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教授/王勇 教授
浙江大学 アジア文明研究院 副院長、日本文化研究所 所長/
浙江大学 亚洲文明研究院 副院长、日本文化研究所 所长:::::::::::::::::::::::::::::::::::::::::::::::::::::::::::::::::::::::::::::::::::::::::::::::::::::::::::::::::::::::::::::::::::::::::::::::::::::::::::::::
日時：2022 年 1 月 27 日

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

場所：浙江省杭州市内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内

使用言語：中国語、日本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文

聞き手：野口裕子

采访者：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日本との縁

１.结缘日本２.杭州大学の思い出

２.回忆杭州大学时代

３.大学卒業から大平学校まで

３.从大学毕业到大平班

４.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時代

４.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时代

５.その後の研究について

５.其后的研究

６.中国の日本研究が日中両国の学界に果たす役割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の展望

６.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日中两国学界发挥的作用７.展望中国的日本研究:::::::::::::::::::::::::::::::::::::::::::::::::::::::::::::::::::::::::::::::::::::::::::::::::::::::::::::::::::::::::::::::::::::::::::::::::::::::::::::::【本文】/【内容】※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日本との縁/结缘日本我的家庭应当说是跟日本研究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果一定说有的话，我的出生地是浙江省的平湖县，平湖县有一个乍浦港，那是明清时代中日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当地有很多有关日本的故事传
说，也可能潜移默化之中使我对日本产生一些兴趣。
我的大的家庭有父母，四个兄弟，我的妹妹现在在京都大学当教师，她专门从事入宋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所以说我们四个兄弟里面有一半是从事日本研究的，家庭氛围跟日本研究关系比较密切。我的小家庭是我们夫妻加一个女儿一家三口，我和我夫人是大学学日语的时候的同班同学，所以可以说日语是我们的一个共同语言，我夫人也是从日本学艺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也是留学归国人员。我的女儿整个幼儿园是在日本读的，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以后考到香港大学，研究日本的动漫，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可以说在家庭之中，日语是一种共同语言。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很多各个阶层的日本的朋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的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是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留学生最孤独的时候。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家庭每到春节的时候，就邀请在杭州的日本留学生到我们家里一起过年，过好年以后又带他们到西湖边上去游玩，所以说我们整个家庭对我从事日本研究应当都很支持，因为在很困难的时候，家庭的支持才能
使自己的研究继续下去。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不是很正规，进入初中、高中，是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学了绘画，自己写小说，写诗歌。所以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很想了解周边的世界，对周边的世界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当时整个社会还是比较闭塞、封闭的，有些信息很不容易得到。所以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就自学外语，把外语作为一个手段来了解外部的世界。因为只有自己学了外语，才能看懂国外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学了英语，又自学了日语。
学习日语应当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我的一个亲戚有一本很旧的、很老的日语词典，我学日语就是靠的这本词典，也没有教科书，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我自学日语就把整本词典全部背出来。我的印象中有三千多个词，我全部能背出来。1978 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选了外语。可是选英语还是日语，非常犹豫，因为当时学英语的人比较多。最后为什么选了日语呢？当时浙江大学的前身就是杭州大学，在 1978 年那一年新开设了日语专业，因为日语专业是新开设的，我感觉到很好奇，就报考了日语。当时学习外语不像现在年轻人学外语，条件很好，环境也很好。环境好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接收相关的知识，也可以直接跟讲母语的外国人进行对话，我们那个时候就做不到。我学日语的时候，周边的感觉就是你很另类或者说是异类，因为那个时候是 1975 年左右，虽然 1972 年中日关系已经恢复，可是周边的整个社会还是对日本有很多历史的记忆，所以在我的城市里面，除了我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学日语。整个学习日语的过程很孤独。
在高考考日语的时候，打开试卷，我的印象中的第一个题目是日语注假名，注音，第一个词是“小雨”，这个词怎么读？日语的“小雨（こさめ）”，即使现在日语专业的高年级的学生也未必都能够写出来，因为这个词很冷僻，可是我能注出来，因为我整个字典都背下来了。可是笔试结束，口试的时候，我好像
是 0 分。口试让我们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一开始就是三个“ははは”，我就问老师这个应当读“哇哇哇”，还是“哈哈哈”，还是“哈哈哇”，还是“哇哈哈”，那个老师说，“看来你日语是不行的，好了，考试到此结束”。虽然这篇文章我没有听过，我是通过眼睛学日语的，不是通过耳朵来学的，所以我的嘴巴说不出来。在很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我们日语的知识结构，我估计也不是很特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像我这样，虽然不能说日语，可是我能看懂日语，这样的人也有幸地进入了大学，为我以后的日本研究打下了一个语言的基础。
２．杭州大学時代の思い出/回忆杭州大学时代
杭州大学开设日语专业，这个是通过教育部批准的，跟整个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是有关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开设日语专业，条件是不具备的。我们没有日语老师，所有教我们的日语老师，都是从俄语转过来的，他们会俄语，俄语当时是过剩，老师很多。一部分老师去进修日语，他们有些人就进修了一年两年，然后来当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到了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有几个学生的口语比老师要好，因为老师他
们已经到一定的年纪，他们接受新语言，尤其是听力、口语，某种意义上就没有这么快。学生经过一两年，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有日本老师来教，所以成长得很快，这个我们印象很深。如果没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可能就不会有日语专业的产生。虽然条件不具备，可是那个时候杭州大学就创造了条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日语专业。
我们的一些口语、听力，这些课都是由日本老师来担任的。日本老师我们印象特别深，是静冈县的一个中学老师，叫中山一仁，他来担任我们日语的主要课程。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两国政府间有一些合作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在日本募集志愿者到中国来教授日语的，保持他在日本的工作。

2

中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日本的教学方式。对我个人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节课之前讲一首日本的俳句，我们根本不知道俳句是什么，中山先生按照季节的变化，选不同的俳句，上课之前讲个三五分钟。我最后大学的毕业论文就写的俳句，跟这个老师直接有关。中山老师每节课都给我们讲一首
俳句，按照他的话来讲，他是播种，总会有人感兴趣。我这个苗就长出来了，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听广播NHK 向全球募集作文，我就用日文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俳句的汉译，日本的诗歌跟中国诗歌的关系，这个获得了最优秀奖。很意外，我们学校可能浙江省当时也是第一次，一个学生参加外国电视台的一个全球比赛。中山先生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的诗歌不是很了解，我这篇文章写的是俳句跟中国诗歌的关系，他非常感兴趣，这以后他对中国的诗歌也一直很感兴趣，这个印象比较深。
这个奖品里面有一本很精致的日记本，这个涉及到一个私事，日记本这个礼物我认为很重要，现在看
看就是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后来我跟我夫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礼品，某种意义上也是定情礼，我就送给她了。因为我认为这个很珍贵，这个也是属于学日语的我取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也是当时
比较少有的一个国际化的象征。这个日记本，应当现在是保存在我夫人手里。
中山老师后来回到日本，我们成为大学老师的时候，前几年又把他请到中国来，在杭州教书教了两年。那个时候我们双方都很感叹，我们从开始学习到现在，他教的学生相当一部分都是大学里知名的教授
了，这些教授不忘本，又把他再请过来，他在日本已经退休了，没工作了，我们一起继续来重温那段历史，共同培养中国日语学习的年轻一辈。
３．大学卒業から大平学校まで/从大学毕业到“大平班”
从杭州大学日语专业毕业以后，我成为唯一一个留在日语专业任教的老师。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辈
多是俄语转过来的，老师辈到了后期，在日语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就不是很大了，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
教学方法，一种人格的魅力。我们对他们是非常感恩的，就像我升副教授的时候，我的老师没有一个副教
授，全部是讲师，可是他们很高兴，能够培养一个副教授出来，我升教授的时候，我的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教授，我留校当教授，整个中国应当是最年轻的日语教授，在日语学界也算是一段佳话，杭州大学培养
出来一个全国最年轻的日语教授。我就这样留校，因为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虽然我只有本科毕业，我还是
留在杭州大学当助教。
这个时候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又一个大的项目启动了。今年是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回顾一下整个
中国的日语教学研究的历程，我认为教师的互派非常重要。1980 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一个合作项目，在中国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日语教师培训机构。日本方面是首相大平正芳牵头。刚才我讲了中国的日语教师有个断层，因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对日语社会上是比较排斥的，对日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以前，
对日本现代的一些发展情况不了解，所以没有人学习日语，没有人能够当日语教师，很多是从俄语转过来的人。就像那一些很年轻的，在非常不正常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日语老师，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我自己，我们还是很欠缺的。这个时候通过全国募集，全国统考，在北京语言学院
设立的“大平班”，谁都能考，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就参加了考试。
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我当时准备考试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们是考语言跟文学，我的文学基本上是
拿了满分，那么为什么这个拿满分？当时我夫人她应该也有印象，我把日本的文学做成年表，一张 A3 的纸，一张一张贴起来，年表大约有三米多长，贴在床头，每天起来以后，我就看这个表，我就背诵记忆，记住的我就把它去掉，从三米多，最后就剩下大约两张纸。那个时候这个机会对我们都非常难得，我们很珍惜这种机会，所以文学这一块好像基本上考满分，听说考满分的不止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大家求学的热

3情非常高涨。
“大平班”进去以后比较有趣的是，学校是设在北京语言学院，到了那边我才发现我们成了“外国人”，
因为整个学院里面都是外国的留学生，我们走在路上就有外国人来找我们中文对话，所以我们结识了很多的非洲学生，他们因为比较豪爽，看到你了，就要拉着你跟你对话，在这里我们变成了“外国人”。在一个
完全国际化的环境中，我们学习日语，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学，我们不光是开阔了知识的眼界，因为大学期
间我们的教学还是不充分的，条件不具备的，但是“大平班”是很正规的，很高层次的一种教学环境。
而且我们也第一次对整个日本的教师教授群体，他们的工作效率，他们的教学态度有了一个直观的认
识，其中有一位叫竹中宪一，这一位老师是印象特别深。他在“大平班”的时候，应当是一个主任助理，像办公室主任一样，不是大学老师。他的工作态度，他的效率，他对教学对工作的投入印象特别深。这位老
师大平班结束以后，回国当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真是很有缘分，我到日本基本上是泡在图书馆的，竟
然有两次在国会图书馆碰到他，他也很惊讶，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我那个时候也是早稻
田大学的教授，虽然我是一个客座教授，短期地去一年两年，当时他说他很高兴，“我的学生现在也能站在他那个高度”，虽然我们的专业不一定相同，各自的成就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我们很
尊敬的老师，这段记忆是抹不去的。
4．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平班”是一年制的。1985 年开始，中日两国政府的另外一个合作项目，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成立了。我们当时是把它称为“新大平班”，是前面的语言文学“大平班”的延续，一个升级版。我们这些“大平班”毕业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考“新大平班”。我就是北京日
本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期硕士班的学生。旧“大平班”可以说是入门篇，给我们打下了语言文学的一些基础，“新大平班”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那个时候来了一大批日本最顶尖的学者，他们在日本的各自的研究领
域，可以说都是超一流的。我都听过课的，像日本思想史的石田一良、源了圆先生，艺术方面的上原昭
一、辻惟雄先生，文学方面的吉田熙生先生，语言学的金田一春彦、林四郎先生，都是在日本最有名的学者。这里我们看出日本政府当时对这一个班的重视，不是说去募集，而是去动员这些处于事业巅峰的，非常忙碌的老师来。我发现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些老师在路上、车上、在旅馆里就在改书稿。我们接触到这一批代表日本研究最高水平的名师，这个对我们触动很大，把我们从边缘跳跃式地引到了学术的核
心，把我们带上了一个很高的平台。
这些老师上的课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非常珍惜听这些老师的课，感觉到两小时听完了没听够。这些
老师当时住在友谊宾馆，虽然有车子接送，可是这些日本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他们也希望散散步，从
北京外国语学院走到友谊宾馆大约半小时的路程，我们同学里面就自发地陪着老师走回宾馆，为什么？路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利用路上的陪同老师走回宾馆的机会，继续课堂上的讨论。后来发现有一个老师要回去，我们有五六个学生一起陪同他，提问的机会也没有，老师也不可能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后来我们就分配一次两个人陪老师回去，利用这个机会，这些老师说中国的学生学习热情这么高涨，在日本没有感受到
过，在路上讨论完以后，我们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有些他们没考虑过，所以到了宾馆以后我们要回去了，老师就说不行到我房间里继续讨论。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上原昭一老师，上课上完以后我有质疑，我认为日本现在的词典、教科书上对“麈尾”这个文物说的不全对，这个问题困扰着我。老师就鼓励我，我送他回去，他在宾馆里请我讨论，讨论完了以后他说一起吃饭再讨论，最后他很鼓励我，建议我写论文，我就把它写成论文了，第一次4用日语写长篇的论文，将近三、四万字。这篇论文老师看了以后非常兴奋，我还是一个硕士生，他就把这个论文寄到日本最权威的一个刊物，叫《佛教艺术》，非常权威的一个刊物。
这篇题为《塵尾杂考》的论文i，发表在《佛教艺术》上，当时发表文章的时候，在同一期上还有一个
中国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学者的论文，我是一个学生，他是敦煌研究院院长叫段文杰，两名中国人的论文同
期刊登在日本的顶尖学术刊物，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我印象中这个文章当时稿费给了很高，大约 4-5万日，对中国人来讲，很可能是我们几年的积蓄。有关稿费还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钱不能寄过来，虽然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了，可是很多行业跟不上，银行就跟不上，日元是不能寄过来的，钱就一直放在那里，放在出版社。一直过了好几年，我的学生进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叫徐萍飞，现在是浙江工业大学日语系的学科带头人。她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稿费，你全部买书”，我家里的大部头
《日本历史》、《日本文化史》、《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等全部用这个稿费买的。当时日本的出版社也很感动，他们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在中国当时经济条件那么差的时候，居然有人全部
用来买书，书的寄费全部是出版社给我出的，他们也很感动，所以 4、5 万多的稿费，我拿到手里的就几
千日元，其他全部买书了，出版社帮我寄过来。所以我感觉到每跟一个老师交往就会引出一段难忘的故事。我这个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一路走来，我们的同学辈、同事辈，这个队伍人数实际上是越来越少，因为处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各种诱惑太多，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跟我那几位日本的老师引路人关系很密切。
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石田一良先生。先生是非常严厉的一位老师，我是他的最后一个弟子，他把他的一些希望很多寄托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很沉重。因为新大平班有半年时间到日本去学习，一般都是作为留
学生。可是我这个导师石田一良先生，他认为我已经具备研究者的资格，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表了四、五篇用日语撰写得论文，包括刚才讲的在《佛教艺术》上登了长篇论文也已经完稿，所以他直接向学校申请，不是作为留学生，而是作为研究者，住在外国教师的公寓里面。这位老师学问上对我非常严厉，可是生活上是却非常的照顾。多年后（大概是 1991 年）我到日本任教，那个时候我的夫人也在日本，我的女儿在日本读幼儿园，每次到老师这里谈学问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帮助我们管孩子，不要干扰我跟老师谈学问的问题。
石田一良先生他教给我很多研究的方法。我到目前为止，虽然用日文写了几百万字的著述，可是我很
少翻译，因为我的翻译热情全部倾注在翻译老师的书上，我老师的书很难，在译词的精准度上锱铢必较，如日语的“相违”能否译作“差异”就有数通信函交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我回国以后把我老师的《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ii、《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iii，再加上《日本美术史》iv都认真研读一遍，
可以说这三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都跟我有关（《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参与部分翻译、《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独立翻译、《日本美术史》代译者与原著者联系）。《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
这本书是老师年轻的时候写的，是很旧的一本书，我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太难了，因为里面大约夹杂有五六国文字，我不认识的语言有法文、德文。老师的书翻完了，苦尽甜来，我感觉跟着一个人学，首先把他的学问全部要吃透，然后我翻他的书，再跟老师交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前的东西我都已经掌握了，我又翻译过了，我再提出问题，往往他要重新思考。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老师对时代的划分，主张有个“白凤时代”。我翻译老师主要的一些代表作，可以说是把老师的学问继承下来，可是我翻译的时候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历史的分期，老师的分期跟我看另外的书的分期不一样，我当时拿了很多参考资料，想指出老师“你这个不对了”，拿了很多书到老师那里去，我说：“你历史分期为什么跟人家的不一样？”这个时候，石田一良先生突然厉5声说：“王君、スペースシャトルに乗ってください（编注：你乘上宇宙飞船）！”那个时候正好是日本有一个宇宙飞行员乘坐美国的宇宙飞船，宇宙飞行员叫毛利先生，这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一大新闻，尽管我知道这个事件背景，当时也吓了一跳。老师不让我思考，我匆忙回答：“我乘上去了。”老师紧接着追问：“你往下面看，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海，还有沙漠、森林、大陆、岛屿。”他骤然停下来了，淡定地问：“你有没有看到国界？”我在想好像是没有看到国界，在宇宙飞船往地球上看，看不到国界。他说历史分期
也是这样的，国界是人为划的，按照每个时期的国内国际环境，这是人为划的，可以说这些不是恒定的，不是永久的。国界线，现在我们看世界还在变化，你看看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德国合并了，苏联分成了很
多国家，至今还存在诸多变数。他趁热打铁说：“你从事日本研究，日本的历史，也可以从你自己掌握的资料，从事的专业来划分。美术史有美术史的划法，经济史有经济史的划法，你从事的是中日文化交流，你完全可以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划分这个历史。”我感觉到整个人在战栗，我的一些传统的想法都崩
溃了，一种新的想法慢慢要形成了，非常激动，脑子就感觉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这个就是石田一良先生
的教学方法，他给你大局观。这位老师虽然去世很久了，可是他的学术形象永远在我的心里活着。因为他教导我的一些研究方法，现在我还是受益无穷，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位恩师。

第二位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印象比较深的是中西进先生，他的文章写得很灵动，思路非常活跃。我的很多创造性的思维是受中西进先生启发的。先生在几年前出版了《中西进著作集》v，有 36 卷。他看中的弟子，每一人写一篇《中西进著作集》里面的一本书的解说。我对中西进先生的学术跟石田一良先生一样，仔细地拜读，认真地体会，包括他的文风，我现在用日语写作的文笔，相当一部分受他的影响。我为第 31
卷写了一篇《詩的な風土》以后，中西进先生非常满意，他破例让我继续写，最后我一直写到第 36 卷，即《万葉時代にみる道教的要素》（第 32 卷）、《混沌こそ文化力》（第 33 卷）、《一輪の「万葉花」》（第 34 卷）、《遣唐使と黄金》（第 35 卷）、《中西の「文学」》（第 36 卷）。他感觉到我继
承了他的学问的精华，甚至有所发展。他教给我学术研究并不是很死板的，它要伴随着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第三位老师是当时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学部长，也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户川芳郎先生。汲古书院出版一本学术刊物叫《汲古》，户川先生跟我约了一篇稿子，这篇稿子我写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修改，现在想起来，整个页面上基本上都红了。一页纸里面他的感想有表扬的，有批评的，有修正的，有增补的。我的印象中这一张页面上，修改的地方，加红的地方，有四、五十处，对学术的严谨的态度，包括
引文、校对、标点，每个细节都关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这些是户川芳郎先生教给我的。
最后还要谈一位学者，这也是东京大学的，池田温先生，跟池田温先生接触基本上是后期了，我已经用日语写了很多著作。每一部著作寄给他，他都用蝇头小字写他的感想，后来我就不敢寄给他了，因为字很小，他年纪又很大，我想他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写对你的著作的感想，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他对学问的投入、献身，教给我一种研究者的态度。
５．その後の研究について/其后的研究
在我日本研究的历程中间，还有一位中国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杭州大学的已故校长沈善洪先生。2015 年我有幸获得国际交流基金奖，在致辞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位老师。因为我跟他一起到日本访问的时候，他平时日理万机十分繁忙，他利用出访日本的这个期间阅读了我的三本书，在路途上看，看好以

6

后，我们有很多谈话，对我印象最深的他的一句话是，“日本に学び、日本に止まらず（编注：既要学习
日本，不能止步于日本）”。
那个时候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早期，可以说我们还是学习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阶段，他发现我学得有点过头了。因为日本人很注重细节，细节的考证非常精详。我早期的一些论文都是很细的问题考证，对
史料的考证，很少发表自己的评论，因为他是搞哲学的，便问：“这条史料它代表什么？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可以说也是当头棒呵，对我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学习日本，而能够超越老师的才是最好的学习者。在这以后，我的日本研究，是在虚心学习的基础上，用中文来说，扬弃、继承，还有发展。
在这几位日本的、中国的名师指导之下，我后期的研究，就有所创新。比如说这本在讲谈社出版的书。原来我的书名是《唐代中日混血儿研究》vi，这个题目是没有人涉及到过的。因为唐代中日交流这么
密切，有大批的人员往来，为什么没有恋爱？没有结婚？肯定会有的。可是这些历史我们可能忽视掉了，前人没有研究，未必意味着没有研究的价值。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未必就是没有路，你可以走出一条路
来。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遣唐使研究了很多，而研究这些遣唐使跟中国人之间的恋爱、结婚，他们的后代混血儿，这个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所以这本书应当是我在日本最畅销的一本书。我的印象
中，这本书出版以后，日本的“八重洲ブックセンター（编注：八重洲 Book Center）”有一个“ランキング（编注：ranking）”，畅销书排名榜，这本书很长的时间都是前三。第一是没有到过，第二、第三，当时好几年一直站在排行榜上，因为我有创新的东西。这本书用日文出版，可以说也是对日本学术界的一种刺激，一种贡献。
2015 年获得国际交流基金奖，主要是因为我提倡了一个“书籍之路”的研究理念。我们原来讲中日文化
交流都是用“シルクロード（编注：Silk Road）”，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也是很好的一个“ネーミング（编注：naming）”，很好的命名名称。在中西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丝绸占着很重要的一个比例。
我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就发现中日之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东西方为什么有丝绸之路？中国能生产丝绸，西方人不能够生产，所以丝绸成为一种珍稀商品。可是日本很早就学会了养蚕择桑、制作丝绸。日本最早的天皇叫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日本古代史书里面说得很清楚，说她是“口中含蚕，抽丝成茧”。《日本书纪》里记载，说天照大神本身就养蚕做丝，那时就有养蚕之道。西方人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中日可以作为参照，可是他们毕竟出自旁观者视角，我们东方人、东亚人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是当事人，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的视角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我接下去再研究。
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我发现书籍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唐代的史书——《旧唐书》里记载得非常清楚。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了以后，因为唐朝与日本存在朝贡贸易关系，日本人也带了
很多礼品，中国人要回礼，当时回的礼就是丝绸，因为丝绸当时是一个国际货币。
据《旧唐书》记载，日本的遣唐使从唐朝获得了大量的丝绸，如果是西方人的话就兴高采烈地带回去
了，然而日本人则用全部丝绸买书带回去。中日之间有大海相隔，往来非常不方便，遣唐使到中国来死亡率很高，大约 1/3 的人死在路上，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贸易不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日本遣唐使他们到
中国来衣食住行要花费的，他们带的钱币是什么？就是日本产的丝绸，到了中国来，用日本产的丝绸来买中国的丝绸，带回去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西方的知识体系里面不可能产生“书籍之路”概念。我们东方人作
为当事人来研究，就理解遣唐使为什么把拿到的丝绸要买书，因为他通过书来吸收中国的文化，中日之间
遣唐使大约 20 年一次，路上死亡这么多的人，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交往，可是我们发现中日文化关
系至少唐代的时候非常密切。这种文化的相似性——我们称之为“同文圈”，日本是怎么形成的？那主要是7通过书籍，所以我就提出来书籍之路这个概念。从旁观者的角度提出丝绸之路没有问题，我们从当事人的
角度提出书籍之路，应当也没问题，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丝绸之路更注重一种物质文明，在商业和贸易的层面，书籍之路它更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交流。
６．中国の日本研究が日中両国の学界に果たす役割/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日中两国学界中发挥的作用
我从事的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这个就需要两国学术界合作。比如说 1996 年，我跟中西进先生发起研究，编了一套叫《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vii，日文版是《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viii，共有 10 卷，其中的 3 卷，是我分别与三位日本的师长合作编撰的，与中西进先生合著的是《人物卷》，这本《典籍卷》
是与大庭修先生合作的，还有一本《艺术卷》是前面提到过的上原昭一跟我合作的。这套书不光是中日两
国学者合作的，而且是在中日两国出版的，又涉及到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全方位、高密度的中日学术合作成果。
最近我做的工作就是去年顺利完成、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ix，这套书的日文版《新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为 10 卷本，2019 年由日本大樟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文版为 9 卷，这两套丛书均是我主编的。从这两套丛书的研究专题、讲述的故事可见，文化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跨国的，文化要传
播，要传承，它的影响也是超越国界的。
我们的日本研究早期学习消化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中国的视角，利用中国的史料来研究中日之间的一些共同的话题，对日本学术界也是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我的记忆中，比如说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叫王仲殊，他对日本出土的一种很奇怪的特殊的铜镜，叫“三角缘神兽镜”
提出新的见解，原来这是日本史的一个话题，日本学术界有很多学术的积累，王仲殊先生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他提出来这个镜子虽然在日本发现，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现，在朝鲜半岛也没有发现，但是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吴人，就是江南一带造镜的工匠东渡日本以后，按照日本的需求创制的一种铜镜。现在日本学术
界研究三角缘神兽镜这个领域里面，他这个观点是一个权威的观点，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史的话题，又跳出了日本史的框架，因为中国学者的参与，它变成了一个中日共同的话题，引出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我研究的“书籍之路”，也是这样。书籍之路我最早应当是在 2000 年，当时在日本国立国文学研究资
料馆做客座教授的时候，我申请了日本国家的课题，这个课题参与的人就有户川芳郎先生、中西进先生，池田温先生、大庭修先生。因为他们说研究书籍本身中国有很多积累，日本也有很多积累，两国学者共同
动态地研究书籍的流通，来阐述它的文明的含义，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书籍之路”现在是得到日本学术界认可的一种学术观点。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不少的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他们利用中国的史料，从中国的视角进行中国式的解读，使日本史的研究，可以说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去年我极力推动并为之撰写总序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x，这套 10 卷本丛书出版以后在中国反响很大，原来感觉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日本史是限于一个
国家的历史，可是这套书就说明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历史、日本的文物跟周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在频繁的国际交流、文化交流过程中间产生发展成熟的，因而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兴趣。我们的日本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日本国内的日本研究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我们的日本研究，它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对中国国学研究的一个推动。比如说我们以前研究中国的古籍，例如《论语》，《论语》在中国的语境中是怎么演变，对社会的影响，历史的意义，都在中国语境中
有深度研究。近 20 多年来，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开拓域外汉籍领域，研究日本在历史上用汉文撰写的8

书籍，包括日本抄写、刊刻、注释的《论语》书系，这个研究可以说扩大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论语》《史记》这些经书、史书，比如说《史记》，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对《史记》的解读、注释，可是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就一直在研读《史记》，这里面就有日本人的解读，日本人的心得。所以说我们的日本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扩大了中国国学研究的一个外延。所以我感觉到日本研究本身，从文化交流的角度
来讲，它既对日本学术界的日本研究有促进的作用，又对中国的国学研究也有促进的作用。
７．中国の日本研究の展望/展望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学习、模仿这个过程，渐入佳境，慢慢开始形成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就像
刚才讲的大平班，新大平班，我们这些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从学习日语开始，从熟悉日本的文学开始，慢慢进入到自己的专题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日本学者的群体，在某些点和面都有所突破。
我展望中国的日本研究将有良性的发展。第一个是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肯定要继续吸收消化，同时也要从中国学者的立场传递我们新的一些成果。尤其是今后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我认为作为一个方向，就是不要把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国家，在这个框架中间去研究，或者是静态地去研究，而是要动态的，至少是从东亚开始动态地把握。因为文化，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文化交流中间产生的，割裂了跟周边国家的文化的关联，日本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在想，一个是将来要从
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视角，动态地来研究日本。第二个，西方的一些研究的方法、理念我们要吸收，更主要的是要立足在自己的土地上，日本学者立足在日本的土地上，中国学者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东亚的学者要立足于东亚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当事人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充满着一种感情，充满着对未来的一个期许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样中国的日本研究可能会取得更辉煌的成果。
中国の日本研究ですね、学習、模倣、摂取、こういう段階を経て、だんだんと中国的な特色を出す段階に入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将来を展望すれば、中国の日本研究は西洋の研究方法、研究理念を参考しながら、中国の特色、東アジアの特色を出すことが期待されます。すなわちこの、傍観者の立場ではなく当事者の立場から、自分の地域の歴史への愛着、情熱を込めて、将来の期待を胸にして、日本の研究をしていけば、中国の特色を持つ日本研究がより大きな発展が期待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公開：2023 年 7 月 6 日i

王勇「塵尾雑考」、『佛教藝術』通号 175 号、佛敎藝術學會編、毎日新聞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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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一良著、许极燉、孙宗明校注《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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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一良著、王勇译《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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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一良著、朱伯雄/平砚译《日本美术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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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進著『中西進著作集』[日]四季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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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著『唐から見た遣唐使vii

王勇、上原昭一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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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進・周一良編集代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日]大修馆，1995-1998 年

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講談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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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等著《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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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泽薰、熊谷公男等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文汇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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