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障礙標籤與論述的新聞內容分析張恒豪＊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王靜儀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比較使用「殘障」、「身心障礙」指稱障礙者的報導中的障礙者形象、新聞模型、以及新聞類別的差異，以檢視被汙名的群體，其標籤改變對公共論述內容的影響。同時分析媒體的障礙論述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本研究發現：(1) 新聞用詞確實在法
令修改後，逐漸使用身心障礙者取代殘障。(2) 在使用「殘障」、「身心障礙」的名稱時，新聞的論述類型與論述方式差異不大。(3) 從台灣歷史脈絡的差異發現，障礙者無助的形象在不同歷史階段有顯著的差
異，而且比例越來越高。新聞類別，只有愛心慈善新聞在 2008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後顯著升高；而慈善報導中，障礙者多為接受幫
助的對象，報導多為宣揚主辦單位的善行而少有障礙者的發言空間。
本文的結論是：由上而下的障礙者標籤正名對新聞內容的影響有限。
此外，慈善論述在近年來比例反而增加，可能是台灣的障礙者正名運動，主要是由專家學者參考西方的脈絡所推動，缺乏強而有力的社會運動動員與社會共識；且在公辦民營的制度下，服務型非營利組織大量興起，慈善活動增加，也使得相關報導增加。
關鍵詞：慈善、內容分析、障礙、標籤、汙名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2016 年 6 月），頁 1-41。
收稿：2014 年 9 月 30 日；接受：2015 年 11 月 5 日。
＊
第一及通訊作者。通訊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Email: henghaoc@mail.ntpu.edu.tw。

研
究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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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From “Handicapped” to “Disabl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Disability Labels and Discourse
in Taiwanese Newspapers
Heng-hao Ch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Jing-yi W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ombating disability stigma and labels has been the political agendaof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This research uses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naming the disabled from “cán jhang” (殘障 thehandicapped) to “sh n x n zhàng ài” (身心障礙 people with physical andmental disabil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ability in Taiwanese public
discourse from 1953 to 2014. We examine the images of disabled people,
the model of the newspaper narrative, and the typology of newspaper
content with different disabled label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We use
systematic sampling to collect data come from the United Newspaper database from 1953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of the disability
label by law did not change the model of the newspaper narrative but partly
transformed the images and content of disability newspaper reports. There
are more images of care burdens and more newspaper coverage on careissues under the label “cán jhang.” Comparing disabili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odel ofnewspaper narrative, but there are many more images of helpless disabled
people. In addi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ly more disability charity events
mentioned in newspapers after 2008. Finally, we discuss the content of thecharity events, where disabled people are always the subject of being helped
and their voices are usually unheard. We argue that the relabeling of
disability in Taiwan was advocated and promoted mainly by scholars and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

politicians and lacke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consensus.
In addition, under public-owned and private-managed social policies, thenumber of service-orient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se organizations compete for resources. Thus, news
discourses of the charity model increased after 2008.
Keywords: charity, content analysis, disability, labeling, stigma

Taiwanese Sociology Number 31 (June 201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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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我習慣叫自己殘障者，而不是身心障礙者。有一些殘障者偏好用
殘障，不喜歡用身心障礙者。因為叫自己身心障礙好像身體、心理都
有障礙的感覺。
—行無礙總幹事 許朝富「演講開場白」2014 年 4 月 7 日

一、前言從原住民的正名運動開始，「正名」近年來成為台灣被汙名化的群體試圖去除汙名的策略。在身心障礙團體部分，有自閉症患者家長
組成的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認為「自閉症」會誤導大眾「以為他們可以自行「打開心扉、走出封閉」，因而倡導使用「肯納症患者」
代替「自閉症」（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2012）。2014 年
台灣精神醫學會也在網站上發布公告，聯合康復之友聯盟、衛生福利
部推動以「思覺失調」取代精神分裂症，希望去除病友族群長期以來的汙名形象（台灣精神醫學會 2014）。台灣障礙者的正名，從法令上推動將「殘障」改變為「身心障礙者」開始。本文開頭引用行無礙總
幹事演講的開場白可以說明正名所引發的爭議：官方的正名不一定完
全得到民間的認可。
另外，根據一個非正式的網路投票，有 51% 的障礙者偏好自稱為殘障者，42% 偏好自稱為身心障礙者（Imperfect 部落格 2009）。雖
然該調查的樣本很少，難以進一步深入推論。然而，法律上障礙標籤
的改變，跟日常生活互動中障礙者自己對用字想像所存在的差距卻值
得反省。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汙名與正名可以在 (1) 日常生活的互動、(2) 現代國家體制對少數團體的肯認 (recognition) 與命名、(3) 公民團體對群體標籤的認同與想像，以及 (4) 媒體對不同族群的標籤與
論述等四個不同層面討論。四個層面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共識。然而，改變標籤以去除弱勢族群汙名的效果為何，卻很少被實際地檢視。
本研究針對報紙的內容，做長期的內容分析，試圖探討「殘障」、「身心障礙」這兩個標籤在媒體論述使用中所呈現形象的實質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5差異。同時，本研究將進一步檢視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過程，新聞媒
體論述再現的障礙者有何變化？在新標籤出現之後，媒體公共論述對
障礙者的觀點是否改變？

二、文獻回顧（一）障礙的汙名
Erving Goffman (2010) 的《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敘述被
汙名者如何管理受損的身分。在我們的研究中，障礙團體與立委的「正 名」行 動，是 一 種 欲 符 合 社 會 常 規，印 象 整 飾 (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手段。正名不是要隱藏身分，而是創造去汙名的新標
籤及新身分，在弭除不同受汙者之間差異的過程，希望可以從建立新標籤的正當性過程中，重新翻轉汙名形象。根據 Bruce Link and Jo
Phelan (2001) 對汙名的定義：標籤、刻板印象、區分我群、失去社會
地位、歧視，都是汙名的一環。而且他認為這些元素在具有權力關係
的情境 (power situation) 發生時，即代表汙名存在。也就是說，汙名不
是自動自發產生，而是具有優勢地位的群體運作後的結果 (Link andPhelan 2001)。
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殘障、身心障礙是被建構出來的複雜多變
的流動概念，且隨著歷史、文化、國家體制與醫療專業的擴張而有所
不同（張恒豪、蘇峰山 2012）。醫療社會學家，同時也是障礙研究的
先驅 Irving Zola (1993) 認為，障礙者的汙名是在個別經驗一般化的過程中，因人們被當做分類範疇而不被個別對待，故而受到貶抑。國家
的肯認與法律的範疇是構築障礙邊界與汙名標籤的重要依據。
障礙研究者大多認為，國家體制對障礙的觀點逐漸從慈善模式、
醫療模式、轉換為社會模式、權利模式（Scotch 2001；廖福特 2008；
張恒豪、顏詩耕 2011）。慈善模式的觀點認為，障礙者是社會施捨、幫助的對象。醫療模式視障礙者為需要矯治、復原的病人。社會模式
認為障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因素造成的；權利模式則認為6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障礙者應該享有跟一般人同樣的生活權利。然而，國家政策與概念上
對障礙者觀點的轉變是否影響媒體對障礙者的論述，是值得被探究的問題。

（二）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在台灣的社會情境，殘障一詞有其歷史文化背景（陳惠萍 2003，
張恒豪、蘇峰山 2012）。台灣在不同時間點改變對障礙的定義與範疇，實與當時代的法律背景邏輯與社會輿論相互扣連。1980 年〈殘障福利法〉公布時，殘障者的種類包括視聽殘障者、聽覺或平衡機能殘
障者、聲言機能或言語機能殘障者、肢體殘障者、智能不足者，及多重殘障者等六類。1990 年殘障福利法修正擴大原法的適用範圍，增加顏面損傷、植物人、老人痴呆症和自閉症患者。1995 年修法，身心障礙類別增加慢性精神病患者，2001 年增加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及
其他罕見疾病。從立法院會議紀錄可得知，財政支出問題是影響法令
適用範圍的重要因素。1 政府對於誰屬於需要支持服務範疇的認定，也會影響哪些人被納入身心障礙者的範疇，例如 1995 年討論精神病
患者是否納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範圍時，因〈精神衛生法〉無法給予醫療以外的福利，立法委員以保障其人權、生活品質為由，主張將慢性精神病患者納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保障的範圍內。2 這一方面使得〈殘障福利法〉的範疇擴張到精神障礙。更重要的是，在國家法令的層次，開始面對並體認到醫療模式的診斷、治療邏輯，以及社會福利提供障礙者社會支持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必要加以整合。
在障礙者的正名政治上，維護障礙者權益的法令〈殘障福利法〉
的名稱，於 1997 年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 31 期中，立委徐中雄提到身心障礙者必須正名的理由：3

1
2
3

立法院公報處，1979，《立法院公報》第 69 卷第 26 期，頁 55-64。
立法院公報處，1995，《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20 期，頁 41-57。
立法院公報處，1995，《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1 期，頁 48-62。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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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除「殘障」二字予人之負面觀感及因應「殘障者」重新
定義為「個人因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其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
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者」，將全案之「殘障」修正為「身心障礙」。
然而，1995 年的修法最後未能修改殘障福利法的名稱，但將慢性精神疾病納入法律適用範圍內，直到 1997 年經過朝野協商決議，才將〈殘障福利法〉修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4 也因為把慢性精神疾病納入，才加入「身」「心」障礙者。1994 年修法過程中，徐中
雄委員再次闡述殘障與身心障礙的差異：5
因為殘障本身只是短暫的現象，並不是長久的現象，所以克
服殘障就是使其殘障現象消失，再重新投入社會，以我本身
而言，目前我對社會的參與並無障礙，所以不能視為殘障，
只是有肢體的障礙。這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問題，需要
加以正名，因為殘障為一社會性的偏見或標記，所以將其名稱改為「身心障礙」，以「障礙」取代「殘障」是有其道理
的，因為殘障是屬於機能性的，身心障礙則是涵蓋社會性或
功能性的意義，當社會性及功能性的身心障礙參與社會沒有
問題時，不能稱為殘障。謹在此特別提出並加以正名。
從這段引言中可看見徐中雄是採取社會模式的觀點來正名的，他認為應藉由用詞的改變，進行一次台灣社會對於障礙概念上的典範轉
移。從美國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以下簡稱 ADA）法案的
通過例子，可看到該法案的確使得美國媒體形塑的障礙者形象開始產
生改變 (Haller et al. 2006)。

4
5

立法院公報處，1997，《立法院公報》第 86 卷第 5 期，頁 51-238。
立法院公報處，1994，《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47 期，頁 33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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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除了標籤的改變，在媒體的語言用字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明文規定，媒體不得使用歧視性字眼，或產生不顧事實之歧視
的新聞論述（〈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第 7 章第 74 條）。然而，
我們還是可以在報導中找到流於刻板印象的障礙者，如愛心公益廣告中被幫助的對象。媒體不斷複製出現的刻板印象，可能對障礙者造成
汙名化的認同，也加深大眾對於障礙者歧視。例如心智障礙者成為加
害人的比例遠低於受害者，但新聞報導重複報導他們是危險、難以控
制自己的形象（孫一信 2006）。換言之，何謂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
在法令、社會共識、社運運動團體與相關學術研究專業中沒有一定的共識。因此，在台灣公共論述中的身心障礙者是什麼樣的樣貌？法律用語對常民認知與公眾論述的影響，是可以進一步檢視的問題。
特別是台灣對身心障礙的鑑定與分類，仍然以醫療觀點做為社會
控制的管理手段，依據損傷程度，把人群二分為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邱大昕 2009）。結果是醫療鑑定結果的使用超出治療範圍，被應用
為社會福利、保險等社會不同層面的標準 (Howards et al. 1980: 119)。
在障礙醫療化的影響下，媒體可能複製醫療觀點下的身心障礙者。損
傷成為決定誰是身心障礙者，可以獲得多少福利的關鍵，卻忽略身心
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個人角色與社會環境因素，即使是一樣的損
傷，但需要的幫助可能不同的事實。雖然障礙研究引進了批判醫療化
的觀點，但公共論述上是否開始去醫療化？也是值得進一步檢驗的議
題。

（三）障礙的媒體再現
媒體的再現是選擇性地呈現所謂社會真實。而媒體對少數、弱勢團體的再現是多面向而複雜的。Stuart Hall (1995) 提到在媒體論述中，
媒體希望對少數族群表達親善的關懷，因此報導中的弱勢族群與主流
社會的關係較為和諧（轉引自倪炎元 1998）。以廣為人知的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為例，倪炎元 (1998) 討論原住民的正名運動過程在媒體中如
何被再現，論述對抗的過程。針對障礙的媒體再現，國外已經累積不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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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研究成果。Zola (1985) 針對美國電視節目的內容分析研究就指出，
在主流媒體中，障礙者要不是不存在，就是扮演不重要的角色。而障
礙者的角色也往往是單面向的：依賴、沒有生產力、需要照顧的。
Colin Barnes (1992) 分析英國名著、電視、電影、廣播新聞的內容也指出，媒體所呈現的身心障礙意象，有可憐的、受害的、邪惡的、有特
殊風格的、克服障礙超越一般常人的殘障者 (super-cripple) 、受嘲笑的
對象，只有少部分的障礙者在媒體中是一般、正常的。Beth Haller(1993; 1999) 針對障礙者抗爭報導的研究指出，在抗爭報導中，障礙者
被視為為權利抗爭之法律、文化上的少數群體。但另一方面，報導仍
強調障礙者經濟方面的弱勢或生理層面的損傷。Nora Gold and Gail
Auslander (1999) 則針對以色列、加拿大的主流報紙進行跨國內容的分析，發現各國的障礙者報導角度受到文化差異、社會價值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但仍有相似之處，例如障礙者遇到的主要阻礙是就業、收
入、服務的可近性，並且各國報導都引述大量的國家和醫療機構的發言。
除了將障礙文本類型化之外，研究者也進一步探討文本的作用與效果。Sharon Snyder and David Mitchell (2001) 指出，障礙者往往被偏差化，被認定是社會的潛在威脅。再者，許多著名的電影、攝影作
品，如電影《象人》，往往以非人的、類似動物的方式比擬、指涉障礙者 (Hevey 1997; Drake 1994; Shakespeare 1999)。Rosemarie Thomson(2001) 認為奇特的障礙者意象，引導觀看者敬畏障礙者；觸動情緒的障礙者意象，使觀看者憐憫障礙者；怪誕的障礙者意象，使觀眾將障礙者視為異類；真實的障礙者意象，使觀看者可以仔細地檢視自己和
障礙者的不同。這些障礙者在攝影作品上的再現，建構了社會對障礙者的觀感。其中，對慈善行為的批判分析最能顛覆主流社會慈善的想像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建構。Tom Shakespeare (1999) 就指出，慈善活
動的運作是一種透過對「可憐他者」捐獻產生優越感的機制。透過慈
善捐款的行為，一般人「他者化」了障礙者，同時建構自己「正常人」的認同與優越感。Paul Longmore (1997) 的分析也指出，每年電視10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節目的慈善晚會，是美國透過他者化障礙者，建構國族主義的儀式行為。這類的全國性慈善晚會節目，慶祝美國個人主義式的成功，有能力幫助障礙者。同時，慈善節目在捐款的儀式過程中，他者化受贈者，將障礙重新定義為個人的議題。Karen Beauchamp-Pryor (2011) 也
批 判「治 癒」(cured) 的 論 述，慈 善 團 體 常 用「神 奇 的 治 療」
(miraculous cure) 論述來募款，推動各種新的治療、消除障礙的醫學研究。然而，在神奇的治療論述中，障礙者只是彰顯醫療進步的客體。
障礙者被定義為不正常的身體，想要且需要被治癒。換言之，神奇的
治 療 論 述 只 是 進 一 步 將 障 礙 定 義 為 不 受 歡 迎 的 差 異 (undesireddifference)。
台灣相關的研究在近幾年來也獲得一定的關注。周平與郭峰誠(2008) 探討殘障笑話文本中的殘障想像並指出「他者的汙名化」、「常體的自我異常化想像」以及「自我解嘲與自我超越」三種笑話類型。張恒豪、蘇峰山 (2009) 針對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指出，障礙者很少
出 現 在 課 本 中，指 稱 方 式 則 從「殘 廢」，轉 變 為「（身 心）障 礙者」，課文中身心障礙者的論述不是可憐的、需要幫助的，就是勵志，可以鼓舞一般人的。「障礙」被定義為個人問題，缺乏障礙者的聲音與世界觀，也缺乏障礙者的異質性及多元文化觀點的討論。
身心障礙族群中的異質多元，使得身心障礙者的汙名也有多元的面貌。針對特定自閉症的研究也顯示，以家長為主的慈善團體論述
中，不論年齡大小的自閉症患者多被形塑為「像小孩一樣」(Stevenson
et al. 2011)。精神障礙者和其他障礙者在媒體中的刻板印象則不同，
媒體習以負面形象誇大精神障礙者的異常行為，特別是暴力行為（Coverdale et al. 2002；管中祥 2012）。智能障礙者卻被呈現為需要
幫助、被肯定的形象 (Chen et al. 2012)。管中祥等 (2010) 分析四大報
的精神障礙報導，呈現出「暴力與犯罪」、「無能與無知」、「可笑滑稽」與有條件的「成就」等四個類型的精神障礙者。管中祥 (2012)
進一步深入訪談新聞從業人員發現：其實新聞從業人員並非「有意」
汙名化精神障礙者，甚至不解為何報導會引起反彈。主要是因為在報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11

導的實務中，新聞從業人員沒有意識到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歧視性
的精神障礙新聞不過是反映正常人眼中的異常者，以及新聞從業人員中產階級的性格。顯而易見地，關於障礙者汙名與歧視論述的研究已
累積相當多的成果。然而，相關研究卻缺乏對看似正面的慈善與愛心
論述加以批判性地反省。善意的汙名化效果以及善意背後代表的主流
意識形態為何？都有細緻化深入探討的空間。
針對新聞報導論述如何再現障礙者的研究，除了障礙者的形象分
析 (Barnes 1992) 之外，Emma Briant et al. (2013) 研究英國障礙新聞框
架的歷史變遷，他們比較了 2004-2005 年、2010-2011 年兩個時期障礙
者政策的報導，並假設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機是造成社會對削減預算政策態度丕變的轉捩點。結果發現：2004-2005 年的報導抨擊政府
和社會福利、機構的專業人士的失敗，但到了 2010-2011 時期將福利
議題視為救濟金問題，且與障礙者的能力相關的負面詞彙變多；對特
定障礙族群報導「有資格」得到補助的比例大幅下降，視障礙族群為公害，而報導中也時常引用政府立場的發言。除此之外，比較兩時期有關克服障礙或逆境的勵志溫馨報導數量，也發現在 2010-2011 年少
很多。藉由不同時期媒體再現的比較，可以觀察政府議程和社會輿論
的轉變。
美國媒體在 ADA 法案通過後，障礙社群的認同成功地改變媒體選擇障礙術語，但即使稱呼障礙者的用詞改變，研究也發現新的標籤
仍與負面的障礙者形象連結 (Haller et al. 2006)。隨著社會脈絡、法令
的變遷，障礙者代表的意義、狀態不斷變動，不同時代的台灣媒體論
述於再現障礙者概念時，反映了什麼不同的障礙者樣貌？
換言之，成功推動修法不等於就此消除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所受
到的偏見與歧視。應該分開檢視正名在法令、新聞中的效果。新聞論
述也是經過文化價值折射後產生的結果，分析媒體報導中的障礙者再現，可觀察障礙者汙名建構變化的過程，提供汙名研究的新聞再現分
析。綜合汙名以及媒體再現之文獻，台灣尚未有系統地用內容分析整
理公共論述中的障礙者形象，特別是以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待障礙論

12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述的轉變。再者，國內外文獻也未曾研究改變障礙標籤對障礙論述產
生哪些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三：(1) 梳理台灣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中，障礙標籤與障礙論述類型的轉變過程。
(2) 分析障礙標籤的改變和新聞媒體障礙論述內容之間的關聯，以探討殘障標籤的改變是否產生去除汙名的效果。
(3) 從台灣歷史脈絡，探討台灣障礙相關法令、政策與新聞論述中
障礙概念間的關係變化。

三、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簡單的定義是「針對傳播的明顯內容，做客觀、系
統、定量的描述」（Barelson 1952: 18，引自游美惠 2000: 9）。本研
究涉及大量的新聞報導內容。因此，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將我們的
研究問題與相關的障礙理論框架化為可操作的研究步驟，也藉此界定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範圍。本文以內容分析法比較使用「殘障」、「身心障礙」指稱障礙者的報導，檢視被汙名化族群標籤的改變對公共論
述內容的影響；同時，分析不同歷史時期，殘障與身心障礙的新聞論
述內容轉變。
在內容分析的操作上，游美惠 (2000: 15) 指出：
一個嚴謹的內容分析研究，……應該兼顧情境因素做細緻的分析之外，一個適度建構的樣本或是適切掌握分析的訊息系
統，以及在適當的分析行文當中，以文本的文字內容來呈現
佐證，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本研究的分析內容，除了將新聞內容分類並統計外，也兼
顧新聞內容論述的討論與分析，並把分析的結果放入台灣的歷史脈絡
中檢視。換言之，內容的量化分析只是便於本研究有系統地梳理大量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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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資訊，實質內容上的差異及轉變，與台灣情境之間的關係才是本研究的重點。

（一）資料來源
戰後台灣的報業有不少轉變，其中能長時間追蹤研究的報紙只有《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考量資料取得的便利、開放程度與完整度，以及橫跨的時間長度，本研究資料以《聯合報》資料庫的全部報
導做為資料來源。搜尋過程中，排除資料庫中《民生報》和《聯合晚報》的報導，因為這兩份報紙發行的時間與《聯合報》不一致。雖然
只分析一家報紙可能會影響其代表性，然而受限於時間與資料的完整性，本研究仍以《聯合報》1951 年 9 月 16 日至 2014 年 3 月 13 日的報導做為研究母體。

（二）母體、抽樣與樣本
考量用來指稱身心障礙者的不同標籤，我們先以「殘廢」、「殘障」、「殘疾」、「身心障礙」在《聯合報》資料庫中搜尋，共得到
61,434 筆資料。在上述四種標籤中，「殘疾」略早於「殘障」，於1951 年就可見，出現的時間最早。殘障標籤則於 1953 年出現，晚了殘疾兩年。1961 年，才有用「殘廢」這個詞來指稱障礙者的報導。
「身心障礙」這個標籤則最晚，於 1966 年才出現，但逐漸與殘障成為障礙族群標籤的主流。殘疾報導的資料較少見（圖 1），使用殘疾
的新聞數量雖一直維持在百篇以下，但隨著時間推近，我們從樣本中發現不少「殘疾」新聞其實是中國新聞。中國在 1980 年代後開始使用「殘疾」這個詞彙，例如中國官方使用「殘疾人」來代表障礙群體
(Stone 1999)。利用關鍵字篩選使用殘廢指稱障礙者的報導，約有 1,700
筆資料不符合本研究範圍，部分是理財保險訊息的用詞，並非身心障
礙者的議題；此外，殘廢也很常出現在貓、狗等動物相關報導，或用來形容不完美的事物。因此，我們以殘障與身心障礙標籤為主要研究
比對的資料，殘疾與殘廢這兩個標籤則不在本研究的範疇內。

14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由於兩個標籤的新聞檢索的資料過於龐大，我們採用系統隨機抽
樣，以「殘障」、「身心障礙」做為關鍵詞篩選《聯合報》的報導，蒐集到 53,718 筆資料，依照報導日期排序，每一百則抽一則做為研究樣本。以「殘障」為關鍵字在聯合知識庫搜索，共搜尋到 27,778 筆資料，系統抽樣後扣除無效樣本 2 筆，共有 275 筆報導資料做為我們的分析樣本。以「身心障礙」為關鍵字在聯合知識庫搜索，共搜尋到
25,930 筆資料，系統抽樣後扣除無效樣本 1 筆，共有 258 筆報導做為
我們的分析樣本。

（三）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回顧，經過反覆討論，形成分析新聞樣本的操作架構為四大類：基本資料、障礙形象、報導模型、障礙議
題。以下說明各類別下的變項操作性定義：
1. 基本資料(1) 報導使用詞語：身心障礙或是殘障。(2) 時間：新聞報導出現的年度。(3) 報導的訪談對象：包含醫療專業人士、倡議團體、障礙
者、其他專家、無訪談對象。
2. 障礙形象本研究以 Barnes (1992) 對過去藝術作品、電影等的十項分類為操
作化的分類基礎：(1) 可憐、可悲的形象 (The Disabled Person as Pitiable
and Pathetic)；(2) 受 暴 對 象 (The Disabled Person as an Object ofViolence) ；(3) 邪惡的 (The Disabled Person as Sinister and Evil)；(4) 做為帶來神祕詭譎氣氛的角色 (The Disabled Person as Atmosphere or
Curio)；(5) 超級障礙者 (The Disabled Person as Super Cripple)；(6) 嘲弄的對象 (The Disabled Person as an Object of Ridicule)；(7) 障礙者做為他們自己最壞、唯一的敵人 (The Disabled Person as Their Own Worst
and Only Enemy)；(8) 障礙者是負擔 (The Disabled Person as Burden)；(9)性慾不正常 (The Disabled Person as Sexually Abnormal)；(10) 無法
完全參與社群生活 (The Disabled Person as Incapable of Participating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15

Fully in Community Life)。在初步編碼分析後，受暴形象、嘲弄對象、邪惡形象、人格不完整等被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的角色在新聞
論述出現次數過少，所以，我們將這四個類別合併為其他。
在 Barnes 的形象分類基礎上，本研究將「可憐、可悲」和「需要被幫助」的形象分開觀察，因為前者呈現障礙族群在社會中不受重視
的形象，障礙者與健常人關係不和諧，原因在於健常人、社會做得不夠好、有虧欠。例如這樣的報導：「以往家人有殘障，大都關在家中，不僅諱疾忌醫，甚至羞於見人，即剝奪他們的受教權。也讓他們
更加封閉，老天爺已經薄待他們，世人更對不起他們。」（聯合報2002）。然而，一樣都是弱勢的形象，需要幫助的形象卻被使用來加
強健常人有能力、積極幫助弱勢的刻板印象，營造出障礙者與健常人
關係親善的樣貌：埔里鎮地中海溫水游泳池免費提供場地，讓埔里國小特教班
學生學習游泳健身，師生、家長很感激，昨天前往致贈「愛心滿溢」感謝牌給業者張鴻儒。張鴻儒說，助人為快樂之
本，希望有更多人伸出援手，關心這些弱勢族群。（聯合報2004）。
除了可憐、可悲與無助需要幫助的形象外，我們希望區別出慈善觀點的上對下施捨救助與平等對待的互動關係，因此增加「需有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這個類別。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報
導有時會省略障礙者的困境，而將障礙者視為社會或是家庭照顧的負
擔，因此本文增加了「社會、家庭負擔形象」這個類別。
此外，報導中出現很多非典型的超級障礙者形象，但是並非強調
障礙者超越一般人的成就，而是描述障礙者奮鬥不懈的形象，因此在分析上將「積極面對生活」（樂觀、不屈服等）與「超級障礙者」區
分，例如敘述障礙桌球手的故事報導，出現詳細的練習過程：

16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一歲多就因小兒麻痺而被打入殘障世界的她，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成為運動選手，並且還能在世界賽拿牌。……個性是要
做就做最好的，為了拚雪梨殘障奧運，她形容自己是「一週打八天」，每天下班後都在練桌球，有時還要用到上班前的時間，苦練沒有白費，她跟隊友魏美惠聯手拿下團體銅牌。
（聯合報 2002a）。
在操作化上，我們會蒐集一則新聞中同時出現的所有形象，而非將一則新聞中出現的不同形象化約為一個代表形象。
3. 報導模型
為了進一步檢視標籤的差異和新聞報導內容的關係，本研究以Gold and Auslander (1999) 建構的傳統、進步與混合分類，做為新聞敘
事模型的分類基礎。Gold and Auslander (1999) 界定傳統模式的報導包
含個人模式的障礙觀點，類別如下：特定職業、特別教育（隔離課程）、慈善或政府支持、醫學或疾病觀點的障礙者、復健、金錢補助、安樂死、器官移植和將障礙者描繪成危險或有威脅的形象。另
外，本研究也認定超級障礙者論述（super-cripple，大肆吹捧障礙者的勇氣、決心，以塑造障礙者成為英雄）是傳統論述。
進 步 模 型 的 報 導 反 映 社 會 模 式，類 別 包 含：歧 視、認 識(awareness)、整合、回歸主流教育、運動、藝術、適應之科技、自立
生活、障礙記者製作的報導。在本研究中，傳統模式報導的共同點在於將障礙者視為國家社會施捨救濟的對象，也是醫療治療行為下的客體。傳統觀點下的障礙者議題，會將焦點放在障礙者身心的康復或是社會給予的補償。與之相反的觀點，本研究認為的進步模式有：以社
會模式詮釋的障礙觀點，文化多元主義、少數人公民權模式，以及消
費者模式 (consumer model) 詮釋的障礙者，認為障礙者遭遇的障礙是
社會無法遷就障礙者的損傷，讓他們能平等參與生活環境中的活動。
進步模式的共通點在於，視障礙者為有權利的主體，要求消除制度和
環境的限制；並承認障礙者獨特的經驗，不追求符合正常人的價值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17觀。如果是傳統、進步兩種模式的特色同時出現的報導，我們則將之歸類為混合模式。
以聯合報 (2001) 的報導做為傳統模型為例，報導中提到政府發放
慰問金：「縣長為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各發放 5,000 元及 2,000 元
的春節慰問金，經趕工後，昨天也都撥入各人帳戶中，讓弱勢族群過個溫馨的春節。」報導以「一般人」的視角，將障礙者視為沒有能
力、需要社會幫助的客體，障礙者與老人一起被簡化成弱勢族群。而
以聯合報 (1989) 的報導做為進步模型的例子，此報導強調障礙團體在
面對聯考限制時積極地與教育部協調，使得考試制度限制大幅放寬，
為障礙者爭取平等入學的權利。報導以障礙者為發聲主體，新聞焦點是障礙者的權利。而混合模型常見的論述方式則是：報導論述的口吻
採取傳統模式的觀點，但記者報導的事實卻又是進步觀點下產生的事件。顯現社會現實與記者詮釋之間可能有落差，但這個落差可能引導讀者以傳統模式的觀點看待新出現的政策或是障礙者行動。
對照台灣新聞進行編碼時，仍有若干議題無法分類，或不符合傳
統、進步這兩種分類的狀況發生。因此，在實際操作時，本研究仍先
以障礙者在報導中是「被保護對象的客體」或是「保障其公民權利的
主體」為分類基準。例如，一樣是要求政府支持的議題，聯合報(2000b) 報導障礙團體與政府官員接洽，獲得一輛交通車。聯合報(2000a) 報導一名身心障礙人士向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勞工權益。前者會被歸類為傳統模式，後者則是進
步模式。
4. 新聞議題分類：
除了媒體塑造的障礙者形象，我們也整理台灣新聞媒體報導中，所關注與障礙有關的議題。由於一則新聞可能同時涉及一個以上的主
題，因此編碼過程採用複選。本研究將媒體論述中呈現的議題分為七
類：治療診斷、愛心慈善活動、補助津貼優惠、教育議題、促進就業
政策、照顧、無障礙議題。
(1) 治療診斷：報導內容有無提到障礙者的治療、疾病診斷等醫療

18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細節。
(2) 愛心慈善活動：提及為障礙者或由障礙者自行舉辦的募款音樂
會、運動會等，以愛心或慈善為訴求來尋求外界支持的活動。
(3) 補助津貼優惠：提及政府給予障礙者及其家庭現金之照顧政策，或與此相關的障礙者家庭故事等。
(4) 教育議題：報導提及特殊教育、融合教育之訊息、政策討論，
或是障礙者生活中遇到的教育問題。
(5) 促進就業政策：政府宣布就業政策、障礙者的就業問題討論或就業諮詢管道和消息等，包含愛國獎券、視障按摩爭議的討論。
(6) 照顧：報導討論障礙者的照顧責任、照顧的故事等。
(7) 無障礙議題：報導關注障礙者的交通問題與無障礙設施、資訊等，或訪問障礙者遇到環境障礙的經驗。
5. 台灣障礙政策的歷史分期
為了進一步探討障礙新聞在台灣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本研究以
台灣社會身心障礙者政策的轉變、障礙者倡議團體的運動史兩條軸線
分期，希望可以觀察出不同時期報導論述的變化。參考現有針對障礙者運動文獻的歷史階段分期與政策轉變時間點（張恒豪 2011；林昭吟
等 2012），將 1951-2014 年的報導，依法令的修訂、政治社會情境的變遷分為四個時期：1953-1986 年，1987-1997 年，1998-2007 年，
2008-2014 年。
1953-1986 年這段時期，國家給予障礙者救助式的措施，例如技
藝訓練、設立提供照顧服務的收容所等。但障礙者所受到的照顧主要
還是來自於家庭、宗教或慈善團體的機構收容，而 1980 年訂立的〈殘
障福利法〉，提供了障礙者倡導其權益的合法性基礎。但障礙者的福利模式還是以家庭主義的殘補式服務為為主。
1987-1997 年，台灣社會福利有明顯的進展。1987 年台灣解嚴，
與社會議題有關的團體開始提出訴求，可以說解嚴後十年是台灣社會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19

福利的黃金十年。6 此階段社會福利預算大幅上升，林萬億 (2006) 認
為是頻繁抗爭導致資源分配改變的結果。而障礙者相關倡議團體的出
現、結盟，如殘障聯盟，開始為障礙者各項社會權利（教育權、工作權、參政權等）發聲。障礙者在生活中的處境獲得大眾及媒體關注。
1997 年初，跟隨美國社會福利民營化的腳步，內政部公布〈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及契約書範本〉，使非營利組織和政府在福利服務議題開始制度化的合作關係（林萬億 2006: 135）。
1998-2007 年出現了更多大量承接政府公辦民營政策的服務性組織。政 府 與 障 礙 組 織 的 關 係，逐 漸 轉 變 為 合 作 關 係 (Tsai and Ho2010)。障權團體開始加入制定政策的過程，而非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1999 年〈地方制度法〉實施，福利預算由中央主導轉而下放地方。
2008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其用意是「認為保護的字眼讓人感覺到是強對弱、上對下的概念；我們更是認為其中所訂定的內容都是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基本權
益」（立法院公報 2007），試圖利用修改法令名稱，扭轉過去醫療觀點的福利邏輯。除了做出宣示之外，也給予障礙者實質的權利保障，
規範負責障礙者各項權利的權責機關。
整體而言，1986 年之後身心障礙相關的政策發展方向一致，障礙
者的福利資源越來越多，且逐漸從補助轉為服務支持。法令也朝權利
模式的方向修改。我們預估障礙者報導反映障礙者人權逐漸進步的事實，障礙者生活中較細緻的層面也會在新聞論述中出現。本研究主要
探討的是：命名與政策對新聞論述中的身心障礙者形象、新聞框架、
與議題的影響。由於解嚴前的新聞數量很少，經過初步分析後，〈殘障福利法〉立法前後的兩個時期，新聞內容差異不大。因此，實際分6

監察委員黃煌雄、趙昌平、呂溪木 (2002) 提出解嚴後的 1990 年代，各項社會促進和救
助政策在此階段蓬勃發展，為台灣社會福利的黃金十年的說法。林萬億 (2005) 也認同
1990 年代為社會福利黃金十年，他認為這是政治結構變遷使得執政者接受民間力量施
壓 的結 果。兩 篇文 獻皆 未說 明黃 金十 年 明確 的起 點。另外，林萬 億 (2006) 提 到
1989-2005 是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快速成長的階段。

20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析上，我們把前兩個時期整併為一個時期，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期是1956-1997 年，從〈殘障福利法〉立法，修法至更名為〈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之前。第二期，1998-2007 年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期間。第三期，2008-2014 年，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立法以後到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最後時間點 2014 年
3 月底。
6. 新聞內容的採訪對象
因為報紙報導的採訪來源通常不只一處，為了將新聞樣本中的採訪對象皆納入分析，因此使用複選的編碼方式，消息來源分類包括：醫生和醫療學者、障礙者、家庭、支持者、政府機關。

（四）編碼過程與信度檢驗
本研究的編碼過程由兩位作者根據文獻與報導內容討論分析類目
架構，形成類目之操作定義。在正式進行報導的類目譯碼時，遇編碼
判定模糊之處，與助理們討論編碼的信度，以求編碼結果一致。若類
目架構有爭議，再和第一作者重新討論定義分類之操作性定義，反覆
多次後，確定本研究之分析內容以及分類標準。
本研究內容分析之信度檢驗，乃由兩位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生擔
任編碼人員，編碼人員事先均進行編碼訓練，編碼者間之信度是由兩
位研究人員各自編碼的結果，進行 Kappa 一致性係數統計，信度測量
乃隨機抽取樣本的 10% 做為計算（共 54 則）。在類目檢測方面，主要類目之編碼員間相互信度為：基本資料信度 0.93，討論議題信度
0.92，訪問來源信度 0.85，障礙者形象信度 0.92，總體的信度達 0.91，
Harold Kassarjian (1977) 與 Brian Everitt（轉引自許勝懋等 2011）認為，信度係數大於 0.85，則編碼結果位於可接受範圍，但若低於 0.8
則信度尚有疑義，而結果顯示已達基本信度的要求，均在可接受範圍內。相互同意度與內容分析信度的計算公式見附錄（轉引自王石番
1992: 311-312）。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21（五）統計分析本研究針對蒐集之報導內容譯碼分析後，再針對譯碼分析結果進
行描述統計分析，運用交叉表呈現變項的分布概況。再進一步用皮爾
森卡方檢定 (Pearson’s Chi-Squared Test) 進行相關性檢定，瞭解不同用
詞、時代與新聞報導內容統計的關係。分析議題、障礙形象時，我們的假設是使用不同障礙用詞的報導，或是不同時代的報導，新聞形象
或議題是否出現顯著的分布差異。由於一則新聞報導樣本內可能含有一個以上的分析單位，譯碼分析時採複選的方式處理。在描述統計分
析時，我們用是否出現特定形象（有=1，無=0）個別分析不同形象出現在兩個標籤差異。例如表 1 是將 8 個特定形象有無出現在殘障、身心障礙用詞的報導分析，再整合後的表格。表中的「出現次數」是在該標籤（殘障或身心障礙）下，特定形象出現的次數，「百分比」則為出現次數除以該標籤新聞的總數。為了使表格更加簡潔清楚，省略
了沒有出現該形象的次數以及相對應的百分比。表 3、4、6 都以同樣方式處理。分析新聞模型（表 2、5）時，每一則報導內容為一個分析
單位。直接呈現交叉表與卡方檢定結果，以觀察不同用詞、時期出現
的新聞模型差異。

四、研究發現（一）殘障與身心障礙的用詞轉變與障礙的媒體再現
台灣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中，障礙標籤是如何轉變的？我們分析
使用各個標籤之障礙新聞數量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圖 1）發現：「殘廢」是 1976 年前最常被用來代表障礙族群的名詞，其次為「殘疾」。
從 1973 年始，「殘障」一詞使用頻率增加，直到 1976 年「殘障」報導數量開始超過「殘廢」。1980 年後「殘障」用詞使用量迅速上升，可能跟劉俠等為障礙者倡議有關，他們認為「殘廢」的標籤使得社會
大眾把「殘」與「廢」劃上等號，以為殘者沒有獨立謀生的能力，需要被扶養（張恒豪 2006）。「身心障礙」在 1990 年前使用並不普遍，

22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圖 1 「殘疾」、「殘障」、「身心障礙」、「殘廢」在各時期新聞
報導使用頻率1991-1996 年這段時期每年不到百篇報導使用身心障礙稱呼障礙者。
然而，1997 年〈殘障福利法〉的名稱修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後，使用身心障礙代稱的次數急遽增加。很明顯地，透過修改法令名
稱的確影響媒體使用殘障或身心障礙的用詞習慣。
在整體的報導數量上，除了少數年分，1951 年起每年障礙新聞穩
定維持在一百多篇，直到 1980 年後開始緩慢增加。1993 年後，每年
出現超過一千篇的障礙者相關報導，1999 年的新聞數量是 2,391 篇，隔年增加一倍，一直至 2006 年，每年報導的障礙新聞，有三、四千篇。2007-2013 年的報導，比起前期減少，但也維持在 1,700-1,800 篇
的數量。
1997 年後，報導數量激增的原因，除了可能是報紙報導的數量增
加外，也可能是在抗爭時期，障礙者的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獲得媒體關
注，例如在 2000 年，當障礙者抗爭的次數達到高峰時（張恒豪2011），同年的障礙報導即比去年多出一倍。媒體報導障礙者的抗爭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23

之頻率趨勢與整體障礙者報導頻率的趨勢變化類似。然而，在 2000 年
以後，抗爭次數雖略有增加，但新聞媒體的報導對障礙者卻不如以往關注。
整體而言，台灣的新聞媒體在形成障礙者的相關論述時，隨著時
間越晚近，用於指稱障礙者的標籤，有從「殘障」取代「殘廢」，進而以「身心障礙」取代「殘障」的趨勢。換言之，法令上的正名的確
直接反映在新聞媒體的用字上。

（二）殘障還是身心障礙？不同標籤下的新聞論述比較
新聞議題設定與障礙者的形象，是否如正名運動所預設的，在推動改變身心障礙者的標籤使用後，能夠改變媒體對於障礙相關議題的角度？我們分析在不同標籤（殘障、身心障礙）下，是否出現不同的障礙形象。表 1 整理不同標籤下和各種障礙形象出現的比例差異，並針對個別形象之出現與否分別作卡方分析。從表 1 可知，「社會、家庭負擔」形象在殘障 (5.82%)、身心障礙 (1.16%) 報導中出現的比例在
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在殘障報導中多出約 4%，正名似乎有助障礙者
擺脫他人負擔的形象。整體而言，除了社會、家庭負擔的形象外，其他不論正面或是負面的形象並沒有因為報導用詞的不同而產生特別的傾向。「無助、須被協助」的形象在殘障、身心障礙的報導出現將近
四分之一的報導，頻率最高；其次是「需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
憐憫」，殘障、身心障礙報導都有約 12%。
為了進一步檢定「殘障」與「身心障礙」兩個標籤下新聞內容是
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使用新聞的敘事框架，進一步做統計的檢定。
障礙者相關的媒體研究因不同研究問題使用的分類系統而有所差異，
但大致可二分為傳統跟進步兩種 (Clogston 1990, 1993; Haller 1995; Goldand Auslander 1999)。我們利用 Gold and Auslander (1999) 建構的障礙
者報導模型分類，分析不同障礙標籤的新聞內容差異（見表 2），以
瞭解記者使用不同語彙撰寫新聞論述時，是否意識到殘障與身心障礙
在語意上的細微差異？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差異不顯著。換言之，在24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表 1 身心障礙、殘障標籤報導中障礙者形象比較殘障(N=275)出現次數身心障礙(N=258)

百分比

出現
次數

總和
出現
次數

百分比

X2

pvalue百分比

可憐、可悲的

17

6.18

13

5.04

30

5.63

0.33

0.57

無助、須被協助

64

23.27

63

24.42

127

23.83

0.10

0.76

需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

36

13.19

31

12.01

67

12.62

0.17

0.69

社會、家庭負擔

16

5.82

3

1.16

19

3.56

8.39

0.00

被利用、受欺騙

12

4.36

7

2.71

19

3.56

1.05

0.30

積極正面面對生活
（樂觀、不屈服等）

27

5.07

17

3.19

44

4.13

1.83

0.18

超級障礙者

6

2.18

2

0.78

8

1.50

1.78

0.18

其他

6

2.18

2

0.78

8

1.50

1.78

0.18

表 2 使用「身心障礙」、「殘障」的報導新聞模型比較
殘障

身心障礙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無

38

13.82

36

13.95

74

13.88

傳統

110

40.00

90

34.88

200

37.52

進步

90

32.73

92

35.66

182

34.15

混和

37

13.45

40

15.50

77

14.45

總和

275

100

258

100

533

100

X2= 1.6524, p= 0.648

新聞內容的進步性上，使用殘障或是身心障礙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使用「身心障礙」標籤的報導內容，並沒有比較進步。
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因為障礙者正名運動在台灣和西方國家所經歷
的社會過程不同，導致身心障礙者標籤的改變仍無法改善障礙族群在媒體論述中的汙名形象。台灣正名行動主要是由專家學者參考西方的
脈絡來主導推動，因而缺乏強而有力的社會運動動員與社會共識，且未經歷廣泛討論並在媒體場域論述對抗等過程，因此無法改變大眾對障礙概念的意識形態。由於缺乏在公共領域凝聚共識的過程，因此即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25

使標籤不同，但新聞框架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差異。
我們進一步檢測不同障礙用詞在 7 個議題的報導論述上是否有差
異，分別檢視不同標籤下，新聞議題出現與否的統計分析（見表 3）。
從表 3 可知，照顧議題在殘障、身心障礙報導中出現的比例有顯著差異，殘障報導的比例約 21%，相較之下，身心障礙報導只有 12% 是照
顧議題的報導。總體來看，殘障報導出現頻率最高的議題是照顧議題(21%) 以及補助津貼優惠 (19.3%)；身心障礙報導出現最多的議題是補
助津貼優惠 (19%) 與促進就業政策 (18.6%)。這比較符合改變標籤的假設，殘障標籤下有比較多的照顧新聞論述。而身心障礙肯定障礙者
的能力，有較多的就業促進論述。
整體而言，雖然透過立法將障礙者正名為身心障礙者，但在報紙
報導中，身心障礙與殘障這兩種標籤報導出來的形象差異不大。只有在「家庭社會負擔」的形象上，殘障標籤新聞出現的比例顯著高於身心障礙。在檢驗兩個標籤報導的新聞論述框架時，本研究發現兩者的報導沒有顯著的差異，因而在使用不同標籤時，新聞工作者可能未意識到殘障、身心障礙兩者細微的不同。我們進一步觀察兩個標籤在不同類別的新聞議題所出現的比例時發現，只有在照顧議題報導中，殘
障、身心障礙的用詞有顯著的差異，殘障報導出現的比例較高。可以

表 3 身心障礙、殘障標籤新聞出現議題比較殘障(N=275)身心障礙(N=258)

總和

出現
出現
出現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次數
次數
次數

X2

pvalue

治療診斷

25

9.09

28

10.85

53

9.94

0.46

0.50

補助津貼優惠

53

19.27

49

18.99

102

19.14

0.01

0.93

教育

39

14.18

41

15.89

80

15.01

0.31

0.58

無障礙

35

12.73

24

9.30

59

11.07

1.59

0.21

促進就業政策

39

14.18

48

18.60

87

16.32

1.91

0.17

照顧

58

21.09

31

12.02

89

16.70

7.88

0.01

愛心慈善

44

16.00

46

17.90

90

16.92

0.34

0.56

26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說，光從新聞指稱方式來分析新聞觀點差異的話，使用殘障或身心障礙者標籤報導的新聞，兩者的內容其實差異不大。正名的效果沒有直
接且多層面地出現在關於障礙者的新聞內容論述上。然而，在照顧議
題上的顯著差異可以看到改變標籤仍然造成一些效果。

（三）新聞媒體中障礙論述的歷史轉變
前面我們發現即使轉換障礙的標籤，正名的效果也不大。但回顧
以往法令、政策與障礙相關運動的發展，我們可以瞭解國家以及障礙
團體長期以來試圖營造對障礙者的友善環境，以下本文將分析不同歷
史階段的障礙形象及議題再現的變化趨勢，觀察不同階段的障礙論述
中的實質轉變，以分別檢視不同時期各種形象出現與否的變化（見表4）。
我們發現，「無助、須被協助」形象在不同時期出現的比例變化有顯著差異，隨著時間越近，報紙報導中，障礙者無助的形象比例越高，2008 年後較 1998-2007 年增加約 10%，然而其他形象隨著時間不同，出現比例的變化在統計上並不顯著。整體而言，「無助、須被協
助」形象、「需有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形象在三個時期
表 4 障礙形象在不同時期出現頻率比較
1953-1997(N=120)1998-2007(N=305)

2008-2014(N=89)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可憐、可悲的

6

5.00

18

5.90

6

5.56

30

5.63

無助、須被協助

22

18.30

70

22.95

35

32.41

127

23.93

6.51

0.04

需有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

16

13.33

43

14.10

8

7.55

67

12.62

3.13

0.21

超級障礙者

3

2.50

4

1.31

1

0.93

8

1.50

1.13

0.57

積極正面面對生活（樂 觀、不 屈 服
等）

8

6.67

29

9.51

7

6.48

44

8.26

1.48

0.48

被利用、被欺騙

5

4.17

12

3.93

2

1.85

19

3.56

1.17

0.56

家庭、社會負擔

3

2.50

12

3.93

4

3.71

19

3.56

0.52

0.77

其他

4

2.10

2

0.66

2

1.85

8

1.50

4.29

0.12

總和
X2

pvalue0.13

0.94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27

都占據前一、二名。如同 Hall (1995) 所言，新聞傾向報導社會大眾樂於幫助障礙者的事蹟，以維持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間的和諧關係。然而這也強化了障礙者的弱勢形象，並鞏固社會大眾有能力或應該幫助障
礙者的意識形態。
我們進一步檢測不同歷史階段新聞模型的變化趨勢。表 5 統計結
果顯示，各年代的差異沒有顯著變化，年代與新聞進步與否沒有關
聯。按照我們的預測，進步新聞應該會取代傳統新聞，但各年代的障礙新聞模型一直都是傳統新聞居多，傳統與進步新聞的差距沒有成正
向線性關係（見表 5）。觀察不同時代的趨勢，1998-2007 年相較於
〈身心 障 礙權 益保 護 法〉修 法前，傳 統 新聞 少 了 7%，但 是到 了2008-2014 年時，卻多了約 12%。相較於其他時期，進步新聞則反而
在 2008 年後比例最低。弔詭的是，為什麼當障礙者權利直線增加時，傳統新聞在 2008 年之後反而增加呢？
我們試圖從不同歷史階段各類議題出現與否的比例變化消長（見表 6），來瞭解台灣社會在不同時期，對障礙議題的關注焦點有什麼變化。本研究檢測的議題中，愛心慈善議題在這三個時期出現的比例有顯著變化：在 1953-1997 與 1998-2007 年間，該議題出現在障礙新
聞中的比例，維持在 15% 左右，但到了 2008-2014 年間，增加了約10%。不同時期的障礙議題方面，在〈殘障福利法〉施行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立法之前，新聞論述中出現最多次的是補貼津貼優惠
表 5 各年代新聞模型比較
1953-1997

1998-2007

2008-2014

總和

出現
次數

百分比

出現
次數

百分比

出現
次數

百分比

出現
次數

百分比

無

17

14.17

43

14.01

14

12.96

74

13.88

傳統

49

40.83

102

33.44

49

45.37

200

37.52

進步

41

34.17

113

37.05

28

25.93

182

34.15

混和

13

10.83

47

15.41

17

15.74

77

14.45

總和

120

100.00305

100.00108

100.00533

100.00X2= 7.8547, p= 0.249

28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議題，其次是照顧議題、促進就業政策。2008-2014 年，愛心慈善議
題成為新聞報導中出現最頻繁的議題，其次為補助津貼優惠。我們認為 2008 年有此變化的原因為社會福利政策發生重大改變，焦點因此
再度回到愛心慈善與補貼議題。實際觀察愛心慈善議題報導內容的變化，我們認為與服務組織相關的福利政策變化有關。
在這三個時期中，2008 年之後的變化最大。雖然 2008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及修法後的內
容更加強化了身心障礙者政策權利模式的邏輯。然而即使台灣的社會
福利發生重大改變，在媒體再現障礙議題這方面，多數的議題討論頻率卻往下降，社會焦點再度回到愛心慈善與補貼議題。例如 2011 年一篇補貼議題的報導，敘述便民中心有效率地幫助家庭貧困的障礙者找
到補助資源，最後以障礙者贈花感謝結尾（聯合報 2011b）。愛心慈
善議題在三個時期的變化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為何在法令越來越關注障礙者權利的同時，新聞媒體卻出現更多愛心論述？我們認為這可能與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的轉向有關。
在公辦民營前，政府與服務型組織的關係是「個案委託」（1983年以前）以及「方案委託」(1984-1993) 兩種模式（林萬億等 1997），
提供社會服務的數量比較少且缺乏品質控管。1998 年後，政府正式開辦公辦民營的制度，將社會福利服務外包。與前面的時期比較，公辦民營制度的建立，轉變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係轉變：服務機
構的產生方式，由原本政府給予獎勵補助金或主動徵詢其意願，轉變
為公開招標並確立政府與服務機構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以紓解相關服務的缺口。然而，在政府補助及障礙者家庭可自行負擔之金額有限的情況下，服務性組織需要開拓更多財源。因此非營利組織必須在競爭激烈的募款市場中，利用媒體報導、舉辦慈善晚會和活動來募款，結果「製造」出 2008 年後許多慈善募款相關的新聞。
整體而言，在障礙者形象方面，我們發現「無助、須被協助」形
象出現得最為頻繁，並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需要「特殊對待」的形象
在台灣障礙者權利運動抗爭壯大的時期，即 1987-1997 年出現比例最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29

表 6 不同歷史階段出現的議題
1953-1997(N=120)1998-2007(N=305)

2008-2014(N=89)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出現
次數

百分
比

治療診斷

11

9.17

30

9.87

12

11.11

53

9.94

補助津貼優惠

21

17.50

65

21.31

16

14.81

102

19.14

2.44

0.30

教育

24

20.00

41

13.44

15

13.89

80

15.01

3.04

0.22

無障礙

10

8.33

37

12.13

12

11.11

59

11.07

1.26

0.53

促進就業政策

24

20.00

51

16.72

12

11.11

87

16.32

3.37

0.19

照顧

20

16.67

57

18.69

12

11.11

89

16.70

3.29

0.19

愛心慈善

17

14.17

46

15.13

27

25.00

90

16.92

6.36

0.04

總和
X2

pvalue0.25

0.88

高，正名運動似乎在新聞報導上發揮影響，但到了 2008 年以後，比例則降到前個時期約一半的水準。以下將討論慈善、愛心新聞中的障礙者再現。

（四）障礙者在慈善報導中的再現
愛心慈善新聞中的障礙者不是消失，就是扮演受助的無自給能力
角色，障礙者與健常人的權力關係在解嚴後並無出現改變。觀察慈善
新聞中的助人者，在不同時期的角色也有細微的差異，例如 2008 年
後出現明星代言的慈善活動，早期是以捐款之個人來接受表揚，後期
則轉變表揚明星，參與活動志工的助人身分。多數的愛心慈善報導將障礙者視為被動接受幫助的客體。相較於早期的愛心慈善報導，障礙
者在 2008 年後的報導敘述出現次數增加，但卻重複扮演感謝、受幫
助的刻板角色，媒體論述中障礙者的地位無法提升，與提供幫助者的權力關係並沒有產生改變。然而，雖然都是慈善新聞，但前後期新聞
也反應出不同時空脈絡的特質。早期的慈善報導，多以新聞稿的方式
論述，報導哪些單位獲得捐款或受贈物資，以表揚捐助者的愛心。如《聯合報》於 1990 年的一篇報導：
應柴秀珍女士紀念基金會昨天在瞭解伊甸殘障基金會的需求

30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後，捐贈了 20 部坐臥兩用式輪椅和購置防褥瘡空氣墊的經
費 20 萬元，真正達到「送者大方，受者實惠」，並且立下慈善捐贈一個較好的模式。（聯合報 1990）
2008 年以後，除了上述論述模式外，也出現請明星代言，或舉辦障礙者表演或運動競賽，有時也附帶募款訊息的新聞報導。經由媒體
報導活動內容，同時也為贊助廠商或政府宣傳。例如 2010 年一場障
礙生表演音樂劇的報導，就有一個段落提及支持此活動的所有機關團
體：

彰化市公所與永達保險經紀人公司共同推動的「少年磐石」
關懷計畫，經費由永達公司贊助，為期一年，彰化市立管弦樂團合唱指揮莊敏仁、行政總監張心戎、創意總監黃美雅負
責教學，為慈生仁愛院身心障礙院生打造演出的音樂舞台。
（聯合報 2010a）
2011 年，一篇報導台灣高爾夫球天后曾雅妮為聯合勸募代言以及替創世基金會站台的報導，引用了曾雅妮的發言：「以前很多人幫助我，現在有小小的能力，一點點知名度，該是我幫助別人的時候了。」、「球打得好一點了，有辦法照顧自己」（聯合報 2011a）。
對照 1989 年的愛心慈善報導，雖然只是列出善心人士的名字與款項
以資表揚，但兩者同樣把障礙者隱形，讀者無法從報導中得知障礙者
生活的實際變化。2008 以後的報導，則是利用名人的名氣，以愛心、
照顧為號召，愛心慈善報導中的支持者從零星的個人轉向企業老闆、明星等具有報導價值且能吸引大眾目光的人物。而這些人物通常以志工的角色出現，例如以下這篇報導：收容中重度身心障礙者的台北縣愛維養護中心昨天舉行新春
團拜，各公益團體志工們帶來多項表演節目，還有熱心公司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1

行號捐贈烘衣機，傳遞溫暖給愛維的每一名身心障礙朋友。
（聯合報 2010b）
跟其他弱勢團體的汙名相較，慈善論述極具爭議，而且是障礙者
文化再現研究中經常批判與檢討的意識形態對象。慈善模式的觀點將障礙視為一種悲劇，預設障礙者為需要救助的對象，認為障礙者比一
般人次等 (Shakespeare 1999; Longmore 1997)。我們進一步分析台灣新
聞報導的內容，觀察到許多愛心慈善報導是活動紀錄訊息（園遊會、運動會等），障礙者幾乎沒有形象與發言權。我們整理愛心慈善報導
的採訪對象與發言者後發現，愛心慈善報導採訪的對象以支持者（民間 慈 善 活 動 主 辦 者 以 及 出 席 者）最 多 (52.43%)，政 府 單 位 居 次(24.27%)，而障礙者只名列第三 (15.53%)。7 舉例來說，1992 年一篇捐助義賣活動的報導，強調提供義賣品的官員為善不欲人知的敘述就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報導稱讚捐助者「滿懷愛心」，令人感動（聯合報1992a）。此外，愛心慈善報導的另一個特徵是給予慈善活動主導者發
言的空間（支持者被引用的次數在愛心報導中比例最高），讓他們能夠表達對障礙者給予的幫助，或肯定其幫助障礙者的行為。
然而，即使是對障礙者表現正面的態度，也經常是社會主流價值
觀下，經由與非障礙者相比較後給予的肯定，但這其中也隱含了障礙者的能力劣於一般人。例如聯合報 (2010a) 一篇標題為「走調卻最動聽 來看光的孩子」，雖然肯定身心障礙的院生經過一年多的練習克
服了困難，但報導同時也引用訪談的內容：「他們咬字不清，也走了
調，卻是最動聽的天籟。」，藉此強調院生歌唱的能力仍不如一般人。愛心慈善論述不斷複製障礙者需要幫助的刻板形象，正常人則一
再發揮愛心以滿足障礙者的需求，卻未能肯定障礙者的努力及能力，
障礙者在愛心報導中的角色，就像事件的背景，是新聞報導他者化的對象。

7

第四是家庭，佔 15.53%，醫生醫療專家佔 1%。

32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欲瞭解正名運動在法律層面的成功，會為公共論述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台灣新聞報導中障礙者的形象為何？在台灣的歷史的脈絡下，障礙概念在公共論述中又有何轉變？根據本研究針對新聞內容
所做的分析，我們發現：新聞中障礙者標籤隨著法令變遷的現象確實
存在，在法令修改後，新聞用詞的確逐漸用身心障礙者來取代殘障。
我們在 Barnes (1992) 的分類基礎上加以修正與整併，首先將以客觀報
導為訴求的報紙中，較不常出現的負面形象整併為其他；修正分類方面，則把「可憐、可悲的」與「需要幫助」形象拆開，因為這兩種形
象分別代表障礙者生活遭遇到社會上的困難時應有更多的補償，以及障礙者因受到健常人幫助而改善其處境，是兩種不同的邏輯。另一方
面，我們增加「需有特殊對待（幫助），但不是憐憫」這個形象，希
望可以更細緻地分析慈善論述，比較關於受助者論述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無助、須被協助」在不同時期都是最高的，將障礙者視為
需要幫助的對象占媒體報導中的四分之一，相較之下，「可憐、可悲的」形象出現的比例沒有特別高。換言之，雖然國家在制度上對障礙
者的論述逐漸由慈善、福利模式轉為社會、權利模式，但在媒體再現
上，障礙者最常被呈現的依然是慈善模式論述。
再者，身心障礙標籤的改變是否有達到去汙名的效果？我們發
現：殘障標籤的新聞中，「社會、家庭負擔」形象顯著高於身心障礙
標籤，其他的形象則無顯著差異。如果我們用傳統、進步、混合的類型來比較兩個標籤的新聞內容會發現，兩個標籤下的新聞並無顯著的差異。而在新聞類型上，殘障標籤的新聞有比較多與照顧相關的新聞，其他新聞類型的差異並不顯著。換言之，「殘障」、「身心障礙」兩種標籤雖然在修法過程中代表不同的障礙模式觀點，但在媒體
報導中，改變標籤對於媒體論述的轉變效果非常有限。
當然，社會變遷是緩慢的過程，而文化、價值、概念的變遷需要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3

更多時間。我們很難期望一個標籤或符號在法律層面的改變，能對公眾論述造成立竿見影的轉變。從研究中，我們推論改變幅度甚微的原因可能是台灣障礙者正名行動的意圖及其論述沒有經過廣泛的公眾討
論以形塑社會共識。因此，即使殘障被正名了，卻無法藉由用詞的改變重新賦予障礙新的意義。媒體報導追求政治正確，改變障礙群體的
標籤容易，但複製障礙者運動的論述、觀點以及模式後面所代表之論
述的改變並不容易，以致於去除汙名的效果不明顯。如果我們回顧台
灣障礙者權利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缺乏翻轉障礙個人模式以及慈善模式邏輯的歷史，以致於在公共論述上，殘障與身心障礙的差異無法
清楚地顯現在各種議題上。
最後，在台灣障礙歷史脈絡中，無助、須被協助的形象在不同時
期有顯著的差異，而且隨著時間不斷上升。不同新聞模型在不同歷史
時期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不同時期的新聞議題上，愛心慈善新聞則有顯著差異，且在 2008-2014 年的比例最高。為什麼理論上，立法是從慈善轉移到權利模式，但公共論述中，愛心慈善的報導卻越來越多？
2008 年是愛心慈善議題、需要幫助的障礙者形象顯著增加的轉捩點。然而，這個轉折與當初從〈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到〈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的立意相悖，結果更加強化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間幫助／被幫助的關係。這是台灣障礙者權利立法的高峰，也是政府推動公辦
民營制度的開始。我們認為，在公辦民營的制度下，服務型的非營利組織大量興起，需要仰賴大眾捐款以支持其運作。雖然在 2008 年前已有支撐這些非營利組織運作的報導機制，但社會環境背景因素亦不可忽略。1998-2007 年間，平均每年增加 578 個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2008 年後，平均每年增加 562 個團體，使得仰賴大眾捐款的服
務團體之間競爭激烈。此外，中央政府的身心障礙福利預算在 2001 年
後逐漸減少，同年的預算制度改革使身心障礙福利預算轉移至地方政
府，地方預算的多寡、對身心障礙福利是否重視以及地方首長的意識
形態等，均會影響身心障礙福利經費的規劃（潘淑滿 2007；周月清等

34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2009）。在團體數量大量增加，經費下放卻沒有等比例增加，導致服
務性組織需要舉辦更多活動以籌募所需的經費。本研究發現，愛心慈
善報導不斷複製同樣的劇碼：報導慈善運動會、音樂會等公開活動，
對照障礙者的需要、被幫助的形象，或是障礙者正面陽光的表演。
在西方的歷史脈絡中，公共論述的轉換是把障礙的議題從私場域的個人問題轉為國家責任，從慈善論述轉換為權利論述 (Haller et al.
2006)。台灣的法政相關研究雖然也指出慈善到權利論述的轉變（廖福特 2008；張恒豪、顏詩耕 2011），但是公共論述的轉變並不一定是線
性的，而是與整體政治經濟環境有關 (Briant et al. 2013)。在台灣的脈
絡下，1987-1997 年雖然出現大量障礙者的權利抗爭，但社會對障礙
的個人模式與慈善模式缺乏反省。而公辦民營的制度使得障礙福利變
成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看到公共論述大量地複製慈善的論述，簡化障礙者面臨的複雜困境。
王增勇 (2010) 批判原住民災後重建過程中，宗教慈善團體在助人
行為中不尊重接受幫助者的主體，而灌輸本身意識形態的「善霸」現象，並指出這是新自由主義和社會福利體制外包的後果。本研究同樣
看到在服務性的組織大量出現後，慈善論述也大量出現。在愛心慈善
論述中，大多是支持者、政府單位的聲音，卻很少有障礙者自我倡議
的論述。如此，障礙者成為有待健常人解決的問題，反而鞏固了兩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在這樣的狀況下，愛心論述成為複製「障礙
者是需要幫助的他者」的機制。相對於西方障礙研究對慈善論述的批
判，台灣尚有進一步深入反省的空間 (Longmore 1997; Shakespeare1999)。特別是這種立法進步，卻在制度轉換過程中反而使慈善論述大量出現的狀況，對障礙者權利的倡議會有什麼影響？是不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擴張下慈善霸權 (Hegemony of Charity) 論述的（再）興起？值
得進一步探討。
傳統汙名研究分析人際間的互動，強調受汙名者和健常人的互動。然而，當代社會下汙名化群體的再現成為汙名化的重要媒介，因
此本研究以媒體公共論述中的障礙相關內容為對象。另一方面，傳統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5

汙名研究缺少歷史分析的角度。藉由觀察公場域論述中的汙名再現，我們可以檢視不同行動者（國家、障礙團體與相關學術研究、媒體）對於障礙定義詮釋的角力效果。除了行動者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法
令、整體社會政策與經濟環境的影響。
總結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提供本土的障礙公共論述研究，討論正名政治的媒體效果，並從台灣的歷史脈絡討論媒體障礙論述的轉變。然而本研究仍有以下若干限制方面：(1) 本研究使用關鍵字搜尋，可能忽略某些與障礙者切身相關的議題，例如長照保險。(2) 無法將特
殊障別的個別議題納入研究樣本，例如非視障者能否從事按摩業的爭議。(3) 本研究把新聞所呈現的所有障礙者放在一起討論，無法處理不同障礙別汙名論述的差異，以及未處理不同新聞版面的障礙論述。此外，正名的意義與詮釋雖然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之一，但「殘障」
與「身心障礙」在不同時間點的詮釋與意義很容易被標準化的內容分析法忽略，有待批判論述分析或是歷史語言學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本研究使用聯合資料庫蒐集樣本，《聯合報》是台灣社會
現存報紙中歷史悠久的報紙。雖然不同平面媒體的報導風格以及關注
焦點略有差異，但就普及性而言，國內以往大多數的內容分析研究都
選用聯合資料庫做為分析材料。徐榮華 (2006) 曾提到《蘋果日報》在2003 年創刊後閱讀率逐年上升，至 2005 年之後已超越《聯合報》、《中國時報》，而與《自由時報》的閱讀率不相上下。因此近年來在
報紙的內容分析選擇上，《蘋果日報》、《自由時報》的代表性已高
於《聯合報》。不過，為了強調資料的歷史價值，我們仍以聯合新聞
為研究對象。至於針對不同新聞媒體的障礙再現，則有待日後進一步
的比較研究。
誌謝：本研究由科技部計畫 MOST 102-2628-H-305-003-MY3 補助。感謝整合型
計畫成員：潘淑滿、王維菁、游美貴、楊榮宗在研究過程中提供的建議。感謝謝
雨純在編碼時參與討論的貢獻，以及詹穆彥、周倩如協助文章的編輯與校對。特別感謝王維菁、鄭婷文協助信度計算，郭文般在統計方法上面的建議。兩位匿名審查人鉅細靡遺的建議，對本文的定稿裨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36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附錄
相互同意度 = 2M / ( N1 + N2 )
信度 =

1+

N×平均相互同意度
N 1 ×平均相互同意度

M 為完全相同數目
N1 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該編碼員全部編碼的數目）
N2 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為參與編碼工作的人員數目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7

參考文獻
王增勇，2010，〈災後重建中的助人關係與原住民主體：原住民要回到誰的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 437-449。
王石番，1992，《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
立法院公報處，1979，《立法院公報》69(26): 55-64。
—，1994，《立法院公報》83(47): 339-359。
—，1995，《立法院公報》84(20): 41-57。
—，1995，《立法院公報》84(31): 48-62。
—，1997，《立法院公報》86(5): 51-238。
—，2007，《立法院公報》96(36): 175-236。
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Schizophrenia 中文譯名由「精神分裂症」更名為「思覺失調症」的歷史軌跡〉（http://www.sop.org.tw/Official/official_15.asp，取用
日期：2014 年 07 月 22 日）。
邱大昕，2009，〈身心障礙鑑定的醫療化與去醫療化〉。論文發表於「醫療、科技與台灣社會工作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9 年 11 月 20 日。
周月清、王育瑜、林昭文，2009，〈地方制度法施行對中央與地方社會福利制度
的影響：以身心障礙福利為例〉。《台灣社會工作學刊》6: 38-78。
周平、郭峰誠，2008，〈笑話文本中「殘障」想像的論述形成〉。頁 45-106，收
入周平、蔡宏政編，《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林 昭吟、張 恒豪、蘇峰 山，2012，〈第四 章：障礙者 權益與法律 保障〉。頁
101-128，收入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主編，《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台北：巨流。
林萬億、陳毓文、秦文力，1997，《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模式與法制之研究》。內
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林萬億，2005，〈199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福利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09: 12-35。
—，2006，《台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北：五南。
倪炎元，1998，〈從「山胞」到「原住民」—報紙對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
述分析〉。《台大新聞論壇》5: 79-110。
徐榮華，2006，《台灣報業經營困境與因應策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38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孫一信，2006，〈媒體正在複製閱聽大眾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http://www.
newscatcher.org.tw/02-list.php? sn=33&type=watch，取用日期：2014 年 7 月 5日）。
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2012，〈何謂肯納症〉（http://www.kanner.org.
tw/ShowGoods.asp? category_id=63&parent_id=50，取用日期：2015 年 07 月 22日）。
許勝懋、洪百薰、洪永泰，2011，〈台灣健康危害行為監測系統之信度分析〉。
《調查研究》26: 123-159。
張恒豪，2006，〈必也正名乎：關於障礙者正名與認同的反思〉。《教育社會學通訊》71: 3-7。
—，2011，〈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策略與組織變遷：提供服務做為社會運動的手段？〉。頁 129-169，收入何明修、林秀幸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台北：群學。
張恒豪、顏詩耕，2011，〈從慈善邁向權利：台灣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的發展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33: 402-416。
張恒豪、蘇峰山，2009，〈戰後台灣國小教科書中的障礙者意象分析〉。《台灣社會學刊》42: 143-188。
—，2012，〈第一章：西方社會障礙歷史與文化〉。頁 11-41，收入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編，《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台北：巨流。
游美惠，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8: 5-42。
陳惠萍，2003，《常體之外—「殘障」的身體社會學思考》。台中：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黃煌雄、呂溪木、趙昌平，2002，《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總體檢調查報告》。台北：監察院。
管中祥、戴伊筠、陳雅萱、王皓均，2010，〈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論文
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0 年年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0 年 7 月 3日至 7 月 5 日。
管中祥，2012，〈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論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12 年年會」，台中：靜宜大學，2012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8 日。
廖福特，2008，〈從「醫療」、「福利」到「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之新發展〉。《中研院法學期刊》2: 167-210。
潘淑滿，2007，〈身 心 障 礙 社 會 變 遷 指 標〉（http://www.ios.sinica.edu.tw/TSC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39

pedia/index.php/潘淑滿，取用日期：2015 年 9 月 8 日）。
聯合報，1989，〈愛滋病患「不宜」考大學！？大學聯考簡章首度列入限制〉。
第 3 版，1 月 21 日。
—，1990，〈應柴秀珍女士紀念基金會捐贈殘障用品事先調查受贈需要送者大方受者實惠愛心不虛擲〉。第 15 版，1 月 11 日。
—，1992a，〈為善不欲人知匿名捐贈藝品義賣〉。第 5 版，6 月 1 日。
—，2000a，〈身心障礙者保委會判申訴成立〉（http://udndata.com/，取用日
期：2014 年 04 月 21 日）。
—，2000b，〈智障協進會爭取交通車〉。第 18 版，9 月 16 日。
—，2001，〈縣府照顧弱勢族群致贈慰問金〉。第 18 版，1 月 20 日。
—，2002，〈折翼天使〉。第 31 版，6 月 13 日。
—，2003，〈低收戶延修、留級生明年不補助〉。B2 版，12 月 19 日。
—，2004，〈地中海送暖流特教生免費游〉。B2 版，6 月 26 日。
—，2010a，〈走調卻最動聽來看光的孩子〉。B1 版，12 月 8 日。
—，2010b，〈志工送暖〉。B1 版，2 月 25 日。
—，2011a，〈小天后主動出擊做公益〉。A5 版，2 月 7 日。
—，2011b，〈便民中心紓困

老婦贈花感謝〉。B2 版，5 月 26 日。

Barelson, Bernard.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Barnes, Colin. 1992. Disabling Imagery and the Media: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inciples
for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Krumlin, Halifax: The British Councilof Organisations of Disabled People and Ryburn Publishing Limited.
Beauchamp-Pryor, Karen. 2011. “Impairment, Cure and Identity: Where Do I Fit in?”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6(1): 5-17.
Briant, Emma, Nick Watson and Gregory Philo. 2013. “Reporting Disability in the Ageof Austerity: The Changing Face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lk Devils’.” Disability andSociety 28(6): 874-889.
Chen, Chih-Hsuan, Kan-lin Hsu, Bih-Ching Shu and Susan Fetzer. 2012. “The Image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aiw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37(1): 35-41.
Clogston, John S. 1990. Disability Coverage in 16 Newspapers. Louisville, KY:
Advocado Press.
—. 1993. “Changes in Coverage Patterns of Disability Issues in Three Major

40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

American Newspapers, 1976-199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Kansas City, MO.
Coverdale, John, Raymond Nairn and Donna Claasen. 2002. “Depictions of Mental
Illness in Print Media: A Prospective Nation Sampl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6(5): 697-700.
Drake, Paul. 1994. “The Elephant Man (David Lynch, EMI Films, 1980): An Analysis
from a Disabled Perspective.” Disability and Society 9(3): 327-342.
Goffman, Erving 著、曾凡慈譯，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Gold, Nora and Gail Auslander. 1999. “Newspaper Coverag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Canada and Israe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Disability and Society 14(6):709-731.
Hall, Stuart. 1995.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 Pp.
18-22 in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edited by Gail Dines and Jean M. Humez.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ller, Beth. 1993. “Paternalism and Protest: The Presentation Coverage of Deaf
Person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New York Times. ” Mass Comm Review 20(3/4):
169-179.
—. 1995. “Rethinking Models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15(2): 26-30.
—. 1999. News Coverage of Disability Issues: A Final Report for the Center for an
Anaccessible Society. San Diego, CA: Center for an Accessible Society.
Haller, Beth, Bruce Dorries and Jessica Rahn. 2006. “Media Labeling versus the US
Disability Community Identity: A Study of Shifting Cultural Language.”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1(1): 61-75.
Hevey, David. 1997. “The Enfreakment of Photography.” Pp. 332-347 in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ennard J. Dav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owards, Irving, Henry P. Brehm and Saad Z. Nagi. 1980. Disability: From Social
Problem to Federal Program. New York: Praeger.
Imperfect 部落格，2009，妳／你通常如何自稱自己的障礙（身分）（http://blog.
yam.com/imperfect33/article/25206590，取用日期：2014 年 07 月 25 日）。
Kassarjian, Harold H. 1977. “Content Analysis in Customer Research.” Journal ofConsumer Research 4(1): 8-18.

從「殘障」到「身心障礙」

41

Longmore, Paul K. 1997. “Conspicuous Contribution and American Cultural Dilemmas:
Telethon Rituals of Cleansing and Renewal.” Pp. 134-158 in The Body and PhysicalDifference: Discourses of Disability, edited by David T. Mitchell and Sharon L.
Sny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ink, Bruce G. and Jo C. Phelan. 2001.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ofSociology 27: 363-385.
Scotch, Richard K. 2001. From Good Will to Civil Rights: Transforming Federal
Disability Polic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hakespeare, Tom. 1999. “Art and Lies? Representations of Disability on Film.” Pp.
164-172 in Disability Discourse, edited by Mairian Corker and Sally French.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Sharon L. and David T. Mitchell. 2001. “Re-engaging the Body: Disability
Studies and the Resistance to Embodiment.” Public Culture 13(3): 367-389.
Stevenson, Jennifer L., Bev Harp and Morton A. Gernsbacher. 2011. “Infantilizing
Autism.”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31(3), http://dsq-sds.org/article/view/1675/
1596 (Date visited: Decmber 12, 2012).
Stone, Emma. 1999. “Modern Slogan, Ancient Script: Impairment and Disabil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Pp. 136-147 in Disability Discourse, edited by Mairian Corker
and Sally French.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Thomson, Rosemarie G. 2001. “Seeing the Disabled: Visual Rhetorics of Disability inPopular Photography.” Pp. 335-374 in The New Disability History: American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aul K. Longmoreand Lauri Umansk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sai, I-Lun and Ming-Sho Ho. 2010. “An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the Evolutionof Taiwan’s Disability Movement: From the Charity Model to the Social Model.”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 39(3): 87-123.
Zola, Irving K. 1985. “Depictions of Disability—Metaphor, Message and Medium inMedia: A Research and Political Agend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2(4): 5-17.
—. 1993. “Self, Identity and the Naming Question: Reflections on the Language ofDisabil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6(2): 16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