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13
No.42,（2022）pp.113-121

德编教材《汉语通释》识小
何 玉洁 1
摘要：由德国汉学家雷兴和欧特曼编撰的《汉语通释》于 1912 年在青岛出版，是德语世界广为流行的汉语教材之一。
《汉语通释》源于教学实践，基于两人自 1910 年 1 月起共三年的课堂
教学经验整理而成。编排上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汉语研究和教学成果，参考了流行于同时期的多种专著和教材。其汉语教学内容涉及各语言要素，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对话和短篇均匀
分布在每个章节。选材上体现中国日常生活文化，教学上重视汉字训解。
《汉语通释》起到了
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作用，也是考察对外汉语教学史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汉语教材；对外汉语；知识迁移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后，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化“西渐”的一条新路径。带着到远东传播福音
的使命，来华传教士也在长时间的逗留中记载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字。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耶稣会会士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耶稣会会士卫匡国《中国文法》、多明我会会士万济国的
2《官话词典》等研究汉语音韵、语法的书籍和双语词典，为中国语言学界留下珍贵史料。 也奠定了其后研究汉语的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读汉语，以及用印欧语言系统描述汉语形态的基本框架。
这些著作除了对传教事业大有助益外，也为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语言材料。
这一路径在礼仪之争之后、国门洞开后的晚清得到接续。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华和传教据点的建立，各种描述和教授汉语官话和地方方言的书籍出版。除了传教士外，来华任职的外交官、海关洋员、商人等群体的西方人，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相继编纂了针对不同语种、不同目标群
体的汉语教材和辞典。这些书籍不仅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主要工具，也是中西语言学知识交流和迁移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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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德国汉学家雷兴 和欧特曼 编撰的《汉语通释》（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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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洁，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第 147 页。
雷兴（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出生于德国埃森，1946 年加入美国国籍，会满蒙汉、日语、藏语、梵文等多种语言，研究涉及亚洲语言、喇嘛教、蒙古学等多方面，1907 年前往中国，生活长达
17 年。1907-1919 年，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又称德华大学）任德语和国际法讲师，后至 1921 年
任北京大学德语和梵文教授。1925 年回国任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汉学教授，1927 年任柏林民族博物馆馆长，1935 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系教授，余生一直生活在伯克利。30 年代初曾参
加中瑞探险队，跟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多次远行至中国北方和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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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曼（Wilhelm Othmer，1882-1934）年轻时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学习历史地理，辅以语言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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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gangssprache）于 1912 年在青岛出版，是德语世界广为流行的汉语教材之一。学者柏寒夕（Michael Bauer）曾对该书的语法部分的进行了辨析，目前尚未有对该书的个案研究。作者雷兴
本身是精通满蒙汉等语言的语言学家，据前言所示，该书的编撰来源于三年的课堂教学实践。兼具语言学理论和教学经验的《汉语通释》具有其特有的编撰和教学理念。本文以此为基础，力图
探究该书在中外文化交流和知识迁移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 德占青岛的教育发展及对前人成果的承袭通过该书成书经历可以看出，《汉语通释》是近代中德交流和互动的产物。
《汉语通释》一书与德国占领青岛殖民地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1897 年德国占领青岛后，致力于将青岛打造为“模范殖民地”，因而采取了诸如兴办学校、引进师资、培养德国教育体制下的新青年等文化扩展政策。多所德国学校因此建立，在青岛的德语老师还于 1910 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德语教师大会（Zusammenschluss Deutscherlehrkräfte）。同时，到青岛经商、传教、生活的德国人形成一定规
模，学习汉语成为他们在华生活的重要需求。教材出版之前，雷兴和欧特曼同时在中德政府合办的第一所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又称德华大学）任教。按照作者的计划，《汉语通释》一共三卷，第一卷即为现在的教材，欧特曼还于 1914 年制作该书的英文版本。第二卷作为
第一卷续篇会展示更多口语教学内容，第三卷是一个汉语所有语法现象的简洁概要，但因为一战的爆发，第二和第三卷未能出版。两人所在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停办，部分分迁至上海同济医工学校。
其后成为汉学家、蒙古学家的雷兴和德语教授的欧特曼均在各自的领域有丰厚的著作，但《汉语通释》一书可谓是二人早年间的汉语教学成果。其成书契机源于在青岛德国商人们的对学习汉语的要求，随后两人为他们开设了汉语课程。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指出，该教材完全源于教学实践，5

最终版本基于两人自 1910 年 1 月起共三年的课堂教学经验整理而成。 教学中，他们还创设并使用
了新的基于德语字母拼读习惯的拼写方案。该方案的前身卫礼贤-雷兴方案便是在 1911 年的由青岛德语教师大会投票选出。经过两位作者在一线教学中实践后，最终方案在《汉语通释》得到确立。
6

该方案随着该书的流行受到广泛使用，被称作“雷兴-欧特曼方案” （Lessing-Othmer System，又称“德国式拼音”）。

究，1904 年获得博士学位。1907 年受外交部指派，先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SOS）学习汉语，年底来
到北京，除了教学和行政活动外，他还继续学习中文。1909 年前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任职，在那里有意增设德语课程。一战时英日联军围攻青岛，欧特曼因被征召入伍，于 1914-1920 年期间囚于日本战俘营。1920 年被任命为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1933 年因为《恢复职业公务员法》退休，并因
重病于同年 10 月返回德国，于 11 月 4 日被捕，次年于哥廷根去世，同济师生好友编纂《欧特曼教授
哀思录》（1934）来怀念。
5

Ferd. Lessing, Dr. Wilh. Othmer, 汉语通释 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Deutsch-

Chi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Walther Schmidt) , Tsingtau 1912.
该方案在卫礼贤-雷兴的方案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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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編教材『漢語通釈』識小（何）除了来源于第一手的教学经验，《汉语通释》还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汉语研究和教学成果，参考了流行于同时期的多种专著和教材。作者在前言中提及，该教材参考了阿恩德（C. Arendt,
1838-1902）《北方官话口语》（Handbuch der Nordchinesisch Umgangssprach, 1891）、狄考文（C.
W. Mateer, 1836- 1908）《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1906)、戴遂
7

良（L. Wieger, 1856-1933）《汉语口语教科书》(Koan-Hoa du Nord, Non-pekinois, 1912)、威达利《中国笑话集》（Chinese Merry Tales, 1901）和吴启太、郑永邦《官话指南》几本书。
“我们很多练习用的句子毫无疑问都是来自于狄考文的教材和阿恩德教材的引论部分。但是材料的编排和使
用方法由我们来决定，选取（用作课文的）对话大部分也都是新的。
”此外，书中的校对和中文8

文稿分别得到了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舒曼（Reinhard Schuhmann）和中国人朱紫贵的帮助。
德国汉学家阿恩德的《北方官话口语》是柏林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所用的教材，整本书从发音、形态、语法、构词、语体等方面对汉语进行了详细地描
述和介绍，和一般教材相比，该书更像是一本描述汉语语言特点的书。
《汉语通释》作者在其引
论中引用了阿恩德关于“方言”
、
“官话”
、
“俗话”、
“书面语”等几个语体概念的分类和解释，以及第 29 课中引用了阿恩德中国庭院的说明图。著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官话类编》从初版
1892 年问世，因其以日常北京官话口语为教学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一直是此后三十余年
9来华传教士和其他西人学习者首选必备工具书。 《汉语通释》参考的是其 1906 年版本。法国传
教士戴遂良，常年在直隶河间府教区传教，其出版于 1912 年的《汉语口语教科书》(Chinois
Parlé Manuel)沿袭其 1895 年以河间府方言为对象的教材《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河间府）的编写体例和内容，该书以“koan-hoa du Nord，non-Pékinois”即“北方官话，并非北京话”为对象，在“前言”中作者对书名中的“汉语”做了解释：“这里说的‘汉语’是指北方话，比如说从奉天到黄河流域一带所使用的语言”。
《汉语通释》大量选用了
其中丰富的派生词。而在课文方面，雷兴、欧特曼选用了意大利使馆翻译员威达利《中国笑话集》这本英汉双语的著作。该著作英文主标题是“汉语口语学生的第一本读物：中国欢乐故
事”，其中广泛选取了诸如《笑林广记》或民间流传的短笑话翻译成白话文，通俗易懂，富有趣味。日本驻华公使翻译吴启太和郑永邦的《官话指南》成书于明治中期，问世后 63 年之间，修10订达 45 版之多，因其广受欢迎被翻译成各种方言和外国版本。 该书共四卷，包含日常交际用语、情景对话和官场交际语等多种题材的文本。
7

威达利（Baron Guido Vitale,1872- 1918）于 1890 念来华，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并与一中国女子结婚，1893 年至 1915 年间先后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和汉文正使等职。他的主要贡献是搜集整理了 170
首北京歌谣，出版了英汉对照的《北京儿歌》（1896），早于北京大学的学者们 20 世纪 10 年代对歌谣
的系统收集和整理的提倡，对以后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对中国歌谣的收集和整理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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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d. Lessing, Dr. Wilh. Othmer, 汉语通释 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DeutschChi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Walther Schmidt) , Vorwort, Tsingtau 1912.
9李蕊，《狄考文<官话类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1 页。
10黄忠敏，
《日编<官话指南>及今璋英译本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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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号（2022）《汉语通释》最初的教学对象为在青岛德国商人，因此掌握的汉语“能够方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则是最主要教学目标。而作者在卫礼贤-雷兴方案基础上创设了一套拼读北京官话的拼音系统，这一选择在保留其德语语种教材的针对性上，也使得教材能面向更为广阔的学习者。通过
作者参考著作可以看出，《汉语通释》在编排和选材上吸纳了同时期广受好评的各类汉语教材，
不同语种的汉语研究著作和教材不是完全隔阂的。

二、 《汉语通释》的编排特点
从整体来看，《汉语通释》中的教学内容涉及汉语的各个要素，语音、汉字、词汇、语法、
对话和短篇均匀分布在每个章节。
《汉语通释》第一卷共两册，第一册为主册，包含论述汉语语
言特点的“引论”和 49 章课文。引论中区分了“文话”（书面语）和“口语”、“方言”和“官话”、“俗话”和“土话”等概念，继而介绍汉字结构、教材用的汉语拼读系统，描述汉语中的元
音、辅音、声调特点来指导发音，并简单说明了该书的范例和使用方法。课文部分共 49 章。以第 1 课为例，第一板块是生字，共三行，左侧为毛笔手写的楷书，中间为印刷体和德语字母拼读的汉语音（山东音+官话发音），右侧为字的笔顺、部首和释义；第二板块讲解语法知识点，并以
生字组词，附上发音和意义；第三板块为课文和练习。
而每个章节的各种语言要素以课文中的知识点贯穿起来，章节难度也根据学习进程的进行而逐渐加强。以第 7 课为例，该课的课文涉及“是”的用法、带“么”的疑问句、指示代词“这”“那”、“零”的用法、助词“的”和“有”引导的主语省略句等语法点。首先作者在生字介绍中罗列出关键的汉字进行分析和释义，再详细讲解语法点，其次罗列如“有零”
、
“没有”
、
“不
是”
、
“是不是”等相关词汇和短语，最后补充课文中单句中包含的具体的知识点，并列出相关德语原句以供学习者翻译复习。作者介绍到，第 1 章到 16 章的课文分为 A 中文部分和 B 德语部
分，内容都是句子，不同的是 B 部分是让学习者自己进行翻译练习；从 17 章开始，课文开始出
现对简短的对话，而德语练习部分先给出个别相关的汉语生词；从第 22 章开始，课文可多至 4个部分，并包含大量的复合词；到了第 29 章，为了方便理解，句子按照对话的顺序排列。第一卷第二册的内容即为该部分的补充，内容为课文的发音和德语释义，以及练习部分的答案。从其
体例就可看出作者重视对语言规则的操练：先从短语和单句开始，逐步过渡到对话和短篇。每章
节后的练习句难度也循序渐进。
1.体现中国日常生活文化的选材《汉语通释》的课文选材作为联系生字词和语法等语言要素的核心部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该书最初的教学对象为在华德国商人，学会汉语能让他们的经商和工
作更为便利，但能满足日常交际还是他们最为普遍的需求。编撰过程中，作者不单单只瞄准商人
这一单一群体，而希望该书能为所有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德国人提供参考和帮助。因此该书的选材以受众最多的北方官话口语为主，从单句逐渐过渡到对话和通俗白话短文。如作者所言，第 17课开始课文开始有对话，整本教材的对话和白话短文内容如下表所示:

德編教材『漢語通釈』識小（何）表 1 17 课-49 课中的对话和短文17

关于卖房的对话；初次见面的寒暄

18

先生和仆人的对话（关于家具的安置）；和木匠的对话

19

没有主题的普通对话20关于时间安排的对话；关于时间的句子

21

和仆人的对话（关于请客）；22关于还账等日常对话；《打欠户》上（选自《笑林广记·扛欠户》）

23

没有主题的句子；《打欠户》下24

和仆人的对话（关于洗衣服）；《打个半死》

25

一个外国人和他老师以及的对话；
《教子》上

26

一个外国人和他老师的对话；
《教子》下

27

没有主题的句子；《骑虎不下》上28

没有主题的句子；《骑虎不下》下29

关于租房的对话；《死错人了》

30

和布料商人的对话；
《活动话》

31

坐火车的对话一（旅客、仆人、卖票员和列车长）
；
《还账》上

32

坐火车的对话二（旅客、仆人、站长和乘务员）
；
《还账》下

33

没有主题的句子；《书是印板》

34

裁缝和仆人的对话；
《不下剪》

35

和裁缝的对话二；《粗月》

36

两个中国人关于学堂的对话；
《书底》

37

一个先生和两个仆人之间关于租借的对话；《错穿了靴子》38

和仆人关于节约的对话；《急性慢性》

39

先生和厨子关于做饭的对话；
《留茶》

40

两个中国人关于朋友病情的对话；《剪箭杆（儿）》41

关于拜年的对话（仆人、路人和官员）
；
《知足》

42

意外遇到时的对话；《拆字》

43亲戚之间的对话一；《求人搬家》

44亲戚之间的对话二；
《争座位》

45

关于天气的对话；《儿童辩日》上46

关于旅行的对话；《儿童辩日》下47

准备外出的对话；《佛老争先》

48

和仆人关于旅行的对话；《认穷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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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粗心仆人的对话；《认穷人》下

表中所列不是所有的课文内容，只是对话体课文的内容和标题，其他没有明确主题的句子也
是课文部分之一。对话是 17 课后每章节的主课文，篇幅会随章节数递增。从表 1 可看出，
《汉语通释》选择的对话情景涉及衣、食、住、行、寒暄、宴请、买卖等各方面的日常对话，考虑到了学习者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使用汉语的需求。而在不同场景下和仆人的对话占了大部分篇幅，可推测是来自对德国商人的教学经验。除了对话外，作者还选取了一部分白话短文。从前言可知，
该部分参考了威达利的英汉双语著作《中国笑话集》。这本《中国笑话集》1901 年出版后，1908
年被再版，并且其中搜录的大部分笑话又被收录到 1909 年中国人 Wu Yangzeng(1862–1939)英译
的《中国笑话集》中。威达利相信外国读者能通过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更了解中国日常生活文化。
这本笑话集一部分内容选自《笑林广记》，一部分来自口头传播的笑话，至今在中国也耳熟能详。比如《教子》来自《笑林广记》中的《训子》一篇，本是文言文，威达利将其翻译为白话文：有一个有钱的人不认得字，别人常常劝他请一位先生教他的儿子。这个学生先学一个字儿
就画了一画，二字画了二画，三字画了三画。学生把笔搁下了，就告诉他父亲说，这个字的意
思我都明白了，要一位先生做什么呢？他父亲听他说这个话心里很乐可，就告诉那位先生说，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可算是学完了，请先生不必来教他了。这一天他父亲要请一姓万的朋友吃饭，叫他儿子写一个请帖，从早写到午饭还没有写完。他的父亲就到了书房问他说，这么儿个
字也值得用这么些工夫么？他的儿子很不乐意的，就和他父亲说，你怎么总得交这么一个姓万的朋友么？你看我从早起写到这个时候儿了，才写了五百画，那儿就能写到一万画呢？
《汉语通释》收录这样的民间笑话，一方面因为威达利翻译成了白话文，适合作为拓展阅
读；一方面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能让学习者感受中国民间文化和用语。因为其中也包含了雷兴和
欧特曼在引论里辨析过的口语中的“俗话”“土话”等概念的词汇。
2. 重视汉字训解的教学理念《汉语通释》既有贴近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口语材料，也有对汉字的训解，这是区别于其他
教材的另一突出特点。雷兴、欧特曼请中国同事朱紫贵写了教材中每个章节开头生字的毛笔楷体，以及部分汉字的小篆，并详细解释其笔画、部首和字源。每章这一部分对汉字的解释非常详细，以第 1 课“水”为例：119

德編教材『漢語通釈』識小（何）在该书的引论后面，作者给出了一个字母缩写的范例表，说明了所有字母缩写代表的含义。
例如“水”字解释中，F.代表有这个字的姓氏，R. 85 代表这个字在中国普遍通用的 214 部检字
法中的第 85 部，接着给出该字的书写笔顺。A.F.（alte Form）指该字的旧的形式——即小篆——为一副流动的水的画，括号里还指出了“水”在口语中单独用时要重读。有的字还会标注该字的使用场合和语体，说明其是“GH(官话)”、“SH(俗话)”、“SS(文话)”、“TH(土话)”还是“US（口语）”，以及是否能加后缀“子”等特性。
《汉语通释》所参考的教材中都没有对汉字做出这么详细的说明，特别是依照“说文解字”的方式对其字源进行训解。这一方式能帮助学习者从汉字表
意本身去理解和记忆。而作为一本“官话口语”教材，这一涉及了中国的文字学知识的编排，对于学习者实现用汉语口头交际的目标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可能还起到和实用相反的效果。但这一特点正好体现了教材作者自身的汉语观。
雷兴和欧特曼具有西方语言学学习背景，其在《汉语通释》中对汉字字源的描述契合西方语
11

言学中对语言的历史研究传统。19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集中在印欧系语言历史研究方面。 重视对亲属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姚小平将学界关于语言史研究重要性阐述归纳为“不深察语言的发12

生和发展，便无以认识语言的本质。
” 这一时期从事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主要是德国学者以及德国培养的外国学者。可以肯定的是，雷兴和欧特曼二人也是该语言学理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雷兴在来中国之前任柏林东方语言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大学主修俄语和汉语；欧特曼来中
国前曾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进修汉语。对汉语字源的探究是作者从历时的角度来认识考察汉语。
《汉语通释》展示汉字的形态、意义和历史源流，体现出作者自身对汉语特点的重视，或者
可以说他选择吸收中国传统文字学的研究路径。欧洲语言学界对汉语的认识，17、18 世纪主要依13

赖于传教士的探索和转述。 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 -1835)根据前人材料
了解了汉语的构造和规则。并根据其没有形态变化这一特点，将其归为孤立语，沿用至今。但他
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汉字是比拼音文字落后的文字。他认为文字并非语言所必须。只有词才体先
着思想，文字只不过体现了声音。汉字不像拼音文字是纯粹的“符号的符号”，象形文字和表意14

文字都有越过词直接表示事物或概念的缺陷。

这一传统下，阿恩德的专著和其参考的流行教材

中，都没有过多对汉字的笔墨。同样在以印欧语言为主的西方语言研究影响下，《汉语通释》同时期的语言研究或者教材，都习惯以印欧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框架来描述和分析汉语，以词为单位来划分词类，因为印欧语系的词类本身带有语法性，受主谓一致关系的支配。这是重视诠释汉字形体和意义的《汉语通释》不同于同时期汉语教材的地方。印欧语言对汉语的这一影响持续至今。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自于欧美学者，和我国传统的小学大相径庭。现代汉语研究理论的
11

R. H. 罗宾斯，许德宝译，简明语言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89 页。

12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第 134 页。

13

同上

14

参看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年，第 10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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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发展基本沿袭前者，但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言学理论很多不适合于汉语。也有一批学者在尝试突破“印欧语眼光”。其中徐通锵 90 年代提出的“字本位”理论，并和其他学者一起不断发
展。该理论以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认为它是汉语中语音、语义、语汇、句法等各平面的交汇
15

点。

简言之，
“字本位”强调“字”是“音”、“义”、“形”三位一体，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

位，应结合“语义范畴”而不是印欧语的“语法范畴”，并且与其相对的语法框架为“话题-说明”。
“字本位”区别于拼音文字的“符号的符号”的从属地位，认为文字也是语言。这一凸显汉
字本身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也接续了中国传统以文字为中心的研究。这一点上，《汉语通释》有相通之处。虽然雷兴和欧特曼并没有过于深远的语言理论上的开拓，但是能看出他重视汉字的汉语教学观。

三、 《汉语通释》在知识迁移上的角色
近代来华西人编纂的汉语教材数量多，种类不一，编写者的个人背景和编写目的使其呈现多样性，但都作为语言接触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在知识迁移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知识构成如果
是一座金字塔，塔顶是东西之间理论、科技知识的输入和互通，语言的教与学、研究、互译则是
金字塔的基础部分。传输语言文化知识的汉语教材是知识迁移的载体之一。近代中国和德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体现在具体的个人和群体上，他们部分人中有学习外语的需求。而在他
们学习语言后，又带着获得的语言文化知识构成进一步的互动史。雷兴、欧特曼撰写《汉语通释》的意图、目标以及该书的受众都在中外互动的因果链条中。
作为一本通行德语世界多年的汉语教材,《汉语通释》是考察对外汉语教学史的重要一环。
字本位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形成体系，以徐通锵、潘文国、王骏等学者为代表，该理论区
别于印欧语言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的方式，而是发现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讨论并探究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方向。出版于近代的《汉语通释》，在编排上不同
于同时期教材以印欧语言特点为基准，而是详细罗列汉字字形，注重汉字字源和文化的解释。每
课生字有相应的手写形式和甲骨文形式，引入六书造字法，以汉字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这一编
排形式，发现汉字自身表音表意的特点，体现了编者对汉语言本身特点的重视，让学习者对汉语言语言知识和文化有了一定了解。而这种“字—词—句—篇章”的教学策略，也与其后字本位理论有遥相呼应之处。近代有以雷兴、欧特曼《汉语通释》为代表的教材尝试以汉字为基本单位的
教学法，能为对外汉语教学史上字本位研究的提供研究材料和例证。同时，因教材为德国人学者
编写，其学习背景和工作经验影响了其教材编写的理念。体现在教材中，是借鉴同时期流行的对
外汉语教材，且以印欧语言体系为基本编排框架。
《汉语通释》起到了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作用。教材除了展示汉字手写体、甲骨文形式以外，摘选在中国生活的日常对话，以及《笑林广记》等展现汉文化的文本作为课文，使学习者在15王骏，《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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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編教材『漢語通釈』識小（何）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文化有一定了解。
《汉语通释》是一本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汉语教材，作者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这本书的教学精华。该书所体现的编排特点一定程度上能反应作者贴近日常实践、重视诠释汉字的汉语教学观念。雷兴、欧特曼最初为在青岛的德国商人开设汉语课程，其教学目的之一是满足在华德国人的交际需求，教材以北方官话为教学内容，面向
青岛之外的更多的群体。这一过程中，《汉语通释》作为媒介，起到了向学习者传播中国语言文
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R.H. 罗宾斯.许德宝译.简明语言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黄忠敏.日编《官话指南》及今璋英译本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李蕊.狄考文《官话类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4]王骏.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5]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Study on the textbook “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Abstract:The 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compiled by German sinologists
Ferdinand Lessing and Wilhelm Othmer was published in Qingdao in 1912. It was one of the mostpopular Chinese textbooks among Germans in China. The textbook was completely from teachingpractice. It was based on thre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he two people, starting in January 1910. It
fully draws on the achievements of predecessors in Chines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nd refers to a variety
of monographs and textbooks popular in the same period in arrangement. The textbook involves all
aspects of language elements -Phonetics, Chinese characters, vocabulary, grammar, dialogue, and shortstorie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each chapter.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reflects the daily life culture of
China, and it emphasizes on Chinese character training in teaching. .

This textbook plays a role inspread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material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 Chinese Textbook;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nowledge Transfe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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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

第 42 号（2022）『或問』投稿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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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投稿論文は、原則として未公開の完全原稿とし、電子テキストとプリントアウトの両方を提出する。原稿は返却しない。
執筆者による校正は、二校までとする。
投稿論文は、本誌掲載後、他の論文集等の出版物への投稿を妨げない。
原稿作成に当たって、『或問』「執筆要領」を厳守する。
原稿料は支払わないが、雑誌を格安価格で提供する。

『或問』執筆要領
1.
2.
3.
4.

使用言語は、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とする。
字数は、16,000 字（400 字詰め原稿用紙 40 枚）までとする。
簡単な要旨（原稿と異なる言語による）を付する。
投稿は、所定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用い、表などは極力避ける。フォーマットは、沈国威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5. テンプレートを使用しない場合、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の形で提出する。
6. 論文中に中国語などを混在させる場合、Windows は、微軟 PINYIN2.0（簡体字）、微軟
新注音（繁体字）を用いること。
7. 注は、脚注を用い、文章の行中に（注 1）のように番号を付ける。
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脚注に付けるか、或いは文末に一括して明示すること。
（単行本）
或問太郎、
『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 年 10-20 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
「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 1 号，2000 年 2-15 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
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 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u_keiichi@mac.com）
沈 国威（shkky@kansai-u.ac.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