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6卷第2期（總第32期）【研究論著】General Article

2019年12月

頁155-191

DOI: 10.6163/TJEAS.201912_16(2).0005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長見義三的樺太小說〈和人教我的事〉
Hometowners’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Responses to the Japanese Assimilation Programin Osami Gizou’s Karafuto Ainu Novel “Whatthe Japanese Taught Me”§

劉淑如
Shu-ju LIU*

關鍵詞：長見義三、樺太愛努、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同化教育、西鄉隆盛Keywords: Osami Gizou, Karafuto Ainu, Treaty of Saint Petersburg(1875),
Assimilation Program, Saigō Takamori
2018 年 10 月 9 日收稿，2019 年 1 月 25 日修訂完成，2019 年 4 月 23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平成二十九年度（2017）第二回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招聘活動補助之
研究成果，特此致謝。赴日研究期間並蒙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院映像・現代文化論研究室押野武志（Takeshi Oshino）教授熱心提供研究及生活所需之一切協助，謹此一
併致謝。最後，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中對於同化與皇民化在
小說跨越的明治卅年代與昭和十年代後期所象徵的具差異性歷史意涵的反思，以及對於小說中觸及的指導愛努人的教師既是西南戰爭中的落敗武士、又是明治維新最後內戰蜂
起者的設定在小說發表當時所具有的時代意涵之反思，皆源自審查人的意見。相關論述未盡完善之處，文責皆在筆者。
*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副教授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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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前愛努取材文學的討論在日本殖民地主義文學的檢討中極具邊緣
性。本文聚焦於長見義三唯一的樺太愛努小說〈和人教我的事〉，就小說
如何回應日本的愛努同化教育，究明小說的時代意涵，透析長見愛努文學
的本質，並探究日本帝國文學的多義性。
結果顯示，作者乃藉由聚焦於日愛混種主角的死，主張是東亞近代國
家的利己主義、日本教育、孕育日愛親密關係的空間、對俄敵對意識的形
成，造成主角對俄人「起義」及自殺之結果，藉此彰顯日本同化教育的成功，並控訴日本對愛努的壓迫。小說雖關注殖民地社會，具人道精神，卻
也忽略愛努「成為日本人」的背景的有機性，致使小說於立論上流於封閉之局，未能超越民族主義之框架，也無法與國策協力的立場全然脫鉤。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the Ainu have been extremely marginalized in analyses of
prewar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thus on Osami Gizou’s only
Karafuto Ainu novel “What the Japanese Taught Me,” especially on how the novel
responds to Japan’s education program for assimilating the Ainu. It attempts to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 analyze the nature of Ainu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equivocality of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Osami imputes the death of the mixed JapaneseAinu protagonist to several reasons. It includes the egoism of the modern East
Asian countries, Japanese education, space for allowing the Japanese and the Ainu
to develop intimacy, and the formation of hostility to Russia. All of these reasons
result in the protagonist’s “revolt” against Russia and suicide. Osami by focusing
on the protagonist’s tragedy intends to manifest the success of the Japanese
assimilation program and accuse Japan of oppressing the Ainu. The novel isconcerned about the colonial society and full of humanitarianism. It, however,takes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Ainu wanted to “become Japanese.” Such conservativeargument leads the piece of work to fail to transcend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ism
or stay away from its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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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八九九年三月日本明治政府公布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可視為一項由國家發動的深具差別意識的同化政策。1其中有關教育的面向，乃是成立在基於與歐美的對抗關係，而傾向將愛努同化為「日本人」；但於
實施時卻進行刪減成本與縮短學制的簡易教育，藉此將愛努排除在「日本人」之外的一種「最終的包攝與當前的排除這兩者同時並存」的「漸近」
的同化主義的邏輯之上。2影響所及，不僅令愛努喪失基本人權、未能享有
公平的參政權，更嚴重阻礙其教育及文化之發展。3而日本在基於對外關係之需求高唱同化的同時，一方面也限制愛努的文明化，並培養愛努對日本的忠誠心。4尤其昭和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導致中日戰爭全面擴大，日本
基於對南洋各地的石油等物資之需求，決議採取南進政策，至此南進與北進同時成為日本重要國策。而隨著戰爭的激化，不僅臺灣、朝鮮在「內台一體」「內鮮一體」的口號下實施以神社參拜、創氏改名、「國語」（kokugo）強制及志願兵制度等為內容的皇民化運動，樺太儘管由於其移
住型殖民地屬性及愛努族等先住民數量不多而未若臺灣、朝鮮打出類似上
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館（編）：《第一二回特別展 樺太一九〇五－四五──日本領
時代の少数民族──》（網走：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館，1997 年），頁 7。關於日本對愛努的同化政策，寛政十一年（1799），幕府從松前藩接收東蝦夷地改為直轄，在此之前並令近藤重藏（1771-1829）對蝦夷地展開預備調査。近藤於 1798 年巡視東蝦夷地
後，提出許多政策，意在改變過去只專注於當地資源奪取的幕藩體制的支配方針，此即日本的同化政策之原型。近藤以「粗野」否定愛努生活及文化，並把讓愛努習得日語讀寫能力、將其農民化如將其傳統生計如漁勞及狩獵・採集轉換為「高度且具文化的農業」等，以及將愛努的衣著、髪型、姓名改為日本風的提議。這些意見受到採納，尤以
北海道東部實施得最為徹底，而日本「以近代以前的愛努政策為原型的同化政策，即為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植民地所實施的皇民化政策之原型。」參照大塚和義：〈現代におけるアイヌ民族自立運動に関する諸問題：近代の同化政策から現在の新法制定論議まで〉，《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第 50 卷（2004 年 3 月），頁 142。另
外，有關上述近藤提出的相關建言的參考史料，詳見國書刊行會（編）：《近藤正斎全集》，第 1 卷（東京：第一書房，1976 年復刻版），頁 29-32。
2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2002 年），頁 69。
3 參照〈アイヌ民族に関する法律（案）〉，收入アイヌ民族生活文化館運營委員會（編）：《アイヌ民族は考える》（札幌：アイヌ民族生活文化館運營委員會，1988年），頁 71。
4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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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鮮明口號，卻一樣出現與中央政策連動的包括宣導實踐臣道、職域奉公、八紘一宇等思想的動向，以期建設樺太為高度國防國家並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業」。5
日本作家長見義三（1908-1994）在戰前所書寫的以日本北方殖民地樺太為主要舞台的〈和人教我的事〉（〈シシャムの教え〉，1941），6即聚
焦於日本對樺太愛努人實施的同化／皇民化教育主題。7長見出生於北海道
石狩國長沼町，之後隨父母移居穂別村。8爾後，穂別村也成為長見文學的原鄉。 9 在任職於札幌的北海道農產物檢查所時，長見以愛努取材處女作〈從母胎到塚穴〉（〈母胎より塚穴へ〉，1928）奪下小樽新聞社創立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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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正儀：〈第三十五回樺太廳始政記念日に於ける長官式辭〉，《樺太時報》，第 53
號（1941 年 9 月），頁 2-4。
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薩哈林島南部北緯五〇度以南的南樺太（1905），一般稱之為樺太。直至 1945 年為止，樺太屬於日本帝國版圖的一部分。其次，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初出《文学界》，第 8 卷第 8 號（東京：文藝春秋社，1941 年），頁 200222。戰後收錄於長見義三：《別れの表情》（東京：恒文社，1993 年），頁 93-130。
本文參考初出的版本。另外，小說的中文題名〈和人教我的事〉與本文中其他有關長見
作品的中文名稱與引文，皆出自筆者自譯。
根據鳥居龍藏的分類，愛努依其居住地可分為千島、蝦夷與樺太愛努。參照鳥居龍藏：《千島アイヌ》（東京：秀英舍，1903 年），頁 3。而〈和人教我的事〉中的樺太愛努
指的尤其是 1875 年千島樺太交換條約簽訂後遭強制移住北海道對雁（今江別），並於近廿年後因不適應移住地而逃回樺太的愛努。其次關於愛努的同化與皇民化，筆者管見戰後常見二者被混用之情形。如新谷行在探討明治大正時期的愛努教育時使用皇民化。
參見氏著：《アイヌ民族と天皇制国家》（東京：三一書房，1977 年），頁 373-381。
榎森進討論明治末期的愛努教育時用的是臣民化；但論及大正昭和年間的愛努政策時則同時使用皇民化與同化。參見氏著：《アイヌ民族の歴史》（浦安：草風館，2008年），頁 459。荊子馨在探討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時，反對一般將同化與皇民化的「殖民意識型態視為連續且一致的假設」而主張「皇民化應根據它與同化的相同與差異而予以歷史化。」荊子馨指出：「由於皇民化一詞要到 1937 年以後才用來指稱一種殖民政策，而其方針只有從日本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軍事擴張這個脈絡才有辦法全盤理解，
因此將皇民化整個套進同化的邏輯當中是錯誤的。」參照氏著：《成為日本人》，鄭力軒（譯）（臺北：麥田出版，2006 年），頁 130、135。本文小說內部時間從千島樺太交換條約簽訂後（1875）到日俄戰爭期間的明治三十七至三十八年（1904-1905），外部時
間為昭和十六年（1941），故本文除論及小說外部時間時以皇民化稱之外，其餘以同化稱之。
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收入長見義三：《北の暦》（東京：恒文社，1994年），頁 358。
長見義三：〈言葉・土地・人〉，初出《早稲田文学》，第 10 卷第 1 號（1943 年）。此處參考長見義三：《北の暦》，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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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年紀念懸賞小說首獎。10早稻田大學預科第一高等學院在學時，發表小說 〈 姫 鱒 〉 （ 1934 ） ， 11 此 作 之 後 收 錄 於《 姫鱒 ： 第 一 小 説 集叢 書 》（1939），並入圍第九屆芥川賞。12早大文學部法文科在學期間，長見再度
發表取材自愛努的小說〈魚族歸來〉（〈ほっちゃれ魚族〉，1935），13這篇小說在當時受到文壇前輩室生犀星（1889-1962）的高度讚賞，自此確立其新進作家之地位。14戰前的作品另有《離別的表情》（《別れの表情》，
1940）、《熾熱的告白》（《燃ゆる告白》，1941）以及長篇小說《愛努學校》（《アイヌの学校》，1942）等。15
戰前戰後有關長見文學的時評大致不脫充滿感傷、具有寫實及人道關
懷面相等評價。戰前例如室生犀星在評論其愛努取材作〈魚族歸來〉時，即以「有趣而富於哀愁」、「將愛努題材寫得極為透徹」評論之。16另外，
谷崎精二（1890-1971）則強調寫實面，認為「對現實的探究欲望，是長見
愛努文學的驅動力」。17 谷崎的寫實觀在戰後受到了承襲，例如木原直彥（1930-）就直指長見的愛努文學擅長描寫社會底層的哀歡。 18另外，神谷忠孝（1937-）則是從長見於其具私小說風格的散文〈脊瘤後記〉（〈セコンボ後記〉）中所顯露的對身障友人的關懷，確認此種弱勢關懷構成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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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頁 358-359。
〈姫鱒〉最初發表於《紀元》，昭和 9 年 12 月號（1934 年 12 月）。參照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頁 359。
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頁 360。
《文藝》（東京：改造社，1935 年）。戰後復刻於木原直彥：《ふるさと文学館》，
第 1 巻，「北海道 1」（東京：ぎょうせい，1993 年）。參照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長見義三：《北の暦》，頁 365。之後分別收入長見義三：《姫鱒》（札幌：
響文社，1993 年），頁 159-189。以及長見義三：《別れの表情》（東京：恒文社，1993 年），頁 7-38。
參照神谷忠孝：〈解說〉，收入長見義三：《姫鱒》，頁 280；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頁 359。
長見有方：〈長見義三 年譜〉，頁 360-361。
初出室生犀星：〈文藝時評（6）〉，《報知新聞》，1935 年 7 月 2 日。此處轉引自神
谷忠孝：〈解説〉，收入長見義三：《姫鱒》，頁 280。
初出谷崎精二：〈序文〉，收入長見義三：《別れの表情》（東京：宮越太陽堂書房，
1940 年）。此處轉引自紅野敏郎：〈長見義三と八木義徳〉，《長見義三作品集月報》，第 2 號，收入長見義三：《別れの表情》（東京：恒文社，1993 年），頁 2。
木原直彥：〈《白猿記》のことなど〉，收入《長見義三作品集月報》，第 2 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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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文學的核心。 19而小笠原克（1931-1999）也主張長見作品具有濃厚的寫
實風格，他認為長見自處女作以來便「凝視先住民與移住民的混生為現實所帶來的多樣而苛酷的樣貌」，且其紮根於故鄉北海道以及往日本更北方的樺太、千島等地探索的文學世界，不僅有別於昭和十年代日本文壇中搭
國策順風車的「外地」文學，更「與國策所鼓吹的與異民族融和共榮的聲音無緣」。20〈和人教我的事〉寫於太平洋戰爭前夜，在長見的愛努文學中是極為罕見的一篇以樺太為主要舞台，並以樺太愛努人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小說。21其次，〈和人教我的事〉主要聚焦於《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後到日俄戰爭
期間的樺太愛努的同化教育，並藉此影射愛努在戰時下因受皇民化教育的荼毒而受難的事象，而此一主題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無疑也具備特殊性。
目前關於〈和人教我的事〉的討論僅見小笠原克22、木原直彥。23前者強調〈和人教我的事〉的寫實面向，認為它是作者在「凝觀史實並參照生活者
實況」後寫成的「悲憤沉澱後的靜謐清晰之作」，充滿「哀愁與怨念」。24
後者主張〈和人教我的事〉具有人道主義，並認為作品中的愛努日本混血
主角因受同化教育而死的結局，讀來悲傷且寓意深遠。25然而，〈和人教我的事〉的成立所根據的雛形並未渲染主角的死與同化教育的關聯，且〈和人教我的事〉僅從同化教育的成功來解讀主角的自殺，忽略了此事件背後存在的多元背景向度，這些都削弱了〈和人教我的事〉中的寫實與人道關
懷的力道。另外，〈和人教我的事〉中的日、愛、俄關係是前兩者親密和諧而後兩者緊張敵對，此乃與作品發表當時日本理想中的三者關係重疊。
職是，本文將聚焦於長見義三的樺太愛努小說〈和人教我的事〉，就小說
如何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皇民化教育，究明小說的時代意涵，透析長見
19 神谷忠孝：〈解説〉，收入長見義三：《姫鱒》，282 頁。
20 小笠原克：〈解説 長見義三の文学世界（二）〉，收入長見義三：《別れの表情》，
頁 359-360。
21 此處的愛努文學泛指以愛努為題材此一定義下的文學，而非僅限於由愛努人所創作的文
學此一定義下的愛努文學，全文同。
22 小笠原克：〈解説 長見義三の文学世界（二）〉，頁 357-363。
23 木原直彥：《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1994 年），頁 257-258。
24 小笠原克：〈解説 長見義三の文学世界（二）〉，頁 360-361。
25 木原直彥：《樺太文学の旅（下）》，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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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努文學的本質，並探究日本近代文學的重層與多義性。

貳、 楔子：千島樺太交換條約與北海道對雁學校〈和人教我的事〉寫於太平洋戰爭的前夜，但故事主要發生的時代背景為明治卅六年（1903）即日俄戰爭前夜，舞台則是樺太東海岸最南端部
落一帶的愛郎漁場，而此時的樺太為俄國領地。愛郎漁場地處偏僻，此地除了有著日本名字的市與松之助這兩戶愛努人家，以及日本漁場主設置的值班小屋外，別無人家及建物。市與松之助雖同為愛努人，卻因為明治八年（1875）日俄簽訂的《千島樺太交換條約》而有不同的成長際遇：前者
為續留樺太的一方；後者則曾被迫移住北海道對雁（今江別），接受日本
同化教育，但於長大後隨族中長老逃返樺太。這年的值班小屋裡新來一位
名叫工藤的日本越年番人（冬季值班的漁場監工），小說就在工藤與愛努
的互動中展開。不久爆發日俄戰爭，工藤撤離漁場。缺少日本人監管的愛郎漁場，遂成為俄人覬覦的目標。俄人一再潛入行竊，令松之助忍無可忍，最終將其殺害。東窗事發後，松之助被俄警逮捕，卻在移往科薩科夫（日治下的大泊）監獄的途中自殺。而小說結尾的一句話也成為作者最冷靜最透徹也最悵然的控訴：「何時該自我了斷？其實早就有人教過他了。」26〈和人教我的事〉中松之助邁向「自我了斷」之路，乃是暗喻日本同化教育奏效的「養成過程」，其契機即為《千島樺太交換條約》。在此以前，由於安政元年（1855）日俄雙方簽訂的《日露和親通好條約》只設定
千島列島中的擇捉島、得撫島之間的國境而未提及樺太，以致樺太成為日
俄間的雜居地。27此後日俄間儘管存在相互友好的交流事例，但許多史料也
都記載著雙方紛爭不斷的事實。28直到明治八年（1875）日俄雙方再度簽署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22。
市立函館博物館（編）：《千島樺太交換条約とアイヌ》（函館：市立函館博物館，
2015 年），頁 1。
28 永野彌三雄：〈日ロ雑居・ロシア領・日本領の各時期におけるサハリン島漁業事情〉，
收入函館日ロ交流史研究會（編）：《函館・ロシア極東交流史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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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2期（總第32期）

2019年12月《千島樺太交換條約》，樺太自此才歸俄國管轄，而這也成為長見這篇小說所控訴的樺太愛努人受難的源頭之所在。因為根據此條約第五約款，居住在樺太的愛努人必須在三年之內選擇日本或俄國國籍，29而〈和人教我的事〉中的市與松之助兩人正是在此時空背景下「做出不同抉擇」的兩種愛
努人的典型。作者並主張，松之助所象徵的樺太愛努正是由於「選擇」了日本，才會飽受苦難，而其癥結即在於日本的同化教育。
作者指出，樺太愛努出身的松之助在對雁學校所接受的日本同化教育，其著重的面相主要乃在於日本精神的涵養，而非學力的傳授，因為「讀寫能力對於住在偏鄉的他們來說並不重要」。30精神涵養的具體內容為擊劍與西南戰爭中的「大人物」西鄉隆盛（1828-1877）的事蹟所象徵的武
士道教育，而傳授西鄉事蹟的教師則正是與西鄉同為薩摩藩出身的該戰役
中的敗逃武士。另外，作者並提到，當聽聞這名教師講述諸如該役中正義
的一方為西鄉及其理由後，因坊間有關「大西鄉未死，藏匿某處今健在」的傳聞甚囂塵上，31「松之助等人基於愛惜英雄的心，也暗自祈禱西鄉能如
傳聞所說」。32但這位教師強調，西鄉絕非是會逃匿的卑劣之人，一切傳聞
都是陷害他的小人在他死後仍意圖污名化他的奸計，並說自己親眼見證了西鄉的死，稱西鄉在身中四十多槍後切腹，並由士族為其介錯（斷頭）。
接著作者寫道，像這位教師般不得志於當時政府的薩摩人，許多都逃去北
海道，但在當時以無力維生者與貧農為主要住民結構的北海道，「他們是少見的具有高尚節操的人物。」33如此的敘述既解釋了敗逃武士的意涵與西鄉事蹟所欲彰顯的勇、名譽等武士道精神之間的矛盾，透過其對西鄉事蹟的見證，也頗有強化西鄉事蹟真實性的味道。而在聽完西鄉的故事後，「受到老師感化的樺太愛努子弟們無不露出愛好正義的幼小眼神」，尋找
薩摩人老師「背後的西鄉隆盛」。34如是，長見主張對雁學校的武士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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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函館日ロ交流史研究會，1996 年），頁 66。
江別市總務部（編）：《新江別市史・本篇》（江別：江別市役所，2005 年），頁 13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3。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2-213。

viii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

163對樺太愛努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另外，長見在提到師資問題時也寫道，
愛努學校創校初期的教師是一名自樺太撤退、懂愛努語的日本人醫師。由於該教師「同時開設醫院，每遇病人掛急診便中斷課程趕回醫院看診；若逢疾病流行時期，學校也會停課半個月。」35長見雖未就此評論，但若再考
量其稍早曾指出讀寫能力對樺太愛努而言並不重要一點可知，這未嘗不是
在揭發愛努學校在師資籌備上的倉促與授課態度上的輕率。36
長見並未清楚交代樺太愛努人移住北海道的歷史，僅略為提到松之助
在長大後，跟隨不適應移居地的族中長老自北海道逃回樺太。但對照日本
史可知，松之助所代表的，正是《千島樺太交換條約》簽訂後的隔年即明
治九年（1876），被迫聽從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的指示，移住對雁的八百五十四名樺太愛努人的典型。交換條約簽訂後，許多遭強制移住的樺太愛
努因水土不服而感染霍亂、天花等疾病，最後因此喪命。這使得日俄戰爭結束、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樺太再度歸日本管轄後，許多人選擇重返樺太。37其次有關對雁學校，根據《新江別市史・本篇》的記載，其「在明治政府的北海道經營乃至在領土問題懸而未決的對俄外交關係上，都是無法等閒視之」的問題。38對雁學校的前身即對雁教育所成立當時，雖明訂假名
練習、單字、作文等學科，39但根據樺太愛努山邊安之助的回憶可知，當時
側重的並非學科而是日本精神涵養，以及〈和人教我的事〉中有關對雁學
校的描述乃有所本。山邊提到：「教員本身比教科書有魅力」，至於教員
教了些什麼，他第一個想起的便是西鄉隆盛的事蹟：40

35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2。
36 關於這一點，谷內鴻也指出，對雁學校當時所賴以存續的社會性基盤與地域社會並不成
熟，導致最終其學校教育埋没於拓地殖民的政策之中，並未能發揮學校教育原本應具備、且須還原到地域社會的先導性能力。參照谷內鴻：〈対雁学校成立の社会的基盤〉，《國學院短期大学紀要》，第 10 卷（1992 年），頁 266。
37 市立函館博物館（編）：《千島樺太交換条約とアイヌ》，頁 11、14。
38 江別市總務部（編）：《新江別市史・本篇》，頁 122。
39 江別市總務部（編）：《新江別市史・本篇》，頁 121-122。
40 山邊安之助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俄戰爭期間的樺太攻略戰剛剛開打的當時，是樺太愛努人當中第一個迎接日軍的人，日本化程度頗深。他當時自願參與攻略戰，並成功
擊退俄軍，也因此獲頒瑞寶章勳八等，並被日人視為「愛努民族最後的豪傑」。參照樺
太廳（編）：〈山邊安之助：〈日露戰役アイヌ物語〉〉，《樺太時報》，第 51 號
（1941 年 7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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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第16卷第2期（總第32期）

2019年12月

老師經常跟我們講到大西鄉的事蹟，每當他說起大西鄉的故事，
總是邊說邊拭淚，而我們也很喜歡大西鄉的故事，每次也總是聽得熱血澎湃。當時坊間盛傳大西鄉沒死，只是躲了起來，我們也
希望如此，所以就經常問起老師這事。老師聽完後，總會把聲音
放得很低沉，然後回我們說，絕對沒這回事，〔……〕西鄉死得很正確。老師當時就是這樣回我們的。儘管當時我們只是孩子，
但在聽到老師這樣說之後，大家都感到很悲傷。41

回到〈和人教我的事〉，松之助也正是因為受過對雁學校的日本同化教育──更精確地說來，是西鄉在西南戰爭中剖腹自殺所象徵的日本武士道精
神教育的洗禮，才初步產生了身分認同上的混淆／掙扎。以下是〈和人教我的事〉在故事的開端處介紹愛郎漁場裡唯二的兩戶愛努人家時，對市與
松之助的身家背景介紹：
市是在千島樺太交換之際，在樺太南部的愛努們大舉遷移到北海
道時，繼續留在後來成為俄國領土的樺太的愛努人。因為這個緣
故，市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是屬於那種有時會自稱俄國人的愛努人。
而松之助則是從北海道移住地逃回樺太的愛努人。〔……〕他從
未說過自己是俄國人，或許這和他八時就搬到北海道，直到廿
五、六歲才又搬回樺太有關吧！不過，他也沒說過自己是日本人。在他的內心深處，有一部分的聲音只想說，我就只是一個愛努人。42

如是，作者藉由千島樺太交換之際，或因被強制移住北海道對雁、或因續留樺太，因此導致身分認同上的迥異與混亂的樺太愛努悲慘際遇的揭發，控訴日俄近代國家的利己主義。除了同化教育之外，作者也主張，

41 初出為山邊安之助：《アイヌ物語》。轉引自江別市總務部（編）：《新江別市史・本篇》，頁 123。
4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1。

x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

165（「來路不明」的）日本血亦是迫使松之助最終傾向日本人身分認同的緊箍咒之一。而關於這一點，則必須等到松之助隨族人返回樺太，於東海岸
南端的愛郎漁場落腳，並在那裡與日本東北貧農出身的季節性移工──工藤相遇後，問題才會浮現。

參、 漁場：做為日本・愛努親密關係與愛努仇俄情結的確
認場域
在歷經十數年對雁愛努學校的日本教育與日本文化的洗禮後，松之助
隨著族人逃回樺太，而他所落腳的位於樺太東海岸最南端部落的愛郎漁場，也成為〈和人教我的事〉中主要故事的展演舞台。〈和人教我的事〉
中的愛郎漁場不僅是愛努與日本親密關係的確認場域，也是愛努仇俄情結的醞釀場域。在工藤登場前，松之助內心深處尚存在一絲愛努的身分認
同，但在那以後，松之助的認同遂產生了變化。小說一開始在介紹工藤這
位漁場新來的番人時，便指出他與往年松之助等人遇到的日本越年番人有所不同。因為，有別於過去工作不認真，老愛跟貪杯的愛努人混在一起喝
酒的、或者三不五時跑到隔壁漁場許久不回的、又或者在登記用酒的帳面
上將「私吞」謊報為與愛努人「平分」的那些行為不檢點的越年番人，工藤儼然是個乖乖牌。他不喝酒，也不曾離開漁場一步；耐得住寂寞，也堅
守日課。這樣的工藤對於沒有日本「本土」生活經驗的市而言很無趣；但看在有過對雁學校受教經驗的松之助的眼裡，他簡直就是理想日本人的典型，至此漁場做為嚙合地帶的邊界屬性再清楚不過。而〈和人教我的事〉
中接著透過松之助與工藤等人在日本過年期間前往隔壁漁場聚會的場面披
露松之助的日本愛努混血出身、並透過工藤對松之助的「兄弟認證」讓松之助「認祖歸宗」之路再往前邁進一步的敍事，也驗證了藉由互見參照（cross-referencing），邊界主體不僅能將認知不協調的經歷融合為一，更能使個人的自我感獲得強化之觀點：43

43

理查德・森尼特：〈街頭與辦公室：認同的兩種來源〉，收入威爾‧赫頓、安東尼‧吉登斯（編）：《在邊緣：全球資本主義生活》，達巍、潘劍、劉勇、時光（譯）（北xi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166第16卷第2期（總第32期）

2019年12月

對這個部落的愛努而言，工藤是唯一的稀客，大家一看到他，就親切地直喊工藤桑、工藤桑的。其中一位和松之助差不多年紀的愛努人跑過來靠在工藤身上，邊倒酒邊對工藤說：「喂！你可聽
好了！別老是叫我們愛努、愛努的，把我們給看扁了！我們愛努也有有學問的人呢！我沒上過學，看不懂日本字跟俄國字，但松之助上過，他可是讀得懂呢！如何？我們愛努人裡面也有很優秀
的。」
此時工藤不經意地看了松之助一眼。由於松之助從未向工藤提過
這件事，突然感到對工藤很不好意思，便把頭低了下去。這時工
藤的眼神正好對到剛才那位愛努人，而那人的眼神彷彿在說，我正等你回話呢！於是工藤便笑著回他：「松之助很聰明，性情又好，這兄弟我認了！」工藤故意把聲量放大，好讓松之助也能聽
見。話畢，方才那位愛努人的表情不但收斂許多，還顯得有些卑
屈，接著他朝松之助的方向看去，當他確認松之助還沒抬起頭，便拍拍工藤的肩膀小聲地跟工藤說：「你看他是不是像極了日本人？很滑稽吧！因為他是日本種！」工藤這才終於明白為何松之助一直都對他很客氣。44

姑且不論上過學、受過日本教育的「優秀的愛努人」松之助究竟是幸
抑或不幸，至此可知長見意在透過樺太東海岸最南端的愛郎漁場這個具有
封閉性與地政學意義的空間，以及透過松之助對工藤的「理想日本人認證」（教育）與工藤對松之助的「兄弟認證」（血液），彰顯日愛雙方是
如何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產生文化與血緣上的親近關係。而如後所述，長見也逐步透過弱化漁場裡相對於松之助的兩個參數人物：日人工藤與愛
努人市，披露松之助成為「天皇揀選的人」的演繹過程。而隨著小說的發展，工藤的存在也成為使松之助逐步朝向僅是「理想的」不夠，必須是「偉大的」日本人的方向邁進的重要契機。

44

京：三聯書店，2003 年），頁 243-244。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5‐206。

xii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

167

就在工藤與松之助相互認同以後，作者開始揭曉松之助的日本血來歷。原來松之助的父親也是越年番人，只是兩人並未見過面。由於愛努人
母親早逝，再加上「自從一直很固執地心存怨恨而什麼都不想談的祖父母
過世以後，有關父親的說明者就更少了。」45作者並未說明何以松之助的祖
父母對其父親有怨恨，但根據戰前曾在愛努部落從事兒童教育數年的「舊豐榮土人學校」校長佐々木長左衛門（1879-1953）所撰《增補

愛努的故事》（《増補 アイヌの話》，1931）一書：
愛努婦女與和人接觸以來，多以成其妻妾為榮，具有寄望於此之傾向。曩昔漁夫、勞動者之輩，亦存在利用此一傾向巧妙欺騙、玩弄對方之事實。愛努間之所以有梅毒的傳播，以及其私生兒中
許多皆為混血種者，原因皆出自此。46

是而可推論，作者隱約欲藉由松之助的身世書寫，揭發樺太漁場裡陰溼化的日本與愛努的男女親密關係的根源所在。
缺乏父親的說明者，松之助只好憑著想像尋根。他畫下有著偉大體格的父親肖像，那肖像神似漁場主人，也像極了在對雁學校聽聞的「世界第一英雄」西鄉隆盛。接著作者透過俄人到愛努部落調查槍枝數量後，眾人
義憤填膺、磨刀霍霍，以及當部落總代役率眾上山打獵壯膽時，市與工藤
相對缺乏積極的動力與自信的描寫，讓松之助確認，僅是工藤一類的日本
血不夠，還必須有著像西鄉一般偉大的日本體格與魂魄，藉此重申武士道
教育對愛努影響之深。同時，並藉此揭發日本帝國在殖民地社會文化的建構當中，是如何透過體型差異與優劣的言說異化、女性化愛努，以合理化
其殖民地治理，並進而藉由此一言說之為愛努所內化，形成對愛努充滿權力烙印的壓迫。
而在松之助「達陣」以前，長見並在日俄戰爭爆發、日本人撤離樺太
後的漁場書寫當中，安排漁場「親方」即主人與愛努之間的「親子」與

45
46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6。
佐々木長左衛門：《増補 アイヌの話》（旭川：佐々木豐榮堂，1931 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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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恩情授受」關係之敍事，做為日愛親密關係的另一篇章。首先，長見安排了松之助與市為工藤送行時難分難捨的畫面。作者指出，不只這次，「去年秋天目送漁場主人帆船駛離岸邊時」，松之助等人 「也一樣難受」。接著作者聚焦於松之助的親日情結，描述他對日人離去時的不捨，甚至到了「連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地步。最後作者寫道：「其實，這是因
為松之助每每遇到日本人，就會在他們的身上尋找自己另一半的血液──
父親的身影」。47如是，長見主張血液亦是松之助親日情結的癥結所在，而
至此〈和人教我的事〉中日本愛努的文化及血液的「完美」混種松之助已
然成形，且隨著松之助的逐步「攻頂」，其完美混種身分所伴隨的壓迫性也將逐步現形，而這也驗證了混種在歷史上向來是為了支配者的利益而部
署之論點。48
來到松之助「攻頂」前的「最後一哩路」。日人撤離後，愛努悵然若失，直到春季漁獲期來臨時才勉力奮起。此時，隔壁部落派人捎來漁場主人歸來的消息：「主人回來了！」小說繼續寫道，眾人聽到消息，臉上表
情瞬間由暗轉明，而接下來小說的敍述所披露的，則是明顯帶有階級意識
的日愛親密關係，以及隨同浮現的愛努人對俄國的敵對意識：眾人爭相確認，主人回來了？是真的嗎？戰爭還在打，恩人的帆船卻能平安靠岸，真是難為他們了！〔……〕
原來今年沿岸沒法捕魚，所以漁場主人打算偷偷前往堪察加捕漁。但因為掛念愛努，於是便繞道過來探望，看看大家是否安好。
當愛努們來到岸邊時，發現岸上放了六十袋的米，〔……〕此時
眾人無不含淚感謝漁場主人的心意。〔……〕突然出現的一艘
船，讓大家對戰況總算有所了解，而今天聽到的消息，也跟之前

47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1。
48 巴特‧摩爾－吉爾伯特：《後殖民理論》，彭淮棟（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4 年），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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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從俄國人那裡聽來的完全不同，原來日本軍是連戰連勝的！
〔……〕無論如何，在得知真相後，大家都開心極了！49

事實上，〈和人教我的事〉中有關愛努的仇俄意識，在提到愛努移住
對雁時便已著墨。作者當時寫道，為防止愛努想家逃回，繼而引發國際紛
爭，俄人老早就燒掉他們的屋舍。而松之助也難忘兒時離家時，從船上一
面望著小屋在烈火中慘遭吞噬，一面哭喊的悲憤記憶。作者還寫道，在新年聚會的隔天，部落總代役急忙前來通報俄人在新年聚會散會後即前往盤
查愛努人口與槍彈數量，並對其加以恐嚇。由於擔心漁場成為下一個盤查
對象，總代役在提醒眾人藏好槍砲的同時，也摸著自己預藏的鐵砲說道：「還好沒交出它。有了它，到時就算十幾、廿個俄國人攻過來也不怕！」50
如是，作者也透過總代役的口，主張愛努的仇俄意識與愛俄的敵對關係。
接著作者並安排一場眾人隨總代役入山打獵壯膽的場景，藉此營造宛若對俄模擬軍演的日愛同仇敵愾對抗俄國的意象。
〈和人教我的事〉發表前，也是二戰爆發前的一九三八年七月，日本
為試探蘇聯在中日戰爭中對日參戰的可能性，令朝鮮軍出動攻擊位於蘇聯、滿州、朝鮮邊界的張鼓峰，結果慘敗。隔年關東軍再度以國境紛爭為由，攻擊滿蒙邊界的諾門罕，並與蘇聯爆發衝突，結果日軍仍大敗，並祭
出多達萬餘名的死傷者。此役令日軍對蘇聯的戰力改觀，期間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密商瓜分波蘭的動向，也令日本對蘇聯日益膨脹的野心有所警覺。51而視俄國為世仇的日本，在中日戰爭長期化的局勢下，對俄保持戒
心，也是時勢所趨。回到〈和人教我的事〉，之於松之助，這股敵意的出口則繫於日本漁場主人結束探望愛努、離開樺太後，漁場的寧靜再度被「不義」俄人劃破的一刻。

49
50
51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4-215。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8。
由井正臣：《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00 年），頁 163-164。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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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

肆、 起義：愛努人的「日」俄戰爭／「成為日本人」的最後一哩路
漁場在主人被送走後，迎來了春天，而愛努也漸漸適應沒有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隨著松之助等人從灰暗的冬季小屋搬遷至乾爽明亮的夏季小屋，漁場的勞動景觀也隨之變得鮮明活潑。不久，犬吠聲劃破了寧靜的日常，也預告著「事件」的到來，此即俄國人的連番來襲，以及松之助的起義醞釀。相對於俄國人為覬覦鹽倉而來，愛努人則是肩負著守護鹽倉的使命。此時作者再度形塑膽怯的市一家，將沒有日本血與日本教育受教經歷
的市排除在「天皇揀選的人選」之外，並彰顯徘徊於鹽巴與生命的兩端──即守護對漁場主及工藤等日本人在離樺前所交代的看守物資的承諾，以及守護愛努人生命──的日本愛努混血松之助的人物素描：
市與妻子及兩人的孩子小市緊緊靠著小窗，目睹海邊發生的一切，他們心裡害怕極了。市告訴松之助，自己很擔心地和家人
說，要是你拿出鐵砲之類的，到時連我們都會沒命。松之助則認為，就是要去執行市所害怕的事，才算是守住了對漁場主人及工
藤的承諾。
其實松之助也有想過他們這兩家。他想過，只要兩家能在此相安
無事度日，這也就夠了，根本沒必要在乎是否跟這大千世界接軌。只要能靜靜地依偎在縱谷山脈守護下的一彎溪水的懷裡，每天能夠溫飽，這也就夠了。52

最終在偷與守之間被激發出的，對松之助而言與其說是身為愛努的反擊，不如說是做為半個日本人對承諾的責任感、對日人恩情的回報，以及最重要的：對日俄戰爭的表態。此由當松之助等人在發現俄人再度偷襲鹽
倉的當下也掛念日俄戰況的小說敘事策略中，即可嗅出端倪。即，與檯面
上的日俄戰爭相呼應的，是檯面下另一場以鹽巴為導火線、以沒有日人而只剩下愛努的愛郎漁場為戰場、以及由愛努與俄人為事主的「日」俄戰5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7。

xvi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

171爭。而在徘徊於鹽巴與生命兩端的掙扎後，松之助選擇了鹽巴，即遂行為鹽巴／鹽倉（日本）遭駭所象徵的俄國（對日）的挑釁而起義的一個「必要之惡／義」。而這只是「新仇」，接著發生的俄人對鹽倉放火的惡行，
才是促成松之助「蜂起」的引爆點，此即松之助兒時被迫強制移住對雁
時，俄人焚毀其屋舍之「舊恨」。如是，作者透過俄人在日人撤離樺太後的漁場中的偷鹽（守護日本）與縱火（波及愛努）惡行，主張在愛努仇俄
意識的形成過程中，身體與精神層面的日本情結與愛努因此受波及的壓迫乃為關鍵因素。
回到壓垮松之助的最後一根稻草──俄人縱火。小說提到，當松之助發現火災現場並非只有一處，而是波及多處時：
他領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若讓俄人的船隻離開，就等於是向他們認輸。憤怒的他，跑向自己的小屋，不久就傳來狗兒的吠叫聲。
家中妻子和孩子們就像昨天市的太太與孩子們一樣，他們隔著小窗，望著被熊熊烈火包圍的漁場，那模樣看起來害怕極了。此時，松之助衝回家裡，抓起藏在草壁中的槍隻與彈藥，一路朝向
砂丘奔去。
來到砂丘，一位悠閒佇立在海邊的男子，成為第一個映入松之助
眼簾的人。那男子，確實就是昨天松之助看到的那位船長。53

未久，俄國沿海巡視兵前來訊問火災痕跡與失踪船隻事宜，就在松之助等
人謊稱是自己大意造成、以及對失踪船隻毫不知情後，原本對此不起疑的俄國兵卻在離去途中，看見浮於海面的屍骸（偷鹽俄人）。至此松之助與
市的行跡已然敗露，兩人也遭到俄人的逮捕。途中松之助因再度試圖圓謊而遭俄國兵摑掌，作者接著寫道：「此時松之助的表情瞬間變成愛努人特53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9。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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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有氣無力的恍神模樣，霎那間，他不知自己身置何處。」54如是，作者
於此提出游移於愛努人與日本人之間而終致「魂不守舍」的混種松之助的人物圖像，藉此揭發其受迫害之面相。而令松之助邁向「偉大日本人」最後一哩路的，則是他在受俄人拘禁途中所付諸實踐的一項「攻頂」計畫。
以下是松之助在被俄國警方移送監獄的途中，從士兵的拘束中掙脫之後，
直至自我了斷的、也是小說最後的一幕：
來到坡道前，此時士兵用俄語命令松之助，要他站住。雖然松之助聽不懂俄語，但他還是停下來回頭望，這也是他第一次回頭。
此時士兵們也停下腳步，並毫無警覺地回頭望著走在後面的市。
就在此時，松之助心裡很明白，自己一直想做的那件事，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說時遲、那時快，松之助已奪走士兵手中的繩
索，往上坡方向跑去了。
松之助一路跑進色丹松林裡，他的目標是攻頂。〔……〕手上還
有著束縳的松之助現在已無路可走，而就在他爬上山頂的時候，
卻傳來槍聲。其中一位士兵看到當時人明顯就站在稜線上的松之助，但當他瞄準好準備狙擊時，卻看到松之助倒臥下去，之後便不見人影。
士兵們為了確認松之助的遺骸，於是連忙登頂。但當他們抵達疑似松之助倒下的位置後，卻遍尋不著他。那條山路沒什麼遮蔽物，因此，按理說松之助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從高山處往下探，也就是剛才他們爬上來的那座小山的對面，另有一座山，那山的斜面處有一座深谷，那深谷歷經風雨的侵蝕，形成了一座險
峻至極的山崖，山崖下方溪水的上流，橫杵著一塊樹根裸露在外的巨木。那巨木想必原是高聳在山崖邊的吧！而遠遠望去，可看見松之助動彈不得地卡在那樹根裡的瘦小身影。子彈並未射中54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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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但，何時該自我了斷？其實早就有人教過他了。55

作者顯然是將松之助與「大西鄉」重疊了。即，作者乃欲藉由與其死
於俄人手中，寧可自我了斷的半個日本人（但就在他實踐武士道精神的同時，也蛻變為一個日本人了）的松之助的人物素描，強調正是由於日本同化教育的奏效，才導致了日本愛努混種松之助走上效法西鄉武士道精神的「偉大的日本人」之路。而小說結尾則將全文帶向一個冷徹與悵然的境界。如前所述，〈和人教我的事〉所描寫的時代背景橫跨千島樺太交換條
約簽訂後的明治初期與日俄戰爭期間的明治末期。作者雖然描寫了愛努在這當中所經歷的流動離散的經驗，並點出對環境適應不安的問題，但相較於此，其更大、也是最大的關心，乃在於日本的同化教育怎樣為愛努人招致了生命的災難一點。此一關心若考量到〈和人教我的事〉發表的歷史背景，則其時代意涵為何，至此已呼之欲出。

伍、 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武士道教育與愛努族
前已提及，教育上的分離與排除導致了日人與愛努在教育上的不均質，例如日本在對愛努教育中側重日本精神涵養而輕語言即為一例。而這
一點在〈和人教我的事〉中寫到日俄戰爭爆發，日人撤離樺太後的松之助
的心境時，也再度、並更為露骨地提及。小說寫道：當松之助想到父親時，腦中浮現的並非工藤一類的越年番人，而
是西郷隆盛的身影，這都得拜他曾在北海道上過學之賜，而當時讀寫能力對於住在偏遠地帶的他們來說並非必要。56

日本精神涵養會成為愛努教育的重點，說到底便是為使愛努人成為永住勞
動者。57日人認為愛努住在樺太已有數千年之久，對當地嚴峻的天候適應無

55
56
57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22。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11-212。
中目覺：《土人教化論》（東京：岩波書店，1918 年），頁 107。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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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這極有利於日本在當地的開發。職是，日人便鼓吹對愛努施以捨棄文
字與教科書的必然性，採廣義言語教育即重繪畫或實物等直覺教授與勞動
智識的傳授。58其他對愛努等少數民族的教化還包括納稅義務觀念的養成、
定居獎勵、促進規律的生活等。59另外有關日本文明感化的策略，包括增加
部落中與日人接觸的機會、令其前往豐原等日人及鐵道電燈等文明設備較
多較齊備處、前往內地見學、前往漁場或工場等地勞動等。其中最後一項
被認為最有效，因為既有助於愛努人養成規律習慣，還可使其因與日人朝
夕相處而增進語言能力並親近日本風俗，亦有助於日本教化。60
在〈和人教我的事〉發表的當時，日本已提出大東亞共榮圏的口號，
並確立南北進並重的國策立場。此外，文部省並編纂發行了《國體的本義》（《国体の本義》，1937）一書，做為國體明徵（明確天皇中心主義
的國體觀念）運動之聖典。61與此連動，文藝大後方運動演講會主辦了日本
全國演講活動，菊池寬（1888-1948）、富澤有為男（1902-1970）、久米正雄（1891-1952）三位作家即在小說發表前一個月，前往樺太各主要都市發
表講演。62其中尤以菊池寬在一場以「武士道與時局精神」（「武士道と時局精神」，1941）為題的演講中，主張當代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在於死，而格外值得本文注目。菊池寬在該演講中強調國體的重要性，指出真
正的武士道精神必須將皇室置於最高點，對其盡忠義。63其次，他也陳述武士道的特徵與精神乃在於為主君而死，以及當主君死去時，家臣也須殉死，並須對名譽視死如歸、重節操、守節義、淡泊名利等。64他並如是詮釋
戰時下的武士道精神：「一發生危急便上戰場搏命服勤，這就是武士道」、「帶著武士的覺悟，對天子、對明顯具有大義名分之物，在任何時
刻都可以捨棄生命，這就是新時代的武士道。」65此種以皇室為最高點、以死奉公的國體思想並非只滲透到樺太，而是也包括日本其他的殖民地，而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中目覺：《土人教化論》，頁 109。
中目覺：《土人教化論》，頁 94。
中目覺：《土人教化論》，頁 101-105。
林明德：《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頁 368。
樺太廳（編）：〈編集メモ〉，《樺太時報》，第 52 號（1941 年 8 月），頁 258。
菊池寛：〈武士道と時局精神〉，《樺太時報》，第 52 號（1941 年 8 月），頁 45。
菊池寛：〈武士道と時局精神〉，頁 46-50。
菊池寛：〈武士道と時局精神〉，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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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一思想是如何以正統派教義之姿銘刻在被殖民者的腦海一點，從當
時被統治者所留下來的言論即可窺得端倪。例如，與菊池寬同行的富澤有
為男就在他以「東洋論」（1941）為題的一場演講中，提到一段他在朝鮮
與一位曾在柏林奧運立下勳功的朝鮮半島的馬拉松選手孫基禎（ 19122002）的對話。富澤回憶自己當時問孫，身為半島人的最大願望為何時，
孫如下回答他：當然是朝鮮兩百萬人的動員。半島人都希望能加入日本軍，像其他日本人一樣為國家效忠。我知道自己無法做到，所以一直在思
考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我的教練，也就是權選手，他過去一
直希望能在馬拉松比賽中稱霸全世界，可惜他沒能做到，而身為
後輩的我，決心繼承前輩的遺志。經過一再的努力，今天終於完成他的心願。做為一個日本國民，我想自己多少也算是對國家有
一些貢獻了。66

類似的動向也出現在臺灣。以下為臺灣文學少女黃氏鳳姿（黃鳳姿，
1928-）的作文集《臺灣的少女》（《臺灣の少女》，1943）中的「臺灣通信」所收錄的一段鳳姿在寫給當時人在日本的父親的信中提到的有關志願兵內容的拔粹。鳳姿在戰前以流暢的「國語」（kokugo）作文介紹臺灣北部萬華一帶的臺灣民俗，因此受到當時日本官方的大力推舉：
志願兵的招募一開始，萬華就有好多人去報名，孟姫她兩個哥哥
都被錄取了。媽媽娘家的炳鄉也報了名，他也被錄取了，真是太
好了。我朋友的哥哥也報了名，到處都有人在報名，這陣子大家
都在談論志願兵的話題。爸，可惜我們家裡沒有哥哥、沒有弟
弟，連一個男孩子都沒有，否則這麼好的機會〔……〕，真是可惜了。不過，我想還是可以做其他事情來報國的。67

第二次近衛文麿（1891-1945）內閣為推行新體制運動，於一九四〇年
66
67

富澤有為男：〈東洋論〉，《樺太時報》，第 52 號（1941 年 8 月），頁 67-68。
黄氏鳳姿：《臺灣の少女》（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年），頁 28。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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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創立了大政翼贊會。在該會提倡的六大實踐要綱中的「挺身實踐為臣之道」這項內容中提到，處於二戰此一非常時期，所有的皇民皆須「將個個合而為一，並將一己奉獻給置身國家中心之皇室，強化一死奉公之決心，與天地無窮盡地為皇運奉贊挺身」。68上述朝鮮人與臺灣人對戰爭動員參與的渴望等言說，以及〈和人教我的事〉中的松之助所象徵的樺太先住民對武士道的生命實踐等，正是包括「國語」在內的日本精神滲透所導致的結果之一。當然，松之助代表的日愛混種之朝向日本傾斜的現象，未嘗
不是「血液侵略」即弱肉強食下的結果。69
至於西鄉隆盛雖然於明治維新後發動西南戰爭，但其在幕末為討幕派，70其所屬的薩摩藩與長州藩成立薩長同盟，而使尊王攘夷朝向尊王倒幕
前進一大步。「在薩、長二藩主導下，推動以武力謀求以天皇為中心的政
治統一，逐漸超越狹隘的鄉黨意識，諸藩的範圍，顯現出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71而西鄉所參與推動的「王政復古、明治維新成功的歷史意義乃在當時國際局勢動盪之際，為謀日本國家獨立與自由，並促使日本邁向近代
化國家所從事的奮鬪歷程。」72此與小說發表前後即滿州事變、中日戰爭爆
發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夜，日本對軍國主義、國體明徵運動、近代化
的奉行與追求的目標亦有所重疊。況且西鄉最終是剖腹自殺，體現了武士道的精神；且西南戰爭結束、西鄉殁後十餘年，明治政府於明治廿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紀元節當天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同時，也追贈
西鄉正三位，73恢復了他的名譽。
無論如何，由〈和人教我的事〉書寫的時代背景觀之，其做為一對時
局與國策、以及其結果的回應一點，乃是無庸置疑的。尤其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啟動國家總動員體制，愛努青年亦被捲入戰時體制，荷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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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太廳（編）：〈實踐要綱について〉，《樺太時報》，第 47 號（1941 年 3 月），頁
11。
富澤有為男：〈東洋論〉，頁 61。
林明德：《日本史》，頁 225。
林明德：《日本史》，頁 226。
林明德：《日本史》，頁 234。
內閣官報局：〈敍任辭令〉，《官報》，第 1683 號（1889 年 2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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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軍的行列，其中亦不乏加入滿蒙開拓團者。74而「在滿州、中國的侵略乃至太平洋戰爭等暴虐的侵略戰爭當中，許多被召集的愛努青年不是
在軍隊內受到民族差別的待遇，就是被迫以侵略軍之姿殺傷其他民族，又或者戰死、病死。」75據此，〈和人教我的事〉所具有的與時局的高度連動性，更是不言而喻。
其實，松之助的故事並非長見之原創，其雛形乃來自小說發表前十二
年出版，由千德太郎治（1872-1929）所編著的《樺太愛努叢話》（《樺太アイヌ叢話》，1929）一書中以「愛郎：出崎松之助氏弑殺六名俄人丟棄
海中」為題的傳聞。 76 另外，稍晚出版的能仲文夫《樺太愛努的足跡》（《樺太アイヌの足跡》，1933）一書中亦有相關記載。77三者旨趣相近，
唯前者提到，隨著俄人戰敗，市獲釋，因此，「要是松之助也跟著到科薩
科夫入獄而不急著自殺，便不致失去性命。可惜他太著急了。」78顯然後續的發展與作者的感想並未出現在〈和人教我的事〉中。後者則是強調，松之助會自殺，主要是因為不想殃及其它共犯，79而這也與〈和人教我的事〉
所主張的是日人教化的成功才導致松之助自殺的說法有出入。另外，二者
皆強調取材的真實性。而無論如何，至此可再確認的是，長見乃是藉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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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清治：《勇者たちの道──昭和期北海道アイヌ運動小史──》（札幌：アイヌ問題を考える懇話會，1993 年），頁 13。
石井清治：《勇者たちの道──昭和期北海道アイヌ運動小史──》，頁 14。另外，不只愛努青年，召集令也向樺太境內其他被強制集中居住在「オタスの杜（Otasu nomori）」此一空間的少數民族的青年發出。他們「接受了特務機關員有關諜報活動的具體教育，如『國境地帶』的間諜揭發、與國境警備隊通訊、蘇聯國境巡查兵動向、國境
架線電信監聽工作要領等完整指導。」初出田中了、ダーヒンニェニ・ゲンダーヌ：《ゲンダーヌ──ある北方少数民族のドラマ》（東京：現代史出版會，1978 年）。
此處轉引自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館（編）：《第一二回特別展 樺太一九〇五－四五
──日本領時代の少数民族──》，頁 12。另外，愛努首度被徵兵始自日清戰爭結束後（1896）徵兵令在北海道的實施擴大到渡島、後志、膽振、石狩時。參照小笠原信
之：《アイヌ近現代史読本》（東京：綠風出版，2001 年），頁 194。而愛努首度以日本兵出征的最早的戰爭則為日俄戰爭。關口明、田端宏、桑原真人、瀧澤正（編）：《アイヌ民族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 年），頁 218。日俄戰爭以後，愛努
的徵兵成為常態，二戰期間也有許多愛努人接受徵召。參照小笠原信之：《アイヌ近現代史読本》，頁 195-198。
千徳太郎治：《樺太アイヌ叢話》（東京：市光堂，1929 年），頁 44-47。
能仲文夫：《樺太アイヌの足跡》（樺太：北進堂書店，1933 年），頁 81-86。
千徳太郎治：《樺太アイヌ叢話》，頁 47。
能仲文夫：《樺太アイヌの足跡》，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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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松之助的死，主張是近代的國家利己主義、武士道等日本教育、孕育
日愛親密關係的勞動空間之存在、對俄敵對意識的形成等原因，導致了松之助武士道實踐般的自殺結果，藉此彰顯日本對愛努教化的滲透，並控訴日本對愛努的暴力與壓迫。

陸、 被遺忘的視角：「成為日本人」背後／「出稼」和人
的暴力
如前所述，長見主要乃欲透過〈和人教我的事〉中的樺太愛努松之助
的武士道的「根本精神」──「覓死」的實踐，主張日本對愛努教化的成功，並控訴日本對愛努的暴力與壓迫。若從〈和人教我的事〉發表的時局
背景來看，則這篇小說不可不謂具有一定的時代勇氣與人道關懷的精神。
尤其若對照同時期其他與日本國策連動的樺太先住民小說，這一點就更為顯著。例如形塑樺太少數民族鄂羅克人（Orokko）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圖像，以及為拯救該族女性而死於俄人手中的日本男性形象，並對日本施加
在其境內先住少數民族的橫暴毫無批判的冬木憑（1902-1986）〈和人〉（1941）即為一例。80且誠如木原直彥所言，〈和人教我的事〉中的人本關懷同樣也擴及工藤象徵的同為日本帝國社會底層的東北貧農出身的「出稼」（赴外地／國從事短期勞動）和人。81以下為〈和人教我的事〉中，工
藤在與松之助等人於杯觥交錯之間聊起自己出身的橋段：
原來這位年輕的越年番人是農夫的兒子。在來到漁場以前，他在
老家過著追趕馬車的耕種生活，後來，因為要償還農作物連年欠收所累積的負債，才來到樺太當漁夫，想趁這個機會好好賺它一
筆。原本以為越年番人的工作做個一年半，在漁場待到隔年的秋
天，心願便會實現，無奈後來預支了一半工錢寄回老家，這下子

冬木憑：〈和人〉，收入氏著：《和人》（東京：墨水社，1941 年）。相關討論參照拙著：〈異民族ロマンスのポリティックス──冬木憑の樺太小説《和人》試論〉，《日本近代文学北海道支部例会会報》，第 20 號（2017 年 5 月），頁 33-49。
81 木原直彥：《樺太文学の旅（下）》，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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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願便難了了。未來他打算回老家跟父母團聚，〔……〕跟著弟
妹一起打拼，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為擁有自己土地的農夫。
〔……〕工藤眉飛色舞地說著，話中充滿希望，平常他可不是這
樣子說話的。
松之助等人邊聽邊點頭。原本他們以為能幹到漁夫或雜夫的日本人，日子應該過得不錯，沒想到工藤口中的日本人竟然這麼窮，這可著實教他們吃了一驚。82

作者透過工藤之口所欲揭發的，正是當時日本對內雖為殖民強國，但對外卻是從日本本土輸出勞工的弱國此一國際處境，以及在此種處境下的日本社會底層艱苦的生活實態。另外，〈和人教我的事〉在故事開端處介
紹樺太愛郎漁場裡的愛努人所面臨的生存處境時，也揭發樺太愛努人看似兩面討好、八面玲瓏，實則淪為日俄疆域與資源爭奪戰下的犠牲品的「介乎之間」的邊緣處境：
由於漁場幾乎全是邦人在經營的，所以當愛努們在漁場工作的時
候，都會說自己是日本人。不過，當他們遇到俄國官吏問起時，就會連忙改口說自己是俄國人。83

如是，除俄人外，作者確實對於作中的愛努與日人都流露出些許人本
關懷，尤其從〈和人教我的事〉結局處的敍事看來，小說最主要的精神確實一如小笠原克所言，堪稱在於「戳破謳歌異族『協和』、高奏『王道樂土』幻想的國策的謊言」。84然而，作者在呈現樺太愛努對國體精神的「極致」實踐時，只著眼於日本教化的成功，而從根本觀念上忽略了存在於愛努人為「國」「鞠躬盡瘁、死後而已」的僵硬表象下潛藏的更為活潑生動
而多元的例如對於想要掙脫來自日本的差別視線、對於近代化，以及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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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4。
長見義三：〈シシャムの教え〉，頁 201。
小笠原克：〈解説 長見義三の文学世界（二）〉，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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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追求幸福的基本願望等內涵。85這不但削弱了作品的人道關懷力道，也不免令作品招致未能超越民族主義之批判。愛努文化的研究者英國傳教師約翰・巴契勒（John Batchelor, 1854-1944）在一九三六年於札幌謁見昭和天皇（1901-1989）時發表的演說中，提到愛努中多半是愛努與日本的混種
此一社會狀況，86 並談到許多年輕人的日本化傾向，稱其不願被稱為「愛努」、「土人」甚至「和人」，而「只願在法律及感情上都能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87為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日本人，例如前述《樺太愛努叢話》的作者千德太郎治其實是受日本同化的原樺太愛努酋長，從他在該書〈序文〉中的「聲明」可知，愛努在努力「成為日本人」時，藉由表明與俄國
劃清界線之立場以示對日本的赤誠，似乎是一種必要的「通過禮儀」：
世界正在跨越與邁向文明，面對此一新世界，先進後進諸國無不戮力充實知性，相互競爭，並漸次擴張領土。在大小列國之中，
存在一小國；在此一小國・小島之中，土人居住於其間。國家不同，土人的言語風俗也不一而足。儘管如此，我等愛努即便在俄國執政當時，也仍然保有古風，絲毫未受俄風之馴化。88

而許多的「松之助們」的「殉死」則堪稱是透過流血以達到「成為日本人」目標的極致體現。至於其中原因，大正末期初版的愛努文學少女知里
幸惠（1903-1922）的《愛努神謠集》（《アイヌ神謡集》，1923）一書的著名〈序文〉中所透露的訊息，可說提供了其中一個極為貼切的說明，此即愛努民族熱切期盼能與時俱進、共沐近代化時潮之祈願（成為日本人＝近代化）：
時光不停地流轉，世界不斷地進展。在激烈的競技場中殘敗，以致醜態百出的我們，當中若能有兩三位強人誕生，相信總有一日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頁 427-434。
86 仁多見巖、飯田洋右（編譯）：《わが人生の軌跡》（札幌：北海道出版企畫センタ
ー，1993 年），頁 296。
87 仁多見巖、飯田洋右（編譯）：《わが人生の軌跡》，頁 298。
88 千徳太郎治：《樺太アイヌ叢話》，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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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能躋身進步的世界之林！此誠為吾人深切的期盼，亦為吾人日夜祈禱之心願。89另外，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 1943-）在談到經濟全球化下的認同的內在質素時也提到，新資本主義破壞了人們的「家園感」，並因
此面臨不安。而在面對理想化的家園與勞作的現實的衝突等驟變時，「人們為了保護自己而會傾向於堅持穩定的文化價值觀」。對此，社會學家曼
努埃爾・卡斯特列斯（Manuel Castells Oliván, 1942-）認為這是一種「防御性認同」，亦即「利用對已知事物的認同這一內牆來對抗未知的、難以控制的風險。」90由上可見，在「成為日本人」的背後，實際上本就存在著多元背景，但〈和人教我的事〉卻從根本上排除了高度複雜的有機與多元，而將之收斂到日本教化成功此一單一的調性中予以同質化，這也使得〈和人教我的事〉在立論上流於封閉自欺之局，可回收到中日戰爭以來日本的言論之「偏向於只針對國內的，只有日本人才能共有的一種封閉之物」等
鎖國性濃厚的知的散播系譜裡。91
其次有關漁場中出稼日人與愛努的共生問題，十八世紀以降受到不作、飢饉等影響，日本東北農民開始前往北海道蝦夷地（愛努居住地，包括松前地以北的北海道全域、樺太、千島等）從事季節勞動，爾來不僅鰊鮭等蝦夷地代表性漁獲生產與日本列島的經濟產生緊密連結，十九世紀後
北東北做為蝦夷地的勞力供給地之區域特色也日益濃厚。當時北東北等地
的民眾多半受雇於擁有愛努交易權及漁業權的商人，並在支配人／通詞（翻譯）／番人／稼方等職階編制下前往蝦夷地從事愛努交易，或雇用愛努人協助漁業經營與勞動。92以〈和人教我的事〉中的番人職階而言，其雖
為受雇者，亦身負監管愛努之責，由於更上位階者背負納稅壓力，是而番

初出知里幸惠（編）：《アイヌ神謡集》（東京：鄉土研究社，1923 年）。此處參考
知里幸惠（編譯）：《アイヌ神謡集》（東京：岩波書店，2003 年），頁 4。
90 理查德・森尼特：〈街頭與辦公室：認同的兩種來源〉，頁 241。
91 小林英夫：《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消耗戦へ》（東京：講談社，2007 年），頁 139。
92 菊池勇夫：〈出稼ぎ民衆（和人）の横暴──幕末の蝦夷地場所〉，收入氏著：《十八世紀末のアイヌ蜂起──クナシリ・メナシの戦い》（札幌：サッポロ書店，2010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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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貢獻收益，若遇愛努怠工，往往予以斥喝，甚至施以肢體暴力。
另外，長期以來日本在歷史與民族意識上所構築起的蝦夷觀，亦助長
了日人對愛努的歧視，繼而引發日人對愛努施暴的事例。93這些暴行小至米
交易的不公、差遣愛努時的不人道對待，大至實施「撫育教導」時，強行要求其移風易俗的所謂意圖將其「內國民化」的同化政策等，無不令愛努
身心受難。94且當時亦不乏如支配人、番人職階的日人仗勢強迫愛努女性與其發生性關係，於對方懷孕後投藥令其墮胎之案例。95另外，昭和年間愛努
知識人對日人的告發動向也說明了，日人對愛努的壓迫不僅不限於漁場這個空間，更具有歷時性。例如，違星北斗（1901-1929）創設「一貫同志會」，嚴厲批判日本殖民地政策；向井八重子（1884-1962）與森竹竹市（1902-1976）也分別透過詩集《致青年同胞》（ 《若きウタリに》，
1931）、《原始林》（1937），披露愛努的文化劫難等種種愛努受難面
向。96而〈和人教我的事〉不僅未能反映這些真實殘酷的面向，還有過度粉飾雙方關係之嫌。

柒、 結語
長見義三的愛努文學向來被認為寫實性濃厚且具有人道關懷的精神。
透過本文的討論也顯示，就〈和人教我的事〉揭發日本殖民地樺太社會底
層庶民的受難面向，如日愛混血松之助受日本同化教育荼毒而步向滅亡、
愛努在日俄膨脹的國家利己主義的夾縫中求生存、東北貧農工藤受到「蝦夷地」與日本北東北在漁獲產經與勞力供給上相互依存的歷史條件影響，以致其生命歷程也受到影響而言，長見確實關注著殖民地社會的現實，並展現出人本關懷。戰後較早關注日本近代文學中的愛努取材作品的河野倫
子認為，在取材自愛努的日本近代文學作品當中，「誠實書寫愛努、或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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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池勇夫：〈出稼ぎ民衆（和人）の横暴──幕末の蝦夷地場所〉，頁 284-287。
菊池勇夫：〈出稼ぎ民衆（和人）の横暴──幕末の蝦夷地場所〉，頁 276-277。
菊池勇夫：〈出稼ぎ民衆（和人）の横暴──幕末の蝦夷地場所〉，頁 286。
石井清治：《勇者たちの道──昭和期北海道アイヌ運動小史──》，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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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誠實書寫愛努的作家極少」。97姑且不論河野所謂「誠實」的標準為何、應當為何，就上述意義而言，〈和人教我的事〉在日本近代文學乃至同時代書寫日本少數民族的文學當中，既具有特殊性，也一定程度地展現了那
個黑暗時代的知識份子的良知，而這應也是小笠原克以 「故鄉藝術・
Heimatkunst」評價長見文學的憑藉基準之一。98
唯〈和人教我的事〉化約了松之助在到達日本人認同之前的掙扎過
程，也過度美化日愛關係，過程中並帶有階級意識。另外，〈和人教我的事〉看待愛努人以死展現的體悟日本國體精神的實踐，其視點僅立足於日
人教化的成功而忽略背後生動且異質的認同背景敍事，此無疑削弱了小說
的寫實與人本關懷之力道。同時，〈和人教我的事〉不僅在醜化愛俄關係
上不遺餘力，文本中出現的對日俄戰爭結果的舊事重提等明顯具有協力色
彩的相關敍事，顯然也考量到日本當時的對外基本立場，符合其國家總體
利 益 ， 99 小 說 也 因 此 無 法 與 國 策 協 力 的 立 場 全 然 脫 鉤 。 這 一 點 孫 歌（1953-）在談到一九四二年在日本對美英開戰的時局下由知識界所召開的標榜「知的協力會議」的一場名之為「近代的超克」的座談會的本質及其後引發的效應時也指出：
在反官方意識形態基本上並不存在的一九四二年，以表面上配合
或默認官方意識型態的形式進行獨立的思想建設，很容易與真正的官方意識形態混為一談。事實上，在這個座談會裏，這兩者基
本上被混淆了。因而，儘管具體評價有種種差異，其後的日本思想界對於這場座談會的一致性看法是它與當時的法西斯戰爭意識
形態有某種複雜的共謀關係。100

河野倫子：〈文学に現れたアイヌ考（1）〉，《北海道の文化》，第 10 號（1966 年 3月），頁 56。
98 小笠原克：〈解説 長見義三の文学世界（一）〉，頁 329。
99 在由日本陸軍省制定、於 1941 年 1 月 8 日向皇軍將兵全員與國民示達的「戰陣訓」
中，除了體察國體本義、恪守皇紀、團結協同、攻擊精神、戰友道、廉潔、責任等之外，還包括必勝的信念。樺太廳（編）：〈戰陣訓〉，《樺太時報》，第 46 號（1941年 2 月），頁 48-55。
100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圖書，2001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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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與愛努等日本先住民族取材作的檢討相同，戰後關於長見義三
的愛努文學的探討極為匱乏。尤其，神谷忠孝指出，長見義三是日本近代
文學史上首位處理愛努議題的北海道出身的作家。101這顯示「愛努」一詞
與其所屬聯集所涵蓋的諸如「少數」、「他者」、「鄰坊」、「流離」等
元素相同，至今仍具有難以拂拭的邊陲性。在先住民族的復權與多元族群
的共生議題日益受到普世性關注的當前，未來持續透過以長見愛努文學為首的日本先住民族取材文學的考察，依舊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293-294。
101 神谷忠孝：〈長見義三の処女作〉，《長見義三作品集月報》，第 1 號，收入長見義
三：《アイヌの学校》（東京：恒文社，1993 年），頁 4-5。
♦ 責任編輯：郭雨穎xxx鄉誼與協力：回應帝國日本的同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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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子馨 CHING, 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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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 SUN,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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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鳳姿 KOUSHI, Houshi
1943 《臺灣の少女》（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年）。
Taiwan no Shōjo (Tokyo: Totoshoseki Kabushikigaisha, 1943).
鳥居龍藏 TORII, Ryūzō
1903 《千島アイヌ》（東京：秀英舍，1903 年）。
Chishima Ainu (Tokyo: Shueisha, 1903).
國書刊行会（編） KOKUSHO Kankokai (eds.)
1976 《近藤正齋全集》，第 1 卷（東京：第一書房，1976 年）。
Kondo Seisai Zenshū, Vol. 1 (Tokyo: Daiichi Shobō, 1976).
富澤有為男 TOMISAWA, Uio
1941 〈東洋論〉，《樺太時報》，第 52 號（1941 年 8 月），頁 6169。
“Tōyōron,” Karafuto Jihō, No. 52 (Aug., 1941), pp. 61-69.
菊池寬 KIKUCHI, Kan
1941 〈武士道と時局精神〉，《樺太時報》，第 52 號（1941 年 8月），頁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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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Bushidō to Jikyoku Seishin,” Karafuto Jihō, No. 52 (Aug., 1941),
pp. 43-54.
菊池勇夫 KIKUCHI, Isao2010 〈出稼ぎ民衆（和人）の横暴──幕末の蝦夷地場所〉，《十八世紀末のアイヌ蜂起──クナシリ・メナシの戦い》（札幌：サッポロ書店，2010 年），頁 267-289。
“Dekasegi Minshū (Wajin) no Ōbō: Bakumatsu no Ezochi Basho,”Jūhasseikimatsu no Ainu Hōki: Kunashiri, Menashi no Tatakai(Sapporo: Sapporo Shoten, 2010), pp. 267-289.
新谷行 SHINYA, Gyou
1977 《アイヌ民族と天皇制国家》（東京：三一書房，1977 年）。
Ainu Minzoku to Tennōsei Kokka (Tokyo: San-Ichi Publishing Inc.,
1977).
關口明、田端宏、桑原真人、瀧澤正（編） SEKIGUCHI, Akira,TABATA, Hiroshi,
KUWABARA, Masato,
TAKIZAWA, Tadashi (eds.)
2015 《アイヌ民族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 年）。
Ainu Minzoku no Rekishi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Lt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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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sen Yōkō nitsuite,” Karafuto Jihō, No. 47 (Mar.,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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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c 〈山邊安之助：〈日露戰役アイヌ物語〉〉，《樺太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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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be Yasunosuke: Nichiro Senyaku Ainu Monogatari,” Karaf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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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森進 EMORI, Susumu
2008 《アイヌ民族の歴史》（浦安：草風館，2008 年）。
Ainu Minzoku no Rekishi (Urayasu: Sofuk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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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如 LIU, Shu-ju
2017 〈異民族ロマンスのポリティックス──冬木憑の樺太小説《和人》試論〉， 《日本近代文学北海道支部例会会報》，
第 20 號（2017 年 5 月），頁 33-49。
“Iminzoku Romansu no Poritikkusu: Fuyuki Hyō no Karafuto
Shōsetsu “Wajin” Shiron,” Nihon Kindai Bungaku Hokkaidō Shibu
Reikai Kaihō, No. 20 (May, 2017), pp. 33-49.

xx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