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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想之羽翼
引言《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刘青峰著，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8 年.以下略为《观念史》）书如其名，是讨论观念史的，而副标题则告诉读者，本书既涉及中国近代政治诸观念的形成，也考察表述政治观念的术语之成立。
笔者主要从事词汇研究，于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是门外汉，在此从近代译词、新词的产生与定型，以及近代关键词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等角度谈一些看法。

一、观念与关键词
金·刘是极具影响的思想史研究者，但在本书中却将立脚点由思想史研究转换为观念史研究。那么什么是“观念”？著者在卷首导论中给出了两条定义，其一是：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确定，可以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页 3）。著者在这里用“语词”而不是“语言”把观念和思想结合在一起了，应该说这是把握了问题的本质的。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常常涉及到另一个术语，即“概念”。观念与概念相同，对应的英文都是idea, concept。著者并没有具体定义这个术语，笔者的理解是：经过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是为“观念”1，即只有那些得以编入某一语言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概念才能成为观念。这一过程姑且称之为概念的“观念化”。“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2，语词则是概念的外壳。没有概念
不足以形成思想，没有语词则无法表达概念。近代新词译词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词语，表达了近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即著者所谓的“关键词”。关键词与一般词语的区分因学科
而异，在此姑且将那些与社会的近代特征密切相关的抽象语词称为“近代关键词”。近代关键词之所以为关键词是近代观念史（准确地说是东亚容受西方新概念的历史）研究的课题，而
非词汇史的内容；但近代关键词作为语词，其形成则是近代词汇史的考察对象。概念的发生、容受历程（其中一部分经历观念化）的梳理不等于词汇史研究，反之亦然，对于关键词的词
汇史上的考察也不等于观念史研究。但是，近代关键词作为词汇体系的一员，一方面蕴含着
译词创造、普及、定型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近代观念的承载者，又反映了东亚接受西方文明的进程。同时我们还须认识到，近代关键词的重要性在词汇史和观念史这两种研究中并不
一定等同，例如“哲学”和“数学”的创制定型对于词汇史研究同等重要，但对于观念史研究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谈及“关键词”还有必要提到另一个术语“词化”。概念借助于语言而具形，概念可以用

1

概念即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内容，与语言的形式相对应。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语言符号系统研究的对象，故语言研究更多地使用“概念”这一术语。
2
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 卷，页 3～20。
1

一个说明性或比喻性的词组、短语或一句话来表达，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用一个词（包括使用既有词和新造词）表达一个概念叫“词化”3。词化是对概念的命名；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无优劣之分，不管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还是原始
农耕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只要有必要，就可以表达任何一种概念，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能实现词化4。在引入域外新概念时，能否发生词化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一般来说，在容受
社会出现频率高的概念比较容易词化，否则将停留在词组和短语等说明性（非命名性）表达
的层面上。外来的新概念在引介初期常常采取词组或短语的形式来表达；词组、短语常常在反复使用中逐渐凝缩成一个词，完成词化。需要强调的是近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其词化常常
是强制性的，即关键词的诞生。
著者为观念所下的第二条定义是：“观念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在社会行动中，观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像（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观念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4 页）。怎样理解著者的意思？概念的词化提供了表达上
的便利性，也蕴含着异化，即名实乖离的危险。我们用一个词指涉一个概念时，常常忽视了
概念的真正内涵及其潜移默化的演变。例如，今天说汉语的人使用铅笔，利用银行，却没有
人留意“铅”“银”的缺位。被观念化的语词尤其如此，人们按照想当然的“观念”行事，而
不是按照思想或严格定义的概念去把握事实。著者详细地论述了“自由”、“革命”等观念在中国的异变的情况5。
“个人、自由、革命”之所以成为观念不在于它们是 individual, freedom,revolution 的译词，而在于这些术语在中国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定位，这种定位是以包括与其他词语的搭配组合关系体现出来的。

二、西方概念的导入、词化及观念化我们说的观念史其实是近代观念形成史，即东方如何用汉字容受西方的新概念，并建构大同小异的各自的近代意识形态体系。著者指出在中国西方概念的接受存在着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 19 世纪中叶以后至中日甲午战争；第二阶段 1895～1915 年；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著者准确地把握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分别是“选择性吸收”、“学习阶段”、“创造性重构”。三阶段说贯穿全书以及附录二的术语汇编，这三个阶段同时也是关键词创制、普及、定型的过程，即第一阶段是传教士造词，并在有限范围内传播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日本译名大
量涌入汉语的时期6；第三阶段是对在此之前存在的新词、译词进行整合，使其融入汉语词汇体系的时期。自马礼逊 1807 年登陆广州，新知识的引介就面对一个译词创制的问题。我们的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凡有两种方法：“译”与“借”7。
“译者迻也”，即使用自语言的有意义
3

或称“词汇化”。没有词化就没有观念化。
自然语言并不为所有的概念都准备一个词，如汉语的“兄、弟、姐、妹”等概念在英语中就
是用词组形式表达的。
5正是这种名实乖离加大了思想史研究的难度，著者还指出了历史感的重要性。
6日语译词的涌入与传教士或国人造词的失败互为因果。
7“借”即借词，可分为“借音”与“借形”。借音即音译词，而借形如汉字文化圈内的语词42

的语言成分表达源语言中的概念。其方法主要有二，一、用既有的语词“移译”；二、新造译词对译。前者暗含这样一个前提：人类具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或者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意义体系，即意义的“原风景”。有人否定这个前提，主张不可能有真正的“译”8。但是，严复则说：“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9。所谓的“艰大名义”即表达近代核心观念的关键词，严复对“自由、权力、经济”等都作了极细致、深入的探索。“移译”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处于不同的词汇体系中的语词在概念上、语体上、联想上所存在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常常是系统性的10，译词与原词的对应常常仅在于一点，而不可能是
整个词汇体系。
新造译词的方法有两种，直译（即逐字译）和意译。二法需要对外语和汉语双方都有较
深的造诣，故在“西人口述中士笔录”的第一阶段运用的较少。传教士们主张利用既有词或
古僻字翻译西方的概念，在不敷使用时提倡新造字。总之，在翻译内容、造词方法上，第一阶段都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第二阶段，甲午之役，老大帝国败给蕞尔岛国，亡国亡种的危机加深。而在此之前扮演
传播西学主角的传教士淡出中国政治舞台11，虽有严复的孤军奋战终不能满足中国吸收西方新知识的迫切需要，国人只好将目光转向日本。留学日本、翻译日文书籍的热潮帮助汉语从日语获得了大量的新词译词，并由此迅速完成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了书面语的言文一致。汉语不但从日语接受了新词还刷新了旧词词义。著者所指出的第二阶段关键词借贷。译词的创制费时、费事，严复就曾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译词存在着“理据”，易编入既有词汇体系。相反，借词简单、迅速，但是新词的诞生与概念的移入并不同步。汉
字文化圈还有一个独特的方式：新造字为译词。造字方式尤其为传教士看重。请参照沈国威：《造新字为译词与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页 121～134。
8而我们的态度是：语言的词汇体系有极大的柔软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理论上或许
没有绝对完美的对译，但是，随着人、物交流的增加，人类总能找到一个最大的近似值。不然，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人将永远生活在误解之中，这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人类具有或曾经具有过一个意义的“原风景”的主张也无法全面接受。意义体系的建构与语言文化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说不同语言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切割世界，命名世界上的森罗万象。
9
严复：《与梁启超书》，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页 518。但是，对于一般词语，严复认为“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又说“若既已得之，则自有法想。在己能达，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讥也”。
10
例如严复指出：“宪法西文曰 Constitution，此为悬意名物字，由云谓字 Constitute 而来。其义本为建立合成之事，故不独国家可以言之，即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有体段形
干可言者，皆有 Constitution。今译文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之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用之，独至人身草木，言其形干，必不能犹称宪法。以此推勘，即见原译此名，不为精审。译事之
难，即在此等。但其名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且屡见朝廷诏书，殆无由改，只得沿而用之。
”
严复：《宪法大意》，《严复集》第二册，页 239。
11 柯文（Paul A. Cohen）。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634 页。柯文列举的第一个原因是传教士本身逐渐与政治问题拉开距离。亦参见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12 页。
3与原词更相吻合的现象正是日语影响的结果。
新语词的加入必然促成汉语意义体系的重组，大量语词被观念化成为关键词就是在被称为第三阶段的五四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生的。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具有自我调
整的机制，可以容受外来概念，重构原有的意义体系。语言社会赋予语词以联想、语体、评价等周边义以及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语词具有体系性，即作为概念的名称的“词”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的词语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织成一个意义网络。任何一个词的出现消亡或意义用法的变化，都会引起该词汇体系内同一语义场中其他词语的变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处于语义场中心位置的关键词尤其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著者的考察并
不是仅仅针对个别语词孤立进行的，如在讨论“民主”观念时同时将“民权、民治、民政、共和、立宪、德谟克拉西”等纳入视野；“经济”与“经世、计学、富强、生计”，“科学”与“格致、格物致知、穷理、博物、生产力”等相关联。著者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在特定的语义场中才能准确地观察关键词的诞生、普及、定型。
因此，以关键词为考察出发点的观念史研究必须以词汇史研究为基础。词汇史的研究主要任务是考察概念“词化”的过程，诸如以下这样的一些问题：词化的实现，由谁？何时？怎样完成的？

词的完成度，作为复合词的内部理据性、词义的透明度如何？

与既有语词的关系，有无继承和冲突，互动情况如何？

传播与普及，造词者个人的行为是如何变成全体使用者的社会知识的？。

使用过程中的变化，新词在编入现存词汇体系以后是否发生了意义、用法上的变化？

词化的最先尝试可以是书籍翻译，也可以是辞典类（双语辞典及各类术语词典）。前者提供语境，后者提供对译关系。
《新尔雅》（1903）等用语词典则两者兼顾12。近代词汇史的研究
往往以新词、译词被大型语文辞典收录为终点，但这常常是观念史研究的起点；观念史研究更关注术语词典、百科辞典的记述内容及其变迁。而两种研究对造词者和初始书证都极为重视。这是因为人们对语词的“理据”有着特殊关心的缘故。
新词译词主要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而使用复数既有语言成分创制新词必然发生“理据”
问题。理据即“物之所以名”，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理由13。理据反映了造词者（命名者）的思维方式，故格外引起观念史研究者的重视。《观念史》对一些关键词的理据有细致、精确的考证，并试图通过对理据的分析诠释观念化的某些过程。另一方面，词汇研究认为理据固然
重要，但是理据的合理与否并不决定一个词的存亡。例如，严复在《天演论》中将 evolution
译为“天演”，将 ethics progress 译为“进化”。尽管“天演”的立意（即“理据”）极好，但最终为日本的“进化”所取代14。著者也指出作为 president 译词“民主”也被认为优于“总统”
12

术语辞典《新尔雅》以及梁启超计划的《新释名》所采用的大词条形式是概念引介初期常见的一种形式。沈国威：《清末国语研究资料二种》，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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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以后的现代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定理是除了某些拟声拟态词以外，单纯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复合词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理据。
14
在借入日本译名的世纪之交，日语的现代词汇体系几近完成，就是说，中国得到的是日本
意义系统整合后的结果，某些译词即使在日语里也不再是创制初始的意义了。
4

（页 252）15。
王力曾谈到，来自日语的译词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是中国人译不会如此，或即使中国人
译也会如此16。这是因为尽管日本也使用汉字造词，但是日本译者对汉字乃至中国典籍的理解
有与中国不尽相同之处，汉语终究不是他们的母语。在中国士子看来很多借自日语译词都存在着理据的认同问题。例如“经济”受到包括严复、梁启超在内的译者、读者的反对，其原
因是日语的“经济”词义与中国古典中的意义用法差距太大。

三、方法论的探索：数据库及其他如上所述，近代关键词的研究其本身具有词汇史研究和观念史研究的双重属性，亟需在方法论上进行梳理，而《观念史》就是一个成功的开端。
著者不满于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试图另辟蹊径。著者声明所从事的既不是思想史研究又不是词汇史研究，而是观念史研究。他们的方法可以归结为：提出一个思想史上的假说，然后语词使用的情况去证明；或者相反，从语词使用的变动情况去解读具体的历史事件。
（页 253）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著者试图通过对关键词的考察勾勒近代思想变迁的脉络。著者的实践是建构数据库，并“采用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方法，把表达某一观念所用过的一切关键词都找出来，再通过核心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著者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观念史就可以从思想史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基础”（页 3）17。可知著者研究最大的亮点是数据库的运用，《观念史》的成功与数据库是分不开的。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性能提高和普及，个人或小型组织构筑数据库成为可能。著者的《现代数据库》是一个收录 1 亿 2 千万字节的用途特定的数据库。未做标注处理的语料构成的数
据库，可以检索某一范围的语料中是否存在某一字符串？有多少？由于没有做切分和词性标
注，在语言研究上有种种限制。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人用自己收集到的电子文本检索特点语词的用例。著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按照思想史研究的脉络以穷极的方式收录相关文献。1 亿
2 千万字节在今天也许并不惊人，但考虑到科研小组的人员、经费就不能不由衷钦佩。特别是，从专家的视角对收录文献做了最适当的选择。通过这个主要文献群跨度 100 余年的语料库，研究者可以最初始的书证（结合大量古典文献的语料库，初始书证的确认可以更精确），并追踪其后的历史演变。尤其值得赞赏的是著者援用计量语言学的手法，对词次等作了量化处理。
同义、近义词群或不同文献群间的量化比较极其重要。前者《观念史》取得了成功，后者需要对不同文献群的字数做均值处理。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某一文本（群）的某一词的使用词次，并不一定忠实地反映其在词汇体系内的地位，因为文本的性质、话题性、著者的倾向
都与词次有关。但是，一组词各自的消长意义则不同。著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各篇的题目

15

另外，创制者的理据并不总是明示的，我们常常无法复原、或正确重构造词者所意图的理据。因此民俗语源学获得了想像的空间，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意义的正确理解。
16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页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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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思想史，观念史还将成为近代诸（人文系）学术史研究的“经验基础”。
5

甚至就在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著者把这种拮抗看作新旧、或中外思想体系的对峙。
由于未作切分处理，我们无法保证检索到的结果都是目标词，意义的解读分析还要依靠专家。研究者可以根据检索结果对相关语词进行数据库所允许的历时或共时的精密描写。关
键词与大多数译词相同有一个统一定型的过程，译词研究中各种汉外辞典可以提供检索目标词的清单，观念史研究必须由专家提供，这常常是词汇史研究者无法胜任的。但是，从“一切关键词”向“核心关键词”的收敛过程及其动机是观念史的问题还是词汇史的问题？著者
似乎倾向于前者的，而笔者主张这毋宁是社会语言学的现象。

四、西学从东方来与日本知识没有人否认近代关键词的发生是以西方新概念的接受为契机的，译书与辞典是概念导入、词化的主要线索。语词与格言、警句、诗文不同，创制（尽管有些词经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的过程）只完成了一半，任何新词译词都需要语言社会的认同。内容与形式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理据并不决定其生存。近代广东译词如“银行、保险、陪审、养气（氧气）、轻气（氢气）”等对当时的人来说或俗不可耐；严复的“天演、计学”等又被誉为雅训之作。译词无所谓正确与否。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具有自我调整的机制，可以容受外来概念，重构原有的意义体系，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时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初期本土译词都将缓慢地接受洗礼，其结局也会更加自然。但是在世纪之交，日本译词决堤似的涌入汉语，中断了汉语自然演化的进程。从世纪之初的各科学术到 20 年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文艺戏剧理论，可以说整个近代知识体系的建构都与日本知识有着深刻的关联，即西学从东方来，马列主义从东方来。《观念史》，尤其是“汇编”部分对 19 世纪的英汉辞典提及不多，这些辞典在人文观念词的导入上所起的作用有限，不提也罢。但是，考察 1895～1915 年这一阶段的观念形成历史，日本知识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如果要说《观念史》还存在着某种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的研究资源。包括相关的历史文献及研究成果在内的日本资源会使我们的视角更加全面，这在分析比较东亚各国近代化不同的进程时（共性与个性），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译词创制、借贷的词汇史的问题，而是对东亚近代史的整体描述18。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问题意识：当中国遇到日本（East met East），以及笔者的近代知识环流的考察都试图对日本知识作出客观的评价19。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著者学贯东西，这本来就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度的课题。日本学界也需要继续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
在汉字文化圈内，长期以来“汉字”是概念的唯一的外壳（载体）。以至于近代以降，汉
字以及汉字构成的新词、译词是容受、表达西方新概念的唯一形式。问题的实质成为：“东方如何用汉字容受西方的新概念？”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使18例如，日本并没有将格致等同于物理的情况，《观念史》所引章太炎“最有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是章氏对国人用“格致”指称物理学的批评。
（页329）
19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
经，2007 年 12 月页 241～270。
6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及其“词化”的过程成为跨语言的事件。这是一个共创共享的时代20，关键词的问题应该放在汉字文化圈来观察。在这样的视角下，下面我们来重新审视“科学”这个
在汉语的普及定型过程中受到了日语（或称日本资源）强烈影响的关键词。

五、关于“科学”
在日本，西方新知识的移入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兴起的兰学。尽管兰学家们用“穷理”等
中国传统词语指称来自西方的新知识，但已深刻地认识到了中西之间知识的体系性与方法论
上的巨大差异21。进入明治期（1868）后，日本开始全盘导入西方的新知识。明治三年末（1870），西周在私塾育英舍作题为《百学连环》的讲义，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知识体系。西周首先在总论部分指出：西方有“百般学科，不胜枚举”，所有的“学科”都各有“学域”，探讨学术之精
微全凭学者，而学者各专其科是为专门家，专门家固守“学域”不越雷池一步。而汉学虽也有经史等区别，但不存在学域。接着西周引用 Sir. W. R. Hamilton 的言说，对“学”与“术”（science and art）意义与区别进行了长篇论述22。《百学连环》总论的部分内容后以《知说》
为题，连载于《明六杂志》。在《知说》三中，西周说：四大洲自古以来并非没有学术，但比起今日之欧洲，则有天壤之别。所谓学术之盛不是一学一术尽其精微极其蕴奥，而是“群学诸术”以“结构组织”的形态集为大成。这种情况亘古未有，欧洲也是十九世纪之现在才开始出现的。接着西周再次对“学术”二字进行了意义阐述：“学”只根植于智性，属于“观门”，即观察真理、进行思索的部门；“术”遵循已知之理而为，属于“行门”，即进行实践的部门。二者的秩序为“学”先“术”后。西周指出：“学”的根本在于考察研究（investigation）,而其方法有数种，西洋晚近的方法有三，曰视察（observation，百学连环中为“实验”），曰经验（experience，“试验”），曰证明（proof）。“学”之成立缺一不可23。在《知说》四中，西周提醒读者注意：当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为演绎（deduction）与归纳（induction）。接着，西周做了如下的阐述：将事实归纳成一贯之真理，又将此真理按照前因后果演示成一模范者，谓之“学（science）”。真理因学既已明白了然时，活用之，以利人类万般事物者，谓之“术”。
故“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术”
则根据真理而活用之，使吾人避害就利、背失向得者是也。（中略）故“学”於人性常能开其智，“术”於人性善能增其能。

20

沈国威：
《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如宇田川榕庵：《植学启原/植物学》（东京：恒和出版，1980），页 15。
22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东京：宗高书房，1981），第 4 卷，页 41-69。
23
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东京：岩波书店：2009 年），中册，页 202。
以下引文均为笔者试译，下同。文中的英语为根据日本原文中的音译假名复原者。
21

7

然“学”与“术”虽如此旨趣迥异，至于所谓科学，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
者。譬如化学（chemistry），虽然，分解法之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今译分析化学，译者注）可称之为“学”，总汇法之化学（synthetical chemistry，今译合成化学，笔者注）可称之为“术”，亦有不可判然相分之处24。（黑体字为原文中的字符串，下同。）
西周接着补充道“欧洲学术之盛超越古今，但其综合统一之观尚未有定论。孔德论述诸
学次第，由单纯者至有组织者，立五学之规范”25。孔德的五学及其次第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而西周《百学连环》所涉及的学科要复杂得多26。字符串“科学”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首次出现的。这里的“科学”曾被当作 science 译词的首例书证，西周也就成了译词“科学”的创造者27。但现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此处的“科学”并不是 science 的含义，而是 subject 或 discipline 的意思28。就是说文中的“科学”有可能是“学科”之误，后者
是西周在《百学连环》中多次使用的术语。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除了对上下文的理解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周在自己的著述中没有使用“科学”一词。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西周的原意是用“学”作 science 的译词，用“术”作 art 的译词，用“科学”代替以前使用的“学科”去译 subject，或 discipline，以表达“一科之学”“专科之学”或“分科之学”的意思。
与此同时，中村正直也在《明六杂志》上连载译文介绍西方的知识体系和为学的方法。
中村写道：

24

《明六杂志》第 22 号，明治七年十二月刊行（1874 年 12 月 19 日），收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中册，页 236。
25
同上，页 237。亦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第 10 卷第 3期（1988），页 39-50。
26《百学连环》先分为“普通学”与“殊别学”，其下各辖历史（地理学、文章学、数学）；心理上学（神理学、哲学、政事学、制产学、计志学）、物理上学（格物学、天文学、化学、造化史）。
27
铃木修次《日本漢語と中国》，中央公论社，1981 年，页 61-94。铃木在该书的第 2 章对SCIENCE 概念传入日本以及译词的诞生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证。日本明治初期还有“科举之学”意义的“科学”的例子，如：“然レドモ科学ハ空文無益ニ成行モノ故試官ヨク其人ノ正邪ト実行トニ注意スベシ。”明治二年（1869）四月《公议所日志》八下（科举之学为空洞无用之物，故考官应留意考生正派与否及能力）。参见惣郷正明（编）：《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东京堂出版，1986）。
28飞田良文：《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京都：淡交社，2002），页 205。
8希腊、罗马极盛之时，学士、文人多有著述。然其时尚未有印刷术，故流传后世的书籍甚为稀少。但其残阙之中散见“真理”（truth）及“学术”（science）的火光。及至后世，其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之势30。
中村在译文中使用了“学术”一词语，并标出了 science 的发音。中村在译文后的按语中说：根据西人所说，其学问大抵分为二类，即形而上、形而下二类而已。文法学、议论学（即逻辑学，笔者注，下同）、上帝道之学（即宗教学）、人道之学（即伦理学）、律法学、政事学等属形而上；格物学（即物理学）、百工诸术之学、分离学（即化学）、医学、农学等属形而下31。西周谈及的学科内容及其次第在中村这里变成了形上、形下之分，无疑这里也暗含着等级的优劣。
“科学”的第一次出现尽管是一个偶然事件，但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全盘引介，指称science 所涵盖的全部内容的新名称也就呼之欲出了32。在《知说》发表三年后的 1877 年，西周以《学问在于深究渊源论》为题在东京大学做讲演：（谈及深究学问之渊源）应时势之急需，掠取捷径等事于今日也在所难免，然而
既然一切为从事学问，应尽量不与当世之事发生直接关涉，而追求各个科学深远之理，此等貌似无用之事，为探明理，必要把握完整的知识；收集诸多特别之理，使之归于一贯之原理，如此学术以臻左右逢源之境33。
标题的“学问”对应 science 似不应有疑问，而文中的“科学”受“各个”修饰，意指组成 science 的所有学科。这篇旨在探讨如何治新学的文章反映了西周对百科诸学与哲学关系的
思索。又两年后，中村正直在译稿中写道：所谓科学（学问）者，须熟知以何种元素而成立哉。不问其为何等事情，试仅观
察宇宙间万物之现象（phenomena），从中发现自然之力（force）遵从某种天则，发挥其作用，对此等事实既得以推究，则其现象可加以科学性地论述。于史学亦
然34。

30

中村正直（译）：《西学一斑》，《明六杂志》第 10 号，明治七年六月刊行（1874 年 6月 28 日），收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上册，页 341。这虽然是一篇
译文，但中村对欧洲学术的历史展开及其背景加入了自己的整理、说明。
31《明六杂志》第 16 号，明治七年九月刊行（1874 年 9 月 22 日），同上，中册，页 87。
32
除了概念体系上的需要以外，还有来自语言形式，即双音节化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应留意英语原词的意义、用法上的变化。
33
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西周记念会，1960），页 572。参见辻哲夫《日本の科学思想》，（東京：中公新书，1973），页 178。
34
中村正直（译）：《史学》第一编上，明治十二年（1879）。原著为 G. G. Zerffi 的 The Scienceof History。本书是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执笔的，对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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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的“科学”“学问”都标注出了 science 的发音，这是“科学”第一次明白无误地作
为 science 译词的使用，并出现了“科学的”的用例35。这表明“科学”的词义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科组成，还引伸到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方法论的层面36。1881 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明确地建立了“科学”＝science 的对译关系，在这以后，“科学”逐渐为日本社会所接受，成为 science 的标准译词。
进入明治二十年代后（1887－）“科学”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词37。而从日本工具书的释
义上看，此时的“科学”意义仍偏重于自然科学，如《日本大辞书》（1893）的“科学，理学的另一名称”；《帝国大辞典》（1896）的“万物皆有法则，据此而进行的研究的学问的
一切叫科学。与哲学相对而称，科学为形而下之学，哲学为形而上之学”；以及《日本新辞林》（1897）的“科学，与哲学相对立”等。辞典类的注释反映了当时的日本社会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的理解倾向。而对于日本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辻哲夫指出：日本在接受近代科学时并没有认识到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治学方法、理论认识结构等都是科学内在的本质因素；而是仅仅将科学作为掌握有用的专门知识的学问，即作为实学、理学加以接受的。这时，日本实际上还不具备从本源上准确地把握
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认识结构的可能性。然而，近代哲学的引介在弥补上述缺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并不是引介者的初衷。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具日本特色的过程38。
以上即是译词“科学”在日本创制、定型的大致情况。反观中国，1899 年“科学”首先零星现身于与日本知识有关的文献中，进入 20 世纪以后则“蜂拥而入”，令国人无暇细细咀嚼。对 science 做出深度思考的是严复。对于严复“学 science”与“术 art”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学”的目的在于对真理（自然规则：严复语）的追求；“术”则是“设事而知方”，偏于实用。“术”可以升华为“学”，必要条件是付诸观察的诸事实现象的“体系化”。就“学”
而论，严复认为：古时“学”分为“形气道德”（即形上形下二学），名学作为哲学的分支
属形下之学；然而近代以降，形下之学的原则（即实测、会通、试验）亦为形上之学接受，故“形气道德”皆成“科学”，其中尤以考究归纳演绎等推论法的名学为诸学之学。严复指
出中国传统旧学“既无观察之术”“又无印证之勤”39，“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
40，亟需讲求如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天文、地质、生理、心理等学。以归纳法为基础的加藤周一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3 历史认识》（東京：岩波书店，1991），页 260。
引文原文录自飞田良文：《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页 206，笔者中译。
35
日语的“科学的”是 scientific 的译词。
36
论述的“科学性”除了言之有据外还应包括逻辑学意义上的推理之方法等。
37
飞田良文：《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页 206-210。
38
辻哲夫：《日本の科学思想》，页 179-180。
39 同上，页 281。
40 同上，页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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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物理科学”既利民生，又益民智。崭新的、体系俨然的“科学”将改变旧世界，也是中国救亡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严复推崇“科学”，尤其是“名学”“物理科学”的原因41。
在译词的层面，严复在《天演论》中主要使用“格致”，《原富》以后开始转向“科学”，取义“一科之学”，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较为一般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严复为“科学”注入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涵义，可以说严复的译词转换有着更深刻的观念史上的考虑，尽管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但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始终没有放弃用“学”来指称整个人类知识、学问体系的努力。例如，1909 年起严复任清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主持审定了近 30,000 条科技术语。对于 science，该委员会所选定的标准译词（即教育部审定词）是“学”；列于第二
位的“科学”只是作为广泛使用的新词介绍给社会而已，严复等审定者们对“科学”显示了
保留的态度42。
严复的事例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中日近代比较观念史研究是否可行？如笔者
反复强调，西学东渐带来了外来新概念的容受问题，因此关于近代关键词，无论是词汇史的研究还是观念史的研究都无法在汉语或日语等单一语言内完成，而这同时也使“观念形成史比较研究”成为可能。日本的西周和中国的严复在引介、容受 science 这一概念的过程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处于不同语境中的二人甚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源泉在于西方，二人存在着某种相同之处并不奇怪。但是同样来自于西方的“科学”在中国和日本是否走了相同的观念化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则应该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二，启蒙家、社会精英群体对关键词能起到何种作用？语词的形成既有造词者的个人属性又有所有的语言使用者认同
的社会属性。与一般性的概念不同，关键词及其由此表述的近代核心概念常常是由时代的先觉者或精英群体引入，经过一番曲折后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笔者认为：先觉者和精英群体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概念容受上，而不是词汇史的层面。作为词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新词、译词能否普及、为语言社会所接受，其决定性因素常常不在语词本身，即内部原因，而在于该语言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外部原因。使用者出于某种原因，对旧词弃之如敝屣，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结语著者把关键词的词源考证等近代词汇史的工作留给了语言研究者，近期出版的《近现代辞源》（黄河清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回应。汉字文化圈近代关键词辞典的编纂只有在这种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41

详见沈国威：〈严复与译词“科学”〉、《翻译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创刊号，2010 年
11 月预刊。
42
沈国威：〈官话（1916）及其译词—以“新词”“部定词”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8 年第 3 号（2008），页 1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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