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85
No.18,（2010）pp.85-125

翻译的政治：“皇”、“王”之论争
庄钦永、周清海*俄罗斯外交家们在这一问题（指沙皇的称号）上的顽强态度，曾激怒过外国人。但是，西方的外交家们在称号问题上表示出来的顽固态度，也不亚于俄国。……在抽象争论的后面，
隐藏着全然现实的观念。因为称号表示一定的权利，而对称号的任何忽视，都间接意味着放弃这些权利。
［苏］в. п. 波将金《外交史》1
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的改写、变
形或再创造。
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翻译、重写与及对文学声誉的操控》2
对于发动鸦片战争的统治者来说，使用什么样的话语和如何翻译词语，往往成为帝国意志较量的中心场所，而不简单是条约中偶尔发生的文字上的擦枪走火。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3
汉语新词研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微观视角是语言本体视角。
学者从微观视角来观察词汇如何被创制，如何定型，探讨一些内部与外部因素促使词汇被淘汰，
或流行开来等等现象。宏观视角则从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甚至比较文学
形象学等展开研究。张帆的《“行政”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与黄兴涛《“她”字1［苏］в. п. 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页 385。转引自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页 43。
2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0。中译文见朱安搏《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页 141。
3

参见刘禾（Lydia H. Liu）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 2。按：这书是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的中译本。上引这段中文译文，与英文原著在文字上不尽相同。

或問 第 18 号

86

（2010）

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
例子。张帆从概念发展史的视角对先秦到清代前期“行政”传统的含义及用法进行整理归纳研究，
并对它在 19 世末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原因做了考证。黄兴涛则结合了认知语言学、性别学、观念
史、跨文化交流等视角，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她”字，进行了系统完整、有趣的研究。
在这一篇论文里，我们尝试从宏观视角来看清代外语词汇的翻译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选取一个很小的视角切入，对以两个政治性人际称谓词“皇”、“王”为语素的两组汉语词语：“教（化）皇”与“教（化）王”、“皇帝”与“国王”展开“知识考古”的个案研究，希望结合历史、政治、翻译学等知识对这两组词语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解读清代政治思想与文化之变迁。
明清时，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接踵来华传教。为了播基督教，传教士撰写许多宗教、世界史
地，以及科学译著。其中的一些宗教及世界史地书，当然会提及全世界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以及西欧历史上个国之统治者。他们创造了“教（化）皇”与“教（化）王”来翻译英语 pope，也使用“皇（帝）”、“（国）王”来翻译 emperor 和 king。表面上看，这些译词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性。它们让讲不同语言的中西民族达到沟通的目的。但是，正如翻译学学者所指出的，一个译词的产生，绝不是仅仅是一种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间语际沟通实践活动的结果，它也是各种语言文化之交流、冲撞、交融的结晶。当译者在各种语际间作翻译实践活动时，他其实是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之间建立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而
他“以什么样的思想权威或者知识权威的名义，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从事翻译”，就创造出不同
的译词。因此，这些基于不同理据所构成的译词就出现了“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
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的现象，这种情形尤其尖锐，特别是“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4

汉语“皇”、“王”与英语 emperor、king 蕴涵

着源语与译体语在民族文化、历史、政治思想与观念的差异与冲突。因此，译者以“教（化）皇”
或“教（化）王”来翻译 pope，以“皇（帝）”或“（国）王”来翻译 emperor 时，在“皇”、“王”二字或语素中所做的选择，让我们看出两组人在政治思想与观念之间的较量与斗争。

一、“王”、“皇”二字词义溯源与变迁“王”、“皇”是两个有隶属关系的政治性人际称谓词，是两个个体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符号。

4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reface, p.xv; Main text, p. 1. 中文译文见刘禾
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序，页 1；正文，页 2。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87“王”的字义極其狹窄，其本义是国家首领，许慎《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5

商、周时，“王”是最高统治者。祖庚、祖甲时期卜辞：“辛未卜，行贞：王出，无祸，在六月”（《合》
23727）6；周金文《盂鼎》：“王才（在）宗周令盂”7；《尚书》：“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8战国时，它所指称的不再是天子，而是各独立自主诸侯国的国君9，《战国策》：“王曰：‘寡人终何塗之从而致之齐？’”中之“王”即是。秦汉以后，“王”的涵义有些许变化，成为统一天下皇帝之下的诸侯王，或皇帝伯叔兄弟分封于外的最高爵位10，《汉书》：“诸侯王，高帝初置”11，《史记》：“立子长为淮南王。”中之“王”即是。
“皇”字之诞生比“王”字迟。这字甲骨文未见。东汉史学家班固（32 - 92）在《白虎通义》
中，概括地指出它在上古汉语里的几个义项：“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时质，故总称之。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兹据金文、先秦两汉文献，对班固之说略作说明。一，“皇”是上古三皇之尊号。东汉蔡邕（133 - 192）《独断》云：“皇帝至尊之称也。上古天子庖犧氏族、神农氏称皇，尧、舜称帝。夏殷周称王，秦并以为号，汉因之
不改。”二，它也用来指称一国之君主、帝王，如《楚辞》：“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12这涵义和战国时之“王”一样。三，“皇”有美之意。《（氵＋允）儿钟》：“元鸣孔皇”，《诗经·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13。当它用作动词，则作嘉美解，如《竞卣》：“白屏（下改为辛）父皇竞各（格）于官（宫）”。四，“皇”有大之意，《（害＋夫）钟》：“隹（惟）皇上帝百祥”，《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14。五，“皇”又有天之意，如屈原《楚辞》：“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六，它也用作先代或亡亲的敬称，如《礼记》：“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三十六年），原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三皇，及独立自主诸侯国的称谓词
“皇”，词义发生衍变。那一年，秦王政（前 246 - 前 210 年在位）在一片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9。

6

但在卜辞中，它也用来指称某些方国的首领，如“贞：令王隹黄”（簠人九十六）。“王黄”，即嬴

姓封国黄国的君主，亦称“黄王”。参见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页 193 - 194。
7

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 109，110；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

彭裕商编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书社，1993），页 21。
8

参见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 643。

9

例如《孟子》：“王好战争，请以战喻。”参见《古今汉语字典》，页 643。

10

《康熙字典》云：“按秦汉以下，凡诸侯皆称王。天子伯叔兄弟分封于外者亦曰王。”参见《康熙字典》午集上（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第 2 册，页 3 上（页 727）。
11《古今汉语字典》，页 643。

12

《古今汉语字典》，页 245。

13

《金文常用字典》，页 37。

14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 37。

或問 第 18 号

88（2010）

先后灭了韩、魏、楚、赵、燕、齐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劝秦
王政称“泰皇”（古代三皇之一），但这位秦代开国元君自认他功过三皇五帝，所以取上古三皇之“皇”，五帝之“帝”的“尊号”，自称“皇帝”，即始皇帝，宣布自己为秦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就这样，“皇”字演变成为指称统一天下、版图比王国更为辽阔之皇帝的尊号了。15《说文解字》：“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16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
皇帝号经历了一个“普遍化”的过程，到汉代时，便由秦始皇的专属称号，演变为治理天下、最高统治者之普遍职称了。17。它流传了两千多年，至清朝末代皇帝。
汉语的“王”、“皇”两字，在英语、拉丁语、法语里都能找到双语词典翻译学上所说的完
全对等语18，它们分别是 king、regulus、roi 及 emperor、imperator、empereur。也就是说，无论在
内容、范畴、语用、语域等方面，这些源语和译体语对应成分之间均完全吻合。无论是源语或译体语的民族使用它们时，读者头脑中所产生的认知，或形象的联想都是一样。就以英语来说，根据 1755 年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 - 1784）博士编纂的旷世之作《英语词典》，king 是“统治者尊貴之称号”19，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20。而 emperour（今拼写作 emperor）
是“君王的称号，其权势地位超越一个国王，例如日耳曼皇帝”21。在欧洲历史上，emperor 称谓15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之记载。按：三皇五帝在古书里有不同的说法。《史记》中说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是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参见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页 173 - 174。
16《说文解字注》，页 9。

17

甘怀真《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载其《皇权、礼仪与经济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341 - 348。班固《汉书·高帝纪》：“汉王即皇帝位，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又尊太公为太上皇”中之“皇”，正说明西汉时它已经是帝国统治者之普遍职称
了。
18

完全对等语（full equivalent），也作全面对等语（complete equivalent）、翻译性对等语（translantional

equivalent ）、可嵌入对等语（insertible equivalent）、或精确对等语（exact equivalent）。参见万江波《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页 42 - 43。
19

原文：“the name of sovereign dignity……the kings of most nations being, in the beginning, chosen by thepeople on account of their valour and strength.”参见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Dictionary(London: Times Books, 1979), col. KIN（Reprint of 1755 edition published by J. & P. Knapton; T & T
Longma; C. Hitch and L. Hawes in London）.
20

Concise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 compiled by Bruce Wetterau (London: Robert Hale, 1984), p. 438。

21

原文：“A monarch of title and dignity superior to a king; as, the emperour of Germany.”参见 Samuel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Dictionary, col. EMP。英语 emperor、empire（帝国）即由拉丁语
imperator 衍生出来。imperator 本义是统帅。古罗马终身独裁者屋大维（公元前 63 - 前 14 年）曾在他的
名字里加上 imperator 的称号，后来这字衍生成为罗马皇帝的名衔之一。克劳狄王朝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公元 37 - 68，54 - 68 在位）之后，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就使用了 imperator 这个政治性人际称谓词了。参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蔡鸿滨、桂裕芳译（J. Aldebert）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89

之使用是有其历史传统的。“皇帝”的称号只有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及其继承者才可以使用。罗
马帝国分裂后，它一直属于东罗马统治者之专称。22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为了表示他是古罗马的继
承者，是东正教的保护人，俄国的统治者称自己为沙皇，成为皇帝的另一种称呼。其他西欧和北欧的君主均自称国王。

二、“教化皇”、“教化王”之争（一）拉丁语 papa 及其西欧等语对应词之汉译拉丁语 papa（英文 pope）原是一个普通名词，意为父亲，大约在公元 7 世纪前，它是用来
称呼教会所有主教。自 6 世纪以降，它逐漸衍化成专有名词，成为基督在世代表、天主教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23最早以中文介绍欧洲教皇制历史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 1649）。1623 年（明天启三年），他在杭州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书《职方外纪》。就在卷二“意大里亚”一节里，这位被中国学者称为“西来孔子”的，这样记载：耶稣升天之后，圣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琭，一宝禄，皆至罗玛都城讲论天主事理，人多信从。此二圣之后，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继阐明。至于总王公斯珰丁者，钦奉特虔，尽改前奉邪神之宇为瞻礼诸圣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存焉。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馀年，相继不绝。教皇皆不婚娶，永无世及之事，但凭盛德，辅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殴逻巴列国之王虽非其臣，然咸致敬尽礼，
称为圣父神师，认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决，必请命焉。其左右尝简列国才全德备，
或即王侯至戚五六十人，分领国事。24
在这段 220 多言的文字里，艾儒略粗枝大叶地介绍了教皇制的产生，教皇的选举制度，教皇国的组织，以及教皇在西欧政治纠纷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之角色。
在西欧某些历史时期，教皇的神权、军权与俗权之大，西欧君王无人能出其右。从神权方面
来看，教皇掌握了全世界的宗教统治权，他不仅是枢机主教之首，掌管枢机主教团，更是世界各地天主教教会之“共主”，所有教会都得遵从在神学教义上所作的解释。从军权方面看，为了扩张天主教之势力范围，加强其权力和地位，教皇在 1096-1291 年鼓动西欧天主教会、世俗封建主个
意大利富商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十字军东征。从政治方面看，教皇拥有不受世俗约束的俗权。

《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页 110；Concise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
p. 24422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 P. Martin，1827 - 1916）《万国公法》云：“君王之称莫尊于皇号，盖以为嗣续罗马之古皇故也。但日耳曼皇之外，他国之君立此号者，即以为较诸国君王更有尊位，未之有也。”参见［美］惠顿撰，［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京都［北京］：崇实馆，同治三年［1864］），卷二，页 64 上（513）（《续修四库全书》第 129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3［法］保罗·波帕尔（Paul Poupard）著，肖梅译《教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 31。

24［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 《職方外紀》（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84。

或問 第 18 号

90（2010）

中世纪后，教皇的领地不断扩大，是教皇国之君主。罗马教会成为西欧唯一的权力中心，更竭力插手西欧各国政务，甚至废立国王。下面我们列举三件史实藉以略窥教皇在西欧政治上权势之大、地位之高。
一、上面我们说过，在欧洲历史上，皇帝的称号只限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分裂后，
它一直属于东罗马的皇帝之专称。换一句话说，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是不能自称皇帝的。不过，假如他得到教皇的加冕后，便有权这么做了。公元 800 年前后，查理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版图与
西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相接，建立起查理帝国。版图的扩大使查理不再满足于国王的称号。后来，
教皇立奥三世（Leo III）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举行加冕，群众称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
二、约一个半个世纪后，上述这一幕历史又再重演。查理曼帝国解体后，西欧陷入分裂。公元 962 年，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 XII）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德意志萨克森王朝国王奥托一世（Otto
I，936 - 973 在位）加冕，把“罗马皇帝”称号加给后者。
三、正如《职方外纪》所说的，西欧各国“凡有大事莫决”，必请教皇之命。1492 年，哥
伦布到达美洲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市场和掠夺财富，长期进行战争。1494 年，
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 - 1503 在位）出面调解，并作出仲裁，两国因此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在大西洋中部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史家称之为“教皇子午线”，线西属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线东则属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
对于这么一位拉丁语叫做 papa，集教权、军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教宗，明清传教士及中国士
人学者創制了不同的汉译词。其中有以比拟命名式的造词方法，译之作“都僧皇”25、“教化主”
26、“教化皇帝”27、“教化皇”、“教皇”、“教化王”、“教王”，等等；也有采用旧瓶装新酒的造词方法，将佛教词语基督化，译之为“大僧”28、“法王”29。在这众多汉译词中，以“教化王”、“教王”、“教化皇”、“教皇”四个译词流行范围最广，流行时间也最为长久。

25

罗马教皇 Sixtus V（塞克斯都五世，1521 - 1590，在位 1585 - 1590 年 8 月 27 日）《致神宗国书》自称“都僧皇哂师（左加口）嘟”。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页 35 注 2。
26庞迪我《庞子遗诠》（1617 年）：“是以后世凡嗣伯铎禄之位于罗玛者，皆为厄格勒西亚之首，吾所尝称教化主者是也。”（见钟鸣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台北
利氏学社，2002］，第 2 册，页 155 - 156）；黄景昉《〈三山论学记〉序》：“愚闻之艾思及先生曰：‘我殴逻巴人，国主之外盖有教化主焉，其职专以善诱。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页 117）
27

1639 年（明崇祯十二年）刊行于浙江的反天主教之主要著作《破邪集》中，有一篇张广湉撰写的《辟

邪摘要略议》，在谈到欧洲的政治体制时，著者说：“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治政，教化者统万国治权。治世则相继传位于子孙，而所治之国，属教化君统，有输纳贡献治款。教化者传位，则举国中治习天教之贤者而逊焉。”（见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页 276）
28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上册，页 120。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91

创制“教化王”这个汉译词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在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之注记写道：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罗马国，欧逻巴诸国皆宗之。30
后来传教士又将利玛窦所创造的三音节词压缩作“教王”。例如明崇祯年间，在朝廷出任修历之职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哀矜行诠》（1633 年）里就使用了这个双音节词：意诺鲁德（同名，第九教王）遇道旁一癞者，实吾主化见也。31意诺鲁德，即教皇伊瓦里斯特（St. Evaristus，在位 97-105？）。
但天主教界也创造了两个比“教化王”、“教王”理据性更强的译词“教化皇”、“教皇”。
例如朱毓朴《圣教源流》（1635 年）：
天主在世上将要升天时，立定这规矩，命教中有一位名曰大圣父，曰教化皇代他管。32为徐光启施行洗礼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罗儒望（Joannes de Rocha，1566-1623）在《天主圣教启蒙》（1619 年，明万历四十七年）云：凡天下人已领圣水，信认吾主耶稣基利斯多所命信认的事情，并信认尊敬耶稣基督利斯
多所留教皇以代主教者，这等人皆成一总都会，即我所谓圣阨格勒西亚是也。33
传教士沿用“教化皇”34、“教皇”35的例子颇多。

29

例如黄伯禄编《正教奉褒》：“先是，法王类思第十四位，向与圣祖仁皇帝国书通问，礼币往来，频以金银礼器、绣幔彩瀱（去氵）”。载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合、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362。佛教词语“法王”有二个义项：一，佛教对释迦牟尼的尊称；二，元明两
代授予臧传佛教首领的封号。
30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页 260。沿用利氏创译的

这个汉译词的有：利玛窦的西班牙籍助手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与艾儒略。庞迪我《庞子遗诠》（1617 年）：“教化王崩，则俱集于一堂，先祷天主，而祈其佑。”艾儒略《天主圣教四字经文》（1642 年）：“主将升天，恐失教我，立教化王，命彼斯玻。”参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
天主教文献》第 2 册，页，157，371。
31

罗雅谷《哀矜行诠》（1633 年），《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5 册，页 126。

32

《圣教源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3 册，页 370。

33

罗儒望《天主圣教启蒙》，《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 册，页 421。按：罗儒望这书

是据耶稣会士 Marc Jorge 之 La Doctrina Cristiria（《教理单元》）作底本译出。显然的，这个汉译词应
该是罗儒望和徐光啟合作的结晶。
34

例如，17 世纪接受和传播欧洲科学、技术及文化的中国基督徒学者王徵（1571 - 1644）在《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纪》（1638 年，清崇祯十一年）里就沿用了这一译词：“杜先生者，远西殴罗巴州
意大利亚国地，圣名奥定，道号公开，为耶稣会中修士，„„奉教化皇命，来我东土，阐传天主圣教。”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433。

或問 第 18 号

92

（2010）

上述四个译词，从构词理据或认知视角看，是合理的语义组合和结构关系，的确是很好的汉译词。它们以历史为理据来表达现实的理性意义，使人一看就认识它们的词义。唯一不同的是，译者所选用的语素有别：一对选择“王”，另一对则采用“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现象，套用西班牙翻译实践家哈维尔·佛朗哥（Javier Franco Aixelá）的理论，反映在输出或输入文化的相对势力中，存在一种不稳定的权力平衡问题。36
翻译理论家孙秋风说：“翻译活动与意识形态似乎有不解之缘，包括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译入语读者的意识形态（读者期待不可不考虑），这些
可能彼此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峙相映，诸种不同领域边界的相互磨擦的张力，对翻译认知及操作构
成巨大的挑战。”37又有学者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际交流，而是跨文化的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
言从一个文化空间移入另一个文化空间，使一种语言离开了原本的地理空间进入新的译体语的地理空间。由于源语与译体语文化、地理空间的不同，因此，“在翻译中，译文并不是对原文的等
量替换，不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而“是在自我与他者、同一性与位移性之间的一种差异游戏”。通过这种差异游戏之转化，译者賦于译体语新的生命力。38这样一来，翻译不是源语符号的
再造，而是跨文化意义系统之间的一场较量。
翻译也是一种“权力游戏”（games of power）。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neutral）。
它们都为思想和交流提供了基本模式，都有特定的规范，以调节思想和交流的程式。人们在运用一种语言时，几乎无法摆脱其特定规范。这些规范涵盖每个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一种“交际行为”（a communicativeact）。“因此，译者往往受制于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强势／弱势感觉、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原则、文本语言本身、主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期望”等等因素，35

例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紀》（1623 年）：“教皇即居于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馀年，相继不绝。”（页 84）、《西方答问》（1637 年）：“教科与道科，皆为教皇所用，授之品级。”（卷上，页 13 下；载 John John L.Mish“Creating an Image of Europe for China: Aleni’s His-fang
ta-wen 西方答问,”Monumenta Serica Vol.XXIII (1964), 4-30）。施若翰（Juan Garcia）的《天主圣教入门问答》（1642 年）：“天主未受难前，立一大宗徒名伯多禄者，为圣教会之首，以代其位，以掌教事。是后贤圣传位，主持教化，共称为教皇云。”（《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2 册，
页 508），以及利类思（Lodovico Buglio）的《圣事礼典》（1675 年）《圣事礼典》：“［正月］初五日，三王来朝守夜（加半）。又圣德肋斯福教皇致命（忆文）。”（《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1 册，页 317）
36

Javier Franco Aixelá,“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n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itedby 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 (Clevedon, Philadelphia :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 52
- 53.
37

孙秋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页 62 - 63。

38

陈永国《代序：翻译的文化政治》，见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页 2 。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93

因此，翻译实践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和中立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a political act）。
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也不论他们是处在权力中心的政府，或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
都会因自己的社会处境或奋斗目标的不同，在翻译实践时，采取遵循或抵抗甚至颠覆主流规范的不同策略。而语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象征权力结构等复杂关系的语境）则在不同层面上左右他们的语言、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抉择。39如此看来，译者在进行文字“差异游戏”中，
也成为“权力游戏”的把关者。当他进行翻译实践活动时，他其实是在操纵源语与译体语的政治、
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赋与他所创造的或选择的译词于不同形式的生命力。40
上述四个译词就是通过两个有隶属关系、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符号“王”、“皇”之“差异游戏”，进行一场“权力游戏”，一场源语中的政治人物与译体语政治中心人物在世界政治地位与权势上之较量与斗争。选择“王”者，即采取遵循“皇”字在汉语词汇系统规范之翻译策略，降低教宗之政治地位，避免亵渎冒犯中国皇帝。选择“皇”者，显示译者采取抵抗甚至颠覆主流“规范”的策略。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在政治地位与权势方面，教皇是可以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

（二）康熙与罗马教廷特使之冲突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与文化体系。每种语言都是某种规范的产品。秦汉之后，汉语词汇体系里，政治性人际称谓词“王”、“皇”之涵义基本上已经固定下来，成为中国二千年历史、
政治、文化的规范词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体现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对各种政治角色
制度化、道德化、文化化的规定，反映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角色定位观念”41：天下只有一个“皇”，
统治着广袤大帝国疆域，其下有无数的“王”（包括独立王国之君主或是帝国属下小部分疆域之统治者）。选择任何一个字作语素，在构词理据上都有深一层的政治涵义。
自明代以降，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意识下，中华帝国
形成一种超脱国家的，也是超脱中国的宗藩或朝贡体系。这种朝贡体系产生了单极世界秩序。“天下”是由一个禀承天意的中国皇帝所统治；邻近的东亚、东南亚国家被归入藩属国，而西欧贸易
国家则被视为朝贡国。藩属国与朝贡国的君主必须向上邦天朝的中华帝国皇帝称臣纳贡。在这单39

参阅毛思慧《导读》，载 Román Álvarez, M. Carmen-África Vidal 编《翻译，权力，颠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页 viii-ix。Theo Hermans,“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ited by 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 pp. 29 – 37；王东风《导读：从文化转向到权力转向：翻译体现知识建构权力》，载 Maria Tymoczko & Edwin Gentzler &Maria Tymoczko 编《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页
x。
40

陈永国《代序：翻译的文化政治》，页 2 - 5；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 Translating:

A Political Act", in 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pp. 1 - 9.
41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页 205。

或問 第 18 号

94

（2010）

极世界秩序里，依据中国二千年历史、政治、文化的规范，唯有“华夷共主”42的中国皇帝可以使
用“皇”字43，被称为“皇帝”，其他受明、清皇帝直接册封如朝鲜、缅甸、安南、琉球等属国君
主，以及与中国有朝贡、互市关系，但不接受册封的“化外”西洋等国之统治者一律只能自称做“王”。44 通过“王”、“皇”二字的使用，中国统治者把他与藩属国、朝贡国君主在国际政治
地位之上下，以及权势之大小具体地衬托出来。
公元 17 世纪下半叶～18 世纪前 20 年，那位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同一时空下开创繁华盛世
的康熙帝（1654-1722），就对“皇”字之使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这位励精图治、睿智英武的帝王坚持，在汉语世界里，只有他这位天之骄子绝对拥有使用“皇”字的垄断权。我们在这里仅列
举一个例子从侧面来说明这点。上面我们说过，在历史上，中国的藩属国与朝贡国之统治者均叫
做“王”，但是，一衣带水的中国邻邦日本之统治者却是自称“天皇”。45使用“天皇”的称谓不仅表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而且在与中国皇帝交往中体现了平起平坐的平等精神。46

明末清初，去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带回了一部 52 卷的日本中世历史书书《吾妻镜》。

“编中所载，始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讫龟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凡八十有七年。”47

安德

天皇治承四年即公元 1180 年（南宋淳熙七年），龟山院天皇文永三年即公元 1266 年（南宋咸宁42［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道光卷七十三，页 33 上（115）。

43

这种情形有例外，那就是当皇室成员、朝臣成为天主教徒时，他们会称他们的教宗作“教皇”。例如，

明皇太后皇太后（圣名玛利亚）领洗入教，为了表示爱戴罗马教皇，1650 年（永历四年），特遣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 - 1659）赴罗马，持国书二通，其中上教皇书开头第一行就说：“大明宁圣慈
皇太后烈纳致谕于诺曾爵代天主耶苏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同年，南明宰相庞天寿以个人名义
写信给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ry X）《上教宗书》：“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请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国家，立跻（原作“际”）昇平，俾我圣子，乃大明拾捌代帝，„„则我中华全福也。”参见箕作元八、田中义成《明王太后赠罗马法王谕文》，《新译界》第 3 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页 75；《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页 430。
44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页 66 注 3。在《清实录》里，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例如，

1686 年（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王派遣使臣宾先巴芝奉表入贡。归国之际，康熙帝颁谕嘉彰其国王
曰：“朕惟柔远能迩，盛代之嘉谟；修职献琛，藩臣之大节。输诚匪懈，宠赉宜颁。尔荷兰国王耀汉连
氏甘勃氏（按，即威廉三世 William III［William of Orange］，1650 - 1702，在位 1672 - 1702），属在遐方，克抒丹悃，遣使赍表纳贡，忠荩之忱，良可嘉尚。用是降敕奖谕，并赐王文绮、白金等物。”《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五册，卷一百二十七，页 354 - 355。
45

日本古代的最高统治者叫做“大王”，大概在推古十五、十六年（607-608 年），即唐代后期，日本

就开始有意与中国争夺“天下”，德太子决定使用“天皇”代替“大王”。《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条
记载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即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句子。
46

蒋立峰《“天皇”名称的由来》，载氏著《日本天皇列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页 188-189；

柳岳武《传统与变迁：康雍乾之清廷与藩部属国关系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页 268。
47冯佐哲《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载氏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 86。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二年）。《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1658-1712）就藏有这书。4895

在《吾妻镜》里，多处出现了“天皇”这一字眼49，可见曹寅是知道日本之统治者之称号的。有趣的是，1703 年（康熙四十二年），这位康熙帝的股肱之臣参考了这书，写了《日本灯词》（收录在《太平乐事》中的一出杂剧）50。但是，为了讨取皇上的欢心，他居然把日本天皇改称为“日本国王”，并借其口
唱歌来歌颂康熙统治时期盛世的喜庆景象和国泰民安：
自家日本国王是也，俺国都称筑紫，形类琵琶，读洙泗之诗书，崇乾竺之法教，向自前
明负固，颇肆猖狂。今者中华圣人御极，海不扬波，通商薄赋，黎庶沾恩。俺们外国，无以
答报，惟有礼佛拜天，预祝无疆圣寿。51曹寅这样做，当然是有其政治目的。除去“天皇”，改作“国王”，贬低日本统治者在“天下”的权势与地位，让这位明清以来最有威望、最有力的康熙乐开了怀。
的确，在朝贡制下，康熙帝是没有平等的外交观念。52 康熙以居高临下的等第观念对待与中
国有交往的国家的统治者，即使在已知是平行于自己，要求平等对待的泰西各大帝国也是如此。
他就和其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一样，认为普下之下，四海之内，惟“皇”独尊，其地位至高无上，无可匹敌。为了保持“皇”的独一性与独尊性，清廷在对属国、朝贡国，甚至是邻国外交来往礼仪上有严格规定，藉以维系君臣关系的秩序：一、凡来中国朝贡的使节称为“使臣”。二、他们皆必须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所谓“表”，为明清大臣向皇帝奏疏的法定文体之一。三、在表上国王使用“奏”字。四、中国皇帝则在回信上则使用“敕谕”、“上谕”一类的字眼。
1675 年（康熙十四年），俄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Aleksei I，1645-1676）派遣公使尼果赖（Nicolas Gavrilovitch Spathar）来华。依据上述清廷对外礼仪，权倾一世的康熙当然没把沙皇视作“皇”。他给沙皇回了一封信函，尼果赖看了，认为其中写有“损害沙皇陛下尊严的刺耳是或不妥的词句”53。17 年后，即 1692 年（康熙三十一年），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1725

48

冯佐哲《曹寅与日本》，载氏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页 124-128。

49

例如卷第一：“安德天皇（讳言仁）。高仓院第一皇子。”卷四十八：“正嘉二年二月，清和天皇崩。”

卷五十二：“圣武天皇御宇天平十三年辛巳六月戊寅，日夜洛中饭下。„„光仁天皇御宇宝龟七年丙辰
九月廿日，石瓦好雨自天降。”参见与谢野宽、正宗敦夫编著，与谢野晶子校订《日本古典全集》第一回（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大正十五廿［1926］），第 1 册，页 1；第 8 册，页 49，227。
50

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载氏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页 138。

51

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页 136-137。

52

李天纲《康乾中梵交往及其世界史意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导言》，［意大利］马

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 16。
53对于尼果赖这种指责，清廷内阁大学士解释说，信中之措辞遣字都是根据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礼仪制度。由于康熙帝是“皇”，所以在致别国君主的复书中，就出现了三种情形：第一，中国皇帝一律使
用至尊君主对下属的语言。第二，关于别国君主的礼品，清帝的复信中都写作“尔所献贡物，朕已察收”。
第三，赏礼或回礼，清帝一律写作“朕念尔曾经效力，特赐尔及尔国以恩赍”。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页 120 - 127。

或問 第 18 号

96（2010）

在位）派来使节伊兹勃兰特·义杰斯（Isbrants Ides）。由于国书内“不写‘奏’字，而写‘朋友’”，
而且“将其君主写金字”，清廷官员认为这“实不合外国奏书之例”，因此，决定“不接受国书及其贡物，悉予退回”54。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清廷严格规定：以后“俄罗斯国奏书中，如书有‘奏’字并将我国尊称置前，则可入奏；如无‘奏’字并不将我国尊称置前，则不准入奏。”
55

对于沙皇，康熙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如此对待，对罗马教廷元首，当然不言而喻了。1706 年（康熙四十五年），为白晋（P. Joachim Bouvet）事致给罗马教廷特使多罗（Card. 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时，康熙说：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56康熙称罗马教廷首脑为“教化王”。在朝服侍的传教士都深谙彻明其中的政治意识。因此，尽管有些传教士称他们的精神领袖作“教化皇”、“教皇”，可以在呈给康熙的奏表中，无论是以个人或是代教皇翻译，一概使用“教化王”、“教王”。平日友善来往是这样，既便对康熙有所不满，也是如此，毕竟此时此地掌握话语霸权的是康熙其人。例如 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ementi XI，1649-1721，1700-1721 在位）57知道其特使被囚禁在澳门后，他
给康熙呈上表文，希望皇上宽待多罗。译者是这样翻译教皇的表文：
格勒门德第十一教化王谨
奉中华并东西塞外大皇帝之表曰：天主降厥天聪之明，予厥圣衷之安为
大皇帝之功，此我之所深愿也。

大皇帝秉广王之权，具异常之德，明哲至圣，不但遍及西洋诸国，而周天下之人，无一不知也。……
天主教行于

中华，而中华之人入教者，凡事规矩宜合于

天主教行。彼时多罗不得

不想
大皇帝已准行教，则亦准绝不合于

天主教之风俗，是以多罗始传伊教中之言也。……

大皇帝洪慈柔远之德，宽其禁约，复使之安居。今托54

大皇帝异常之仁，伏望Gaston Cahe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Sheldon Ridg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Russia and China

Under Peter the Great, 1689 - 1730 (Shanghai : "The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4), pp. 32 - 38。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图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编，上册，页 149。转引自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页 134。
56

参见《康熙为白晋事致罗马教王特使多罗朱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1 册，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第 3 册，页 11。
57

原名 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意大利籍。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97

大皇帝准行已上所求诸事，心欲仰报万一，唯求幸知

大皇帝或有喜悦所能之事，余必尽心竭力图维。虽相隔东西二海之远，断不致有负报答圣恩之意。……58

格勒门德第十一，即克莱芒十一世。上述引文是照罗马传信部档案馆原文格式辑录，只是原
文直排，从右到左，改作横排，从左到右。之所以在这里引述，主要指出三点：一、在表中，教宗自称“教化王”，称康熙作“大皇帝”。二、在行文中，凡是涉及康熙帝时，都抬头或空格，
以表示尊敬。三、表中均遵照清廷表文格式及遣词用语的规定。例如，开头第一句使用“奉„„表”，称皇帝之恩典为“圣恩”等等。这通信函让我们看到，在极度不满康熙囚禁其特使及谕令
禁教之时，教皇还是自甘情愿降低一级，自称“教化王”，对康熙如此毕恭毕敬（至少在表面上
是如此）。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有例外。1710 年（康熙四十九年），罗马教廷的特使居然一反教宗
多年的策略，在给康熙的书信中，易“王”作“皇”，称教宗为“教化皇”，引起康熙极大的震怒。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初，中国天主教教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传
教时，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采取了宽容的做法，允许基督教徒进祠堂祭祖、入孔庙祭孔。
但是，这种做法受到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抨击。1645 年，罗马教廷
决定禁止祭祖敬孔礼仪。十一年后，1656 年，耶稣会士辩称其实这些礼仪仅是社会性的礼节，并
非宗教迷信，于是教皇改变其立场。至此，“中国礼仪之争”似乎告一段落。但是，20 多年后，
这局势又改变了。1683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颜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来华。四年后，
教宗正式任命这位法国索波那（La Sorbonne）神学院神学博士为福建宗座代牧，全面管理福建教
务。1693 年 3 月 20 日，颜珰发令，要求其他的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更命令将各地教堂内挂有仿制康熙帝赐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摘去。为了巩固这一决定的实施成果，他积极寻求巴黎枢机
主教的支持。1700 年，经过三十次的辩论，索波那神学院确认中国礼仪为异端，且把意见呈给罗马教廷参考。迫于内部压力，教皇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不得不在 1701 年 12 月派出多罗主教59为全权
特使，到中国来解决几十年激化起来的“礼仪之争”。60至此，原是天主教各修会间神学诠释之冲突，就转化成以康熙和教皇的外交冲突，政治利益与教会权力的冲突。
多罗主教，意大利杜林（Torino）人，生于 1668 年 12 月 21 日。父名亚默德（Vittorio Amedeo），
是萨伏依的多罗侯爵（Marquis de Tournon of Savoy）幼子。在大学求学时期，考得教律和民律两

58

这封信之原件图片见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文化杂志》第 55 期（2005），页 11。
59

学者对这位特使之姓名有不同的译名，或作“铎罗”，或作“多罗”，康熙帝则称之为“哆啰”。这

里，我们依据教皇给康熙信之中文译本译本作“多罗”。参见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页 10 - 11。
60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 46 - 49。

或問 第 18 号

98

（2010）

科博士。晋升司铎后到罗马，在教廷各级法院实习，后为教宗宫廷宫长钱启（Baldasarre Cenci）枢
机主教的随员。在一次在教宗选举会中，他认识未来的教皇克莱芒十一世。
1700 年，克莱芒十一世登上教皇宝座。翌年，他赐封蒙席61衔头给多罗，并差派他以教廷特使的身份到东印度、中国以解决几十年悬而未决的礼仪问题。开始时，多罗以身体虚弱，不适长
途跋涉，且对远东传教问题一无所知，坚辞不受。然不为教皇所接受。经过一番挣扎后，他觉得：“如果我拒绝上帝的呼召，我似乎在我脸上贴上懦夫的标签，以及拒绝上帝为我所作的预定”62，
于是，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份艰巨任务。同年 12 月 5 日，教皇在御前大会宣布派遣他到东方，调查并解决争论“印度马拉巴礼仪之争”（Malabar Rites）与“中国礼仪之争”。几天之后，教皇亲自
在圣彼得大教堂祝圣这位年仅 33 岁的蒙席为安提阿宗主教（Patriach of Antioch）。63
1704 年 7 月，多罗在印度发表禁止迁就“印度礼仪”的决定。9 月，他离开印度赴中国。他先到马尼拉处理一些传教事务后，1705 年 4 月 2 日，这位罗马教廷宗座巡阅使抵达澳门。4 月 5日，进入广州。教廷特使的到访，受到对天主教有好感的康熙帝厚礼接待。他谕令朝臣“咨会督抚，优礼款待，供给船夫，派人照料，从速遣往京城。”64于是，多罗一路上倍受礼遇：“夫凡所经历，督抚重臣咸遵谕而迎飨护送，时其安处，厚其廪饩。初至天津，走使慰劳”。12 月 4 日，
多罗带着未经公布的教皇教谕到达北京，住在西安门内天主堂（北堂）。康熙派遣大臣到寓所问
候。当康熙知道多罗“戴病京都”时，更允许他“肩舆入内，赐坐赐宴”，且“亲垂顾问，命医
疗病，命官宿候。汤泉浴疾，伻频问慰。”其后，更是“畅春灯火，新阁款宾，锡乳酪而示分甘之爱，奏御乐以表同庆之欢，日常大官给俸，时或内厨颁馐。”65然而，康熙对多罗这种“旷古且未有以待亲臣勋臣者”之“殊恩”礼遇，仅是昙花一现。
对多罗到访的目的，康熙是心知肚明的。最迟在 1700 年 11 月 30 日，也就是教廷派遣多罗来华之前约 1 年，康熙就正式介入天主教各修会间的礼仪之争。66

后来他从与他亲近的北堂法国耶稣会神父那里获知：罗马教廷派出了高级别的特使，前来解决“中国礼仪之争”。1705 年 12月 31 日，多罗第一次觐见康熙，康熙想知道他来访的真实目的。可是他却以代教皇“感谢诸传教之士屡沾大皇帝柔远重恩”67、“为罗马和中国建立长久联系”等说法搪塞。对如此简单的回答，61

蒙席（monsignor）是教皇赐封给德高望重神职人员的荣誉衔头。

62

Robert C. Jenkins,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An Examination ofConflicting Evidence and an Attempt at an Impartial Judgment (London: David Nutt, 1894), p. 40。这句话是出现在多罗于 1701 年 9 月 29 日在罗马写给他父亲的信中。
63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1），页 102 - 104。

64

《武英殿总监造赫亨奏闻哆啰抵达澳门候旨进京请确定其着装等情折》，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

文献汇编（一）》，页 70。
65

韩琦、吴旻《“礼仪之争”中教徒的不同声音》，《暨南史学》第 2 辑（2003），页 457。

66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页 49。

67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致康熙书（志日 1709 年 3 月 2 日）。参见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页 6。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99

康熙当然不置信。他让他的侍卫告诉多罗，为这样的目的冒着生命的危險，万里梯航来到神州，
理由似乎不太充分。68
1706 年 3 月中旬，多罗从马尼拉方面得到消息，得知教廷已经在前年 11 月 20 日作出中国
礼仪的的裁决。6 月 29 日，多罗第二次觐见康熙。康熙仍追问他此行的真实使命，尽管已经确知教廷之决定，他仍旧是吞吞吐吐，又说代表教皇向皇帝问候。至此，康熙唯有拆穿直说了。他请
多罗转告教皇，中国人不能改变祭祖敬孔的礼仪；如果教皇执意要施行禁止祭祖敬孔的话，传教士就很难在中国待下去了。69经康熙这一拆穿，多罗知道事情不妙，于是请求离开京城到各省访

问。康熙以他非常住中国，且其不久将回欧洲，以及其身体欠佳为由，拒其所请。翌日，在与康
熙同游畅春园时，他向康熙表示，他在京已逾半年，准备回欧洲，中国礼仪之事将由颜珰和他继续讨论。708 月 1 日，颜珰觐见康熙，由康熙的亲信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当翻译。
在对话中，康熙发现这位十多年前命令各地教堂摘去“敬天”仿制大匾的传教士，既不通中国经
书，也不识汉字，对他极度反感。次日，康熙朱批道：此人“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
第三天，又批道：“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711706 年 8 月
13 日，康熙指责多罗掩盖出使使命真相，在中国制造是非混乱。几天之后，多罗请求离京。康熙
立即照准。12 月，康熙颁发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传教执照），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同时准备派遣耶穌会士赴罗马教廷斡旋。721706 年 8 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12 月 17 日，当他到达南京，传来康熙驱逐颜珰的消息，也听说在北京的耶穌会士具结，画押签字，效忠皇帝。于是，虽然尚未收到教廷正式文件，1707 年 2 月 27 日，这位“缺乏外交经验”73的年轻特使颁发了“南京敕令”（Regula），
宣布教廷已经决定禁止祭祖敬孔的礼仪。他谕令所有愿意留在中国传教或者有意进入中国传教的
传教士，如果受到康熙皇帝和地方官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必须以此敕令为准来布道和回答问

68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 53；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页 60 - 62；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75), pp.
75-76.
69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页 61 - 65。

70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p. 80 - 82.

71《康熙为白晋事致罗马教王特使多罗朱谕》，载《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 1 册，

页 10。
72

参见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页 3。

73

中文译文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页 459。

或問 第 18 号

100

（2010）

题”，“否则就遭自动绝罚的处分”，而且“只有教宗和我们保留其赦免权。” 74 “绝罚”
（excommuication），即逐出教会，是教会的最高处罚。
多罗此举大大激怒康熙。1707 年 3 月，多罗离开南京，5 月 24 日，抵达抵广州。5 月 27 日，
康熙在南巡途中在扬州，颁发传教“印票”，要传教士“永在中国各省传教，不必再回西洋”等
语。不作“具结”者，将备驱逐出境，赶到澳门居住。75此时多罗的处境已是四面楚歌，苦难重重。
康熙派官员要他出示教廷委任状，他抗拒不交。留居广州一个月后，7 月 28 日，在官员的护送下，
他被押到澳门。之后，澳门总督要求他在澳门不得行使任何职权，他也拒绝。另外，澳门主教也
怀疑其出使真伪，要求他将其委任状交葡萄牙王的文书大臣验证，他也置之不理。最终，在康熙
帝与葡萄牙总督相互协商，上下配合的联合行动下，多罗被软禁起来。
1707 年 8 月 1 日76，在全不知多罗已经被囚禁约 2 个月之情形下，教皇因多罗受康熙帝“大皇帝御前亲受格外隆恩”77，封他为枢机主教，以便他谈判时说话更有分量。1708 年 4 月 8 日，受传信部委派，意大利人米兰外方传教会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0-1746）带领五名传教士78从
伦敦出发，准备把教皇诏书及礼冠送给多罗。791710 年 1 月 2 日，他们乘船从马尼拉抵达澳门外的小岛。80翌日黄昏时分，传教士前往澳门，潜入多罗的囚室，行加冠仪式。81就在这个时候，谣
言满天飞，说多罗计划乘坐船只逃离澳门。821 月 23 日，“忽然有 5 个官员来访。问过山遥瞻
（Guillaume Fabre-Bonjuor，？-1715）神父之后，他们开始用严格的法律方式来询查他们的身份、
何时抵达澳门以及来澳门之目的是什么等等”，传教士们的“回答都被记录下来”。问完这些后，74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p. 119 - 120；［美］苏尔、诺尔编，沈保

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页 48 - 52；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页 87。按：这道谕令是在 2 月 7 日正式公布。
75

黄伯禄《正教奉褒》，载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页 366。

76［捷克］严嘉乐著、［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页 154 注 28。Robert C. Jenkins 在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中关于教皇封多罗为枢机主教之年代有二种记载：一是 1707 年 8 月（页 76），一是 1701 年 8 月 1 日（页 124），
当以前者为正确，后者显然是手民之误。
77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致康熙书（志日 1709 年 3 月 2 日）。参见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页 6。
78

他们是：虔劳会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奥古斯丁会的山遥瞻、庞克修（Joseph Ceru）、

任掌晨（G. Amodei）与潘如（Dominicus Perroni）。
79

李天纲《澳门与“中国礼仪之争”》，载徐洪兴、小岛毅、陶徳民、吴震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

想－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页 170。
80

李天纲《澳门与“中国礼仪之争”》，页 169-170。

81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中册，页 325。

82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 146.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01

官兵走了，随后就在囚所搭建一所附属小房让官兵居住，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的。83

清廷官员也

停止给多罗供应食水，并下令所有服侍多罗的华人仆役必须三天之内离开。84
刚取得枢机主教权威地位的多罗，感到宽慰，毕竟他忠诚不渝地履行特使的任务，终于得到
教皇的赏识，85更重要的，他可以向康熙帝证明他是教皇的合法代表了。多罗反复思考此时此地天主教所遭受的逼迫，及传教士所承受的种种凌辱后，决定给广东总督赵弘灿写一封申辩信，表白他的不满。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前些时候康熙请求教廷多派有学问的传教士前来中国一事，生命垂危的他“也给皇帝呈送了一份急件，告知他以枢机主教的级别来促进相互关系的愿望，另外还
宣布新来了六个传教士，其中三个通晓数学、音乐和绘画。”86

信中所说的“技巧三人”，即刚来澳门为他行加冠礼的山遥瞻、德理格、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信写成后，他托山遥瞻等呈给康熙。87

不料，信竟受到广州官员的拦截，并由后者呈予康熙御览。一看之下，龙颜

大怒。原来这位“不明智和傲慢”88的枢机主教之书信，竟是“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折用五爪龙”，特意亵渎冒犯皇上。89

所谓“字眼越分”指的他以“教化皇”来称呼教宗。

康熙是一个思精察微、治理朝政、办事一丝不苟的统治者。对于“皇”字之使用及臣下上奏
章行文格式，都有一定严格的要求。在 1717 年草就的临终遗诏中，康熙说：“朕莅政无论钜细，
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90康熙年间，北京一座天主教堂
落成，康熙赐亲题“万有真原”匾额，与“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

83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o Prandi (London: J. Murray, 1844), pp.
32 - 33. 中文译文见［意大利］马国贤（Matteo Ripa）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 30。
84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 146.

85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 144.

86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pp. 32 - 33. 中文译文见《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页

30。
87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p. 144.

88［德］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页 51。
89陈垣认为这道圣旨与“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十四日两广总督赵弘璨奏报多罗病故，折称奉旨：尔等差

人问哆啰，你国并无用五爪龙边之理，‘皇’’，所言与此实同一事故。”李天纲在《中国礼仪之争》
说：“铎罗继续在书中称‘教化皇’，用笺也是官府的五爪龙边纸。”既说“继续”，李氏似乎认为铎啰（多罗）有两次上书康熙，都称“教化皇”。对此，我们比较赞同陈垣的看法。参见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页 2 -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
丛刊续辑》第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页
106。
90《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6 册，卷二七五，叶 6 下（696）。

或問 第 18 号

102

（2010）

对联，派大臣送至天主堂敬谨悬挂。91

教堂神父上表谢恩，“天主”二字未曾抬头，康熙传谕神

父曰，以后“天主”二字，必当抬写。92这是康熙办事严谨的天性。康熙尊敬传教士所敬拜的天

主，同样的，他也期望传教士对他尊敬。因此多罗的“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折用五爪龙”的行为著实令他震怒异常。
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语言学家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权力。”93刘禾在
《跨语际实践》里也说：“如果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什么，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正视体制性实践的
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压抑其他的认知方式。”又说：“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着的利益无关的中立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在那里客方语言被迫
遭遇主方语言，而且二者之间无法化约的差异将一决雌雄，权威被吁求或是遭遇到挑战，歧义得
以解决或是被创造出来，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地表。”94刘禾所说的“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即我们所说的源语，而“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即译体语。多罗把拉丁语 papa 翻译作“教化皇”，走的是颠覆主流规范的翻译路线。他是与康熙在玩一场“文字差异游戏”与“权力游戏”。
多罗的“字眼越分”的做法，与“抬头错处”、“奏折用五爪龙”是关系极其紧密、三位一体的政治行为。他在告诉康熙，“教化皇”是“皇”，他是与康熙同在一个政治平台上，平起平坐。既是这样，他就有资格使用五爪龙边纸，並且在提及康熙时，不用抬写。对康熙来说，汉译词“教化皇”中语素“皇”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传达一个新政治思想与概念，即天下“皇”外有“皇”，这是对他“天下共主”政治地位之挑战。因此，他就必须将汉语“皇”字的传统认知
方式权威化，从而压抑其他认知方式。他下了两道御旨，严词厉语怒斥多罗之矜夸疏狂。第一道谕令通过养心殿监造赵昌、王道化、武英殿监造员外郎张常住、海关臣李国屏传与众西洋人：

91

按：康熙帝的这幅对联究竟为南堂或北堂所写，撰写的时间是那年，各书有不同的说法。乾隆年间于

敏中等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它为北京城南宣武门大街的南堂所写，但未言撰写时间；清末耶稣会
士黄伯禄编辑的《正教奉褒》也认为它为南堂所写，时间是康熙五十年（1711）；樊国梁《燕京开教略》
则说明它为西安门内北堂所写，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参见赵晓阳《北京南堂四百年简史》，
载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编《文化与宗教的碰撞－纪念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 5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7），页 167-169。
92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河北省］：天主堂，1931），页 332（《民国丛书》第一编，

第 11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93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 87。

94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pp. 3，26-27。中文译文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

页 4，36-37。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03

多罗所写奏本，抬头错处，字眼越分，奏折用五爪龙。着地方官查问。再，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他俱不会中国的话，仍着尔等做通事，他心里也不服，朕意且教他在澳门学中国
话语，以待龙安国信来时，再作定夺。尔等意思如何？95
谕令中的龙安国，即是耶稣会士 Antonio de Barros（1664-1708）。1706 年，康熙因听闻教廷怀疑其 1700 年所作祭祖敬孔之御批为伪作，于是派龙安国与薄贤士（Antoinede Beauvollier，1657-1708）往罗马作证。1710 年，朝臣才知道在他在回途中遇风暴，死于海中。
第二道谕批，同样是通过赵昌、王道化等人传出：尔等差人问哆啰：‚尔国并无用五爪龙边之理，‘皇’字亦非尔国之话，种种违式。念尔系外国之人，或不按中国之法，或中国无知之徒写的，亦未可知。尔详察，若认错不知，即速改来，本部院转奏；若不改，不认错，本部院不但不奏，将中国写汉字之人从重治罪。
再，西洋新来三人，且留广州学汉语，若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等他回话之时，尔
等再写奏折奏闻。96
当然，多罗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因为就在康熙帝御览他所呈上的奏章之前二个星期前（1710
年 6 月 8 日［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他已经死于囚所了。97

不过，康熙这道圣旨是传开98

来了。朝臣自不用说， 在朝服侍的西洋传教士、中国天主教信徒也都遵命。例如，1718 年，京都总会长王伯多禄（Petrus）、副会长钟德望（Stephanus）等 18 位中国教会领袖，对教皇祭祖敬95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页 15。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页 93 也

收录这段文字。编辑者注明这道圣旨是在 1710 年（康熙四十九年）颁发。按，清廷官员是在 1710 年
10 月 9 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同年 11 月 5 日（九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始向朝廷呈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页 92），因此这道圣旨应该是在 1710 年年底颁发。
96

参见《康熙为白晋事致罗马教王特使多罗朱谕》，《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 1

册，页 54。按，《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并未注明此朱谕之年代日期。我们从康熙
四十九年闰七月十四日（1710 年 9 月 7 日）两广总督赵弘璨的一篇奏折中知道，赵弘璨是在康熙四十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6 月 21 日）接到赵昌等所传康熙帝之圣旨。参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页 88。
97据两广总督赵弘璨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十四日（1710 年 9 月 7 日）奏折，多罗是在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去世即 1710 年 6 月 8 日（《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页 89），严嘉乐之记载也同（《中国来信（1716－1735）》，页 155 注 28）。Robert C. Jenkins 在其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也同，并加上多罗逝世时间：“星期天早上”（p. 148）。唯一不同的记载见于 Anders Ljungstedt（龙思泰）的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早期澳门史》）。该书说多罗逝世日期时间是“1710 年 7 月 8 日下午 1 时”（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reprint by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p. 153）。很显然的，这个日期与时间是错误。
98

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725 年 11 月 26 日）《礼部尚书赖都等题报颁赏西洋国教王伯纳弟多使臣

噶哒都、易德豊等西洋人本》：“礼部尚书臣赖都等谨题，为颁赏事，该臣等议得西洋国教王伯纳弟多
差来使噶哒都易德豊为庆贺皇上御极，恭敬方物。”参见《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
第 1 册，页 64。

或問 第 18 号

104（2010）

孔禁令有疑惑，他们向山东来京宣布此一诏谕的北京主教区代理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和之（Carolus Orazi di Castorano，1673-1755）求教，但不得结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把讨论过程以公开信的方式发送给外省中国籍教会领袖阅读，希望寻求他们的意见。无庸置疑，人在京城
的王伯多禄等人内心深处是敬重教皇的，但是为了避免触怒康熙，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因此在公开信中，凡是提及罗马教宗之处均使用“教化王”，这是政治环境与语境所使然。信中说：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山东临清州堂内代主教之康神父，来京传教化王所禁四件。……一、教化王禁拜祖宗先亡，及禁拜孔子者，其故为何？……一、如教化王独欲禁止者，我等倘遇大干国礼，或大害圣教之缘故，我等可行之乎？……康神父着慌说：‘我不忘了你们，故我无法。教化王定的主意，与我无干。’99
又 如 ， 为 了 向 教 廷 澄 清 礼 仪 之 争 的 是 是 非 非 ， 康 熙 在 1707 年 10 月 派 遣 艾 若 瑟（Joseph-Antonius Provana，1662- ?）、陆若瑟（Raimundo Jose de Arxo）往罗马去，随行的有山
西平阳府人樊守义（1682-1753）。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樊氏向康熙皇帝进呈他欧洲旅途中
所写的《身见录》，其中提及教皇之处均称之为“教化王”或“教王”，例如：余居数日而后往教化王之国，其京都名罗玛府，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
又如：
瞻礼日各堂音乐大成时，洋洋充满，恍若天国，难以言语形容。教王视朝与夫赐宴，威仪情状，亦复难比。100
直到雍正初年，康熙的这道谕令还在发挥其效力。1725 年（雍正三年），为了借雍正即位
之初，改善传教士在华不利之局势，教皇本笃十三世（Benoit XIII，在位 1724 - 1730）派遣一个由
两位圣衣会士率领的使团来华。101在给雍正的国书中，本笃十三世自称“教化王”：
教化王伯纳弟多（按，即本笃十三世）恭请中国大皇帝安。……先教化王之使臣加乐，
蒙先皇帝给以宝物，倘获拜登必什袭珍藏，以征旷典。102
雍正帝敕谕时，也称他“教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意达里亚国教王：览王奏，并进方物，我圣祖仁皇帝怙冒万方，无
远弗届，龙驭升遐，中外臣民悲思永慕。……兹因使臣归国，特颁斯敕，并赐妆缎大缎六十疋，次缎四十疋，王其领受，悉朕惓惓之意，故兹敕谕。103

99

李天纲《〈同人公简〉校释》，载氏著《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页 176，180，184。
100阎宗临《〈身见录〉校注》，载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

社，2003），页 232，235。
101他们是噶达都（Gothardo de Santa Maria）、易德丰（Ildeponso de la Natividad）。

102

阎宗临《雍正与本笃第十三》，载氏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 187。

103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 38。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05

不过，尽管康熙是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但是他这种文字专政所能操控之范围毕竟有限。他
所能及之空间仅限于朝廷及北京城之内。当译者远离权力中心，或被权力中心结构边缘化时，抵
抗或顛覆主流规范的事就可能发生。美国学者根茨勒（Edwin Gentzler）、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
在他们主编的《翻译与政治》导论中说：“在政治语境中研究翻译凸显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在跨语言交流过程中，翻译始终处在一个与各种权力关系进行‘谈判’的地位，而权力的运作也未
必只是‘由上而下’地实施一种不由分说的压制和限制，翻译也可以引进‘反动话语’（counterdiscourse）进行颠覆活动，自下而上对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而在这上下双向的互动中，译
者往往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他可能是权力结构中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可能是被权力结构所边缘化的译者。”104

在远离权力中心，或被权力中心结构边缘化的传教士与信徒心中，他

们所敬仰的教宗的政治地位是和康熙一样的尊贵：康熙是至高无上拥有俗权之皇帝，教皇是至高
无上拥有教权之教会首脑。这种政治意识充分反映在他们呈给教皇的奏章和个人译著中。以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1702 年（康熙四十一年），北京钦天监中地位最高的汉人天文家鲍味多（鲍英齐）等
50 位天主教教徒联名上书教宗，表达他们对“礼仪之争”裁决将使天主教在华宣教事业受到打击的极度忧虑。在奏疏中，他们多处使用“教皇”：
大清国北京顺天府教末鲍味多、关若翰、焦保禄等，呈为不谙中国经书正义，妄指礼典为邪道，谨呈誓伏恳祈代请教皇电察，怜恤中邦灵魂事。……然究其来历，因福建一位神父
问几个不名正理之人，说敬孔子、供祖先牌位，亦不合正理，这位神父即将此为凭，发往罗
马，呈与教皇及管圣教衙门，致令西国亦疑惑中邦进教行邪。……（多等）立一发誓凭据，
恳求各位神父代达至罗玛府，呈上教皇台前及圣教衙门，电察垂怜。105
例二，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里，学者韩琦发现了一份大约写于 1707 - 1710 年之间的一篇反对耶稣会士的重要文献。细阅通篇文字，发现它提及罗马教宗凡 7 次，其中 5 次使用“教皇”，2次使用“教化皇”。使用“教化皇”者如，
若使昔日之诸公即为近日也者，吾忆虽临以教化皇之圣命，大主教之尊贵，欲致其壅于
上闻，只寻常事耳。
使用“教皇”的例证有：104

Edwin Gentzler & Maria Tymoczko,“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Power, edited by Maria Tymoczko &Edwin Gentzler (Cambridge, Mass: Univeris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xxxi；王东风《导读：从文化转向到权力转向：翻译体现知识建构权力》，见［美］Maria Tymoczko, Edwin Gentzler 编《翻译与权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页 x。
105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426- 427。

或問 第 18 号

106

（2010）然诸公昔日求荣于我皇上以待大主教，是虽只以敬大主教哉，可知其心之所以忠事教皇，
而崇奉天主矣。倘始终不易是念，则我皇上之隆礼，必将有加，而大主教奉教皇圣命而来之
正意，必有所昭著于教众。106
例三，18 世紀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梁弘仁（Artus de Lionne，1655 - 1713）向罗马教皇报告“礼仪之争”之事实和意見，随行的有一位中国人黄嘉略（1679 - 1716）。由于黄嘉略所处之
政治处境与语境与樊守义不同，他可以自由放心大胆地以“教皇”来称他所敬重的教宗。1704 年
4 月 14 日，他在日记写道道：
又到大额我略教皇圣堂。当时教皇在位之时，每日接十三位穷人赴宴梁主教往内殿朝教皇。
八月初十日又记：圣老愣佐乃教皇西思多之副祭，尚未至铎德之品位。107
译者在不同语境下，扮演不同的角色，翻译出不同译词。当他是权力结构中的一分子时，就
得遵循主流规范的翻译策略；当他被权力结构所边缘化时，便采取抵抗甚至颠覆主流规范的翻译策略。这就是翻译的政治。

三、“皇帝”与“国王”之争：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
大清王朝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一百二十年的盛世，到了嘉庆、道光，已是残阳夕照，国势开始下降。古老的中华大帝国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年老力衰，已无气力应对周遭的挑战，任由环伺的列强欺辱。他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走向乱世、衰世。1839 年（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把中国国门给轰开了，大清帝国之“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108。
道光帝（1782 - 1850）被迫与蕞尔小国英国签订城下之盟－《江宁条约》（或称《南京条约》），
开放五口让列强来华通商。后来，又签订《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等附件，让英国
攫取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关税协定等种种特权。紧随英国之后，其他列强接踵仿效，一个接一个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的炮火将大清皇帝妄自尊大、虚骄夸诞的政治心态轰击得粉身碎骨、片甲不留。昔日天朝威仪的面纱已经完完全全被揭掉，如今呈现在列强眼前的，不是当年耀武扬威、雄才大略
的康熙、乾隆皇帝，而是腐败懦弱的道光皇帝。今日的道光皇帝已经不能叫英国使臣为“贡使”，
因为《江宁条约》清楚写明：“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109，不止如此，中国还得割地赔

106

韩琦、吴旻《“礼仪之争”中教徒的不同声音》，页 457，458。

107

参见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庋藏的《黄嘉略罗马日记》，载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附录，页 316。
108

这是给事中黄宗远在《江宁条约》签订后不久给道光上一道奏折中所说的话。参见房德邻《天朝门：道光皇帝传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 153。
109

《江宁条约》，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一册，页 32。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07款。道光已不再是天下之共主了，他的种种屈辱行为令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尊严扫地。大清帝国
先帝所拥有的政治话语霸权从此双手捧给泰西列强了。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的消息传到法国后，这个向来“与中国贸易无多”的新民主共和国也想从
中分得一杯羹。巴黎商会积极呼吁政府派遣一个使团到中国，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1843 年 4 月
3 日，巴罗（Théodore-Adolphe Barrot，1803-1870）给法国内阁总理基索110（Francçois Guizot）呈上一份报告说：“为了使法国不致被排挤掉，以及新开放的市场带来的好处不为一个或二个特权
国家所独揽，请尽快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合理措施。”111

对商会与巴罗的呼吁，基索全心全意

支持。4 月 23 日，他向国王路易·腓力普（Louis-Philippe I［1773-1850，1830-1848 在位］）呈递一份长篇报告。当天，国王参政院就通过派遣使团到中国的请求。11 月 9 日，基索颁布部长令，由财政和贸易部、巴黎商会、以及各种工业代表组成了一个 20 人使团，希望在《江宁条约》的基
础上，与中国缔结条约，“不仅要求得到同样的利益，而且首先要取得相同的保障”。112

一个

多月后，12 月 12 日，一支强大的海军与 6 艘战舰113，在原是法国驻雅典公使拉萼尼（Marie MelchiorJoseph Theodore de Lagrenè，，1800-1862）114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从法国布雷斯特港（Brest）
启航，“要从威严和实力这两个方面使中国人折服”115。
1844 年 3 月，装载 48 门大炮和 248 名官兵的“阿尔克麦纳”号战舰率先抵达中国。3 月 7日（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澳门同知谢牧之向朝廷奏报，说有法国战舰一艘在九洲抛泊，且听闻约两个月后，续有巡船数只，并有使臣有意与美国使臣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同往天津，朝见大皇帝”116。顾盛所率领的战舰有 3 艘，所乘坐的战舰装载大炮 64 门，官兵 500

110［法］卫青心（Louis Wei Tsing-Sing）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 1842-1856: L'ouverture des cinq portschinois au commerce étranger et la liberté religieuse）（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上卷，页 245
将其姓氏译作基佐。我们根据当时法方呈给中方官方文件有“内阁大臣办理外国事务基索”字句，因此译作基索。参见"No. 9. Lettres de Créance de M. Lagrené Communiquees à Ki-iñ, remise le 6 Octobre",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relative aux négociations de traité Whampoa conclu entre
la france at la chine le 24 Octobre 1844 (Paris: France.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strangeres, 1879), p. 31.
111《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47。

112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48 - 249。

113

《使华团记录》（见《巴黎外交部档案－回忆录及文件（中国部分）》第 4 卷，页 119 及以下）说

有 6 艘战舰：“警笛”号、“胜利”号、“阿吉默特”号、“克莱奥帕特尔”号、“萨比娜”号，及“阿尔克麦纳”号（见《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卷上，页 305 注 300）。但是，耆英在呈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却
说有“兵船八只”（［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道光卷七十
二，第 3 册，页 44 下［94］），后者显然是错误。
114

拉萼尼，《筹办夷务始末》或作喇吃呢（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20 上［83］，40 下［93］），

或作喇萼（左口）呢（卷七十三，页 1 上［99］）。
115《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50。

1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一，第 3 册，页 12 下- 13 上（62），页 12 下- 13 上（64），29 下（72）。

或問 第 18 号

108

（2010）

多人。随后，“阿尔克麦纳”战舰先后巡查了宁波、上海、厦门等港口，“其目的是在中国人面
前耍耍威风”。117 一个多月后，即 4 月 22 日（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道光帝知道这事后，颁布谕旨，任命满洲正蓝旗人耆英（1790 - 1858）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授权他到广州与外国代
表进行交涉，阻止这两位不奉正朔之外国特使进京觐见。经过多次谈判，顾盛最终放弃进京觐见的决定。7 月 3 日，耆英在澳门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
1844 年 8 月 15 日，经过了长达 9 个月的长途航程，法国使团终于在澳门登陆。法国是有计谋而来的。拉萼尼一到澳门，为了使谈判更为有力，同时加强随法国使团到中国的舰队力量，刚刚擢升海军准将的士思利（Jean-Thomas-Médée Cécile）将整个海军分舰队交由拉萼尼调遣。和美
国相比，法国战舰队的阵容更为强大，的确令清廷胆战心惊。
法方谈判代表除了特使拉萼尼、头等参赞斐列勒侯爵（Jean-Théophile Ferrière），二等参赞
大古伯爵（Bernard d' Harcourt）外，另一名重要成员是“久住澳门，能通汉文汉语”118、有“混血的中国人”（mongrel Chinaman）119谑称的加略利（Joseph Gaetan Pierre Marie Callery，1810 - 1862）。
加略利是汉学家，1844 年在澳门出版了以《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为基础编纂成《中文百科词典》（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他是中法谈判居间传译的唯一成员，也是拉萼尼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方代表除了耆英外，有藩司黄恩彤（1799 - 1882）、选道潘仕成（1804 – 1873）与候选主事赵长龄（1797 - 1872）。
被英国人和美国人嚇的惊魂甫定的耆英，摸不透法国人这次来华的底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直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于如何处理法国使团一事，道光帝只希望耆英做两件事：一，仿照英美前例，与法国签订贸易章程；二，阻止法国舰队北上。他饬令耆英道：“自应照前议条约，令其仿照办理。其越分妄求各情节，万无允准之理。至所请进京朝见一节，著谕以天朝体制，大皇帝
从不接见外夷，徒劳跋涉，即如英（左口）咭唎、咪唎坚（左口）亦未进京朝觐。中外抚驭外夷，一视同仁，岂肯稍分彼此，此该国自当与英（左口）咪两国，共导条约，不得于例外妄有干求。”
120

在谈判之前，耆英派潘仕成、赵长龄往澳门秘查暗访法国使团来华的目的。他们听到各种谣言：“有以为欲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左加口）夷者；有以为欲赴天津者，吁请朝觐者；有以为欲求将西洋天主教弛禁者；甚至以为欲效英（左加口）之所为，寻衅抅难，图据虎门者”121。孰是孰
117

北古（Charles Lefebvre de Bécourt）报告（1844 年 5 月 15 日，澳门），见《巴黎外交部档案－政治

通讯》第 1 卷，页 234。转引自《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56。
118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1844 年 10 月 18 日）《钦定两广总督耆英奏报筹办夷务渐有条理情形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页 544。
119

Dr Yvan （即 Melchoir Yvan, 1803 - 1873）, Inside Canton (London: Henry Vizetelly, 1858), p. 11。有关 加 略 利 之 生 平 事 迹 ， 参 见 Angelus Grosse-Aschhoff,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 (St. Banaventure, N.Y.: The Franciscan Institute; Louvian, Belgium : E. Nauwelaerts,1950) , pp. 40-41 note 105，及《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309 - 310 注 350。
12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46 下- 47 上（96-97）。

1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44 上- 44 下（95）。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09非，实难窥测。后来，澳门县丞张裕会见使团翻译加略利時，也打听消息。后者故弄玄虚，说法国战舰有意北驶天津，只是“现在风信尚未甚定”122。10 月 1 日（八月二十日），耆英在澳门与
拉萼尼、斐列勒等见面，“执礼甚恭，而于此来所为何事”，对方“坚不吐露”123。
不过，10 月 5 日（八月二十四日），当中法两国进行第一次正式政治性会谈时，法国使团终于揭开其底牌，说出其来意。谈判一开始，拉萼尼就正式辟法国战舰北上之谣言，令耆英放下
心中的大石。124接着，他提议清廷派遣使团到巴黎，并派部分年轻人到法国海军学校受训。对法
方之好意，耆英婉拒。他感谢法国“殷殷垂爱，并代中国筹画，周详良深，„„所云练水师以御外，结与国以资辅助，真金石良言，不惟铭诸肺腑，亦当转达宸聪，但中华人情风俗垂至数千百年，实有与西洋各国不能相同者，非惟今日难以骤改，亦非一人所能擅更”。125

此后，谈判就集中在贸易章程上，间中也讨论法国人及基督教在五口之权益之事。不到几天的工夫，“畏葸无能”126的耆英就答应了法方的通商要求，“一切均照英（左口）咪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其税钞亦愿遵例输纳”127，并允许法国人“至五口地方居住”，“可以建造礼拜堂、
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倘若中国人将“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128。10 月 17 日，法方决定在一个星期后在法国战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上签署这份让法国“百货流通，千帆鳞集，坚牢盛大，获利无穷”129的条约。
耆英是完成了道光帝谕令所给他的两项使命，他应该是高兴才是。不过，在条约中文文本翻译上，却令他极其懊恼。法方坚持在中文文本里，使用“大佛兰西大皇帝”这个称谓词来指称法
国国王腓力普。站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汉语词汇体系视角看，耆英是很难接受这个译词的。就
此，他与加略利展开一场唇枪舌剑。其实，谈判一开始，拉萼尼给耆英的照会，就称腓力普“大皇帝”了。拉萼尼的做法和以往法国政府代表不同。1843 年 4 月 15 日，在澳门的法国军舰“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Jean-Thomas-Médée Cécile）知道巴黎政府刚刚任命拉地蒙冬（Benoit-Ulysse
Ratti-Menton）伯爵为法国驻广州领事后，他照会两广总督祁贡（左土）（1777-1844），并介绍了拉地蒙冬说：“他（拉地蒙冬）是法国国王派到中国的领事„„身负解决我们之间的政治和商业1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43 上- 43 下（95）。

1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44 上（95）。

124

拉萼尼正式告诉耆英：“有人对你说我想去北京。不，我不但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而且还接到政府

关于不准我去北京的命令。”参见《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65。
125

"No. 10. Lettre particuliere de Ki-iñ à Lagrené, reçue le 27 Octobre, traduite le 8",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p. 35-36。耆英这通照会志日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44年 10 月 7 日）。
126

理藩院尚书肃顺语。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二十六，第 4 册，页 32 上 （99）。

1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4 下 （101）12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13 上- 13 下 （105）。

129"No. 13.

Depêche de Ki-iñ à Lagrené, reçue et 10 Octobre, traduite le 11",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p. 42-43.

或問 第 18 号

110（2010）

贸易问题的使命，是唯一由国王陛下授权同帝国政府交涉两国间事务的使节。”130这里，士思利
称腓力普是“国王”。7 月 11 日，拉地蒙冬抵达澳门。一个多星期后，他告诉广州府先前法国政府代表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1795-1860）“假充领事，擅递单禀，冒渎尊严，伊必禀知国王，严行查办”131，接着，又自我介绍说，他才是“驻华佛兰西国王领事” 132。拉地蒙冬也称腓力普为“国王”。
英國“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翻译理论奠定学者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
说：“翻译操控者趋向占有一定权力地位的机构或代表和支配应用规范词语应用的某一个特别领域，或者实际上是位处某领域之高层次。一般来说，只有在规范操纵势力软弱时，或是当规范相对免除他者之认可，或愿意接受它时，颠覆可能性才会有效。”133

在对付中国一事上，英、美

和法国是串通一气，同恶相济。刚抵达澳门时，拉萼尼就看了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德庇时
（Jean-Francois Davis）寄给他的信件，以及中英条约的贸易章程的全部外交文件。美国使臣顾盛
也向他讲述了和耆英的会谈、有关礼仪，以及同中国代表接触中所持的态度。他告诉拉萼尼，法国将毫不费力和中国缔结一项与《江宁条约》相同有利的条约。134

这些讯息与意见，让拉萼尼摸透中国人的底牌。他知道此时之中国已经不是康熙、乾隆时的中国，他可以大胆地向道光挑战。
8 月 22 日（七月初九日），也就是使团抵达澳门一个星期后，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的拉萼尼给耆英第一件照会：
大佛兰西国钦差大臣拉萼尼为照会事

照得本大臣远涉迢递水陆利宜，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到止濠镜，以密迩节钺之情，用陈入境之期，并表白钦承本国
大皇帝锡予全权径行办理两国事宜。本大臣素知中国大臣中慢怀友爱者，首推
贵部堂，因贵部堂之宣传尽
大皇帝之意旨，且闻本国水师总兵谢西勒。今钦奉本国
大皇帝嘉赏勋劳，其在中国常邀诸大臣接待殷周。旋本大臣适驻澳门，即知今昔雅谊未
或少移，因此预卜

130

士思利致祁贡（左土）照会（1843 年 4 月 15 日），见 Henri Cordier,

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 l'Extrême-Orient, 1841-1846, pp. 57-58。转引自《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31。
13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六十九，第 3 册，页 36 下（38）。

132《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34-235。

133

Theo Hermans,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itedby 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 (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 29 37.
134《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57。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11

贵部堂稔怀佛兰西钦差前来亟乘机宜，及时与佛兰西往来，藉以获益两国，须然相应照会贵部堂查照，须至照会
右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少子保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宗室耆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135
这是纯属一件礼节性的照会。谈判第二天（10 月 6 日）拉萼尼将法国国王的“诏”汉译本副本递给耆英。在这诏书中，同样的，译者把国王腓力普之称谓词译作“大佛兰西国皇帝”。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大佛兰西国皇帝卢义斐理伯诏曰：‚凡览斯诏者式为通候，朕诚愿佛兰西人贸易于中国者坚牢
盛大，谅大中国
皇帝意念亦不外此，故将就听纳朕敷衍之辞，朕思维两国互相获益畴为善策，因简拔显扬干练善体，朕意在中国通达办理酌定结约议定章程，筹度事宜，俾收获益之效，用是信仗原任国使宠臣拉萼尼前往中国，一如中国钦差大权会约定议。酌立章程，至于成就，便宜行事，讫用画押。朕欲拉萼尼际此机宜办理国务，即朕亲行无异。凡该国使所议定画押代朕行者，朕当下许可，将来
察照快意，深为允从，以后朕不干所议，亦不许臣尼径行委曲多故多方干犯之者，朕于拉萼尼有成议奏进约章，重用
御宝即在约定时尅期互交约章，诏内亲盖
御宝为凭。诏撰在圣克卢殿
岁次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八月八日
御押卢义斐理伯内阁大臣办理外国事务基索承发。136
卢义斐理伯，即路易·腓力普。这份诏书说明了拉萼尼的身份、官职、使命的权限。之所以在这里引述这两件照会，主要说明一点：自中法谈判一开始，拉萼尼就称国王腓力普为“大佛兰西大皇帝”（法文原文原文作 Empereur des Français），自称是“大佛兰西国钦差大臣”（Grand
Commissaire Impérial du Grand Empire des Françasi）。

135"No. 3. Depêche de Lagrené à Ki-iñ , traduite et expèdiée le 23 Août [1844]",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p. 2-3.
136

"No. 9. Lettres de Créance de M. Lagrené Communiquees à Ki-iñ, remise le 6 Octobre",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 31.

或問 第 18 号

112

（2010）“皇帝”与“钦差大臣”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政治性称谓词。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为乾隆皇帝祝寿。英使在礼品清单上自命为“钦差”，乾隆感到气恼。他饬令：“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
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臣为钦差，此大不可。著瑞徵预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137因此朝臣将使团之全权公使改称“贡使”，礼物清单上的“礼物”改为“贡物”。
乾隆之所以不准英国使团使用“钦差”二字，因为这一词语将英王升格到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对乾隆这种居高临下的政治态度与，马戛尔尼唯有忍气吞声、一声不吭，因为他知道此时
此地掌握政治话语霸权的是乾隆皇帝。
法国政府原本非常担心特使拉萼尼可能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下，和英国使团一样受辱，导致法
国的威信和民族尊严蒙受损害。138但从英、美使臣那里，拉萼尼知道这些顾虑完全无谓。昔日乾
隆的文治武功，使中国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达到空前的繁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盛世。可是，经过半个世纪后，一切都改变了。拉萼尼之政治地位不再和马戛尔尼一样。如今掌握政治话语霸权的不再是中国皇帝一方，而是法国一方。
拉萼尼毫无顾忌地使用他的话语霸权。一，法国政府给他的官衔是仅是全权代表兼特使，为
了能与耆英平起平坐，他却自称是“钦差大臣”。139 二，法语 empereur（皇帝）与 roi（王）和汉语“皇”、“王”是两组完全对等语。从词汇的内涵看，汉语“王”、“皇”是不一样的，一个皇帝与一个国王的相互地位是有差异的。法语 empereur 与 roi 也是一样：虽然都是一国之统治者，“夫泰西视帝之尊于王者，因罗马历代称帝，威震天下，各国钦服耳”140。法国在拿破仑之前，并无统治者称为“皇帝”，但是，为了显示法国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比外国同僚高，法国“与回国立约时，亦自称皇帝”141。世界语境的改变，让拉萼尼有条件重演昔日法国外交的伎俩。
明显的，法方的行动是拉萼尼与使团中文翻译加略利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进行这场文字斗争是有其个人背景的。他们俩都与天主教教圈有密切的联系。拉萼尼是个严守教规
的天主教徒，曾就读耶稣会士创办的圣阿谢尔学院。自巴黎动身前，巴黎外方传会会长写信感谢137《和珅字寄梁肯堂奉上谕著筵宴后仍回河工并饬称英使为贡使及赏给米石》，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页 120。参阅 Alai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pp. 88
- 89.
138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48。

139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70。在《黄埔条约》中他自称“大佛兰西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

超委公使拉萼尼”。参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一册，页 58。
140［德］查尔斯·马顿斯（Charles de Martens，1790-1863）著，［清］联芳、庆常译，［美］丁韪良鉴定、校核《星轺指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页 97。
141

同上注。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13

他“对传教士的一番好意”，教廷驻法国大使还给他引见了罗马传信部将派往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142加略利和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同样是同乡，也同样是遣使会的传教士。入籍法国后，加略

利加入支持多罗坚决反对中国礼仪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备前往朝鲜传教。1835 年 8 月，他和同一差会的董文学（J. Gabriel Perboyre，1802 - 1840）抵达澳门，向当时著名葡萄牙籍汉学家公神甫（Joachim Alphonse Gonçalves，1780-1844）学习汉语。1838 年企图从中国进入朝鲜传教失败后，约在 1840 年他就退出差会。1842 年回到巴黎。翌年，受法国政府委任领事馆驻澳门的翻译。143从
他们的个人的宗教背景看，可以肯定他们知道多罗遇害的个中原因。其次，和加略利一起从法国到澳门的董文学，因潜入中国湖北传教，在 1840 年 9 月 11 日被处死刑，更造成拉萼尼与加略利对中国之不满。144多罗及他所代表的教皇与康熙帝在“文字差异游戏”与“话语权力游戏”中败下阵来，现在他们要来与道光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向天下“华夷共主”145的中国皇帝之权威提出挑战。146在写给基索的报告中，拉萼尼直截了当地解释说：“关键是要中国人接受我们的思想观点，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的上等人，不是唯一具有强大势力和高度文明的人；要让他们知道，西方也有可以并且应该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的统治者和民族，而且在西方各国关系
中，不存在谁先谁后，不做区别对待，更无高低贵贱指分。”147
当拉萼尼称在照会中将国国王之职称译作“大皇帝”，自称是“钦差大臣”时，耆英当然反对。他试图以香港总督用过的公使来称呼他。但那位“性既桀骜，词复诪张”148的拉萼尼依然故我，一意孤行。耆英唯有忍气吞声地接受下来。可是，10 月 20 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九日），当耆英看到条约之中文译本把法国国王译作“大佛兰西大皇帝”时，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照会中使
用这一词语事小，因为它们不须呈上朝廷；但是，条约译本事大，它非经皇帝御览谕批不可。耆
英深恐这一亵渎道光帝尊严的词语，会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于是，他提出强烈抗议，与加略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之战。
耆英知道，直到那时，在法国历史上，只有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1769-1821，1804-1814
当法国皇帝）被称作“皇帝”，而当时法国人称腓力普作“王”。149

1830 年 7 月，法国暴发一场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 240 年的波旁王朝，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腓力普就是革命者拥立的一位“公民国王”。基于历史事实，耆英向加略利据理力争。他说：“其实，你们使用我们这种尊142《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322- 323。

143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 1844-1846, pp. 40 - 41 note 105.

144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 1844-1846, p. 41 note 106.

145

耆英奏章中之语。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33 上（115）。

146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 pp. 75 – 76；《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

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57- 64。
147

拉萼尼呈基索之报告，见《巴黎外交部档案－回忆录及文件（中国部分）》（1844 年 10 月 29 日）。

转引自《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71。
14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四，第 3 册，页 22 下（130）。

14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33 上（115）。

或問 第 18 号

114

（2010）

称是不合适的，因为彼此宗教信仰截然不同，如果撇开宗教信仰，一味使用皇帝之称，那就太可笑了，而且也毫无意义„„称法国国王为皇帝，这么做是违背历史，是滥用词的涵义，是要受到指摘的„„。”150耆英是执意取缔“大佛兰西国大皇帝”的称呼，坚决反对条约的中文文本这样
写。加略利对此置之不理。于是，耆英唯有退一步，提出一个两全其美、委曲求全的变通办法，
即仿不久前中美在签订《望厦条约》时，将美国总统之称号 president 音译作“伯理玺天德”151的前例处理，把法文的 empereur（皇帝）以汉音直译。法方坚称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地位平等的问题，
断然拒绝这一建议。
谈判局面闹得很僵。耆英恼怒了，他指责法方代表忘恩负义。他向法方代表说，他之所以冒
着个人生命危险、面对众多政敌之指骂，甚至面对可能导致帝国社会混乱的现实环境下作出大让
步，对基督教在中国之发展作出有利的安排，“为了让你们理解我认为在巩固中法两国友谊这是值得的。”耆英要加略利取回拉萼尼所馈赠的礼物。他担心大清百姓可能以为它们是法国代表对
他在谈判中做出诸多让步后的个人报酬，使他背上叛国之罪名。152当然，法国代表是不会同情耆
英的处境的。最终耆英是被“辩口哓哓，多方变幻”153的法国代表毫不留情地给打败了。1844 年
10 月 24 日，中法两国签订《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中法黄浦条约》）。在中文译本中出现了 5 处使用“大皇帝”、5 处使用了“皇上”等字眼。使用“大皇帝”出现在条约之引言及第三十六款。条约引言云：
今大清国与大佛兰西国以所历久贸易、船只情事等之往来，大清国大皇帝、大佛兰西国
大皇帝兴念及妥为处置保护懋生，至于永久，因此两国大皇帝酌定议立和好、贸易、船只情事章程，……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耆；大佛兰西国大皇帝钦差
全权大臣超委公使拉萼尼；彼此公同较阅权柄，查核善当，议立条款开列于左：第三十六款：
凡议立和好、贸易、船只情事等章程，两国大臣画押用印，奏上大皇帝，自画押用印之日起，约计一年之内或不及一年，大清国大皇帝、大佛兰西国大皇帝彼此御览钦定批准，交互存照。
使用“皇上”的条款，出现在第一、四、五、三十四及三十五款。例如，第一款云：
嗣后大清国皇上与大佛兰西国皇上及两国民人均永远和好。无论何人在何地方，皆全获
保佑身家。
第四款：

150

加略利《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页 258（转引自《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70）。也可参阅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 pp. 75-76。
15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二，第 3 册，页 47 下（97）。

152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Ying and Lagrené,1844-1846, pp. 75 -76。

153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年 10 月 10 日）《两广总督耆英奏报在澳门连日会见法使大概情

形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页 542。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15

大佛兰西国皇上任凭设立领事等官在中国通商之五口地方，办理商人贸易事务，并稽查
遵守章程。
第五款：
大佛兰西国皇上任凭派拨兵船在五口地方停泊，弹压商民水手，俾领事得有威权。
法国政府在这场话语较力赛中是胜利了。条约签定那天，耆英“高兴地”参观了“亚基米德”
号战舰上的设备。参观之后，耆英心情十分激动，这位被咸丰帝称为“抑民以奉外，罔顾国家”154
的外交家竟然题诗一首，赠给他的法国同行。诗的大意是：“你们像热情奔放的雄狮，历尽艰辛来到遥远东方；我如同腼腆的羔羊，站在这兵船上更觉心慌。”155 一个月后，1844 年 11 月 23日（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十四丁未日），耆英恭呈条约条款缮写清单与道光御览，皇帝只是批一“览”
字156。乘夷务粗已完竣，耆英向皇帝作上了一本奏折。在汇报中，他谈到他与法方那场“皇”、“王”“舌敝唇焦”之论争：
至各国虽有君长，而男女不齐，久暂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左口）夷属女主，咪
佛（左口）二夷，系属男主。英（左口）、佛（左口）之主皆世及，而咪夷之主则由国人拥
立，四年一换，退位后即等齐民。起称号亦有不同，大都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彼为自尊其主，于我无与，若绳以藩属之礼，则彼又以不奉正朔，不受册封，断不肯退
居越南、琉球之列。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
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褎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龃龉，实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以上数端，均悉体察夷情，揆度时势，
熟审乎轻重缓急之间，不得不济以权宜通变之法，或事本琐屑，或时当急迫。奴才未敢专摺，一一烦渎圣聪明。现值夷务麤已完竣，理合附片一并陈明。157

154《清史列传·耆英传》，载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编；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 6 册，页 357。
155

这事载于使团成员法国海关首席督察伊地埃（M. Jules Itier，1805-1877）之《中国之行记事》（Journald'un Voyage en Chine en 1843, 1844, 1845, 1846 )（Paris: Chez Dauvin et Fontaine, 1848), 第 1 卷, 页 324。
我们查阅原书，可惜著者未提供耆英诗之中文原文，仅有法文译文：Comme des lions ardents, vous etes
venus jusqu'ici à traversles perils: et moi, agneau timide, je me sens trouble, rien qu'en mettant le pied sur vos
puissantes machines。此处中文译文见《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392。
156值得注意的是，耆英所呈与道光帝之文本中并所没有引言及第三十六款，且不见各款中之“大皇帝”、“皇上”等字眼。对于这种情形，卫青心解释说：“中国外交官也许采取的是一种文本两种行文的办法，
即一本是经皇帝御批、行文为大佛兰西国皇上的唯一外交文件，交法国备查；另一本是准备公诸与众并向中国各地方官传达的、行文为‘佛兰西国’（与中国平行，而且不再称‘大清国皇上’）的约册，留本国保存。”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6 下- 17 上（102-107）；《法国对华传
教政策》上卷，页 271。
1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19 下- 20 上（108-109）。

或問 第 18 号

116

（2010）

的确，在“皇”、“王”这场角力赛中，道光皇帝就如耆英诗歌中所说的那头“腼腆的羔羊”，“心慌”地在一头凶猛的雄狮前败下阵来。在御览耆英之奏折后，面对法国极其荒唐、强词夺理
的翻译，这位既无康熙帝的雄略、雍正帝的肃杀，更无乾隆帝的手段的道光道唯有无奈地硃批云：“只可如此处之，朕已俱悉。”158其口吻语气和当年康熙怒责多罗简直是天渊之别。1845 年 3 月
2 日，法国政府喉舌报《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èbats）刊载了一篇文章，表扬拉萼尼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胜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拉萼泥使团取得的成果都是值得高度赞扬的。首先，条约中把国王
路易·腓力普誉为‚大佛兰西国大皇帝‛，使之与‚大清国大皇帝‛道光一样，处于完全平
等的地位。一般来说，这类庄重的称谓只能用于称呼‚天子‛。159
3 月 4 日，反对党报刊《世纪》（Le Siècle）报也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同声一气地赞扬使团的成就：我们那些可怜的国务领导人只习惯于外国对他们恭敬，而不习惯于受凌辱……假如拉萼
泥先生签订的是一项从其格式上看，法国国王的地位低于中国皇帝的条约，那么，肯定会有人指责这位外交官丧失了民族尊严……不过，这位使者倒是逃脱了这方面的指责。160
荒唐的是，互换约册二个多星期前，即 1845 年 8 月 9 日（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七日），耆英写
了一通照会给拉萼尼，其中二处尊称腓力普为“佛兰西大皇帝”，而且抬写：
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宗室耆

为照复事

顷接
贵大臣来文内开，昨日奉到佛兰西大皇帝议准章程。兹特迅速知照斐列勒所带来公文内，本国甚为喜欢，因两国彼此来往有成。……本大臣接阅之下，欢欣难名，我两人悉心酌议，定万年和约。本大臣将原册进呈，
蒙大皇帝硃批依议。兹佛兰西大皇帝一一照准。此实我两国莫大之嘉祥，众商民无穷之乐利。……161
在这场“文字差异游戏”、“权力游戏”中，耆英及其所代表的“大我”－道光帝及中华帝
国－是彻底被打垮了。1845 年 8 月 25 日（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虎门附近之太平墟中国水师提督公署举行《黄埔条约》互换约册仪式。162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15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三，第 3 册，页 20 下（109）。

159《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81。

160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页 282-283。

161"No. 60. Depêche de Ki-iñ à Lagrené, reçue à le 11 Août 1845",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 202.
162

"No. 64. Depêche de Ki-iñ à Lagrené, reçue à Canton le 18 Août 1845", in J. M. Callery,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oise, pp. 214-2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七十四，第 3 册，页 24 下（131）。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17

Lyotard，1924 - 1998）说：“说话就是游戏意义上的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斗争竞技。”
163《黄埔条约》中文文本的翻译，正是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的一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

法国代表运用译者把关的权力，挑选“大皇帝”、“钦差”两个词语，再以政治霸权为靠山，捍卫他们在翻译时所作的选择。

三、清廷称利奥十三世为“教皇”、拿破仑三世等为“皇帝”
19 世纪 10-40 年代，为了化解中国人自以为是世界文明中心之虚骄心态，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中国
广州，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新加坡、吧达维亚（今耶加达）等地刊行中文书刊，向中国士人学者灌输了世界历史地理新知。他们办杂志，如英国伦敦会米怜（William Milne）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刊行世界历史、国别史，及时世界地理书，如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犹太国史》，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等。这类书刊成为晚清中国士人学者窥视神州域外之一扇重要的窗口，扩展他们的视野，更成为经世学者魏源（1794 - 1857）、梁廷枏（1796-1861）、徐继畬（1795-1873）等撰写世界史地书之重要资源。这
是学者们都知道的。
但是，我们较少从词汇学、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传教士与晚清经世学者著作中译词之异同与
两组著者群的思想问题。当魏源、梁廷枏等辑录传教士之译著或依据它们来撰著时，对传教士译
著中所使用的译词，并不是全盘接受的。有些时候，他们放弃使用某些词语，以另一词语代之。
这种替换，有时是因为传教士所创造的音译词不理想（如改“加非”作“珈啡”）、或意译词太过生硬（如改“蒸船”作“火轮船”），因此对它们进行语音的汉化、语义的汉化等工作。但有时这种译词的替代，并不是存优汰劣，而是牵涉到政治意识问题。这一节我们所要探讨的 pope 、emperor（俄语 tsar）之译词，就是一个特出、重要的例子。
先谈 pope 之汉译词。1838 年，美部会新嘉坡坚夏书院刊行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卷
十一《以大利国史》谈到“中世纪教皇之父”格利哥里一世（Gregory I，590-604 在位）为教皇制
奠基之事，著者云：此后峩罗特大王操权……不期罗马东方之皇帝征服其国，惟其政瞬眼而辄空……。正此躇踌间，天主教皇居在罗马城，诰命诸族类，亲自接继圣差彼得罗之业，代基督治普天下164。
郭实猎在《万国地理全集》中，谈到教皇选举制度，又说：163转引自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 89。

164《古今万国纲鉴》卷十一《以大利国史》，页 62 上。又，同卷《英吉利国史》里，也使用了“教皇”

一词：“当宋英宗治平年间，北族之君名曰威廉，„„弄英吉利权，罗马教皇允之，以此国封其君焉。”（［新嘉坡：坚夏书院］，页 58 下）

或問 第 18 号

118

（2010）

遇有崩时，其大教主集会，各舒其志了，即择教皇，续其大统也。所取之皇系老迈，惟执法从事，故此其政令与其国制不变，常如山川焉165。
福建巡抚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时，参考了上述二书。尽管那时徐氏已经认识到中华帝国
不是“天朝上邦”、中国皇帝也不是“天下之尊”，但他仍然对“皇”字之使用保持其政治敏感度。当他根据上引两段文字改写时，他自觉地将郭氏书中之“教皇”改作“教王”。他写道：
佛郎西既灭峨特族，遂以其地归洋教师，号曰教王。教王殁，则大会各教主佥议，推老成者一人嗣位。166
当然，这不是徐著中唯一改“教皇”作“教王”之例证，其他如卷七《殴罗巴佛郎西国》云：“罗马教王为加冠，（时天主教王有大权，加冠者，立为霸主之意。）”167，等等。传教士选择
使用“教皇”与中国官吏选择使用“教王”，充分显示两者之间政治意识形态之冲突。168次说 emperor（tsar［俄语 ЦарЬ］）。传教士使用“皇”或“皇帝”来翻译英语 emperor、tsar（沙皇）。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翻译、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对嘉
庆帝自认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皇”，称英国使节为贡使，是很不满的。因此，在翻译 emperor 这一词汇时，他采取顛覆规范主流的翻译策略是很自然的。1804 年，出身自科西嘉律师家庭的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教皇亲自到巴黎为他加冕。马礼逊在《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这篇文章中就称
他作“皇帝”：“杀公爷七日后，破拿霸地即僭自称佛兰西大国皇帝”169。
康熙时，朝臣叫俄国沙皇做“察汉汗”、“察罕汗”。“察汉”、“察罕”是俄语之音译，“汗”是“可汗”的简称，是古代鲜卑、突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采取语素“汗”替165《万国地理全集》（宁波？，1843？）卷二十一《罗马教皇之地》，页 58 上。魏源辑录《万国地理全集》上引文字进入他的《海国图志》时，魏氏并不像徐继畬那样，而是沿用“教皇”这一译词。《海国图志》：“《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遇有没时，其大教主集会，公择教皇，续其大统。”（［长沙：岳麓书社，1998］，页 1247）又，乾隆官员在编纂艾儒略《职方外纪》进入大型丛书《四库全书》
时，也沿用该书卷二尊称罗马教宗为“教皇”，可见编纂官员对这词语中之语素“皇”字，已经失去其
敏感度（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 594 册，页 308 – 309）。
魏源及《四库全书》编纂者大概认为“教皇”仅是一种神职人员的尊称，因此使用语素“皇”字，是不会亵渎大清皇帝的威嚴。
166［清］徐继畬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页 196。

167

《瀛寰志略校注》，页 218。

168

顺便提一下，郭实猎的译词，清廷官吏都不采用。例如，上海天主教教民与人有争端时，常借助外国传教士，再由传教士通过自己国家的领事与地方官吏议论是非。这种外国领事干涉地方官吏秉公讯断的情形，令江苏苏松太道麟桂非常不满，咸丰元年二月十三日（1851 年 3 月 15 日），他向朝廷奏陈，
以后如遇传教士从中阻挠干预，中国官员概不受理。麟桂奏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么写的：“该国素奉天主即耶苏，而耶苏产于依大理亚国，夷人延为教化王，该佛（左口）夷国王与之行礼，尊奉甚恭。教化王以下又名为主教，主教以下又有铎德、神父之名者，分赴各国，传教散书。”参见《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卷四，第 3 册，页 10 上（350）。
169

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庚辰年六月（？） ，页 38 上。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代“皇”，创译者巧妙地避开了亵渎冒犯皇帝之危险。170

119

但是，马礼逊却不这样做，在同一篇

文章中，他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1801-1825）之职称 tsar 译作“皇”：“当时破拿霸地要攻俄羅斯国皇，其皇名阿赖山德。”171马礼逊告在“皇”这个译词背后是有其强烈的政治
思想意识。他告诉晚清中国人，世界上不止是一个中国皇帝，而是“皇”外有“皇”。
郭实猎也跟随马礼逊走抵抗与颠覆规范主流的翻译路线。道光丁酉年（1837）十二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了一篇历史人物略传《拿破戾翁》。拿破戾者，即马礼逊文中的“破拿霸地”。从文字风格看，这篇文章应该是出自编纂者郭实猎之笔。1807 年，拿破仑在伊劳（Eylau）
与弗莱德兰（Friedland）打败俄罗斯军后，强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下城下之盟《提尔西特条约》（Treaty of Tilsit），两国瓜分欧洲势力范围。《拿破戾翁》提及上述历史事件时，这么写道：
拿破戾翁登极之际，国家靡不蒸蒸蔚起，而庶绩咸熙矣。……惟英吉利看法兰西国家
渐渐侵占，再结仇隙也。……而拿与峩羅国之皇帝相会，雅谊殷情，且结交为友也。于是同
相议论，掌治邦国，一理东方，一统西边。172
郭实猎以“皇帝”来指称法国皇帝及俄羅斯沙皇。但是，魏源在辑录这段文字进入《海国图志》时，特意将拿破仑皇帝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降低一级，将“皇帝”易作“国王”：“法兰西国王那波利稔纂立，与英吉利仇隙„„嗣后与峨罗斯国王会盟结好，一理东方，一统西方。”173
同样的处理方法，见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于《拿破戾翁》所说之历史事件，徐继畬以寥寥数语简单带过：“后死，嗣王即位见弑，子亚勒山德黎与佛兰西连兵数年，讲和而罢”174，
没有提供拿破仑皇帝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称谓。不过，在卷六《殴罗巴意大里亚列国》里，他称拿破仑为“王”：“嘉庆十年，佛郎西王拿破仑略定其地，为佛藩部。”175；同一卷《殴罗巴峨罗斯国》中，他称沙皇彼得大帝为“国王”：“康熙四十年，立彼得罗为国王。（一作伯多罗，
又作彼达王，即别书所云察罕汗。）”176又如，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译罗马帝国之皇帝 Emperor
Trajan 作“大喇壤皇帝”（今译图拉真，98-117 在位）、译 Honorius 作“和挪流皇帝”（霍诺里乌斯，395-423 在位）、译 Theodosius I 作“帝阿多西皇帝”177（狄奥多西一世，375-395 在位），170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四三：“雅克萨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页 578）；图理琛《异域录》：“但天使前来情由，业已差人报知我国察罕汗。”（图理琛著；今西春秋撰《校注异域录》［天理：天理大学ぉやさと研究所，1964］，页 9 下［373］）
171

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庚辰年六月（？） ，页 38 下。

17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165 下（303）。

173《海国图志》中册，页 1204-1205。

174《瀛寰志略校注》，页 124。

175

《瀛寰志略校注》，页 196。

176

《瀛寰志略校注》，页 124。

177

《古今万国纲鉴》卷八，叶 25 上，32 下；卷九，页 34 上。

或問 第 18 号

120（2010）

徐氏在《瀛寰志略》中，一律易“皇帝”作“王”，分别称他们为“王大喇壤”、“王和挪流”、“王第阿多西”178。
新教传教士采取抵抗、颠覆规范主流的翻译策略，将 emperor、tsar 译作“教“皇”或“皇帝”；中国士人学者采取遵循规范主流的翻译策略，易语素“皇”、“皇帝”作“王”或“国王”，
反映是也是两个著者群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
这种通过译词进行政治意识斗争的做法，也出现在清廷与外国外交咨文里。1855 年 12 月 9日（咸丰五年十月二十日），因塔尔巴哈台民人抢掠俄罗斯贸易货圈之事，俄罗斯萨那特衙门与
中国官员交涉。在致伊犁将军咨文里，俄方官员谈到如何处治肇祸嫌犯与赔偿损失等事时，说：“目下敬候两国皇帝裁定。”179俄国官员把“解放者沙皇”（Tsar-Liberator）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1881，1855-1881 在位）与咸丰皇帝共尊“皇帝”，无上下高低之分，平等看待。但是，1858 年中俄签订《天津条约》时，清廷所提供的中文译文，却避免让亚历山大二世和咸丰帝同坐在一个政治平台上，改称亚历山大二世“大俄羅斯国自专主”180。这些具体的例子在在说明，在中国传统视正名为最大政治的思想下，清廷朝臣与士人学者还是恪守“皇”、“王”地位尊卑之分，遵循传统汉语规范主流。
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开始改变了。著名汉语词汇学学者贺国伟说：“随着社会的改革或变动，词语也出现了一些变动，所以词语在规范中的定型标准也应作出相应的、合理的调整。”181贺氏的这一段话，正可以应用在“皇”字使用范围之规范与定型上。在国势强盛之政治环境下，康熙以威震四方一帝之政治力量，把“皇”、“王”二字之用法再次规范化、凝固化。但是，一百多年后，随着清廷受到西方列强沉重之打击后，大清皇帝就失去话语霸权了。因此，词语在规范中的定型标准也作出相应的、合理的调整。
1858 年（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中国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第三款）182。这条款把中国裹挟进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位。1860
年 10 月 24 日（咸丰九年九月十一日），英国钦差大臣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到达礼部
大堂签订《续增条约》时，乘坐原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的“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声势浩大，“鼓乐，带马步各队，均持器械，约千馀人”。不仅如此，他还自动为咸丰皇帝草拟一道圣旨，
要中国皇帝向人民发布。183额尔金把咸丰帝从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之尊地上拉下来了，他抢走

178《瀛寰志略校注》卷六，页 202。

179《俄督为塔城民人焚俄贸易圈事致伊犁将军咨文》，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 216。
180

参见《天津条约》引言、第一、十二款，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86-88。

181

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页 143。

18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96。

183

王尔敏《近代在华英人对于蛮夷称谓之争辩》，载氏著《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152 - 154。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21

了咸丰帝的政治话语权力，代他发言。咸丰再也没有实力反对他国统治者使用含有语素“皇”之尊贵称号了。
1861 年（咸丰十年），清廷开始认真考虑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因应之方，命恭亲王奕訢（1832 1898）设立总理衙门。从这个时候起，洋务官员对世界格局和中国处境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发展。
他们知道大清帝国再也无法以宗主的地位去解决国际关系事务，中国必须了解神州域外之世界。
1864 年（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刊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 P. Martin，1827 - 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1876 年（光绪二年），同文馆刊行丁韪良与他的学生翻译的《星轺指掌》。这两
本书分别译自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1785 - 1848）的 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 与德国学者马顿斯（Charles de Maetens）的 Manuel diplomatique。《万国公法》
主要是阐述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所以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薛福成《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它是当时“北京与地方上直接与西方人交涉的当事人的必备书”184。《星轺指掌》是一部专门介绍外交礼仪、制度的国际法著作。这两本书向清廷官员灌输一套闻所未闻、
全新的国际秩序思想。在国际公法下，“夫诸国天然同居，不相倚傍，无一人作统领之主”185，“自主之国，本皆平行均权”186，既然世界各国都是平等，那各国统治者便须“俱用平行之礼。
虽国势强弱不一，其权利并无参差，则均有自主之权也。”187其次，尽管泰西人和中国人一样，认为“皇”尊于“王”（“夫泰西视帝之尊于王者，因罗马历代称帝，威震天下，各国钦服耳”188），而且认为“皇”之政治权势比“王”大（“查古时教皇及日耳曼皇，原有封王之权，而令他国以下礼事之”189），但是，依国际公法的规定，“现在国君不论称号，俱用平行之礼，其称帝者亦
无格外典礼。”190这些新知向中国人阐明，“皇”仅仅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政治称谓词，并不
代表他的政治地位比“王”高。在国际往来礼节上，“皇”、“王”是共尊不分上下的。
《万国公法》、《星轺指掌》所灌输的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逐渐取代了中国历史上传统一厢情愿的单极世界秩序。中国人的世界政治思想（天下观）改变了。在国际公法下，君临天下、万邦宾服的中国皇帝之虚幻形象与地位破灭了，中国皇帝再也不能垄断使用“皇”字的话语权力。
罗马教廷的元首不再委屈地自称“教王”，他和中国皇帝一样，享有使用“皇”字的权力，可以184

参阅［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页 51。
185

《万国公法》（京都：崇实馆，同治三年［1864］）卷二，页 3 下（483）。（《续修四库全书》

第 129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86［美］惠顿著，［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二，页 61 上 （512）。

187［德］查尔斯马顿斯著，［清］联芳、庆常译，［美］丁韪良鉴定、校核《星轺指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页 96。
188《星轺指掌》，页 96 - 97。

189《星轺指掌》，页 96。

190《星轺指掌》，页 97。《万国公法》卷二也曰：“前者，君王之称莫尊于皇号，盖以为嗣续罗马之古皇也。但日耳曼皇之外，他国之君立此号者，即以为较诸国君王有尊位，未之有也。”（页 64 下［513］）

或問 第 18 号

122（2010）

自称“教皇”了。同样的，欧洲国家的皇帝，不论是历史上或是当今在任，不再降低地位身份，可以和中国皇帝一样，有资格自称或被称为“皇帝”了。
这种情形反映在丁韪良上述译著中。译者翻译英语 Pope、德语 Papst 为“教皇”。例如：殴罗巴诸国，按公法有应得王礼貌、不应得王礼者。君主之国皆有之，即罗马教皇、日耳曼诸侯并日耳曼、瑞士合盟之国亦有之。
又如：
得王礼之诸国，奉天主教者，概让首位于罗马教皇。191
又如：
惟安巴萨多尔与教皇所遣使臣，均系代君行事，因而特尊。192
这是自康熙禁止使用“教化皇”一个半世纪后，清廷在官方出版物上正式使用“教皇”这一词语。之后，这类例子便逐渐多起来了。限于篇幅，我们仅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1871 年（同治九年），中国近代职业外交家张德彝随中国第一个到西方的外交使团出差。当时总理衙门制定了一个制度，要求当时办理外交和洋务的出使大臣须撰著日记，把在域
外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呈递与衙门作为参考。翌年，张德彝在《三述奇》写道：［同治十年九月］十七日甲辰，阴，冷。……晚，会王子显，知法国曾与罗马教皇换约，立行教之律例，共数十条。193
张氏之所以敢于选用“教皇”，除了基于“得王礼之诸国者，奉天主教者，概让首位于罗马
教皇”之理据外，主要还是几年前总理衙门之出版物已经率先选用了。
例二，中梵因礼仪之争断交 180 多后，为了紫禁城旁一座天主教教堂之事，清廷再次与罗马
教皇有交涉。1696 年，康熙把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之旧府赐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到北京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作为寓所。越二年，康熙又将府第之旁空地一区赐与神父建教堂。1703 年教堂落成，
名叫北堂。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出使北京时就住在这里。1773 年教廷解散耶稣会，10 年后，传信部
将北堂地基转交给法国遣使会。1941858 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后，按照条约，清廷把北堂交还
给法国大使195，再由后者交还给遣使会士。1860 年以后，北堂便恢复往日的宗教活动了。对于不
满西教的慈禧太后来说，北堂在“瞻礼日，琴声歌声，颂祷声，喧聒于宫人耳鼓，无不闻者，殊191《万国公法》卷二，页 61 上 - 61 下（512）。

192《星轺指掌》，页 24。

193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页 249。

194

1886 年 9 月 15 日（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巴黎天主增爵会及仁爱会总统费雅德为北堂迁移等

事来函》：“再查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即乾隆四十七年，教皇传知法国，将北堂给与本会。”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 2 册，页 443。
195

《附件一：照录法使为索要北堂事致奕訢照会》，见《清末教案》，第 1 册，页 182。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23讨人厌。”1961886 年（光绪十二年），她藉故光绪帝大婚在迩，行将归政颐养，拟在三海附近，
起建宫阙，为游息之所，惟嫌地势狭隘，所以不得不把西安门蚕池口的北堂圈入。她谕令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处理迁堂之事。
5 月 29 日（四月廿六日），天津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 - 1913）与北堂教士樊国樑（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商订迁移教堂的合同。合同第一句话说：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北堂教士樊国樑为商议移让北堂在西什库改建，恭呈钧鉴，仍应祗
候
大清国大皇帝、大罗马大教皇御览批准，谨遵奉行事，计共五端。197
樊国樑在合同中说，迁堂一事，所关重大，未敢擅主，必须奏请“大罗马大教皇”裁夺。于是，李鸿章在 6 月 4 日（五月初三日）向朝廷奏报，派遣英人敦约翰（John George Dunn）赴罗马
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 年在位）陈请。李鸿章在奏折中说：
窃臣于上年九月面奉皇太后懿旨，饬派英人天津海关税务司敦约翰前赴罗马商请教皇，
令教士将内城蚕池口教堂迁移，叠将商办情形函达醇亲王暨总理衙门转奏，……198
6 月 23 日（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又再上奏折。他写道：
敦约翰续信谓：‚教皇查案，京城南北东西四堂基，皆先帝赏给教皇之物，彼可自主，情愿将北堂移换。‛德璀琳又电致敦转商能略减价，更见忠顺，容俟电覆。奉闻教皇与各国
主平等，嗣后如续有国书，诚如鈞谕，宜以国书报之，俾示联络。中土交涉之案，教务最为隐患，教皇权令能行，教士必不敢无理取闹，则裨益远矣。199
其实，这个时候，教皇国之国势已经衰微。1861 年意大利王国的建立，将往昔教皇国的大部分领
土并入意大利王国之内。1870 年，意大利进军教皇领地和罗马。翌年，意大利议会通过意大利梵
议会通过“教皇与至圣宗座特权法”，教皇仅享有梵蒂冈教皇宫、罗马城内的拉特兰宫、安多尔
福堡，结束了当年在欧洲连续长期存在的古老的世俗主权国家－教皇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李鸿章在奏折中多处还是以“教皇”来称呼利奥十三世。
除了“教皇”外，清廷也使用“皇帝”来称呼外国的一些统治者，这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
我们列举四个例证来说明。

196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河北省］：天主堂，1931），页 455。（《民国丛书》第一编，第 11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197《清末教案》第 2 册，页 423-424。

198《清末教案》第 2 册，页 421。

199吴汝纶编《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卷二十四，页 24 下（161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第四辑；第 32 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或問 第 18 号

124（2010）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咸丰被迫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1858 年）。在这条约中
文译本里，清廷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08-1873，1852-70 在位）“大法国大皇帝”、“大法国皇上”200。
二，1860 年，清廷与俄罗斯签订《北京续增条约》，中文译本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大俄羅斯国大皇帝”201。
三，1870 年 6 月 20 日，天津教案爆发。法国驻天津大使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及
秘书西蒙（Simon）被欧毙。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等被焚，法人死者 17，俄人 3。法、俄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清廷先后派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为了将此案详细原委及如何议结
情形对法国有个交代，并示两国和好友谊，1870 年 10 曰 14 日（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致
法国国书，开头第一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永敦和
好。………202
国书中的法国大皇帝即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08-1873）。
四，《星轺指掌》书后附录有国书公文程式二件。第一件是清廷大臣出使各国之国书程式：大（三行小字：君主、皇帝、伯理玺天德）好。朕寅承天命，中外一家，眷念友

邦，永敦和好，特选贤能智士前驻京，………203
第二件是中国皇帝答复日本国之国书：
大清国
大皇帝复问
大日本国
大皇帝好。兹接使臣副岛重臣赍到来书，批阅之馀，实深欣悦，朕祇承天命，寅绍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视，矧关邻谊，尤重推诚。………204
这是清廷正式称呼外国统治者为“皇帝”的例证。

结语

200

又，1860 年中法《续增条约》也称拿破仑三世“大法国大皇帝”。参见《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104-112，146。
201

参见《北京续增条约》引言及结束部分，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149，153。

202《清末教案》，页 954。

203《星轺指掌》，页 213。

204

《星轺指掌》，页 214。

翻訳的政治：“皇”、“王”之論争（荘・周）125“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和表达手段，是文化的基因。”205“皇”、“王”这两个字，蕴涵着古代汉语的传统意义和历史文化的积淀意义。自秦汉以降，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君主的称谓逐渐
制度化，并进一步社会意识化。君主称谓“皇”、“王”之基本内涵，不论在普通臣民或思想家
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概念。“皇”是统一帝国中国皇帝的专用词，是一个神化和圣化的称
谓词；而“王”仅是是皇帝之下的诸侯王，或是皇帝伯叔兄弟分封于外的最高爵位。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学界聚焦讨论翻译与权力的关系。翻译学者认为翻译不仅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206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
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翻译可以是对源语的客观背离，也可以是对译体语的客观背离译。207当译者把 pope 译为“教化王”、“教王”，把 emperor
译作“国王”、“王”时，他是对源语的客观背离，屈服于汉语强势主导性之下；当译者把 pope
译作“教化皇”、“教皇”，把泰西某些国家的 emperor 译作凝聚中国几年传统政治思想的“皇帝”、“皇”时，却是对译体语的客观背离，给汉语、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形成新的思想和知识，渗入到读者的意识深处。这些新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皇帝在国际政治社会上之权势与地位构成挑战，正如译论家张瑜所说：“通过翻译引进的新思想和知识，既能支持译入语文化的社会秩序及意识形态，又能破坏以至颠覆译入语文化中现行的权力架构及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从而建立新的权力关系。”208这篇论文主要从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教化皇”、“教化王”两个词语上所做的一
场话语较量、1844 年法国使团坚持将法国国王之称谓译作“大佛兰西大皇帝”、新教传教士与清
廷官员对 emperor 汉译所做“文字差异游戏”与“权力游戏”之斗争，以及清廷最终使用“教皇”、“皇帝”来指称罗马教宗与法国皇帝与俄罗斯沙皇等历史事件，具体来审视翻译与政治的关系。
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历史脉络，“皇”、“王”为不同的政治行为者所运用，或为启发新的政治思想，或为达到自己政治斗争的目的；也看到了“皇”、“王”之使用与清廷国势的消长，以及中国从单极世界秩序逐渐走向万国平等的世界等有密切的关系。自秦汉以降，“皇”
字一直保存着它原始词义的纯洁性，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色彩的语义，可是，两千多年后，到清朝
咸丰年间，它的词语逐渐地、慢慢地从中国皇帝自称的专词，扩大到用来指称神州域外的统治者。
我们看到了清代政治思想的变迁。
修订于 2010 年 4 月 9 日

205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页 210。

206

王东风《从文化转向到权力转向：翻译体现知识建构权力》，载（美）提莫志克（M. Tymoczko），（美）根茨勒（ E. Gentzler）编《翻译与权力 = Translation and Power》（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7），页 vii - ix。
207

参阅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 3-13。

208

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页 71。

或問 第 18 号

126（2010）

言語の接触と変容―中国語の近代的変化と外国語
日時：2010 年 8 月 1 日（日）～2 日（月）主催：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
I 基調報告袁進

復旦大学教授近代西洋宣教師の翻訳が中国語文体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

徐時儀

上海師大教授西学東漸と中国語語彙の変遷

内田慶市

関西大学教授言語接触と「新興語法」について

II 研究発表陈力衛

成城大学教授近代中国語の文体への日本語の影響について章

清

復旦大学教授“界”の虚実―「～～界」について

方

維規

北京師範大学

言語と思弁―中国語の構造に関する西方哲学家と漢学者の思索

千葉謙悟

中央大学助教外国語受容の第一段階―19 世紀中国語における音訳語

大塚秀明

筑波大准教授周氏兄弟による翻訳作品に見られる欧化語法について

中里見敬

九州大准教授中国語の自由間接話法

沈

関西大学教授「欧化語法」における日本語の要素について

III 研究発表

国威

8 月 2 日 大学院生フォーラム池田智恵

関西大学 PD「上海のホームズ」から「東方のホームズ」へ

徐海華

関西大学 D

旧長崎唐通事とその子弟らの言語教育―幕末から明治へ

稲垣智恵

関西大学 D

経験相“過”について：新興語法の観点から王

関西大学 D

普遍化と相対化の視野における中国―司馬遼太郎の中国観を中

海

海
暁芳

関西大学 D

心として『国語学草創』における伝統的要素と外来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