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认识”的中国日本研究如何可能﹡——回顾中国日本研究的相关方法论问题有感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刘岳兵

以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为主体组成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辑有一
本《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李晓东先生在“卷首语”中表达了对“中日之间缺乏真正的相互信赖与相互理解”的焦虑与无奈，
希望提供一种“更为健全的视角”，以便“在思考两国关系的过程中避免无根、无据、脱离实际的认识；同时希望人们充分认识到中日之间存在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这种
视角就是“他者认识”的视角。他强调他者的视角，就是“多元的视角”，在多元的视角下，“他者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更为立体、多面的自我与对方，必然有助于中日双方的相互了解
与理解。”1这种努力，很有针对性，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这本论文集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山室信一教授的论文《面向未来的回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2对“他者认识”的方法与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解释。我理解，所谓“他者认识”的视角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他者认识的视角中，认识他者与认识自我是辨证统一的。
第二、在他者认识的视角中，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是辨证统一的。
第三、在他者认识的视角中，要求研究者在拥有自我审视的机能的同时，不仅具有历史认识能力，而且要具有现实批判的机能和创建价值的构想力。
将这种“他者认识”的视角运用到中国的日本研究或中日关系研究中，是近年来学术界
的一种有意义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这种自觉要结出硕果，结合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及几十年
来的研究传统，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政治与学术之间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记述和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如果从陈寿（233-297）所著《魏志·倭人传》算起，至今已经有 1700 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山海经》中有关“倭”的记载开始，得有 2000 多年了吧。但是中国研究日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武安隆、熊达云先生早就指出了的，就是与政治形势具有紧密的关系。他们概括了从明朝至今的四次日本研究热，即明代
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清末戊戌变法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1931-1945）以及3“文化大革命”以后。每次日本研究热的出现都与特定的政治形势有关。
特定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成为中国日本研究中的“兴奋剂”，这不仅是中国日本研究的历
史特征，也是现实状况。可以说“意识形态化”是中国日本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万峰先生（时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在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 17 年中日本研究的状况时，指出：“十七年”里，在内部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特别是文教界等部门忙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艰巨任务等等。在外部，则有二次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间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等局部热战），特别是中日邦交长﹡

本人曾就该题目在 2010 年 9 月 11-12 日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过，本文是斟酌会上的反馈意见后修改而成。
1
李晓东：
《卷首语》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
2
山室信一：《面向未来的回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收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 14-31 页。
3
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东京：六兴出版，1989 年，第 14 页。
1

期未获正常化，等等。加之，学术指导思想上的极左思潮影响（“文革”中是大泛滥），
致使日本研究包括日本史在内，设置了一些莫需有的人为的“禁区”。这一切都大大束缚了日本史研究者的头脑，严重阻碍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史学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整个时期我国日本史研
4
究成果不多的主要背景。
而将改革开放之后十多年来日本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5全会的路线指引，归功于党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贯彻得空前的好。
”
6
从研究方法来说，日本史学研究当然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日本史学”的阵地 。而哲
学思想方面，我们从朱谦之先生的回忆中也可以知道，那时（1958 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
哲学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由于当时对于了解亚非拉各国的思想动态，促进文化交流，支持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研究东方哲学史有其现实意义”，所以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说：“我开始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批判，以后材料积累越
多，研究的兴趣也越浓厚，我在 1957 年至 1963 年之间前后发表了《日本的朱子学》（1958年 8 月，三联书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1962 年 12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日本哲学史》（1964
年 8 月，三联书店）三书，约一百万言。又以个人编注的《日本哲学史料》，用东方哲学史组名义发表《日本哲学》二册（古代之部，1962 年 12 月；德川时代之部，1963 年 3 月，均商7务印书馆版），把一百年来中国哲学者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工作完成了。” 开始的时候，在其第一本日本思想史专题著作《日本的朱子学》中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不是那么坚定，说：“在
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申明“本书
是我研究东方哲学史之一初步尝试，在观点方法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加以指8正。” 但是到 1962 年 7 月写《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前言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看
上去就已经很有信心，也似乎非常娴熟了。他写道：
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马
克思主义以前日本哲学的基本情况，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
9
相互间的斗争，在德川时代已经十分明显。
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阳明学左派的辩证法，也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日本哲学
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
10
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
这里，将“日本”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很适用。马克思主义
被公式化、意识形态化了。进而将哲学学派斗争与社会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说：“日本哲学的学派斗争，是和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与变动有关；以阶级矛盾作为各学派思想斗争的背

4万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沿革胪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 1949-1990》，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3-4 页。
5万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沿革胪述》，《中国日本学年鉴 1949-1990》，第 14 页。
6
万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史沿革胪述》，《中国日本学年鉴 1949-1990》，第 5 页。
7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1968 年 12 月 4 日），《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79-180 页。
8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前记》（1957 年 6 月 15 日），《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 8、9 页。
9朱谦之：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前言》，《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 页。
10
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前言》，《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第 6 页。
2景来看，就更容易明白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所起的各种特殊作用。”11
这样来分析西田哲学，他得出的结论是：
西田哲学的性格，是保守的和反动的宗教的哲学，是东方型的一种封建思想体系的复活。如果说这种哲学还有它的“独创”的地方，那就是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洋资
产阶级哲学为外衣，而其内容则加进了几千年东方封建社会所残留下来腐朽的旧货色。
12

可以说是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这种立场，在刘及辰先生的《西田哲学》一书的结尾，即：“总之，日本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的前途是黑暗的，而唯物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这
13
是历史注定了的。” 显得更加铿锵有力。
在这种公式化、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日本哲学的目的本身甚至都
被“异化”了。就是说，在这种问题意识下，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目的就很可能并
不在于将日本哲学思想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作为“他者”来认识，也不在于通过“他者认识”
来深入地认识自我，而是为了服务了意识形态本身。王守华、卞崇道合著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就很有代表性。其中说道：
我们何以要学习、研究日本哲学史呢？（中略）探索日本哲学史这个圆圈，搞清楚
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一个方面。这是我们学习
和研究日本哲学史的第一个目的。（中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这是我们学习日本哲学史的第二个目的。（中略）通过学习和研究日本哲学史，可以具体了解中日两国人民在思想文化方面交往的历史与传统，从而促进今后两国
人民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使得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学习研究
14
日本哲学史的又一个目的。
但是，同时这部具有明显过渡时代色彩的著作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运用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书中指出：研究日本哲学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同时在具体运用时要避免简单化。贯彻党性原则，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复杂纷繁的哲学思想中整理出理性规律，同时在分析中注重实事求是，避免片面化。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采用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哲学发展的长河中把握哲学发展
15
的基本规律和线索，避免公式化。
卞崇道教授在论及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日本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时，还着重提到“有的评论带有公式化、主观化倾向，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融贯到研究对象
之中，而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现成结论去对照、推测和批判研究对象，给人以生
16
硬、僵化、武断之感。” 实际上这种批评也是得益于国内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
现了新的动向。我们从对三木清思想的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新动向。
比如朱谦之在《日本哲学史》中这样评价三木清及其思想：三木清标榜马克思主义思想，其实他始终是个资产阶级哲学家。越分析他的哲学构
11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9 页。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30 页。
13
刘及辰《西田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第 147 页。
14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10 页。
15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 10 页。
16卞崇道：《90 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课题》，《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第 242 页。
123

造，越发现他的哲学所存在着的矛盾。三木清是日本旧哲学转向新哲学的过渡人物，尽
管他表示要站在新哲学的立场，实际却与西田几多郎一样当了旧传统哲学的俘虏，尽管他表面上抵抗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却有些地方充任了军国主义理论的代辩者。这当然是17
极大的矛盾，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哲学家走向修正主义思想所必经的道路。
并且指出“三木哲学的性格，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篡改。”这是“由于他的不正
18
确的实存主义的立场” 所致。因此“三木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伪
19装，隐蔽着生之哲学、实存哲学的实质。” 而“三木哲学的基本内容是属于帝国主义时代腐20
朽的哲学思潮之一，即‘不安的哲学’。” 其结论是：“三木的‘不安的哲学’终究只能在神
秘的、宗教的、非科学的信仰里得到最后的‘大解脱’。这就是日本型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下21
场。”
刘及辰的《京都学派哲学》一书中对三木清的评价继续指出“三木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显然是对它的一个莫大的歪曲和修改”22，“这个修改是由唯心主义方面来修改；因为三木
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3但是该书也肯定了三木“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上和反对日
本法西斯主义上都曾起了进步作用”，肯定他是“具有进步性的”唯心主义者、“具有批判性24
格的”自由主义者 。王守华、卞崇道的《日本哲学史教程》虽然在一些方面继承了《京都学派哲学》的思想，但是在对三木清的评价上有明显的“进步”。他们首先明确指出“三木清是近代日本哲学史上著名的进步哲学家。”25认为其“称得上是一位进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26在承认三木清“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全面的理解，所以在以人学解释唯物史观时，难免有误解、甚至有曲解之处”27的同时，指出由于这种曲解所引起的争论，“却把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引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上来，从而促进和推动了日本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加深入发展。”28而后来卞崇道的《三木清》一文则将上述《日本哲学史教程》中的相关论述更加深入一
步，开篇即肯定“三木清是现代日本哲学史上著名的进步哲学家，是‘闪烁在日本暗淡夜空
上的一颗明星’。”而在结尾时指出“三木清这颗明星在现代日本哲学史上不会陨落，它将永远闪烁着光辉。”29该文强调要“准确把握三木哲学的个性特征”30，并且充分肯定了三木清
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形态”方面的积极意义。他评价说：他以人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也不应采取不加分析便予以否定的态度。首先应肯定三木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进行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人学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木受实存主义哲学影响，感到人学不应为实存主义垄断，马克思主义也不排斥人学，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形态，这种主观意图非但不是为了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他所提出的是一个亟待解17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53 页。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60 页。
19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69 页。
20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82 页。
21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 389 页。
22
刘及辰：《京都学派哲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 年，第 147 页。
23
刘及辰：《京都学派哲学》，第 177 页。
24
刘及辰：《京都学派哲学》，第 176、177 页。
25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 375 页。
26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 388 页。
27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 388 页。
28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 380 页。
29
卞崇道：《三木清》，王守华、卞崇道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14、538 页。
30
卞崇道：《三木清》，王守华、卞崇道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第 537 页。
184决而当时又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全面地理解，加之受实存主义哲学影响较深，即立场、观点、方法还没有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所以在解释唯物史观时，既有接近马克思思想的一面，又有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这
31
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思想家个性特征把握的要求、对三木清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形态的重新评价，这当然卞
崇道长年研究探索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掀起的关于
人道主义论争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中的回响。
在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方法选择”，强调要选择“适合自己研究课题的方法论”的正是卞崇道教授。他在《90 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课题》
一文中提出选择研究方法应该遵循如下三个方向。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向多元化方向展开。
（中略）不论立足于何
种立场的学派，只要其方法有效，我们就要吸取。（中略）在方法论上只有坚持向多元化方向展开，才能避免形式主义。
（2）既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又体现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历史事实是客观的，我们强调文献学的和实证的研究，就是要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使其研究保持强烈的历史感；但是历史叙述即历史学又非纯客观的它是研究者主
体精神的体现。我认为，史学研究者要有现代意识，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照亮历史，
使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重放异彩，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3）分科研究与
综合研究相结合。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是一个整体，要彻底搞清楚这个整体，首先要把它分解，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不同的学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在分科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得出总体结论。目前我国的日本学研究只进行了“分析”这前一半的工作，当然，分析也还有待深化，而无“综合”这后一半的工作。实际上，分析与综合缺一不可，正因为我们的综合研究不够，才使 20 年来我国学者没有写出一32
部有重大国际反响的日本学著作。
这可以说是在 20 世纪中国日本学研究力图挣脱“政治形势”的影响、或“意识形态化”
研究的束缚，而达到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这种自觉的难能可贵，也许是没有亲历过种种政治
运动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一代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方法论上也各具特色，体现了“多元化”的展开。如韩东育相继出版了《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 2003年）、《道学的病理》（商务印书馆 2007 年）、《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9 年）等著作。其研究领域从日本前近代、或曰近世到近代，都持续而坚定地贯彻了将日本这个“他者”置于整个东亚视域来认识的视角。
他在《从“脱儒”到“脱亚”》一书的自序中点明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之所在：要之，作为一个具有天然历史因缘和内在逻辑关联的东亚思想史问题，从“脱儒”
到“脱亚”，其实也是思想史视角下的东亚国际关系问题。
（中略）当笔者注意到现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横向失和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纵向的历史纠葛时，问题本身的重要和重
大，显然已远非这本小书所能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文字，大概只能被视为笔者全部研究计划的总序。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团队，今后还将有漫长的艰辛路程要走。
如果这一视角能够给新生代研究者带来有益的启示并可使有意者阶此以入堂奥，则作者
幸甚，研究幸甚。33

31

卞崇道：《三木清》，王守华、卞崇道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第 536-537 页。
卞崇道：《90 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课题》，《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第 248-249 页。
33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
32

5

将中国与日本同时置于东亚或亚洲，作为“他者”从历史和现实来进行认识，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比如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韩昇在 2009 年 5 月同时出版了《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都非常厚重。从民俗学来研究的如刘晓峰的《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华书局
34
35
36
37
2007 年）、从文学进而延伸到思想史研究，如孙歌 、王中忱 、赵京华 、董炳月 等都很有影响。而一些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已经卓然成家的学者，他们研究的视角也关注到相关的
日本问题，如葛兆光38，其影响甚至比专门的日本学研究者更大。而以日本思想文化为专业的，如王青39、钱婉约40、吴光辉41、陈秀武42等也都脱颖而出，并在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
而卞崇道教授，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版了《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 2003 年）、《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8 年）、《东亚哲学与教育》（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等一系列大作，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旺盛的理论创造力，可以说他是最年
长的中国新生代日本研究者。他在《融合与共生》一书的前言中指出：
要客观地认识他者，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自己中包含他者，他者中也包含自己。
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是笔者在本书中试图
提示的一种方法论视角。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则是建构 21 世纪东亚哲学的前提。只要东亚哲学家开拓视野，共同
43
努力，就能够为建设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政治形势的“研究”，因为在方法论上没有可选择性，也就不能体现
研究者的主体性，必然导致“理论先行”和“情绪化”。韩东育感叹：“今天，也只有今天，才为研究者提供了非情绪化思索的现实可能性。”而“非情绪化思索”是揭示出被“掩蔽的44历史原貌和中日往昔纠葛的非直观性与复杂性” 的必要条件。对“理论先行”，我曾经批判说，这个“出发点就决定了他的‘研究’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只是掩盖历史的真相；
他的‘成果’也称不上‘历史著作’，只不过是对‘我执’或‘妄念’的一个注脚。（中略）45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先行的做法是探究欲衰退与投机欲增强的表现。”

心，2009 年，第 10 页（自序）。
34
孙歌著有：《求错集》（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等。
35
王中忱著有《越界与想象——20 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 文学散札》（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等。
36
赵京华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等。
37
董炳月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等。
38
葛兆光关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论文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
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国家与历史之间——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
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19 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3 期）、《边关何处?——19、20 世纪之
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3 期）等。
39
王青著有：《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等。
40
钱婉约著有：《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 2004 年）、《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 2007 年）等。
41
吴光辉著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转型与建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等。
42
陈秀武著有：《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等。
43
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前言）。
44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第 1 页（自序）。
45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第 7 页（前言）。
6

至此，至少在问题意识上，只有在方法论上排除或远离一时政治形势的干扰，中国的日本研究才能够回归学术本位，已经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二、所谓“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还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元老之一邹有恒
教授就强调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将“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
46
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远大目标 。而在 20 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日本史研究者在忧虑，认为当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中，“以如何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学术特色，似乎是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关新世纪日本史研47
究迈出新的步伐，创造新业绩，并建树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 宋成有先生将
这种“中国学术特色”归纳为以下四点：其一，站在中国看日本，突出中国学人的立场、观点，并自成一家之言，而非亦步亦趋地复制、转述外国学者的观点，甚至挟洋自重，傲视本国学术界。其二，体现中国
学人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具有审视全局的大气度和大格局；将局部与整体、点与面辩证
地联系起来思考，综合地而非孤立地、完整地而非零散地把握研究对象，探讨其来龙去
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明其事也明其理。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其四，是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
48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著名诗人艾青有一首诗叫《我爱这土地》（1938 年 11 月 17 日），最后两句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49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回到那个时代，我们再吟味这首诗，每每都会感动得眼含泪水。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或创
建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或者强调中国学者研究日本要有中国意识、中国眼光，这一提法听起来也十分感人，甚至令人振奋。但是仔细思考，在学术研究中过于强调这种所
谓的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意识、中国眼光，会不会有陷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化”
的陷阱之虞？同样，上面提到的所谓“东亚的视野”如果与政治上的“东亚共同体”之类纠

46

邹有恒：《实事求是, 联系实际, 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1987 年第 2 期。
宋成有：《近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8）·日本史研究》，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2010》，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第 250 页。
48
宋成有：《近十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8）·日本史研究》，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2010》，
第 250-251 页。
49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 20 世纪初叶——4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18 页。全诗为：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4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 年 11 月 17 日。
7缠在一起，一种本来新颖的视角或方法，会不会也有被沦为“意识形态化”之虞？
学术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者个人的精神活动，一切外在的条条框框的制约都是学术自由
的敌对势力，无论这些条条框框多么感人、多么激动人心。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而研
究者所追求的真理性认识，必然具有世界性，虽然在某一时期或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所用，但是真理性的认识终究不为某一国界或地区所限，将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历史研究，不管是中国史研究还是包括日本史在内的外国史研究、或者世界史研究，都应该遵循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历史学家的良识来源于对史实的阐明与辩证，而不来源于某
种外在的政治目的。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王家骅教授在分析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是现状与问题意识时，总结说：“共同的问题意识有三个：第一、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中国落后于日本？从思想
的侧面探寻其原因。第二、想通过自己的研究，以某种形式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第三、50
想知道日本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的。”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
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被一些思想文化研究者“意识形态化”了。因为对现代化的意义理
解不同，作贡献的形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对此，我主张“不要急于去寻找什么经验教训，不要急于去联系什么近代化、现代化，先实实在在地把它‘是什么’搞清楚，再来平心静气地51说它‘怎么样’。”
所谓“以史为鉴”，固然不错。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他们的工作是只是为了擦亮历史这面镜子，至于如何借鉴，那是政治家或时务者的工作。那么如何擦亮历史这面镜子？
我想无非是以确凿的史实、完整的史实，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而出发点，
都必须回到作为史实的原典解读上。

三、回到出发点：原典解读历史学者，无论是批评还是研究，我认为都离不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因为“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52很难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 而这种肉搏和辩证，不仅需要勇气，关键还需要培养这种能力。
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领域，与抽象的理论或方法论相比——而我更加关注的是，对中国日本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最起码的“专业化要求”还有待加强。所谓日本学研究的“专业化要求”，主要是指“专业化的态度”和“专业化的训练”。所谓专业化的态度，就是首先是把日本学“纯粹地作为学术”来研究的态度，而
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作为寻找启示或总结经验的手段。所谓专业化的训练，就是
首先要独立地掌握能够客观地研究和分析日本这一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技能——当然包括日语的学习——与方法，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只是当作与别的研究对象相
比附的存在。应这种专业化要求所需，我依然认为，为了提高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日本，系统的、可靠的、必要的知识或常识的介绍及基本文献的翻译，比竞相出版大部头的所谓“研究”论著，更是我们今天日本学
建设的当务之急（参见《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如果基本的历史叙述工作做得不扎实，便眩之以各种外来流行的理论或研究
53“范式”，那一定会出现百鬼夜行、鸡犬不宁的局面。

50

王家骅：《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研究の現状と問題意識》，《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7 号，1992 年 6月。
51
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21 页。
52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第 7 页（前言）。
53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第 8 页（前言）。
8

因为我认为“如果理论一旦陷入一种空谈，而不是根植在深厚的信仰中或没有广阔的大地般的滋养，它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时尚，不断地变换颜色而成为现实需要的牌坊。这样的理
54论当然无‘节操’可言。” 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国学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西顺藏编的《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六卷本，今年开始，岩波书店又在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新编 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相比之下，我们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基础工作之贫乏实在令人汗颜。中国的日本研究，某一个研究者或许可以出类拔萃地优秀，但是如果中国的知识界，
当然首先是中国的日本学界，比如说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连一些最基础的历史事
实知道得都不是很全面、了解得都还只是停留于表面，如果不建构一种夯实的“知的土壤”，
恐怕连某种能够得到真正认可的理论观点甚至都很难提出，遑论整体上的理论提升。尤其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物议纷然的近代日本。
无论是要“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也好，还是希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体系”，
55
甚至“建构中国视角的世界史体系” ，要真正实现这一远大目标，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对“是什么”（对方是什么、自己是什么）了解得尚不充分，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我相信，日本史研究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国别史研究一样，如李剑鸣所言，“史料依56
然是制约世界史研究的‘瓶颈’” 。不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史史料上下功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国家，我们的日本史研究都难以深化。李剑鸣强调“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同上），是说到了痛处。
史料建设和原典翻译，又谈何容易！仅就日文翻译问题，其不易，王国维早就在《静庵文集》（1905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以尖锐批评的方式作过如下说明：
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
57
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然因此而遂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此又大不然者也。
王国维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国文之素养”、“能兼通西文，深知一
学之真意”这三点要求，不知道今天的日本史研究者看了作何感想。在我本人，确乎如坐针毡。尽管如此，也愿置之座右，以时时自省。对此有的人可能会说，日本的典籍中有许多是用汉文写的，翻译的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对此，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忠告或许最切中要害。
他说中国人想要了解真正的日本，“首先是要停止那种只看日本的易于理解的部分和易于利58
用的部分就下结论的片面的做法，使他们认识到理解日本的本质性面貌的重要性。” 而日本的汉籍或汉文学，既不能代表日本文化或日本文学的主流，也不能充分反映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特质。这个懒偷不得！在这方面，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实际上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如周一良先生所关切的资料问题、语言问题和翻译问题，都是要害问题。而且在翻译上，他身体力行，不仅翻译出版了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而且据说还有“要将若干种日本德川时期史学资料、著作翻译出来”的计划；朱谦之先生也感到原始资料不易收集，
如上所述，编注了两册关于日本哲学的史料。这两册史料集已经历时近半个世纪，期间这方
面令人满意的系统的史料整理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个学科的发展也由此可想而知。近年来，如荻生徂徕的《政谈》（龚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山本常朝的《叶隐闻书》（李冬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这些难译但非常重要的日本原典都有了中译本，这种努力无疑是
令人欣喜的。
54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第 88 页。
刘家和：《走出世界史研究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68 期），2010 年 3 月 4 日。
56
李剑鸣：《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2004 年第 3 期。
57
王国维：《静庵文集》（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18-119 页。
58
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年，第 153 页。
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