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遠 教授/胡令远 教授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主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主任:::::::::::::::::::::::::::::::::::::::::::::::::::::::::::::::::::::::::::::::::::::::::::::::::::::::::::::::::::::::::::::::::::::::::::::::::::::::::::::::日

時 :2022 年 1 月 24 日

时间 ：2022 年 1 月 24 日

場

所 :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地

点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使用言語:中国語及び日本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これまでの歩み

１．过往人生

２．日本での直接体験

２．直感日本（1）留学中の思い出と恩師中島敏夫先生(1)回忆留学生活，感恩中岛敏夫老师（2）じかに触れた日本人の声(2)近距离倾听日本人的心声

３．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について

３．关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４．次世代への期待

４．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期待

５．今後の日中学術交流のポイント

５．关于今后的日中学术交流的重点:::::::::::::::::::::::::::::::::::::::::::::::::::::::::::::::::::::::::::::::::::::::::::::::::::::::::::::::::::::::::::::::::::::::::::::::::::::::::::::::【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これまでの歩み/过往人生
我父母和日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在老家山东一直从小学读到高中，初中毕业后做过一两年的乡村小学老师，是所谓的民办教师。高中毕业以后，1973 年我被推荐参加高考，成绩据说还可以，有消息说被湖南省一家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但因为当年出了“白卷英雄”，高考成绩权重下降，最后被调到实际上与高中为同等学历的兖州师范学校。1975 年毕业后本应去做小学教师，但我却被分配到高中母校当了老师。
后来 1979 年我是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高考的，因为刚上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个时候经常
要参加批斗老师的运动，课也不大上，到处去玩，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现在要真正参加高考了，像数学、物理、化学这些东西是不能吹牛的。因为学生也要高考，作为老师不能不对他们负责任，所以我一边认真教书，同时自己也拼命地抽时间去备考。那个时期对我来讲是非常艰辛、非常努力的一个阶段。经过拼
搏，最终考上了复旦大学，一时成为家乡的骄傲和学子们的楷模。由于文革的影响以及年龄、家庭等因素，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的同学当中却几乎没有人参加，不言而喻他们当中有很多聪颖、优秀的人才。
幸运的是从小学到师范学校我在班里差不多是年龄最小的，又在高中教书，当然作为正式在编人员，找机会进修进修大概也能混日子。但我认为是文革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总觉得心有未甘，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一定要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所以我要参加高考，并在复旦大学 10 年的学习期间，一直都非常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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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包括后来转向研究中日关系。文化大革命让整整一代人不能受到正常教育，即便我考上了心仪的大
学，但走了很多弯路，遇到很多荒谬的事情，这样的文革，决不能让它再重演。
我到复旦大学，当时读的是中文系。外语课一开始学了两个礼拜的英语，我记得很清楚，用的是许国
璋先生编的教材。但后来学校突然通知我们改学日语。为什么呢？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我们复旦大学的校长是苏步青教授，苏校长留学日本东北大学，在日本拿到数学博士学位，他的夫人是他的日本导师的女儿。197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年份，我们是 1979 年考入复旦大学，正值中日两国有一个友好“ブーム（编注：热潮）”。在这种气氛下，苏校长决定让我们改学日语，是希望我们学好日语之后，将来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所以，我学日语是有以上两个特殊的原因。当时学日语的、做日本研究的人还是
非常少，我们不理解苏校长，同学们背地里说他是“数不清”，因为他是学数学的。我们认为学英语全世界
都可以应用，而学日语则用途很窄，所以大家当时不满意。对我个人来讲，后来我非常感佩苏校长他有这么一个长远眼光。
当时没有正规的日语教材，教我们的复旦大学日语系的老师自己编教材，一开始还用过“ラジオ放送テキスト（编注：广播讲座的教材）”，非常简单的日语。当时也没有日本人老师，虽然我们不好评论自
己的日语老师，但可能老师身处文化大革命时代也没有特别正规地学习过日语，总的感觉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只能说是马马虎虎，我们也学的是马马虎虎，因而当时有一个词倒是记住并准确运用了，就是“まあまあですねえ（编注：马马虎虎吧）”。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学日语的条件并不怎么好。但即便如此，我们对日本语言文化的真正接触，或者说是相对比较专业性的了解，应该是始于那个时候。特别是对像我这样一个以后以日本研究为职业生涯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后补：大三、大四的时候，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复旦大学迎来很多外国留学生。根据当时的“陪住”
安排——为提高语言水平，中外学生同住，我住进留学生楼，与野村综研派遣复旦进修的逰川和郎成为室友。30 年后当我们在东京一起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时，身为亚细亚大学教授的逰川在发言前特地拿出当年
我们在复旦作为室友的照片，成为那次会议令人怀念的一段佳话。）
1985 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复旦大学接收的留学生已经从当初主要是学习汉语转而进入专业研究阶
段。我的导师章培恒教授是非常开放的一位老师，与日本学者的交流非常多，经常请日本的学者给我们来讲学、来上课。他还指导了不少日本留学生，作为同门师兄弟姐妹，我与他们平时交往频繁，经常一起讨论各种问题。在以上过程当中，也即与日本留学生、日本来的学者的深度交流，自己也就从一般日语学习
进入到与日本研究相结合的专业训练的阶段。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是难以想象的。
在复旦继续读博士的时候，我的专业方向是中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当时复旦大学和日本的很多大
学都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其中的爱知大学是最早与我校签署交流协定的大学之一。爱知大学是与中国渊源颇深的一所大学，从战前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后补：从爱知大学是现在日本大学里唯一设置“现代中国学部”，以及编篡了享誉中日两国学界的《中日大辞典》等，即可见一斑。）我有幸借助两校联合培
养博士生的项目，1990 年得以赴爱知大学留学学习，那算是真正对日本有了切身了解的宝贵机会。
我在爱知大学的日方指导老师是中岛敏夫教授，在中日双方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回
国。正好那个时候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不久，留校就职于此，一晃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
（后补：值得一提的是，我入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面试官，正是苏步青老校长的公子苏德昌教授，他那时候兼任中心副主任，加之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校长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与苏校长多有接触，他家里我也常去，因而面试时一点儿也不紧张，反而觉得很有把握。2004 年我陪学校领导去仙台的日本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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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参加鲁迅留学仙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因为鲁迅当年留学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东北大学，所以举办纪念活动的地方，也正是苏步青当年留学日本之所。我们去寻觅苏校长留学时的踪迹，在后来出版
的纪念集里，登载了我写的《苏步青与仙台》的缅怀文章。2006 年我根据两校协定到创价大学做客座教授，才深入了解到池田大作先生 10 次访问中国，三次到访复旦大学，四次与苏校长见面，不仅推动了两
校的学术交流，个人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也正是有这样的缘分，复旦大学成立了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我忝任主任一职。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大楼前，所挂的铭牌为苏校长亲笔所书，大楼里面专辟
一室，摆列的是池田大作著作与研究文章。大楼的对面，是复旦大学原来的数学楼，楼前美丽的大草坪
中，有一座苏步青老校长的纪念塑像。每当我路过塑像前，总会想起苏校长当年让我们改学日语的一个决定，激起了那么多的涟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成立之初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确定以日本经济为主攻方向，后来因为校内机构设置的调整，加之中日关系的变化，就逐渐调整为对日本进行综合性研究。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日本文化，到日本社会，再到日本政治外交的衍化过程。其间也有单位适应学校学科建设发展伴生的因素，如一开始
我在日语系带研究生，指导的是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方向的学生。2000 年日本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
心、韩国研究中心等共同组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之后，整体方向开始偏重于政治学科。我指导的研究生则变为法学博士、政治学硕士，他们的研究方向为：“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以及“中日关系”。30 多
年来专业研究的不断调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艰辛备尝，甘苦自知，得失难言。
２．日本での直接体験/直感日本（1）留学中の思い出と恩師中島敏夫先生/回忆留学生活，感恩中岛敏夫老师
我的博士论文内容最初是中日文化异同论，在王运熙和中岛敏夫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思考中日两国文
化的差异性和共同点。我现在研究中日关系主要从政治、外交角度，但也认为文化是基础性的东西。而留
学的经历使我亲身体验到的一些日本文化的特质，是在中国国内再怎么学习都获得不了的，对我今天的研究帮助很大。而中日两位老师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无论是从学术性训练还是从
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国来讲，爱知大学的留学都使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用。另外，当年日本留学与后来作
为学者赴日访学，有很大不同。学生身份更容易融入日本社会，看到的是更真实、因而更客观的日本。在不少方面，爱知大学留学期间所获得的对日本最初的观感和印象，一直都很鲜明，对我所形成的对日本的
一些基本看法，我觉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留学期间印象最深、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中岛老师。中岛先生成长于广岛，是“被爆者”（编注：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至今还患有“原爆症（编注：原子弹核辐射后遗症）”。留学期间我和几个在爱知大学的中国朋友想到广岛去看一看，中岛老师说：“应该去看看，但是我就不领你们去了，我受不了。”中岛老师对中国特别友好。在平时的接触中，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中岛老师对那场战争的极端厌恶和痛恨，他对中日
和平友好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与此是深有关联的。
中岛老师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记得刚到日本的时候，学习、生活很紧张，环境也不适应，我有一天突然感到心脏很不舒服，就到医院里去看医生。住院检查期间和出院后，中岛老师和师母多次来看我，给我买了很多东西，老师的亲切慰问，大大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和精神压力。还有爱知大学国际交流课的几位老师，也对我非常关心，来医院看望时坂神课长甚至还给我买来睡衣睡裤。医院里的医生和护3

士也都非常亲切，当时我很想家，护士长就用各种方法使我放松心情。当时我第一次做了 24 小时的心电图，做下来以后说不是器质性的问题，是精神方面的，放松下来就好了。住院大概有两个多星期，这样的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出院之后，我特意去买了一个很大的西瓜，拿到医院感谢那些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记得西瓜很贵，但比不上困厄之中人情的珍贵。
当时住在同一个病房里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日本人，他个子很高，体重算是比较重的，护士和他的夫人给他翻身的时候挺吃力的。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去帮一下忙，这本来是病友之间一件很小、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出院之后，他的夫人再三再四到我住的地方，一定要喊我去他家里做客。我知道他们看我是一个
外国留学生，又生了病，想给我一点家的温暖和感觉。他们是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他们的言行所体现的文
明程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生病属于特殊情况的话，平时有什么事情我都去找中岛老师，总能得到他的关爱。即使你不找
他，他也会来找你。比如因为我是公费留学，而且是复旦大学和爱知大学的交换留学生，爱知大学给我安
排了宿舍，每个月还有 9 万日元的生活费，所以过得挺惬意的。暑假时我就在宿舍里休闲看书，但很快老师就来电话了：何をしてますか（编注：你在做什么？）”。“本を読んでおります。（编注：在看书）”“だめですよ。（编注：那不行的）。”后来老师就开车从家里到我住的地方来了，“你到日本干什么来了” ？“来留学”。“你在这个房间里能留学吗？你在中国也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日本的书，现在你应该去打工”，アルバイトに行ったほうがいい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た）。
当时留学生签证允许一定的时间打工，那时爱知大学本部所在的丰桥市离丰田汽车很近，相关的的中小企业有很多，老师通过招聘广告给我联系好工作之后，我就去上班了。一开始是做汽车上用的ラジオ（编注：收音机）那样一个流水线上的工种，時給は 700 円で、8 時間ですね（编注：时薪 700 日元、工作 8 小时）。每天上班，日本工友还要每天加班，因为那时候是バブル経済時代です（编注：泡沫经济时期）。在我感觉良好——很轻松，有收入，还能与日本人有交流时，老师又来电话说：“你应该换个工作了，这个太轻松了，不可以的”。第二份工作是到一家很小的企业——中国话叫“夫妻老婆店”开车床，时薪
是 1500 日元。但我从来没有开过车床，很累很紧张，而且那个车床很旧，防护也一般，我还自己去买了一个风镜保护眼睛，挡住从车床车里飞出来的铁屑。先前那家生产ラジオ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女工，大多是家庭主妇，出来打工补贴家用，还要加班，其实是挺辛苦的。这家小企业的老板和老板娘，更是起早贪黑，很少见他们休息。这次不用老师提醒，在此工作了两个多星期后，在与主人告别时，我由衷感慨：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这么快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日本普通的国民一滴血一滴汗做出来的。
那时候工作招聘广告塞满信箱，可以随便挑工作，暑假里打的第三份工是到大概有 200 多人的一个中型企业开车床。老板的儿子负责到丰田去拉送零件或半成品，他知道我是学习日本文化的留学生，就告诉
我自己喜欢中国文学，然后就叫我随他一起去丰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从小喜欢文学，想到京都去学
习，也想出国留学，但因为是家里的长子，祖传的这个企业以后一定要我接班管理，所以我很痛苦，你陪
我在路上多聊聊，（后补：聊聊我们的《源氏物语》，聊聊你们的《红楼梦》等）”。以前在中国课堂
上、书本里是学过日本的家族制度，现在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案例。像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要继承家业，就要牺牲自己的理想，他很无奈。日本留学——和日本的实际接触，对我们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可以说不可或缺。
我现在也指导日本留学生，像当年我的老师一样，尽可能带他们到处走一走，为他们创造条件，到中国人的家里去交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我留学结束后，又在国内做了半年的研究才拿到学位。那时中岛老师正好有一年的学术假，到北京语
言文化大学做研究。我在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中岛老师特意从北京赶过来。那个时候正好是元旦前后，也就是日本的“お正月（编注：元旦。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很重要，但老师没有回日本，而是
特别赶到上海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记得答辩结束后，他和我一起到福州路，专门买了一本《文心雕龙》线
装书，在上面写了“祝贺胡令远同学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纪念”送给我，我深为感动。
这样一位日本老师，他跟我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本无什么渊源。留学期间，他那么关心我；我现在回国了，他依然如此。清楚地记得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家里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我甚至跑到北京去跟中岛老师借钱。一般在中国跟自己的老师借钱这种事情也不大有的，我是真把老师作为自己的父执一样去相处了。不言而喻这个缘分就在于当时有机会到爱知大学去留学，那一段经历对我的一生，无论是专业学习与研究，还是我个人的人生，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其他的国家也好，一定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彼此多一些相互理解，友好、和平相处。
人与人乃至国与国的相处之道，过去我学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从中岛老师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真实感悟。中岛先生是我心目中的楷模，人生能遇到这样的异国老师，是莫大的幸运。现在先生已经快要 90 岁了，我每次到日本都尽可能争取去看看老师，去一下我住过的地方，打工的地方，还有那家医院。
（2）じかに触れた日本人の声/近距离倾听日本人的心声从神户乘船回国时，我到住在关西地区曾在复旦留学的日本师妹家里拜访。她的弟弟在日本是非常有
名的棒球选手，不言而喻收入很高。但我看她家里情况好像也很一般，父母还在工作，这和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她告诉我弟弟虽然收入很高，但缴纳高额所得税之后，也就那么回事。而且他是他，父母要不要工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谈话之间，她家的一位长者突然向我表示歉意，说是以前日本人到中国去做过坏事，应该道歉。
后来 1996 年我在长野大学工作时认识的一位日本青年，找了一个大连人做女朋友，结婚时也邀请我去参加婚礼。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新郎的父亲跟我说，一是感谢你，两位新人交往时你给他们做翻译，帮了很多忙；二是要向你要道歉，我弟弟战争的时候到中国干过坏事，应该是向中国道歉。
通过留学和在日本的工作，我接触到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上述这两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日本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年长的、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其实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很朴实，没有什么悬念，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属到中国去了，在中国干的不是什么好事情，做了坏事就应该向中国道歉。而日本的一些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对战争性质是一种认识，日本的右翼分子又是另外一种认识。
这样去厘清分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使我增加了实感。
３．復旦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について/关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0 年，郑励志教授是“創立者(编注：创始人)”。因为日本在战后废墟上很快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中国当时正思考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借鉴日本的经验就成为一个选项，这是当时成立的大背景和宗旨。另外从复旦大学自身来讲，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日本研究资源丰富，但需要
组织起来，同心协力，为国家做贡献。也就是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既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需求分不开，也是复旦自身的条件使然。

5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的定位，如前所言是以日本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为主攻方向。当时认为日本政治外交研究，主要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去担当，日本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兄弟院
校有传统优势，而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中日关系中很重要的是经贸，现在来讲是压舱石，这方面上海有优势，复旦大学地处上海，占有地利。因此，从 1990 年到 2004 年，在以世界经济为专业背景的郑励志
和陈建安两位主任主政的 14 年间，日本经济一直是主打，同时也对经济成就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开展过研究，记得郑老师曾让我好好探讨一下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三件神器”等。机缘巧合，第三任主任樊勇
明教授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接下来郭定平主任是东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政治学双博士，他们主政期间，中日关系逐渐进入多事之秋。相应地，复旦大学日研中心也进入经济、政治并重的综合性研究阶段。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 30 余年来，一直得到日本相关机构和友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日本国际
交流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把我们中心作为重点机构资助单位，而且 30 年来一以贯之。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对复旦日研中心的成立和发展，亦多有助益。90 年代初，中国的日本研究在资金、资料等方面是比较欠缺和匮乏的。在郑老师的好友伊东光晴教授的牵线下，日本“エーザイ”（编注：Eisai，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出资 6000 万日元巨款，帮助复旦改建楼房设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资助，中心可能要晚几年成立。伊东先生还自己出资建造了中心图书资料室，日本诸多机构和友人又不断提供设备、捐赠图书资料等，日研中心才得以真正地运作起来，并不断发展。
因为我们一直重点研究日本的经济、中日经贸关系，所以我们和上海三井物产、上海三菱商事、瑞穗
银行、JETRO 等关系都非常密切。要在第一时间了解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必须要做田野调查，同时日本的大型企业也需要我们及时提供中国和上海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变化信息等，所以我认为复旦大学日本研
究中心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里最凸显的一个特色，就是与日本经济界的联系非常密切。不仅有助于两国经贸、特别是上海与日本的深度合作，还有很多溢出效应。
这里举一个例子，譬如复旦大学与上海三井物产共同设立的“复旦---三井冠名讲座”，至今实施差不多
15 个年头了，一直没有间断。所请的主讲者遍及政界、经贸、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如赵启正先生（编注：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徐敦信先生（编注：原驻日大使）、复兴老总郭广昌校友等等。听讲者最初
主要是复旦大学的师生，后来延及复旦周边高校，随着影响的扩大，南京等外地的都赶过来听讲座，还有
坐着轮椅的社会人来参与的。这个冠名讲座对复旦大学师生和众多的校外人员深入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的
方方面面，如政治、外交、经贸、社会、文化等等，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中日关
系最低谷的时候，它依然提供了一抹难得的暖色。我记得应该是 2011 年和 2012 年，在复旦大学整个校园里边，还能够举办与日本相关的大型活动的，就只有这个“复旦---三井冠名讲座”了。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是我们与日本企业长期密切合作的成果，在特殊时期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日本国际基金会成立 50 周年纪念的这一个特殊的节点，我们特别感念基金会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如果没有基金会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没有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可能就达不到今天的高度和深度，或者达不到应该和这个时代、和中日关系、和复旦大学的地位相契合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获得了它应有的成效。另外，作为复旦大学日本研
究中心重要特色的日本经济研究，随着郑老师他们那一代人年事已高，以及我们中心一些日本经济研究方向的老师的退休，现在进入世代交替的阶段。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地引进在日本留学过的经济方向的一些年轻学者，就是希望能够保持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这样一个特色。通过不断努力，对中日关系建设性发6

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此来感谢日本各界，特别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我们 30 年以来的鼎力支持。
４．次世代への期待/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期待现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应该讲与上世纪 90 年代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刚刚成立那段时间相比，有很大的差异。青年学者和郑老师那一代，甚至说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国际视野更加开
阔，除了日语，英语也很好。特别是现在通讯网络很发达，他们获得信息的手段等都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可以从更多的维度，更深的程度，对日本展开研究，这对中日关系的建设性发展，无疑定能发
挥重要作用。当然另外一方面，年轻人也有容易偏颇的地方，其中我认为关键是怎么样来看中国和日本以及世界格局的快速发展变化。前些年中国的发展非常快，复旦大学地处上海的东北角，以我个人的性格，平时不大愿意多往外边跑。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浦东，没有到市内去的话，就会发现变化太大了，自己都感到很吃惊。由此我想到，由于中国前些年的发展速度特别快，年轻人怎么样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怎么样来认识其他的国家，恐怕在思维方式上，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像我们这一代人，包括郑老师他们那一代人，都是一步步地看过来的。那时候发展相对比较慢，对时世变化及其本质的认知过程比较有余裕。现在的年轻人，他一下子就看到变化这么快、这么大，起点也很高，就容易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对自己国家发展的短板和弱点容易忽略。中华日本学会每年都举行年会，因为年资老一点，所以往往承蒙学会领导安排我做个基调报告什么的，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表达自
己的一些担忧。记得有一次年会，我以《90 年代日本的课题》i为例，谈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政策研究报
告，是当时汇集了日本智库、学界、企业界、政界等各领域领军人物，多达一二百人参加的一个项目。所谓 90 年代日本的课题，就是在泡沫经济最辉煌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精英集团探讨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日
本如何取代美国，如何向当年的英国学习，当好世界老大，也就是作精神准备和实际预案。其实在上世纪
90 年代，也正是我留学日本的那个时候，日本的自我认知出了问题。也就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没有认识到自己国家存在的问题，从而盲目乐观，盲目自大，待泡沫经济一旦崩溃，美国 IT 产业横空出世，日本一下子从幻想的高峰跌入幻灭的深渊。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主要是学习日本的经验，但日本的教训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遗产，中国一定要引以为戒。希望年轻学者能够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快速变化的这个世界，尤其是自我认知。
现在中日关系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未来发展趋势也难言乐观。对此，一方面我们要真切认识和对处中日关系的消极方面，包括政治、外交、安全保障以及国民感情等领域的问题；同时我认为，越是在中日关系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把积极因素最大化，才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朝建设性方向发展。这也是
作为专业的日本研究机构和从业人员，所要担当起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５．今後の日中学術交流のポイント/关于今后的日中学术交流的重点
一点目に、中日間のシンクタンクの間の交流が非常に重要なんです。相互に交流してから、時にメディアの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を受ければ自国の国民に伝えられますし、また自国の政府や指導部に研究成果やアドバイスを提供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それは中日関係の発展に対して大変意味があります。
二点目は、中日両国で相互に留学生派遣を進めていっ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その理由はですね、私が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私はもし日本に留学しなければ、日本に対しての見方や考え方は多分違っていたでしょう。留学して本当に自分の目で日本を見て、日本の普通の国民との交流をしまして、日本、

7日本人を理解するんで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から中日関係が複雑になっても、留学生の相互派遣、青少年の交流を、必ず進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だめなんです。
ずっと中日関係を研究している復旦大学の一人の研究者として、以上の二点のことを、微力ながらも、機会があれば、ずーっと言って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公開：2023 年 5 月 11 日
i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编，余昺雕、沈迪中译，《90 年代日本的课题》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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