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 研究員/孙歌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北京第二外国語学院 特任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特聘教授:::::::::::::::::::::::::::::::::::::::::::::::::::::::::::::::::::::::::::::::::::::::::::::::::::::::::::::::::::::::::::::::::::::::::::::::::::::::::::::::日

時 ：2022 年 3 月 14 日

时 间 ：2022 年 3 月 14 日

場

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 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使用言語：中国語使用语言：中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日本との出会いから現在まで

１．结缘日本至今(1)日本語学習との出会い(1)相遇日语(2)日本留学(2)留学日本(3)研究分野の転換（中国文学から日本思想史へ）(3)改变研究领域(从中国文学到日本思想史)

２．研究対象/研究对象

２．研究对象(1)竹内好(1)竹内好(2)溝口雄三(2)沟口雄三３．
「知の共同体」について

３．关于“知识共同体”

４．鶴見俊輔先生の思い出４．回忆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先生:::::::::::::::::::::::::::::::::::::::::::::::::::::::::::::::::::::::::::::::::::::::::::::::::::::::::::::::::::::::::::::::::::::::::::::::::::::::::::::::【本文】
１．日本との出会いから現在まで/结缘日本至今(1)日本語学習との出会い/相遇日语从求学时代到后来研究日本的经历，我先简单地做一点回顾。我是 1978 年春天上大学的，按照中国的说法，我是 77 届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我报的是中文系，因为我在东北，我出生在长春，在东北长大，那么也就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当一个作家，当然了在大学读了 4 年书，这个过程里边我知道了一个很不幸的事实，就是我好像没有多少作家的天分，所以就死了这条心，没有去走创作的路。在这个期间，我受到的训练是中国文学研究的训练。当然我们当时也开了一门外语课，但是讲授的课时很少，而且这门外语课是不考试的，那可见我能够掌握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这门课程就是日语。
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其实是一个俄语出身的老师，那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所以我们经常用俄语腔来打趣地讲一点日语。
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生活在东北，中国的东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后
来当我开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写过，我说我是生在万里长城之外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实际上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才产生的。因为我的同事里有很多是在江淮一带或者说长江黄河流域中国文化发祥地，以及有很多文人留下掌故的地方出生和1成长的。讲起他们的家乡的时候，常常把它置换成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别是文学的历史；但是对我来说，长春没有提供这样的谈资，这让我感觉到我成长的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那样的一个根脉似乎有了一点距离，但是这样的事情未必是坏事。其实越到后来深入学术的领域，我就越感觉到早年在东北度过的这一段生活
和求学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正因为是在万里长城之外，所以我们接受关内的各种最新的尖端的思潮和最近流行的话题都要有一个时间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有可能沉下心来去关注和时代思潮不那么紧密相关的问题，而在这个过
程当中是有可能去接触人类思想和文化史里边的一些更为根本性的课题。我回顾自己走过来的大半生的学
术生涯，我觉得我和我的那些弄潮儿的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从来没有引领过时代风潮。我的很多同辈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在引领时代风潮，这样的工作我做不了，这是我在东北的经历给我的一件特殊的礼物。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对文化认同的自觉和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的任务是研究中国文学。
(2)日本留学/留学日本
我在大学期间虽然学了日语，但是那点日语根本不够用。进入文学所之后，当时是 80 年代初，没有人
懂日语，后来所里说好像新来的这个人是懂一点日语的，让她翻译一篇东西。我拿过这篇稿子就傻眼了，
因为我翻不过来，我知道我的日语是不及格的。这个时候，社科院开办了专门为年轻学者提供的日语训练班，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没有高级班。我报了中级班，在里边断断续续地学了几年，到 80 年代后期的时候，我好歹是可以翻译一点学术论文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会和日本离着很近又离着很远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造成我走出国门去日本的机缘，其实不是因为我在东北成长起来，我受到了周围的什么影响，而是在
80 年代末期，我当时的一位前辈的学者，傅德惠，她也是我直接的领导，因为我正在我们所的一个室里边
编一本期刊，专门研究国外的文学研究动态，我的这位领导是主编，她是热心地为年轻人创造条件的一位非常好的前辈学者。有一天她对我讲，“你已经学了好几年的日语了，你不想去日本看看吗？”我说不想，因为我现在已经雪耻了，我可以翻译了，我觉得可以了。她说“我没见过这么没有志气的年轻人”。于是她没有跟我商量，就和日本的一位教授，阿部幸夫，这位教授是研究夏衍的专家，他们两个已经有好几年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她就请这位日本教授替我创造条件，说“你让她到日本去，让她能够进一步成长起来”。那位日本专家也是非常热心，当时我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应该说我后来比较受到关注的论文，那个时候一篇都还
没有写出来。而这两位前辈，一位中国人，一位日本人，我和他们的私交其实都很有限，他们完全是出于
对后代学人的关心，合力地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到日本去进修。这两位先生，很遗憾他们都离开了人世，但是我会永远纪念他们。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其实心里还不太情愿，但是觉得有一个机会我不用自己去争取，我出去看看也是一件好事，我就去了。当时是在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室。我在那儿待了将近一年，我从日本的中
国学家那里受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足够我这一生严格遵循的学术训练。我当时的指导教授是丸山升先生，现在他也已经去世了，当年把我合力地推荐到日本去的中国先生和日本先生，他们也都去世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两位给我创造了研究日本契机的先生，是后来所有的良师益友不能够和他们相比的，因为我从他
们那得到的和我从其他良师益友那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
接下来我还会谈到我从一些日本的学者身上获得的教益。去了日本之后，对我来说一个最直接的冲击，2其实这是我当年从东北进入北京之后的冲击——“原来我是生活在万里长城之外的”——的深化。我在日本，
在丸山升先生那一群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间生活得非常愉快，他们对我关照得无微不至。但是就
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开始意识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其实不是我不努力就能得到的
东西。那是因为在日本的良师益友的鼓励下，我努力地想要进入日本文化，我发现这个过程很艰难。我同样想，我在中国做过这样的努力吗？我生在这个国家，我就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吗？这个问题我几十年一直带着它。随着我对日本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其实一个人要想真正地深入另外一种文化，他必须要先深入自己的母语文化，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而不是两个可以截然分开的对立项。正是在我努
力地理解日本人的过程当中，理解日本文化皱褶里的东西的过程当中，我开始学会了做一个中国人，这是
我大概的求学经历和造成我经历的一个直接的契机。
(3)研究分野の転換（中国文学から日本思想史へ）/改变研究领域(从中国文学到日本思想史)
在第一次访日，我在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群体里获得了很多教益之后，我没有经过多少思考就
开始转向了日本研究。那个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我想知道在不懂中文也不研究中国的那一群学者里，或者说他们其实是日本社会里边占最重要位置的这样一些学人，他们在怎么想，他们在做什么？我只是出于好奇。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中国文学走到了日本思想史的领域里，渐渐地又从文学部的思想史走到法学部的政治思想史。最后我以论文博士候选人的身份，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法学部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的
指导教授是宫村治雄先生，他是非常好的一位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非常博学，而且很难得的是，他非常有人文教养，所以跟他学习、对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这是一个我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转型的求学和治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收获非常之大。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我来说，日本不再是一个实体了。其实
今天很多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们谈到中国、谈到日本的时候，我们是会用单数去想象它，尽管你想的只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文化里边很有限的一个方面，你会觉得那就是整个的中国或者是整个的日本。那么在我逐渐深入日本文化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有无数个日本，同样也有无数个中国。所以至今有人问我，你给我们讲一讲日本。我会反问，“你想知道哪个日本？你想知道什么样的日本？”这是最重要的收获，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比如说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领域里边，我作为文学
出身的人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政治是一门艺术，这是政治思想史里边一直在面对的核心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杰出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其实他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的老师。我在导师的指导之下，确实是相对深入、相对准确地进入了丸山把政治作为艺术、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学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我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因为我自己是从中文系出身的，而且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中文系给我的学术训练，对于我进行政治思
想史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可以帮我去发现那些仅仅用概念无法发现、无法解释的问题。毕竟每一种文化它的真髓其实是在皱褶里，它不在这个文化表面的那些很大的课题上。人类在抽象层面是共享所有的概念性话题的，任何一种文化里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但是每一种文化有自己的结构，而这个结构，我们只
能在文化的皱褶里去发现，这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受到了阿多诺的启发。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
哲学家阿多诺在流亡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这本书在开篇谈到人的异化时，特别指出了要探究那些操纵了个人生活中“隐蔽的皱褶”的力量。他也提出，人类只有在苦恼的意义上才可能相通。
。
3２．研究対象/研究对象(1)竹内好/竹内好
我在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丸山升教授就对我说，我们日本中国学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前辈叫做竹内好，他说你最好来研究一下，你读一读他的著作。可是那个时候我的能力非常有限，我读了他的著作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把握它。后来在整个 90 年代，由于开始接触日本思想史，特别是后期开始接
触日本政治思想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丸山真男的很多著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是读了丸山之后，我才发现我可以把握竹内好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关于丸山真男的研究和竹内好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由这两部分构成。
后来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问题，所以只出了竹内好的部分。在岩波书店出的这本竹
内好研究，它的书名叫做『竹内好という問い』i，翻成中文就是“竹内好这样一个追问”，中文版叫做《竹内好的悖论》ii。今年我刚刚把中文版的增补版做完，现在交给了三联书店，接下来会出版一个更完整的竹内好研究。竹内好的思想里有很多重要的问题点，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家。日本有一个思想史家叫做
藤田省三，藤田省三在 1977 年竹内好去世的时候，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就叫《竹内好》。他在里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竹内好是一个定点，在一切都在加速的现代社会里，竹内好是为数不多的作为定点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但是他并不给出答案。他说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所有的问题都有像试题的试卷一样，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的，这样的现代社会里，像竹内好这样的定点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藤田抓住了竹内好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就是因为竹内好不断地提出我们现代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没有办法用答卷的正确答案来回答。在这样的一个提问的过程当中，他帮助我们
深入地面对了今天这样一个迅速变化、但是又没怎么变的现代社会。
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竹内好在 1961 年发表了一篇讲演，这是很有名的一篇讲演，叫做《作为方法的亚洲》。他在里边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我刚知道在中国生活着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的人，他们也在那里认真地经营自己的生活，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日本任何教科书，任何传媒都没有告诉过我”。
丸山真男在竹内好去世之后，有一次谈话，他谈到他和竹内好的友情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插曲，他说六十年代初他要去哈佛大学，他当时有点犯怵，因为他英语不太好。这个时候竹内好对他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想一想，世界上任何地方住的都是人类，任何地方都有人在那里生活，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表面上看这是非常日常性的一个说法，可是这后边隐藏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
世界上一直到现在，人类其实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当它是空洞概念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对待的方式。这个不需要我举例，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身边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因此竹内好说“世界上任何地方住的都是同样的人”的时候，他是在讲所
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文化里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形态不一样，可是所有的人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到今天还很难真正实现的理论命题。因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讲“平等”，但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文化，怀有同样的好奇心？竹内好一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他一生思想工作的出发点，是中国的鲁迅。没有竹内好的话，其实鲁迅在日本不会至今仍然成为一个古典性的存在。竹内好打翻了明治以来在日本形成的思维定势，打翻了一种明治以来形成的，以现代化，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社会的那样的一种先进和落后的价值判断体系。
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论述，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工作。竹内好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落后于日本的，但是中4国的现代化比日本更彻底，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精神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精神，竹内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括，他说，鲁迅精神就是拒绝成为自己，同时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一切。当然，这是一个要解释起来需要一本书的大问题，我就不在这儿展开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竹内好在 40 年代到
60 年代之间，他最重要的思想工作就是在日本通过解读鲁迅，来颠覆一直没有受到质疑的、恃强凌弱的心理定势，他认为这是日本社会潜在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来的对日本社会的要求是一个很有
意思的要求。他说，我们能不能保持对中国的好奇心?这是非常形而下的。可是同时，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提问，我们可以在观念上去讨论现在流行的所有的大的理论和大的思想体系，但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实当中，
对我们不了解的某一种看上去不那么光鲜的文化，保持纯粹的好奇心？在战后日本产生了竹内好这样的思
想家，我认为其实这是日本文化的光荣，而他不仅仅属于日本，他也属于人类，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在研究竹内好，也有很多人在进行更深入的对他的各个方面的讨论。我们现在也要做关于他的一个比较
完整的翻译，这些计划都已经启动了。
(2)溝口雄三/沟口雄三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个人有兴趣的学术研究，它和竹内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竹内好当年在现实当中保持对所有人的好奇心，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姿态，它激励了我去研究其后所有的问题。在做完竹内好初步的研究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做丸山真男研究，但是中途因为有一个事情插进来，就是我们需要翻译沟口雄三先生的系列的文集，我被朋友们推出来主持这件事情，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下功夫
去钻研一下中国前近代思想史。因为沟口雄三先生是研究中国前近代思想史的，以明代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对很有限的历史人物下了一些功夫，下的功夫比较多的是李卓吾。其实我也至今仍然不敢说我做中国思想史研究，但是确实是沟口雄三先生把我推进了这样的一个领域。而在这个领域里边，我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沟口先生在他毕生的研究当中，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假如我们按照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来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将是一堆碎片。这其实是他引用了岛田虔次先生（沟口上一辈的中国学家）的说法。岛田先生是非常卓越的一位中国思想史家，因为他是在 40 年代末开始出版他的代表作的，所以那个年代他面对的课题是他要证明在中国也有西方那样的现代性，也有西方那样的现代过程。应该说这样的课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问题是在他做了他最重要的一些研究之后，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说，按照现代性理论，我在中国看到的都是一些材料的碎片，我没有办法找到背后的逻辑，而沟口先生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逻辑。我在和朋友们一起努力翻译完了《沟口雄三文集》之后，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
这是后来获得坡州图书奖的一本学术著作，叫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iii。
我刚才讲有无数个日本、无数个中国，思想史里的日本和中国其实和现实中的日本和中国不能够直接对应起来，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精神世界，是一个思维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这个世界里边的真理价值。
沟口先生毕生在寻找、追求中国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他既不是仰视中国文化，也不是俯视中国文化，因为
他就想完成岛田先生没能完成的工作。假如用西方的逻辑来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碎片的话，我们用中国的逻辑来看中国的历史，它就是一个有机体。这个话题也没有办法展开，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极强的课题，所以后来我就作为一个收获，也作为对沟口先生的一个汇报，我写了这本著作。当然后来我还做
了其他的一些研究，但是我想时间关系就不在这儿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直接看我的那些书就可以了。
３．
「知の共同体」について/关于“知识共同体”
当然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里，还有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活动，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日本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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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因为你们的资助，我们得以进行了 6 年中日之间学者的对话，这个对话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名字
来称呼它，所以就把它命名为“知识共同体”。现在后现代理论席卷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这个说法对我
们很不利，因为共同体是一个实体概念，可是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其实从一开始就试图要打破任何实体
性的要素。
这个活动的缘起是 1995 年我在韩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目睹了韩国学者对日本学者追究战争责任的那样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这些日本学者都很年轻，应该说都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这样的问题。后来有一次我就跟沟口雄三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们东北亚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共通的学术立场，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可以对话，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共享一些更深层的精神问题，而不仅仅是追究战争责任这样一个市民层面的问题？我觉得知识分子要做更深入的工作，如果只有一个简单的立场，那是远远不够的。我说过之后，沟口先生听进去了，其实知识共同体真正的发起人是沟口先生，他就向国际交流基金申请了经费，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摸索，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或者说是课题。
但是坦率地说，作为项目，作为课题它都不合格，因为我们没有写过结项书，没有出过论文集。通常受基金会资助，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到时候要交一本论文集，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的设计就是知识共同体的对话，要从所有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终点的地方开始，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家宣读论文。两天、三天的会临到结尾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有话想说，是稿子以外的话，他想说,可是没有时间了。我说我们能不能去掉发表论文的环节，我们一开始就进入讨论？国际
交流基金认可了，说既然是那样，他们不要论文集，但是在结束之后，沟口先生和我每人要写一份报告，我们就每年结束之后写一份报告。
可是我们的这个设计其实很难说真的成功，因为所有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学者，其实大家都很忙，很少
有人愿意在开会之前，花时间阅读我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各种各样的论文。因为这里又涉及到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量，我们的设计是中方的学者是不做日本研究的，日方的学者不做中国研究。如果这样，其实在起点上没有太多的学术交流，我们想观察一下能碰撞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发现前期准备不太可能完成。因为我发过去的论文是中文的，他们发过来的论文是日文的，我没有能力把它全部翻出来。所以后来这一个部
分就略过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每一次讨论，不从论文开始，而从话题开始，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话题，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比如我们第三次讨论，谈到了战争记忆的问题。那是在 2000 年，那个时候中文的杂志从来没有过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就战争记忆问题做同一个专题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次在《读书》上完成了这件事。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被这件事情激发出他们各自的工作热情，那已经不是知识共同体的成果了，它是一个间接的激发出来的更多的成果，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那么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努力地去做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我们虽然做了六年，但是不止六次，做了更多次的对话，我们坚持每次都换人，就是说我们不想形成一个固定的这样的群体。因此每年对话都可以产生一些新鲜的刺激，因为来的是不同的人，而且在这里边我们还设计，比如第四次在北京的讨论，
我们主要是请温铁军教授，还有一位是国家宏观经济研究会的一位教授，请他们两个人来谈中国的农业问题和中国的金融问题。当时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讨论，担心这样的话题日本的学者听上去会感到很突兀，因为其实在日本的知识界里边，对于中国农业的那种思想性的分析，在那之前还没有出现过，最后
我们决定做一下这样的尝试。尝试的结果是日本的几大传媒后来邀请温铁军访日，并且对他进行了采访，把中国的三农问题，通过日本的传媒传递给了日本社会。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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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的。所以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日本学者是这样下的判断，他说一个成功的学术讨论会，应该是带走的问题比带来的问题更多。他说知识共同体的活动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组织知识共同体的对话，其实涉及到的学者非常多，因为每一次都换人，大概只有少数的几位是从第一次开始一直基本上是到最后。第一次参加知识共同体活动的时候，我刚才讲我们是要邀请一些不同
领域的，并不研究对方国家的，其实基本上是研究自己的母语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学者来对话。第一次我们邀请的中方的学者有当时在主编《读书》的汪晖和黄平，他们两位，汪晖是思想史学者，黄平是社会学家。
还有一位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是北大的朱苏力教授，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也是一个法学家，叫梁治平。
还有几位，但是这里边没有做日本的。日本那边来的有做日本思想史的黑住真和中国思想史的村田雄二郎，还有几位，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又邀请了另外的一些学者，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三次。就是我们谈战争记忆的这一次。这一次中方的学者里边，我们邀请了当时在美国，现在他也在美国，但是很多时间是
在国内的李陀和刘禾。他们两位参加了这一次的对话，当然汪晖和黄平也参加了，另外还邀请了一些年轻
的学者。日本方面我们邀请了武藤一羊，还有和田春树这样一些老先生，其实平时我们很难把他们邀请到这样的一个对话场合里来。而我们这一边，就是讲中文的这些伙伴里边，其实没有年龄相当的。我们等于是和日本的长辈在对话。
其他的一些讨论，我们邀请了柄谷行人。这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位批评家，还有岩波书店的小岛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讲中文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中国的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的学者，还包括讲中文的韩国学者。我们对韩国的这些学者总是每次都要道歉，说我们没有办法安排三种语言，但是我们强烈地希望每一个学者都讲自己的母语。其实母语完全地翻译成外语是很困难的，这个损耗我们认可，但是每个人只有用母语来表述的时候，他才能把文化皱褶里的东西带出来。有心人在那个场合就会收到这些讯息。后来在日本的有一次讨论，我们也邀请了旅美的日裔学者酒井直树。还有好几次都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的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这些都是日本很有影响力的学者，那一次我们讨论认同的问题。所以虽说是中日学者的对话，但是其实我们打开了视域，把包括在美国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都请进来，也包含了东北亚各个区域的学者，大家都有意愿在这个场合，就同一个问题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非常遗憾的就是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问题用我一个人之力整理出来交给国际交流基金，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机会，这件事情才真的付诸实施，而且它真的催生出很多的问题。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很多参与者在后来都带回去这些问题，成为他自己后来追踪的和探讨的课题。
这个活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下一代年轻的学者们继续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对话。如果说我对中国的日本学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议的话，我最想提议的就是我非常希望中国的日本学家们能够成为双向的桥梁，就是一方面把“很多个日本”介绍进中国来。因为每一个日本都是日本社
会、日本文化的不同的侧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们相互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它背后又会有一些基本的逻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中国社会来理解丰富的、并不是扁平化的日本，也理解各种各样的日本人。
但是同时我们还有一重责任，就是我们要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中国也同样不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中国
社会的各个层面，可能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它和整理它，而中国社会的基本逻辑也没有来得及充分地表述它。
４．鶴見俊輔先生の思い出/回忆日本学者鹤见俊辅先生
我个人和日本学者的交流，其实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这几年我时7时想起来的事情，是我和鹤见俊辅先生的一点有限的交往。我在写作《竹内好的悖论》的时候，里边谈到了鹤见先生，当时由于我阅读的范围和我理解的程度有限，我对鹤见先生其实做了很失礼的一些批评性的描述。我自己因为全力以赴地在研究竹内好，没有意识到我对鹤见先生的那样的评价其实是不客观的、不真实的，那里边包含了很多我的主观的想象。后来在一次和竹内好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鹤见先生出席了那个会议，并且做了主旨演讲。我没有料想到，他一下子拿出来我那本日文版的《竹内好的悖论》，而且在里边翻了几页，讲了几段我在里面的话。而且有一段话，刚好临近我对他那个不客观的评价，他念到那儿就卡在那儿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尴尬，可是鹤见先生非常坦然地，把这本书里边的一些观点拿出来，
做了很客观的讨论，完全没有计较我对他那个不准确的、不公允的评价。后来我又和他个人有过几次谈话，鹤见先生鼓励我说，“你的竹内好研究，做得不错，你应该继续研究其他的日本思想家”，他说“我们这一代
人里边，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人物。”
我到了这几年，有时间相对深入地阅读了鹤见先生的一部分著述，我才意识到其实鹤见先生，他这样宽宏大量地对待我，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人格宽厚和宏大，这其实是他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实践。
鹤见先生对于错误的态度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会认为，人只要犯了错，那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是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来说，错误是追求真理的必要的手段，人只能通过试错，通过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纠正错误，才能够去接近真理。
早年在年轻的时候，鹤见先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受到了严格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训练，训练他的都是实用主义哲学家里边的大师，他确实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自己的这种哲学理念。这件事情对我的鼓舞非常之大，他激励着我不断地去看自己的思想实践、学术实践里边，有哪些实践偏离了真理价值。通过这样的错误，我如何去寻找到更为接近真理价值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从鹤见先生和我的交往当中，获得的一个非常大的教益，它是一个人格上的教益。鹤见先生在人格上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同时这更是学理上的教益。
因为接近真理价值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如何对待错误，可能比他如何对待成功和正确的那些事物更为重要。这也是我的在日本研究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教益。
公開：2023 年 3 月 9 日i

孫歌著『竹内好という問い』岩波書店、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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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著《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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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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