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藩院则例》研究回顾及版本问题

黑 龙（大连民族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中国的民族法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到了清
代，中国的民族立法空前加强，民族法律体系日臻完备。其中，《钦定理藩院则
例》是清代民族法律中内容最为详细、使用地区最为广泛、法律效能最为显著的
一部大型民族行政法，是清代民族立法集大成之作，也是当代中国民族立法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因此，深入系统地整理和研究《钦定理藩院则例》这部法律文
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藩院则例》纂修过程及版本流传情况
中国自秦代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设专员或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如秦代“典客”，汉代“大鸿卢”，隋唐宋时期“鸿卢寺卿”，元代“宣政院”，
明代“外夷通事”等。但是，设立一个中央机构专管民族事务，则是从清代 “理①藩院”开始的。理藩院原称“蒙古衙门”，始设于崇德元年（1636）， 崇德三年（1638）改称理藩院，它是清朝中央管理蒙古、藏、维吾尔等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与六部具有同等地位。理藩院设有尚书、左右侍郎、额外侍郎，总负其责，下设旗籍清吏司、王会清吏司、典属清吏司、柔远清吏司、徕远清吏司、理刑清
吏司、司务厅、满档房、蒙古房、汉档房等六司一厅三房。机关服务机构有入银
库、当月处、饷银处、督催处。附属机构有内馆、外馆、俄罗斯馆等。还置有唐
古特学、蒙古官学、托忒学等民族语文学校。派出机构有神木理事司员、宁夏理
事司员、热河都统衙门理事司员、八沟理事司员、塔子沟理事司员、乌兰哈达理事司员、三座塔理事司员、张家口管站司员、杀虎口管站司员、喜峰口管站司员、
古北口管站司员、独石口管站司员等十二司员。从上述机构与官员的设置上能看
出，理藩院不仅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教事务，而且在较长的时间里负责处理对俄国的外交事务。因此，《理藩院则例》不仅是理藩院这一机
构的行政法规，也是清朝统治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根本大法，还是清朝处理中达力扎布与齐木德道尔吉先生认为理藩院始建于天聪八年或更早。详见达力扎布“清代内扎萨克六盟和蒙古衙门设立时间蠡测”，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 年第 2 期；齐木德道尔吉 《 “蒙古衙门”与其首任承政阿什达尔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1①

俄关系的法律依据。
理藩院设立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清朝并没有仿六部纂修则例，其处理政务
的主要依据是皇帝的谕旨及《蒙古律例》等法律法规。随着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
大规模的用兵，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不断深入和巩固，作为清朝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的事务日益繁多，机构不断扩大，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起来，这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法规，确定理藩院机构设置、职权分工、办事
规则程序等，使理藩院对民族事务的管理法制化。正是基于这种需要，嘉庆十六年（1811），经大学士庆桂奉准，理藩院照六部衙门之例，开馆纂修《理藩院则
例》，而具体负责《理藩院则例》纂修者为大学士托津和尚书和世泰，他们根据
嘉庆皇帝的要求，将原已编成的旧例209条逐一校阅，其中有20条“系远年例案，
近事不能援引”，予以删除，其余189条内，修改178条，修并2条。同时，将理
藩院所存“自顺治以来应遵照之稿案，译妥汉文，逐件复核，增纂526条”。这
样，新增纂的《理藩院则例》一共713条。这次纂修《理藩院则例》的汉文本于
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七日完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七日印
刷出汉文样本，计63卷，另有“原奏”、“通例”（ 上、下）、“总目”（ 上、下）。与此同时，将这部《理藩院则例》开始译为满文和蒙古文，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二月二十八日告成。嘉庆朝所修《理藩院则例》基本成为以后几次
续修的定式和底本，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嘉庆朝《理藩院则例》汉文刊刻
本，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满文刊刻本藏于内蒙古图书馆，蒙古文刊刻本
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中国民族图书馆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完整的蒙古文抄本，抄录者及抄录年代不详。其中，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汉文刊刻本是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吴文藻先生赠给的，显得弥足珍贵。迄今，尚未发现除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以外有其他地方收藏嘉庆朝《理藩院则例》的汉文刊刻本。
嘉庆朝《理藩院则例》只综合收录到嘉庆十六年（1811）以前的案例，按当时清朝定例，“六部等衙门则例，向系十年纂辑一次”。因此，自嘉庆十六年奏请纂修则例12年后，即道光三年（1823），理藩院又奏请续纂，大学士托津等人
开始续纂《理藩院则例》，自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起，至道光七年（1827）
年九月全部完成。这次修纂工作包括对嘉庆十六年以来的有关“圣谕”和道光三
年以前的“谕旨”以及“内外臣工条奏有关蒙古、回部事宜者，悉心参考，缕析
条分，详酌确定”，共续纂、续改、补入汉文本119条，岁照汉本缮写满文、蒙古文本，详加酌核，相互校对，并报道光皇帝“钦定”。同时，对旧例中“语涉含混”的处分各条进行修改，共21条。这一次奏修《理藩院则例》工作，到道光
七年（1827）九月十一日全部告成，并刻出满、蒙、汉三种文字板样，其结构为2

“仍将原修则例原奏及臣等堂司各衔并诸卷首，开列于前；次将续修则例原奏及臣等堂司各衔开列于后，以识原委。其逐条例首仍分旧例、增纂、修改、续纂、
续加、修改等字样，以清眉目”。此次修纂新旧条例共1454条，共分65门，共装潢24函。道光七年满文《钦定理藩院则例》刊刻本，收藏于日本东洋文库，道光
汉文刊刻本，收藏于大连图书馆，蒙古文刊刻本收藏地待查。
道光十年（1830），御史王玮庆奏文建议：“六部重修则例，宜率由旧章，
如有更改，应专折奏明通行”。道光皇帝同意此建议，并作出批示，将原“定限十年即开馆重修则例”的制度，更改为“随时酌改”，并强调“已颁成例”不得轻易提出修改，只对“必应更正之处”，允许“奏明改定”。根据上述精神，理藩院于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五日，开始修辑《理藩院则例》，主要是将自道
光五年纂辑条例以后钦奉谕旨及内外臣工各条奏有关蒙古事宜者，悉心参考，缕析条分，分为修改、修并及增纂、续纂各条名目。至道光十七年（1837），汉文
本完成，共修改蒙古则例203条，续纂蒙古则例126条，后又新纂23条列入，共计352条。最后的满、蒙、汉三种文字的版片，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刻完成，
版式结构是“凡蒙古则例，原奏一卷，官衔一卷，总目上下二卷，通例上下二卷，
旗分等六十三门，共六十三卷。满洲、蒙古、汉字三体，总计二百零七卷”。其实，全书还是63卷，原奏、官衔、总目和通例，当不属于卷。道光朝《理藩院则
例》汉文刊刻本现藏于故宫图书馆；满文刊刻本藏于大连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
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德国柏林图书馆、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等处。据笔者查证，
道光二十三年满文刊刻本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蒙古文刊刻本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等处。因为道光朝先后两次刊刻《理藩院则》满、蒙、汉本子，所以准确分辨各处藏本的具体年代，需要走访实地进行鉴别。
光绪朝续修《理藩院则例》。自光绪十六年（1890）起，理藩院趁“纂办会典之际”，又续修一次《理藩院则例》，根据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续修则例
到光绪十六年（1890）以前的40年间的稿案，进行增纂、续纂，共76件，89条，
订为8本，装成2函。此项工作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先期完成。第二部分是修
改道光年间纂修的原则例条文以及续辑新查出的档案盒各地陆续报来的案例，共计31件，48条，订为4本，装成1函。这项工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光绪朝续修的《理藩院则例》比道光朝两次续修的本子增加了一卷，
即最后一卷“捐输”，其他分类与道光本相同，即“原奏”，原修、续修、现修
则例堂官“官衔”、 “总目”（ 上、下）、“通例”（ 上、下）。正文从“旗分”到“捐输”共64卷。其中的从“旗分”到“俄罗斯事例”各卷标题与嘉庆、
道光年本完全相同。应该说，光绪朝《理藩院则例》为条例最多，内容最丰富者。
3

光绪朝《理藩院则例》汉文刊刻本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满文刊刻本现藏于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处；蒙古文刊刻本现藏于大连图书馆，蒙古国国家图书馆等处。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六月，理藩部将光绪十七年（1891）续修的《理藩院则例》又排印过一次，并改
名为《理藩部则例》，该排印本对则例内容，只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改为“农工商部”， “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其他仍照聚珍本原则例排印，订为16本，装成2函，每函8本。《理藩部则例》的聚珍本收藏于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
文学研究科图书馆等处。《理藩院则例》和《理藩部则例》奉行清一代，成为清
王朝有效管辖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及行政条规。进入民国后，其仍未失去法律及行政效力，仍在沿用。
西北民族大学的敖特根教授在丹麦哥本哈根图书馆发现一种满蒙文合璧《理藩院则例》写本，用黑、红两种颜色书写满文和蒙古文，很有特点。应该说，该
写本是后人编写的《理藩院则例》满文与蒙文文字之间的比较成果，可能也是满
蒙文教材和学习读本。敖特根教授已经将该本《理藩院则例》提供给本人使用。
二、中国国内研究《理藩院则例》情况《理藩院则例》以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中国
国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人研究理藩院及《理藩院则例》，发表了一些论
著。1931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何建民《蒙古概观》一书，书中比较全面地叙述
了理藩院的创设、性质、沿革、职掌及所属六司的基本情况。然而，该书只是对《大清会典》等清代官书进行转述，对理藩院进行一般的描述，未能揭示理藩院
在清朝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一些重要史实的记述还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认为理藩院创设于顺治年间，显然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蒙古概观》中对理藩
院的记述，仍为后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1937年，桑波发表《理藩院则例内西藏资料索引》（《边疆》第二卷8期），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理藩院则
例》地方资料索引，对研究理藩院与西藏关系提供了方便；1947年，罗应荣发表《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历史政治学报》创刊号，1947年2月），
认为一部《理藩院则例》差不多就是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规汇编，厘定中央与地方
政制的各种关系，以及蒙古族的法律地位。这一论述应该说还是符合实际的。在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理藩院及《理藩院则例》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
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对理藩院及其则例进行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1957年，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由内蒙古人民4

出版社出版。该书叙述理藩院的职掌，指出理藩院在清朝统治蒙古地区中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该书还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理藩院则例》的纂修过程与主要条
款。1958年，余元盦《内蒙古历史概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清代部
分中，多次涉及理藩院的设置、职权以及理藩院对清朝统治蒙古地区中作用，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此书有的观点有失偏颇。1959年，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清朝管理属国和藩部的角度，阐述了理藩院对
清朝治理俄罗斯等外交事务的处理情况。1979年，金峰先生连续发表《清代新疆西路站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清代蒙古台站的关联机构》等文，探讨了
理藩院管理的蒙古、新疆等地台站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作用。同时，指出《理藩院则例》中有关台站管理方面的规定。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开展理藩院
专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1975年，台北文化书院研究生杨正孝出版硕士论文《清代理藩院之研究》。该书比较完整地论述了理藩院的方方面面，其中对理藩
院与内阁、军机处、刑部、督察院以及驻边机构等关系的梳理尤为精当，是中国
第一部理藩院专论；1977年，台湾学者吕士朋发表《清代的理藩院——兼论清代
对蒙、藏、回诸族的统治》（《东海大学历史学报》1977年第1期），阐述了理
藩院的组织与功能，治理蒙、藏、回政策的成就，由此考察了清代二百余年的边
政得失。该文在谈到理藩院的特殊性时认为：“理藩院并非沿袭明制，而是由清
代所自创，且其组织的严密、事权的统一、职掌的分明、行政的不受牵制，不仅
是中国历代的中央治边机构无法相比，即清代中央的六部亦因遇事诸多掣肘，且无与地方督抚的直接联系权力而相形见绌”，这一认识是客观准确的。此外，台湾学者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杨树藩《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何耀彰《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台湾吴东大学1978年）等著作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理藩院及其则例的内容。综上
所述，中国学者虽然从民国就开始研究理藩院及其则例，也有所深入，但是到20
世纪70年代为止，成果相对较少，领域也相对狭窄，特别是对《理藩院则例》并
没有展开专题研究，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成果问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藩院及其则例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大量专题论文发表，有关文献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自80年代起，
赵云田先生开展理藩院专题研究，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1981年，赵云田发表《清代理藩院是个什么机构》（《历史教学》1981
年第3期），概述了理藩院的职掌范围，认为理藩院是清代一个重要的中央机构，
对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82年，赵云田发表《清代理藩院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理
藩院的组织、职能及历史作用。该文指出理藩院有参与议政、军事，管理宗教，
5赈济灾荒等职能，管辖事务范围包括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西藏、回部，甚至俄罗斯也在其所辖事务范畴。文章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理藩院对清朝统一
全国和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与巩固的重要作用。1984年，赵云田发表《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重点阐述了理藩院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理藩院在崇德至顺治朝为草创阶段，康乾时期其组织结构渐趋完善，嘉庆到清亡为理藩院调整变革与最终消亡阶段。该文对理藩院成立时间的考证，引发了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促进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
赵云田先生的上述系列论文开启了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理藩院之先河，很多结论至今仍然可信。与此同时，赵云田先生发表《清代理藩院和中俄关系》（《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清代北京的“内馆”和“外馆”》）（《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年第4期）、《清代北京的“俄罗斯馆”》（《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
年第6期）、《清代北京的“理藩院”（《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年第9—10期）》、《清代北京的喇嘛庙》（《北京史苑》1982年第1期）、《清代理藩院对南疆地
区的管辖》（《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
的政策和措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
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略谈清代理藩院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清代的年班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1期）、《清代的围班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清代蒙古台站考述》（《清史研究》1986年第5辑）等论文都从不同层面探讨了理
藩院的职能及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在上述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赵云田著《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系统地阐述了理藩院
的产生发展及历史作用、理藩院研究史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理藩院研究专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赵云田先生在理藩院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亦见功力，成果卓著。1988年，赵云田辑录标点《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
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出版。该书收录了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以
及康、雍、乾、嘉《大清会典》中的理藩院资料。同年，赵云田发表《关于乾隆
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考述了该抄本的成
书年代、性质以及抄本与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在内容、体例方面的异同，指出抄本《理藩院则例》的许多内容在嘉庆朝《会典事例》中已经不在，从而充分
肯定了抄本《理藩院则例》的史料价值。赵云田先生后来发表《<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不仅是一个稿案本，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乾隆朝《大清会典》理藩院部分
事例的辑录，换言之，就是乾隆朝《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部分编纂过程中的未6

刊本”。然而，2006年，赵云田先生《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再版前言
中指出抄本《理藩院则例》即理藩院部门则例的“稿按本”，并未明确说明乾隆
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的属性，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2010
年，达力扎布先生发表《有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则例>稿本》（《清代政治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从嘉庆朝《理藩院则例》
纂修过程入手，考察乾隆朝《大清会典》的编纂，以及《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
刊本与未刊本之间的比较，得出结论：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的理藩院则例部分，是乾隆二十一年上呈本的磨对修改本。2012年，
赵云田先生发表《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清史研究》2012年第4期），对达力扎布先生的观点作出积极回应，对以前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作出说明，表现了良好的学术风范。
继赵云田先生之后较多致力于《理藩院则例》研究的中国国内学者为杨选第教授。1991年，杨选第发表《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治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的主导思想是对
蒙古王公“德主刑辅，恩威并重”，对蒙古牧民“严刑峻法，严明禁令”。该文
从《理藩院则例》条文中归纳出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与司法的基本特点，即保留
蒙古族传统习惯法——科罚牲畜；变通中原五刑；带有传统色彩的入誓；派司官审理蒙汉纠纷案件；蒙汉使用法律有别。1998年，杨选第发表《从<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法典>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集成性》（《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比对两部法律中牲畜管理、入誓习俗、军事法规、刑事法规、民事法规、
宗教事务五个方面的异同，从而证明“清政府制定的《理藩院则例》继承了蒙古
族律令中的某些内容，在民族立法方面实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法律原则。
但在继承的基础上，《理藩院则例》更多地糅合了中原封建王朝法治内容”。2000
年，杨选第发表《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进一步阐述了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的各种特点，特别强调《理藩院则例》对蒙古“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的法律规定，更加确认了《理藩院则例》就是糅合了蒙古习惯法与中原王朝法治的基本特点。同年，杨选第发
表《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进一步拓展过去的研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理藩院则例》的纂修过程、内容条
款及版本流传等情况。在此期间，杨选第教授也很注重学术界对《理藩院则例》
的整理研究状况，1999年发表《近年来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研究概况》（《内
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学者研究《理藩院则例》的状况，重点介绍了《理藩院则例》的名称出现、
体例版本、性质、与《蒙古律例》的关系，以及《理藩院则例》整理出版情况，7

是一篇很好的《理藩院则例》学术史梳理。1998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杨选
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该书以光绪朝汉文本《理藩院则例》为底本，以道光本《理藩院则例》为主要校本进行校勘，是中国国内第一部《理藩院则例》
汉文校注本，方便了研究者的参考利用。
著名蒙古史专家金峰先生长期致力于清代蒙古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
究，出版了蒙古文《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蒙古文献史料九种》《卫拉特历史文献》《呼和浩特历史文献》等多部清代蒙古史文献史料，提供给学术
界，有力地推动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金峰先生也是较早关注《理藩院则例》的前辈学者，他的有关清代蒙古地区台站的系列论文就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理藩院则例》对蒙古地区交通、边防管理方面的规定。1989年，金峰先生出版了蒙古
文《理藩院则例》校注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以道光蒙古文本为底
本，以光绪蒙古文本为校本，底本残缺内容从嘉庆本抄入书内。这是中国第一部
蒙古文版《理藩院则例》校注本。200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包银海先生校注嘉庆朝蒙古文《理藩院则例》，但是校注者没有明确交代版本及馆藏地，似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庆朝蒙古文《理藩院则例》抄本之复制本，抄本原件藏于中国民
族图书馆。由于该校注本没有以刊本作为底本，所以对其史料价值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理藩院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做出了贡献。2010年，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
语言研究所编，乌云毕力格、吴元峰、宝音德力根主编的《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
文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是理藩院的民族文字档案文书，内容涉及外藩蒙古各旗与理藩院之间书信往来及理藩院奏报朝廷奏折等事，其中不少内容是《理藩院则例》的原始条款，而且往往比《理藩院则例》更加详实，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清代蒙古语言文字和满蒙文翻译等诸多领
域的珍贵资料。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前辈学者史筠先生虽然鲜有发表《理藩院则例》专论，
但其著作《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堪称《理藩院则
例》研究之力作。该书第二、三章专门考述《理藩院则例》的纂修过程及其内容，特别是详察嘉庆朝《理藩院则例》汉文刊刻本，对其纂修经过和满、蒙、汉本的刊刻时间等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这是其他诸学者所不及的，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中国法学界和历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也不同程度地专研包括《理藩院则例》在内的清代蒙古法制文献。这里我们要提到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 年）、刘广安著《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徐晓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8年），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年）、齐木德道尔吉等《喀尔喀法规文本研究》（乌兰巴托，2009 年）、达力扎布《喀尔喀法规汉译及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 年）、苏钦《中国民族法制研究》（文史出版社，2004 年）、吴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周宝峰等《蒙古学百科全书·法学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黄华均《蒙古族草原法的文化阐释——<卫拉特法典>及卫拉特法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杜文忠《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边疆的法律》（人民出版社，2004 年）、乌力吉陶格涛《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策•巴图《<蒙古-卫拉特大法典>文献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6 年）、杨强《清代蒙古法制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等成果。上述成果都关注了《理藩院则例》及其相关问题，对
该问题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徐晓光《蒙古立法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比较法研究》
1990年第3期）、陈光国、徐晓光《清代蒙古刑事立法的本质和内容试析》（《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徐晓光、陈光国《清朝对“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达力扎布《<蒙古律例>及其与<理藩院
则例>的关系》（《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略论<理藩院则>刑例的时效性》（《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忒莫勒《点校注释本<理藩院
则例>评述》（《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点校注释本<钦定理藩部则例>评述》）（《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那仁朝格图《中华多元法文化
背景下的蒙古法制史研究》（《中国法律史学会2007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近三十年来蒙古法制史资料整理概况》（《民族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从抄本<理藩院则例>看准噶尔与内地互市时间、地点及措施》（《蒙古史研究》第10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保文《清朝<蒙古律>的题名及其历史
作用》（《故宫学刊》2006年总第3辑）、乌力吉陶格涛《清朝对蒙古的立法概述》（《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马青连《清代理
藩院之司法管辖权初探》（《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等论文也都涉及《理藩院则例》的诸方面，并不断推进着这部法律的深入研究。
三、国外研究《理藩院则例》情况国外对理藩院及《理藩院则例》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相对丰富一些。
早在清末，日本学者就已关注清朝的法律制度。1905 年，日本织田万写出《清国行政法》一书，对《理藩院则例》的性质、职掌等进行探讨，认为《理藩院则
例》是属于行政法；1926 年，日本矢野仁一《近代中国史》由京都弘文堂出版。
9该书比较具体地介绍和分析了《理藩院则例》中关于内地与蒙古地区之间的很多禁令。例如，禁止蒙古人取汉名、汉姓，学习和使用汉文；限制内地汉人到蒙古地区贸易，若内地商人到蒙古贸易，必须领取理藩院的许可证等。不过，矢野仁
一将蒙古与中国相提并论是极其荒谬的。1938 年矢野仁一出版《蒙古学》一书，多次涉及理藩院的职掌，并以《理藩院则例》为据，展开讨论旗扎萨克等大小官
员的任免程序；1945 年，日本羽藤秀利发表《蒙古法制史概论》，从法制史视角探讨《理藩院则例》的一些条例，并举例说明《理藩院则例》中有许多《大清律例》的条款，这一研究成果对后人关于《理藩院则例》性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954 年，日本文京书院出版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1987 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该书涉及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也涉及《理藩院则例》关于理藩院对喇嘛教事务管理、蒙古王公的承袭、盟旗官员的选任、
蒙古地区刑事案件的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他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理藩院则例》的研究。1966 年，田山茂在《史学杂志》第 75 卷 2 期上发表《近代
蒙古的裁判制度》，谈论蒙古裁判制度，这对深入研究《理藩院则例》的刑法条
款有一定的启示；1967 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田山茂《蒙古法典研究》，此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历代蒙古法律。日本著名学者岛田正郎不仅对中国历史有很
深的研究，而且对蒙古及亚洲法制史研究尤其深入。他著有《清朝蒙古例研究》（创文社版，1982 年），《明末清初蒙古法研究》（创文社，1986 年），《清朝蒙古例实效性研究》（创文社，1992 年），《北亚细亚法制通史》（创文社，1995 年）等多部法制史研究著作，并提出了 “蒙古法系”的概念，引起中国学术界的争议。他的《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法制史研究》台北 1968 年），
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两部法律法规文献的内容及其实施过程，该书也成为了人们
研究清代蒙古法制史的重要参考书。岛田正郎还在《法律论丛》杂志上发表《清朝对蒙古的立法与蒙古习惯法》一文，侧重探讨了《理藩院则例》与清代蒙古刑法的关系，丰富了蒙古法制史的研究内容。1989 年，柳泽明发表《围绕<理藩院
尚书阿灵阿的书简>与准噶尔问题的清朝对俄政策》（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
研究地理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编(38）,p99—109,1989)，阐述了理藩院处理准噶尔及俄罗斯事务的情况。2005 年，村上信明发表《清前期理藩院的人员结构》（《满族史研究》第 4 期，2005 年），十分缜密地分析了自崇德至康熙时期理
藩院上层人物的变化，通过这些人的背景、出身等因素的考察，说明理藩院自创
立之初，即为针对蒙古事务的机构。萩原守发表《清代蒙古的刑事审判事例》（《史学杂志》第 97 编，第 12 号，1988 年），通过对清代蒙古刑事审判事例的分析，
探讨了清代蒙古法律制度的特点。萩原守还出版《清代蒙古地区裁判制度和裁判
文书》（创文社，2006 年），专门探讨了清代蒙古地区的裁判制度，并对当时10

的裁判文书进行专业解读。冈洋澍 2007 年出版《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东方书店，2007 年），书中用较大篇幅阐述了《理藩院则例》等清代蒙古法律制度。与上述日本学者有关清代蒙古法制史的诸多专著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就略
显滞后，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开始才出版有关清代蒙古法制史的专著。
俄罗斯学者对《理藩院则例》的研究值得一提。著名蒙古法制史专家梁赞诺
夫斯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版蒙古法制史的多部专著。他的《布里亚特习惯法》）（赤塔，1920年）、《蒙古民族习惯法研究》（喀山，1929）、《蒙古习惯法研究》（哈尔滨，1929年）、《蒙古法基本原理》（天津，1937）、《西伯利亚游
牧民族习惯法》（1938年）等著作都是集中探讨蒙古法制史，其中也不同程度地
涉及《理藩院则例》等法律文献。193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译本），其中在绪论里介绍《理藩院则例》说：“这是关于归入满洲帝国版图的一切蒙古部落的法令集
成，首次于1789年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同时刊行，其后又对它作了重要的增补，于1817年以三种文字出版。
《理藩院则例》虽然是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期出版的，
但它却包含着更早时期蒙古人社会生活的丰富材料”。当然，该书没有提到《理藩院则例》还包含西藏、新疆以及俄罗斯事务的条款；1950年，苏联兹拉特金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在莫斯科出版。该书在第一章中写道：“站在一切外蒙古政权机关之上的是北京理藩院，理藩院之上的是皇帝，他是所有一切蒙古人的最高主宰。《理藩院则例》同时也就是清朝皇帝和蒙古封建主之间所签订的特殊的条约。” 1974年出版的苏联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出版中译本），也涉及《理藩院则例》的内容。俄罗斯学者的《理藩院则例》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他们在《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规》《成吉思汗大扎撒》等方面研究颇为集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梁赞诺夫斯基《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 1933年）, 波波夫《成吉思汗札撒和元朝法典———元典章》（BOPAO笔记(第7卷)，第15页），迪雷科夫译注:《喀尔喀法规》,（莫斯科, 1965年），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
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蒙古国在学术研究上特别是历史学研究上十分注重中国史和蒙古史的研究。
在法制史研究方面，他们侧重《阿拉坦汗法典》《桦皮律》《喀尔喀法规》《乌兰哈齐尔图》等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蒙古国学术界较早关注清代蒙古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为蒙古国国立大学法学院巴·巴雅尔赛罕教授。他的《<蒙古律例>
注释本》（乌兰巴托，2004年）、《<蒙古律例>研究》（乌兰巴托，2004）、《<
外藩蒙古理藩院遵行则例>校注》（东京，2007年）、《大法典文本研究》（乌兰巴托，2008年）、《蒙古裁判文献研究（乌兰哈齐尔图）》（乌兰巴托，201011年）等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清代蒙古法制史领域的诸问题，并较好地点校、注释了《理藩院则例》等清代法律文献，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对该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除此之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等著作，也涉及理藩院及其则例的内容，
认为理藩院是清朝治理蒙古和其他藩属的机构，在清朝复杂的封建官僚机关的系
统中，理藩院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学者虽然在清史研究方面十分活跃，成果层出不穷，但是有关理藩院及其则例的论著寥若晨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1971—2006 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马钊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中，收录与理藩院相关的英文论
著，唯有贾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三篇文章，即《清代理藩院》《清初理藩院》《清初理藩院与内陆亚洲仪式（1644—1795）》。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利•赛瑞斯
致力于汉学与蒙古学研究，发表《传统的蒙古地区的监狱和囚犯》（《蒙古学研究参考资料》，1985 年 8 月，原载《中亚学报》第 27 卷，第 3－4 期，1983 年），
探讨了蒙古法制史相关问题。
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者也关注《理藩院则例》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德国学者乌·巴克曼的《关于1815年颁发的<理藩院则例>》（《蒙古史研究》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回顾清朝制定蒙古律例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后，对清朝1815年颁行的《理藩院则例》进行剖析，尤其结合喀尔喀部的历史，对其相关条例作了较为详细的解析，从而揭示了清朝统治蒙古的政策法律手段。法国学者康斯坦《从蒙古法看清代法律多元性》（《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对《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
等法律的多元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清朝政府保证法律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允许蒙古等以地方法律来调解社会矛盾。
四、相关代表性成果评析与本研究的突破点
综观国内外《理藩院则例》研究成果，主要在《理藩院则例》的编纂经过、
内容、性质、作用、《理藩院则例》与《大清律例》《蒙古律例》《大清会典·理
藩院则例》《喀尔喀法典》《阿拉善律例》的关系以及《理藩院则例》整理出版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本人拟重点
开展《理藩院则例》文献学研究，所以对以往《理藩院则例》整理研究代表性成
果做一科学、客观、切实的分析评价，进而说明进一步发展、突破的空间。
（1）尼日拉图、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蒙古文本，1989年由内蒙古文化
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国内第一部校注本《理藩院则例》。该书以道光朝蒙古文残缺本为底本，底本残缺部分从嘉庆朝蒙古文抄本中抄入，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校注。为了保留原书的面貌，对其语句未作任何修改，用各种括号来标注错字、12衍文等。改变原书条例的汉字序号，编注阿拉伯数字序号，以便阅读。全书附蒙汉对照术语表。应该说，该校注本问世后，被国内外史学界广泛参考，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忒莫勒等学者以此检验其他汉文版《理藩院则例》校注本，发现
了很多问题，引发学术界的关注。然而，该蒙古文《理藩院则例》校注本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底本是残本，且没有明确交代该底本到底是道光七年刻本，还
是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加上用嘉庆本填补道光底本残缺之处的做法可能不是太科
学，因为道光本恰恰是在嘉庆本基础上增减内容的，如果嘉庆本有些内容在道光
本中被删减的话，应该以嘉庆本作为底本，肯定更为科学。
（2）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汉文本，1998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
社出版。这是中国国内第一部《理藩院则例》汉文校注本，填补了以往中国学术
界没有《理藩院则例》汉文校注本的缺憾，方便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该校注本以卷帙完臻的光绪本作为底本，以道光本为主校本，并以蒙汉文两种文字的版本
相互对校。同时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朝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有关部分进行了旁校。在互校和旁校中，加注300条条例的议准年代，注明了80多条道光本没有而光绪本增纂条例，对一些字词进行了注释，对异同之处进行了校改注记。应该说，上述工作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然而，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也存在诸多问题，忒莫勒先生发文归纳了该书的错讹之处甚多，主要是断句、注释、失校以及名词术语分类
等方面的错误较多，影响了该校注本的使用效果。书中有些错误应是在排版和编校环节出现的差错，都归咎于作者也是不公允的，作者的有一些错误在出版社编
校环节中应当予以纠正，也反映了责任编辑有失认真。另外，从文献整理的角度
来说，该校注本没有与嘉庆本互校也是一个缺憾。总之，该校注本从整体上来说无法令人感到满意，学术界认可程度也不高。
（3）张荣铮、金懋初等点校注释《钦定理藩部则例》汉文本，由天津古籍
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理藩部则例》唯一点校本。因为该《理藩部则例》除
了名称上有一字不同外，内容与光绪本完全一致，其点校工作对《理藩院则例》
的整理亦有同样的参考意义。该校注本以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影印的聚珍版光绪十七年续修本（光绪三十四年印刷）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和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三年本进行对校，除标点、注释外，还将律文和条例
分别按中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加以编号，以便查找。点校者对该书编纂源流、历
史背景、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历史作用、版本异同及点校经过等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应该说，该书点校者付出艰辛，苦苦求索，尽其最大的努力完成了这一
学术难度极大的工作，值得肯定。但是，完成此项工作，必须谙熟多种文字，即需要熟练掌握古代蒙古语、满语和藏语；必须具备扎实的蒙古法制史知识，必须
13

掌握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必须具备版本目录学常识，此书点校者似乎还缺乏上述
条件，所以点校本就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忒莫勒先生发文举出该书的诸多问题，
主要是断句之误、注释之误、失校之误，以及版本问题，错误率较多，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甚至被认为是失败之举。
（4）包银海校注《理藩院则例》蒙古文本，由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
是中国国内第二部蒙古文《理藩院则例》校注本。整理者在绪论中指出，该书是以嘉庆蒙古文本之抄本作为底本，进行校注的。注释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书中
蒙古文名词术语的汉文对照，这是整理工作的主要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一面，
为此点校者参阅了《理藩院则例》的某汉文本，否则无法做到蒙汉名称术语对照
注释。然而，笔者仔细观察了该书的方方面面，没有发现该书与其他版本之间的
互校，若称其为“校注”，恐怕名不符实，称之为“点注”还算勉强。该书整理者也没有明确交代点校本的馆藏地及其版本特征，此人整理该书时就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底本应是国家图书馆藏嘉庆蒙古文抄本之复印本，抄本原件藏于中国
民族图书馆。同时，全书未交待点校方法或者凡例等详细说明，点校工作比较简单，学术含量不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校注本没有以刊刻本作为底本，这一
点犯了古籍整理之大忌，所以让人无法准确判断其史料价值，研究者也无法放心地使用该书。
通过对上述 4 部代表性成果的评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前人研究的缺憾：第一，以往学者从未利用嘉庆本《理藩院则例》满、蒙、汉文本，而这恰恰是最早的版
本，是后来版本的底本和定式，所以前人校注工作未能体现《理藩院则例》内容
增减与调整的详细过程；第二，《理藩院则例》满文本 3 种，至今无人问津，从未进行满文本与蒙古文、汉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而清代钦定诸书的满文本往往详于蒙古文和汉文文本；第三，前人似乎都是不太注重版本学知识，都没有明确
交代底本的性质、成书年、馆藏地等重要信息，从而使整理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
第四，前人从未做过《理藩院则例》诸本的编纂过程、版本流传、内容来源等问
题，进行系统研究，迄今还没有一部《理藩院则例》文献学比较研究之作；第五，
尚未有人在海内外范围收集《理藩院则例》满、蒙、汉所有刊本、刻本、抄本、异本、残本，与《理藩院则例》相关的法律法规文献，以及《理藩院则例》研究成果。产生这些缺憾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国内文献资料的开放程度较低，
致使前辈学者未能充分掌握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无法深入开展下去。同时，以前《理藩院则例》文献学研究难度较高，兼通满、蒙、汉语言文字的历史学家屈指
可数，无法组织力量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然而，如今情况大有改善，中国古籍
文献日益开放，包括《理藩院则例》文本在内的各种相关文献资料都可以阅览，也能复制；掌握满、蒙、汉、英、日、俄等语言文字的中青年学者不断涌现，并
14开始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开展学术研究；国家鼓励跨地区甚至跨国相关研究机构之
间的协同创新，这都是前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理藩院则例》整理研究成果总体质量不高，学术界
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也不高，而且这种局面持续时间较长，实际上制约着相关领域
的深入研究。因此，我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钦定理藩院则例》
满蒙汉诸本整理与研究”，组织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 50 位学者，计划用 5 年的时间，集中实施《理藩院则例》文献学整理与研究，继承前人研究的有益成分，
克服前人研究的不足，发挥自己的长处，最终拿出超越前人的精品力作，推动相
关领域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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