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 WAKUMON 95
No.22,（2012）pp.95-101

曲尽人去音犹在
—《源氏物语》与《金瓶梅》的儒佛思想比较研究徐 丽[内容摘要] 《源氏物语》是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历史
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二者皆以家庭生活描写为中心，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生活，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影响。这两部书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佛思想的影响，书中都表现了浓郁的因果报应等宗教意识和传统伦理观念，但由于创作主旨的不同，这两本书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 儒家，佛教，伦理观念，因果报应，比较文学《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期紫式部于十一世纪初创作的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古典小说，开创了日本物语文学的先河，在日本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它以平安时期的藤原道长执政下的上层贵族生活为背景，通过源氏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故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贵族骄奢淫乐的生活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金瓶梅》是明朝万历年间托名为兰陵笑笑生创作的一部长篇
章回小说，虽部分人物情节取材于《水浒传》，表面上描绘北宋末年的史实，实际却真实地反映了有明一代的历史。作品以山东清河县带有浓厚市民色彩的恶霸豪绅西门庆的发迹以至败落为中心，生动的展示了明末市民经济的崛起以及中上层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是中国小说
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纪元，比《红楼梦》问世还
早 200 年。
《源氏物语》自上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便被冠以“日本的《红楼梦》”的标签，而《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中也被烙上“中国的《源氏物语》”的印记。历来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也大都以《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做比较研究，或分析人物形象，或比较艺术特色，成果较为
丰硕，而很少有人对《源氏物语》和《金瓶梅》做比较研究。其实，无论在艺术构思还是传统思想倾向的反映上，《源氏物语》和《金瓶梅》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一、在艺术结构上，《源氏物语》和《金瓶梅》都以人物出家作为结构线索组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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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号（2012）《源氏物语》全书 54 回，近百万余言。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达 70余年，涉及到桐壶、朱雀、冷泉三代天皇，出场人物达 400 余人，内容丰富，头绪繁杂。作者在组织材料时，在结构上以源氏的盛衰荣辱为主线展开对社会生活的真切描绘，展现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和评价。
全书以源氏去世为界分为两个部分，
前 44 回写源氏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在政治斗争和复杂的情感纠结中遁世出家，悄无声息地死于嵯峨山中；后 10 回写源氏之子薰
君与宇治山庄女子的风流韵事，最后以浮舟落发为尼结束全篇。
《金瓶梅》虽然部分情节取材于《水浒传》，但是在结构的安排上与《水浒传》迥乎不同。
《水浒传》以招安为分界，前部分写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因为“官逼明反”先后走上梁山泊，
齐会聚义厅，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故事达到高潮。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招安后，受高俅等的陷害、最终走向衰亡。它主要反映了北宋末年奸贼当道，民不聊生的现实，赞颂了武松、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揭竿而起的英雄行为，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招安”，是属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性的创作。
《金瓶梅》只是以梁山起义为背景，着力描绘的是一幅幅世俗生活的图景。
《金瓶梅》以武松误杀他人而被充军为前提，给西门庆等人物的塑造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西门庆原本一个破落户，小说从他通过钱权交易一步步发迹写起，迎娶潘金莲，巴结蔡太师，混到了理刑副千户的位子，过着骄奢淫欲的生活，最终纵欲亡身（前 79 回）。
后 21 回写西门庆去世后家族内部的纷争以及帮闲的势利，最后以普静和尚剃度西门庆之子孝哥儿出家为结局，反映了大厦倾颓、树倒猢狲散的世态炎凉。
这两部小说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为界结构全篇，同时也都没有以主要人物离世结束故事。
虽然小说时间跨度达几十年，事件繁杂，人物众多，但由于巧妙地安排情节，所以人物形象
更加鲜明，布局紧凑，脉络分明，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物语文学的兴起与繁荣应该说和《源氏物语》有直接的关系，后来的物语文学都深受其影响。
《金瓶梅》
开创了中国长篇世情小说的先河，通过家庭生活的描写反映社会的人情百态乃至世事兴衰的
写法，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主流。这种写作手法对后世的《醒世姻缘传》有很大的影响。清代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的结构上也以主要人物林黛玉的去世为界，高鹗续写部分以宝玉出家为结局，以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一个时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在情节安排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即使清代的戏曲《桃花扇》也大体遵循这种思想，比如书中明确表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

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不同时代的人物思想言行，在《源氏物语》和《金瓶梅》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以及日本、朝鲜等国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儒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的加工改造，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越来越背离原
始儒家的道义，成为一种为强制遵循的繁琐礼仪，越来越具有世俗宗教的性质。在这两部书
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人物对权力的无限尊崇和强烈的入世思想。

曲尽人去音猶在（徐）97《金瓶梅》所表现的是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现实，书中假托宋朝写到“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
”（第 30 回）社会腐败，官场贪腐横生，儒家的忠孝礼仪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这些人心中荡然无存，在广大的市民阶层乃至官僚眼中无非是“酒色财气” 几个字，整个社会无礼义廉耻可言，可谓是物欲横流。西门庆本是清河县一个开生药铺的破落户财主，靠“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发迹的浮浪子弟。清河县地处齐鲁之境，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左右着这里人们的行为处事。西门庆自幼失去父母，混迹于社会，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儒家教育。他弃正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于不顾，以巧取豪夺发迹，整日过着淫欲无度、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是他仍旧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羁绊，主要表现为对
家庭、权势的态度上。在家庭观念上主要是对待贞节的观念和对子嗣的重男轻女的心态。西门庆一生中就是追逐金钱、女色的一生，他通过种种卑鄙手段把凡是入他眼的女人千方百计
弄到手，来满足他的淫欲。书中记述西门庆娶到家做妻妾的女人有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
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收用的婢女有庞春梅等,霸占的家人仆妇有宋惠连、王六儿等人，连孩子的乳母也不放过,和众多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有染,还和“世代簪璎,先朝将相”
的王照宣府的遗孀林太太私通，书中有名有姓者达 20 余人。自己时常眠花宿柳、偷香窃玉，
淫欲无度，但是他对家里的女人们却看管甚严，不允许有丝毫的背叛行为。潘金莲是一个久
惯风月的女人，嫁了西门庆后仍和女婿陈经济、仆人琴童私通。西门庆得知后，“兜脸一个耳刮子，把妇人打了一交，又教训道：‘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关了门户，不许你胡思乱想。’”（第 11 回）即使在临终时，他仍然不忘吩咐吴月娘恪守妇道，“我死后，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处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话。三贤九烈要贞
心，一妻四妾携带者住，彼此光辉光辉，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闭。”吴月娘也表现的极为顺从和配合，“多谢儿夫，遗后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辈，三从四德，平生做事不模糊，守节肯把夫名污。”作品中人物的结局处理也反映了作者对传统的道德持赞赏态度，
恪守妇道的吴月娘得以七十多岁高龄而寿终，淫乱无度的潘金莲最后落得个血染朴刀、身首异处的惨烈下场。
对子嗣的问题上，西门庆也是承袭了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他和陈氏所生之女大姐已长大成人，并且和陈经济成婚。但西门庆认为女儿不能承嗣家业，等到李瓶儿生了儿子官哥儿后，西门庆喜不自禁，摆酒庆贺，指望将来能够继承家业，出人头地。在得知儿子被潘金莲所养雪狮子狗吓昏，怒从心上起，走向潘金莲房中，不由分说，提溜着登时摔死于地。对
儿子的夭折，西门庆还是以隆重的礼节安葬于先头陈氏娘子的怀中，抱孙葬了。女婿陈经济
虽然帮着照看生意，而他从来也没有寄予振兴家业的厚望，全书几乎没有多少的笔墨对大姐
的认真描写交代，人物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后来的孝哥儿也没有使家业中兴，最后吴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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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以玳安为子嗣承受家业，西门家最终也是虚空一场。西门庆的儿子名官儿不仅没有为官，反而在不到两岁而早夭。名孝哥儿虽长成人需要尽孝时却不得在生母面前尽孝，以出家为归宿，这对西门庆来说是个极大的讽刺。
长久以来的官僚体制也深深的刺激了西门庆的自卑的心态。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儒家的发源地影响根深蒂固，西门庆也不能例外。西门庆对权势的追逐一刻也没停息，他虽然
有了万贯家私，但他深知自己出身的低下，要想在社会上能受人尊重，必须走仕途的道路。
凭着财富和计谋，他给素不相识的蔡太师送生辰纲而意外受到提携，做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实现了地位的提升。出身、学识、阅历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西门庆在与官僚阶层的交往
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一种无形的蔑视，在权势心态上西门庆既是自信的，同时也深感自卑。他对儿子官哥所言“儿,你长大来,还挣个天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57 回）道出了他对于仕途的向往，以及对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诉求。他儿子
取名“官哥”、“孝哥”，也说明了对于世俗富贵的追求和父慈子孝的认同。李瓶儿去世后，西门庆请人题名旌，要写“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表面上是对死者的一种荣耀，其实西门庆是借此抬高自己身价。因为在明代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的妻子或母亲才诏封恭人，而西门庆的官秩不过从五品，李瓶儿又不是正室，用“恭人”称呼在礼制上属于憯越。西门庆敢于冒大不敬的罪名来抬高自己身价的行为，表明了他内心极度的自卑。
据史料记载，早在三世纪，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等就传入日本。后来大化革新，日本政府不仅完全复制隋唐的典章制度文化，也接受中国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受“上下尊卑”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源氏物语》中所表现的人物的出身与地位有极为森严的等级秩序。源氏
本是桐壶天皇和更衣所生之子，其出身有皇室的血统，美貌绝伦,人称“光华公子”， “照这位公子的相貌来看,应该当一国之主,登至尊之位”。又才华出众,“七岁上开始读书,聪明颖悟,绝世无双”,“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多才多艺,如果一
一列举起来,简直如同说谎,教人不敢相信”。可是他母亲出身微贱, 家族寒微，又没有高贵的外戚作后援，并且不是长子，即便深得天皇的喜爱也无能为力、困难重重。因为在那个时代废长立幼，为世所不容，最终他不但没有被立为太子，反被降为大臣。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源氏在政治中也是起起伏伏，就连他的婚姻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朱雀天皇在源氏四十岁得势之时，将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连政敌右大臣发现源氏和自己的女儿胧月
夜恋爱，也打算将她许配给源氏，目的是想分化源氏一派的势力。地方贵族明石道人和常陆介，一个为了求得富贵，强迫自己的女儿嫁给源氏，一个为了混上高官，将自己的女儿许给
了左近少将，而左近少将要了他的女儿，则是为了利用常陆介的财力。在那个社会里，“结婚
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 婚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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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观念上，《源氏物语》中人物的命运安排表现了贵贱尊卑的伦理道德。比如天皇的妃子分为女御、更衣、尚侍、典侍、掌侍、命妇等级别，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因出身地位的悬
殊，前途命运已经确定，这和中国帝王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制” 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同为天
皇的子女，他们在宫中的地位也是有很大的悬殊，源氏就是因为他母亲更衣的身份所以前期一直仕途不顺。即使不满命运的不公想去抗争也是徒劳。源氏虽然年轻好色，如同西门庆一
般凡是遇到中意的女人，必千方百计弄到手中，但是对于他和藤壶妃子的不伦恋情却时常陷于道德的自责之中，说明在平安时期封建制度刚建立不久，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物的言行还有很强的约束作用。

三、佛教思想贯穿两部书始终，特别是因果报应和天道轮回思想，也体现了作者劝善惩
恶的良苦用心。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历代的尊佛、灭佛斗争中，佛教渐渐地走上了自我调整适应的道路。禅宗的兴起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诉求。而佛教从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后和本土的神道教结合完成了佛教的日本化。日本平安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劳动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处境悲惨，中下层贵族处境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因此人们都有一种生死无常、性命短促的感慨。
《源氏物语》中佛教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因果报应和天道轮回上。
“建立在神不灭论基础上的因果报应理论，是紫式
部佛教思想的重心，因此，追求超脱果报轮回的西方极乐世界，成为紫式部笔下人物信仰佛教的巨大动力。”[2]佛教认为凡事都有因果，世人行善者，必得好报；作恶者，必受恶报。
“业”
是造作的意思，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
“报”即果报、报应。《涅槃经 》讲：“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
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 ”《涅集经》也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在没有得到“解脱”之前，都要在三世中生死流转，永无终期，而且人们的贫富贵贱、吉凶寿夭也都植根于此。
《源氏物语》中的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带有因果报应的烙印，所有的事件无不染上因果报应的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在遇到不顺心或痛苦的事情时，也往往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苦难，把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归结为因果的报应。比如，第 15 回写末摘花在源氏自贬须磨后，因为
失去了经济上的来源，“年月渐久，生涯便潦倒了，”侍女感叹道，“前世不修今世苦”。第 16
回写空蝉在丈夫伊豫介去世后，自己孤苦伶仃，处境凄凉时，也认为 “我因前世作孽，今世做了寡妇”，是报应的结果。明石道人家后代稀少，是因为其先祖父“行事舛误，应得报应，故子孙不能繁昌，”其后代(明石皇后)的发迹，是因为“道人多年来勤修佛道的善报”。主要人物源氏的生活轨迹也处处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源氏由于恋母情结，偷偷地爱上了和生
母长相相似的藤壶皇后，而藤壶皇后又是其父亲桐壶天皇的妃子。后来，藤壶皇后生下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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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帝。这种不伦之恋，常常使源氏非常自责，心理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因此他很早有皈依佛门的想法。他常去拜访僧人，听他们讲佛法。在第 5 回写到，“僧都为公子讲述人世无常之理，以及来世果报之本。源氏公子想起自己所犯种种罪过，不胜恐惧。觉得心中充塞了卑鄙无聊之事，此生将永远为此而忧愁苦恨，何况来世，不知将受何等残酷的果报!想到这里，他也欲模仿这僧都入山修行了。
”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年轻时做的荒淫无耻的事情最后又一件件在他身上发生后，进一步想到了因果报应，一切善恶皆有业报。第 36 回“想是前生注定要诞生这个人(熏君)，所以发生那件意外的事吧。命运真是无可逃避的啊?”最后，他皈依佛门，在孤独寂静中死去。另一个人物浮舟因受不了爱情的折磨，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毅然出家，隐遁在深山之中，过着孤寂无依的日子。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互补，形成了广为世人接受的世俗宗教，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宿命无常的思想影响深远。
《金瓶梅》中有关佛教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比起《源氏物语》中的宗教描写更具有劝善惩恶的色彩。
“《金瓶梅》的善恶报应主要体现在人的寿夭祸福的命运上,而不在贫富上。
”[3]《金瓶梅词话序》写到，“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合于天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
”在全书结束时作者又引诗为证，“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奸。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叹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鲜明的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全书对人物命运结局的安排上，都是围绕着因果报应而写的。
西门庆因为骄奢淫乐，欺男霸女，作恶多端，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全不把因果放在眼中，结
果因淫欲而亡身，就连两个儿子，官哥儿早夭，孝哥儿出家，落得个绝后的下场。这个结果在封建社会里是对恶人最为严厉的惩罚。陈经济、潘金莲、庞春梅也因淫欲而遭杀身之祸。
而吴月娘因为一生乐善好施，待人宽容，最后年七十而终。而《源氏物语》虽然在人物的安排上也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源氏等人物的结局虽说有些凄凉的色彩，但没有一个像西门庆等这样可悲的下场。
“作者通过鬼神灵应的手法,以示神道昭昭,佛法无边,报应不爽,增强了作品惩戒的效果。
”[4]《金瓶梅》全书对从事佛教活动的和尚尼姑，基本上是持批判鄙视态度的。在明代由于
社会生产的发展，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也繁荣起来，当时占据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仍是宋明理学，但是人们越来越倾向追求金钱、地位，享受世俗生活，佛教也由禁俗绝俗向
世俗化演变。
“其一表现在佛僧道士们本身难耐禁俗绝俗的煎熬。二是佛道僧道士们主要不再从事念经宣教活动，而把精力放在了为世俗生活和个人情欲行为的服务上。三是连尼姑去西门庆家说佛、唱佛的内容也是多是世俗化的故事。
”[5]如小说第 8 回写替武大郎烧灵的和尚都
是“色中饿鬼”，“只专在这色欲上留心”，群体偷窥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听了个不亦乐乎，
后来连做法事都忘了，丑态百出。从西域来的胡僧不是宣扬佛法，教人戒贪戒淫，而是把“房术的药儿”交给西门庆，最后西门庆因为过量服用这胡药纵欲亡身。其他的如薛姑子、王姑曲尽人去音猶在（徐）101

子等僧尼、牙婆或者行脚僧、募化僧等也都是贪财好利、招摇撞骗之徒，完全是市井小人的嘴脸，作者对僧尼完全背离佛教道义专门从事世俗活动的做法事是持鄙夷和排斥态度的。而
在《源氏物语》中，虽有因果报应思想的流露，也有对和尚从事宣扬佛法活动的描写，但紫式部基本上对他们是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六世纪中期佛教由中国、朝鲜传入，和日本原有的神道教融合，成为稳定人心、稳固政权的思想支柱。后在平安时代,新的宗教势力开始摈弃世俗化的奈良佛教，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以镇护国家、祈求个人幸福为
宗旨，佛教进入了一个全盛的上升时期，在贵族阶层影响很大，所以反映在作品中的僧尼人
众基本上是正面形象的。

四、余论。
《源氏物语》和《金瓶梅》这两部奇书是中日文学、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两颗璀璨的明珠，作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纯熟的表现手法和冷静客观的写实手法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虽然这两部书成书时间相差600 年，但是由于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和佛教的出世入世、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的影响，它们在结构特色、语言风格、人物塑造方面都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点，也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部书表现的儒佛思想的初步探讨，力求更好地解读这两部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作者寄意于世俗、劝善惩恶的良苦用心。

本文所引用《源氏物语》《金瓶梅》中的文字出自
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 《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参考文献：[1]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2]钟旭 从《源氏物语》看紫式部的宗教观（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3]孔繁华 《金瓶梅》与宗教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1期[4]刘孝严 《金瓶梅》天命鬼魂、轮回报应观念与儒佛道思想（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6 期[5]王启忠 《金瓶梅》对宗教的排斥（J），南京社会科学，1993 年第 3 期或問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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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

北京外国語大学 海外漢学センター
関西大学 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澳門基金会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S. W. Williams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H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and the firstuniversity professor of sinology in US. He is also an eye-witness to the opening of Japan and a
promoter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Japan. He worked in Canton, Macau, Beijing and Japan for 43years, and was one of the initiators of American rational diplomacy during the Tongzhi andGuangxu reign periods. In memory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we cordially invite your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hich aims to re-examine the life and work ofS. W. William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US in the modern era.
Themes1.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U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2.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pan and Ryukyu

3.

Early American Sinology and Japanology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etc.)

4.

The Status of Macao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sia and US in the 19th Century

5.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utual Learning and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ScheduleArrival: Dec. 14, 2012 (Friday)
Meeting: Dec 15–16, 2012 (Saturday and Sunday)
Sightseeing: Dec 17 (Monday)
Departure: Dec 18, 2012 (Tuesday)
Plac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語大学）