，包括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拉開**清黨**（清除有中國共產黨員身分的中國國民黨員）序幕。廣西、廣東則亦分別在黄绍竑、李濟深主持下開始清共。

1927年4月17日，位於武漢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宣佈撤銷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黨籍。在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蔣中正、柏文蔚等及部分監察委員宣佈在南京組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寧漢正式分裂。武漢方面即下令開除蔣中正的黨籍並予以通緝，南京亦下令通緝約二百名共產黨人。4月19日，蘇聯召回其在北京的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東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兆銘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之分裂行為。形成“寧漢對立”。

1927年5月中，經過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暫時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國共產黨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徹底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中國國民黨內。

* 寧漢合流
* 宁汉战争
* 南昌起義

## 參考文獻
# 三灣改編[编辑]

1967年江西永新县三湾
**三湾改编**，是1927年毛泽东發動秋收起义失败后对残余部队的一次整编。

## 经过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澤東率领餘部向南，湘赣边界方向退去，在明确向井冈山区转移后，部队在1927年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指挥团体决定对残餘部队进行整编。整编时残部仅存不足千人，當時军队基层中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

整编内容包括有：

1. 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2. 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做到连有支部（党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
3. 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
4. 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 评价

* 罗荣桓（三湾改编后任特务连党代表）：“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党指挥枪

## 参考
# 朱毛会师[编辑]

建于1840年的龙江书院为朱毛会师所在地
**朱毛会师**，又稱**井冈山会师**，是1928年4月28日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与朱德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在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的会师。

## 前奏

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队伍在进攻长沙等地失利后，毛泽东说服起义队伍前往国民政府军事势力薄弱的江西萍乡，10月起义军上井冈山。而此时南昌暴動的起义军则决定南下进攻广州，到达广东三河坝时，周恩来决定用主力部队进攻潮汕地区，遭到國民革命軍的夹击，进攻失利。三河坝战役失利后的10月6日，朱德率领残部决定转战湘南。

## 经过

1928年4月19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占领酃县。國民政府随即展开反击，酃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部撤退。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酃县十都首次会面。4月22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一师的熊震全部攻佔酃县。

或说4月24日，或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工农革命军会师。4月27日上午，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两军会师后，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就是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信。

5月2日前，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决定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教导大队，两师下辖6个团。

5月4日，在龙江书院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共三个师八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第十二师，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

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提出：“在割据区所属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以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1928年6月4日，党中央给朱、毛并转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说：“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此后，部队才正式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工农红军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在井冈山驻军共历时两年零四个月。

## 意义与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了两项）”。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指导方针。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 井冈山战斗
#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在陕西省西北部与陇东地区逐步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在今延安市、庆阳市境。

## 历史

1934年2月25日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为正式建政之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了“油布币”，面值为1角、2角、5角、1元，“每十角兑换大洋一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货币。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面值为1角、2角、5角、1元，“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圆”。

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后，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为：

* 书记：李生华/李景林
*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
* 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唐洪澄。
*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马文瑞。下辖中共红泉县委
* 中共肤甘县委
* 中共安塞县工委
* 中共韩城县委

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中共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作战，打破第二次围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也从南梁迁到甘泉县下寺湾。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开始发行“银币券”和“铜币券”，流通至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发行“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币”为止。

1935年9月成立陕甘晋省委后，陕甘边区特委机关驻甘泉下寺湾，下辖

*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南区区委书记鲁学曾，辖淳耀县委、永红县委、赤水县委
*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东地区特派员马文瑞，下辖红泉县委、宜川县委
* 安塞县委
* 肤施县委
* 赤安县委
* 富县县委
* 韩城县委
* 华池战区党委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寺湾会议决定陕甘边特委改组为**中共陕甘省委**，驻甘泉县下寺湾

* 书记朱理治
* 副书记李富春
* 秘书长曹力如
* 组织部部长李富春/欧阳钦
* 宣传部部长李景林/李一氓
* 白区工作部部长张策
* 军事部部长萧劲光
* 妇女部部长蔡畅
*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
	+ 内务部部长王子宜
* 关中特委
* 陕东特委
* 甘洛县委
* 肤施县委
* 红泉（即甘泉）县委
* 宜川（后改赤川）县委
* 韩城县委
* 澄城县委
* 鄜县县委
* 中宜县委
* 华池县委
* 庆北县委
* 新宁县委
* 合水县委
* 新正县委
* 曲子县委
* 环县委
* 静宁县委
* 赤庆县委
* 定环县委

1935年底，陕甘省委机关由下寺湾迁到富县套洞镇(今道德村)。1936年春东北军乘红军东征之机进攻西北苏区，占领了关中特区和中宜、富县、甘泉的大部分地区，陕甘省委转移到靖边县吴旗镇刘家渠村。

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为配合红军西征，向西扩展根据地，将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陕甘省所辖组织除华池县委划归陕甘宁省委管辖外，其余划归陕北省委领导。

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甘泉、富县、中宜一带设立中共陕甘工委(也称洛河川工委)，欧阳钦任书记，军事部部长曹力如，财政部部长高秀山，粮食部部长郭子青，教育部部长李子钦，保卫局局长金道松。1936年冬，陕甘工委撤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了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南下渭北一带集结待命；同时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秘书长申力生，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一木，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妇女部部长先后为刘锦如、白国英。省委机关先后驻甘泉县高家哨、中部县店头镇。前陕甘省撤销时划归陕北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韩城等县委，以及陕甘工委领导的红宜(宜君)县委划归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其所辖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省委领导。
# 瓦窑堡会议[编辑]

**瓦窑堡（bǔ）会议**，是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与抗日战争路线有关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

## 背景

继九一八事变及华北事变后，中日战事日紧。然而，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抗争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自1934年10月起开始“长征”，处于挣扎求存的艰难时期。而国民革命军则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坚持“安内攘外”的政策，并未视抗战为第一要务。四川、两广、东北等地更有军阀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貌合神离。

另一方面，德国纳粹党的上台让斯大林认识到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于是，在1935年7月，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这改变了苏共中央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以来“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治路线。

该次会议有高自立（周和生）、王明、康生、林育英等中共代表参加。其中林育英在参会后，化名“张浩”，扮作商人，经过三个半月的跋涉，到达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会合，成功传达了“统一战线”的七大会议精神。中共领导人决定就地召开会议贯彻苏联的指示。

## 与会者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邓发、李维汉、张浩（林育英）、彭德怀、何克全（凯丰）、吴亮平、杨尚昆、郭洪涛、李德等十余人。

## 会议结果

12月25日，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概要如下：

1. 目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
2. 党的策略路线（坚持工农主力，同时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
3.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4.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原为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5. 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6.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 後續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份子会议上作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毛泽東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毛泽东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又指出必须预防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复辟。

不过，瓦窑堡会议并未把蒋介石阵营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会议虽然都指出地主买办营分裂之可能，提出要利用敌人內部「争斗」「缺口」之方针，但是由于沒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別是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之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採取「反蒋抗日」方针。

在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才真正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为日后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 影響

中共的政治路線在瓦窑堡会议發生重大轉變，放棄了從1931年1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四中全會以來苏联指導下的教條主義，而以彈性務實的政策爭取群眾最廣泛的支持。富農、小資產階級、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成為中共爭取的對象。

## 參考文獻
# 陕甘宁边区政府[编辑]

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要领导 |
| --- |
| 主席 | 林伯渠（1939年起） |
| 副主席 | 张国焘，李鼎铭，继任高自力 |
| 机构概况 |
| 上级机构 | 國民政府→中共政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
| 机构类型 | 地方政府 |
| 行政级别 | 地方性自治政府 |
| 联络方式 |
|  |
| 驻地 |
| 实际地址 | 延安（1937年起） |
|  |
|  |
| 驻地 |
| 实际地址 | 西安直辖市（1949年6月起） |
|  |
| 机构沿革 |
| 1950.1-1953.1 | 西北军政委员会 |
| 1953.1–1954.12 | 西北行政委员会 |

**陕甘宁边区政府**（简称**边区政府**）是1937年至1950年间，由國民政府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管辖陕甘宁边区的自治性地方政府。

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随着解放军的军事胜利，边区辖区日渐扩大。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时，边区政府被视为西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1950年1月，新政府正式撤销边区政府，在其基础上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

## 正式成立

中国学界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具体成立时间，有两种主流说法，一是，边区政府训令所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于1937年9月20日改组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二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报告中所述，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7年9月6日更名改制，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政府机构。

1937年9月9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第390期《新中华报》开始使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报头。但当年11月中旬前，边区政府仍使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在文件上加盖“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的印章。11月中旬，开始启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印”。

## 机构设置

### 边区政府机构

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尚用西北办事处的机构设置。有内务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和秘书处等。当年10月，上述各部依次改组为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这是仿照了国民政府省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不同之处，边区有农工厅、审计处的设置。此外，有办公厅、工商厅、企业厅、农业厅（含水利局）；粮食局、税务局、邮政管理局、工业局、合作指导局、卫生署、保安处；边区银行、边区政府机关委员会等机构设置。

在1937年时，法院由边区政府领导。设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边区政府秘书处下属的交际处是负责边区外事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业务上，最初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后划归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交际处源自西北办事处所设置的外交部。1949年6月以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除去农工厅、法院的设置。

### 地方行政机构

最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行政区划的层级设定为：省、县、区、市、乡。市、乡为基层行政区。1935年，中共中央将陕甘宁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以及神府、三边、关中特区。1937年间，为消除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对立，取消省、特区的设置，改为分区。设立陕北东、西分区以及陕甘宁分区。1937年9月12日，边区政府取消陕北东、西分区。各县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11月9日，边区政府设置三边分区。同时，陕甘宁分区改称庆环分区。分区在此后，成为边区行政的正式行政层级。是为边区、分区、县、区、乡五级。分区行政机构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边区政府的代表机构。区的行政机构称区公署，为县政府的“助理”机构。故整个边区的行政层级为“三级两辅”。

1949年起，随着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西北解放区迅速扩大，当年2月，设置晋南行政区、晋西北行政区。5月，设置陕北行政区。至此，边区政府下辖四个专员公署（分区）、三个行政公署（行政区）。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830余万。同月，解放军攻占西安，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宝鸡市政府。西安市亦由边区管辖。

## 备注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期间主持制定的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由序言和七章组成，共60条。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该纲领为施政方针。

## 背景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为尽快取得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关于新政权的制度，毛泽东明确表示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而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说：“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 制定

1949年6月，新政协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会议推选产生由21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完成新政协的下列筹备工作：

新政协筹备分工工作表
| 分工
 | 任务
 | 组长
 | 副组长
 |
| --- | --- | --- | --- |
| 第一组
 | 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
 | 李维汉
 | 章伯钧
 |
| 第二组
 | 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
 | 谭平山
 | 周新民
 |
| 第三组
 | 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
 | 周恩来
 | 许德珩
 |
| 第四组
 | 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
 | 董必武
 | 黄炎培
 |
| 第五组
 | 起草新政协宣言
 | 郭沫若
 | 陈劭先
 |
| 第六组
 | 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
 | 马叙伦
 | 叶剑英
 |

會議討論通過《共同綱領》時的民主黨派座席
6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全组会议，决定委托中国共产党草拟共同纲领初稿，于7月15日前交稿。中共在接受委托后，立即开始了共同纲领的再次起草工作。8月22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多次审阅并修改了起草中的纲领草案，“共同纲领”的名称是毛泽东亲自定的。草案初稿写出后，中共内部经过七次反复讨论、修改。9月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三组召开会议，接受了中共起草的建议稿，并进行讨论修改，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分为若干小组进行专题的分析研究。这些专题小组是：法律小组，由邓初民召集。财政小组，由章乃器召集。国防外交小组，由罗瑞卿召集。文教小组，由李达召集，其他方面由许广平召集。9月13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并决定交筹备会全体代表与到达北平的新政治协商会会议代表分组讨论。9月16日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将共同纲领修改草案提交。9月17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会议基本通过了这个草案，并授权常委会将此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广泛深入讨论后通过了《共同纲领》。

## 性质

中共官方宣称《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大宪章，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此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最低纲领，也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共同奋斗的纲领。

周恩来在1954年制宪时强调：“既然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共同纲领就不能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了。当初共同纲领所以成为临时宪法，是因为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刘少奇在1954年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提出“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因此，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共同纲领》在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前，起临时宪法的作用。

## 沿革

共同纲领这个词最早来源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当时中共称之为“共同纲领”，意指国共两党共同遵守之纲领。后来中國共產黨宣称中國国民党撕毁綱領发动内战，故重新起草共同纲领，此即1949年共同纲领。

## 毛泽东违反共同纲领

依照通常的宪法理论，在正式宪法推出前，被称为大宪章的共同纲领具有宪法级别的约束力。新民主主义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三次被提及。毛泽东在尚未推出正式宪法（《五四宪法》）前，即在1953年元旦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3年11月开始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是构成违宪。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认为：毛泽东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以后反右、反右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的和谐遭到彻底破坏。”。

## 结构

除序言以外，共七章六十条款。

* 序言
* 第—章 總綱
* 第二章 政權機關
* 第三章 軍事制度
* 第四章 經濟政策
*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 第六章 民族政策
* 第七章 外交政策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中华民国宪法、政协宪草
* 和平建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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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文件：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政府）**
 | **中国大陆宪法性文件**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 后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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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主[编辑]

**土地主**（英語：Landlord），又名**地主**或**業主**，他們是土地、地皮的業權持有人，通常也是土地使用權的出租者。

成為地主有多種目的：

* 炒家買入等土地升值
* 地產發展商的建屋儲備
* 出租作收租投資

## 例子

### 中國

明朝中葉以後，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地主憑藉政治特权，大肆兼并耕地，造成子粒不归于公廪。江浙权豪庄田阡陌连亘，一家而兼十家之产。

在中國大陸的農村，地主即是耕田土地的主人，出租土地給農夫（佃農）耕作，按協議徵收耕作物的百分點作租金。而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是國家，所以地主也要向中央政府交付地租。一些地主甚至擁有佃農新婚妻子的初夜權。

秦汉以後，朝廷都想辦法抑制地方強豪。對日抗戰期間，國民黨失去對东南沿海通商城市的管控，国民党只能把稅收负担全部移到农村，在這些貧農看來國民黨反倒是土豪劣紳。這也種下日後共產黨得天下的原因之一。1949年國民黨的《中央日报》就曾指斥杜月笙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當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實施土地改革運動將私土盡數收歸國有並武力鎮壓紳士階級，進而出现「四大惡霸地主」的樣板藝術。

### 日本

日本著名土地主家族包括東北三大地主的本間氏、新潟縣的「千町歩」地主市島家和伊藤文吉以及「山林地主」田部長右衛門、堤義明和琉球的不動產商、「軍用地主」竹野家等。此外，日本據有最多土地的500大企業中，三菱地所、JR東海、住友不動產、JR東日本和三井不動產名列前五位。

### 美國

美國土地投資者雜誌《土地情報》長期追踪美國最大土地所有者，並於每年定期公布美國百大地主名單，諸如約翰·馬龍、阿奇·阿尔迪斯·埃默森、里德家族、泰德·透納、斯坦·克倫克、欧文家族、辛格尔顿家族、布拉德·凯利、金牧場、彼得·巴克等企業家或家族長年名列前十。美國的土地主多以農場、牧場為主要投資項目。

### 英國

英國登記在案的50大土地主之中，名列前茅的分別為林業委員會、英國國防部、英國國民信託和蘇格蘭國民信託、王室地產、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巴克盧公爵、丹麥首富安德斯·霍尔希·波维森、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阿索爾公爵的信託基金、联合公用事业、西敏公爵、康沃爾公爵以及英格蘭教會等組織。

### 加拿大

### 澳大利亞

據2021年1月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記載，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吉娜·萊因哈特擁有1200萬公頃的澳洲土地。1992年，其自父親手中繼承了漢考克勘探公司並繼任為董事長。截至2016年，她擁有的土地總量已超過了澳洲國土面積的百分之1.5。其次，創辦於1824年的澳大利亚农业公司為該國最古老的企業之一，於英國大亨喬·劉易斯成為該公司的最大股東後，在昆士蘭和北領地擁有並經營700萬公頃的土地。另外，該國最大的牧業公司北澳大利亞牧業公司持有牧場同樣遍布於昆士蘭、北領地和亞歷山大等地區，總面積約達610萬公頃，與其他澳洲四大農牧家族（Tom Brinkworth、Sterling Buntine、Malcolm Harris、Viv Oldfield）並列該國最大地主之列。

* 階級成分
* 私有財產
* 物權法
* 不在地主所有權
* 國有化
* 官地
* 合約法
* 租約
* 土地改革
* 投資者
* 富豪
* 貴族
* 封地
* 封建主義
* 丁屋

## 延伸閱讀

* 赵冈：〈简论中国历史上地主经营方式的演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赵冈：〈地主经济制质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赵冈：〈试论地主的主导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大鸣大放[编辑]

**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政治活动，又名**五七之春**。

## 过程

195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提到“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过程中，《新民晚报》赵超构提出要“鸣放”，对此党主席毛泽东予以支持。随后不满中共关于此前“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针的人士主张改用“大民主”，提出“大鸣、大放”，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定状态出现。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开始出现。但在次日，中共中央依然发出指示决定放手右派言论，并暂时不批驳。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始孤立右派。6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断出现扩大化问题。

## 结果

但由于标准很难掌握，中共中央在10月15日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并导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代表。1959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并分五批至1964年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

## 评价

此事的前因后果出乎包括中共中央高层的意料，在历史上也有不同观点。温绍贤主张中共邀請全國範圍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和知識分子提意見，本意想幫助中共整頓風氣；但知識分子提出的意見超出毛澤東預想，後來中共根據這些意見，把幾十萬人設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秋後算帳，並引發其後的反右運動。

## 延伸阅读

*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9  [2020-02-25]. ISBN 97801900526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5）.
* 鲁丹. 70个日日夜夜 大学生眼中的1957之春.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12. ISBN 7-80091-922-6.

* 反右運動
* 四大 (文化大革命)
* 1956年匈牙利革命
* 波茲南六月
# 资本主义复辟

**资本主义复辟**，又称为**资产阶级复辟**，是描述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执政的术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表述的开展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 历史

1919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

1921年6月5日，亚·米·柯仑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正在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俄国复辟”。

1936年第四国际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的提案说：“继承权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渠道之一。”托洛茨基也用过“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概念，他认为“堕落的工人国家”被“斯大林式官僚”控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阶段。

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对组织部负责人讲话说：“多数党员，多数工人、农民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愿意资本主义复辟，不愿意搞修正主义”。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委《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九评》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了道路，《九评》总结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验十五条，成为文革的先导。毛泽东将文革的必要性概括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相关书籍

* 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間邦夫、原田幸夫著，余以谦译，《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香港：三联书店，1969
* 哈尔滨师范学院图书馆参考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9
* （美）革命联盟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译，《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7
*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12（内部发行）
* 《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2
* （美）革命联盟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译，《苏联是怎样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4
* 龚良佐，《苏联是怎样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4
* 王文修，《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经济问题研究组，北京科学仪器厂工人理论组编译，《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纪事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02
* 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 Michel Chossudovsky，《Toward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Chinese Socialism After Mao》，1986
* 马丁·哈特－兰兹博格（Martin Hart-Landsberg）和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

* From Marx to Mao – and Aft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吴一庆："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by Yiching Wu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文版：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复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金宝瑜：对《中国与社会主义》及其回应的评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韩少功《“文革”为什么结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陈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的序言）
# 三个世界 (毛泽东)

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冷战背景下，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国际社会划分为3个部分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认为毛泽东是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另一种观点则称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19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雏形于19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1970年代。

## 提出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中间地带”这一概念，1964年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提到：“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 内容

“三个世界”的涵义是：

* 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
* 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未開發國家。
* 第二世界是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其中以第三世界國家最多，而且彼此大有差別（除最貧窮的國家外，還包括盛產石油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採取中立的立場，因而從政治上把世界一分為三。毛泽东认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 反应

*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强烈反对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掩盖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矛盾，鼓吹阶级合作，从本质上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变种。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结盟世界”理论、“南北世界”理论、“发展中国家”理论一样，都不是以阶级为标准来划分的，因此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霍查这一批评得到了很多反修正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支持，它们因此放弃毛主义，转而追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政治路线，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霍查派。
* 美国革命共产党刊物《革命》1978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修正主义者将三个世界理论称为“面向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全球战略”，这绝非毛泽东的本意，将三个世界理论归于毛泽东是一种伪造，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革命路线。
* 2017年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论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提到他们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形成”的观点。

* 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 类似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模式
* 南南合作
# 真理标准大讨论[编辑]

胡耀邦故居内的标语
**真理标准大讨论**，又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1978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两种执政指导思想的讨论。期间以邓小平为领导的“求是派”和以华国锋为领导的“凡是派”展开了激烈辩论，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间的较量。真理标准大讨论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而引发，造就了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这场大讨论也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导的“拨乱反正”的重要部分。

## 历史沿革

### 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开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路线。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上第三次复出政坛，同年9月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

### 社会大讨论

1978年8月，中国大陆一所幼儿园内墙上同时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由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撰写、经胡耀邦审定。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同日，新华社即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而到了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同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该讨论也获得了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中共元老的支持。陈云等人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此后，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求是派”与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同时期，北京民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萌芽，支持“求是派”，要求民主和自由，此后衍生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

1978年8月，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那等於文化大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風”都要维护。他對此表示質疑，並提出「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纠正。」 另一方面，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的文章，他認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

### 讨论结果

胡耀邦故居内的标语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盲目的“毛泽东崇拜”、思想僵化以及各类教条主义，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

>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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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随后在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求是派”压倒“凡是派”，邓小平确认领导地位，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 后续影响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当时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红线。而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被广泛誉为是中国大陆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陆的一次“新启蒙运动”，贯穿整个1980年代，为改革开放奠基。

1980年9月，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接任。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官方认为这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

* 邓小平理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反右运动
	+ 三面红旗
		-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大跃进
		- 人民公社
	+ 三年困难时期
	+ 七千人大会
		- 三自一包
	+ 四清运动
	+ 文化大革命
	+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 **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
		- 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
		- 十一届三中全会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
	+ 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

##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