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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資本主義[编辑]

1911年世界产业工人海报的一张名为《资本主义制度金字塔》的图片，意思分别为资本主义、统治你们、愚弄你们、镇压你们、鱼肉你们
**反資本主義**是指以反對資本主義為宗旨的各種行動、思想和態度。就字面上的定義來說，反資本主義者是指希望以另一套系統完全取代資本主義的人。

然而，也有某些思想屬於「部分」反資本主義，這些思想只反對資本主義中特定的方面，而非整個資本主義系統。

##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上，他們主张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资本变为公众的，属于全体成员的财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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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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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 |

##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支持對國家主權的完全拋棄，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左翼無政府主義、社會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也會造成社會階級優勢（社會不平等）、非自願的關係以及強迫性的等級制度（使受到經濟等壓力的個人成為工資勞動者）。

某些形式的無政府主義整體上反對資本主義，但支持資本主義中某些制度，例如市場（部份互助主義者支持這個制度），而某些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支持私有財產的概念（受到部份個人無政府主義者支持）。

## 反全球化運動

反全球化運動是一種由反資本主義全球化人士發起的社會運動。反全球化運動人士特別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非民主的本質提出批評，以及排斥由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所推廣的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人士認為，新自由主義經常讓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對部份地區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 相關著作

* The Anti-Capitalist Dictionar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大衛·洛維斯（David E Lowes）著，2006年，倫敦：Zed Books
* Anti-Capitalism : A Guide To The Movemen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繁體中文） 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會議宣言（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勞工世界
* （法文） 反資本主義新黨官方網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法國的反資本主義政黨

* 資本主義
* 公司王國
* 對資本主義的批評
* 後資本主義
* 資本主義黑皮書
# 反法西斯主義

佛罗伦萨的一名意大利游击队员，摄于1944年8月14日
**反法西斯主義**是反對法西斯的意識形態，致力於打擊主張法西斯主義的個人和團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抵抗運動，大部份為反法西斯主義。但戰後反法西斯的術語使用，多有誤導的情況。

## 法國

於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法國，反法西斯主義者主要面對的是極右派，例如法兰西运动。

## 意大利

在意大利王國，首相貝尼托·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法西斯政權使用“反法西斯”一詞描述其對手。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非正式名為“警戒与镇压反法西斯主义组织”。

在20世紀20年代，反法西斯主義者大多為勞工運動，他們反對黑衫軍暴力和墨索里尼的崛起。在意大利社會黨與國家法西斯黨於1921年8月3日簽訂協議後，工會開始採取法條主義和安撫勞工的策略，勞工運動中反對這一策略的成員組成了人民阿迪蒂突击队。意大利共產黨開始命令其成員退出採取溫和政策的相關組織，勞工總聯合會和意大利社會黨則拒絕正式承認反法西斯民兵。意共組織了一些激進組織，但他們的行動規模相對較小，黨本身則保持了非暴力和法條主義戰略。自1922年向羅馬進軍以來自我放逐至阿根廷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塞韋里諾吉奧瓦尼，也發動過針對意大利法西斯社區的幾次爆炸事件。
意大利自由主義反法西斯人士贝内德托·克罗齐編寫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的宣言，並於1925年出版。另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意大利自由主義反法西斯主義者皮埃爾·戈貝蒂。

1920年至1943年間，一些反法西斯運動的人積極活動於威尼斯朱利亞、義大利佔領下的斯洛維尼亞西部和義大利的傀儡政权/保護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激進叛亂組織威尼斯朱利亞革命组织 (TIGR)，它造成了大量破壞和針對法西斯黨派和義大利軍隊人士的刺殺。該組織的大部分地下據點在1940年和1941年被OVRA摧毀，1941年6月之後，大部分仍在活躍的成員加入了斯洛文尼亞游擊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意大利抵抗者的許多成員離開其居住地，活躍在山地地區，與意大利王國和納粹德國作戰。在二戰末期，意大利的許多城市——包括都靈，那不勒斯和米蘭——被反法西斯主義者的起義解放，最終墨索里尼被人民處決。隨著二戰的結束，作為運動的起源，在義大利法西斯亦逐漸消亡，不過在瑞士流亡並返回義大利的作家與政治人物伊尼亞齊奧·西洛內曾憂心，戰後歐洲世人是否能繼續堅持此事與捍衛人類價值，即使口號甚至明確表明了反法西斯一詞。他曾提出一句話稱“如果未来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它不会愚蠢到说‘我是法西斯主义’。它会说：‘我是反法西斯主义’。”

## 德國

##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蘇聯及中国長期都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定位為「反法西斯戰爭」。

北韓也把韓戰定位為反法西斯戰爭。东德政府对柏林墙所使用的官方名称是“反法西斯防卫墙”。俄軍在烏克蘭的行動被定義為去納粹化，然而一些政治分析認為，這是做賊喊賊以圖擾亂視聽的宣傳手法，明確屬於對法西斯定義的濫用。

## 參考資料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足，指出自由竟争经济必然要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走计划经济的路，但计划经济如何搞，马克思没有其实践，也无法具体指导。

苏联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执行了全面执行计划经济的模式，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模式避免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使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快显示出商品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缺陷，并因此导致苏联解体。

70年代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全部是引入市场经济、自由竟争因素，一律向右改。目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在互相借鉴、不断完善，有向同一方向靠拢的趋势。
# 後共產主義[编辑]

**後共產主義**是对欧洲和亚洲的一些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和政治转换过程中的一种不正式的称呼。

## 语言学

後共產主義这个词从语言学的观念上来看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没有一个被称为后共产主义的国家将它们自己看作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将它们的社会制度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此技术上来看“后共产主义”并不存在。这些国家只是因为它们过去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它们的执政党过去是共产党，因此它们今天才被称为是“后共产主义”。

## 政治

不论在东欧还是在西欧过去的共产党都以苏联的共产党为榜样。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政府被推翻后大多数这些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一个改革派的社会民主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党。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新产生的社会民主党都是比较大的一派。

由于经济改革和向资本主义的转换所造成的问题如贫困和失业使得许多这些过去的共产党，今天的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受到欢迎。在过去15年中它们几乎全部获得选举胜利。但使它们的选民大吃一惊的是，毫无例外地所有这些过去的共产党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后都走上了非常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许多失望的选民近年中转向剩下的新共产党。

在西欧许多共产党改变了它们的政策，它们变得比较温和，不像过去那么激进了。过去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革命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变小了，改革派占大数。

## 经济

早在1980年代，一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将它们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他们是借助资本主义的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对当地的居民来说这个转换往往是一个生活条件的恶化。1990年代初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骤降，在其后十余年间逐步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力量。

今天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但也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倾向资本主义。

## 參考來源
# 對共產主義的批評

**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针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的批评，一类是针对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批评。

这类批评包含在下列条目：

* **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包含对20世纪宣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政府（西方通常称作“共产主义国家”）所实施的政策的批评。
*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

* 反共主义
*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 对社会主义的批评
* 去共化

## 参考资料
# 反AB團[编辑]

**反AB团**又稱**反AB團運動**、**肅AB團**、**打AB團**，是中共贛西南蘇區於1930年5月開展的一場以消滅AB團為名義的肅反，上千名幹部和群眾被指稱是AB團分子而遭到處決。1930年5月，在赣西南苏区的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中反AB团的斗争，9月进入高潮。11月反AB团的斗争由地方发展到军队中，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12月12日红二十军一部分爆发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中共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1931年1月，反AB团開始偃旗息鼓。

反AB团的第一階段是從1930年「二.七」會議後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是從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階段「打AB團」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這一階段據初步統計，僅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份子1,000餘人。第二階段具體的死亡人數不詳。

目前，中共承认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根据《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一书及党内各种文献，毛和周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而毛泽东则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赣南根据地的权威(肅清江西籍共產黨人)。但中共至今未对富田事变彻底平反。

## 背景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作出反右倾斗争的部署。1929年2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强调进行反右倾斗争。之後中共中央把苏区内部的肃反对象锁定為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

## 發起

1930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發表《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声称AB团混入共产党内部。6月，将反AB团列为当前重要的工作。6月25日，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宣布要對AB团“实行赤色清乡”和“实行赤色恐怖”。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提到興国、永丰、吉安地区、安福西南区都破獲AB团组织，其中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9月16日，赣西南东路行委发出《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表示赣西南破获不少AB团的组织，捕杀许多AB团的首领。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提到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被怀疑为AB团分子，並对他实行逼供。朱家浩承認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於是赣西南特委抓捕谢兆元等人。當年5月至9月，于都有1000余人被指稱為AB团分子並遭到捕杀，城关区就有近200人被杀。

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佔吉安县，随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特委此時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毛泽东表示AB團是混进中國共产党内的庞大特务集团。毛澤東于10月14日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赣西南的领导机关多数被AB团把持，必须徹底改造。1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肃反委员会，以李韶九为主席，立即開展反AB團行動，大约有4000人遭到清除。此時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有所分歧，省行动委员会攻擊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攻擊省行动委员会是AB团。12月7日，李韶九带人來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紅二十軍駐地富田，以反AB團為名抓捕了省行动委员会干部段良弼、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冕等八人，其后五天时间中，先后关押120多人，处决了40（一說50）余人。12月9日，李韶九到东固抓捕红二十军中被認定為是AB团的人，同时要求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配合在军中抓AB团。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被人供出是AB團成員。刘敌认为李韶九不是抓AB团，而是借机打击赣西南干部。12月12日，刘敌集合队伍包围军部，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是為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被平定後，1931年3月18日，远东局認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活动」，依舊強調要消灭AB团，肯定肃反委员会的作用。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提出要把反AB团扩大到各蘇區。4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认为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有发展的机会。當月月，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繼續反AB团，此時赣西南地区百分之九十干部被指認為AB团分子。
由於陳毅不能完成在二十二军中打击AB团的规定数字，李韶九認為陳毅有包庇AB团的重大嫌疑，決定認定陳毅也是AB團分子，並把陳毅喊來開會。陳毅遲遲未能回家，其妻萧菊英擔心丈夫出事，於是選擇投井自尽。

## 結束與反省

1931年12月，周恩来來到中央苏区，發現反AB团的行為有所不妥，於是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提出意見。19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在收到了周恩來的來信後，認為反AB团仍然正确且有必要，但反AB团有所扩大化和简单化。5月，李文林以及王怀等人被以屬於AB团分子為由遭到处决。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談到反AB團時承认冤殺了不少人。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提到肃反时自己犯了错误，杀错了人。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參考資料
# 富田事变[编辑]

**富田事变**，是因為AB團肅反，造成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于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发动的一次兵变，是中國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

事件結束後，於1932年由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下令，由彭德懷、林彪執行，以開會為由進行誘殺，將第二十軍完全剿滅。第二十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只有兩名存活，軍隊成員死傷不明，部隊番號取消。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首次由中共中央發動，殲滅一個正規編制共产党部隊的肅反事件。

1980年，因應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的要求，在胡耀邦指示下，對這個事件進行重新調查。調查報告認為這個事件中的成員大部份為無罪，主張全面平反。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中央擱置報告，尚未進行正式平反。

## 背景

1930年8月5日，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史称“二全会议”）召开，在上海出席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李文林在会上传达了“立三路线”，刘士奇遭到了猛烈批判并被撤销特委书记兼红二十军政委、开除了党籍。会议改组特委常委会，李文林任特委常委。1930年10月4日，参与指挥赣西工农群众，配合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城。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10月5日红二十军主要领导发生变动：军长由赣西南特委的刘铁超担任，曾炳春由军长改任政委，参谋长由原红二十二军参谋长钟效蔚调任，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留任。10月25日，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毛泽东提议并通过了放弃攻打南昌、九江的行动，实行“诱敌深人”作战方针，红军退入根据地。李文林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在南浔路、九江一带与敌人速战，说“省行委是根据中央正确指示工作的”。

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当年11月1日，由于国民革命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苏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赴前线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于12月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一般中共黨員對李韶九評價不高，黃克誠的好友何篤才曾指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

12月5日，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红二十军领导被捕，12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

## 经过

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率领下发动兵变，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下午，红二十军攻占富田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人员全部逮捕，仅古柏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逃走。

12月13日，红二十军在谢汉昌、刘敌率领下渡过赣江，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领导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自行成立省委，并指责肃反是毛泽东的密谋，致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逮捕毛泽东。红二十军还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获得当时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的认可，但段在上海失踪。

12月1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平叛，12月20日，红二十军派人向彭德怀送去一封据称是毛泽东所写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对朱德、彭德怀等进行诬陷。12月21日，彭判断此信系伪造，率红三军团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不久朱德等也加入声明。后陈毅前往红二十军驻地永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任代理书记，实际掌握权力。项英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斗争，“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开除党籍，其余人员免予追究。

当时王明已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由于红二十军的领导均表示支持失势的李立三，因而在3月28日，王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

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代之，不久毛泽东又成为中革军委负责人，成为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领导人在前来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

## 后果

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全部处决，仅谢象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部隊成員的死傷不明，事後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掀起新高潮，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 平反

1931年1月16日，项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项英声称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项英开除了毛泽东的手下李韶九的党籍，以息众怒。

由于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负责人是毛泽东，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直到1980年，在蕭克等原红军将领的呼吁下，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调查富田事变。

1987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调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示下，调查工作重新展開。调查组在1989年初写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调查报告》，要求对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此报告遂无下文。

目前，中国共产党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王明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但是并未直接对富田事变加以平反。

### 出处

### 书目

* 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 戴向青、罗惠兰.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月.
* 鄭學稼. 《中共富田事變真相》.

* 叶永烈.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2010年8月1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年11月22日）.
* 关于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向青
* “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毛泽东是怎样做了斯大林的老师（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张朴
* 富田事变：毛泽东早期历史疑案（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笔公
* 江西時期的紅色恐怖，許行
# 白雀园肃反

**白雀园肃反**，为发生于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发生的一起大规模肃反行动，由张国焘、陳昌浩发动。張國燾於《我的回憶》第十六篇第六章〈整肅〉一文所述：“後來據中央分局的統計，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軍人佔三分之一；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盛（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

## 背景

在国民政府分共後，部分中共领导及红军在鄂豫皖苏区陆续发展壮大，其中主要部队由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率领壮大。1931年后，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陆续派旷继勋、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担任政治领导工作，新上任的领导大力推行王明路线，主张全力进攻，而与原部队将领发生矛盾。1931年7月，张国焘主张鄂豫皖苏区部队进攻安庆，威胁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然而，当时红四军攻下英山后，徐向前、曾中生将东进战略改为南下。这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撤消了曾中生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 发展

此时，国民政府派遣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曾扩情送信与许，希望离间他。张国焘因此发了红四军火速从洗马畈战场退出电令，命部队撤到皖西麻埠进行整顿，随即捉捕许继慎、周维炯等。同年9月，红四军全部移驻光山县的白雀园，曾中生因撤职被隔离出政治事务，而军长徐向前则与陈昌浩持续争执，亦被禁止干预政治事项。然而此时，大规模的捕杀行动开始。

9月13日起，除了已在麻埠、斑竹园和余子店逮捕的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五六十人，红四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长渌禹原、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10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28团政治委员罗炳刚、29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侯石、32团政委江子英、33团团长黄刚、团政委袁皋甫、34团政委吴荆赤、36团政委王天明、38团政委任难等上百人被逮捕。另外，在地方红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亦被逮捕。之后大规模的错杀开始，其中包括许继慎在内的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遇难。

## 后续

白雀园肃反是红四军（及之后的红四方面军）的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然而此后陆续有数次小型的肃反运动。其中被撤职的曾中生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试图写信向中共中央举报张国焘，后被张国焘截获并勒死。旷继勋亦在1933年因肃反被杀。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亦在白雀园肃反中被秘密处死，而徐向前直到延安时才得悉此事。

1937年4月，国民党大员冷欣在苏北对陈毅说道：“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许继慎等人平反，恢复名誉。许继慎并于1989年被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反罗明路线

**反羅明路線**發生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當時中共中央局領導人博古為打擊毛澤東勢力而發起的一場政治運動。

## 起因

1932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罗明随红军进攻漳州时因跌伤腰部在福音医院开刀治疗，而适遇毛泽东也在此养病。8月，羅明與毛澤東交流，並聽從毛泽东建議，与福建省委其他领导刘晓、张鼎丞、谭震林等人商议后羅作为省委特派员来到上杭、永定、龙岩开展游击战争。

1933年1月，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迁到中央苏区途中，途徑上杭白砂时，遇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並詢問羅為何來上杭。羅明表示自己是遵照毛澤東指示來到上杭開展游擊戰爭，而博古對羅明聽從毛澤東指示非常不滿。

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向省委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要坚持杭、永、岩地区的游击战争等意见。临时中央领导人拒绝，认为罗明是“右倾悲观”的“机会主义路线”。

## 批鬥

1933年1月底，羅明向福建省委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
>

报告被博古等人閱覽後，1933年2月15日，博古等中央局领导人把福建省委领导人刘晓、张鼎丞找到瑞金，随即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撤销罗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成立新的省委，成立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人組成的临时常委。10天后，博古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在全党內開始展開反罗明路線運動。中共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等刊物上，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等文章。

隨後罗明被喊來瑞金，軟禁在中央局的一间房子內。博古要求羅明認錯，威脅要開除羅明黨籍，並暗示比博古職務更高的毛澤東也於寧都會議上被罷免軍權，但羅明拒絕認錯，此後羅明被不斷批鬥。反羅明路線運動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各个苏区。一大批福建省领导人也遭到波及，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陈荣、游瑞轩、杨海如、霍步青、李坚贞、方方等人被撤职、调离和批判。

## 後續

罗明后来回忆此事，認為博古等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認為反罗明路线實質是在打擊自己。

## 另見

* 尋烏事件
* 邓、毛、谢、古事件

## 參考資料
# 湘鄂西苏区肃反[编辑]

**湘鄂西苏区肃反**又稱**湘鄂西肃反**，是指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季期間湘鄂西苏区和湘鄂西主力部队红三军先后进行的4次肃反。肃反導致湘鄂西苏区丧失大片領土，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削減至3千余人。

## 背景

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當局認定的反革命分子。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要求肅清托洛茨基分子。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發動名為反AB团的大规模肃反。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開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指令各个苏区和中國工農红军要加紧肃清AB团，同时任命張國燾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共中央還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涉及肃反的指示，認為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反革命組織，要求湘鄂西的中共党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已在湘鄂西苏区搞過肃反，殺死一些人。夏曦來到湘鄂西後出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关向应担任副书记，夏曦的亲戚姜琦擔任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 肅反爆發

### 第一次肅反

1932年5月，国民党军官张锡侯被俘。他表示有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一些人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夏曦、杨光华等人於是認定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是改组派成員並将其处决。之後越來越多的人被指控是改组派成員。。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的人被指控是改组派，省委常委中有兩人被指控是反革命。夏曦表示大量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混进了湘鄂西苏区，又认定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此解散了一批县委机关。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也成為肃反对象遭到處決。

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时红8师特务队长承認自己是改组派成員，特务队长還表示红三军中存在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同樣被指控是改組派成員，胡慎己被逮捕後立即被處決。夏曦又逮捕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夏曦发动的第一次肃反中，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

### 第二次肅反

1932年8月，夏曦發動第二次肃反。此次肅反從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包括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红3军教导队第1师参谋长董朗等人均被處決，被處決的团营连干部達241人。夏曦又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党员。

### 第三次肅反

1933年3月，夏曦發動第三次肃反，他下令逮捕段德昌，最終段德昌遭到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姜琦斩首。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陈协平也被杀。夏曦向中央表示此次肅反共逮捕236人，处死56人。

### 第四次肅反

1933年5、6月至1934年春天，夏曦發動第四次肃反，期間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团以上干部3千多人被殺。此時也有贺炳炎、刘林、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人被賀龍拯救。

第四次肃反期間，姜琦被指控是国民党特务，遭到夏曦逮捕。姜琦半夜逃跑時被看押的士兵擊殺。

## 肅反結束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否定了肃反扩大化。7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表示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8月4日，夏曦表示不應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並取消計劃進行的第五次肃反。9月10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中認為自己犯錯，此時已基本上停止大规模肃反。11月上旬，任弼時、贺龙、王震、关向应、萧克等召开会议，对夏曦进行批评，撤销了夏曦的全部职务，湘鄂西苏区肃反全面停止。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認為夏曦的肃反已經是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導致大批优秀同志被錯誤處理。

## 參考資料
# 大肃托[编辑]

| 大肃托 |
| --- |
| 位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日期 | 1952年12月22日—1953年1月8日 |
| 目標 | 中国托派及其同情者、关联者 |
| 類型 | 政治镇压 |
| 死亡 | 无 |
| 被害人 | 500多（一说1000多） |
| 主謀 | 毛泽东 约瑟夫·斯大林 |
| 動機 | 肃清中国大陆托派势力、寻求苏联的支持 |

**大肃托**是指1952年底—1953年初中国大陆逮捕众多托派分子的举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不放心，担心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是“人造黄油”，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于1952年12月22日发动“大肃托”，以此寻求斯大林的认可和支持。

1952年12月22日—1953年1月8日，全中国大陆統一行動逮捕托派，将其「一网打尽」，所有托派成員，久已退出托派的人、同情者、青年團員，以及在1950年回大陆的人，全部被捕，共计500多人（一说1000多人）。一部分年轻的團員及同情者经教育后釋放，被判刑的分别处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黄鉴铜、郑超麟、尹宽和喻守一等四个著名托派分子因“罪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而没有作出法院裁决，一直被关押在监狱，成了实际上的无期徒刑。但毛泽东也指示“一个不杀”。

1956年，一些托派由于获得減刑，得以出狱。

1972年，毛泽东指示释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并没有得到立即执行。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这些反国民党的托派才搭上车，一起获得释放。郑超麟等少数知名托派在获释后被安排进入政协或文史馆工作，其他多数获释托派在政治上、生活上依然困难重重。

202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特释托派人员”每月的救助标准为人民币5790元。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中国托匪概况”介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延安時期[编辑]

**延安時期**是指中共中央以延安為革命根據地和政府駐地的時段。開始於第一次国共内战1935年10月10日當長征到中華民國陝西省吴起镇（今吴起縣，廣義上的陕北），結束於第二次國共內戰1948年3月23日當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转向华北。前后12年5个月5天，习稱“陕北13年”。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成立。

## 教育

延安時期推廣了新文字運動，又稱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遍及漢語官話老國音及13種漢語方言。

## 相關條目

* 長征
* 華北人民政府（1948-1949）
* 陝西省 (中華民國)
* 陝甘寧邊區
* 革命根據地
* 淮海戰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
* 中國共產黨歷史
*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註：指1921年前）

## 參考文獻
# 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所进行的3个大规模政治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国内普遍宣传的政治口号，开始广泛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宣传。

## 土地改革

## 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开始于1950年3月，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对象包括“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1951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也有不少“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许多国民党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死。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根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 参考资料

* 镇压反革命运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镇反运动杂议
# 取缔反动会道门

**取缔反动会道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53年开始的旨在取缔“会道门”的政治运动。

## 前奏

“会道门”是“会门”与“道门”的合称。会道门形成于明朝中晚期，清朝获得发展，中华民国时期兴盛，组织名目达到数百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会道门中少数自行瓦解，多数继续活动，其中有的成为反对政府的组织。其中，一贯道规模及影响最大。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取缔一贯道。在北京市的绝大部分一贯道道首都在12月18日夜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称，取缔一贯道“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北京市的取缔一贯道行动历时两个月，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封闭大小坛口1283个；声明退道者178074人。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一贯道罪证展《一贯害人道》。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虽将“反动会道门头子”列为重点打击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一，镇压了一批道首，但打击不彻底，而且未从组织上取缔。

## 过程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其中要求“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没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城市，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的群众运动，把一切应该逮捕的道首都捉起来，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广泛的退道运动，来一次集中解决，基本上摧毁反动会道门的组织。”

根据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部署，1953年，全国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尚未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城市，普遍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对“反动会道门”道首及骨干进行大规模逮捕并经过审判后判刑。此后直到1960年代初，各地公安机关又先后开展了多轮“取缔反动会道门”，基本消灭了中国大陆的各类会道门组织。部分“反动会道门”的道首及骨干逃往境外，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等地继续活动，并建立新的会道门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会道门都被打成“反动会道门”遭到镇压。比如福建的三一教、上海的理教就没有被打成“反动会道门”。但由于當年禁佛滅道，反封建迷信，故此三一教教活动基本上進入地下，以代代家傳為主，而理教基本消失，这些教派的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由于當年比如上海的理教活动在1965年终止，類似的還有天津的天地門教。

## 后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地方的会道门活动抬头，随即被各地公安机关查处。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规定：“已被取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准恢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人钱财者，一律严加取缔，并且绳之以法。”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定罪量刑。

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中，各地公安机关对“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普遍开展调查摸底，对道首及骨干进行严厉打击，分别判刑，使许多地方的会道门组织彻底绝迹。直到1990年代末，各地仍在查处取缔会道门组织。

改革开放后，境外会道门组织通过探亲、旅游等各种渠道返回中国大陆活动。中国各地公安机关采取了严密侦查，控制活动，判明性质，按不同情况处理的方式，对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依法惩处，对一般活动则不追究。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一些原来被镇压的会道门组织，如罗教的后裔分支荣华派、金童派、先天道等等，以及弘阳教等等，在不少省份加入了佛教协会，也有一部分加入道教协会，由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继续活动。而在不属于“反动会道门”的教派中，三一教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2006年12月8日，经莆田市民政局批准及莆田市宗教局同意，莆田市三一教协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莆田市三一教正式“纳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轨道”，这也是三一教乃至包括“会道门”在内的所有新兴宗教在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个合法组织。

进入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学界也在逐步调整对会道门的认识。200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业务四司，首次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五大宗教之外。2009年5月4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應臺北指南宮董事長高忠信邀请來到臺湾參訪，當天拜訪了高雄市六龜區的佛教妙崇寺，随即拜訪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臺山」道場，最後来到佛光山拜訪釋星雲法師，釋星雲在会见中建议大陆在五大宗教之外考慮放寬多一點合法宗教信仰的選擇。一贯道等会道门逐步被中国大陆学界纳入新兴宗教研究范畴。2010年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开幕，各学科学者以及巴哈伊教、一贯道、摩门教、天帝教、真空教等新兴宗教的领袖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获得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台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以及国家反邪教部门的支持，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出现学界、政界、新兴宗教界共同探讨新兴宗教的场面。201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2011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1）》在北京发布，其中指出，新兴宗教已在中国大量出现，可分为“外来型”与“本土型”两大类，未来新兴宗教可能继续蓬勃发展。

* 维基文库中的相關文獻：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
* 维基文库中的相關文獻：坚决取缔一贯道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
* 对法轮功的镇压
# 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支援朝鲜战争的运动，是为巩固政权而开展的三大全国运动之一（另两个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包括国内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转变恐美思想；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和拥军优属工作；踊跃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组织赴朝慰问团；在细菌战威胁面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内容。

## 历史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规定三件中心工作是：

* （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
* （二）募集救济品、慰劳品，组织慰问团，救济朝鲜难民，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对于进军西藏、守卫新疆和内地剿匪的部队，亦应发动西南、西北和剿匪省区的群众写信慰问。春节慰问志愿军家属，与慰问人民解放军家属一同做，不必分开做。
* （三）发起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支援前线和拥军优属工作。爱国公约的内容，可由各地各界群众按具体情况和需要自行议定，不要强求一律，但不应过繁，使群众记不住，亦不应过简，使群众觉得无新鲜之处。工人农民努力生产，职员努力服务，学生努力学习，商人努力城乡交流，服从政府经济政策，反对投机。爱护国家财产，保守国家机密。

中央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应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那种认为工农不关心时事，抗美援朝在工农群众中不成问题，或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会影响其他工作，因而不认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时事教育的意见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克服。”
# 思想改造運動[编辑]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
**思想改造运动**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号召，以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為首的高校知识分子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马寅初對此運動有自己和政府設想不同的理解，此運動後期發生的「洗澡」现象，則是政治干预学术的開端。美國學者Lifton訪問了15名當時在高校歷經思想灌輸的中國人來研究洗腦及精神控制的心理學機制。

## 前奏

1949年8月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设立“政治课委员会”，开设政治思想课，支持学生创办民众夜校，倡导“工读运动”。

在中共的提示下，教授們開始對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提出自我檢討。1949年11月，美學家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進行自我檢討，隨後社會學家費孝通和哲學家馮友蘭等人，也都紛紛自我批評，稱「決心按照馬列主義與新社會的需要改造自我。」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文藝界紛紛展開自我批評。以《文藝報》為例，從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就先後發表了三十幾位作家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文章。

1950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及高等教育会议。会议决定 ：

|  |  |  |
| --- | --- | --- |
| “
 | 高校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对高等学校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对院系进行调整。实施中，全国高等学校虽进行了若干改革，教师们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进步，但高教系统的改革还是赶不上其它战线的日新月异。多数教师在政治纲领上已能接受新民主主义的国策，但在教育思想、治学观点、工作习惯等方面，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民国大学的自主自由之风。中共高层认为，旧中国留下的教育必须改革，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但是不能硬来，需寻求一个适当的时机与方式。
 | ”
 |

## 开展：马寅初的角色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

经过谈话和了解，马寅初认为「北大的大多数师生的思想夠进步，唯职员的思想较落后」，遂用汤用彤、罗常培等意见，举办暑期职员政治学习班。

1951年8月31日，北大校务会议总结暑期政治学习成绩时，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自我改造的号召，主張政治学习与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联系起来，此定调，与马寅初的初衷不尽相同，于是有了他的致周恩来信。

學者马大成解讀马寅初的初衷為：「其一，北大不宜带头發動，说明对运动后果有所顾虑；其二，希望运动为教员自觉自为，行政干预、强制色彩尽量减少；其三，不要搞交待、查历史根源之类伤及知识分子体面尊严的名堂，这是保持“斯文”的底线。」然而，這些考量和後來运动發展的实际情况及往后政治运动對知识分子冲击情形，可谓天差地别。

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20所高校的3,000余名教师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己改造思想的经历，要求知识分子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再经过学习和实践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入高潮。

周恩来规定，思想改造运动“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曾經在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被迫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實施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作家也被下令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進行自我批評。其方式還包括開批判會和鬥爭會等。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發起交代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對分子。

## 转化成思想洗澡：不再是高校自发的学习运动

中共中央於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宣部机关刊物《学习》杂志连续刊出于光远、许立群、艾思奇等人文章，“炮轰”资产阶级思想。以體制及權力强迫思想转变，使得高校学习运动的發展发生偏差，已不再是自发学习运动，而是伴随着“三反”运动的全国性批判肃清资产阶级思想。

教师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到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91%的全国高教教职员工，80%大学生被接受“思想洗澡”。

## 影响：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消解

思想改造配合组织清理，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如于风正在《改造》一书所说，“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

尽管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未必真正转变了思想，这次运动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控制力。

在中共强调“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知识分子被打上阶级烙印，“他们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受过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教养。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毒素，他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 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从旧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确立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协助新中国建设，这又是今天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大叙事中，知识分子因“灵魂不健康”要接受思想改造。

在高等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为1952年秋开始的全国性院系调整扫清了思想障碍。思想改造运动雖达成预期目的，但存在“要求上的过急过高”、“方法上一刀切的简单化”等问题，学术生命对政治上动辄得咎的恐惧、成为“十七年”期间知识分子的的萎缩、扭曲和创痛。

部分知识分子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和反对言论被暂时压制，但在四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较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就强烈爆发了出来，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原本针对自身的“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三反五反运动
* 双百方针
* 反右运动
* 马寅初
# 控诉运动

**控诉运动**是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中共所發動的政治清洗（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背景下，基督教社群内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影響深遠的事件。

## 进程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有31个教派的154名教会领袖参加会议。

起初在小组讨论时，各教派领袖顾虑重重，连续三天无人表态。于是华东宗教处长周力行不得不声色俱厉地要求大家起来控诉。4月18日下午吴耀宗主持小组讨论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首先起来，控诉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 Price）。随后两天中，共有18人登台控诉自己的同工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外籍）或“基督教的败类”、“走狗特务”（本国籍），这18个人是：

1. 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
2. 邵镜三（南京中华基督会总干事）
3. 沈德溶（《天风周刊》主编）
4. 施中一（江浙基督教乡村服务联合会干事）
5. 施如璋（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
6. 江长川（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会督）
7. 李牧群（重庆中华路德会牧师）
8. 王重生（青島基督教聯合會書記）
9. 王志堃（天津）
10. 謝頌三（中华监理公会）
11. 鈕志芳（杭州基督教協進會副會長）
12. 陈见真（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主教）
13. 胡翼云（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
14. 胡祖蔭（广学会义务总干事）
15. 王梓仲（華北公理會佈道牧師）
16. 陈崇桂（重庆神学院院长）
17. 江文漢（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
18. 喬維熊（天津基督教革新推進委員會）

参加控诉的人大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几夜没有睡好”。

而被指名控訴的还有骆爱华（美国）、陈文渊（当时已被捕）、梁小初（当时已在香港）、朱友漁、顾仁恩（自由傳道人，当时已被捕）等人。事后吳耀宗发表《中國基督教的新生》，为控诉运动辩护：虽然“耶穌叫我們不要论断人，”但是“控訴卻是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的。”

5月8日，吳耀宗以「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天風週刊》上，發表在全國推動控訴會的通知。5月19日，刘良模在「天风」週刊上发表《怎樣開好控訴會》，批判「超政治」的“落后思想”，鼓动一向强调爱心的基督徒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破除情面，徹底、痛痛快快和盤托出，“精彩的控訴應記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

6月1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由副會長崔憲詳带头，舉行1,200人的控訴大會，控訴協進會是30年来「美帝」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此后，協進會这个全國教會的聯合機構基本宣告死亡。

6月10日，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筹备会，借逸园跑狗场举行全上海基督教的万人控訴大会。吳耀宗带头，然后各教派的教会领袖，包括江長川（卫理公会）、邓裕志（女青年会）、胡祖蔭（广学会义务总干事）、徐华（安息日会会长）、吴永泉（基督徒学联会）、贾玉铭（長老会）、杨绍唐（内地会）、竺规身（灵工团监督）、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吴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人，一一上台控訴。而被控訴的對象，包括安迪生（美）、黃安素（美）、畢範宇（美）、陳文淵、梁小初、黃仁霖（已逃离大陆）等中外人士。大會的政治气氛极其浓郁。

控诉运动甚至波及到一些以属灵著称的团体，如灵粮堂和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这些团体中长期受属灵熏陶的基督徒在这期间自有其独特的痛苦经历。

通过控诉运动，「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首先是那些原来与海外教会联系密切的各大公会。而认为自己原本就“自治、自养、自传”的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以及王明道负责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后来面临更强大的压力，在主要负责人敬奠瀛、魏以撒、倪柝声、王明道被捕后，有些加入三自，有些转入地下状态。

* 三自爱国运动：三自宣言
* 献堂献庙、联合礼拜

### 引用

### 来源

*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政治活动，又名**五七之春**。

## 过程

195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提到“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过程中，《新民晚报》赵超构提出要“鸣放”，对此党主席毛泽东予以支持。随后不满中共关于此前“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针的人士主张改用“大民主”，提出“大鸣、大放”，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定状态出现。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开始出现。但在次日，中共中央依然发出指示决定放手右派言论，并暂时不批驳。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始孤立右派。6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并不断出现扩大化问题。

## 结果

但由于标准很难掌握，中共中央在10月15日下达《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并导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代表。1959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并分五批至1964年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

## 评价

此事的前因后果出乎包括中共中央高层的意料，在历史上也有不同观点。温绍贤主张中共邀請全國範圍党外人士、民主党派和知識分子提意見，本意想幫助中共整頓風氣；但知識分子提出的意見超出毛澤東預想，後來中共根據這些意見，把幾十萬人設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秋後算帳，並引發其後的反右運動。

## 延伸阅读

*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9  [2020-02-25]. ISBN 97801900526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5）.
* 鲁丹. 70个日日夜夜 大学生眼中的1957之春.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12. ISBN 7-80091-922-6.

* 反右運動
* 四大 (文化大革命)
* 1956年匈牙利革命
* 波茲南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