厳安生 教授/严安生 教授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元主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原主任:::::::::::::::::::::::::::::::::::::::::::::::::::::::::::::::::::::::::::::::::::::::::::::::::::::::::::::::::::::::::::::::::::::::::::::::::::::::::::::::日

時 ：2022 年 1 月 5 日

时间 ：2022 年 1 月 5 日

場

所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地

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使用言語：中国語及び日本語

使用语言：中文、日文

聞き手 ：野口裕子

采访者 ：野口裕子（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目录】

１．幼少期から高校まで

１．从出生到高中毕业

２．外交学院での日々と日本語学習

２．在外交学院的日子

３．日本語教師から研究者へ—日本留学

３．从日语教师成为研究者-留学日本(1)「駒場」での学問との出会い(1)在“驹场”相遇学问(2)駒場での刺激から『日本留学精神史』まで(2)驹场经历成就《日本留学精神史》

４．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4．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1)名前の意味と活動の三本柱(1)名称的意思与学术活动的三大支柱(2)学術の「共同体」を目指して(2)以“学术共同体”为目标

５．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

5．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本文】※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１．幼少期から高校まで/从出生到高中毕业
一个月以前我刚过完八十四岁生日，我的人生正好从那时候劈成两半。四十二岁之前是一个日语教员，四十二之后才知道学问，才开始做研究，慢慢进入了学者兼教员的路。小学六年级之前，我是跟新中国一块成长的。我是穷人家的孩子，父亲在我出生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脑子里没有父亲的印象。母亲也
是没有文化的，孤儿寡母四个人寄人篱下。因为那时候虽然有外祖父的庇护，但是他也没有实权和钱，所以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小屋子里，母子四人成长。我那屋子里没有一片有字的纸，没有幼学，没有家学，甚至连连环画我都没条件到街上去看。因为没有钱，而且我经常生病，所以只能在附近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
念书。那个学校有个规定，比如说五十个人一个班，前三名可以免学费，那我生存下去或者读书下去的唯一路子就是我每年要得前三名。还好我这人记性好，虽然我身体经常有毛病，腿一直是脚气，连药都买不起，所以不能出去蹦蹦跳跳，什么跳房子，这个那个都不会，但是我会背书。所以一到考试的时候，把书背好了之后，每年能够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小孩总是淘气的，在小学五年级之前我是第二名，但五年级
以后我始终是班级第一名，以这样的情况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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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是刚进入初中，那个时候很热闹。初中虽然是学费不发愁了，公家有些补贴，但是也没有很多好学习的东西。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解放后，我们上街游行，打个纸旗子，像《早春二月》里面那种，长长的芦蒿上面贴纸的长方形的旗子，或者到商贩的门口去唱歌。“贪污分子，五反分子，你赶快坦白”，整天就搞这种运动，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学术的气氛。
一直到初中毕业，就是很热闹，解放区的天是我们可以很热闹的天。但是也觉得在那小城市老这么弄
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到高中的时候到了南京，我们省会南京的南京师范大学高中部。那个高中部是过去中央大学附中，他们从抗日战争时候到了重庆之后，复原回到南京，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子弟都是高干或者高知的子弟。我从一个小城市去也感觉到非常的コンプレックス(编注：complex)，非常自卑的。但是我又挺自信，就说我不能太卑。所以我要充满自信、所以那个时候很复杂的一个人生就开始在高中，但终究因为高中的那个时候教育程度比较高，比较密度好，我一直走到了前面。
从那之后就萌发了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想法。我想的专业，一个是考地理或者地质，第二个专业是天文，因为南京有天文台。而且基本上就是已经说好了。因为我的班主任的丈夫就是天文台台长，觉得我这个小孩子还比较聪明，所以说好了。但是就在这之前不到一个学期，我们高中搞演讲比赛，当时我看了一
个苏联小说叫做《外交家》，觉得很好玩，我就讲将来当一个外交官，我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用一个很不标准，现在也不标准的普通话得了一个第一名。
正好当时外交学院 1956 年 9 月份正式开学，它前身是人民大学的一个系。它真正地建了校舍独立挂牌，挂的周恩来的 4 个字“外交学院”的时候是 1956 年 9 月份。那时候招收保送生，广州、上海、天津、北京。没有南京，但是上海招生的一个老师经过南京回北京的时候，到我们学校去，简单视察了一下情况，我们的校长说“我们这有一个人，口齿伶俐，得演讲比赛第一名，适合做外交”。就这样把我保送到外交学院。
２．外交学院での日々と日本語学習/在外交学院的日子
1956 年 9 月份开学，在外交学院，现在地址还在。有一个笑话，在开课之前的一天，我们 2 个临时
宿舍，10 个秃子（编注：男学生）去展览馆。当时展览馆刚开，叫做苏联展览馆，就是现在的北京展览
馆。它的电影院到现在也是非常高级的，文革时的“老莫”就是隔壁的莫斯科餐厅，那是典型的苏联建筑。
那时候还没开课，3 点 50 分下午的第二节课之后，4 点 10 分有学生场，我们都经常去看 4 毛钱、1 毛钱的学生场。那一次开学之前，我们 10 个秃子去看了电影之后，回到学校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就耻笑我们，说“你们干嘛去了？”我们说“怎么了？”他们说“你们成了日语班了”。“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定好了是英语班的。说临时决定要搞一个日语班，将来对日外交之类，这可能是周恩来他们有判断。是方针刚定老师还
没赴任的时候，就决定组织一个日语班，从我们学生当中抽出 10 个人，拼出 1 个班。于是下午临时召集
全体学生进行动员，动员大家报日本班，谁都不报。结果我们 10 个人不在场，没有发言权，就被临时抓到日本班。因为又是两个男生宿舍一齐出去的，所以我们的日语班就没有女孩子，叫做“和尚班”，或 10个“秃子”。
所以，我的人生有一个口号就是“拥抱偶然”，我的人生全是偶然性的堆砌。首先，我名字的由来。我在高中的时候想把我的“严安生”这个名字改掉，因为从革命时代来讲，这个“安生”两个字是贪生怕死的那
种小市民的愿望，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但是我后来知道了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就是在我 1937 年 11 月
28 号出生的时候，南京已经给围得水泄不通了。在这个时候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到武汉了。南京的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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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先到的武汉，然后到了重庆。我所在的武汉每天都有轰炸，我妈妈她每天要到防空洞，挺着大肚子。就是我出生那几天，我妈没有跑防空洞，我平安地在医院的产床上出生了。所以我的名字叫安生就成了“平安降生”，而不是“平平安安地活下去”。这个东西记住了之后一直到东大，人家问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讲。
包括东大很右的老师，他们都很愿意主持我的演讲会，先介绍我名字的渊源，就是严安生这么一个人怎么来的。
因为外交学院是一个外交部所属的学校，政治性很强的。而 1956 年正好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开始，波兰，匈牙利，各种事件都在 1956 年发生，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以 1956 年开始就是多事之秋。外交学院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学校，它不断地跟着政治运动停课和学文件。所以我在那个大学
学了大概 43 门功课，是各种国际关系的功课。只有一门是跟我后来有关，就是日语。
那么日语学了多长时间？因为不断地政治运动，下乡或者大炼钢铁之类的。我算了一下我学日语的时间凑在一起，一年三个月，在教室里坐下来学习的时间。其他的停停学学，学学停停，而且是自学的。外交学院说是 5 年制，我的日语实际上只解决了一个基础日语，而且没有教科书的。是北京大学当时的陈信德先生，正在编那个教科书，我们的老师跟他有关系，所以一张一张地用刻写板，就是铁笔刻蜡纸，然后
油墨在上面一滚，印刷出来的那种。把基础语法学了之后就不断的政治运动，所以我的日语是很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系统学习。
但是在这一年三个月当中，我的成绩是最好的。因为除了上课，我还自学了一些日语。1958 年，我们开始跟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有很多斗争，1959 年以后和赫鲁晓夫他们也有很多的斗争，党中央发表的很多文件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当时有很多在中国的日本人，左翼人士，他们翻译的东西就给刘德有他们的《人民中国》杂志社，他们翻的文章质量是很好的。我就通过自学的办法，正好当时《人民中国》杂志社
在我们外交学院的隔壁，我把他们的稿子，如统编的中文正文底本弄过来，一句一句地对照，就是很文章体的日语。我是通过把各种成分用不同的符号标记了之后，基本上解决了日语的语序问题、文型问题，我自己解决的。所以我的日语的语感是一种很长的政论体的，很有逻辑的长句子的语感，这是我在大学的时
候自己掌握的。
从那之后我的自学就更加自觉了。那个时候什么东西是我的教材呢？是日共派了很多专家来翻《毛泽东选集》，那都是日共的大知识分子翻的，很标准、漂亮，而且毛泽东本人的语言本来就是很生动的。我把一句一句对照之后，就形成了我的普通的日语的ベース（编注：基础）。毛泽东讲话不一定是很多大道理。比如说毛泽东讲《纪念白求恩》，毛泽东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日语怎么翻的呢？你知道吧？“人は死ぬものだ。その死の意味には違いがある。”下面是司马迁怎么怎么说。但是要是
从中国人来理解，“人是死东西了？”于是我就注意到“ものだ”、“ことだ”、“のだ”这个语尾的形状它是什么不同的。“ことだ”、“ものだ”、“のだ”的区别，我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毛选》的对照掌握的。
后来我教书，再次拥抱了偶然。我到了大学之后就变成学日语，不久就有反右斗争。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当然也热情地参加运动，但后来说我的思想有动摇，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做外交的。所以我不可能到外交部或者友协，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又很好，所以就成了日语老师。
我做日语老师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也是很细致的。但我总是说我是自制的日语、自己风格的日语。有的时候我会把『天声人語』的那么简单的文体和毛泽东讲话的那么自由的文体，可能混淆，这个问题我没解决，所以很苦恼，就是说我这样教下去，我很努力，但是我教给学生的是不是真正的日语呢？所3

以从 30 多岁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单纯做一个教书匠，我应该做一个“者”，什么“者”我不知道。“匠”现在
是很吃香，“匠（たくみ）”的精神很重要，但是单纯的教书匠实际上是有局限的，我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日语，我的苦恼越来越深，经常苦恼于是否要维持现在的状态，教授自己风格的日语而终其一生。
我不甘于做一个“自己流の日本語を教えて、一生終わるような（编注：仅能教授自己风格的日语而终其一生的）教书匠”，正当我有了“无论如何也要改变现状”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1978
年 12 月份召开，我们的改革开放真正开始了。这之前，1978 年底，好像是教育部就下来指示，让年轻教员参加留学考试。我赶上了一个解放，没有被压制，我是自己考试去的，我通过了考试，没走后门。去了之后就开始了我的研究。所以我很感谢邓小平的这个转换，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后来的我。
３．日本語教師から研究者へ—日本留学/从日语教师成为研究者-留学日本(1)「駒場」での学問との出会い/在“驹场”相遇学问面对现在的从事日本学研究的人，我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因为我 42 岁以前没有看过很多闲书，更没有家学、幼学，而现在的学生 20 多岁硕士，30 岁博士，接受过正经的学术训练。我什么都没有。我是
自己自学的日语，还很有危机感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留学把我的思想解放了，但是我去留学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强的使命感，就是说我要把日语学得更加地道一点。那个时候文部省对我们这批去留学的人，尤其对我们这些中年留学生十分重视，我去的时候 41 过了，所以我是以 42 岁的中年进入了东京大学的。
文部省对我们这些人想去什么学校就给安排什么学校。我去的东大，我当时很茫然的，想去东大学日语，把日语学正宗。但是当时东大本郷校区，主任教授是一位认真的老师。他是搞训诂学的，跟中国的小学是一块的，跟我这个教师的进修没有关系，而且人也满了，所以就把我分到了駒場。
到了駒場之后，很快就有“歓迎会兼 OB の会”，这个时候叫我发言，我就讲了这个经过，说我最后“比較文学比較文化というところへ回されてしまった。（编注：把我转到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专业）”。
我虽然懂日语，但是对于“回す”这个词的意思理解得还不够，所以用了这个词。全场哄堂大笑，因为这个比较文学专业成了你被循环处理的终点——垃圾箱了。大家觉得很好玩，因此 OB 对我很亲切，对中年留学生很亲切，看到我如此困惑为难，都问“严先生，你缺什么？”你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和国际交流基金联系上了。我们的主任教授佐伯彰一先生是个很慈善的老人，他听了之后也笑了。后来过了两天他跟我说：“厳君、国際交流基金の理事長は知り合いだから、何かお困りがあったら、なんとか援助を申し出たい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どう？（编注：严先生，我认识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的理事长，如果您有什么困难的话，他们会设法提供帮助的。怎么样？）”交流基金有很多项目，但是我们是国派留学生，我们的经费虽然很少，但是我们那时候强调国格，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我就婉拒了。这是当时基金会的今日出海理事长，虽然没直接见面，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得到了交流基金
理事长的一个好意，我这是记着的。
第二个，被“循环处理到驹场校区”真是太好了。幸亏到了駒場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后来又叫做“比较文学的日本学派”，或者说“日本比较文学的駒場学派”。它是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从那个地方我才
知道有学术学问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它自由第一。第二也没有说我没有老师，无师自通的日语，但是到了东大之后，人生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成为日本学研究“者”的第一个契机。这也是个偶然。本郷不要
我，我到了駒場，駒場又是出乎意料。所以我的人生好像完全托付给了命运，“流れに身を任せ（编注：顺其自然）”，邓丽君唱的那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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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駒場有什么特点呢？駒場学派，第一它有志于建立东洋的比较文学。当然不是日本，至少中日韩，他们当时很明确做这个。第二它不是美国式的搞比较文学理论，也不是法国式的搞影响研究。他们日本人好像不大愿意搞影响研究，因为一，搞影响研究，这古代都是我们中国的学生了。但近代的影响说不太清楚，因为日本的近代的学者大都是从欧美出来的。作为脱亚入欧之后，对于中国的情况，一般的日本的摩登的学者们也不太清楚，但他们很友好。我的老师们很有意思，东大的老师都是一些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本
身不了解，也不一定说多么友好不友好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学生，像我这样比较努力的学生，都非常的亲切，把我带到一块玩至少。
玩什么呢？他们的做法基本上是做一个刺激研究。“东亚的比较文学”，他就研究东亚三国之间，并与
他文化之间的互相的冲突，互相的融合，互相的比较。他们尤其注意的是人物的研究，夏目漱石、森鷗外
和过去在旅顺港的那个海军将军，广濑武夫。最爱写那个广濑留俄，森鷗外留德，然后还有夏目漱石留英，他们所受的文化的、文明的冲击。不是亨廷顿讲的文明的“冲突”，而是讲“冲击”，就是文明落差之下的一种冲击。从这个冲击出发，他们要急急忙忙赶快西化，引入近代性的原理。但是他们同时也是经过了
欧美的学习之后，他对日本的文化它有产生一种自觉的。所以这些人研究起来的话很有意思，把我们也带着一块研究。为什么广濑武夫要到俄国留学之后，他变成一个海军士官，最后他把军舰沉在旅顺口来阻挡俄国人。其实他是个留学生，他为什么去俄国留学？这就是反映了甲午战争之后，日俄的矛盾。所以广濑武夫他们到俄国了解了俄国的文化，也增强了内心，然后他就回来之后变成一个军人怎么样？也报国了。
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接受了冲击之后的研究。到我们近代不一定要说冲击，但是有些启示、刺激。
所以在东大駒場的学派，我觉得是一种“刺激研究”、刺激的传播。不一定是直接的、原封不动传播的，但是一个刺激就传了之后，它会完全跟原意不一样。这是误读，也是一种比较文化。误读、误用，但是它
刺激了我们。比如说日本从古代以来，他不是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最容易被日本人接受。他为什么
呢？他接受的条件和文化的基础是不一样的。而白居易被接受，也不像我们中国，尤其是新中国的古典文学言说里，强调他的“卖炭翁”“兵车行”等诗的人民性那样。这样一种文化的刺激，过了之后它不是原样展开，而是作为启示，受到刺激，扩展自己的志向。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思想的方法，在駒場很流行。
我最早去的时候，我的导师佐伯彰一教授交给我一个作业，包括是他带的留学生。他当时正好研究日
本人和欧美人的自传。所以他就说“厳君、你从中国来的，下个星期轮讲的时候你讲”。他每一堂课都要找一个学生讲一本书。这一个星期这个学生就受罪了。我受的什么罪呢？他说“你把《史记》当中‘太史公曰’，你把那个分析一下”。我《史记》都没读过来，还太史公曰。搞得我这一个星期受罪呀，但是我不得不进行发表。就这样一种很强度的，但是很自由的，我发表的到不到位，我估计他们也未必听得懂，但是我努力了，也头一次学会，要整本书强读快读了。
(2)駒場での刺激から『日本留学精神史』まで/驹场经历成就《日本留学精神史》
这样一种东西给我的影响就说，弄着弄着我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觉，什么自觉呢？我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在日本留学半年到一年左右，我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懊恨。就是说，我到日本的时候，感到很吃惊。你知道北京、上海的大楼比日本多得多，但是我从成田机场下来之后，大巴车到我们善邻会馆，这一
条路上高楼大厦林立，很干净、很整洁。我就很懊悔，就是说我们自己从 1956，57 年反右之后，又是反右倾，又是大跃进，又是这个那个，然后到文革。我们折腾了十几年，我们自己内卷了，内卷了很长时间。
而日本在我们内卷得很热闹的时候，一家伙这么发达了，从战后的废墟当中变成这个样子，我这个“悔しさ（编注：懊悔）”是很重的。

5为什么呢？一直到 1958 年我大学生的时候，还搞大跃进那个展览会，我看过。我们的插秧机、我们的小高炉，听说是从瑞典买来的炼钢的高炉，我们的插秧机，这很多的这个アイディア（编注：idea）是从中国来的，但我们没持续。包括カップヌードル（编注：cup noodle），方便面，而这个アイディア实际上是广东的伊府面。当时我留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代表团跑到日本去学做豆腐，搞得我非常耻辱。豆腐
是我们的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他们当然是为了到日本去看一看。做豆腐、做酱油也学日本，但是到现在
日本的酱油还有キッコーマン（编注：亀甲萬）到中国来，好像慢慢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落后、自我折腾，落后于日本，浪费了二十多年时间的这样一种懊悔搞得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到日本是过了 40 去的，应该是不惑之年，但是我因此倒反而见了日本重新惑了。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从中央大国，不得已到日本的鲁迅这一代人在精神上产生了一个共情。过去我们看鲁迅，看郭沫若，都是我们中国的文豪，我们要这样仰视。但是我
到日本待了一年，慢慢的我觉得鲁迅、郭沫若他们到日本之后的那个苦恼跟我是通着的，是我的前辈，我不得不接受前辈们的苦恼。我很难平静，所以我的书，后来我写了《留学精神史》i，我受到的冲击，感觉
就像是鲁迅的那首懊悔的一首诗《自题小像》，叫《灵台无计逃神矢》。
到了国外之后，跟祖国隔了距离之后，倒反而苦恼增加了很多。不但鲁迅，还有黄兴，还有秋瑾，还有很多人，陈天华，他们都离开了祖国之后再看祖国，就感到祖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同胞还不觉醒。这
种心情跟我完全地产生了先辈后辈的继承关系。所以我不得不写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才选了留学精神史的研究。
而且那个时候在我们駒場 8 号馆，上面那一层是国際関係論，衛藤瀋吉在那里。他知道我是外交学院出身，经常把我叫到四层，我们在三层，就跟我互相争论、辩论。他讲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有刺激，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刺激就是文化摩擦研究会，駒場有一个。所以我的《留学精神史》第五章、第六章人家说了，有相当的生活的摩擦东西，这都是我自己的、或得了先辈传承的。比如“銭湯に入れない、共同浴場が怖い（编注：进不了澡堂，害怕浴场）”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怎么说呢？我自己体验了，就能够体会到清末的这些人们，拖着辫子的这些大老爷们，他们的屈辱感和紧张感。那个时候在东京所展开
的很多东西，我翻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就开始构建了我的结构框架。所以有人说我是没有引用什么理论，
我也没什么固定的框架，原来有什么研究成果。我是在懊悔的驱动之下，在前辈们的苦恼的驱动之下，赤手空拳地进入了留学生的精神史。
后来 1981 年回国之后，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仓库里面，民国时期的一些旧的杂志和
北京几个图书馆的民国以前的旧杂志都翻了，浑身灰尘的。看了到很多真实的声音，文革之后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文革之前就已经慢慢地少了，就 50 年代，周恩来提倡之下出现一个叫做《文史资料选集》。把这个辛亥革命前后的东西，请那些老人，政协委员们，就是说辛亥老人们还大量活着的时候，50 年代出了很多回想录。包括如何回忆黄兴，回忆秋瑾，回忆陈天华，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我都看了。而这些东西都是正史所不看的。
中国的正史往往有着像日本教科书一样，年表性的，严重地四舍五入。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考试不得已。没有被历史所采用的，真实的声音、我专门把它们拼接起来，所以人家说我那本书是一个缝合物，中文就是百衲衣，就是一块一块的。就是把它拼凑缝合起来变成一个当时的现场。有了现场之后，我的历史观就出来了，只有一个历史观，就是根据现场的逻辑写东西，不以教科书的东西来写。现场的活的东西，我能看到的我就写下来。看不到的，阐述不了的，理论我不弄，我不会。因为我是学日语出身，我不是学
思想、学哲学、学文学的人，他们有大量理论，我正好没有，但是我有痛苦。到了日本之后我感觉到鲁迅、郭沫若他们这一代人的痛苦，使得我必须要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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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本书原本是给东大的博士论文，我在后记当中写道“駒場で勉強した後のレポートとして（编
注：作为我在驹场校区学习结束后提交的报告）”。这就所谓的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没有根基，赤手空拳进入到一个旧的时代，一群中国人在日本产生蜕变的动荡的时代下，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描写，仅此而已。我从来不承认我自己是学者，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学习者。我也不是专家，专家一本一本地写书，我就写了两三部。感觉到什么呢？我一本书可以花 10 年的时间把材料弄到一块。就是自己能够认可，也算对得起前辈们吧，就这么一个感觉。
后来我 2015 年，得了平成天皇的旭日中綬章。授奖理由很简单。“对于在中国的日语教育和日本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个从我个人身先示范是做了工作的，是呐喊了的，但是我不是学者们、专家们长篇累牍地写了大量东西，我只是留下两段声音。
90 年初从日本留学拿到学位，回到北京之后就回到日语系继续教书，还是个普通教员。在戒严令还没解除的情况之下，我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会。说我是“六四”之后毅然回国，因为很多人不回来了。我说我回我家，回到我老婆孩子身边去，干嘛叫“毅然”呢？只是做了理所应当的事情、然后继续教书。后来就当了系主任，因为系主任老换来换去，没有老一代了，我就当了系主任。暂且充任，客串一下。
系主任干了两年左右，李德老师他们要换的时候，交流基金呢，因为我的书得了两个奖，1991 年出的书，1992 年得两个奖，一个是“大佛次郎賞”、还有一个是“アジア太平洋賞大賞（编注：亚洲太平洋奖大奖）”，这是每日新闻的，大佛次郎賞是朝日新闻的。所以一下子说明我在做日本研究方面，在日本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日本文化界和读书界的欢迎。
４．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1)名前の意味と活動の三本柱 /名称的意思与学术活动的三大支柱
所以交流基金就看上我了，就觉得合作里面得有个“看板”，或者叫做広告塔。我就成了広告塔了。后来他们通过交流基金的途径，跟当时王福祥校长他们交涉之后，就把我调到日研中心。1994 年到了日研中心，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到日研中心，1994 年到 2000 年这几年，现在看像堂吉诃德一样的很奋斗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个砂地的地方未必能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我是努力的。
为什么呢？中国的日本学，我一开始讲不要老停留在日本語工具论的语言教学，或者是调查研究式的日本研究，要变成一个有学术风气的东西，这是我的主张。而且我领会日研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李德老师和源了圆、金田一春彦老师，他们之所以在“日本”和“中心”这中间加一个“学”，反映了老一代的日本旧式
高校教养主义的遗风。就是说光日语好的你不做学问，你就不是学者。所以李德老师和源了圆他们起这个
名字本身凝聚了老一代老两代中日的学者们，他们对学术风气的一种乡愁，我们正好需要站在这个乡愁的
地方仰望星空，我们需要这个。我也是希望中国的语言教学，教育的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我这是一种
向往，和主张。
我继承了这个名字给我的启发，我在日研中心这个期间做了很多奋斗，不是我自己怎么样奋斗而有成
绩，我的成绩后来很多变成堂吉诃德的东西了。但我在的这几年呢，正好碰到天时、地利、人和。
什么叫天时？那个时候日研中心从 1985 年之后是李德老师领导，我在日语系，后来我到日本留学。
虽然有“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英国、美国、法国他们所谓对中国制裁，包括学术、文化交流，他们也搞点动作。日本虽然有一点姿态，但那个时候日本是友好的，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什么断绝中日交流的关系。
而且在中日建交之后，最大的一个事业就是大平学校，大平班，把当时才有 960 人左右的日语教师。当时我是一个会长，我统计过全国的日语教师的数目就 960 还是 940，其中的 600 人进行了一年的学术性的培
训，五期 600 名，三分之二的日语中青年老师经过日本专家的一年的培训，很了不起，实际上也已经相当7

的学术化了，我们为什么不再更上一层楼呢？所以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基础，后来包括徐一平他们这些人，后来很多院校的外语学院的骨干很多是日语的。因为他们是经过“大平班”之后，80 年代就开始有“大平班”了，他们都成了骨干了。中青年中堅、是日语最多，比英语、法语的多，所以日语有一个很繁荣很光辉的时代。我到日研中心的时候，天时就在于一个有“大平班”的基础，第二个主要是天皇访华很快实现了，1992 年。1992 年我记得两个事儿，一个是中韩建交，一个明仁天皇访华。以明仁天皇来讲，继位之后两
三年吧，就来访华。所以那个时候从 90 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中日交流的实际上那么一个高潮。
我在日研中心期间，日研中心做了三个事。就是说教育、研究、“情報”，即图书资料和整备及服务，这个交流基金很配合我。买书这是过去我很注意的。过去我经常带着老师们到万圣书店，几个星期去一趟，日本专家一起去。随便他们看着什么书，觉得好的就随手推到总柜台去，最后总付账。而且每年根据日本的《図書出版情報》，把它要过来，由专家专门的日本教师和研究室的老师，比方说周维宏和日本社会学的老师，他们一块圈书，圈了之后交流基金给买账，一般来讲有 800~1200 万（日元）的书。所以现在日
研中心这些书虽然已经旧了，但是应该说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东西，比较齐全。为什么？我最后当主任的时候，我们的派遣专家白幡洋三郎，因为他在京都日文研做了一个“日本研究必读书目”。我说你给我做一
个迷你的，他给做了。做了之后，交流基金照单全收，买了。所以我上面日研图书馆二层的书应该说到二十世纪末，现在日本的专家们的老师这一代人的经典的东西，我这全有。
我可以夸口，日研中心的书在数量上比不上国图，但质量上、品味上是绝对全国最好的。而且证明这个东西呢，就是全国的硕士生、博士生做论文的时候，一直用这个地方，交流基金也比较重视这个地方，花了很多钱，现在钱少了。过去花了很多钱雇佣临时工，假期都开放。所以洛阳外院的学生，黑龙江大学的学生，二外就不用说了，北京的，他知道这里有书，这里有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做出很多东西来。
除了买书以外，那时候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也很多。我在日文研的同期，杰卢比，哈佛大学的，专门翻译村上春树的，专门研究日本昭和时代的审阅制度的，和韩国学者，80 年代起堪称韩国文化名片的李御宁等，都来过日研中心。更别说从一开始就参与日研中心的筹划和建立的源了圆、中根千枝以下一流的日本学者。我讲日研中心一直到 90 年代的日本老师的阵容，超过日本任何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的阵容。因为那时候很集中，第一。第二，那个时代中日友好也好，中日交流也好，这个热情是真的。现在日本老师我不敢说，在年轻人可能跟那老的人那个感想、感觉，他可能不一样了。
(2)学術の「共同体」を目指して/以“学术共同体”为目标那个时候我还用那个天时加上我们地利这个情况，我就在日研中心做了一个大胆尝试：最早提出来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在 90 年代。什么叫学术共同体？日本专家十几个，中国人呢，当时我们中心的教员还没培养出来，但是北京有很多中文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文学的，像在北大的、社科院的最有名的老师，我请过来。而且有的人是（基金会的理事）草场先生在日本见过的比较中坚的学者，比如说孙歌老师这样的。他说“你回去跟孙歌他们（合作）”，所以孙歌老师和我两个人，联袂出演，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当时在职北大的刘建辉，年轻精干的一个组合，我们就搞了一个中日学术共同体。就是说中国的学者和我们
中心的专家，加上很多到中国来的学者们都到我这“プール（编注：pool）”一下，搞很多研讨会、讲座和プロジェクト（编注：project），是一个中日学界的，中国也包括了日本学，更多的是中国人文学的学者
们，搞了一个很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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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90 年代毕业的学生们，假如中心能做问卷调查的话，可以查得出来。90 年代成长的人现在都四五十岁了，他们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而且对中心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是中心的根子。这个学术共同体
讲了，但整个中心应该做成什么个东西？我做了两个事。一，我想定义什么叫“中国の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跟中国的日语教学之不同是什么地方？
５．中国の日本研究について/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
中国日本学，现在我重新想就是三个层面。第一，日本是对象，日本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文明としての日本（编注：作为文明的日本）”。日本这样一个文明，你说是亚洲的文明也好，或者说是你汉文明的亚文明也好，你要贬低它一下，但它是一个独创的、独立的、自己特色的文明。它的文
明的“縦”，从神话时代到后来的政权时代，然后它的“横”各种东西，这个文明本身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不是单纯研究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音乐，这样子窄了，我们在日本文明这个基础上来选取一部分
一部分来研究，这是总体一个无穷的课题泉源。
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从日本开始有“和魂汉才”这样一种口号，反映了日本人经过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哺育，他们开始有“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编注：身份认同）”这个要求的时候，开始有和魂汉才这个时代开
始，一直到国学时代本居宣长他们这些人，他们做的国学，和后来明治维新之后，用西洋的方法就是提出“和魂洋才”的时候，我始终想考察这个。这个时候，和魂洋才时候的和魂已经不是单纯的那个时代的八九世纪的那个和魂了，已经大量融进了汉才的东西了。用这样一个中日文化的融合体再接受洋学，所以这样
的东西啊，这个体系我们能不能掌握？就是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文明文化之后，他们发现和整理的《古事记》《源氏物语》，他们形成的学问积蓄。一句话，就是近世・近代以来，日本人自我发现以来形成的“日本的日本学”既有的体系和学说，全部。这是第二个层次，是不得了的，当然包括用欧洲的方法做的所
有体系，分类，和既有学说。
第三个层次就是说，“鏡としての、方法としての日本（编注：作为一面镜子）”，作为方法的日本。
日本对于我们来讲是搬不走的邻居，某种程度上是撤不了的合わせ鏡，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包括上述近代以来日本急急忙忙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成果”，定论和它的的方法的优点、缺点，我们也作为教训，也参考也研究，而不是作为“知识”照单全收。我们老是用“縦割り”这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文明是不对的，没有视野的。所以日本作为一面镜子，不是所有的镜子，美国也是镜子。作为镜子、作为方法的日本，是不是我们要拿来来对照和解剖我们自己的东西？把我们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变成中国人文学的一部分，这是我的定义。
经过这几十年，我终于认识到，日本，我们学的不是日语，不是日本文学，也不是所谓的日本文化，是学的日本文明总体。你看你哪个部分肯定都有，包括日本宗教、日本民间的宗教。日本民俗学为什么发达？这是他对自己的文明的一种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一种自我发现。包括近代文学的那种所有的反思、“超克”，这个那个，他也是在那动摇，始终在那寻找新的方法、解释和拓展，是不会静止的。
公開：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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厳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岩波書店、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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