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15
No.19,（2010）pp.115-124

医学·传教士·现代性—评高晞《德贞传》

刘平・朱丹一、视角：还原“被妖魔化”的传教士二、创新：还原中国医学近代化的早期模式
三、启示：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四、商榷·期待·完美

中国近代医学之建构，始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目前人们对此已经形成共识，但是，这一建构过程之矛盾、冲突、曲折往往并不为人所知。专攻医学史的高晞博士选择中国医学近代化的早期模式这一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来经过修改，出版《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一书，1填补了德贞研究与中国医学史的空白。
德贞（John Dudgeon）作为一位晚清在华“知名度仅次于赫德的外国人”，2对中国医学近代化
有重要影响，却长期被中国学界所忽视，高晞博士通过不懈努力，发掘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一手史料，精心梳理演绎，成就这样一部全面介绍德贞的著作；再者，《德贞传》以传主德贞为线索，系
统还原中国医学近代化史实，纠正了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偏颇观点，贡献良多。

一、视角：还原“被妖魔化”的传教士
一本好的传记，实际上是在反映一个时代、一段历程。
《德贞传》从世界潮流之激荡、中国社
会之转型出发，“将中国医学近代化置于世界医学发展的全球框架下”（本书第 27 页），“立足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激荡的历史大背景中”（第 42 页），将眼光投向将西医引入中国的医学传教士。
1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下文简称《德贞传》。高晞，1986 年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2000 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于 2004～2006 年间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生命医疗史与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史。本文作者之一的刘平曾于 2005～2007 年间在
哈佛燕京学社作访问学者，有半年多的时间与高曦同事，对她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并认为这本《德贞传》具有创新意义。
2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098, No.1(1901), p.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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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19 号（2010）《德贞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德贞前传”，按时间顺序介绍德贞求学成长和担任医学传教
士的经历，向读者展示这位（抑或这些？）医学传教士的活动真情——向中国传播了什么、怎样
传播？同时描写德贞活跃的文化交际圈，生动再现中西医学互动的场景。下篇是“德贞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以德贞在华行医和开展研究为主线，论证德贞是中国医学近代化早期进程的亲历者与推动者，“型塑”出中国医学近代化的早期模式。
19 世纪，西方国家加紧全球扩张，同时伴随着西方宗教和科学知识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这一
时期基督教在非基督教国家的传教普遍采用的是医学传教手段。早在耶稣时代，基督教传播就把赠医施药作为彰显上帝慈爱的手段。近代开始出现由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出任传教士的情形。当时西方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由医学传教士负责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医学知识。西方医学史界认为：“西方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中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亚非美洲各国自 16 世纪开始接受西方医学的传播，当地治疗术逐渐被西方医学所取代，近代医学模式逐步确立。就中国来说，这种论点自然大可商榷，但“近代医学模式”确立的路径却是大致不二的。医学传教士来到东方，一者以医学为手段传播基督教，一者客观推动了西方医学的传播。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清廷与地方大员实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试图重建中国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列强入侵加剧，中外约章放宽了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限制，外人得以在华“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 17款）
、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 22 款），3基督教借此不断加大在中国“医学传教”的力度。
医学传教士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自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似乎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被“妖魔化”的命运。4教堂、教会医院和医学传教士这些新事物在中国普通百姓看来，是完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伦理相抵触的—教堂大门紧闭，充满幽深、神秘的色彩；教会医院将来诊
病人留下进行住院治疗，有的因医治无效而死亡；医学传教士运用西方医术治病救人，同时派发、
朗诵《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人们对开刀辨明病症、切除坏死组织的西医做法无法理解，对传教
士行医的目的产生怀疑，本能地将这些现象与类似中国的“采生折割”联系起来。采生折割，指“取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避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
”5这类
事件屡屡出现，往往导致人心惶惶，而西方教堂和教会医院中发生的情况与中国百姓所知道的关
于采生折割行为似乎是吻合的，因而把传教士与医学传教士视为采生折割的“巫师”，对教会医院
和医学传教士产生恐惧与暴力性回应。19 世纪后期中国社会以“采生折割”为理由引发的围攻烧毁教堂、驱逐杀害传教士的教案频繁发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称之为“反帝爱国性质的‘反洋教运动’”。英国人宓克（Alexander Michie）对此抱怨说：“就医院言之，施医散药，教士视为施惠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 年，第 54、62 页。

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5 页。
5《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 26，《刑律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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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仁，而在齮龁教会者之目中，则一散一丸皆在疑窦，至医院中割验诸事，尤易滋人口实相传。
中国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夫医院诸端，本民教交益之事，而论往日情形，外间百姓动辄生疑，不知本意之所在。”6
关于医学传教士被晚清社会“妖魔化”为采生折割的巫师、匪徒，杨念群将其归因于中国百姓对陌生的教区空间切入传统社区的疑虑和恐惧。7高晞博士试图以客观态度来梳理从治疗眼疾到“剜目挖心”的分裂路径。她列举了大量医学传教士采用西方近代医学知识治愈中国病人的案例，
来论证西方医学的科学性。19 世纪，西医针对眼疾的治疗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效果优于中医。传
教士入华，正是以眼科为西医传播的切入口，德贞的医案报告也证实西医治疗眼疾在中国是最受民间欢迎的。高晞指出，出现“剜目挖心”的谣传，部分原因是“中国百姓对眼科手术的不理解
和无知，在某种情绪和语言的蛊惑下容易产生激烈的行为”（第 243 页）。此外，关于妇科、皮肤科和外科医术，《德贞传》详细列举了就诊人数和治愈病例，显示医学传教士以博爱的基督精神和救死扶伤的医德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尊敬和认可。至于清末“反洋教运动”的发生，与传统
士大夫的道统观、“夷夏之辨”观和老百姓“落后挨打”的刺激性反应有关，与哥老会等原本带有
反清背景的民间结社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有关。高晞通过这些史实，希望改变中国人对医
学传教士的错误印象，还原被“妖魔化”的传教士本相。
医学传教士既是医生，又是牧师，担负着传播基督教福音和西方医学知识的双重任务。按照教会的设想，他们是能够同时救助身体和灵魂的牧师。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希望与现实之间
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医学传教士们遇到无法通过行医使中国人信奉上帝的困难时，他们选择从治病救人中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德贞就是这类医学传教士的早期代表，他曾经经历了那个
时期医学传教士与教会关于医学传教士价值评估的大争辩。
德贞于 1864 年受伦敦会指派，进入北京接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医学传教工作。1870
年代前，来华初期的德贞关心“教务”的心思占主导地位（第 121 页），与他人一同负责伦敦会在北京和北方地区的传教、医学和慈善事业。尽管医院工作繁忙，德贞还是将大部分精力花在拜访教民、深入内地传教和在施医院开展医学传教等宗教事务上（第 77 页）。逐渐地，医学传教士行
医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职业的责任感使他们几乎无暇进行传教工作。在中国的工作实践中，以德贞为代表的医学传教士逐渐认为他们的价值在于医疗救济而非以传教为主，与伦敦会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与教会展开的争辩正是 1880 年代全世界范围的关于医学传教和医学传教士价值大讨论的组成部分。
双方争辩的主题是：当中国传教环境发生变化后，医学与传教事业是否还有工具价值。教会
和医学传教士都认同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以医学传教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主要手段。的确，196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852,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28.
7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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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以前在中国医学传教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医学传教士认为这样的效果只适合基
督教在华早期的传播。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国际地位受到重创，中国传教环境也变得对传教士越来越有利，“是否还需要医学作为传教中介”成为困扰医学传教士的问题，1880 年代
后他们开始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医疗事务，而此时差会衡量医院传教的基本标准仍然没有改变：“一是不断增长的进教堂人群数量，二是医生和医院所能接触到的人群层次，即人群质量。”8在实际生
活中，医学传教这份工作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达不到的目的，导致教会对他们的工作表现总是
失望大于希望。
医学传教士是掌握医学技能的专业医生，面对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水平和卫生环境，他们不
得不将生命动力投入医疗服务与社会救助中。关于中国上至高官显贵下到普通百姓将他们“妖魔化”的想象，也随着人们对近代西医技术不断深入的了解而消失。然而，吊诡的是，“医学传教士”
不断唤起国人认知“西学”的同时，鱼龙混杂的专业传教士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之中却起到了让国人仇外的催化剂作用。
高晞努力纠正人们对医学传教士的误读，试图将医学传教士的真实形象呈现给人们—承担
双重任务的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的主要是“医”，而不是“教”。9“医学传教士”是西医在华传播的早期主角，他们发扬医生职业道德和技术特长，解除民众疾苦，推行西方近代医学
教育，培养医学人才，改善中国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医学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医学构成晚清社会
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健康观念、文化保护主义产生了影响”（第 34 页）。保种强国口号
就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他们赞扬西方近代医学，将医学提升到医国的层面，将生理健康视为维持社会健康和保护文化的前提，“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
”10我们在谈论近代社会转型时，“医学·传教士”与“教案·去妖魔化”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创新：还原中国医学近代化的早期模式
中医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西医注重人体本身的结构；中医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指导，古代西医的哲学思想源于古希腊哲学体系。11二者理念根源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依靠经验来积累
医学知识。直到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特别是 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
基础医学划时代的进步，建立细菌学、细胞病理学，发明麻醉法、消毒法；实行临床观察、诊断技术，西方医学开始走上以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的道路。12中国医疗卫生机制

8Forth Annual Report of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1864, p.3.

9

何小莲、张晔：《藉医传教与文化适应—兼论医学传教士之文化地位》，《西北大学学报》2008 年第5 期，第 93 页。
10梁启超：《医学善会序》，《时务报》第 38 期，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11

杨铮铮：
《中西医学相关问题之比较研究》，《中医药导报》2007 年第 2 期。

12姒元翼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年，第 98 页。

医学•传教士•现代性（刘·朱）119的现代转型便是从晚清时期近代西医的传入开始确立的，包括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健康卫生观念、检疫与防疫等内容的西方近代医学与传统中医学实现了交流与对话，中国医学的现代性随着西医影响的深入而凸显出来。
《德贞传》选择将西方医学传入近代中国的医学传教士作为切入口，讲述了不少与医学传教士相关的医疗卫生个案，运用历史学和医学史研究方法，将这些个案贯穿起来，探索中国医学近代化早期模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设立教会医院，提供治病救人、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有利环境和平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的“医疗”由私人运作，医生一般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出诊。
19 世纪西方近代医学成熟的标志是医院制度的设立，“医院”一般包括候诊、门诊、住院、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部门，配备一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仪器。随着西方医学传教士的来华，西式诊所、医院也陆续在中国建立。1820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李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中国人第一次和西医院有了接触。1835 年，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开办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医院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9 世纪末，教会医院的设立遍及全国 13 个省市、80 多个地区，并
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地区辐射。13大凡医学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医院是教堂、诊所、住所三位一体的场所。1865 年，德贞在北京哈德门大街选择一座寺庙，改建成医院，设立病房、候诊室、药房、教堂等，为运用近代医术治疗疾病提供了有利环境，也为临床教学提供了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华设立的教会医院除了具备近代医院的条件外，一般还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德贞将火神庙改建成施医院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方面，寺庙“高大、宽敞并通风”的建筑结构能够保持病房空气流通，符合西方卫生概念的医院模式。另一方面，德贞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中寻求沟通的媒介，选择符合中国传统慈善机构特征的寺庙作为新医院的场所，拉近了与中国百姓的距离。由于德贞等人的努力，加上位于官员众多、人口庞大的京城，施医院发展很快，在 20 世
纪初演变为协和医院。
培养医学人才，促进医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传统上，中国从事医疗服务者，一般称为大夫、郎中，或师徒相传，或家族相承，成分复杂，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巫医和江湖游医等。西方医学要求行医人员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医学传教士在华推行西式医院的同时，也开始推行西式医学教育，包括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和洋务派兴办医学堂两种方式，但在“中国医学近代化”
的早期阶段，历史留下了空白。高晞博士从中国官方学校—同文馆—文献资料中发现了德贞
担任医学教习、医学课程的考试题目和医学教材等史实史料，并据以考察同文馆开展近代医学教
育、传授近代医学知识的基本线索。这一发现很有意义，传教士一般是通过建立教会医院、学校
推进西医的中国化，同文馆医学教育模式则是从中国的“选择”突出体现上至士大夫下至学生、百姓对西医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同文馆医学课程的设置，“开创中国大学医科教学的先例，并对中

13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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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方医学学堂的建立提供了经验和师资”（第 296 页）。德贞是中国官办医学教育的先行者，他
教授的内容和使用的教材都是高质量的，“解剖学教材涉及骨学、肌学、脉学、神经学、消化系统
（包括内脏器官）、感觉系统、泌尿系统等现代解剖学知识”（第 268 页）；生理学教学以近代生理学创始人哈维（William Harvey）及其血液循环为中心展开，德贞是第一位将哈维及其《心血运动论》介绍给中国医学界的（第 276 页）。但要指出的是，同文馆官员并没有将医学科目列入正式课
程，他们拒绝医院式的医学教育，要求开设课程内容只能是关于身体知识的，而不同意学生到医院去学习临床医学和实验室医学，这样就将学习西方近代医学知识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可见当时中国官方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医学的科学性，但仍然是有选择的接纳吸收，直到 19 世纪末，西医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西医取代中医”、开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更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对身体知识的现代解读。西方解剖学出现后，医生通过解剖实验对人体血管、神经的分布，脏腑的位置、功能都有深入了解，而“中国传统文化对逝者尊重的传统促使中医没有产生以解剖
人体、探索生命与身体奥秘的想法”（第 322 页）。西医传入以前，中医关于身体知识是以古老的《内经》和《难经》为准，身体理论由经络学和脏腑藏象学构成。因此，中西医学对身体知识的
不同看法，导致中西医学为维护各自的“尊严”而冲突不断。高晞博士力求向人们灌输正确对待
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文明的态度和做法——作为掌握科学知识的西方应该耐心传播而不是妄
自独尊，中国接受者应该摈弃顽固的抱残守缺心态，虚心吸收先进知识，促进自我提升。中国人对身体的现代认识来源于西方的解剖学。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始于 1851 年合信（Benjamin Hobson）翻译的《全体新论》，其后传教士相继翻译出版西方解剖学著作，为中国医学
正确解读身体知识提供了窗口。其中，1884 年德贞翻译的《全体通考》是一本质量较高的解剖学
著作，该书最先使用现代解剖学中“五官”、“呼吸”和“消化”等概念，准确地把系统解剖学的思想、内容介绍到中国，德贞还参考中文医书，最大程度上适应中医和中文语言的习惯来讲解身体知识。该书也是晚清第一部官方解剖学教科书。
在翻译解剖学书籍的过程中，必然要解决“如何翻译描述身体的医学名词”问题，高晞赞同
用德贞设定的“西体中文”原则，便于中国人接受。德贞在《全体通考》中将王清任《医林改错》
中所绘脏腑图和人体器官术语作为参考，从侧面反映了德贞为促进中西医学交流所做的努力。而
且，德贞在阐述解剖学、生理学、法医学和医学前沿学科知识时，并不是盲目否定中医理论，而
是由中医经典出发，力求融会贯通，精确实用。故而，德贞在翻译中也为西医名词中文化的科学
性、统一性作出了贡献。李天纲评价德贞是一位和中医“和解”了的“文化调人”。14提倡预防疾病的接种术。公共卫生是现代意义上的卫生理念，包括保持公民健康的预防措施
和预防疾病的接种术。公共卫生观念的引进也是晚清医学近代化的一部分，与传统中国“卫生”1514

李天纲：《“中西医的调人”—德贞：高晞<德贞传>读后》，《书城》2010 年 3 月。

15

“卫生”一词出自《庄子•庚桑楚》，原意为保全、保卫生命。19 世纪日本医生长与专斋首次用此词

来翻译欧洲人有关国家公共卫生的观念，后来，被赋予现代科学意思的“卫生”一词引入中国。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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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全身体观念是不同的概念。传教士关于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和实践，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
代化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晞博士介绍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海关医学报告》，该报告“为
世界医学史提供 19 世纪中国部分地区疾病史，记录西方人在中国与环境协调、与疾病抗争的生存方法”（第 382 页）。其中有德贞的《北京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健康情况》一文，证明北京具有适宜
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建筑方式。关于以德贞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北京地区实行公共卫生的情况，主要集中于在中国发现新病例，为西方传染病实验提供参照，在中国提供牛痘接种技术。
德贞等人在考察中国自然生存环境、疾病流行情况后，强烈呼吁中国民众关注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开展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预防霍乱和鼠疫的宣传，还亲自投身于对预防疾病的接种术的研究中。
倡导反鸦片运动。
“鸦片烟者，食物之妖也，其引人也淫，其诱人也渐，其毒人也烈，其祸人也惨，大可畏也，良足悲也。”16鸦片危害体会，中国民众有切肤之痛，传教士对之也是深恶痛绝的。传教士反鸦片运动是近代中国反鸦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环节，但以往关于传教士在华反鸦片运动的研究成果寥寥。高晞博士开辟专章，论述德贞等在华传教士
在反鸦片运动中的贡献。作者以德贞反鸦片贸易为主线，讲述了 19 世纪在华传教士掀起的这场全
球性反鸦片运动。这场运动具有双重目的，一则利用劝戒鸦片传播基督教，力图改变中国百姓原先把传教士与鸦片问题联系起来的看法；再则体现传教士致力于改变中国命运和民众健康的努力。
他们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北京城里严重的吸烟情况和吸烟者的身体状况，在《万国公报》、《教务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鸦片摧毁健康的罪恶，成立反鸦片团体，共同推进禁烟运动。传
教士反鸦片活动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针对中国，提醒清政府——鸦片“正在侵蚀着这个国家基石，国人的身体、社会的道德、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第 408 页），希望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禁止罂
粟种植、鸦片销售和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帮助民众戒烟，“至清末，戒烟所的数量大为增加，各教派在全国设立的戒烟公所数以千计”。17
二是针对输入鸦片的英国等国家，“劝说英国政府制止印度鸦片对中国输入”。德贞认为，“中国人可以成为英国人最好的消费者，中国的产品对西方消费者而言，又极为便宜，但鸦片消耗了
中国的生命力、消费能力和劳动力”（第 414 页）；传教士们支持英东反鸦片协会18在英国境内对政府和议会施加压力，促使英国政府认清鸦片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危害；他们驳斥那些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的言论，指出终止鸦片贸易将有利于英国在华商业的发展。虽然清政府在处理鸦片贸易和禁烟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让他们非常失望，但是从帮助中国民众摆脱鸦片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第五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6

席子直：《戒烟》，《万国公报》，1880（9-18），第 603 卷。

17

王海鹏、刘天路：《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反鸦片运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第 139 页。

18

1874 年，由前在华传教士组成的英东反鸦片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Trade）在伦敦成立，该会试图将各差会的反鸦片传教士联合起来，汇集成一股社会力量，在英国推进反鸦片运动。见《德贞传》第 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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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的公共卫生事业来说，他们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一个重要视角。

三、启示：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随着医学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不仅是台湾，内地史学界也开始重视生命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丰富。高晞博士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历使她深受史学和医学的熏陶，她敏锐地注意到德贞在医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贡献。到该书出版前，除两篇专门研究德贞的
文章外，19《德贞传》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德贞的学术专著，也是系统探索“中国医学近代化”
模式的个案研究，其内容涉猎广泛，既涵盖中国医疗史、身体史、瘟疫史中的重要领域，也包括
学术界研究较少的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组成部分。该书视角之独特，研究之深入，为重新认识中国医学发展进程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和研究理念。
作者注意到中国医学近代化具有本土化特点。面对外来医学文明，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人有一个从疑惧、抵制到被迫接受吸收、主动学习的过程。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出现很多围绕这一论题的学术论著，如关于中医存废之争的研究，20是从中医地位变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接受西医的程度的；关于中国社会对西医东传文化认同的研究，21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展开的。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接受者的视角着手。高晞博士另辟蹊径，以传播者为研究对象，通过介绍传主德贞在华开展中西医学互动，考察医学传教士在 19 世纪是如何构建中国医学近代化、近代西方医学是如何在中国完成本土化的。“《德贞传》提供的实例，从一个角度厘清近代中国医学近代化是什么，从而质疑半世纪来主流史学以论代史的种种说法，非臆测即谬论。”22
作者从文化史、医学史角度审视和研究晚清医学近代化，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相对完整的近代
医疗卫生运行图景，而且辨明了中西医学矛盾对立的思想理念如何逐渐融合。德贞认为中西医学有各自的传统和价值，可以并存、互补。实际上，这种观念并不只有德贞这一个案，如果我们对
于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地区西方医学传教士比较活跃的省份有所了解的话，就知道，医学传
教士之所以能够在边远落后地区扎根，与他们对中医、中国文化的宽容与认同是有关系的；救过
毛泽东性命的基督徒医生傅连璋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另一种参照。
《德贞传》还对生理学、解剖学等
19高晞：《德贞的西医译著》，载《中华医史杂志》1995 年第 4 期，这是国内第一篇研究德贞的学术文章；台湾学者李尚仁发表《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卫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三分，台湾中央研究院，2005 年 9 月。
20

左玉河：
《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 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郝先中：《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载《学术月刊》2005 年第 5 期。
21

如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载《学人》第 12 辑；《边界的重设：从

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载《开放时代》2001 年第 12 期。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
载《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22朱维铮：
《良医能治“国病”？—《德贞传》序》，并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09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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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史的思想加以介绍，有利于读者从深层次把握近代医学的发展脉络。作者以这种历史而
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医学传教士、西方医学在中国医学近代转型中的影响以及中西医学文化的互动，认为西方先进医学文化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部分动力，同时也重视德贞向西方传播中
国医疗文化和保健观念的作用。23《德贞传》在写作方法上遵循人物传记的要求，内容包含传主的成长经历、主要活动、学术著作和医学成就。除了介绍德贞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外，作者还介绍了德贞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德贞不仅是一个医学传教士，他撰写的学术文章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气质和学识。除了医学文
章外，他还研究中俄关系史，出版过《中俄政教志略》，这是西方学者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文献。
德贞在离开伦敦会后还将一部分时间投身于政治和中英外交活动中，这一点在德贞与曾纪泽关于
中英外交事务上的合作中可见一斑。
值得称道的是，高晞博士不但坚持不懈地搜集关于德贞的各类文献资料，还积极寻找、采访德贞的后人，《德贞传》中收录了德贞后人提供的德贞家谱、年谱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德贞传》搜集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涵盖了与德贞有关的所有中英文论著、文献，作者在此基础上没有停留于一本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灵活地运用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用了一半篇幅对传主展开横向研究。作者纠正了以往医学史学者一些认识上的错误，比如，作者认为，“文化力量并不是政治强权所能操控的，西方学者所总结的‘帝国主义’特征没有在医学传播中清晰地表露出来”（第 34 页）。作者描绘了中国人在西方医学传播中作为接受者的反应，证明了“19世纪的中国，中西医学间的冲突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严重，也没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重要”（第40 页）。作者运用专业的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术语来介绍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一些传统看法进行了考证，比如认为“中文‘解剖学’译名的确定是源自于中文文献而非日本传入”（第300 页）
。作者还善于发现问题，比如探讨了德贞被后人忽视的原因，比如关于北京东方学会（PekingOriental Society）的研究。

四、商榷·期待·完美《德贞传》贡献良多，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德贞传》有过分夸大、拔高德贞形象之嫌。全书以德贞救活一名中国剖腹男子的故事开头，展示德贞妙手回春的医术。可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不免令人质疑：该男子上午 10 点腹部被人捅开，直到晚上 11 点被送往医院，看似必死无疑的人，却还是被德贞救活。书中类似的情节还有，也许
作者主要依据的是德贞所撰论著，无法得到更全面的资料加以印证。
作者在行文中多次提到德贞与其他医学传教士不同——德贞完全没有歧视误解中国的想法，甚至认为他来华以后关于政治、经济和医学文化等方面都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为中国辩护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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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在《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上曾经发表《中国的饮料》和《功夫》两篇文章，从医学角度介绍中国传统的健康观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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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19 号（2010）

样虽然可以体现德贞对中国的感情和贡献，但清政府是如何对待德贞的？德贞在义和团时期为什么会躲到东交民巷？他在最后的生命历程中还在为“中国”辩护吗？也许同样是出于“无法得到更全面的资料加以印证”的原因，作者并没有加以深究，让读者感觉有些不合情理。也许支撑《德贞传》的文献大部分是德贞的论著，在史料运用上的单一性限制了作者的视野，因此，作者应该
将德贞置于整个来华传教士和西方人群体之中，更全面地搜集资料，比较分析，客观评价德贞在
中国医学近代化及其他方面所起的作用。
《德贞传》的研究内容属于跨学科研究，研究目的是为了完整再现一个被遗忘的医学传教士
及其在晚清医学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这一线索必然要与社会变迁发生联系。作者在“上篇”通过介绍德贞与中国士大夫的一些交往来反映晚清社会，在反鸦片运动中传教士与中国人的互动也
反映了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处境。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述德贞、中国医学近代化时，与近代社会的联系很少。例如，作者在论述以往研究者忽视德贞在同文馆开设医学课程的原因时，只是点明
医学课程是同文馆的虚拟课程，只是简单地提到中国官员对实验室教育的拒绝。实际上，作者应该更多结合同文馆出现的历史背景加以论述。再有，针对德贞否定天花可能起源于中国和认为“接种法”很有可能起源于中国这两个很好的观点，作者只是简单罗列了德贞自己提出的论据，但作者未能搜集资料，展开论证（这本身也是一种创新），给读者有不明作者态度之感。
《德贞传》在结构上分为“上篇·德贞前传”和“下篇·德贞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两个部分，
层次分明，但作者在一些章节开头提出的问题与随之论述的内容呼应欠妥。例如，第六章开篇提
出：同文馆医学课程被忽视究竟是为什么呢？从逻辑上说，本章三节内容都要论述这一问题，但事实上只有第一节点明原因。其他两节又提出了其他问题。这样多重提问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和思考，不过也会导致结构上的混乱。再有，《德贞传》上篇倾向于德贞个人的传记，传主在事业上的贡献似乎应该专辟一节加以论述，而作者只是将它穿插于传主与传教士、士大夫的交往中（第三、四章），显得不够清晰明了。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
《德贞传》虽然略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德贞氏尘封已久，高晞博士披沙拣金，完整再现；西方近代医学全面传入中国的历史逐渐改变了数千年来单一的中医独立
存在的局面，推进了中国医学的近代化，德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湮没无闻到栩栩如生；
客观公正地评价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角色与作用，推进文化史、传教史、医疗史研究—高晞博士着笔，费心费力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