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99
No.14,（2008）pp.99-116

神户福建会馆与闽南商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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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铮

前言
1854 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此后一年(1855)又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日本被迫承认美国在日本的居住权与贸易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日本开国的历史性标志。1859 年
7 月 1 日，日本开放了横滨、长崎、函馆三个港口。又于 1868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放了神户港。
随着日本的开国、开港，华人华侨在日本的进出、人口移动或者商业贸易等方面都空前的活跃。
其中部分华人华侨在神户开港之后，即从长崎迁移至神户，先后建立了不同方言群的、具有明显
地域性特征的社团组织，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及建构商业贸易网。当时势力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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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有建帮、广帮及三江帮 。
建帮组织即现在神户福建会馆的前身。所谓建帮，乃是福建商帮的简称，不过只限定于闽南
籍商人，并不包括闽南以外福建其他地区的商人。它成立于 1870 年（同治 9 年/明治 3 年）
，是神户三帮组织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这似乎能够反映闽南商人在神户开港初期的实力和活跃程度。在这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间，建帮组织经历了从八闽公所—福建商业会议所—福建公所—福建会馆的
沧桑演变过程。作为一个由闽南籍商人组建起来的地缘性组织，它因其历史悠久，影响深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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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华人社团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它的历史，已为众多史家所研究和撰述 。但由于早期
的档案材料在 1945 年美军的轰炸中全部燬于大火，致使战前数十年的公所历史几乎全付阙如。有些问题，如公所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初创时期理事会的名单、各商号的贸易情况，一些代表性人
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公所在调处商业纠纷、帮助建构国际商业网络方面的作为等等，均难知其详，
令研究者不无困惑。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有鉴于此，本文在对福建会馆作一番历史社会学的考察之后，拟针对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正于各位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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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商人与八闽公所① 闽南与海外移民
闽南是中国福建省东南部的统称，包括清代及其以前的泉州与漳州二府所管辖的地区，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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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厦门、泉州与漳州三市的行政区域。在这个区域中讲同一种方言即闽南话。金门在历史上隶
属于同安县，也属于闽南地区。闽南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交通贸易的发达之区，又是向海外移民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移民分布于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和日本。相对于东南亚而言，日本的闽南人显然要少得多，但却具有商业移动的突出特征。早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 年）长崎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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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赴日的闽南海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及至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零散式赴日的闽南人，
其主体仍然是商人。
闽南人入住阪神的历史，当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据 1869 年的《商业报告》（Ｃommercial
Reporl）显示，神户开港当初的华侨人口在 500 人以上。另据 1870 年（明治二年十二月）兵库县4

的调查显示，“清国人来住者为 300 余人”。同年 2 月 19 日《兵 库大阪先驱报》为 400 人以上。 虽然资料记载的人数差异甚大，但在神户开港初期已有不少华侨居住此地，确是事实。
可以相信，这一时期神户华侨中的福建人，基本上应系闽南人，这与公所成立时使用“八闽”的名称有关。福建称闽，历史上有八个府的建制，故称八闽。在东南亚，凡闽南人占绝对优
势的侨居地，其社团组织冠以“福建”者为数不少，连闽南话也称之为福建话。
② 公所名称、最初成员及其代表人物
福建公所成立于明治三年即 1870 年，已为会馆和众多学者所确认，应该没错。此一时间的认5（1987 年初扮）、
定，系根据 20 世纪 3、40 年代的三份调查资料 ，以及神户新闻社编《素颜の华侨》
鸿山俊雄的《神户の在留中国人》。但所记名称则分别为福建公所、福建商会、福建商业会议所、
八闽会所，如此不一，实难适从。看来会所、公所、八闽、福建等称呼，都还缺乏足够依据，只6

有“福建商业会议所”的名称是 1903 年建会馆时确定的正式名称，至今遗物尚存， 无庸置疑。但该名称的确定是沿用旧称，还是另起新名，却不甚了了。总之，在 33 年间（1870－1903 年），神户闽南商人（又称建帮）所成立的地缘性组织，准确的名称是什么，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至于成立的地点和会址，仅见于神户新闻社编《素颜の华侨》书中一说，即在王明玉的复兴
号成立，并设于此。此说也颇值得怀疑。因为根据王明玉晚年的自述，他四十余岁始得创建复兴7

生理，于今十有余年，颇立规模。 王生于 1843 年，1885 年他在神户申请复兴号营业登记时是四十二岁，正符合四十余岁之说。此时为他做担保的黄礼兰“广骏源号”，倒是 1870 年开设的。所以，八闽公所的成立会议在闽南帮的某个商号召开，并暂时作为会所是完全可能的，但不会是复兴号。王明玉辛苦经营了十余年，终于颇具规模，此时公所说不定又移至复兴号，直至商业会议所落成。以此之故，而误以为一开始便设于复兴号，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问题也牵涉到公所初建时期究竟有哪些商号会员，由于名册无存，早已无从得知。现以
1870—1903 年，即公所创建至改名商业会议所为第一时期，将散见于各种资料中可判断为闽南籍
商人及其商号的名字集中起来，有如下一些：8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01

黄礼兰（广骏源号，后设源泰号）、王国珍，即王明玉（复兴号）、蔡念庭（益昌号）、陈德海（与蔡念庭似有合股关系）、陈明侯（不详）、陈太和（怡锠号
）、陈名亨（商号不详）、柯谦友（天生正号）、杨宝钦（福和成号）、白梅建（建记号）、黄汝玉（开合利号）、陈兴东（复兴号书记）、
王敬济（复兴号）、王敬祥（复兴号）、王敬斗（复兴号）、福泰号（店主名不详）、盈丰泰（店主名不详）、福联顺（店主名不详）、周起搏（新瑞兴号）、周起特（鼎记公司 ）、何尧初（捷德隆号）、
张遂秋（永和号）、何东源（捷德隆号，何尧初长男）、魏学连（东和号）、林清志（捷胜号）、王振卿（王敬济之
子 ）、郑金桂（仁记号）。
当然，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一些未注明籍贯者，怀疑也有闽南帮商人在内。鉴于公所历来的
章程乃实行商号会员制，故其中一些店主的子侄或高级雇员是否也能成为会员，尚不敢断定。尽管如此，从这些不完备的资料中，还是能够浮现出这一时期闽南帮几个强有力的代表性人物：
黄礼兰，1870 年已开设广骏源号，应是首批来阪神发展事业的一员。1879 年又办了一家火柴厂，在 1788 年的神户 12 家火柴厂中，作为唯一一家华商的厂，广骏源号的输出额占第 8 位。中华会馆创建时，黄礼兰捐了 300 圆，应是七、八十年代闽南帮中资产较为雄厚的商人之一。
白梅建，建记号店主，来神户的时间不明，也缺乏其他具体记录资料。但在光绪壬辰（18929年）洪遐昌撰文的<创修中华会馆记> 中，白梅建作为建帮的代表，是主持修建工程的五名董事之10一。据 1888 年<神户居留清国商民调> ，资本在 10 万两以上，仅浙江两家和建记号。中华会馆创
建时，他的捐款也在最多的 1000 圆之列，对华社事业卓有贡献。其资本之雄厚恐怕还在广骏源之上，难怪建记号会被称为当时福建帮最有力的商社。
王明玉、王敬祥父子，已有众多文章介绍其事迹，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尤其是王敬祥执掌复兴号大权期间，不仅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在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投身革命，不惜投入巨额资金帮助革命党，其事迹可彪炳史册。他担任过福建公所理事、
中华会馆理事长、统一侨商联合会理事长、国民党神户交通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神户大阪支部
长等职务，是 20 世纪初神户侨届无可替代的领袖人物。
这一时期，担任过福建公所和中华会馆理事的还有：蔡念庭、陈明侯、陈名亨等人。在这之后，一批新的精英人物又相继涌现出来，如王敬斗、王敬施、周起搏、柯复顺、李景屿、郑金桂、
詹廷英、陈清机、吴增炎、林长祥、蔡炳煌、邱世泰、郑崇璧、黄进胜等，均是 1939 年福建公所
被迫解散之前的核心人物。

3会馆的性质与功能① 会馆性质与功能的若干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海外华人已脱离“落叶归根”的传统心态，渐渐转变为“落地生根”

的现代化思想意识，华人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在这一本土化的进程中，以“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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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血缘”为基准的区域性华人社团的功能与作用，为适应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
面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实质性变化。
刘宏在分析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性质与功能在战前和战后的变化，很值得参考。他认为，从一
开始，许多华人社团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推动同乡会员建起商业网络。他以安溪会馆为例（安溪是泉州管辖的县），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些变化：一是战前的主要活动是建立和加强同侨乡的联系，战后则转为促进东南亚乡亲的经济地位；二是战前的结构模式是严格的帮权事务，通常仅准许帮内成员加入，战后虽然血缘关系仍然重要，但有所松弛；三是战前的帮权模式主要是个
人事务，而战后却出现会馆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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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福建会馆的性质与功能在战前和战后出现的变化，与新加坡安溪会馆的情况相比较，确实有所不同。无可置疑，从早期的八闽公所到福建商业会议所到福建公所，促进贸易都是其主要的宗旨。它甚至可以视为由地缘关系组合起来的商帮组织，因而在推动同乡会员建立区域性或跨
国性贸易网络方面，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战前章程中的宗旨是这样写的：“本所は日華及日本南洋の貿易を奨励し、神戸在住の福建省出身竝に縁故者相互の和親を図ること，及福建省出身者に対し必要ある場合は保護、又は救助を為すを目的と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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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支持并奖励会员开展日华及日本与南洋的贸易，是战前会馆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到了战后，尤其是 1957 年重订公所章程，又经 1967 年、1973 年、1983 年三次修订后，其宗旨已经出现了如下的变化：
13“本会以联络同乡感情、发挥互助精神、共谋全体会员福利、并促进国际贸易之发展为宗旨”。
而在《财团法人福建会馆寄付行为》第 1 章“总则”的第 3 条“目的”则这样写道：“この法人は、各種の社会、文化活動を通じて、中国福建省閩南地区等の国際交流の振興に努め，福建省閩南地区出身者をはじめとする地域住民の福祉の増進を図り、もって地域社会の発展に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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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馆的成员结构模式（以商号为单位）来看，福建会馆在战前战后并没有改变。但是，“联络同乡感情、发挥互助精神、共谋全体会员福利”，已经提升为会馆最重要的活动原则，“促进国际贸易之发展”则降低到次要的位置。这是与战前最大的变化之处。如果说，早期的福建会馆更
像是一个地缘性商帮组织，那么，战后会馆则更体现同乡会的性质。而战前的新加坡安溪会馆，
乃是以建立和加强同侨乡的联系为原则的，体现了同乡会的普遍特征，但战后则直接参与了商业活动，将促进会员的经济地位，帮助建立区域性或跨国性商业网络，作为首要的任务。当然，二者的区别，取决于所处国家的政策、华人的地位及其“本土化”的进程等等，也跟社团本身的性
质总是以社团和成员的利益为大前提，并使社团这一群体更能融入当地社会有直接关系。本文暂
不作分析。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03② 会馆在调停纷争上起的作用
福建公所自成立之初起，其成员资格均以贸易商为主。因而，其功能乃具体表现在处理各种跟贸易有关的问题上，如陈述意见，争取商家权益，为新店号担保，调停会员之间的商业纠纷等等。从另一角度而言，公所又是超越了作为利益团体同业公会的界限，以同乡为核心发挥其功能和作用。1874 年兵库县把在神户的中国人分为三组，采取各组设置负责人的管理办法。其目的也
就是为了以帮为集体，使帮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同时具有解决争议诉讼的机能。显而易见，福建会馆具有“帮”的性质。而以“帮”的性质存在的华人社团，在中国、东南亚等地是普遍存在的。
从“福建同安人陈德海告蔡念庭吞占产业”一案的调停过程，可以清楚了解到公所在解决商业纠纷上所起的作用，从而体现帮内事务自治的这一性质。此诉讼案惟见于《郑孝胥日记》。郑氏时任清国派驻神户兼大阪的领事，办事公正有力，颇受华人拥戴。据其日记对该诉讼案的记述如下：清光绪十九年四月（1893 年 5 月）
初二日（5 月 17 日）同安人陈德海来告蔡念庭吞产霸占。
初六日（5 月 21 日）郑（雪涛）、蓝（卓峰）二董来，称蔡念庭执意甚坚，不可以虚语劝也。
初七日（5 月 22 日）午后，蔡念庭来，余令将契约全交入署，俟彼此核帐后再行核算。
初八日（5 月 23 日）柯谦友来，以陈德海帐目托会建帮核实。
初十日（5 月 25 日）建帮王明玉、陈太和、陈明侯、柯谦友同来。
五月初七日（6 月 20 日）柯谦友来，言陈、蔡之讼已和，求领契约去；令陈德海递和息禀，建帮递调处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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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来解读诉讼案的过程和相关细节的：告状者陈德海与蔡念庭显然有股东关系，甚至
益昌号有可能是两人合营的，所以才会有“吞产霸占”的情事。郑也许因为蔡念庭是八闽公所的理事，而此等商业纠纷更宜于内部调解，所以请广东帮的两个头目人物郑雪涛、蓝卓峰出面找蔡谈话。郑、蓝二人与郑孝胥的关系最为密切，时常往来，这从日记中可以得知。但蔡念庭的态度很坚硬，没有商量余地，郑、卓的调解失败。郑孝胥显然很生气，即勒令蔡交出契约，并核算双方账目。在这种情况下，八闽公所的众理事出面了，并由公所先单方面核实陈德海的账目。这一
举动对蔡念庭必然会有所促动。5 月 25 日，几位建帮的头目人物一起找郑孝胥，日记虽然没有交代所谈何事，但肯定与调解诉讼案有关。前后经过一个月又七天，该案终以双方和解结束，并由陈德海递交和息文书、建帮递交一份调处报告。
当时出面调解的人物有柯谦友、王明玉、陈太和、陈明侯，而他们的身份均为福建公所的理事，很显然是代表公所出面调处此事。一般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方式是通过政府的有关部门来解决的，而发生在华人之间的此类纠纷，却经由当事人所属社团调停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华或問 第 14 号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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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团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4贸易网络与家族式企业个案① 对东南亚贸易的优势神户开港以后，华商无疑是重要的商业力量。从 1890 年神户港的输出额中，华侨商人占了25％，已能显示其所占分量之大。到了 1930 年，神户港对华中、华南以及南洋的输出额 1 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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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圆，华商的输出额约 8000 万圆，约占 53％， 说明华商在战前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中，
有着明显的优势。
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神户福建公所的闽南帮商人除了黄礼兰开设火柴厂外，其他商家主要均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日本国内的贸易。如东和号（魏学连）主要从事上海与香港的海产物、杂货贸易；福和成号（杨宝钦）经营海产物和杂货；复兴号（王明玉）的营业范围则为上海等地的船
货贩售，到了 1920－30 年代，王家的复兴号已经建立了一个以神户为基地的庞大贸易网络，在中
国的天津、大连、营口（牛庄 ）、哈尔滨等和南洋各埠均设有分栈或分号，包括了神户的复兴公司、振兴号、源兴号、致和号等商号，以及厦门的敬记洋行和昌记号、上海的复兴隆、新加坡的和记公司、安南（越南）岘港的东南公司、印尼泗水的和兴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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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昭和二十九年（1952 年）的名册， 使我们了解到像复兴号这样有意识地建构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在神户福建会馆的众商号会员中并非个别，而是一种传统的普遍的商业策略。名册上的贸易商，属于福建会馆的有 20 家，其贸易网络如下：裕兴商行（詹廷英）：台湾、马来半岛。
南泰公司（郑达材）：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
振东分行：
（李鸿发）
：台湾。
宜兴公司（黄进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其成公司（董运筹）：新加坡、仏印。
南侨贸易公司（林庶民）：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
福源公司（邱世泰）：香港、印度尼西亚。
金泰公司（王奕金）：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
振记公司（林清波）：台湾。
东南公司（王寿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菲律宾。
益源公司（周峥强）：印度尼西亚。
永祥贸易公司（陈步我）：香港、新加坡、ビアン。
福同洋行（庄恭握）：香港、新加坡、マカブ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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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泰公司（钱永盛）：印度尼西亚。
万春有限公司（陈锦城）：印度尼西亚。
大东贸易公司（王永生）：香港、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仁记洋行（郑益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南光公司（梁祖辉）：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华东连合实业公司（吕达民）：印度尼西亚、台湾、香港、ラング-ン。
东方公司（郑崇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当然，这样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神户闽南商人在建构东南亚（含香港、台湾）贸易网络方面为何拥有如此的优势？答案也许很简单，那就是闽南人遍布东南亚各地和香港、台湾。正是这种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使神户闽南商人很容易建立起这样的商业关系。本文试以南泰公司（郑达材）、东方公司（郑崇璧）、泰和公司（郑葆仁）为例：几位郑先生均是永春县夹漈村人，据《三修永春夹漈郑氏族谱》载：截至 1963 年郑氏宗族第三次重修族谱时，登录在族谱的历代海外移民（含在移居地出生者）共 915 人。约在 17 世纪中后期至 18 世纪初期，该家族开始向台湾移民。到了 19 世纪初，有少数族人开始到达马来亚的槟榔屿，以后逐渐向东南亚其他地方扩大，并在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大约在 20世纪初及稍后一个时期，该宗族的郑崇璧、郑达材、郑达源等人相继来到了神户，这也是该族从
未有过的向日本的移动。据统计，郑氏宗族在海外的分布地区及移民人数如下：台湾 161 人、马来亚 225 人、新加坡 59 人、菲律宾 158 人、印尼 158 人、缅甸 18 人、日本神户 13 人、香港（含澳门 1 人）18 人、北美 2 人、南洋（地点不明）103 人。
《郑氏族谱》的主修人郑玉书还特别指出：“其家族诸弟侄在港、沪、日本、菲律宾等地经营
工商业。……神户有东方公司，在香港有振益行，而马尼拉有南通行、兴华公司、振东公司等入口商行，握布业界之牛耳。”经营布业是该族的传统。在这里已能看出，一个闽南家族所形成的跨
国商业网络，实际上渗透着浓厚的血缘关系。
② 怡锠号的兴衰
怡锠号的店主陈太和是金门人，也是福建公所早期的重要成员。据明治 21 年（1888 年）8 月〈神户居留清国商民调〉的资料显示，怡锠号在神、阪两地的资本各有五万两，属于资本最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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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号之一。 在中华会馆创建时各商号捐款的名单中，怡锠号也在 500 圆之列。 1891 年发生的陈德海控告蔡念庭侵吞产业一案，陈太和是建帮出面调停者之一。这些都说明怡锠号在当时的重
要地位及其所经营的商业正处在兴旺发达的阶段。
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在神户华侨商社店号的统计之中，却不见陈太和的怡锠号，似乎已经倒闭。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资本如此雄厚的怡锠号有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最近，承蒙陈福林先生提供若干原始材料，细读之下，才多少了解其中的一点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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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临先生保存的资料中，有三份是怡锠号在金门亲族中筹资的〈凭单坐过〉。 内容如下：〈凭单坐过〉一
由胞兄、大嫂汇来两笔款项，一笔是养老银 1000 员，即 730 两；一笔是应份均分银 1550 员，
即 1131 两 5 钱。所谓“应份均分银”，可能是兄弟共有财产均分所得的份额。此两笔款项均存于
大阪怡锠号，显然是入股了。凭单上写明每 100 员的年利息是 10 员，即 10%。而且，不管生理（生意）盈亏，利率不便。立据的人是陈可金，即陈太和的父亲，其胞兄即陈可云。时间是光绪十六
年（1890 年）元月。
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 年）四月，陈太和本人又在凭单上做了这样的重要声明：“右此单因家费浩繁，逐年深（侵）欠母银，特恐日后多生支（枝）节，故请房亲设法将养老银壹千员正，再行换单，付执存照，余款面会，按登怡锠来往，而此单作废无用。特此批明。
”

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07〈凭单坐过〉二由婶亲、弟妇汇来两笔款项，一笔是养老银 1000 员，即 730 两。一笔是应份均分银 180 员，
即 1314 两。也写明同样的年利率和确保条件。从凭单上写着“世弟、瑲侄同照”可以知道，所谓弟妇即陈可金的堂弟陈可世的妻子，婶亲即其母亲。立据人是陈可金，时间也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元月。在凭单上陈太和也做了同样的声明。

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凭单坐过〉三该凭单由陈太和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四月立，写明“承先父可金收婶婆、三婶来养老银壹千员，平七百三十两正”。利率与条件跟上面两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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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以上凭单起码可以反映两个问题：⑴怡锠号的部分资金是从亲族圈中募集的，10%的年利率和不管盈亏的确保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优惠的。这也许是家族式企业的特点之一，让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也能分享较为丰厚的商业利润。但不明确的是，除了 10%的利率外，是否另有年终分红？如果没有分红，就等于是借贷性质，而不是入股。因为缺乏其他证据，不敢妄断。
⑵陈太和所以要在凭单上另做声明，已能说明企业对这些资金的管理出现漏洞，每年寄回的钱已超过各人的利息所得，原因是“家费开销浩繁”，以致侵用了母钱。这或许就是家族式企业
固有的弊端。如此则迫使陈太和不得不采取重新核定各人资本额的办法，这个时候怡锠号可能已
经露出了某些败象。
陈福临先生还提供了 1914 年（大正三年）陈永和写给二兄陈太和的一封家书，并附陈永和
与陈诗冰为收拾福和号残局所议决的条约。从这两份材料中，可以知道如下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怡锠号于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明治四十一年）倒闭，后在利兴成号的帮助下，陈太和拟重整旗鼓，以陈期声之名另开福和号，起初几年也颇见起色。如信中所说：“溯自戊申（1908 年）怡锠失败，继以三兄弃世，家运之衰退、骨肉之摧残，言之痛心。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09

昔日先人轰轰烈烈之名誉，一落千丈，尽付东流。抚今追昔，欲哭无泪，徒唤奈何。念兄弟四人，
仅存尔我，病者病，弱者弱，终奈何哉？幸吾兄得利兴成赞助，重整残局，恢复旧观，数年以来，
封妻荫子，内外安饱无忧，诚兄之才干优长，声势亦足自豪，不胜拜服！
”

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第二，到了 1913 年，因福和号生意不佳，陈太和又抱病在身，于是决定于 5 月间退隐回乡
（金门），将福和号交予弟弟陈永和、侄儿陈诗冰二人共管。其时，福和号资金已严重不敷，竟到
了要“告借日金二百元”来暂时维持的地步。
“此次吾兄既为势所迫，决意返梓，诚属不得已而行”。
“缘二兄在神户之日有建设，福和生理营业登报陈期声之名。经作数年，因近年来生意不佳，利路甚微。客岁五月间，二兄拟欲回家，为福和资本不敷，与永（陈永和）相商，告借日金二百元正，添凑生理之用。议定将此生理交永与冰侄两人共操，各执印章，相安办事。不料在近（最近的意思）生理更疲，入不敷出，势看难持，若不早日变更，不能持久。冰（陈诗冰）意欲
持难持，欲卸难卸，彼此共议，将此门面解散，所以生理全盘归永代理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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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看来，福和号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第三，从陈永和充满怨气的长信中，不难看出，陈太和对陈诗冰信任，对胞弟永和则多所猜忌，甚至有责备之意。而且，两人关系并不和谐，意见不一，矛盾重重。陈诗冰是军人出身，肯定不谙经商之道，福和号的失败，不能说与此无关。这也许就是家族式企业在家长制的支配下
所实行的家族主义人员结构的必然结果。
第四，陈永和与陈诗冰议决的条件共八条，立约虽细，却难掩福和号所面临的困境。看样子，陈永和最后好像也无力挽救败局。此条约很有参考价值，不妨抄录于下：一议二兄抱病在家，药资、家费逐月当三十元之则，但不知生理逐月得利多少。比如每月所盈一、二十元之谱，除纳税金并生理中一切应费外，尚伸（剩）之数，按交平野元，余当尽数寄家，此据。
一议生理逐月如有五十元之利，除生理应费、纳税、寄家二、三十元外，尚伸（剩）之数，
即先按二折抽还永之垫款，再伸（剩）即抽十元交平野氏，并贴永之福食多少。除此之外，若有伸（剩）款，暂留以待来月。此据。
一议生理逐月如有成百元之利，仍除生理中一切应费外，家资当多寄，永之垫款亦加折分
还，并按每月抽出五元寄交文沛侄。另用按交平野、玉英各十元。此外不得多支。永为任事勤劳，
亦可先支辛（薪）水十五元。此据。
一议生理如得数百之利者，永之垫款一笔清楚亦可。倘有如此利获，许永当抽二分花红，或千千万万，至许时（那时的意思），应得之人临时酌妥，举家皆共享其利。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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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议生理将来能得振兴，可开门面之势，当彼此洽商振展，冀图永远，以提后辈。此据。
一议冰侄去年合办，乃承二兄面嘱，今既卸任，归永代理，恐日后有受咎之虞，永虽尽归
代理，但生理进出账目，听二兄用人调查。此据。
一议生理变迁不常，福和营业刻虽仍以陈期声名义办理，然将来如逢生理为难，不得已改换别名或废业，当听永就商裁决。此据。
一议生理如得利无几或亏空之时，平野等亦各愿，情不得催迫。此据。
大正三年
民国三年四月日

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112

或問 第 14 号 （2008）

此材料经陈福临先生允许，得以刊登，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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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资料尚无法全面揭示怡錩号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原因，但这样的个案已足以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更何况像怡錩号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即如黄礼兰的广骏源号、白梅建的建记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13

号等，也照样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免令人感到惊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称雄一时的商号如此快速地走向衰败？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以商号为会员单位的公所组织又
曾经产生哪些影响？此类问题实在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③ 陈清机与福建会馆
王庚武教授在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移民的形态时，把海外移民分为华商形态、华工形态、华侨形态和华裔形态。他认为，华侨形态是 1900 年后出现的，但到 1911 年后迅速达到了高潮。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它成为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形态。而这种形态的提出是以民族主义为出
发点的，同时，由于它和革命有密切联系而得到加强。

22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首先是在海外华侨中发动的。显
然，他采纳并加以发挥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动员这场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海外华侨中
产生了重大影响。神户是他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已经有丰富的资料说明神户华侨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和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如吴锦堂、王敬祥的事迹，这里不用赘述。
笔者关注的是，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神户福建会馆的成员们如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在故国家乡有所作为？为此，仅以陈清机的事例来说明问题。
陈清机，晋江安海人，生于 1881 年。年轻时东渡日本神户，1905 年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有关他在神户的情况，只知道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绕道
日本神户时，他与国民党人及当地华侨代表参加了欢迎会，在东方饭店所摄纪念像，前列正中为23孙中山，右起第四人就是陈清机。 又知道 1926 年 11 月北伐支援献金者中，陈清机名列榜首，是24

25

唯一捐献 1000 元的神户华侨。 陈清机创办的建东兴商行，见于 1921 年的资料中， 很可能是在这之前开张的，而且成为福建公所的会员。1934 年福建公所第二届理事会，陈清机出任理事。

261913 年，陈清机曾回国在家乡安海发起创办“闽南民办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得到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王敬祥的支持，并于 1919 年 4 月一起回国，正式启动“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创计划，王敬祥、陈清机、周起搏（神户新瑞兴号店主）、蔡德
海、吴增、陈家楣、高标珍等 11 人被推选为公司发起人。王、陈、周作为领衔人物，已能反映神
户建帮的重要作用。余者都是当地的商人和绅士。
陈清机发起建设汽车路的动机，一方面是受孙中山建国韬略的影响。他怀有这样的理想：“异
日革命告成，定要实践孙先生之教导：振兴中国唯一出路，是发展实业。转运无术，工商皆废，
故交通为实业之母。”另一方面也是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工业、交通日新月异，而反观自己的国家和家乡依然只有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大路，交通工具多依赖马驴和肩舆，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他认为：“修路政策轻而易举，不必仰给外人”，“而汽车之功，用其捷便行于陆者，所以公
路交通之开辟，尤为最先”。

27

但是，公司创办初期，发生了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当时，陈清机与王敬祥回国，曾到厦或問 第 14 号 （2008）114

门要与一些巨绅合办，但响应者很少。根据初期制定的招股简章，股本先定二十五万员，每股十员，一律以本国通用银元计算。可是本地的股本此时只招收十分之二、三，缺额太多，工程计划难以进行。于是，先由王敬祥个人贷款一部分，再由陈清机从日本贷款折 5000 余元，暂时应付。
招股的任务依然繁重，陈清机即亲自到东南亚向同乡华侨募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投股者终于达到 2000 户左右，海外华侨占了 80%左右的股份，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认股者有：陈清机、王敬祥、周起搏、周起特（以上神户）、吴记藿、戴金华、戴正中、黄秀琅、苏秋生、吴善卿、蔡子钦、
桂华山（以上菲律宾）、蒋报企、黄奕柱（以上印尼）、黄仲训（越南）、颜惟扬（新加坡）等。1922
年 6 月，安海至泉州的公路终于建成，全长 28 公里。

28

泉安公路的建成，是闽南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一块里程碑，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在王庚武所说的“华侨形态”时期，海外的众多新事物正在由华侨带入这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地区。
而在神户福建会馆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这种事例也是绝无仅有的。

5结语本文对神户福建会馆的历史与变迁，闽南商人跨国贸易网络的特征等诸多感兴趣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同时对所运用的若干个案材料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见解。兹归纳如下：
一、1870 年建帮成立社团时的名称，据 20 世纪的几份调查材料和其他著述，有福建公所、
福建商会、福建商业会议所、八闽会所等不同说法，孰是孰非，尚难断定。但“福建商业会议所”
一名确实存在过，因有旧物保存下来，可以相信。但笔者认为这未必是会馆始建之名，后来很可
能重定名称。从当时的一些资料看，“建帮”的名字似乎更加流行，而被习惯使用。至于会馆乃成
立于王明玉的复兴号一说，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笔者认为，会馆于某一家商号成立并暂作会址是
可能的，后来再迁移至复兴号内，但那是 1885 年复兴号开业以后的事。
二、会馆设立至今，已有 138 年的历史。在经历了许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后，会馆的宗旨也随之产生变化。笔者注意到，促进贸易一直都是战前会馆最主要的宗旨，因而在推动同乡会员
建立区域性或跨国性贸易网络方面，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战后，“联络同乡感情、发挥互助精神、共谋全体会员福利”，已被提升为会馆最重要的活动原则，“促进国际贸易之发展”则降低
到次要的位置。如果说，早期的福建会馆更像是一个地缘性商帮组织，那么，战后会馆则更体现
同乡会的性质。
三、《郑孝胥日记》有关“福建同安人陈德海告蔡念庭吞占产业”案的记录，十分重要。文中
对该个案所做的解读与分析，目的在于揭示战前会馆在解决商业纠纷上所起的作用，和帮内事务
自治的这一性质。这也是战前会馆功能与性质的重点之所在。

神戸福建会館與 閩南商人（王）115

四、以闽南商人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为主，客观的分析闽南商人在建构商业贸易网上的特征，以及家族式企业的利与弊，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笔者试图借助《三修永春夹漈郑氏
族谱》的有关资料，以反映该家族海外移民在东南亚和台湾、香港的分布情况，如何与闽南商人
所建构的跨国商业网络相重叠，并说明这种跨国商业网络实际上渗透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正是
闽南商人家族式企业的优势所在。
但从陈福临先生提供的书信、契约文书中，我们又能发现家族企业所存在的另一种弊端。这
些书信和契约文书是了解陈泰和“怡锠号”兴衰演变的重要资料。然而，“怡锠号”的衰败并不是
唯一的例子，许多在会馆建立初期实力雄厚的闽南商号，也仅仅只维持了二三十年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五、本文通过陈清机的事例，反映了 1911 年以后福建会馆的某些成员，曾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经济建设，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对家乡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引导
和推动的作用。像此类华侨积极参加家乡建设的事例非常多，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分析，可以了解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以及华侨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这也是今后闽南华侨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像福建会馆这样一个地域性华人社团，不仅需要全面了解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
变化及其特征，也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会员单位在商业运作和社会活动方面的情况；不仅需要同神户其他华人社团进行比较研究，还需要同东南亚其他闽南籍华人社团进行比较研究。惟限于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和个人学识的浅陋，故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而文中的诸多缺陷，也有
求于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1

鴻山俊雄，
《神戸大阪の華僑》，136 页，华侨问题研究所，昭和 54 年 7 月

2

吴柏林的《福建公所今昔录》，1990 年 3 月 31 日出版，财团法人福建会馆事务局发行。基本描述了从
公所到会馆的历史概貌。
中华会馆编的《落地生根》对福建公所的历史及其重要人物也做了详尽的叙述，可以说集中了至今所能见到的各种相关资料。
王柏林的《王敬祥关系文书》http://www.lib.kobe-u.ac.jp/products/okeisho/index.html，则披露了所珍藏的许多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他的研究文章实不胜枚举。

3从 1685 年至 1694 年的 10 年间，福建商船占赴长崎唐船总数的 30％以上。这时期赴日的福建商船虽
然以福州为最多，但闽南商船仍占有一定比例。引自陈自强“就《华夷变态》谈康熙年间海外交通贸
易的若干情况”。
《海交史研究》1990 年第二期。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

4《落地生根—神户华侨与神阪中华会馆百年史》，第 34 页。中华会馆编，研文出版，2000 年 2 月

5资料 1《長崎ニ於ケル華僑団体ノ沿革ト神阪中華会館ニツイテ》（华侨研究资料第 22 辑·外务省南洋局·昭和 17 年 10 月）；
资料 2《大阪神户华侨贸易调查》（华侨经济丛刊之一·实业部工商访问局·上海·民国 20 年）；
资料 3《神户在留华商及其の取引事情》（神户税关·昭和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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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或問 第 14 号 （2008）该遗物砌于今福建会馆的门前。

7<复兴本号行规条约>，见王柏林《王敬祥关系文书》。

8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52、57、101、102、105 页。

9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96 页。

10<神户居留清国商民调>，明治 21 年 8 月（1888）调查

11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第 63、64 页。厦门大学出版
社 2003 年。

12<長崎ニ於ケル華僑団体ノ沿革ト神阪中華会館ニツイテ>（华侨研究资料第 22 辑·外务省南洋局·
昭和 17 年 10 月）。见《闽南ⅱ》，第 2 页。财团法人福建会馆编，1997 年 2 月。

13

<福建公所章程>，见《闽南ⅱ》，第 91 页。财团法人福建会馆编，1997 年 2 月。

14

《闽南ⅱ》
，第 95 页。财团法人福建会馆编，1997 年 2 月。

15

《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 352-358 页。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200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16

安井三吉《帝国日本与华侨》，第 52、206 页。青木书店，2005 年。

17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57 页。 江柏炜<晚清时期的华侨及其侨资聚落：福建金门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见《金门建筑史》第 73－116 页。

18

昭和二十九年六月《神户と在留中国人》别册<在神华侨各种机关团体业者名簿>。

19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102 页。

20

同上。

21

三份影印件已见载于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121 页。

22《王庚武自选集》第 188-205 页，<中国移民形态的若干历史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3

吴柏林<战前福建公所的会员商社>，财团法人福建会馆事务局编印《福建会馆交流志》，第 50 页。
1992 年 10 月。

24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第 173 页。

25

同上，第 401 页。

26

吴柏林《福建公所今昔录》第 28 页，财团法人福建会馆事务局，1990 年 3 月。

27

陈德贤<陈清机与泉安公路的开创>、<爱国华侨陈清机事略>。
《晋江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7 辑。晋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8

以上资料引用陈德贤<陈清机与泉安公路的开创>，《晋江文史资料》第 5 辑，晋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