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山會議[编辑]

|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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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现场 |
| 日期 | 1925年11月23日-12月2日 |
| 地点 | 北京西山碧云寺 |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稱**西山會議**，於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由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要求國民黨一大後聯俄容共過程中，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又解雇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的苏联人鲍罗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职，并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参会的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吴稚晖、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王昆仑，监察委员谢持、张继，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主要政治人物，後來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右翼派别。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自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东的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通常将其称为“上海伪代表大会”、“伪中央党部”、“沪伪”等。而西山會議派的黨部也將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稱為“偽中央”。

## 背景

### 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的容共爭議

1924年國民黨一大和國共合作建立後，國民黨內部即有人反對。馮自由、鄧澤如等多次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反對容共者又在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孫文則堅決維護合作，批評反對者，並通過宣言與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加強聯俄容共立場。

### 孙文死后国民党中政会和中执会的矛盾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仿效苏联共产党的方式进行改组。7月1日，孙文仿照俄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原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被削减。按照国民党党章，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章又赋予总理（即孙文）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孙文在世时，全党愿意接受孙在威望下的权力，对中政会、中执会的运作亦无异议。

1925年3月，孙文在北上到北京之后病逝。此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由于联俄容共等关键政策的争议，不同各方的矛盾开始激化，意见分歧不一。加之中央执行委员散处各地，很难有效运作，因此在广州的中政会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当时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仅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伍朝枢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少数几人。孙文死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上升。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鲍“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当时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矛盾日趋尖锐。鲍罗廷则直接受斯大林指导，除了对广州的中共有指导权以外，也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在孙死后的广州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多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邹鲁、林森、邓泽如等一批老国民党均心怀不满。

### 一届三中全会的矛盾

1925年，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双方就筹备国民党二大的会址应该在北京还是广州争论不休，而其矛盾的根本也在于对联俄容共这一政策的分歧。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士进一步推动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以和支持容共的广州中央执委以及中央执委内部李大钊等国共双重党员对抗。

###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在孙文北上之后，胡汉民代理广州革命政府的大元帅一职。孙死后，胡汉民欲成为孙的正式继承人。当时，中共中央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广东区委则认为胡汉民是“右派”，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左派”。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支持汪。汪精卫也联络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朱培德等重要军政领袖达成政治联盟孤立胡汉民。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广州革命政府改组），汪精卫在蒋介石、鲍罗廷和中共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由原来的代理大元帅变为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当时国民政府缺少国际承认）。

由于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而未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引起邹鲁、林森、邓泽如、戴季陶等一批老国民党不满。胡汉民也想与这些人结盟，召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击汪、蒋等人。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遇刺而死。汪精卫利用廖案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有牵连，趁机排挤胡汉民，令胡去苏俄“养病”“考察”。鲍罗廷还致电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留住胡汉民，不让胡回国。

汪精卫利用廖案逐胡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不满。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的做法不满。此后，广东方面拟派胡汉民、孙科、 林森、邹鲁、陈友仁、徐谦为外交委员，北上到北京。广州方面对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另一方面，邹鲁主持下的广东大学汇聚了一批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士，被中共视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广东大学毕业生因此被亲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控制的各机关拒绝任用。鲍罗廷和汪精卫还将广东大学原本独立的财源收归政府统一办理，使邹鲁对此深怀不满，而鲍、汪也有意撤换其广东大学校长职务。廖仲恺被刺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林森继任廖的常务委员职，此前担任中央常务委员者有汪精卫、廖仲恺、邹鲁、丁惟汾、于树德五人，实际在广州负责者仅汪、廖、邹三人。因此鲍罗廷和汪精卫有意排除林森、邹鲁，避免其在廖死后在广州做大。林森、邹鲁离开后，林祖涵、谭平山继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广州国民党中央进一步控制在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手上。

邹鲁在1925年分析国民党在广州的政治形势时说：“自从前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又因国民党决定联俄的政策，共产党人就与苏俄勾结一气，借国际以压迫党部及政府，更借党部及政府以压迫党员及群众……最近则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的国民政府，而完全集中于政治委员会，于是俄人鲍罗廷就拿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资格，在里面肆行操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广州近来的环境。”同年，鄒魯、张继、谢持、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联名致函汪精卫又说道：“改组以来，机关为共产党同志把持，凡非共产党之同志，则欲插足而不能；即间借一二非共产党同志以为点缀，亦必出种种手段以制之，俾无以自展……吾党同志若不大彻大悟，谋根本之救济， 速与共产党同志划然分开，不使彼辈再行干预吾党之事，则再过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邹鲁也認為中共有意將國民黨分為左右派，說“本党是整个的，何来左中右之名目。左中右之名目，一方面是共产党之挑拨内部，一方面是共产党暗露面目……与本党争实际力量”。

### 国民党反共反汪派的联合

廣州民國日報報導親廣州的上海國民黨黨部要求制止林森等人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
林森在孙文在世时对“容共”政策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孙死后，林森对汪精卫排挤元老，依靠鲍罗廷不满。邹鲁趁机拉拢林森。两人被广州当局任命为北上外交团成员后，决定在离粤以后先到上海联络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随后一同前往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反击广州亲苏亲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当时聚集在上海的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 许崇智等人，共同点是对“容共”政策不满，以及对汪精卫不满，“共愤汪氏剪伐异己”。这些人自1925年9月下旬动议“讨论党务补救办法”，经过了两个月的酝酿，为四中全会做充分的准备。其最初打算在军事寄希望于蒋介石、谭延闿，党务和政治则由他们集合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通过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合法手段处置。但当时的蒋介石仍然非常支持汪精卫。会议起初打算在上海举行，亦曾打算在张家口举行，以寄希望于冯玉祥的支持，但遭到当时亲苏的冯玉祥拒绝，于是改在北京召开。

### 西山派對馮玉祥的拉攏企圖

西山會議籌備期間，鄒魯、林森、謝持等為聯絡馮玉祥，於11月初赴包頭訪問。共產黨員于樹德則通電指控他們欲在張家口召開中央會議，暗示其與馮結合。鄒魯後來否認曾與馮商議開會地點。而依謝持日記記載，三人抵包頭後曾與馮短暫會面，馮態度含糊，未作實質表態，三人即返回北京，並未談及具體黨務安排，並未獲得支持。而根據蘇聯檔案解密顯示，早在1925年8、9月間，蘇俄已決定大力援助馮玉祥，提供大量軍火與物資，並要求其在政治上配合。同時，共產國際代表與廣州國民黨方面正秘密與馮玉祥召開軍事政治會議，討論合作與軍事部署，會議高度保密。因此馮玉祥對西山派態度冷淡。總體而言，西山派試圖聯絡馮以獲軍事支持未果。

## 会议概况

根據謝持、邵元沖等人的說法，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原拟在广州召开，因廖仲恺被刺后政局紧张，蔣介石、汪精衛、鮑羅廷等人趁機清洗右派。因此最後会议改在北京西山召开，以示维护党统与纪念总理之意。筹备过程中，反共阵营内部亦存分歧，如张静江态度犹疑，谢持、邵元冲等先后北上联络中央执监委员，争取李烈钧、于右任等支持；于右任立场介于汪精卫与反共派之间，态度并不坚决。与此同时，亲共方面通过舆论与组织力量反制，双方在北京、上海多方活动，矛盾日益尖锐。

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由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当时，24人中胡汉民因为在广州失势，出国访问苏联变相流放，熊克武被蒋介石等以勾结陈炯明为由被捕在狱，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是国共双重党员，被禁止列席。剩下的18人，列席四中全会的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葉楚傖、邹鲁8位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沈定一2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李烈钧未列席，但来电赞成。而没有列席又未赞成会议的为汪精卫、谭延闿、 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图、丁惟汾7人。监察委员五人，列席四中全会的有谢持、张继二人。吴稚晖署名通电召集会议，并于第一次预备会出席且做主席。邓泽如未到会，但暗中资助。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李石曾未参与。候补执行委员有茅祖权、傅汝霖等列席。

该会议在程序上符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人數也滿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8位中央執行委員之限。但由于其反对联俄容共等政策，当时在廣州的汪兆銘、蔣中正等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大会通过的议案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惩戒汪精卫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变更联俄政策案》、《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及《修改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

總體而言，會議表示其立場是繼續堅持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理念，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等“軍閥”以及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指“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以針對蘇俄，幷主張在取消容共政策後再與共產黨一起進行革命合作。在其《對時局宣言》中，會議表示：

> 段政府標榜和平統一之偽意既已畢露，而事實上所呈遞起遞仆紛擾之象，轉甚於段政府未成立之前。凡此皆足以證明，受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終必歸於消滅，不建設於真正民意之政府，終不足以自存。在此現象之中，本黨仍本本黨最終目的，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十四年來國家之不寧，國民之食不得飽，衣不得暖，居不得安，間接為帝國主義者之所賜，而直接則受帝國主義卵翼之軍閥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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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指责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并未“努力于本党主义之宣传与工作”，称分共是使国、共两党“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盖以促国民革命之成功”。会议中通过的《告国民书》中也指责共产党“不但将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放在脑后，反利用中国国民党的招牌，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

此后西山會議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发表《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抬頭為“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同志们”以示排除跨黨分子，又對聯俄問題表示：

> 在國際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國家，當然和他攜手，但是所謂攜手並不是賣身投靠式的，是以對等的地位相互協助。如果蘇俄以平等待我，那麼本黨當然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積極與蘇俄聯合；若是蘇俄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那當然是本黨的敵人……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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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問題，會議的文告通電中認為“虽则孙先生演讲的时候，确曾说过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可是这是从目的上都是人民生活问题来说。……孙先生的意思，即是教本党党员不必讲共产，也不必排斥共产，只要切切实实来做民生主义的功夫，便能够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如有人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当做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我们应当向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以免把民生主义的精意反埋没了，并且影响到本党的基础上。这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当肩起的责任”。

大會也表示反对共产党所倡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国民党要进行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不是阶级革命或其他非全民革命”。所以“本党不容党员有违背本党的主张而鼓吹阶级革命，更不容共产党利用本党的招牌来鼓吹阶级革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更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上之决定”。

在會議前後，各地國民黨黨部也因為支持與反對容共，拥护和反對西山会议進一步發生分裂。支持西山會議的國民黨浙江省党部在所发表的宣言中称“自总理逝世，党内共产派分子，遽变初意，依托他族，蟠踞中央，干部行动，致失自由。幸中央坚贞不移之同志，秉总理‘自己联合起来’之遗教，承总理上年挟病北上之精神，至总理灵前开成全体会议”。

会议推定居正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叶楚伦为青年部长，茅祖权为妇女部长，沈定一为工人部长，覃振为农人部长，孙科为商人部长，林森为海外部长，石青阳为调查部长。

## 后续

会议之后，由於《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國民黨第一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分裂為上海與廣州兩個。廣州方面拒絕承認，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纷纷指责西山会议派。但在程序上，未能否认此次中全会的合法性，因此在广州支持继续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决定通过提前召开国民党二大来与之抗衡。1926年1月，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包含国共双重党员的廣州党中央在廣州召开其国民党二大会议，将西山会议的主持者开除党籍，而西山会议派也在同年召开其国民党二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伪中央”“伪二大”，从此国民党内部产生广州与上海两个分裂的中央。

*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 西山會議派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國民黨右派
* 第一次國共合作
* 國共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