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49
No.16,（2009）pp.49-54

民国时期汉语教学一瞥 ∗朱勇

民国时期（1912 年－1949 年）战乱频繁，经济不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
的人数非常有限，汉语教学和汉语学习的资料也不多见。虽然国内的上海、广州、南京、北京和重庆等地，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都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现象。但国内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门学
科加以研究，也极少有政府机关、民间机构对其进行组织 1。
不过由于中外交流的需要，一些外国机构通过民间渠道聘请中国教师前去任教，像老舍、萧
乾在英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就属此列；也有一些外国人出于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个人兴趣，或由所在国政府资助前往中国留学，或自行前往留学。前者如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后者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

老舍、萧乾在英国的汉语教学工作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也同外国交换过少数留学生，也有一些知名人士先后从事过对外汉语教
学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同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过的老舍和萧乾。

一、老舍先生的汉语教学 2
老舍（1899～1966）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老舍先生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本文系作者为张西平教授主编的《世界汉语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所撰写的其中一

节，内容有所增删，特此说明。
1

程裕祯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关于老舍先生的汉语教学活动主要参考了老舍先生的散文《东方学院》，以及舒乙先生发表于 1999 年

1 月 29 日的《北京晚报》上的文章《老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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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从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一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工作。老舍先生担任讲师，主要教授“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语文系有一位中国讲师，有时候除了固定的讲师外，还有好几位临时教师，系里的教授与固定讲师都是说官话的，要是有人想学厦门话或绍兴话，就非去临时请人来教不可。
老舍先生在此期间，参与完成了“灵格风”汉语教学唱片。舒乙在《老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中曾详细记载了有关情况。“灵格风”汉语教学唱片的问世，和老舍先生在东方学院的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语学系中主持东方学院汉语教学的一共是三个人：一位教授和两位教师，后者中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则是中国人。那一位英国讲师叫艾德华，是位女士，第三位叫 CC. Shu，舒庆春，即老舍。这三位的名字一起署在“灵格风汉语声片”教材上，但朗诵者仅老舍一人。可以断定：灵格风汉语教学唱片，是老舍先生 20 年代在英国教中文的副产品。虽然老舍的名字只是排在最后，但这种作者署名的排列顺序，与其理解为根据作用的大小，还不如理解为是一种资格
的排列。舒乙先生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1）教材内容：在这方面，一看便知，全部教材的对话课文显然都出自老舍之手，仅举一例便可证明，请看第二十一课的课文：

甲：昨天有位朋友送给我一本新小说。我打开就念了三分之一。吃完了晚饭又接着看，简直的不能停住。一共是四百多页，你猜怎么着，我一气把它念完了。你想我什么时候念完
了的?
乙：夜里 12 点了吧?
甲，哼，2 点 10 分。真好，布局精奇，笔锋又爽利，我所以看入了神啦。
乙：你看完了。好，该借给我啊。
甲：可惜，你来晚了，早叫二妹妹拿去了。
乙：我先说下，等她看完，千万借给我。
甲：一定。我近来看小说的瘾非常的大。说真的，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义。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
况且现在用白话写，写得生动有趣，你说是不是?
乙：是，我也觉得新小说有意思，因为有一些文学上的价值。

（2）语言风格：在这方面，教材所用的语言更是非老舍莫属。上文中“简直的不能停”、“你猜怎么着，我一气把它念完了”、“哼，2 点 10 分”、“你来晚了，早叫二妹妹拿去了”、“看小说的瘾非常的大”等等都是随手可拣的例子，它们不仅仅是北京话，不仅仅是白话，而且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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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老舍式的语言，和其后的《骆驼祥子》、《茶馆》中的语言风格完全是一脉相通的。
（3）字体：《灵格风言语声片》教材分上下两厚册，第二册是中文课文，共三十课，第一册
是英译，并用音标注音。中文课文不是用印刷体印的，而是用毛笔楷书工工整整写的，然后再照相制版。从笔体上分析，那笔漂亮的毛笔字全都出自老舍之手!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个教科书竟是老舍先生最早的手迹影印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虽然，当初的安排并非是有意如此。
（4）声音：唱片上写得清楚，三十课课文全由老舍先生朗诵。想不到，这套《灵格风言语声片》成了保留年轻的老舍先生声音的最佳记录。唱片一共有十五张，双面，每面一课。由于发行量甚大，如今，在世界各地，都很容易听到老舍先生那一口地道标准的北京话。

二、萧乾先生的汉语教学 3
萧乾（1910 年―1999 年），原名萧秉乾，化名萧若萍。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
蒙古族。萧乾先生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
1939 年萧乾收到了发自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函，他被聘为该学院中文系的讲师。但去该学院任教，条件十分苛刻，年薪（而且是税前）仅为 250 英镑，且只签一年合同。此外，旅费还须自备。就在萧乾左右为难时，具有远见卓识的香港《大公报》社长胡霖把他找了去。胡霖快人快语地吩咐道：“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1939 年 9 月 1 日，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全面爆发这一天，萧乾从香港启程，乘坐法国阿米拉
斯号航轮前往英国，开始了长达 7 年的讲学、深造和战时、战地记者的多色彩生活。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萧乾教授着只有一、二个学生的中文课。萧乾云：“珍珠港事变前，我轻松极了，只进行过个别讲授：一个苏格兰化肥厂的厂主把学点中文作为一种高尚消遣；一个爱上了一名香港殖民官的姑娘，她觉得懂点中文对将来做主妇准会有用。可是学到中途，她不照面了。托人给我捎来封信，说：她同香港那位吹了，又爱上了一个驻加纳的殖民官，所以改学非洲语了。
”

在轻轻松松任教的同时，萧乾还积极参加了英国人民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成立的公谊会和援华会的各项活动。1941 年，公谊会组织了一支由 40 名英国青年组成的救护队，志愿前往中国从事医疗工作。在这支志愿救护队来华前夕，举办了为期 3 个多月的培训班。萧乾则负责教会他们日

3参看萧乾夫人文洁若的深情回忆录《俩老头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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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汉语，以及讲授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必要的相关知识。抵达中国后，这支医疗救护队一直活跃在大动脉滇缅线上，用鲜血、生命和宝贵的医疗急救技术，为保障战时中国的这条生
命之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 年萧乾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职，转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撰写文学硕士论文。

日本在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生活民国时期的前半期、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日本文部省曾派人来中国留学。这些学生中有两位比较著名的，他们是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 4。
一、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并于 1964 年 10 月创办了汉语专修学校“日中学院”，并任该院院长直至去世。日中学院的宗旨是“科学的中国语教育的普及”和“坚
持日中友好”。校园里至今仍镌刻着仓石先生的亲笔题词：“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
1974 年，仓石以汉语研究和教学以及编纂词典方面的成就，获朝日文化奖。
1928 年 3 月，仓石武四郎作为日本文部省特派驻外研究员到中国进修，1930 年 8 月，仓石归国后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仓石在中国一共学习生活了两年半。留学期间，他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旁听。仓石听的课很多，就拿师大来说，他曾经听过的课有：钱玄同的“国音沿革”、“说文研究”，孙人和的“词学”，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黄节的“曹子建诗”。他每周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聆听上述诸位先生的课，此外他还听过杨树达、吴承仕、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众多民国知名学者的课程。甚至每
周一次，他还向晚清遗老杨钟羲学习清朝典制、向年轻的俞平伯学习翻译之道。
由此可见，仓石武四郎是一位多么勤奋的日本留学生，他每天孜孜不倦地遨游在中国语言和
中国文学的海洋中，乐此不疲。即使与其一起听课的中国同学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 5。
那么其学习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的一段话：我在北京的最后十个月里，住在江苏省盐城县人孙人和先生家，他也是个乡音很重的人，他打电话向北京一家书店订购书籍，书店方面甚至无法听懂他要订的书名。孙先生就大声叫我，让我来接电话。不用说，我一开口，彼此立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4有关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的留学生活，主要参考自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5

见周一良先生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 2002 年版）一书中的序言。

民国時期漢語教学一瞥（朱）53不难看出，仓石先生学得了一口标准的国语。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对仓石武四郎的影响是终身的，在华期间的昼夜苦读也造就了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日本汉学家。
仓石武四郎回国后，首倡“支那语教育运动”，并成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主张采用中国现代
音读中文，极力主张改革日本的汉语教育。1940 年，他出版《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一书，正式提出改革、调整汉语和日本汉文关系的设想，即在学校教育体制上废除汉文科，把汉文归入国文科，使汉语完全变为外国语。这本 200 多页的小册子在日本汉学界曾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直接推动了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1949 年，仓石先生被选为日本学术会议第一期会员。曾主持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并在 1951 年创建了中国语讲习会，亲任会长。在日本是他最早将拉丁化新文字应用于汉语教学的。从 1953 年起，他还经常承担东京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的“汉语初级讲座”的广播教学。1954 年，仓石作为日本“中国学术文化视察团”的成员来中国参观访问。回国后，
主持了“中国变革期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进行了有关
语言文学问题的研究。此外，他还组织了（中国）北方话研究会，对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里的方言作了摘录和研究。
二、吉川幸次郎此外，与仓石一起留学的还有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1928 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喜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杨锺义精通考据学，对吉川的治学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吉川幸次郎难忘
中国，喜穿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
吉川幸次郎 1931 年回国。回国后，吉川幸次郎最初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讲《韩昌黎文集》，主讲《毛诗正义》并加以校勘。吉川幸次郎为自己的书房题名“唐学斋”，后来由于会读《元曲选》，书房又改称“诂典居”，着手主编《元曲辞典》。吉川幸次郎 1947 年以《元杂剧研究》著作，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吉川幸次郎更是成为了“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先生著作等身，《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六册都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论著，是他一生研究中国的丰硕成果。

余论民国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战争不断，经济凋敝，汉语教学和汉语学习多属个人行为，还不成气候。民国时期的汉语教学活动，除了上述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及外国汉语学者编写的
i

教科书、词典 ，如民国的第一部汉英词典——《汉英词典》，法国人使用的《汉语口语教科书》，美国版的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五千汉字词典》)等。此外，民国时期由外国人建立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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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会性质的汉语学校——华北协和语言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其规模、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并不落伍。而且，该校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源头。对该校的研究我们将另文详细阐述。

参考文献：
1.

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2002）《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

2.

舒乙（1999）《老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北京晚报》1 月 29 日。

3.

文洁若（2005）《俩老头儿》，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4.

温云水（2005）民国时期汉语教学史料探究，《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5.

严绍璗（1980）《日本的中国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详参温云水“民国时期汉语教学史料探究”，《世界汉语教学》2005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