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1
No.44,（2023）pp.1-18“推动一种良好的感觉”：
罗伯聃（Robert Thom）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关系*
王 宏志一毫无疑问，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是对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交往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物之一。最初还是怡和公司（Matheson & Company）雇员的时候，他便以非官方的身份翻译过一些十分重要的外交文书，包括林则徐（1785-1850）颁与外国商人的缴烟谕令、林则徐给英国女王
檄谕等，又参与英商与中国官员就禁烟问题上的会议，并协助英国驻华第二商务监督参逊（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1812-1888）缴交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后，罗伯聃加入英国驻华商务监
督处为译员，在战争期间肩负很多重要翻译工作，更参与和约谈判，出席《南京条约》签署仪式，
1

是唯一在签署桌前坐着的英方译员。 战事结束后，他主力制订五口通商税则，更独力翻译〈善后2事宜清册附粘和约〉（〈虎门条约〉）， 然后获委任为英国第一任驻宁波领事，建立宁波领事处，直至 1846 年任内去世。显然，从英国外交的角度看，他的贡献是重大的。
外交译员和外交官的身份以外，罗伯聃在中英交往史上还具备另一种身份，就是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汉学家。尽管罗伯聃在华生活只有短短的 12 年，去世时只有 39 岁，但除翻译过不少外
交文书外，也编译出版过几部内容上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从 1838 年的《意拾秘传》开始，到他在1843 年出任宁波领事前夕出版的《华英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上卷，以及离世前出版的《正音撮要上卷》，颇能引起注意，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尝试剖析罗伯聃的书信、
作品和翻译，讨论罗伯聃如何通过各种活动，展现良好的政治意愿，意图在鸦片战争前后以至参战
期间积极推动中英两国关系，从而确立罗伯聃作为中英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个案。

二* 本文为香港特区政府研究资助局 2020/21 年度研究资助项目“Robert Thom (1807-1846): A Sinologist
as Diplomatic Translator”（项目编号 14621720）部分研究成果。
1关于罗伯聃在鸦片战争角色的基本介绍，参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篇：英方的译者〉，《翻译史研究（201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页 37-42。
2关于罗伯聃翻译〈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出现的问题，参王宏志：〈“著名的第十三款”之谜：围绕

1843 年中英《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的争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103 期（2019 年 3月），页 1-46。

2

或問第 44 号（2023）

1807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罗伯聃，年轻时即锐意要在商界发展，在格拉斯3

哥、利物浦以至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工作过，懂西班牙语， 1833 年 4 月在伦敦获怡和洋行（Matheson& Company）招聘，1834 年 2 月抵达中国，负责布匹买卖。现在见到罗伯聃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广州报刊上是在《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上参与联署一份公开信，日期为 1834 年 124

月 9 日，也就是在他到达广州后不足 10 个月的时候。 公开信写给英国国王会同枢密院（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in Council），内容是针对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事
5件， 开宗明义地说英国国王所派遣到中国的专员（commissioner）受到诸多限制，不能直接与官员对话沟通，无法合理地保障在华英商的利益，更导致停止贸易。他们联署提出要求，英国派遣具备足够资历和外交经验的全权代表，辅以“充足的海军力量”，前往中国东部海岸靠近北京的地方，要求清政府对于羞辱律劳卑以及英国国家荣耀作出赔偿。他们还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能够争取
在厦门、宁波和舟山进行贸易。不过，他们也强调尽可能不要引发冲突，影响正常的贸易活动。公6开信的发起人是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开列出来的名字有 85 人， 罗伯聃排在第
一行的第 14 位。不过，我们能否因此而确定初抵中国的罗伯聃，完全认同公开信的内容，相信英
国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甚至要派遣海军舰艇过来？从常理看，既然罗伯聃同意签署，那就表示认同公开信的内容，但要强调的是公开信发起人马地臣是罗伯聃所获聘用的怡和洋行的其中一位
7

创办人。初到广州，拿着年薪 300 镑五年合约的罗伯聃， 看来没有拒绝签署的选择。下文将交代其实他对于与中国爆发冲突是不以为然的。

3

David Thom, “Robert Thom, Esq., Late British Consul at Ningpo,” Dialogu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Topics Connected Therewith (London: H. K. Lewis, 1847, 2nd Edition), p. vi.
4“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in Council,” Canton Register 7, no. 52 (30 December 1834), p.

208；这封公开信也发表在《中国丛报》上。“The Petition of British Subjects at Canton, to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in Council,” The Chinese Repository 3, no 8 (December 1834), pp.354-360. 但《中国丛报》上的公开信并没有把联署人的名字开列出来。此外，马地臣在 1836 年在伦敦出版有关英国在华贸易的册子时也收入这封公开信，但同样没有开列联署人名字。James 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 Together With An Outline of Some Leading Occurrences in Its Past
History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pp. 129-135.
5关于这次被不少人称为“Napier’s Fizzle”，的事件，可参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p. 118-144；梁嘉彬：〈律劳卑事件新研究〉，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
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页113-185；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 452-462。
6马地臣则说签名人共有 88 位，但他没有把名字列出来。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p.

135.
7John Macvicar in London to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 in Canton, 29 April 1833, in Alain Le Pichon(ed.), China Trade and Empire: Jardine, Matheson & Co. and the Origins of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2718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4

3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8罗伯聃在抵达中国后便马上学习中文，据说很用功，从不放过任何跟中国人交谈的机会， 似乎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不错的成绩。不过，从他在来华才两年所写的一封信可以看到，罗伯聃非常用功学习中文似乎有点出于无奈。1836 年 3 月 11 日，罗伯聃写了一封长信给怡和洋行的创办人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提出辞呈。在信中，罗伯聃颇为激动地说：“从我进入天朝
帝国的第一刻开始，强烈地渴望离开中国的意念便一直存在。我有很大的理由不喜欢这个地方，不容易消除，容许我说，就是最仁慈和最好的雇主也没有能力让我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什么缘故？
原来罗伯聃无法忍受广州体制下外国人在广州日常生活的限制：“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被迫禁闭着。这种禁闭生活对我的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经历了两个夏天后，罗伯聃对于马上来临的夏天很感不安，他这样说：想到去年全年身体健康受损所受的痛苦，很坦白说，今年夏天快将到来，让我非常紧张。”因此，尽管他明白辞职是属于毁约，且会被视为不知感恩的行为，他还是恳求渣甸容许他离开广州。这封信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提及他在广州学习中文的情况。他特意向渣甸申明，不要以为辞职是出于一时冲动，很快他便会回到中文书本去，放弃离开中国的念头。这说
明罗伯聃认真学习中文是得到认同，但他解释最初学习的动机：“我来到中国不久便马上开始学习
中文。虽然这工作不很成功，但您能确认我是非常用功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自己集中注意
力，不要让思绪在囚禁和受损的健康中沉沦下去。”他还说，尽管这方法有时候略见成效，但不能确保学习中文能永远占据一个人的思绪。

9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愿意继续留下来？我们找不到任何数据纪录来解释。不过，一个很可能10

的理由是因为他在广州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11

且育有一子一女，因而打消离开中国的念头。

不管动机怎样，罗伯聃学习汉语的成绩看来很不错。1836 年 10 月 18 日，也就是来华才两年
12

半左右，他便在《广州纪事报》上发表第一篇翻译作品，翻译《江湖尺牍》中三组共六封信件。

8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 1889), p. 59.
9Thom to Jardine, Canton, 11 March 1836,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MS. B7-2, Canton

468.
10

Davis to Palmerston, Victoria, Hongkong, 2 November 1846, FO 17/115, p. 6.

11

罗伯聃大的女儿叫 Janet Falconer Thom，名子来自罗伯聃的家族，他母亲是 Jean Falconer (1768-1847)，

而 Janet Falconer Thom (1809-1828) 更是罗伯聃一个妹妹的名字，这个妹妹比他少两岁，但在 1928 年
去世，罗伯聃以她为自己女儿命名，看来就是要纪念这位早逝的妹妹。https://www.ancestry.com/genealogy/
records/john-thom-24-49z7c33. Access: 18 February 2020。另外，他把儿子名字改为 John Robert Morrison
Thom，可以见到他跟马儒翰交情非常深厚。“Copy of the latter will of Robert Thom Esq., as sent by Mr.
Lockhart, Shanghai,” sent by David Thom, Liverpool, 8 February 1868, FO 17/134, pp. 124-125.
12

The Canton Register, 18 October 1836, pp.172-173. 关于这篇译文的内容和《江湖尺牍》，可参苏精：〈关于罗伯聃的“新”史料〉，收沈国威（编）《西士与近代中国：罗伯聃研究论集》（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20 年），页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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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第 44 号（2023）
13

虽然马礼逊在其字典中早收有《江湖尺牍》一条，并说这是“旅人袖珍本字典与书信本”， 但毕竟这种书信尺牍是较为冷门的翻译选题，却能引起罗伯聃的注意，认为其中一些书信可以视为中
文通信模式的范例。这跟他的商业背景很有关系，比较关注人际交往和书信写作。不过，尽管他在写给编者信中说过，假如编者认同这些翻译，他会继续投稿，但罗伯聃随后在《广州纪事报》发表
出来的翻译作品并不再属于尺牍方面。紧接在 20 天后发表的〈前赤壁赋〉，看来翻译动机较倾向14

于文艺性，罗伯聃指出其文词古雅优美，很有价值。他还答应把〈后赤壁赋〉也翻译出来， 但同样地，罗伯聃没有兑现这承诺，他发表的第三篇翻译作品是节译自西班牙殖民地总督门多萨（Juande Palafox y Mendoza）的《满洲人征服中国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15

在写给《广州纪事报》编者的信中，罗伯聃没有解释他节译这本书的目的，只简略地说该书是门多萨利用从菲律宾送回西班牙的原始史料写成，较为可靠，而比较有趣的是罗伯聃特别提到书中16的中国军队英勇善战，与今天广州外国人所见的很不同。

尽管这部作品涉及明清政治和军事历史，但算不上具有什么政治意义，而且，罗伯聃所节译的部分很小，看不出什么重要性，这次翻译活动大概可以视为罗伯聃尝试从西班牙文翻译成中文的练习。上文已指出过，罗伯聃年轻时曾在17

南美洲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工作长达三年，期间学会西班牙文。

罗伯聃这几篇译文没有什么政治含义，也不见到对中国或中国人有什么评论，但紧接在《广州18纪事报》上所发表的一篇短文，触及的是当时中英关系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夷”字的翻译。 应该指出，即使以《广州纪事报》来说，这也不是第一轮有关“夷”字的讨论，早在 1828 年春，《广
19州纪事报》上曾出现过相关的讨论，甚至一直延至第二年； 接着才有林赛（Hugh Hamiliton Lindsay,
1802-1881）和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在 1832 年著名的“阿美士德爵士号＂（the Lord
20

Amherst）沿海航行，与中国官员争论“夷”字的问题。

罗伯聃参与的一轮讨论是出于《广州纪21事报》主编斯莱德（John Slade）在 1837 年 8 月 1 日发表的〈夷字的意义和使用问题〉。 罗伯聃13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 2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 558.
14

The Canton Register, 8 November 1836, p. 185.

15

“Translation from the Spanish,” The Canton Register, 18 July 1837, p. 121; “Conquista De La China Par

Los Tartaros,” The Canton Register, 25 July 1837, p. 126.
16

Sloth,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18 July 1837, p. 121.

17

David Thom, “Robert Thom,” p. vi.

18

Sloth, “To the Editor of The Canton Register,” The Canton Register, 15 August 1837, p. 137-138.

19

关于《广州纪事报》上有关“夷”字问题的讨论，可参 Song-Chuan Chen,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83-93.
20

参 H. H. Lindsay and C. Gu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London: B. Fellowes, 1883).
21“On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Character 夷 E,” The Canton Register, 1 August 1837, pp. 128-129.

5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在这问题上的表态，颇能见到他的中国观以及他对中英两国关系的看法。简单来说，罗伯聃并不认为中国人在对西方人使用“夷”字时带有什么贬意。他同意在中国，尤其是古代，“夷”字是指野
蛮人，但那只限于东方的野人，主要指朝鲜人（“barbarians of the east, most likely the Coreans”），
所以，苏东坡以“夷”“狄”并举，那的确是指野蛮人，因为狄是南方的野人，但这并不能与今天
中国以“夷”字称呼西方人相提并论，罗伯聃认为今天的“夷”是指外国人（foreigners）。因此，对于林赛用苏东坡的话来批评中国人，指控他们视西方人为蛮人，罗伯聃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只会让自己跟东方和南方的野人扯在一起。罗伯聃指出，在公行和商店里随时可以见到“华夷相合”、“唐番相合”的句子，如果“夷”是野蛮人，那怎么可能跟“华”相合？
罗伯聃也清楚知道中国人当时以天朝大国自居，处于优越的位置，且时常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但他坚决反对以武力去改变中国人这种态度。罗伯聃指出，中国人的优越感，其实跟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没有两样，西方国家也一样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胜；如果英国因为中国22人态度高傲而要开战，那便会陷入西方国家之间连场的战争中。 总而言之，罗伯聃认为把“夷”
字译作 barbarians 是不对的，更准确的翻译是 foreigners 或 aliens，只有当中国人用“野人”、“番鬼”或“鬼子”时才要小心，因为这是真正带有侮辱性质的说法。
23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罗伯聃的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这里所展现对待中国和中国

人的态度。在这篇第一次公开评论中英关系的文章里，罗伯聃愿意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态度来跟中
国交往。他知道中国人自觉优越，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但既然西方人自己也是这样，就
没有必要去多加理会，影响两国的交往。
也许这篇文章写得比较委婉，不过，罗伯聃在一年多后所写的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字——
以私人信件的形式——便能够更清楚表明自己对中国的立场，值得深入分析。

22

举例说，一篇在英国本土发表评论阿美士德使团的文章便认为中国不应该没有给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

易特权，以致英国人“就跟来自葡萄牙或美国最糟糕的冒险家所得到的没有不同。
”“Embassy to China,”
British Review and London Critical Journal 11, no. 21 (February 1818), p. 141.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在华商人对英国人的自大和作风很感不满，例如美国商人伍德便这样说过：“东印度公司尝试攫取所有广州居住的外国人任何值得称颂和兴奋的成果，且时常不适当地作出阻挠，更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其影响力所及的地方，就像专制独裁政府一样惹人厌恶和不受欢迎。
”William W. Wood, Sketches of China: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Original Drawings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 pp. 63-64.
23笔者在这问题上的看法，参 Lawrence Wang-chi Wong, “Barbarians or Not Barbarians: Translating Yi in

the Context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in Lawrence Wang-chi Wong (ed.),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Translation (Hong Kong: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vol.
3, pp. 293-388；王宏志：〈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文学》2016 年春／夏季（2017 年 3 月）
，页 20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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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第 44 号（2023）

1838 年 12 月 8 日，受聘于怡和公司的罗伯聃，不惜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写信给怡和公司的创办人渣甸，严词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拒绝为鸦片烟商因义士（James Innes）翻译一封否认输入和售卖24鸦片的信。 必须强调，怡和洋行是当时最大的鸦片烟商之一，罗伯聃对因义士和鸦片买卖的严厉批评，肯定让渣甸难受，甚至很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广州纪事报》的第一任主编伍德（William
25

Wightman Wood, 1804-?），便因为批评鸦片贸易而被免职 ——《广州纪事报》的出版人就是与渣甸一起创办怡和公司的马地臣，因此，有学者认为罗伯聃写这封信是一个不寻常的年青人一个不
26寻常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提出，“因义士及渣甸二人当时都是头号鸦片烟犯，在中方的眼中，两
人罪大恶极，无分轩轾。罗伯聃因道德理由拒绝替因义士担任译者，但他却一直忠心耿耿地替渣甸27

工作，事实上很难令人信服他以道德立场为出发点的指控。” 不过，这论点忽略罗伯聃在怡和公
司负责的职务是布匹买卖，与鸦片无关，甚至另一名鸦片商人英记利（Robert Inglis）一年半后在28

英国下议院供述中国禁烟情况的时候，也说过罗伯聃从没有跟其他部门扯上任何关系。

罗伯聃在信里首先向渣甸提出请求，不要勉强他去翻译因义士的信，并马上解释原因：这不是
因为翻译这封信很困难，虽然那的确是不容易翻译的，真正的原因是“不管是我的感情，还是我的良知，都叫我没法完成这工作。”他非常坦率直接地说：我敬爱的渣甸先生，当我有着这样的想法时，您还会因为我拒绝把那份档翻译成中文
感到奇怪吗？在我看来，这份文件将在未来的世世代代给我的国家带来耻辱，又或者让我
在死后会受到怎样的辱骂！…
我必须坦白的说，我敬爱的渣甸先生，假若我把文件翻译出来，这样的辱骂就像利刀刺进我心窝一样，甚至比这更强烈，而我也是活该的。我整晚脑袋里就缠绕着这问题，无
29

法成眠。

最后罗伯聃总结说：“我会自愿请缨协助我的国民，只要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如一支箭般正
30

直。”

24

Thom to Jardine, Canton, 8 December 1838,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MS. JM/B, 544.

25

Stephen R. Platt, Imperial Twilight: The Opium War and the End of China’s Last Golden A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 p. 211.
26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 132.
27关诗珮：《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页 152。

28

Interview with Robert Inglis, i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trade with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m, and an appendix,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5 June 1840”,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 16 (London: s.n. 1840), p. 34.
29

Thom to Jardine, Canton, 8 December 1838,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MS. JM/B, 544.

30

同上。

7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这封信最重要的部分是罗伯聃要自明心意，说出自己到中国来和学习中文的目的：
我眼前没有挣大钱、衣锦还乡的前景。我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尝试为这个国家
和我自己的国家之间推动一种良好的感觉，方法是在找到任何机会时，我会向中国人展示
我国家最可爱、最高贵的一面──不管是把我们的作品翻译出来，还是在理智和公义的指
引下行事，把欧洲崇高的道德理念传递给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奉献我渺小的力
量，我所拥有的微薄财富，还有我的生命。
在这里，罗伯聃清楚表明自己到中国居住的本心，就是要向中国人传递“欧洲崇高的道德理念”。尽管这毫无疑问还是带有“白人天职＂的优越感，但毕竟在当时来华英国人中是较少见的，31而他在信中所表现对鸦片贸易的强烈厌恶，拒绝为因义士翻译信件，就是因为鸦片贸易不单不

能展现崇高的道德理念，更让西方国家蒙羞。
32

值得注意的是：除负面地拒绝为“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服务外， 罗伯聃在信中更具体提出两个方法，可以在中国传递西方的道德理念，一是“在理智和公义的指引下行事”，二就是利用自己的专长－－中文能力，“把我们的作品翻译出来”。

三首先必须指出，罗伯聃这种希望“把我们的作品翻译出来”，从而向中国人传递西方崇高的道
德理念的野心似乎太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1834 年 2 月来华后才开始学习中文的罗伯聃，
要有效地把大量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肯定有相当的难度，更不要说他在写完这封给渣甸的信后
不久便马上被卷入中英的政治斗争中，在战事爆发后正式受聘为商务监督处译员，全情投入战争，
最后更获委为宁波首任领事，工作忙碌繁重，除官方外交文书如照会和条约外，没有余暇从事其他性质的翻译活动；而且，他后来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以 41 歳英年早逝。结果，罗伯聃全部在31

就笔者所见，鸦片战争以前来华英人中抱有相类目的来学习中文的只有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

1840）。他曾在一份写于西藏的日记中这样说：“要理解中国的道德观；中国的状况；人民真实的幸福情
况；他们的感情和意见；怎样影响生活；他们的文学、历史；稳定的原因，庞大人口的原因；它们的艺术和发明；中国有什么地方值得作为模仿的对象，又有什么是要避免的。＂Clements R. Markham (ed.),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Edited withNotes, an Introduction, and Lives of Mr. Bogle and Mr. Manning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9), p. 280.
关于万宁和中英关系，可参 Lawrence Wang-chi Wong, “We Are as Babies under Nurses”: Thomas
Manning (1772–1840)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Series 1, no. 1 (June 2017), pp. 85-136；王宏志：〈从西藏拉萨到《大英百科全书》：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与 18-19 世纪中英关系〉，《国际汉学》2018 年第 3 期（2018 年 9 月），
页 122-147；另外，一本全面研究万宁的专著见 Edward Weech, Chinese Dreams in Romantic England: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omas Mann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32

Thom to Jardine, Canton, 8 December 1838,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MS. JM/B, 544.

8

或問第 44 号（2023）

华的时间也只有八年，根本不可能译出很多“我们的作品”。最后，罗伯聃只能在中国老师的帮忙下完成翻译《伊索寓言》，也就是他毕生唯一的汉译西方文学作品。
我们不能排除罗伯聃在翻译《伊索寓言》时抱有传递西方崇高道德理念和价值的动机。他在33

1838 至 1839 年出版《伊索寓言》的第一个翻译版本《意拾秘传》， 除时间上与写给渣甸的信是
相若外，

34

更因为其内容被视为影射广州官员的一些劣行而在很短的时间里被禁——这是来自罗35

伯聃自己的说法：“一些官员看到自己的恶行被赤裸地暴露出来，十分愤怒，下令禁制。” 这对罗伯聃来说很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们再见不到他通过“把我们的作品翻译出来”，向中国人传达欧洲崇高价值观的尝试。他接着出版的《意拾喻言》虽然在选材上与《意拾秘传》完全相同，只是多收录了 5 则寓言，但关键是《意拾喻言》并不是为中国读者而编译的。
就如绝大部分外国作品中译一样，《意拾秘传》全书以中文写作，毫无疑问读者对像是中国人，
所以才能肩责起把欧洲崇高价值观传送给中国人的功能。但在一年多后出版的《意拾喻言》却很不
同，那是为西方读者而编写出版的，因此，《意拾喻言》与《意拾秘传》最大的差异在于它是双语的，甚至应该说是以英文为主。全书正文 104 页，每页分三列，汉英对照：汉语在中间，右面是官话和广东话的拼音文本，左面是英译，更同时提供直译与意译。罗伯聃在中文序言中说得很明白：“盖吾大英及诸外国，欲习汉文者，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即如先儒马礼逊所作《华英字典》，固属最要之书，然亦仅通字义而已；至于词章句读，并无可考之书。故凡文字到手，多属疑难，安可望其成文哉”，因此，他决定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汉译，目的是“俾学者预先知其情节，然后持此36细心玩索，渐次可通。”最后更说该书“诚为汉道之梯航也。” 由此可见，即使罗伯聃这部唯一
的中译作品，主要的功能是帮助西方人学习中文，而不是要让中国读者去体会西方崇高道德理念。
不过，这并不是说《意拾喻言》在改善中英关系上没有功能。罗伯聃认为，由于太少英国人学
37

会中文，以致两国的交往困难重重，而两国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语言。 《意拾喻言》有一篇英文
序言，非常重要。在序言里，罗伯聃先从马戛尔尼使团说起，慨叹英国人早在 1793 年已经没法找33《意拾秘传》今天已不容易见到，内田庆市将大英图书馆所藏《意拾秘传》影印收录在其有关《伊索寓言》中译的专著中，让我们可以得窥全貌。内田庆市（编著）：《漢譯イソツプ集》（大阪：コニウス，
2014 年）页 92-115。
34《意拾秘传》共出四卷，据考证，卷一：寓言 9 则，1838 年 6 月 10 日至 16 日之间出版；卷二：寓言

21 则，1838 年 7 月 15 日至 21 日之间出版；卷三：寓言 24 则，1838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之间出
版卷四：寓言 22 则，1839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2 日之间出版。参赵利峰：〈1840 年澳门版《意拾喻言》
成书与出版问题丛考〉，《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页 43-53。
35“Preface,”Esop’s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Learned Mun Mooy Seen-Shang, Compiled in their

Present Form (With A Free and A literal Translation) By His Pupil Sloth (Canton: The Canton Pres Office,1840), n. p.
36“Prefatory Discourse,”bid., p. 1.

37“Preface,” ibid., n.p.

9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到自己的翻译人员去协助使团跟中国皇帝有效沟通，但随后也没有设法改善，当欧洲其他国家如
法国早已设立中文教授之职，英国人在推动学习中文方面却远远落后。从英国多年来跟中国有庞
大的贸易业务看来，这很不合理。就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 1807 年来华的时
候，也只能庇荫在美国的旗帜下孤军作战，英国政府没有提供丝毫协助，直至他凭借自己的聪颖和
辛勤，独立完成大量的工作，留下英国以至其他国家感到骄傲的成果。罗伯聃认为，尽管随后有马
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郭实猎、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德庇时（1795-1890）等人的努力，汉语的奥秘已初步解38开，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他自己编译《意拾喻言》，并免费派发， 就是希望能在这方面作出贡
献。罗伯聃认为中英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是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是极其困难的语言。
因此，《意拾喻言》能够帮助英国人学习中文，便足以改善中英两国的关系。罗伯聃刻意地以非常
39

中国化的方式来作翻译。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38 年 11 月周年大会所提交的第四份年度报
告中，便说到这一版本的《伊索寓言》“穿上了中国的服饰，很受欢迎”，这就符合罗伯聃原来要让英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情况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意拾秘传》被禁后，罗伯聃改变翻译的目标和策略，不再希望通过中译西方作
品向中国人传达西方的道德理念，而是尝试协助中英两国人民相互认识，有效沟通，这成为罗伯聃最后两部译作的真正功能。
1843 年，罗伯聃在出任宁波领事前夕在广州出版的《华英通用杂话》（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上卷，便是一本教导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著作，被视为“罗伯聃送中国人最重要的礼物”。
40

罗伯聃在序中说：“余寓粤东多年，颇通汉语，然计汉人畅晓英语者，不过洋务中百十人而已，

此外南北各省竟无一人能略知者，未免有意难通，殊觉束手。”但在开放口岸后，商贸活动增加，为方便有效沟通，“余故选其贸易中必须之句，译出汉字英语”，“未尝不为贸易中之一大助”。
41

在这里，罗伯聃好像把重点放在商贸活动，跟政治交往以至文化交流没有关系，但其实他是用心38

费伊说《意拾谕言》是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委托（“commissioned”）编辑出版的。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p. 96。这似乎不正确，因为 1838 年 11 月 21 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举行的周年大会所提文的第四份年度报告中，说到《伊索寓》的最新中译本近刚出版，“穿上了中国的服饰，很受欢迎＂，在得到该书的持有人同意后，他们把
《意拾寓言》收在传播会的作品单下。可见《意拾谕言》的确是罗伯聃自己策划翻译和出版的。“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Read At a General Meeting, Nov.,
21, 18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 no. 8 (December 1838), p. 403.
39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Read out at a General

Meeting, Nov., 21, 183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 no. 8 (December 1838), p. 403.
40

朗宓榭：〈战争时期的忠诚——罗伯聃（1807-1846）的双重面具〉，收朗宓榭（著）、徐艳（编）：《朗

宓榭汉学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页 40。
41〈序〉，《华英通用杂话‧上卷》（广东：出版社缺，1843 年）
，无页码。

10

或問

第 44 号（2023）

良苦。以当时中国人的观念和习惯，除动之以利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愿意积极去学习英文。虽然《华英通用杂话》是罗伯聃自费出版，且免费赠送，但颇获好评。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便撰文推荐，认为罗伯聃这本书能够很有效地打开中国的大门，比军事力量更甚，因为它可以让中国人更好地知悉欧洲的思想和科学成就。儒莲指
出，长久以来，西方汉学家只会为欧洲人编写字典，但新口岸的开放带来新的需要，有必要为中国42

43

人提供学习英语的途径。 这就让罗伯聃“离开了西方汉学的‘单行道’”。 早于儒莲的文章，
44

香港方面对《华英通用杂话》已有推介， 而更值得强调的是璞鼎查曾经专诚向阿伯丁送呈罗伯聃
45

这小书两册，并报告说有数千本在中国全国流通，耆英（1787-1858）还把它到送到军机处去。 更难得的是，《华英通用杂话》其后续有刻印，有所谓“道光本”、“ 咸丰五年本”和“咸丰十年46本”，也给带到日本去，后来更有和刻本， 福泽谕吉（1835-1901）加入片假名注释，1860 年在47

日本出版《增订华英通语》，影响远及日本明治维新。 这样，罗伯聃原来希望中国人能学点英文，促进国际之间更好沟通的愿望，更远及日本了。
至于罗伯聃最后的一部作品《正音撮要上卷》，其实就是“译述”广东省南海县人高静亭的《正音撮要》，这原是为教导广东人学习官话的用书，在道光朝很流行。罗伯聃选录其中章节，翻译成48

英文，并附官话的拼音，在选材上虽与《华英通用杂话》有部分重迭的地方， 但默认读者对象不同，大体以西方（英国）人为主，让他们学习官话，引言也以英文写成，跟《华英通用杂话》的凡
例用中文不同。但整体而言，《正音撮要上卷》、《意拾喻言》及《华英通用杂话》的编译动机和

42

Journal des débats, 24 June 1844；英文全文翻译见于“Intercourse with China. Robert Thom, Esq.,”Glasgow Herald, 25 November 1844.
43

朗宓榭：〈战争时期的忠诚〉，页 40。

44

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2, no. 84 (26 October 1843), pp. 151-152.

45

Pottinger to Aberdeen, Government House, Victoria, Hongkong, 24 November 1843, FO 17/70, p. 282;

“Intercourse with China. Robert Thom, Esq.,” Glasgow Herald, 25 November 1844.
46罗伯聃：《汉英通用杂话上卷》（青井堂，万延元年九月）。参内田庆市：〈罗伯聃的对于汉语语言学贡献〉，《西士与近代中国》，页 8。
47

田野村忠温（著）、孙晓（译）：〈19 世纪中国有关英语的出版物对日本人英语学习的影响：概观与福泽谕吉《增订华英通语》的分析〉，李雪涛、沈国威（编）：《亚洲与世界》第 2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9），页 324-326。关于《华英通用杂话》，可参顾卫星：〈中国早期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各体英语”读本──《华英通用杂话‧上卷》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 40 卷 4 期（2007 年 8 月），
页 126-131；邹振环：〈19 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 年第 8 期（2006 年 8 月）
，页 92-99。
48《华英通用杂话‧上卷》的会话部分内容，来自高静亭《正音撮要》的“见面常谈”。参内田庆市：〈罗伯聃的对于汉语语言学贡献〉，页 30。

11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能让英国人学习中文，中国人学习英文，协助解决英国人与中国人的沟通
49

问题。

四
除通过翻译和出版作品来加强两国人民沟通，从而消除误解外，罗伯聃还执行他在写给渣甸
信中所提出的第二种方法：“在理智和公平的指引下行事”。
我们不能完全确定罗伯聃愿意陪同去缴交鸦片是出于他对鸦片贸易的深恶痛绝，是“在理智
和公平的指引下行事”的表现，但很明显，他在这事件中担当不比寻常的角色。1840 年 3 月 27 日，
50

义律向所有在华英商发出通告，要求将全部鸦片缴交出来，然后在 4 月 3 日下午 6 时由罗伯聃

51

陪同参逊去缴交。 由于缴出的鸦片数量庞大，卸运需时，过了十几天参逊还在报告说没有完成交52

卸的任务， 罗伯聃一直协助，并曾以中文写过一封信给林则徐，解释参逊并没有阻挠运送及呈缴
53

鸦片，

54

最后所有鸦片在 5 月 8 日完成呈缴。

这安排是让人感到奇怪的，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

督正式雇有两名译名马儒翰和郭实猎，但罗伯聃当时还没有加入英国政府，身份上仍属怡和公司
的职员，但缴交鸦片不单是非常严重的事，且也完全属于官方外交范围，因为义律在要求英商交出55

鸦片时，曾明确说是以英国政府名义接收的，并答应会作赔偿。 因此，义律安排罗伯聃去负责这
重大的外交任务，客观来说并不恰当，即使当时商务监督处真的翻译人手有限，必须借助外援，但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做法是交由费伦（Samuel Turner Fearon, 1818-1854）负责，他是广州总商会
56（Canto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全职译员，而总商会是全体在华外商的组织， 在缴交49关于罗伯聃所编译的《正音撮要》，现在见到有一篇硕士论文的研究：张天皓：《罗伯聃〈正音撮要〉

研究》（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9 年）。
50

Elliot, “Public Notice to British Subjects,” The Canton Press 4, no. 30; The Canton Register 12, no. 14, p.

70; John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nd Events in China (Canton: The Canton Register Press,
1839), pp. 55-56.
51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p. 73.

52

Ibid., pp. 82-83.

53〈英夷参逊禀遵谕接札由〉，《信及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 年），页 67-68。

54关于呈缴鸦片的过程，可参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67-171.
55

Elliot, “Public Notice to British Subjects,” The Canton Press 4, no. 30; The Canton Register 12, no. 14, p.

70;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pp. 55-56.
56

广州总商会正式成立于 1836 年 11 月 28 日，取替由律劳卑设立的广州英国商会，接纳其他国籍在华

商人，成立目的是要保障全体在华外国商人的贸易利益。但由于当时英商数目最大，主要操纵商会的还
是英国商人。有关广州总商会，可参“Canto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ts Regulations, with Brief
Remarks Respecting Its Origin, Object, and Labor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6, no. 1 (May 1837), pp. 4447; John M. Carroll, Canton Days: Life and Death in China (London: Rowan & Littlefield, 2020), pp. 171176.

12

第 44 号

或問（2023）

鸦片以至颠地是否应该入城会见中国官员的问题上，总商会都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正式投票议决57

事件，而其他外商都遵照执行， 那么，费伦应该更积极参与，但义律最后决定委派罗伯聃陪同参逊去缴交鸦片，当中的考虑是什么？现在所见的数据没见交代，但最少可以说明罗伯聃的中文和
翻译能力是得到当时在华英国人所认同，也得到英国官员高度的信任，而从罗伯聃的角度，这很可能是让他直接参与终止鸦片买卖的机会。
罗伯聃另一个值得稍作分析的活动是他正式当上英方译员参加战事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在厦门送交巴麦尊的宣战照会。在这次“白旗事件＂中，罗伯聃对于中国官兵在他已解释过白旗意义后仍向他射箭，且几乎被射中，感到很愤怒，因此，他认同“布隆特号”（the Blonde）鲍彻舰长（Captain Bourchier）向中国水师及炮台开火的决定。但通过他的详细描述，可以见到他怎样把中国官员跟中国人民区分的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以至官员，罗伯聃采取敌对的态度，但对于一般平民
58

百姓，他是宽容和友善的。 在负责以中文撰写的一份安民通告里，罗伯聃除详细解释英军开火是由于中方官兵以武力对待没有武装设备、高悬白旗的人员，英军不得不开火还击外，更作出这样的说明：我［鲍彻舰长］对于你们，中国大地上的平民百姓，我没有任何敌意。假如你们当中
任何人因为我方船只的炮火而受到伤害，我至诚地表示歉意。不过，你们应该明白这是来
自你们官员的错失，而不是因为我有任何不良的意图。如果我有剿杀你们的想法，一下子
杀戮成千上万又有什么困难？但我绝对不要这样做。你们亲眼目睹，我们的炮火只射向炮
59台和兵船。以此通告中国全体百姓。

如果说这份安民通告是来自鲍彻的指令，那么，罗伯聃在报告后面所分析这次事件的后果，便毫无疑问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想，这次在厦门出现的事件会产生几个严重的后果。平民们看到我们尝试和平地递
送信件，但却没有成功；也看到他们自己的官员和士兵怎样向完全没有武装的船员开火。
他们听到自己的官兵怎样大声叫喊，但在下一秒即在他们所鄙视的夷船前慌忙四散，只顾
保着自己的性命。平民们见到自己偌大的城市怎样任由外国人主宰，自己的军队没有半点
能力把他们赶走，但又见到得胜的外国人怎样放过这座城市，只针对那些凶残的、下令开60

火的统治者。

57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pp. 49-50.

58

这没有特别让人感到惊奇的地方，一直以来，不少西方人也把清政府满族统治者跟被统治的汉族人民分开，例如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成员就经常在回忆录里表达这种思想，即使马儒翰也曾经说过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并不坏。J. R. Morrison to M. R. Morrison, Canton, 23 November 1830, Wellcome Institute, MSS
5843, no. 16.
59“Hostilities with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9, no. 4, p. 227.

60

同上。朗宓榭在讨论罗伯聃有关白旗事件的报告时，把《中国丛报》编辑所写的一段话引录为罗伯聃的报告，从而证明“在他的报导里隐含着对当时政府的更强烈的批评，并真实地说出了英国商人的立场”。

13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一方面强调中国官员的无能和残暴，另一方面又表扬英国人对中国平民的友善。这大概就是罗伯聃面对残酷的战争时，尝试追求心理平𧗾的机制，他始终希望能对中国人表现英国人是“在理智和
公平的指引下行事”。
但当他真的目睹英军在战争中出现不公义的事件时，罗伯聃的态度又怎样？在现在所能见到为数不多的材料中，似乎罗伯聃是深深地不以为然的。他对于郭实猎在定海主持的临时政府很不
满意，在一封写给马地臣的信中，他这样说：我时常想，假如其中一名行商看到郭实猎怎样的坐在公堂上、他的南京人黑衣侍卫怎样的听他指令，一定会说些狐假虎威之类的话了──又或可以征引圣经的说法：‘我的家
61──你把它变成贼窝了’。在我看来，现时这种文官政府，只是完完全全的闹剧”。

在另外一封信给马地臣的信里，他也说到“很明显，舟山的中国人很不喜欢我们，不想与我们有任
62

何瓜葛，但同时，我们自己给与他们很多对我们反感的理由。”

看来罗伯聃对英国人在舟山的所

作所为很感不满，因为除私人信件外，罗伯聃更曾经公开发表文章，直接批评英军的恶行。在一篇
他在舟山所写的报导里，63

罗伯聃首先确认英国人尝试与舟山民众建立较良好的关系的尝试彻底

地失败，虽然他没有直接分析原因，却马上接着说：
但我遗憾地说：他们［舟山民众］已在上千的事件中承受了我们所施加的不公义。我们一方面不断发送公告，说尽甜言蜜语，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答应给与全面的保护，但另
一方面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人员却一直在迫害他们，强行抢走他们的禽畜牛羊，没有给与公64

平的代价，甚至完全不给任何代价。

〈战争时期的忠诚〉，页 38。但这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他所征引的一段文字见于该期《中国丛报》的第219-220 页，这是编者自己所写的，在后面才明确说下文征引罗伯聃的报告，而罗伯聃的报告见第 222
至 228 页。
61

Robert Thom to Matheson, 15 July 1840,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B7-9 Private, Chusan 1.

62

Robert Thom to Matheson, 20 August 1840, Jardine Matheson Archive, B2 6 Private, Chusan 5.

63

这封信最早见于《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来信没有署名，只说信件日期是 8 月 20 日。The

Canton Press 5, no. 52 (26 September 1840). 但在这之前，《广州纪事报》也提及一封来自舟山的信，同样没有署名，发信日期为 8 月 22 日。这封信在内容上与是《广州新闻报》的一封是接近的，也谈到英军强行购买以至抢掠供应品，但用的是转述的方式，不是直接刊登原信。The Canton Register 13, no. 38(22 September 1840), p. 199. 更多人征引的是《中国丛报》。“Journal of Occurrenc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9, no. 5 (September 1840), pp. 325-326. 同样地，
《中国丛报》上也没有注明信件作者是谁。
不过，由《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和卫三畏在 1851 年所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索引中，这封信加上〈来自攻䧟后舟山的一封信〉的标题，并注明作者是罗伯聃。“Letters from Chusan After its Capture, R.
THOM, Vol IX. 230, 232, 325,”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ith an Arranged List of the Articles (Canton: 1851), p. xxxv.
64

Ibid., p. 325.

14

第 44 号

或問（2023）

应该强调，在英国人公开的报导或回忆录中，直接谈及英军战争暴行的几乎绝无仅有，更不要说带
有批判的态度，由此可以见到罗伯聃独特的地方。
不过，罗伯聃最独特的地方见于前面提过《意拾喻言》的英文序言，其中一段文字非常重要，不单展示罗伯聃对未来中英关系的看法，更说明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罗伯聃指出，长久以来，英国人与中国的关系只限于贸易，但这马上要改变了，中英正面临危机，战鼓的声音已在远处响起，未来的结局谁也无法预料——前言下署日期是 1840 年 5 月 15 日，这时候英国远征军马上到达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东方和西方的碰撞”会带来震荡，带来重大的改变：从前，我们只把中国认定为半开化的国家，把粗布卖给他们，从他们那里买茶叶。今后，我们将知道他们是伟大和强盛的民族，构成全人类大家庭的三份之一，国家幅员差不
多占去半个广阔的亚洲，他们的文字和影响遍及远东很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提供无
限的商业活动空间和传教机遇，他们古老的法律和格言可以让圣贤深感兴趣，他们较轻松的文学作品可以娱乐和教育一般读者。尽管这民族在性格上缺乏冒险的能量——这是白种人专有的特质，但他们态度温驯、遵守法律、工作勤奋、孝顺父母、尊敬老人，足以成为65

欧洲大部分最先进国家耀眼的榜样。

在这里，尽管罗伯聃没有明确说出谁是战争的胜利者，但却预言英国人由此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英国人会认识到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当然，这预言没有成真，战后的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但这段文字的意义在于罗伯聃实际在告诉读者他自己当时对中国人的看法，他描绘的中国形象十分正面，中国人拥有很多优点，甚至可以作为欧洲人的榜样。这样的观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夕，当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对中国进行负面的评述以至攻击的时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

五我们还可以看看罗伯聃在宁波领事任内的情况。
罗伯聃是在 1843 年 12 月 19 日到任为英国驻宁波第一任领事的，至 1846 年 9 月 14 日去世，
66

全部任内时间不足 3 年。我们今天几乎没有看到多少有关罗伯聃在宁波的研究，

在这里，我们

只简略交代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事情。

65

Sloth, “Preface,” Esop’s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 n. p.

66

就笔者所见，中文学术著作只有王尔敏〈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一文中“宁波开关及其港埠地界”一节，稍触及罗伯聃宁波开埠之初的一些举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0 期
（1991 年 6 月）
，页 53-57，全文见 37-69；论文引录了一些英国外交部档案数据，但在转录手写文书方
面颇有出错，例如“Mr. Thom HBMs [Her Britannic Majesty’s] Officiating Consuls for Ningpo”错解读为“W. Thom H. B. W. Officiating Consul for Ningpo”。同上，页 54，注 1。英文方面，见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25；另外费正清的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在不同部分散见有关罗伯聃在宁波开埠初期
的一些讨论。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15宁波作为《南京条约》通商口岸是在 1844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埠的。就在这开埠的第一天，罗伯聃一口气颁送三份公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份：〈进入及居住宁波英国人必须遵守的规例〉（“Regulations To Be Observed By All British Subjects Residing At, Or Entering to Ningpo”），
共开列规例 8 条，可以说是对到宁波的英国人进行相当严厉的监管：
到达宁波后须向英国领事报告，并提供有关职业、住所及逗留时间的数据。
未征得领事批准，任何英国人不得进入宁波市三哩范围外的中国土地；获批准后仍须由领事所派遣向导同行。未取得领事同意而私自进入中国土地将受到严重的处罚。
英国人要进行射猎，不管是否在三哩范围内，必须取得领事批准。
英国人不得随意进入中国人住宅，对庙宇及墓穴不得有任何不敬行为，不要惹来中国人不满。
没有取得批准或邀请，不得进入任何官府办事处。
除取得领事及中国当地高级官员的批准外，任何英国人不得前往中国的城市、乡镇以
至村落。
在寜波居住的英国人，住址更改后须向领事处重新登记。
曾在宁波居住及与中国人有商贸活动的英国人，在离开宁波前必须在 48 小时前向领
67

事报备。

除限制英国人在中国境内走动，到达宁波后要充分报备抵埗、住宿及离开的信息外，最重要的规定
是不准随意进入中国人住宅的一条，其中对庙宇墓穴不得有不敬行为，不要惹来中国人不满，这是对中国人民权利和文化的尊重，当中没有半点战争胜利者跋扈自恣的态度，相反是要好好地管促
英国人，不要惹事生非，触怒中国人。此外，就是到来的船只也设规例约束，同一天颁布的〈往来宁波贸易英国船只必须遵守的规例〉（“Regulations To Be Observed By British Vessels Trading To
Or From Ningpo）甚至可以说更严苛。除必须填写表格，报备抵埗的信息外，更只能在指定地点停
泊及上落货物，船长要详细开列全体船员及货品的资料，并宣誓作实，上落装卸货物只能在每天上
午 8 时至下午 4 时进行，超出这时间会被视作走私活动，而船员也不可以随意登岸，规例甚至明确地说所有船长必须对其人员施以“额外严厉”的监控手段，任何船员在岸上造成什么破坏，船长68

首先会被追究责任。 客观来说，这不见得比“广州体制”的各种制夷规定宽松。罗伯聃就是要保
证在他主管地区内的英国人行为良好，不要对中国人有任何的冒犯。
不过，同时要指出的还有两点：一是这些监管措施部分在〈虎门条约〉中已有所规定，不能算
是罗伯聃自创的，但作为〈虎门条约〉的译者，他比其他人更熟悉其中的内容，且更愿意切实执行，这是值得肯定的；二是这些可以说是严苛的监管英国人措施其实并没有产生很大的作用，理由是在罗伯聃去世前，到来宁波的英国人和船只非常少。宁波开埠的第一年，只有三名英国人住在那

67

FO 228/31, pp. 450-452.

68“Regulations To Be Observed By British Vessels Trading To Or From Ningpo,”FO 228/31, pp. 452-456.

16

或問

第 44 号（2023）里，就是两年后也只有带同 3 名仆人的 8 名传教士以及由 2 名书记陪同的 3 名商人；就是直至罗
69

伯聃在 1846 年在宁波去世的时候，宁波也只不过有 15 名英国人住在那里。

但即便如此，罗伯

聃在开埠的第一天即颁布这些规例（当时谁也不能料到过来的英国人这么少），充分展现他要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对英国人作有效监督，达到跟中国人和平共处的良好意愿。
但另一方面，罗伯聃在宁波领事任内不足 3 年的日子里，曾做过一桩涉及一名中国人，颇为轰动的事：1844 年的“陆明事件”。限于篇幅，我们不在这里详细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简而言
之，宁波官员以汪洋大盗的罪名拘禁一名在鸦片战争期间曾在舟山协助罗伯聃办事的一名 26 岁中
国人陆明（又叫乐鹿鸣），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名曾为郭实猎辧事的人。不过，陆明实际上是由驻守
管理舟山的坎贝尔（Captain Campbell）应中国官员要求交送宁波的。陆明的父母找罗伯聃营救，罗伯聃与中国官员力争，甚至直接跑到衙门要求释放陆明，更借来一张担架床，在衙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指令下属把办公桌及床带到衙门，挂上英国国旗，在那里设置临时领事办公处。由于衙门前70

聚集大批来看热闹的民众，且对官员诸多批评，宁波官员最后被迫释放陆明。 罗伯聃这样的行径
被直属上司德庇时严厉批评，71

甚至外相阿伯丁（Lord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Gordon, 1784-

1860）也认为做法不妥，有失英国驻外领事的身份，指示德庇时对罗伯聃作谴责；但他也认同罗伯72

聃的动机是正确的，所以不作进一步处理。 我们知道，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凡中国人前
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
73

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而德庇时在汇报

阿伯丁时则援引〈虎门条约〉第九条款：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一经英官察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治；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察出，则华官当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
74

断无异言。

但在陆明事件中，坎贝尔并没有作出调查，便立刻把陆明交送中方，这点就是德庇时也认为很不妥
75

当，更明言这样将会让所有在英国人庇荫下的中国人失去安全感。 罗伯聃就指出，当陆明被捕的69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p. 332-333.

70

有关罗伯聃处理陆明事件的全部过程，参 Thom to Davis, British Consulate, Ningpo, 26 May 1844, FO

17/87, ff. 95-106; Davis to Aberdeen, Government House, Victoria, Hongkong, 7 June 1844, FO 17/87, ff. 9194。关于陆明个人以及他与罗伯聃的关系和工作，参 Robert Thom, “Brief Memorandum Regarding Luhming, or Lo-luh-ming,” FO 17/87, pp. 107-110.
71

Davis to Aberdeen, Government House, Victoria, Hongkong, 7 June 1844, FO 17/87, p. 91.

72

Aberdeen to Davis, Foreign Office, 5 October 1844, FO 288/36, pp. 412-413.

73“Treaty of Nanking,” FO 93/23/1B, p. 19.

74“Supplementary Treaty,” FO 93/24/2.

75

Davis to Aberdeen, Government House, Victoria, Hongkong, 7 June 1844, FO 17/87, pp. 91-92.

17

推動一種良好的感覚（王）消息传出后，宁波领事馆内一些中国籍员工，由于感到安全得不到保障，人心惶惶，也马上收拾行76

李准备离开。 因此，如果英方不好好保护曾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任由政府拘捕迫害，最后便不会再有中国人愿意跟英方合作。罗伯聃还报告说，当时不少围观的中国人都肯定他的做法，赞扬罗
77

伯聃没有在朋友危难时放弃。 罗伯聃指出，假如他没有这样用力营救陆明，“英国将失去其优越的特权，而我在宁波作公众人物的影响也会消失”，相反，在把陆明成功救出来后，“那些依附我
78

们的人得以恢复勇气和信心”，中国官员以后不会再迫害一些与英国人交往的人。 这事件充分反映罗伯聃非常重视与中国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和信任，且愿意采取激烈甚至不正规的手段应对。
对比之下，厦门领事索理汪（G. G. Sullivan）在 1851 年处理类似的事件，尝试营救一名在英国洋行服务、被中国官员误认身份拘捕的中国人，但因为不够积极，只在领事馆等候消息，结果那名年79

青人送回时早已在狱中被毒打致死。

罗伯聃宁波领事任内还有另一现象值得一书的，就是罗伯聃对走私鸦片的管制。我们见不到
任何正式的材料，说明罗伯聃采取什么措施禁止鸦片买卖，毕竟〈南京条约〉以至〈虎门条约〉都
没有提出怎样处理鸦片走私的问题。不过，罗伯聃在 1835 年 3 月曾处理过一宗美国船只以英国旗
80走私鸦片的案件，除取走英国旗外，罗伯聃并支持静海海关充公鸦片， 这显示罗伯聃对于禁制鸦
片走私的决心，而在向德庇时报告事件的时候，罗伯聃特别说明：在这事件前，所有领事馆成员从81

没有在宁波见过任何鸦片。 费正清也指出过，在 1846 年前，宁波出现的鸦片买卖的确是很少的：82

大概只有十分一的鸦片经舟山地区流入中国，但都只通过台州、温州等，不会从宁波进入。 上文看过罗伯聃对鸦片买卖活动深恶痛绝，认为会让英国蒙羞，竭力遏止鸦片的流入，也是罗伯聃推动
中英良好关系的其中一个举措吧。

六上文看过罗伯聃怎样尝试通过翻译和出版不同作品，推动及协助中英两国人民学习对方的语言，促进中英相互沟通和理解；此外，他又对英国人一些对待中国人民的行为经常流露不满，甚至作出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在理智和公平的指引下行事”，包括走私鸦片、在战争中的不公义行为等，这让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英人中一个特殊的个案，甚至得到中方官员的肯定和赞誉，林则徐两次上奏特别点出罗伯聃的名字，一说前来见面的“有通晓汉语之夷人担等四名”，又说

76Thom to Davis, British Consulate, Ningpo, 26 May 1844, FO 17/87, p. 96.

77

Ibid., p. 102.

78

Ibid., p. 103.

79

参 P. D. Coates, The China Consuls, pp. 24-25.

80

Thom to Davis, Ningpo, 5 April 1846,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 1842-1856 (London:

Harrison and Son, 1957), pp. 22-23.
81

Ibid., p. 23.

82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 333.

18

或問

第 44 号（2023）“该夷担等回禀之言，尚为恭顺”，并“当即赏给红绸二疋，黄酒二坛，着令开导众夷，速缴鸦片”，
83

看来林则徐对他的印象较深，据说还对他作过比较正面的评价：张喜日记说林则徐曾说“罗伯聃84还好”的话。 另外也有报导说伊里布曾当面夸赞罗伯聃，说他在镇海主持事务做得很出色，在中85

国享有良好的声誉。 与罗伯聃合作处理事务较多的耆英更说“其居心尚知持平，较马里逊之一味86狡诈者略有不同”。 在当时战火弥漫的日子里，英国人能够得到中方官员的肯定的，恐怕就只有罗伯聃一人。
但另一方面，罗伯聃这样批评英国政府和一些英国人的行径，不能说是背叛国家或对国家不忠诚，因为他实际上是希望英国能够对中国人民呈现高尚的一面，最终这是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
民有利，因此，这也应该是罗伯聃效忠祖国的表现。不能否认他始终尽心为英国政府服务，在战事
期间和谈判过程中积极守护以至争取英国人的利益，表现出他对自己国家的高度效忠。张喜的《抚夷日记》便把罗伯聃描绘成一个难于应付的谈判对手，双方多番争辩，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情况，
张喜曾将罗伯聃所写字帖“扯得粉碎，劈面掷去，连唾数口”，以致罗伯聃“面额发赤”、“面带87怒色”。 此外，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双方继续商议各口岸开埠的通商细则，具有丰富商务经验的罗伯聃所提出的关税，对英国人就极为有利，其他英国商人根本不敢这样提出来，就是出口税
也远较英国商人自己所提出的为低，以致璞鼎查也觉得有点过份，提出指示，如中国人稍有异议，88

可以酌情修改。

由此可见，罗伯聃也十分热切争取英方的利益的。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对罗伯聃作过这样总结性的评论：罗伯聃既不是纯粹的殖民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所持的应该是一种双重的忠诚：不只是因为他非常了解中国，不像大多数他的同乡那样常常对中89

国持有偏见，而且还因为他把知识付诸实践，并展现出自己的真诚爱慕和热情。

这观察是准确的。本来，在鸦片战争前后严峻而复杂的中英关系下，面对极其困难的环境、诸多的
限制，仍然愿意学习汉语的英国人，多少对中国文化也会有爱慕和尊重，但罗伯聃跟当时绝大部分
来华英国人很不同，他在热爱自己祖国，认定英国及欧洲文明优越之余，也同时对中国，尤其是中
国人民有崇高的尊重，认定中国也有很多值得西方国家学习的地方。他更愿意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汉语能力，编辑和自费出版书刊，便利两国人民学习对方的语言，希望能说明有效沟通，相互认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成就了罗伯聃作为近代中英交往史上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特殊个案。

83《林则徐等奏报英趸船呈缴鸦片情形折》，文庆、贾桢、宝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卷六，页 156。
84张喜：《抚夷日记》（北平：文殿阁书庄，1936 年），页 31。

85

David Thom, “Robert Thom,” p. x.

86《两江总督耆英等奏为遵旨查覆陈之骥等定能妥办宁波通商事务并沪穗收税情形片》，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7 册，页 388。
87张喜：《抚夷日记》，页 31—32。

88

Pottinger to Aberdeen, Macao, 11 March 1843;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118.

89

朗宓榭：
《战争时期的忠诚》，第 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