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53
No.22,（2012）pp.53-66“域”之跨越—以严复译介《原富》为例
刘瑾玉

摘要：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引起巨大的反响，并在后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在全世界超过 20 多个国家、语种中传播。该书从晚清引入
中国，在百余年的译介史中，各类复译、重译、节译、摘译本多达 28 种。本文以严译本《原富》译文、案语、英文底本及出版后的修订译文为研究对象，考察西方经济思想通过翻译从西方“异域”进入晚清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译域”旅程中的取舍、分途与变异。研究发现，严复对异质思想的接收与传播方式受其个人经验和中国史境的共同影响，译本《原富》不仅显示出译者严氏对斯密及其经济思想的了解与误识、主观上的诠释与评估，也体现严氏思想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严氏借助译文与案语，积极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对晚清知识界特别是经济思想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严复；《原富》；翻译

引言
一种理论或思想，借助“翻译”这个工具，完成在一定空间与时间面向的“域”之跨越，仿
佛具体的对象被带着跨越语言、文化、国族的疆界，又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另外一个语言、文化、国族当中。米勒（J. Hills Miller）1在研究“文学理论”从一种语言、文化脉络被译入到另一
种境域后发现，理论的某些成分得以保留，而其他部分可能转变，衍生新意。米勒所关注的现象不仅限于文学理论文本的翻译，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从出发地到异文化的“旅行”都存有上述类似的问题。作为外来思想大规模输入中国的唯一先例，六朝隋唐时期大量佛经的翻译已充分表明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在一系列选择、改编与冲突中，具有强烈中国色彩的佛经最终得以产生。然而，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失败，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
看来，是思维模式的差异阻碍了相互理解。著有《中国科学科技史》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关注科学在中国的“自主发展”，提出自利玛窦入华后，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不久就完全“融合”为“世界科学”2。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则认为西方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方式并非如此，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1

J. H. Miller，“Bordering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 EURAMERICA Vol. 21, No. 4 （December 1991）,

pp. 27-51.
2

J.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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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结果远比李约瑟所确信的更为复杂3。就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介来说，中国数学家采用高度选择性的方式融会欧氏几何，形成“中国式的理解”。由此可见，来到异处的“思想”或“理论”是“落地生根”还是“南橘北枳”，输入环节中的制约与接受模式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将晚清译场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拟定考察西方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译介史实：译入、汲取、反响和审思等一系列活动。具体来说，选取了这个翻译场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兼翻译家—严复和他的译著《原富》，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巨著 The Wealth of Nations（又《国富论》）。通过考察这样一个带有严氏“标签”的译案，探析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期，面对域外异质思想的进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思想中挣扎与平衡；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们如何择取、接受和批判西方学说与思想；翻译活动如何与思想启蒙、富国强民、民主自由与社
会发展之间产生关联。研究材料选取《原富》译文、案语以及严复在英文原著上的批注和出版后
的修订稿，具体分析西方经济思想通过翻译从西方“异域”进入晚清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译域”进程中的取舍、分途与变异。文章需要推进的思考在于：译文是否将斯密的思想表达清
楚？译文和案语中是否参杂译者的个人见解或思想？译者如何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寻找“思想根源”？“迁移的思想”或“翻译的思想”在行旅途中出现了哪些衍变？

一、《国富论》4在华的早期译介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柯卡尔迪（Kirkcaldy），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
《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 1776 年，是西方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1800 年前，《国富论》共重版十次，其中 1784 年的第二版有重大修改。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全世界有 20 多个国家、地区传译该书5。尽管是同一部著作，
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境遇也完全不同。
《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晚清末期。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不少西方传教士和国人由于认识到该书在西洋经济思想史上的理论分量和对实务性经济政策的分析，在一些编译或编著的经济常识汇辑中，偶有提及亚当·斯密和《国富论》。遗憾的是，早期零星、试探性的译介均极其简略，并未引起更多关注，更未能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
最早的全译本则是严复的《原富》（1901-1902）6。该书从晚清引入中国，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Techn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J. C.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Berlin-Heidelberg, 1997）.

4

本文不专指严复译本《原富》时，均采通用译名《国富论》。

5

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赖建诚对《国富论》在世界范围的翻译与传播做了穷尽式的调查。见：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

据美国学者任达讲，上海南洋公学于 1896 年初曾出版斯密的《国富论》，由时任《时务报》的日文翻译古城贞吉转译自日译本的《富国论》。笔者并未查到该汉译本。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1》，（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 128。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55

译介史中，各类复译、重译、节译、摘译本多达 28 种7。

二、译著动因严复为何选择翻译这部著作？西方经济著述颇丰，为何要考虑这部一百多年前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代表作呢？不少学者提出过一些解释，如：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严复对斯密及《国富论》
的崇拜、重农主义对严复的影响和“洋为中用”等8。
“冲击-回应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常常被视作严译的主要动因。史华兹认为需要谨慎看待这一观点。他指出这一视角的错误之处在于“把西方看作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数”，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毫无活力，只有在外部的刺激下
才具有回应的能力9。这样，“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张灏也认为，强调外部因素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10。此外，还有学者认
为，严复选择《国富论》而不选择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是因为专业所限、知识不足，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德国国民经济学派可供借鉴。不过，从《原富》的案语来看，严复对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与发展以及经济学常识在西方社会的普及等状况还是有所了解，而且可能通过英文经济学著述
了解到德国国民经济学派的概况。
严复的选择不仅有其“个人的体验”，同时受到“中国史境”总体文化的影响。就严复个人说
来，他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也包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向往。严复
选择这部著作，最大的契合点是看到《国富论》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对世界经济的繁荣所作
的贡献。
《国富论》不仅批驳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学派，还批驳了在这两种学派影响下，英国推行地妨碍经济自由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不过，该书仍然积极地吸收两派学说中的自由主义经济论点。严复对自由贸易政策的益处特别认可，加案语称赞道：农宗此论，其所明自由平通之义，不独能使工商之业自无而为有，自困而为亨也，且能持已倾者使不至于覆，保方衰者使无及于亡。呜呼！惟公乃有以存私，
惟义乃可以为利，事征之明，熟逾此者？11
另外，斯密该书也批判了在中国出现的类似经济现象。严复明确指出，该书“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
国旧日之所用之典章，多所篆引，足资考镜”。在给张元济的信中，严复屡次提到《原富》的翻译价值和对国民的影响：

7据笔者统计，截至 2012 年 5 月，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出版《国富论》各类译本合计 28 个。

8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9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叶美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 1-4。

10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前言》，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页 176-177。
11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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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
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徵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
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
故复当日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12显而易见，严复眼中，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只是一种普通的经济理论，更是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借以振兴的宝典。严复曾说，虽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说比亚当斯密的学说
在理论上更完善，但他不选择这类著作进行翻译，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因为《原富》中所讲的一些理论，最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是因为斯密所批判、所反对的弊政，正是当时清朝“言财政者所同然”13。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经世思想的“回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有抑商和政府统制经济的传统。王尔敏曾说“中国自汉以来之重农抑商政治传统，与贱工轻商之社会风气，历二千余年之传
承，以至十九世纪，实为不争之事实，共喻之常识。
”14一些经典和史籍一再强调“重农抑商”原则，农业不仅持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惟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惟一合适的基础15。最近的研究则揭
示，自中世纪（14 世纪）以来，中国就逐渐意识到商人和商业的重要性，这一趋势在 19 世纪前期达到顶峰16。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回潮，以一种重新发挥作用的理想出现，社会经济现状开始影响人们的观念，而非以往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桐城阳湖学派鼓励创造词句，强调个人的主
动性以及放任主义的自由贸易17。受这一学派影响，严复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格外关注。

三、《原富》刊行与修订
《原富》的翻译过程和刊行情况，个别学者做了早期的挖掘和整理18，使得这部译作的身世部
分展现出来。严译《原富》最早由南洋公学译书院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1901 年）出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 年）正式出版全套《原富》四册。大约在 1904-1908 年期间，严复曾对《原富》
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包括《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发凡》以及部甲前八篇，约占全书十分

12

写于光绪廿五年（一八九九）八月二十日，参见：严复（著）
，王栻编，
《严复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13

亚当·斯密：《原富·译事例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期(台北，1976 年)，页 235。另载王尔

敏：《中国近代思想史》，（台北：华世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刘学照在其《论洋务思潮》（载《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中也持同样的观点。
15

M. C.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New York:Atheneum, 1966）pp.148-149.
16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页 97。

17

李满红：
《银线》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 186-237。

18

刘重焘：<严复翻译《原富》之经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1985），页 94-96。皮后锋：<《原富》的翻译与传播——兼与赖建诚教授商榷>，《汉学研究》第 18 期（2000），页 309-330。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57之一，现由其亲属收藏19。严复是否将《原富》全书校改完毕，尚无确定信息，校改过的部分内容已散落异处。目前《原富》的通行本中并没有吸收严复的修改。
严复一向对所译西书的英文版选取非常认真。此次《原富》依据的英文底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负责学术专著的 Clarendon 分社出版发行，罗哲斯教授（James Edwin Therold Rogers，
1823-1890）编订的第二版（1880 年）。由于罗氏本人是经济学家，又曾著书立说，编著的英文版
中有大量脚注，不但汇集了他本人对斯密经济学观点的点评，还收录了许多其他经济学家论说。
严复本人在《原富·译序》中也特别对这一版本加以说明：《原富》本文排本已多，此译所用，乃鄂斯福国学颁行新本，罗哲斯所斠阅者。罗亦计
学家，著《英伦麦价考》，号翔赡，多发前人所未发者，其于是书，多所注释匡订，今录其善者附译之，以为后案。不佞间亦杂取他家之说，参合己见，以相发明。温故知新，取与好学
深思者，备扬榷讨论之资云尔。20借助这个版本，读者不但可以通读斯密原著，并且可以参照脚注，了解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
对斯密思想的批评、补充、解释等内容。严复的翻译受益于罗哲斯的编注，不过也产生了案语中
观点来源的纷争。

四、《原富》之译文诠释
本文所取语料为《原富》前六篇，英文为 20,464 词，译文正文约 18,300 字，案语 19 条，约
3500 字。笔者把这部分译文与斯密原文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原著与《原富》译文比较（部甲篇一～篇六）21
篇目

篇一

篇二

篇三

篇四

篇五

篇六

增译

3

2

0

1

10

11

略（概）译

2

0

0

0

1

2

改译

3

0

0

1

1

2

缺（漏、减）译

3

0

0

0

1

3

误译

0

0

0

0

1

1

错译

0

0

0

0

2

1

类别

可以看到，严译变动之处以增译为主，兼有少量的错漏，译文谨慎细密，基本忠实原文。下
文以斯密原著、严译本、杨敬年译本比较为主22，并结合新材料严译本修改稿（前六篇）
、英文底

19

严扬：<新发现得严复增删《原富》未完稿>，《中国文化》第 15-16 期（1997），页 359-364。

20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译事例言”，页 13。

21

译本以《原富》（1981 年）版为准，不涉及未发行的修改稿。表中数字为出现的次数。

22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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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者罗哲斯的注释和严复在英文底本的手批，综合分析三个话题：计学、分工和价值论。试图
考察：严复如何翻译经济学概念？译文中增、改、删、误、错译等现象，显示出严氏对斯密及其经济思想的哪些了解与误识？严复的案语体现了严复怎样的经济思想，哪些是严复自己的思想，哪些是罗哲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思想？

4.1 译名的处理：“计学”的“名”与“实”
术语的翻译涉及观念、概念的移译，往往成为异质文化接触与冲突过程中最先遇到、也最为复杂的问题。在宗教文献的翻译中，概念的转换相当困难，外来的佛教词汇与本土术语、文体、
基本概念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23。自然科学文本中，似乎不甚尖锐，但是误解的危险、与传统意义的纠缠是无法排除在外24。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同时也是大量新观念、新思维的引介过程。一个新观念能否做到“名”与“实”相符，正如严复所说“一名之立，旬日踯躅”，经历兴起、创造、流通和改造的复杂过程。在 1903 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严复就词语“名义”的翻译问题给出制定的准则与流程：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然二者均须一律。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
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
……
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
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25
严复的基本主张是把“名义”分为“译”与“不译”两种方法，大体与我们现今所指的“意译”与“音译”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格外强调译名的“一律”与统一，专门编纂译名对
照表、《新学名义表》和《人、地专有名表》等书籍，可见其对翻译活动规范性的认识。不过，此处严复并没有具体提出“译”的方法。
在《原富》的迻译过程中，所涉经济学术语较多，这里主要讨论“Economy” 26一词译名的商23

许理和（荷）：《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5）。
24

安国风（荷）：《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页 7。
25

严复（著）王栻编：《严复集》全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127-128。

26“经济”一词的研究，可另参见：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1998），

页 59-71。方维规：<“经济”一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2003），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59酌。早在严复着手翻译该书之前，日本明治元年 (1868)，神田孝平在《西洋经济学》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而“经济”二字取自中文。“经”、“济”二字在中国古籍中最早见于《周易》。“经济”二字连用，最早隋人王通的《中说·礼乐》“经济之道”，原意为“经世济民”，但都是用作政治词汇。相当于现代“经济”涵义的用法有周官八政的“食货为先”（“食”
指粮食，“货”指物品与货币金融）、《尚书·洪范》的“食、货”，《荀子》的“富国”和《史记》的“货殖”等。最先把经济与富国相连的是宋李靓所说的“经济之士，先必富其国”，但仍然用作政治词汇。在《原富》出版以前，严复俨然已经知道日译词“经济”，当时“富国策”、“理财学”、“经济学”等各种译法相持不下。
在这样的情形下，严复为什么要自创译名？是为了以汉语的词语来抵制日语外来词的流入吗？
我们拟从《原富》中摘取部分案语来分析译名“计学”。严复在《译事例言》开篇提出“计学”
的涵义：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
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
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27
严复从“Economoy”希腊词源入手，“οικονομία”为“家政术”或“计”，“οικος”为“家庭”
或“家”的意思，“νομος”是“方法”、“习惯”或“治”的意思。他认为，中国早期译为“理财”，而日本译为“经济”，这样的翻译与“economy”一词的“名”与“实”不符，原因在于译为“经济”，则“既嫌太廓”，采用“理财”又“为过狭”，因此，他最后决定的译名并非通用名，而
自定为“计学”。严复在《原富》另一段案语中详细解释采用“计学”而非“理财”的原因：
至译此为计学，而不曰理财者，亦自有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
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28
严氏译为“计学”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认为这两个译名的选择，体现为汉语中“学”与“术”
29

内涵的差异性；其二，计学中包含“生财”、“分财”、“用财”等理论，单一译为“理财”则无法页 178-188。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页 170-175。
27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 347。

28

同注释 27。

29《穆勒名学》翻译于 1900-1902 之间，严复关于“学”与“术”的观点可能受其影响。为何将“Logic”

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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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丰富的语义；其三，按照斯密的观点，“计学”讲求“足民食”与“富国用”，而理财多偏向
于国家，并“不关在民”，不能包含国、民俱富强的意思。另外，严复挖掘中国古代经济史中所用
各类名衔，如“计相”、“上计”和“计事”等词语搭配，来证实“计学”一译名并非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严氏分析模式与论说方法与现今“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的论述方
式颇为相似，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关注历史的“现在”风貌与“现在”意涵，
肯定过去与现在的“共联关系”（community）。
中国古代经济专有名词往往有其特殊之意，这类名词在通常的字典中难以觅得，又与西方经济学差异显著，在翻译中既不能“借用”现有词汇，又需要贴近原词的内涵。严复依古尊今，译
名选择的背后都裹挟了一定的“感情色彩”与“隐含动机”，即是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连续性。
严复大量的使用古语，拒绝采用当时晚清出版物中已经引入的新词。他用“母财”来翻译“capital”，
而不是重返的外来词“资本”（shihon）。他还把“bank”翻译成“钞店”、“钞商”，或者“版克”（音译），取代当时已经流行的“银行”（ginkō）。严复对外来概念的“移入”、“互译”是借助 “思想根源”与“概念工具”两种方法30。这种对“思想根源”的依赖与寻求，是早期译者翻译外来文本
常采取的方法。这时期的译者源于在自身语言文化范畴中难以找到确切表达客体文化词语，常求
助于主体文化体系中内涵相似的语汇来表达异质概念。这种翻译方法虽然在当时缓解了译入的压力，但是造成大量概念置换混乱，“名实不符”、甚至错误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制约
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与接受31。
西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语言传达是最基本的手段，也处于整个传播系统中核心层面。在严译词与日译词的抗衡中，大量日译词以具有现代性的“他者”身份登上中国民族话语的舞台。面对这样强势的译词及其背后的政治推力，严译词迅速落伍与过时。从这一点上说，严复对译介工具选择的不得当，是《原富》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4.2 斯密的“分工”与严复的“增、改、换”译法
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当英国资本主义成长，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之际，迫切要
求扩大商品生产以增加利润。作为产业阶级的代言人，斯密自然把自己注意的中心放在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上，以揭示那些促进或障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和因素为己任。斯密认为分工足以促进劳动生产力率的发展，促进财富的增殖。因此，他在《国富论》第一篇研究的中心问题便是分工，并分析了作为分工的前提和后果的交换、货币和交换价值以及产品的分配问题。开篇第一句，斯译为“名学”，严复加大段案语，论述“学”与“术”之差异。参见：约翰·穆勒：《穆勒名学》，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149-164。

31

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柳父章、福泽谕吉曾著文探讨日本近代西学输入的译词问题。见：Indra Levy,

Translation in Modern Japa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封建”一词的讨论，见冯天瑜，（2010）《“封建”考论》（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61

密即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与分工的关系：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 or applied, 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32
案：天下之常言曰：民生在勤。然则，力作者将斯人所定于天之分而无可逃者欤？虽然，均
力作矣，其得效则此多而彼少，其致力则此益疾益巧。而彼常拙常迟，其故果安在也？曰：其事首判于功之分不分。33
这段英文可简单明了地表达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运作或应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34严复采用增译法，译文开首添加一个转折问句，引发读者的兴趣：“天下之常言曰：民生在勤。然则，力作者将斯人所定于天之分而无可逃者欤？”显然，斯密的这段文字并无此语此意。原文中，因为确实存在其他促使劳
动生产力提高的因素，斯密采用了较为缓和的表达法“seem to”，“似乎是”或“几乎”。但是，严
复在译文中改译为设问句，一问一答（“其故果安在也？曰：其事首判于功之分不分。
”），非但没有一丝疑虑，更进一步加重原文的语气。这样的处理方法表明严复对英国生产中的分工协作非常赞赏，承认分工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另外，译文中“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judgment”处理为“此多而彼少”、“益疾益巧”与“常拙常迟”，其中“多”与“少”、“疾”与“迟”、“巧”与“拙”词义对立，虽然与原文语序不够贴近，但是语言简练，含义通达，充分表达出由
于分工不同而导致三方面的显著差异。严复的增译、改译为原文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减少了语
言与文化的障碍，易于读者理解译作的内容。
如何分工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呢？斯密认为小作坊易见成果，而大工厂则相对较难：In those great manufactures, on the contrary, which are destined to supply the great wants of the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every different branch of the work employs so great a number of workmen,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collect them all into the same workhouse. We can seldom see more, at one
time, than those employed in one single branch. Though in such manufactures, therefore, the work
may really be divided into a much greater number of parts, than in those of a more trifling nature, thedivision is not near so obvious, and has accordingly been much less observed. 35
严译：至于大制造则不然，其所仰给者非一廛之肆能所办也。往往取轮于甲，求舆于乙，衡轸盖橑，各异其地，攟而聚之，而后成车，其功之分，难以见也。故欲明分功之有益力作，

3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Edwin Cannan （New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4）, pp.3.
33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页 5。

34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 3-4。

35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Edwin Cannan （New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4）, pp.4。另，文中所引段落文字的下划线均为笔者另加。

或問

62

第 22 号（2012）

则莫若明以小工作之业。36
杨译：反之，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不同的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
工人，不可能将他们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工场内。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能够看到的，只是在一个
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虽然在这种制造业中，比起那些微小的制造业，工作实际上
分成了更多的部门，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而较少被人注意到。37严复采用加例、补释的方法重新“创作”了译文。严氏以中国古代作坊制造马车的生产流程
和分工协作为例，补充说明了斯密所讲西方大制造业的操作特点。对于刚刚接触西方经济学观点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变通”与“改良”不失为达到译介、传播思想的好方法。同时，例子的选
取与语言表达体现出严氏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精准把握，又能兼顾客方读者的社会、历史场景和理
解能力，以通俗的“归化之例”协助读者理解原文。严氏的增、改译远比杨氏亦步亦趋（“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能够看到的，只是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的翻译通达得多。
不过，关于大制造业的生产分工，严复并不赞同斯密的观点。在案语中，他批驳道：案：斯密氏成书于乾隆四十年，去今百余岁矣，故其所言多与西国今日之情形异。今日之大制造，多萃于一厂一肆之中。盖铁轨既通，会合綦易，而一以省中侩之费，二以交相保险，而受利不畸重轻，此虽大制造所以不散处也。38严氏能够洞悉分工背后的原因吗？在参阅严译《原富》使用的英文底本时，我们发现编者罗
哲斯对斯密上述观点同样持有异议39。他认为现今大生产厂与斯密时代有很大不同，分工合作生产
快速成为主流模式。原因在于：一是这种生产方式逐步取消中间商环节；二是通过合理配置，可以规避经济风险。由此可以推断，严氏此处的案语吸取了罗哲斯的观点，并补充著作与译本的时间差向中国读者加以补充，另外还提出交通便利也是其原因之一。
《原富》出版后数年，严复大概考虑到译作中存在一些缺陷，于是开始着手修订。可惜他只完成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发凡、部甲的前六篇40。上文提到的案语，严复也加以删减：严复曰：斯密氏成书于乾隆四十年，去今百余岁矣，故其所言多与西国今日之情形异。今日

36

同 33。

37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页 4。

38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页 5。

39

This statement has long ceased to be true of the great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in this country. There is a

growing tendency towards aggregating the various contributors to a joint product under one roof. The motives
which lead to this appear to be twofold. 1.Such a system tends to eliminate intermediary agents. 2.It tends toobviate the risk of losing profit in any one of the co-operative employments, by distributing risk and profit over
the whole operation.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James E. Thorold Rogers（Oxford: Clarendon Press，1880），pp.30.
40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严复修改的篇七、篇八，但仅限于个别字、词的调换，没有增删译文或案语。皮后锋整理了这部分的修改内容，见皮后锋<《原富》的翻译与传播——兼与赖建诚教授商榷>，《汉学研究》第 18 期（2000），页 309-330。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63

之大制造，多萃于一厂一肆之中。盖铁轨既通，会合綦易，不必若前之各异其地矣。
删改后的案语只保留严复自己的观点，明确标明案语的出处（“严复曰”）。笔者统计甲部六篇
中的案语性质和来源，得到如下结果：
表 2 《原富》中严复案语性质分类比较（部甲篇一～篇六）41
篇一赞成并补充斯密经济观点2，

反驳斯密观点并提出己见

1，2

篇二

观点来自严复

3

7
4

1，2
1

篇四

篇五

篇六
16

中西经济现象互为对比观点来自罗哲斯或其他学者

篇三

3

4

8，9，12，13，
14，15

5，6

10，11

6，7

11，12，15

5，6，7

11，12，13，14，
15

17，19
18，19

16，17

如表中所示，三分之一的案语参考了英文底本的注释。此次修订，严复新增二十七条案语，分别注明所引来源，如“严复曰”、“罗哲斯曰”或“维克非曰”等。可以看出，严复的确有意对《原富》进行细致的修改，增添更多案语，使之成为一部内容丰富、体例规范的经济学译著。

4.3 “价值论”与“删、漏、误、错”译法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斯密也承认，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在进行交换时，并未遵循任何准确的尺度，而是通过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议价，做出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
In exchanging indeed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for one another, someallowance is commonly made for both. It is adjusted, however, not by any accurate measure, but by
the higgling and bargaining of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at sort of the rough equality which, though
not exact, is sufficient for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of common life. 42
严译：【a】事故物之相易也，其值其价皆取定于两家当市之评。【b】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
甲入之，商榷抑扬，至于各得分愿而后止。夫如是者谓之市价，市价必不皆真值也，而交易
常法必待是而后行。43

41

赖建诚把《原富》内 310 条译案语分别依篇别和案语的性质列表统计，共分为 7 类，但并未比照原英文底本，案语的来源难以确切考证。本文分类项目与赖文有所区别，供读者互为参照。参见：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页 69-72。表 1 内的数字是这
六篇内 19 条案语的序号。
4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James E.Thorold

Rogers（Oxford: Clarendon Press，1880），pp.3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Edwin Cannan（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1994）, pp. 34-35.
43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 24。

或問64

第 22 号（2012）

杨译：诚然，在不同种类的劳动的不同产品互相交换时，普通也对艰难或智巧作出相当的认可。可是，这不是用任何精确的尺度来调节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根据足以使普通生活的日常业务得以进行的大致的而不是精确的平等。44
从译文【a】可见，严复认为不仅生产物的价格还有价值，而且都是在交换过程中由市场议价来决定。【b】处增译“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商榷抑扬，至于各得分愿而后止”,详细
描写了日常买卖交易中双方讨价还价的场面。严氏对译文改动较大，与原文两处不符，似乎不甚赞同斯密的价值论，倒是对市场决定价值与价格颇为认可。
那么，严氏是错误地理解斯密“价值”（real price）和“价格”（nominal price）理论？还是受
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供求关系呢？亦或是受到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启发？严氏本人
对这一部分的讨论颇为重视，不仅把重点部分用蓝色铅笔划出，还在原著页边空白处，用铅笔、红色墨水笔写下许多的心得。此外，这段译文结尾，另附有二百余字的案语。现统一整理如下，
以便我们从中“窥探”出些端倪。首先来看严复在英文底本上的三处批注：表 3 严复有关“价值论”批注
序号
1
2
3

部甲 篇五 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
Here Smith seems to have touched the real ground on【a】 the theory of value: Viz, that it isadjusted by demand and supply. 45
Here again Smith alludes to 【a】the true theory: demand and supply determines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labour or other material commodities.46
In a word, 【a】the theory is wr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hence renders his
example of explanation abortive. 47

在这份宝贵的严复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复曾三次提到“真理”，即是价值的真理。他认为价值，无论是劳动还是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劳动不能成为最终决定价值的标准，必然还有其他决定因素。简而言之，严复不但认为斯密“此说自始自终皆误”，而且就斯密的举例，都认为是“由此自废其释例”。
在《原富》案语中，严复明确批评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屋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亩之地，处僻邑边鄙，价数金而莫售，及在都会之中，虽万金而争买，此岂有功力之异耶？一树之果，向阳者以甘44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 43。

4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James E. Thorold

Rogers（Oxford: Clarendon Press，1880），pp.32.
46

同注释 44，页 34。

47

同注释 44，见页底用红色墨水笔标注。针对注释 2 中的内容。

“域”之跨越―以厳復訳介『原富』為例（劉）65大而得善价，背日者以小酢而人弃之，此岂又有功力之异耶？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
待之数也。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后之计学家，皆不由斯
密氏物有真值之说也。48
由这段案语可以看出，严复的批驳是有问题的。严复虽然承认“财之所生，皆缘民力”49，但他所说的“力”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价值无关50。严氏不承认商品有内在价值，认为
商品的价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来看，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看不见摸不
着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51。商品价格反映价值，但又随供求关系而变动，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商品并且具有价格。当时的中国包括严复在内根本无法了解这些思想，也就难以理解劳动价值论。价格和价值的不一致，使严复感到劳动价值论说不通，因而只用供求关系来解
释商品的价格52。
追溯严复“价值论”的思想来源，大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供求价值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论。《管子·国蓄》：“夫物多则残，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这观点一直还
延续到近代，也成为严复经济思想的核心。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甚至用来批判重农主义。第二，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针对这个提法，罗哲斯特意
加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罗氏认为，劳动是构成价值的部分因素，而不是唯一原因，劳动不能成
为衡量尺度，因而斯密的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可以推测，严复从这大篇幅的注释中获得不少启发。
在未完成的修改稿中，严复把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全部删去。篇五论述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不同点，进而论及货币制度。从案语中看，严复反对斯密的价值论，又对谈论币制时斯密多例举英制，颇有微词。此番修改，故将全篇舍去。

五、结语
晚清翻译史中严译《原富》个案如一面多棱之镜折射出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历史氛围下，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经济的变化。正是这些多样、复杂的面向促成了
一个译本的生成。以译本为核心，串联起诸多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既有译者和翻译过程在时序
上的先后承继，还有显现或隐藏在译本字里行间，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息息相关的重要问
题的沿革与变迁。严复融译、释、评、写于一体的译述策略不仅代表了严复努力使自己的翻译作
品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理解，也展现了他作为中、西文化中介者与协调者之角色，同时也是晚

48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 24-25。

49

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 847。

50

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 《经济研究》第 7 期（1980），页 71-75。

5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7 页。转引自：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经济研究》第 7 期（1980），页 73。
52

同注释 51。

66

或問

第 22 号（2012）

清不对等的知识与权力关系下，弱势依借翻译来再现强者思想而采取的衍变手段。严复通过翻译活动确实起到传播西方思想的作用。但是，在译本生成过程中，由于受译者本人学识、经历、观
念和时代语境与史境的影响，输入的思想和表达形式受到再次选择和转变。从“概念”的翻译到“思想”传达的变化，反映出东方固有文明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传播的制约与抵抗。因而，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涌入的“译介之思想或理论”给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发展带来许多危害与隐忧。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翻译学博士生·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