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二十八卷第四期（105/12）, pp. 467–501
C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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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的人際連帶與
社群媒體因素初探＊陳婉琪**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恒豪

黃樹仁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近年社群媒體興起，學者提出「網絡社會運動」、「連結行動的邏輯」等概念來理解集體行動新模式。2014 年春天，震盪臺灣社會的太陽花運動，其行
動邏輯能否驗證這些新理論？本文利用〈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資料，輔以〈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分析這場社運中影響參與者高度投入之因素，研究發
現，因「現實生活人際關係」而前來的現場靜坐者較不可能成為長期駐守者，投入時數最低；弱連帶（陌生網友）所帶來的投入程度反而遠高於強連帶。此外，在給定相同年齡、就業狀態的情況下，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參與程度確實比
非使用者來得高。本文研究結論具有公民社會強化的重大意涵。

關鍵字：太陽花運動、社會運動、人際連帶、社群媒體、公民參與

✽本文所使用之資料，主要的蒐集工作倚賴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志願參與之師生及系友，在此感謝所有貢獻心力的工作人員。我們亦感謝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撥出人力協助資料公開前的處理、提供
資料申請的管道。此外，兩位匿名評審為本文提供的寶貴修改建議，助理陳承佑幫忙資
料分析，謝雨純、詹穆彥幫忙文稿校訂，在此一併致謝。
✽✽通訊作者，E-mail: wchen@mail.ntpu.edu.tw
收稿日期：105 年 2 月 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5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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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數年來，網路與通訊科技的快速演進、智慧型手機及社群媒體的普
及，改變了許多人的訊息取得方式，乃至人際互動方式。既有的社運研究，
探討重心通常環繞著社會運動的資源、組織或文化構框。在資訊科技變遷之
際，社會運動的運作邏輯、組織形式是否已經改變，又是如何受到影響？這是研究者的新課題。不少人主張近年的社會運動已開始以新型態出現、依循
新模式而運作。譬如，Castells（2012）歸納了世界各國近年幾個高度倚賴網
路及社群媒體的社會運動，延伸發展其稍早提出的「網絡社會運動」概念，
指出某些共通特質，包括網絡性格、組織型態去中心化，以及行動的自發性。Bennett and Segerberg（2012）則提出「連結行動的邏輯」，來對比過去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強調數位社群媒體確實帶來新的集體行動邏輯，因而有必要發展新的概念與論述來區分。
政治傳播學領域，則比較關心媒體的角色、改變及影響。新型媒體如何
影響政治參與或集體行動，成為近年眾多學者熱烈辯論的重要議題，也存在
分歧的看法。有人對新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抱持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訊息傳播與溝通的成本降低，大幅降低了集結行動的門檻，有助於民主社
會的發展（Shirky, 2008; Earl and Kimport, 2011）。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說法
過於誇大，人性並不因科技而改變，想要眾人放棄部分個人利益，追求公共財，並沒有那麼容易（Gladwell, 2010; Morozov, 2011）。
2014 年春天，震盪臺灣社會的太陽花公民運動，發生在社群媒體已臻
成熟普及的時間點。這場社運的行動邏輯，能否驗證網路社會運動理論的論
點？過去曾經關鍵的運動因素（譬如人際連帶），依舊重要嗎？再者，新通訊科技的普及盛行真的有利於社運動員嗎？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否提高運動參與的投入程度？本文將利用我們在運動現場所蒐集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陳婉琪、黃樹仁，2015a）資料，輔以 2014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藉由分析這場社運中影響參與者高度投入之因素，來回答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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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包含五個小節。前兩個小節首先將簡述網路世代（尤指社群媒體）之前的社運文獻當中人際連帶之重要性，接著對照社群媒體興起之後的
新型態社會運動相關論述，這兩個小節將連結至本文的第一個提問—在社
運型態變遷之際，社運過程中若要動員出持久投入的高參與度，人際連帶因素仍具相當程度的重要性嗎？第三與第四小節則將聚焦於社群媒體與社運動
員之間的關係，首先簡介兩類意見相左的分歧看法，接著回顧相關實證研
究，最後連結至本文第二個提問—社群媒體的使用與參與的投入程度有關嗎？第五小節整理並系統性地歸納上述兩個提問，釐清研究脈絡。

一、人際連帶之於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社會學觀點的社會運動研究基本上將社會運動定義為：「由一群有共同
目的又彼此團結的人民為了改變現狀所發動、持續性的以集體的方式和菁英、反對者或是當權者互動」（Tarrow, 1994: 4，引自：何明修，2005 ）。換
言之，單一的街頭抗爭並不等同於社會運動。然而，不可否認的，街頭抗爭
如何被動員也一直是社會運動研究的核心議題。資源動員論基本上認為，當
代（民主）社會中的社會運動動員是由「社會運動工業」的社會運動專業人
員操作而成（McCarthy and Zald, 1987）。這樣的理論出發點引發一連串關於社會運動組織以及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互動的研究。然而，這樣以組織與傳
統政治體制為主的研究模型忽略人際互動與社會網絡，因此，也有研究者強調既有人際網絡對社會運動發展的重要性（Snow et al., 1980; 1983）。比起沒
有認識任何社運成員，若與運動成員或支持者之間存在人際連帶，會有更高的機率參與社運。
McAdam（1986）利用 1964 年自由之夏的申請者資料（這份申請表要求
申請人填寫其他也希望關切相關訊息的親朋好友的名字），來看人際連帶如
何影響參與社運的機率。近千份申請表中，最後有兩百多人沒有前來密西西比參與活動。這份研究發現，申請者若與活動參與者的強連帶越多，實際前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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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與的機會越大；反之，若與「撤銷申請者」的強連帶越多，則自己也越
有可能撤銷申請，沒有現身參與活動。有鑑於這份研究所分析的對象幾乎全
是來自菁英大學之大學生，同質性甚高，Nepstad and Smith（1999）利用另一份異質性較大的申請者資料來做相似的分析，結果更明確地顯示人際連帶
的重要性—相較於無人際連帶或只有間接弱連帶，若是透過熟識親朋好友（強連帶）而得知並報名此活動，則申請者真正前來參與活動的機率將大幅提高。
Passy and Giugni（2001）在瑞士非政府組織（Berne Declaration）的成員
中做抽樣調查，所蒐集的資訊包括詳細的參與強度（譬如有些人僅繳費、訂閱，而有些人參與營隊、年會，或是更進一步分擔工作）。這份研究發現，
組織成員的參與強度會因當初與動員者之關係強弱以及動員者的角色而有所
不同。在舊成員吸收新成員的過程中，高參與度的成員較能讓新成員於日後
更投入；較緊密的人際關係，亦即強連帶，較能讓新成員更投入。若有較多
熟人參與性質類似的組織，則樣本本身也會更投入。
Brady et al.（1999）研究政治參與或社運動員過程，透過分析美國的全國代表性樣本，發現：與被陌生人詢問比起來，邀請受訪者參與某項公共事
務（包括政治參與及抗議行動）的若是親戚或朋友，被詢問者同意參與的機率顯著更高。即便是間接連結的弱連帶（並非熟人，只是有共同朋友），同
意的機會也會微幅偏高。
針對兩德統一前發生於東德首府萊比錫的抗議行動，Opp and Gern
（1993）分析 1990 年所蒐集的萊比錫代表性樣本資料，來探討影響實際參與
集體行動的因素。結果顯示，受訪者身邊對東德政權持不滿態度的親友或同事的數量越多、抗議行動的參與程度越強，則受訪者便越可能參與抗議行
動，投入程度也越高。在此例當中，私領域人際連帶（親友）對個人的影響
又比公領域連帶（同事）的影響力更強。
以上文獻均強調人際連帶在社運動員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且都以實證
資料來證實：一個人若與社運參與者之間有人際連帶，或是具有較緊密的強連帶，這些因素都會提高其社運參與機率或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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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社會運動
近年由於數位通訊科技一波又一波的演化躍進，人們的通訊習慣、媒體
使用習慣在短短幾年間發生了急遽而明顯的變化。針對近年社群媒體的崛
起，新型態的人際互動方式、接收及傳遞資訊的方式會如何影響社會運動或公民政治參與，成為社會科學家亟欲瞭解的問題。而這波因通訊科技變革而引發的趨勢變遷，相關論述也同樣強調社會運動的「質變」。以下主要將介紹
Castells（2012）與 Bennett and Segerberg（2012; 2013）不約而同所提出的類
似概念—網絡社會運動或連結行動的邏輯。
Castells（2012）在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nternet Age 這本書當中，逐一描述了近年世界各國幾個重要的社會運動，包括：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冰島的廚具革命、2011 年的埃及革命、西班牙
的憤怒者運動、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被通稱為「阿拉伯之春」、發生
於北非及西亞數個國家之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為主題訴求的社會運動。透過綜合歸納，Castells 指出，這些社會運動儘管鑲嵌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當
中，訴求也各有所異，但卻有其共通性—作者宣稱這是網路時代下的社會運動樣貌，並以「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這個概念，來涵蓋其共通特質，包括多重網絡性格、組織型態去中心化，以及自發性參與。
「多重網絡性格」指的是社運參與者彼此之間的聯繫乃複雜交錯的多重
人際網絡（networked in multiple forms），而非單純地屬於某個組織或認識某
個核心運動人物。更具體地說，這種所謂「多重網絡的網絡」（a network of
networks）指的是各種網絡關係，以複雜的形式重疊交織在一起。譬如，現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之外，尚有虛擬平台的網友關係；原本的人際網絡之外，
尚有因參與運動而形成的網絡；除了運動內部，亦有延伸至運動外部的連結。
「去中心化」的組織結構（decentered（如媒體、法律等專業或他國的社運者）
structure）指的是在多重網絡的重疊交織之下，運動經常沒有一個明顯的指揮領導中心。「自發性參與」指的是運動的形成或爆發經常是眾多參與者出
自個人對運動訴求的自主回應。
Castells 認為，「網絡社會運動」固然涵蓋眾多不同形式的人際連結及互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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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式，但數位通訊工具以及因數位通訊工具而形成的網絡卻是此類運動當
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若缺乏了數位通訊聯繫網絡這個必要條件，此類無中心
領導的運動不可能成形、發展或延續。
主張社會運動因新科技而帶來質變的並非只有 Castells 一人，Bennett 及Segerberg 之相關著作與 Castells 相似之處乃企圖為社會運動新模式綜合歸納
出共通特質，但卻更強調舊的解釋論述已不敷使用，新概念或論述的發展有
其必要性。Bennett and Segerberg（2012; 2013）指出，或許並非所有社會運動
都不再遵循傳統的集體行動邏輯，但數位社群媒體確實帶來新的行動邏輯，因而有必要發展新的概念來區分。兩位作者提出「連結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此概念，來與過去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Olson, 1965）互相對比並區隔。
何以新的行動邏輯得以不同於舊的行動邏輯？要回答這個關鍵問題，
Bennett and Segerberg（2013）主要引用 Benkler（2006）的說法：在新科技使
得個人化的表達內容、工作成果與資訊能夠以幾乎無成本的方式輕易分享、
廣泛傳播的條件下，是否投入集體行動的動力經常源於個人內在，其動機具
有較高的自發性（self-motivating），而較不需倚賴外在誘因（如組織資源、社會資本或集體認同）。換句話說，相較於過去（理性計算與「搭便車」心態為集體行動最大的障礙），如此不同的經濟邏輯與心理邏輯，使得共同協作成為可能，眾人之搭便車心態所形成的集體行動門檻也因而大幅降低。
對照前面第一小節有關人際連帶的重要性，在近年備受關注的網絡社會
運動脈絡下，稍後我們將會提出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重新檢驗人際連帶之
於社運動員的重要性。

三、社群媒體促進社運參與？意見分歧的看法
前一小節所回顧的文獻，一致地主張集體行動新模式之理論有其發展的
必要，其主要提問為網路及社群媒體如何改變了集體行動的邏輯、社會運動的樣貌。相較之下，另一組文獻脈絡的提問稍有不同，且看法分歧。學者們
爭論著一個大問題：「網路及數位通訊工具能夠促進政治參與、加速社運動員，或甚至帶動民主化的進程嗎？」部分學者持正面、樂觀的看法，另也有些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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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負面的質疑。持正面看法的論述，常被歸類為「數位烏托邦論」（CyberUtopianism）（Katz and Rice eds., 2002）。持負面看法的論述，則為「數位反烏托邦╱控制論」（Cyber-dystopian/control theory），傾向認為網路科技不僅沒有帶來理想國，反而可能增強政治經濟菁英對一般民眾的控制（Nye, 2004）。
對此問題大致上持正面看法的 Shirky（2008），其論點奠基於著名經濟
學理論學者寇斯所發展出來的「交易成本」概念及相關組織理論（Coase,
1960）。Shirky 認為，網路與各式各樣的數位社群分享工具，首先讓觀點與資
訊的傳播成本大幅降低，這就如同五百年前古騰堡印刷術乃馬丁路德之《九十五條論綱》能夠快速流傳的必要前提，宗教革命才有啟動的可能。除此之外，新通訊科技不僅使得集體行動的交易成本降低，也減少了組織的管理成
本，行動模式因此而改變；鬆散連結的群體要有集體訴求並付諸行動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與過去相比，溝通協調集體行動的指揮中樞或位階關係之重要性隨之降低。Earl and Kimport（2011）則以 Shirky（2008）的論點為基礎，
深入探討發起於網路上的各種連署、請願或杯葛活動，以眾多實例來看新數
位通訊工具如何被運用，並檢視大幅降低的參與成本，如何使得公共參與行動與社會改變成為可能。1
不過，相較於 Shirky 對網路科技力量的大力吹捧，社群媒體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究竟可以發揮多重要的影響力，也有人持質疑的看法。最不支持「巨大影響力說」的是名科普作家 Malcolm Gladwell。Gladwell（2010）傾向不看
好社群媒體有什麼了不得的動員力量。他使用「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 slack + activism）這個詞來描繪這種廉價參與。他認為社群媒體所產生的都（weak ties），而有許多社會運動真正需要的是高度的行動參與，
是「弱連結」
這種高風險的行動主義，通常必須透過「強連結」（strong ties）才得以建立。
若我們以臺灣的「鄉民」語言來陳述相似的意思，則是「萬人響應，一人到
1 Earl and Kimport（2011）提到，相當多的活動發起人，只需透過建立網頁便能夠進行相關
連署或請願活動，或許由於活動成本低，他╱她們經常並不自認是社會運動者；但事實上，這些連署或杯葛活動的進行，本質上與提出具體訴求、並期望造成改變的社會運動是相同的。這是一項有趣的觀察，也似乎印證著這套論述邏輯：當社會運動的參與門檻變
低，原本或許不會願意支付高昂參與行動成本的潛在行動者，開始以他╱她們認為成本並
不高的方式來行動，且可能極有效率地達成其訴求或接近改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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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場」。2 舉例來說，陳平軒（2011）探討反國光石化之動員經驗這份研究，也
提及類似的狀況。
當許多人對社群媒體所潛藏的革命力量寄予厚望時，Gladwell 對這種樂觀派觀點大潑冷水的另一個理由是，倚賴社群媒體形塑而成的網絡關係，並非層級式的組織，甚至在結構上和層級式組織是相違背的，並不受到單一特定權威所控制，把人們連繫起來的紐帶是鬆散的。這種網絡結構在低風險的
情況下，確實有很大的彈性和適應力，但在需要領導的行動時，眾多個體要達成共識、確立目標，其難度相當高。而革命或社會運動都是不允許有任何
的衝突和差錯，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因此必須要仰賴層級化的組織。
與 Gladwell 類似地，Morozov（2011）也認為上述看好社群媒體動員之巨大潛能的看法過於天真樂觀。他認為，這種數位行動主義（digital activism）—譬如坐在電腦前按讚支持，與「真正的行動參與，付出時間、精力，或甚至其他犧牲」完全是兩碼子事，遑論很多時候一個人的「數位行動」根
本不代表態度支持，而只是因為同儕壓力或想在同儕面前包裝自己而已。
Morozov 同樣環繞著「懶人行動主義」的概念，來闡述社群媒體不見得對集
體行動的整體成效有幫助，尤其是在牽涉高風險、耗資源之社運訴求的情況
下。譬如，交易成本的降低的確讓支持者可輕鬆捐款，但很多時候，這種效
率反而讓支持者認為「我已做完我的貢獻」，導致實際上沒多少人願意以更耗時耗力的方式來參與行動。又譬如，資訊傳播的成本降低，使動員變容易，讓大家快速集結，但即使眾人願意集結上街，也不等同於有組織、有效率的
長期社運經營。因為偶然一次的集結上街，相較於耗時耗力的組織協調、長期抗戰，也屬於一種懶方式。
事實上，除了以上正反兩種論述之外，尚有第三類觀點，採取一種折衷
立場的批判看法，有些學者將之稱為懷疑論或社會形塑論（May, 2002；林宗弘，2012）。大致來說，此觀點認為網路科技只是反應原本的社會關係與運
作，不會讓世界更美好，但也不至於讓事情更惡化。從這個邏輯來說，原本2 參見 http://zh.pttpedia.wikia.com/wiki/%E8%90%AC%E4%BA%BA%E9%9F%BF%E6%87%
89%EF%BC%8C%E4%B8%80%E4%BA%BA%E5%88%B0%E5%A0%B4（PTT 鄉民百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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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切參與公共事務的，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也一樣熱切；原本沒興趣關切公共議題的，即便訊息傳播或溝通的成本降低至趨近於零，也不會改變其興趣及行為。換言之，一切都「非關上網」（林宗弘，2012）。

四、社群媒體促進社運參與？實證研究的檢驗
以上大相逕庭的三種觀點，哪一種較禁得起實證研究的檢證？本節將國
外相關文獻分為三類分別簡述。
第一類研究關切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否影響政治態度或政治參與，大多採
用問卷調查法，樣本通常也具有代表性，只是與社運動員的關連性較為間接。Skoric and Poor（2013）以 30 歲以下之新加坡青年做為研究對象，分析
發現，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與政治參與兩者之間有正相關。Xie（2014）以美國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不僅提高青少年的社會
資本，也促進青少年的公民參與。Lee（2014）則以香港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在 2012 年香港特首選舉前做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若接觸較多網路
上的政治諷刺內容，對整個選舉會抱持較負面的態度。基於類似的邏輯，
Reuter and Szakonyi（2015）分析俄羅斯的全國代表性樣本，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比較能夠意識到選舉舞弊，作者認為社群媒體使得揭發威權政府
之資訊流傳的成本降低，能夠促進人民的政治覺醒。
第二類研究探討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否能增加社會運動的行動參與。相較
於前一類政治態度或政治參與，此提問與社運動員較直接相關，但文獻數量也相對較少。Valenzuela et al.（2014）使用以智利都市年輕人為對象之調查資
料，分析發現，Facebook 與 Twitter 這兩種社群媒體的使用頻率若越高，則參與抗議行動的機率便越大。Brym et al.（2014）則利用《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
於 2011 年三月底在埃及所做的全國性調查（時間點就在反穆巴拉克政府之大規模抗議行動之後），分析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與社運參與確實有顯著的相關性—比起（雖支持抗議行動但自己僅止於）旁觀的人來說，行動者使用社
群媒體的頻率更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分析同時也指出，傳統組織
連帶對社運參與仍有顯著的重要性，且影響力比社群媒體的影響還要來得大。
接著，我們把在社會運動現場做參與者問卷調查這類研究歸為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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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研究的優點是能夠提供行動參與者之人口圖象，但因為執行不易，樣本
有時無法代表參與者；即便抽樣方法沒有問題，也只能推論至參與者，無法代表全民。Walgrave et al.（2011）分析 2003 ～07 年間數次反戰遊行調查的多筆資料，3 研究發現，較倚賴網路作為組織動員工具之抗議者，其參與行動
較具有主題之多元性（指過去曾參與之抗議行動的議題種類較多）。另一份
研究則是針對 2011 年埃及 125 革命之抗議行動參與者做問卷調查（Tufekci
and Wilson, 2012）。資料蒐集始於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四周的公園或咖啡館進行問卷調查，為期四天。分析發現，比起以紙媒、電視作為主要訊息管道的人，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更可能是第一天就加
入抗議的積極參與者。上述數份研究之結論與 Gladwell 的預測是相違背的。
回顧上述三類國外文獻，雖各有限制，但所歸納出的結論對「數位烏托邦」此類型之正面論述還算支持。相較之下，臺灣既有研究則並不支持樂觀
的正面論點。林鶴玲與鄭陸霖的兩份探索性研究分析社會運動團體網站的連
結與互動情形。一方面顯示臺灣的社會運動團體很早就開始利用網路進行動
員，二方面卻也看到網路動員的限制會回到社會脈絡下，不同性質社運團體
的網路動員效果不同。（林鶴玲、鄭陸霖，2001；鄭陸霖、林鶴玲，2001）。
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單靠網路不足以成事，網下的抗爭活動才是社運事件的主角」（林鶴玲、鄭陸霖，2001: 147）。然而，他們的研究以社會運動團體的
網站與連結為對象。無法區分網路使用者和社運抗爭參與者的關係。而網際
網路的使用密度與連結方式在這十幾年內也有顯著的改變。因此，社群媒體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林宗弘（2012）的研究雖然較為關注數位落差與社會不平等，但分析議
題也包括了社運參與。這份研究分析臺灣社會變遷資料，結果顯示上網時數
與過去一年是否參與過社會運動並沒有顯著相關。搭配其他被解釋變項的分
析結果，整體來說既不支持數位烏托邦論，也不支持反面的數位控制論，作者因而做出懷疑論（社會形塑論）的結論—原有的社會不平等的確塑造了數位落差，但新科技也只是複製了原有的社會不平等。若僅就社運參與來

3 除了第一筆 IPPS 在八個國家同時進行外，另兩筆（MIPS 及 BPPS）都在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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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網上得多，不會讓人更不願意展開公民行動，但也不會讓人更有社運行動力。

五、本論文的研究命題
前面四個小節分別回顧了相關社運研究的新舊文獻，並特別聚焦於近年
數位通訊社群工具所可能帶來的革命性影響。基於既有社運研究，現實生活人際連帶經常在社運動員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我們會預測：在一群社會運動參與者當中，有現實生活的人際邀約，會比缺乏人際連帶、自行前往的
參與者或完全不認識的網友號召前來的人，投入程度更高。（這項推論事實上也是 Gladwell（2010）對網路力量持質疑看法的主因—超出「懶人」範圍的高投入程度，需要的應是人際關係的強連帶，而非弱連帶。）
然而，在數位通訊工具持續發展進步並提供越來越方便的訊息傳播及網
絡聯繫方式的同時，主張集體行動邏輯不僅有了量變，亦產生質變的新論
述，並不在少數，且近年此類觀點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科技變遷確實可能帶來行為變遷，在這個變遷過程中，有研究者問這樣的問題：在網路普及並為集體行動提供一種重要進行方式的狀況下，傳統社運組織還重要嗎（Earl,2015）？本研究無法探討「組織」的角色，但本文的第一個提問方向，乃基
於類似的邏輯—在社運型態變遷之際，社運過程中要動員出持久、投入的
高參與度，人際連帶因素是否仍具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更具體地說，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乃將一個老問題放在今日社群媒體盛行、多重網絡交錯重疊的
新環境脈絡下，將過去的研究經常驗證為真的命題，重新劃上問號：在一群
社運參與者當中，有現實生活的人際邀約，會比缺乏人際連帶、自行前往的
參與者或完全不認識的網友號召前來的人，投入程度更高嗎？
上述文獻回顧亦觸及「社群媒體是否促進公共參與或社運動員」的論辯。
按 Gladwell 及 Morozov 的論點，社群媒體所維繫的大多是弱連結，一旦集體
行動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人力的高度參與，頻頻按讚的「鍵盤懶人」們並
不見得願意付諸更為耗時耗力的行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沒有 Facebook、Twitter 的美國五、六零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也一樣能夠號召數萬人參與。換言之，這類反面論點在在強調所謂「推特革命」、「臉書革命」這類說法，根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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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誇大了社群媒體的影響力。與此觀點對立的正面論點，如 Shirky 則不斷
強調「被降低的傳播、溝通、協調成本」使得行動參與的門檻降低，進而影
響社運模式。從來自世界各國、最新的實證研究來看，社群媒體的使用與否
或使用頻率，亦經常與較積極的政治參與或參加抗議行動有正相關。這表示
正面論點較禁得起檢驗嗎？
網際網路的盛行普及在臺灣雖已持續近二十年，不再是新現象，但臉書、Line、Twitter、Plurk 等以社群為基礎的數位通訊工具之出現與普及，仍
只有數年的時間（鄭國威，2011）。一方面，關切臺灣近年社運發展及其網
路科技使用策略的部分研究，下了「網路增加群眾參與社運的機會」這樣的
結論（但亦討論網路動員的限制）（蕭遠，2011；陳平軒，2011；王維菁等，
2013；張恒豪，201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向相反的結論。譬如，李明穎（2012）以深度訪談來了解網路論壇的潛水者，其研究發現：由於接收網路
資訊乃以電腦做介面，因此使用者與事件之間會有疏離感，進而導致網路潛
水者不容易對運動有強烈的認同與投入。以上幾份社運文獻大多使用領導者
的訪談以及運動過程的描述與觀察，實證上並不容易為以上論辯提供明確的答案。林宗弘（2012）的量化研究則得到上網時數與社運參與無關的結論，
既不支持樂觀正面論點，也未顯示反面論點得到佐證。4
在議題尚新且觀點分歧的文獻背景之下，本文將針對太陽花運動參與
者，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社群媒體的使用會提高運動參與的投入程度
嗎？在運動現場參與者當中，「有使用社群媒體習慣的人」與「倚賴其他傳媒
管道（如傳統媒體或網路訊息）的人」相比，會更容易成為長時間參與者嗎？

參、資料與方法
一、主要資料來源2014 年 3 月底，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一週之後，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的4 不過，林宗弘（2012）這份研究並沒有將社群媒體因素納入考慮，因其所使用的三筆資料
當中，其中兩筆之調查時間點，社群媒體在臺灣尚未普及（指 2000 與 2005 年）。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79

志願師生臨時發動一項調查計畫，於立法院周圍反服貿運動現場對靜坐者展
開問卷調查，事後以〈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名之。這份調查資料為本研
究的主要資料來源。
這份調查使用系統抽樣，抽樣範圍為立法院圍牆外所有靜坐區域。執行上，每天分成六個時段，每四小時為一時段；立法院周遭所有靜坐區域被分
為數個區塊，5 每個區塊於每時段派出訪員二至三人，每數 16 位靜坐者抽取一人。6 訪員以面訪方式邀請被抽取之受訪者填寫簡短問卷。本調查於 3 月
25 日夜間 10 時開始，進行至 3 月 29 日深夜，為期四天，共抽出樣本 1005
人，16 人拒訪，實際完成份數為 989 份，完訪率 98.4%。關於這筆調查資料
的詳細描述，亦可參考陳婉琪、黃樹仁（2015b）這篇文章。
由於本文分析焦點為運動的參與程度，在刪除「靜坐時數」（30 個缺失
值，占 3%）與「性別」（一個缺失值，占 0.1%）兩個變項之缺失值後，實際採用樣本數為 958。在此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本研究調查範圍僅有少數樣本來自立法院圍牆內，樣本僅能用以推論「立法院圍牆外的靜坐者」，未必能
充分反映立法院庭院內靜坐者，更不宜用以推論運動核心行動者。
值得補充說明的是，這筆資料的蒐集雖「純屬意外」，完全無法做事前準備。但事後回顧相關文獻，我們發現〈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的執行方式
及資料成果，在同類型資料當中，算相當理想。具體來說，部分學者整合既有研究，針對抗議現場調查提出方法上的理想原則。這些原則包括：不讓訪員自己挑選受訪者、系統性抽樣、採用面訪來降低拒訪率等等（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12）。部分抗議現場調查採用回郵問卷的方式，除了完訪率偏低之外，也更可能有回應偏誤的問題（Walgrave and Verhulst, 2011）；相較之下，
本文資料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5 問卷發放剛開始時，分為濟南路、青島東路大門東側、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及立院庭院內四
個區塊，但因調查可行性與研究倫理等因素，於進行 12 小時後（3 月 26 日十時起），放棄
立院庭院內此區塊，並於 3 月 27 日起新增林森南路 8 巷及鎮江街兩小區塊。簡言之，設計
原則為立法院圍牆外所有靜坐區域的全區調查。
6 16 此一數字乃事先以預計得到至少一千份樣本來推估。

48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二、變項說明及分析方法
正式分析當中，被解釋變項有兩個。第一個被解釋變項為「長期駐守者」，操作定義為「靜坐時間超過 35 小時」，為虛擬變項（1 = 已參與 35 小時
或以上，0 = 不足 35 小時）；7 第二個被解釋變項為「靜坐時數」，為連續變項。兩個變項之資訊皆來自題項：「請問您從運動開始到現在，在現場共約
小時」。分析方法將採用二元邏輯迴歸模型來分析「長期駐守者」，採用
OLS 簡單迴歸來分析「靜坐時數」。
表 1 呈現了各變項的描述統計。958 個參與者樣本的平均靜坐時數為 27.2
小時，超過 200 小時的有五位（表格未顯示），最大值為 240 小時（等於從
運動開始至受訪，每天 24 小時都待在現場）。所有樣本當中，靜坐時數超過
35 個鐘頭的參與者約占 26%。
本分析當中，最重要的解釋變項有兩個，一是前來現場的人際因素，二是主要訊息管道。
關於「前來現場的人際因素」，原始題項為：「請問您來這裡是因為：（1）
同學邀約 （2）同事邀約 （3）朋友邀約 （4）家人邀約 （5）網友動員 （6）其他（請說明：）」。很有趣的是，這個問題的統計眾數沒有落在任何一個我

們所設計的答案裡，而是落在「其他」，且有太多受訪者在「其他」之填空處裡填上「自己想來」、「自發性」、「應該親自來看」……等文字。因此，我們在資料輸入時，將「自發性前來」整理出來自成一個類別，有將近半數的人回答這是他╱她們前來參與的原因。8 經歸類及重新編碼後，此變項分為
三類（見表 1）：「自發前來」（48.3%）、「人際連帶」（36.5%）、「網友動員」（6.9%），其中「人際連帶」指受訪者因同學、同事、朋友、家人邀約而前來。
除了以上三類之外，約有 8% 的人未答或填成複選（原始設計為單選題），因7 選擇以 35 小時做切點來定義高度參與者的理由是，「35 小時」為第三個四分位數；換句話
說，「大於 35 小時之參與者」在所有樣本當中大約占 1/4。
8 本題項各分類之原始分布為：同學邀約（19.2%）、同事邀約（1.2%）、朋友邀約（12.8%）、
家人邀約（3.2%）、網友動員（6.9%）、自發性參加（49.8%）、其他（7.1%）。此分布乃將
少數以複選填答者刪除後計算而得，與本分析重新分類編碼的方式（若重複選填的情況同屬現實人際關係之邀約，則不會被刪除）稍有不同，因此數據有微小差異。

481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表 1：變項說明及描述統計（N = 958）
變項名稱

變項說明

百分比或
全距
平均數（標準差）

依變項
靜坐時間（小時）
長期駐守者

27.2 (31.6)
26%

0–240
0/1

大多來自「其他」選項，填寫自行決定前來、
自己想來等內容
指同學、同事、朋友、家人邀約

48.3%

0/1

36.5%
6.9%
8.2%

0/1
0/1
0/1

包括電視、報紙、收音機
包括網路新聞、PTT
以臉書為最大宗，其次為 Plurk、Twitter、Line多來自「其他」（受訪者填入某人際關係，如
朋友、家人、社團）

12.9%
22.7%
59.1%
1.0%

0/1
0/1
0/1
0/1

4.3%

0/1

56.5%
28.7%
14.8%

0/1
0/1
0/1

7.3%
67.5%
14.4%
3.0%
4.8%
2.5%
0.4%

0/1
0/1
0/1
0/1
0/1
0/1
0/1

48.2%
51.8%
85.3 (92.4)

0/1
0/1
0–720

2.8%
48.0%
32.4%
6.8%
10.0%

0/1
0/1
0/1
0/1
0/1

從運動開始在現場停留的總時間靜坐時間超過 35 小時 = 1

主要自變項
前來現場的原因
自發前來
人際連帶
網友動員
填成複選或未答
最重要的訊息來源
傳統媒體
網路
社群媒體
人際網路
其他或未答
控制變項
學生身份及就業狀態
學生
目前有工作
目前無工作
年齡
10～19 歲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60 歲及以上
無年齡資料
性別
男性
女性
交通時間（分鐘）
受訪日期
3 月 25 日
3 月 26 日
3 月 27 日
3 月 28 日
3 月 29 日

目前有學生身份
非學生，目前有工作
非學生，包括退休、家管、待業中從住處到現場所需交通時間

48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此自成第四類。我們將在最後一節「結論與討論」進一步討論此分布的意義。
關於「主要訊息管道」，原始題項為：「關於此次運動，您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為（請依照重要程度填寫 1、2、3，至多三項）：（1）電視媒體 （2）傳統報紙 （3）網路新聞 （4）Facebook （5）PTT （6）其他網路社群（請註明：
其他（請註明：）（7））」。我們採用順位第一（亦即最重要）的訊息來源。經

歸類及重新編碼後，此變項分為四類：「傳統媒體」、「網路」、「社群媒體」、「人際網路」，外加第五類「其它或未答」。其中，「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報紙這兩類，及少數人以「收音機」填在「其它」空白欄內。「網路」包括網
路新聞、PTT。「社群媒體」此類以臉書為最大宗，其次為 Plurk、Twitter、Line 等其他社群媒體。
「人際網路」指的是現實生活的人際網絡，大多來自（7）其它，譬如朋友、家人、社團、公民老師等等。這五個分類當中，以「社群媒體」為最重要訊息來源的人占最多數，將近六成（59.1%）；其次為「網路」，占 22.7%；以「傳統媒體」為最重要訊息管道的人則占 12.9%。
有幾個因素會影響被解釋變項—投入運動的程度，但又不屬於本文關
切焦點，包括學生身份及就業狀態、年齡、到現場所需交通時間、受訪日期（第幾天受訪很可能與已靜坐時數有相關）。以上這幾個因素在分析中均被視為控制變項（另亦納入基本資訊中之性別，雖然性別並不像其他因素那樣有
相關的必然性）。這些變項當中，除了交通時間為連續變項之外，就業狀態、年齡分組（十歲一組）、性別、受訪日期皆以類別（虛擬）變項的形式控制。
變項的類別及其分布請見表 1。

三、補充分析資料說明
文獻回顧已提及，使用社會運動現場調查資料的研究，雖有其優點，但也存在一個嚴重的研究限制—那就是此類研究至多僅能推論至行動參與
者，無法推論至全體人口。主要原因是這群靜坐者樣本早已把態度不支持的
人及不採取行動參與的人排除在外。換句話說，使用〈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這筆資料，雖能夠讓我們了解這群行動者當中社群媒體使用與靜坐投入
程度之相關，卻沒有辦法了解社群媒體使用是否影響支持態度及參與社運的
行動機率。而針對「懶人行動主義」的論點，後者的驗證尤為重要。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83

為了彌補這項缺陷，我們使用 2014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公民權組
資料來進行補充分析。這筆資料的調查時間剛好在太陽花運動數個月之後，問卷內容除了一般性的公民行動參與，也詢問了受訪者對反服貿協議運動是否支持，此外尚包括社群網站使用行為。針對本文提問，這份調查做為補充
分析之資料來源堪稱適當。
這份補充分析，我們將「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幾小時」視為主要的解釋變項，被解釋變項則有兩個：一為態度（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二為行
動（過去一年參與過公民行動之種類數量）。至於控制變項的採納及資料處
理，我們則參照靜坐參與者主要分析的變項種類與分類方式，使前後兩份分析之控制變項盡量相似。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目前有無
工作（詳細的變項說明及描述統計請見附錄的表格）。

肆、分析結果表 2 呈現的是二元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主要探討在現場參與者當中，哪些因素與「長期駐守」有關。表 3 則以 OLS 簡單迴歸來分析「靜坐時數」。
以下區分為人際因素及訊息管道因素兩個部分來同時討論表 2 與表 3。

一、前來參與的人際因素
表 2 分析的被解釋變項為「於立法院外靜坐時間已超過 35 小時」，為 0 / 1
虛擬變項。首先，模型（1）僅納入控制變項，結果顯示，與高度投入、長期靜
坐最相關的控制變項是就業狀態—相較於學生及目前沒有就業的非學生（包括家管、退休、待業中），目前處於就業狀態的受訪者成為長期駐守者的
機率顯著更低。此結果相當符合常識判斷，也支持了 McAdam（1988）所點
出的一個概念「生命史上的可及性」（biographic availability）對社運參與之
重要性—在此例乃指一個人因就業所帶來的時間限制，會顯著減少其運動
參與投入程度。
表 2 之模型（2）進一步納入前來現場的人際連帶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相較於「自發前來」的人，因「現實生活人際關係」而前來的現場靜坐者較不

48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 2：誰是太陽花的長期駐守者？「立法院外靜坐時間超過 35 小時」
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N = 958）
M1

解釋變項

M2

M3

M4

前來現場的原因自發前來 [參照組]人際連帶 a
網友動員
填成複選或未答−1.07**
0.47+
−0.11

−1.06**
0.49+
−0.13

最重要的訊息來源 b
傳統媒體 [參照組]
網路
社群媒體
人際網路
其他或未答

0.69*
0.66*
−0.78
0.32

0.55+
0.59+
−0.85
0.03

控制變項
學生身份及就業狀態
學生 [參照組]
目前有工作
目前無工作
年齡
10～19
20～29 [參照組]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0.53*−0.08−0.61**−0.15−0.53*−0.05−0.61**−0.13−0.59+−0.58+−0.58+−0.59+

−0.08
0.58
−0.26
0.80+
1.32
−0.30*

−0.05
0.76+
0.06
1.35**

−0.09
0.59
−0.06
1.06*

−0.00
V
−0.50

−0.11
0.46
−0.32
0.59
1.58
−0.23
−0.00
V
−0.23

1.33
−0.31*−0.00
V−1.09*

1.66
−0.26
−0.00
V
−0.74

−532.0927.31−509.5972.29−528.06
35.37−505.99
79.49

無年齡資料
女性
交通時間（分鐘）
控制受訪日期常數
Log likelihood
LR χ 2+ p < 0.1；* p < 0.05；** p < 0.01a

「人際連帶」指受訪者因同學、同事、朋友、家人邀約而前來。
「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報紙、收音機；「網路」包括網路新聞、PTT；「社群媒體」以臉書
為最大宗，其次為 Plurk、Twitter、Line；「人際網路」此變項來自原始選項裡的其他（受訪者填入某人際關係，如朋友、家人、社團、公民老師）
。

b

485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表 3：太陽花參與者「靜坐時數」的 OLS 迴歸分析（N=958）
解釋變項

M1

M2

M3

M4

前來現場的原因自發前來 [參照組]人際連帶 a
網友動員
填成複選或未答−11.88**
11.17*−1.75−11.63**11.32*−1.94

最重要的訊息來源 b
傳統媒體 [參照組]
網路
社群媒體
人際網路
其他或未答

8.62*
13.47**
−2.41
8.19

6.02
11.71**
−3.56
4.06

控制變項
學生身份及就業狀態
學生 [參照組]
目前有工作
目前無工作
年齡
10～19
20～29 [參照組]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無年齡資料
女性
交通時間（分鐘）
控制受訪日期常數Adjusted R2

−4.76
3.10

−5.40
2.21

−4.34
4.27

−4.88
3.25

−3.45

−3.09

−3.39

−3.17

−4.10
4.88
−5.30
6.43
2.18
−4.41*.01V
37.6**

−4.47
3.01
−5.84
3.65
4.44
−3.23
.01
V
40.45**

−3.58
8.43
.22
15.31*
2.14−5.19*.01V
26.75**

−4.11
6.03
−1.15
11.19
5.03
−4.19
.01
V
31.54**

.01

.06

.03

.07

* p < 0.05；** p < 0.01a

「人際連帶」指受訪者因同學、同事、朋友、家人邀約而前來。
「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報紙、收音機；「網路」包括網路新聞、PTT；「社群媒體」以臉書
為最大宗，其次為 Plurk、Twitter、Line；「人際網路」此變項來自原始選項裡的其他（受訪者填入某人際關係，如朋友、家人、社團、公民老師）
。

b

48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可能成為長期駐守者。而因「網友動員」而前來的參與者，跟「自發前來的人」比起來，成為長期駐守者的機率更大，不過顯著程度在邊緣（p < 0.1）。
以上分析結果已控制就業狀態、年齡、性別、交通時間及受訪日期等因素，有無控制「訊息來源管道」也不影響其係數大小及顯著程度。
表 3 也採用了與表 2 相同的解釋變項，但所分析的被解釋變項為「現場靜坐總時數」，因此適合的分析方法為 OLS 邏輯迴歸。此分析也得到相似的結果。相較於「自發前來」的人，因「現實生活人際關係」而前來的現場靜
坐者，參與時數顯著來得低（少了 11.88 小時）；而因「網友動員」而前來的參與者則比自發前來者之靜坐時數顯著高出許多（多了 11.32 個鐘頭）
。一樣
地，有無控制「訊息來源管道」也不影響其係數大小及顯著程度。
這樣的結果，看似顯示人際連帶的影響力與既有文獻的預測不同。換句話說，在社群媒體盛行、多重網絡交錯重疊的新環境脈絡下，我們發現：在一群社運參與者當中，有現實生活的人際邀約，卻比缺乏人際連帶、自行前往的參與者或完全不認識的網友號召前來的人，在時間上的投入程度更低。
這代表人際連帶的重要性不若以往嗎？我們必須綜合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數據及模型分析結果，才能突顯出結論的意義，因此留待下一節「結論與討論」進一步綜合說明。

二、參與者的訊息來源管道
關於參與者的訊息來源管道，原始題項為「關於此次運動，您獲得訊息
的最重要來源為哪個管道？」。詮釋之前我們要先做一個重要的假定：受訪者所填寫的「最重要訊息管道」，即是他╱她平日最重要的訊息管道。既然是平日最重要訊息管道，也因此最有可能是受訪者最開始接觸到此運動訊息
的管道，並接著亦為後續進展的訊息管道。
這個假定或許未必對每一個樣本都成立，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說反向因果關係不可能發生—也就是，受訪樣本先「決定成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再「選擇、甚至改變其媒體使用習慣」（譬如從習慣看電視新聞或報紙，轉
變為每天上網，或馬上加入臉書）。但兩種因果邏輯比較之下，後者（「積極參與」影響了「傳媒使用習慣的改變」）較不可能發生。因此我們假定受訪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87

者所填寫的「最重要訊息管道」，即是他╱她平日最重要的訊息管道。
從表 2 的分析結果來看，最重要訊息來源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人，要比訊息主要倚賴「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的人，成為長期駐守者
的機率更高，且這個結果已控制就業狀態、年齡及受訪日期等因素。換句話
說，對這群已前來現場的靜坐參與者來說，在學生身份、就業狀態、年齡等條件相同的狀況下，「訊息管道」影響了「是否積極參與」。
表 3 分析的是「現場靜坐總時數」，也得到相似的結果。倚賴「網路」
及「社群媒體」作為主要訊息來源的人，要比習慣「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的人，參與時數顯著高出許多，而網路及社群媒體這兩者，又以後者
更為明顯—「社群媒體使用者」比傳統媒體使用者的靜坐時數要多上將近
12 個鐘頭。

三、補充分析：社群媒體使用、太陽花支持態度、公民行動
參與
獲取以上分析資料雖相當難得，但由於樣本無法包括態度不支持的人及不採取行動的人，因此無法推論至全體人口。目前分析雖顯示，在已經「起而行」的行動者當中，社群媒體的使用與長時間參與有相關，但社群媒體的
使用會影響支持態度或公民行動嗎？Gladwell（2010）與 Morozov（2011）
都傾向認為越來越方便的網路通訊科技，也只是讓鍵盤懶人有更方便的表達支持管道而已，並不會提高行動的機率。有時，方便的表達管道反而可能降低行動的機率。然而，真的如此嗎？
為了彌補以上分析的缺陷，我們進一步使用 2014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
查〉的公民權組資料來進行補充分析。這筆資料的調查時間就在太陽花運動
數個月之後，所涵蓋的資訊有助於強化本文第二個提問裡與社群媒體有關的論證。我們將「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幾小時」視為主要的解釋變項，被解釋變項則有兩個：一為態度，指受訪者在態度上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二為行動，指受訪者過去一年參與過公民行動之種類數量（至多六類，包括請願
連署、因為政治的、倫理的或環保的理由拒絕購買、參加示威遊行、參加政
治集會或造勢活動、找政治人物或公職人員表達看法、為某社會或政治活動

48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捐款或募款）。詳細的變項說明及描述統計請參見附錄的表格。
表 4 呈現了 OLS 迴歸分析結果。從左欄的「支持態度」分析來看，年
齡越大，對太陽花之態度便越不支持，這與我們目前對此公民運動的理解相符。男性的支持度顯著較女性為低（此處我們並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整體來說，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就業狀態的情況下，受訪者平均每天
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越長，態度就越支持太陽花。右欄的「公民行動種類」
則與太陽花無關，泛指一般性的政治社會參與行動。從右欄分析結果來看，年齡較不影響行動參與的種類，反而是教育程度較關鍵—教育程度越高，
公民行動參與的機率越高。整體來說，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就業狀態的情況下，受訪者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越長，公民行動參與
的機率就越高。9
表 4：社群媒體使用是否影響社運態度或行動？OLS 迴歸分析態度：
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

行動：
過去一年公民行動之種類

解釋變項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幾小時
男性（參照「女性」）
年齡
教育程度（參照「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就業狀態（參照「學生」）
目前有工作
目前無工作，亦非學生
常數

0.05*
−0.11*−0.01***(0.02)(0.05)(0.00)

0.04**−0.03−0.00(0.02)(0.04)(0.00)

−0.12
−0.18
−0.13

(0.08)(0.10)(0.09)

0.05
0.20*
0.40***(0.06)(0.08)(0.07)−0.01−0.06
3.97***(0.13)(0.15)(0.16)

0.18
0.14
0.27*

(0.11)(0.12)(0.13)

Adjusted R2
N

0.05
1,855

0.07
1,762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14 年（公民權組）（傅仰止等，2015）* p < .05; ** p < .01; *** p < .001

9 若不考慮使用時間長短，將「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幾小時」替換成「有使用 vs. 沒有使用社群媒體」之二元變項來做為解釋變項，並重複相同的分析，也會得到相同的結論（結果未顯示）。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89

伍、結論與討論
近年來眾多學者開始主張，不斷進化的網路通訊科技與社群分享工具已
逐漸改變集體行動的邏輯，形塑社會運動的新樣貌。2014 年春天，震盪臺灣
社會的太陽花公民運動，發生在社群媒體已臻成熟普及的時間點。這場社運的行動邏輯，有多少程度符合眾多學者所主張的網絡型社會運動？社群媒體
所扮演的角色有這麼重要嗎？本文首先回顧社群媒體如何影響、甚至形塑集體行動的近年論述，簡述看法歧異的論辯，接著利用臺北大學社會系師生於立法院周圍靜坐現場所蒐集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資料，來探討成為
持久靜坐參與者的影響因素。最後使用 2014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公民權組資料進行補充分析，以強化本文結論。
針對第一項提問，分析所顯示的結果與既有文獻的預測不同。我們發現，在社群媒體盛行、多重網絡交錯重疊的新環境脈絡下，這一群社運行動參與
者當中，因現實生活的人際邀約前來的人，反而比缺乏人際連帶、自行前往的參與者或完全不認識的網友號召前來的人，在時間上的投入程度更低。換言之，如果我們把現實生活人際關係定義為強連帶，將原本並不認識的陌生
網友定義為弱連帶，我們得到的是和過去研究相反的結果—透過弱連帶所
帶來的投入程度遠高於強連帶。不過，在下最後結論之前，我們必須綜合樣
本的描述性統計及模型分析結果，才能突顯出結論的意義。如果將描述性統
計數據納入討論，我們發現，半數受訪者為自發前來，選擇人際動員亦高達
三分之一，只有 6.9% 選擇網友動員。也就是說，透過人際關係邀約前來的靜
坐者遠多於被網友動員者。若將三種類型各自乘以在場時數，則現實人際關
係之動員對現場人時的貢獻遠大於網友動員者（經計算，前者的總時數為後
者的 2.4 倍）。簡而言之，現實生活人際關係之動員廣度遠大於網友動員，但被網友動員之參與者的投入強度則遠高於現實生活人際關係動員者。綜合上
述資訊，本文的第一點結論為，弱連帶（陌生網友）所帶來的投入程度反而
遠高於強連帶（熟識的人際連帶）。雖然此結論與既有文獻的預測相反，但我們仍須注意，從比例及貢獻總人時來看，人際連帶在社運動員的過程中仍49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第二點結論則觸及社群媒體是否促進社運參與等相關論辯。在這群靜坐參與者當中，以「社群媒體」為最重要訊息來源的人占最多數，將近
六成，以「傳統媒體」（電視、報紙、收音機）為最重要訊息管道的人約只
佔一成多。在控制學生身份、就業狀態、年齡等因素之後，分析結果顯示，
訊息來源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人，要比訊息主要倚賴「傳統媒體，
如報紙、電視」的人，成為長期駐守者的機率更高。倘若我們的假定不至於太偏離現實—亦即，當時最重要訊息管道即是受訪者平日所習慣的媒體管
道，那麼，在這群靜坐參與者當中，給定相同年齡、就業狀態的情況下，社
群媒體使用者的運動參與程度確實比非使用者來得高。最後，使用全國代表
性樣本（社會變遷調查）的補充分析亦顯示，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程
度及就業狀態的情況下，受訪者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越長，態度就
越支持太陽花，公民行動參與的機率也越高。
這樣的研究結論有何意義？是否增進我們對新型態社運的理解？以下我們將分析結論放回文獻脈絡中，也帶進公民社會裡，延伸詮釋討論其重要意
涵。

一、人際連帶因素對個人參與集體行動的影響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在這群太陽花靜坐參與者當中，有現實生活的人際
邀約，反而比自行前往的參與者或完全不認識的網友號召前來的參與者，時間的投入程度更低，更不可能成為長期駐守者。在此，值得探討的是，若過去研究大多顯示強連帶能夠誘發出較深入的個人行動參與，為何本分析得到
相反的結果？人際連帶因素對個人社運參與行為之影響力，不若以往了嗎？
為數不少的社運研究顯示，個人與社運活動或組織之間，有沒有現實生
活人際關係做為引介的橋樑，是讓有興趣的潛在成員採取行動（現身參加）
或是讓新成員加倍投入（參與程度高）的關鍵因素（McAdam, 1986; Nepstad
and Smith, 1999; Passy and Giugni, 2001）。換句話說，對社會的不滿、時間的有無，這些因素都只是參與集體行動的部分必要條件；相較之下，一個人是否鑲嵌在緊密連結的人際關係網絡當中，形成互相支援的行動網絡與互相強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91

化的集體氛圍，經常成為行動與否及投入程度高低的最關鍵因素。
然而，從太陽花靜坐參與者的分析結果來看，人際連帶的影響似乎未如
既有社運文獻所預測的那麼強。或至少可以說，對個人層面來說，參與者並
沒有因為同學、同事、朋友、家人的共同在場而增加靜坐時數。這樣的分析
結果隱含了什麼意義？集體行動的邏輯真的改變了嗎？網路社會運動的時代
到來了嗎？
前述文獻回顧已提及，在新通訊科技讓人際連結成本大幅降低的條件下（Shirky, 2008），社運學者開始正視這種不同於以往的「數位連結行動」（DNA= 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並主張建構新的集體行動理論有其必要性（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3）。事實上，傳播學領域也有類似的平行發展。在網路時代之前，傳媒學者已發展出「媒體邏輯」（media logic）（Altheide andSnow, 1979）以及「媒體化」（mediatization）10 等概念（Deacon and Stanyer,
2014），來理解傳統大眾傳播媒體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然而，在數據及通訊科技不斷演進的過去十年間，社群媒體的崛起興盛，引發傳播學者開始審視新的媒體邏輯，發展新的論述—亦即「社群媒體邏輯」（social media logic）（Van Dijck and Poell, 2013）。11
這兩組文獻脈絡的關切焦點有不小的差異。社運研究較有興趣的是新通
訊工具及互動方式如何影響集體行動，傳播研究則比較關心新型態媒體的操
作方式如何影響每一個人。譬如，各個不同領域的社會行動者可能都將依循
其運作邏輯來調整其行為。這兩組文獻雖然焦點不同，但看待「新模式」的態度倒是十分相似。兩者都提到，新論述的發展，並不表示舊的行動邏輯不
再適用、舊的媒體邏輯已經式微；然而，在這波可能仍在持續進行中的資訊
革命裡，確實有新的行為模式，環繞著「物質基礎」（亦即新工具）正在產
生、建立，這是我們無法否認、忽視的現象，也正是深究新模式、新邏輯的
基本動機（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2013; Van Dijck and Poell, 2013）。
10 「媒體化」乃指其它領域的社會行動者（譬如政治、社會運動），即便不屬於媒體專業，也依循媒體規則、媒體製造邏輯及限制來調整其行動法則。
11 Van Dijck and Poell（2013） 羅列出四個元素—可編程性（programmability）、 群眾性
（popularity）、連結性（connectivity）、數據化（datafication），作為社群媒體邏輯的初探。

492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回到太陽花運動，這個鑲嵌於社群媒體時代的公民運動，在通訊工具及媒體使用行為與以往大為不同的環境脈絡下，確實有許多行動模式，是過往
任何時代所不可能發生的。例如，對運動發起者來說，短時間內發佈大量資
訊是可能的。對潛在參與者來說，短時間內吸收大量資訊亦是可能的。12 再者，與其它原本互不相識的潛在支持者迅速產生連結、協調分工的溝通成本
大幅降低，這也表示自發性地集結一個團隊前去參與抗議行動，以支援某個
尚未有人填補的功能（譬如醫療、清潔），也是隨時可能的事。
以上所舉數例，皆為新工具所帶來的可能性。這絕不是說，所有的人一
夕之間都不再有「搭便車」心態，因而熱切參與追求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
但是，上述這些可能性確實充分顯示了新的行動模式已開始運作。一旦自發性行動的門檻降低、意義提升（譬如，很容易與他人產生連結，要在運動中
發揮實際功能也並不困難），對潛在支持者來說，行動參與的驅動力的確有可能不同於以往，不若過去那麼倚賴既有人際關係的引介。
對照數位連結型社運之理論論述，本文其中幾個發現（包括：自發參與的比例相當高、人際邀約而來的參與程度反而比其他類型來得低）算相當支
持相關說法。這也與香港雨傘運動的初步發現相當類似（陳韜文、李立峯，
2014）。社群媒體既然使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即時互
動網絡，自發性集結行動（autonomous grouping）的發生率便因此而大幅提高（Mercea, 2013）。換言之，潛在參與者的自發性、自主性相對比傳統社運
更高，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形塑社運的要角。

二、社群媒體對公民社會的意義
本文的第二個提問是，社群媒體的使用會提高社運參與的投入程度嗎？
這個問題意義重大，但顯然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文獻回顧的理論部分，我們已知學者之間看法分歧，雖許多人看好社
12 在公共議題之多元性、複雜性經常極高的今日，要藉由簡短口號來動員平日沒有機會關心
該議題的潛在行動者，並不容易，但若社運訴求輔以前因後果的詳盡說明，快速傳閱大量
資訊，讓原本不瞭解該議題的訊息受眾得以有機會在短時間內掌握關鍵資訊，那麼成功動
員的機會便會提高很多。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493

群媒體的民主化潛能，但也有人認為社群媒體不僅不會改變人性（指社運參與的成本經常頗高，高度參與者不可能太多或不容易持久），甚至提供了一
種前所未有的廉價公共參與之選項。然而，從實證研究來看，則有不少研究
顯示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與公共參與或社運參與之間有著正相關。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倚賴社群媒體作為訊息來源的參與者，其參與時數遠比倚賴傳統媒體的參與者來得高。13 使用全國代表性樣本的補充分析更進一步顯示，在控制了年齡、性別、教育及就業狀態的情況下，使用社群媒體越多，
態度就越支持太陽花，公民行動參與的機率也越高。此結論與多數國外既有
實證研究相當一致，但與國內部分文獻「非關上網」的結論則有所差異。
社群媒體真的促進公共參與及社運動員嗎？本文所得之結論，與目前（也都是使用橫斷面資料的）既有實證研究一樣有類似的推論限制—那就是可能會有「反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的問題。也就是說，分析結果所
得之相關，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關心公共議題的人，可能因需要更多元、
較非主流的訊息來源，而傾向選擇非傳統大眾媒體做為主要訊息管道。換句
話說，以目前的資料及分析設計，除了呈現社群媒體與參與時數的正相關之
外，我們終究無法更理想地回答「社群媒體真的促進公共參與及社運動員」
這個問題。
即便因果關係的檢證相當困難、研究推論的限制令人相當沮喪，目前的研究結果仍有其意義。社群媒體與公共參與之間的正相關，如果是由左至右的成分較高（指社群媒體促進公共參與或社運動員），那麼，這表示社群媒體樂觀派，如 Shirky（2008），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樂觀描繪有部分可信度。
反之，如果是由右至左的成分較高（指公共參與程度高的人，更倚賴社群媒
體做為訊息管道），那麼，這表示更為低成本、有效率的新資訊科技，被關心公共事務的社會行動者高度運用，這未嘗不是另一種正面的可能性。
更具體地說，以上這兩種詮釋的版本，可分別以「短期效果」及「長期13 從常識來說，會導致高估「社群媒體效應」的兩大因素是「年齡」及「學生身份」，因為越年輕的人越習慣使用網路及新通訊方式，同時我們已知太陽花的支持者以年輕人為主；
此外，學生可能更習慣使用社群媒體，同時也更有時間參與運動。不過，本文分析中已將這兩個因素納入控制。

49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影響」來理解。假設如批評者所言，「社群媒體促進公共參與及社運動員」
的短期效果相當有限，且因國家政體或社會脈絡而異（Morozov, 2011），去中心化的訊息產製及傳播仍有相當大的潛力發揮漸進的長期影響。Shirky 在另一篇文章裡即提到這個觀點。基本上，Shirky（2011）仍衷心相信資訊及
通訊自由必有利於政治自由（就好比古騰堡印刷術讓宗教改革成為可能）。
不過，對批評者所提出的種種質疑，他亦不完全否定（也就是說在論辯中有所讓步）。然而，他接著指出，相較於以「工具觀點」來看待社群媒體，我們若改以「環境觀點」來看待這波資訊科技革命為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可能影
響，應更有意義，也更為實際。何謂「環境觀點」？Shirky 強調，真正有利
於民主自由發展的關鍵因素並非新科技工具，而是強大的公民社會；而提供
多元觀點的訊息管道及低門檻的輿論交流或公民互動，乃豐富公共領域、強化公民社會的重要輔助工具。
不過，需提醒讀者的是，面對此研究結論我們仍需謹慎以待。太陽花運
動有一定的議題特殊性，一方面與敏感的國族議題相關，二方面也跟直接的政黨政治、政治社會連結。社群媒體在其他議題上，特別是具有高度倫理、
價值爭議的議題的社會運動（例如：廢死、性工作權），是否具一樣的效果？
此方向值得進一步探究。這也是本研究在進一步推論上的限制。
整體來說，本研究所呈現出來的圖象，確實支持了 Shirky 的論點。不論是綜合國外最新相關研究，或是以本文資料來觀察臺灣土壤所開出的這朵
太陽花，目前均一致地發現，使用社群媒體的習慣與頻率，與積極的政治參
與、公共事務參與或警醒的政治態度都有關連。此圖象若以「社群媒體促進
公共參與」來詮釋之，乃符合 Shirky 所預測的「短期效果」；若將此圖象理解為「更為低成本、有效率的新資訊科技，被關心公共事務的社會行動者高度運用」，則表示社群媒體可能具有強化公民社會的「長期影響」。新通訊科
技工具或許並沒有立即促進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神效，但只要關切公共事務
的公民充分掌握新工具所帶來的優勢（譬如，促進公共事務相關資訊之公開
透明化，提升多元觀點對照與辯論之能力），將有利於公民社會之長期耕耘，
而強大的公民社會，正是民主鞏固的最佳土壤。

495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附錄：補充分析之變項描述統計（N = 1,855）
平均數或%

標準差

Min

Max

態度：支持太陽花運動a

3.2

1.1

1

5

行動：過去一年參與公民行動之種類b

0.5

0.9

0

6

平均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幾小時

0.9

1.6

0

70

年齡

46.5

17.4

19

97

男性

50.0%

被解釋變項

解釋變項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29.5%

高中職

26.5%

專科

11.5%

大學及以上

32.5%

就業狀態
學生

4.4%

目前有工作

65.0%

目前無工作，亦非學生

30.6%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2014 年（公民權組）（傅仰止等，2015）a
態度原始題項：「請問您支不支持反服貿協議運動？」編碼為 1（非常不支持）～5（非常支持）。
b
行動原始題項：以下政治或社會行動，請問您過去有沒有做過或將來會不會做這些事？（a）
請願（簽名）連署；（b）因為政治的、倫理（道德）的、或是環保的理由拒絕購買或是特別
去購買某些產品；（c）參加示威遊行；（d）參加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e）找政治人物或公職人
員表達您的看法；（f）捐錢給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或者幫他們募款。勾選「過去一年中有做過這件事」者編碼為 1，沒有為 0，加總後全距為 0～6。（此變項之樣本數為 1,762）

49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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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

The Coming of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Ties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Wan-ch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eng-hao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Su-jen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The Sunflower Movement, which occurred in the spring of 2014 in Taiwan,
has shaken the political kaleidoscope of Taiwan. Based on a survey of sit-in
demonstrators around the Legislative Yuan during the protest, this study explores
to what extent the logic of the collective (as well as perhaps connective) action
reflects the current social movement discourses.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wisdom, strong ties are not more effective in inducing higher levels of protest action.
Among the sit-in participants, those who came on the basis of real life personalties stayed much fewer hours than those who came spontaneously or in answer
to the call of “netizens”. However, the strong ties brought more participants,
whereas the weak ties (netizens) contributed to a much smaller percentage ofparticipants.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social media users spent significantly
longer hours at the protest site than traditional media users.

Key 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ocial media, social
ti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Volume 28, Number 4, pp. 46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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